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摩藩（“武装倒幕”主力军）

萨摩藩简介

萨摩藩：日本明治维新是一场影响东亚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变革。在这场以“倒幕运动”为开端的变革中，萨摩藩作为“武装倒幕”的主力军，一举成为日后影响日本百年政局的重要力量。这里将再现萨摩藩的历代精英如何变法图强，最终以一藩之力撬动日本乃至整个东亚的政局。

萨摩藩·历史词解——

萨摩藩岛津氏家徽“丸中十文字”

萨摩藩，是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外样大名 岛津氏属地，辖地77万石，居日本诸藩第二，藩城在鹿儿岛。

从幕末到现代，萨摩藩在日本史上的重要地位有目共睹。该藩是日本倒幕强藩中的第一大主力，在近代日本的藩阀政治中，萨摩藩阀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可以说是日本政界上百年来最强悍的政治势力。

徘徊在破产边缘的萨摩藩

岛津家的源起，可以追溯到近卫家的家臣惟宗忠久。忠久之祖传说是从中国大陆漂洋过海来到日本的弓月君一族。弓月君自称是秦始皇的子孙，故以秦为名，其族称为秦族。另一说法为，忠久是源赖朝的七男，是赖朝与其家臣比企能员之妹丹后局所生之子。

总之，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后，岛津家成了地方大名。1193年（建久四年），源赖朝任命忠久为日向岛津庄地头 。不久后，他追加忠久为萨摩、大隅、日向三国的守护。忠久到任后，根据庄名更姓为“岛津”。岛津家就这样诞生了。

当时的日本九州，居住着名为“隼人”的土著居民。隼人仍然没有对日本本州传来的文化全部接受，也就是说尚保留有蛮夷习俗。所以当地民风彪悍，屡次起来和中央的大和朝廷对着干。他们曾几次起义，每次都对中央政府造成很大的震动。忠久因为有“三国守护”的名号，大义上受中央支持，所以到任后虽然屡经挫折，但是仍取得一定进展，很快成为九州的一大势力。

镰仓幕府结束后的室町幕府—南北朝时期，岛津家一直站在武家一方，作为武家部队的急先锋反抗中央，岛津家家主岛津贞久还是武家军队的一位名将。就这样，岛津家从室町时期进入了战国年代。

战国时代的日本六十六国

1527年（大永七年），岛津家的分支——伊作家的岛津贵久继任本家家督。他的继位引发了岛津家的分裂和内战。1536年，贵久从岛津家的另一分支——萨州家手中，夺下伊集院城，又于1538年（天文七年）在加世田城战中大胜萨州家家主岛津实久，统一了日后岛津家的根据地——萨摩。因为贵久的胜利奠定了日后作为战国大名的岛津家的基础，所以他被称为真正的岛津家之祖。

统一萨摩之后，贵久把居城移到内城。之后他致力于让自己的“三国守护”变得名副其实，因此掀起了一系列的战争。

1554年（天文二十三年），贵久派遣其子义久、义弘进攻萨摩和大隅之间的蒲生家，并依次攻下了蒲生家的各个城池。3年后，蒲生家灭亡。至此，岛津家夺取了大隅国的一部分。

关原合战屏风图

1561年（永禄四年），大隅的肝付家家督、高山城主肝付兼统与岛津家开战。1566年，肝付家在高山城合战中战败，并于1574年投降。后来肝付家成为岛津家的重臣。

肝付家的投降让岛津家夺取了大隅国，实力大大扩张。这样岛津家就引起了九州另一强豪——大友家的注意。在夺取了大隅国之后，岛津家准备让自己的“三国守护”之名彻底名至实归，就发动了进攻日向国的战争，于是与同样进军日向的大友家开战。当时岛津家的家主义久和他的几个兄弟，都是相当出众的人杰，以至于当时世人皆称“岛津家没有暗主”。同样幸运的是，岛津家由于其地理位置，成为第一个接触西方人的日本大名。在引进了西方的铁炮（火绳枪）之后，岛津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大大提高。此后，岛津家如旭日东升，实力蒸蒸日上，战场上也屡战屡胜。

1578年，岛津家在耳川合战中大胜大友家的4万大军。从此，中九州的强豪大友家如日落西山，逐渐为岛津家吞并。

在击破大友家后，吞并了日向国的岛津家，就跟北九州的霸主龙造寺家发生了冲突。1584年，岛津军在冲田畦设下伏击，大破龙造寺军3万余人，还打死了龙造寺家家主龙造寺隆信。

可以说，连战连胜的岛津家犹如海涛一般横扫九州。但眼看岛津家就将成为九州唯一的大名时，九州外的形势却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成为“天下人”的丰臣秀吉基本完成了本州的统一，开始向九州征伐，决心完成统一事业。岛津家实力毕竟不如秀吉强大，虽然战术上多次获得胜利，但最终不得不向秀吉宣誓效忠。最后，岛津家的封地被定为萨摩、日向两国和大隅的一部分。秀吉的此次敕封，基本奠定了日后岛津藩的领地规模。

总体来说，岛津家因为受本州文化开化最晚，又多次和来自本州地区的大名战斗，所以其武士一向以吃苦耐劳、勇猛好战著称。特别是引进了铁炮之后，粗野的民风配合先进技术，构成了岛津军队的一道独特风景。这种野蛮落后和先进开化的结合与冲突，始终贯穿着岛津家的历史。日后萨摩藩藩兵战斗意志凶悍，且精于西方武器，可谓深得传承。

在臣服于秀吉后，岛津家因为处于九州，而成为秀吉侵朝军队的主力部队。在朝鲜战场上，岛津军凶猛残暴，堪称是中朝联军最棘手的敌人，以至于朝鲜人将岛津军的主将岛津义弘称之为“鬼石蔓子” 。

但是这场侵略战争远远超出了日本的承受能力，在明军的英勇奋战下，日军屡战屡败，丰臣秀吉死后，最终败溃回国。归国后的岛津家，本应休养生息，但是又出兵参与了德川家康与石田三成对决的关原合战。岛津家在关原合战中，选择了石田方的西军，结果战败后遭到德川幕府处罚。岛津家虽然没有被取消家名，但是土地被没收不少，仅剩萨摩、大隅两国领土和日向的一部分。此后，历经战国两百年战火而顽强活下来的岛津家成了萨摩藩，变为德川幕府三百大名之一。

在江户时代，由于德川幕府的各种打压措施，比如参勤交代等制度，财政困难可以说是普遍困扰各藩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而萨摩的财政困难可居各藩之首。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萨摩藩在江户时代两百年里，基本上一直处于破产的边缘。长年囊中羞涩加上地理位置偏远，让萨摩藩士被江户人视为乡下人 ，屡遭歧视。这种不公正待遇可以说是日后萨摩藩士积极参与倒幕运动的诱因之一。

因此对于萨摩藩来说，成功的财政改革意义非比寻常。作为日后幕末四大藩国中的头号强者，萨摩藩能从一个两百年来濒临破产的藩，摇身一变成为雄藩之首，乃至开创后来近百年的藩阀政治，其稳定的财力支持一直是最重要的原因。因此这其中的艰辛与血泪自然值得详细讲述。

萨摩藩自开藩以来，因为财政上的困境，一直不能开展各种改革事业，这就造成了萨摩藩的长期落后。而长期落后的意识形态又反过来成为改革的阻碍，于是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具体说来，萨摩藩的财政问题是因为经常性和非经常性的支出都太多了，这要归咎于萨摩藩的藩组织体制。萨摩藩的藩组织体制相当独特，名叫“外城制”。这个独特的制度近似于镰仓幕府时的御家人制度，是岛津家被镰仓幕府任命为守护后的一种历史遗留。

外城制的最大特点是藩里的武士并不聚集在主城附近居住和生活，而是居住在田间地头附近的小型据点里。萨摩藩内有大量被称之为“麓”的山地城寨和平原城寨等小型军事据点，这些地方统称为“外城”，而岛津家家主所在的主城则被称作“内城”。在这些军事据点中，居住着大量的半武士或准武士集团。这些人平时耕种，战时组织起来出击。

参勤交代

参勤交代，亦称为“参觐交代”，是日本江户时代独有的一种制度，由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于1635年正式确立。参勤交代制度要求各藩的大名每年须前往江户向幕府将军汇报工作，并在江户执行一段时间的政务。幕府在江户城为各位大名提供居住地点，同时要求大名的妻子在江户居住。大名居住一段时间后即可返回自己的封地执行政务。大名在江户城的居住地，称之为“藩邸”。参勤交代作为幕府政治下各大名的封建义务，极大地稳固了幕府的统治。究其原因，首先，参勤交代是大名自费出行。限于日本当时原始的交通情况，这种出行对于大名来说是不小的财政负担。与此同时，各路大名大多有攀比心理，为了招摇显摆，大多在参勤交代路上大搞排场，这就很好地打压了大名的财政实力。其次，交通极其不便。大名在江户的时间是有硬性规定的，而前往江户的路途又要耗费很多时间。总的来说，大名一般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领地，另外三分之二的时间，不是待在江户，就是在前往江户的路上，或者是返回领地的途中。特别是那些外样大名，领地偏远，来回一趟，一年下来就没剩多少时间了。大名长期不在领地，藩政大权就只能交给家臣来处理，这就让大名的权威受到了限制。最后，参勤交代需要大名的正妻在江户居住，这等于是拿大名的正妻做了人质。所以参勤交代既限制了大名的财力，又浪费了大名的时间，还得到了大名的身边人做人质，这极大地削弱了大名的造反能力。同时，大名在江户的消费活动，也刺激了幕府直辖领地的经济发展，使得幕府的力量越加强大。所以这种制度为幕府政治的稳定和日本日后的统一，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大名参勤交代队列

鹿儿岛市内的萨摩藩外城遗迹，现今大部已经成为房子的地基

当年岛津家作为镰仓幕府时期的守护大名，为了尽快统一本地，承袭了古老的御家人制度，对领内大量的地方豪族和其郎党都予以了保留。进入战国时代，这些郎党就转化成了所谓的“外城士”，即“准武士”。同时，外城制也是萨摩藩长年争战的结果。因为萨摩藩自进入战国以来到德川家开幕为止，战争就一直没停过，因此比起其他藩而言，萨摩藩需要更多的动员兵来维持其战斗力。所以萨摩为了能兼顾战争和耕种，而且也为了便于控制领地，将大量武装人员部署在乡间。

根据统计，萨摩藩的武士和准武士占其总人口的26%以上，接近40%。其武士人数比例之高，可以说在日本诸藩里名列前茅。另外，岛津家是在几乎完成九州统一目标时，被本州中央政府打败，并被迫吐出大量土地的。这就导致岛津家大量武士和准武士一下失去了土地，而岛津家又不能将之抛弃，结果就造成了萨摩藩藩士众多的情况。

总之，由于藩士太多，而领地却遭到了削减，这些藩士的俸禄问题让萨摩藩极为挠头。

另外，德川幕府也没少让萨摩藩的荷包大出血。萨摩藩跟德川幕府可以说是苦大仇深。在关原合战中，岛津家不但从属西军，还用铁炮打伤了德川四天王之一的井伊直政 ，这让幕府对岛津家深怀戒心。于是萨摩藩的参勤交代任务自然是少不了的。萨摩藩本来就是离江户最远的藩之一，所以每次参勤交代都所耗不菲，一趟约5万两白银，其财政负担沉重无比。

此外，德川幕府在两百年里还不断派下大量的劳役任务给萨摩藩，这其中比较著名是“宝历治水事件”。

“宝历治水事件”发生于1753年（宝历三年），德川幕府勒令萨摩藩承担改修木曾三川分流工程的任务，当时的萨摩藩主为7代目岛津重年。幕府这种赤裸裸削弱萨摩藩的举动，引起了萨摩藩士的一片不满，萨摩藩士甚至叫嚷要起来和幕府开战。但是岛津重年任命的首席家老 平田靭负认为，萨摩藩无力对抗幕府，于是劝说激进藩士忍耐。在成功说服了激进藩士后，平田靭负出任治水总奉行。

当时工程全程花了近40万两白银，一期预算就要了12万两之多。幕府方仅仅同意萨摩藩可以雇用一些技术人员，而劳动力、设备和资金则要萨摩全额负担。当时萨摩藩虽然财政危机减缓，然而还是处于破产边缘，其大部分资金都是向大阪商人借来的，比如一期预算中有7万两白银就是借的，以黑砂糖做抵押。工地的工作条件也非常糟糕，传染病（赤痢）流行。幕府方面则行政苛急，屡次催逼完工。萨摩藩士在经过重体力劳动后，食物仅被定为一汁一菜 ，而一般体力劳动者的食物应为一汁三菜，甚至连避雨的雨具，幕府方都要求穷困的萨摩藩士自行购买。于是萨摩藩士饥寒交迫，很多人生病，还有30余人病死。许多萨摩藩士因不堪忍受，以切腹自杀抗议。甚至有记载讲道，因幕府方面逼迫太过，连在工地现场的许多德川家武士都看不过了。有两名德川家派来的监工不平于萨摩藩士的凄惨，跟萨摩藩士一样切腹来向上面抗议。最后，萨摩藩付出了包括平田靭负本人在内的80余人死亡的代价，才完成了工程。就这样，以“宝历治水事件”为代表，幕府对萨摩藩的种种打压，愈发加剧了萨摩藩的财政困难。

白州台地

除了名目繁杂的支出外，萨摩藩的收入也非常成问题。江户时代，衡量各藩财富的尺度是米的产出量，因而产米的土地乃是财政的基石。萨摩藩的土地相当于现在日本的鹿儿岛和宫城两县，其中有很大部分是日本独有的小高原，叫作“白州台地” 。这种小高地是因为活火山喷发所流出的熔岩和岩石碎片堆积而成。这样的土地在现今日本的鹿儿岛县占52%，宫城县占16%。它们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土壤锁水性极差，雨后经常涌水，使得作物的培植非常困难。而且，因为是由火山灰和碎片堆积而成的缘故，在河流的冲刷下，这种土地容易出现各种奇特的地貌，而多变的地貌又加剧了灌溉的难度。外加萨摩藩所处的位置面向黄海和东海，往往成为大型台风的登陆点。于是灌溉上的困难和大量的自然灾害，使得萨摩藩虽然名义上有77万石的收入，实际上收入往往只有35万石多点。

低廉的收入和高昂的支出，以及长年的战争消耗，使得萨摩藩极度贫困。而萨摩藩一直徘徊在破产的边缘，却没有破产，主要得益于萨摩藩对琉球的侵占。在萨摩藩第一代藩主岛津忠恒时期，通过征服琉球，岛津家夺取了奄美大岛4万石的土地，同时获得了从琉球的朝贡贸易中捞取利益的权力。正是这些利益大大缓解了早期和中期萨摩藩的财政窘况，而且也让萨摩藩获得了强大的经济来源。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奄美大岛生产的黑砂糖，它是日本当时极为贵重的货物。从本州到九州，不管是点心，还是传统的酒酿，制作时都需要黑砂糖。而当时黑砂糖最大的产出地是奄美，所以这份巨大利益为萨摩藩独占。黑砂糖更为萨摩藩建立了财政信用，藩厅借助黑砂糖之利，成功获取了大阪等地商人的大量贷款，为早期和中期的藩财政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助益。然而，萨摩藩夺占奄美和黑砂糖利益，仅仅是有效缓解了财政上的窘迫，实际上只是让萨摩藩处于一种吃不饱、饿不死的状态，而且黑砂糖之利也引得德川幕府给萨摩藩摊派了更多的劳役。比如“宝历治水事件”就是因为幕府得知岛津重年上任后为了挽救萨摩藩财政，大大加强了与琉球的贸易和对奄美大岛的控制，才派下了治水劳役。

就这样，萨摩藩财政仍需要靠借款以维持日常开销，而借款所附加的高额利息，渐渐成为萨摩藩财政的又一重大负担。因此，早期萨摩藩的各项改革，只不过是缓解了财政危机，并未真正扭转财政困局，甚至为之后的财政增加了重大困难——巨额利息。

这从萨摩藩的藩债上可以看出来。1616年首代藩主岛津忠恒柄政时，藩债仅有2万两白银左右，到了1640年2代目岛津光久上任后，藩债膨胀到35万两白银，萨摩藩的信用遭到质疑。多亏当时幸运地发现了永野金山，才使萨摩藩的信用得以维持。然而萨摩藩的金山采掘仅进行了两年，就被幕府打压，遭到严令禁止，直到1656年方才解禁。解禁之后，萨摩藩的财政稍有缓和。然而到了3代目岛津纲贵时期，萨摩藩屡遭自然灾害袭击。最开始是洪水，之后又是风灾，藩城鹿儿岛还发生了大火。更倒霉的是，闻知萨摩藩金矿复工，幕府的打压马上就紧跟而至——萨摩藩被强令协助出资修缮宽永寺大殿，结果财政立刻吃紧。

黑砂糖，萨摩藩的主要来创汇商品。虽然当时白糖已经开始出现，但是对于日常的日式点心来说，黑砂糖仍然是主要的甜味剂。可以说，黑砂糖在整个萨摩藩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总之，虽然凭借金银开采和黑砂糖这种独占货物，以及琉球等地的供奉等，萨摩藩勉强维持住了摇摇欲坠的信用，但是萨摩藩的财政困局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扭转。而且，萨摩藩的金山储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很快就采掘完了。为此，萨摩藩在1658年开始大规模地开发新田，并强迫农民种植乌桕树。萨摩藩还实行了蜡专卖制，希望通过蜡产业来改善萨摩藩的财政。但是蜡产业不能立即见效，于是萨摩藩只能从地租上想办法。萨摩藩名义上1石谷米收4斗1合为地租，实际上经常收到5斗以上。结果农民平均日常只有米1撮 、地瓜5个、粟米3撮、麦1撮为口粮，生活非常悲惨。巨额藩债、专卖制度和苛政导致农村经济疲惫不堪，最终使萨摩藩收入缩减。一方面收入减少，一方面支出暴增，这就意味着萨摩藩在改革的道路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兰癖大名”的改革尝试

