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农之战（关中经济困局）
弘农之战简介
弘农之战：小关之战的胜利，解决了西魏立国以来的第一个大危机，使得宇文泰有工夫坐下来思考另外一个严重的危机：饥荒。大统二年，即小关之战胜利的当年，关中爆发了严重的旱灾，粮食大规模歉收，百姓无粮，已经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宇文泰应该立刻想办法筹措粮食，先解决燃眉之急。但曾在小关之战中出过奇谋的西魏版陈平——宇文深，却给宇文泰出了一个与粮食毫不相关的主意——打弘农，弘农之战爆发。
弘农之战过程分析——
一、弘农大赌局
弘农，郡治在今河南灵宝，所辖区域原包括华州、陕州以及晋南一带的地方。潼关—函谷孔道穿越弘农郡的核心地带，东端的函谷关地势险要，是关中出兵向东的必经之路。《水经注》云：“（黄河）历北出东崤，通谓之函谷关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陕，车不方轨，号曰天险。”打下弘农、占据函谷之险，在关中强于关东时有高屋建瓴的战略意义，但在关中弱于关东时，打下这个孤悬于外的据点，需要耗费大量后勤补给来维持，有些得不偿失。西汉末年王元说隗嚣曰：“请以一丸泥东封函谷关，图王不成，其弊足霸矣。”三国时曹操西征马超、韩遂，亦是逆行函谷、潼关一线。
在灾荒之年还要主动出兵伐人之国，看起来这是自寻死路，但宇文泰居然同意了宇文深的建议。大统三年（537年）秋七月，宇文泰率丞相府所领十二军出征。
十二军是西魏北周府兵系统的雏形。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西迁关中后拜宇文泰为丞相，宇文泰对军队建制进行了改革规范，规定国家军队都属丞相府统辖，十二军皆以大将军统领，各军大将都是武川旧将或平定陇右时招纳的大将，分别是李弼、独孤信、梁御、赵贵、于谨、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侯莫陈崇、李远、达奚武。这其中包括了后来八柱国中的5人（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除宇文泰和元欣两位，另一位柱国李虎史无明文为何不在这十二将中，但看这个时期李虎的行动，围攻灵州的重大战役，他排位尚在赵贵之前，似乎其位望和贺拔胜一样也是高于十二将的。
丞相府十二军的统军大将全部出征，除此之外，刚刚被梁武帝释放回到长安的大将贺拔胜、宇文泰外甥贺兰祥、尉迟迥和尉迟纲兄弟也随军出征，只留下宇文泰的侄子宇文导留镇长安。从征的阵容之齐整，为西魏开国以来前所未有。但是这么豪华的将领配置，所领总兵力却不过万人。要知道平定关中陇右后，宇文泰的兵力已有数万人，虽不及高欢兵力雄厚，但也绝不会可怜到只有这点人。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一个家财百万的人，只肯拿出几千块钱投资做生意。以至于这场将多兵少的战役，看起来像是一场赌博。
那么西魏军队都哪里去了？答案还是饥荒。关中三辅的粮食已经到了连军队也供应不起的地步，除了必备的中央军主力，其余军队全都散开到各州就食。甚至弘农之战本身，也是为了解决粮荒，弘农有东魏设置的大粮仓，不管够几年吃的，先抢过来再说，否则迟早有一天，就连优先保障粮食的中央军也要饿死在关中。
二、关中经济困窘的原因
我们暂时把着眼点回归到关中灾荒上。以沃野著称的关中平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天灾，也有人祸。
