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前苏联国防部长）

朱可夫简介

朱可夫：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俄语：Гео́рг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Жу́ков/英语：Georgy Konstantinovich Zhukov，1896年12月1日-1974年6月18日），男，苏联著名军事家，战略家，苏联元帅，曾任苏联国防部长。1938年在中国任短时间军事顾问后升为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副司令员。1940年5月提前晋升为大将，不久被任命为苏联最大的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1941年1月11日担任了苏军总参谋长。1946年4月10日回国，担任苏联陆军总司令。1952年任国防部副部长。

朱可夫传记——

一、战后政坛浮沉

曾几何时，他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化解了一个又一个无法破解的危局，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战胜的困难，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功勋。

而现如今，他在政治上屡屡受挫、处处受制，面临着一次又一次捕风捉影的指责，遭受着一次又一次不合情理的降职，被所谓的独裁专制破坏了世人景仰的光辉形象。

1．被贬敖德萨军区

在从莫斯科飞往敖德萨的军用飞机上，朱可夫凝视着窗外飘来飘去的白云，思绪回到了三个月前。

1946年3月底，在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之后，朱可夫刚赶回柏林，就被告知斯大林要自己回电话。

虽然满腹疑虑，朱可夫还是拨通了斯大林的电话。

“现在，美国政府从德国召回了艾森豪威尔，留下了克莱将军接替他的职务。英国政府召回了蒙哥马利。你是否也应该回到莫斯科？”斯大林开口直奔主题。

朱可夫明白，斯大林虽然使用的是征询的语气，其实早已作出了决定，这是斯大林惯用的作法。

“我接受您的安排。不过，鉴于柏林的特殊情况，我想推荐索科洛夫斯基大将担任苏联占领军总司令和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因为也只有他最清楚管制委员会的工作，最了解部队的情况。”朱可夫知道一切已成定局，临走前还不忘对自己离开柏林后的事务作出妥善安排。

三天后的深夜时分，朱可夫忙碌了一天，刚刚躺下，就接到了斯大林打来的电话。

“经政治局认真分析研究，同意让索科洛夫斯基接替你负责柏林事务。你尽快回到莫斯科。对索科洛夫斯基的任命，几天内就会到达。”斯大林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

“另外，”斯大林接着说，“我们决定将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这一职务撤销，增设常务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这个职务会由布尔加宁来担任。你已不在国防人民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列。总参谋长会由华西列夫斯基担任，而海军总司令会由库兹涅佐夫担任。你愿意担任什么职务呢？”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我愿意在党中央任命的任何岗位上工作。”朱可夫赤胆忠心地说。

“我认真考虑了一下，你负责陆军方面的工作比较适合一些。我们觉得，陆军缺少一个总司令。你觉得如何？”斯大林对自己的安排颇为得意。

“好的。听从您的安排。”朱可夫回答道。

“那好，你回莫斯科，同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和国防人民委员会领导成员一起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斯大林说完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接完斯大林的电话后，朱可夫下意识地坐在电话机旁的椅子上，回忆起了几天前参加的最高苏维埃会议。

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斯大林谈到，战争已经结束，战时军队编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需要对军队进行重新改组。

朱可夫万万没有料到所谓的改组会是这样的结果。

1946年4月，朱可夫回到莫斯科。刚投入新的工作，他就同时任常务副国防人民委员的布尔加宁，对有关各军种总司令和常务副国防人民委员的法律地位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各军种总司令显然应当直接归属国防人民委员领导，但是现在，按照布尔加宁的看法，却直接归属常务副国防人民委员领导。换句话说，朱可夫将由布尔加宁来领导，而不是由斯大林来领导。

布尔加宁为了驳倒朱可夫的看法，竟然以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负责的党和国家的工作过于繁重为理由。

“你这算什么理由，”朱可夫据理力争地对布尔加宁说，“国防人民委员现在是斯大林，将来可能会换成其他人。法规不是为了某些人的方便而制定的，而是为了明确具体职责而制定的。”

布尔加宁为人狡猾，虽然对军事一窍不通，对战役战略问题更是浑然不知，但是很会取悦斯大林，并逐渐得到了斯大林的信任。

布尔加宁将朱可夫发表的看法加以歪曲，添油加醋地上报斯大林。次日，斯大林就此事找到朱可夫，说：“国防人民委员会的条例还有待完善。”言外之意，你朱可夫现在先将就着吧，等什么时候条件成熟了再进行完善。显然，所谓有待完善只是一种托词而已。这件事情最终当然是不了了之了。

有了这样的开端，朱可夫在任陆军总司令期间，如履薄冰一样地工作，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如此，朱可夫的陆军总司令也未担任多久。

1946年7月，《真理报》不动声色地刊登了一则消息：朱可夫赴敖德萨军区，去担任一个不重要的职位。

回到莫斯科后，昔日那个在战场上如鱼得水的朱可夫，在政治舞台上却是一位非常蹩脚的演员。朱可夫倔犟自夸的为人性格和大胆果断的处事作风，与斯大林的作风犹如水火，不能相容；在卫国战争期间作出丰功伟绩的朱可夫，与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恰似二虎，难以共存。

2．复苏的春天到来

在莫斯科电台宣布斯大林逝世消息的同一天，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两件大事在同一天发生，是很耐人寻味的。斯大林去世的日期是苏联无法决定的，但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的日期却是苏联可以决定的。因此，说这一天是朱可夫复苏的春天可谓十分恰当。

对于斯大林的逝世，朱可夫百感交集。不管怎么说，朱可夫同斯大林为了苏联的独立和发展而在一起工作过十几年。为此，朱可夫还亲自为斯大林守灵。

想到过去七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终于可以结束了，朱可夫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感觉又重拾了当年的自信。

其实，1946年，朱可夫被贬敖德萨并不是他最失意的时候。在敖德萨两三年后，朱可夫又被调到大后方的乌拉尔军区任司令员。自此，朱可夫的照片不再出现在媒体上。可以说，朱可夫基本上是被打入了“冷宫”。这当然令一向有着倔犟性格和有些居功自傲的朱可夫颇感苦恼。

当然，在此期间，朱可夫也并非一直完全被斯大林忘记。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斯大林考虑到对军事将领的不正公待遇会有损于军事力量和国家安全，就将朱可夫召回莫斯科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并且将朱可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朱可夫的名字时不时地又被媒体提及，朱可夫本人也经常在重大场合露面。但是，朱可夫的地位和身份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朱可夫重回莫斯科，不仅对于稳定军心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以他那无人替代的威望，彻底粉碎了贝利亚团伙。

此前，贝利亚长期担任内务部长的要职，而且还是秘密警察的总头目。可以说党和政府要员的行动，均处在贝利亚团伙的严密监视之下。从一定意义上讲，贝利亚掌控着他们的生死荣辱。1946年，朱可夫被贬敖德萨，始作俑者就是贝利亚团伙。

看到斯大林逝世了，贝利亚认为夺取政权的最佳时机已经来临，于是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准备。不料，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贝利亚的阴谋被赫鲁晓夫知晓，赫鲁晓夫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而朱可夫早就因为贝利亚团伙而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当然对贝利亚恨之入骨了。

朱可夫也意识到了这是除掉贝利亚团伙的最佳时机，于是就立刻与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和当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商议，以出其不意的方式逮捕和处决贝利亚。

考虑到莫斯科军区一定会有贝利亚团伙的人存在，没有可以信赖的部队来执行这一极其重大而又极其危险的任务，因此他们就从朱可夫驻防过的乌拉尔军区调两个绝对忠于自己的近卫师来执行这个任务。

整个逮捕贝利亚的行动，都是由赫鲁晓夫一手策划的。他们决定在6月26日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全体会议上秘密逮捕贝利亚。

之所以要秘密逮捕贝利亚，是因为贝利亚非同一般，他是秘密警察的总头目，在克里姆林宫内有一支相当精锐的武装警卫队。另外，主席团的卫兵也是忠于他的。召开会议的时候，贝利亚的随从则坐在会议室隔壁的房间待命。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逮捕贝利亚相当麻烦。一旦有了风吹草动，后果将无法预料。

赫鲁晓夫思来想去，必须依靠军队相助。开始时，赫鲁晓夫打算让防空区司令员莫斯卡连科和另外5位将军执行逮捕贝利亚的任务。到后来，在马林科夫的建议下，又加入了包括朱可夫在内的另外4位绝对信得过的元帅和将军，以保证此次行动的万无一失。

本来，内务部规定，所有军人在进入克里姆林宫时都不可以携带武器，而且会受到相当严格的检查。为了这次行动，时任国防部长的布尔加宁亲自出面，破例让元帅和将军们随身携带自己的腰佩武器。

会议如赫鲁晓夫策划的那样按时举行。朱可夫等10名元帅和将军事先隐藏在隔壁房间里，等待马林科夫发出信号，就开始动手。

由于事先准备得很好，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这次会议与以往的会议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是例会而已。会议快要开始时，贝利亚才高扬着头进入会议室。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极力抑制内心的激动情绪，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与贝利亚亲切地打着招呼。

会议刚开始，马林科夫就直奔主题地说道：“现在，我们讨论讨论贝利亚的问题。”贝利亚当时正在赫鲁晓夫的旁边坐着，一听马林科夫的话有点不对劲，就转向赫鲁晓夫问道：“尼基塔，你们究竟在干什么啊？不是要开会吗？”

赫鲁晓夫连正眼也没有看一下贝利亚，就严肃地说：“好好听听吧，你马上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的！”然后，赫鲁晓夫就首先发言历数贝利亚的罪恶活动和阴谋企图。随后，布尔加宁和其他与会者也都一一发言痛斥贝利亚的倒行逆施，并且举出了诸多确凿的事实。

赫鲁晓夫事先安排让马林科夫总结并宣布对贝利亚的处置，但是事到临头，马林科夫吓得不知所措，导致会议长时间停顿，没有得出结果。这时，贝利亚悄悄将手伸向了放在面前的公文包，准备进行反抗。

赫鲁晓夫见势不妙，要求立即发言，根据事先商议的结果，建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解除贝利亚的一切职务。而马林科夫则在惊恐中糊里糊涂地按下了秘密按钮，向隔壁房间发出了信号。

朱可夫一马当先，冲进会议室，制伏了贝利亚，并从他手中夺下一把手枪。

此时的马林科夫只能机械地对朱可夫说：“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要你们将贝利亚先送进监狱，以便调查对他进行的控诉。”

贝利亚及其同伙被逮捕后，被秘密关押在莫斯卡连科的司令部地堡中。半年后的12月24日，贝利亚及其同伙才被处以死刑。

在贝利亚事件中，朱可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此次事件后，他被提升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在军队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彻底恢复。1955年2月，朱可夫接替布尔加宁的职务，担任了国防部长。

朱可夫始终坚持“单一首长制”的立场。他一直认为，部队的事务应该由军事首长来作决定，不能让政工干部来胡乱指挥。在贝利亚垮台之后，朱可夫更加强调了自己的这种立场。

1955年，朱可夫刚担任国防部长，就取消了连一级政治军官的职位，推行了基层军官的一长制。

为了极力强调维护军事首长的特权，朱可夫在1956年1月召开的莫斯科军区党的会议上，曾经这样说道：“在莫斯科军区，某些人企图在党的会议上对司令的日常活动加以指责。这种情况应该受到谴责，而且不允许再发生。我们的任务是加强指挥员的权力，而不是削弱指挥员的权力；是对那些严格要求部下的军官们给予支持和帮助，而不是处处妨碍他们的活动。”

且不评说朱可夫极力推行单一首长制的最终目的如何，单一首长制毕竟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了党的工作人员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当然会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也产生了不满。要知道，赫鲁晓夫的权威正是建立在党的各级权力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朱可夫这么做在客观上造成了与赫鲁晓夫对立的局面。

斯大林刚刚逝世，继承权的斗争还没有结束，朱可夫又有着极高的威望，因此赫鲁晓夫就对朱可夫极力忍让，等待着秋后算账的机会。为了麻痹朱可夫，赫鲁晓夫给予了他最大的尊敬和特殊的待遇，将他选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但是，一旦赫鲁晓夫羽翼丰满，朱可夫也就难逃政坛沉浮的命运了。

3．身陷政治旋涡

依照原定安排，正在国外顺利进行访问的朱可夫突然收到了赫鲁晓夫秘书的来电：“元帅，赫鲁晓夫同志想让您现在就结束访问，立即返回莫斯科，因为11月7日的国庆节快要到了，今年又是40周年大庆，需要举行盛大的军事检阅，有很多的事情急需您回来处理。”

赫鲁晓夫的理由很充分，朱可夫没有多想就答应立即返回莫斯科，却不料，前面等待他的是经过周密布局的陷阱。

赫鲁晓夫一边诱骗朱可夫提前结束访问返回，一边秘密召开了一次不寻常的会议，一次没有朱可夫参加却决定朱可夫命运的会议。

赫鲁晓夫显然很清楚朱可夫个人的力量和威望，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将这位功勋卓著的国防部长拉下马。然而，赫鲁晓夫不愧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惯于玩弄权术。他决定将朱可夫升为部长会议副主席这一有名无实的职位，用明升暗降的谋略剥夺朱可夫对军队的控制权。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年半前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也作了秘密报告，不过揭露的是斯大林搞“肃反”运动造成的恶果，攻击的是斯大林的独裁与专断，为的是在极力贬低斯大林的同时，抬高自己的威望。为了达到以上目的，赫鲁晓夫甚至完全否认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所有功绩，将荣誉尽归那些作出贡献的将领。

赫鲁晓夫着重提到了朱可夫。他曾经拍着胸脯，十分虚伪而又令人肉麻地说：“我个人是一直都反对斯大林对朱可夫的谴责和贬谪的，而且我也一直将朱可夫当做我最忠实的朋友……”

朱可夫毕竟是位军人，哪里熟悉政治家的权术，因而相信了赫鲁晓夫的话。1957年4月，朱可夫全力协助赫鲁晓夫消灭马林科夫集团，使赫鲁晓夫的元首位置更加稳固。

朱可夫本来就有点居功自傲，毕竟真正有才能的人大都会有点个性，看到赫鲁晓夫这么抬高自己，也就不免飘飘然起来，时不时地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表述自己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屡次解救危难。

无论自己多么重要，都要从别人的口中说出，若由自己的口中说出，总难免会有点变味。这也就难怪赫鲁晓夫会逐渐对朱可夫产生猜忌。毕竟朱可夫的威望太高了，足以令赫鲁晓夫时常产生朱可夫可能会代替自己位置的恐惧想法。

“朱可夫他到底想做什么？”赫鲁晓夫常常会思考这个问题。

“无论如何，是清除朱可夫的时候了，不能再这样任由朱可夫下去了，否则我的威望如何树立！”赫鲁晓夫下定了决心。

于是，这便有了朱可夫正风光地在国外访问时被赫鲁晓夫召回的那一幕。

刚下飞机，朱可夫就被直接带往主席团会议室。来到会议室后，朱可夫立刻就明白了赫鲁晓夫的阴谋。朱可夫当时就气得脸色发青，怒视着赫鲁晓夫，可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朱可夫怎么也没想到赫鲁晓夫会如此对待自己。几个月前，如果没有自己的保护和支持，赫鲁晓夫能否保住性命还是个问题，更别提位居权力的顶峰了。可是，这才过了几天，赫鲁晓夫就翻脸不认人，开始向自己开刀了。“赫鲁晓夫终究还是一个政客……”朱可夫后悔当初为帮助赫鲁晓夫而作出的举动。

在双方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彼此开始了激烈的辩论。朱可夫当然不同意赫鲁晓夫对自己“提拔”的安排，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朱可夫所做的只能是发一下个人的牢骚，却不可能改变赫鲁晓夫的安排。

在朱可夫刚刚返回莫斯科六小时后，塔斯社就发表了一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公报，上面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任命苏联元帅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同时免去苏联元帅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国防部长的职务。一小时后，莫斯科电台的晚间新闻节目广播了这一消息。次日清晨，《真理报》也刊登了这一消息。这些都是赫鲁晓夫刻意安排好的。

在媒体及时有效的宣传下，朱可夫被罢免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东西方。人们对朱可夫的意外罢免感到非常吃惊，纷纷议论。

为了化解人们的疑虑，平息人们的议论，赫鲁晓夫在一周后的一次外交场合向记者透露说：“朱可夫元帅现在很好，身体很健康。我来此之前还看到过他。对于他的工作安排，我们会考虑到他的经验和资历，以确定合适的工作。”

其实，在苏联公布朱可夫被免职这则消息后的一周内，朱可夫不是坐以待毙，而是与赫鲁晓夫展开了一场权力之争。然而，朱可夫毕竟只是一名职业军人，当然无法在政治舞台上与作为政客的赫鲁晓夫一较高下。

与此同时，围绕着朱可夫的流言飞语，最初只是悄悄地流传，后来开始逐渐大张旗鼓地散播。这些谣言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诽谤。当初，在卫国战争中，朱可夫赢得了千百万跟随他或者与他并肩作战的士兵和军官的爱戴和拥护；如今，在长久的和平年代里，朱可夫竟成了策划某种阴谋诡计的人。

根据朱可夫本人的分析，他之所以被罢免，是因为：首先，完全虚构的诽谤，比如诬陷他秘密组织特务破坏队；其次，他的敌人别有用心地说他不仅贪权，而且是个危险的人物；再次，赫鲁晓夫歪曲了他的某些话语，在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斗争时期，他曾说过“如果你们继续反对党的路线，我将被迫诉诸军队和人民”的话，这在赫鲁晓夫看来就是典型的“波拿巴主义”。所谓波拿巴主义，就是依靠军阀的国家政权在势均力敌的两个敌对阶级之间进行政权斡旋。

为了使加在朱可夫头顶上的“波拿巴主义”帽子更加令人信服，在批判朱可夫的会场上，挂起了一幅画，上面画的是朱可夫骑着一匹白马。

这幅画画的是朱可夫在胜利后检阅部队时的场景。在朱可夫当国防部长的时候，有人曾好心地报告朱可夫：他检阅时骑的白马已经超过服役年限，将面临被屠宰的命运。当时，朱可夫指示将这匹白马送到自己的故乡斯特列尔科夫卡村里去，让它在那里安度晚年。却不料，这也成了批判朱可夫的一条罪状。

对手的攻击再怎么猛烈也是可以忍受的，最可怕的是朋友的黑手。这最容易击垮一个人，哪怕是最坚强的人。在批判朱可夫的时候，赫鲁晓夫让与朱可夫关系十分密切的人异口同声地声讨朱可夫，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是朱可夫亲自提携的战友和部下，如索科洛夫斯基、扎哈罗夫和罗科索夫斯基。

在这种大范围、有组织的批判下，朱可夫元帅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打击，他已经心如死灰。在有关朱可夫问题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朱可夫竟然投赞成票将自己从主席团中清除出去，结果大会一致表决通过了取消他的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资格的决议。

1958年3月，苏联当局宣布朱可夫退休。退休后的朱可夫，如大多数步入晚年的人那样，开始了回顾自己一生过往岁月的旅程。

二、初经苦难磨炼

正如苏联大多数元帅那样，朱可夫没有出生于官宦世家或者豪门贵族，而是降生在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贫民之家。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种艰苦的成长环境，虽然没有能够给朱可夫提供舒舒服服的生活和无忧无虑的童年，但是却能够有助于朱可夫塑造强健的体魄和健全的人格，从而为朱可夫一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出身寒门

一场暴雨过后，莫斯科卡卢加省斯特列尔科夫卡村的一座老房子因为年久失修而轰然倒塌。这对仅仅靠这间房子来遮风避雨的一家人来说无异于天大的灾难。

说起这座老房子来，可是有些历史了。很多年前，这所房子就已经被一户农民建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具体建房年份已经无法查考，甚至连村里最年长的老人也不清楚。

这座老房子原归本村一位名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妇所有。后来，由于机缘巧合，朱可娃认识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名叫康斯坦丁，有着凄惨的身世。据村里人说，在康斯坦丁三个月大的时候，他就被生母遗弃在了孤儿院的门前。除了一张写着“我儿子名叫康斯坦丁”的纸条之外，别无他物。

既出于善良仁慈的本性，又出于同病相怜的缘故，朱可娃将康斯坦丁从孤儿院领回了家，并让他随自己的姓，取名叫康斯坦丁·安德烈维奇·朱可夫。

或许，上帝注定了要让康斯坦丁做个苦命人。在他八岁那年，朱可娃不幸去世，留下他一人孤苦伶仃。为了生存，年幼的康斯坦丁进入乌戈德制鞋厂，当起了学徒。三年后，他出师了，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而比较顺利地在莫斯科的维义斯制鞋厂找了份工作。在这儿，他学到了安身立命的鞋匠手艺。

后来，康斯坦丁成了家，但妻子不幸早亡，且没有给他留下子女。再后来，康斯坦丁在50岁时与小他15岁的乌斯季尼娅结了婚。婚后，他们先后生育了三个孩子，而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朱可夫。

1896年12月2日这一天，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呱呱坠地。就这样，一如乡下平静的生活，朱可夫悄无声息地在那座破旧得不成样子的房子里来到了人世。房子的一个屋角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裂痕，墙脚也长满了绿苔和青草。可是，谁又能事先预料到就是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诞生了后来功勋卓著的军事天才，他不仅为苏联的独立与和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创造了不灭的功勋。

朱可夫的母亲名叫乌斯季尼娅·阿尔捷米耶芙娜，是邻村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子。她像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有着强健的体魄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虽然朱可夫的父亲长年在外做皮匠活赚钱，可是朱可夫一家仍然入不敷出。为了有口饭吃，朱可夫的母亲也常常外出帮人运送货物。每年的春夏和秋初，她都在田地里干活；而每年其他的时间里，她则去马洛亚罗斯拉韦次县城，帮人把食品、杂货运送到乌戈德厂的商人那儿。

尽管很辛苦，但运送一趟，也仅仅能获得一个卢布至一个卢布零二十个戈比的报酬。这点钱，扣除马料、店钱、饭钱、修鞋钱等，也就所剩无几了。但是，作为贫农的他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谋生手段，只能这样毫无怨言、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上帝似乎是在故意折磨朱可夫一家。在朱可夫的弟弟——阿列克谢夭亡的当年，他们居住的房子因年久失修，屋顶坍塌了下来，所幸的是没有伤到人。

当时，朱可夫的母亲痛哭了一场，然后擦干眼泪，用嘶哑的声音说：“孩子啊，房子不能住了，我们把东西都搬到草棚里吧。”朱可夫的父亲还砌了一眼小灶，打算就在草棚里安家了。

朱可夫父亲的好友、也是他们邻居的纳扎雷奇得知朱可夫家遭遇了不幸后，立刻过来看望。纳扎雷奇看到朱可夫一家居住在草棚里，很关切地问道：“这怎么能行呢，眼看冬天就要来了，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

“还想不出办法来……”朱可夫的父亲说完就低下了头。

“能有什么办法呢？我想将母牛牵去卖了，然后用这笔钱买木料，好尽快建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朱可夫的母亲插嘴道。

“这倒是个办法，但仅卖一头牛是不够建房子的。我们家也就还有一匹老马值点钱了。”朱可夫的父亲附和着说。

大家听完后并没有露出欣喜的表情。因为每个人都清楚，牛是耕地用的，马是运货用的，没有了牛和马，他们家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好在乡村民风淳朴，邻里之间友好互助。在邻居们的帮助下，朱可夫一家总算将房子盖了起来。虽然房子的门是旧木板钉的，窗户装的是破玻璃，但是他们全家都很知足，毕竟有了一个可以抵御严寒侵袭的安身之所。

朱可夫的母亲为了安慰大家，乐观地说：“这样就挺好。等我们有了钱，再盖一幢好的。”

现在再来审视朱可夫，我们有理由相信，朱可夫母亲的这种乐天知命、永不气馁的精神，使幼年朱可夫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帮助其在后来的军事生涯中成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战胜的困难，扭转了一个又一个濒于绝境的危局。

2．少年早成

夏季的一个夜晚，朱可夫一家一边在院中乘凉，一边闲聊着。朱可夫的父亲看到朱可夫渐渐长大了，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孩子，眼看你快7岁了，也该做点事情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可以做大人的活了。明天，我和你妈妈去割草，你也带上耙子，和你姐姐玛莎一起摊草、晒草和垛草。”

听完父亲的话，朱可夫显然激动不已，抬头望着星空，幻想着第二天割草的事。

往常割草时，父母也会带朱可夫去，但那时并不让朱可夫干活，只是任由他玩耍。这次不同了，朱可夫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因为自己就要参加劳动了。一路上，看到小伙伴们也都拿着耙子坐在大车上赶去割草，朱可夫和他们都举起了耙子，互相炫耀着，好像刚领到枪支的士兵一样，兴奋不已。

朱可夫干起活来很卖力。大人们夸奖了两句，朱可夫就更带劲了。很快，朱可夫的手掌便磨出了血泡，可他一直咬牙忍着，不叫一声苦。后来，血泡磨破了，朱可夫不能再割草了。

父亲给朱可夫包扎好双手，安慰他说：“没关系，很快就会好的。男子汉大丈夫，吃这点苦不算什么。”

由于不能用耙子了，朱可夫只好帮姐姐玛莎抱草和垛草，为此还被小伙伴们取笑过。几天过后，朱可夫的手好了，又开始割草了，而且比小伙伴们干得还好，这回，小伙伴们对朱可夫佩服不已。

割麦子的时候到了，朱可夫也开始学着割起麦子来。为了表现自己，朱可夫抢着往前赶，却不小心割破了左手的小拇指。邻居大婶当时正在他旁边，看到他受伤了，赶紧摘了一片车前草叶子贴在他的手指上，然后细心包扎好。尽管处理得很及时，但还是留下了一个小伤疤，这也算是朱可夫成长的印记。

对于朱可夫而言，这个忙碌的夏季很快就过去了，但也让他学会了很多农活，让他的身体变得强壮起来。

夏去秋来，朱可夫到了上学的年龄。朱可夫就读的是一所位于维利奇科沃村的教会小学，距离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只有一公里半，附近几个村子的孩子都在这儿读书。

上学了，朱可夫需要一个漂亮的书包。可是，朱可夫家实在是太穷了，母亲只好用粗麻布缝了个布袋给朱可夫做书包。朱可夫看到小伙伴们都背着父母给他们买的背囊式书包，就对母亲抱怨说：“要饭的人才背这种布袋，我才不背它上学呢。”

母亲听了，也有点过意不去，就半欺骗半安慰地说：“等我们家条件好一点，一定给你买个漂亮的书包。不过，现在你还得背着它去上学。”

朱可夫的老师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教书很有经验，对待学生也很和善。他从不随便惩罚学生，也很少训斥学生，但学生们都很尊重他，也都愿意听他的话。谢尔盖的父亲是个牧师，是个安详而善良的老人。虽然父亲是牧师，但谢尔盖和兄弟尼古拉都是无神论者，当然他们也会上教堂和参加教堂合唱团，但那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礼貌。受老师的影响，再加上嗓子不错，朱可夫也曾加入过学校的合唱队。

朱可夫在学校是个好学生，在家里也是个好孩子。不过，他很固执，因此有时也会受到父亲的责罚。

有一次，因为一个过错，父亲对朱可夫大打出手。朱可夫逃了出去，躲进了邻居家的大麻地里。朱可夫事先和姐姐约定好不告诉任何人，并且让姐姐给自己送饭。大人们到处找朱可夫，可却一无所获。后来，还是那位邻居意外地发现了朱可夫，并将他领回家。父亲看到脏兮兮的朱可夫，打也不是，骂也不是，只好无奈地说：“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在这段岁月里，朱可夫师母的兄弟普罗霍尔，经常带朱可夫去打猎。打猎给朱可夫带来了很大乐趣。一直到晚年，朱可夫也始终保持着打猎的业余爱好。

