桂陵、马陵之战（孙膑奇谋决断）

桂陵、马陵之战简介

桂陵、马陵之战：《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以孙膑、庞涓之间的恩怨为线索，讲述了孙膑如何用计打败庞涓，使齐国取得桂陵、马陵两场战役胜利的历史故事。但对桂陵、马陵两场战役的描述有不少雷同的记载，庞涓真的会蠢到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吗？根据考古发现，借助《竹书纪年》和《清华简》等第一手史料，融入军事地理学知识，还原了真实的桂陵、马陵之战。

桂陵、马陵之战过程分析——

秦魏争霸、魏师伐赵

对古代军事爱好者来说，“围魏救赵”、“以逸待劳”、“孙庞斗智”可谓耳熟能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以孙膑、庞涓之间的恩怨为线索，讲述了孙膑如何用计打败对手庞涓，使齐国取得桂陵、马陵两场战役胜利的历史故事。孙庞斗智的故事也多次被拍成影视作品。从早年的香港电影《马陵道》，到《东周列国·战国篇》、《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以及电影《战国》，这些影视作品都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战国时期，这两个军事家之间的恩怨情仇。

从战国史的角度来说，桂陵、马陵之战确实改变了历史。原本称雄一时的魏国因此消沉下去，而《孙膑兵法》以及《孙子兵法》由此名扬天下。人们曾经一度怀疑《孙子兵法》就是《孙膑兵法》。直到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汉简被发现，才初步解决了这个疑惑。不过，《史记》对桂陵、马陵之战的描述过于简单，很难想象作为兵法家的孙膑，两次使用相似的计谋，居然都让庞涓乖乖地落入了圈套，这让人觉得庞涓太过愚蠢，也变相降低了孙膑胜利的“含金量”。因此，笔者尝试根据现有资料，结合战国时期的政治局势，重现桂陵、马陵之战的真实面貌。

经过春秋时代的拼杀和兼并，原本数以百计的诸侯国，除了秦、燕、赵、韩、楚、魏、齐七雄继续争霸外，还有宋、卫、鲁、邹（邾）、滕、中山、越、东周、西周等国继续顽强地生存着。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借着击败齐国之功，同时晋级称侯。魏国最强，有时自称晋国；赵侯都城邯郸，亦称邯郸侯；韩国灭郑国后迁于郑都，亦称郑侯。而齐国的权臣陈氏（田氏）家族也废除了最后一任姜姓齐侯，号称陈侯。宋国迫于局势压力，不敢称宋公，只能自称宋侯。其他诸侯国，除了楚国、越国早已称王，秦国、邹国、东周、西周称公之外，多数自称为侯，亦可泛称为君。为了能近似地还原历史场景，笔者对战国时期天子诸侯的称呼不使用惯用的谥号，而是采用他们生前的称呼模式，例如周显王称周王扃。第一次提到他们称呼的时候，笔者会在括号中注明他们的谥号或习惯称呼。

三家刚刚分晋时，尚且能做到同心协力。但随着时代的推移，老一代三晋诸侯去世，新一代三晋诸侯之间的矛盾日渐加深。魏侯罃（梁惠成王，即魏惠王）继位之初，其弟弟公仲缓勾结郑侯若（韩懿侯）与邯郸侯种（赵成侯）对魏侯罃进行围攻。由于郑侯与邯郸侯对如何瓜分魏国产生分歧，郑侯提前撤军，使得魏侯罃得到喘息，反败为胜。自此，魏侯罃与邯郸侯种结下仇怨，为后来的魏军兵围邯郸城埋下伏笔。

另一方面，秦国自秦公连（一名师隰，即秦献公）那一代开始得到了周天子的青睐。虽然当时周天子的权威比春秋时期更加衰微，但靠着代理人西周君大搞阴谋诡计和刺客暗杀，倒也还能勉强维持。不过，赵韩两国介入了西周君继承人夺位之争，导致西周国又分裂出个东周国，使得周天子处境更加艰难。大概是为了摆脱这样的窘境，周天子开始讨好倚仗西周王朝故地崛起的秦国，借以抵挡三晋日益高涨的霸权。

◎孙膑兵法

◎魏国第一代君主魏文侯

公元前364年，秦将章蟜在石门（今山西省运城市西南）大败三晋，周王扃（周显王）居然赐给秦公连黼黻之服以示嘉奖，秦公连则借此称伯，沿袭春秋时期称霸的思维。秦公连及其继任秦公渠梁（秦孝公）在周天子的鼓励下，不断对三晋用兵。

在秦军的攻势之下，三晋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破裂。魏侯罃为摆脱被动局面，开始了一系列战略调整。他首先用武力方式逼迫赵、韩与自己进行领土互换。在这一过程中，魏国依然遭受到秦国的攻击。公元前362年，少梁一战，魏将公孙痤被秦军俘虏。公孙痤是何许人也，历来有些争议。有人认为他就是魏国相邦公叔痤，《史记·赵世家》甚至将公孙痤称为太子痤，未知孰是，总而言之是魏国的一位高级将领被俘，魏侯罃不得不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

魏相公叔痤也恰好于此时病逝，其身边的中庶子公孙鞅（卫鞅、商鞅）逃亡至秦国。公孙鞅成功投靠了新继位的秦公渠梁，将魏国成熟的法度带到秦国展开变法，终成魏国大患。当然，魏侯罃不可能预料到公孙鞅的逃亡，将对魏国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他所考虑的问题，主要是魏国都城安邑距离少梁（今陕西省渭南市韩城市）太近。仅仅与赵韩进行领土互换，魏国仍不足以摆脱秦军的威胁，只有迁都大梁才能缓解压力。魏国迁都大梁的时间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总的来说，魏国迁都发生在公元前361年前后。因为首先要对大梁周边的水利设施进行修整，还要营造城池，至少要花去几年的时间。待到一切准备就绪，魏侯罃方可正式迁都。此后，魏国亦称为梁国，魏侯罃可称为梁侯罃。

在进行迁都和换地的同时，梁侯罃还派遣大将龙贾在秦军容易侵扰之处修建长城，抵御秦军的入侵。秦国也在这期间进行内部社会改革，暂缓了对三晋的攻击。这样就给了梁侯罃几年缓冲的时间。梁侯罃松了一口气之余，个人的政治野心也开始得到舒张。他摆出霸主的姿态，于公元前356年召见韩、鲁、卫、宋四国君主举行酒宴，以彰显自己的权威。

◎战国青铜剑

◎战国戈

◎魏国长城

此时，韩国君主郑侯武（郑昭僖侯，即韩昭侯），在申不害的辅佐下改善了韩国的内政，在外交上追随魏国。鲁国君主为鲁侯奋（鲁恭侯，即鲁恭公），他在史料中留下的言论不多，却体现了一种不合时宜的高贵情结。比如，他曾在酒宴时暗讽梁侯罃骄奢淫逸。甚至有一种传说，鲁侯奋的这种高贵情结，是导致魏国围困邯郸城的诱因。这个传说的细节，后面会提到。卫国君主为卫侯遫（卫成侯），宋国君主为宋侯辟兵（又名璧兵，即宋桓侯、宋辟公）。他们都已被下属架空，在大国纷争中左右摇摆，并无主见。

与此同时，梁侯罃的死对头邯郸侯种也开始活跃起来。《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国与齐、宋两国君主会见于平陆（今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宋国倒是两头都不敢得罪，既接受魏国的召见，又参加赵国的会谈。而此时齐国的君主已经是陈侯因齐（齐威王），他站在赵国一边，使得魏国的霸业多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另外，赵国还单独约见了燕国的君主。《史记·赵世家》上说两君会见于“阿”，即赵国境内的西阿城（今山西省临汾市浮山县）。《竹书纪年》是这样记载的：“邯郸成侯会燕成侯于安邑。”燕成侯在《史记》中记其谥号为燕文公，未知孰是。不过，赵、燕两国的君主建立的是反魏国同盟，不可能跑到魏国旧都去会谈，所以“安邑”为“阿邑”之误。

总之，梁侯罃在召见过四国诸侯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号召力实在有限。鲁、卫、宋是没有影响力的小国不说，鲁国还要看楚国的脸色行事；宋国首鼠两端，并无忠心可言；而卫国已经被赵国盯上，随时可能发生战事；唯有韩国能够坚定不移地追随自己。在这样的局面下，梁侯罃只能先稳住秦国，再做打算。于是在公元前355年，梁侯罃一面与秦公渠梁在杜平（今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举行会谈，一面令龙贾在阳池（今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原武镇）继续修建长城防范秦军。

这一时期，宋国又生变乱。司城皇喜（字子罕，宋戴公之子皇父充石之后，亦称戴氏）垄断宋国的军政大权。太宰戴驩对此极为不满，便鼓动宋侯辟兵向皇喜要权，于是皇喜大开杀戒，杀害宋侯辟兵，自立为君。《史记》称其为“剔成肝”，大概是“司城罕”的讹写。为了保持君主称呼格式的统一性，笔者以下拟称其为宋侯喜。而戴驩也是个精明人，有史料显示，他躲避了宋侯喜的毒手，逃亡齐国。宋国这次政变，并没有对宋国社会造成根本性的影响。本来宋国的内政外交就是由宋侯喜一手安排的，以后该是怎样还是怎样。当然，这次政变还是引来了魏国的小规模干涉。宋国之前曾经从韩国手中夺取黄池（今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就是当年吴王夫差与晋定公黄池约会之地。魏国意图把黄池夺回，不料宋人抵抗甚烈，未能得手。魏国之所以未能坚持与宋人为敌，也是由于另一威胁悄然而至——魏秦杜平之会不但没有实现魏秦和解，反而激发了秦国对魏国新一轮的进攻。

◎战国武士复原图（出自《中国古代军容服饰》）皮甲胄采用湖北随县出土实物，袍服参照河南洛阳金村战国银人像，臂甲采用云南剑川出土实物，靴根据辽宁沈阳郑家洼子出土实物复原，带扣与带扣系法根据王仁湘先生绘制的复原图，剑的佩法根据《考古》1985年第1期《玉具剑与璏式佩剑法》一文设计。

公元前354年，秦军在元里（今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南）打败魏军，兵指少梁，拉开了中原大混战的序幕。秦将公孙壮乘胜东进，对韩国境内的焦城（今河南尉氏县西北）展开围攻，却未能取得进展。从这一局势来看，是魏国与韩国联手，将秦军拖住，使其无法进一步深入。于是，秦将公孙壮便改变策略，在焦城的外围上枳、安陵（今河南省鄢陵县北）、山氏（今河南省新郑市东北）筑城，为下一次进攻做长期准备。

邯郸侯种也在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当他看到秦国与韩魏出现对峙局面时，便认为攻取卫国的好时机来了，于是即刻发兵攻取了卫国的富丘、漆（均在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一带）等地，并修筑城池，意图攻灭卫国都城濮阳。邯郸侯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更加残酷的战争即将到来。

本来魏国在这一年的敌人是秦国。不过在韩国的配合下，魏国基本拖住了秦军凌厉的攻势。而赵国对卫国的攻击，触动了梁侯罃敏感的神经。梁侯罃认为，只有彻底征服赵国，才能使三晋的力量再次统一，然后才能无所畏惧地与秦国对峙，同时扩大魏国在中原的影响力。不过，当时局势已经很混乱，如果魏国向赵国发起进攻，就不得不考虑齐国和楚国可能会出兵干涉。

◎战国马车

这时候的楚国在做什么呢？现存史料并没有记载此年楚国具体的军事动向。不过《庄子》和《淮南子》中都记载了一句俗语：“鲁酒薄而邯郸围。”鲁国产的酒薄而无味，与邯郸被围之间存在什么关联？传统存在两种不太一样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说：“楚宣王朝诸侯，鲁恭公后到而酒薄，宣王怒。恭公曰：我，周公之后，勋在王室，送酒已失礼，方责其薄，毋乃太甚。遂不辞而还，宣王乃发兵与齐攻鲁。梁惠王常欲击赵而畏楚，楚以鲁为事，故梁得围邯郸。”

第二种解释则说：“楚会诸侯，鲁赵俱献酒于楚王，鲁酒薄而赵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于赵，赵不与，吏怒，乃以赵厚酒易鲁薄酒，奏之。楚王以赵酒薄，故围邯郸。”

纵观战国史，楚国从来没有围困过邯郸，而鲁国后来倒是被楚国所灭。楚国对鲁国的威胁远甚于齐国，使得齐国都不敢轻易染指。因此，第一种解释更符合历史事实。楚国一直是大国，召见鲁国这样的小国君主也并非不可能。从我们前面提到的鲁侯奋当年暗讽梁侯罃的言论来看，他从个人感情上既不会屈服于魏国，也不会屈服于楚国。因此，鲁侯奋对楚国表示出一种不恭顺的姿态，是完全符合他性格的。更关键的是，鲁侯奋在这一年死去，恐怕与楚国的进攻不无关系。他死后谥号为“恭”，可谓极大的讽刺。

