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轼（清朝中期名臣）

朱轼简介

朱轼：朱轼（1665-1736年），字若瞻，一字伯苏，号可亭，瑞州府高安县艮下村（今属江西省高安市村前镇艮下朱家村）人，系坡山始祖茂公派下第十六世孙。清朝中期名臣，著名史学家，乾隆帝师傅。康熙三十三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居官廉洁，刚正不阿，颇具惠政。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颇具惠政，，世人颂其“束其励行，通经史百家”。乾隆元年，卒，时年七十二岁，谥号文端。次年归葬故里，乾隆帝御赐“帝师元老”。

朱轼传记——

少年聪慧一举中第

朱轼（1665—1736）字若瞻，号可亭，江西高安人。江西人历来尊师重教，崇尚学习，而高安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宋代史学家刘恕，元代语言学家周德清，明代史学家陈邦瞻，都是高安人。朱轼就出生在高安艮溪朱村的一户姓朱的清贫人家。相传北宋元丰年间，苏轼在赴筠州看望弟弟苏辙的途中，曾经慕名游览过艮溪里，艮溪里人以大文豪苏轼曾经在此游玩为一大殊荣，于是，流经艮溪里的河，便改叫苏溪河，艮溪里的山坡，也改叫坡山。一代文豪苏东坡的偶然游历，不仅给艮溪里的山水添上一些故事，还影响了这里出生的一个在清代赫赫有名的人物——朱轼。相传朱轼少年时以苏轼为榜样，并且他把学名取为朱轼。同苏轼相似，东坡给后人留下“东坡肉”的美味，朱轼则留下了“朱公席”的佳话；苏轼修过大名鼎鼎的苏堤，而朱轼则修筑浙江海堤，疏导海河，不止造福一方人民。和苏轼一样，他也有着远大的抱负，非凡的政治才华，而不同的是，他没有苏轼的仕途上的那么多坎坷，他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位极人臣，成为“帝师元老”。

朱轼天生聪慧而又勤奋好学，在他7岁时，曾经有人以木匠锯木板为题，命他作“八股文”的“破题”。“破题”是八股文的开头部分，要为圣人立言，要提起下文，八股文立意的高下往往从“破题”就可以看出来了，因此破题的好坏直接关系文章的高下。面对这样一个有些古怪的题目，小朱轼略加思索，朗声答道：“送往迎来，其所厚者薄也。”这句“破题”一语双关，从表面上看，讲的是锯木板，锯子送过去又拉过来，厚厚的木板就锯薄了；从更深的意义上看，“破题”是说人情冷暖，随着人的地位以及其他情况发生变化，人们之间的亲疏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有的变得冷淡，有的变得亲密。这个“破题”可以说既有双关的谐趣，又有严肃深刻的内涵，更难得的是出于一个年仅7岁的学童之口，难怪朱轼族中长老听说了这件事以后，点头称赞，称小朱轼为“千里驹”了。

聪明机敏加上刻苦学习，这匹“千里驹”终会奋蹄。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朱轼举乡试第一。第二年，也就是康熙三十三年中进士，那是朱轼30岁时。关于朱轼中进士，还有一个故事：

朱轼上京应试，主考官看见他年纪不大，文章又写得很好，想要再试试他的才思，就以当天刮风下雨为题出了一联：

满天风雨，洒下千条万线，流去东之广，西之广，南之广，湖流两广，登岳阳楼，览五百奇峰，观山、观水、观日月，宇宙一眶。

主考官本来以为这个对子能把朱轼难住，至少也会让他想一阵子，却没想到面对这样一个颇有难度的对联，朱轼仅略一沉吟，便对道：

一个儒生，读完四书五经，中得解而元，会而元，状而元，连中三元，入翰林院，掌十八学士，为家、为国、为君王，公卿百代。

主考官听了，赞叹不已，觉得朱轼才思敏捷，对联对得十分工整不算，还很有气势，更可贵的是可以看出他抱负远大，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就欣然点中他为进士。