不久之后，父亲又动身去莫斯科了。临走前一天的晚上，父亲告诉母亲，大量的失业和残酷的剥削让人活不下去了，莫斯科的工人时常举行罢工。

母亲想想丈夫这次向人借钱买回家的车票，也能体会到在莫斯科的日子并不好过，就对丈夫说：“你不要没事找事，当心被宪兵抓起来。”

1905年1月9日，沙皇军队和警察在彼得堡向游行的工人开了枪。消息很快传到了朱可夫所在的小村子。朱可夫一家人很担心父亲的安危，但父亲却音信全无。

后来，村子里出现了一些陌生人。他们鼓动人们起来同地主和沙皇作斗争。

幸运的是，一年后，父亲奇迹般地再次出现了。父亲说他再也不去莫斯科了，因为警察当局禁止他住在城里，将他遣送回了本乡。

同年，朱可夫从三年制的教会小学毕业。三年中，朱可夫年年成绩优秀，还得了奖状。全家人都很高兴，为了庆祝朱可夫小学毕业，父亲亲手为他制作了一双皮靴，母亲则送给他一件新衬衫。

在冬季闲暇的时候，朱可夫喜欢去捉鱼，穿着自制的滑冰鞋滑冰，在附近的山上滑雪。尽管个子仍然矮小，但朱可夫已渐渐成长为一个健壮的小伙子。

3．小毛皮匠

转眼之间，朱可夫到了学手艺的年龄。当父母正在为朱可夫该学什么手艺而发愁的时候，朱可夫的舅舅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皮利欣从莫斯科回来了。

米哈伊尔小时候吃过很多苦，11岁时就被送进了毛皮作坊当学徒。四年半后，米哈伊尔成了师傅。由于在几年内省吃俭用，攒了一些积蓄，米哈伊尔就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成了皮货商人。如今，米哈伊尔的作坊除了雇用八名毛皮匠外，还收了四名学徒，资本达到了五万卢布。

米哈伊尔这次回来是避暑的，只是短期停留。朱可夫的母亲得知自己的弟弟从莫斯科回来了，就去求他收下朱可夫当学徒。

在此之前，父亲看到朱可夫渐渐长大了，就问他：“你想学什么手艺？”

“我想当印刷工。”朱可夫回答道。

朱可夫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朱可夫好读书，而印刷工当然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书籍。

父亲认识的人也只限于村民和做毛皮匠的人，从没有和印刷厂有过来往，因此当然对朱可夫的愿望爱莫能助。

“不如学做毛皮匠吧，看你舅舅，现在成了毛皮匠商人，多有钱。”母亲插话道。父亲也点头同意，因为毛皮匠挣的钱确实不少。

“我什么都可以干，只要对家里有帮助就可以了。”朱可夫颇为懂事地说。

在母亲的引荐下，朱可夫顺利地被舅舅收为学徒。与老板见过没几天，朱可夫就带着简单的行李上路了。由于以前从没坐过火车，朱可夫显得很激动，一双小眼睛不知疲倦地看这儿看那儿，对所有的陌生事物都充满了好奇。

天快亮的时候，朱可夫和谢尔盖到了莫斯科。车站拥挤不堪，人们争先恐后地出站。看到朱可夫问这儿问那儿，东张西望，谢尔盖提醒他说：“不要乱说话。这儿不比乡村，要时时小心。”

话音刚落，在上铁轨马车时，一个男子无意中用鞋后跟蹭了朱可夫的鼻子一下，朱可夫的鼻子立刻冒出了血。

谢尔盖一边向朱可夫的鼻子里塞一小团破布，一边向他抱怨说：“刚刚还对你讲，要时时小心。你看看，这会儿鼻子就冒血了。到了莫斯科，要放机灵点儿。”

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莫斯科到处是高大的房屋，华丽的商店，肥壮的大马，这一切都令朱可夫大开眼界，像在梦游一样，不自觉地跟从谢尔盖向前走着。

很快，朱可夫和谢尔盖来到了卡美尔格尔巷口，从后门进入了一个大院子里。就这样，朱可夫开始了小毛皮匠的生活。

刚到莫斯科，朱可夫就遇到了两件很郁闷的事，一件就是前面说的鼻子被蹭出了血，另一件则是当天吃午饭的时候，朱可夫因为实在太饿了，就直接从公共菜盆里捞了两块肉，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完后，正要再去捞肉，朱可夫的脑门上就挨了一勺子，立刻鼓起了一个小包。原来，这儿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开始吃饭的时候，只可以从公共菜盆中舀菜汤喝，不可以捞肉吃；等到女工头敲两下菜盆以后，才可以夹一小块肉吃。

吃完午饭后，徒工头库兹马私下向朱可夫解释了他被打的原因，并且安慰他说：“被打了，你就忍着。一次被打，两次学乖，以后你就懂了。”

在作坊里，师傅们和学徒们是享受不同待遇的。师傅们早晨7点钟开始劳动，而学徒们在早晨6点钟就要起床，因为要去收拾工作场地，准备师傅们工作时需要的东西。晚上，师傅们7点钟收工，而学徒们要等师傅们工作结束后，打扫完毕才能休息。忙的时候，师傅们会干到晚上10～11点钟，可以领到加班费，而学徒们必须等到很晚才能收拾东西，但却没有加班费可言。

刚开始时，朱可夫感到十分疲倦，也不习惯睡觉太晚。他时常想起家里的事情：辛苦操劳的父母，处处关爱自己的姐姐，一起玩耍的小伙伴……这一切都常常浮现在朱可夫的脑海中。

当然，学徒们也不是没有休息日的。每个礼拜六，徒工头库兹马都会领着朱可夫以及其他学徒去礼拜堂作祈祷；每个礼拜天，他们会去作晨祷和弥撒。在盛大的节日，老板还会领他们去克里姆林宫的乌斯平斯基大教堂或者耶稣救世主教堂作弥撒。

转眼间，朱可夫当学徒已经一年了。这一年来，他学会了毛皮匠这一行当的初步手艺。当然，学习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也犯过一些错误。学徒犯错的时候，师傅、女工头、老板娘都可以教训。当然，老板更有教训学徒的权利。有时候懒得亲自动手教训学徒，老板会使出一些怪招教训学徒，比如让两个犯了错的学徒互相用树条抽打。而且，老板心情不好的时候，碰到了学徒，也可能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痛打一顿。

在那个时候，老板打学徒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情了。学徒的一切完全由老板来支配，不会有人去关心学徒的苦痛和生死。

虽然在作坊里很忙，但朱可夫仍然挤出时间来读书。朱可夫读书的兴趣是他的启蒙老师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培养的。与朱可夫同岁的表兄，也就是老板的大儿子亚历山大在学习方面给予过朱可夫很多帮助。

后来，朱可夫上了课程相当于市立中学水平的夜校。刚开始时，老板不同意朱可夫上夜校，但拗不过儿子的请求，更主要的是看到朱可夫平时干活很卖力，就只好默许了。结业的时候，朱可夫考的是市立中学的全部课程，并且成绩不错。

1911年，已经在作坊做了三年的朱可夫，当上了学徒的工头，管着三名学徒。这时，朱可夫对莫斯科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他出外送货的机会远比其他学徒多。

第一次见到伏尔加河时，朱可夫就像所有俄罗斯人那样被它的雄伟和壮丽所折服。那是一个清晨，在初升的朝阳下，伏尔加河闪闪发光。朱可夫注视着这条被人们尽情讴歌的母亲河，久久不愿离去。

有时，朱可夫会随掌柜瓦西里·丹尼洛夫出去办事。他是个很凶狠、很残忍的家伙。为了一点点的小事，他会像一个暴虐狂那样残忍地毒打朱可夫，而朱可夫那时才14岁。

有一次，朱可夫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捡起一根棍子，用尽全力击打瓦西里·丹尼洛夫的头部，将他打晕过去。朱可夫以为他死了，很是害怕，就逃了出去。后来，朱可夫被老板狠揍了一顿了事。

在这期间，朱可夫的求知欲依旧很旺盛。他想尽办法找到一切可以读的东西来读。师傅科列索夫看过的报纸、亚历山大的杂志，朱可夫都会借过来看。为了有更多的钱买书看，朱可夫会将老板给他送货用的几戈比马车费省下来，把皮货袋往背上一搭，走路去送货。

4．回家探亲

或许是由于老板米哈伊尔良心发现，所以才给了朱可夫十天回家探亲的假期。其实，朱可夫在作坊里也帮不了多少的忙，再说，无论如何，米哈伊尔毕竟是朱可夫的舅舅，血浓于水，这是客观事实。

初来莫斯科时，乘坐的是夜班车，因此朱可夫无法饱览沿途的风光。这一次，为了能够观看沿途风光，朱可夫一直站在打开的车窗旁，饱览了各个车站的风景和郊区令人浮想联翩的大大小小的森林。

火车经过纳罗—福明斯克车站时，朱可夫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四年前，火车驶离巴拉巴诺夫车站的时候，远处出现了一排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

朱可夫曾好奇地问站在车窗旁的老人：“老伯伯，这是什么地方？”

“这儿是萨瓦·莫罗佐夫开办的纳罗—福明斯克纺织厂。在这个工厂，我工作了十五年，”他抽了口烟，接着说道，“但是，我现在不工作了。”

朱可夫问：“为什么您不工作了？”

“唉！说来话长，我的老婆和女儿都死在了这儿。”老人说完，眼角已经流出了泪珠。

老人转身将眼泪擦干净，又继续说道：“每当经过这座工厂的时候，看到这个吃人的怪物，我都无法平息心中的悲伤和愤怒……”

朱可夫还沉浸在回忆之中，突然被旁边乘客的谈话唤醒了。

“四年前，我经常来这儿。看看，多么漂亮的厂房。这就是莫罗佐夫开办的工厂。”第一个人向第二个人介绍说。

“他好像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吧？”第二个人问道。

“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工人还不错，但他的手下却是一群畜生！”第一个人恨恨地说道。

“对，简直是一群魔鬼！”第二个人咬牙切齿地附和道。

突然，他们发现朱可夫正在听他们的谈话，就没再说下去。

火车很快到了奥博连斯科耶小站。母亲过来接朱可夫。看到朱可夫后，母亲用她那双布满老趼的双手紧紧地搂着他，无比激动地说：“我的孩子，妈妈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呢。”

四年中，母亲苍老了许多。朱可夫忍着眼泪不让其落下，哽咽地对母亲说：“妈妈，怎么这么说呢？您看，您的儿子不是正站在您的面前吗？我现在长大了，这么健壮，您看到了应该高兴才是啊！”

朱可夫和母亲回到家里时，天已经黑了下来。父亲也老了很多，背驼得很厉害，毕竟已经是70来岁的人了。见到朱可夫，父亲很高兴地说：“感谢上帝，我终于看到你长大成人了。”

当时，正是割草的季节。在外打工的男人和青年纷纷从城里返回割草，帮助妇女准备好过冬的饲料。

回到家的第三天，朱可夫便与母亲和姐姐一起割草去了。刚开始，朱可夫割起草来有点生疏，可能是由于几年没干这种活儿的关系。干了一会儿，朱可夫就割得很熟练了，没有落在别人后面。

休息的时候，邻居纳扎尔大叔拍了拍朱可夫被汗水浸湿的肩膀说道：“怎么样，干活儿不容易吧？”

“不容易。”朱可夫咧了咧嘴，笑笑说。

旁边的一个年轻人插话道：“人家英国人现在都是用机器割草，哪像我们，还用手在这儿割。”

朱可夫看了看这个年轻人，不认识，就问身边的人他是谁。

有人回答朱可夫说：“你不认识他？他可是咱们村长的儿子，叫尼古拉·朱可夫。四年前，他被人从莫斯科送了回来。他连沙皇也敢咒骂。”

另一个人接着说：“私底下骂骂沙皇也没什么，只要不被那些警察和密探什么的听到就可以了。”

这次回乡探亲，朱可夫不仅见到了久违的父母，而且还听到了很多家乡人对于时局的看法，真可谓是大有收获。

长期离家在外的人，回到家时总会感觉日子过得飞快。转眼间，朱可夫又要离开了。就在离家前两天的晚上，出现了一起意外事故，邻村科斯廷卡村发生了火灾。

当时，风很大，而火是从村子中间着起来的，这样就快速蔓延到了邻近的房屋。朱可夫正在和伙伴们玩，突然听到有人喊“失火了！”接着就看到远处冒起了滚滚的浓烟，朱可夫和伙伴们赶紧跑向消防棚，推出水龙，奔向科斯廷卡村，比科斯廷卡本村的消防队到得都早。

朱可夫正提着一桶水经过一家门口时，听到里面有人呼救：“救命啊！救命啊！”朱可夫立刻冲进了那间房子，救出了几个吓得脸色苍白的孩子和一位身患重病的老大娘。

在附近几个村消防队的共同努力下，火很快被扑灭了。尽管如此，由于火是从村子中间着起来的，而且风很大，还是导致半个村子被烧了。很多人家的财物被烧掉，有些人家被烧得连一点吃的也没有了。

第二天早晨，朱可夫起床穿衣服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新上衣被烧了两个铜板大小的洞，而这件上衣是老板专门送给他休假回家穿的。这让朱可夫很担心老板会因此而责罚自己，但想想那些被烧掉房子的人家受的苦难和救出的那几个可爱的孩子，朱可夫觉得即使被老板痛打一顿也是值得的。

回到莫斯科后，朱可夫向老板讲了失火的事，并且让他看了衣服上烧的两个洞。老板竟然破天荒地没有责骂朱可夫，甚至还连声夸奖朱可夫做得对。事后，朱可夫才得知，原来老板刚刚做成了一笔生意，赚了一大笔钱，所以心情不错，对人也就宽容了一些。

1912年底，朱可夫的学徒期满，成为了青年师傅，也就是师傅的帮手，不仅比学徒的待遇要好很多，还可以选择住在作坊宿舍或者私人住宅里。刚开始时，朱可夫选择住在作坊宿舍，结果发现，每天在师傅下工后，老板总是找些紧急的、但又是白做的活儿叫他干。没过多久，朱可夫就搬到了私人住宅，因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读书。

老板越来越信任朱可夫，常派他去银行办理业务，或者带他到店里去，做一些不是毛皮工人做的活儿，比如捆货、办理托运之类的活儿。

相比于作坊里的活儿，朱可夫更乐意与老板出去干活儿。毕竟，在外面，朱可夫能够多见一些世面，多接触一些有文化的人，有机会听到他们对时局的一些看法。

在作坊里，除了科列索夫之外，其他师傅基本不看报纸，所以不怎么知道政治上的事情。通过科列索夫搞到的布尔什维克办的《明星报》和《真理报》，朱可夫明白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根源，懂得了工人和贫农有着共同的利益。

在宣传和鼓动下，很多青年，尤其是富家子弟，受到爱国主义的驱使，主动赶往前线打仗。朱可夫的表兄亚历山大·皮利欣也决定去前线打仗，并且鼓动朱可夫一起去。

朱可夫被说动了，但他想征求一下见多识广的老师傅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的意见。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劝朱可夫道：“亚历山大有理由去打仗，因为他父亲有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呢？你为什么去打仗呢？难道是为了你父亲被赶回乡下？你要知道，如果你因为去打仗而残废了，就不会再有人要你了。”

最终，朱可夫放弃了去前线打仗的想法。事实证明，费多尔·伊万诺维奇还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在两个月后，亚历山大就身负重伤被送了回来。但是，朱可夫注定了要成为军人，只不过还没有到时候而已。

1915年5月，沙皇提前征召了1895年出生的青年，当然很快就会轮到朱可夫了。那时候，朱可夫就暗下决心：“如果我当了兵，一定要忠诚地为俄罗斯打仗。”

三、投身军营

或许，朱可夫命中注定是要献身军营的。虽然朱可夫没有同亚历山大·皮利欣一起去参军，但是由于沙皇征兵年限提前，朱可夫还是提前当了兵。不过，朱可夫比亚历山大·皮利欣要幸运一些，初入部队就当了骑兵，并且在经过十月革命的洗礼之后加入了红军，从而在军营中虽缓慢但稳妥地前进着。

1．光荣的骑兵

虽然没有能够同皮利欣一起去参军，朱可夫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步入军营的命运。成为新兵之后，朱可夫同一起参军的新兵，像装货物一样被装上了开往卡卢加城的货车。货车车厢没有客车车厢那样的设备。每个车厢装了40个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在唱歌，有的在打牌；甚至还有的在小声地哭泣。朱可夫蹲在一个角落里，正在想事情。

一个月前，由于前线战况不佳，沙皇决定提前征召朱可夫这一年出生的青年入伍。朱可夫随即离开作坊，然后辞别父母，于一个星期前在卡卢加省的马洛亚罗斯拉韦次县县城参了军。

和朱可夫一起参军的还有他幼时的许多伙伴，但伙伴们都被分配当步兵，而朱可夫却被选送到骑兵部队。这让很多人对朱可夫羡慕不已，也令朱可夫十分开心，因为他们对富有传奇色彩的骑兵一向是很向往的。

现在，朱可夫正坐在开往卡卢加城的货车上，对前途充满了憧憬。

货车是夜间到达卡卢加城的。出站后，朱可夫的列队竟然朝与去城市相反的方向前进。有人好奇地问往哪里去，却得到老兵“应该默不做声地执行命令”的答复。

四小时后，他们到达军营。然后，他们被带进兵舍，在指定的无垫的板床上休息到早晨七点钟。

朱可夫正在做着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在小伙伴们中间展示的美梦，就被起床的号角声惊醒了。他们匆忙吃完早饭后，就被告知编入了后备步兵第189营，这个营隶属后备骑兵第5团。现在，他们将先在这里接受步兵队列训练。

刚集合完毕，他们的班长——上等兵沙赫沃罗斯托夫就板着面孔宣布各项制度：“你们除了厕所以外，不能随便去任何地方，否则将被关进惩戒营……”接着，他们的排长过来训话：“我相信，你们的班长已经向你们解释了各项内务制度和你们的职责。我需要强调的就是，你们要始终如一地效忠沙皇。”

步兵队列训练是枯燥乏味的，每天都重复前一天的生活，不过好在时间并不是太长。1915年9月，新兵们就被派往了驻扎在乌克兰哈尔科夫省巴拉克列亚城内的后备骑兵第5团。

朱可夫则被分到了龙骑兵连。对于没有被分配到骠骑兵连，朱可夫颇感失望，因为骠骑兵的制服比较漂亮，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军士对待士兵比较人道。毕竟在沙皇统治时期，士兵的命运可是握在军士手中的。

第三天，新兵们领到了自己的装备和马匹。分配给朱可夫的是一匹名叫“恰谢奇娜娅”的深灰色的烈性牝马。

表面上看，当骑兵似乎很风光，可是，实际上，当骑兵要比步兵艰苦很多，因为骑兵除了要学习步兵的一般课程外，还要学习骑术，掌握冷兵器，一天刷几次马。为此，骑兵要比步兵早一个小时起床，晚一个小时休息。

训练辛苦还能忍受，毕竟每个骑兵都要接受这样的训练。但是，有些军士对待士兵的态度却让人难以忍受。很不幸，朱可夫就遇到了这样的军士，而且不止一位，还因此差点当不成军士。

第一位是下士博罗达夫科。此人性情暴躁，喜欢打人。据说，他曾将好几个士兵的牙齿打掉过。朱可夫和战友们实在无法忍受，就在一个夜晚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将路过这里的博罗达夫科蒙住脑袋狂打了一顿。博罗达夫科被打得昏死过去，非要将朱可夫和战友们送到战地军事法庭不可。最后，还是排长打了个圆场，将博罗达夫科调到其他骑兵连了事。

第二位是绰号叫“四个半”的上士。他比博罗达夫科还坏，对朱可夫尤其严厉，经常故意挑朱可夫的过错。为了不让朱可夫参加训练，他竟然想让朱可夫去当他的非编抄写员。朱可夫当然不愿意干，他就扬言说：“你就等着吧，我不会让你当上军士的！”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在毕业前，他以不守纪律和直接冒犯长官为由将朱可夫开除出了教导队。

幸亏朱可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被教导队队长知道了，队长亲自出面解决了这件事，但朱可夫没有能够以第一名毕业，而是和大家一样，只获得准军士衔。

在沙俄军队中，士兵与军官存在着很大的隔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有很多劳动知识分子、有文化的工人和农民以及表现优秀的士兵和军士担任军官，因此这种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在各兵团和各军团里，那些军官和将官们不与基层士兵接触，这种情况仍然很严重。

1916年8月，朱可夫所在的团分配15名教导队毕业学员去前线骑兵第10师。朱可夫在名单中位列第二，这显然是“四个半”在搞的鬼。朱可夫明白这一点，但也没有办法，就接受了命令。

朱可夫在去前线骑兵第10师的路上，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下车时，响起了突袭警报。尽管士兵们以最短的时间找好了隐蔽场所，但是敌机丢下的几个小炸弹还是炸死了一名士兵、炸伤了五匹战马。这是朱可夫经历的第一次战斗洗礼。

9月初，朱可夫所在的师刚到贝斯特里次山林地区，就展开了战斗，但受到地形条件的限制，不得不采用徒步队形，从而导致损失惨重。当时，战况极为不佳。罗马尼亚刚刚向德国宣战，却因部队训练较差和装备不足，在与德军的头几次交战中就遭到惨败。

士兵的情绪普遍不好。那些得知家乡闹饥荒和遭到严重破坏的士兵尤其如此。通过在乌克兰、布科维纳、摩尔达维亚前线附近农村看到的情景，他们可以想象自己的家乡受到了什么样的灾难。他们为了沙皇拼命奋战，到头来得到的却是家破人亡。

10月，朱可夫在一次侦察时，不慎踏上了地雷。他的两个同伴受了重伤，他则被爆炸气浪从马上掀了下来。在昏迷了一天一夜之后，朱可夫才苏醒过来。由于被炮弹严重震伤，朱可夫被转移到了哈尔科夫的一家医院。

这次受伤使朱可夫长时间感到浑身无力，还造成听觉不灵，这种状况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还困扰着他。伤愈后，朱可夫被调到一个补充骑兵连，遇到了在骑兵新兵连认识的一些朋友。对此，朱可夫感到很高兴。

离开新兵连时，朱可夫还是一名新兵，而如今回来时，朱可夫已经成为了一名军士，肩章上多了几条军士衔的杠杠，而且有了实战经验，胸前挂上了两枚乔治十字勋章，一枚是因俘虏一名德国军官而被授予的，另一枚就是因这次受伤而获得的。

尽管朱可夫是一名军士，但却受到士兵们的信任和爱戴。他们经常与朱可夫谈论并不太清楚的政治问题。每当这个时候，朱可夫就会尽己所能向他们解说战争只对富人有利，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并且向他们传播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给俄罗斯人民以和平、土地和自由的思想。这些人也常常对朱可夫的远见卓识赞叹不已。

当时，关于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工人罢工的消息，在士兵中间已经广泛传播，但还仅处于秘密的进行当中。一场改变俄罗斯人命运的革命正在悄悄酝酿。

2．十月革命的洗礼

在二月革命的酝酿下，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二月革命让俄罗斯人民推翻了沙皇统治，而十月革命却让俄罗斯人民开始管理自己的国家。

11月7日下午5时，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包围了冬宫。接着，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向冬宫发起了总攻。到次日凌晨2时，冬宫全部被攻占。11月16日，苏维埃政权在莫斯科确立。十月革命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新时代。

以上是1917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此时的朱可夫还在巴拉克列亚城后备骑兵第5团当一名小小的军士。

2月的一天凌晨，朱可夫所在的骑兵连突然紧急集合，然后沿公路前往巴拉克列亚城后备骑兵第5团司令部驻地。基辅龙骑兵和英格曼兰德骠骑兵已经等候在团教练场，并且排成了横队。朱可夫的连队也排成横队，等候尚未到达的部队。每个士兵心里都在嘀咕发生了什么事，但没有一个人敢发出一点声响。

队伍集合完毕后不久，有人举着红旗在操场那边游行示威。朱可夫所在连的连长纵马奔向团部，其他连长也尾随前往。与此同时，一群军人和工人从团部走了出来。

一个高个子军人，清了清喉咙，大声地说道：“从现在开始，俄国的工人、农民和士兵不再承认沙皇尼古拉二世了，也不再承认资本家和地主了。俄国人民不愿再进行无谓牺牲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俄国人民需要土地、和平和自由，并为之而努力！”

最后，这位军人以高呼“打倒沙皇！打倒战争！各国人民和平万岁！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万岁！乌拉！”结束简短的演说。士兵们立即以“乌拉！”回应，没有人发布口令，是他们自觉这样喊的，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应该如何做。随后，士兵们就加入了游行的工人队伍。

不久之后，朱可夫得知他们的连长和其他一些军官被士兵委员会逮捕了。朱可夫的连长是骑兵大尉冯·德·戈尔茨。他很能打仗，得到过金质手枪、士兵级乔治十字勋章和许多其他的战斗勋章。但是，他对士兵很苛刻，早被士兵恨之入骨。得知连长被捕了，朱可夫和战友们无不拍手称快。

这当然得之于士兵委员会的功劳。随着斗争形势的好转，士兵委会员开始公开进行合法活动。它的第一项举措就是逮捕那些反对革命事业的人。

游行结束，各部队奉命返回了驻地。第二天早晨，团士兵委员会要选出团苏维埃代表和本连的士兵委员会，而朱可夫以全票当选为连士兵委员会主席。

随后，全团士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在巴拉克列亚城召开。有关苏维埃的任务和巩固士兵、工人、农民的团结、为继续进行革命而斗争的必要性，雅科夫列夫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获得了代表们的普遍接受。

这期间，朱可夫所在团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氛围很浓厚。可是，两个月后，雅科夫列夫同志被调到别处去了，团苏维埃的工作急剧恶化。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很快掌权，极力推行拥护临时政府的方针。后来，在初秋的时候，几个分队叛变，跑到了彼得留拉那边。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朱可夫所在的骑兵连士兵主要是莫斯科人和卡卢加人，连士兵委员会就主动解散了这个连。他们在发给士兵退伍证明书的同时，还让士兵保留自己的武器用来防身。不过，很多士兵的武器被哈尔科夫地区的反革命拦截队抢走了。那些投奔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方面去的军官派人到处搜捕朱可夫，害得朱可夫躲在巴拉克列亚城内和拉格尔村里几个星期，不敢露面。

当政权在十月间转移到布尔什维克的手中后，朱可夫回到了莫斯科。然后，朱可夫来到乡下，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3．投身红军

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建立苏俄武装力量的提议。与此同时，数百名赤卫队员和彼得格勒卫戍区各后备团的士兵组建了红军的第一个兵团，这标志着苏俄的第一支武装力量的诞生。1918年春季，苏俄红军已有将近20万人。当朱可夫参加红军时，它已有50多万人了。

本来，初回到乡下时，朱可夫就有了加入赤卫队的打算，但是却推迟了半年，因为他生了病。2月初，朱可夫得了斑疹伤寒；4月份，朱可夫又得了回归热。

经过休整之后，朱可夫在1918年8月加入了莫斯科骑兵第1师第4团，他这回终于如愿以偿了。他们的团长是后来的铁木辛哥元帅，师长则是后来的布琼尼元帅。

此后，在整个内战期间，朱可夫大部分时间都在布琼尼的骑兵部队里。这是一支有着传奇色彩的骑兵部队，深得斯大林的器重。作为它的一员，朱可夫在战时和战后的活动中都不可避免地与它联系在一起，这也给他的经历增添了不少光彩。

工农红军刚刚诞生，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将新生的共产主义政权扼杀在摇篮中，派遣近100万经过良好训练和拥有优良装备的士兵和军官，在总长度为8 000公里的6条战线上，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发动了新的进攻。