岛津家作为昔日强盛的大名，却沦落成受人歧视的乡下人，不但失去了当年的荣光，还屡屡遭到打压而过着苦痛贫困的生活。而其他各藩，或因为先天优势，或因为进行改革而实现了富强。两相对比，这种境遇就成了萨摩人改革的源动力。于是在经受了长年的落后和歧视之后，有个人决心在萨摩来一次大变革，结束这落后的局面，把萨摩变为一个绝不逊于其他藩国的强藩。他就是萨摩藩第8代藩主岛津重豪。也是自他执政起，萨摩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改革时代，最终经过激烈的变革脱颖而出，成为引领日本的一代强藩。

岛津重豪出生于1745年11月，为萨摩藩7代藩主岛津重年的长子。他诞生后不久其母便因病死去，其父岛津重年也长年生病，这使得他从小就被迫学习如何担起藩政的担子。1755年，“宝历治水事件”导致萨摩藩债务飞涨，沉重的藩政压力使岛津重年旧病复发，最终病逝。11岁的重豪继位，开始正式学习如何处理藩政。此后一段时间里，藩政由其祖父——原萨摩6代藩主岛津继丰掌管，直至重豪于13岁元服，被授予萨摩守之职，才正式从名义上接管了藩政。1763年，18岁的重豪正式亲政。

萨摩藩藩政改革先锋——8代藩主岛津重豪

重豪接过来的萨摩藩，仍然是一个乱摊子，国力非常贫弱不说，萨摩藩和其他各藩比起来，依然非常落后。萨摩藩到重豪时已经传了8代，居然还没有一所藩校，而其他各藩大多都有藩校，甚至还有历史悠久的著名藩校。萨摩藩虽然有盖藩校的计划，但是一直以来受困于财政而无法实行。正因为知识传播的落后，藩内的改革更难以推行。

重豪一生爱好学问，对东西方文化都很有兴趣。而且重豪10岁时曾跟随父亲参勤交代，到过江户，因此对江户兴盛的学术和富饶的生活羡慕不已。回到萨摩后，他发现萨摩藩不但学术不彰，而且藩内还保存着很多或野蛮或落后的风俗习惯，这让他更加厌恶萨摩的困穷形象。因此他认为萨摩藩的问题是缺乏文化，如果用文化滋养萨摩藩士，革除落后的风俗，萨摩藩必然可以腾飞。于是他在上任后决心以强力手段推进学术，务求在文化上改变萨摩藩的落后面貌。

1770年，重豪开始准备藩校建设计划。1771年，重豪批准在藩城鹿儿岛二之丸外征地3400坪，用作藩校建设。同年，萨摩藩开工兴建宣成殿（孔庙），随后兴建讲堂、学舍、文库等设施。其建筑式样和设施完全仿照幕府的汤岛圣堂和昌平坂学问所。1773年，藩校初步完工，定名为“造士馆”。初代教头是岛津重豪在江户时结识的名学者荻生徂莱门下高徒山本正谊。同年，岛津重豪下令再为造士馆加地4139坪，用来修建综合性演武场。

1773年，重豪下令设立医学馆（又名“医学院”）以研究中医学，同时还在藩内开设了吉野药园，作为医学馆的附属。他还仿照江户的医学馆，制订了《学规八略》这种教育规范。医学馆的设立是萨摩藩医学教育之始。医学馆招生不问身份，即便是町人也可以入馆学习，首次在萨摩藩打破了身份门第的限制。

但是岛津重豪仍然感到萨摩藩的教育十分不足，于是在1779年设立明时馆（后改名为“天文馆”），附属于造士馆。明时馆是萨摩藩属天文台和历法研究机构，后来更成为萨摩藩的兰学研究机构。明时馆自成立后，专注于历法方面的事务，还编撰了一部《萨摩历》。因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重豪在佐多村又开设了佐多药园，是为藩属植物园，尝试培育热带作物，更成功地将龙眼引进了日本。这一系列教育设施的设立，开创了中世到近代萨摩藩的教育体系。

造士馆藩校的设立，为暮气沉沉的萨摩藩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活力。由于造士馆藩校教学不问等级上下，只要是武士或准武士都可以入校学习，使得许多下级出身者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并磨炼了自己的才学，进而成为日后萨摩藩的骨干。另外，造士馆自成立起就注重文武兼修，并配有相关的演武馆，后来还引入兰学，这使得萨摩藩士的整体素质有了质的提升。

明治维新时期，所有萨摩藩出身的维新志士，乃至日后大正时期的萨摩藩出身者，早年基本全部都在造士馆学习过。造士馆的高才生包括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东乡平八郎、伊地知正治、松方正义、川村纯义、大山严等。后来萨摩藩政权虽屡经变化，多次发生政治清洗，但是改革派仍然人才不断，这和造士馆藩校的成绩是分不开的。

佐多药园纪念碑

萨摩藩医学馆遗址纪念碑

造士馆藩校遗址纪念碑。造士馆藩校遗迹现在已是日本鹿儿岛市的一个重要观光点

第七造士馆高等中学（简称“七高”）的学生章。造士馆在明治维新后成为鹿儿岛造士馆高等中学，后改为日本第七造士馆高等中学，后来又衍生出鹿儿岛大学

重豪设立天文馆时立的纪念碑，当时亦有指路作用。现在的天文馆是日本鹿儿岛市的一个地名，是鹿儿岛市最繁华的商业街

在建设学校和各种文化设施的同时，重豪还组织人手进行了图书编撰工作。重豪时期，造士馆先后编撰了许多图书，例如《南山俗语考》（语言学）、《成型图说》（农学）、《岛津国史》（历史）、《质问本草》（医学）、《鸟名便览》（动物学）等。这些图书不但风靡一时，还为日本近现代的科学和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特别是《鸟名便览》和《质问本草》两书，被认为是日本最早有关植物学和动物学的记录。另外，重豪还大量引进理学著作，如《近思录》《传习录》等，强调藩士的忠诚观念，灌输上尊下卑的封建伦理，明确等级地位，以此强化萨摩藩的封建体制。还有，可能是受西方带来的各种光怪陆离的新鲜事物的触动，性喜猎奇的重豪对兰学也十分青睐。重豪本人是长崎荷兰商馆的常客，还曾登上荷兰船出海漫游长崎。他甚至跟孙子岛津齐彬一起，会见了江户时期著名的荷兰医生斯波德（Philipp Franz Balthasar von Siebold），并长期花重金向荷兰商人购买西方物品用以收藏。而重豪的收藏，也是萨摩藩接纳兰学的开始。

为了进一步推进文化事业，重豪甚至还在藩内鼓励各种形式的游乐，以求建立文化气氛。为了方便他藩籍属的乐师、戏子来萨摩，重豪下令萨摩藩的关所全部大开，允许他藩人自由出入。他还引入京都风格的戏剧，让藩厅组织艺伎公演，更组织了相扑比赛，同时鼓励藩士冶游。如果萨摩藩士去京都等地，参加了当地的文化活动，例如伊势神社参拜仪式，并能将其介绍回萨摩的话，就可以得到奖赏。

为了促进文化的传播，重豪甚至下令革除一些萨摩土语，以京都口音代之。同时，重豪把能否说京都口音作为选拔人才的一个标准，能说京都腔者加以重用，一时间外界文化（主要指京都文化）之风刮遍萨摩藩。

就这样，萨摩藩文化上的落后和贫弱，在重豪改革后大为改观。萨摩藩士在接受了这样一次文化洗礼之后眼界大开，观念也随之改变，而且素质也得到了提高。例如西乡隆盛，他不过一个下级藩士，也能写出很好的诗作，这在以前的萨摩藩是不可能的。以前萨摩藩是个强横尚武的地方，藩士大多没有文化，连穿着打扮都是战士的形象 ，为此还曾经被来访的儒学者赖山阳讥刺，并写了一首《兵儿诗》。而在重豪改革之后，萨摩藩涌现出了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五代友厚等有杰出才干的人，这是对重豪改革最直接的肯定。

与此同时，重豪上任后，为了改变萨摩藩跟幕府之间，因多年积怨所导致的对立局面，采用联姻战略来改善萨摩藩的外交处境。重豪一生精力过人，一直活到89岁，共育有子女26人。他通过缔结政治婚姻，四处结盟来改变萨摩藩的封闭状态。他一开始就自立为榜样，娶了御三卿一桥家德川宗尹之女为正室。之后，他将儿子分别过继给了中津藩、福冈藩、八户藩、丸冈藩，他们都成了这些藩的藩主。重豪还把女儿嫁入松平家、柳泽家这些历代幕府权门。通过他们的牵线，重豪更把三女茂姬嫁入将军家成为御台所。

重豪的这一系列策划，大大改善了萨摩藩的处境，使得重豪成为对幕府极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父凭女贵的重豪，其权势炙手可热，当时人甚至称重豪是“高轮下马将军” 。重豪的外交战略，大为改善了萨摩藩的形势，使得外部因素对之后的藩政改革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促进了改革的成功。重豪执政时期，可以通过借款来维持财政，也与他的这种权势密不可分。之后萨摩藩的各项改革，之所以可以在幕府获取支持，甚至于幕末时期以一介外样大名参与幕政，也都是由于重豪打下的基础。

就这样，重豪以创立造士馆藩校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极大地改变了萨摩藩的落后面貌，可谓意义非凡。特别是造士馆不问身份教授学识的做法，打破了传统的身份界限。“不问出身、只求才干”自此逐渐成为萨摩藩内的主导思想，使得大量有才的萨摩藩下级藩士脱颖而出，而人才的丰裕正是萨摩得以成为日后倒幕强藩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重豪的改革摊子铺得很大，而且对萨摩藩既有的传统教育（即乡中教育）不予以重视，甚至当作需要被改革的对象而加以打击，导致行政过火，培育了很大一批反对派。

过大的摊子还导致财政吃紧，使得萨摩藩在之后的改革道路上步履维艰。另外，重豪急于改变萨摩藩的落后面貌，行政过急，这是萨摩藩极度脆弱的财政所不能承受的，甚至加速了萨摩藩的破产。

更倒霉的是，重豪的私生活非常奢侈。他爱好广泛，对于西洋物品和中国的进口货都很热衷，而且为了自己的爱好不怕花钱。他因为长期购买西洋物品，而被称为“兰癖大名”。重豪还特意建造了一个大宝物库来收藏他的藏品，取名“聚珍馆”，而且还立石碑纪念。

长崎荷兰商馆图。西方科学在日本当时被称之为“荷兰学”，简称“兰学”。重豪一生在购买西方物品上不惜金钱，是荷兰商馆的常客，时人称这样的人叫“荷兰癖”（简称“兰癖”）。在馆长伊萨克-提斯辛格（Isaac Titsingh）的帮助下，重豪收集了不少西方的东西，都存在聚珍馆里

重豪甚至为了面子而跟幕府将军德川家齐进行过荒唐的斗富比赛。当时的幕府将军德川家齐，在江户史上以奢侈成性而闻名，辅一上任就打倒了幕府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贪官田沼意次，没收其家产，大发横财。这样尤嫌不足，他还纵容手下收受贿赂，所以他在江户史上被人称之为“俗物将军”而恶名昭彰。这样的一个人居然对重豪的奢侈也甘拜下风，他甚至对他的正室，御台所近卫寔子（重豪之女）说道：“我真想过公公那样的生活啊。”拥有420万石土地以及各种利益，包括金银山收益的幕府将军，居然在豪奢上对一个实际收入只有35万石多点的藩主的生活表示羡慕，重豪的奢侈可见一斑。

德政令

德政令是日本封建时期的一种法令。简单来说就是批准武士可以免除借债，有权借钱不还，如果武士以封地做抵押借钱，可以直接无偿收回，为此发生任何债务纠纷问题政府一概不予受理。这项法令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末期，泛滥于战国时期，是造成日本商品经济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天下人”逐渐完成日本的统一事业后，随着流通环境的改善，治安逐步向好，日本商业取得很大发展，商人势力日渐增强。因此德政令虽然没有明文法律规定禁止，但是已大为减少，逐渐被视作为一种杀鸡取卵的愚政而消失。到重豪时期，直接搞德政令这种做法已经十分罕见。

另外，重豪的外交改善策略是依赖于嫁女的政治婚姻。然而嫁女一方需要出嫁妆，重豪之女所嫁对象往往又是大名，甚至还有将军德川家齐，这样就需要耗资不菲的高规格婚礼。嫁妆不能节省，这就导致了萨摩藩的财政因被重豪无节制的索求而几近崩溃。为了应付各项开支，重豪的解决办法是大规模借贷。他不但向大阪等地的商人借贷，还通过政治婚姻向其他大名借贷，这使得萨摩藩赤字飞涨。重豪为了偿还借款，开始使用减俸、强令奉献俸禄、增税等手段来敛财。到最后，他甚至要对大阪商人搞德政令。这一系列措施引发了藩内的不满。随着赤字滚雪球般的增大，藩内的不满逐渐累积起来，最终引发了萨摩藩藩政改革的第一次冲突——“近思录崩事件”。

“近思录崩”与财政破产

1787年重豪退隐，但仍然对藩政有着强大的控制力。重豪好享乐的个性使得他对任何节约政策都抱有抵触心理，这使新藩主岛津齐宣不能对财政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提倡节俭和紧缩开支的政策陷入了无限的争吵而被拖延，萨摩藩的财政也跟着一天天败坏下去。到了1801年，藩债已经从重豪继位时的90万两白银累积到120万两白银，萨摩藩的财政与信用接近崩溃。严峻的现实迫使以上级藩士桦山久言和下级藩士秩父季保为首的藩政改革派，倾向于使用强硬手段来推进激进的改革，以避免破产的灾难。改革派借助通过组织学习程朱理学教科书《近思录》的读书会形成了团体，并开始对藩政施加影响，因而这个团体被称作“近思录党”。被藩政所困扰的齐宣，逐渐青睐近思录党的政策。

维新后刚刚改为七高的造士馆

与此同时，萨摩藩之前改革所引发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这其中就包括造士馆内的学术斗争问题。萨摩藩的学术斗争由来已久，最早因学术斗争引发的政治干预事件是7代藩主岛津重年时期的“古学之崩事件”。日本自进入中世以来，随着阳明学的传入，重新解释儒学的需求越加旺盛。阳明学派、国学派、古学派等新学派纷纷崛起。新的改革理论也传入了偏僻的萨摩藩，使得藩内出现了一些小的改革团体呼吁改革。这些人凭借各种儒学经典来议论藩政，指责藩内的各种不良风气。然而当时藩内教育水平低下，改革团体力量很弱。1750年，以御用人皆吉续安为首的藩政改革派，对藩内财政等方面发表了议论，结果和保守派起了冲突。最后实力强盛的保守派胜利，皆吉续安等10人被判流放。这件事情给早早学习帝王术的重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后的造士馆初代教头山本正谊虽然是荻生徂莱门下，但是没有像荻生徂莱那样对程朱理学持批判态度，而是采用折中态度。他在强调实践的同时也强调诗文的修养，而且对于理学中的三纲五常表示赞赏。这样就让馆里另外几个对荻生徂莱非常信服的教头，例如川上嘉善和赤崎贞干等人很是不满，于是起来反对山本正谊在造士馆内任职。结果川上嘉善的反对被岛津重豪弹压下去。山本正谊虽然也因此被临时替下，但是在新的首席教头赤崎贞干死后，他又一次被任命为首席教头，这让造士馆内的荻生徂莱学派大为不满。这些不满者很多都是近思录党成员，推崇荻生徂莱的“经世致用”观念，希望以荻生徂莱的经世论来改造萨摩藩。

重豪亲笔书法——“无为”

“近思录崩事件”的导火索，是“鹤龟问答”和“萨摩藩邸失火事件”。1793年，重豪开始放手让齐宣处理藩政，但是藩中柄政的家老，仍然是重豪派系的市田盛常等人。于是齐宣向家臣发布了名为“鹤龟问答”的卷子，希望家臣以寓言性质的文章来发表自己对藩政的看法。改革派在自己的问答文章中公开提出，“君主应该谨慎自己的开销，把民众的生活列为考量”，这是对重豪浪费政策的直接攻击。随后，改革派还猛烈批判重豪的奢侈生活，“过去创业时期的君主是历经苦难建立基业的，因而懂得百姓的苦痛。现在的君主不懂民间疾苦不说，不是性好女色，就是把玩珠宝，要么大兴土木，要么四处冶游，不体恤民情到了极点”，并且提出“万民安乐才是国君的第一职务”。改革派的问答受到了齐宣的赞赏，于是齐宣将其编成册子向藩士散发，表示自己的改革决心。

这些册子散发后不久，江户的萨摩藩邸因为失火完全被毁，这对于财政窘迫的萨摩藩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因为藩邸修复是萨摩藩的封建义务，然而修复藩邸就要付一大笔钱，这很可能会导致财政破产。虽然齐宣最后强令藩士献纳俸禄解决了问题，但是这件事刺激他决心使用极端手段进行改革。趁着重豪前往江户参勤交代之际，齐宣开始清洗反对派，先后免去6名重豪派系的家臣，逼迫重豪派的高桥种央等人或隐居或出家。为了显示改革决心，近思录党对反对者不问身份，一律严厉打击，连贵为岛津家一门四支的加冶木家家主岛津久照都不能幸免。同时，他们大力提拔近思录党人员。桦山久言被提拔为家老，而经过桦山的推荐，秩父季保也被提拔为家老，从此近思录党开始掌握萨摩藩藩政。

使事态进一步激化的，是所谓的“千万之方东上事件”。千万之方是重豪的正室，齐宣的母亲，但是重豪平日宠爱的是留居江户的侧室——市田盛常之女。市田盛常这个人原来是大阪地区的一个足轻 。他因为女儿受到重豪的宠爱而父凭女贵，成为萨摩藩的家老，甚至以一个外姓人获得了岛津家一所持的资格 。他因为出身太低，又帮助重豪大肆铺张浪费，在藩内名声极臭。随着近思录党上台，作为重豪政策的直接代言人，市田盛常的日子自然越来越不好过，所以也不会说近思录党什么好话。而作为重豪安插在藩内的探子，他将自己的意见上报给远在江户的重豪后，进一步加剧了重豪的忧虑。

