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孝钦显皇后）
慈禧简介
慈禧：孝钦显皇后，满族，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老佛爷”，徽号“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死后清朝上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帝生母，光绪帝养母。慈禧博学多才，能书善画，书法长于行书、 楷书，绘画有花卉等传世。
生卒年：1835~1908
性格特点：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敢作敢为。
历史功过：葬于河北遵化定东陵。 性格特点：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敢作敢为。 历史功过：慈禧太后是晚清统同治、光绪两朝的最高决策者，她以垂帘听政、训政的名义统治中国四十七年。长期以来，有关慈禧的史学论著和文艺作品，大都只讲慈禧祸国殃民的一面，甚至把一些与慈禧毫不相干的恶行也加在慈禧的身上。在人们的心目中，慈禧已成为一个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妖后。
名家评点：少数几个见过这位太后的人将她叙述为一位身板挺直、面目秀丽的高个子女性。她长着一双鹰眼，有着明显的鞑靼人特征。她态度高贵而傲慢，嗓音中带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和绝对的威严。
慈禧传记
身世之谜 众说纷纭
道光十五年（1835年），慈禧出身于满洲镶蓝旗（后抬人满洲镶黄旗）一个官宦世家。
慈禧的曾祖父吉朗阿，曾在户部任员外郎，遗下银两亏空，离开人世。
祖父景瑞，在刑部山东司任郎中。
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时，因没能按时赔偿其父吉朗阿在户部任职时的亏空银两而被革职。
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当副都统。
父亲名叫惠征，在吏部任笔帖式，是一个相当于人事部秘书、翻译的八品文官，后有升迁。
根据清宫档案《内阁京察册》（清政府对京官三年一次的考察记录）记载:慈禧的父亲惠征，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时是笔贴式，道光十四年（1834年）考察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
道光十九年（1839年）时是八品笔帖式。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再次考察定为吏部一等笔贴式。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调任吏部文选司主事。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二十九年（1849年）因为考察成绩又是一等，受到皇帝接见，被外放道府一级的官职。
同年四月，任山西归绥道。
咸丰二年（1852年），调任安徽的道员。
慈禧太后，由于她的特殊地位、身份、影响与作用，对她的身世，有多种说法。
尤其是慈禧的出生地，可谓众说纷紜。
主要有六种说法：（1）甘肃兰州；（2）浙江乍浦；（3）内蒙古呼和浩特；（4）安徽芜湖；（5）山西长治；（6）北京。
第一，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过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式，认为慈禧出生在甘肃兰州说。传说慈禧出生在当年他父亲住过的兰州八旗马坊门。可专家查阅文献、档案，发现惠征虽然做过笔帖式，但其地点是在北京的吏部衙门，而不是在兰州的布政使衙门。
第二，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在浙江乍浦做官，认为慈禧出生在浙江乍浦说。《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题为《史界新发现——慈禧生于浙江乍浦》的小文。这篇文章说:慈禧的父亲惠征，在清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年）间，曾在浙江乍浦做过正六品的武官骁骑校，而慈禧正是在这段时间出生的，所以她的出生地在浙江乍浦。文章中说：在现今乍浦的老人当中，仍然流传着关于慈禧幼年的传说。当时的规定，京官每三年进行一次考核。有学者查阅了清朝考核官员的档案记载:这时的惠征被考核为吏部二等笔帖式，三年后又被作为吏部笔帖式进行考试，可见这时惠征在北京做吏部笔帖式，为八品文官。所以，这种说法值得怀疑。
第三，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做过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道员衙署在芜湖，因此说她出生在芜湖。慈禧既然生长在南方，便善于演唱江南小曲，由此得到咸丰帝的宠幸。许多小说、影视作品就是这么说的。我们当然不能以慈禧擅唱南方小曲，作为她出生在南方的证据。根据历史记载：惠征当徽宁池太广道员是在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正式上任是在同年七月。而慈禧已经在咸丰元年（1851年）人宫，被封为兰贵人；档案中还保存有兰贵人受到赏赐的赏单。可见慈禧不会是生于安徽芜湖。
第四，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过山西归绥道的道员，认为慈禧出生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说。慈禧的父亲惠征当年曾任山西归绥道，道署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据说在呼和浩特市有一条落凤街，慈禧就出生于落凤街的道员住宅里，甚至传说慈禧小时候常到归化城河边玩耍。但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惠征任山西归绥道道员时，慈禧已经十五岁，所以说慈禧不可能出生于归化城。不过，慈禧可能随父惠征在归化城住过。
第五，慈禧出生在今山西长治说。此说认为慈禧不是满洲人，生父也不是惠征。今山西长治当地传说:慈禧原是山西省潞安府（今长治市）长治县西坡村王增昌的女儿，名叫王小慊，四岁时因家道贫寒，被卖给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姓宋，名龄娥。到了十一岁，宋家遭到不幸，她又被转卖给潞安府（今长治市）知府惠征做丫头。一次，惠征夫人富察氏发现龄娥两脚各长一个瘊子，认为她有福相，就收她作干女儿，改姓叶赫那拉氏，取名玉兰。后来玉兰被选人宫，成了兰贵妃。可经专家考证，在这段时间，惠征没有任潞安府的知府。既然惠征没有在山西潞安府做过官，那么慈禧怎会在潞安被卖到惠征家呢？
第六，北京说。
笔者以为慈禧后代的说法比较有说服力。
慈禧的直系后裔叶赫那拉•根正认为:“其他说法中的女子，有可能那个地区出过某些宫女，不一定是慈禧，把这些事往她身上说，因为毕竟慈禧的名声太大。关于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社会上炒作慈禧出生地问题的时候，我问过我的伯父景庄，他说:‘这有什么可争可辩的呀。慈禧就是咱们家的姑奶奶，家谱上写着呢。慈禧是1835年11月出生在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她家老宅），她当时是卯时生人，她出生以后，家里请了几个保姆、几个嬷嬷、几个管家都有详细记载。”
总之，不管慈禧生长在哪里，她都是出身自官宦家庭。而她从小就聪慧、伶俐，特别是具有普通孩子难得的谋略和远见。据慈禧曾孙回忆:在慈禧十四岁的那一年，她家里出了一件大事。慈禧的曾祖父吉郎阿曾在道光时担任清户部员外郎，负责中央金库。但就在他卸任十几年后，在查账时，查到了库银亏空几十万两。道光接到奏报以后，非常气愤，下旨不管是谁，不管什么时期，凡是在银库的工作人员都要一查到底。经过反复的调查，最后竟查不出个结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光下令，就从亏损的那一年一直到现在，所有工作人员平摊这些亏空的银两，已经去世的，由他的儿子、孙子偿还。
当时慈禧的曾祖已经去世，就把她的祖父给抓了起来。
事情一出，家里立时乱了。
年少的兰儿此时却表现得非常镇静，她劝自己的父亲惠征，将家里仅有的一点银两拿出来，交了出去，又让父亲带着她去亲戚和朋友家，借了一些银两。但她没有让父亲将这些银两全部交上去，而是用这些钱去上下通融。
因为慈禧的祖父景瑞曾任刑部员外郎，认识很多的政府官员，有许多老关系，她的父亲也时任安徽的后补道台，也有很多朋友关系。
正是在年少的慈禧的指点下，惠征打通了上下关系，很快将她的祖父营救了出来。她也因此受到了当时她所接触的那些满族贵族，特别是她的父母的偏爱。
由此可见，她具有一般女子所没有的远见、胆识、谋略和手腕。这些都让她在后来的政治风云中立于不败之地。
辛酉政变 慈禧得胜 咸丰十年（I860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命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控制了政局。
（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生母慈禧掌管）。
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不久，八大臣便同两宫太后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1.三股势力