为了应对这种危局，苏维埃共和国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集中了一切可以集中的物资和人员，为战胜敌人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与此同时，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了一支大规模的正规部队。1919年初，红军有42个步兵师，4万骑兵，1 700门火炮，150辆装甲汽车，450架飞机，50余艘舰船。

在红军诞生的第二年春天，红军人数就达到了180万，其中40万装备不错的军队在前线与敌人作战。然而，敌人的兵力也是十分强大的，仅苏联东部就有装备优良的30万高尔察克白卫军，另外，由美、英、日三国军队组成的15万干涉军集结在高尔察克军队的后面。

当时，红军在东线部署的兵力不超过10万人，而且分布在宽广的战线上。在这种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高尔察克的军队展开了对东线红军的突击，加上社会革命党人策动富农叛乱，东线的局势急剧恶化。形势危急，俄共（布）中央动员了一切力量以粉碎高尔察克的军队。

补充到东线部队的兵力达到了1 5000名，而且大部分成为作战部队的士兵，这就大大加强了东线部队的战斗力。此外，为了扭转东线的战局，负责东线南部军队集群指挥的伏龙芝被调往东线。

伏龙芝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统帅。到达东线后，伏龙芝立即针对高尔察克的弱点——左翼发起进攻，从而挫败了白卫军的嚣张气焰，使白卫军开始走向了崩溃。这也使红军增强了战胜白卫军的信心。

在东线的局势逐渐好转之时，乌拉尔斯克的局势却越来越严重。哥萨克白卫军包围了乌拉尔斯克城。于是，归伏龙芝指挥的莫斯科骑兵第1师被调去支援乌拉尔斯克，朱可夫当时就在这个师里。在此之前，由传奇英雄恰巴耶夫率领的第25师已经抵达乌拉尔斯克，这大大增强了骑兵第1师战士的战斗情绪，让朱可夫他们深信哥萨克白卫军很快就会被消灭。

在通往希波沃车站的路上，约800名哥萨克骑兵向朱可夫所在的团冲来，被隐藏在路堤后面的骑兵连用大炮一阵狂轰，立即惊慌失措，急忙向后败退。这是朱可夫所在团与敌人的第一次交锋，居然打得如此成功，大大鼓舞了骑兵战士们的士气。

四、培养军事才能

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军士，加入布尔什维克，然后，一步步升到团长，又在军事院校进修，这个特殊的成长历程，为朱可夫以后的成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对坦克的深入研究，使朱可夫较早地摆脱了传统战争观，树立了现代战争观。

1．难忘的日子

在晚年，朱可夫回忆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多事情都渐渐淡出了我的记忆，但是入党这一天却是终生难忘的。”1919年3月1日，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加入俄共（布），成为一名党员。此后，朱可夫以一个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在与敌人英勇战斗的伟大事业中，树立了榜样，成为了楷模。

入党之前，朱可夫曾在党的同情者小组学习。这个小组是专门为培养预备党员而设立的。当时，骑兵连里党的同情者小组只有五个人。尽管人数很少，但是负责同情者小组的特罗菲莫夫和沃尔科夫同志每周至少与朱可夫他们会面两次，向他们介绍国内形势、国际局势、党在前线斗争的情况等，而朱可夫也正是在此期间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知识，迅速地成长起来。

入党半年后，朱可夫所在的骑兵第4团被调到弗拉基米罗夫卡车站，目的是消灭尼古拉耶夫斯克城附近的白卫军。不过，他们并没有直接投入作战，而是仍然进行战斗训练。

一天清晨，朱可夫经过露天练马场，看见师政委格奥尔吉·瓦西利耶维奇·朱可夫在驯马，就停下来观察师政委是怎样驯马的。

师政委正全神贯注地驯马，没有注意到朱可夫在旁边。马好像故意同师政委较劲似的，不管师政委如何使劲，总是乱跑。

这时，朱可夫大喊了一声：“让我来试试吧！”

师政委被朱可夫吓了一跳，看了看朱可夫，很无奈地说：“那好吧，你来试试！”

朱可夫纵身上了马，先转了几圈，熟悉一下马的性子。然后，只见朱可夫扯紧缰绳，让马向左跑，马就向左跑；让马向右跑，马就向右跑。

看到朱可夫将马驯好了，师政委面带笑容地问：“骑得很好，你骑马有很多年了吧？”

“有四年了。”朱可夫很自豪地回答。

就这样，朱可夫和师政委聊了起来。朱可夫在谈话中得知，师政委在两年前就是党员了，当骑兵也已经十年了。他曾经从旧军队中拉过来一个骑兵团，其中大部分人参加了红军。显而易见，他是一位称职的政治委员。

这之后，朱可夫时常见到师政委。师政委曾建议朱可夫去从事政治工作，但朱可夫更喜欢从事军事工作，就婉言谢绝了。于是，师政委推荐朱可夫进红军指挥员训练班深造，可是因为驻地附近的扎普拉夫诺耶村突然被白卫军占领，朱可夫必须投入战斗，所以就没能去深造。

虽然红军将高尔察克打败，并迫使其残余部队退至西伯利亚，但是协约国仍不甘心，还对他们抱有幻想，企图让他们在恰当的时候从东面攻打红军。在北方，协约国给正在酝酿新攻势的米列尔白卫军运送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当然，协约国的援助并不是免费的，协约国的船只返回时装满了毛皮、鱼类、木材以及其他物资。

白卫军强大的同时，也为朱可夫磨炼自身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良机。在与白卫军的战斗中，作为一名战士，朱可夫奋勇杀敌；作为一名党员，朱可夫堪称楷模。

2．首枚红旗勋章

在与白卫军血战时，朱可夫被手榴弹炸伤，身体极度虚弱，因而得到了一个月的假期。在这段期间里，朱可夫回到了家乡。虽然乡下的生活极为艰苦，但朱可夫却过得十分开心。

假期过后，朱可夫回到部队，请求前往前线，但因为他的身体还很虚弱，他被送到了一个后备营。

在后备营，朱可夫被指派担任第1学员骑兵连的司务长。这里的学员大都是在战斗中曾经表现突出的骑兵。对此，朱可夫得心应手，因为他在沙皇军队中就已经很熟悉这个职务了。

训练班全体学员得到一切必需的全新作战装备后，驻进莫斯科列弗尔托夫兵营。由于在莫斯科驻扎，朱可夫很想去看看朋友，尤其是日思夜想的女友，但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因为连长经常有事需要外出，所以作为司务长的朱可夫就必须留下来负责全连事务。或许因为此事，朱可夫和女友玛丽亚之间的感情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不久之后，玛丽亚出嫁，而新郎却不是朱可夫。

后来，训练班学员编入莫斯科第2学员旅，集中到克拉斯诺达尔，然后去攻打乌拉卡伊将军的登陆部队。

朱可夫他们抵达司令部后，是由团长接见的。团长看到他们还穿着红裤子，有点不满意地说：“我们的战士可不希望指挥员穿红裤子！”

可是，穿什么颜色的裤子可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因为部队没有给学员发其他颜色的裤子。

“我们的战士很多是老兵，他们可不会服从没有上过战场的指挥员。”团长终于直率地说出了他的顾虑。

简短的开场白之后，团长和学员开始闲聊起来，他得知不仅大部分人都上过战场，而且有的人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才打消了原有的顾虑。

之后，他们来到了连队。连长维什涅夫斯基是那种让人第一眼看到就不讨人喜欢的角色。当时，连长正在看书，头也不抬，就不耐烦地命令道：“朱可夫，你去接替阿加波夫的第2排；乌哈奇·奥戈罗维奇，你去指挥第4排。”

第2排的代理排长阿加波夫有一把年纪了。他当过沙皇的骑兵战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次接触，朱可夫就对朴实、善良的阿加波夫印象不错。

“咱们排里的战士，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全部是老战士。他们都很不错，但是，个别人难免有点坏脾气，你要注意迎合他们的喜好，这样他们就会很听你的话了。”阿加波夫简要地介绍了一下排里的情况。接着，他又详细地说了一下每个士兵的情况。从他对士兵的了解程度来看，阿加波夫对每个士兵都很熟悉。

听完阿加波夫的介绍后，朱可夫命令全排战士集合起来，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同志们，我是你们的新排长。初来乍到，你们对我也不了解。我是好是坏，你们以后会清楚的。现在，我要检查你们的马匹和装备，先和你们每个人认识一下。”

看到有的战士盯着自己的红裤子不放，朱可夫不得不对自己穿红裤子的事多说两句：“团长已经告诉我了，说你们不喜欢红裤子。可是，我也没有办法，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政府发什么颜色的，我就穿什么颜色的。不过，我个人觉得红裤子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大家都知道，红色是革命的颜色，象征着人民大众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之后，在肃清滨海地域匪徒的战斗中，朱可夫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大获全胜。敌人除部分被俘虏外，全部被歼灭，而朱可夫率领的全排无一人伤亡。从这以后，再也没有战士谈论朱可夫的红裤子了。没过多久，朱可夫便因战功而被任命为骑兵第1团第2连的连长。

匪徒似乎越剿越多。1920年末，安东诺夫纠集了一大帮匪徒，竟然组成了一个“集团军”。托克马科夫任司令，安东诺夫任参谋长。不久，他们又建立起了第2个“安东诺夫集团军”，仍然归安东诺夫指挥。

与此同时，朱可夫所在的旅奉命去沃罗涅日省肃清富农的暴动和科列斯尼科夫匪徒，并很快就将匪徒击败。残匪慌忙逃往坦波夫省，与安东诺夫匪军汇合。

为了彻底肃清匪徒，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坦波夫省清匪司令部，并专门调来图哈切夫斯基指挥清剿安东诺夫匪军。

在坦波夫希纳的热尔迭夫卡车站，图哈切夫斯基视察了独立骑兵第14旅。当朱可夫听到图哈切夫斯基与旅长的谈话时，他当即就感觉到这个人具有指挥大规模战役的丰富知识和经验。

与旅长讨论了当前的行动后，图哈切夫斯基又与指挥官和战士们谈话。他询问了很多细节问题，对战士以及当地居民都很关心。

此时的朱可夫当然不会想到，几年以后，他会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里再次见到图哈切夫斯基。

自从图哈切夫斯基负责清剿安东诺夫匪军之后，朱可夫所在的骑兵第1团在与匪军的战斗中便取得了节节胜利。

在热尔迭夫卡车站附近进行的一次战斗打得尤为惨烈，给朱可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天清晨，朱可夫接到战斗警报，在十余公里外发现数千名安东诺夫骑兵。朱可夫受命带领全连战士沿大路前进。前行不到五公里，朱可夫连就与二三百名安东诺夫骑兵相遇。尽管兵力对比悬殊，但朱可夫还是命令全连准备战斗，用火炮和机枪迅猛突击，迫使匪徒败退。

紧接着，朱可夫所在的团遇到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被迫后退。为了掩护全团撤退，朱可夫连作为后卫，与匪徒进行了激战。战斗中，朱可夫连牺牲了10个人，受伤15人。次日，伤者中又有3人死亡。

在歼灭匪徒的战斗中，很多红军指挥员因战功而获得政府嘉奖，这里面当然也少不了朱可夫。1922年8月31日，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授予朱可夫第一枚红旗勋章。

3．晋升团级干部

歼灭匪徒后，朱可夫一如既往地训练士兵。一天，师司令部打电话通知朱可夫，说师长要亲自见他。朱可夫事先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还有点紧张，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

朱可夫受到师长卡希林的热情款待。师长详细询问了朱可夫所在团的战斗和战术训练情况。随后，师长突然向朱可夫发问道：“你认为我们的骑兵训练是否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你觉得未来战争会是什么样的？”

对于这个问题，朱可夫觉得有点复杂，但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的指挥员还缺乏按照现代战争的要求训练部队的必要知识和技能。现在，我们是照搬旧军队中的训练方法来进行训练的。这很不好，为了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我们应该用现代军事知识培养指挥员。”

“说得很好，但你要知道，我们的指挥员培训与现代战争接轨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指挥员不能仅依靠到院校去深造，还要首先学会自学。”师长意味深长地说。

师长在房内踱了几步，突然向朱可夫宣布：“已决定任命你为布祖卢克骑兵第39团团长。”

“虽然我对你还不是太了解，但其他许多同志推荐你担任这个职务。任命已经签署，你现在就可以去司令部看批件。”师长补充道。

与师长告别后，朱可夫心情十分激动。升任团长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但面临的责任也会更大。如果一个团长能够熟练地掌握对团的指挥方法，那么，他以后无论在哪一级的指挥岗位上都有潜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所以，指挥一个团历来被认为是掌握军事学术的至关重要的环节。

1923年5月底，骑兵团正准备出去野营时，朱可夫接任了团长。这是国内战争以后骑兵部队第一次拉出去进行野营训练。朱可夫发现部队的射击训练和战术训练特别差，于是就特别要求各分队注意野营的训练设备和器材的准备工作。

在一番充分的准备过后，朱可夫团在野营训练中消耗的体力和物资没有白费，获得了良好的成效。

野营训练结束后，师长进行了检阅。刚开始时，朱可夫用口令进行指挥，后来改用马刀指挥，再后来又改用号音了。变换队形、行进、转弯、变换方向、立定、看齐，每一个动作部队都做得十分完美。最后，朱可夫率领全团向师长所在的高地冲去。到达高地后，还没等朱可夫报告演习结束，师长就高高举起了双手喊道：“我投降，我投降。”

接下来，师长情绪高昂地进行了训话：“谢谢，非常感谢！我本人是一个地道的老骑兵，因此非常了解骑兵的战斗训练。你们今天的表现很出色。作为红军战士，就应该像你们这样。战斗训练严格要求，对人民忠心耿耿，这才是我们英雄红军不可战胜的保证。”

师长的评价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同时也是对朱可夫工作的一种肯定。

四个月后，萨马拉骑兵第7师到奥尔沙地域参加军区的演习。像野营训练一样，这次演习也是国内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次。

虽然演习的规模并不大，而且是在从野营回程的路上实施的，但是萨马拉骑兵第7师必须强行军进入奥尔沙地域。朱可夫团被指派为师主力的前卫。这就意味着，朱可夫团必须在短时间内进行远距离行军，同时执行行军警戒的任务。尽管十分辛苦，战士的情绪却都很高涨，因为演习结束后，他们将进驻明斯克，这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黎明时分，经侦察得知，“敌人”正在向奥尔沙车站方向行进。在那附近，掩护铁路枢纽部的部队已经在“战斗”了。

朱可夫马上赶到由康斯坦丁·秋宾连长指挥的前队，亲自进行现场勘察。“敌人”近两个团的步兵已经展开队形向前面高地行进。步兵已经在高地一带投入了战斗。“敌人”的步兵还不知道朱可夫的骑兵部队已经来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朱可夫骑兵团先用全部炮兵机枪进行射击。半小时后，师主力将从“敌人”后面进行突击，从而彻底消灭“敌人”。

一小时之后，“战场”浓烟滚滚，第7师将“敌人”团团包围，高喊着“乌拉”向“敌人”冲去。战士们像在真正的战斗中那样，眼睛紧盯着前方，一往无前地直冲过去。

虽然演习结束后没有进行讲评，但图哈切夫斯基观看了“战斗”的全过程，并称赞了第7师的强行军和勇猛冲击。

休整数天后，朱可夫团进入了驻地明斯克。热情的明斯克人涌上街头，欢迎第7师战士的到来，到处都充满着“乌拉”的欢呼声。

很快，冬天来临了。下雪前，朱可夫团搬进了营房，也将马匹安置在了马厩。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了。这对于只有26岁就当上骑兵团长的朱可夫来说，意味着更大的挑战在等待着他。

虽然在沙皇军队里，朱可夫进过军士教导队；在红军队伍中，朱可夫也进过骑兵指挥员训练班，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朱可夫必须学习尽可能多的军事知识，尤其是战术方面的知识。关于这一点，朱可夫意识到了，也努力去做了。

团里的大事小情都需要朱可夫负责，光是处理这些事务每天就需要用去12个小时。而且，朱可夫还每天抽时间学习3至4个小时，他常常是在学习时间得到保障之后才去休息。

当时，不只朱可夫一个人这样。很多从普通红军战士和旧军队中的士兵成长起来的指挥员也都是这样做的。而这也就使军队核心骨干的军事素质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4．院校学习

看到朱可夫担任团长将近一年了，同时也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师长就推荐他到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去进修。这对于朱可夫的事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

朱可夫作了充分的入学考试准备，但是考试很容易，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同朱可夫一起入学的还有许多后来成为苏联著名元帅和将军的军官，比如：罗科索夫斯基、萨韦利耶夫、巴格拉米扬、叶廖缅科等。

由于是第一次来到列宁格勒，所以朱可夫趁着这个机会参观了列宁格勒各处的名胜古迹，还特意到十月革命时作战的地方去看了看。这让朱可夫熟悉了列宁格勒，对他17年后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抗击德军，保卫列宁格勒，起到了很大作用，这是朱可夫始料未及的。

朱可夫进入高等骑兵学校后不久，学校改名为骑兵指挥员深造班，同时，学习期限从两年缩短为一年。为此，朱可夫在课后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自修。当时，朱可夫学习军事知识的那种坚韧不拔的毅力，令步入晚年后的他回忆起来都很吃惊。

深造班的党组织与列宁格勒的党组织联系很密切。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常常被邀请给深造班学员讲述会见列宁和冲击冬宫的情况，而深造班的学员也经常去工厂讲述国内战争前线上同外国干涉军和白卫军斗争的情况。

深造班的学员们经常举行骑马竞赛。每次竞赛时，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萨韦利耶夫、巴格拉米扬以及其他一些学员都会到场。列宁格勒人也很喜欢观看深造班学员的特技骑乘、障碍跳跃、砍劈技巧，尤其是障碍赛跑能吸引到更多的观众。

结业后，朱可夫和萨韦利耶夫以及阿斯特拉罕第37团的一个连长雷巴尔金决定骑马返回明斯克。这一路程为963公里的田野道路，大约需要走上七昼夜。当时，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战士进行过集体乘马远行，可他们想要检验一下训练班的学习成果，并且实际考量一番远距离乘骑强行军的可行性。

在一个秋天的早晨，他们从列宁格勒郊区的莫斯科门出发了。

为了达到最佳的检验效果，他们时而慢步，时而快步，不断地变化步速。结果，第一天下来，他们比计划少行了10公里。更加糟糕的是，朱可夫骑的那匹纯种牝马“季拉”跛了。

休整一夜之后，牝马“季拉”还是跛的。后来，朱可夫想了一个法子，那就是在马蹄扎破的洞里滴上蜡，然后用绷带把蹄子缠上。朱可夫牵着马走了一段路程，马竟然不跛了。虽然如此，马毕竟受了伤，所以朱可夫经常牵马走很长的距离，至于寻找饲料和休息的处所，只好由朱可夫的伙伴代劳了。

七天后，他们终于到达了明斯克。许多人聚集在明斯克郊区，欢迎他们的归来。

从骑兵指挥员深造班结业归来后，朱可夫在工作中更加得心应手了。在军事训练和团的指挥方面，朱可夫信心十足。

转眼到了1929年末，朱可夫被派往莫斯科，到高干深造班深造。

朱可夫在伏龙芝大街国防人民委员部大厦里上课，住宿的地方则是中央红军之家招待所。高干深造班的学员都很用功，为了了解到更多的军事理论，每个学员都努力搜寻着新书，以便带回驻地。

苏维埃军事科学权威的伏龙芝的著作受到了学员们的欢迎。另外，像图哈切夫斯基、特里安达菲洛夫、加米涅夫、科尔克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和理论家的著作也受到了追捧。特里安达菲洛夫关于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的论述，尤其受到朱可夫的重视，这为朱可夫指挥坦克作战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高干深造班的课程当然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朱可夫小组的负责人是桑古尔斯基。此人学识渊博。在作关于军事科学问题的讲演和报告时，他每一次都恰当地引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中的战例。

高干深造班的课堂氛围十分活跃，经常会出现激烈的争论。通过这种争论，学员们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此外，学员们在这里还熟习了新技术和新式武器装备的运用方法。

一年后，朱可夫被任命为工农红军骑兵监察部的助理。然而，这个好消息并没有使朱可夫感到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熟悉的师。任命已经下达，尽管十分不情愿，但朱可夫还是收拾了行李准备去莫斯科。

5．力主使用坦克

考虑到本国既没有坦克制造工业，也没有必要的坦克设计师和工程师，又逐渐意识到了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苏联党中央便通过一项决议，命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在最短时间内设计制造出新式武器装备，然后将新式火炮、防化兵器、坦克和装甲车大量装备部队。

多年以前，图哈切夫斯基就曾发出警告，德国正在加紧准备大规模战争，毫无疑问矛头首先是指向苏联。同时他还指出德国已经具备了大规模生产作战飞机和坦克的能力。

工农红军骑兵部队在军事训练方面无疑是名列前茅的。当编成新兵种的部队需要指挥员时，特别是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很自然地从骑兵部队派去大量的优秀指挥干部。

而在监察部任职的朱可夫则参加了各兵种勤务部门的条令和教令的制定工作。条令中体现了一个要点，那就是将战斗看做诸兵种协同战斗，战斗胜负取决于诸兵种的协同行动。条令对使用坦克、组织对坦克防御、对空防御和对化学防御，以及使用航空兵和工程兵的方法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在这样的条令中，朱可夫的作战思想初露端倪。

在各级部门长时间商讨后，新的骑兵师编成内包括四个骑兵团、一个机械化团和一个炮兵团。这就加强了红军骑兵的技术兵器和火器，改善了骑兵的编制和作战方法。

当时，大部分的骑兵部队驻扎在极为重要的战略方向上并靠近国境线，这就要求骑兵具有充分的战斗准备，因此骑兵的改编对此显然是大有益处的。

1936年的演习，包括强渡别列津纳河，给朱可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别列津纳河就是1812年将拿破仑从俄国撤退大军的残余部分丧失殆尽的那条河。

朱可夫将全师集中在渡河地域，妥当地隐蔽在附近的森林地带后，召集指挥员开会。然而，朱可夫刚要给指挥员下达强渡河流之后同友邻部队进行战术协同的口头指示时，国防人民委员的汽车就开到了指挥所前。

朱可夫先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告了自己的职务和姓名，然后简要地报告说：“第4师作好强渡河流的各项准备。现在，各部队指挥员集合在这里听取最后的指示。”

对于强渡河流中坦克在超过自身高度的深水中行进的问题，伏罗希洛夫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最后，伏罗希洛夫不无感慨地说：“看到你们，我惊讶于我们的骑兵发生的变化。在国内战争时期，整个骑兵集团军只有几辆原始的装甲车，而现在，每一个骑兵师就有一整团出色的坦克，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力量通过复杂的江河障碍。”

之后，国防人民委员就离开了，前往朱可夫师即将行动的地域，打算亲自观看强渡河流的行动。

半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各部队的先遣支队从正面开始接近河岸。一个中队的飞机先沿河岸低空飞行，施放烟幕弹，将“敌人”的视线遮断，掩护登陆兵的行动。等烟幕完全消散时，机械化团的坦克已全部爬上“敌”岸。不久，朱可夫师的全部人员成功渡河，并且顺利地向前推进。

对于朱可夫的战术指挥，国防人民委员在讲评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赞扬了坦克手的创新精神。敢于渡过像别列津纳河这样深的河流，足以说明组织渡河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1937年终于到来了。到这时，苏维埃政权已经存在了20年。虽然这20年充满了艰苦斗争，但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就以坦克的产量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生产5 000辆，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军队已装备了大小坦克15 000辆。

虽然这些坦克的机动性能较差，容易受到炮火损伤，但是火力强，速度快，而且这两点相比于敌人同类型的坦克要强得多。

同年，国防人民委员会任命朱可夫担任白俄罗斯军区骑兵第3军军长。不久，因为骑兵第6军军长戈里亚切夫调任基辅特别军区副司令员，朱可夫又被推荐担任第6军军长。朱可夫对此项安排非常满意，这不仅因为第6军的训练水平强于第3军，而且因为顿河哥萨克第4师就在第6军编成内，而朱可夫指挥顿河哥萨克第4师四年多了，对它充满了感情。

在骑兵第6军中，朱可夫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战役研究工作，尤其在骑兵机械化集团军中骑兵的战斗使用方面更是如此。经过研究发现，由3～4个骑兵师、2～3个坦克旅、1个摩托步兵师编成的骑兵机械化集团军在轰炸航空兵、歼击航空兵和空降部队的密切协同下，能够完成极其重要的战役任务，从而促使战略企图的顺利实现。

当然，未来战争在相当程度上凭借的是坦克和机械化兵团，因此，朱可夫非常注意骑兵同坦克部队的协同问题以及战斗和战役中对坦克防御的组织问题。

在战斗准备方面，骑兵第6军比其他部队也要强得多。除了顿河哥萨克第4师以外，琼格尔库班—捷列克哥萨克第6师也相当不错。在师长瓦伊涅尔的领导下，该师在训练方面，尤其在战术、骑术和射击训练方面都十分优秀。

骑兵第6军经过朱可夫一年的调教达到了很好的指标，而朱可夫因此被任命为主管骑兵的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

副司令员的任务是领导军区骑兵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按作战计划规定与骑兵部队共同行动的独立坦克旅的军事训练。一旦战争爆发，朱可夫能够指挥由4～5个骑兵师、3～4个独立坦克旅和其他加强部队组成的骑兵机械化集群，这让他格外兴奋。

五、扬威哈拉哈河

日军为了试探苏军的实力，然后决定是北上还是南下，发动了哈拉哈河之战。在哈拉哈河之战中，朱可夫初步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不仅得到了锻炼，还印证了坦克在现代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领会了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精髓。

1．飞赴远东

在明斯克的骑兵第3军司令部，朱可夫正在对上月末进行的演习进行讲评。军区军事委员苏赛科夫通知朱可夫，莫斯科电告他立即动身前往莫斯科，并于次日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到。

朱可夫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刻乘上了最快的一列开往莫斯科的列车。6月2日早晨，朱可夫走进了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室。

奉命接待朱可夫的赫梅利尼茨基早已在这里等待朱可夫的到来了。看到朱可夫，他打过招呼后，急忙说道：“你赶快进去吧，我这就让人给你准备远行的装备。”

“远行？”朱可夫一脸疑惑。“快进去吧，人民委员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的。”赫梅利尼茨基又催促道。

伏罗希洛夫看到朱可夫来了，就单刀直入地说：“远东出现战事，日军突然出现在外蒙古。根据1936年3月12日签订的《苏蒙互助协定书》，我国有责任保卫外蒙古不受任何外敌的侵犯。你过来看一下，这是入侵地区5月30日的情况图。”

侦察到外蒙古在哈拉哈河只有少量部队后，日军于1939年5月突然对这些部队发动了袭击，并迅速占领了哈拉哈河附近的大片领土。

为了掩盖入侵外蒙古的真正目的，日本政府将侵略行为说成是武装冲突，借此欺骗世人。而且，为了使自己的谎言更为可信，日本政府开始时并未投入大量兵力，先派遣一些特别支队进行挑衅，然后视战局的发展决定投入兵力的数量。

“你看这一带，”人民委员指给朱可夫看，“外蒙古边防人员长期受到日军小规模的挑衅袭击。你再看这一带，外蒙已经遭到日军的海拉尔警卫部队的入侵，哈拉哈河以东地区的外蒙古边防部队受到了日军的袭击。”

“我们认为，日军在这一带的挑衅是为进一步行动的试探。如果不对其进行猛烈回击，后果可能会愈演愈烈。你能否马上飞到那边，查明情况。当然，如果有必要的话，由你来全权指挥部队。”人民委员不容朱可夫考虑便直接说道。

“我能够立即前去。”朱可夫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程度，毫不迟疑地回复道。“那就好，飞机可于下午四时从中央机场起飞。你先到斯莫罗基诺夫那儿去一下，他为你准备了必要的材料。另外，你同他商量一下同总参谋部联系的问题。我会给你派去几个专业军官，他们将在飞机上等你。”看到朱可夫这么快就答应了，人民委员终于松了一口气。