楚国出兵伐鲁，降低了偷袭大梁的可能性。不过考虑到楚国可能随时改变主意，梁侯罃觉得有必要派人对楚国的决策层进行战略干扰。于是，他派出手中的秘密武器——江乙回归楚国。江乙又写作江尹，看起来不像人名而像是楚国的官名，本名和家族背景无从考察。《列女传》上说江乙原本是楚国的郢大夫，由于楚王宫中发生失窃案被牵连，受到令尹昭奚恤的处罚，罢官回家，靠母亲帮忙说服楚王，重新获得重用。不过，《列女传》是西汉刘向所编，故事未必可信。从“江尹”的角度分析，江在春秋时期是独立的国家，后为楚国所灭，变为楚县，江尹大概原来就担任过江县的县尹。而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称昭奚恤为“工君（江君）”，看来昭奚恤与江乙原本可能存在上下级关系，过去结了私怨。如今在梁侯罃的支持下，江乙高调回到楚国，担负着一项政治任务——想方设法阻止楚国救赵。当然江乙并不是以魏国的使臣身份出使楚国，直接游说楚王良夫（楚宣王），而是作为衣锦还乡的名人回楚国继续做官，借助自身的人气和社会舆论影响楚国的外交政策。这种模式在战国时代十分普遍，后来的苏秦也是按照相似的路数活动。江乙首先凭借自己的巧舌如簧，得到楚王良夫的信任，经常成为楚王和贵族们的座上宾。江乙本人与昭奚恤之间存在私人恩怨，自然把策略的重点放在反复抹黑昭奚恤上。江乙用“狐假虎威”寓言故事离间楚王良夫与昭奚恤之间的关系，并借机向楚王推举一些没有什么能力的贵族。楚王用人要经过令尹的同意，昭奚恤若是反对，等于是连同被推荐的贵族一同得罪。通过这些活动，江乙给昭奚恤招揽了一群反对势力。昭奚恤在内政的掣肘干扰下，对外策略上采取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这样就给魏国攻击赵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国马车

◎战国早期狩猎纹壶

◎淳于髡

对楚国的各种策略已经初见成效，只要拖住齐国，魏国便可对赵国展开全力攻击。于是，魏国对齐国也采取了类似的上层干扰手法。梁侯罃派人贿赂齐国著名的滑稽大师淳于髡，希望淳于髡能通过自己的关系，阻止齐国干涉魏国的行动。不过，齐国很快就知道了淳于髡接受贿赂之事，淳于髡却狡辩道：“如果齐国真要讨伐魏国，那么就算魏国派人把我刺杀了，齐君又能有什么好处？如果齐国不去讨伐魏国，我个人得到魏国的封赏，齐君又有什么损失？如果不去攻打魏国，老百姓不会遭到苦难，我淳于髡又能得到玉璧和马匹的宝贝，对齐君来说又难过什么呢？”淳于髡虽然是耍嘴皮子，但也表明他和江乙一样，只能通过舆论途径影响齐楚两国的对外政策，并没有触及相关的核心利益。所谓“说不说的在我，听不听的在你”，所以他们受人之托四处活动在当时人眼中是合法的。

经过前期各种外交活动，魏国攻打赵国的军事行动还未展开，就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引起了各方关注。当时，墨家带来的反战风气，已经影响了许多人，因此，每每某国要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前，只要这个信息被传递到公开渠道上，总有人出面去劝说该国君主取消战争计划。最开始赵国攻打卫国之时，说客们就曾把救卫作为显示自身辩才的实践课题。如今局势突变，说客们便开始赶至魏国请愿。据说，当时有位名叫季梁的人，不辞辛苦来到梁侯罃面前，用驾车北行楚国作为比喻，指出魏国攻打赵国，只能距离称雄天下的计划渐行渐远，成语“南辕北辙”也由此诞生。只可惜，梁侯罃当时一心要彻底拿下赵国，怎么会听从他人劝谏？事实证明，季梁确有先见之明，认为魏国自不量力者也绝非季梁一人。

开战前，为了营造出压倒性的声势，魏国还强令宋、卫两国也同时出兵攻赵。虽然魏国声势浩大，但赵国也不是轻易能被征服的国家。因此，宋国不肯把赌注压在魏国一边，而是在魏赵两边同时下注。宋国在接到魏国下达的攻赵令之后，一方面假意逢迎魏国使者，一方面派人秘密来到邯郸与邯郸侯种商议对策，把自己面临的困境和盘托出，寻求邯郸侯的谅解。宋国同时提出建议，当魏国率军攻打邯郸时，宋国将出兵象征性地围困一座赵国城邑拖延时间，待到赵国危机缓解后必然撤兵，邯郸侯种接受了这个建议。而卫国则充当魏军的先锋，对赵国展开军事报复。但卫国对魏国的忠心度也是十分有限的。

宋、卫两国不肯真心协助魏国，梁侯罃心中应该也十分清楚。这次军事行动是魏国大战略中最关键的一环，同时也是梁侯罃与邯郸侯种之间的恩怨对决，最终还是要靠魏国自身的军事力量解决。因此，梁侯罃做了较为周密的安排。由于资料有限，我们不可能完全掌握魏国军事部署的完整信息，只能通过史料中透露的线索进行分析。《战国策》记载梁侯罃手中的甲士总数在三十六万，具体的兵力分配，一部由龙贾率领，修筑长城防范秦军；一部由钻荼率领守护魏国的黄（一作横，今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旧考城东）、卷（今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旧原武西北）等重要城邑。而攻打赵国这样重大的战事，当由梁侯罃亲自挂帅。正面进攻赵国的甲士多达十万。

此外，魏国另一位重要将领庞涓率领八万甲士，越过卫国，赶赴茬丘待命。茬丘这个地名见于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根据考证，当位于现在的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一带，茌是茬的俗字，当地有茌山，应该就是所谓茬丘。这一地区还有牡丘和重丘，皆属齐国。春秋时期诸侯多在此地区举行会盟，可见是齐国西境。从大梁到邯郸的直线距离约190公里，到茬丘的直线距离约250公里。庞涓一路不去邯郸，而是来到齐国边境，说明此一路不负责主攻邯郸。这支军队挡在齐国前往邯郸的路上，显然是作为防止齐国干涉的侧翼部队，兵力必然略少于进攻邯郸的主力。

由于史料中对各方军事行动的具体月份没有记载，笔者只能结合局势和地理信息分析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首先应该是秦军在年初对魏韩发起进攻，然后魏韩抵挡住秦军的攻势起码要花去几个月时间。与此同时，赵国攻卫，楚国攻鲁，魏国开始策划攻赵行动，调兵遣将，安排战略布局，并对齐楚进行干扰策略，强令宋卫出兵，又花去几个月时间。等到魏国正式出兵攻打赵国，应该是发生在此年的下半年。从魏国专门派庞涓早早前往茬丘，观察齐军的动向，可见魏国对齐国的警惕程度要远远大于楚国。茬丘的北方约30公里处，就是齐国的重镇高唐。当庞涓到达茬丘的时候，齐国也及时地获悉了相关情报，下面就要看齐国君臣如何应对了。

◎银雀山汉简

齐国政争、魏围邯郸

介绍齐国的庙堂议事之前，我们首先来解析一下齐国的政治格局。自从陈太公陈和（田和、和子）于公元前392年将齐康公贷迁至海滨后，齐国陈氏家族就正式接管齐侯之位，国称齐邦，君称陈侯（田侯）。清华简《系年》中除了提及陈和外，还提到一个平起平坐的陈淏。

楚悼王在位初年楚国向齐国借兵之时，只提陈淏而不提陈和。因此，有人认为陈和与陈淏可能是兄弟，开始时共同执政，陈和去世后陈淏独掌国政。陈淏去世后，继任者为陈剡。那么，陈剡究竟是陈和之子还是陈淏之子？目前没有史料说明。在陈剡统治时期，齐康公病逝，齐姜君统彻底终结。陈剡在位十年，被宗室陈午所杀。陈午还同时杀害了陈剡之子陈喜，篡夺了齐君之位，称陈侯午，死后谥号为“孝武桓公”，简称“桓公”，故史书又称其为齐桓公，与齐姜的齐桓公小白有别。陈氏家族的子孙从陈僖子陈乞（田乞）开始就日渐繁盛。陈僖子的儿子中取得封地的至少有七个，陈成子陈恒（田常）的儿子更多，一说七十多个，一说百余个。如此众多的子孙是陈氏家族篡夺齐国政权的基本保障，但由此带来的利益分配矛盾也日渐凸显。陈氏家族的内斗甚至成为三晋伐齐的契机，并引发三晋正式称侯，奠定战国时代格局等一连串连锁反应。而陈侯午弑陈剡夺位，加深了上位齐君与陈氏宗室之间的矛盾。陈侯午及其后嗣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陈氏宗室是屏障，是爪牙，不能随意翦除。但陈侯午自身是夺位上台，无法保证宗室中不会再出现叛逆者。因此，上位齐君对宗室成员的任用，特别是宗室中有才能者，必须格外提防。陈氏宗室成员在通往齐国军政的权力之路上，往往存在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陈氏宗室要么以宗室为靠山，与陈侯之间进行非正面的对抗；要么通过某种手段，与陈侯建立私人化的诚信关系，单纯靠才能想得到陈侯的信任是不大牢靠的。

◎清华简

◎山东省邹城市

陈侯午去世之后便是陈侯因齐继位。陈侯因齐作为篡位者之子，与宗室之间的关系依然隔阂。在这种局面下，就有了邹忌、淳于髡等根基浅薄的外人发展的空间。邹忌来自于破落的古国邹国，位于现在的山东省邹城市。本来春秋时代这个国名写作“邾”，不知为何到汉代的文献中就写成了“邹”，乃至于在战国时代文献提到这个国家都称为“邹国”。“邹”字甚至写作“驺”。邹忌就是从邹国而来，如果严格来说，他的名字应该写作邾忌，但这种写法缺乏文献依据，所以下面还是从俗称其为邹忌。

邹忌从衰败的故国赶奔齐国寻求发展。从《史记》和《战国策》中留下的信息来看，他主要擅长的是“讽谏”和打隐语。这种语言技巧的职业化，大概是齐国名相晏婴所开启的风气。但是单单靠耍嘴皮子，没有具体的政治见解，邹忌就能获取相邦的高位，甚至在陈侯因齐面前大摆排场，这样的情况显然不太正常。其实，邹忌真正引以为傲的政治资本，主要是能够给陈侯因齐推举人才。邹忌所推举的都是什么人呢？邹忌推举陈檀（檀子、田解子）守南城防楚，推举陈黔夫（黔涿子）守冥州（徐州）防燕、赵，推举陈居（田居子、田居思）守西河防魏、秦，推举陈种首（田种首子）守即墨，推举北郭刁勃子为大士管理刑狱。除了北郭刁勃子可能是姜姓齐侯的后裔，其他全为陈氏宗室。陈氏作为齐国的宗室，居然还要靠外人邹忌来推举走上仕途。由此可见，陈侯和宗室都把邹忌当作联系纽带。宗室的人要想出来做事，不能直接依靠家族背景，而是要通过邹忌关系才能得到任用，陈侯也信任邹忌。如此一来，宗室和陈侯都有求于邹忌，作为中间人的邹忌俨然有凌驾于陈侯之上的趋势。不过，邹忌之所以能攀上相邦的位置，恐怕也是陈氏宗室运作的结果。宗室中一个关键的幕后人物便是陈婴（田婴、婴子）。从后来的形势来看，邹忌不过是陈婴推到前台的傀儡，是陈婴可以出面掌控齐国政务的一个过渡。

淳于髡在政治上的情况与邹忌基本类似。只不过邹忌相貌堂堂，身高八尺有余（超过1.84米），而淳于髡出身卑贱，身高不足七尺（低于1.61米），在战国社会中处于较为低贱的成分——赘婿，受过剃头的髡刑，可谓其貌不扬。但就是这对反差强烈的组合，几乎同时靠着类似的手法获得了陈侯因齐的信任。淳于髡与陈侯因齐之间还有所谓“一鸣惊人”的佳话（这个佳话另一版本的主角是楚庄王与右司马）。而《战国策》中则明白地显示出，邹忌与淳于髡都是暗地里为陈婴服务，安插在陈侯因齐身边的棋子，为的是方便陈婴将宗室中的党羽推荐到重要权位。陈婴也并不是像《史记》中所说的那样，是陈侯因齐的少子，他的年龄应该与陈侯因齐相仿，但与陈侯因齐的具体亲缘关系不详。后来，陈婴获得了齐王太子的推荐权，可见他在宗室中的地位不会太低。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陈氏宗室都是走了陈婴和邹忌的门路，陈忌（田忌、田期、田期思、田颐思、忌子，也就是“田忌赛马”的那个田忌）和陈盼（田盼、田肸、田盻、田眄、盼子）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从理念来看，陈婴走的是和平演变掌权路线，陈忌、陈盼走的是基层军事实践路线。两者是宗室内部的不同派系，政见上多有龃龉。不过，陈婴此时处于幕后，台前的邹忌与陈忌就没有亲情纽带，可以大胆地排斥。

