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人大迁徙（日耳曼人崛起）
日耳曼人大迁徙简介
日耳曼人大迁徙：大迁徙时代，狭义上是指日耳曼各部族在整个欧洲的超大规模南迁行动。一般来说，历史学家将大迁徙时间定为公元376年—公元800年间。迁徙的尾声阶段也成为欧洲古典时代与中世纪早期的分水岭。在日耳曼人眼中，大迁徙时代是他们崛起的标志，也是现代西欧国家形成的缘起。但对于当时自认为是“文明人”和世界霸主的罗马人来说，日耳曼人大迁徙则是完全的“蛮族入侵”，是一次毁灭性灾难。在这个时代，民族大迁徙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罗马帝国的分裂，并在随后灭亡了西罗马帝国。
日耳曼人大迁徙过程分析——
毁灭性的迁徙浪潮
其实日耳曼人的迁徙，自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开始了。但当时长期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耳曼人显然没有成为毁灭者的力量，他们只是迁出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南部，到达了易北河与奥得河地区。在公元前200年，一部分日耳曼人转向西南，来到了西莱茵河地区。另一部分，大约于公元前100年到达了罗马共和国的高卢行省边界。不过，他们被当时罗马共和国大名鼎鼎的执政官、罗马军制的改革者盖乌斯·马略所阻挡，之后又被更有名的尤里乌斯·恺撒所阻挡。在记载中，这些日耳曼人虽然“相当野蛮与凶悍，同样作为蛮族，高卢人甚至不敢看他们的双眼”，但毕竟整个军事装备与战术均处于原始水平，不能给罗马人造成真正的威胁。
恺撒的继承者屋大维建立了罗马帝国，随后帝国势力不断扩张，这个时代属于“罗马全面扩张”而非“蛮族入侵”。虽然在公元9年的条陀堡森林战役中，罗马军团在不宜列阵的森林地带遭到日耳曼人袭击，损失了3个军团达25000人，连屋大维都气愤地叫喊着：“瓦卢斯 ，你还我军团！”但之后，罗马人很快调整了部署，名将提比略调集了6个军团前往日耳曼尼亚地区。他细致谨慎，不急于求成，在巩固了莱茵河两岸后，逐步向前推进，积小胜为大胜。3年之后，提比略颇有成果。罗马将领日耳曼尼库斯也依靠此法逐步前进，又过了5年，他在公元17年的安格里瓦尔瓦战役中大败曾经在条陀堡享有盛誉的日耳曼将领阿米尼乌斯，夺回了之前被缴获的两面罗马鹰旗，也算为先前的惨败报了仇。
◎大迁徙中的日耳曼人在救治伤员
总之，1-2世纪是属于罗马的时代。五贤帝时代，尤其是图拉真和哈德良时代是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但到了2世纪后期，罗马帝国政局不稳，内战频频，危机不断涌现。罗马皇帝赛维鲁以干练与狡猾的个性暂时稳定了局面，但在他死后，罗马持续爆发内乱，外省的大规模叛乱也频繁发生，罗马帝国迈入“三世纪危机”。但在“世界光复者”奥勒良的东征西讨下，各处叛乱与内乱又被镇压。之后的皇帝戴克里先终止了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成为真正的君主制国家。
罗马帝国长达两个世纪的大规模内乱与行省叛乱给了外族人可乘之机。在之前的数个世纪里，日耳曼人在与罗马人充分接触之后，逐渐拥有了先进的生产方式与军事装备。日耳曼人的原始公社逐步解体，部落首领与军事贵族渴望向外掠夺新的土地和财富。加之人口的增长，也进一步促使日耳曼人不得不谋求更多的土地与生产资料。同时也有历史学家指出，当时气候上出现了一个小冰河期，变冷的天气促使日耳曼各部族为了生存向南大规模迁徙。除了日耳曼人的冲击外，雪上加霜的是，罗马帝国往日的荣耀——罗马军团因为前文所说的那些内乱与叛乱出现了衰退的迹象。甚至罗马边防军的兵员，也渐渐由蛮族来担任，而他们往往在动乱中，成为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但这次民族大迁徙的直接导火索则是来自东方的“匈人入侵”。在这里，我们不建议将与汉帝国长期作战并被其向西方驱逐的匈奴人，与入侵欧洲的匈人完全等同起来。因为根据记载，无论是在装备上，还是在人种的描述上，匈奴人与匈人都有很大的不同。但也并不排除匈奴在西迁中与大量没有被记载的民族相融合，构成了这种演化的一个因素。不过，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本文的主要内容，所以不便详叙。
匈人于4世纪中期出现在顿河草原上。在公元370年前后，匈人大规模向西方迁徙，在此过程中，他们征服了阿兰人与萨尔玛提亚人。根据史料记载，匈人的社会结构非常松散，生产力水平低下，他们居无定所，极少进行农业生产，主要以放牧绵羊与山羊为生。但他们从幼年起就惯于忍受饥渴与严寒，因此性格剽悍好战、残忍贪婪，曾被古罗马历史学家称呼为“上帝之鞭”，认为他们简直是原始的野兽，比日耳曼人还要野蛮得多。
匈人善于饲养与驾驭战马，并长期在马背上训练和作战，这让其具有很强的军事实力。在会战中，哪怕敌人已经组成了密集的战斗阵型，匈人仍会待在马背上，坚持不步行。
在著名的匈王阿提拉创立匈人帝国之前，匈人不对任何君王效忠，但服从于分散的军事首领统治。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同族那种亲切和团结的感情，因此匈人各部落间也经常互相攻打。即使匈人帝国成立后，阿提拉仍要继续忙于征服黑海东部与他为敌的匈人部落。
简单松散的社会结构很可能是匈人帝国之后迅速解体的原因，但这种结构也为西迁提供了非常高的效率。比如匈人在征服阿兰人与萨尔玛提亚人之后，很快就将后者的部落族群、军事装备、军事战术融入自己的军事体系中去，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萨尔玛提亚与阿兰人所擅长的冲击型重装骑兵战术。
◎匈人轻骑兵
匈人还很擅长用掠夺的战利品与贡品迅速提升自己的装备，比如在部分匈人的墓葬中，发现了3米以上的重型萨尔玛提亚骑矛。匈人本族人主要是轻装弓骑兵，大部分弓骑兵完全不着盔甲，只有贵族与显赫的军事成员才装备重型金属鳞甲。但随着在西迁中反复地掠夺，匈人军事贵族成员的数量不断扩大，拥有良好装甲防护的匈人贵族阶层自然也就越来越多了。
那些装备良好的匈人贵族身穿鳞甲或札甲，这些铠甲有的可以一直覆盖至膝盖。他们的铁盔，根据考古研究很可能产自被他们征服的地区，其中绝大部分是阿兰人与萨尔玛提亚人的形制——通常由6块金属合铸成圆锥的形状。匈人还装备了用柳条或木头制成的小圆盾，为了不妨碍射箭，一般将其绑缚在前臂上。
匈人最有特点的本族武器是一种用皮带固定在左侧大腿处的尺寸相当大的复合反曲弓。经现代历史学家复原，这种弓的长度达到了140-160厘米，比古典时代的斯基泰人、帕提亚人或波斯人、汉人、匈奴人使用的弓都要大。凭借这种重型复合弓，他们能较轻松地射穿当时罗马人与哥特人使用的锁子甲 ，并能在较近距离内对身穿重札甲与鳞甲的敌人造成杀伤。匈人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可以在奔驰的战马上向任何方向发射箭矢。其中向后射箭的技术被认为最有价值，不过这种射术名称却以另一支擅长骑射的民族命名，这就是“帕提亚射术”。匈人在肉搏战的时候使用轻型的短矛与长剑，长剑一般都为长柄，适合在马背上使用。匈人有时候也使用套索。
匈人的坐骑——草原马是一种毛皮粗糙、性格坚韧的短腿马匹，肩高仅大约为12-14掌 ，但这些马匹肌肉发达，耐力非常好。这样就给匈人骑射手提供了一个比骑兵肉搏战更优越的、可以较长时间奔驰的稳定射击平台。这种马几乎可以吃任何品质的饲料，甚至可以只食用草料 。这对于长距离的快速行军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如同后世的蒙古骑兵那样，匈人不需要大量运输饲料，他们通常在一天快结束的时候让马匹自行觅食，这样匈人就可以发动快速的突然袭击，而且战争经费也低廉得多。当然这也会带来一些弊端：一是对战马的大量损耗，这对拥有许多战马的匈人来说，一开始并不是什么问题，但随着匈人深入欧洲腹地，影响便开始显现，其骑兵比例也开始大幅度下降；二是匈人的行军对草场存在巨大的依赖性，所以在季节转换时，尤其是初春，牧草大量减少会导致匈人骑兵的战斗力大受影响。
◎匈人弓骑兵在使用帕提亚射术发射回马箭
另外，匈人的战马与罗马的相比，在攀登、跳跃、游泳等方面要强得多。虽然这些战马并不是特别适合于冲锋及肉搏战，但是匈人在征服了阿兰人及萨尔玛提亚人后，也获得了后者那些与波斯尼萨马同宗的、健壮而高大的马匹，这就使匈人骑兵的作战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