为官勤政为民造福

然而中了进士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出入庙堂，在皇帝身边出谋划策。中了举人进士的举子，只有很小一部分留在京师，大多数人是到各个地方担任官职，还有不少人中举之后作为候补官员，并不能马上为官。能够留在京师自然让人羡慕，而不少到外地为官的举子则感到失意。但是对于像朱轼这样的有着政治理想和政治眼光的人来说，到地方为官，是体察民情，锻炼才干的机会。朱轼中进士以后，直接作了湖北潜江知县。在朱轼去之前，潜江风俗鄙陋，而且赋税非常繁重。朱轼到任之后，立即下令减免过重的赋税，并且倡导勤俭。朱轼特别重视风俗文化的建设。在他出任潜江知县之治始，认为教民易俗莫如圣谕十六条，为了便于宣传，他用乡民的俗语作训解，每逢初一十五，就在治内向乡民们宣讲。他崇尚儒学教育，无论在何处为官，都必强调教育的重要，总会在当地办书院。他以清廉审慎，正直不屈著名，一向严格依照律法办事，不徇私情。潜江曾经有人在殴斗中杀人，朱轼把这个案件呈报的时候，上一级的官员把案子改成故意杀人，虽然“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朱轼没有将错就错，而是和上司争论，最终还是改正了。

就这样，朱轼在地方为官十余年，多年的政绩使他的才华逐渐显露出来，他开始受到朝廷的重用。康熙四十四年，朱轼调回京师，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这样，他终于走到了封建政治的决策层。从地方官员升迁至刑部主事、郎中，既是机遇，也是更大的挑战。参与高层的决策，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政治判断力，向帝王显露出自己的政治才华。但是，另一方面，最高决策层就是政治漩涡的中心，而且常言道伴君如伴虎，跻身最高决策层需要更高的政治技巧。多年地方为官的经历使朱轼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再加上他过人的才华，使得他得到康熙的器重。康熙四十八年，康熙派他出任督陕西学政。作为陕西学政，他的任务是倡导儒学，引导士人风气，与现在所说的思想文化教育相似，关系着国家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朱轼并不仅仅是政治家，他还是经学家、文学家。康熙推崇朱熹学说，朱轼为当时朝廷御用程朱学派的重要代表。他著有《易春秋详解》，《周礼注解》、《周易注解》，与人合编《历代名臣传》、《历代名儒传》、《历代循吏传》、《文端公集》等，至今在我国文史学术界影响甚大。因此，康熙派他到陕西引导文化还是人尽其用的。

康熙五十二年，朱轼被调回京师，擢光禄寺少卿，又做过历奉天府尹、通政使。这一时期他官职虽然屡次升迁，但毕竟还没有担当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任务，任何有一定政治经验的人都清楚，这种机会只能耐心等待，并且在等待中一定要稳稳地沉住气，否则功亏一篑。或许康熙觉得对他的考察已经差不多了，况且朱轼确实是个有用之材，而且朝廷又确实是在用人之际，所以朱轼没等多久，担当重任，一展宏图的机会就出现了。

康熙五十六年，朱轼授浙江巡抚。浙江是沿海重省，而且又是地道的鱼米之乡，经济贸易发达，做浙江巡抚，是不少人梦寐以求的美差。朱轼则把这看成是他施展治国才能，报效国家的一个绝好的舞台。上任伊始，他就把“清吏治，正风俗”作为第一要务。他曾经说“查吏莫先于奖廉惩贪，厚俗莫要于去奢崇俭。”就是说，要考察官吏，奖励廉洁奉公惩治贪污腐败最为重要；要使风俗淳厚，一定要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这正好就是浙江官吏的缺陷：因为富足，所以更容易养成奢侈浪费的习惯，而铺张浪费一旦成了通病，那么就很容易走向贪污腐败。所以整顿吏治是当务之急。朱轼并不是只提提口号，他自己带头过简朴的生活，为下属树立榜样。他下令取消巡府衙门的额外摊派，精简巡府出入的仪仗队，不讲排场，减少财政的费用。他处理政事十分勤勉，重要的事情一定要亲自办、亲自过问，而且详细了解民情。因为他自奉廉洁，又以身作则，把境内治理得井井有条，号称通国第一。除此以外，他在任期间还治海水，修海堤，做了一件利国利民造福子孙的好事。浙江是鱼米之乡，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但是浙江也是受海潮危害的地区，海宁一带人们饱受海患。因此，修建牢固的海堤，防止潮灾保护沿海城乡安全和海水内渗就特别重要。