因此，齐国内部君臣之间的讨论，往往充满了辩论。

◎田忌赛马

◎战国钱币

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韩，韩求救于齐。齐桓公召大臣而谋曰：“蚤救之孰与晚救之？”驺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过矣君之谋也！秦、魏攻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齐也。”桓公曰：“善。”乃阴告韩使者而遣之。韩自以为得齐之救，因与秦、魏战。楚、赵闻之，果起兵而救之。齐因起兵袭燕国，取桑丘。（《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韩齐为与国。张仪以秦、魏伐韩。齐王曰：“韩，吾与国也。秦伐之，吾将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谋过矣，不如听之。子哙与子之国，百姓不戴，诸侯弗与。秦伐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赐我也。”王曰：“善。”乃许韩使者而遣之。韩自以得交于齐，遂与秦战。楚、赵果遽起兵而救韩，齐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举燕国。（《战国策·齐二》）

这两段对话从内容上来看很相似，基本上都是说秦魏联兵攻韩，齐国君臣讨论是否援助韩国的问题。田臣思认为秦伐韩，则楚、赵必然援救，借此机会可以攻打燕国。然而，这段对话的时代却被弄得模糊不堪，《史记》中把这段内容放在齐桓公田午五年，而《战国策》则下推到齐宣王与燕王哙时代。到底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我们有必要从对话人物的身份背景来分析对话内核所针对的真实时代背景。

邯郸之难，赵求救于齐。田侯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邹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纶曰：“弗救，则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郸，其于齐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军于邯郸之郊。”段干纶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郸，军于其郊，是赵不拔而魏魏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承魏之弊，是赵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郸拔。齐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战国策·齐一》）

对话的背景才真正转换为魏国围困赵国邯郸，邹子（邹忌）主张不救，段干纶则主张南攻襄陵解救赵国之围。“纶”的古字和“绷”相似。由此来看，段干纶就是段干朋。魏文侯时期有段干木，似封在段干之地而以“段干”为氏。《史记》上将段干氏看作老子家族的后裔，不知何据。段干朋可能是段干木后裔在齐国的发展者，也算是一位善谋之臣。

田臣思这个名字，钱大昕认为是田颐思之误，即是陈忌，“思”为人名后的虚词。齐国习惯将陈氏宗室人名后加上一个“子”作为尊称，因此陈忌尊称为忌子。相应的陈婴称为婴子，陈盼称为盼子，陈居称为居思。

综合以上信息判断，上面所引用的三段对话，基本上是围绕同一时期的局势展开的辩论。这个背景并不是秦魏联军攻韩，而是秦军与魏韩联军在焦城附近展开对峙。同时，魏国借口赵国进攻卫国，反攻到赵国本土，直逼赵都邯郸城。这一时期的局势和齐桓公田午、齐宣王、燕王哙、张仪都没有关系。邹忌与段干朋（段干纶）分别站在不救与救的角度阐述自己的主张。田忌则独辟蹊径，提出乘乱攻燕的主张。最终，陈侯因齐采纳了田忌的建议，举兵攻燕。也就是说，齐国在魏国攻击赵国，兵指邯郸的初期，并没有马上介入，而是打算乘乱对燕国发起攻击。

齐国在魏国攻击邯郸之时，大张旗鼓北上伐燕的这一举动自然对魏国有利。在茬丘监视着齐国的庞涓可以暂时松一口气。齐军大概在这一年冬天来到了泃水（今天流经天津、北京一带）附近摆开阵势，仿佛要跟燕国大战一场。燕国也早已做好准备，等待与齐国大战一场。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齐军突然放弃了越过泃水的行动，迅速南撤，退回本国。这行为不知事先有没有和燕国进行暗中勾通，至少在庞涓看来有点出乎意料。在事后魏国的史书中，记录这件事的时候，留下了“齐师及燕师战于泃水，齐师遁”的说法。齐国人在隆冬之际与燕国人对峙，不出一战却疯狂逃窜，在庞涓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使得本来就十分轻视齐国的庞涓产生更加鄙视的情绪。

这个决策从表面上看，齐国似乎是置身事外。从事后的发展可知，齐国此次伐燕计划不过是虚晃一枪，一来可以任由魏赵厮杀，消耗双方兵力；二来可以麻痹魏国的军事判断，暗中串联卫国和宋国，为救援赵国做好准备工作。

就在齐国忙着和庞涓玩军事佯动的同时，赵国都城邯郸的危机已经到来。说起来，赵国及其统治核心赵氏家族，几乎每过一百年，就要经历一次生死存亡的周期性考验。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83年，赵同、赵括兄弟灭门惨案。事后由赵庄子赵朔的遗腹子赵文子赵武复兴赵家，也就是“赵氏孤儿”的历史原型。第二次是公元前455年的智、韩、魏三家围攻赵氏都城晋阳，将汾水灌入城中。赵襄子赵无恤苦苦强撑了两年左右，成功说服韩魏两家反攻智伯，转危为安。这次魏国围攻邯郸城，算是第三次大危机，赵国在一年之内由侵略者迅速转变为被侵略者，身份转换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当时，赵国的相邦名为大戊午（一作大成午），他辅佐邯郸侯种与魏、宋、卫联军展开周旋。宋军一路不过是做做样子，不足为惧。而卫国因刚刚受到赵国的打击，一心借着魏军之势洗雪败军之耻。赵军攻卫的基地原本设在刚平（今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西南），并在那里修建了城池，卫军便主力攻打刚平。卫军摧毁刚平城的抵抗后，就挥师西进，围攻赵国旧都中牟（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西，一说在河南省鹤壁市西），破坏了中牟城的外墙。六十年后，纵横家苏秦在齐闵王面前提及这段历史的时候曾做了一个比喻。苏秦将卫国比作弩上的箭簇，而魏国则是推动箭簇的弦。卫国甚至借力夺取了赵国在河东地区的一部分土地。当然，攻取赵国的重头戏还是在魏国。梁侯罃亲自披甲持剑，动员十万魏军直取邯郸城。

◎赵王城遗址（以上两图）

◎今本竹书纪年

根据现代的考古发掘研究，战国邯郸城址包括宫城和郭城。郭城东西宽约3公里、南北长约4.8公里。宫城即为邯郸侯居所，位于郭城的西南方位，与郭城并不相连，由北、东、西三城组成不规则的品字形，比郭城略小。考古发现的邯郸城遗址自然是战国末期的规模。在邯郸侯种所在的时代，应该只是继承了春秋时期赵旃家族对邯郸城的经营格局，可能主要是以郭城为主，宫城是后筑。郭城内部东北部有一座高台，名曰“丛台”，高达26米。当年邯郸侯大概就是在丛台上，与大戊午商议御敌对策。

赵国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向齐、楚两国求援。可齐国已经北上伐燕去了，这让赵国感到很失望，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楚国身上。邯郸侯种派使臣麛皮前往楚国求兵。前面提到，魏国在伐赵筹划阶段，将居住在魏国的江乙包装成魏国使者送回楚国进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扯了令尹昭奚恤的后腿。昭奚恤对江乙的种种手段十分恼火，但又不敢将其囚禁或杀害，只得想方设法阻止他与楚王良夫会面。江乙也在暗中观察各方动向，找机会继续攻击昭奚恤。在是否援助赵国这个问题上，昭奚恤的态度和齐国的邹忌基本相似。他认为，魏、赵两国的厮杀必然会僵持下去，到时候两败俱伤，对楚国是有利的，不愿意过早介入。但是楚将景舍则认为，如果不给赵国一定支持，赵国就可能与魏国达成合议，那么三晋将再度统一在魏国的领导下，这样下一个攻击目标就是楚国了。楚王良夫在综合了群臣的意见后决定，由景舍率军从外围打击魏国，但不与魏国正面交手，以获取楚国利益为先。这样，当麛皮来到昭奚恤面前转达邯郸侯种的求援请求后，昭奚恤满口答应说会尽快出兵。麛皮对楚国的过分爽快产生了怀疑，他回去复命的时候把自己的疑虑告诉主君，建议主君早点和魏国达成合议，免受楚国欺骗。但邯郸侯种却坚信楚国必然出兵，决心与宿敌梁侯罃死扛到底。当魏国的军队正式攻打邯郸城时，邯郸侯种是否还留在邯郸城的郭城，指挥军民顽强抵抗？笔者抱怀疑态度。笔者认为，邯郸侯种可能避居他处，但委任可靠的将领指挥军队坚守邯郸城，以吸引魏军的力量，为外线调兵布局做准备。魏军在经历了公元前354年的冬天之后继续围城。《竹书纪年》的残文中写道：“邯郸四曀，室多坏，民多死。”邯郸城被魏军围困期间出现了四次比较阴沉且有风的天气，城市的住宅被大量破坏，民众大量死亡。邯郸侯种的心，第一次和祖先赵襄子靠近那么紧密。

公元前354年，就在各国的明战与暗战中过完了。

公元前353年上半年，楚将景舍率领一支军队前往睢水（濉河）、濊水（浍河）地区，大体上在今天安徽省北部、河南省南部。这一地区存在魏国的部分势力，楚军便屯兵于此，对魏国造成了一定的军事压力，但并没有向大梁发起攻击。原本在上枳、安陵、山氏与魏韩联军对峙的秦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韩军可能在与秦军的对峙中受到一定损失，打算找机会从其他地方补偿回来。对实力较弱的韩国来说，唯一能欺负的也就是比它还弱的东周国了。乘着秦军没有什么大动作的空档，韩军很快攻下了东周国的陵观、廪丘二邑，东周国还被迫割让了高都和利两邑。到底东周国是用这两邑换回陵观、廪丘，还是又白送给韩国，史料没有说明。不过，考虑到东周本来地盘狭小，被韩国攻下二邑，又割让二邑，自身就没什么领土了，所以可能是交换土地。这样的局面对魏国来说不算很差，可以一门心思继续围困邯郸。从九十多年后的秦围邯郸之战来看，赵国遭受了长平之战的重创，被秦军围困在邯郸，尚有人可以逃出求援，可见战国时期的围城战尚不至于彻底切断城内与城外的一切联系。而魏国对赵国的攻击烈度，应该还达不到长平之战的水平。因此，凭借赵国人的韧性将魏军拖上几年应该不在话下。齐军在从燕国战场上回国之后，表面上悄无声息，实际上却早已派人前往宋国和卫国，鼓动两国背叛魏国转攻襄陵（今河南省商丘市睢县）。襄陵原本属于宋国，是宋襄公陵寝之所在，有睢水流经与此，而楚军已经集结在睢水、濊水一带。若是宋卫齐三国出兵襄陵，再加上楚国的威慑，魏国必然首尾不能相顾。齐国人在庞涓的眼皮底下说动宋卫加入了自己一方的阵营，可见庞涓对这种秘密活动并无察觉。

大约在此一年的夏天，魏军围攻邯郸城已经达到高潮时期，而宋卫两国的军队却突然撤出赵国。宋将景敾、卫将公孙仓率领军队前往襄陵。宋卫两个小国居然敢联合起来袭击魏国，使得天下的局势复杂度陡然增加。不过，还好魏国早有准备，庞涓调动军力向卫国发起攻击，可能是以此逼迫宋卫两国撤军。在这种形势下，齐国终于出兵了。

根据《战国策》记载，邹忌在齐国出兵之前与一个名叫公孙闬的人密谋，打算让陈忌带兵伐魏救赵，并借此机会削弱他在齐国的影响力。如果打胜了，那是邹忌策划有功；如果打败了，陈忌要承担战争罪责受到处罚。这位公孙闬实际上也是陈婴的党羽，他的话邹忌是言听计从。

而陈忌的政治理念接近一个朴素的爱国者的情怀。他主张在军事上对敌人保持足够的威慑力，因此热衷于兵法，在战术技巧上多有钻研，对朝堂之上的阴谋诡计并不放在心上。因此，陈忌甚至承认陈婴阵营中的陈居具有较强的军事才能。

现在有仗可打，陈忌自然是跃跃欲试。陈忌就此还将自己的头号幕僚，一个神秘人物带入了军中。这个神秘人物，就是刚从生死线上归来，本文姗姗来迟的主人公——传奇人物孙膑。

由此，孙庞斗智的大戏开始。

减灶奇谋、庞涓束手

对于孙膑和庞涓，《史记》是这么记述的：孙膑是吴国兵家孙武的后人，与庞涓过去曾是同学，一起学习兵法。至于他们是跟谁学的兵法，《史记》并没有提及。到了唐朝以后，流传着一种道教修仙类书籍，名为《鬼谷子天髓灵文》。该书中说了这么一句：“（鬼谷先生）初以传孙子、庞公。”自此之后，大家普遍把孙膑、庞涓的老师当作鬼谷子。《史记》中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孙膑与庞涓的恩怨。庞涓在魏国得到重用后，由于妒忌孙膑的才能，将孙膑诱骗到魏国，将孙膑两条腿砍断，并在面部刺青，使他无法见人。然而，陈忌却暗访到了孙膑，欣赏他的才能，将他救出魏国，成为自己的幕僚。又通过赛马游戏展现兵法技巧，成为陈侯因齐的兵法老师。这样一来，齐国围魏救赵的军国大事，就成了孙庞二人恩怨的对决。