自从重豪专宠侧室后，千万之方已经与重豪分居20余年。1807年，重豪却突然来信，以寂寞为由希望让千万之方来江户，并且要市田盛常作为江户驻留的家老跟随。这封信引起了近思录党的疑惑，因为市田盛常之女在6年前就已经去世，这时候才以寂寞为由，让分居20余年的人搬去江户，近思录党认为这是非常可疑的。他们最终的结论是，重豪要通过市田盛常了解藩内的形势，然后布置反改革计划。得出此结论的近思录党大为紧张，他们说服齐宣，使齐宣决定使用强硬手段铲除重豪派。1808年，齐宣宣布罢免市田盛常的职务，连其子的职务也一概免去，更将市田一伙人统统免职或强制隐居。近思录党彻底掌握了藩政。

大权在握的近思录党马上提出了数条政策。首先，10年内停止参勤交代，并废除一批税种，如一文出银、牛马出银等皆被废除。其次，废除重豪那些在殖产兴业政策下所盖的赔钱产业（指药园和明时馆）；取消奢华的鹰狩；撤除官员以裁减支出，包括大番头、鹰匠头、鸟见头等用于藩主打猎消遣时的职务都被取消。再次，大规模扩大对琉球的贸易，以求增加收入。近思录党指望通过这些措施，来结束萨摩藩的困境。

近思录党的政策，不能说不是有效的赤字紧急应对策略 ，其中的很多内容，后来被调所广乡用在他的改革政策里面。然而近思录党的政策中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考虑幕府的态度。比如虽然萨摩长期以来跟琉球做交易，但那是走私，不能放到台面上。按照近思录党的方案，是要把走私做成大规模跨国贸易，这样就挑战了幕府的权威，是幕府所不能容忍的。停止参勤交代幕府更不会答应。另外，废除重豪的事业等于是直接否定了重豪，同样为重豪所不能容忍。近思录党肆意打击反对者的做法，例如其大权在握后，马上逼迫山本正谊从造士馆教头的位子上退下来，都在藩中造成了新的不满。此举削弱了近思录党本身的力量不说，还迫使反改革派加强了团结。

就这样，近思录党的改革，大大触怒了性喜奢侈的重豪。近思录党的肆意打击行为，使得作为强势领主的重豪怀疑，近思录党将会在萨摩藩内形成一个尾大不掉的派阀。因此重豪决心用强硬手段粉碎改革派。重豪意识到，想要歼灭改革派，幕府是他最大的靠山，因为近思录党的一系列政策都是无视幕府的。通过婚姻，重豪在江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当时幕府的若年寄 有马誉纯，是重豪被过继的第八子的养父。由于萨摩藩剥夺了市田盛常的一切职务，所以藩内需要再派出一个人成为驻江户藩邸家老。齐宣选定的是岛津安房。但是当岛津安房到达江户，准备面见幕府老中报告藩政改革时，却因各种理由被拒见。这都是受重豪指使的有马誉纯暗中操作的结果。

1808年7月，身为藩主的齐宣需要去江户履行参勤交代义务。他选定秩父季保同行，然而秩父季保却因为儿子病死一时不能成行。齐宣一方面同情秩父季保，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在改革刚开始时离开藩内，于是便称病拖延。重豪抓住机会，威胁齐宣如果不来江户，他就要将齐宣装病这件事捅到幕府去。齐宣意识到如果此事捅到幕府去，便是对幕府的大不敬。特别是他身为藩主却因为家老的私事而背上藐视幕府的罪名，幕府严厉追究起来很可能会导致秩父季保等人切腹。他希望保住秩父季保的性命，于是向重豪妥协，结果却中了重豪的计策。

因为齐宣既然已经“重病”，就必然不能理事了，所以重豪就可以合理合法地以齐宣“重病”的名义代为管理藩政，对藩政进行直接干涉。于是获得了幕府支持的重豪于8月底回藩，随后开始反攻倒算，以导致藩政混乱的罪名清洗近思录党。近思录党77人全部遭到处罚，所有近思录党的政策全部被废除，近思录党的文书亦被焚烧。为了证明胜利，重豪下令恢复鹰狩，还特意命令市田盛常的长子市田义宜为掌握藩政大权的勘定奉行。岛津齐宣因为任用近思录党，被迫隐居，将藩主位子让给儿子岛津齐兴。近思录党首领桦山久言和秩父季保被命隐居，随后被勒令切腹。另有11人也被勒令自杀，25人被流放。萨摩藩最初的财政改革失败了。

重新掌握藩政大权的重豪接着过奢靡无度的生活。也正由于重豪这种无节制的浪费政策，萨摩藩的藩债疯狂膨胀，在接下来的15年里由120万两白银膨胀到惊人的500万两白银。当时萨摩藩财政一年收入是14万两白银，可利息一年就是80万两白银。萨摩藩的信用彻底清零，无论是高利贷，还是各藩之间的借贷都遭到拒绝。陷入债务雪球陷阱中的萨摩藩财政终于宣告破产。

无所不用其极的调所广乡

萨摩财政改革的领军人物——家老调所广乡

由于再也无法靠借贷来维持财政，重豪的奢华生活受到了影响。为了逃避债务，重豪甚至对来催债的大阪商人使出了德政令这样的昏招，结果招致大阪商人憎恨，使重豪再也无法从大阪弄到一分钱。重豪意识到，他必须找出一条出路，解决这恐怖的藩债问题，不然萨摩藩就彻底完蛋了。因此，虽然他镇压了近思录党，但是也不得不寻求解决藩债的策略。为此他开始觅求财政方面的人才。1827年，重豪发布命令，向全藩征求财政改革建议。在诸多的建议中，一个名叫调所广乡的人，其策论很对重豪的胃口。于是重豪在1828年，破格提拔调所广乡，让他负责主管萨摩藩的财政再建工作。

调所广乡生于1776年，来自一个城下士家庭，父亲叫川崎基明。城下士在下级藩士中级别最低。后来，广乡被另一名城下士调所清悦收养，改姓调所。调所清悦是藩内负责奥中茶道方面的下级藩士，因自己无子，故收养广乡以求传承家业。因此调所广乡为了继承家业，从小学习茶道。齐宣时期，他当了奥中的茶坊主，负责茶会上的杂役和司茶工作。在这段时间里，调所广乡因为受到亲姐姐的鼓励而发奋努力，学习民政，颇有见解。他曾经屡次在藩主齐宣的垂询中，因对答如流而受到青睐。1798年，他作为驻留藩士被派去江户，在江户藩邸里当了一名小纳户（藩主身边的杂役），因而被重豪所认识 。之后，调所获得重豪的信任，被提拔为茶道头。在求得策论后，他更是被提拔为町奉行，其策论也被重豪公开。

两年后，重豪干脆封了调所“御侧用人役，御两隐居样御续料挂”这么一个官。所谓“两隐居”指的是隐居的重豪和齐宣，“续料挂”是负责财政的官员。在萨摩藩，这个官位专门负责走私机构——唐物方，而走私对于萨摩藩的财政有多么重要自然不言而喻。调所被提拔到这么一个位置，说明他已经成了重豪信任之人，是萨摩藩财政最主要的官员之一了。

调所上任后尝试扩大走私规模，并取得了几次不错的成绩，因而受到重豪的赏识，还因此得到过感谢状。就这样，下级藩士出身的调所，此时已经被重豪视为心腹。重豪有一次甚至称他为眼代，比作是自己的眼睛。成为重豪心腹的调所，接下来奉命和同僚一起去大阪调查和处理藩债情况。搞过德政令昏招的重豪所派来的人，自然不可能在大阪有什么好果子吃，所以调所等人开始被迫隐姓埋名，搞潜入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萨摩藩必须先弄到一笔钱来应对迫在眉睫的财政支出。可是萨摩藩此时名声太臭，调所等人上门觐见富商的时候，屡吃闭门羹，甚至被骂出门来。即便是比较亲近萨摩藩的商人，如出云屋孙兵卫等，都不愿意为调所等人安排会见事宜。萨摩藩的惨境深深刺痛了调所的心。

但是调所广乡可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为了能会见大阪富商，好回报重豪的知遇之恩，调所抱着必死决心再见孙兵卫。会面时调所手持短刀，露出上身，以示随时做好切腹自杀的准备，声言必须见到能出资的商人。孙兵卫为调所的意志所惊，答应奔走安排会见事宜，并顺利领来5名大阪商人。接下来调所还是这副打扮，劝说这几个人出资。这些人在调所的劝说下，终于同意借贷给债务累累的萨摩藩。可能是出于对调所的信赖，这些人出资时附带的条件，居然有调所全权掌管这笔钱的花销这么一条，可见调所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重豪对调所的工作大为赞赏，于是开出条件，只要调所能够在将来完成三个任务，立刻将调所提拔为家老。

这三个任务分别是：第一，从1831年（天保二年）起，调所要让萨摩藩财政有50万两白银的盈余；第二，萨摩藩财政原计划需要有一笔常备金，以应付非常时期的非常开支，但是因为藩债累累，一直未能实现，调所要负责实现此事；第三，调所要将萨摩藩成立以来的债务全部还清。

调所的后台——萨摩藩主岛津齐兴

重豪这个命令，在时人看来可谓无理至极。幕末诸藩都陷入财政困局，在这个大环境下实现50万两白银盈余都是极为困难之事，更别说那500万两白银的巨额藩债了。所以重豪的要求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调所的回答是：“麻烦，不过能想办法解决。”重豪对调所的回答非常满意。于是顶着藩内对调所出身的舆论非难，重豪使出独裁手段力排众议，扶持调所出任家老。所以在1832年，56岁，出身下级藩士，原以奉茶为业的调所广乡被任命为萨摩藩家老，全权负责财政改革事宜。

在任命调所为家老的第二年，重豪病逝，重豪之孙岛津齐兴正式接任藩政事务。不管是从重豪晚年时的布置，还是从现实角度来说，萨摩藩的首要问题都是处理藩债，改善财政。因为调所的改革才刚刚开始，舆论满怀期望，所以齐兴继续重豪时代的政策，仍然重用调所。齐兴先后封给他使番、町奉行等职务，还让他兼任三个乡的地头。获得藩主信任的调所开始推行他的政策。

调所的第一项改革针对的就是藩债问题。经过调查之后，调所认为，除非停止以借贷维持的财政，并且将原来债务带来的每年80万两白银的利息解决掉，否则萨摩藩根本不可能开展任何改革。近思录党时期，也有过这样的解决思路，但是调所的手段却是近思录党所不敢想的。被惊世骇俗的提拔速度扶持起来的调所，想出来的解决方法也一样的惊世骇俗。为了解决债务问题，调所居然公开使出流氓般的赖账和诈骗手段。

调所上任后，通过大阪商人出云屋孙兵卫向各地的债主发出信件，称萨摩藩准备还清债务，所以请债主们把凭据带来，以备重定新的借据。消息传出后，各地的债主纷纷来到萨摩藩。调所将债主们齐集一屋，先借口方便统计，把债主们的借据骗到手，然后堆了起来。接下来，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点火把借据当场烧了个精光，把债主们震得目瞪口呆。随后，调所公开了他的还债方案：他将在几年内还款大约2万两白银，剩下的债务一律改为250年内还清，并且该方案以取消一切利息为前提。根据调所的方案，萨摩藩的藩债最终要到2086年左右才能还清。调所这种做法根本就跟赖账无异，且不说还款期超过一般人的生命界限，还要取消利息变成无息贷款，这种方法自然不可能被本性逐利的商人接受。所以调所此言一出，立刻激起债主们一片愤怒。然而调所马上使出流氓手段威胁债主。

调所烧掉了借据后，将写有新条件的借据发给他们。所有债主都被新借据上的条款激怒了，鼓噪大喊。有人甚至不顾封建身份差别 ，跳起来抓住调所的衣襟，声泪俱下地请求调所改写借据。结果调所威胁道：“借据上是一字不能改的，谁有不满就拿刀把我砍了吧！”此话一出，瞬间将这些债主震得不敢再讲。接下来，调所更是宣布如果不接受新借据，那就一毛钱也别想拿到。碍于萨摩藩家老的尊贵身份，无法可想的债主们只好同意接受借据。调所的阴谋得逞了。

调所的做法传出之后激起了很大的风波。大阪、江户等地的商人被调所的做法气个半死。而且当时幕末各藩都陷入财政危机，商人们深恐调所开的先例会被其他藩仿效 。于是商人们联合起来，向大阪奉行和幕府状告。然而碍于调所的尊贵身份，商人们不敢状告调所本人，遂迁怒于出云屋孙兵卫（赖账这个主意就是孙兵卫出的），一状将他告到大阪奉行那里。于是孙兵卫被逮捕下狱。调所马上动员萨摩藩在重豪时期与幕府缔结的上层关系来营救，结果孙兵卫在狱中不但好吃好喝，最后只判他流放并永远不得进入大阪。幕府对商人们的控诉亦互相推诿，最后这事只得不了了之。而孙兵卫被流放后来到萨摩，被岛津齐兴赐予了武士身份，改名滨松孙兵卫。

气不过的商人们纷纷对萨摩藩的藩属商人施以围堵。结果调所以孙兵卫为例子，声言取消债务者可以获得武士身份，以此分化参与围堵政策的商人，使萨摩商人仍然可以在大阪等地继续经营。但是，调所因为藩债的处理方法恶名昭彰，连带着齐兴也不被商人们所喜。

除了赖账外，调所还使出制造劣币 这样的招数。因为长年累积的藩债，萨摩藩内用于还款的硬通货非常少。虽然调所赖账成功，但即便是将还款日期拖上250年，在刨除各项支出后，萨摩藩的硬通货仍然不足以支付已经承诺的还款额度。但是如果借款来还债，又将变成拆东墙补西墙。于是调所在下辖的乡内私设造币工场，铸造含银量不足的劣质货币来应付还款的差额。调所私设的造币工场所制造的劣币前后达290万两白银，对萨摩的财政助益极大。

除了非常规手段之外，调所也着力进行行政方面的改革，以求减少支出。为此他裁撤官员数目，调整财政结构，规定除了整备道路、桥梁这类必须支出的费用外，其他费用一律砍去。他还严禁藩内请客应酬，节日庆祝也统统被取消。

俵物交易场面。调所曾经投资并指挥人手在萨摩制作俵物，但未能成功

为了节流，调所上任后还闹出了强迫有马一纯回萨摩藩一事。有马一纯是重豪之子，本名岛津久亮。作为重豪婚姻战略中的一环，他以成为有马家的婿养子，当上有马家家主为目的，长期居住在江户藩邸。但是因为身体不好，他没有被过继给有马家，结果成了在藩邸里吃闲饭的人。调所上任后，开始关闭部分萨摩藩邸，裁减人员以节省开支，于是有马一纯就进入他的视野范围内。调所下令强制将有马一纯送回萨摩藩，一下裁减了常规支出近千两白银。调所的节流政策，对解决萨摩藩的财政危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举扭转了财政困局，使萨摩藩成功地摆脱了债务怪圈，得以走上良性循环之路。

在裁减支出的同时，调所也着力增加收入。作为原来唐物方的主管，调所做起走私生意来是得心应手。在当上家老后，他更是大搞走私。调所时期，萨摩藩通过琉球，和中国、西方等势力进行着相当庞大的走私生意。比如琉球特产的一种朱粉，被萨摩藩大量走私到大阪市场上贩卖。为了维护自己的走私利益，调所更是大力整治私下的倒买倒卖活动。同时调所在全日本范围内建立起了走私渠道。当时中国对俵物（干制的海产品）和海带需求非常旺盛，名菜往往需要这些东西来压轴，于是调所秘密建立了一条纵贯日本的走私渠道。调所将这条通道的起点定在虾夷地区，这个地区盛产品质优秀的海带和干货，中转点为富山、金泽，之后运到萨摩，再通过坊津和琉球，走私给中国商人，以换取中国的特产，如中药、染料，再运回国内销售。萨摩藩从这个走私渠道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另一方面，调所大力加强萨摩藩的特产买卖管理制度。尤其是萨摩藩第一特产黑砂糖，调所更是直接采用了彻底掠夺和专卖的方法。萨摩藩的黑砂糖产地位于奄美诸岛，主要是奄美大岛、德之岛和喜界岛三岛。原来萨摩藩的黑砂糖政策是将年贡折算成相对数量的黑砂糖，在征收了约等于年贡的黑砂糖后，允许岛民保留剩余的黑砂糖以交换一些生活用品。调所上任后，马上改变以往的政策，派出军队对这些产糖岛屿实行军管，对黑砂糖实行低价强买 ，并且禁止私留黑砂糖。岛民的生活所需改为配给制，所需物资由萨摩藩的军船进行运输。调所还制定了严酷的法律，设立一个叫“三岛方”的机关，专门负责征收黑砂糖，并对于岛民的生活实行监控。新法律勒令岛民除了甘蔗外，严禁种植其他作物。为此萨摩军队还不惜代价地填平了当地原有的水稻田，以种植甘蔗。当地每家每户都被分配了黑砂糖生产额，完不成就要遭到严厉的惩罚。他还让名为黍恒目和黍检者的官员每日监督岛民劳作，15—60岁的人都被强制劳作，制造黑砂糖。为了保证最大生产量，调所制定了极其详细和严苛的刑法：甘蔗栽种的位置不对，就要遭受鞭打；制造出来的黑砂糖不好，就要处以枷刑；连小孩子用舌头舔甘蔗都会被送官究办。其行政之苛酷，导致三岛岛民人人困苦。时人把三岛岛民的惨况甚至与十八层地狱作比，称之为十九层的“黑糖地狱”。