朱轼反复考察地理民情，制定修堤方案。康熙五十六年三月，他上疏请修海宁石塘，康熙帝允许了。他组织测量了需要修筑的海塘：北岸海宁老盐仓一千三百四十丈，南岸上虞夏盖山一千七百九十丈。更可贵的是他提出了修建海堤的具体可行的办法。朱轼看到虽然历代朝廷也都修建海堤，但是因为修建得不得法，海堤多次崩塌。历代都修海堤，往往简单地在海岸浮沙上修建，花费很大的人一如朱轼为人为官一贯的严谨作风，他对弘历的要求很严，以致于雍正有时都觉得有些过头了，就对朱轼说：“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力、物力、财力但是效果却是潮来堤毁，百姓受灾，功夫白费。面对这种状况，朱轼决心设计建造一个真正牢固的海堤。他发现，以往修堤，最好也不过是用椿木和巨石来加固堤岸，椿木容易腐烂，腐烂之后巨石之间缝隙很大，巨石也就承受不住海潮的冲击，加之海宁地区海塘沿岸都是浮沙，用椿木和巨石来加固堤岸，根本难以保证堤岸永远牢固，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用水櫃法。所谓水櫃法就是用松木、杉木这些不易腐烂的木材制成大箱，装满碎石沉到海塘的底部，上面堆上巨石作为海塘大堤的堤身。并且依附着大堤，修建坡度不大的护堤坡，也是内用水櫃，外用巨石砌成，约有海堤的一半高，用来保护海堤，这样海堤就特别牢固了。所以当时人言“朱轼所修不塌”。朱轼修建海堤，在当时是利国利民的工程，他提出修建海堤的方法对后世也有借鉴意义，他修的这段海堤一直使用到1949年以后，可见其牢固程度。

当时杭州南、北两地的关税，按照惯例是由浙江巡抚监收的，这就是一个难得的“肥缺”，如果要从中渔利十分方便，朱轼却以为关口众多，查收不易，上书皇帝要求委员兼理。康熙最终还是觉得由朱轼来主持最为可靠，因此虽然最终由杭州捕盗同知监收，还是由巡抚朱轼统辖。朱轼也确实不负众望，他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巡盐御史哈尔金向商人索贿，朱轼知道后立即上疏检举，并且依法惩治贪官，没有半点“官官相护”的味道。康熙五十九年，朱轼因政绩卓著，得到康熙皇帝的首肯，升任都察院长官，左都御史。

在康熙六十年，当时陕西、山西发生严重的旱灾，最严重的临汾从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到康熙六十年六月，连续十五个月天上没有下一滴雨，两年颗粒无收，赤地千里，饥莩载道，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康熙打算让朱轼去赈灾，这时正赶上朱轼的父亲去世，朱轼是一个有名的孝子，他请求回家守孝，然而康熙竟然没有允许，命他“在任守制”。朱轼慈父去世，万分悲痛，而且不能尽孝治丧，内心的痛苦不可言说，但是君命难违，只得前往山西赈灾。或许康熙认为朱轼是最让他放心的，也是最能办好这件事的人选，他没有顾及朱轼的请求，直接把他派到山西去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这在当时还引起了忠孝如何两全的争论。其年五月，康熙发帑金五十万赈山西、陕西，命朱轼、与光禄寺卿卢询分头到山西、陕西赈灾。朱轼到达山西以后，立即着手组织赈灾，他号召奖励富人、商人出资籴米救济灾民。他停收米船课税，以利粮食流通；责任地方官设厂医治患病灾民，还在赈灾放粮的同时组织灾民劳力整治漕河水道。有一些丧尽天良的贪官，给灾民的粥有的竟然像水一样稀，并且虚报赈灾用粮，在民不聊生的灾年还借机贪污。朱轼知道之后查处亏空，严厉惩办贪官。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朱轼的眼光并不仅仅局限于救灾，他还想到了以后防灾。他上疏康熙，建议山西建立社仓以备荒歉；并大兴水利，引泉灌田。修建社仓，开始于康熙十八年。户部准许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由村民选举出本乡之人管理，每年把新粮收进仓里，换出旧粮。春天时借贷给贫苦无食的乡民，秋收的时候再偿还，每石取息一斗，每年年底的时候由州县将数目呈详上司报部。康熙看了朱轼的上奏，说：“从前李光地以社仓具奏，朕谕言易行难。行之数年，果无成效。张伯行亦奏称社仓之益，朕令伊暂行永平地方，其有效与否，至今未奏。凡建设社仓，务须选择地方敦实之人董率其事。此人并非官吏，借出之米，还补时遣何人催纳？即丰收之年，尚难还补，何况歉岁？其初将众人米毂扣出收贮，无人看守，及米石缺空，势必令司其事者赔偿，是空将众人之米弃于无用，而司事者无故为人破产赔偿也。社仓之法，仅可小邑乡村，若由官吏施行，于民无益。今朱轼复以此为请，即令伊久住山西，鼓励试行。”康熙认为社仓想法虽然不错，但是实行起来却适得其反，朱轼是有些不识时务。但是应当指出，在发生严重旱灾的山西地区，建立社仓对安抚灾民，恢复生产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事实证明朱轼的种种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灾情，使得山西人民受益。在救灾过程中，朱轼还有意地发掘、锻炼人才。朱轼发现李卫才能超群，操守清廉，便推荐他任直隶巡道。后来李卫在雍正朝得到了重用，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