《史记》中讲述的孙庞故事是否完全属实，由于没有其他旁证，无法判断。这里仅对个别细节进行一些辨析。首先是孙膑的家族背景，孙膑是《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继承和发扬者，这一点通过相关的兵法文献资料应该可以看出来。不过，关于孙武的真实身份，却一直笼罩着重重迷雾。《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涉及吴王阖闾讨伐楚国的时候，出现了两句与孙武有关的对话，但在《左传》相应章节中并未出现孙武之名。先秦诸子文献中也基本没有提及孙武的任何事迹。而《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用语和对局势的描述，不像是春秋末期的情景，倒更接近战国早中期动辄“带甲十万”的大会战。有趣的是，张家山汉墓中出土了一套题为《盖庐（阖庐）》的竹简，内容是伍子胥与吴王阖闾讨论兵法，其中掺杂了一些阴阳思想，显得比《孙子兵法》更为古朴。竹简的第四章有“毋要堤堤之期，毋击堂堂之陈”一句，与《孙子兵法·军争》“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表述几乎一样。也许《盖庐》才是《孙子兵法》的原始版本。《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给孙武编排了一套谱系，说他是田桓子之子田书的孙子，说田书因伐莒有功，被赐姓为孙氏，食采于乐安，因齐国内乱逃亡吴国。《左传》中倒是确有陈书（孙书，字子占）其人。第一次出现在公元前523年，参与讨伐莒国之战。再次出现是在公元前484年艾陵之战，成为吴国的俘虏。陈书前后近四十年都在齐国，并没有逃亡国外，最后被吴国俘虏。《世本》中记载陈书生子名良坚，良坚之子以王父字为氏，是为“子占氏”。陈书的子孙到底是孙氏还是子占氏，依然有待考证。据此来看，《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真实身份还有相当的疑问。而孙膑与《孙子兵法》的作者可能只相差一代人而已。

◎孙膑纪念馆

◎孙膑像

孙膑这个名字应该是后起的，也可能就是个别称，更多的时候他被尊称为“孙子”。有人声称孙膑本名为孙宾，某些孙氏家谱说孙膑的本名叫嘉谋、伯灵或者远成，但都是后世的想象，没有文献依据。孙膑的名字表明他受过一种名为膑刑的处罚，类似于前面提到的淳于髡。髡刑就是一种把人头发剃掉，以示侮辱的惩罚方式，算是先秦刑法中最轻的一种。那么膑刑是一种什么样的刑法呢？这就涉及另外两种刑名：刖刑和剕刑。这三种刑名在先秦文献中都是指对腿部以下部位破坏的肉刑，但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却是一笔糊涂账。“膑”字一般认为是“髌”的通假字，指人的膝盖骨，那么膑刑的本意可能是指破坏人的膝盖骨。而剕和刖一般认为是砍脚或者砍脚趾。《古文尚书·吕刑》中有“剕刑”，而《今文尚书·吕刑》则写作“膑刑”，这就引出了《尚书》的今古文之争了。《周礼·秋官·司刑》又有“刖罪”。过去注释家们为了弥缝三种肉刑的关系，设计了不同的说辞。有人提出，肉刑最早是上古有苗氏作乱的时候搞出来的，脚部的肉刑是膑刑，随后尧舜时期的刑法官皋陶把膑刑改为剕刑，到了周代又把剕刑改为刖刑。又有人说膑刑是夏代的刑名。总而言之，他们认为到了周代以后只有刖刑而无膑刑，顶多就是用“膑刑”这个古称来指代“刖刑”。《史记》中引述《吕刑》的时候用的就是“膑刑”这个词。具体到孙膑的遭遇，司马迁认为他是被砍去双脚而不是破坏膝盖。《韩非子》在提到孙膑的时候用了“膑脚”这个词，似乎也说明孙膑受刑的部位是脚部而不是膝盖。按照秦简中记录的刑法以及文献记载来看，有轻微的偷盗行为、私自出关而无凭证或者私自翻越城墙，就可能被处以斩去左脚趾和面部刺字（黥），并且被拉去服兵役（城旦）。秦国刑法是在魏国刑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某些条例应该相差不远。比孙膑稍晚的司马喜（司马憙）据说在宋国也被“膑脚”，但他后来居然能成为中山国的相邦，并且还能给中山君驾车，说明他受到的刑法不至于让他彻底走不了路。由此看来，孙膑最有可能违法的法律就是私自出关，而他所受到的肉刑与其说是斩去双足或者挖去膝盖，不如说占去左脚趾更为可信。至于是不是被庞涓所害，就无法考证了。

总之，齐国派陈忌带领齐军，串联反水的宋卫两国攻打襄陵。听从齐国建议的宋卫两国首先向襄陵进发，这一点引起了庞涓的恐慌。于是，庞涓从茬丘分出一部分兵力进攻卫国，一方面可以迫使卫国撤军，另一方面也引诱齐军去援救卫国。庞涓的部署既可以牵制齐国主力，又可以解襄陵之围。这样一来，摆在齐军面前的至少有三种选择：

1．不顾卫国，径自前往邯郸救赵。如此一来，庞涓恐怕会放弃攻打卫国，全力拖住齐军前往邯郸之路。

2．救援卫国。这样一来正好中了庞涓的计策，依然会被庞涓缠住不放。

3．既不救卫，也不救赵，而是按照原定计划南下，与宋卫联军会合，一同攻打襄陵。这么一来，且不论是否能迫使梁侯罃主力撤军，卫国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也很容易被攻破。卫军军心不稳，则可能造成哗变。

由此看来，无论选择哪一种行军方案，都有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同时，避免与庞涓主力交锋，这是作为统帅的陈忌优先考虑的问题。陈忌也把这个问题摆在孙膑的面前，希望他能够指出一条明路。孙膑只是一个军师，一个受过刑的人，他有没有家庭？有没有普通人的功名之心？我们已经无法知晓。孙膑或许还无法确知，自己已经成为历史车轮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他的决断，不仅关乎数十万参战军人的命运，也决定着三晋各国的归属，甚至影响到之后秦统一天下的步伐。

当时，孙膑仔细观看了行军地图后，选择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平陵。孙膑对平陵的概况做了一番评价：“平陵这个地方，城池规模比较小。但是整个县城规模很大，人口基数大，带甲武士也比较多，是东阳地区的重镇，很难攻打。攻打平陵将向敌军释放迷雾。我们攻打平陵，南边有宋国，北边有卫国，半路有巿丘，我们的粮道会被隔绝。就此，我们摆出的将是一副不懂军事的假象。”

◎水陆攻战图

孙膑在军中配合着地图，对陈忌说着这段话，陈忌能够准确地知道孙膑说的是什么位置。但是对于后人，就比较难领会孙膑所点出的平陵这个地方。从孙膑的话来看，东阳是个较大的地理区域，恰好位于宋、卫两国之间。平陵则是东阳战区的关键之地，此时属于魏国。如果攻打平陵，魏国重镇黄邑和卷邑的驻军会迅速出动援救。而巿丘则是一个属于中立的城邑，其领主具有较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以在列国纷争中保持中立状态。齐军如果攻打平陵，巿丘会成为齐军粮道的阻碍。

对后人来说，难点就是，东阳和平陵在春秋战国时期都是很通俗的地名。如果理解偏差，可能会对当时的局势做出错误的判断。笔者在这里综合诸家观点做一个大致的分析。东阳地区，指的是魏都大梁和卫都濮阳一线以东的一大片区域。濮阳以东为卫之东阳，卫之东阳以北有晋之东阳。巿丘这个地名，学者普遍认为即陶丘（釜丘）的别名，即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县一带。以此作为一个定位点推测，平陵也位于菏泽市附近，距离临淄城约300公里，距离大梁城100多公里。

按照当时的普遍行军速度估算，齐军由临淄赶赴平陵大概只需要两三天的时间。不过，齐军是几月出兵的，并无准确记载。齐国所选择的出兵日期，估算是魏军围困邯郸最疲惫的时期。而且齐军出兵不久，就传来了邯郸城被魏军攻克的消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是“十月”，而《战国策·齐一》则说是“七月”。古文“十”、“七”二字形似，很容易混淆，《资治通鉴》取“十月”之说。邯郸城被攻陷与齐军进攻平陵两者的时间关系是怎样的，已经无法知晓，但可以肯定两者时间很近。如果说魏军主力顺利进入邯郸城，并且完成以邯郸为中心的赵国领土的占领工作，那么就可以抽出兵力与庞涓一起对付齐国。事态如果发展到那一步，孙膑的计划恐怕也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邯郸城虽然被魏军攻陷，但邯郸侯种既没有被俘，也没有投降，而是在其他地区继续指挥赵国军民抵抗魏军。魏军在邯郸城中是否遭遇巷战也未可知，总之，梁侯罃的主力依然在赵国战场无法脱身，这给了齐军足够的机会。

当齐军来到平陵之后，陈忌向孙膑继续讨教下一步进攻计划。孙膑问道：“军中都大夫级别的将领中有谁不懂军事？”陈忌回答道：“齐城、高唐两都大夫。”齐城就是齐国都城临淄的正式称呼，高唐则位于山东德州市禹城县与聊城市高唐县之间。齐国出兵常以“五都之兵”为主力。五都指的是齐国的五个大型城市，包括齐城（临淄）、高唐、平陆、即墨和莒，其军政首长称为都大夫。前面提到邹忌推举陈种首守即墨，据此推测，陈种首可能率领即墨之兵随军参战。而齐国军事奇才陈盼也担任过高唐都大夫，但此时的高唐都大夫被陈忌认为是不懂军事的人，显然不会是陈盼，陈盼守高唐当在之后。

孙膑告诉陈忌自己的军事计划，就是利用齐城、高唐两都大夫伪装成齐国主力前锋进攻平陵。这支齐军要用最猛烈的攻势发起进攻，同时齐国还要做出不断增援的假象，让人觉得齐军是在用全力攻克平陵。如此行事，庞涓是不会马上前来救援的，因为平陵不属于他救援的范围，但守护黄邑和卷邑的魏军绝不会坐视不管。能引诱黄、卷二邑的魏军前来救援平陵，就是攻打平陵想达到的目的。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哪怕是齐城、高唐两都大夫为此牺牲也是值得的。

陈忌初步理解了孙膑的想法后便开始部署军事，命齐城、高唐两都大夫各率一支部队为先锋，高调进攻平陵。陈忌是如何分配军力的，没有具体的资料，我们只能大致估算。《孙膑兵法》言及陈忌军带甲八万，与庞涓军力持平，这个数字从字面上理解并不包括后勤人员。但由于《孙膑兵法》并非一手资料，我们不能断代其兵力数据的来源，只能说带甲八万这个数字并不让人感觉很离谱，所以姑妄信之。齐城、高唐都大夫所率部队从两个方向对平陵县城发起攻击。齐军采用架设云梯登城的作战方式，由于士兵如蚂蚁一样附在城墙表面，成为“蚁（蛾）附”。《孙子兵法·谋攻》有云：“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这句话本意是说，攻城作战需要谨慎，如果贸然攻城损失达到总兵力的三分之一，那这场攻城战就是彻底失败的。孙膑反其道而行之，围攻平陵之战必败，齐城、高唐两部的兵力损失也可能会达到三分之一，还要给人不断增援的感觉。但这些都是演戏，戏份既要做足，又不能让齐国主力全部砸进去。据此估算齐城、高唐两部总兵力应该不会超过两万人。齐城、高唐两都大夫虽然被认为“不识事”，这并不代表他们是完全的军事白痴，只是在军事灵活性上相对弱一些，在作战方面两位应该十分勇猛，能拖住敌人。

◎战国皮甲

果不其然，战况成功地按照孙膑预设的方向发展，庞涓对攻打平陵的齐军并没有警觉，而黄、卷二邑的魏军则全面出动。《孙膑兵法》中四次出现“环涂”这个词，不同学者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环涂”即“环途”，指的是环绕大梁城外围的环形道路，黄、卷二邑是环形道路的结点，整个环形道路构成大梁城的防御体系。但另一种解释认为，“环涂”是《吕氏春秋》中提到的“钻荼”，如果这么理解，钻荼可能是负责指挥黄、卷二邑魏军的将领。笔者取魏将“钻荼”一说。在钻荼的带领下，魏军从黄、卷二邑同时向平陵进发，兵力不详，笔者估计可能在五万人左右。齐城、高唐两部的兵力对抗钻荼肯定是不够的，如果单单靠他们来牵制魏军也根本不现实。但我们不要忘了，在襄陵还有宋卫联军正在待命。史料中虽然没有告诉我们平陵之战和襄陵之战发生的时间间隔，但笔者推测，平陵之战应该首先打响，待黄、卷二邑的魏军出动后，襄陵之战才正式展开。如此一来，钻荼会认为围攻平陵的齐军为主力部队，展开穷追猛打，然后才顾得上解救襄陵之围。唯有如此，才能将钻荼所部完全拖住。