岛民在三岛的甘蔗园里劳动的场面

与此同时，调所还加强了专卖制度，指定只有萨摩藩授权的商人可以销售黑砂糖。同时他努力削减流通费用，提高黑砂糖的品质，使得萨摩藩的黑砂糖利益大为增加，最高时甚至盈利20倍。调所为了保证萨摩藩的黑砂糖利润，还不择手段地排斥竞争对手。当时农学者大藏永常写了一本名为《甘蔗大成》的书，打算出版以普及甘蔗的栽培法，调所听到风声后马上鼓动幕府将其取缔。最后幕府在调所的鼓动下，颁布命令严禁此书出版。但是后来高松藩还是弄到了这本书，并开始栽种甘蔗，制造黑砂糖。西南各藩也都从高松藩那里取经，黑砂糖的制造方法也就渐渐地流传开来了。调所为保住黑砂糖利益，干脆派人到别的黑砂糖产地去，不计成本地收购黑砂糖，人为地造成黑砂糖价格高涨，以保障萨摩藩的黑砂糖利益。调所的作为效果是明显的，黑砂糖在幕末成了萨摩藩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可以说，黑砂糖为萨摩藩财政的健全和信用的恢复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除了强化对奄美三岛的榨取外，调所对萨摩藩内的年贡也极尽搜夺之能。萨摩藩原来使用的年贡收取法被称为“检见法”，这是一种年贡量浮动的征收法。萨摩藩因为长期遭受多种自然灾害袭击，土壤锁水性又差，因此作物产量经常波动，于是萨摩藩特别发展出检见法这种收取年供的方法。检见法并不征收定量年贡，而是每次在征收年贡之前，先对收获量进行检定，然后根据农作物的丰歉来制定年贡的征收数量。

调所上任后，把检见法改为定免法。具体做法是由藩厅规定每家应该缴纳的年贡指标，然后进行摊派。这种摊派方法有效地扭转了萨摩藩以往收入不稳定的情况，确实增加了藩内的财政收入，对财政情况的改善提供了助益。但是和之前的政策一样，调所行事过苛，摊派时毫不考虑实际情况，完全是一刀切，与其说是征收不如说是搜刮。

为了完成摊派的额度，萨摩各乡和岛津家诸分支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减薪、加税等，这就让包括准武士在内的下层藩士和百姓全部陷入生活困境。西乡隆盛著名的“虫子与草根”的诗句，就是作于这一时期，以讽刺调所的搜括政策。

当然，调所的搜括政策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为了保证收入最大化，调所严厉查禁各种贪污行为，以前萨摩藩的税官经常从收上来的禄米中私自提成，有时候甚至达到了年贡的两成之多 。调所上任后马上颁布政策，严禁官员的这种行为。一时之间，萨摩藩风气大为扭转。但是调所的政策总的来说，残酷性仍然大于带来的好处。

例如，调所为了尽可能地敛财，瞄上了西本愿寺的献纳。长期以来，为了寻求宗教上的慰藉，萨摩藩的农民都向西本愿寺捐纳财物。调所得知此情况后，援引战国时期的例子，称西本愿寺是一向宗的寺庙，而一向宗是应该被禁止的。借此，他对藩内向西本愿寺献纳的各种财物一律收夺。为了保证收夺顺利，调所最后干脆禁止萨摩人信奉一向宗。为此，他还出台政策奖励民间检举揭发一向宗信徒，对于拒绝改宗者不惜动用酷刑，民众稍有反抗，即调兵镇压。通过这些作为，调所有力地削减了开支，并增加了收入，大大地促进了整个财政改革的成功。

近代军改与由罗骚动

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开源节流措施后，萨摩藩财政开始走上正轨，逐渐有了积蓄。于是调所开始实行进一步的改革。调所仿效当时诸藩的做法，鼓励培植经济作物，发展相关产业，并对本藩内的特产实行专卖政策，以求增加财政的长远收入。为此调所设立了多个新机构，包括负责新田开发的劝农方、奖励皮革制造业的鲸牛马骨方等。调所时期，萨摩藩开始尝试种植烟草、油菜籽、芝麻、香菇、郁金香等，并对萨摩藩原有的特产——硫黄、樟脑等实行专卖。调所对能改进生产量和产品品质的人都大加犒赏，而对制造次品的人则大加处罚。恩威并举的策略使得这些产业在齐兴时期，都取得了很不错的进展，为后来萨摩藩进一步的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举例来说，因为调所的奖励政策。萨摩名产——瓷器萨摩烧在日本国内外销量都有了显著增长。为了振兴陶瓷业，调所还派村田堂元为总帅，在苗代川地区大搞陶瓷产业复兴。村田到任后，奖励技术开发，雇用肥前地区的陶工，建设了所谓的“肥前传烧物窑”。他组织工人实行技术传授，使得萨摩藩的陶瓷技术进步很快。之前萨摩藩不会制作南京烧和素烧彩色人形这两种很受欢迎的陶瓷器，直到村田实行技术扶植政策后，才有了突破。同时，村田鼓励妇女从事木棉业，使得该地区逐渐富裕起来。

另外，在藩主齐兴的指挥下，萨摩藩首次开始尝试玻璃工艺品的制造。玻璃自古作为一种独特的装饰品，一直以来在日本都极为受欢迎。江户时代的日本在玻璃制造业上取得了很大发展，出现了名为“江户切子”的玻璃瓶和各种玻璃工艺品。1846年，齐兴为了给将要建设的炮术馆准备硝酸等药物，同时也出于发展萨摩藩的医药业、改善财政的目的，成立了中村制药所。为了建立配套设施，萨摩藩又从江户地区招募了玻璃工人——加贺屋的职人四本龟次郎，在制药所内为药品制造玻璃瓶子。这是萨摩藩玻璃制造业之始，为后来齐彬时期发扬光大的玻璃制造业提供了早期准备。除了振兴产业以外，调所时期，萨摩藩先后在新田开发和产业育成项目上投资近200万两白银，为日后富国强兵打下了基础。

瓷器萨摩烧。萨摩烧源于朝鲜，是岛津义弘侵朝时掠夺当地技工来萨摩定居后才引入的技术，经历代钻研和传扬后成为日本著名的陶瓷器产品。后来日本将萨摩烧带到万博会，一炮打响，成为当时日本出口的拳头产品，为日本的发展带来很大助益

更值得一提的是，萨摩藩也进行了大量的军事改革。萨摩藩的军事改革源于西方带来的外部压力。1824年，萨摩藩发生了“宝岛袭击事件”。6月28日，一艘英国远洋捕鲸船出现在萨摩藩属西南诸岛中的一个名叫“宝岛”的岛屿附近。船员向当地萨摩藩政府官员求取食物，结果遭到拒绝。交涉失败的英国船员决定改求为抢。他们在抢夺耕牛的时候和萨摩藩兵起了冲突，结果英方被打死一人，被迫撤退。事情报到幕府之后，幕府出台了《文政异国船打走令》（《異国船無二念討払令，異国船打払令：文政令》）。随后到了1837年7月11号，美国商船莫里森号来到萨摩藩，以交还遇难漂流人员为由，借机向萨摩藩要求通商。结果美国人的要求被萨摩藩拒绝，船只也被威吓性的射击逼退。

到了1844年时，局势变得更加危险。法国东方舰队司令官瑟希勒（Jean-Baptiste Cecille）海军少将率法军舰队在那霸靠港，要求日本开国通商，并允许传播基督教。瑟希勒还放下狠话，称如不同意就要攻占那霸港。为了防止事态恶化，萨摩藩紧急调遣了一支128人的部队赶到那霸港协同防守。最后经过交涉，萨摩藩答允法国可以在那霸进行交易。但是接二连三地来自西方的冲击，极大地震动了萨摩藩。齐兴明白萨摩藩已成为日本对抗西方的最前线，因此也开始把精力投入到军事改革上来。

1840年时，调所已经成功实现财政盈余50万两白银的目标，使萨摩藩有能力进行初步的军备改革。当时佐贺藩的西洋枪炮术改革在日本影响极大。为了强化武备，萨摩藩决心仿照佐贺。早在1838年，齐兴就开始派遣藩士去长崎，向兰学家高岛秋帆学习西式枪炮术。1842年，萨摩藩任命藩士成田正右卫门（高岛秋帆的学生）为本藩的枪炮术指导，这标志着萨摩藩正式接纳了西式枪炮术。1846年，萨摩藩模仿佐贺藩成立了洋式方和铸制方，开始制造青铜火炮，整饬海防事宜。同时，萨摩藩还成立制药馆，为枪炮提供必要的化学药品，将以前的对外部门异国方改为军务局，命令其对外国兵制进行研究。这是萨摩藩近代军事改革的开始。到了1847年，萨摩藩建设了炮术馆，负责教授藩士西式枪炮术。这是萨摩藩第一次进行近代武器的训练，意义十分重大。

萨摩藩的改革动作很快，到了次年，在萨摩藩进行的军事演习中，已经有总数达千人的洋枪队来进行射击演习，同时还进行了约52人的西式马枪队演习，以及火炮试射。不过萨摩藩的改革进展虽快，但程度仍相当有限，因为同时参加演习的还有大量的旧式火绳枪手。到了1849年，萨摩藩的军事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首先，铸制方成功制造出了合用的枪身和炮身，标志萨摩藩武器制造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萨摩藩又进行了演习，这一回出动了2400人，岛津齐兴之子岛津齐彬甚至也在其中，他们基本全部持有当时比较先进的前装戈贝尔步枪（Geweer），还有6门大炮。

齐兴进行的军事改革，是萨摩藩近代军事改革的前奏。他置办的各项产业，以及进行的训练和演习，都被日后的齐彬纳入了自己的改革范围内，并发扬光大，成为之后萨摩藩强军的开始。

前装戈贝尔步枪，“戈贝尔”是荷兰语，本意就是“步枪”，后来泛指这一类的前装步枪。这里的戈贝尔是指荷兰制Mle AN9 1814年型前装步枪

调所时期的一系列改革，基本解决了困扰萨摩藩的财政问题，实现了萨摩藩财政盈余。1844年时，藩内有150万两白银的积蓄，为日后萨摩藩的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并且为之后的军备和产业改革提供了早期准备。但是调所在改革中多次使用无赖手段，依靠不近人情的方法榨取财富，以非法活动的收入来增加财政进账，这都极大地激化了藩内的矛盾。而萨摩藩的空前赤字也逼得调所不得不用苛急的行政方法来强令推行改革，以致调所时期无论是百姓还是准武士人员，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萨摩藩的人民对调所观感极差，特别是生活艰难的下级藩士，更是将调所视为寇仇 。矛盾越积越深，最后终于因为萨摩藩的继承人问题爆发出来，这就是萨摩藩改革的第二次重大事件——“由罗骚动”。

调所本人生活简朴，而且大力打击贪污行为，但是他上任后的搜刮政策，让他在下级藩士眼中俨然是一副贪官污吏的形象。同时，中上级藩士也对调所的种种饱受非议的手段十分不满，特别是定免法的推行以及严厉打击贪污的行为，损害了中上级藩士的利益。他们还认为调所的改革会导致萨摩藩灭亡。但是调所深受齐兴重用，而且作为齐兴长期以来的政治顾问，极得齐兴的信任，因此藩士们逐渐将摆脱痛苦生活的希望放在下一任藩主上。到了1849年，齐兴已经年近60岁了，按照当时的惯例，他该准备退休隐居了，因此继承人的问题也正式走上了台面。

岛津齐兴有两个儿子，正室贤章院夫人所生的长子岛津齐彬和侧室由罗夫人所生的次子岛津久光（忠教）。这两个人之间各有所长。齐彬于1809年出生在江户，幼时受曾祖父岛津重豪抚养，作为长子长年在江户居住。齐彬本人才华出众，口碑极好 ，他精力充沛，年富力强，自小就受到曾祖父重豪的青睐和称赞。他还通过重豪的关系，跟幕府中许多人都有很深的交情，后来还成了幕府老中阿部正弘的好友。而且齐彬背景很好，齐彬之母贤章院来自鸟取藩藩主池田家，地位尊荣。齐彬的夫人是御三卿一桥家一桥齐敦的女儿，政治权力很大。所以齐彬当时被认为是重豪再世。

但是齐彬不受他父亲齐兴的喜欢。因为齐兴喜欢住在萨摩，而厌恶江户。他的正室长年居住在江户，而侧室由罗夫人在萨摩陪伴他。所以他逐渐喜欢上了侧室由罗夫人所生的次子久光。久光出生后，原来是要过继给分支种子岛家当继承人的。但是因为齐兴偏爱久光，不久就把久光改为岛津家四门（重富、加治木、垂水、今和泉）中地位最高，被公认为是下任藩主位置的重富岛津家的家主。然而，久光虽然更受齐兴的喜爱，但是他母亲由罗夫人出身低微。由罗夫人是江户的町人出身 ，并非武士家庭，这就让久光除了他父亲之外别无依靠。所以齐兴虽然不喜欢齐彬，却碍于齐彬的各种背景而不能废掉齐彬，因此迟迟不能决定谁才是下任家主。齐兴的这种态度，就把萨摩划成了久光和齐彬两派。

作为齐兴长年最亲密的政治顾问，调所倾向于久光。因为齐彬本人自小受重豪影响，对兰学有狂热的爱好，为此花了不少钱。而且齐彬在江户结交幕府官员时也花了很多钱，一度被认为是重豪第二。经历过重豪时期债务苦痛的调所，自然不可能对齐彬有什么好感，因此他对齐彬继位表现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道理，反调所的中下级藩士则对齐彬满怀希望。特别是齐彬本人才干出众，而久光的才干相比起来并不是特别出色，这点也让中下级藩士们对齐彬十分爱戴。这种情况被生性敏锐的齐彬觉察到了，他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在藩内的人气，忧的是因为调所的反感使得自己的位子极不确定。为了夺到藩主的位子，齐彬决定对自己的老对头调所下手。齐彬认为自己的位子之所以悬疑，主要是因为调所这个政敌对自己的恶劣态度所致。所以作为藩内权力最高的家老和齐兴最重要的政治顾问，调所被齐彬认为是继位的最大障碍。同样，出于对藩内支持者的回报，齐彬也必须打倒调所。于是齐彬开始私下安排人手，收集对调所不利的证据。

调所在上任以来的这几十年里，为了改善藩内的财政，大耍流氓手段——搞走私、私造劣币等，做尽了幕府原则上严厉禁止的事情。所以齐彬很容易就弄出来一大堆对调所不利的证据，并将这些材料交给了幕府老中——齐彬的老朋友阿部正弘。作为当时幕政改革派的旗手，阿部一直以来苦于幕府内部保守势力强大，想引外援以对抗，而作为当时日本第二大的藩国，萨摩藩自然是一个潜在的强援。为了获取这个强援，阿部极想让自己的好朋友齐彬继承藩主之位，因此他在收到这些材料后马上开始行动。阿部的行动点燃了“由罗骚动”的导火索——“调所自杀事件”。

1848年末，收到齐彬找来的大量材料之后，幕府下令招调所来江户进行讯问。齐彬的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所收集的材料里人证物证俱全，让人不能抵赖。阿部拿着这些材料直接审问调所，并意图要把这些罪状扯到齐兴身上。调所眼见事情难以转圜，为了不连累齐兴，于1849年1月13日服毒自杀，享年73岁。

调所自杀的消息传到萨摩藩后，马上引起了两派人士的不同反应。齐彬派自然欢欣鼓舞，中下级藩士额手相庆，因此齐彬派的活动更加踊跃，一心想赶快推举齐彬上任。久光派则士气沮丧，特别是偏好久光的岛津齐兴，因为失去了自己最大的功臣和政治盟友，对于齐彬的做法是怒不可遏。从此齐兴对齐彬派更加厌恶，心中暗自决定要以强硬手段粉碎齐彬派。

幕末名人阿部正弘，他可能是德川幕府史上最有名的老中

藩内的两派从此势不两立，斗争越来越激烈。调所自杀的同年，萨摩藩发生的“笃之助死亡事件”，进一步激化了两派的斗争。笃之助是岛津齐彬的第四子。自齐彬和久光两派斗争伊始，一个流言就在萨摩藩内四处散布。该流言称，由罗夫人和久光派的人联手，使用咒术来诅咒齐彬的后代遭灾。流言四散的同时，现实情况似乎也给这个流言提供了证据。齐彬曾先后有过三个子女，但是全都没有活到成年就夭折了，而久光的子女则一路平安。两相对比之下，这个流言具有了极大的说服力。齐彬派的藩士对此流言虔信不疑，并因此对久光派极为痛恨。这回齐彬四子笃之助的突然死亡，自然也被归结为由罗夫人的诅咒所致，结果激起齐彬派一片愤怒。许多齐彬派的下级藩士甚至准备暗杀久光派的上级藩士，藩内的派系对立达到顶峰，骚动正式爆发。

矗立在东京上野公园的西乡隆盛塑像。西乡一生坎坷，政治生涯跌宕起伏，他曾为了维新大局而舍弃派系利益，但最后却又为派系利益战死。在他的理想里，普通人并无位置，但是他秉正刚毅的作风却又为普通百姓所欣赏。他是一位非常复杂，难以一概而论的人物	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能屈能伸，精于权谋。他确实是一位有理想的人，能为维新大局考量，敢作敢为。但是他拥抱新时代的目的却是为了实现自己派系利益的最大化，而不完全是为了维新大局。普通人受惠于他的理想，却不欣赏他为理想而实行的权术。他和他的老友西乡的这种复杂性，反映了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在外来压力下，努力拥抱陌生变革时所产生的各种光和影

骚动爆发给齐兴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齐兴开始通过各种手段打压齐彬派的藩士。打压的高潮是1850年1月15日的“由罗暗杀计划事件”。当时齐彬派的3名中级藩士近藤隆左卫门、山田清安和高崎五郎右卫门被人举报在策划暗杀由罗夫人，以及久光派的家老岛津久德等人 。齐兴闻报后立即下令逮捕3人，然后马上清洗齐彬派的藩士。被举报的3人和另外3人被勒令切腹，有50余人被流放或勒令蛰居。这50余人里，有很多人被齐兴私下勒令自杀。为了彻底消灭齐彬派，齐兴不择手段，甚至祸及死人。当时齐彬派在藩内的最高级官员是家老二阶堂主计和岛津壹岐，而二阶堂主计在骚动前已经病死，岛津壹岐则在江户驻扎。齐兴先是下令剥夺二阶堂主计的藩士资格，然后派人去江户藩邸强迫岛津壹岐立刻蛰居，之后私下勒令其切腹。