告别人民委员之后，朱可夫去总参谋部见代副总参谋长斯莫罗基诺夫。由于人民委员已经详细向朱可夫介绍了情况，所以朱可夫只与斯莫罗基诺夫商谈了今后的联系问题。

“请你到达那儿以后，立即查清当地的情况，然后如实向我们报告。”临分别前，斯莫罗基诺夫叮嘱朱可夫说。

离开莫斯科后的第三天早晨，朱可夫到达了第57特别军司令部驻地塔木察格布拉克。费克连科和他的助手们向朱可夫作了汇报。从汇报中，朱可夫清楚了军领导并不了解前线的实际情况，这是因为指挥所距离前线实在是太过遥远。

“你觉得可以从距战场120公里以外的地方指挥部队吗？”朱可夫质问费克连科道。

“不可否认，这儿离战场是远了点儿，但是，我们在发生冲突的地域还没有作好作战准备，那儿甚至连一公里的电话电报线也没有铺设，没有现成的指挥所，也没有着陆场。”费克连科为自己辩解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打算如何做呢？”朱可夫追问道。

“我们已经派人向前线运送木材了，然后打算构筑一个临时指挥所。”费克连科对自己的安排颇为满意地说道。

朱可夫很清楚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就不可能作出正确部署，当然也就不可能打胜仗。因此，朱可夫决定立即赶往前线去了解情况，可是，费克连科却以等待莫斯科来电为由，派政委尼基舍夫同志和朱可夫同去。

尼基舍夫显然是一位很称职的政委。一路上，他向朱可夫详细介绍了军里的情况。他十分了解自己的部属，因此很清楚他们的优缺点。

种种迹象表明，这不是普通的武装冲突，而是日军入侵外蒙古和苏联远东的前奏。如果不加以遏制，日军不久就会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观察发生冲突地域的地形后，朱可夫又通过与前线指挥员、政工人员及参谋人员的谈话，了解到苏军和外蒙古军队对日军缺乏周密的侦察，这对前线作战是很不利的。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朱可夫得出结论：驻外蒙古的第57特别军的兵力无力阻止日军的挑衅行为，如果日军同时在其他地域或从其他方向发动进攻的话，该军就更无法招架了，因此，必须派兵增援，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粉碎日军的阴谋。

到达后的次日，朱可夫就被任命为第57特别军的军长，同时，费克连科第57特别军军长的职务被解除。鉴于日军已经暴露出了侵犯西伯利亚的野心，朱可夫请求总参谋部派遣更多的航空兵部队，外加三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旅以及大量的炮兵，否则，想粉碎挑衅的日军是不可能的。

第二天，总参谋部完全满足了朱可夫的要求。21名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在著名飞行员斯穆什克维奇的带领下，随机抵达。指挥员斯穆什克维奇是一个杰出的领导者，不仅具有精湛的飞行技能，而且为人十分谦逊，因此受到所有飞行员的爱戴。

这些飞行员刚到，就开始将他们的作战经验传授给新来的飞行员。他们的辛苦没有白费。在6月22日、24日和26日与日军的三次空战中，这些飞行员共击落了64架飞机。这不仅提高了飞行员飞行的技能，而且增强了飞行员必胜的信念。

日军的空袭是为了严重打击外蒙古军队和苏军的空军力量，同时夺取制空权，保障“诺门罕事件第二阶段”战役的顺利实施。显然，日军的阴谋并没有得逞。

日军计划在7月上半月完成这一进攻战役，然后在秋季之前结束在外蒙古领地内的战斗。对此计划，日军相当有把握，甚至还邀请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新闻记者和军官，观看他们在外蒙古领地内的表演。

6月20日，日军第23师团全体出动，小松原带着两万多人浩浩荡荡地向诺门罕进发了，同时出动的还有作为战略预备队的第7师团主力，这个师团在日军中牌子硬，名气大，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双料王牌，被公认为日军中战斗力最强悍的部队。

《纽约时报》曾大言不惭地报道：“日本第7师团的士兵们在齐齐哈尔附近尘土飞扬的草原上长期接受高强度训练，主要集中于三种日军所重视的技能：刺杀、射击和冲锋。他们反复练习肉搏战，是一支最精锐的部队。其官兵据说全来自北海道，那地方被认为盛产顽强和冷静的武士。”

被誉为“国宝”的第1坦克师团是全日本当时仅有的一个坦克师，从来就没舍得用过，这次也上了前线；此外，关东军航空兵主力也倾巢出动飞抵了海拉尔机场。由此可见，为了第二次诺门罕之战，关东军动了老本。然而，令东京想不到的是，他们此刻的对手已换成了苏军一代名将——坦克战专家朱可夫！在广阔的大草原上跟朱可夫玩大兵团作战，小松原等人就显得有些小儿科了。

日军的计划是步兵主力渡河迂回包抄，坦克师团正面强攻，但坦克攻击并不顺利，从7月1日起，第1坦克师团的多次冲锋都无功而返，苏军顽强地把守着河东岸阵地。只有7月3日晚，第4坦克联队利用大雨掩护和苏军的麻痹，奔袭苏军第36摩步师重炮阵地侥幸得手。从战术意义上看，这是一次成功的奇袭，这也是日军坦克部队在整个诺门罕战争中唯一的一次胜利。

苏军将偷渡过河的关东军步兵主力击溃后，朱可夫开始腾出手来收拾正面的日军坦克，苏军两个坦克旅以压倒一切的气势冲入日军战车群中。在七平方公里的战场上，近千辆各型战车相互厮杀，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烟尘弥漫，亚洲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坦克会战开始了。

苏军的坦克和装甲车等各型现役战车相互配合，简直把诺门罕当成了新武器试验场，打得日军八九式坦克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日军坦克和装甲车，很快变成了一堆堆冒着黑烟的钢铁垃圾。此战之后，日军坦克部队基本瘫痪了。

朱可夫战后这样评价日军坦克部队：“坦克非常落后，基本战术动作也很呆板，死盯着迂回和侧击这一种办法，很容易被消灭。”从整体上看，日军坦克部队在整个二战期间既无战术也无技术。

第二次诺门罕之战打响不到半个月，关东军损兵折将已近万人，坦克、装甲车、飞机、野战炮等技术兵器损毁过半。日军隐隐感到苏军并不像东京所想的那么好对付，于是破釜沉舟，决定动用珍藏的远程重炮部队。

于是，关东军驻满洲各地的炮兵联队纷纷忙碌起来，重型履带牵引车吭哧吭哧地将一门门炮管硕长的加农炮从洞库中拖拽出来，然后送上前线，看得出来，关东军拿出了全部家底。

日军大口径火炮一起开了火，整个诺门罕战场立时火光冲天。不过，日本炮兵从未受过超远程射击训练，也从未经历过饱和射击，因此虽打得热火朝天，但效果并不理想，精度尤为不够。

之后，转移到新阵地上的苏军炮群开始反击，大量的炮弹发出令人恐惧的呼啸声，暴风骤雨般地砸在了日军炮兵阵地上，阵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面对苏军排山倒海般的打击，日军还击的火力近乎于呻吟，步兵甚至请求旁边的炮兵千万不要还击，以免招来更猛烈的打击。

炮战延续了三天，日军已毫无还手之力，骄横的日军垂下了头，炮兵决战又输了。

2．击败日军

朱可夫身上有着一种异于常人的特质，那就是在面对强大压力时，他能够沉着应对，并且能十分清楚地预测战局的发展趋势。

苏日对战期间，一群苏联军事记者正在一座碉堡内休息交谈。朱可夫大步流星地从外面进来，加入了他们的圈子。大伙谈兴正浓之时，两个红军侦察兵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立即向朱可夫报告说日军正在大规模集结部队，显然是计划着要进行一次反突击。记者们听完，无一例外地都将目光转向了朱可夫，等待朱可夫进行战前紧急动员。然而，朱可夫却十分明确地告诉侦察兵，日军已经没有力量发动一次有效的进攻了，他们侦察所得的反突击是不必要的。

朱可夫的话音刚落，大伙儿又回到了刚才轻松的交谈中。侦察兵虽然心里坚信自己的侦察没有出问题，但还是相信了朱可夫的话，因为朱可夫说了敌人不会发动反突击，那就没必要进行迎击准备。

战事持续了三个多月，日军虽然一再受挫，却丝毫没有退意。一切迹象表明，继续防御无法遏止日军的疯狂意图。况且，连续的胜利使苏军士气高涨，该是大反攻的时候了。

于是，朱可夫决定将总攻时间定在8月20日，因为这一天是礼拜天，按照惯例，日军前线部队的军官有半数要轮流到海拉尔去休假。

进攻的命令20日凌晨2时45分才传达到一线连队。这个时候，日军大部分士兵还在睡梦之中，因此，苏军的反攻做到了最大的突然性。

总攻第二天，苏军两翼包抄的装甲部队顺利会师，完成了对日军的分割包围。同时，强大的炮火和密集的轰炸将日军所有前沿炮兵阵地、观测所、通信站完全摧毁。伞兵旅突袭敌后，成功地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日军已成瓮中之鳖。东京不肯认输，怎么也不愿相信堂堂的“大日本皇军”会失败，命令部队立刻反击，不能坐以待毙。

凌晨时分，日军反攻部队纷纷从坍塌的工事中爬了出来。等日军完全脱离了阵地之后，苏军的炮火便铺天盖地打了过去，无处躲藏的日军伤亡惨重。在一天的反击中，日军前进了不足两公里，但伤亡却是可怕的。有些地方尸体多得摞在了一起，让人无处下脚。

诺门罕前线的日军最后仅剩下400余人，整建制跑出来的只有骑兵联队的百十人。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引咎辞职，前线总指挥小松原切腹自杀，参谋长冈本双腿被打断，后来这位大佐在海拉尔医院治疗时，不知怎么惹恼了伤兵，被人用刀活活地砍死在病床上。

受到惨重损失之后，关东军停止了一切战斗行动。东京肯罢战的原因一方面是前线已无可用之兵，另一方面缘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消息传来，无疑给日军当头一棒。签约前德国根本没打算跟日本通气，希特勒从心里瞧不起这个弹丸小国。

当初《反共产国际协定》签订后，日本一直要求同德国再搞个军事同盟，而希特勒则始终不予明确答复，日本首相为此曾先后与德国进行了数十次磋商而未果，没想到德国却悄悄地先与他们共同的敌人苏联签订了和平条约，弄得日本狼狈不堪。日本政府颜面尽失，内阁只好宣布集体辞职。

在这次战争中，日本不仅军事上一败涂地，政治上也输得精光，成了国际舞台上一个令人耻笑的跳梁小丑。不久，“南下”派渐占上风，东京重新调整国策。日本从此将目光移向了太平洋和东南亚，准备与美、英分羹。

在军事和政治领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可能微乎其微，但产生的“蝴蝶效应”却令人瞠目。诺门罕战争便是典型的一例，当初谁能料到亚洲腹地一场不起眼的边境冲突，会为轴心国的最终失败埋下伏笔。从政治意义上看，此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二战初期嚣张的侵略气焰，而且使日本被迫将“北上”侵苏的国策改为“南下”袭美，苏联从而避免了与德、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可以集中力量打击德国。

战后，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曾说：“哈拉哈河战斗的参加者——战士和指挥人员获得了真正的荣誉。参加哈拉哈河作战的军队，表现出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出色地执行了战斗命令，应受到嘉奖。”

为了表彰苏联军人反击日本侵略的卓越功勋，苏联政府授予其中70人苏联英雄的称号。朱可夫当然位列其中。

哈拉哈河战斗结束后，朱可夫来到乌兰巴托。这是朱可夫第一次来到乌兰巴托，在此之前，他只从书本和媒体上看到过关于它的只言片语。这一回，朱可夫终于切身感受到了蒙古人民的淳朴、善良和对苏联的信任。

六、临危接受命令

1940年7月，希特勒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宣布了一个预谋已久的作战计划：突然袭击苏联，一举将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摧毁。为实施希特勒的作战意图，德军总参谋部立即着手拟订对苏联作战的具体行动方案。

早已对德国的狼子野心有所防犯的苏联，也在积极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准备着。刚刚在哈拉哈河战役中显露身手的朱可夫，被授予大将军衔，并受到斯大林的召见，继而又升任总参谋长。

1．初见斯大林

从外蒙古回到莫斯科后，朱可夫被授予了大将军衔。同时，朱可夫被斯大林召见，并被安排了新的职务——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

在此之前，朱可夫从来没有见过斯大林，当然，朱可夫是认识斯大林的，因为各种媒体上经常会出现斯大林的照片。尽管如此，对于第一次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朱可夫还是显得十分激动的。

朱可夫被接见的时候，还有加里宁、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陪同。斯大林与朱可夫打了招呼后，点着了烟斗，便问朱可夫：“在你看来，日军怎么样？”

朱可夫略微思索后，说道：“在哈拉哈河挑衅的日军打得还不错，尤其是近战。他们有许多优点，比如，遵守纪律，严格执行命令，作战英勇顽强，尤其是下级军官，无路可退时，宁肯剖腹自杀也不投降。当然，他们也存在许多缺点，比如，中高级军官，不知道根据战场形势及时采取行动，只知道听从上一级的命令。

“在技术装备方面，日军是相当落后的。日军的坦克非常落后，最大行程小，只能与我们的MC－1式坦克相提并论。在我去哈拉哈河之前，日军的空军比我们要强。后来，我们改装的‘鸥’型和伊－16参战了，日军的空军优势就没有了。再加上，我们派去了以斯穆什克维奇为首的一队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制空权很快就转移到我军这方来了。需要强调的是，此次挑衅哈拉哈河的日军，不是什么所谓的杂牌军，而是日本的皇军，也就是日军的精锐部队。”

斯大林很认真地听完了朱可夫的回答，然后又问：“你认为，我们的部队表现怎么样？”

朱可夫自豪地说：“正规部队打得非常出色。由彼得罗夫指挥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师和由加拉宁指挥的步兵第57师都打得很勇敢。但是，由乌拉尔调来的步兵第82师开始打得不太理想，应该是因为这个师的战士和指挥员训练时间都很短，在开赴外蒙古前不久才加以扩充，补充了大量刚应征入伍的新兵。

“炮兵部队比日军炮兵部队优越得多，尤其在射击精准度方面，日军简直没法与我军相提并论。

“坦克部队的表现尤其出色。假如我们没有增调2个坦克旅和3个摩托化装甲旅，肯定不会如此迅速地合围并歼灭日军第6集团军。我认为，我们必须大大扩充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这在今后的战争中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在这次战役中，我们的友军外蒙古部队也得到了锻炼。他们打得很出色，尤其他们的装甲营在巴英查岗山表现得十分勇敢。当然，他们的部队也受到了很大损伤，因为他们的骑兵非常容易受到飞机的袭击和炮火的杀伤。”

斯大林深思了一会儿，又问道：“库利克、巴甫洛夫和沃罗诺夫对你帮助大吗？”

朱可夫客观地评价道：“在组织炮兵火力和输送弹药方面，沃罗诺夫给了我很大帮助。巴甫洛夫将他在西班牙获得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介绍给我们的坦克手，对他们帮助也非常大。至于库利克，我没有发现他起到了什么作用。”

斯大林聚精会神地听着朱可夫讲述。朱可夫看到斯大林很感兴趣，就继续说道：“在哈拉哈河一役中，我们所有的部队、兵团指挥员、部队指挥员和我本人，都获得了许多难得的战斗经验。我想，通过这次战役，日军应该能够对我军作出一个客观评价，从而不会再对我军轻举妄动了。”

一直在旁边倾听的加里宁终于发话了：“你觉得，日本政府进行哈拉哈河挑衅，其目的是什么？”

朱可夫转向加里宁说：“最近的目的当然是夺取哈拉哈河以西的外蒙古领土，然后，他们会沿哈拉哈河建立筑垒地区，以掩护其筹划修建的第二条战略铁路。这条铁路将从中东铁路的西面伸向外贝加尔边界，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由于近一年时间都待在外蒙古，对德国与英法集团之间的战争不是很了解，朱可夫就趁这个机会问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您如何看待西方战争的极端消极性？您认为下一步战事将会怎样进展？”

斯大林抽了一口烟后说道：“以达拉第为首的法国政府和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不愿真正地对希特勒作战。他们仍在怂恿希特勒同苏联作战。法国和英国拒绝同我们建立反希特勒同盟，是不想束缚住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手脚。但是，这样对法国和英国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他们会为自己这种短视的行动付出代价的。”

会见快结束时，斯大林对朱可夫说：“现在，你已经有了充足的实战经验。我决定派你到基辅军区去，让你的经验在训练部队方面发挥作用。”

初次会见，斯大林的外表，低沉的声音，对问题深刻的分析，拥有的渊博军事知识以及听取汇报时聚精会神的表情，都令朱可夫终生难忘。

2．升任总参谋长

在德军入侵苏联的半年前，莫斯科召开了高级指挥员会议，朱可夫在会上作了题为《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的报告。早在三个月前，朱可夫就被通知参加会议，并且要在会上作这个题目的报告。为此，朱可夫不得不每天减少休息时间来起草报告。

在会议上，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巴甫洛夫上将的报告《关于机械化兵团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使用》引起了普遍的注意。在当时，这是一个新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巴甫洛夫通过充分的论证，出色地说明了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具有巨大的机动力和突破力，而受炮兵和航空兵火力杀伤的机会却较其他兵种要小。

朱可夫的报告《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也获得好评。参加会议的人员还作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的补充和批评。

会议结束后，进行了一次大型军事演习。朱可夫大将充当“蓝”方，作为进攻的一方；巴甫洛夫上将充当“红”方，作为防御的一方。

“红”方在演习中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场景，而这些场景与半年后苏联遭到德国进攻时所发生的一些情况很相似，似乎是冥冥之中的暗示。

演习结束后，先是朱可夫和巴甫洛夫进行局部讲评，指出演习参加者行动中的缺点和优点，接着，斯大林提议在在克里姆林宫进行总讲评。

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各军区司令员及参谋长齐聚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以及其他政治局成员都出席了讲评。

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大将首先简要介绍了一下演习经过。梅列茨科夫特别强调指出，由于“红”方在力量对比上处于劣势，才导致了“蓝”方的胜出。

斯大林听了这话，粗暴地打断了梅列茨科夫的话：“固然，在决定战争胜负时，力量对比是一方面，但也仅是影响战局的一个方面而已，不应该过分夸大，毕竟指挥员和军队的作战艺术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

接下来，斯大林又提出了一些其他看法。然后，斯大林问道：“还有谁想谈谈？”

于是，作为演习战败一方首长的巴甫洛夫上将也发了言，但他是从评价此次会议谈起的。

然而，还没有听完巴甫洛夫冗长而空洞的发言，斯大林就打断他的话，问道：“‘红’方部队演习失败的原因是哪些？”

巴甫洛夫半开玩笑地说：“在演习中，这是常有的事。”

显然，斯大林对巴甫洛夫的回答非常不满意。他用严肃的口气说：“熟练掌握军事战术，善于在任何情况下得出合理的结论，这是一个军区司令员分内的事情，而你在演习中却没有做好。还有哪个想要发言？”

这时，朱可夫请求发言。只听他侃侃而谈：“通过演习，高级指挥人员的战役战略水平得到了提高。虽然演习组织起来很复杂，但是为了提高军区和集团军司令员及参谋人员的军事素养，我认为，经常进行大规模的带通信器材的野外演习还是很必要的。”

最后，斯大林总结说：“我们有理由相信，现代战争的胜利将属于拥有较多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的一方。”

演习讲评后的次日，斯大林就召见了朱可夫。

双方问过好之后，斯大林就宣布了任命：“经过研究，政治局决定将梅列茨科夫总参谋长的职务解除，同时任命你为总参谋长。”

对此，朱可夫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思索了片刻后，朱可夫说道：“一直以来，我都是在部队里工作的，从没有在司令部工作过。我想，我干不了总参谋长。”

“政治局已经决定任命你为总参谋长。”斯大林强调道。

朱可夫明白，既然政治局已经决定了，那么不管自己如何反对都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他只好说：“那好吧，一旦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参谋长，您要及时将我再送回部队。”

“就这样说好了。明天将正式下达命令。”斯大林松了一口气。

告别斯大林后，朱可夫去找了国防人民委员。国防人民委员很友善地对朱可夫说：“斯大林同志说你拒绝担任总参谋长。你何必这样呢，作出这样的决定总是有理由的。现在，你先回到军区，安排好一切后，尽快到莫斯科报到。军区司令员将由基尔波诺斯上将接任，他暂时还不能立即到达，但你不需要等他，安排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代理司令员职务即可。”

朱可夫没有和基尔波诺斯一起工作过，但他知道基尔波诺斯是一位有着丰富的诸兵种协同作战经验的指挥员。基辅特别军区能够由这样的指挥员来领导，令朱可夫颇感欣慰。

当天晚上，朱可夫就回到了基辅。朱可夫一直很喜爱乌克兰古老美丽的基辅，而且，他也受到了乌克兰人民极大的尊重和信任，被推选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可是马上就要离开了，朱可夫的心情十分沉重。

在国防人民委员几次电话的催促下，朱可夫没能在基辅停留太长的时间，他于1月31日到了莫斯科。次日，朱可夫便走马上任。

七、保卫列宁格勒

1941年8月下旬，希特勒调集大批精锐之师进攻列宁格勒，并扬言将于9月1日占领列宁格勒。这座苏联重要的海港、工业重镇及文化中心的第二大城市、十月革命的摇篮危在旦夕。

有“斯大林的救火员”之称的朱可夫及时赶赴列宁格勒，粉碎了德军的一次次进攻，成功保卫了列宁格勒。为了取得列宁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朱可夫曾下命令：“一步也不能后退，后退就意味着要枪毙！”

1．“斯大林的救火员”

1941年8月下旬，德国的北方集团军群调集了32个步兵师、四个坦克师、四个摩托化师和一个骑兵旅的兵力，配备6 000门大炮、4 500门迫击炮和1 000多架飞机，向列宁格勒发动猛烈攻势，扬言要在9月1日占领列宁格勒。在“巴巴罗萨计划”中，攻占涅瓦河上这座城市被看做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德国人要从地球上抹掉列宁格勒，杀光居民，消灭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

然而，尽管德军投入了大量兵力，但仍然因苏军的防御而受挫。变更部署后，德军沿莫斯科—列宁格勒公路再度发起进攻。德军在付出重大损失后，于8月30日抵达涅瓦河，切断了列宁格勒与外界的铁路联系，而苏军则被迫退至凯克斯霍尔姆维堡以东30～40公里一线。

又经过几日的激战，德军冲过姆加车站，进抵拉多加湖南岸，夺得什利谢尔堡，从陆上包围了列宁格勒。

9月10日清晨，天空阴云密布。在莫斯科中央机场，停在跑道上的飞机旁站着颇显焦急的三个人。高个的是霍津中将，矮个的是费久宁斯基少将，还有一个人是飞机机长。他们正在等待朱可夫的到达。

朱可夫准时到达机场后，立即和另外三个人登上了飞机。大家不约而同地看了看天空，暗自思忖着这样的天气怎么飞行。

机长颇为自信地对朱可夫说：“这样的天气最适合在敌军上空飞行了。我们有把握能够顺利到达列宁格勒。”

飞机很快就起飞了。谁也没有料到他们正在赶往的是一座将同敌人进行九百天殊死战斗的城市。

前一天21时，朱可夫刚刚从战场上抽身回来，然后就迅速赶到了斯大林的宿舍。

斯大林正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列宁格勒形势图，看到朱可夫进来，打了招呼后，就开门见山地说道：“我们再次认真研究了列宁格勒的局势。德军已经占领了施吕瑟尔堡，而且在9月8日轰炸了巴达耶夫食品库，毁坏了大量的食品储备。列宁格勒与我们的陆上联系已被切断，居民的处境十分困难。芬军也正从北面进攻卡累利阿地峡，同时，得到坦克第4集群加强的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正从南面向列宁格勒进攻。”

斯大林转向地图，继续说道：“列宁格勒处于几乎没有希望的境地，你去这座城市吧。否则，德军夺取了列宁格勒并同芬军会合，就会从东北方向迂回打到莫斯科，那时，形势就会变得更加严峻了。”

“我可以马上飞往列宁格勒。”朱可夫当然十分清楚列宁格勒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这个时候，列宁格勒的局势变得万分危急。这座城市与外界的联系只能在空军掩护下，通过拉多加湖或从空中进行。对城市的轰炸和野蛮的炮击持续不断，德军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种种迹象表明，德军正准备进行一次决定性的进攻。

夺取苏联这一重工业中心和海港城市，对德军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从军事战略上来看，攻占列宁格勒并会合芬军，将使法西斯同盟更加牢固，同时迫使那些仍在摇摆不定的国家尽早参加对苏作战。从心理上来说，德军吹嘘的“闪击战”遭到了惨败，德军的计划被打乱了，东线受到严重损失，这就使士兵十分怀疑能否迅速结束对苏战争，而夺取列宁格勒将会提升德军和同盟军队的士气。

当时，天空下着雨，云层很低。德军歼击机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起飞，朱可夫乘坐的飞机也就不需要歼击机掩护飞行，目标相对较小，更加安全。不久之后，飞机在市内的要塞机场安全着陆。

朱可夫马不停蹄地赶往斯莫尔尼宫，那是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

在斯莫尔尼宫入口处，朱可夫一行被卫兵挡住了。卫兵很负责，坚持索要通行证，可是他们都没有。朱可夫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但还是没用。

“将军同志，请您等一下。”卫兵说完后就向卫队长报告。大约一刻钟的工夫，卫队长才请朱可夫一行进入斯莫尔尼宫。

司令员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斯莫尔尼宫的门口接待了朱可夫一行。

“伏罗希洛夫同志在什么地方？”朱可夫问工作人员。

“大将同志，他正在里面举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会议。”工作人员据实相告。

“都有哪些人参加？”朱可夫又问。

“集团军司令员和兵种主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以及国家重点保护单位的负责人。”工作人员说。

很快，朱可夫一行便来到了二楼的司令员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很大，十来个人正围坐在中央一张铺有红呢绒的桌旁。

朱可夫同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相互问候后，将随身携带的斯大林的短信交给了伏罗希洛夫。显然，朱可夫的心情很焦急。伏罗希洛夫默默地读完了信，向朱可夫点了点头，将信递给了日丹诺夫，然后继续开会，朱可夫列席。

会议正在讨论的问题是：如果列宁格勒坚守不住，应该采取哪些必要的措施。对此，现在看来可能难以置信，但当时的会议就是这样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列宁格勒形势的严峻。不过，会议结束时，大家都决心与列宁格勒共存亡。

到达列宁格勒的当天，遵照斯大林的亲笔信，在正式命令没有下达之前，朱可夫就担任了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第二天，最高统帅部才签发关于任命朱可夫为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同时要求伏罗希洛夫同志在朱可夫同志到达列宁格勒之后24小时内交接工作。

过去，朱可夫曾在这里学习过，进过这儿的骑兵指挥员进修班，参观过这儿的名胜古迹，对这儿的环境十分熟悉。虽然事隔多年，但作战地域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这给朱可夫指挥列宁格勒保卫战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2．积极防御

朱可夫到达列宁格勒后，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了。方面军各个地段上普遍感到反坦克炮十分缺乏，于是，朱可夫决定用能穿透坦克装甲的高射炮代替反坦克炮。随后，苏军立即从城市防空部队中抽调了部分高射炮，并将其配置到最危险的地段上。

朱可夫认为，为了防止在易受攻击的方向上被敌人突破，必须立即组织纵深梯次配置的、健全的防御，另外，在通往城市的要道上广布地雷，设置大量带电网的障碍物。尤其是普尔科沃高地—乌里茨克地区的防御十分吃紧，需要火速予以加强。为此，除了方面军火器以外，波罗的海舰队所有的舰炮火力都集中到了这里进行支援。