此外，与当时还未使用马镫的欧洲骑兵不同，匈人已经开始采用马镫。这些马镫给骑手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作战平台，并在长途行军中改善骑手的腿部血液循环状态。但匈人并不是发明马镫的民族。最早的原始马镫——趾蹬大约在1-2世纪出现在北印度，另一种“钩镫”则出现在草原斯基泰人居住区。但现代历史学家大部分认为，标准意义上的马镫其发明者是5世纪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不过，匈人虽然有马镫，但根据记载，匈人的马镫较为简陋，并非标准马镫，他们也没有马刺。也就是说，匈人是依仗优秀的骑术而非马镫，确立了对罗马人以及其他民族的骑兵技能优势的。
匈人的短板在于不擅长攻坚。虽然匈人在罗马帝国后期，如公元441年、443年、447年多次进攻罗马帝国，但就像绝大多数草原民族那样，他们更多是进行一种迅速的、令人猝不及防的物资劫掠，并尽量避免大规模的决战以减少自己的损失。在面对坚固的罗马大型城市时，匈人一般会选择放弃。这种情况在阿提拉建立匈人帝国之后有所变化，阿提拉的战略一般是深思熟虑的进攻而非劫掠。但这种战略持续时间并不长，在阿提拉死后，巴尔干地区就较少遭受匈人的大规模攻击了。不过对于并没有坚固城郭的日耳曼人中的一支——哥特人来说，可怕的匈人所进行的大规模劫掠与迁徙就足以将他们赶出自己的家园。
总之，在匈人的西迁中，阿兰人、萨尔玛提亚人大量加入了匈人的军队。哥特人则在匈人威胁、气候变化、原始公社解体、军事贵族渴望征服、罗马帝国衰退等诸多因素影响下，直接倾巢向色雷斯地区转移，这使罗马帝国在匈牙利平原与色雷斯平原上的军事压力陡然提升。
◎在19世纪的艺术作品中，匈人骑兵正迅猛地发动攻击
此外，罗马人承受的军事压力远不止于此。在4-5世纪期间，日耳曼各部族——法兰克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东哥特人、阿勒曼尼人、伦巴第人，以及北方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等，不停地组成迁徙浪潮，大量涌入今天的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南部、意大利北部、匈牙利、保加利亚一带。于是，在罗马帝国边境线上，出现了一条西起西班牙西部，北至大不列颠地区，向南深入今天的法国，向东横穿德国、匈牙利，止于色雷斯地区的绵长而可怕的大迁徙浪潮。当时已经在内乱中逐渐衰弱的罗马帝国，绝不可能有足够可靠的军团防守这么大的区域，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防线被冲击得千疮百孔。
大迁徙时代的日耳曼军队
这些迁徙的日耳曼部族其实算不上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他们并非是在相似的民族或语言关联下结成的牢固联盟。所以虽然在对抗罗马人时，他们会进行暂时的合作，但他们同样常与罗马人联盟攻击其他日耳曼部族。
大迁徙时代的日耳曼军事贵族，并非建立在旧的氏族和部落系统上。年轻的战士通常会为了追求财富，从四面八方涌来加入一个由军事贵族建立与组织的成功战团。也就是说，他们的战争并非是国家之间的对抗，而是不同领导者与他们追随者所组成的集团之间的竞争。当一个领导者名望下跌时，追随他的战士就会自然而然地加入到更成功的战团中去。变弱的首领会以极快的速度被更强的人残酷取代。战争是日耳曼人社会的一部分，是积累财富和提升威望的主要途径。在战士准则中，这些追随者必须保卫他们的军事首领，并为他战斗到底，“任何战斗到死都胜过屈辱投降”。这种结构逐步在中世纪演变为各封建王国，而领导者与追随者就成为国王与骑士。
◎日耳曼人首领正与自己的部下饮宴
其实早在大迁徙时代之前，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就认为日耳曼人：“很难被说服去安心耕种土地，（他们认为）这种靠汗水缓慢积累财富的方式是懦弱的，因此照顾家庭和田地的往往是老人与妇女，打猎和战斗则被认为是具有男子气概的行为。”在大迁徙时代，日耳曼人的小部落逐步凝聚成部族，法兰克人与阿勒曼尼人就是如此。
当这些日耳曼军事首领为罗马人提供军事服务时，他们就能得到土地。而这些首领由于手中可以分配给追随者的财富、资源与荣誉变得越来越多，他们的威望也相应地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于是就会有更多的追随者加入进去，直到他们强大到让罗马帝国难以控制。
◎大迁徙时代的日耳曼人在锻造武器
从装备上说，大迁徙时代之前的日耳曼人装备简陋，缺乏生产高品质金属制品的技能，因此他们大部分只装备短矛与盾。不过德国地区拥有较多的铁矿，比如现代历史学家已经发现，日耳曼人在大迁徙时代拥有大量的冶炼炉，仅波兰就发现了150个，这说明日耳曼人已经能打造出金属兵器了。当大批日耳曼人涌入罗马土地之后，他们又获得了大量来自罗马的武器装备。比如哥特人在公元376年越过多瑙河前，还装备着自己的武器，但之后就通过战场缴获和夺取武器储备库等方式得到了诸多罗马武器装备。
在日耳曼军队中，武器装备是衡量身份的标志，那些已经享有盛誉的成功战士穿着鲜艳的服装，拥有自己的马匹、盔甲、剑、矛、斧和盾牌，而贫穷或还没有建立军事声誉的士兵，则只有矛与盾。在哥特人和阿勒曼尼人的队伍中，贫穷的战士一般担任弓箭手。
◎日耳曼军事首领赐予亲兵武器
曾担任过罗马军官的历史学家阿米安，在其著作《晚期罗马帝国史》中，较为详细地描写了日耳曼人装备的变化情况。根据其描述，日耳曼人中仅有矛与盾、不着盔甲的战士变少了。战士均穿着头盔与胸甲，且掷斧与标枪的使用变得更加普遍，剑的数量则更多。由于挥舞这些武器需要阵型中留有较大的空间，于是早期那种大型木盾逐渐被更加小巧且得心应手、中心有锥顶的圆盾所替代。在分散的阵型中，这种盾会提供更有用的格挡作用，且盾的锥顶使盾牌也能作为一种攻击武器。但在防御型的紧密队形中，这些圆盾显然不如大型塔盾有用，因为盾的锥顶会伤害自己人，所以不能使用“后阵推前阵”这种压力式方阵。于是，日耳曼步兵在进攻的时候，通常“挥舞着他们的盾牌砸向对手的身体，并使用矛与剑猛刺”。
总的来说，4世纪中晚期的日耳曼人，其装备水平已经接近他们的罗马对手，在战争中属于同一水准。只是在作战风格上，日耳曼人更加狂野且任性妄为，而罗马军团则保持着一贯稳健与谨慎的风格。
当时的日耳曼人，锁子甲是最主要的重型铠甲。不过因为他们的装备除了自己生产外，也来自战利品，因此很有地方特色。比如在东部的日耳曼人那里，诸如东哥特人，东方式的扎甲很流行，而西部的法兰克人，则在使用锁子甲的同时还使用鳞甲。双层甲在高级指挥人员中也会出现，比如将皮胸甲与链甲衫同时穿着。
虽然战争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他们更愿意进行短暂的、小规模的袭击与战斗。一场持续的战争或军事行动需要职业化军队与专业后勤组织，大迁徙时代的日耳曼人显然并不具备。日耳曼人的军事领袖总是合理地维持一支规模不算太大的军队，为他的追随者寻找财富与荣耀。因为这些军事行动不像罗马那样具备一个官僚政府与现金经济来支撑，因此当不能通过军事胜利进行掠夺来维持开销时，军事行动就会崩溃。当然在特定条件允许下，日耳曼人也会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这一般是由于遭到外敌驱赶，或是在迫切夺取迁徙居住地的时候，而这也正是罗马帝国最为担心的。
经验丰富的日耳曼战士作为单独的个体是强大且富有勇气的，他们熟悉各种武器，还擅长发动快速的突然袭击。东罗马帝国皇帝莫里斯（582-602年在位）在《战略》中记载道：“浅发色种族 非常看重自由的价值，他们在战斗中大胆而无畏，认为任何胆怯甚至短暂的撤退都是一种耻辱。在激烈的肉搏战中，他们冷静地蔑视着死亡。”但是，当时的日耳曼人并不擅长处理复杂的战斗，通常的策略只是“向前冲”与“站立着接受敌人的攻击”。他们的军队虽然有一定的凝聚力，但没有接受过固定的整体操练，也不能够进行太复杂的阵型演习。他们更愿意用自己擅长的快速袭击，“迅速取得战斗胜利，并快速撤退”。而日耳曼人中的一些部族，诸如阿勒曼尼人，“拥有力量和身高的优势”，冲锋的时候带着“难以描述的怒火，长发披在背后，眼中带着一种疯狂”。
◎5世纪中期，冲锋中的法兰克人
楔形阵是当时日耳曼步兵颇为喜欢的一种攻击阵型，他们期待以这种阵型将敌人的队伍撕开一道缺口。日耳曼士兵通常在首领的带领下，以一个300人的精锐部队充当“楔子”进行突击，其余士兵紧跟其后。一般来说，充当“楔子”是装备最精良、最富有战斗经验的人员，他们会围绕着他们的军事首领，站在前排充当先锋。这些精英武士身穿铠甲，携带较好的剑冲杀在前，进行最激烈的战斗。地位较低的武士则跟随在后面，加强冲击的力量，或用标枪、弓箭进行掩护。如前所说，日耳曼人平常不会操演楔形阵，所以无法像罗马人那样根据军事信号来做出行动。日耳曼人的楔形阵，完全是跟随军事领袖运动。领袖的位置就相当于一面军旗，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日耳曼战士会追随在领袖身旁，而后面的人则跟随这些有经验的战士。不过，当队伍向敌军冲击时，他们将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时间做出调整。《战略》对他们这点也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无论是步行还是骑马，他们的战斗没有固定的计划和阵型，起码没有大队或军团层面的谋划。他们根据部落和血缘关系，联合在一起，有共同的利益。通常，如果事情不顺利，他们的朋友被杀了，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战斗、去复仇。在战斗中，他们让自己的战线前部齐平而密集。在冲锋中，无论骑马还是步行，他们都是鲁莽而无纪律的，仿佛世界上只有他们不是懦夫一样。”