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山西、陕西灾隋平息，朱轼请假归家葬父的请求才被康熙允许。朱轼回乡以后，遵照他的母亲冷氏的意愿，用雍正赏给其母过八十大寿的一部分赏金修建了苏溪河上的碧落桥。朱轼把这座桥命名为碧落桥源于一个故事，在朱轼出生的三百多年以前，一次洪水淹没了高安储藏粮食的官仓，朝廷的钦差到高安视察灾情，看见朱氏的居址又高又开阔，正好适合建粮仓，就和朱氏兄弟商量，买下他们碧落山的宅址，至此以后，朱氏兄弟四散而居，朱轼的祖辈由故居碧落山迁至苏溪河畔定居，朱轼把桥命名为碧落桥，正是为了纪念这件事情，由此也可以看出他重乡恋土的本色。碧落桥的建成，改善了当时的交通条件，使得江西高安、宜丰、上高三地商贾云集，方便了方圆百里的乡民。

才高德重成为帝师

雍正皇帝即位后，朱轼被召回京师，委以重任。在康熙年间表现出的才华，在大臣中建立的威信，使得他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要治理好国家，法律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雍正元年，巡视东城御史汤之旭奏：“律例最关紧要，今六部见行则例，或有从重改轻，从轻拟重，有先行而今停，事同而法异者，未经画一。乞简谙练律例大臣，专掌律例馆总裁，将康熙六十一年以前之例并大清会典，逐条互订，庶免参差。”雍正皇帝也深知国家法律的重要，所以制定修改法律一定要谨慎，制定法律的人一定要德才兼备又深明治国之道，朱轼成了最佳人选，因此任命为总裁，修改法典，增删条文，明晰细则。三年之后这项工作才初步完成，又仔细审定了两年才最终颁布。这部法典一共包括三十个门类，凡四百六十条。

雍正二年，朱轼当时担任吏部尚书，曾经上奏雍正：“皇上至仁大孝，丧三年如一日，今服制竟，请袷祭太庙，即吉释哀。”雍正以为很对，第二年二月，雍正诣庙行袷祭，如岁暮大袷仪。自后服竟行袷祭仿此，透过此事这可以看出朱轼在朝中的地位。

朱轼受到雍正的器重首先是由于他杰出的政治才干，他能够敏锐地发现时弊，并且敢于提出意见。雍正初年治狱刑法严厉，朱轼就建议说：“法吏以严刻为能，不问是非曲直，刻意株连，惟逞锻炼之长，希著明察之号。请敕督抚谕有司，谳狱务虚公详慎，原情酌理，协于中正。刑具悉遵定制，不得擅用夹棍、大枷。”反对滥用刑法导致冤案，切中了当时刑狱的弊端。雍正登基之初，很多省竞相上报说大量开垦荒地使得人们劳役过重，朱轼凭着对民情的了解和调查，指出这些官员大多都是虚报，建议雍正严格丈量核实，惩处虚报者。这些都显示出他过人的政治才能和洞察力，让雍正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