首先是气象方面。南北朝时期的平均气温较低，前文所述《齐民要术》所反映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冬季气温比现代要低3～4摄氏度。低温对农业有弊有利，但如春夏季节持续低温易导致农作物产量下降，再加上旱灾或其他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破坏是相当剧烈的。
《中国救荒史》总结说，南北朝“所见之灾害更多。计水、旱、蝗螟、地震、霜雹、疫疬诸灾，总共达三百一十五次。以与一百六十九年之数目（自宋魏对峙至隋灭陈）相较，所超者及一倍以上。如再加以详细分析，则此一百六十九中，频数最高者为水旱之灾，计各七十七次；其次为地震，凡四十次；再次为风灾，共三十三次。此外霜雪为灾二十次；雨雹为灾十八次；蝗灾十七次；疫灾亦如之，歉饥十六次”。
这个统计数字针对的是全国，但以经验而论旱灾自来北方多于南方，特别是在极寒之年，关中所受的灾必然不少。古时农作物亩产量大约都在200斤左右，口粮之外所剩不多，一旦旱灾造成歉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前年粮食接济不上，后年如再发生干旱，粮荒不可避免，如果这种情况在几年之内反复出现，普遍性的余粮耗尽，那么大规模的饥荒就在所难免了。
其次是人祸。相对于自然灾害，人祸的分量更重而且难以消解。综合来看西魏时对社会经济影响，也即对农业影响最大的因素有：
一是人口的流失。农业时代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数量。关中人口自东汉初就已不复西汉时的盛况。
关中三郡西汉至隋的人口数据表
从西汉到东汉经历可怕的赤眉之乱，关中三大郡的户口数锐减，扶风郡甚至减少88.9％以上。东汉末及三国关中人口数字不可考，但以三国著籍户700多万的总量来看，西晋时数量比东汉初也好不到哪去。五胡乱华时，汉、苻秦、后秦、大夏先后以长安为中心经营，但随即被战乱毁灭一切努力。北魏南迁洛阳后，经济政治中心定在河洛地区，关中人口也迄未恢复（魏书缺关中的人口数字）。西魏北周在关中经营50多年，人口才算勉强恢复，达到北朝时极盛的49万余户，但仍不如西汉时的64万余户。人口数字的变化无疑标志着生产总量的变化，稀少的人口创造的农业产品根本不足以支撑政治军事需求。国力稳定时，关中可以依靠调发河南、河东、河北等地的财富以支撑关中的需求，如《隋书·食货志》云：“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但从函谷向潼关运输的道路实在很难走，西晋武帝时曾企图开凿陕州以南的大山，在黄河与洛水之间开渠，以提高河南、关中之间运输的效率，但因作业难度太大而作罢。直到隋开皇四年，才在充足国力的支撑下，由宇文恺主持，从潼关开凿了接到渭水的广通渠，一定程度提高了关中内部的交通效率。
从这点也可以看到关中相对于关东的劣势。河洛地区在晋末、北魏末的丧乱后人口大量流失，但由于漕运河运的便利，各个区域之间能够利用丰年积蓄下来的粮食渡过难关，因而人口流失可以迅速恢复，生产也能得以维系。孝武西迁后，高欢把洛阳百姓和六坊之众（南来的北镇流民，大部分是世兵军户）悉数迁到邺城，大部分平民失去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高欢便调发河北的仓储130万石赈济之，春秋两季还对六坊军户赐以帛，保障穿衣所需，因而得以迅速消解迁都带来的社会震荡。