◎在公元451年的沙隆会战中，西哥特人组成盾墙防御匈人与阿兰骑兵的冲击
日耳曼军队确实更倾向于实施攻击战术，但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偶尔也会进行防御，比如使用“盾墙”。盾墙战术是把阵型进行紧密压缩，将战士们的盾牌重叠，为楔形阵中那些站位密集的精英武士提供更有效的保护。另一种著名的防守战术则是“车阵”。车阵本身很符合日耳曼人的习惯，特别是东哥特人，他们在草原上更愿意使用此类战术来防止敌军突袭。东哥特人的防守车阵大致是圆形的，依托大量远程武器，防备敌军近战。
对于大迁徙时代的日耳曼骑兵，德国历史学家汉斯·戴布留克认为他们是全方位的战士，并非固定地作为骑兵或步兵。骑兵懂得驾驭马匹，在马背上作战，但必要的时候，也经常下马作战。诸如在公元357年的斯特拉斯堡会战中，阿勒曼尼人的军事首领骑马进入战场，但下马步行带领冲锋。那个时期整个日耳曼人的军事系统都是基于个人的，这些“骑兵”并未形成战术部队的状态。进攻时他们也喜欢使用楔形阵，不过日耳曼骑兵更喜欢采用较浅纵深的队形，因为后阵不能提供太多的支持。
在防守时，他们不会像罗马帝国或者之后的东罗马帝国骑兵那样在前期避开战斗，以便在必要时发起迂回包抄、侧翼掩护或侧翼冲击，他们往往直接下马，以步兵的状态作战。在防御时，下马的日耳曼骑兵可以组成盾墙，“他们还可以敲击他们的盾墙发出震天的响声来惊吓马匹”，资料中多次记载这种密集的盾墙阵对于抵御骑兵非常有效。硬碰硬地骑在马背上面对纪律严明的罗马骑兵，日耳曼人并不处于优势地位。总体上，那些能在马背上熟练战斗的战士，级别高于那些只能用近战武器步行作战或只能步行射箭的战士。
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日耳曼骑兵也会骑乘发动追击或实施突然性的迂回攻击，就像在亚得里亚堡的哥特骑兵那样。而且，许多小规模的战斗或劫掠也由骑兵来完成。相对于西部的表亲，东部草原的日耳曼人，如东哥特人、皮格德人，更倾向于骑在战马上作战，但这并不绝对。
根据《战略》所述，日耳曼骑兵冲锋时，“用盾牌保护着他们的头和战马的一部分脖子，并高举他们的骑枪平齐于肩膀”，这种握矛冲锋方式在大迁徙时代后期被东罗马皇帝莫里斯赞赏，东罗马骑兵遂纷纷仿效。但罗马人没有复制日耳曼骑兵冲锋时的轻率，罗马人的骑兵仍以队列和秩序作为第一要素。日耳曼骑兵冲锋时却是欠考虑的，并且不太受控制。“他们不服从他们的领导。对复杂的外部安全或是自身优势很少关心。特别是在马背上的时候，他们轻视良好的秩序，”对此，6世纪的历史学家普罗科比还描述道，“哥特骑兵冲出来，把步兵远远扔在后面，过分信任自己骑矛的力量，结果，他们自然承受了轻率冲锋的后果。”
◎在公元357年的斯特拉斯堡会战中，阿勒曼尼骑兵与步兵协同攻击罗马骑兵
这就是大迁徙时代日耳曼人的装备与战术情况，下面我们就来对比当时的罗马军队，也就是“帝国晚期的罗马军队”。
大迁徙时代的罗马军队
公元212年，罗马帝国通过了《安东尼努斯敕令》。此法令规定，凡是居住在罗马帝国范围之内的自由人，全部享有罗马公民权。这样，“罗马公民”和“外省自由人”之间的界限被破除了，而公民军团和辅助军团的区别同样也被打破。因此在3世纪早期，虽然部分公民军团在军事上仍保有精英地位，但他们的等级不再高于辅助军团。而大量“蛮族”也以个人身份加入罗马军队，虽然这是当时罗马帝国为了税收和军役的客观需要，但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增加了动乱的机会。
3世纪时，罗马皇帝图拉真、哈德良的荣光正逐渐消退，罗马渐渐出现了混乱迹象。虽然也有赛维鲁、奥勒良等或狡诈干练或能征善战的皇帝率领罗马军团通过东征西讨稳定住局面，但3世纪末的罗马帝国还是在无休止的内战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这就是所谓的“三世纪危机”。动乱产生的野蛮破坏、杀戮和瘟疫沉重地打击了帝国的税收基础。政府发行越来越贬值的罗马银币，导致物价疯狂上涨，小麦的价格竟然涨至之前的67倍。货币经济的崩溃使军队只能通过直接的粮食征收来获得供应，这个时期的罗马军队，已经严重依赖征兵，但士兵们的薪水较2世纪少得多。罗马经济的衰败很难使其再以公民军团作为主要作战力量，因而帝国公民在军队中的比例变得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大量蛮族士兵进入了以前只有罗马公民才能进入的重步兵军团。至4世纪中期，蛮族出身的士兵大约占据了罗马军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在精英军团中甚至达到了三分之一。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永久性地分裂为西罗马、东罗马。此后，进入5世纪以来，大量掌握军事实权的蛮族将领与他们的军队直接成建制地存在于罗马军团中。
虽然蛮族士兵人数的持续增长必将带来隐患，但就当时而言，并没有直接造成罗马军团战斗力的下降，这和一部分人对罗马军团衰弱原因的认识是不同的。诸如在公元357年著名的斯特拉斯堡会战中，那些日耳曼人或其他蛮族成分占比非常大的军团，依然在战斗中表现出与传统军团一般无二的卓越和稳定。但到了公元378年亚得里亚堡战役失败后，大量蛮族将领开始进入军队高层，甚至在5世纪中期进入政界高层，这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欧洲民族大迁徙时代，罗马军队的人数并不少，西部与东部加起来估计有35-51万人。这个时期，罗马军团的编制与元首时期的罗马帝国不太相同，主要分成三种类型：
◎4世纪的罗马帝国重步兵与轻步兵
◎第一是帝国护卫军 ，他们代替了原先经常发动叛乱的帝国禁卫军，但它们又不同于禁卫军。帝国护卫军往往规模庞大，可能达到2-3万人，而且全是装备精良的军队，包括大量的精锐骑兵。这些部队通常都由皇帝亲自指挥，但他们的作用并不限于保卫皇帝的安全。也许是考虑到2-3世纪频繁的叛乱，帝国护卫军的主要作用其实是充当皇帝手中的利器以防范篡位者，毕竟庞大的军队人数总能让人望而生畏。即使真有叛乱发生，皇帝往往只出动帝国护卫军就可以镇压下去。这种模式的帝国护卫军在8世纪之后的东罗马成为“帝国卫队”，虽然名为卫队，但实际上却是人数达到几万的精锐部队。此外，帝国护卫军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在对外战争或反击大规模蛮族入侵的重大战役中陪同皇帝作战。
◎第二种是野战军，他们在驻军方面与帝国护卫军相似 ，也属于“移动式军队”，主要用途是作为机动部队支持边防军的防务。
◎第三种就是边防军，他们的职责是防备单一的行省。
一般来说，传统观点认为，在早期帝国阶段，罗马军队主要由边防军构成。但整个罗马的防线过于绵长，大迁徙时代日益增长的边境压力使得分散的边防军很难进行有效防御。帝国缺少机动部队，也缺少后备军事力量，只有皇帝的卫队可以机动调遣。戴克里先曾大力强化边防军，并创立了野战军。君士坦丁一世则将边防军加以削弱，大力增强野战军，如此可以把野战军部署在内部作为战略预备队反击蛮族入侵。但根据最新的学术资料显示，君士坦丁一世之所以把军队布置在内部，最大的原因还是为了防备篡位者。5世纪的罗马学者佐西默斯 曾强烈地批评了君士坦丁一世的这一政策，认为“破坏了戴克里先建立的边境防御线，塔楼和堡垒也被大量拆除，还把来自边境的大量军队抽回来，驻扎在不需要保护的内部城市”。佐西默斯的批评可能是过度的，因为一部分野战军是君士坦丁一世时期新增的部队，并非全部抽自边境。然而，根据一些现代历史学家的观点，他的新野战军多数还是从旧有的边防军中抽调出的精锐，这导致边防军精英人数下降，增加了蛮族大规模入侵时边境防御被破坏的风险。
◎4世纪，罗马帝国的持盾帝国护卫军步兵（也可称皇家野战军步兵）
在上述三种军事编制之外，罗马军队中最高等级的部队是斯科拉瑞骑兵 ，它相当于皇帝陛下的私人卫队。该部队是君士坦丁一世创建的，全部由精锐骑兵组成。当时的斯科拉瑞骑兵仍是一支旧式的但装备精良的罗马重骑兵，其装备有元首制时代的锁子甲、大型盾以及短骑矛等。他们处于指挥系统之外，主要职责是在军事行动中保护皇帝的安全。到4世纪后半期，12支（每支500人）斯科拉瑞部队中5支被分配到罗马西部，7支被分配到罗马东部。其中，只有被分到东部的两支斯科拉瑞部队是特殊的，一支是连人带马的全具装重型骑兵，另一支是骑射手。前者很可能就是未来东罗马帝国那支闻名遐迩、由全具装重骑兵组成的最精锐帝国卫队的前身。
另外，斯科拉瑞骑兵中有40人穿白色制服，他们作为皇帝的私人保镖，有时也被称为“白衣持剑卫士”，而且这个头衔及相关头衔直至10世纪的拜占庭马其顿王朝仍在使用。