当时，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其二是帝胤势力，其三是帝后势力。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当时的清廷内有“南长毛、北捻子”之忧，外有列强重起战端之患。最高决策层为此产生了严重分歧，从而导致了其政治势力的重新分解组合，出现了三股势力集团。
第一股势力集团是聚集于咸丰周围握有重权的端肃集团，核心人物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从该集团崛起来看，它是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猛烈发展，咸丰为使统治机构能够发挥得力的镇压功能，把决策权由“军机处”转移到几个干练的御前大臣手中而形成的。
端肃集团对内主张坚决镇压农民起义。为此他们一方面尚严峻法，力除积弊，但对汉人又心存疑虑。他们对外态度是排外的。肃顺是咸丰一朝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人。他的全部努力就是确保中国处于对各部族首领的控制地位，因此，要清帝与欧洲的蛮夷酋长平起平坐。
这对于欧洲人来说，是特别难以忍受的。这样就使列强的政治经济触角向中国更广、更深地伸展时受到阻碍。
为使清廷恭顺地履行不平等条约，打击端肃集团，培植为列强控制的集团就提到列强的议事日程上来。奕訢集团应运而生。奕訢曾是王位的有力竞争者，败北后长期失宠，但他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物。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给其境况带来了转机。
他通过与列强接触，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提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处理“内忧外患”的行动原则，取得了站在阶级斗争前沿的地主阶级的拥护和支持。
列强也需要从最高阶层内部来扶植一派抗衡端肃集团，奕訢便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奕訢集团的根基是地主阶级与列强的支持。
而奕訢为改受制于人的局面，在政治上求得主动，在《北京条约》签字后，曾请咸丰回朝，其目的也正是想借洋人之力，推倒端肃，钳制咸丰。
这些请求均遭咸丰拒绝而作罢，但却说明了列强已涉足清廷最高统治层，并且渐渐成为各派别较量的不可忽视的一颗破码。
咸丰之死使本已复杂的权力之争更加复杂。咸丰弥留之际遗语六岁载淳为太子。载淳即位后立即宣布：“继承大统，尊孝贞皇后为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
这样作为载淳生母的那拉氏取得了与钮祜禄氏同等的政治身份。
权欲极强的那拉氏，对咸丰托孤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大权独揽极为不满，更对肃顺效“钩弋故事”的献策怀恨在心，决意要从其手中分权。
此时那拉氏对内外矛盾处理的主张与端肃并无二致，而为争权她与奕訢合流后，则与当时两大矛盾紧密相连了。
当时朝廷大臣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北京。即：前者是以肃顺为首的“承德集团”，后者是以奕訢为首的“北京集团”。
在北京的大臣，又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倾向于顾命大臣，大部分则倾向于帝胤和帝后势力，从而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承德集团”随驾，主要人物是赞襄政务八大臣。“北京集团”以恭亲王奕訢为首，其支持者为五兄惇亲王、七弟醇郡王、八弟钟郡王、九弟孚郡王，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宝蠤等人。
其实，咸丰帝弥留之际的“后事”安排，是一种意在调适权力平衡但又必然引起权力争夺的行政制度。
上谕“钤印”的规定，从制度上确保了皇权不至旁落，排除了肃顺等人挟制天子的可能，但同时也为慈禧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提供了可能，使慈安、慈禧太后处于虽无垂帘之名而有临政之实的地位，故此时人明确指出，实际是“（太后）垂帘（八大臣）辅政，盖兼有之”的权力机制。
慈禧取得代子钤印权力后，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皇权的代表，因而干预朝政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2.政变
七月十八日，大行皇帝入殓后，以同治皇帝名义，尊孝贞皇后为皇太后即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孝钦皇太后即圣母皇太后。
八月初一日，恭亲王奕訢获准赶到承德避暑山庄拜谒咸丰的梓宫。
据《我的前半生》记载：相传奕訢化妆成萨满，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密定计，旋返京，做部署。
奕訢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两个小时。
奕訢在热河滞留的六天里，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顾命大臣。
两宫太后与恭亲王，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睿智果断，抢夺先机，外柔内刚，配合默契。
他们密商决策与步骤后，返回北京，准备政变。
此时，咸丰皇帝刚驾崩十三天。
初五日，醇郡王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实际的军事权力。
初六日，御史董元醇上请太后权理朝政、恭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
初七日，兵部侍郎胜保到避暑山庄。胜保在下达谕旨不许各地统兵大臣赴承德祭奠后，奏请到承德哭奠，并率兵经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
十一日，就御史董元醇奏折所请，两宫皇太后召见八大臣。肃顺等八大臣以咸丰遗诏和祖制无皇太后垂帘听政故事，拟旨驳斥。两宫皇太后与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激烈辩论。八大臣“晓晓置辩，已无人臣礼”。《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肃顺等人恣意咆哮，“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最后，八大臣想先答应两宫太后，把难题拖一下，回到北京再说。殊不知，回北京等待他们的是难逃的厄运。
十八日，在承德宣布咸丰灵柩于九月二十三起灵驾，二十九日到京。
九月初一日，同治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徽号。
初四日，郑亲王端华署理行在步军统领，醇郡王任步军统领。两宫太后召见顾命大臣时，提出端华兼职太多，端华说他只作行在步军统领；慈禧说那就命奕訢作步军统领。奕訢作步军统4®就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军权。没过多久，奕訢又兼管善捕营事。
二十三日，大行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奉大行皇帝梓宫，从承德启程返京师。
二十九日，同治奉两宫皇太后回到北京皇宫。同治奉两宫皇太后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四天到京。两宫皇太后到京后，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奕訢等。
三十日，发动政变。
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宣布在承德预先由醇郡王写就之谕旨，宣布载垣、肃顺等罪状：（一）“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张所致。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
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二）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罪，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
不久，同治帝在大典上穿小朝袍。初一日，命恭亲王为议政王、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文祥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
《清史稿•文祥传》记载：“十月，回銮，（文祥）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
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整、文祥为军机大臣。这次政变，因载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