同时，由于北朝黄河中上游人口大量减少，中游植被恢复减少黄土冲入河中，黄河泥水沉积减少，洪灾数量大大少于其他朝代。黄河干流既深且急，利于大船航运，水运交通非常便利，以至于刘裕伐秦时水师居然能在黄河中交通。东魏北齐在沿河要津设置了许多粮仓，既可用于大军出征的后勤保障，荒年也可以及时赈济灾民。东魏北齐国力能够在六镇大乱之后十来年内便迅速恢复，与这些因素是分不开的。
在人口绝对留失的同时，还有相对流失，即户口隐附。这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社会通病。县以下的社会，基本上是宗族的天下，和平时期宗族负责宗法管理、组织生产、庶务管理，战时负责征集兵员、提供粮秣等。在南北朝以前，国家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基本以户口为依凭，农民遇到荒年交不起税，或者国家征发赋役严重无力承担时，便逃离户籍所在地以逃避税役。但逃离的农民还要生活，单靠无目的的垦荒无法解决，何况豪强还强占了不少山泽园林，没有耕牛农具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农民想要自力更生解决生存问题几乎不可能，因此大量流亡农民便投入豪强大族的门户之下。豪强门下荫附人口不登记到国家户口之内，因此不需要向国家缴纳赋税和承担力役、兵役。当然豪强并不会仁慈地取消荫附人口的税，应向国家交纳的钱粮，都转入豪强门下，甚至豪强征收的比例比国家的税率还要高，因此各地的豪强大族都不遗余力地招纳破产或逃亡农民。
北方豪强遍地都是，以关中陇右而论，京兆杜陵韦孝宽、京兆山北韦祐、上洛邑阳阳雄、原州李贤兄弟、高凉杨标、上洛洛州泉企，这些人都有强大的宗族力量，在关中大乱时，李贤兄弟、韦孝宽等人都能组织起来数千人的部队，这些部队与西魏北周的府兵相别，称之为乡兵，其兵源都来自于豪强控制的人口。国家与这些有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豪强有根本利益冲突，但在西魏立国之初，中央还要仰赖他们的武力和社会影响力以巩固统治，对他们私有的人口只好暂时容忍。所有这些情况，都导致了中央赋税收入的下降，这就意味着中央应对灾害的能力大大降低。
二是均田制的暂时破坏。北魏孝文帝时始行均田令。均田令的本质是向绝大部分人授予田地，以提高编户民的农业收入。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下的诏令中，规定男夫15岁以上开始授予田地，包括20亩正田（用于种植麦粟等粮食作物）和20亩麻田（用于种植桑麻等经济作物）。到70岁免除赋税，20亩正田需要还给国家，麻田则归民户终身所有，不需缴还国家。女人、老弱及寡妇分别减少相当数量授田。太和诏还规定，地广人稀的地方允许百姓根据自己的力量开垦荒田，官府还借给种子。
北魏能够实行均田制的基础是北方经过数百年的战乱，人口大量损失，人均土地数目大大增加，土地兼并与人均有田的矛盾还不是很明显。当然在一些通都大邑还有人多地少、地主兼并的情况发生，但都不甚明显。国家编户人口大规模得到土地，当然有利于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到魏末时，关中再次发生大规模战乱，人口死亡、流亡，一方面是大量土地抛荒，一方面是豪强地主不断兼并乡里土地，国家控制的田亩数下降，涣散的中央也无法保证均田制的实施。
小关之战结束前后，宇文泰下令重新规范均田制：凡人口十以上宅五亩，口七以上宅四亩，口五以上宅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但这种补救措施哪里能够立马起到作用，一有灾荒，仍是无法应对。