罗马军队的蛮族化，就连斯科拉瑞骑兵也不能例外。在西部，斯科拉瑞骑兵中有大量法兰克人及阿勒曼尼人服役。在东部，则有许多哥特人服役。到了5世纪，东罗马斯科拉瑞骑兵中的哥特人逐步被本地化的亚美尼亚人及伊苏里亚人取代。不过这毕竟是皇帝的亲随部队，罗马人的分量仍是不可忽视的。无论是否为土生土长的罗马人，斯科拉瑞骑兵比起普通正规作战部队，拥有更高的工资与特权，并且可以获得额外的粮食补贴，还可以免除征募税。在5世纪，由于皇帝对外亲征次数大幅度减少，他们经常被安排到文职工作上，导致作战能力被严重削弱。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其斯科拉瑞军团被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一世永久性解散，而东罗马的斯科拉瑞则堕落成一支礼仪部队，其中挤满了首都那些娇生惯养、出身名门的贵族青年。到了6世纪，据说查士丁尼一世（即查士丁尼大帝）曾要求斯科拉瑞军团出征，而这却造成了恐慌。不过皇帝召集他们，其实主要是为了从他们的财富中征集作战资金。
在8-11世纪，斯科拉瑞军团在东罗马帝国又是另一种光景了，因为到了8世纪之后，他们被君士坦丁五世进行了改组，成为直接被皇帝领导的专业重装骑兵——他们多数为人马俱甲的具装重骑兵。之后该部队不断增强实力，成为整个帝国卫队的核心作战力量，是对外征战的重要依仗。到10世纪中期，斯科拉瑞军团为了征战需要扩大为东西两支，因此需要注意的是，应将其与大迁徙时代的斯科拉瑞骑兵状态进行区分。
◎连人带马身披重甲的斯科拉瑞骑兵
在大迁徙时代，罗马军团被拆分成更小的单位，规模大致相当于元首制时代的辅助军团，但是军团的数量则大为增加。而且，那个时代的军事单位体制，要比元首制时期的公民军团和辅助军团要复杂得多。因为当时帝国建立了大量的新军事单位，也相应地增加了各军事单位的等级制度。而且，这个时代的步兵已经不再使用作为古罗马军团标志的环片甲，而是以锁子甲作为主要的重甲。于是，这个时代的重步兵装备更接近于元首制时代的罗马重型辅助骑兵。
环片甲不再使用，这被很多历史爱好者诟病，同时也被当作罗马重步兵衰落的标志。有人认为，环片甲的穿刺防御效果，优于当时辅助军团或辅助骑兵使用的锁子甲，且很适合在前线进行维护和修理。不过在真实的历史中，锁子甲在罗马军团的比例远比环片甲高得多。即使是环片甲被广泛使用的1-2世纪，仍是锁子甲数量占据优势。从使用效果来看，环片甲并不比锁子甲的防御力优越多少，而且穿戴烦琐，有长期使用不舒适、容易引起皮肤炎症、不适合骑兵穿戴、防护面积有限等诸多缺点。在罗马帝国晚期，随着大规模野战军的建立，原先的静态战争已经逐渐变为机动防御战，而仍以步行作为主要行军方式的罗马军队，并不再适合大规模使用环片甲。且从生产的角度来说，随着使用锁子甲的罗马骑兵部队的重要性被不断提高，锁子甲开始了大规模生产，而单独的环片甲生产线却因成本和使用率低而逐渐萎缩。
到了大迁徙时代后期，由于受到东方国家的影响，对穿刺伤害防御更佳但也更重的札甲逐步多了起来。东罗马的军队则出现了札甲、锁子甲甚至各种软甲混成编制的状况。往往穿刺防御效果最好但较为沉重的札甲被用作胸甲，锁子甲用来保护四肢、颈部以及关节部分，软甲则充当内衬或者外批，以求获得更好、更全面的防御效果，而且这样穿着也较为舒适。
除了环片甲的大量消失外，大型的弧面四方形塔盾也不再使用，转而使用大型椭圆盾。一部分历史学家怀疑这与大量进入罗马军团的蛮族士兵使用习惯有关。罗马古典时代著名的短剑（gludias）也不再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步骑两用的，长约76厘米的，在2世纪逐步装备罗马军团的长剑（spatha）。这种长剑最初可能借鉴了日耳曼人的武器，但之后在不断变化中又反过来影响着欧洲的长剑形制。之后，东罗马帝国将长度达95-100厘米的spatha长剑作为最重要的单兵长剑。在穿刺武器方面，罗马帝国晚期的步兵中重型长矛的数量大为增加，这既受蛮族作战习惯影响，也是为了对抗威胁性越来越大的骑兵。步兵不携带重型长矛的时候，也可能使用一种较重的掷矛（verutum）或是短标枪（lanceae）。帝国晚期的步兵还常携带6枚头部灌铅的重型梭镖，他们将梭镖夹在盾牌后面。这种梭镖的有效射程可达30米。这种推崇轻、快、远的战斗作风与元首制时代只携带两枚重型标枪的重步兵风格迥然不同。
◎穿环片甲、携四方形塔盾的公民军团步兵与辅助军团步骑兵的装备对照（1-2世纪）
◎战斗中身穿环片甲的罗马军团
总之，罗马帝国晚期的步兵作战方式相比元首制时代是消极的。元首制时代，罗马重步兵依靠重型标枪进行一轮掩护后，步兵就发动冲击，以期在近战肉搏中击溃对手。到了帝国晚期，步兵则不积极于肉搏，也很少冲锋，而是等待敌人冲锋后，更多地发挥密集阵型的作用形成稳定压力。如前面所说，2.5米的长矛代替了之前的罗马短剑成为主要肉搏武器。敌人攻击后，重装步兵们就组成盾墙，将长矛从椭圆形或圆形大盾组成的阵型中的“V”字形缺口刺出。同时，他们更愿意发挥远程的优势，用射程更远、数量更多的标枪与梭镖，取代了重标枪。所以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帝国晚期罗马军团的战斗素养低于元首制时代，以至于必须这样才能维持住阵型。也有历史学家认为在大迁徙时代，罗马帝国的军事压力陡然增高，而这种战术能更好地降低军队伤亡。事实上，这种方式在大迁徙时代被证明是有效的。当罗马军队胜利时，他们的损失相较敌人而言，往往微不足道。
在罗马帝国晚期，骑兵比例没有较大变化，与元首制时代的比例大致相当。不过，骑兵部队的装备较过去有所增强且更加多样化，而且还新增了许多专业单位，如具装的罗马冲击型重骑兵及装备比较完善的骑兵射手。罗马冲击型具装骑兵装备着特制的盔甲，比如环臂甲。
◎罗马帝国晚期的重步兵标准装备
总之，4世纪的罗马骑兵地位较2世纪大为提高，这很可能只是制度变化带来的转变，并非罗马骑兵的战斗力在4世纪出现了脱胎换骨的改变。罗马骑兵的主力依然沿袭着元首制时代的战术，他们中的大部分仍保留着传统的辅助骑兵式装备——短矛、长剑、锁子甲及大型椭圆盾或圆盾。甚至精英骑兵，包括大部分斯科拉瑞军团也仍使用旧式装备。不过当时的罗马骑兵正处于变革期，来自东方、拥有更好骑兵战术的萨尔玛提亚人与萨珊波斯帝国正影响着帝国骑兵的变化。
◎查士丁尼时代的具装铁甲骑兵
公元175年，罗马帝国“五贤帝”中的最后一位——马可·奥勒留在击败了萨尔玛提亚人之后，流放了8000名萨尔玛提亚骑兵，其中有5500名骑兵留在了不列颠加入罗马军队。一个世纪之后，至少仍有500名骑兵驻扎在不列颠。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就是5世纪“亚瑟王”真正的历史原型。如前面提及，萨尔玛提亚重型骑兵喜欢使用长达3.65米（12英尺）的双手用长骑矛。这种长骑矛，希腊语称之为“康托斯”，直译过来就是“船稿”，可以说是生动地显示了这种长矛的形制与使用方式。这种长矛很快成为罗马骑兵的新式武器，他们把这种长矛叫作“孔塔里尼”（contarii）。
虽然罗马骑兵开始使用双手长骑矛，但马匹与盔甲还是旧式的，而且马匹不披甲。不过一段时间之后，在萨珊波斯帝国具装骑兵的影响下，罗马帝国东部的一支斯科拉瑞军团开始全部由新式军种——具装铁甲重骑兵（clibanarii）组成。在罗马帝国的其他部队编制里，如野战军，也有具装铁甲重骑兵，但他们大都装备在东部地区。这些重型骑兵除了装备“康托斯”长矛外，有时也携带弓箭，且人与马均披挂重甲，只露出双眼。骑手的臂甲则采用了特制的萨珊波斯重骑兵的环臂甲形制，这种圆形薄铁片层层重叠，与身体的曲线完全贴合，并覆盖整个四肢。根据记载，“那些被称为铁甲骑兵的，带着护面甲，身披金属胸甲和腰带。他们的四肢被薄铁甲片完全覆盖，这些薄铁甲片完全按身体的曲线非常巧妙地铰接起来”。
◎罗马帝国晚期骑兵（中间为“康托斯”长矛骑兵）
在战斗中，罗马重装骑兵的核心战术是使用强力冲锋，在指定位置上用压倒性的力量冲破敌军的阵线。在战斗中，他们或被布置在后阵作为预备队，比如罗马帝国东部那支全具装斯科拉瑞骑兵；或被布置在侧翼寻找机会对敌人发起冲击。大多数具装铁甲骑兵团驻扎在罗马东部，这当然跟东部地区敌方骑兵更加强大有关。
不过，罗马骑兵的战绩并没有改善。在帝国晚期几次著名的大规模战役中，骑兵甚至获得了无能甚至懦弱的名声。而步兵军团，即使没有了环片甲，人员大量由蛮族组成，但依然保留了其传统的卓越声誉。罗马骑兵这种令人担忧的状态直到6世纪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才有所改变。在那个时代，名将贝利撒留统帅下的东罗马铁甲具装骑兵及半具装骑兵，与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重装铁甲骑兵——萨珊波斯重骑兵齐名，改变了过去罗马骑兵的窘迫状态。
斯特拉斯堡会战与亚得里亚堡会战
公元355年，日耳曼民族的南下狂潮仍在继续。被后世称为“叛教者”的尤里安，年仅23岁就被堂兄——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任命为“副帝”前往莱茵河前线，负责抵御入侵高卢地区的阿勒曼尼军队及法兰克军队。尤里安出发时，身边有皇帝提供的一支200人的斯科拉瑞骑兵，他们是连人带马全身披甲的重骑兵，另外还有一支160人的弓骑兵。尤里安带着360名骑兵出发了，也就是说，他将主要依靠驻扎在莱茵河的本地军队。