久光派也趁机反攻，对齐彬派的下级藩士展开清洗，一时间被牵连者甚广。例如日后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其父大久保利世本来是琉球萨摩藩馆里的一个小官员，只因对齐彬抱有好感，就被硬栽了个罪名勒令流放，连带着大久保利通也受了连累。他当时是藩役所书记员的助手，结果因为父亲的事情被牵连而丢官，自己还被勒令谨慎行事，家里顿时陷于赤贫，只能依靠朋友的接济（例如西乡隆盛）或做点小东西卖了挣些钱来糊口。经过这一番整肃，齐兴成功地扫平了藩内的齐彬派，使得齐彬成为下任藩主的希望看似彻底落空。

然而，齐彬并没有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还有充足的外援。由于齐兴的残酷清洗，不少齐彬派藩士为了保命，纷纷脱藩逃离萨摩，跑到别的藩国去了。而重豪时期萨摩藩推行的婚姻战略，使许多藩国和岛津家沾亲带故，因而愿意收留脱藩的齐彬派藩士，例如福冈藩主黑田长簿。黑田家是在重豪时代跟萨摩藩结亲的，所以黑田长簿是岛津齐彬的叔父。由于齐彬是自小被重豪带大的，因此黑田长簿对齐彬很有好感，想让齐彬上台。所以他对逃亡的齐彬派予以庇护，而且拒绝了齐兴引渡这些齐彬派藩士的要求。齐彬的另一个叔父八户藩主南部信顺也看好齐彬，因此当齐彬跑来向他诉苦时，他一口答应帮忙。在黑田和南部两位藩主的帮助下，逃亡的齐彬派藩士将骚动的情况记述下来，并一纸诉状递到了幕府里面。

萨摩藩一代雄主岛津齐彬

齐彬的好友阿部正弘收到诉状后，决定力挺齐彬，因此开始鼓动幕府将军德川家庆逼迫齐兴下台。家庆将军对阿部正弘十分信任，于是在1851年2月召见齐兴，并在见面时赐给齐兴茶器。赐给茶器是暗示受者应该隐居的意思（茶道是隐居者的爱好），此举表达了幕府对齐彬的信任和支持。齐兴无法对抗幕府的命令，只得于3月4日正式宣布隐居，传位给长子齐彬，“由罗骚动”就此结束。

经过“由罗骚动”所引发的一系列混乱后，1851年，萨摩藩迎来了第二位雄主——11代目岛津齐彬。42岁正当壮年的齐彬野心勃勃，而这时的萨摩藩受惠于调所改革，境况大为转变，不但财政健全，而且有了大笔积蓄。于是齐彬开始了萨摩藩的第三轮改革。

早在继任藩主之前，岛津齐彬就是一个出名的“兰癖”了。所以齐彬跟他的曾祖父重豪一样，对于世界形势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在江户和众多兰学者接触后，齐彬对当时的世界形势有着非常深入和独到的认识，对西方的强盛也有着十分深刻的印象。而加剧他这种印象的事件，是发生在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清朝战败的消息传入日本后，震动了一大批日本人，而齐彬可以说是这些人中受震动最深的一个。偌大的清朝居然不堪西方一击，这个事实让齐彬极受震撼。特别是在1842年从荷兰商人手中购入了一本《中国鸦片战争始末见闻录》后，齐彬认识到了西方的强大，从而产生了危机意识。

齐彬认识到，西方叩开中国大门后，下一个目标必然是日本。作为日本最西的藩国，萨摩藩也必然会成为日本最先受到冲击的地方。这让齐彬产生了开国的想法。因为不管萨摩藩多么强大，比起中国来仍然只是沧海一粟。如想抵抗西方的侵略，就必须团结日本全国之力，方有可能和西方相对抗。为了团结日本对抗西方，一方面必须打破旧有的幕藩体制，使各藩国不再因为祖上出身而分成三六九等，也不再由身份决定国政话语权，而是都有参与国政的权利；另一方面应该打开国门，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为己所用，这样日本才有能力对抗西方列强。

《中国鸦片战争始末见闻录》，尚古集成馆藏

早先在江户时，齐彬就曾跟他的许多好友，如阿部正弘等，鼓吹“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他还给幕府递交过建白书，提出幕政改革，必须要实现“第一政通人和，第二强化军备”。他私下拟定了新的萨摩藩藩政改革计划，准备在萨摩藩实行西式改革。现实的情况也验证了齐彬的想法是正确的。在齐彬就任藩主的1851年，西方商船访问琉球，探询日本情况，并要求在日本传教和通商。这无疑大大加深了齐彬的危机感。于是齐彬上任伊始便开始了他最重要的改革——集成馆诸事业。

齐彬自任藩主后，立马开始大规模建设。他一方面组织人手翻译西方资料，一方面同步建设近代的工厂和科学研究所。为推进近代化，萨摩藩先后设立了反射炉、溶矿炉、钻孔盘（大炮的开穴用器械）、玻璃工厂、锻造厂、蒸汽机关制造所、金属细加工所、造币所、锅灶制作所等大批工厂。这个工厂群统称为“集成馆”。除了集成馆工厂群，齐彬还建造了造船所、纺织工厂等设施。这些近代化事业被统称为“集成馆事业”。集成馆事业在当时的日本堪称空前绝后。大批西式事业纷纷设立也给萨摩藩带来了极大冲击，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就将萨摩藩带入了近代化。顺带一提，齐彬的这个理念，来自于魏源的《海图国志》。齐彬毕生极爱此书，随时携带阅读，是此书最忠实的拥护者和实践者。

后人拍摄的集成馆

萨摩藩反射炉遗迹

集成馆事业所含项目繁多，这主要得益于调所的财政改革。萨摩藩有充裕的资金来进行建设，所以可以同时开展多个项目。但是集成馆的首个项目却是反射炉，这是因为齐彬设立集成馆事业的主要目的就是强化萨摩藩的军备，而齐彬对于军备的定义就是西式枪炮和战船。齐彬有言“对抗外敌之物最优者为大炮、炮台和坚固的军舰”。为了提供枪炮和战船所需的铁，炼铁用的反射炉自然成为最先启动的项目。因为反射炉能够精炼生铁，以大量制造近代枪炮。齐彬上任后，强化军备对抗西方成为改革的主要目的，所以齐彬自然把眼光放在反射炉上。

其实在集成馆之前，实用的西式反射炉已经在日本出现并投入使用了。日本最早设立反射炉者，是菲山藩的江川英龙。随后佐贺藩派出本岛藤太夫向江川取经，并配合另一位藩士杉谷雍助，成功造出了日本首个西式反射炉。日本反射炉的技术源流是比利时陆军少将胡根宁（U.Huguenin）撰写的《皇家列日国立铸炮厂火炮铸造法》 。这本书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反射炉的原理和建设法，以及铁质火炮的制作方法，所以自长崎传入日本后，引起了很大轰动。幕末时期，各地的反射炉，比如幕府的菲山反射炉、佐贺的多布施反射炉和萨摩的集成馆反射炉等，其技术全部源自此书。此书有多个译本，其中一部译本《西洋铁熕铸造篇》，是由佐贺藩士手冢律藏翻译的。萨摩藩为了建设反射炉，向佐贺藩请求技术支持。因为岛津齐彬的母亲和佐贺藩主锅岛直正的母亲是堂姐妹，所以直正一口允诺，把珍藏的书送给了齐彬，后来还派了自己的近侍千柱大之助来萨摩藩视察指导 。1852年，齐彬在鹤丸城的花园里，根据佐贺藩的资料开始了反射炉的建设。最初是一个很小的实验性反射炉，到了次年转移到仙严园 ，正式开工建设萨摩藩的1号反射炉。经过一年左右的修建后，该反射炉于1853年（嘉永六年）夏天正式落成。

可是，虽然有佐贺藩的技术支持，但是萨摩藩的1号反射炉却失败得相当彻底。1号反射炉的主要问题是炉内耐火砖质量极差，而且技术也不合理，最终被炉温给烧溶脱落，掉进了熔融状态的铁中，导致铁掺杂质，结果糊了口。反射炉又密封不严，湿气渗入炉内，导致温度控制不准。炉体本身设计也很糟糕，地基不稳导致炉体侧倾，最终难逃倒塌。1号反射炉的失败让萨摩藩士垂头丧气，然而齐彬仍然斗志昂扬。面对失败，齐彬说出了幕末最强有力的名言：“西洋人是人，佐贺人是人，萨摩人也是人！”为了同是人的自尊，萨摩藩士鼓起勇气，开始了2号反射炉的建设。在吸取了1号反射炉的失败经验之后，2号反射炉导入了所谓的天草土，使得耐火砖质量提高。1857年建成的2号双基反射炉成了萨摩藩第一个实用性的反射炉。虽然操作失误、设计失误、材料不过关等问题依然困扰着萨摩藩的反射炉，但是2号反射炉仍顽强地持续生产，精炼生铁。

复原的萨摩藩造150磅铁制大炮

同时，萨摩藩的武器技术也进步飞快。1856年，萨摩藩已经可以生产3磅炮和5磅炮（均为铁制）了，到1857年甚至可以生产150磅大炮。2号反射炉的成功，大大鼓励了萨摩藩士。于是萨摩藩又建设了3号反射炉。萨摩藩的反射炉建设活动，为武备西洋化提供了基础，也为日本的技术进步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反射炉的支持下，萨摩藩又引进了高岛流枪炮术，并对照兰书开始尝试铸造枪支，很快便实现了自产枪炮。1858年（安政五年）7月，在萨摩藩进行的天保山演习中，投入的仿造和外购西式步骑枪达3000支，标志着萨摩藩军备一举近代化。

为了配合反射炉的生产，萨摩藩还建设了早期高炉。1854年，萨摩藩根据兰书的指导，建设了第一个早期高炉。一方面，这个计划是萨摩藩早就定好的，齐彬在开始制定造炮计划时就已经将反射炉、高炉和钻孔盘三者结合在一起了。另一方面，这个决策也很可能是对1号反射炉失败经验进行总结后，施加的对策。1号反射炉失败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铁矿杂质过多，结果在炉内没有完全融化，最终导致炉口出现拥塞状况。萨摩本身并不缺铁，南九州地区产铁颇多。自18世纪起，萨摩铁就在大阪市场上大量出售了。然而萨摩的铁矿多含磷与钛等杂质，品质较差。在大阪的市场上，萨摩铁长期以来被作为廉价货出售，所以换成西式冶炼法后问题就显现出来了。萨摩铁虽然和佐贺铁一样是锻铁，但是杂质含量仍然超过预期，结果炼铁事业深受其苦，整体进度落后。为了加速冶炼，以满足铸炮和船用铁件的大量需求，高炉的建设势在必行。

恩菲尔德步枪及其枪机局部特写，下方是配用的刺刀。萨摩藩虽然开始自造枪炮，但是武器大多还是依靠进口。特别是南北战争刺激下的武器技术飞跃，和后来南北战争廉价剩余军火的出售，让萨摩藩决定还是以进口枪炮为主。这款步枪萨摩藩在幕末时购入不少，是维新战争时期萨摩藩兵最主要的单兵武器

集成馆的关吉水道遗迹。为了给集成馆内部各作坊提供用水，萨摩藩特地修筑了一条水道，称为“关吉水道”。关吉水道现在是尚古集成馆的一部分	隶属于集成馆的寺山煤矿遗迹。集成馆当时就是从这个煤矿里面获得燃料的

1854年7月，萨摩藩初步完成了西式高炉的建设并进行了第一次试操作。第一次操作进行了三昼夜，投入了志布志、颖娃地区的铁矿砂和吉田地区（今宫崎县）的矿石，结果生产了3600斤（约合2160千克）的锻铁。这是日本第一次进行高炉溶矿操作，代表着日本技术的又一次突破，意义十分重大。

然而这个高炉的弱点是送风条件不良。它的鼓风机是由传统的水车驱动的，而驱动水车的小溪水流较缓，提供不了充足的动力，导致鼓风机达不到最大出力。因此萨摩藩制定了开凿沟渠引水，以改善动力的方案。但是后来因为齐彬逝世，萨摩藩的高炉改进计划便被搁置了。事实上，萨摩藩的高炉仅开动了几次就停工了，算来最终还是失败了。然而萨摩藩总结的经验和技术，在明治维新后被用到了官营釜石制铁所上，为日后的日本高炉建设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在完成了反射炉和钻孔盘的建设后，萨摩藩总算解决了枪炮问题，接下来要解决的则是火药的问题。早在岛津齐兴时期，萨摩藩就成功仿制了荷兰的戈贝尔燧石枪。然而到了齐彬时期，米涅、恩菲尔德和施奈德等新式火帽步枪已经出现，戈贝尔步枪显然已经落后了。齐彬上任后，决心继续萨摩藩的武备近代化事业，因此于1856年下令尝试制作雷汞。雷汞是火帽的起爆剂。雷汞的制作法发明于1774年的法国，原理是先用汞和硝酸进行反应，然后将硝酸汞和乙醇再做反应，即可获得沉淀的雷汞。由于齐兴建设的中村制药所，萨摩藩已经能够获得硝酸。制备火药的地方萨摩藩也不缺，岛津家自古就以火枪队闻名，在1818年藩内还保留着一个黑火药的制造厂，称为“泷之上火药制作所” 。齐彬上任后，即将西式雷汞法引入制作所内，并很快就取得了成功。但是萨摩藩辖地内却缺乏硝石，为解决硝石问题，齐彬还另立了一个部门——作硝场，配给火药制作所。作硝场由藩士石川确太郎负责。石川不仅翻译兰书，引进西方的硝石制作法，还在作硝场内尝试合成硝石，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在制备雷汞的同时，萨摩藩也开始了无烟火药的探索。无烟火药是指瑞士化学家舍恩在1845年发现的硝化纤维，其爆破力比旧式黑火药大。舍恩的发现被记载在化学书中，随后此书传入日本，并被萨摩藩士松木弘安（寺岛宗则）翻译。松木翻译成功后，建议萨摩藩也开始制作无烟火药。松木的建议获得了齐彬的认可和资助。1848年，松木开始在萨摩藩鹤丸城的制炼所内尝试制造，最终于1853年成功造出无烟火药，使得萨摩藩的军备事业前进了一大步。为了制造反应用的酒精，萨摩藩还改变了传统的造酒法，使用土豆、芋头而非米来造酒，这种酒就是日后的日本烧酒。

除了制造枪炮，萨摩藩另一项大事业，就是制造西式船舶。萨摩藩的西式船舶建设，起源于1822年，当时藩士寺师次右卫门奉命建造了一条名为“伊吕波丸”的小船。此船吸收了一些西方的理念，采用西式的三桅杆而不是传统的独桅杆。这条船被萨摩藩用在了琉球航线上。

萨摩藩制造的烧酒，现在以“萨摩藩”牌继续流行于日本。日本烧酒一般用于调鸡尾酒

齐彬作为一个“兰癖”，对当时西方文化最直观的代表——西式船舶非常热衷。早在齐彬还是世子的时候，他就已经串通老中阿部正弘，力主幕府废除“大船禁令”，鼓励建设大型船舶了。美国人佩里的“黑船”撞开日本国门后，日本人的危机感加剧，更加认识到了建造大船、兴办海军的必要性。因此齐彬还是世子时就已经开始着手建造西式船舶了。

他首先命令寺师次右卫门之子寺师宗道和其兄弟市来四郎献上了“伊吕波丸”的制造资料，并在1851年开始兴建萨摩藩的造船厂——矶龙洞造船所（位于今鹿儿岛市吉野町）。其次，他派人去长崎收购洋书，特别是各种西式船舶的图绘，带回藩内进行研究，并根据带回的资料开始试造洋船。同年，萨摩藩完成试造船一条，仍然叫“伊吕波丸”，也是西式的三桅杆。这种试验船制造了好几条，都用在了琉球航线上。不过伊吕波丸级排水量小、吨位低，不能满足齐彬对大船的渴求。齐彬希望能得到西式的大帆船。但是以日本既有的造船技术，很难制造出西式船舶。

所幸的是，齐彬很快就获得了一个活宝贝，使他的问题迎刃而解。这个活宝贝就是中滨万次郎。万次郎是日本史上著名的传奇人物，本为土佐藩渔夫的他因为遭遇风暴落海，漂流到无人的岛上生活，后被一艘美国捕鲸船救出，因此随船做了水手去到美国。他旅美11年，因工作努力，受该船船长青睐，作为其养子在美国学习船舶技术和航海学，颇有所成。作为当时绝无仅有的欧美通，中滨万次郎最终因为思乡而返回日本，在琉球登陆后被琉球官府逮捕。作为琉球事实上的宗主，萨摩藩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这件事。齐彬对万次郎的回归大喜过望。在移交万次郎期间 ，齐彬不但亲自接见万次郎，向他请教欧美的事情，还请万次郎在造士馆进行讲学，更让藩内的船工田原直助向万次郎求教西式船舶的设计。万次郎长年在捕鲸船上干活，在美国又学过造船术，正是发展造船业的一大助力。齐彬对他的礼遇让他甚为感动，于是万次郎努力授学，大力传授知识给田原，还给萨摩藩制造了美国捕鲸船的模型。

幕末名人中滨万次郎。他归国时恰逢西方大力冲击日本，幕府急需知晓西方之人，因此破例提拔他为武士。他为幕末和明治时期日本对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日本第一部《英日词典》，就有他的功劳

有了万次郎的推动，萨摩藩的造船事业蒸蒸日上。1854年，萨摩藩完成了所谓的“越通船”。越通船仍然是小吨位船舶（约16米长），但却采用了革命性的设计。因为越通船外观虽还是传统日本船的模样，舵也仍然是老式日本船的设计，但内部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西式船舶了。尤其是龙骨的铺法，完全按照美国捕鲸船设计，风帆也是西式的多桅复帆。

“升平丸”绘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齐彬在将这些战舰敬献给幕府时，向幕府建议取消以往地方性很强的旗印，而悬挂代表整个日本的旗印。为此他设计了白底红日的旗印，这个旗印名叫“日章”，后来演变为日本的国旗