其时，“辛酉政变”的三个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后二十五岁，慈禧皇太后二十七岁，恭亲王三十岁，真可谓年轻帝胤联盟战胜了老迈的宗室顾命大臣。
3.慈禧得胜
与正统皇权正如阎崇年教授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所分析的，“辛酉政变”的成功有以下几个直接原因。
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人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不满，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不满，而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
这样便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訢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两宫皇太后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战术运用合理：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进行政变准备。原定九月二十三日起灵驾二十九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佇，而迟至十月初三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四天。两宫太后于二十九日到京，三十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三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意识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
慈禧曾风闻咸丰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
但是，咸丰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
结果，这两枚印章使得两宫皇太后有能力打破最初的权力平衡结构。
另外，更深沉的原因是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作用。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政变前后的几次较量，便可一目了然。
较量之一：慈禧的太后封号。
咸丰帝病逝当天，皇后钮祜禄氏即循例被尊为皇太后，率众妃嫔于灵前奠洒，那拉氏则无晋封。
此举虽为肃顺等人抑制那拉氏、以示嫡庶等差的有意安排，但却不能无视其“母以子贵”的特殊政治身分以及由此而生的皇权分量。
故此第二天，肃顺等不得不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尊那拉氏为皇太后。
较量之二：慈禧有无干预朝政权。
最初，肃顺等人拟实行“八大臣赞襄辅政制度”，凡“诏谕疏章”等事，皆由其拟定处理意见，“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慈禧对此颇为不满，以拒绝钤印相抵制。
“议四日”，肃顺等人只得妥协，同意以后的一切官员章疏均需送太后批阅；谕旨亦需由太后过目认可钤印发下后，才能生效；任命尚侍督抚等大员，由赞襄政务王大臣等“拟名请赘训拟定”，其他官员的任免，亦需“在御前掣签，两宫并许可”。
肃顺等人之所以做如此妥协，大概不能仅以其政治上的幼稚不成熟来解释。
他们面对的不是慈禧个人，而是充斥于人们心际脑海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无视皇权并向其挑战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哪怕是握有实际军权、可以指鹿为马的权臣。肃顺等人不会不懂这点政治常识。
较量之三：慈禧是否垂帘听政。邓之诚先生曾说：慈禧太后“既已看摺……召见军机……且以来印代笔，即无异垂帘，所不同者，惟不召见外臣。”但是，慈禧并不满足于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听政”，而是热衷于名副其实的“垂帘听政”。
九月初六，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疏称：当此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登基，所赖一切政务，皇太后宵吁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
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
同时要求“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朝政国政，“尽心筹画”，然后“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
只有如此亲贤并用，才能“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
由此可见，董元醇提出以太后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制取代顾命大臣辅政制，完全是以维护皇权、防范臣下专擅立论的。
肃顺等人面见两宫太后时，虽公然抗论，声称自己“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命太后”，甚至说“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但他们批驳董元醇请行太后垂帘听政主张时，也是以皇权为护符，以维护皇权立论的。
这不仅令人感到颇有意思，更令人深思其故。
肃顺等人以新帝名义拟旨痛斥董元醇称：“皇考……特召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
朕仰体圣心，自有深意。”
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甚属非是……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
肃顺等人将拟定的这一谕旨递上，慈禧将其留中不发。
肃顺等人以“决意搁车”停止办事的方式相抗。
最后，慈禧以退为进，将董元醇的奏折及肃顺等人所拟谕旨同时发下。
此后，肃顺等八大臣“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
就当时的结果来看，似乎肃顺等人取得了胜利。
但在皇权思想颇盛的封建专制制度下，肃顺等人与慈禧围绕太后是否临朝听政问题的较量，是以肃顺等人为代表的臣权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皇权的较量。
肃顺等人的“胜利”中隐藏着危机与大祸，为慈禧以后治罪肃顺等人提供了口实。
当时在热河化名守黑道人的军机章京即明确指出：如肃顺等人并不过分强求，慈禧未将董元醇的奏折及肃顺等人所拟谕旨发下，而是“将此折淹了，诸君（肃顺等人）之祸尚浅”。
“搁车之后，（慈禧）不得已而发下，何以善其后耶！……吾谓诸君之祸，肇于搁车矣”。
需知，此段议论并非“辛酉政变”后人们的追思之论或后见之明，而是事前的前瞻预言。
这位不出名的军机章京何以有此未卜先知之明？因其已看到肃顺等人与皇权抗争必然失败的命运。
故此，这名军机章京大骂肃顺等人“可谓浑蛋矣”。
“浑蛋者”，既是村夫市井的粗俗之语，又是在讥责肃顺等人不识时务，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皇权对抗，在政治方面未免过于幼稚与无知。
如果说肃顺等人在热河与慈禧的多次较量基本打成平手，主要是依赖于其在热河的强大影响及部分清廷官员暂时认可了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的话，那么，一旦清廷回到北京，广大官僚士大夫即要全力维护皇权的常态秩序了。
肃顺等人的失败不但即将临头，而且充满了必然性。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较量之四：曹操、王莽之流与孤儿寡母。
清廷决定回到北京之时，肃顺等人自恃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轻估了皇权思想对朝臣的巨大影响力量。
而慈禧太后与小皇帝回到北京后，则竭力利用满朝文武的正统皇权思想和忠君意识，将自己打扮成长久受人欺侮的孤儿寡母。
肃顺等人则是欺君藐上、专权谋逆的乱臣贼子。
直如西汉王莽之于汉平帝及孺子婴，东汉董卓、曹操之于汉献帝等。
慈禧与小皇帝刚至北京郊外，慈禧即对循例前来郊迎的元老重臣“涕泣”，“缕述三奸欺藐之状”，争取众多大臣的同情。
大学士周祖培奏称：“何不重治其罪?”其实早在热河之时，慈禧即密令醇郡王起草上谕，罗列了肃顺等人“不能尽心和议”，反对清帝回京，奏对之时，“常常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等罪名。
慈禧此时虽暗藏杀机，却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以弱者的姿态询问，“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奕訢也以“祖培等弱昧不足与共谋”，未向其透露政变机密。
故此，尚蒙在鼓里的周祖培继而出谋划策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