◎攻城云梯

钻荼对齐城、高唐两部交战的时间不长，很快就将两部消灭。但他未能发现陈忌所率主力，于是匆匆离开平陵，赶赴襄陵解围。陈忌主力踩准这个时机全速奔袭大梁城，这才是孙膑所力图实现的局面，也就是后世所总结的“围魏救赵”。引诱出黄、卷二邑的魏军之后，大梁城的防御漏洞完全暴露，梁侯罃的攻赵主力依然难以抽身，而庞涓已经把自己的兵力调度到卫国都城濮阳一带。在如此危机的形势下，庞涓只得放弃对卫国的围攻，抛弃辎重，一路狂奔追击陈忌主力。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就是所谓“孙膑减灶”的故事。

有人可能疑问：孙膑减灶按照《史记》记载不是发生在马陵之战的事情么？怎么会提前到桂陵之战？学者们这个问题有过很多考证，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桂陵之战的结局，如果孙膑在多年之后用同样的模式搞出“围魏救韩”，庞涓居然还那么幼稚轻敌，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在桂陵之战中，庞涓对齐军的轻视是非常明显的。在这种情形下使用减灶术来诓骗庞涓，才显得合乎历史事实。按《史记》的说法，齐军按照孙膑的指示，进入魏境后，第一天埋了十万灶，第二天五万，第三天三万。庞涓一路追击过来的时候，发现饭灶数大大减少，认为齐军逃亡过半，完全可以彻底击溃。庞涓从濮阳赶奔大梁，狂奔过来起码也要一天时间。而陈忌主力进攻大梁城大概只有两到三天时间。那么，庞涓如果能发现齐军的行军踪迹，并检视饭灶数量，应该是齐军在进军平陵的路上就留下的诱饵。陈忌的实际兵力依《孙膑兵法》有八万甲士，开始埋十万灶先夸大兵力，之后依次递减至三万灶，而齐城、高唐两部折损约万人，实际上大概能有六万多主力可以支配。庞涓沿着齐军之前的行军路线一路追来，没能遇到钻荼所部，说明钻荼所部确实已经离开平陵。乘着庞涓尚未赶到的时候，孙膑指示陈忌将主力重新带回到平陵地区，前往平陵附近的桂陵布下伏兵，专等庞涓上钩。

◎桂陵之战（括号里的是古地名）

如果从庞涓的视角来看齐军，肯定觉得齐军怯懦、荒唐，甚至是不可理喻。去年伐燕，狼狈而还；今年虽出动人马，却不敢与魏军正面交锋，而是跑到平陵乱打，被黄、卷二邑的魏军打得大败；现在，没想到齐军居然钻了个空子，闯入大梁城的防御区，害得庞涓自己不得不丢下辎重前去救援。庞涓从各方面获取的信息分析，认为齐军兵力不过三万人左右，而且军心不稳，只要抓住机会，还是有希望一战成功。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想法和举动，基本上都在孙膑的考虑范围内。当他来到桂陵，悲剧难免要降临到他和他所率领的魏军头上。桂陵地区狭隘的路上，到处都埋伏着齐军。在齐军的全面围攻下，庞涓所率领的部队全军覆没。

桂陵，在《清华简·系年》中又写作“珪陵”。桂陵的位置，过去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位于山东省菏泽市东北，一说位于河南省长垣市西北。两地基本位于同一纬度，直线距离不到50公里，古黄河的支流濮水的两支源头在长垣市西部汇合后，在滑县再分出两支，其中一支经过菏泽市北部，地理环境应该有相似的地方。47年前，也就是公元前400年，郑国尚在。郑国曾对着楚人占据的榆关（今河南省中牟县南、另一说在河南省汝州市东南）发起攻击。楚国贵族阳城宣定君率领榆关之师与上国之师和郑人在桂陵大战一场，双方打成平手。据此分析，桂陵的位置似乎应该位于偏西的长垣市。孙膑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布下伏兵，大概也是对过去的战史了如指掌的缘故。

庞涓在此处战败，是毋庸置疑的，但庞涓本人的命运却存在一些争议。按照《史记》的说法，庞涓之后还与孙膑进行了马陵之战的对决，最终战败自杀。而《孙膑兵法·擒庞涓》则直言桂陵之战时“擒庞涓”，在另一篇《陈忌问垒》中则说“取庞□”，未言是何战役。《说苑》中出现“禽（擒）将军首而反耳”的说法。由此看来，“擒”字表达的含义不一定完全是生擒，擒获敌将首级或许也能称为“擒”。因此，庞涓可能是在桂陵之战中自杀或是死于乱军之中，齐军在清点尸首的时候获取其首级。即便庞涓是被齐军生擒，也不大可能像春秋时代被俘的百里孟明视那样被放回国。总之，庞涓应该是无缘再参加马陵之战了。

◎战国箭簇

陈忌叛逃、秦魏战与和

收拾完庞涓后，齐国和卫国的军事压力骤然减轻，但战事尚未结束。接下来陈忌等人该去哪里呢？虽然史料没有明确说明，但按照正常的思路应该可以猜到，陈忌应该要率军赶赴襄陵，增援宋卫联军，与钻荼所部展开激战。史料没有一星半点地提及钻荼其人其事，唯有《吕氏春秋》提了他的名字，也算没有完全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他的命运大概也和庞涓一样，被陈忌所部击败后死亡。襄陵之战由于是齐国庙堂上已经规划好的战略方向，又是宋卫齐三国联军协同作战，其复杂程度显然不亚于平陵、桂陵两场战役。孙膑是如何辅佐陈忌在襄陵继续施展兵法，钻荼是否死在襄陵已无法确知，可谓憾事。庞涓所部在桂陵遭遇伏击覆没，以及诸侯联军在襄陵城与魏军形成胶着局面的战报一一传到邯郸城魏军驻营。梁侯罃实在是坐不住了，决心将攻打邯郸的一部分兵力抽出来，再联合韩国军队赶赴襄陵解围。梁侯罃率魏韩联军亲自杀到襄陵城下，齐宋卫联军开始有点吃不住了。这时候，陈忌赶忙派人来到在魏国边境的楚军大营，请求楚军统帅景舍作为调停人，停止这一系列的战争行为。

◎战国地图

梁侯罃看到战争打成这个样子：邯郸城虽下，但赵国全境仍在抵抗；庞涓部、钻荼部至少被齐军吃掉一半，战斗力骤减；而楚国还没正式介入。如果继续僵持下去，恐怕只能越打越烂，不如早点收摊，或许还有其他机会。因此，梁侯罃终于接受了景舍的调停，与齐、赵等国达成和平协议。公元前351年，梁侯罃无条件归还邯郸城，并与邯郸侯种在漳水结盟，算是对昔日的恩怨做了一个了结。轰轰烈烈的魏围邯郸之战就此告终。邯郸城陷落时，邯郸侯种身在何处？有人认为，他曾在现在的河北省邢台市修建宫殿，名为檀台。邯郸陷落前夕，邯郸侯种就转移到檀台，继续指挥赵国军民作战。以至于梁侯罃依然陷入战争泥潭，给了陈忌孙膑大展身手的机会。后来，檀台更名为信宫，成为赵国的陪都，又进一步改名为信都，这是后话。

盘点这场战争的经过，显然魏国损失最大，折损包括庞涓在内的数万魏国将士，不仅没有吞并赵国，好容易攻占的邯郸等地还被迫吐了出来。这场乱战也为战国的君王们设下了一条政治高压线，没有足够的实力，谁也别想动一统三晋的心思。韩国虽然紧随魏国，但好歹靠敲打东周国占点小便宜，不算太亏。齐国在战争中出力较多，孙膑指导了平陵、桂陵、襄陵三场战役，一败、一胜、一平。从军事的角度来说，虽然战绩一般，但消灭了敌军的有生力量，算是靠点数占优。这与《史记》中“田忌赛马”所体现的思想十分相似，孙膑也因为这次战争名动天下。但是从齐国的角度来说，却未必有什么利益。首先，齐国尚未解决其家门口的军事威胁，楚国对齐国利益威胁甚于三晋。齐国之所以要出兵阻止魏国攻打赵国，无外乎希望保持群雄割据的平衡不被打破。另外，陈忌和孙膑的表现有点太过头，齐国获得了战胜魏国的名头，却没能做好称霸天下的准备，反倒是给旁观的秦、楚两国提供了大量机遇，未来的局势则显得越发难以预测。在这种局面下，发生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陈忌叛逃事件。

齐国自春秋末期以来，长期处于“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状态。齐国先是与晋、吴两国争霸，结果均遭失败。甚至越国曾一度将首都迁往琅琊（从连云港到胶南市一线的海滨某地），与三晋联手，威胁齐国的安全。齐国开疆扩土的计划也由此被长期搁置。齐国家门口一系列的小国，诸如鲁、邾（邹）、滕、薛等，号称泗上十二诸侯，均活到了战国中期。反倒是楚国将泗上十二诸侯纳入攻略的范围。陈忌作为齐国将领，击败了号称三晋最强的魏国，一洗齐军在三晋眼中胆小怯战的印象，应该说功不可没。但是身居高位的邹忌可不这样认为，他与陈忌在政治上水火不容。邹忌之所以同意陈忌出兵援赵，并不完全是从大局考虑，而是意图借战争之手，将陈忌推到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战国时期流传着一种说法，当年陈氏还没有取代齐姜政权的时候，陈成子陈恒（田常）听从了孔子之徒子贡的游说，故意攻打实力较强的吴国，借此拖延时间，长期把持军权，为陈氏家族在齐国地位的巩固奠定基础。虽然这只是一种传说，邹忌也担心如果陈忌打胜仗的话，会对自己的权力造成极大威胁。邹忌的政治能力似乎并不像《邹忌讽齐王纳谏》故事里吹嘘的那么高，陈忌通过三场战役逼和魏国，传回齐国就变成陈忌三战三胜大败魏国。邹忌得知战报后慌了神，于是找来公孙闬，谋划如何陷害陈忌。公孙闬为邹忌制定了一条毒计。他找一个人冒充陈忌的手下，拿着钱找到一个占卜师。这个人高调地声称自己是陈忌的部下，现在陈忌在外三战三捷，声威天下，可以借此谋求大事，也就是推翻陈侯因齐的统治，想先占卜一下吉凶祸福。占卜师不过是图钱而已，不明就里，大概是找些好听的说辞应付一下，把钱骗到手算完事儿。但是邹忌暗中派了人监视他们。占卜师占卜结束刚走，邹忌就派人将求占卜者和占卜师一起抓走，对完口供后，送到陈侯因齐那里训话。陈侯因齐也不像是个有作为的君主，而且长期被邹忌控制，居然相信了两人的证词，认为陈忌在回国后可能会发动叛乱，不可不防。陈忌的前景变得不妙起来。

◎战国武士

陈忌在率军回国的途中，孙膑已经猜到邹忌可能要陷害陈忌，不得不对陈忌的安危有所考量。孙膑向陈忌提出一项大胆的建议。当时，孙膑问道：“将军想不想做一番大事？”陈忌却好像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浑然不觉，于是向孙膑请教。孙膑说道：“如果进入齐国境内，千万不要解除武装，而是要派遣一些老弱疲敝的士兵把守狭窄的关键路口。然后背靠泰山，左边有济水，右边有天唐巨防要塞，军需物资可直达高宛。摆下阵势后，可动用轻车冲击临淄城的雍门，这样一来，可以对齐君的威严进行整顿，邹忌也就必须走人。”《战国策》中记录了孙膑的建议，不过这段记载有一些疑问。文中并没有具体指出对话发生在哪场战役之后，而是提到陈忌“系梁太子申，禽庞涓”，而太子申实际上是十多年之后的马陵之战主帅，应该不会在桂陵之战被擒。如果我们将对话的背景放到马陵之战后，又出现另一个矛盾，那时候邹忌已不是齐国的相邦，齐国已是陈婴主政时期。由此来看，孙膑建议陈忌造反的说辞很难说是实录。不过，以孙膑的胆识，提出如此惊人的建议也毫不奇怪。如此大事，孙膑自然无法决断，决断的权力自然掌握在陈忌的手中。如果陈忌答应了孙膑的建议，很可能会改变齐国的历史走向。但陈忌毕竟是个朴素的爱国者，他不太相信自己的国家会对自己采取什么特殊手段。而且陈忌认为，如果自己造反，则属于大逆不道，很可能要被人所唾弃。于是他最终决定，按照正常态度，堂堂正正地回到齐国。

陈忌回到齐国后，很快被解除了兵权。这时，他终于明白，邹忌确实打算要对自己下手了，追忆孙膑的建议为时晚矣。不过，他可能没有被彻底监禁，还有一定的活动能力。于是，他才选择叛逃出境，前往楚国避难。邹忌担心陈忌会东山再起，于是找到一个经常四处游说的楚国说客杜赫，让他劝说楚王良夫给陈忌弄块封地养老，断绝陈忌再回到齐国的可能。楚王良夫对陈忌十分厚待，也从陈忌口中套取了不少齐国的情报。自此，陈忌就再也无法回到齐国了。