越通船是萨摩藩洋船制造的首个成功案例。在建造越通船的过程中，齐彬还取得数个政治胜利，为建设大型船舶铺平了道路。1853年6月，齐彬说服幕府，以老式日本船船小、力弱，不能敌西方为由，让幕府同意萨摩藩建造所谓的中国式的“琉球大炮船”，护卫琉球航路以免被外国船只骚扰。获得许可后，齐彬便开始建设萨摩藩樱岛造船所，同时建造中国旧式的“琉球大炮船”。

9月，齐彬取得了更大的进展。由于佩里、普嘉廷先后来航日本，在外部冲击下幕府终于认可了海军建设的必要性，解除了“大船建造禁令”。齐彬闻之欣喜若狂，马上制定了萨摩藩的造舰计划向幕府申报。齐彬雄心勃勃，声称准备建造大型风帆战舰12艘、蒸汽战舰3艘，并向幕府开出条件，称如果幕府允许他的计划，萨摩藩就会向幕府出售2—3艘大船。当时幕府中掌权的阿部正弘老中是齐彬的好朋友，也是坚定的大船建设派，在他的鼓动下，幕府通过了齐彬的提案。于是萨摩藩开始大造战船。

1854年7月，萨摩藩在牛根（今垂水市）开始动工建设西式大船“大元丸”和“承天丸”。两舰长24间（43米）。同时，萨摩藩在樱岛的有村建设了长20间（36米）的西式大船“凤瑞丸”和“万年丸”。1855年，工程宣告完成。其中“凤瑞丸”和“大元丸”出售给了幕府。在建设这些战舰期间，齐彬还下令将建设中的“琉球大炮船”改为西式战舰。1854年12月，西式军舰“升平丸”竣工。“升平丸”是萨摩藩造船事业的象征，其龙骨长15间（27米），船长17间（31米），三桅杆，装备有16门大炮，推定排水量370吨，堪称是当时日本造船业的最高杰作。后来萨摩藩将该船献给了幕府，幕府接收后将其改名为“昌平丸”，成为后来幕府海军最有名的训练舰。

然而风帆战舰在当时的地位已经逐渐被蒸汽战舰所取代。萨摩藩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却也无法否认仍然存在的技术差距。于是齐彬开始了对蒸汽船舶的研究，并停止了西式风帆船舶的制造。但齐彬的这个决策其实是个败笔，是对萨摩藩造船事业的打击。因为当时齐彬只能用本藩的力量来做这件事，而对于一个藩来说，想搞大型的蒸汽船实在是超过了其能力范畴。幕末诸藩中，像萨摩一样制造蒸汽船的不少，成功的例子也有，但都是很小的船只，大多只有渔船大小，无论经济性和实用性都很差。所以明治维新后，这些自建蒸汽船基本上都成了对经济性和实用性不敏感的日本海军的财产。齐彬做出决策后不久，一场灾难突然降临。1855年10月，日本发生安政大地震，导致萨摩藩邸严重损毁，为此萨摩藩不得不履行封建义务出钱修缮。而耗资巨大的造船事业也因为经费不继而被叫停，萨摩藩的自力造船事业就此结束。

萨摩藩对蒸汽机的探索

幕末时期的日本，因屡受西方蒸汽军舰的冲击，为了能够赶上西方，对蒸汽动力多有研究。日本多个藩国，包括幕府本身都在尝试制造蒸汽机，其中不乏成功者，萨摩藩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日本蒸汽机的技术源流是1837年由荷兰人沃尔达姆（G.J.Verdam）写的《水蒸气盘精论》 。1848年此书传入日本后，由幕府的兰学学者箕作阮甫于次年翻译完毕，定名为《水蒸船说略》，共六册文字和一册图纸。书中详细记载了蒸汽机的原理和制造方法，还有关于蒸汽船和蒸汽机车的内容。该书为幕末各藩蒸汽机制造事业提供了技术来源。“兰癖”大名齐彬自然不会放过此书，1851年就任藩主后，齐彬拿出该书，命令萨摩藩士肥后七左卫门、梅田市藏在江户萨摩藩邸里，尝试按图制造蒸汽机的模型。5月，齐彬令鹿儿岛城内的冶炼所也制造蒸汽机的模型。8个月后，两地的模型均告完成，于是齐彬下令投入实物建设。

上图描绘了当时日本渔民常见的美国蒸汽远洋渔船。“云行丸”就是仿制这种船制作的。右图为《萨藩海军史》记载的“云行丸”草图。明治维新后，“云行丸”被划给海军学校做教材，后被拆毁。这个草图是一些建造者根据记忆重新画的

最初的建造不甚顺利，于是齐彬组织几个负责制造蒸汽机的藩士前往长崎参观蒸汽船。自重豪时期开始，由于长期购买各种西方物品，萨摩藩跟长崎的荷兰商馆有着很好的关系。所以齐彬请求参观蒸汽船时，荷兰人一口允诺。在测量了尺寸并参观了实际操作之后，萨摩藩的蒸汽机制造开始走上正轨。1855年7月，萨摩藩的江户组率先完成了荷兰式12马力蒸汽机的制造。

齐彬大喜，下令将蒸汽机安置在一艘刚好从萨摩回航的越通船 上，将其改成蒸汽船。8月23日，日本第一代蒸汽船的代表“云行丸”在江户墨田川开始了海试。该蒸汽船的成功航行轰动了江户，标志着实验取得成功。

“云行丸”虽然可以实现航行，然而缺点也同样突出。萨摩藩的铁工技术很差，蒸汽机虽然是12马力，可是因为密封不良导致到处漏气，只能发出2—3马力，在海上航行犹如龟爬，大概只有6桨渔船的速度。与此同时，鹿儿岛方面也完成了蒸汽机制造，并照江户方面这个思路试制了一条约20米长的蒸汽船，结果失败得更惨，蒸汽机根本就不工作，导致实验彻底失败。然而这毕竟是日本第一次尝试制造国产的先进科技设备，其重大意义不可低估。“云行丸”的实验成果表明，只需假以时日，日本人是可以追上西方的先进技术的。然而齐彬却很缺乏时间，幕府里的政治斗争迫使齐彬必须加快萨摩藩的军备近代化速度。1855年的安政大地震使萨摩藩财政吃紧，于是齐彬决定将自产改为引进，停止了自造蒸汽机项目，改为向西方购买船只。为此，他制定了蒸汽军舰引进计划。齐彬派市来四郎到琉球和西方人接触，最终和法国人订立了购买一条蒸汽船的合同。同时齐彬派另一名藩士江夏十郎去长崎和荷兰人接洽。然而1858年齐彬的英年早逝，使萨摩藩的船舶引进计划失败了。

萨摩藩的玻璃制造业

萨摩切子

自齐兴开办中村制药所后，萨摩藩第一次有了玻璃制造产业。齐彬上任后因为兴办集成馆事业，使得萨摩藩的玻璃制造业有了巨大的成长。齐彬本人对于玻璃制造非常热衷，因为玻璃附加值很高，如果集成馆能够制造出像著名的江户切子那样的玻璃手工艺品，并出口到国内外，无疑将会给萨摩藩带来极大的收益。齐彬曾说：“日本向各国出口的重要工艺品应该在萨摩藩制造。”于是，齐彬一方面下令让藩士宇宿彦右卫门、江夏十郎和中原犹介进行玻璃上色工艺的开发，另一方面在集成馆内建设新的玻璃窑。宇宿、江夏等人先后尝试了许多种新式玻璃技法，如上色玻璃、平板玻璃、硬质玻璃和雕花玻璃等。在进行了数百次的实验后，萨摩藩成功突破了有色玻璃制造法。玻璃上色技法在当时是十分高难的技术，其着色剂成分需要经过反复试验，烧制也需要长期积累的温控管理经验，因此这项突破意义相当重大。

齐彬时期萨摩藩的玻璃工艺品统称为“萨摩切子”，其中以红色的“萨摩红硝子”最为有名。除了有色玻璃外，萨摩藩还实现了球面玻璃和平板玻璃的制造。萨摩的玻璃工艺品晶莹剔透，外观精美，一进入市场即被视为珍品而销售一空。齐彬马上扩大萨摩藩的玻璃产业。萨摩藩的玻璃业最盛时，拥有至少6座玻璃炉——铜红炉2座、金红炉2座、水晶炉1座、平板玻璃炉1座，以及数座铅玻璃炉，雇用人员数以百计（可能有400人）。其作为萨摩藩的主力出口商品，对齐彬时期的萨摩藩财政有着巨大的支撑作用。然而齐彬英年早逝后，萨摩藩的玻璃制造业也跟着萎缩了，后来甚至出现了仅有工人5名的窘况，水准大为衰退。明治维新后，萨摩藩的玻璃制品作为日本工艺品的代表，又一次进入国际市场并取得一定成就（参展维也纳世界博览会）。虽然未能恢复到齐彬时期的盛况，但对日后日本玻璃工业的兴盛起到了一定作用。

萨摩藩的西式纺织业和其他制造业

因为对外（琉球）交流需要用船，而风帆船需要大量的帆，因此萨摩藩自古以来就有相当出名的纺织业。1843年编撰的《三国名胜图册》里就提到了鹿儿岛地区的纺织业。萨摩藩还成立了织局，负责执行调所改革中规定的奖励产业和缩减开支等相关政策。在织局的组织下，木棉纺织业得到扩张。例如，萨摩藩的政商重久佐治右卫门在藩内开办了木棉纺织屋。不过这个纺织屋影响很小，生产力也很低。到了齐彬时期，萨摩藩纺织业的规模仍然不大。齐彬就任藩主之前，豪商滨崎太平次曾经向齐彬进献过西洋的丝织品，其精美程度使齐彬深受震动。齐彬非常想让萨摩藩也能生产类似的产品，因此上任后提出了“米、盐、棉、铁乃一日不可缺之必需品”的说法，决心让萨摩藩可以生产这四大必需品。

首先，齐彬延续了调所的产业振兴政策，对棉纺织业大加奖励。其次，他设立了藩属的中村纺织所，改变原来小家小户各自为战的小棉纺工业，实现了有规模的棉纺工业。然而中村纺织所受困于技术限制（传统的手动织机），产量仍然较低。因此在1858年，齐彬从荷兰引入了西式的水力纺织机，设立了田上水车馆和永吉水车馆。

水车馆给日本的纺织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首先，它是用一台水车驱动四台织机，而非以往用人力驱动织机。其次，该织机是引进自荷兰仿造的英式夏普罗伯茨织机。夏普罗伯茨织机是纺织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它之前的机械织机或工作不稳定，或效率低于人力织机，二者总不可兼得。夏普罗伯茨织机的诞生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宣告了人力织机的末途，奠定了现代织机的基础 。虽然仿造品性能不可跟真正的夏普罗伯茨织机媲美，其驱动力（水力）也根本不足，但齐彬通过引进西式机械，并设立水车馆以尝试西式织造法，大大增加了日本的生产力。水车馆和中村纺织所日后为鹿儿岛纺织所接收，为日本近代西式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样，随着齐彬的英年早逝，萨摩藩的纺织业也衰落了，直到明治维新后才再次崛起，并成为近代日本早期最重要的创汇产业。

后期型夏普罗伯茨织机。齐彬时期萨摩藩用的纺织机跟这种机器原理一样，但是比较小，而且是用木头做的。这一时期的萨摩藩纺织业其实做的只是纺织实验，真正成为能够完善运作的纺织作坊的则是后来鹿儿岛纺织所

齐彬还对传统的制陶业、樟脑制造业和制盐业予以了政策上的保护。齐彬为了给萨摩藩的制陶业开辟市场，特地批了一笔钱成立专门的机构来研发西洋人喜欢的陶器图样，使得萨摩藩的传统陶器萨摩烧销售到了国外。齐彬对樟脑制造业给予的奖励，同样使得萨摩藩的樟脑大量销售往欧洲。此外，制盐业、造油业等产业在齐彬的政策保护下也有了显著的成长。这些产业的大发展使得萨摩藩的经济欣欣向荣。

萨摩藩的近代科技探索

齐彬对电信、金属活字印刷、摄影和煤气灯等技术都进行了资助。自佩里来航，向日本人展现了电报通信这一新事物后，日本人便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幕末日本的电信技术源流是兰学者川本幸民翻译的兰书《远西奇器述》。1855年，兰学者川本幸民、绪方洪庵和杉田成卿在齐彬的资助下，与萨摩藩士宇宿、梅田等人一起，按照兰书仿制了日本最早的电信机。同年，在江户涉谷的藩邸里，他们向齐彬进行了演示，引起了齐彬很大的兴趣。齐彬将其带回萨摩藩并进行了改造，最终于1857年4月进行了通信实验。萨摩藩在鹿儿岛本丸和二之丸之间铺设了约600米长的电线，实验取得了成功。后来因为不具实用价值，所以仅仅试验了一次即告收场。但是在明治维新后，这项技术取得进一步发展，从此日本进入了电信时代。

此外，齐彬还资助了金属活字印刷和摄影技术。为了能普及兰学，齐彬对西洋式的印刷术很感兴趣，然而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和泥活字印刷术均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因此齐彬资助了江户的雕版师木村嘉平，请他制造西洋式的金属活字。木村嘉平受命后尝试使用电胎法，成功制造出几个活字。但因为耗资很大，齐彬早逝后该项工作即告停止，最终没有化为实物。

齐彬还将银版摄影法引入了日本。银版摄影法是1839年由法国的尼普斯和达盖尔共同发明的。该法的原理是使用一块镀银的铜板，把这块铜板放在一个盛碘的盘子上方，碘的蒸汽在铜板表面形成一层碘化银薄膜而成为感光板，最后变成深金色。把遮盖好的底片托上的铜板放入照相机内进行曝光，然后再把铜板放入冲洗箱内，用一杯加热的水银产生的蒸汽烘这块板。在感光后，碘化银处凝聚起水银蒸汽，光越强，凝结得越多，于是在板上逐渐显出影像来，把板泡在盐溶液里即可制成永久性的相片。1848年该法为日本人所知，齐彬便资助兰学者们对此法进行研究。在齐彬的资助下，1857年日本人成功掌握了银版摄影法。为了感谢齐彬的帮助，就用该法为齐彬摄影留念。岛津齐彬像目前仍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摄影照片。银版摄影法的国产化大大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许多那个时期的图像资料都是用这个方法保存下来的，这些图像其史料价值难以估量。

被煤气灯改造后的萨摩鹤灯笼。鹤灯笼是一种日本传统照明设备，这个鹤灯笼位于尚古集成馆

最后，齐彬还资助了煤气灯的研究。萨摩藩最早知道西方煤气灯的人是松木弘安。1857年，松木弘安在翻译洋书时发现了煤气灯的相关知识，并上报藩主。齐彬对此相当感兴趣，于是命令松木和另一个藩士八木称平尝试制作煤气灯。齐彬的想法是制造煤气灯以配给集成馆，使集成馆实现夜班作业。松木非常努力，当年7月就做出了样品并进行了实验。实验取得了成功。齐彬非常高兴，于是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打算把传统的灯笼改造成煤气灯，然后大量制造以照明整个鹿儿岛城。为此，他在仙严园藩主浴室旁边设立了煤气室，还让藩士三原藤五郎制定了相关的账目，以计算可能需要的预算。不过可惜的是，齐彬于次年7月早逝，煤气灯计划也就跟着夭折了。直到明治维新后，煤气灯的灯光才照耀了日本四岛。

除了以上行动，在齐彬的统帅下，萨摩藩还在农机具改良，地雷、水雷制造，近代机械加工等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为未来日本的繁盛打下了基础。

萨摩藩的集成馆

集成馆最盛时曾雇用了近4000人。基本奠定了萨摩藩的近代工业基干，为日后日本的产业技术进步打下了基础。虽然绝大部分集成馆事业最终随着齐彬的早逝而夭折，但是集成馆作为萨摩藩近代工业，为日后明治维新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帮助。集成馆事业在明治维新后得到全面复兴，一直存在至1915年才完全停业，对引领日本的近代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集成馆事业因意义重大，其遗迹至今尚存，被称作“尚古集成馆”。2009年尚古集成馆被日本政府认定为“日本产业革命与近代化重要遗产”，2015年它和仙严园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尚古集成馆现存日本鹿儿岛市吉野町，是鹿儿岛市的第一大旅游胜景。

齐彬的野望与萨英战争

齐彬自任萨摩藩主后，对内进行经济与军事改革，对外则成为推动幕政改革的推手。所谓“幕政改革”和之后的“幕政改革派”，形成于佩里来航后，其主体是岛津齐彬、松平庆永、伊达宗城等外样大名。这些人在锐意进取的幕府老中阿部正宏的支持下，企图对传统的幕政实行大改革，其根本目的是想以外样大名的身份参与日本的政治决策。

长期以来，由于幕府的打压政策，外样藩国力量衰弱，实力无法与幕府那些强大的谱代藩和亲藩相比，其政治地位很低。然而到了幕末，由于外样藩国率先实现改革，实力大为增长，而幕府政治的基石——亲藩和谱代藩等传统权门因循守旧，碍于身份难以提拔下层的有才之士，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

加之幕府本身在外部压力面前表现得十分无能，于是时代潮流的冲击和实力的改变，使得外样藩国开始要求改变自身的政治地位，渴望对政事有更大的发言权。特别是萨摩藩这样的外样藩国，更希冀改变传统上饱受歧视和防备的地位，进而来统帅日本，引领日本成为大国。这种希冀就是齐彬推进改革的源动力。

齐彬任藩主后，借助重豪时期打下的基础，大力对幕府进行游说，意图和其他幕政改革派联手，共同推动幕政改革，废除过时的政策。由于萨摩藩的财政状况相当不错，因此齐彬大力支援有意改革幕政之人，送钱送物大搞串联。最终，在齐彬的努力下，幕府内形成了以德川齐昭为首，岛津齐彬、松平庆永、伊达宗城和山内容堂“幕末四贤候”为辅的幕政改革派，并以“公议政治、武装开国”为宗旨，开始参与幕政。