慈禧顺水推舟答称：“善。”
由此可见，慈禧太后一直在利用朝野上下的皇权思想及其颁布上谕之权与肃顺等人进行着殊死的较量。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三十日，奕訢与文祥、周祖培等人入朝待命，载垣、端华等阻止说：“外廷臣子，何得擅人?”奕訢等人立于宫门之外。
未久，有旨下，命将肃顺、载垣等人治罪。
载垣、端华厉声喝斥道：“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赞襄政务王大臣与慈禧、奕訢的斗争已经公开白热化，文武百官及兵丁侍卫面临着是忠于“王事”，维护皇权，还是倒向赞襄政务王大臣一边的抉择。
奕訢紧紧抓住人们的正统皇权和忠君思想，大声喝道：“有王命在此，谁敢违者”。
遂有“侍卫数人来前，撅二人冠带，拥出隆宗门”。
另据晚清著名学者王阎运的《祺祥故事》记载，当奕訢向载垣、端华出示将其治罪的上谕时，两人面对赫赫皇权、皇命“皆相顾无语”。
奕訢问其是否遵旨？载垣等只得向皇权低头称：“焉有不遵。”
遂束手被擒。
赞襄政务王大臣的核心肃顺，面对慈禧等人手中的皇权，同样是无可奈何，无所作为的。
浑宝惠先生曾说：“以一少年之奕訢，偕睿王仁寿带领提署番役"，前去擒拿肃顺。
肃顺虽心中不服，身边又有兵丁护卫，“尚犹咆哮，问谕旨所由来”，但仍是“事已去矣”。
原因何在？“此无他，（皇）权在手耳”。
综上所述，慈禧等人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奉有咸丰帝遗诏的赞襄政务王大臣实在无可奈皇权者何，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作用应该是具有决定性的，虽然它无影无形，但“辛酉政变”中双方每一次实力变化，都与它息息相关。
正如台湾著名清史专家庄练先生所说：“死的皇帝敌不过活的太后。”
4.“辛酉政变”与满清国运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的聪明才智。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
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
“辛酉政变”后，恭亲王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
但有一点不同：既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这样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
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恭亲王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
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满人两人、汉人两人。
在同治朝，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军机结构的局面。
“辛酉政变”就满洲贵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贵族同帝胤贵族的矛盾与拼杀。
两宫皇太后特别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贵族，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
“辛酉政变”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完成了清政府最高权力由“顾命八大臣”到慈禧太后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改变了清廷的内外政策，将其政权从濒于灭亡的境地挽救出来；在于它改变了其权力布局，对晚清政治具有深远的影响。
通过政变登上政治舞台的慈禧太后，为摆脱危机而施行了新的内外政策：对外：执行议和外交，以取得“中外相安”并讨得列强对其政权的支持。
为此，她采取了主动而积极的态度。
突出的事例就是在宣布端肃等罪状时，就把“不能尽心议和，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列为首要罪状。
就列强一方而言，面对清廷动荡的局面，他们也清楚“实际上中国的前途是很黑暗的，除非外边给它强有力的援助”，否则“这座房子就会倒枬下来，而我们的最好利益也就此埋人废墟”。
列强对华政策由主要是“打”而变成“中立”。
中外反动势力通过政变达成了默契，出现了“中外和好”的局面。
对内：实行满汉合流。
太平军的作战力很强，八旗兵不堪一击，绿营也腐败透顶，湘军成了能和太平军相抗衡的惟一力量。
为尽早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清廷注意调整国曾国藩等人的关系，给他们以更多、更大的权力。
1861年11月即慈禧太后掌权的当月，就令曾国藩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悉归节制。
不久，又加其太子少保衔和协办大学士，随后重用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集团成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大势力集团。这与咸丰朝对汉族地主的猜忌、压制恰恰形成鲜明对比。
满汉地主阶级为镇压农民起义，密切地合作起来。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清政权在风雨飘摇中得到了暂时的喘息机会。
政变的另一结果是那拉氏调整了权力布局。这集中地表现为她实行垂帘听政。这种统治形式实质上是她个人独裁专政。故此。在她统治的四十八年的时间里，始终不惜以各种政治手腕竭力维护垂帘听政式的政治局面。
权力布局的又一改变是：清政府的权力格局，由“内重外轻”变成“内轻外重”，使中央集权和地方实力集团握有重权的矛盾现象为之解决。
慈禧太后采取在地方实力派中扶植一派，抗衡另一派的手法，使他们之间相互制约，以利于她居间调节。
但使用这种政策的结果则造成晚清政治中延绵不绝的众多派别的纷争。
政治格局变了，满清的国运有转机吗？马上开始的由政变胜利者所主持的新政将决定这一切！
慈禧新政 悲郁而逝1.自强•求富
慈禧发动“辛酉政变”，本系权欲驱使，但权力一旦在握，她也活得很不轻松。与其同类武则天相比较，她所面临的时代要远为复杂得多，堪称“古今未有之变局”。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一言九鼎。
她的性格、心态和识见，对这场改革运动的进程和结局，干系十分重大。这位宫廷头号女人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以撑持风雨飘摇的老大帝国。慈禧发动政变后，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迅即拉开序幕。
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支持，洋务运动怎么可能在强大守旧势力的阻挠下延续三十多年？很长一段时间里，慈禧被一些史家称为“顽固势力的总代表”，说她“一贯顽固守旧”。
殊不知慈禧掌权正值国事衰微之际，她并不缺乏改革进取之心。满清回光返照的“同治中兴”正是在慈禧当政期间发生的。
而洋务运动如果可以算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的话，这和慈禧大量信任、启用洋务派有必然的关系。
洋务派每办一事，必招致顽固派和清流党的攻讦，朝廷上无一日安宁。面对顽固派和清流党的嚣声，慈禧太后巧妙地施展其政治手腕，逐渐地减少来自他们的阻力。
1866年，洋务派拟在同文馆加设天文、算学馆，选派科甲正途出身的人进馆学习。此议一出，文渊阁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便倡首反对。他认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
慈禧见倭仁振振有辞，即令他保举数员精通自然科学的中国教师，另行设馆授徒，以与同文馆的洋教习相比试。
倭仁见上头动了真格，赶快申辩，说所谓中国“不患无才”，不过是自己“以理度之”，为想当然之事，“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
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
倭仁受此挫抑，后竟郁闷成疾，请求开缺休养。
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也曾经领教过慈禧太后的厉害。
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放言高论，以谈兵事为能，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
慈禧顺水推舟，任命张佩纶为福建海疆大臣，到前线指挥作战。
张佩纶临事茫然，暗中却叫苦不迭。
据《中法兵事本末》记载：“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逃。
是曰大雷雨，张佩纶跣而奔，中途有亲兵曳之行，……乡人拒不纳，匿禅寺下院，距船厂二十余里。
……适有廷寄到，督抚觅张佩纶不得，遣弁四探，报者赏钱一千，遂得之。”
张佩纶的色厉内荏，慈禧的治人之术，于此可见一斑。
但这次的代价是否也太大了。
慈禧一面应付顽固派、清流党的讧闹，一面给备受委屈的洋务派打气。