朱轼能最终得到皇帝的信任并不是完全由于他的才干，雍正信任朱轼很大程度是由于他的认真与正直，雍正很明白朱轼是那种很难得的敢于说真话的人。雍正登基以后，朝中大臣对他的奏章，一律密封上送。大臣孙嘉淦在上疏中，提出“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正指到雍正的隐晦处，故而雍正看后特别生气，愤怒之下就召集朝中大臣传阅，并且说“翰林院岂容此狂生耶？”要把孙嘉淦这个“狂生”赶出翰林院。大臣们见了龙威震怒，一个个都如木雕泥塑的一般不敢说话，这时候只有朱轼说了一句：“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嘉淦虽然狂妄，但是他敢于大胆进谏，这在朝臣中是难能可贵的，是对朝廷有用的人才，他的胆略让人佩服。雍正想了想，如果把孙嘉淦赶出翰林院就隐隐暗示自己不能从谏如流，况且孙嘉淦说得也有道理，于是良久之后终于笑着说：“朕亦且服其胆。”因为朱轼敢于说话，孙嘉淦没有受罚，后来反倒升为国子监司业，而朱轼自己也更为雍正所看重了。

雍正元年，他被任命直南书房，加吏部尚书衔。也就在那一年雍正任命朱轼为太子太保，在懋勤殿设讲坛，当时的皇子爱新觉罗·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对朱轼行拜师礼。按清朝成例，皇子见师傅，彼此都行长揖礼，这是胤稹为使皇子们尊重师傅，特定的礼节。这时，朱轼成为帝师，而且是在位60年、创“康乾盛世”的乾隆皇帝的帝师。雍正为弘历选择的老师都是硕学耆宿，前后有十余人之多，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对弘历影响最大的就是朱轼。一如朱轼为人为官一贯的严谨作风，他对弘历的要求很严，以致于雍正有时都觉得有些过头了，就对朱轼说：“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意思是弘历是皇子，不管教育得严格不严格，他以后都是要称王的，所以没有必要这么严格。然而朱轼没有顺势而下，而是很严肃地说“教则为尧舜，不教则为桀纣。”教育得好，以后他会成为尧舜那样的贤君，反之教育不好，就会变成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正因为他是皇子，才更要严格要求。弘历熟读《诗》、《书》、《四子》（《四子》也叫《四子书》，是指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是早期儒家四个代表人物），对《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都有心得，并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朱轼这位帝师功不可没。乾隆登基以后，对这位严格教育他的老师特别感激，他曾经在诗序中说“从朱轼学十余年，所获最多”。在他即位的当年，下诏命大学士朱轼、鄂尔泰、张廷玉，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梦、邵基，为皇子师傅，或许想起当年朱轼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于是召皇子及朱轼等六人进见，当面说：“皇子年齿虽幼，然陶淑涵养之功，必自幼龄始，卿等可殚心教导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过于严厉。从来设教之道，严有益而宽多损，将来皇子长成，自知之也。”上又谆谆谕皇子：“师傅之教，当听受无遗。”看来是体会到了朱轼当年的一片苦心。

朱轼不但培养出了乾隆皇帝这一文武兼备、治国称雄的杰出人才，而且在振一代文风、严格科举制度、兴办各类书院、选拔优秀人才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经他一手提拔推荐的有沈近思，蓝鼎元，陈仪，李徽，王叶滋，王安国，刘吴龙，朱珪，童华等等，这些人都是难得的堪当大任的人才。朱轼无论在何处为官，都必强调教育的重要，办书院崇尚儒学。在浙江任上刊印颁发了《大戴礼记》、《仪礼节略》以及《张子全书》、《颜氏家训》、《温公家训》等书，使浙江风俗为之一变。他三主会试，以“读对贤书而能发明其意蕴”为选才标准，为清朝选拔了不少人才。明清时代科举考试犹如跳龙门，一旦考中就有了功名，跻身于统治阶层了，在科举考试中，考官的才与德就尤其重要。考官的才不高，出题判卷就没有水平，无法选拔优秀的人才。如果考官品德不高，给某些亲戚朋友的子嗣大开方便之门，甚至收受贿赂，出卖考题的话，那么就不仅仅是关系是否选拔人才的问题了，如果那样，后果就是考纪废弛，天下读书人哗然，甚至导致社会不稳定。考官肩负重任，因此历代选任考官都异常的谨慎，同时，当选为考官也是一个大臣的荣誉。雍正元年，朱轼、张廷玉担任会试总裁，持择公允，雍正皇帝很高兴。为了表彰他能公正地选拔人才，雍正皇帝曾将一面优质苏州折扇贡品赐给朱轼，并在扇面上题诗一首以示表彰。诗云：