岛津齐彬毕生最爱的物品——地球仪

幕政改革派的首要目标是整备海防。自弘化年间起，西方列强为了打开日本国门，对日本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西方国家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睥睨日本，或以劝告，或以威胁，给日本旧有的锁国体制带来了极大震撼。故幕府内部开始出现了海防强化论，强调强化海防，抵抗西方列强的冲击，维持幕府政治。德川齐昭就是海防强化论最坚定的信徒。之前作为藩世子的齐彬，虽然是开国论者，但并不十分赞同海防强化论的最终目的——维护传统的幕府政治，不过他赞同强化海防来抵抗西方的入侵。而且，如果海防强化论得到幕府认同，齐彬就有理由以海防建设的名义在萨摩藩进行西式改革，建设洋式工厂，所以齐彬倾力支持海防强化派的意见。在他和阿部正宏的支持下，幕府最终同意让齐昭成为海防参与，这标志着幕政改革派进一步掌权。

等到1853年，佩里来航后，幕府痛感海防虚弱，海防强化论更加吃香，于是齐昭的权力得到了扩大。与此同时，阿部正宏以非常时期当用非常手段为由，大力介绍外样大名进入幕府，同时以强化海防为名，启用了许多新人，如永井尚志和胜海舟。这一系列举措使幕政改革派进一步加强了对幕政的掌控。

幕政改革派得势后随即开始了所谓的“安政幕政改革”。安政幕政改革的目的完全是强化幕府脆弱的海防，以求抵抗西方列强，其措施如下：

一、取消“大船建造禁令”。

二、要求各地进行炮台建设。

三、兴办陆海军，开设讲武所和长崎海军传习所，引进西方先进武备。

四、开设番书调所，聘请兰学家翻译西方书籍，掌握西方的军事情况。

五、吸收和提拔各藩精通西洋事务之人。

齐彬在此次改革中出力甚多，例如前面所说的“大船建造禁令”，就是他和齐昭联名上书，以日本船船小、力弱，不能抵御黑船为由而请求取消，最终获得幕府批准的。在炮台建设中，齐彬也多次派出技术人员向各藩传授技术，又如水户藩海防建设中需要的反射炉，就是萨摩藩派出的技术人员帮助建设的。齐彬还大量组织人员前往讲武所和传习所进行交流学习，还献上了本藩自造的船只给幕府以建设海军。一时间，萨摩藩在幕府里地位大大升高，俨然可以和谱代大名平起平坐。

推动幕政改革的同时，继承藩主位子的齐彬在藩内进一步推进人事改革。齐彬为了报答萨摩藩中下级藩士对他上位的支持，大力提拔中下级藩士中的人才。齐彬本人待人也是唯才是举，曾言“君主的个人好憎不是选拔人才的标准”“人人都喜欢的人也未必是人才”。值得一提的是，他提拔了在下级藩士中口碑极好的肝付尚五郎，让他成为萨摩藩名门小松家的养子，赋予了他很大的权力。尚五郎，即日后的萨摩名臣小松带刀。小松带刀为人随和，而且唯才而视，极得中下级藩士之心。在他的推荐下，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有才之人纷纷为齐彬所识并得到提拔，成为他的宠臣。齐彬提拔下级藩士，意味着萨摩藩的封建身份界限被打破，是萨摩藩乃至日本近代化进程的一个标志。

萨摩藩改革派首领，明治维新十杰之一的小松清廉。他全称叫小松清廉带刀，叫他小松带刀也可以。“带刀”是小松家历代家主的名字，他本名肝付尚五郎，号“观澜”。他是幕末很少见的思想上真正开放之人，而不是看似开放实则顽固的新派人物。他早年就对等级尊卑不甚在意，经常在秋收举行的相扑比赛上和身份低微的农民一起饮酒取乐。他第一次见西乡隆盛时，西乡故意慢待他，让身份高贵的他在门廊等着自己睡醒，结果他毫不在意。西乡醒来之后，两人开辩。小松带刀靠见识击败了西乡，对西乡以下犯上半个字也没提，因而获得了西乡的好感。萨摩藩出身的维新志士，不是小松带刀的门生，就是他的故人，所以基本唯他马首是瞻

不过，幕政改革派掌权触动了幕府内以谱代大名为代表的权门派利益，促使其联合起来准备反攻。同时，改革派内部理念的差异也导致改革派本身力量分散。德川齐昭和另一个改革派大名松平庆永坚持攘夷理论，最终目的是要与西方开战来完善锁国体制。岛津齐彬则是开国论者，其最终目的是要消除锁国体制，因此改革派的内部团结很成问题。

另外，改革派的主要人物往往不顾后果率性而为，例如德川齐昭。1854年，幕府在外界压力下被迫和美国签订不平等的《日美和亲条约》。虽然条约内容中的不平等问题并没有立即显现，然而齐昭仍然因不满幕府和外国人签订和约，愤而辞职。而在1855年10月2日发生的安政大地震中，改革派的旗手阿部正宏认为地震是上天的警戒执意辞职 ，幕府随即启用了能力较差、出身较低的新老中崛田正睦，使得改革派一下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者。

改革派内部的混乱给了权门派很大的勇气，很快他们就推出了自己的领军人物：谱代中的名家——彦根藩藩主井伊直弼。在井伊直弼的统帅下，权门派很快就找到了对改革派发难的借口——将军继嗣问题。

自12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庆病故后，幕政就落入了13代将军德川家定手中。然而家定是出了名的身体虚弱，而且传闻他举止奇异，因此家定被认为是病弱无能，在幕府内部实际上并无权威。家定无子，立嗣就成了问题。而幕政改革派和权门派就立嗣问题形成了一条派和南纪派。

改革派企图保持并扩大既有的权力，所以他们支持改革派领袖德川齐昭之子——御三卿一条家家主一条庆喜为下一代将军。权门派意图夺回权力，自然针锋相对，成立了南纪派，提出了以御三家纪州藩藩主德川庆福为继嗣的建议。两派为求拥立之功，进行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作为改革派重要成员的齐彬，自然也无法逃过这场政治斗争。

在继嗣问题的第一回合较量中，改革派取得了胜利。齐彬和松平庆永放出推举庆喜继承将军的风声后，遇到了很大阻力。当时幕府大奥对改革派首领德川齐昭极为憎恶 ，因此对改革派也连带着进行抵制。然而齐彬却想出了一个萨摩藩常用的战术——联姻来解决问题。时任将军的德川家定妻子早逝，也没有再娶，所以齐彬就在这上面动起了脑筋。齐彬将岛津家四门之一的今和泉家的笃姬收为养女，想让她成为权力极大的幕府御台所，来平衡改革派在大奥中的阻力。于是齐彬派出以西乡隆盛为首的一批藩士开始在京都大搞串联，他本人也亲自游说当时的五摄家之首近卫家促成此事。在近卫家主近卫忠熙的帮助下，1856年，笃姬和德川家定结婚，成为御台所，大奥的反对声也随之减弱了。

改革派取得先手，权门派自然不甘心失败，马上筹划反扑。这时，另一个问题掺杂了进来，给了权门派以绝好机会，这就是条约签订问题。条约签订问题其实是和将军继嗣问题一同浮上水面的。佩里来航后，随着日本国门的渐渐打开，取得初步胜利的西方列强马上开始扩大自己的胜利成果。最早敲开日本国门的美国在这方面最为积极，迫使日本接受了《日美通商修好和约》。和约本身的内容标志着锁国政策的结束，然而作为延续了两百余年的祖宗家法，幕府要想改变该法，在法理上是必须奏请京都朝廷的。尽管传统上，朝廷不可能对幕政指手画脚，但由于幕政改革派的改革削弱了幕府的统治基础，进而使幕府权威衰退，无形中就提升了朝廷的威望。此时的天皇孝明是一个极度厌恶外国的人，他一生都不曾接见过一个外国人，也是坚定的攘夷论者。特别是他在意识到了朝廷权威得到提升后，其行动力大大增加。这种形势的变化是现任老中崛田正睦所没有意识到的，他仍然以为奏请朝廷只是走过场，于是自信满满地向朝廷请求旨意。孝明天皇则一反传统，拒绝给予谕旨，一下子将崛田老中和幕府扔进了极度尴尬的境地里。

崛田正睦请求谕旨失手给了权门派很大的机会。因为崛田正睦虽然赞同开国，但是他并不喜欢权门派，他的中立态度是横在权门派面前的一个障碍。申请谕旨失败，不但暴露了崛田的无能，还重挫了幕府的声望，于是幕府内部要求拥立大老的呼声响了起来。他们指责崛田的无能，希望能任命权力更大的大老来制伏朝廷，权门派是这种呼声的主要拥护者。根据这种呼声，当时病弱的家定因无力处理政事，所以决定任命一位大老来全权负责处理各种问题。1858年4月23日，权门派首领井伊直弼被任命为大老，权门派取得重大政治胜利。

井伊直弼甫一上任，就免去了崛田正睦的职务而独揽大权。随后，他直截了当地和美国签订了和约，表达了对朝廷的蔑视。之后，他开始收拾改革派，改革派幕府官员被纷纷免职或降职，川路圣漠和永井尚志等亦不能幸免。他还打击讲反话的幕府官员，如板仓胜静等。到后来，为了更方便地揽权，他连可能造成妨碍的自己人也打击，如间部诠胜和太田资始，于是幕府内人人自危，不敢有任何反对声音。

在幕末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孝明天皇画像

但是井伊直弼的做法，得罪了各方势力，京都朝廷发出密旨，鼓动改革派起来造反，打倒井伊直弼。结果事机不密，被井伊直弼侦知。于是井伊直弼借此掀起安政大狱，对改革派进行了彻底的清洗。改革派的政策被宣布为非法，从事宣传和串联活动者不是被砍死就是被追捕。就连改革派诸大名也悉数被查，不是蛰居就是被警告，全数遭到处罚。随后在井伊直弼的鼓动下，将军家定宣布以德川庆福为后嗣。8月14日，德川家定去世，德川庆福继位为幕府14代将军，改名德川家茂，宣告了改革派的彻底失败。

齐彬对改革派被打压的现状无比愤慨，也对井伊直弼的做法极度痛心。于是愤怒的齐彬制定了率军上京的计划。他计划统帅5000藩兵上京都，拥立朝廷，以武装打倒井伊直弼。然而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他就于7月16日暴病而亡，享年50岁。在丧失了一代雄主齐彬后，萨摩藩锐气顿减，岛津久光之子岛津忠义继任藩主，但藩政掌握在岛津齐兴之手。齐兴坚决拥护幕府，不敢跟井伊直弼对抗。他本人老迈无用不说，还大肆整顿藩内的齐彬派志士。萨摩藩顿时暮气沉沉，齐彬一番心血付诸东流。

岛津齐兴在掌握藩政后不久即以高龄逝世，藩政大权落入了岛津久光的手中。作为原来与齐彬争夺藩主之位的对手，久光本人最初对齐彬的改革事业并不热衷，但是久光也无意全盘废除齐彬的政策。

萨摩藩最后的改革者——岛津久光

首先，齐彬时期齐彬对久光派较为宽大，没有实行大范围的清算，也没有大搞株连和连坐，从而分化了久光派。其次，齐彬在藩内已经培养出了一个势力很大的改革派。第三，齐彬的政策，确实使萨摩藩从一介偏远乡下大名一跃成为世所公认的，能够影响幕政的强藩。这都使萨摩藩内的舆论导向倾向于齐彬和他的改革派。事实上，齐彬成了萨摩藩长期的精神动力——不仅使萨摩藩摆脱了穷困地位，还为成为公认的强藩指出了一条道路。他积极参与幕政以求改变自己的地位，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些工作确实使萨摩藩威名远扬，以致这种理念成为众多萨摩藩士的一种共识。这让萨摩藩的改革派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即便身为政敌的久光也一样。

事实上，久光上任后，依然对改革派的力量表示倚靠。他通过小松带刀提拔了改革派出身的大久保利通为宠臣，让后者继续进行外交工作。但是久光身上也有很多的保守色彩，这表现在久光对集成馆事业的态度上。虽然没有强令废除，但他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使得这些并不盈利的工厂难以为继，最终因为赔钱过多而不得不大量歇业。即便是盈利的产业，因为放任自流，也纷纷陷入衰退。例如萨摩藩的玻璃制造业，由于失去藩主支持，虽然盈利甚巨，但是仍不能抵挡人才流失和本藩财政索求而大规模衰退，甚至陷入只有5名雇工，玻璃炉悉数熄火的困境。就这样，集成馆事业在齐彬死后遭到大规模缩减，仅军工产业予以了一定程度的保留。

久光的保守性还表现在他对公武合体理论的热衷上。公武合体理论实际上并不是对旧式封建政治的彻底摧毁和刷新。虽然这个理论含有公议政治的内容，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这个理论更多的只是带给外样强藩和幕府同样的地位。实际上，该理论可以说是想将幕府的独裁统治改为寡头政治。这只能作为日本近代化的一种临时措施而已，后来的操作也证明了此理论的空想性。然而久光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心中追求的依然是一种变异的幕府政治而非近代政治，这正是他固有的守旧性所决定的。

公武合体政治的推行，鼓动了一批人，也惹怒了一批人。激进的攘夷派一直对公武合体横加破坏，而萨摩藩本身对攘夷论也很热衷。首先，作为一个有着对抗中央政权传统的藩国，萨摩对各种外来干涉都有警惕心理。其次，齐彬的武装开国论对攘夷派也有一定的影响。最后，幕府对萨摩藩近百年的打压，已经培养了萨摩藩士对幕府的仇恨心理。很多激进的萨摩藩士与其说是仇恨西洋人，不如说是仇恨幕府，只是找到“攘夷”这么一个借口好来反幕府罢了。此时通过压迫幕府而提高威望的京都朝廷，对攘夷派已经有了一定的依赖性。作为朝廷领袖的孝明天皇态度十分明确：谁在攘夷问题上表现得更加激进，谁就更受朝廷的青睐，在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改革中也就有更大的发言权。因此表现得十分激进的长州藩受到了孝明天皇的喜爱。后来出现的“四奸二嫔弹劾事件”，更使萨摩藩在朝廷中的势力急剧衰退。

描述“生麦事件”中萨摩藩士砍杀英国商人的浮世绘

“四奸二嫔弹劾事件”发生在1861年4月10日，这一天以三条实美、姊小路公知为首的13名公卿联名向关白近卫忠熙递交劾书，弹劾岩仓具视、久我建通、富小路敬直和千种有文4名公卿和今城重子、崛河纪子2名宫女。劾书中将这6人称为“四奸二嫔”，定性成奸臣，要求将其驱逐出京城。这一弹劾事件的本质是攘夷派的内乱。幕末时期由于幕府决策多次失误，导致权威大为衰退，京都朝廷见状旋即开始夺权。“攘夷”就是京都朝廷用以夺权的大义名分。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作为朝廷公卿，本质上都要通过攘夷来打击幕府，扩张京都朝廷的权力和权威，实际上同属一派。但是在具体事务上，岩仓派持缓进策略，主张使用公武合体这种方法，通过和幕府合作逐渐从幕府处夺权。而三条派则持激进策略，主张使用立即攘夷的方法，绕过幕府和外国开战，通过战争迫使幕府归还大权。孝明天皇是一个积极的攘夷派，谁在攘夷事务上表现得更积极，谁就更得孝明天皇的青睐。所以为了争宠，三条等人以和宫下嫁为由 ，弹劾岩仓亲近幕府，实际上并不想攘夷。孝明天皇被三条等人的理论说服，于是令岩仓辞官蛰居。“四奸二嫔事件”标志着“绕过幕府，立即攘夷”成为京都朝廷的对外国策，自此日本尊王攘夷运动进入高潮。这对支持公武合体的萨摩藩是个沉重的打击。

随后，萨摩藩又在外交上遭遇了一场重大失败。1862年9月14日，日本幕末时期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生麦事件”爆发，导致萨摩藩和英国关系恶化。

1858年幕府和美国定约，同意横滨开港后，来日本的西方人日渐增加，而因文化差异导致的冲突也逐渐增多。同时日本国内因攘夷论流行，使得民间对西方人仇视程度逐渐增加。1862年9月14日，岛津久光在参加完推动史称“文久改革”的幕府新改革的会议后率领随行700余名藩士回萨摩藩。在途经横滨附近的生麦村时，路遇出来游玩的英国生丝商人查尔斯·理查德森（Charles Lennox Richardson）一行四人。幕府时期规定，凡大名出行的行列在路上行进时，身份低于此大名的人必须让路行礼，不让路行礼者按照对武士无礼论处，武士可以当场将无礼者杀死。所以理查德森等人因为不让路遭到萨摩藩士袭击，理查德森被当场砍死，剩余3人受伤逃亡。“生麦事件”发生后激起了日本社会极大的震动，以孝明天皇为首的攘夷派因为有人成功实践了他们的攘夷理论而更加活跃，在他们的推动下攘夷论迅速成为日本外交的指导性策略。随后民间也在“生麦事件”的鼓动下加大了对外国人的袭击。

次年，英国舰队为寻求“生麦事件”中的赔偿金，再次来到萨摩藩，他们派出了4条战舰前往萨摩藩经行交涉。由于交涉中出现了交流问题，也由于久光和大久保利通摆出的强硬态度，导致英国使用武力来夺取萨摩藩的船只，萨摩藩遂发动反击。1863年8月15日，萨英战争爆发。萨摩藩出动岸炮80门，对抗英军4条战舰。经过一天激战，英军因准备不足，不得不撤退回港。萨摩藩虽取得军事胜利，却遭到极其严重的财产损失。英军火炮比萨摩藩的岸防炮射程更远，而且由于萨摩藩的房屋多为木质，结果英军的炮弹不但击破了藩城鹿儿岛的城门，还大量落在原集成馆地区内，引发巨大的火灾。集成馆基本被烧毁，萨摩藩多年积攒的海军和炮台也损失殆尽。

这是萨摩藩近代化进程中遭遇的最大挫折，但同时也推动着萨摩藩在近代化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通过萨英战争，久光和萨摩藩认识到了欧美的强大和自身的极度不足。经过齐兴、齐彬两代人努力后的萨摩藩，虽然可以在日本国内称雄，但是比起西方国家仍然不如。两代人的努力，也仅仅获得了一次惨胜而已。