1878年，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英法前夕，与慈禧有段十分耐人寻味的对话：慈禧：“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
现在各处大臣，大多总是瞻徇。”
曾纪泽：“李鸿章、沈葆祯、丁宝祯、左宗棠均为忠贞、肱骨之臣。”
慈禧：“他们都还不错，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o”曾纪泽：“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慈禧：“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
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曾纪泽：“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
总之郭嵩焘系一个忠臣。
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声名也还值得。”
慈禧：“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知道他。”
慈禧不仅对曾、左等洋务运动的“老班子”念念不忘，而且颇有后继乏人之虑。
郭嵩焘作为洋务运动的新锐，是中国首任驻英法大使。
他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动辄与老臣们争论，得罪了许多人。
在顽固派眼中，郭嵩焘被看成士林败类，名教罪人。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首刻薄的对联便是顽固派送给郭嵩焘的礼物。
慈禧说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实际上在为郭嵩焘鸣不平，同时对曾纪泽也是一种激励。
慈禧无疑是支持改革的，但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与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素养和精神面貌又有一定的差距。
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
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她贪图安荣享乐，不惜挪用海军军费修造颐和园。
无知和私欲，直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的实绩。
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从未有过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而是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
这也表明慈禧仍然不够一个卓越政治家的前瞻视野。
平心而论近代以来中国又有几个真正卓识的政治精英呢？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
此事其他史书多有详解，笔者在此并不详谈。
在大家的脑海里，“戊戌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一手镇压下去的，慈禧此举成了阻碍中国进步的关键。
然而，慈禧并非一贯就反对变法维新。
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即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
“苟可致富强者。
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光绪素怕慈禧，待到慈禧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
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了大批既得利益者。
他们的所做所为渐渐超过慈禧所能容忍的限度，以致吞下血腥政变的恶果。
慈禧的不满，大概有两个方面。
其一，维新派有针对她的兵变计划，直接威胁到她的地位和生命。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云：“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
在权力之争中，慈禧是比较心狠手毒的。
如果改革要以牺牲她的权力为代价，那是万万不行的。
其二，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
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
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
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
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慈禧担心全线出击造成大厦倾覆，便出面干涉，稳定政局。
“戊戌变法”运动虽被镇压，可那只是宫廷内的权力斗争，改革毕竟已是大势所趋，关键在于由谁主持改革，以及如何进行改革。
精明的慈禧太后通过“戊戌政变”确保了自己的地位之后，立即主动发出继续改革的信息：“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
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
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
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
慈禧的这一举动，给政变后万马齐喑的局面注入了兴奋剂。
使主张变法维新的社会力量重燃希望之火，这实为她政治上的高明之处。
正当慈禧意欲缓进地推行改革时，义和团运动爆发。
义和团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对于痛恨洋人的慈禧太后而言，一开始就颇对胃口。
然而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政策上，经过了激烈的争论，其间还夹杂着列强的干涉。
到了1900年，中国的事不仅仅牵涉到中国人而已。
2.庚子之变
1900年初，义和团的主力转进直隶，逼进京畿。
慈禧太后派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先后去涿州调查情况。
太后之所以对义和团采取慎重的态度，主要是义和团在痛恨洋人方面和太后有相似之处。
义和团提出“保护中原、驱逐洋寇”。
他们要焚烧教堂，因为教会“勾结洋人，祸乱中华”。
他们要“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
慈禧太后在1898年后痛恨洋人，其根源在于她发动政变废光绪，另立新君的举措，遭到洋人的极力干涉。
据《庚子国变记》载/‘首先是法国医官探视被后党宣布为病重的光绪，结果发现没事。
上虽同视朝，嘿不一言，而太后方日以上病状危，告天下。”
“各国公使谒见，请法医人视病，太后不许，各公使又亟请之，太后不得已，召入。
出语人曰：血脉皆治，无病也。”
太后闻之不悦。
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反对太后废光绪，立新君。
1900年1月24日，太后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仪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预定阴历元旦（1月31日）使光绪帝行让位礼。
当时天下哗然。
经元善等连名上书至二千人。
“载漪害怕，遣人风各公使入贺，太后亦君各公使夫人饮，甚欢，欲遂立溥仪。
各公使不听，有违言。
太后及载漪内惭，日放谋所以报。
会江苏粮道罗嘉杰以风闻上书大学士荣禄言事，谓：英人将以兵力会归政。
因尽揽利权。”
荣禄奏之，慈禧愈发生气。
其次是康有为为英人庇护这事使太后愤怒。
“遂以李鸿章为两广总督，欲诡致之，购求f万金，而英兵卫之严，不可得。
鸿章以状闻，太后大怒曰：此仇必报!”可见，太后发现义和团从底层开始烧教堂、杀洋人的时候，其心态自是复杂的。
一方面，她得到刚毅等的复命，言义民无他心，可以依靠。
另一方面，她感到处处受洋人的“气”，又找不到报复的机会。
当1900年6月11日，董福祥的甘军受义和团的影响在永定门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并剖其尸后，局面已愈发不可收拾。
当时群情激昂，据曾纪泽的女婿吴永（当时任怀来县知县）回忆，太后对义和团的认识是这样的：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
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
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
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
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
……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