列宁格勒的每位市民都奋不顾身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为军队供应的武器弹药和军事技术装备，都是由他们在德军不间断的炮火下准备的。

9月13日清晨，德军从西面进攻列宁格勒，打开了一个很深的缺口。

列宁格勒的防御形势万分危急。为了消除这个严重威胁，朱可夫决定将方面军的最后一个预备队——步兵第10师投入战斗。这个决定具有很大的冒险性，但是当时形势危急，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经过步兵第10师与友邻兵团的协同作战，对敌人实施迅猛的突击，终于使防御恢复了原态势，同时重创了敌人。

在考虑保卫列宁格勒的计划时，朱可夫注意到敌人已经在进攻中处于被动，德军分成三个集团在宽大的正面上进攻。德军将领冯·莱布将主要兵力部署在列宁格勒的南面，显然是想从这个方向上首先突破列宁格勒。但是，冯·莱布却忽略了南面郊区建筑物密集并有大片的森林，因此德军只能沿道路进攻。苏军可以利用这一优势，使用炮兵和迫击炮火力严密封锁所有道路；以航空兵的轰炸破坏道路；用工程障碍物加强防御。

德军对列宁格勒防御中表现的主动性十分敏感，这减缓了德军进攻的速度。另外，德军没有最大限度地把突击力量用在主要方向上，经常被动采取应付措施。这就为苏军组织积极的反机动措施创造了时机。

到列宁格勒后不久，朱可夫就接到了最高统帅部试图以库利克元帅指挥的第54集团军从东面突击，从而解除对列宁格勒封锁的通报。之后，朱可夫向库利克元帅报告了情况，打算调动他的第54集团军，帮助解除列宁格勒的封锁。但是，库利克并没有让他的第54集团军转入进攻，理由是没有调来炮兵，无法组织协同作战。

朱可夫明白库利克居功自傲，在摆老资格，不听从自己的调动。于是，朱可夫不得不从工厂抽调人员迎击敌人。

虽然采取了措施，但列宁格勒的形势还是在继续恶化。朱可夫如实向最高统帅部报告了情况，斯大林同意朱可夫采取的紧急措施，同时再次给库利克发了电报，责令第54集团军立即实施坚决的进攻，以便同朱可夫协同作战。但是，第54集团军的进攻还是拖延了几天。

与此同时，德军的6个师在“北方”集团军群大批航空兵的支援下，企图从南面突入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城下的战斗已达到了高度紧张的状态。因此，朱可夫认为局势极为危险，立刻下令第42、55集团军严防死守，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放弃。

红军战士是值得称赞的。他们准确地理解并极其认真地执行了这一命令。所以，德军在这里未能摧毁人数虽少但作战英勇的红军。

几天后，最高统帅部再次催促第54集团军司令员库利克元帅组织决定性进攻。最高统帅部在发给库利克的电报中说：“你必须在21日和22日这两天，在敌人正面上打开一个缺口，并同列宁格勒方面军会合，否则就晚了。你已经拖延太久了，再拖延下去，德军就会将每个村庄都变成要塞。到时，你就别想再同列宁格勒方面军会合了。”

然而，库利克对这一命令仍然置若罔闻。所以，最高统帅部不得不将库利克元帅免职，同时将第54集团军归属列宁格勒方面军指挥。于是，朱可夫指派了方面军参谋长霍津将军任第54集团军司令员。

列宁格勒防御战最重要的军事政治意义就在于，粉碎了德军最高统帅部庞大的阴谋计划。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以自己英勇顽强的精神和积极的行动削弱并且牢牢牵制住德军重兵集团于列宁格勒方向，使德军最高统帅部不能把第4坦克集群的快速兵团适时调往莫斯科方向。

德军第4坦克集群还没来得及在“台风”战役开始前修复损坏的装备，就投入了莫斯科方向的交战。这给苏军歼灭莫斯科附近地面上的德军进而成功地保卫莫斯科提供了有利条件。

建立了健全的工事网，组织了良好的集团军、方面军和舰队的炮兵火力配系，加强了地面部队和航空兵之间周密的协同动作，构建了良好的、严密的军队防空和城市防空，这些都对增强列宁格勒的防御发挥了作用。这其中，朱可夫功不可没。

总的来说，1941年9月的列宁格勒保卫战是在极其复杂而多变的情况下进行的。德军使用了大量的坦克、机械化部队和航空兵，这就要求朱可夫对形势的变化迅速而果断地做出反应，不断改进作战的方式和方法。

后来，朱可夫回忆说：“令我感到无上光荣的是，在最危急的时候，最高统帅部委任我指挥保卫列宁格勒的所有部队。在被严密封锁的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同兵力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战斗，这对我后来保卫莫斯科、斯大林格勒以及进攻柏林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41年9月将是令我终生难忘的岁月。”

3．突破封锁

时间到了1942年底，苏军已经抵御德军入侵一年半了，各条战线的形势都变得对苏军有利起来。在苏联人民忘我的劳动和党的组织工作下，苏军的技术兵器越来越优良，强大的统帅部预备队也在后方建立起来了。相反，德军逐渐失去了在战争初期所拥有的军队数量和技术装备上的优势。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遭到失败后，失去了主动权，被迫进行战略防御。苏军掌握了主动权，在几个最重要的战役上展开了进攻。在1942～1943年的冬季战局中，主要战役都发生在苏德战场的南翼。

鉴于列宁格勒方向上的有利形势，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心在拉多加湖地域进行进攻战役，从而突破对列宁格勒的封锁。这一战役代号为“火花”。

当时，德军在封锁列宁格勒城的数月内，已将其占领的阵地变成了异常牢固的筑垒地域，构筑有纵横交错的混凝土野战工事体系和大量的防坦克、防步兵障碍物。

显然，突破如此坚不可摧的屏障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全体人员的努力付出，更需要指挥人员拥有高超的军事技能。然而，封锁是必须要突破的，列宁格勒已经快支撑不下去了。最高统帅部经过反复研究，审批通过了朱可夫和沃尔霍夫方面军首长上报的作战计划，并在命令中规定了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突破列宁格勒封锁的具体任务。

1943年1月初，朱可夫来到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进行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进攻战役的准备工作。当时，斯大林打电话给朱可夫，直截了当地说：“最高统帅部代表伏罗希洛夫正在列宁格勒。你也要赶到那里，看一看‘火花’战役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全都进行得顺利。去之前，请你到莫斯科一趟，我和你需要商讨一个问题。”

“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和罗索什附近的战役也是最高统帅部战略计划中重要的战役，那么，沃罗涅日方面军应该如何准备进攻呢？”朱可夫想征求一下斯大林的意见。

“你认为应该如何准备呢？”斯大林反问道。

“我建议让华西列夫斯基来这儿完成已开始的工作，他熟悉情况，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有沃罗诺夫就可以应付了。”朱可夫说。

“那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你马上飞回莫斯科。”斯大林说完就挂了电话。

朱可夫到莫斯科见到斯大林后，向斯大林详细汇报了一下前线战况。随后，斯大林对朱可夫说：“离‘火花’战役开始还有点时间，我想让你用两天时间去一趟第3突击集团军。该集团军现在在大卢基—新索科利尼基—波列奇耶地域同被包围的德军集团进行激烈战斗。你亲自去看看那里的战况如何。”

斯大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个地域进行的战役关系到突破列宁格勒封锁的成败。这里的进攻牵制住了列宁格勒附近的大量德军，因此可以有助于“火花”战役的顺利实施。

第3突击集团军的战斗打得很出色。司令员加利茨基将军和集团军军事委员利特维诺夫给朱可夫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朱可夫将情况向斯大林汇报后，在1月8日夜间乘火车赶往沃尔霍夫方面军。

在舒适而暖和的车厢里，朱可夫躺下休息了一会儿，因为他到沃尔霍夫方面军后需要立即投入工作。达到目的地时，列车突然减速，将朱可夫惊醒了。

朱可夫以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在门口遇见了值班将军。值班将军报告说，日丹诺夫和伏罗希洛夫同志已经从列宁格勒赶来，并且正在自己的车厢里等着朱可夫。

朱可夫立即赶去。伏罗希洛夫同朱可夫打完招呼后说：“斯大林来电通知你要来。”

“这么说，你们已经准备好了。那么，我们这就开始工作吧。”朱可夫说。

朱可夫突破封锁的意图很明确，就是以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两个突击集团在5号工人村方向上实施强大的相向突击，突破德军在施吕瑟尔堡—姆加突出部的防御。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敌人机动兵力兵器，苏军计划在其他地段实施辅助性的突击。

会议结束后，朱可夫留在了沃尔霍夫方面军工作。在此期间，朱可夫每天都向最高统帅部详细汇报工作。在汇报中，朱可夫报告采取了哪些措施弥补暴露的缺陷，同时，对必须由总参谋部和其他中央指挥机关解决的问题也提出了相应建议。

1月12日的清晨十分寒冷，但很晴朗。朱可夫和罗曼诺夫斯基将军一起来到第2突击集团军观察所。由于离前线很近，所以从观察所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防御的浅近纵深。

此刻，整个前线死一般寂静。这是不同寻常的寂静，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封锁突破就要打破这一片寂静了。

上午9时30分，数千门火炮和迫击炮在德军防御的施吕瑟尔堡—姆加走廊的东西两面同时开火。在苏军主要和辅助突击方向的德军阵地上，猛烈的炮火持续了两个小时。在炮声汇集成的巨大轰鸣中，已经分不清是哪一方，以及从什么地方开的炮。

充分准备下的进攻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两个方面军的突击集团仍然顽强地相向突进，粉碎了敌人的抵抗，摧毁了敌人的防御。突破的结果：苏军占领了施吕瑟尔堡和其他一系列被德军构筑成坚强抵抗枢纽的居民地区。

经过近一个星期的激战，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进攻部队终于胜利会师了，而这也意味着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已被打破。

突破封锁的当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朱可夫苏联元帅军衔。这不仅是对朱可夫的嘉奖，更是对他在这场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的一种肯定。

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苏联人民表现出了无比的勇敢和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因在突破封锁作战中英勇顽强，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和列宁格勒防空集团军约有23 000名军人被授予战斗勋章和奖章，特别突出的被授予崇高的苏联英雄称号。

突破封锁的胜利彻底消除了德军和芬军在列宁格勒地区会合的危险性。德国统帅部妄图以饥饿扼杀列宁格勒保卫者的计划彻底破产了。突破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具有重大的军事政治意义，它是列宁格勒战役的转折点。

八、莫斯科大会战

当被人们问及以往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时，朱可夫总是毫不犹豫地答道：“莫斯科大会战。”

苏军在莫斯科大会战中，第一次使希特勒军队的主要集团遭到巨大失败。在此之前，苏军已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战役，减缓了德军在其三个主突击方向上前进的速度。但是，这些战役无论就其规模还是战果而言，都无法与伟大的莫斯科大会战相提并论。

1．奔赴前线

在德军进攻莫斯科时，担任莫斯科附近地区防御的是西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

苏军这三个方面军的作战部队在1941年9月底，总共约有125万人，990辆坦克，7 600门火炮和迫击炮，677架飞机，其中西方面军的兵力是最强的。而德军调整部署后，在莫斯科方向上的兵力超过了苏军三个方面军的总和，人员是苏军的1.4倍，坦克是苏军的1.7倍，火炮和迫击炮是苏军的1.8倍，飞机则是苏军的2倍。

随着战局的演变，苏军最高统帅部在10月初竟然出现了无法从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获得战局报告的情况。这个时候，斯大林又想起了一个人——朱可夫。

于是，斯大林致电正待在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部的朱可夫，问他能否立即飞往莫斯科。

朱可夫答应第二天早晨去坐飞机，但是由于第54集团军地段上出现了异常情况，朱可夫未能起飞。经斯大林许可，朱可夫延期一天到达莫斯科。

次日傍晚，斯大林又致电朱可夫：“你们那边情况现在怎么样？德军有什么大的举动吗？”

朱可夫报告说：“德军的攻势有所减弱。根据俘虏的供词，在9月份遭受重创后，德军在列宁格勒附近采取了防御态势。虽然德军还在用炮兵和飞机对列宁格勒进行狂轰滥炸，但他们的摩托化纵队和坦克纵队正在从列宁格勒地区向南大规模运动，可能是要加强莫斯科方向的攻势。”

听完朱可夫报告的情况后，斯大林说：“你明天准时飞过来。让霍津或费久宁斯基将军负责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

因为霍津将军要去接管第54集团军，所以朱可夫将列宁格勒方面军的临时指挥权交给了费久宁斯基将军。一切安排妥当后，朱可夫才离开列宁格勒。

卫队长迎接到朱可夫后，让他直接到斯大林的住所去，因为斯大林病了。

斯大林感冒了，脸色十分难看，向朱可夫点点头表示问候后，走到地图前指着维亚济马地区说：“你来看，这儿的情况现在变得十分严重。不仅不了解敌人进攻的地点和部署，而且我军的状况也不明，我们无法下任何决心。现在，请你立刻赶往西方面军司令部，详细弄清楚那儿的情况，我将在这里随时等着你的电话。”

告别斯大林后，朱可夫去见了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向他详细报告了列宁格勒近日的战况。

沙波什尼科夫说：“斯大林命令我给你准备好西部方向的地图。地图马上就能准备好。在8月份的叶利尼亚战役，你在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待过，对那边的情况应该比较熟悉，西方面军首长就在那个地方。”

取到地图后，朱可夫直接乘车去了西方面军司令部。然而，到达西方面军司令部时已是深夜了。当时，所有的领导人员都在司令员屋内开会。在这里，朱可夫见到了科涅夫、索科洛夫斯基、布尔加宁、马兰金，发现他们都是一副极其疲劳的样子。

朱可夫直接说明了受斯大林委托来了解情况的事情。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朱可夫立即通过电话向斯大林作了汇报。

“当前最主要的危险是莫扎伊斯克防线的掩护兵力薄弱。一旦突破莫扎伊斯克这道防线，德军的装甲坦克兵就会突然出现在莫斯科附近。因此，应该尽快增强莫扎伊斯克防线的防御。”朱可夫说道。

“西方面军的第19和第20集团军以及博尔金指挥的集团军群在哪儿？预备队方面军的第24和第32集团军又在什么地方？”斯大林略显焦急地问。

“分别被合围在维亚济马以西和西南地区。”朱可夫沮丧地说。

“那你下一步做什么？”斯大林连忙问道。

“我马上去找布琼尼。”朱可夫回答。

“预备队方面军的司令部在哪儿，你知道吗？”

“可能在小雅罗斯拉韦茨地区的某个地方。”

“你赶快找到布琼尼，找到后立即给我来电。”

次日早晨，在奥博连斯科耶车站，通过两个通信兵的指引，朱可夫顺利找到了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的驻地。

最高统帅部代表梅赫利斯正在电话中严厉地斥责着某个人，方面军参谋长阿尼索夫少将也在，但朱可夫没有看到布琼尼。

“司令员在什么地方？”朱可夫焦急地问。

“不知道。他白天去了第43集团军。我正担心他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参谋长回答道。

“你们没有派人去找吗？”朱可夫有点发火了。

“已经派人去找了，但还没有回来报告。”参谋长一脸无辜的样子。

看到了解不到具体情况，朱可夫便乘车去了尤赫诺夫方向，希望亲临现场查明部队情况。

小雅罗斯拉韦茨市好像荒废了一样，朱可夫一路上也没有碰到一个人。汽车经过区执行委员会大楼时，朱可夫看到了两辆小汽车，就下车叫司机，问是谁的汽车。

“大将同志，是布琼尼元帅的汽车。”司机说。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呢？”朱可夫连忙又问。

“在区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室里。”

走进区执行委员会，朱可夫见到了正在看地图的布琼尼。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布琼尼老了许多。

朱可夫同布琼尼亲热地打了招呼后，互相交换了信息。最后，朱可夫对布琼尼说：“你去方面军司令部弄清情况，并报告最高统帅部。我还要往前去。请将我们的会见情况报告给斯大林，并说我去尤赫诺夫地区，然后去卡卢加，因为需要弄清那里的情况。”

当天深夜，朱可夫回到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方面军参谋长报告说，已接到最高统帅部召回布琼尼，任命朱可夫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可是，方面军参谋长很快又将另一份到达西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交给了朱可夫。

朱可夫不知道该执行哪个命令，就打电话问沙波什尼科夫。

“情况是这样的：国防委员会准备撤销预备队方面军，将它的部队和防御地段交给西方面军指挥，同时任命你为西方面军司令员。10月10日前，你尽可能弄清预备队方面军的情况，并且一定不能让敌人突破莫扎伊斯克—小雅罗斯拉韦茨地区以及谢尔普霍夫方向的阿列克辛地区。”沙波什尼科夫回答道。

刚来到位于克拉斯诺维多夫的西方面军司令部，朱可夫就接到了斯大林的电话。

“最高统帅部决定任命你为西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做你的助手，你有其他意见吗？”斯大林以征询的口气问道。

“我没有其他意见。不过，我认为，加里宁方向的集团军离得太远，应该有方面军的辅助指挥机关，可以让科涅夫去指挥。”朱可夫回答。

“就按你说的办吧。另外，预备队方面军的剩余部队和莫扎伊斯克战线上的部队也归你指挥。命令我已签发方面军。你就赶快把一切都抓起来干吧！”斯大林最后说。

2．莫斯科大反攻

自德军根据代号为“台风”的战役计划向布良斯克方面军的部队实施突击，至苏军加里宁方面军转入大反攻以来，莫斯科大会战持续了两个月有余。在此期间，苏军主要进行的莫斯科防御战，虽然在抗击德军时也偶有反击，但只在很小程度上对德军造成了伤害。

朱可夫经过深思熟虑，致电斯大林，请求斯大林下令开始莫斯科大反攻。

早在本月初，朱可夫就产生了进行莫斯科大反攻的思想，但那时时机尚未完全成熟，况且朱可夫也未制订出比较稳妥和完善的大反攻计划。

斯大林听到朱可夫的请求后，没有直接给予肯定答复，而是反问道：“你确信敌人已接近危急状态而不再可能继续投入新的重兵集团吗？”

“从6月22日德军对我军实施突击算起，苏德战争已经持续了五个月有余；从9月30日德军实施‘台风’战役算起，莫斯科大会战也已经进行了两个月。德军在我国的战线拉得过长，后方补给相当吃紧，而且如今的严寒天气对我军十分有利，对德军则有害。况且，从战俘口中得知，德军已经丧失了攻克莫斯科的信心，有消极应战的倾向，而我军士气高昂。综合以上各种因素，莫斯科大反攻的最佳时机已经来临。”朱可夫尽可能详尽地解释道。

“此命令关系到整个战争的演变态势，我同总参谋部商量一下。”斯大林不失谨慎地说。

12月5日，最高统帅部下令加里宁方面军转入反攻，吹响了莫斯科大反攻的第一声号角。

为了赢得大反攻的胜利，苏军作了充分的准备。朱可夫请求开始大反攻的当晚，最高统帅部就下令将第1突击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以及第20集团军的所有兵团拨给了他指挥。次日，朱可夫就将大反攻的时间和任务呈报给了最高统帅部。

大反攻前夕，斯大林问朱可夫西方面军还需要什么。朱可夫说：“需要得到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航空兵和国土防空军航空兵的支援。另外，尚需要至少200辆坦克，因为方面军若要扩大反攻的战果，就离不开坦克。”

大反攻第二天清晨，西方面军的部队从莫斯科南北两面发动了攻势。苏德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当天，加里宁方面军就突破了敌人防御前沿，但未能击退敌人。直到几天后，苏军收复了克林，方面军部队才开始向前推进。

经过10天的激战，西方面军左翼部队使古德里安坦克第2集团军遭到重创，并向前推进了130公里。

朱可夫后来回忆道：“如果当时我们能从最高统帅部得到四个集团军的加强（加里宁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各加强一个集团军，西方面军加强二个集团军），那么我们就能够对敌人实施更强有力的突击，将他们驱逐到更加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甚至能够进抵维帖布斯克—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一线。”

考虑到西线各方面军反攻的顺利进展，最高统帅部预定在最短时期内转入总攻，目的是消灭各个战线的敌军。于是，朱可夫被斯大林召回商讨苏军的总攻计划草案。

对前线的实际情况比较清楚的朱可夫对此并不认同。他说：“西线的条件比较有利，敌人还没有来得及恢复部队的战斗力，应当继续进攻。但是，为了保证进攻的胜利，必须获得人员和技术兵器的补充，加强预备队，尤其是坦克部队。西北方向和西南方向的反攻，会遇到敌人顽强的防御。没有强大的炮兵支援，就不可能突破敌人的防线，而且会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得不偿失。”

然而，斯大林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受到在莫斯科附近歼灭德国军队以及在反攻中取得胜利的影响，斯大林认为德军在其他战线上也将抵挡不住苏军的突击，从而产生了在全线（从拉多加湖至黑海）尽快开始总攻的想法。

实际上，虽然苏军12月份在中央战略方向上的反攻取得了胜利，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突击集团损失惨重，并向后退却，但是，总的来说，德军仍然是有力量的，在战略战线的中段，德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后来，最高统帅部决定加强西线作战的各方面军的兵力，但为时已晚，因为各方面军的兵力此时已大大消耗了，而又不得不艰难地克服敌人的抵抗。

当时，苏联的资源极其有限，军队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距离任务完成的要求相差很远，弹药的供应情况尤其严重。比如说，1月上旬，同计划的弹药供应量相比较，西方面军实际得到的供应量是82毫米迫击炮弹为1%，炮弹为20%～30%。

3月底至4月初，虽然西线各方面军努力地执行斯大林于3月20日发出的要求竭力完成先前交给的任务的命令，但是他们的努力未能收到实际成效。

在整个冬季进攻中，西方面军仅向前推进了70～100公里，不过，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部方向上的战役战略总态势。

在莫斯科大会战中，德军共损失了50多万人，1 300辆坦克，2 500门火炮，15 000多辆汽车和大量其他技术装备。苏军将德军从莫斯科向西驱赶了150～300公里。

在描述莫斯科大会战时，德国将军韦斯特法尔无奈地承认说：“过去认为不可战胜的德军处于灭亡的边缘。”其他幸存的大多数德国将军对此也直言不讳。

九、决战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会战，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卫国战争的主要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和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对苏联而言，这场战役的胜利标志着收复沦陷领土的开始，最终迎来1945年5月对德作战的最后胜利。

因斯大林格勒一役的卓著战功，朱可夫第一个被授予一级苏沃洛夫勋章，该勋章是以俄国伟大统帅苏沃洛夫命名的当时苏联最高的军功勋章。

1．保卫斯大林格勒

1942年7月中旬，德军将苏军由沃罗涅日到克列茨卡亚地段、由苏罗维基诺到罗斯托夫地段赶过了顿河后，即在顿河弯曲处与苏军展开战斗，力图直取斯大林格勒。

苏军被迫节节后退，顿河和顿巴斯的最富饶地区很快陷入了敌手，伏尔加和北高加索地区也受到了直接威胁。

为了阻止德军进入到伏尔加河流域，最高统帅部建立了新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其中编有科尔帕克奇少将指挥的第62集团军、库兹涅佐夫中将指挥的第63集团军、崔可夫中将指挥的第64集团军以及由丹尼洛夫少将指挥的已撤销的西南方面军的第21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编成内，达到了38个师。

由于在斯大林格勒附近遭到了苏军的顽强抵抗，德军被迫由高加索方向调来坦克第4集团军，用以从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对苏军实施突击，并且增调了仆从国军队的部分兵力。

虽然作了充分的准备，但红军第62集团军的防御还是被德军装甲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突破了，从而被迫退至卡缅斯基地域防守。为了阻止德军突破，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正在组建的坦克第1和第4集团军及两个步兵师立即投入战斗。他们虽没能阻止住德军的突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德军的前进。

战线拉长至700公里，使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指挥产生了困难，于是，最高统帅部决定将该方面军分为斯大林格勒和东南两个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由戈尔多夫中将继续担任，东南方面军司令员由叶廖缅科上将担任。

在斯大林格勒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最高统帅部命令在西方方向上实施局部进攻战役，以牵制敌人的预备队，使之不能投入斯大林格勒地域。

9月3日清晨，经过炮火准备后，苏军近卫第1集团军的部队转入进攻，但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总共才前进了几公里，并未给德军造成多大损失。德军航空兵不间断地突击，再加上坦克与步兵在炮火支援下由斯大林格勒地域所实施的反冲击，使苏军近卫第1集团军无法继续前进。

当天，斯大林致电朱可夫：“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十分危急，你应要求位于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的各部队司令员立即突击德军，不得有任何迟延，否则斯大林格勒可能在今天或明天被攻占。”

朱可夫报告说：“如果下令明天一早就开始进攻，部队将在几乎没有弹药的情况下战斗，并且各部队与炮兵、坦克和航空兵的协同动作无法组织好，而没有协同动作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你是不是以为德军会等你准备好了再进攻？叶廖缅科报告，如果你们不立即由北面实施突击，只需要一次猛攻，德军就可以拿下斯大林格勒。”斯大林生气地说道。

“我不这么认为。我想还是应该按原定时间在5日发起进攻。不过，我现在就可以下令航空兵全力轰炸德军。”朱可夫继续坚持自己的判断。

“那好吧！倘若德军对市区发起总攻，你必须迅速向德军冲击。将德军的兵力由斯大林格勒引开是你的主要任务。”斯大林最后如是说道。

正如朱可夫预料的那样，9月5日早晨以前，斯大林格勒附近并没发生任何特殊事件。拂晓时分，“喀秋莎”齐射后，苏军发起了冲击。在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员的指挥所里，朱可夫正在观察战况。从德军抗击苏军冲击部队的火力强度来看，苏军的炮火准备显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因此，苏军进攻部队不可能推进很远。

一两个小时后，苏军的前进在很多地段上被德军以火力阻止，并以步兵和坦克实施反冲击。航空侦察发现，德军大量的坦克、炮兵和摩托化步兵集群正由古姆拉克、奥尔洛夫卡、大罗索什卡地域向北移动。而德军航空兵也开始轰炸苏军。

经过一天的激战，苏军前进了不到五公里，而第24集团军差不多仍在出发的阵地上。

第二天，战斗更加激烈了。苏军航空兵整夜轰炸敌人。除前线航空兵外，戈洛瓦诺夫中将指挥的远程航空兵也参加了战斗。白天，苏军再次发起冲击，却又被击退了。

后来，德军由斯大林格勒方向调来新的部队，在许多制高点上设置了预伏坦克和强击火炮并可靠地组织了支撑点。在威力强大的炮兵火力下才能摧毁这些防御设施，但苏军只有很少数的这种炮兵。

在战斗进行到白炽化状态时，斯大林突然问朱可夫：“要消灭敌人，我们的力量够不够？”

“依靠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现有的力量消灭敌人，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必须补调一个集团军，并在最短时间内对德军进行更强大的突击。”朱可夫回答说。

然而，最高统帅部却始终没有补调几个师过来。

巡视完各个集团军的部队后，朱可夫再次向斯大林报告说：“依靠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现有的兵力，我们无法突破敌人的防御并与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在市区会师。德军从斯大林格勒附近新调来的部队，使其防御的正面更加巩固。凭借现有的兵力和部署继续冲击是没有效果的，这只能使部队遭受重大的损失。必须补充部队和调整部署的时间，以实施较为集中的方面军突击，否则集团军突击是不能打败敌人的。”

对朱可夫来说，9月的13、14、15日这三天是异常艰苦的。德军不顾一切，步步逼近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就要支持不住了。