有趣的是，之前尤里安对统帅军队并没有经验，且在出征之前，皇帝向尤里安隐瞒了一件重要的事——下日耳曼的城市科隆，作为莱茵河区最重要的要塞，已经失陷于法兰克人之手。于是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皇帝企图清除尤里安的诡计。尤里安也曾说这个任命简直是“死路一条”，承认自己所面临的处境非常艰难。
到达前线后，尤里安发现前线军团的战士士气非常低落，但他鼓足勇气，致力于收复科隆城。他仅带领麾下的铁甲重骑兵与弓箭手沿路向前。在向特里卡西尼进发的路上，他击溃了比己方人数多得多的、包围住欧塞尔的敌军，但他的部队因装甲太重无法追击。在此战中，他逐步建立了信心。之后，他来到兰斯城，与驻扎在高卢的主力部队会师。在随后的战斗中，日耳曼人袭击了尤里安殿后的两个大队，但两个大队在援军支援下并没有崩溃，之后尤里安再次击败敌人。
再之后，尤里安与法兰克国王签订条约，收复了成为一片废墟的科隆。在军中的时间里，他了解到当地将领之间勾心斗角、军队兵力匮乏、士气低落、物资供应不足等诸多问题。尤里安以自己过人的品德和高超的情商征服了士兵和将领们，且与麾下富有经验、深思熟虑且性格温和的将领赛维鲁相处很好。在后者的协助下，尤里安整顿了莱茵河一线的罗马军团，逐步让他们恢复了信心和士气。在此期间，他使用轻步兵，成功袭击了阿勒曼尼人在岛上的基地，掠夺到大量物资；并且重建了特雷斯·塔伯奈城，囤积了大量的军粮，缓解了供应紧张的问题。
◎尤里安的轻步兵偷袭了莱茵河岛上的阿勒曼尼人
◎尤里安在钱币上的形象
阿勒曼尼人是日耳曼人中的一支，一直是高卢地区对罗马威胁最大的存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的阿勒曼尼人由他们强大的“高等国王”克略多玛与其他6位小国王统领。克略多玛据说身材非常高大，拥有惊人的力量，喜欢穿戴闪着金光的头盔（可能是镀金）及闪耀的铠甲，他被罗马人称为“巨人”。6位小国王之下就是贵族与勇士，勇士由专业的战士组成，而每一名贵族大约能够提供50名左右的勇士。
尤里安与罗马将军——步兵指挥官巴尔巴提奥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准备对当前威胁最大的阿勒曼尼人发动一次钳形攻势。但这次攻势被精于劫掠的阿勒曼尼将领莱提瓦解，他率领军队穿过两支罗马军队，一举攻到里昂城下。虽然尤里安派遣轻骑兵部队缓解了这一危机，但之后步兵指挥官巴尔巴提奥遭到了阿勒曼尼国王克略多玛的伏击，被打得大败，钳形攻势亦被彻底破坏。不仅如此，巴尔巴提奥还丢掉了几乎所有的辎重与粮草，甚至在不经尤里安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带领军队撤出了战区。
大量军队的撤退与辎重的丧失，使本来缓解的局势又严峻起来，罗马士兵们的士气也开始低落。阿勒曼尼国王克略多玛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他通过罗马“盾牌军团”的一名逃兵，了解到现在尤里安手中只有13000名士兵，于是下令总动员，并将军队集中到斯特拉斯堡。同时，他又招募了一些非阿勒曼尼人 。最终，国王集结了35000人的军队，这支庞大的军队跨过莱茵河，到达斯特拉斯堡足足用了三天三夜。
此时尤里安正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是迎面决战，还是躲在堡垒里等待支援？但他根据之前同僚的表现 ，认为援军未必会来，而拖延下去只会使本来严峻的补给情况雪上加霜。其次，如果躲在堡垒里，等收获季节到来时，将会引起阿勒曼尼人更大规模的入侵。
于是尤里安征求了军官们的意见，或许是因为别无选择，他们都决定迎战。而且罗马人对于集中在一起进行决战的阿勒曼尼人并不算畏惧，认为罗马军队良好的素养也许能弥补人数上的劣势。当然，这毕竟是一个高风险的选择，因为对方兵力近乎是自己的3倍。
战场在斯特拉斯堡西北大约3公里处。那是一个略微倾斜的斜坡，部分区域是小麦田。在战场的远处则有骑兵难以逾越的森林。克略多玛的布阵是这样的：包括他在内的阿勒曼尼人主力被布置在中央阵线，面对尤里安的罗马军团主力，并享有一定的坡度优势；右翼由他的侄子塞拉皮指挥，隐藏在战场远处的森林中，等待罗马军团接近时发动突然袭击；左翼则正对着罗马军团右翼，主要是骑兵。克略多玛很清楚罗马骑兵质量上的优势，之前就有大股日耳曼军队被尤里安的铁甲重骑兵击败过。因此他狡猾地安排了一部分轻步兵穿插在自己的骑兵阵型中。这些轻步兵所在地是小麦田，正好可以隐藏。一旦阿勒曼尼骑兵与罗马人的铁甲重骑兵交战，他们就匍匐着，攻击铁甲重骑兵没有保护的坐骑腹部和腿部。
尤里安的中央阵线则是标准的罗马阵容：最前方是罗马主力军团，之后是步兵弓箭手，弓箭手背后则是战场的总预备队——最精锐的步兵军团，尤里安与他的200名斯科拉瑞骑兵也在这里。罗马人的左翼则由与尤里安相处融洽的罗马将军赛维鲁统领，准备在合适的时候发动对阿勒曼尼人侧翼的攻击。右翼则是尤里安的骑兵，包括弓骑兵与铁甲重骑兵 。尤里安期望在质量上占据优势的骑兵能够尽快打垮阿勒曼尼骑兵，然后从侧翼或后方击垮克略多玛的中央阵线。
当两军列阵时，阿勒曼尼军中突然喧哗起来，士兵要求克略多玛及他的随从亲兵也从马背上下来与他们一同作战，表示无论最后是胜利还是失败，国王都不能逃跑。克略多玛这么做了，因为他认为胜利必将属于自己。但这样，他就将自己深陷在中央阵线中，一旦战斗开始，他将失去对战局的控制。尤里安则自由地站在罗马军阵中，身边有200名斯科拉瑞骑兵保护，可以根据情况调动自己的军队。
罗马军队首先发起攻击的是右翼骑兵。弓骑兵们拍马上前，向敌军发射箭矢，骚扰阿勒曼尼军队的左翼骑兵，并在他们追过来时撤退，这正是过去罗马的东方敌人们惯于使用的“帕提亚战术”。但阿勒曼尼骑兵许是不愿意暴露他们埋伏在麦田的轻步兵，仍忍受着伤亡稳住不动。
◎4世纪的阿勒曼尼战士
本来罗马弓骑兵可以继续进行这样的消耗战术，或引出不愿继续遭受伤亡的阿勒曼尼骑兵，但这个时候罗马右翼的铁甲重骑兵直接对阿勒曼尼骑兵发动了冲锋。不知道这是否是尤里安的命令，如果是的话确实过于莽撞，因为之后无论是6世纪或是10世纪，能熟练使用具装骑兵技巧的东罗马军队，总是在合适的关头使用他们，而非在战斗一开始就将他们投入战场。很显然，具装骑兵很难在战场上隐藏，一般也都是敌方重点防范的对象，这样过早打出王牌确实会让最昂贵的部队冒过大的风险。
罗马铁甲重骑兵冲向阿勒曼尼骑兵，他们的长骑枪与重装甲很快对轻装的阿勒曼尼骑兵表现出压倒性优势。但这个时候，克略多玛的计策奏效了。隐藏在麦田里的阿勒曼尼轻步兵冲了出来，趁着双方骑兵肉搏之际，用短矛刺入没有铁甲保护的罗马重骑兵的坐骑腹部。重骑兵们纷纷从马背上摔下来，并很快被杀。战斗中，两名铁甲重骑兵部队的军官当即阵亡，而骑兵指挥官也负了伤。这立即引发了崩溃，重装骑兵们开始转身向后逃离战场，还差一点冲乱了中央阵线的右侧。最后骑兵被罗马军团右翼中两个训练有素的步兵大队“角盔”和“臂环”挡住了，终于冷静了下来。尤里安立即赶到那里，通过个人鼓舞，让他们重整旗鼓，但仍有一个大队的铁甲重骑兵仍拒绝参加战斗 。罗马其他的骑兵看见铁甲重骑兵攻击失败，立刻返回，撤回右翼，以避免取得优势的阿勒曼尼骑兵包抄罗马人的右翼。
在取得成功的阿勒曼尼骑兵鼓舞下，中央阵线的阿勒曼尼步兵发出了巨大的嘶吼声，随即奔向罗马阵线。罗马军队与阿勒曼尼军队都向对方倾射了遮天蔽日的标枪，“无数支标枪在天空中飞动着，飞扬的尘土中不断传来武器的撞击声和肉体的挤压声”。阿勒曼尼人反复冲击密集的罗马步兵阵线，希望依靠人多势众来冲破罗马阵线。但罗马军阵仍如磐石般稳固。在罗马盾墙与矛阵前，阿勒曼尼人遭受了巨大伤亡。这个时候，另一支日耳曼人——巴塔维人，作为阿勒曼尼人的援军加入了战斗。阿勒曼人顿时信心大增，更加勇猛地投入战斗，试图用长剑撬开罗马军团用盾牌组成的龟甲阵。“标枪、投枪和铁头的箭矢不分彼此地在空中飞来飞去。阿勒曼尼人身材高大，力量强悍，而我们的士兵则训练有素。前者野蛮而狂躁，后者则小心谨慎。罗马人相信自己的勇气，阿勒曼尼人则相信自己的力量。罗马人的伤员不时地重新冲上前线，有些阿勒曼尼士兵尽管由于疲惫，已然无法站立起来，但还勉强用左腿支撑着身体，继续顽强地抵抗。”
◎在公元357年的斯特拉斯堡会战中，罗马铁甲重骑兵被阿勒曼尼步骑配合击退
这时，阿勒曼尼的国王、贵族与他们身边最精锐的亲兵，组成了一个楔形阵，其中还包括“持戒者”战团。这个战团大部分由“狂战士”和“长发剑士”组成，拥有非常好的装备并进行过良好的训练。由阿勒曼尼精英武士组成的楔形阵冲到阵线的最前列发动冲击，而楔形阵的外围则是身穿重甲的战士。阿勒曼尼人最精锐步兵的凶猛冲击终于在罗马步兵阵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本来这个缺口对罗马阵线是极度危险的，但第一战线的罗马军团很有经验，并没有因此崩溃，而是分成了两个部分，在两翼继续抵抗。