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迁就着他们，稳住了众心，一面又大力的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人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
西太后的自述表明在普遍的仇外和反抗侵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她如何利用了义和团而又出现了不可收拾结局的无奈心理。
真正导致局面无法收拾的，是义和团人城后发生的不受控制的灭洋教、杀洋人和二毛子事件导致的八国联军侵华。
第一批八国联军由英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自1900年6月10日自天津出发，16日向大沽炮台发出交出炮台的最后通牒。
正是在11日发生日本外交官被杀、13日义和团人北京城的前后儿天。
15日，太后召大学士六部九卿入议，当着群臣哭泣。
吏部侍郎许景澄进言：“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
惟有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伺之，几于朝不谋夕，倘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也?”太常寺卿袁昶也进言：“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慷慨欷觑，声震殿瓦。
太后目摄之。
可见太后是不以为然的。
太后不仅认为有何大不了的，而且她是执意要硬到底了。
真正促使她下决心同各国一战的，是端王载漪在大沽炮台失陷同日，伪造的一份外交团照会。
经荣禄进呈的这份照会，要求四件事：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钱粮；三、代掌兵权；四、请太后归政皇帝，废大阿哥。
据景善记载：“刚毅来告诉我，他从未见过老佛爷那样地发怒，即使当她闻悉康有为谋反时也没有如此。
彼族焉敢干预之权!她高喊着。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当灭此朝食。
现老佛爷准立决死战，慈意所属，虽沐恩甚优之荣相，亦不敢劝阻，恐生意外也。”
促使太后宣战的另一线索，是6月19日召开御前会议的当天，上海的《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用强硬的词句斥责中国政府：“中国与各列强国同时作战，它是由西太后和她的奸党的选择而作战的。
他们非常愚蠢，妄自尊大，自以为他们能够安全地抗拒列强联军……不管发生任何事件，这批奸党若不自动离去，就必须被逐出北京城。
希望有可能把光绪皇帝寻出来，把他重新置于皇位之上。
现时必须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的战争的是西太后，我们不是对中国作战，而是对那个篡夺政权的北京政府作战。”
慈禧太后被几种力量推动着：一是洋人对她的攻击甚至想夺她的权，促使她对洋人强烈地痛恨；二是周围顽固派的火上浇油、吹风点火；三是义和团煽动的全面的对洋人的仇恨情绪，更给了她报仇的机会、理由和实力。
这一切都使慈禧太后感到了莫大的激愤和冲动。
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乘轿去总理衙门途中为虎神营士兵枪杀，使馆中的外国卫队得知后，结队外出准备寻衅。
义和团立即开始攻打使馆。
次日，清政府发布了“宣战”上谕。
然而，慈禧太后真的是要倾全国之力与外敌决一死战吗？事实证明，当这口恶气出得差不多的时候，她也理性地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这时她也就害怕起来。
她的宣战仅仅只持续了五天。
6月21日宣战；6月22日发给义和团两万石粳米，同日悬赏洋人首级。
据《景善日记》，“庄王出示悬赏，以励杀敌，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
25日，密谕各省遍杀洋人，但袁昶、许景澄将谕旨中的“杀”字改为“保”字或“保护”字。
无人敢以此奏闻太后。
同时，太后还赏给进攻使馆的神机营、虎神营和义和团银各十万两。
然而，自6月25日进攻使馆第一次明显的停火开始，7月18日到28日，8月3和4日，又有几次停火。
据英人赫德的记述：“有人从中给我们以部分的保护，这似乎是可能的事：历次攻击并不是由政府所能调动的数目的兵员所发动，攻击没有一次干到底，总是正当我们恐怕他们一定要成功的时候就停住了。
假使在我们周围的军队真的彻底而决心地攻击的话，我们支持不了一个星期，或许连一天都支持不了。
所以一种解释是可信的，那就是一定有某种保护。
或许是知道摧毁使馆区将会对这个帝国和这个皇朝带来怎样的损失的一位聪明人，在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之间从中作梗。”
其实，真正害怕的是太后本人。
她从6月25日幵始即派荣禄前往使馆要求停战，荣禄在当晚九时得的议和命令，次日带队往使馆界，悬一牌，书奉太后谕旨，保护使馆。
洋人皆由馆中走出，与荣禄商议，于是有三记钟之久，不闻枪声。
慈禧态度变化的一个重要事件，是6月25日早上，端王、庄王、濂贝勒、瀛贝勒带领六十余名义和团员人宫，寻找二毛子，至宁寿宫门，太后尚未起床，他们大声呼噪，请皇帝出来，说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
太后在吃早茶时听到，大怒，斥退端王等。
她这才意识到情况远比她意料的要复杂而危险，情况早已经超出了她的预料和掌控。
自此，朝廷占主流的意见已经倾向于议和。
而6月26日，东南督抚们在密不公布“宣战”谕旨的同时，还和各国领事商订了《中外互相保护章程》九条。
“东南互保”导致中外关系出现奇特的不统一局面。
真正了解太后意图的，看来只有南方的地方大吏如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
慈禧还于7月20日起连日派人向使馆送西瓜、蔬菜、米面等物，又派人去慰问。
8月2日，联军约四万人自天津出发，7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商各国外交部，先行停战。
但列强执意要攻入北京。
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15日，西太后挟光绪帝出奔往太原、西安。
9月7日发出上谕，对义和团痛加铲除。
3.晚年悔悟
慈禧对无法收拾的局面，虽然归罪于义和团和办事不力的下臣，但并没有完全逃避个人轻率鲁莽的责任。
根据她后来回忆说：“依我想来，还算是有主意的。
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
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
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
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胡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慈禧太后在决策时的处境，确实比较艰难。
正如她自己所说：“去涿州查看义和团的两个‘国家倚傍的大臣’（指刚毅和赵舒翘），回来复命时，曾问他们‘义和团到底可靠不可靠？’他们并没有给回复。
而余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要与洋人拼命的。
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慈禧还是把客观环境当作决策的理由，因此也摆脱了自身的罪责。
这次打击似乎使她有所清醒，在回銮过程中，就急匆匆地准备在宫中召见各国驻华公使夫人，一反常态地要开展“夫人外交”。
一方面表明她认识到妄自尊大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另一方面，她也是极力地掩饰对洋人的刻骨仇恨。
慈禧对洋人的仇恨，据德龄公主的回忆，是相当普遍而深刻的。
老佛爷（指慈禧）向来恨外国人，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有这么多的外国人喜欢评论她的政府。
她最讨厌的就是传教士，由此发展到痛恨一切外国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
下面的引文说明了慈禧对西方人、西洋文明的主要看法。
德龄回忆中慈禧曾说：他们凭什么对我如此无礼！这不是他们的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内政，他们应该没有发言权。
难道我不能处罚我自己的臣民吗？如果我派到外国的使节，他们干预那个国家的行动，试问，那个国家的政府能同意吗？……他们不喜欢我们的生活方式，可是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喜欢。
他们不喜欢，他们可以走，我们并没有请他们来。
他们到我们国家来，那是我们的容忍。
当这些所谓文明国家的人还在把尾巴钩在树枝上打秋千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了，而这些国家竟厚颜无耻地派传教士到我们国家来宣传宗教，宣传文明！他们给我们的人民灌输基督教的毒素，于是中国信洋教的人马上就不尊重我们的规矩和我们的传统习惯。
中国内地发生的多数问题都是由信洋教的中国人引起的o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比我们已经有的更好的东西？根本没有！我们从远古时代起就懂得要尊敬父母。