高岳生良佐，

兴朝瑞老臣。

南昌持藻鉴，

北斗重权衡。

忠岂唯供职，

清能不近名。

眷言思共理，

为国福苍生。

关于这面御赐题诗的折扇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雍正朝某年科考，皇帝钦定朱轼为主考官，侍郎刘碧为副主考官。就在开考前一天，雍正帝密召主考官定下考题。就在考题定下的当天下午，围舅就让他的亲信给正副主考官各送来黄金、锦缎等贵重礼品，想要请主考关照他的儿子。与此同时，刑部、工部、户部等一些官员也派人送来不少礼品，都是想请求主考官关照各自的亲朋好友。副主考官刘碧贪心一起，将考题泄露给送礼的人，而朱轼却不为金银礼品所动，不仅如此，为了维护考试的公平，他连夜带着全部礼单、礼品进宫禀告雍正皇帝。雍正听说此事以后大怒，想要立即治刘碧和国舅等徇私官员的罪。朱轼则请雍正帝暂不处理人事，而是先将考题重新出过。结果考后国舅等送礼官员亲属一个个名落孙山，而考中者尽为文章锦绣、见解独特的优秀人才。雍正帝为此赞赏朱轼“尽拔佳文、摒除弊端”，并赐题诗御扇于朱轼，以示奖赏。这把御扇现仅存扇面，被朱轼后裔珍藏下来，现收藏在高安市档案馆。

兴修水利造福一方

此时的朱轼已经成为雍正的左膀右臂，雍正皇帝曾赐与朱轼“朝堂良佐”御匾一块，以表示当朝皇帝对他的器重和信赖之情。朱轼一生中最大的政绩主要在督办兴修水利方面。雍正二年，朝廷开始修筑郭家务大堤，筑清凉寺月堤，修金门闸，筑霸州堂二铺南堤决口。但是工程进展不很顺利，郭家务以下两岸顿狭，永清受害特重，这时候雍正皇帝想到了曾经修筑海堤有功，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的朱轼。朱轼开挖新渠，疏通水道，因导河水流人海中，又加固堤坝，修筑围堤，力图防患于未然。他不仅仅主持郭家务一带堤防，这一年朱轼又兼吏部尚书，勘江、浙海塘。浙江海宁的海堤本来就是他早年修建的，这对他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了。这次巡查对朱轼来说有一些故地重游的味道。大堤依旧，涛声还似旧年，此时的他已然成为朝中元老了。当他回京报告的时候，已经把堤坝的情况，修筑的计划，以及需要的费用计算得一清二楚了：

“浙江余姚浒山镇西至临山卫，旧土塘三道，本为民灶修筑。今民灶无力，应动帑兴修。自临卫经上虞乌盆村至会稽沥海所，土塘七千丈，应以石为基，就石累土。又海宁陈文港至尖山，土塘七百六十六丈，应就塘加宽，覆条石於巅，塘外以乱石为子塘，护塘址当修砌完固。至子塘处，依式兴筑。海盐秦驻山至演武场石塘，圮八十丈，溃七十丈，均补筑。都计工需十五万有奇。江南金山卫城北至上海华家角，土塘六千二百余丈，内三千八百丈当改为石塘。上海汛头墩至嘉定二千四百丈，水势稍缓，土塘加筑高厚，足资捍御。都计工需十九万有奇。”

似乎朱轼与治水修堤有缘，雍正三年，因海河流域暴雨成灾，使70余个州县受灾，一年收成化为乌有。雍正皇帝再次任命大学士朱轼和怡亲王允祥相度修治。他们沿永定河到天津、河间、保定等州县，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后，提出了治河与营田相结合的治理方案。首先治理卫河、淀池、子牙、永定诸河，把主要水道疏通，疏导洪水，除此以外，还在京城东面的滦、蓟，京城南面之文、霸等县设营田专官，并且招募因洪灾而离乡的农民，没水利营田府，指导他们耕种水田。第二年就种植水稻七百多顷，并获得大丰收。到雍正七年，河道治理大见成效，共营水田六千多顷，因河堤坚固且年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