◎战国南方武士

陈忌逃亡之事，应该是发生在桂陵之战结束，陈忌回到齐国，交出兵权之后。但是，这件事却在《史记》和《战国策》中被弄得模糊不清。《史记·田敬仲世家》桂陵之战发生在齐威王二十六年，田忌叛逃事件则是发生在齐威王三十五年，也就是桂陵之战结束后的第九年。接着，齐宣王继位后又把田忌接回来，于是在齐宣王二年的时候，田忌参加了马陵之战。但事实真是这样吗？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学者们已经修订了战国时代齐国诸君的年表。桂陵之战发生在陈侯因齐四年，马陵之战则发生在陈侯因齐十六年。陈侯因齐二十三年开始称王，在位三十七年去世。也就是说，桂陵、马陵之战都是发生在陈侯因齐在位初期，不存在齐宣王继位之后把田忌接回来参加马陵之战的可能。《史记》还说田忌在逃亡之前发动了武装叛乱，《田敬仲世家》说他袭击临淄城，《孟尝君列传》说他袭击边邑，失败后才正式逃亡。如果说陈忌真搞出这么大动静，《战国策》或者《竹书纪年》中好歹会记上一笔。更关键的一点是，孙膑并没有跟随陈忌一同逃亡到楚国，而是留在齐国，后来参加了马陵之战。这些线索表明，陈忌自桂陵之战回到齐国后，是在没有兵权的情况下只身（或者带了少量随从）逃往楚国的，而且再也没有回到齐国，也不可能参加马陵之战。于是，齐国的另一位军事奇才陈盼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

对陈盼这个名字，大多数人应该是比较陌生的，此人在现存资料中没有完整的传记，我们也不知道他的人生经历究竟是怎样的。但我们可以从他的姓氏知道，他肯定是齐国陈侯的宗室成员，并且与陈忌、孙膑的关系都比较密切。根据《说苑》的记载，陈忌逃亡楚国后，曾经在楚王面前点评过齐国武将的才能，其中陈盼排在第一位。陈忌认为，如果陈盼担任齐国的统帅，即使是楚王统帅全国兵力，自己作为楚国军师随同，令尹和上将军担任左右司马职务，如此华丽的阵容与齐军交战，结果也只不过是楚王自己能幸免逃回来而已。这段评价虽然有些夸张，但陈盼被视作齐国能力最强的军事家应该是没问题的。在陈忌逃亡楚国之后，孙膑大概就依附于陈盼的门下，而陈盼担任高唐都大夫，估计也是陈忌逃亡之后的事情。

陈忌的逃亡，应该说是邹忌一手策划的政治事件，从表面上看，是邹忌与陈忌二人政见不和。现存史料中并没有给出邹忌的战略构想，只有一些吹捧邹忌善于讽谏和推举人才的记载片段。那么，在邹忌看来，齐国的对外战略应该如何运作呢？我们知道，从春秋末年以来，吴越争霸，使得齐国对传统势力范围内的鲁、滕、邾、薛、郯等国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到了战国时期，越国势力衰退，楚国再度走强，山东诸小国便成为齐楚两国的战略缓冲区。其中，郯国早已被越国所灭，鲁、滕、邾三国君统尚在苟延残喘，唯有薛国的情况不明。

任姓薛国国君的传承十分悠久，据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夏代的造车能手奚仲，始居地称为邳。其后裔仲虺，辅佐商汤开创商王朝，与伊尹起名。仲虺的后人开始被封在薛国，据说在当时足以影响到商朝政局的稳定。商朝末年，其家族女性太任嫁给周人首领季历，生下周文王，周朝定鼎之后，任姓首领被封为薛侯，并成为与姜姓一样和姬姓家族世代通婚的大族。进入春秋时代，可能是由于鲁国的刻意贬低，《春秋》中将“薛侯”改称为“薛伯”，到《春秋》中提到的最后一位薛国国君为薛惠公夷，死于公元前485年，此后薛国君统不再见于史书记载。薛惠公的上一任薛君比被国人杀害，带有其名号的青铜器在山东省滕州市的薛国故城遗址的墓葬中发现，证明春秋时代的薛国都城一直位于山东滕州一带。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罗列了薛氏家族提供的薛国国君世系表，并说薛国亡于楚国。但是《宰相世系表》中罗列的薛国君主的名号与《春秋》不合，当为伪造，不可信。那么，在战国初期，薛国地区大概处于一种主权未定的状态。君主早已不存，但齐楚两国都意图争夺这一地区的控制权，形成一种僵持不下的状态。当地民众在这一时期大概能享有一定的自治权。类似主权未定的自治城市在战国时期还是有一些的，比较有名的就有上面提到的巿丘（陶丘、釜丘）。《史记》中记载邹忌被封于下邳，称成侯。这一时期齐君尚且称陈侯，为什么邹忌也可以称为侯，现有文献无法解释，只能暂且搁置。下邳原本也属于薛国的势力范围。邹忌被封在下邳应该属于齐国单方面的行为，目的是要实现对下邳乃至整个薛国故地主权的宣誓。但楚国应该不会容许这种情况出现，因此，邹忌未必能享受到下邳封地的赋税。

齐国为了争取薛国故地的主权，除了采取册封官僚的方式，还可能采用了加紧筑城的策略，尽量在不触动楚国敏感神经的基础上抢夺地盘。但筑城也是一项旷日持久的行动，邹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自然要调动齐国的一切资源，并且努力抑制陈忌等军事将领的作为。但魏国兵围邯郸的发生，显然打乱了邹忌的计划。陈忌抓住这个机会向陈侯因齐游说，这个极大的军事冒险行动得到陈侯因齐的首肯，故而有了陈忌与孙膑围魏救赵的精彩表演。而邹忌也不甘被陈忌抢去风头，故而在战争结束之后用计逼走陈忌，进一步加强自己在齐国的权威。至于后来的陈盼虽然在军事才能上要远胜过陈忌，但面对国内复杂的政治态势，他选择了服从领导安排的处世原则。

翻回头再看魏国的情况。梁侯罃在楚国的调停下，与齐、赵等中原诸国达成和议，并且归还已经占领的邯郸城及部分赵国领土。这并不意味着魏国与其他国家可以就此高枕无忧。因为魏国不得不集中精力对付威胁更大的对手——秦国。

◎商鞅像

当初从魏国叛逃出来的公孙鞅，将魏国的法制成果带入秦国，在秦公渠梁的支持下进行社会改革。其中一项重要的改革就是将秦国原有的等级体制改造为军功爵位制。军功爵位制伴随一系列法律条文用来奖惩，使得整个秦国变成一个强大的战争机器。同时，军功爵位制在对待上层和下层有着不同的功效。社会中下层男子可以通过这种军功激励的方式改变社会地位。对上层来说，则是要削弱庶长们手中的权力。秦国庶长可以由一名或多名公室成员担任，对内是公族首领，对外则统揽军政大权。这些庶长因为手握大权经常废立秦公，斗争极为血腥残酷。军功爵位制将庶长分出左右，在上面叠床架屋地设置左更、中更、右更三级，再上面就是军功爵位制的顶点大良造庶长，简称“大良造（大梁造）”。这时，代表贵族身份的内侯和彻侯属于游离于军功爵位制的称号。

公孙鞅以外姓人的身份获得左庶长的爵位，成为掺入秦国庶长中的沙子。七年之后，他便连跃五级，成为大良造，如此可以在秦公之下俯视其他庶长，成为秦国的实权者。这一时期，也正是秦攻魏国、魏围邯郸、围魏救赵等一系列战争从展开到结束的时期。中原列国既然已经斗得差不多了，那么就该秦国显示一下自己的肌肉了。秦国在之前对魏国的战争中，已经初步占领了少梁，兵指魏国旧都安邑。公元前352年，公孙鞅成为大良造之后，更是加紧了对安邑的攻略。秦国乘着梁侯罃忙于解决襄陵之围的机会，终于迫使安邑投降。梁侯罃大惊失色，一方面征调民夫加紧对固阳（可能位于今河南省兰考县固阳镇）一线长城的修筑，一方面整合其他兵力赶赴安邑，力图将安邑从秦军手中夺回。公孙鞅虽然在第二年进军固阳，并逼降此地，但他显然低估了梁侯罃的反击能力。公元前350年，梁侯罃取得胜利，夺回了安邑城，并将秦军再度逼回到少梁一线。公孙鞅感觉到秦国的军事调度能力还是存在极大的限制，有必要进行深化体制改革，于是促成秦公渠梁与梁侯罃在彤地（今陕西省渭南市东南）会盟。从公元前355年秦魏杜平会谈开始算起，秦魏之战历经六年，其间波折不断，伏尸数万。

秦魏两国暂且和平的情况下，列国从总体上保持了安宁，当然暗流依然汹涌。在魏国夺回安邑的同时，邯郸侯种病逝，谥号“成”，是为赵成侯。太子语（即赵肃侯，下称邯郸侯语）继位。但赵国的其他公子却不肯服从新一任邯郸侯的指挥。其中，公子緤在谋求君位失败后逃亡韩国。国内局势依然不稳，邯郸侯语开始考虑与魏国加强联系，于是在位的第二年与梁侯罃在阴晋（今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会面。阴晋，乃是当年魏将吴起大败秦军之地，两君在此地会面，似有大谋。邯郸侯语在位的第三年发生了公子范叛乱。公子范带兵袭击了邯郸城，久经战火考验的邯郸城岂是叛乱分子可以轻易拿下的？魏赵两国和好也断了叛军的外援，因此，邯郸侯语轻易平息叛乱，公子范败亡。

另一方面，魏赵两君在阴晋会谈之时，郑侯武却前往秦国，似乎表明韩国开始疏远魏国，转向与秦国示好，三晋总是拧不成一股绳。这个变化为后来的魏国攻韩埋下伏笔。

梁侯罃称王、魏韩反目

三晋之间在梁侯罃一代很难走到一起，笔者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历史遗留问题——晋公的最后归宿。《史记》中对于三家分晋的介绍很简单，三家大夫晋升为诸侯之后，把晋国的地一分就完了。但是比对各种资料则会发现其中迷雾重重——不仅《史记》与《竹书纪年》等资料的说法有所出入，就连《史记》本身的不同篇章也记录了不同的说法。

这事如果追溯源头，应该从春秋末期的晋出公时代说起。晋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8年），知伯瑶联合赵魏韩三家驱逐了范氏、中行氏，将两卿的土地瓜分。此事引起了晋出公极大的恐慌，于是调集手下的兵力向四卿发起挑战，结果反被四卿驱逐。《史记》上说晋出公死在逃亡齐国的路上。于是知伯瑶出面，改立晋昭公（晋出公的曾祖父）的另一个曾孙骄为晋公。晋公骄的谥号有两种说法，一为哀公，一为懿公。但是《竹书纪年》的说法又有不同：晋出公没有死在逃亡路上，其纪年一直延续到二十三年。我们考虑到后来赵魏韩三家灭掉了知伯瑶，可能晋公骄也同时被废，所以死后谥号也出现不同的说法。晋出公又被迎回晋国，纪年沿用。到了晋出公二十三年（公元前452年），晋出公大概又不老实了，再度想挑战赵魏韩三家的统治，结果又一次遭到驱逐。这次晋出公的落脚点是楚国，就再也没有回来。因此，赵魏韩三家又另立了晋昭公之孙，是为晋敬公。

晋敬公是晋昭公之孙，而晋公骄是晋昭公曾孙，两人差了一辈，而且两人谥号也不同。晋公骄是知伯扶植上台的，被废之后应该不会再立。《史记》中的纪年是从晋出公十七年后接晋公骄的纪年，而《竹书纪年》则是晋出公二十三年后接晋敬公的纪年，晋君在战国初年的在位时间开始混乱。由此造成的连锁反应是，连带赵魏韩三家早期君主的纪年，也一并变得混乱不堪。现代学者取《竹书纪年》的说法，使得从晋出公以下的敬公、幽公、烈公的纪年与《史记》的记载达到协调。

问题没有结束，晋烈公在位二十六年病逝后，公元前390年新继位的晋公记载又产生新的分歧。《史记·晋世家》说新一任晋公为晋孝公颀，在位十七年，去世后继位的是晋静公（靖公）俱酒。晋静公在位第二年，赵魏韩三家分晋，晋公降为家人，晋君君统灭亡。而《竹书纪年》则说继任晋烈公的是晋桓公。晋桓公二十年（公元前370年），韩、赵两君将晋桓公迁移至屯留（今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县）。这个时间点与《史记》所说的晋静公被降为家人的时间仅相差一年。但是晋孝公、晋静公、晋桓公到底是几个人？各自在位多少年？已经有点扯不清了。

更大的混乱在后面。《史记·赵世家》的说法又颠覆了前面两种记载，《赵世家》上说，赵成侯（邯郸侯种）十六年（公元前359年），与韩分晋，封晋君端氏（今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端氏村）。十年后，也就是赵肃侯元年（公元前349年），夺晋端氏，徙处屯留。从晋桓公二十年到赵肃侯元年，相距近二十年，都提到说屯留是晋公最后的归宿，这到底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到底被安置在屯留的晋公有几个？笔者倾向于认为，晋公迁居屯留之事仅有一件，赵肃侯元年发生的事情应该提前到二十年前。但这并不能解决前面提到的晋公到底是谁的问题。