三是佛教对社会经济的损害。北魏崇佛，虽初年有太武帝灭佛之事，但到了中后期，随着对外征战减少，政局稳定，文化昌明，北魏上层对佛教的推崇又兴盛起来。北魏灵太后时所建洛阳永宁寺，据《洛阳伽蓝记》所载：“中有九级浮屠一所，架木为之，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余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西域来的胡僧赞叹说，他遍历诸国，从未见过如此精丽的寺院。其他一般规模的寺庙也逐渐多起来，到北魏灭亡前，“寺夺民居，三分且一”，寺庙的扩张令人吃惊。
魏孝文帝经常到永宁寺听讲经，并亲自为官方指派出家的良家男女百余人剃法、授僧衣。不仅皇帝本人重视，政府官员还经常受命到寺庙中与僧徒讨论佛义，施僧衣和宝器。在这种鲜明的导向下，僧尼口数大大增长，据《魏书·释老志》记载，魏太和年间，洛阳城内僧尼达2000余人，僧尼77258人。人多之后，便生是非。六镇起义爆发后，战乱频繁，赋税加重，很多农民为躲避战乱和经济压迫，纷纷出家为僧，到北魏灭亡前，全国僧尼竟多达200万人。以北周北齐境内极盛时期而论，总人口在2400万左右，那么北魏末年僧尼已占总人口十分之一，这是一个可怕的比例。
僧尼不需承担政府赋税和力役、兵役，从政府掌握的力量中夺去了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在全国各地，寺庙隐然成为类似于豪强的势力，有些大寺庙的僧人还产生了非分之想，公然蛊惑民众对抗政府，企图发动武装叛乱。所以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均有灭佛的举动，目的不外乎削减僧尼人口，剥夺寺庙对土地的控制力，以强化提高国家的实力。
三、西魏应对之策
天灾人祸交织，只有政府来独自面对。大统二年，为支撑战争所需，在民间已经出现大灾的情况下，西魏仍坚持下令征粮，百姓要上报所存余粮，按比例交纳一部分作为军粮，很多民户不愿交粮，往往隐瞒不报，政府没办法，就让百姓互相揭发，一有发现隐瞒便加以刑罚，民间苦不堪言。这其中固然有宇文氏统治残酷的因素，但也隐约有打击关中豪强的影子。在普遍大饥的情况下，还能有些余粮的，肯定是田产丰富、往年有所蓄积的豪强大姓，宇文氏毫不留情地打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和豪强的矛盾。同时期东魏也在干一样的事，为扩大兵源和编户，改变赋役不均的严重问题，高欢命重臣太保孙腾和大司徒高隆之为河北括户大使，从豪强门下搜出60余万户隐附人口，高欢对河北豪强的打击，其严酷程度远远过于宇文泰。
重压之下，关中的部分豪强也忍受不了政府的压迫，夏阳人王游浪聚众造反，以华州之北的军镇杨氏壁为据点，与官军对抗。骠骑大将军于谨率军讨伐叛军，贺兰祥带头攻城，打破杨氏壁，平灭了这起反叛事件。
为了缓解灾荒的压力，西魏政府着手进行了改革。宇文泰的着眼点很准，他知道关中经济之残破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紊乱和战争频繁所致，必须抓住关键釜底抽薪。宇文泰拜武功人苏绰为行台左丞，主持改革事务。左丞与长史一文一武，是宇文泰的左右手。