同时，赛维鲁命令罗马军团左翼向前，但他没有冒失地将自己的军队陷入包围圈，而是按照战前部署，搜查了那片丛林。于是赛维鲁很快觉察到前方有埋伏，他命令部下，既不要再前进，也不要忙于撤退。虽然当时参加战争的阿米安没有叙述细节，但现代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是塞拉皮眼看埋伏无果，就直接带部下冲出了森林，向赛维鲁的精锐步兵发动了攻击，并最终被赛维鲁击败、驱散。
在中央阵线，大量阿勒曼尼人冲进了方才提到的缺口，但挡在他们面前的，是尤里安作为预备队最精锐的“第一”军团，“他们在那里摆开极为紧密的阵型，在敌人如潮的攻势面前像塔楼一般坚不可摧，而且还不时发动勇敢的反击，将敌人的攻击反推了回去”。这个时候，左翼获胜的赛维鲁开始包抄过来，对阿勒曼尼军队的侧翼发起攻击。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疲劳使得最精锐的阿勒曼尼亲兵也无法坚持下去了，整个阿勒曼尼军队阵线被越来越紧密的罗马月型阵困在中央，阵线边缘的人不断被砍倒，而阵线中央的人则无法动弹。阿勒曼尼军队开始逃离战场，最终全线崩溃。
许多阿勒曼尼人跑得不够快，被罗马骑兵与步兵砍倒；也有很多人试图游过莱茵河，结果大部分被淹死；还有一些人在河中被罗马人的弓箭与标枪射死。疲惫不堪的克略多玛游过了莱茵河，“巨人”虽保住了一条命，但却被随后赶来的罗马士兵发现了。他们将克略多玛的藏身处紧紧包围起来，最终阿勒曼尼国王无奈投降。根据之前叙述的大迁徙时代日耳曼亲兵守则，由于首领投降，士兵们也选择了投降。“他们认为，抛下国王逃跑，任由他独自去面对苦难，是可耻的行为。”
最终，虽然铁甲重骑兵表现非常不佳，但罗马人还是以极小的伤亡赢得了斯特拉斯堡会战。整个会战中，罗马人仅损失243人，包括2个铁甲重骑兵大队的军官与2个步兵大队的长官。在阵亡的4名军官中，就有在此战中表现出彩的“角盔”大队的长官。阿勒曼尼人则损失了约8000人，其中6000人死在地面上，2000余人淹死在莱茵河中。此战之后，阿勒曼尼人元气大伤。
◎罗马军团的矛阵以及辅助的轻步兵（帝国晚期）
其实会战开始前，尤里安手中的军团是由于形势而导致士气低落的，绝非实力不济。他们虽然人数处于劣势，但却是高质量的野战军。当时的罗马军队中，包括这些最好的军团在内，约有33%—50%的士兵是日耳曼人。但从此战来看，他们的血统并没有对当时的纪律产生什么负面影响。相反，这些“蛮族”军队似乎忠诚可靠。起码在这个时代，大量蛮族士兵以个人身份进入罗马军团中服役，没有导致战斗力削弱，或者出现比罗马人规模更大的叛乱。
但公元378年的另一次决战则让罗马帝国的命运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斯特拉斯堡会战之后，整个罗马北方前线的局势越来越严峻，之前被尤里安击败的阿勒曼尼人也卷土重来了。阿勒曼尼人于公元366年在莱茵河被第二次挫败，公元378年在阿根托瓦利亚被第三次击败之后，总算暂停了对罗马的攻势。同一时期，帝国军队还必须在多瑙河盆地迎战萨尔玛提亚人和夸狄人。接着4世纪末至5世纪末，对罗马人威胁最大、影响更深的哥特人出现了。哥特人遭到了前述的匈人大规模入侵，失去了家园，于是要求南下在色雷斯地区安置，成为帝国的农民和士兵。
◎公元376年，哥特人渡过多瑙河
罗马帝国东部皇帝瓦伦斯同意了哥特人的请求，允许其安置在色雷斯地区，并把他们编成外籍军团。但是当哥特人越过多瑙河后，罗马的地方长官鲁比西努斯和马克西姆斯对哥特人进行了残酷压榨，导致后者在公元378年全面叛乱。哥特人在击败了当地的罗马军队后就开始抢劫这一地区，当时的西哥特人联合了东哥特人，以及一部分尾随而来的匈人、阿兰人。而匈人、阿兰人与哥特人的联合使得整个色雷斯地区都遭到了劫掠和破坏。
面对这种情况，皇帝瓦伦斯只得从与萨珊波斯交战的前线急忙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后奔赴亚得里亚堡，正面率军迎战入侵的大批蛮族。他曾向西部皇帝格拉提安请求援助，格拉提安也派遣了军队，但未取得决定性胜利。
之后，瓦伦斯计划与格拉提安进行一次联合大作战。瓦伦斯从叙利亚带来大量部队，而格拉提安则动用了他的高卢部队。瓦伦斯的一个新任军团指挥官塞巴斯蒂安，率领2000人开始从君士坦丁堡向亚得里亚堡前进，途中击败了一批哥特人。这一动向使哥特统帅弗瑞提格恩决定集中他之前大肆劫掠的军队，应对罗马人的威胁。
一开始，罗马人的联合行动捷报频传，格拉提安的军队击败了一支阿勒曼尼人，而瓦伦斯的军团指挥官也取得了一些小胜利。瓦伦斯感到信心十足，于是率领主力军队前往亚得里亚堡和塞巴斯蒂安会合，以继续扩大战果。8月6日，罗马斥候报告，大约有10000名哥特人已经集中到了亚得里亚堡以北25公里的地方，并占有地理优势。尽管地形不利，瓦伦斯还是决定依仗精锐的军队，前往亚得里亚堡布防，强化那里的营沟和壁垒。
◎5世纪的东罗马帝国重步兵
◎西哥特战士
瓦伦斯与塞巴斯蒂安会合后，收到了格拉提安的军队长官的信件，信中要求瓦伦斯等待格拉提安的援军一起进行决战。瓦伦斯的将军们也同意这个提议，“来自高卢的援军会让气焰嚣张的野蛮人心存敬畏”，但瓦伦斯被之前的连战连捷鼓舞，决定不再等待直接与哥特人决战。根据现代历史学家估计，瓦伦斯大约拥有10000名步兵与5000名骑兵。而且有不少都是斯科拉瑞骑兵、帝国护卫军、野战军中的老牌劲旅。
哥特人首领弗瑞提格恩也在密切地关注着罗马人的动向。他在8月8日向瓦伦斯提出了一个和平协议，期望以主动停战换取一些罗马领土。由于瓦伦斯相信自己一定能获胜，就拒绝了这一建议。但是他对哥特人的兵力有一个错误认识，那就是哥特将领拉瑟乌斯与萨弗拉克斯带领很大一批哥特骑兵及阿兰骑兵去远处寻找草料没有返回，他们并不在哥特人的10000人中。
8月9日，两军对战之时，哥特人在优势地形下摆出了他们的传统阵法——车阵，将人员全部躲避在大圆形的车阵内，并安排哨兵观察罗马人的一举一动。罗马军队向着哥特人的车阵前进，并摆出了传统阵型：骑兵稍靠前，而步兵作为预备队靠后。
弗瑞提格恩让哥特人站在车阵里，拍击盾牌，撞击武器，大声呼喊，其实是为了拖延时间等待拉瑟乌斯与萨弗拉克斯的骑兵。同时，他又派出使者去罗马营地，开始交换人质的谈判，以拖延更多的时间。此外还有一点对罗马人很不利：哥特人焚烧了草场。当时正值暑天，哥特人拥有车阵内的补给，而罗马人却在干渴中列阵，他们口干舌燥且精疲力竭。
谈判正在进行之际，跟随使者前往哥特人营地的罗马将领——来自小伊比利亚 王室的巴库鲁斯突然带领一部分斯科拉瑞骑兵与弓箭手发起了鲁莽的攻击，很快他们就被击退，然后懦弱地逃离了战场。士气受挫的罗马军队左翼急忙上前支援，经过一番苦战，才艰难地到达了车阵前。
在这个关键时刻，寻找草料的拉瑟乌斯与萨弗拉克斯的大批哥特骑兵与阿兰骑兵赶到，对罗马军队的侧翼予以闪电般的冲击。潮水一般的哥特骑兵将罗马军队彻底冲垮，罗马人开始向山脚下撤退或重整队伍，但他们处于极度的地利劣势和疲惫干渴中，且重装步兵的盔甲与大型盾牌也妨碍着他们机动。车阵内的哥特主力也居高临下地发起了冲杀，他们和骑兵的反复冲击最终让罗马军队完全溃败，血腥的杀戮一直持续到黄昏。
◎亚得里亚堡之战
大多数罗马骑兵逃走了，而步兵却被歼灭。皇帝瓦伦斯战死在这里，但也有历史学家考证，瓦伦斯逃入了一间民房。由于他的卫士从二楼向哥特人射箭，不小心点燃了房屋，结果在不知道瓦伦斯在内的情况下将他烧死了。
大约三分之二的罗马军队倒在了这个战场上，损失约在10000人以上，许多高级军官也一起阵亡，一些精英步兵团几乎成建制地一扫而光。这次会战失利对帝国军队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之后多瑙河沿岸所有的军工场被尽数毁坏，这使罗马军队很难再获得后备力量。虽然亚得里亚堡会战只是让罗马的军事力量暂时瘫痪，并不能灭亡罗马帝国，但此战对罗马而言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此战之后，蛮族以个人身份进入罗马帝国服役的时代结束了，哥特人的军事首领开始带领成建制的日耳曼士兵为帝国“服务”。随后，罗马皇帝的继任者赛奥多西大帝不得不给予西哥特人与东哥特人永久性的居住点，他们享有完全的自治权、免税权以及为帝国服役的高额军饷。哥特人被成建制地纳入帝国“边防军”编制。罗马军队中，日耳曼人的影响力变得异常强大，最为重要的是将领也由日耳曼人担任，他们在未来甚至还把控着国家的部分权力。同时，这也让罗马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情况再次承受巨大压力。
随后，日耳曼人，尤其是哥特人在罗马帝国内开始占据高位，诸如两个哥特人将领——阿拉里克和盖纳斯。但这个时代也成为分水岭，罗马帝国分裂后，东、西罗马由于反哥特政策的成功与失败走向了两个方向。在西罗马帝国，阿拉里克在狄奥多西大帝去世后立即终止了对帝国的“服务”，带领军队南下希腊进行大规模劫掠。虽然他被西罗马蛮族将军斯提里科击败，但西罗马皇帝霍诺留斯为权力之争将斯提里科处决，导致后者麾下的蛮族士兵大举投向阿拉里克。公元410年，已经丧失防御力量的罗马城被哥特人占领，“永不陷落”的罗马城终于被攻陷了，阿拉里克随即进行了大规模劫掠。西罗马帝国的局势江河日下。