但此后的史书则在这个混乱基础上继续添乱，《吕氏春秋》中的一段记载，提到晋出公的后裔声氏曾经被立为晋公，但后来被软禁在铜鞮（今山西省长治市沁县）。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晋出公可能被驱逐过两次，众卿先后立晋公骄和晋敬公为君。但这两人都是晋昭公的后裔，并非晋出公的后裔，此后的晋公应该出自晋敬公。那么，这个晋出公的后裔声氏又是什么时候被立为晋公的呢？又是一大谜团。笔者猜想在三家分晋的过程中，可能树立了不止一个晋公，赵魏韩一度以不同的晋公作为自己的纪年，但后来又将他们一一抛弃，这是导致一系列混乱的根源。铜鞮、端氏、屯留，作为晋公们最后的落脚点，可能还伴随着三家土地纷争。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在魏文侯、武侯时代尚不明显，但到了梁侯罃时代，已经是积重难返。三晋之间的复杂关系，非暴力无法调和。

在魏赵两国阴晋之会后没多久，梁侯罃开始做了一件在当时具有突破性的举动——称王。回顾之前的历史，“王”这个称号发端于商朝，字形本意来源于斩首大钺，与古罗马的“法西斯”有异曲同工之妙。西周建立后，“王”字所具有的世俗权威性逐渐抬升，虽然在西周也有一些势力敢于称王，但没有形成较严重的政治议题。周王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开始使用“天子”或“天王”的称号，以示高人一等，其实也是为了避免与挑战者兵戎相见。但是西周末年到东周初年，楚国国君称王演变成一个旷日持久的政治纠纷。如此一来，在中原列国诸侯的心目中，“王”代表着不可逾越的政治禁区，谁敢踏入这个禁区，就意味着此君主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讨伐对象。现在，梁侯罃打算试试这个禁区的水到底有多深了。

《战国策·齐策》里，苏秦在游说齐闵王的时候提到了梁侯称王的问题，他将梁侯罃称王的原因归结为卫鞅游说的结果，但具体说辞多有疑点。卫鞅本是魏国逃亡分子，他如何能体面地来到魏国，对梁侯罃采取冠冕堂皇的欺诈？显然不合情理。而且，此时秦国是打着周天子的旗号与魏国对峙，如果卫鞅出面鼓吹梁侯罃称王，那么秦国的立场将如何摆正？因此笔者认为，苏秦的说辞中涉及梁侯称王的细节并不可信。

我们可以大致梳理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周天子继续站在秦国一边，时不时地给秦国一些赏赐，表明对秦国的重视。楚、齐、燕等国虽然没有具体记载他们对周天子的态度，但可以想见，他们和魏国一样，对周天子的权威已经十分冷漠。而韩国曾经夺取过东周国的城邑，和周天子的关系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中山国正在反抗魏国的统治，需要周天子的支持，但对这一时期的影响不大。

从以上局势分析来看，梁侯罃依然保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希望将魏国打造为中原地区的政治核心，彻底摆脱西周以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政治格局。他一直为此奋斗着，但却在桂陵之战被齐国逼成和局。如今，秦国被他击败，他原本丢失的信心再度被找了回来。梁侯罃不禁想，或许自己应该把步子迈得再大一点？宣布称王，才能真正让别国臣服？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嘲笑梁侯罃幼稚的政治思维，但在那个年代，他应该是很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他的称王应该是来源于自身的野心，与卫鞅没有直接关系。

梁侯罃在公元前344年，真的摆起了天子的谱，在魏都大梁郊外的逢泽举行了盛大的会盟仪式。与会诸侯和会盟的细节已经无从知晓，但从事后的情况来看，似乎反应平平，既没有引起强烈的支持，也没有激起强烈的反对。在一片心事重重的气氛中，这一页历史就被这么轻描淡写翻过去了。

逢泽之会的次年，梁侯罃将卫臣子南劲立为卫侯。卫侯遬不知是自然死亡还是被魏国强行废黜，总之死后谥号为“成”，是为卫成侯。子南劲是卫成侯的六世祖卫灵公之子公子郢的后裔，与卫成侯的关系已经很远。梁侯罃之所以干涉卫侯的废立事务，一方面显然是报复桂陵之战时期卫国的叛逆行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世人展现自己称王的决心。

即使如此，列国还是和过去一样，反响平淡。梁侯罃也意识到自己再怎么号召，这也不过是自娱自乐的独角戏，没人愿意配合。于是，他在原有的调子上往后退了一大步——从自己称王退到重新尊奉周天子的立场上。此外，他还在周天子居城洛阳附近的九里苑举行了另一场会盟，史称“九里（臼里）之盟”。这次会盟的议题从如何恢复周天子的权威，变成了如何将周天子这面旗帜从秦国手中夺回来。但这样的政治游戏实在是太过拙劣，就连韩国也不接受会盟结果。有个叫房喜（一作彭喜）的人专门提醒郑侯武，不要听信梁侯罃的一派胡言，大国是讨厌周天子的存在的，只有小国欢迎周天子。韩国和其他大国都不听从周天子的指挥，只有魏国和小国支持周天子，怎么可能树立起周天子的权威？大概魏国和韩国的政治矛盾就是从这次会盟开始尖锐的。

九里之盟之事见于《战国策》与《韩非子》，内容基本相同，但没有提及事件发生的年代。笔者认为，可能是在逢泽之会后一两年。因为此次会盟的基调与“逢泽之会”有所不同，应该视为梁侯罃对外口径的调整。梁侯罃虽然已经在“逢泽之会”打出了王号，据说还使用了天子的服制和仪仗，但由于中原诸侯不买账，称王行为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因此，我们在后文还是只能继续称其为梁侯罃。

不打称王牌，转而打周天子牌，依然不能得到诸侯们的理解，反而把魏韩两国的交情给弄掰了，梁侯罃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火爆情绪，开始使用强硬手段解决韩国的问题。他首先派遣使者会见郑侯武，把一桩历史旧账翻了出来。众所周知，韩国之所以又称为郑国，是因为韩国灭掉了原来的郑国，将郑国都城作为韩国的新都。梁侯罃提出，既然郑国是韩国所灭，那么韩国有义务划出一部分土地封给被灭的郑君后裔。这是王道思想兴亡继绝的理念，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能够名垂青史。郑侯武闻听此言，知道魏国是想借此机会干涉韩国内政，非常着急。这时，韩国一个名叫公子食我的贵族主动出面，愿意前往魏国进行交涉。既然魏国翻起了历史老账，那么公子食我也翻起了历史老账，他在回复梁侯罃的谈话中，提及了晋出公之后声氏被拘禁在铜鞮的悲惨历史——暗示魏国，你们魏国都没有做出兴亡继绝的榜样，反倒让我们韩国来做，咱们可担当不起这样的榜样。

梁侯罃被公子食我生生地噎了回去，也不好动怒，于是就找借口说这不是自己的主张——言下之意是底下人出的馊主意，然而心里却开始盘算起武装进攻韩国的计划，就此拉开魏齐马陵之战的序幕。

按照《史记·田敬仲世家》的说法，魏国首先攻击的是赵国，而韩国是作为赵国的盟友支援赵国。两者在南梁被魏国击败。此后，齐国君臣商议出兵，援助韩赵，引发马陵之战。但笔者通过对之前局势的梳理，看出《史记》中这段记载有很多问题：一，马陵之战前局势的描写实际上是桂陵之战的误植；二，桂陵之战时魏韩是盟友，赵魏处于对立局面，而马陵之战前恰好相反，魏赵变成盟友，而韩国走向了魏国的对立面。无论桂陵之战还是马陵之战，都不会出现赵韩两国联合抗魏的局面。更重要的一点是，马陵之战爆发的原因可能和魏国攻韩没有必然联系。由此看来，《史记》中对于马陵之战爆发原因的记载是不可信的了。

既然马陵之战并非齐国救援韩国而起，那么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这场战役起因的真正原因。《史记·赵世家》中提及赵肃侯六年、七年先后对齐国的高唐和魏国的首垣（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一带）用兵，其中对高唐的战果用了个“拔”字，意味着高唐被赵军攻陷。但这两年发生的战事放在历史年表中分别为公元前344年和公元前343年，恰好是梁侯罃逢泽之会之时。赵国居然在魏国致力领导天下的关键时期，先后攻击齐魏两国，这未免有点不可思议。遗憾的是，目前缺乏赵国这段时期动向的详细资料，笔者无法判断这是《史记》编年的失误，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笔者先假设《史记》中的这两条记载是准确的，通过相关线索勾勒出马陵之战的起因：梁侯罃为了实现称王的野心，同时也为了一雪桂陵之战之仇，因此和赵国联手，打算对齐国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打击。此时的齐国，邹忌已经下台，新上台的齐国相邦是陈婴。经过多年的政治运作，陈婴终于从幕后走向台前。不过，从史料中对陈婴的描写来看，此人庸碌颟顸，只知道抓权贪利，使得齐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十分辛苦。赵国攻陷齐国重镇高唐，便是大战的前奏。齐国为什么没能在高唐阻击赵军，反而让赵军夺了高唐呢？这一点完全无法判断。从现实角度分析无外乎两点，要么是高唐守将无能，丢失高唐；要么是齐国知道将会爆发持久战，为了蓄积力量，暂且将守军撤离高唐，让赵军先占到一点便宜。笔者认为后者可能性较大。前面我们提到过，齐国头号名将陈盼曾经担任过高唐都大夫，不过他的任期不详。据说陈侯因齐曾向梁侯罃吹嘘，让陈盼守卫高唐，赵人不敢来黄河捕鱼。如果陈盼连守护高唐的能力都没有，又如何在后来的马陵之战中取得胜利？这一时期就算陈盼不是高唐的守将，也应该能通过总揽全局的高度控制高唐地区的战事，这样才能使赵国虽然获得小胜，却无法进一步深入齐国。

至于赵国为什么会攻打首垣，这一点实在难以理解。不过，桂陵距离首垣很近，是众兵家争夺之地。也可能赵军在首垣进攻的不是魏国守军，这也无法猜测了。

在这里，笔者介绍下马陵之战前后魏国将领的情况。《韩非子》中记载了一段文字，说是魏国邺城令名为襄疵，此人与赵王左右私下交好，当赵王意图攻打邺城的时候，襄疵提前获得了消息告知魏王，于是魏国有备，赵国不战而退。此人的名字在《竹书纪年》中写作穰疵，古书中还将他与齐国将领司马穰苴混淆。当然，司马穰苴本人也是充满了谜团，连所处的时代也蒙昧不清，这里放下不提。以下笔者统一以穰疵相称。从《韩非子》的描述来看，穰疵是一位很有智谋的将领，不过，他守护邺城发生在何年，《韩非子》并未提及。按照《史记》的记载，赵国在攻首垣的三年后有一次伐魏行动，但具体情况不明。从赵国在马陵之战期间的行动来看，只是开始攻击了齐国，攻陷了高唐，此后就主要攻击魏国。那么，穰疵守邺城大概就是在这段时期发生的。不过，穰疵在赵国攻击首垣后，就担任攻打韩国的主将，那么笔者进一步推测，穰疵就是在赵国攻打首垣期间展开对策，使得赵国不敢轻举妄动。

我们通过穰疵守邺城这件事，或许可以推测出赵国的基本动向。赵国开始与魏国结盟，按照魏国的指挥挑起了攻打齐国的序幕。齐国方面在陈盼的指挥下将守护高唐的兵力撤出，允许赵国轻而易举地攻下高唐。此后，齐国可能与赵国展开过密谈，齐国大概许诺不追究赵国攻陷高唐的责任，但赵国必须要转道进攻魏国。赵国大概是复制了当年桂陵之战的模式，进攻了距离桂陵很近的首垣。邺城令穰疵在获悉相关情报后组织兵力防御赵国入侵，赵国便借机停止了对魏国的攻击，转而进入中立状态。

赵国提前退出伐齐战争，齐国正着手反击；秦国亦在调兵遣将意图见机行事；韩国有倒向秦国的动作。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梁侯罃似乎根本没考虑过求和，而是定下三面出击的宏大计划，意图一口气搞定秦、韩、齐三国的军事势力。穰疵被任命为进攻韩国的主将，公子卬被任命为应对秦国的主将，而进攻齐国的重任则交给了储君太子申。这次军事部署比起当年攻打邯郸并没有多少优势。