就在这看来似乎是最后的时刻，罗季姆采夫的近卫第13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渡过伏尔加河进入斯大林格勒后，近卫第13师立即就对德军实施了反冲击，这是出乎德军的预料的，因而很快扭转了苏军的劣势。

戈洛瓦诺夫和鲁坚科指挥的航空兵的突击，以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部队从北面对德军第8军各部队进行的冲击和炮击，成功地援助了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

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激烈交战，整整持续了三个多月。协约国都密切注视着顿河、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大会战。苏军的胜利增强了他们战胜德国的信心。

以保卫斯大林格勒的防御交战而结束的战争第一阶段，是学习与强大的德军进行武装斗争的一所大学校。通过这次防御交战，苏军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各部队的首长和司令部取得了组织与实施积极防御交战和反攻战役的良好经验，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获得了组织步兵、坦克、炮兵、航空兵协同作战的重大实践经验，其中朱可夫尤其获益匪浅。苏军的士气大为高涨，为转入反攻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2．升任最高副统帅

朱可夫正在波戈列洛耶戈罗季谢地区指挥部队发动进攻的时候，接到了波斯克列贝舍夫打来的电话。波斯克列贝舍夫通知朱可夫说：“国防委员会昨日研究了我国南部的局势，为了让你在指挥部队方面更有效，决定任命你为最高副统帅。”

波斯克列贝舍夫此次来电的主要目的是通知朱可夫14时在指挥所等候斯大林的电话。波斯克列贝舍夫从不说费话，这次也不例外。他对朱可夫提出的各种问题只回答道：“我不清楚。斯大林会向你说明的。”尽管如此，朱可夫还是推测出了斯大林对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战役十分担忧。

时间未到，斯大林就给朱可夫打来了电话。知道西方面军暂时没有受到大的威胁后，斯大林对朱可夫说：“你必须立刻到最高统帅部来，先让参谋长代理你的职务。另外，你考虑一下谁来接替你担任西方面军司令员比较合适。”

通话就这样匆匆结束了。一般情况下，斯大林只在电话中谈论最需要谈的问题。斯大林要求部属打电话时要注意安全问题，尤其在没有通话保密设备的部队作战地区打电话时更应该注意这一点。斯大林没有提到任命朱可夫为最高副统帅的事情。他显然是想当面宣布这件事，因为这样可以给朱可夫一个惊喜。

接到斯大林的电话后，朱可夫安排了一下，没有回到司令部，而是直接去了莫斯科。

天黑以后，朱可夫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待，旁边还有几位国防委员会的委员。

见面之后，斯大林立刻告诉了他最新战况——南方情况有点不妙，德军有可能会占领斯大林格勒；在北高加索，形势也不容乐观。

接着，斯大林宣布，国防委员会已决定任命朱可夫为最高副统帅并派其前往斯大林格勒战区。当时，斯大林格勒由华西列夫斯基、马林科夫和马雷舍夫共同负责。

“我们决定让马林科夫留下来和你一同工作，而华西列夫斯基将立即飞回莫斯科。那么，你什么时间可以前往斯大林格勒？”

由于需要时间研究一下情况，朱可夫回答斯大林一天后才能飞赴斯大林格勒。

“那好吧，”斯大林突然问朱可夫，“你饿吗？先在这儿吃点东西吧。”

斯大林很快让人送来了茶和面包。在朱可夫用餐的时候，斯大林简要地介绍了斯大林格勒附近发生的最新情况，并决定将近卫第1集团军、第24和第66集团军拨给朱可夫指挥。

斯大林说：“鉴于斯大林格勒形势危急，我已命令莫斯卡连科将军的近卫第1集团军火速赶往洛兹诺耶区域，并于9月2日晨由该集团军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其他部队对突至伏尔加河的敌军集团实施反突击，然后与第62集团军会合。同时，科兹洛夫将军的第24集团军和马利诺夫斯基将军的第66集团军也归属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指挥。

“因此，你必须确保莫斯卡连科指挥的近卫第1集团军能在9月2日实施反突击，并让其掩护第24和第66集团军进入出发地点。如果第24和第66集团军不能迅速进入战斗，那么我们就很可能会失去斯大林格勒。”

显而易见，斯大林格勒的会战具有极其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一旦斯大林格勒沦陷，德军就会切断苏联南部与中部的联系，这会导致苏联丧失由伏尔加沿岸和高加索向北运送大量物资的伏尔加河——这条极为重要的水路交通命脉。

为了不至于出现难以挽救的局面，最高统帅部将除准备用于之后斗争的战略预备队外的一切能够动用的力量都派往了斯大林格勒。此外，最高统帅部还紧急增加了飞机、坦克、火炮、弹药以及其他物资的生产，以保障苏军粉碎德军对斯大林格勒地区进攻的物资需求。

按照预定安排，朱可夫从莫斯科来到了位于伏尔加河上的卡梅申地域的野战帐篷中。华西列夫斯基亲自迎接了朱可夫，并立即向朱可夫介绍了最新战况。之后，华西列夫斯基陪同朱可夫来到了位于小伊万诺夫卡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

当时，戈尔多夫中将正在前沿阵地上指挥作战。于是，参谋长尼基舍夫和作战部长鲁赫列向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汇报了情况。从他们的汇报中，朱可夫听出了他们并不相信苏军能够阻挡住进攻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敌人。

在方面军司令部，朱可夫给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部去电，让戈尔多夫等他们到来。随后，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就赶往了莫斯卡连科集团军司令员的司令部。

在近卫第1集团军的司令部里，朱可夫遇到了莫斯卡连科和戈尔多夫。莫斯卡连科和戈尔多夫的汇报和言谈举动令朱可夫很满意，因为朱可夫感觉到了他们对德军的实力和苏军的力量十分清楚，并且坚信这次可以粉碎德军的进攻。

朱可夫同华西列夫斯基、莫斯卡连科、戈尔多夫一同讨论了敌军情况和苏军的状态后得出结论：正在集中的各集团军部队到9月6日才能作好反突击的准备。

3．苏军反攻

早在1942年9月底，朱可夫就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讨论了反攻计划。之后，德军在整个东部战线上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因此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而这也表明了德军进攻计划的破灭。然而，德国陆军总部在10月14日的作战命令中却指出：“通过最近的各次战斗，我军已经大大削弱了苏军的实力，因此，苏军今年冬季拥有的不会像去年冬季那样多。”

实际上，1942年11月初，德军在苏德战场上拥有266个师，共编有约620万人、近51 700门火炮和迫击炮、5 08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3 500架作战飞机和194艘作战舰只。而苏军的战力则是660万人、77 800门火炮和迫击炮、7 350辆坦克、4 544架作战飞机。另外，最高统帅部战略预备队内还储备了27个步兵师、5个独立坦克和机械化军、6个独立步兵旅。

通过这些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出，兵力对比正在向有利于苏军的方向转变。

与前一年一样，德军仍然将战线拉得过长，在前线和后方都没有机动的战略预备队用于突发情况，士气普遍低沉。而苏军在顺利地克服了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困难后，威力日益明显地增强，士气也渐渐高涨起来。

10月底和11月初，朱可夫和其他最高统帅部的代表，穿梭在各部队进行工作，帮助指挥人员、司令部和部队充分了解反攻计划及其完成的方法。各方面军、集团军和部队的司令部举行的总结会议，反映了全体指挥人员正在以十分负责和不乏创造性的主动精神进行着这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

与此同时，朱可夫审查和修订了西南方面军的计划，然后将第21集团军和坦克第5集团军的行动计划协调好。

为了最终制订好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进攻计划，朱可夫于11月10日晨到了塔季亚诺夫卡第57集团军的指挥所。实地勘察后，朱可夫在塔季亚诺夫卡研究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与西南方面军的协同作战问题，协调了两个方面军的先遣部队在卡拉奇地区会合的方法和完成合围后的协同动作，以及其他与当前战役有关的问题。

三天后，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去见斯大林，详细询问了在准备反攻过程中斯大林格勒附近的情况，并报告了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反攻战役发起的时间可定在11月19日，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行动则要延迟到11月20日，这是因为西南方面军距卡拉奇地区较远，而且必须强渡顿河，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作为保障。

在对反攻计划进行了详细讨论之后，斯大林批准了这个计划。

另外，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还向斯大林汇报，一旦德国统帅部在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地域出现困难的局面，很可能会被迫从其他区域、尤其是维亚济马地区抽调部队来支援其“南方”集团军群。因此，为了避免发生这种不利的情况，必须迅速在维亚济马以北地区准备和实施进攻战役，而且应首先粉碎勒热夫突出部地区的德军。

朱可夫建议由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来执行此项任务，于是，最高统帅部就又召回了朱可夫，让他来制订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的战役计划。

在扩充了第62、64和57集团军后，顿河方面军编成内共有21万多名士兵，约6 900门火炮和迫击炮，250余辆坦克和近300架作战飞机。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顿河方面军部队试图分割并各个击破被围敌军的进攻，但未能大获全胜。

经过进一步的准备，苏军终于粉碎了德军的南部集团，并迫使德军的北部集团投降。苏军在伏尔加河上最大的会战中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整个斯大林格勒地区的会战是相当激烈的。从1942年11月19日到1943年2月2日，苏军共歼灭德军32个师和3个旅，另外德军还有16个师伤亡大半。这样的辉煌战果足以与莫斯科会战相媲美。

德军之所以会在斯大林格勒地区遭到惨败，主要是因为希特勒过低地估计了苏联的力量，同时也没有看到苏联人民强大的潜在力量。

苏军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上粉碎了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军队，使中立国家和仍持观望态度的国家觉醒过来，并不得不承认苏联的强大和纳粹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必然覆灭的命运。

为了表彰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有功之臣，最高统帅部授予了朱可夫和其他高级将领一级苏沃洛夫勋章，而且，授予朱可夫的是第1号的一级苏沃洛夫勋章。

苏军的反攻顺利地粉碎了斯大林格勒、顿河地域及高加索的德军，为苏联各方面军在西南方向上的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十、库尔斯克大反攻

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德军和苏军共投入了超过250万名士兵和6 000多辆坦克，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会战和单日空战。库尔斯克战役也是德军最后一次对苏军发动的战略性进攻。德军计划由南北两端向中央夹击，合围歼灭中央突出部的苏军，重夺战略主动权，但由于苏军已做好严密防务并且驻守了极为雄厚的兵力，德军进攻步调缓慢且损失惨重。此次战役后，苏军发动一连串巨型攻势，歼灭德军大批有生力量并将其赶出俄国领土，德军再也无法对苏军产生威胁了。

在回忆库尔斯克战役时，朱可夫曾如是说道：“德军无法逃避的厄运终于开始降临了。”

1．风雨来前的宁静

在库尔斯克反攻前，出于加强沃罗涅日方面军领导方面的考虑，斯大林任命瓦杜丁上将为方面军司令员。担任司令员后，瓦杜丁以其固有的毅力开始着手巩固方面军的部队并建立纵深梯次防御。

为了作好即将进行的反攻准备，朱可夫和瓦杜丁差不多走遍了方面军的所有部队，与部队和兵团指挥员共同判断情况，明确他们遭到敌人进攻时的任务和各项必要措施。朱可夫对近卫步兵第52师的地段尤其不放心，为此特意去了两次。对于该师必然会遭受敌人的主要突击，朱可夫、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司令员都持同样见解，因此朱可夫决定用炮兵全力加强该师所负责的地段的防御。

为了准备库尔斯克战役计划的预先方案，朱可夫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及各方面军司令员商定，对中央、沃罗涅日和西南方面军地段组织周密的对敌侦察。总参谋长给情报部和游击运动总司令部下达了任务：查清敌军纵深中预备队的数量及其配置情况，查清从法国、德国及其他国家调来部队的部署和集结情况。

正确地分析情况后，苏军最高统帅部在德军进攻前已准确地判断出其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行动的可能性和方向。

4月9日，在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朱可夫与华西列夫斯基再次详细地讨论了朱可夫的报告、关于战役战略预备队部署的意见以及即将进行的作战行动的性质。随后，朱可夫与华西列夫斯基共同拟订了关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配置及建立草原方面军的训令草案，并在草案上签名后呈送给了斯大林。

迟至4月12日，最高统帅部还没有作出关于苏军当年春夏季在所谓的库尔斯克突出部作战方法的具体决定。

当时，最高统帅部还没有由库尔斯克地域发动任何进攻的打算。事实上，即使想发动进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最高统帅部战略预备队尚处于组建阶段，而在以往交战中遭到损失的沃罗涅日和中央方面军则需要大量补充人员、兵器和物资器材。

在这种情况下，最高统帅部给各方面军司令员下达了转入防御的指示，并委派朱可夫对中央和沃罗涅日方面军部队就地实施总领导，并监督其对最高统帅部指示的贯彻执行。

4月11日夜间，朱可夫从博布雷舍沃赶回莫斯科，讨论当年夏季的战局计划，其中也包括库尔斯克突出部的作战计划。

次日一整天，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及其助手安东诺夫都在准备着向斯大林汇报所必需的资料。从清晨开始，他们三人就坐下来进行工作。由于彼此十分了解，因此工作的效率极高，到傍晚时，他们就将一切都准备好了。

他们一致认为，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上的考虑，德军将会不惜任何代价守住从芬兰湾到亚速海这条战线。此外，德军能够很好地加强其某一战略方向上的部队并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区准备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役，以便粉碎该处的苏联中央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部队。这有可能使整个战略态势向有利于德军的方面转变。

当天傍晚，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来到了最高统帅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斯大林赞同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意见，但仍然表示了对莫斯科方向的担心。

朱可夫等最高统帅部的成员们讨论完苏军的行动计划后，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在所有最重要的方向上，尤其是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区建立牢固的、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而朱可夫也正是这样给各方面军的司令员下达的指示，随后，部队开始挖掘工事。几天之后，朱可夫将正在组训的最高统帅部战略预备队集结到更加靠近受威胁的地域，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使用。

虽然最高统帅部在4月中旬就对预定的防御定下了决心，但直到6月初，最高统帅部才决定将此付诸实践。事实上，朱可夫当时对德军进攻企图的所有细节都已十分清楚。德军企图以必要的坦克集团并利用新式的“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以及“斐迪南式”强击火炮，对苏军沃罗涅日和中央方面军实施猛烈的突击。

在夏季战局的第一阶段，沃罗涅日、中央、西南和布良斯克四个方面军是主要作战部队。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分析，这里应当是主要战事进行的地方，因而希望以强有力的防御手段抗击德军的进攻，消耗敌人，然后转入反攻，进而彻底粉碎敌人。

也就是说，苏军的防御不是被动的，而是确切预定的。苏军最高统帅部对转入进攻的时机，也是根据情况来选定的。既不失之过早，也不失之过迟。

4月18日，朱可夫又奉命飞到了北高加索方面军。北高加索方面军的部队正在进行激战，以歼灭由装备精良的德军第17集团军为基本核心的敌塔曼集团。

将塔曼半岛上的敌人歼灭，对苏军有着特殊的意义。苏军除了能够粉碎由14～16个师、18～20万人组成的德军集团外，还可以解放诺沃罗西斯克。因此，从2月上半月起，由第18集团军和黑海舰队的水兵组成的一支部队，就在这里的一个不大的登陆场上开始作战了。

朱可夫同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空军司令员诺维科夫及总参谋部工作人员什捷缅科将军一齐来到了列谢利泽将军指挥的第18集团军。了解了当时的情况，以及该集团军和黑海舰队的兵力后，朱可夫认为当时不可能采取任何加强措施来扩大诺沃罗西斯克登陆场。

随后，朱可夫向斯大林汇报了情况，然后就与什捷缅科去往了北高加索方面军的第56集团军。按计划，苏军当时应在克里木斯卡亚镇地区发动进攻，但集团军首长认为尚未作好充分的准备，因而决定推迟进攻，从方面军各防御地段调集弹药和炮兵。

与此同时，朱可夫也和第18集团军首长一起进行工作，援助该集团军在梅斯哈科的登陆兵，并且派舰队和航空兵对登陆兵占领区域的正面之敌进行了突击。

之后，朱可夫成功粉碎了克里木斯卡亚镇地区敌军第17集团军的防御，将部队推进到敌军诺沃罗西斯克集群的后方。在第56集团军与方面军各部队的共同努力下，德军在塔曼的登陆场终于被铲除了。

2．坦克肉搏战

在1943年夏季，除了独立机械化军和坦克军外，苏联还组建了五个采用新编制的、装备精良的坦克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编有两个坦克军和一个机械化军。此外，为了保障突破敌人的防御及加强各集团军，还建立了18个重型坦克团。

大量的火炮改用摩托化牵引。工程兵部队和通信兵部队装备了国产汽车和美国的“斯图贝克”汽车。各个最重要的方面军的后勤部门都领到了足够数量的汽车。数千个新的汽车营和汽车团加入了红军后勤系统，这一切都极大地提高了苏联红军的机动能力和工作效能。

朱可夫清楚地看到，德军此时的武装力量已经失去了先前对红军的优势，因而他们竭尽全力地把优良的兵力送往苏德战场。同时，德国的兵工厂24小时开工，加紧生产新的“虎式”、“豹式”坦克及“斐迪南式”重型强击火炮。

在发动进攻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战役时，德国集中了50个最好的师（其中有16个坦克和摩托化师）、11个坦克营和强击火炮营，共拥有2 7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约90万兵力。因此，希特勒有理由认为胜利就在眼前，并通过宣传来鼓舞德军的士气。

5月初，朱可夫由北高加索方面军回到最高统帅部。此时，总参谋部基本上结束了夏季战局的计划工作。通过周密的谍报侦察和空中侦察，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认为德军可能即将转入进攻。

于是，斯大林要求预先通报中央、布良斯克、沃罗涅日和西南方面军，要各方面军部队作好迎击敌人进攻的充分准备。各方面军首长，接到最高统帅部的预报后，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以加强防御的火力配系和工程障碍。

经过多次讨论，斯大林决定，以纵深梯次防御的各种火力、航空兵的猛烈突击及战役和战略预备队的反突击迎击德军的进攻，先消耗和疲惫进攻之敌，随后在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方向及奥廖尔方向上发起猛烈反攻以彻底粉碎敌人，然后在所有最重要方向上发动深远的进攻战役。

为了抗击德军密集的坦克突击，各个方面军都在整个防御纵深内建立了对坦克的防御，最大限度地配备了炮兵、坦克、工程器材和地雷。在所有可能受到坦克威胁的方向上，防御都是由防坦克支撑点和防坦克地域组成的。除炮兵和坦克外，苏军还广泛地采取了布雷、挖掘防坦克壕、防坦克崖壁以及设置工程障碍等措施。同时，快速障碍设置队和防坦克预备队也进入待命状态。

作战经验表明，所有这些防坦克措施可保障杀伤敌坦克部队，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粉碎敌人的进攻。

总之，5月和6月，苏军所有的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都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准备，每个战斗员和指挥员都作好了迎击德军的准备。

7月12日，在沃罗涅日方面军地段上进行了最大的一次交战，在普罗霍洛夫卡方向上尤为激烈。

早在7月9日，朱可夫就已经估计到南线德军在进攻奥博扬失败后肯定会调头冲向普罗霍洛夫卡，必定会同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和近卫第5集团军遭遇，到时将会有一场大规模的坦克遭遇战。因此，朱可夫提前作好了遭遇战的一切准备。

正如朱可夫所预料的那样，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在奥博扬受阻后冲向了普罗霍洛夫卡，恰好与赶来的苏军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和近卫第5集团军遭遇。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坦克决战在普罗霍洛夫卡爆发了。

德军投入的是装甲兵老将霍特和他的400多辆（门）坦克和自行火炮，其中100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豹式”坦克。苏军参战的则是坦克兵新秀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和他的750辆（门）坦克和自行火炮。7月12日清晨，这两股钢铁洪流在普罗霍洛夫卡碰撞了。

这天清晨，坚守在普罗霍洛夫卡西南的苏军第69集团军受到了德军200辆坦克的攻击，形势紧迫，朱可夫立即命令罗特米斯特罗夫向德军发动反突击。

接到命令后，罗特米斯特罗夫进行了15分钟炮火准备后，就向德军发起了进攻。与此同时，德党卫军第2装甲军的3个师——“帝国师”、“骷髅师”、“阿道夫·希特勒师”也向苏军发起了进攻。

在这次坦克大会战中，苏德双方一共投入坦克和自行火炮近1 200辆（门），战斗进行得极为激烈。在双方坦克交战的同时，在普罗霍洛夫卡以西地域的上空，双方在一天时间里还进行了12次激烈的空战。

虽然德国的新式坦克在装甲和火力方面优于苏军坦克，但是，由于双方进行的是坦克大会战，德军坦克的火力优势不仅无法体现出来，而且坦克的厚装甲在近战中也显得笨重了许多。在激战中，苏军坦克勇敢地冲入不灵活的德军坦克的战斗队形，进行猛烈的摧毁。

霍特很快便感到形势不太妙，决定撤出战斗，重新部署兵力。可是，由于双方坦克搅在了一起，根本无法重新组织战斗队形，所以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打下去。

在战斗中，苏军表现得勇猛顽强。必要的时候，苏军士兵宁肯与敌人的坦克相撞而同归于尽，也不让敌人活着逃走。

这场空前血腥的坦克大会战从上午一直进行到夜幕降临，整整持续了八小时。德军最终支撑不住，丢下熊熊燃烧的300多辆坦克，仓皇逃去。苏军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也损失过半。苏德双方的700多辆坦克残骸有的紧紧撞在一起，有的炮塔被掀掉，遍地都是被烧成焦炭的尸体，惨不忍睹。

虽然在这次战斗中苏军的损失超过德军，但是战场上的真正胜利者还是苏军。

这场坦克大会战结束后的次日早晨，朱可夫来到沃罗涅日方面军指挥所。通过研究司令部的文件和审讯战俘，朱可夫看出这场战役的危机已然过去，而对德军全面进攻的时机已经来临。因此，必须及时切断德军的退路，不让德军回到自己的堑壕里，恢复其火力配系。于是，朱可夫决定立即组织部队按预定计划对德军展开全面进攻。

3．库尔斯克大反攻

早在1943的5月，最高统帅部就审查通过了在奥廖尔方向上实施代号为“库图佐夫”的反攻计划，其目的是由中央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及西方面军的左翼部队对敌奥廖尔集团实施钳形突击。

1943年5月至6月间，朱可夫几乎没有离开过沃罗涅日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他不放过作战准备当中的任何细节，也很少有问题能够逃过他的眼睛。他每天不定时地向斯大林报告正在作的准备工作。

此外，朱可夫也亲自安排了周密的战前训练。为了克服步兵对坦克的恐惧心理，朱可夫专门设计了用T－34坦克对步兵进行“碾压”训练。数以百万计的军民投身到这场大战的准备工作当中，库尔斯克在德军眼中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大堡垒。

7月11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反攻战役的准备工作已全部结束。

于是，布良斯克和西方面军部队于7月12日转入进攻，而中央方面军部队则于7月15日转入进攻。这样，在奥廖尔地域展开了三个方面军的猛烈进攻，其目标都是粉碎德军的奥廖尔集团。

由于苏军坦克第1集团军、近卫第6和第7集团军极度疲惫，德军才获得片刻喘息的机会，并于7月23日将其主力撤回到别尔哥罗德防御地区。

8月3日晨，别尔哥罗德地域的反攻开始。沃罗涅日方面军实施了十分猛烈的炮兵和航空兵火力轰炸。已转入进攻的、拥有大量坦克的近卫第5和第6集团军部队，迅速突破了德军的主要防御地带。坦克第1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也相继进入突破口，其先遣兵团当日便推进了30余公里，从而摧毁了这个地段上德军的整个战术防御。

由于没有强有力的突破武器，草原方面军的进攻发展稍慢。当日，其先遣部队只推进了15公里。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因为草原方面军各集团军所遇到的是德军更加坚固和更加纵深的防御。

次日，德军增强了抵抗，使苏军草原方面军的进攻发展更为缓慢，但沃罗涅日方面军的突击集群却成功挫败了德军别尔哥罗德集团的翼侧，顺利地向前推进。日落前，为了避免受到合围的威胁，德国统帅部开始撤退，这样一来，草原方面军部队也得以加速向前推进。

8月6日，根据战事的进程，朱可夫与草原方面军首长联名向斯大林提交了关于在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方向上进一步作战的意见。

第二天，沃罗涅日方面军坦克第1集团军和近卫第6集团军的先遣部队，便占领了博戈杜霍夫。德军已经完全丧失了严密的防御正面，其第4集团军已离“战斗”集群很远，因而无力堵塞所造成的缺口。

为了援救德军第4集团军，“南方”集团军群仓促收集了其最后的全部预备队并将其投入到阿赫特尔卡地区。

由于担心哈尔科夫集团陷入合围，德军拼凑了由3个坦克师组成的一支部队，并于8月11日对苏军坦克第1集团军和近卫第6集团军部队实施反突击。已被削弱的苏军坦克第1集团军和近卫第6集团军部队未能经受住敌人的进攻，被迫向较有利地区撤退。

幸亏朱可夫及时命令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紧急进行支援，经过持续数天的激战，于8月16日阻止了德军的前进。

之后，德军在阿赫特尔卡地区实施了反击。于是，朱可夫将最高统帅部预备队中的近卫第4集团军投入到战场上。与此同时，苏军草原方面军各集团军也逼近了哈尔科夫，并在城郊遭遇了德军的顽强抵抗。

苏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的攻势越来越猛烈了。为了避免使其部队陷入合围，德军开始从哈尔科夫撤退，并于次日清晨撤走了最后的后卫部队。苏军草原方面军进入哈尔科夫市，受到了当地居民极其热烈的欢迎。

苏军占领哈尔科夫，标志着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会战结束了。这次会战粉碎了希特勒在军事和政治上寄予很大希望的德军主要集团。

苏军与德军的库尔斯克战役，持续了50天，最终以苏军的胜利而告终，共击溃德军30个精锐师（其中有7个坦克师），这些师的人员伤亡都在一半以上。

十一、收复沦陷国土

经过两年多的浴血奋战，苏联人民经受了巨大的灾难，然而苏联人民决不屈服于希特勒，终于迎来了充满希望的明天；苏联红军愈战愈勇，越来越强大，终于将德军赶出了苏联的国土，粉碎了德国企图消灭苏联的阴谋。

经过战争的锤炼，朱可夫渐渐成长为战无不胜的军事统帅，这使其在收复沦陷国土的战役中攻无不克，给德军以毁灭性打击。

1．摧毁“东方壁垒”

随着苏德战局的演变对德军越来越不利，希特勒也不得不关注起了战线后方的第聂伯河。1943年8月12日，希特勒下令沿该河构筑预备防线——“东方壁垒”。整个防线，北起纳尔瓦河，然后向南延伸，经维捷布斯克、奥尔沙、索日河、第聂伯河和莫洛奇纳亚河。

“东方壁垒”是德军构筑的东线纵深防线。早在1943年春季，希特勒就决定构筑这道防线了，但一直进展迟缓。曼施坦因将此归咎于西线占用了大量的工程材料，西顿也附和这种说法。戴维·欧文却认为，由于东线铁路一直忙于输送进攻部队和武器，所以没有余力运输防御材料。就这一点而论，真正影响防线构筑的，或许正是曼施坦因本人。1943年春夏季，东线的主要运力差不多全被曼施坦因的“城堡”所占用了。

“城堡”战役开始后，希特勒很快就感到了形势不妙。还在胜负未定的时候，希特勒就决心加速防线的构筑。

为了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希特勒命令德军不顾一切伤亡，消灭登陆场的苏军。从9月末开始，苏军的全部登陆场日夜处于德军的炮火轰炸之中，但是登陆场却不断扩大，连成一片，苏军为实施新的突击正在右岸积蓄兵力。

对德军的行动进行认真分析之后，朱可夫得出结论：继续按原计划行动，从基辅南部的布克林登陆场对基辅实施进攻，成功的希望并不大。希特勒军队显然会针对登陆场，集结重兵集团予以迎击。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与德军硬拼是不划算的。