外国人不是这样，当他们达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就离开父母的家，并且从此就不再服从他父母了。
此外，她还多次抱怨西方的婚俗、有关教堂许多不真实的传闻。
最终，她认为外国人已经成为中国的祸根，但愿有什么方法能让他们永远离开中国。
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侵华后，一反常态地招待外国公使夫人。
当时有的公使夫人接到邀请后非常气愤，说：“还讲什么礼仪？应该把她踩在我们脚下！她用枪炮对付我们，应该请求原谅的是她，而不是我们对她彬彬有礼!”但1902年6月的这次召见，使这些外族贵妇感受到了身为一个没落帝国之主的威严，她们忘记了几天前聚会时大家义愤填膺的神情，一个个都被慈禧太后威严的仪表和这种庄严的场面深深震慑，都遵照觐见太后的礼节给她行了三次大礼。
可以说，慈禧在八国联军人侵北京，被迫西逃的打击下，必然是有所醒悟的。
1900年8月20日，她在逃至宣化县之鸡鸣驿，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罪己。
诏曰：“近日衅起，团练不和，变生全猝，竟敢震惊九庙。
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
可以想见，慈禧在西逃的过程中，经历怎样的思想斗争过程。
这从她在8月22日、12月1日分别两次降谕，一方面要求各中央、地方官员直言，另一方面要求各中央和地方大臣在两个月内提出新改举的迫切心情中可以看出。
其实，慈禧太后就是从此时开始、从宫廷礼节开始，着手曾经被一再耽搁、而今不得不进行的改革，虽然为时有点晚，但仍然反映了“老佛爷”晚年的一些理性和积极的精神要素。
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要求王公贵族、部臣疆吏“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洽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
上谕发布后，各地方反应强烈，其中尤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二人联衔会奏三疏最为完备。
慈禧阅罢，认为“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
同年四月，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命奕劻、李鸿章等六人为督理大臣。
至此，清末“新政”正式上演。
4.清末新政
与“戊戌变法”相比较，清末“新政”实际上是一场更具现代化性质的改革。但对于满清政府而言，“新政”的果实他们觉得并不那么甜美。
政治上，它在沿袭“戊戌变法”裁汰闲衙冗官方针的基础上，设立外务部、商部、学鄙、巡警部、邮传部等新的政府机构，使传统的六部体制不复存在；经济上，首先肯定了“戊戌变法”时奖励工商、发展实业的各种措施，而后颁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多种经济法规，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制保障；军事上，“戊戌变法”时的主张为整顿团练、令八旗改练洋操，并着手改革军制，而“新政”则致力于用现代化军队建制编练新军，军队组成、武器装备和指挥水平明显改善；文化教育上，“戊戌变法”时提出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新式学堂、奖励游学，“新政”则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大规模地开办新式学堂和派遣士人出国留学，并参照日本模式制定出中国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以及《奏定学堂章程》。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对“新政”寄予厚望。
她在接近古稀之年，却对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产生了极为浓厚兴趣，时常阅读以广见闻，这是以往帝王很少有过的事情。
“新政”推行过程中，虽有着种种弊端，但决非无善可陈，更不是什么“假维新”。
“新政”的推行，确实在为中国逐步积累着现代化资源，为社会的转型准备着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
《清史稿•后妃传》中称：“（慈禧）晚乃壹意变法，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百端并举，政急民烦，陵土未乾，国步遂改。”
不过，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没有再给中国提供一个稳健改革的机遇。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岛夷小国战胜了庞然大物俄罗斯。
国内外舆论认为，这是立宪国战胜专制国的铁证，“皆谓专制之政，不足复存于天下”。
于是国内立宪的呼声，由微弱转为高涨。
慈禧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新政”归于宪政改革。
宪政改革，意味着要突破政治体制中最核心的部分。
这一重大的举措，给清末改革带来了功能性紊乱，也给慈禧招致了难以承受的压力。
本来，后起国家的现代化在初期需要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以便整合社会力量，充分调动和使用各种资源，稳健地推动现代化的进程，日本即是一个成功的先例。
日本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到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历时二十余年。
而中国在实行“新政”不久即转人宪政改革，其结果只能导致政治资源的分散，使原已就“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更趋严重。
当时国内就有人痛切地指出：“论日本之政，其所以致富强者，以其能振主权而伸国威也。
今之议者不察其本，而切切以立宪为务，是殆欲夺我自有之权，而假之以自便自私也。
……夫日本以收将权而存其国，而我国以限君权而速其祸，不可谓善谋国者也。”
1906年，光绪奉慈禧谕旨，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以官制改革为下手处。
官制改革以行政和司法相互独立为基本原则，“总使官无尸位，事有专司，以期各有责成，尽心职守。”
由于官制改革牵涉权力和利益的重大调整，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躁动不安。
有关官-改革的条陈如雪片般飞到慈禧的眼前，其意见之纷杂、斗争之激烈实属罕见。
老佛爷感觉“如此为难，还不如投湖而死。”
区分清楚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是官制改革中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清政府本欲通过官制改革收取督抚的兵权和财权，哪知督抚却以设内阁、开国会相要挟，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更加突出。
官制改革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1908年，宪政编查馆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
与此同时，慈禧和光绪帝联名发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
上谕中指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沉迷，扫除积习。
……所有人民应行练学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省督抚，督饬各属随时催办，勿任玩延。”
又云：“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
这是慈禧生前颁布的最后一道谕旨，也可说是慈禧的政治遗嘱。
不久，慈禧悲郁而逝，权力轴心顿成虚弱，要求速开国会、速立宪法的呼声更趋高涨。
立宪派的鞭策和清廷的拖延，导致两者合作的最终破裂。
满清王朝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呼喊声中土崩瓦解，清末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是非功过 后人评说妇人干政是不符合中国正统观念的。于是晚清的衰败，中国的失败，都被夸大到必须由西太后负主要责任不可了。
而中国在近代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必须由一两个执政者负责，这种看法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的。
从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权力斗争的角度而言，慈禧只是做了她的角色必然要做的一些事情而已。文化、政治以及民族的危机实非她一人之过。苏同炳对慈禧可谓不以为然。
他假定：“如果不是道光误立奕聍，清代历史上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不致以一个浅薄无识的妇人握定中国的命运达四十余年。