梁侯罃自击败弟弟公仲缓巩固自己在魏国的统治地位后，已经在位二十七年，距离桂陵之战也过去了将近十年。十年前的邯郸之围应该是梁侯罃亲征赵国。十年后，梁侯罃的儿子们已经长大成人，梁侯罃便试图让自己的继承人太子申成为讨伐齐国的主帅。统治者让自己的继承人走向战场，一来可以通过战场磨炼他们的意志，二来可以在军队中树立威信。但另一方面，这些继承人因为过于显眼，也是敌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因此，梁侯罃做出让太子申领兵的决定后，引发了一场明争暗斗。梁侯罃除了太子申外，至少还有四个留下名字的儿子：理、赫、鸣、嗣。其中，有人认为理、赫、鸣是一个人，但从古文字的角度来看，这三个名字并无相通之处，所以笔者姑且认为是三个不同的人。曾有外来食客悄悄给公子理的师傅献策，建议公子理到祖母和父亲那里去劝阻太子申担任伐齐的主帅。这样一来，无论结局怎样，对公子理来说都有好处：如果梁侯罃听从了建议，那么公子理即使当不上太子，也可以在国内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如果梁侯罃执意要派太子伐齐，齐国方面的主将是陈盼，军师则是孙膑，面对这个超强的组合，缺乏战争经验的太子申必败无疑，一旦败仗，被擒杀的可能性很高，如此一来他就可以有机会争夺太子之位。公子理是否采取了这个建议不得而知，但梁侯罃还是决定让太子申领略一下战争的残酷。事情已经无法逆转。

马陵之战、孙膑退场

从魏围邯郸的战争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梁侯罃统治下的魏国喜欢进行多线作战。梁侯罃亲率大军围困邯郸，而庞涓则率领另一支部队负责与齐国进行周旋。结果，孙膑用计诱使庞涓脱离了大部队，在桂陵一举将其击败，为后来逼和魏国奠定基础。这次伐韩、伐齐的战争也类似。太子申是伐齐的主将，善于谋略的邺城令穰疵负责伐韩，两者几乎同时行动。齐国根本顾不上救援韩国。而赵国在之前刚刚攻击过齐国，随后又袭击了魏国，所以齐国也不会是为了赵国而出兵，而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与魏国进行正面对抗。这样一来，我们就清楚了马陵之战的真实局面：齐国既然不是为了救援韩国或赵国出兵，那么所谓围魏救赵或者围魏救韩的计谋在这次战争中很难有用武之地，过去笼罩在我们面前的迷雾该散了。

太子申奉父亲之命率领魏军赶赴伐齐的前线。根据《战国策》的记载，大军取道宋国，目的地大概是齐国都城临淄。当魏军来到宋国的外黄邑（今河南省开封市杞县）时，一个叫徐子的人面见了太子申，号称自己有百战百胜之法。这个人实际上是想告诉太子申，既然贵为魏国的继承人，没必要为了攻打齐国而送死。太子申被徐子说动了，打算撤军回去。但其他将领出面声称，如果撤军就按照战败逃亡的罪过论处。太子申强扭不过，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向齐国方向进发。时间已经是梁侯罃二十七年（公元前342年）的冬天，等待他们的，是命运的终点——马陵。

在传统的文献中，春秋战国时期至少有两个叫马陵的地方。其一在春秋时期属卫国，公元前584年，中原诸侯为了救援郑国，在此处会盟；另一处则是在齐都临淄附近，又称为马陉，据说位于山东省潍坊市益都市。公元前591年，齐晋鞍之战中，晋军大败齐国，追击至此。另外，按照《史记》记载，梁侯罃二年（公元前368年）曾经在马陵打败过韩国，此马陵大概与卫马陵是一地。卫马陵到了战国属于谁家已经不甚明了，此地的地理位置在传统上有两种说法，西晋杜预注释《左传》的时候指出马陵位于阳平元城县东南，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一带。另一种说法东晋的虞喜在《志林》中提出，认为马陵位于濮州甄城县东北六十里，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大张乡，距离河南濮阳市范县县城7.5公里处。前面我们提到桂陵所在地的两种说法几乎位于同一纬度，而马陵所在地的两种说法则几乎位于同一经度，直线距离约50公里。两地都靠近莘县，可能是由于历史原因产生地理位置的偏移，不过大体来说，卫马陵应该就在这一地区，齐晋鞍之战时，两军也是先在莘县相遇。此战应该不会在齐国的马陉爆发，因为齐国还不至于像鞍之战那样被魏军如此深入领土。

除了卫马陵和齐马陵之外，现代学者又提出一种新说，认为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的马陵山才是马陵之战的古战场。遗憾的是，这种说法来源于一个错误的判断，错误的源头始自明朝中后期的一首马陵诗：“回合长堤卫水秋，满林黄叶荻飕飕。居人近指马陵道，遗迹遥传瓦屋头。昔日孙庞曾决胜，只今草木尚含愁。不知七圣皆迷路，犹自停车吊古邱。”作者李先芳（1510—1594年）字伯承，号北山，濮州人，明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显然，作者是濮州人，濮州位于现在的范县，作者应该是相信马陵位于自己的故乡范县一带，也就是相信虞喜所提出的说法。这首诗无悬念地收入作者的故乡所编写的《续修范县县志》（此书是民国时期编纂）。出人意料的是，这首诗还被收入到乾隆年间编纂的《郯城县志》，其中典故“七圣皆迷路”还被误写为“七国皆迷地”，让人误以为李先芳吟咏的是郯城马陵山。以此为发端，一些学者开始寻找其他史料证据来依附这种说法，其中就拿出了《战国策》中太子申与外黄徐子的对话作为佐证。外黄徐子说了一句“大胜并莒”，成为郯城说的支持者们自认为最可靠的证据。但是先秦史学家徐鸿修先生针对这条论据进行了细致的辨析：从魏国的河西长城至齐国东南的莒地，直线距离达1600余里（800公里），如果先攻占莒地再翻回头攻打齐都临淄，山路险峻。况且此时莒地控制在楚国手里，如果魏国攻打莒地，面对的对手不是齐国而是楚国，增加了风险系数。因此，魏国是不大可能将莒地作为首要攻取的目标，进军的目标应该还是齐都临淄。只有拿下临淄，才能考虑从临淄南下进军莒地，与楚国对峙。

如此看来，马陵位于郯城的说法毫无根基可言，自然不可信从。笔者以传统的两种说法为基础，认为马陵之战的发生之地应该是位于莘县附近。至于是靠近大名县还是范县，这个无法确定。其中有个关键点需要注意，原本学者们深信是孙膑在马陵设下伏兵，乘着黑夜用乱箭射死大批魏军，导致魏军主力被歼。按照这个逻辑推测，此地的地理环境应该是适合设下伏兵的丘陵地带。但现在的我们知道，马陵之战没有陈忌，没有庞涓，更没有围魏救韩，魏军也没有像桂陵之战时如此疲于奔命。所以，马陵不是道路狭窄、地形复杂的地带，反而应该是地势开阔的地带，即使存在一些丘陵，也不影响两军在此地布阵。齐魏两军各自在马陵一带安营扎寨，不是通过一场战役，也不是仅凭借一次伏击战就一决高下了的，而是展开了数场堂堂之战。

这场战役从公元前342年十二月开始，一直打到了第二年年初才真正决出胜负。陈盼利用冬季狠狠打击了魏军，而太子申却没有意识到危险将至，坚持在前线与齐军对垒，齐军不断对太子申驻地发起攻击，直至将太子申彻底包围。太子申究竟是怎么死的，也没有准确的答案，要么是被围困时战死或自杀，要么是被俘虏后自杀或被杀。文献上一般说太子申是在齐国被俘后死亡的，因为无法成为齐军手中的筹码。太子申被擒的消息传开后，魏军更是无心恋战，纷纷溃逃，减员程度无法估算。

在太子申一路溃败的同时，魏将穰疵在梁赫轻而易举地击败了韩国将领孔夜。这场胜利对魏国来说是多么的尴尬和苦涩——太子申未能阻止齐军西进，击败韩国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梁侯罃事先能派穰疵对抗齐军，或许局面不会是这个样子。穰疵在太子申败亡之后是否承担了抵抗齐军的重任，笔者无法确知。不过，在接下去的一年里，齐国与宋国开始联合起来向魏国东境展开进攻。《竹书纪年》上提到，公元前340年五月，齐宋联军围攻了平阳。此平阳所在地，朱右曾认为在兖州府邹县西三十里，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一带。但是邹城在莘县的东南方向，很难想象齐国在马陵取胜之后还要和宋人回转东南方向进军。笔者认为这里的平阳就是桂陵之战时孙膑所提议攻打的平陵。《竹书纪年》中称桂陵为桂阳，那么平陵应该也可以称为平阳。前面已经说过，平陵大体位于山东菏泽一带，位于莘县的南方，那里是魏国的重镇。马陵之战结束后，平阳便是齐军攻略的关键所在。平阳之围开展四个月后，秦国在公孙鞅的带领下侵入魏国西境。负责抵抗秦军的魏将公子卬，居然被公孙鞅花言巧语骗去赴宴，结果轻而易举就被俘了，造成魏军的指挥系统一片混乱。又过了一个月，赵国也开始进攻魏国的北境，魏国的局势岌岌可危。

梁侯罃从刚继位那会就面临被赵韩两国围攻的危险，二十七年后，不但未能实现称霸天下的野心，反而继续被强国围攻。他已经无法承受如此的压力，只得听从相邦惠施的建议，不惜降低身份，向齐国俯首称臣，换取和平协议。而齐国相邦陈婴也希望利用魏国称臣这件事，巩固自己在齐国的地位，于是促成和议，同时也压制了取得赫赫战功的陈盼。齐国反攻魏国的战役就此结束。公元前334年，魏齐两国在徐州会盟，互相推举对方称王，中原诸侯终于扯开原有的遮羞布，纷纷向称王的道路跨出实质性步伐。

马陵之战是终结了魏国霸权的重要战役，但大家一定在疑惑，到底孙膑在马陵之战中起了什么作用？笔者经过排比史料深入分析，得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学者的观点，孙膑恐怕在马陵之战中难以施展才能。自从陈忌逃亡楚国后，孙膑事实上就已经失去了靠山。虽然他能依附于陈盼的门下，但陈盼对军事的理解要远远胜过陈忌。对他来说，不需要孙膑这样的谋士对自己指手画脚。陈盼在马陵之战结束的多年后说过一句话：“夫轻用其兵者，其国易危；易用其计者，其身易穷。”随便用兵会导致国家陷入危险，轻易使用谋略则会让自身陷入困境。我们通过这句话可以分析出陈盼对用兵和谋略的态度，得出他并不是一个轻信计谋的将领。《名侦探柯南》塑造了横沟参悟和横沟重悟一对兄弟警察，哥哥参悟非常迷信侦探的推理，弟弟重悟则非常反感侦探插手破案。陈忌可比参悟，陈盼可比重悟。

◎马陵之战

陈盼可能是出于对孙膑的尊重，带着孙膑参加了对抗魏国的战争，将他当作一个摆设。孙膑兵法的核心是“势”，“势”的关键就是在于营造一种心理氛围，让将士们坚信自己可以战胜敌人。为了达到这个“势”的效果，可以牺牲一切。如平陵之战中牺牲高唐、齐城二部换取敌人的麻痹，在环境艰苦时拿人肉充饥，拿死人骨头当柴火。孙膑兵法不仅仅是具体的军事技巧，也包含指挥官无比的冷酷之心。这一点是否会让陈盼感到恐惧？孙膑本人可能对陈盼也存在某种鄙视和厌恶的情绪，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虽然不是孙膑本人所写，起码是孙膑一派的传人整理而成的著作。在残存下来的文字中，我们只看到孙膑与陈忌和齐威王的对话，根本没有一个字提及陈盼。《擒庞涓》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桂陵之战的细节，但是马陵之战却没有专篇讲述，只是在《陈忌问垒》的篇章中轻描淡写了一句，给人感觉陈忌参加了马陵之战。而《孙膑兵法》中借孙膑之口批评齐国穷兵黩武，未能富国强兵，只能维持三代的强盛。而陈盼长期把持齐国的军权，对齐国的军事政策理应负责。《擒庞涓》中借陈忌之口说高唐都大夫是不知兵之人，笔者开始认为这个高唐都大夫不可能是陈盼，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是不是其中也暗含着对陈盼的抨击？陈盼与孙膑之间似乎构成了一种无形的对抗模式，陈盼不愿意在现实中给孙膑提供发展的空间，那么孙膑就通过兵法的传承抹杀对陈盼军事才能的肯定。于是乎，经过司马迁妙笔生花，后人只知道马陵道前的大树上写着的“庞涓死于此树之下”，而几乎没人知道陈盼在齐国历史上的事迹。

陈盼取得马陵之战的胜利后，很快遭到陈婴的打压。陈婴抬举自己的党羽申缚（申孺）执掌兵权，结果申缚在公元前333年被楚国战败，齐国短暂的霸权就此终结。齐王因齐不得不再度起用陈盼挽回败局，此后陈盼就一直把持着齐国军权。但是陈婴在楚国的支持下控制着齐国的朝廷，陈盼无法出面主政，齐国形成军政对峙的状态。孙膑据说曾经劝说齐王收服秦燕两国国君之心，提出“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胜为上，兵胜为下”。秦燕两国成为齐国关注的焦点大概已经是齐宣王时期的事情，也就是说，孙膑可能一直活到齐宣王时期，还能以谋士的身份出谋划策。但这时已经是纵横家的天下，孙膑在战场上做出精彩决断的时代一去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