于是，苏军最高统帅部指示乌克兰第1方面军把主要兵力转移到柳捷日登陆场。朱可夫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部打算对基辅发动进攻，从而收复乌克兰的首都。军队变更部署进行得非常顺利，各种伪装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没有引起德军的丝毫察觉。

苏军从德军认为很“太平”的柳捷日登陆场实施进攻，很快就撬开了德军的防御大门。为避免被苏军合围，德军被迫撤离基辅，掉头南下。经过一番激战，苏军终于攻占了基辅。

11月6日晨，朱可夫、瓦杜丁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们乘坐的汽车开进了基辅。极其贫弱和疲惫不堪的人们一看到朱可夫他们，立刻紧紧地围了上来。看到这一幕情景，大家都流下了眼泪，朱可夫也悄悄地擦了擦湿润的眼睛。

重返故地，朱可夫已经认不出这座过去非常熟悉的城市了。只见到处都是瓦砾，中央大街已变成一片废墟，而这一切几乎都是被德军蓄意破坏的。

1943年12月中旬，朱可夫被召回到莫斯科。由于从4月起，几乎不停地在各个战场上奔波，一刻也没有停下来过，朱可夫看上去比过去憔悴了许多。这一时期的形势瞬息万变，既有巨大的胜利，也有令人遗憾的失败。所有这一切都使朱可夫经常睡眠不足，体力与脑力过度紧张，身心都感到异常疲倦。利用在最高统帅部的几天时间，朱可夫才使自己一直紧绷的神经得到了一些缓解。

12月，最高统帅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主要讨论并总结了苏德交战的形势，分析了军事经济的潜力。虽然疲惫至极，但一谈起作战，朱可夫却马上神采飞扬。这时，朱可夫适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不是应该实施正面进攻把敌人赶走，而是要更大胆地实施合围战役，把敌人彻底消灭，以便为之后的出国作战减轻阻力。

全面总结和分析局势之后，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在1943年冬和1944年初，展开北由列宁格勒、南到克里木的大范围进攻。

为了集中优势兵力，苏军最高统帅部计划把主要兵力和武器集中在乌克兰第1、2、3、4方面军，从而在短期内粉碎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至于北方、西北和西方方向上的各方面军，则给予比较有限的兵力。

最高统帅部在给各方面军下达的1944年冬季战略任务中，提出的总目标是：从列宁格勒到克里木展开进攻，但是要由乌克兰第1、第4方面军负责主要突击。朱可夫元帅又肩负重任，再次奔赴前线。

朱可夫负责协调指挥乌克兰第1、第2方面军继续解放乌克兰共和国领土的作战行动。

于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第2方面军先后发动了新的攻势，发起了解放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领土的进攻战役。

1944年1月，在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翼侧的科尔松—舍甫琴柯夫斯基地域，德军部署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军团。这个军团占据着一块约80英里宽的突出部，严重制约了苏军两个方面军向西的发展。

根据战役计划，作为迅猛插入西部的尖刀——乌克兰第1方面军，向日托米尔发动了进攻。驻扎在这一地段上的疲惫不堪的德军负隅顽抗，企图收回基辅、恢复“东方壁垒”，但是毫无结果。

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两路大军东西对进，势如破竹，很快便实现胜利会师。2月3日，苏军包围了科尔松—舍甫琴柯夫斯基地域的全部德军，并建立了坚固的阵地。

德军企图救出被切割的部队，但未能得逞。天气每天都在变化，暴风雪与晴好的天气交替出现。苏军在兵力和作战技能上都超过了德军，因此成功地击退了德军从外部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是，被围德军不甘心在包围圈中束手被擒，因此拼命突围。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合围军队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和减少伤亡，朱可夫向被困德军发出最后通牒，保证“一切伤病人员将给予治疗，对全体投降的军官和士兵立即供应食物”。然而，施滕麦尔曼将军拒绝了朱可夫，决心孤注一掷，作最后的一次拼杀。

于是，苏军进一步缩紧了包围圈。被围德军已经明白，援军是不会来了。特别是在一些将军们乘飞机逃跑后，部队中的绝望情绪更加强烈了。2月16日夜间，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风雪，能见度极低。被围德军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开始突围。苏军则趁势进行分割歼灭。除少部分坦克和装载着将军、军官和党卫军的装甲车得以突围外，被包围的德军全部被歼和被俘。

朱可夫元帅始终不渝地执行最高统帅部的指示，大胆地实施机会作战。在战斗中，德军损失了60%～70%的人员和战斗装备。苏军很快就摧毁了德军长达200公里地段上的防御，参加突破的两个坦克集团军前进了100多公里。苏联坦克兵预先破坏了敌人的反机动，并推进到两翼，迫使德军不得不放弃筑垒地区。

2．巴格拉季昂战役

德军占领白俄罗斯的三年中，洗劫了白俄罗斯人民的一切公共财富，破坏了城市，致使220余万苏联人民和战俘被杀害。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未受到德军的残酷损害。尽管遭受到了这么大的苦难，白俄罗斯并未在德军面前低头，白俄罗斯人民也没有丧失斗志，从未停止过对侵略者的斗争。

1944年4月末，苏军最高统帅部下定了进行包括白俄罗斯战役在内的整个夏季作战计划的最后决心，并指示安东诺夫组织制订各方面军的战役计划和着手调集各方面军所需的部队和物资。

半个月后，苏军总参谋部完成了“巴格拉季昂”战役（即白俄罗斯战役的代号）计划及其物资技术保障的全部文书的拟制工作。

5月20日，斯大林将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召去统帅部，以便最后确定最高统帅部关于夏季战局计划的决心。

华西列夫斯基负责指挥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于6月4日到达部队；朱可夫负责指挥白俄罗斯第1和第2方面军，于6月5日8时到达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指挥所。

苏军进攻之前，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防御前沿是从波洛茨克到维捷布斯克，然后经过奥尔沙—日洛宾—卡帕特克维奇—日特科维奇和普里皮亚季河。而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奥尔沙和莫吉廖夫等城市都尚在德军手中。

按照朱可夫的计划，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应在白俄罗斯战役的第二阶段投入战斗。因此，朱可夫特别重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即将实施的突击，因而把主要的兵力调给了这个方面军。

6月6日，朱可夫同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最高统帅部代表雅科夫列夫以及卡扎科夫将军一起，仔细研究了罗加切夫—日洛宾地域内第3和第49集团军地段上的情况。次日，朱可夫又仔细研究了步兵第18军的近卫步兵第69和第44师地段上的地形和敌人的防御，因为按照计划苏军将在这里实施主要突击。

6月22日，白俄罗斯第1和第2方面军进行了战斗侦察，进一步查明了敌防御前沿的火力配备以及早先未能发现的一些炮兵连的位置。

苏军在白俄罗斯的进攻，恰逢苏德战争爆发三周年。在过去的三年里，发生了不少历史性事件。苏军经过一系列总决战，击退了德军的疯狂进攻，将自己的国土从德军手中解放了出来。现在，苏联军人又满怀粉碎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信心，投入了新的会战。

与此同时，同盟国军队在诺曼底的成功登陆，也鼓舞了苏联军队。虽然德国的命运实际上已经注定，但苏联军人仍然热烈地欢迎第二战场的开辟，毕竟这将加速德军的灭亡使战争尽快结束。

进攻伊始，虽然天气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双方航空兵的行动，但苏军和德军还是在各个方向上立即展开了激烈的地面和空中的交战。

华西列夫斯基突破德军防御的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按计划对帕里奇展开了进攻，第一天就向博布鲁伊斯克方向突进了20公里。而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也取得了良好的战果。

7月3日黎明，布尔杰伊内的近卫坦克第2军从东北突入明斯克，装甲坦克兵元帅罗特米斯特罗夫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的先遣部队也从北面逼近了该市。

当天中午，由帕诺夫将军指挥的隶属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近卫坦克第1军也攻入城内。与此同时，苏军还推进到了明斯克的西南和西北，并将前来增援的德军预备队击退。日落时，德军第4集团军大部分兵团的退路已被切断，并被压缩在明斯克以东的包围圈内。傍晚时分，苏军将明斯克的德军全部肃清。

朱可夫任团长和旅长时，曾有7年时光住在明斯克，因此，他熟悉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街道和一切重要建筑物。然而，现在白俄罗斯的首都已经面目全非，一切都成了废墟，而住宅区更是变成了一堆堆的碎砖乱瓦。

在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前面行动的坦克第2集团军，于行进间解放了卢布林市，之后，这个集团军的先遣部队经过一番迅猛的冲击，很快从卢布林地区推进到了维斯瓦河。

经过两个月的战斗，苏军粉碎了两个巨大的德军战略集团，解放了白俄罗斯。

7月29日，斯大林打电话祝贺朱可夫荣获第二枚苏联英雄金星奖章。

白俄罗斯第1、第2、第3方面军和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在交战中总共打垮了敌军70个师，其中合围后被俘虏和消灭的有30个师。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在利沃夫—桑多梅日方向进攻过程中，也击溃了敌军30多个师、全歼了8个师。

巴格拉季昂战役最充分地显示了苏军各级指挥员已具有迅速合围并消灭敌军集团的能力。苏军指挥官所表现出来的战斗艺术以及部队的英勇精神，使柏林战略方向上最强大的德军集团遭到惨败。

3．解放波兰

1944年8月，华沙发生武装起义，大约4万名波兰人拿起武器反对德国占领军，苏军因此在东部波兰陷入窘境。起义军试图赶在苏联之前解放自己的国家，因此他们并未将起义的计划预先通知苏联方面，而是直接听命于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的指示。

从保加利亚回到最高统帅部后，朱可夫又被斯大林派往华沙地域白俄罗斯第1和第2方面军驻扎的地区视察军情。10月初，朱可夫来到佩尔霍罗维奇将军的第47集团军。当时，该集团军正在莫德林和华沙之间实施进攻，但由于处于平原地区，遭受了重大伤亡，处于极度疲惫衰弱的状态。

这个时候，苏军已将德军全部逐出了苏联国境，收复了除库尔兰以外的全部苏联领土，并将战争部分转到了德国和东欧国家的领土上。

全面分析交战各方的情况后，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于1945年初在各个战略方向上都发动猛烈的进攻，并决定将最后的致命一击部署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准备实施进攻的华沙—柏林方向。波罗的海第1、第2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则负责消灭德军库尔兰集群，防止龟缩在波罗的海海边的德军兵力调到其他战场。

与此同时，苏军最高统帅部与西方的同盟国远征军统帅部保持着良好的接触。美军、英军和法军统帅部正准备实施进攻战役，以粉碎鲁尔和萨尔地域的德军，并使自己的军队推进到德国中心区域。此外，盟军还计划在正南和东南战略方向上实施辅助突击。

朱可夫受斯大林的委托，仔细研究了最后战局的主要问题，首先是柏林方向上各个战役的计划。

在分析情况时，总参谋部指出，在柏林方向上敌人将对苏军进行最顽强的抵抗。果不出所料，10月苏军进攻作战的战果甚小，甚至11月初苏军被迫在整个西部方向上转入防御。

11月15日，朱可夫前往卢布林。次日，他就被任命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在卢布林，朱可夫会见了贝鲁特以及波兰工人党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人。

苏军与波兰的地方政权机关和社会人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些人竭尽全力地帮助苏军。当然，苏军也同波兰人分享自己所有的一切。于是，共同遭受过德军占领苦难的苏波两国人民，从最初的交往起，就打下了兄弟情谊的基石。

11月底，以马利宁为首的方面军司令部制订出的进攻计划被批准。对于进攻战役的发起时间，斯大林未作硬性规定，但大致指示应于12月15～20日前作好准备。

苏军最高统帅部有关西部战略方向上最后各次战役的目标，在1944年11月底就已最后确定。在直接对柏林实施突击之前，决定在西部战略方向上先发动两场大规模的进攻战役：一场由白俄罗斯第3和第2方面军的兵力在东普鲁士实施，另一场由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在华沙—柏林方向上发动。

苏军的进攻于1月13日开始。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以部分兵力与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部队同时转入进攻。次日，罗科索夫斯基的主力部队开始向姆瓦瓦方向推进。

德军在此处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使得苏军的突破进展缓慢。1月19日，苏军将所有的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全部投入交战后，才完成了突破，并攻占了姆瓦瓦、普扎斯内什和切哈努夫。第47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在维斯瓦河以南的顺利推进，可靠地保障了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左翼的安全。

1月12日，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左翼，开始从桑多梅日登陆场实施进攻。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进攻十分顺利，第1天就突破了德军主要防御地带，其第1梯队部队在各坦克集团军部分兵力的支援下推进了20公里。尤其是在雷巴尔科将军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列柳申科将军的坦克第4集团军投入交战后，不断粉碎开来的敌预备队，使战役向更为广阔和纵深的方向发展。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于1月14日转入进攻后，进展也十分顺利。三天之后，波兰第1集团军和朱可夫的部队成功攻入华沙。在安排进入华沙的时间和顺序时，朱可夫特意让波兰第1集团军率先进城，这样的做法无疑是明智之举。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朱可夫不仅是一位驰骋沙场的统帅，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政治眼光。

德军在撤离华沙的时候，对该城进行了全面破坏。大型工厂企业已从地面上消失，住房不是被炸毁就是被烧掉，城市公用设备已不能使用。成千上万的市民不是惨遭杀害，就是被赶走。华沙市内一片死寂。

波兰的士兵和军官，看到这样的情景，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发誓要让德军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

十二、成功攻克柏林

柏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德军最高统帅部在柏林附近大量消耗苏军，死守柏林，将战争拖延下去的企图。对朱可夫而言，柏林战役是其军事生涯的顶峰，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其指挥方面军进行城市进攻战役的卓越军事才能。

1．逼近柏林

早在1944年11月，苏军最高统帅部就初步制订了柏林战役的战略计划。在制订计划的时候，朱可夫充分考虑到了同盟国远征军的军事行动。

按照雅尔塔会议达成的共识，苏军占领区应远及柏林以西地区，而且苏军现如今已经推进到距柏林不到100公里的区域，并同时作好了攻占柏林的准备。虽然如此，但以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仍然在做着在苏军达到柏林前抢先占领柏林的美梦。

尽管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战争最后阶段的战略目标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仍然在积极实施占领柏林的计划。与此同时，希特勒当局积极活动，图谋与英美两国政府单独媾和。在德军毫无出路的情况下，德军有可能在西面停止抵抗，给美英军队放开通往柏林的道路，拱手将柏林交给同盟国远征军。

路透社记者曾说：“假如没有遇到抵抗，英美军队将向柏林开进。”4月中旬，美国观察员约翰·格罗维尔甚至断言：“实际上，同盟国远征军西战场已不存在”。这预示着英美要同苏联争夺占领柏林的机会。

朱可夫同方面军领导人制订了柏林战役的战略计划，并于3月29日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

当天晚上，斯大林同朱可夫打过招呼后，就向朱可夫介绍了最新情况：“德军已经彻底放弃了西方防线，希特勒并不想对盟军的推进加以阻止。但在东方战线上，希特勒却加紧兵力部署。根据情报获知，德军在东线通往柏林的方向部署了4个集团军，其编成不少于90个师，其中包括14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

“这将会是一场异常艰苦的战斗。”朱可夫回应道。

“你认为我们应当什么时候发起进攻？”斯大林问。

“两周之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就可以开始进攻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差不多也能作好准备。但是，由于需要彻底肃清但泽和格丁尼亚地域的敌人，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不可能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同时从奥得河展开进攻。”

“那就由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先进攻好了，我们总不能眼睁睁地让同盟军占领柏林吧。”斯大林不无担忧地说。

然后，斯大林取出一封信，递给朱可夫，说道：“我们的一位外国朋友来信说，希特勒的代理人同盟国的官方代表进行了秘密会谈，德国人建议盟国在德国同意单独媾和的条件下停止对德作战。盟国似乎拒绝了德国人的要求，但德国人仍然可能对盟军开放去柏林的通路。”

等朱可夫看完信后，斯大林继续说道：“我认为罗斯福倒不至于会破坏雅尔塔协定，但丘吉尔就不一定了，这个人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说完这些，斯大林就打电话通知安东诺夫立刻过来。安东诺夫很快就来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

见到安东诺夫后，斯大林就向他询问了罗科索夫斯基在但泽和格丁尼亚地域的局势和华西列夫斯基在柯尼斯堡地域的情况，然后命令他通知科涅夫于4月1日带着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战役计划过来，最后又让他同朱可夫再研究一下柏林战役的战略计划。

次日，朱可夫同安东诺夫一起讨论了柏林战役的战略计划草案，计划很符合当时的战役战略形势。

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元帅在3月31日就到了总参谋部，并立即报告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进攻计划草案，随后又参加了对柏林战役总计划的研究。

对于总参谋部标在图上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之间的整个分界线，斯大林并不认同。他勾掉了从尼斯河到波茨坦的分界线，另画了一条距离柏林东南60公里的分界线，然后指示科涅夫元帅说：“如果德军在柏林的东接近地上进行顽强的抵抗，致使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进攻受到阻碍，乌克兰第1方面军应准备以各坦克集团军从南面突击柏林。”

根据准确的计算，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在4月20日之前无法从奥得河开始进攻，因此对柏林的进攻，决定不等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定于4月16日提前开始。

当晚，斯大林亲自下达了给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关于准备和实施攻占柏林的命令，以及在12～15日内推进到易北河的指令。

当时，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仍在同但泽东南和格丁尼亚以北地域的德军进行紧张的战斗，斯大林命令该方面军的基本兵力应开始向奥得河变更部署，以便不迟于4月15～18日替换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波兰第1集团军和第61集团军。

离4月16日已经很近了，苏军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而急需去做的事情却很多。不仅需要调整方面军的部署，而且需要给部队运送大量的物资器材。另外，方面军部队还需要进行全面的战役战术训练和专门训练，因为之前还没有经历过如此重要而非同寻常的战役。

在此之前，朱可夫曾是许多重大战役的直接指挥者，但攻占柏林的战役极为特殊，不同于以往指挥的任何一次战役。从奥得河开始，直到有坚固筑垒工事的柏林，方面军部队必须突破严密的、成梯次配置的各个坚固的防御地区，必须在柏林的接近地上粉碎强大的德军集团，而在夺取柏林时，还必然会遇到德军的殊死抵抗。

2．最后的较量

1945年4月1日，朱可夫从莫斯科打电话给方面军参谋长马利宁上将说：“我们的战役计划全部批准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我们的准备时间已经不多了，你现在就实施战役准备措施，我乘明天的飞机回去。”

大规模进攻前夕，朱可夫通过兵力各达一个步兵营的32个侦察支队，用战斗的方式查明了德军防御的火力配系、部署及防御地带的强弱点。这使德军误以为是苏军大规模的进攻，将更多的有生力量和装备武器调到了前沿，从而使苏军得以用全部炮兵的火力覆盖防御的德军。

15日深夜时分，朱可夫前往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员崔可夫将军的观察所。路上，朱可夫看到许多诸兵种合成兵团和坦克兵团的指挥员都整夜未睡，正在检查所属部队战斗准备的细节。检查进行得认真而镇静，部队既没有过分自信也没有对敌军实力估计不足，朱可夫由此断定，部队已经作好了与敌人作殊死搏斗的充分准备。

清晨5时整，数千门火炮、迫击炮和“喀秋莎”火箭炮射击的火光，将大地照得雪亮。紧接着响起了火炮发射以及炮弹、迫击炮弹和航空炸弹爆炸的震天动地的隆隆声。在空中，轰炸机不间断的轰隆声也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空中升起了数千枚五彩缤纷的信号弹。随后，数百部探照灯一下子都亮了起来，照亮了整个战场，使德军头昏眼花，也将苏军坦克和步兵的冲击目标从黑暗中显露了出来。

起初，苏军在各个地段上进展顺利，但后来德军醒悟了过来，就开始从泽劳弗高地用迫击炮进行反击，从柏林方向也出现了大量的敌轰炸机群。随着朱可夫的部队越来越接近泽劳弗高地，德军的反击也变得越来越猛烈了。

晚上，朱可夫向斯大林汇报说第二天晚上之前将无法攻克这一防线。

斯大林听后立刻报怨道：“没有按照我的指令行动，你调遣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在近卫第8集团军的地段上投入交战，结果碰到这样的局面。你能够在明天拿下泽劳弗高地吗？”

朱可夫深吸了口气，尽量保持平静地说：“4月17日日落前，我们一定能拿下泽劳弗高地。另外，我觉得，德军在这里投入越多的部队抵抗我军，我军攻克柏林就会越快，毕竟在开阔地带消灭德军更容易些。”

17日傍晚，在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协同下，苏军坦克集团军终于突破了泽劳弗高地的防御。德军经受不住苏军坦克集团军的突击，开始向后退却。第二天早晨，苏军终于攻克了泽劳弗高地。

4月20日，朱可夫命令库兹涅佐夫上将指挥的步兵第79军的远程炮兵，对柏林发动炮击，这表示对德国首都柏林具有历史意义的冲击开始了。与此同时，久金少校指挥的炮兵第1营，也对柏林进行了齐射。德国的首都立刻化为一片火海。

25日，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近卫机械化第6军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步兵第328师和坦克第65旅，在凯钦地区会师。这使得柏林的德军集团被分割成了两个孤立的集群，即柏林集群和法兰克福—古本集群。

同一天，德国首都中心的战斗越来越激烈。凭借坚固的防御枢纽部，德军进行着顽强的抵抗。虽然苏军受到了重大伤亡，但是他们为胜利所鼓舞，仍然奋勇冲杀，毫不胆怯。可笑的是希特勒，他竟然号召不存在的集团军去拯救柏林，因为他并不知道这些集团军早已被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歼灭。

4月29日，柏林市中心展开了最激烈的巷战。当柏林即将陷落时，希特勒看到大势已去，竟然发布命令说：“宁肯将柏林拱手交给美国人和英国人，也决不能让俄国人进入柏林。”

被俘的德国士兵也供称：“军官们反复强调，要尽一切力量来阻止俄国人占领柏林。如果要交出城市的话，也只能交给美国人。”

1945年4月30日，苏联人民将永远铭记这一天。正是在这一天，苏军攻占了德国权力象征的国会大厦。

为了攻占国会大厦，苏军同德军进行了浴血奋战，付出了相当巨大的代价。

步兵第79军各兵团于4月22日突进柏林后，不断向前推进，解放了一个又一个的街区。26日傍晚，步兵第79军的部队强渡了运河，攻占了鲍伊谢利街车站，随后又肃清了莫阿比特区西北部的敌人。攻克了莫阿比特监狱后，步兵第150师释放了数千名战俘和政治犯。在这里，以及在普列特增泽耶的监狱中，还残留着中世纪的刑具——断头台。

从4月29日晨到4月30日黎明，步兵第150和第171师各部队在国会大厦附近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同时也作好了强攻国会大厦的准备。

4月30日上午11时，在火炮和迫击炮急袭射击之后，这两个师各团的强击营以及邦达里亚少校和马科夫上尉的炮兵侦察组转入冲击，企图从三个方面攻占国会大厦。

在国会大厦前面，为争夺大厦的主要入口，苏军与德军展开了火力战和白刃战。经过激烈战斗，步兵第171师由萨姆索诺夫上尉指挥的一个营，率先冲进了国会大厦。

尽管苏军已经占领了大厦下面的各层楼，德军守备部队仍不肯投降。于是，迟至当天21时50分，叶戈罗夫中士和坎塔里亚下士才得以在国会大厦的主楼圆顶上升起了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授予他们的胜利旗帜。

随后，亲自监督攻克国会大厦的第3突击集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将军，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向朱可夫报告说：“我们终于在国会大厦上升起了红旗！元帅同志，乌拉！”

听到这一喜讯的朱可夫兴奋不已，当即说道：“亲爱的库兹涅佐夫，衷心祝贺你和你的士兵们所取得的光辉胜利！苏联人民将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截至5月1日日落前，国会大厦内的德军因为坚持不住而投降了。小部分藏在大厦各个地窖里的德军，也才抵抗到5月2日晨而已。

攻克柏林的道路是曲折而艰辛的。无数的苏联红军，从莫斯科，从列宁格勒，从斯大林格勒，从乌克兰，从白俄罗斯，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外高加索各共和国来到这里，为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结束对侵犯祖国的敌人所进行的这场正义战争。很多人即使带伤上战场，也不肯离队，因为他们都希望亲眼看到胜利的红旗在柏林上空飘扬的那一刻。

十三、战后管制德国

在苏军攻克德国的国会大厦后，德国始终不接受无条件投降，并且为了拖延时间还上演了假投降。之后，苏联政府为了庆祝苏德战争的胜利举行了隆重的胜利阅兵式。

在接管德国问题上，虽然各大国表面上达成了共识，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需要共同协商解决的问题，于是，苏、美、英三国在柏林召开了波茨坦会议，并共同参与组成了对德管制委员会。朱可夫被斯大林任命为对德管制的苏方最高长官。

1．德国无条件投降

1945年5月1日4时，崔可夫将军打电话向朱可夫报告说，据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列勃斯将军说，希特勒已于4月30日15时50分自杀，并且留下遗嘱全权委托鲍尔曼与苏联人民的领袖建立联系。

鉴于希特勒的生死极端重要，朱可夫立刻派自己的副手索科洛夫斯基大将前往崔可夫的指挥所与克列勃斯谈判，并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

同时，朱可夫立刻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消息。斯大林了解了情况后说：“你告诉索科洛夫斯基，除无条件投降外，不要同克列勃斯或其他德国军官进行任何谈判。如果不发生非常重要的情况，就别再打电话给我，我还要为举行五一节检阅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之后，索科洛夫斯基将军又向朱可夫报告说：“他们在耍滑头。克列勃斯说，只有以邓尼兹为首的德国新政府才能决定无条件投降问题。”

朱可夫回复道：“你告诉克列勃斯，如果戈培尔和鲍尔曼到10点钟还不同意无条件投降，我们就要实施最猛烈的突击，以彻底打消他们再作抵抗的念头。”

到规定时间，戈培尔和鲍尔曼未作答复。于是，苏军对柏林市中心德军特别防御地区的残余地点，展开了最猛烈的射击。

18时，德国当局派来了一名使者通知说，戈培尔和鲍尔曼拒绝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作为对他们的回答，苏军以最强大的力量，对帝国办公厅所在地和残余德军所盘踞的市中心，展开了最后的猛攻。

次日凌晨，柏林城防司令部的无线电台曾多次用德语和俄语广播：“我们派使者到俾斯麦街的桥上去。我们停止军事行动。”

清晨时分，德军坦克第56军军长维德林将军投降被俘。维德林是在几天前由希特勒亲自任命的柏林城防司令官。他被俘后立即同意给他的部队下达停止抵抗的命令。

当天，投降被俘的德国宣传部副部长弗里切博士建议，让他用无线电广播号召柏林德军守备部队停止一切抵抗。为了尽快结束战斗，朱可夫同意让弗里切使用无线电广播电台。

攻占帝国办公厅后，朱可夫曾亲自前往该处，以查清希特勒、戈培尔和德国当局其他领导人自杀的问题。

正要结束对帝国办公厅的检查时，在地下室发现了戈培尔六个孩子的尸体。不久，在地下室附近，又发现了戈培尔和他妻子的尸体。弗里切博士前来辨认，证明这确实是他们。

这些情况使朱可夫最初对希特勒自杀这一说法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况且也没能找到鲍尔曼。当时，朱可夫曾设想：在依靠外面援救柏林的希望破灭时，希特勒已经逃走了？但是，在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包括审讯了希特勒的私人医务人员之后，得到了能证明希特勒自杀的比较肯定的情报。于是，朱可夫确信，对希特勒自杀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由于德军没有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苏军奉命立即将德军彻底消灭。