苏绰极富才学，西魏立国后，尚书左仆射周惠达才能一般，有时对政务说不上来，便来请教苏绰。宇文泰感到好奇，便亲自与苏绰谈话，一谈之下深深为苏绰的才学所折服，大感想见恨晚。苏绰任左丞后，改革政府运作的方式，制定了朱出墨入的计账方法，用以规范钱粮管理；又制定户籍管理法规，加强对编户人口的控制。同时，宇文泰还让群臣斟酌古今合用的条规，总结梳理并加以一定改造，形成二十四条新制，在全国推广实行。这些改革都是从政治入手，可谓深合时宜，一定程度上推动西魏统治秩序走向正轨。虽不能立即挽救关中的经济困局，但毕竟做出了好的尝试，开创了高效率行政的先河。
四、攻克弘农
大统三年（537年）八月，西魏军正式出击，大军到达潼关后，宇文泰进行了简短的战前动员。动员文告中并未明确此次战役的目的，只是笼统地说“奉天威、诛暴乱”。大将军于谨率本部兵为前锋，出潼关先攻湖城县盘豆城，盘豆城是湖城西南20里的一座军镇。古湖城之西南有湖河，向北流入黄河，湖城南面是一带山塬，有皇天原、夸父原、董杜原等，地势险要，是易守难攻的要地，所以东魏守盘豆而不守湖城，过湖城便是弘农郡城。东魏将军高叔礼在盘豆驻守。
这座小小军城作为犄角相守的军城则可，但对抗大规模的进攻却显得力不从心。于谨率军猛攻，顺利地打破城池，生俘守将高叔礼并戍卒1000人。宇文泰大军续发而至，合为一处进攻弘农城。大将军达奚武自告奋勇带两名候骑前出侦察。达奚武骁勇异常，善于近身格斗。他侦察途中与东魏的候骑相遇，两方相斗，达奚武杀对方六骑，得胜而还。
弘农郡守将是东魏陕州刺史李徽伯和高干（职务不详），守兵大约不多于万人，况且据有城池，双方正是势均力敌。
宇文泰不把东魏守军放在眼里，当时秋雨连绵，不利仰攻城池，但宇文泰仍命大军即刻展开进攻。攻守之战历史记载细节不多，两天后，弘农城破，李徽伯被擒，8000名守军也被西魏所俘，只逃掉了将军高干。
弘农城有东魏所设的常平粮仓，宇文泰命大军就地取粮，暂时驻扎在弘农城中。同时命大将贺拔胜率军北过黄河追击高干。高干没逃多远便被贺拔胜所擒，与李徽伯一样被抓到长安献俘。贺拔胜乘机进攻，拿下河北郡，擒获郡守孙晏、崔乂。
弘农郡本是关中与关东的分界区，高欢的防御重点并未深入到弘农，宇文泰以精兵攻东魏之不备，取胜是情理之中。但下一步怎么办，似乎宇文泰并未想清楚。
西迁之难后，河南和晋南州郡纷纷归附高欢，这些州郡大部分分布在弘农的北面和东面。从两国形势而论，弘农实际上是拉锯带，宇文泰占据这里，具备了向东略地的可能，但以关中此时的情况，根本无力继续进攻。但要是就这么退兵，又有些不甘心。因此宇文泰在弘农一直住了下去，时间竟达50多天。
行台左丞、高凉人杨标向宇文泰建议说，他父亲曾在邵郡白水县任职县令，与邵郡的豪杰交情不错，他愿趁乱去游说，策动本地豪杰起事。意见被采纳后，杨标即与邵郡豪强王覆怜密谋起兵，抓获郡守及县令4人并当场斩首，邵郡陷入混乱，被杨标乘乱拿下。
邵郡即今山西垣曲，地处太行山南端，地势非常险要，与河南弘农、河东蒲州并列为东西魏战线的重镇。向北可威胁河东晋州，向东南可威胁河阳控制黄河渡口，向东北可出轵关直指相州。这一条战线上自孝武西迁后一直是东西两国的缓冲区，政府控制力相对较弱，地方豪强相应地成为左右一时一地的主导力量，高欢南攻洛阳时，除了坚决追随孝武帝西迁的部分豪强，其余留在本地的都据州归附高欢。邵郡被攻下后，杨标乘胜扩大战果，他遣人向河东正平一带的东魏城池宣传西魏的兵势，晓谕他们看清形势做好抉择，一个月之内，诸州相继归附。
河内温县豪强司马裔也率宗族起义，此人是晋宣帝司马懿弟弟司马馗的后代，祖先随东晋南渡。东晋灭亡后，因为宋武帝刘裕大肆诛杀司马氏皇族，司马裔的曾祖司马楚之率宗族逃入北魏，复回河内温县。晋室皇族的风光此时早已不复存在，司马裔在北魏只做到司徒府参军事这样不大不小的闲官。孝武西迁时他便从邺城偷偷跑回老家，企图趁时而动。弘农之战的爆发，给他带来了机会，他迅速响应西魏的号召，把宗族组织起来据城归附西魏，并遣使向西魏归诚。但温县距离关中实在太远，西魏军鞭长莫及，温县迅速陷入东魏军包围之中。东魏大将高永洛、王陵昼夜进攻温县城，一时组织起来的司马氏宗族部曲不是东魏大军的对手，在激烈的战斗中损失过半，司马裔只好突围而出，逃往关中。