这个事实迫使萨摩藩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政策，久光也终于认识到了集成馆事业的意义。于是战火刚刚消去，灰烬犹温的时候，久光便开始了萨摩藩的再次改革——重建集成馆。

同时，痛定思痛的久光一改原来对西方的漠视态度，开始主动和西方接触，并为此重新启用原来齐彬派系中的新派藩士。战后，久光主动派出使节去江户，向英国公使谢罪请求原谅。英国为萨摩藩的奋战所惊，也同意和议，于是两方达成谅解。然后，久光在大久保利通的举荐下，开始重新启用西乡隆盛等藩士，继续萨摩藩的改革以增强国力。

萨摩留学生与倒幕之路

由于萨英战争给大久保利通和久光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萨摩藩在缓和了和英国的关系后，急欲向英国引进先进的武备和知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兰学又成为萨摩藩内的流行学术。1864年6月，久光宣布成立开成所藩校，作为专门的兰学学校配给造士馆，初代讲师是中滨万次郎和兰学者前岛密。开成所的设立，标志着萨摩藩兰学研究的再兴。尽管这所藩校教育实践时间较短，一年左右便因藩士出国留学和战争暂时中断，但意义十分重大。由中滨万次郎带回来的西洋经验，在这一年里得到了全面普及，极大地加深了萨摩藩士对西方的认识，使得萨摩藩士的见解有了很大的进步。

前岛密，高田藩出身的兰学者。此人在明治维新后作为贡选士进入政府，对明治时期日本的工业化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日本设立铁路，实行西方式的邮政事业中，他出了很大力气，日本第一条铁路的设立和近代邮政业的创设都有他的功劳。后人为纪念他全权创立邮政事业的贡献，称其为日本邮政之父

在经过了开成所的考试选拔后，萨摩藩有了一批对西方有较深认识，并有向西方学习欲望的藩士。于是，一个破天荒的建议被小松带刀送到了久光的案前——由萨摩藩组织藩士出国前往英国考察，并引进其先进技术以强国。这个建议之所以破天荒，首先是因为幕府的锁国令虽然已经名存实亡，但针对日本人出行外国还是有效的。如果擅自出外，很可能遭到严重的处罚。其次，攘夷仍然是日本国内的主流舆论之一，任何擅自出国的人都有可能被视作卖国贼。最后，仅以萨摩藩一国的薄弱力量，又值战后百废待兴之际，此时组织人手远渡重洋前往西方，对萨摩的国力也是个考验。

然而，久光却接受了这个建议，以显示他的变革决心。这个提案的提出者五代才助（即后来的五代有厚）也在留学生的名单里，他被提拔为留学团副领队（御船奉行），从而受到了重用。此后，萨摩藩开始四处联系关系，英国商人格罗弗对萨摩予以了帮助 。

1865年4月17日早晨，在格罗弗的掩护下，萨摩藩留学生团19人（15名留学生，4名带队）改名换姓，在萨摩藩羽岛浦换乘英国船只“澳大利亚号”前往香港，开始了日本第一代留学生的留学生活。

萨摩福赴英留学生。1.高见弥市；2.村桥久成；3.东乡爱之进；4.名越时成；5.畠山丈之助；6.森有礼；7.松村淳藏；8.中村博爱；9.朝仓盛明；10.町田申四郎；11.鲛岛尚信；12.寺岛宗则；13.吉田清城；14.町田清藏；15.町田久成；16.长泽鼎

萨摩藩的留学生大多极为年轻，年纪最大的31岁，最小的只有13岁，而且出身各异，比如市来勘十郎是下级藩士，畠山丈之助是萨摩藩名门之子，高见弥市则根本不是萨摩藩人，是从土佐来到萨摩藩开成所的留学生。他们的心态也十分不同，畠山丈之助原来不愿意去，是受了久光劝说才去的，市来勘十郎则跃跃欲试，村桥久成以为自己要一去不返，给家里写了篇辞世和歌。但作为开成所的高材生，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是当时日本最优秀的青年才俊，抱有强盛萨摩乃至日本的坚定信念和对外部世界的渴望。因此他们不顾语言文化的差异，也不顾对外界的恐惧，坚定地踏上了留学之路。

萨摩藩留学生团自日本出发，经香港、新加坡、斯里兰卡、孟买、亚丁、苏伊士后下船，坐火车穿过苏伊士，然后经马耳他过直布罗陀海峡，于1865年6月21日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日本留学生抵达南安普顿的事情在当地引起了轰动，报纸头条还进行了报道并摄影留念。

到达英国后，留学生团率先访问了伦敦。当时这座世界上最知名的不夜之都，让所有留学生大吃一惊。留学生们先参观了伦敦郊外波福特地区的铁工所。他们见到英国庞大的工厂和先进的生产方法，深深地为英国先进的铁工技术所折服。他们又见识了当时英国的近代农业，为其和日本传统方法截然不同的技术所爆发出的庞大生产力所惊叹。最后，他们进入伦敦，为伦敦的各种石造建筑，例如大笨钟所倾倒。乘坐伦敦地铁则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他们还去了小酒店，享受了异国独特的酒食。这一切都让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

在格罗弗商会的安排下，留学生顺利进入伦敦大学，在这所大学内努力学习从近代陆海军学到化学乃至文学的一切学术，像海绵吸水那样接收着西方的知识。

最有意思的是，萨摩藩士居然在大学里，遇见了1863年来前来留学的长州五杰。虽然此时长州五杰仅剩三人，而且生活很不如意。当时长州藩的主流论调是攘夷，所以没有太多钱给留学生。留学的山尾庸三基本上是打工挣学费，还朝萨摩藩士借过钱。但是萨摩藩士并没有因为日本国内的萨长对立问题，或者说长州藩士属于别的藩国而敌视他们。不仅如此，萨摩藩士还和他们结成了朋友（如畠山丈之助和山尾庸三），对他们多有周济。留学生时期的交往，为日后萨长联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正由于留学时期的交往，这些日后的维新志士打破了落后的藩国观念，进步到“同为日本人”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并将这个观念带入了日本。这对以后的明治维新和新日本的建设有着非常积极的正面作用。

除了监督留学生学习外，五代有厚和另一位领队新纳久齐还负责引进产业、复兴集成馆事业的相关活动。在格罗弗商会的帮助下，五代在英国购入了大批军火——各式长枪（如骑枪和炮队用短枪）与手枪（如短手枪）5410支，4个双筒望远镜以及若干洋书，并借此机会和格罗弗商会建立起了合作关系。从此格罗弗就成了萨长乃至维新军的指定军火商。另外，五代和新纳考察了英国的纺织产业，对英国的先进纺织实业非常羡慕。

与此同时，萨摩藩殖产兴业的主要鼓吹手石川确太郎正在大力宣扬恢复集成馆事业。石川在齐彬时期就负责制定纺织业振兴的相关计划，因此他力主把纺织行业当作最先引进西方技术来恢复的产业。石川的意见被久光采纳，于是五代跟团出行时还额外奉命收购纺织机械，在萨摩藩创立纺织工厂。五代和新纳在参观了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各家纺织工厂后，选定了一家名叫普拉特兄弟公司的企业，向该公司购入梳棉机10台、精纺机6台，并订立合同请求该公司派遣技师和设计师前往日本，负责传授技术和设计工厂。1866年11月，3名英国工程师到达鹿儿岛，开始了工厂的设计和建设。次年1月，纺织机械和雇用的英国工务长约翰到任。5月，以松冈政人为厂总裁的鹿儿岛纺织所正式落成投产，标志着萨摩藩纺织业的复兴。

鹿儿岛纺织所吸收了萨英战争中木制房屋容易起火的教训，采用石造建筑为主体。这是日本第一次自力建设西式石造建筑，在日本建筑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纺织所规模也大为扩张，最后有西式纺织机150余台，包括梳棉机、开棉机、打棉机和精纺机，纺机大多采用西式蒸汽动力驱动。纺织所雇用了200余人，每日进行10小时的劳作，消耗棉丝约180公斤，产品是白木棉布和缟。其中木棉布出售给大阪商人，缟则留作自用。其生产效率略高于传统织机。东方棉花纤维短，所以用英国织机只能开到16纱。中等长度的美国棉可以开到42纱，而且很细。长绒埃及棉可以开到60纱。这个效率问题到了1870年才被日本国产的十基纺纱机解决。

异人馆，鹿儿岛纺织所聘请的英国技师的宿舍。鹿儿岛纺织所是日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纺织工厂。该纺织所一直存在到1897年，衍生出了堺纺织所、富冈制丝场等多个纺织工厂，推动了近代日本纺织工业的创立。鹿儿岛纺织所和堺纺织所以及后来的爱知纺织所被称为“始祖三纺织”，是日本近现代纺织业的先驱。现在鹿儿岛纺织所隶属于尚古集成馆，作为日本历史纪念建筑而被保留了下来	后人拍摄的大阪炮兵工厂，当年萨摩藩在再改革时期曾经从英国进口了日本最早的西式金属刨床。明治维新后该刨床被大阪炮兵工厂接收，为该厂的运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鹿儿岛纺织所的组建是萨摩藩再改革运动的高潮，此后因为倒幕战争迫在眉睫，萨摩藩无力兼顾战事和建设，于是停止了进一步的重建。然而以派出留学生和重建集成馆事业为代表的萨摩藩再改革，给萨摩藩带来了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外派留学生，萨摩藩士不但接触了西方最先进的技术，还衍生出了近代民族与国家的理念。在重建集成馆的过程中，萨摩藩率先将当时的先进生产方式引入日本。先进生产方式和配套理念的引入，为日后日本的近代化做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基础准备。

最终，萨摩藩经过从重豪到久光连续五代的改革，终于摆脱了受人歧视的境遇，一跃成为当时最强的藩国，并且通过外交改革积极参与幕政，成为当时日本政治中一支不容轻视的力量。而且在樱田门之变 后，权门派不得不对改革派做出妥协，改革派逐步夺回了幕政。

萨摩藩参加世界博览会纪念章。上面之所以写着萨摩琉球国，是因为当时萨摩藩自称是日本萨摩琉球国太守，所以这个纪念章也叫“萨琉奖章”

幕府的权威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逐步式微了。朝廷的权威则不断攀升，并渐渐超越幕府，所以各藩都在为争得朝廷的青睐而努力。然而朝廷的青睐首先为长州藩所得，萨摩藩则被排挤出政治中心。这种情况到了1863年9月30日（旧历八月十八日），经过“八·一八政变”方才改变。当时萨摩藩通过政变打倒了京都攘夷势力，随后久光率藩兵万余人上京，接受了孝明天皇的检阅。这一事件使萨摩藩的公武合体路线成为正式国策，轰动天下。

“八·一八政变”和久光上京标志着萨摩藩势力在朝廷中的回归。长州藩主毛利敬亲作为攘夷派代表，对失去朝廷的青睐极度愤慨，决心以武力夺回权力。次年7月19日，禁门之变爆发，长州藩士兵分三路向京都御所进攻。萨摩军一举击溃了长州军，立下了禁门之变的最大功劳，政治地位大大攀升。

加上之前齐彬的努力，萨摩藩成了世所公认的大藩，乃至日本的代表。比如1867年，萨摩藩曾以“日本萨摩琉球国太守”的名义出席世界博览会。因其展品精美，甚至惊动了法皇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特设萨摩藩纪念章奖励给来访的萨摩藩士，这代表了西方列强对萨摩藩在日本地位的承认。

1864年1月13日，久光获得圣旨，被指定为列侯参与会议的一员。2月16日，奉孝明天皇旨意，参与会议的列侯获得幕府老中部屋（房间）出入权，这标志着参与会议正式开始运作。

萨摩藩政治地位的提升让久光胆气十足，他将自己放在了与幕府平起平坐的地位上。久光作为参与，一心想通过主导几项政策，以显示萨摩藩的执政能力。然而公武合体的本质，决定了萨摩藩想占据主导权是十分困难的。公武合体这种寡头政治的前提，是各大寡头的实力不能相差太多，然而在参与会议内，由于幕府势力的强大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威权，使得幕府一方强出各藩不少。加之其余中立派也或多或少跟幕府有种种关系，往往在政事决断上当墙头草，以致会议的主导权依然掌握在幕府手中。

萨摩藩是唯一一个真正想掌握国政主导权的藩国，但是在这个政治体制内，萨摩藩只能依靠不稳定的墙头草。所以实际上萨摩藩在公武合体政治内部仍然无法掌握国政，横滨开港问题就是这个情况的表现。

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

前文所述，孝明天皇是个极端的攘夷派，因此对《日美亲善条约》中“开设横滨港”一条极为不满。他下旨要求列侯会议讨论横滨闭港，以完成锁国的事宜。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且不说此时攘夷已经被证明全面失败，就连幕府和各强藩本身也都在借助和外国的往来以获取武器和资金。所以锁港是个极不现实的提案。这个提案被送到列侯会议上就遭到了久光的反对，然而时任将军后见役 的一桥庆喜却以攘夷论的态度鼓动锁港。由于庆喜本人是极度厌恶攘夷派的，所以不言自明这是幕府又一次对萨摩藩的打压。其目的十分露骨，就是要借机打压萨摩藩以明确幕府对国政的主导权。这自然招致了久光的极度不满。久光由于和庆喜天天吵架，对幕府的厌恶大大加深，而作为中间派的山内容堂则提前溜走。久光最后被庆喜在会议间歇的醉后狂言直接气走。最终，列侯会议并未得出什么结论而草草收场。久光对列侯会议极度失望，并且对幕府政治产生了怀疑。久光认为在幕府政治下，无论萨摩藩怎么努力，只要有幕府在，就不可能掌握国政的主导权，从而统帅日本。所以他打着做两手准备的心思，容忍了萨摩藩的倒幕派和长州藩私下接触，甚至同意了萨长联合。虽然，守旧思想比较浓厚的久光还是对公武合体政治寄予希望，但是他的希望在不久之后的四侯会议中被无情地击破。

1867年，由于在第二次长州征讨中，幕府将军家茂暴病身亡，同时孝明天皇也神秘死亡，权力出现了极大真空。此后，一桥庆喜接任将军。庆喜任将军后，改姓德川。为了显示幕府才是日本的正式政府，也为了从外国借入资金和武器来维持幕府，庆喜同意了西方提出的开设兵库港的要求。

与此同时，庆喜为了填补巨大的权力真空，答应开设以岛津久光、伊达宗成、松平春狱和山内容堂为代表的四侯会议。在德川庆喜的主持下，四侯会议成为日本最高的政治决策机关。这个会议对久光来说，自然是实践公议政治的最好场地，于是久光高兴地参加了会议。

5月，四侯会议正式开始。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第一，如何处理长州藩的问题。此时长州藩获得了第二次长州战争的胜利，这次军事胜利把幕府的权威打落到了谷底，而且萨摩藩和长州藩还订立了同盟条约。萨摩藩在这次会议上承诺恢复长州藩的名誉。

第二，兵库开港问题。由于之前和西方列强签订的兵库开港时间将要到期，那么是否履行条约、如何履行条约成为最主要的国政问题。

这两个焦点问题都必须在这次会议上得到解决。四侯会议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列侯参与会议期间曾出现的久光和庆喜的激烈对立，再次贯穿了整个四侯会议。庆喜坚持先解决兵库问题，再讨论长州处理问题，而且他在长州处理问题上开的价码非常之高，简直让人不能接受。久光则坚持先解决长州处理问题，再解决兵库开港问题。松平春狱和山内容堂则依然墙头草随风倒。为了能够解决问题，庆喜还借助山内容堂称病的时机，拉进来两名幕府老中来支持他的意见。久光则以搞串联，收买松平春狱和伊达宗成来应对。

最后，在5月23日的会议之中，由于庆喜提前说服了山内容堂和松平春狱两人，使得原来答应支持久光的两人临阵叛变，同意了庆喜的意见。这导致久光在四侯会议上最终失败。失败的久光怒不可遏，从此深刻认识到了幕府的危害。久光原来对四侯会议自信满满，认为在这个会议上，幕府的势力已经消退了很多，萨摩藩实际上很有希望获得国政主导权。现实情况教训了久光，使其意识到幕府在任何场合，都不可能放出任何权力给萨摩这样的外样藩国。对于萨摩来说，只要幕府存在，萨摩就无法获得国政的主导权，就不可能统帅日本。这个现实是久光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久光一怒之下，彻底抛弃幻想，坚定地站了在倒幕派一边，决心以暴力手段摧毁幕府。萨摩藩遂加入长州藩，正式走上了倒幕之路。

此后，经过漫长而残酷的戊辰内战，幕府终于被终结，一个由萨、长、土、肥（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肥前藩）四大藩阀掌权的近代日本出现在世界上。萨摩藩因为内战的功劳，成为藩阀之首，成功掌握了国政的主导权，一举实现了历代萨摩人的梦想。此后，藩阀政治在日本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影响之深，甚至波及到了当代日本。

萨摩藩历代藩主

1代目　岛津忠恒（しまづただつね ）从三位，任萨摩守、中纳言

2代目　岛津光久（みつひさ ）从四位上，任萨摩守、左近卫中将

3代目　岛津纲贵（つなたか ）从四位上，任萨摩守、左近卫中将

4代目　岛津吉贵（よしたか ）从四位下，任萨摩守、左近卫中将

5代目　岛津继丰（つぐとよ ）从四位上，任大隅守、左近卫中将

6代目　岛津宗信（むねのぶ ）从四位上，任萨摩守、左近卫中将

7代目　岛津重年（しげとし ）从四位上，任萨摩守、左近卫少将

8代目　岛津重豪（しげひで ）从四位上，任萨摩守、左近卫中将。宣布隐居后加封从三位

9代目　岛津齐宣（なりのぶ ）从四位上，任萨摩守、左近卫中将

10代目　岛津齐兴（なりおき ）正四位上，任大隅守、参议。隐居后加封从三位

11代目　岛津齐彬（なりあきら ）正四位上，任萨摩守、左近卫中将。死后追封从一位，权中纳言、封照国大明神

12代目　岛津忠义（ただよし ）从一位，任大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