5月7日，斯大林通知朱可夫：“今天，德国人在兰斯市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不是同盟国，而是苏联人民，肩负了战争主要重担，因此，投降书不能只在同盟军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而应在反希特勒联盟所有各国的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而且，我是不同意不在柏林签署投降书这种做法的。我已知会同盟国，在兰斯签署投降书只当做投降仪式的预演。明天，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要到柏林。由你担任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维辛斯基会去协助你，并在投降书签署后留在柏林，担任你的政治助理。”

次日清晨，世界各大报刊的记者开始陆续到达柏林，以便及时记下从法律上肯定德国灭亡的这一历史性时刻。当天中午，盟军最高统帅部代表英国空军上将特德、美战略空军司令斯巴兹将军和法军总司令塔西厄将军到达了腾珀尔霍夫机场。

24时整，各国代表和记者走进了柏林东部的卡尔斯霍尔斯特德国军事工程学校一幢两层楼房的大厅，投降的签字仪式就在这里举行。一张长桌靠墙放着，墙上挂有苏、美、英、法四国的国旗。

朱可夫在受降仪式揭幕时宣布：“我们，苏军最高统帅部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受反希特勒同盟各国政府的委托，接受德军统帅部代表德国作无条件投降。请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进入大厅。”

所有在场的人都转过头来注视着门口，曾吹嘘要征服全世界的人就要露面了。

希特勒的主要助手凯特尔元帅头一个跨进门槛。他努力保持着镇静，慢慢地走着，举起拿着元帅杖的右手，向苏军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致敬。随后进来的是眼睛里充满了凶狠表情而又无能为力的什图姆普弗上将和未老先衰的弗雷德堡海军上将。

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被安置在离门不远、专为他们准备的一张单独的桌子旁边。

“你们手里有没有无条件投降书？你们是否已研究过它并有权签署它？”朱可夫问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

“是的，我们已研究过并准备签署它，”凯特尔有气无力地说，同时递上了一份由邓尼兹海军上将签署的能证明凯特尔、弗雷德堡和什图姆普弗有权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文件。

接着，凯特尔用颤抖的手签署了五份投降书。什图姆普弗和弗雷德堡也签了自己的名字。至此，德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宣告结束。

随后，朱可夫以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名义，为这一长久期待的胜利，向所有在场的人表示了衷心的祝贺。大厅里立即响起了一片难以形容的欢呼声。大家都在相互祝贺、握手。许多人禁不住热泪盈眶。

当天早晨，朱可夫将签署好的无条件投降书立即送往最高统帅部。莫斯科当天就通知朱可夫已经收到了全部文件。

时至今日，德国及其盟国终于彻底失败了，一场浴血奋战的战争结束了。

2．胜利阅兵式

1945年5月中旬，朱可夫奉命回到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汇集了国防委员会委员、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安东诺夫、红军后勤部长赫鲁廖夫，以及总参谋部经管组织问题的几位将军。他们正在研究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

斯大林征询大家的意见时问道：“为了庆祝战胜德国，我们有没有必要邀请立功最多的英雄，包括士兵、军士、准尉、军官和将军们，前来莫斯科举行一次胜利阅兵式呢？”

对此，众人都表示热烈支持，并且提出了许多建议。对于阅兵首长由谁担任的问题，没有人进行讨论，显然，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阅兵首长应由斯大林来担任。

于是，斯大林指派安东诺夫为阅兵做好一切必要的计划。预定由卡累利阿方面军、列宁格勒方面军、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白俄罗斯第1、第2、第3方面军、乌克兰第1、第2、第3和第4方面军以及海军和空军各派出一个混成团，由方面军司令员率领参加阅兵。各混成团的编成内，应包括有苏联英雄、光荣勋章获得者、著名的狙击手和战功最多的勋章获得者——士兵、军士、准尉和军官。

苏军曾在柏林国会大厦圆顶上升起的红旗，以及在战斗中缴获的德军战旗也运来莫斯科参加阅兵。

5月底至6月初，全体受阅人员都在为阅兵进行着紧张的准备。6月中旬，全体受阅人员都穿上了为阅兵而准备的礼服，投入了节日前的操练。

胜利阅兵式的前几日，斯大林找到朱可夫，问他骑马的技术是否已经生疏。

“没有，没有生疏。”朱可夫不知道斯大林为何这样问，只好如实回答。

“是这样的，我想让你担任胜利阅兵式的阅兵首长，由罗科索夫斯基担任阅兵总指挥。”斯大林说道。

“非常感谢您给我如此的殊荣。不过，我觉得最好由您来担任阅兵首长，毕竟您是统帅。”朱可夫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说。

“我年纪大了，骑不动马了。还是由你来担任吧。”斯大林解释道。

先是在中央机场举行了阅兵式的预演，最后又在红场上进行了总预演。受阅部队是按各作战方面军的顺序，从右向左排列，而且各自挑选了特别喜爱的军队进行曲。各混成团在短时间里都训练得十分出色，给人印象深刻。

1945年6月24日，那盼望已久的、令人不能忘怀的日子到来了。四年来，苏联人民一直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这一天，朱可夫早早就起来了。莫斯科的天气正如天气预报所说的那样，阴沉沉的天空，还下着毛毛细雨。朱可夫打电话询问空军司令员得知，大多数的机场在这样的天气都不宜飞行。看来，胜利阅兵式不会像原来想象的那么隆重了。

然而，虽然天公不作美，莫斯科人民却仍然怀着高昂的情绪，在乐队的伴奏下，向着红场前进，按原定计划参加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游行。人们举着大量的标语牌，面露愉快的笑容，唱着激扬的歌曲。

所有的人行道都被前来观看阅兵的人群挤得满满的，到处充满着欢乐的浪潮和祝贺战胜德军的“乌拉”欢呼声。

9时57分时，朱可夫在斯帕斯基门附近骑上了一匹高大的白马。10时整，阅兵式正式开始，伴随着格林卡“光荣颂”那庄严而雄壮的乐曲声，心情激动而紧张的朱可夫骑着高大的白马向红场走去，英姿飒爽，每个俄罗斯人的内心都感到无比亲切。

忽然，广场寂静下来。阅兵总指挥、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用他那清晰的声音作起了报告，显然，罗科索夫斯基也非常激动。倾听罗科索夫斯基的报告令朱可夫渐渐平静了下来。

朱可夫看到了那些曾经鼓舞部队彻底战胜敌人的军旗，那些饱经战火磨炼的战士那坚毅的面孔和流露出欢乐心情的眼睛，战士们的战斗勋章和奖章在新制的军装上闪闪发光。这是一幅多么动人心弦而又令人难忘的景象啊！

虽然雨水在军人的帽檐儿上滴落，然而大家的情绪是如此高涨，以至于谁也不曾注意到这一点。由同德军作战中闻名的将军、兵种元帅和苏联元帅们率领的英雄团队从列宁陵墓前通过，使得大家尤其振奋。

最后，在鼓声的伴奏下，两百名老战士把两百面德军的军旗投到了列宁陵墓的台阶下，这使参加阅兵式的人们的欢快情绪达到了顶点。

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阅兵式完美落幕，也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思索。

从莫斯科回到柏林后，朱可夫向同盟国建议在柏林也举行一次庆祝战胜德国的阅兵式。很长时间之后，同盟国才给出肯定的答复，决定于9月在国会大厦和勃兰登堡大门附近举行苏军和同盟国军队的阅兵式，因为苏军攻克柏林的最后战斗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经过商定，苏军、美军、英军和法军的总司令共同担任阅兵首长，陆军各兵种的部队参加柏林阅兵式，而空军和海军部队因距柏林太远因此不参加。

苏军为阅兵作了十分细致的准备。但是，在阅兵的前一天，各盟国军队的总司令却以各种各样的原因通知朱可夫不能来柏林阅兵，并且已委托他们的将领出席。

朱可夫立即向斯大林作了报告。斯大林说：“同盟国想贬低反纳粹同盟各国军队阅兵的政治意义。各盟国军队总司令不来就不来吧，你就自己一个人担任阅兵首长好了。毕竟我们比他们更有这方面的权利。”

1945年9月7日，由曾攻陷柏林的苏军部队，以及到西柏林各区来执行占领勤务的美军、英军和法军部队参加的反纳粹同盟各国军队的阅兵式准时进行。

苏军步兵、坦克兵和炮兵的队形非常整齐，尤其是坦克和自行火炮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而英国军队的队列训练在各同盟国军队中是比较好的。

检阅了受阅部队后，朱可夫发表了讲话，高度赞扬了苏军和同盟国远征军战胜德军的历史功勋。

3．波茨坦会议

由于柏林市内缺乏举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应有的条件，朱可夫决定在波茨坦举行本次会议。

波茨坦会议于7月17日午后如期开幕。在波茨坦会议上，很多问题处理起来是相当棘手的。在会上，丘吉尔的野心最为明显。然而，斯大林以十分平静的语调，很快就使他认识到，他对待问题的态度是不对的。

同美军和英军总司令一样，朱可夫也不是代表团的正式成员。然而，在波茨坦会议讨论问题的时候，朱可夫曾多次出席。

丘吉尔快要离开波茨坦的时候，曾在他住的别墅里举行招待会。苏联方面应邀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和朱可夫。美国方面出席的则有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总参谋长马歇尔五星上将。在场的英国人有亚历山大元帅、总参谋长布鲁克元帅等。

丘吉尔指出了苏联对击败德国作出的卓越贡献，建议为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干第一杯酒。

斯大林则提议为丘吉尔干杯，说他在英国极困难的战争年代里，肩负起了同德国作斗争的领导责任，并胜利地完成了自己担负的重大任务。

出人意料的是，丘吉尔忽然举杯向朱可夫祝酒。朱可夫别无他法，只好也向他祝了酒。在感谢丘吉尔的殷勤盛意时，朱可夫竟不自觉地把他称为“同志”，并且立刻就觉察到了莫洛托夫那困惑不解的目光，立刻感觉很尴尬。幸好，朱可夫随机应变，举杯祝贺他们在这次战争中的战友（在俄语中，战友的第一个词与同志一词相同）和盟友——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军队的士兵、军官和将军们，所取得的彻底击败德国的胜利。这样，朱可夫很巧妙地化解了由于口误而给自己带来的困境。

第二天，朱可夫会见斯大林时，斯大林和在场的人都为朱可夫这样快就得到了丘吉尔这位“同志”而取笑他。

在研究并解决了一系列相当重要的问题后，波茨坦会议于8月2日结束了。

由于苏联对德国的胜利举世公认，美国和英国政府当时被迫达成协议，这也就保障了波茨坦会议的胜利结束。

虽然存在着无法避免的争论和分歧，然而总的来说，波茨坦会议体现了各大强国要求奠定合作基础的愿望。这一切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以及闭幕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对管制委员会各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管制委员会里，苏联代表竭力履行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在会议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美国和英国代表同样也履行了会议决议所规定的义务。

不幸的是，这种政治气氛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的反苏演说，对此更起到了特别的破坏作用。之后，管制委员会的美英两国负责人，在一切问题上都变得难以商量了，而且在一切原则问题上都开始蛮横地阻挠波茨坦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

在动身返回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向朱可夫详细了解了他对撤回苏联的计划，以及从德国遣返苏联公民的进程。斯大林指示朱可夫采取一切措施，使苏联人得以尽快返回祖国。

十四、余热散尽而逝

经历过战争火炉的熔炼后，在政治上接二连三地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朱可夫终于退休了。然而，朱可夫就是朱可夫，在退休之后仍然不忘将自己的战争经验留给后人，致力于自己的回忆录的撰写。

朱可夫，一个平凡的俄罗斯人，通过一段不平凡的人生历程，造就了丰功伟业，成为了令俄罗斯人民永远怀念的民族英雄。

1．安享晚年

退休之后，朱可夫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这幢别墅是为了表彰朱可夫在保卫莫斯科战役中作出的巨大贡献而赠送给他的，供他永久使用。从此以后，朱可夫以打猎、钓鱼和写回忆录打发晚年生活。有时候，朱可夫也会到莫斯科市区去走走，看看自己曾经长期战斗过的城市。当然，或许是盼望有生之年恢复名誉的时刻到来。

自从退休后，作为一个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物，朱可夫似乎已经消失了。如果说从朱可夫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他个人的荣辱得失，那么从苏联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看，其影响则是深远的。由于他的下台，苏联的历史不得不重新编写，因为那些政客和史学家想要将朱可夫的光辉遮住，将他的形象从人们心目中彻底除去。

然而，历史毕竟是人民书写的，而苏联人民是不会忘记朱可夫的。那些想要篡改历史的人，只能遭受到历史的谴责。

在朱可夫突然下台时，赫鲁晓夫曾这样说：“一个细胞死亡，另一个细胞代替它，生命才能继续下去。”很快，这样的命运就降临到了赫鲁晓夫身上。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正在格鲁吉亚的黑海海边度假，悠闲自在地坐在海边钓鱼。与此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莫斯科，赫鲁晓夫的同僚们正在秘密地计划着把他赶下台。他们认为，赫鲁晓夫随意制订计划，将苏联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由于他的粗暴和蛮横，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他还任人唯亲，谁奉承得越厉害，谁爬得就越高，搞得苏联政坛乌烟瘴气。

于是，进行了一番准备之后，苏共中央主席团紧急召回赫鲁晓夫参加一个主席团会议。会议开始，赫鲁晓夫就像犯人一样受到众人的指责。这让赫鲁晓夫不由得想起了1957年的那次主席团发难。在那时，看到主席团向他发难，朱可夫挺身而出，为他解围；而如今，朱可夫在哪儿呢？朱可夫不在了，军队也保持了一种中立态度。

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又想到了通过召开中央全会来改变自己的处境。中央全会如期召开，但赫鲁晓夫却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之后，媒体公布，鉴于赫鲁晓夫同志“年事已高和健康状况恶化”，苏共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一致同意解除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同时任命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的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的下台，为朱可夫名誉的恢复扫清了障碍。

1965年2月10日，朱可夫的名字出现在了卡尔马诺夫少将的讣告中，这是八年来朱可夫的名字第一次被公布。4月初，苏联人准备庆祝战胜德国20周年前夕，就有传言说朱可夫将参加这次庆祝典礼。

果然，在4月28日这天，塔斯社广播了科涅夫就朱可夫在战时所起到的作用而讲的一番话：“众所周知，朱可夫元帅曾经担任过种种重要职务。苏联政府高度评价了他的贡献，朱可夫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首长，尽管他身上存在一些缺点，而这些缺点已经在我们的报刊上被反复提到过了。现在，朱可夫元帅已经退休，住在莫斯科；今天，他应邀同全体苏联人民一起参加庆祝战胜德国20周年的庆祝活动。”

之后，朱可夫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在报刊上出现。索科洛夫斯基和罗科索夫斯基还陆续撰写文章，详细叙述了朱可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役中所起的作用。

实际上，在莫斯科举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祝活动的前几天，苏联新闻社就播发了一张朱可夫胸前挂满勋章的照片，表明他已经借此机会复出了。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听说朱可夫公开露面后，喜不自禁地说：“早就应该恢复他的名誉了，现在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他是个很称职的军人。在柏林的时候，我亲眼见过他尽心尽力地工作。”

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之间的友谊，跨越政治、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十分真挚，实在令世人称颂。这在两大社会阵营对垒的时代，国家级高层领导人之间存在这样的特殊关系，可算是绝无仅有的。

1965年5月8日，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并在克里姆林宫发表重要演说。当勃列日涅夫提到朱可夫的名字时，听众席上掀起了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且经久不息。次日，莫斯科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检阅。人们看到销声匿迹多年的朱可夫正与布琼尼、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等几位元帅并排站在列宁墓前，观看检阅。

检阅完毕，许多退役军官将穿着元帅制服的朱可夫团团围住，同他亲切握手。朱可夫感动得泪水夺眶而出。在晚间的招待会上，苏联军官争先恐后地向朱可夫敬酒，祝他身体健康。

第二天，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授勋仪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向战时的一些领导人颁发了刻有“纪念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胜利20周年”字样的纪念勋章。这些领导人中有朱可夫、马利诺夫斯基、巴格拉米扬、布琼尼、伏罗希洛夫、戈利科夫、罗科索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铁木辛哥等人。另外，勃列日涅夫还向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人颁发了刻有题字的金表，朱可夫理所当然也在受奖之列。

1966年12月，为表彰朱可夫对苏联的贡献和庆贺他70岁生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苏联的最高勋章——列宁勋章。为此，朱可夫写信给《红星报》编辑部说：“由于无法对授予我列宁勋章和对我70岁生日的祝贺一一作答，请允许我通过贵报向所有组织、苏联陆海军军官、预备队的将军以及一切公民，对他们的热烈祝贺表示我深切的、衷心的感谢，同时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这个时候，莫斯科会战胜利25周年的庆祝活动，为朱可夫进一步恢复名誉又提供了一次机会。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里切夫赞扬了当年拯救莫斯科的军事领导人，在所列举的名单中居首位的就是朱可夫。包括许多受过勋的退伍军人在内的听众，在听到朱可夫的名字时，不约而同地热烈鼓起掌来，以至于叶戈里切夫不得不中止讲话，以等待大家安静下来。

本来被歪曲的历史，又重新被书写。朱可夫在他的晚年又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并且重新获得了本来就应该属于他的荣誉。

2．将星陨灭

与前妻离婚后，朱可夫同小自己25岁的格林娜结了婚。与格林娜的相识源自于一次外出的偶遇。之后，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彼此非常投机。结婚后，格林娜给朱可夫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玛莎。在政坛遭受冷遇的朱可夫，早已心灰意冷，却又很幸运地在与格林娜共同营建的小家庭中获得了温暖和慰藉。

然而，好景不长，与他朝夕相伴的爱妻格林娜先他而去，朱可夫的健康状况也开始急剧恶化。在被送往克里姆林医院的前一天晚上，朱可夫完成了对回忆录最后一章的修改，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59年，访问美国时，赫鲁晓夫就告诉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用担心你的老朋友朱可夫。他正在享受着退休生活，撰写回忆录！”

1965年6月，朱可夫撰写的回忆录第一部分，以“在柏林方向上”为题刊登在《军事史杂志》上，发表伊始就引起了巨大轰动。此后，朱可夫关于莫斯科会战的三篇、关于库尔斯克战役的二篇回忆录也陆续发表在《军事史杂志》上。此外，1966年10月22日至12月24日，在英文版的《莫斯科新闻》上也开始连载朱可夫关于保卫莫斯科的回忆录。

朱可夫的功绩逐渐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公认，甚至已经和苏联闹翻了的阿尔巴尼亚也在为朱可夫的遭遇鸣不平。1965年，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发表文章称颂朱可夫为“杰出的军事领袖、伟大卫国战争中最著名的苏联军官之一，他的名字受到全世界的尊敬。”

朱可夫的战友们写的一些回忆录，对恢复朱可夫的名誉也起了推动作用。在朱可夫恢复名誉之前，安季品科将军和捷列金将军就勇敢地站出来，为了朱可夫同科涅夫就柏林战役展开争论，为朱可夫的行动进行辩护。在回忆录中，巴格拉米扬元帅曾写道：“在战争年代，得到迅速擢升的所有杰出的军事指挥员中，朱可夫无疑是最杰出的、最有才干的人。”

除此之外，斯维特利申上校也在《军事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为朱可夫写的传记。斯维特利申的文章是在他亲自采访朱可夫的基础上，然后根据朱可夫的私人文件和国防部档案写成的。这篇传记是苏联迄今为止发表有关朱可夫的最全面真实和最客观公正的传记。

朱可夫经常参加一些向军人致敬的公开仪式，并且还参加了纪念苏联军队建军49周年和50周年的庆祝活动。1968年8月3日，老朋友罗科索夫斯基在长期患病后逝世，朱可夫在老朋友的讣告上非常痛心地签了字。

1968年，苏联出版了《苏联武装力量五十年》一书。许多战时指挥员都成为该书的撰稿人，朱可夫也是其中之一。从此以后，作为对德战争胜利的主要谋划者之一，朱可夫终于被载入了史册。

晚年复出之后，朱可夫在苏联历史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这位杰出的军事统帅，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军人，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恢复了朱可夫的名誉，既使勃列日涅夫把荣誉给予了应得之人，同时也使苏联历史更符合事实本身。

1971年12月2日，朱可夫迎来了75岁寿辰。各界人士纷纷以自己的方式向这位英雄表达敬意与祝福。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书记泽登巴尔和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甚至特地上门探访，看望这位人民的英雄。

在这之后的岁月中，朱可夫基本上都是和自己的家人待在一起，当然偶尔也会同妻子一起出去度假。经常陪伴在身边的女儿——玛莎，成了朱可夫晚年最大的安慰。

1974年6月18日，朱可夫与世长辞。次日，苏联政府由官方新闻机构——塔斯社发布了由于长期患病，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伟大的战争英雄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于前一天逝世的消息。

朱可夫的逝世并没有引起西方媒体的普遍关注。《纽约时报》仅在第46版报道了这一消息，显而易见，该报主编并不认为这一事件值得在头版进行报道。

朱可夫的讣告详细说明了他死于心脏病，而且他的心脏曾多次发病。讣告由包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在内的国家领导人签署，赞扬了朱可夫元帅是“无私奉献的楷模”，还称他的逝世对于“人民和军队是一个无法估量的重大损失”。前不久还给朱可夫造成很大伤害的苏斯洛夫和叶皮谢夫也在讣告上签了名。

6月21日下午，勃列日涅夫率领其他送灵人，亲自护送朱可夫的骨灰盒来到克里姆林宫，然后将其放置在红墙内的一个壁龛中。两名礼兵在两侧挂上了朱可夫元帅的照片以及他获得的诸多奖章。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在死后却没能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下占有一席之地。虽然斯大林在1953年逝世后，遗体曾被安葬在列宁墓旁，但是，1961年10月的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却通过决议，决定把斯大林的灵柩从列宁墓迁出，并很快得到落实。1971年9月，尼基塔·赫鲁晓夫因心脏病逝世，仅被葬在莫斯科的新修道院公墓。

《世界大事年鉴》中关于朱可夫的条目简要概括了朱可夫的一生：

朱可夫元帅取得的最著名的胜利有：莫斯科战役（1941年）、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1943年）、列宁格勒战役（1943年）。后来，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攻克柏林（1945年）。德国投降后，担任苏军驻德国总司令和联合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1946年，因斯大林的猜忌而被召回解职。后来，被重新起用，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53～1955年）、苏联国防部长（1955～1957年）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他被指责有“波拿巴主义”作风再次遭到解职。1965年2月开始，他的名誉得到恢复，但并没有被委以实职。因为杰出的贡献，他先后四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并被苏联政府授予多枚勋章。外国政府也曾多次授予他荣誉勋章。

世界各国政府授予朱可夫元帅的勋章和奖章共有15枚：蒙古人民共和国授予的红旗勋章和共和国英雄称号；波兰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维尔杜奇·米利塔里”勋章；法国授予的荣誉军团勋章和棕榈树十字勋章；英国授予的巴尼龙骑兵大十字勋章；美国授予的统帅级“功勋”勋章；捷克斯洛伐克授予的十字军功勋章；南斯拉夫的自由勋章；两枚波兰纪念章；意大利的游击队金星奖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苏友好”纪念章；埃及大军官十字勋章等。

在朱可夫元帅胸前佩戴的勋章和奖章共计41枚，加上第一颗纽扣上佩戴的帅星，总计42枚。胸前那每一枚闪闪发光的勋章，都表明了朱可夫对世界对祖国俄罗斯和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都折射出了朱可夫伟大与辉煌的一生。

3．永垂不朽

1974年6月18日，自苏沃洛夫之后俄罗斯最杰出的军人朱可夫与世长辞了。逝世后不到两个星期，朱可夫的两卷回忆录正式出版。他的一位挚友曾如是说：“这是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最后的伟大功绩。”虽然一代帅星殒灭了，但是人们将永远铭记朱可夫的丰功伟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朱可夫提供了展示统帅才华的历史舞台。正是凭借这个舞台，朱可夫导演了一幕幕惊天动地、气势磅礴、铿锵壮丽的宏伟史诗，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赫赫战功，在人类战争史上写下了不朽的光辉篇章。

虽然一生坎坷不断，步履维艰，三上三下，从门庭若市到空谷足音，从坠入低谷到迎来复苏的春天，但是，朱可夫无论处于巅峰，还是低谷，都表现出大将风度和统帅胸怀。得势，不居功自傲；失势，不气馁悲伤。他淡泊名利，泰然自若，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因此，朱可夫深受众人由衷的爱戴和尊敬。

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这使得长期不明真相、遭受禁锢的俄罗斯人民，终于能够公开纪念他们敬仰的朱可夫元帅。正是由于朱可夫作出的巨大贡献，苏联人民才得以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俄罗斯外交部的前面首先竖起了朱可夫元帅的塑像；随后，国防部也为朱可夫元帅的另外一座半身像举行了落成揭幕仪式。

英国《卫报》在头版刊登了关于朱可夫讣告的评论文章。评论文章称朱可夫为“莫斯科的救星”，并回顾了他杰出的贡献。在1957年10月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时，朱可夫的这些贡献便“销声匿迹”了。当时，苏共党报《真理报》发表了伊万·科涅夫元帅的文章，指责朱可夫曾“试图限制党对军队的影响”。随后，苏共中央通过了一项批判性的决议，撤销了朱可夫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在朱可夫逝世前几年，印度外交官梅农写下的一段文字“斯大林死后，朱可夫是苏联苍穹上最耀眼的一颗将星”也许是纪念朱可夫最好的文字。当时，朱可夫正在遭受迫害，一度从苏联政界销声匿迹。

早在1945年，在法兰克福会议上与朱可夫第一次见面时，艾森豪威尔就对朱可夫在战争中的贡献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战争在欧洲取得了胜利，没有哪一个人对联合国的贡献能够超过朱可夫元帅。他今天作为我们的尊贵的客人光临。但是，这位谦虚的人低估了他在我们心目中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将来总有一天，当所有在座的人都已不在的时候，苏联政府肯定将设置另外一种勋章，那就是‘朱可夫勋章’——它将为所有钦佩军人的勇敢、远见、坚韧和决心的人所珍视。”

艾森豪威尔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不过这一天的到来太长久了，经历了半个世纪。1996年，在朱可夫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颁布命令设立了“朱可夫勋章”。随后，许多新闻媒体不约而同地评论说：“这个国家终于承认了她对于自己最优秀的儿子（朱可夫）所欠下的巨额债务！”

1945年6月，在授予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胜利勋章时，朱可夫发表讲话，强调战后仍然需要保持昔日盟国之间的紧密团结。可以这样说，早在世界面临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半个多世纪前，朱可夫就已经认识到，大国之间的团结一致可以防止暴力活动在未来世界的爆发和蔓延。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苏联解体后，在每年5月9日“胜利日”这一天，兼任俄罗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俄罗斯总统在发表演讲时，总会重申朱可夫元帅在1945年提出的加强盟国之间团结合作的建议精神。

在所有苏联军人中，朱可夫是获得勋章、奖章最多也是级别最高的人，至今仍然受到俄罗斯人民的敬仰，特别是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战士及其后代的爱戴。

为了缅怀这位英雄，俄罗斯各界人士纷纷向政府提出强烈要求，希望在元帅当年举行过胜利阅兵的地方，为元帅建造一座纪念碑，永远寄托人们的崇敬与哀思。政府一致表决通过，由最著名的雕塑专家精心设计，在莫斯科市中心红场革命博物馆前，建造这座纪念碑，用青铜铸造出朱可夫元帅跨着他心爱的战马在红场上进行胜利阅兵时的雄姿。

1995年5月9日，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五十周年前，这座纪念碑落成，以供人们瞻仰。

其实，朱可夫元帅，用他光辉的一生，不朽的功绩，早已在亿万俄罗斯人民心中建造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一座让人民相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