温县的战事虽然并不大，但对附近的影响却非同凡响。河东附近诸州县一时风向倒转，正平等郡纷纷再次归降西魏，就连洛州宜阳郡一带也迅速归附。东魏阳州（治所在今河南宜阳）刺史段琛生恐陷入西魏的围攻，弃城而逃，被宜阳豪杰陈忻在九曲道（今河南洛阳以北）率乡人截击，杀伤甚众。陈忻乘胜追击，攻下新安县，生擒东魏的县令张祇。
这一局面是宇文泰和高欢都未曾预料到的。打粮队长宇文泰最初只是想解决粮食问题，没想到战果扩大，令人惊喜。但肠子已经饿细了的西魏军，暂时没有这么强的消化能力，不能不顾实际的继续进攻了，否则招致东魏的反攻就得不偿失了。
对高欢来说，宜阳一带被拿下不见得有多大威胁，但河东南部重镇易手却有点不妙，这对晋州平阳一带有极大威胁，如果任由西魏在这里略地，以往高欢予取予夺的进攻通道便不再通畅。这是高欢所不能容忍的。
五、以外援补不足
面对西魏的攻势，晋阳方面准备遣军南下反攻。以此时东西魏力量的对比，高欢南下自然是占尽优势，但他还不能立即南下。因为北边突然来了警报：柔然大军南侵。
柔然族是东胡的一支，居于代北蒙古高原，他们冬天南下漠南，夏天迁徙到漠北，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匈奴衰落后，柔然族在高原兴起，早期与鲜卑族共处于草原。鲜卑拓跋部兴起建立北魏后，柔然与之争夺草原的控制权，魏道武帝拓拔珪击败柔然，迫使后者逃到漠北。
后来柔然在漠北与高车部争锋，部落首领社仑也是一时雄杰，率部吞并高车部落，再次称雄于漠北，跨居范围东至朝鲜，西达敦煌。社仑自号丘豆伐可汗，可汗意即皇帝，从此取代单于成为北方少数民族首领的专用名称。丘豆伐可汗正式建立军制，其军以千人为单位，一军设一个将军；军以下以幢为单位，百人为一幢。柔然人没有自己的文字，还只能以羊屎计量士兵数，后来这个草原游牧民族初具规模，才渐渐能够刻纹于木来记事。
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献文帝、孝文帝都高度重视对柔然的防范，特别是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为彻底解决柔然之威胁，率大军远征数千里，穷追不舍对柔然实施了毁灭性的打击。柔然元气大伤，所并高车部也趁机反叛，柔然部落几乎被诛杀殆尽。直到孝文帝死后，柔然余部才在阿那瑰的率领下重新兴起。六镇之乱时，阿那瑰率军南下帮助北魏进攻六镇起义军，趁机掠夺代北土地扩充实力，柔然遂又成为北疆的一大威胁。
东西魏并立时，北有柔然，西有吐谷浑，南有梁朝。南朝自来与北朝势不两立，东西二魏与之都是敌对状态，没办法借力。吐谷浑偏在河西，也无法参与东西魏的角力。唯一可以参与到两国相争中的就是柔然。西魏进攻弘农前，据《资治通鉴》所记，大统三年（537年）九月，柔然为（西）魏侵东魏。据此推断，应当是柔然应西魏所请，发兵配合西魏的攻势。
柔然骑兵迅疾如风，迅速推进到三堆城。此城在今山西静乐县，因城内原有3个土堆成的高岗，故称之为三堆，从前向南不到200里便是晋阳。静乐平均海拔1400多米，大约相当于泰山南天门的海拔，骑兵乘高而下直冲晋中汾河谷地，其威胁不可谓不大。
对此高欢拿出最高规格应对，他亲自率军从晋阳迎击，柔然骑兵一击即退，高欢顾念着弘农的局势，只求保护好晋阳之北的安全，不敢轻易遣兵追击。毕竟关中仍是主要方向，高欢磨刀霍霍，第二次全面进攻关中的计划已经成竹在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