到了西罗马帝国统治末期，即瓦伦提尼安三世统治时期，蛮族入侵情况愈演愈烈，达到了大迁徙时代的高峰。西罗马帝国依靠名将——“最后的罗马人”埃提乌斯在左遮右挡地支撑。甚至在匈人王阿提拉率领匈人联合部落大举侵袭之际，他还担当了罗马与西哥特的暂时联盟首领。联军于公元451年的沙隆会战中最终击败了阿提拉，埃提乌斯再次挽救了西罗马帝国。但他却被妒忌其威望与成就的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所杀，瓦伦提尼安三世随即又被士兵们杀死。这种混乱的局面已经预示着西罗马帝国离灭亡的时间不远了。公元476年9月4日，蛮族将领奥多亚塞罢免了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西罗马宣布灭亡。
与此同时，东罗马帝国的反哥特政策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虽然哥特人仍大量作为帝国的士兵加入军队，但他们的身份是个人佣兵，归帝国将领指挥。而且哥特人及阿兰人将领在东罗马帝国上层势力虽然也很大，如阿兰人阿斯帕尔，就是对君士坦丁堡影响极大的人物，但东罗马帝国很快又依靠小亚细亚境内的伊苏里亚势力压制住了哥特人。伊苏里亚人同样大量进入到军队中，甚至出现了一位伊苏里亚皇帝，从而完全约束住了哥特人在政坛上的势力。到了公元498年，伊苏里亚人的势力也被控制并瓦解。虽然他们与哥特人依旧在帝国内定居与服役，但他们对国家政权的颠覆性影响已经消失了。东罗马帝国在欧洲民族大迁徙时代最危险的时候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慢慢积累力量，为6世纪初查士丁尼一世的反攻时代打下了基础。
对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东罗马帝国最终在大迁徙灾变中得以生存的原因，历史学家们曾从气候、经济、政治、军事、管理等各个角度去分析，其观点一直争论到今天，仍没有形成被广泛认可的权威意见。但从客观存在的军事原因看，西罗马统治的地区危机确实远超过东罗马，且从地缘上不易化解。
◎罗马城陷落
从防御战线上说，西罗马帝国的战线西起西班牙西部，北至大不列颠地区，向南深入今天的法国，向东横穿德国、匈牙利，止于潘诺尼亚，这是一条绵长得可怕的防线。而其面对的大迁徙民族则有法兰克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阿勒曼尼人、伦巴第人以及北方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之后还有匈人等组成的迁徙浪潮。西班牙、法国、德国南部、意大利北部、匈牙利地区均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这些破坏往往给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失，使西罗马帝国很难支撑各条战线上苦战的罗马军团。在这种恶性循环下，这条战线的漏洞也会越来越难于弥补。往往罗马军队面对单一的日耳曼入侵总能有办法应对，但对应几支大迁徙民族在各地段同时进行的侵袭，防御就会顾此失彼。根据大迁徙民族的作战习惯，他们往往尽量避免与罗马边防军进行正面决战，而是寻找一切时机进行破坏与掠夺，因此也让西罗马地区行省越来越难于支撑军团的后勤与人力储备。
其实从上述装备与战例来看，大迁徙时代的日耳曼各族在逐步扩张中，他们的军事装备与战术虽然比罗马元首制时代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并不能胜过同时代的罗马军队。在3-4世纪，苦战的罗马军团，战斗素养并非像一部分人认为的那样大大落后于元首制时代。在大迁徙民族的入侵狂潮中，即使军中蛮族成分不断增加，罗马军团的装备与战力依然保持了对大迁徙民族的优势。在较大规模的决战中，罗马人仍然是胜利远多于失败，并且也能够尽可能地控制人员伤亡，但破败的经济与遭到洗劫的地区使罗马遭受了难以承担的损失。
在共和国时代与元首制时代，我们看见的往往不是罗马军团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胜利，而是无数次从失败的深渊中站起来。相反，即使是胜利，元首制时代的军队伤亡比例通常也很高。但即使是失败，罗马军队也能以强有力的储备兵力很快重新组建起来。比如罗马军队两次败于希腊名将皮洛士之手，结果皮洛士却哀叹“再来这样一次胜利就完了”。在坎尼会战中，罗马人被汉尼拔歼灭了数万的整编军团，但之后仍彻底击败并毁灭了迦太基；在卡莱会战中，克拉苏军团被帕提亚骑兵重挫几近覆灭，但之后罗马军队仍能压制帕提亚，直至帕提亚灭亡。可是到了大迁徙时代，一次亚得里亚堡会战就让罗马处于难于恢复的境地。到了5世纪，即使有斯提里科或埃提乌斯这样能力挽狂澜的天才，帝国的军事力量仍在无法挽回中被逐步削弱。
◎在公元前206年的伊利帕战役中，重整 的罗马军团最终战胜了迦太基人
重整军备的东罗马帝国
相对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虽然在大迁徙时代中一样遭受了灾祸，但所受威胁确实小了很多。从地缘上说，东罗马帝国主要防御西北方向，也就是多瑙河盆地与色雷斯防线上的东哥特人，以及尾随而来的匈人和阿兰人。但是南下入侵色雷斯防线的大批蛮族很快就找到了对他们更有利的战略：与其再向东南撞击君士坦丁堡的坚固城墙，不如转向西方，与他们的西方表亲一起攻击与劫掠西罗马帝国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城市，这样损失更小，成功率与收益也更高。
东罗马帝国北方的黑海完全隔绝了大迁徙民族的入侵，当时黑海对岸的斯拉夫人部族，如安特人，还处于较为原始的社会状态，既无法对大迁徙民族形成吸引力，也无法威胁到东罗马帝国，而且较多时间里东罗马帝国和安特人还是同盟。这样，整个小亚细亚的核心地带就处于较安全的状态。另外，东地中海还保护了帝国的重要粮仓——埃及。这些地区在极小部分大迁徙民族（如汪达尔人）渡海之前，一直是没有入侵压力的。这些核心地区的安全也是东罗马帝国的经济能够在大迁徙时代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东罗马帝国另一条需要重点防范的战线就是东方大国萨珊波斯帝国与叙利亚的交界线。但只要防御住了尼西比斯地区的堡垒与防线，波斯人就无法突破这里。叙利亚南部交界处则是大片的无垠沙漠，在阿拉伯人兴起之前，无论是波斯人还是罗马人都无法穿越。事实上，波斯人与罗马人的战争是这样进行的——不断在尼西比斯附近省份进行长期拉锯战。
◎东罗马帝国在6世纪的反攻——名将贝利撒留收复罗马城
萨珊波斯帝国虽然是东方军事强国，但没有大迁徙的压力，“万王之王”不可能像日耳曼人一样，将所有人口与力量赌注式地向罗马帝国涌去。而且萨珊波斯的东方地区也会因嚈哒人、突厥人袭击，被分散掉一部分兵力。波斯人对罗马的攻击更多是谋取一些在谈判上更有利的筹码。因此，这条战线虽然长期存在，但压力并不是特别大。
从军队配置上来说，由于罗马帝国东部对敌萨珊波斯，所以这里的军队骑兵数量及质量都超过帝国西部。诸如3世纪最早的、以铁甲具装骑兵及弓骑兵组成的斯科拉瑞骑兵团就首先调往了帝国东部。对于这个时代频繁的机动防御作战，他们是很有用处的。因此帝国东部的罗马骑兵也在这种情况下不断增长战力，至6世纪初，东罗马帝国已经彻底改变了传统罗马骑兵相对孱弱的局面而成为骑兵强国。
7世纪的军事资料较为稀缺，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希拉克略（610-641年在位）之前的皇帝莫里斯的著作《战略》中了解到一些。
骑兵实力和地位的再次大幅度提高是东罗马军队在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毕竟从马匹到骑兵建设，东罗马都拥有较好的资源。在6世纪查士丁尼时代，东罗马骑兵尤其是重骑兵，已经成为一支强悍的劲旅。在对抗大迁徙民族诸如哥特人、汪达尔人或法兰克人的时候，东罗马的重型骑兵一反4世纪末期的不利局面，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即使与东方最强大的重骑兵强国——萨珊波斯对抗上，双方也互有胜负。从战例表现来看，萨珊波斯重型骑兵的装甲似乎更加厚重，而东罗马重骑兵则拥有更好的纪律性。
◎与萨珊波斯军激战的希拉克略