由于治海修堤有功，他又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雍正四年二月，朱轼母丧，雍正皇帝倒是没有像康熙那样不近人情，他很痛快地让朱轼回家治丧尽孝。雍正下谕说：“轼事母至孝，但母年八十余，禄养显扬，俱无余憾。当节哀抑恸，护惜此身，为国家出力”。赐白银四千两用于办葬事。并且特别批准朱轼称驿马赶回老家治丧，并且让江西巡抚带着御赐的内帑到朱轼家赐祭。等到治丧完毕后，朱轼将要回京的时候，又派遣学士何国宗、副都统永福迎接，还允许他继续穿素服终丧。不知道雍正这样做是不是因为当初康熙没有让朱轼治父丧，因此怀着一种歉意，想要做出某种补偿，但可以肯定的是，雍正此时对朱轼的恩宠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此后朱轼又总理水利营田，兼兵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他奉令修筑浙江海塘期间，督抚以及管理海塘的所有大臣都听从他调遣，这时的朱轼在朝中已然位极人臣了。

一提到位极人臣，人们总是容易想到高堂大厦，锦衣玉食的生活，《红楼梦》里的种种奢侈生活。很多人为官作宰追求的不就是这些吗？但是朱轼却不是这样，他崇尚勤俭，相传乾隆曾亲自到高安来问候朱轼，朱轼用四盘二碗宴请皇帝，菜谱是：腊肉、肉皮、粉丝、闽笋四盘，猪脚或冻鱼，肉圆子或薯粉圆子为二碗。这种筵席，一直在高安流传下来，人们称为“朱公席”。想想《红楼梦》里铺排盛宴的描写，再看看简朴的“朱公席”，不禁让人生出无限的感慨。

死而后已流芳后世

等到乾隆即位的时候，朱轼充世宗实录总裁，命协同总理事务。不过此时朱轼已经积劳成疾，且老病缠身了。乾隆元年九月，朱轼病重，乾隆亲自去探视，朱轼勉强穿上朝服，让他的儿子搀扶着到户外迎接。第二天。这位历经三朝的元老重臣走完了他生命的道路。临终之际，他还不忘对他的学生，年轻的皇帝作最后的教导：“万事根本君心，用人理财，尤宜慎重。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在几微，当审察其心迹而进退之。至国家经费，本自有余，异日倘有言利之臣，倡加赋之税，伏祈圣心乾断，永斥浮育，实四海苍生之福。”这种精神可以称得上死而后已了。朱轼死后，乾隆亲临致奠，发帑治丧，赐祭葬，在给朱轼的祭词中称“朱轼学术端醇，器资凝厚，早登词苑，蜚声著作之庭”，谥文端。乾隆又御赐其“帝师元老”称号。一年以后，朱轼灵柩由京城运回故里，落叶归根，葬在村前镇树子坑剑形山。墓区占地数百亩，墓南北深104米，东西宽26米现存神道碑、石牌楼、望柱、翁仲、生兽造像。墓前是100多米长的神道，牌楼前石人、石马、石兽在两侧伫立，高大的石马，华丽的马褡子象征昔日主人衣锦还乡。牌坊上的匾刻题名为“帝师元老”，石柱上刻着一幅楹联：

堂留绿野千秋事业并东山

名卜金瓯三纪勋猷高北斗

两只大鳌背负神道大碑，昂首苍天，取“鳌戴”即感恩戴德之意。

朱轼一生居官廉洁，刚正不阿，处事公正，执法严明，赈济灾民，广施惠政，被百姓称为“大清官”。在朱轼的家乡高安市，至今还在上演着以朱轼为模型而创作的高安采茶戏《南瓜记》。《南瓜记》讲的是南昌县恶霸地主王寿庭勾结官府，横行霸道，强抢穷秀才丁文选之妻杜兰英为十房夫人。适为回高安与老母拜寿的宰相朱轼所闻，并设下巧计救出杜兰英，依法严惩了王寿庭和一班贪官污吏。为表感激之情，丁文选挑担南瓜去与朱母祝寿。

一代名臣已逝去二百多年，人们只能从他留下的文稿，他的手书，以及碧落桥连同他的墓地还在传唱的采茶戏《南瓜记》等来凭吊这位为民兴利，为国选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朝堂良佐”。诗人袁枚有《朱文端公墓下之作》，细品他的诗，与其说是称赞朱轼一生的功绩，倒不如说是对这位“帝师元老”的真实评述。

宛鸟冤鹭曾居第一班，

衣冠常惹御香还。

独将经术勷三圣，

自起清风播九寰。

玉魂骑箕苍昊上，

石麟沐雨翠微间。

寻思几滴西州泪，

仰止松楸不忍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