6世纪末至7世纪初，日耳曼人的大迁徙逐步结束，他们的离去导致东罗马帝国的兵员开始紧缺，于是东罗马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为争夺亚美尼亚这一良好的兵源地开始了长达20年的战争。最终，在莫里斯时代，东罗马帝国获胜，大量擅长骑兵战术的亚美尼亚人加入了东罗马军队，他们直至11世纪都是东罗马正规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马帝国晚期至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时代，罗马具装重骑兵习惯于编成固定的作战单位。查士丁尼一世麾下名将贝利撒留更是以装备弓箭且兼具冲击能力的“双重重骑兵”令东西方对手头痛不已。不过在莫里斯与希拉克略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只因当时拥有现代意义上标准马镫的草原民族——阿瓦尔人开始出现在东罗马帝国的视野中。大多数情况下，阿瓦尔人是帝国的敌人并经常构成严重威胁，但他们极为优秀的骑兵技术也对东罗马军队影响深远。深谙军事的莫里斯皇帝曾赞叹过阿瓦尔人的骑兵装备、骑兵训练以及营帐设置：“罗马的骑兵们应该拥有阿瓦尔式的、配有旗帜的骑矛，枪杆中间要裹有皮革，剑也应该用外为亚麻内为羊毛的阿瓦尔式圆领缠绕起来。”“骑兵中的重要人物 或前列部队的坐骑，应当配有铁质札甲、马面甲和当胸保护，胸甲的材质或铁或皮，其他骑兵坐骑的胸甲和颈部覆盖物（马匹软甲护颈）用阿瓦尔式。”也就是说，罗马骑兵轻型马甲是阿瓦尔式的。“军人的服装根据阿瓦尔样式剪裁，这样可以牢固地覆盖膝盖，在行军中保持有整洁的军容。”“阿尔瓦式的帐篷很好用，是实用性和美观性的结合。”
当时的东罗马骑兵装备与战术并非完全是阿瓦尔骑兵的翻版，而是延续自查士丁尼时代的东罗马骑兵，只是借鉴了各方的成果。从《战略》上看，他们的装备基础仍然是罗马式的，特别是重型装甲，如重型马铠，依然是“配有铁质札甲、马面甲和当胸保护”。罗马骑兵的装备非常齐全，“他们应该配有从头至脚踝的锁子甲、装有修补用的铁钳与备用铁环的盒子，带着小朵盔璎的头盔、适合士兵个人臂力的弓、宽大得足以放入上弦之弓的弓匣、能装下30-40支箭的箭袋。而备用的弓弦则放在马鞍下的马鞍袋中，小锤子与矬子则挂在肩带上。如果可以的话，还会给士兵配上铁手套。此外，他们的装备还有包括马匹胸前垂挂的胸带，以及覆盖在士兵锁子甲衣外、挂在他们肩上的小旗帜……”
在作战方式上，罗马骑兵也借鉴了擅长冲锋的法兰克骑兵及一些西欧浅发色人种的方式，“用盾牌保护着他们的头和战马的一部分脖子，并高举他们的骑枪平齐于肩膀”。但罗马骑兵不似狂放的法兰克人，他们依然遵守罗马式纪律，“在盾牌的保护下，骑行要保持良好的秩序，不要太快而是小跑接敌。避免在冲垮敌人之前就打乱队列，这是非常危险的”。
◎东罗马半具装重骑兵与萨珊波斯半具装 重骑兵的对决
在那个时代，具装骑兵已经分散到了各支骑兵分队中，而且原先特殊的“双重重骑兵”也成为正规骑兵的标准，范围扩大至整个骑兵队。“骑兵应该骑在自己奔跑的马上向前、后、左、右快速射击。他应该练习好跳跃上马，在奔跑的马背上，快速射出一到两支箭，并迅速放置好上弦的弓。然后他应抓起背上的长矛，用手举起长矛战斗。他还须做到很快将矛放回原位，再抓起弓。”“所有40岁以下的罗马人，哪怕箭法平庸，都必须配有弓箭以及两根骑枪。”只有缺乏射术训练的“年轻外籍骑兵”才仅装备骑枪与盾牌。
此时沉重的全具装骑兵似乎不被看重，但半具装骑兵的数量则大为增加。骑兵中的四人长、十人长、伍人长、排卫或者前排冲阵的骑兵，均为半具装，根据当时的军队阵型，约七分之一的骑兵都为装甲较重的半具装骑兵，那些在后阵的骑兵，也尽可能地装备阿尔瓦式的轻型马铠来保护战马。因此，莫里斯与希拉克略的时代可谓东罗马半具装骑兵的“全胜时代”。
根据莫里斯在《战略》中所说，当时较为强大的东罗马骑兵军团（meros）有时能达到7000人。而在单一战场中，东罗马甚至可以投入12000名骑兵。在希拉克略时代，亚美尼亚兵员的大量加入丰富了东罗马的骑兵人员储备，特别是轻装弓骑兵。当时的东罗马军队越来越重视骑兵，而希拉克略本人也十分强调轻装弓骑兵的重要性。因此，当时的东罗马骑兵无论轻重骑兵，皆是装备良好、训练有素、数量庞大，与他们的对手相比胜出不少。所以，东罗马重骑兵在面对重骑兵强国萨珊波斯时，占据了绝对优势。当时东罗马骑兵已经普遍采用了阿瓦尔人的铁制马镫，而萨珊波斯帝国的骑兵则使用马镫较晚，这可能也是其占据优势的原因之一。
在记载中，东罗马骑兵似乎并不太担心曾经非常有震撼力的萨珊波斯具装重骑兵发起冲锋。相反，东罗马将领在面对萨珊军队的时候，更多的却是考虑如何减少波斯人箭雨造成的杀伤，并尽可能地将战场选在“无障碍平坦的地形下……不要有任何沼泽、壕沟或者能破坏阵型的灌木丛”，来进行“枪骑兵冲锋”。一旦进入波斯人的弓箭射程，罗马骑兵就“用整齐的、密集的阵型发起攻击或冲锋。而且要快，因为在接敌过程中任何延迟都意味着对方能保持稳定的射速，发射更多的箭矢对付我们的战士与战马”。
◎希拉克略亲率大军行动
在公元627年12月罗马人对波斯人的决战——尼尼微战役中，希拉克略的表现如教科书般的经典。波斯人企图用大量的弓箭来阻挡东罗马骑兵的冲锋，但希拉克略利用冬季大雾掩护了骑兵们的行动，然后排山倒海般的东罗马骑兵突然出现，彻底冲垮了萨珊波斯军队的防御。在希拉克略离开首都，带领大军深入萨珊波斯后方长达6年的远征中，骑兵的机动性也保证了他总能摆脱波斯将领的围堵而在自己想要的位置发起攻击。
在这个时代，步兵的战术似乎是停滞的，莫里斯甚至说步兵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被忽视和几乎遗忘的学科”。虽然一些传统的荣誉番号依然保留在步兵中，但更好的装备似乎被提供给了骑兵，步兵也更多是配合骑兵作战。尽管如此，东罗马的重步兵装备较周围对手而言依然是非常齐全而完善的。每一支步兵营都装备同样颜色的盾牌、日耳曼式的长剑、长矛、顶端有小羽饰和小流苏的头盔、护面甲 以及铁或木质的护胫。但莫里斯也指出，重步兵全部拥有完善的重甲只是理想状态，“链甲衣至少前两排士兵要有”，“铁或木质的护胫，至少每个纵队的第一排和最后一排的战士要有”。
与欧洲民族大迁徙时代或查士丁尼时代的步兵不同，此时重步兵的远程作战似乎没有那么重要，大多数重步兵已经不再装备远程武器。弓箭、轻型标枪、投石索的射击任务被交给了轻步兵。在大迁徙时代非常重要的标枪已经在重步兵队列中消失了，仅第一排士兵仍保留着投石索与梭镖。一般来说，带着轻标枪或飞镖的士兵应该布置在重步兵后面，或者在整个战线后面，弓箭手则在纵队后面。总体上，这一时期步兵的任务就是稳固住阵型，并为出击的骑兵提供足够的掩护。
从对蛮族军事成员的控制上来说，东罗马反哥特的成功与西罗马反哥特的失败并不代表东罗马的政策特别高明，而是它相对具备更有利的条件罢了。如上文所述，在亚得里亚堡之战后，东罗马帝国军队的内部及高层也频繁被哥特人占据，只是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东部小亚细亚境内的伊苏利亚人都能与之抗衡，起到了约束哥特人的作用，使其不至于无限制扩大，这让4世纪末至5世纪的东罗马帝国获得了宝贵的稳定期。显然，处于大迁徙民族包围之中的西罗马帝国就没有这样的条件。
◎7世纪的东罗马武士，左为重步兵，中为指挥官，右为重骑兵
◎东罗马皇帝希拉克略在公元627年的尼 尼微战役中彻底打垮了萨珊波斯军队
无论如何，东罗马帝国逃过一劫，并在6世纪出现了一个强盛局面。查士丁尼一世麾下的军队能征惯战，不但可以保卫帝国，还有能力收复罗马帝国的失地，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短期内他确实带领军队做到了这一点。但被耗尽的国力还是爆发了一系列问题，导致西班牙与意大利的土地在日耳曼大迁徙的尾声中丧失。此后的7世纪初，东罗马爆发了一系列内乱，叛将福卡斯废黜并杀害了在军事上颇有作为的皇帝莫里斯，成为新的帝国统治者。但很快，他就被迦太基总督希拉克略起兵击败。公元610年3月，福卡斯被处死，希拉克略成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
这位有着英雄气概的伟大皇帝力挽狂澜，重建了破碎的东罗马帝国机构。他建立了以军役土地为主体的“军区制” ，并亲自带领军队，迎战从北方侵入的阿瓦尔人与斯拉夫人，以及趁东罗马帝国内乱大举入侵的萨珊波斯军队。公元626年8月10日，在君士坦丁堡战役中，东罗马海军力挫阿瓦尔人及斯拉夫人的舰队。希拉克略则离开首都数年，在东方通过一系列艰苦作战，最终在公元627年12月萨珊波斯首府附近的尼尼微击败了萨珊帝国军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次年，波斯皇帝侯斯洛埃斯二世在内乱中被杀死，继承者不得不与东罗马帝国签订条约，东罗马帝国彻底收复了全部领土并取得完胜。
当君士坦丁堡的元老、教士、臣民为希拉克略的胜利而欢呼时，他们不会想到这十几年无休止的战争与动乱对帝国是一场多么巨大的破坏。阿尔瓦人与斯拉夫人曾在色雷斯地区大肆劫掠，并南下攻入希腊，波斯人则趁乱打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虽然他们最终都被挫败，东罗马帝国也收复了所有地区，但造成的破坏依旧无法忽视。罗马人也从未想到，东罗马帝国的劫难远未结束。这个从日耳曼大迁徙浪潮中存活下来的罗马帝国延续者，刚刚获得艰难胜利需要休养生息时，却将面对另一场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这次大迁徙同时还伴随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宗教狂热式的军事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