当可断言，慈禧虽有才具而实无见识，所以晚清中国的命运，才会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终至有亡国灭种之危险。”
但我们要知道，首先历史不可假设，即便假设六阿哥奕訢真的是皇上，也未必能挽救晚清中国的命运。
其次，“同治中兴”正是在慈禧当政期间发生，而“洋务运动”如果确实可以算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的话，这和慈禧大量信任、启用洋务派有必然的关系。
胡适的高徒唐德刚认为“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毗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
对于政治中的人物，是否适用普通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呢？白克好司认为：“如太后之为人，不可以寻常道德之见解观之，若执此以断，既不能得其真评。
观于在太后以前及其同时代的人物，证以中国百姓之公论，则太后并非一残暴之君。
不独此也，即英国近世，以争国家权力之故，其杀人之手段，亦难言乎仁道也”。这样的评价较为公允。
对于慈禧这样一位如此重要、又引来如此争议的人物来说，很难做出服众的公论。
但是有几点似乎经常被忽略了：一是评价慈禧太后时，很容易不自觉地受正统思维的影响。妇人摄政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遭怀疑和唾弃的。
问题是，咸丰帝以后的儿个皇帝如果能当政，就一定比慈禧太后强吗？实际上，中国危机的根源在于千年的王朝统治；二是评价慈禧太后的概念化倾向。
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以“好人”或“坏人”的简单标准去衡量。对慈禧自然也不例外。
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蒋廷黻认为，自鸦片战争到庚子年，这六十年中所受的压迫，所堆积的愤慨，他们（指顽固派）觉得中国应该火速抗战，不然国家就要亡了。
“我们不要以为顽固分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反对屈服，坚强地主张抗战。
在戊戌年，西太后复政以后，她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利居然放弃了要求。”当然，慈禧太后对于中国所处环境的认识、对于她的使命的认识远远不能和洋务派、维新派相比。慈禧本人在改革派和极端顽固派之间长期寻求平衡。
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她在大多数时期是坚决维护的。晚年慈禧从大难中醒悟，决定开创新时代时，却是覆水难收，没有第二次机会。关于慈禧的政治是非评价已经太多太多，我不想在这里就她的政治功过再多做评论，下面只想从一个女人的视角评价作为女人的慈禧。
在众多的评价慈禧太后的著作中，德龄的描写是最有人情味的。德龄在《慈禧后宫实录》中，行文至最后，给我们展现了曾经统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古老帝国的“老佛爷”的另一面：她只不过是个女人。
她有女人对美的追求，对青春的渴望。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对于女人当政有着奇特的偏见。其实中国历史对女性而言是不公平的。这片土地上不知曾生长过多少杰出的女子，她们水晶般聪明，鲜花一样美丽。可惜她们只能在文字之外悄悄凋零。上天赐予她们才华，却没给她们施展的领地。
然而，正当中国几千年来首次因为文化碰撞而陷入空前的困难之时，慈禧凭着自己超人的胆量和聪明，绕过重重阻碍，出现在历史的聚光灯下。
也许多灾多难是那时中国不能摆脱的宿命，她的出现，此时却显得那样不合时宜。
她也曾在政治舞台上尽力调动自己的演技，然而事实证明，她的演出是一场失败之作。
平心而论，在强大的观念和制度笼罩之下，慈禧在她的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还是出人意料地杰出。她比大部分男人刚强果断。她可以称得上有胆有识，机智精敏。在她四十八年的统治生涯中，她始终牢牢控制着整个局面，把那些男人中的精英人物操纵在股掌之间。她很有胆量。
就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皇帝准备仓皇逃走的时候，她从储秀宫的帷幕后面第一次站出来，冒着违反祖制的巨大危险，极力反对这个懦弱的决定。
“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
言皇上在京，可以震慑一切。
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
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
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在满朝王公大臣的惊慌失措之中，懿贵妃的这番话掷地有声，足以让满朝男子蒙羞。她很有度量。
在丈夫死后，她以闪电般而且果敢的手段，发动宫廷政变，颠覆了由顾命八大臣组成的权力中心。
她只杀了为首的三个大臣，对其他人都轻轻放过，并且当众焚毁了从三大臣家搜出来的政治信件，不追不问，从而使大批和政敌集团有牵连的官员都松了一口气，稳定了局面，安定了人心。她有一定眼光。
西方文化冲击之下中国第一个明智的反应——“洋务运动”就是在她的支持下开始的。
她支持派出留学生，支持兴办工厂，支持建设新式军队。
在她统治的最后十年，她相当努力地推行了政治改革，准备采用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
她的改革范围甚至比康有为当初的设想还要广泛，改革手段也显然比“戊戌变法”时的举措更切实有效。
如果她遇到的是比较平稳的政治局面，也许她会成功地完成她的政治生涯，如果是那样，她在历史上留下的也许不会是像现在的这么多骂名。
造物弄人，她偏偏撞上了中国最尴尬、最困难的时候。
在她扮演的双重角色之中，她本质上更是一个女人而不是政治家，虽然她刚强能干。
据说，旗人家的女人往往比丈夫能干。
许多八旗子弟在外面摆够了谱，回到家里，却要乖乖受女人的辖制。
这样的女人，侄儿要叫她“伯伯”，儿子不叫“妈妈”却叫她“爸爸”。
慈禧无疑就是此类女子。
光绪皇帝从小就叫她“皇爸爸”。
碰巧，咸丰皇帝是那种较为软弱的男人，在内忧外患之中他直不起腰。
这样的男人在生活中往往需要和欣赏个性坚强的女子，甚至产生一种不自觉的依赖心理。
当慈禧第一次尝试着给他出出主意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对。
于是，年青聪慧的慈禧借此机缘接近并最终走入了权力中心。
其实起初，她只是想替懦弱的丈夫当当家，后来，就是想保住爱新觉罗家的产业，以免孤儿寡母受人欺负。
她只是一个爱享乐的精明的贵族女子，用她所熟悉的管理家庭的方式管理着国家。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你可以看到许多她召对大臣的谈话记录。
许多时候，这些谈话更像是和亲戚们唠家常，而不是政治家们之间的对话。
晚清最有名的大臣曾国藩第一次进京面见太后，没想到慈禧和他谈的都是些家常，什么你兄弟几人，出京多少年了，曾国荃是你胞弟吗之类。
曾国藩在当天的曰记中惊讶且失望地写道：“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
毫无疑问，她热爱权力，也有学者称她是“权力欲驱使着灵魂”，但是仅仅满足于用权力控制他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生活而已。
她并不想在政治领域建功立业，青史留名。
她没有男人那样为了事业、为了国家和民族牺牲自我的献身精神，她没有因政治而牺牲自己的私人生活。
相反，她对自己的私人生活倾注了大量的热情。
她更关心的是给自己建造园林，使她快乐的是和那些聪明的宫眷谈女人们的话题，是豢养宠物，是研制化妆品。
以她的地位和条件，如果她敏感一些，事业心强一些，她完全有可能更深地接触崭新的西方文明，更理智地观察世界，明了中国的处境和需要，因而凭自己的才智把国家引导到更安全的轨道上来。
可惜她仅仅对巴黎的时装、华尔兹舞感兴趣。
每天处理完政务之后，她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化妆、游赏、宴饮、看戏。
她完全把自己置于一个传统女贵族的生活趣味当中，没有看到用另外的方式发挥自己才智的可能。
她对圆明园、颐和园的情结以及对陵墓过分的追求豪奢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权力斗争中她果断冷酷，在世界大势前却反应迟钝；她有足够的聪明和手段控制局势，却没有足够的热情和责任感去改变中国。
在很多时候，她能明智地顺应时势，采纳正确的意见，比如信任汉人，支持“洋务运动”。
也有很多时候，她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而做了许多错事，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前途。
比如她两次打击恭亲王，仅仅是因为恭亲王权力太大，让她不太放心。
两次打击，使得这位大清王朝的主心骨心灰意冷，“依违两可，无所建白。”
对晚清政局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她进行的历次政治斗争，都是纯粹的权力之争而非政见之争。
作为一个满族女人，慈禧太后能得知事情真相的机会非常少，但她在每个场合都能做到坚持自己的立场，从不被周围的反对力量所压倒。
这迥然不同于东方宫闱中那些只会纺纱织布的女子。
有人把慈禧比作俄国女皇叶卡捷琳那二世，实际上这种比较是不确切的。
她有着叶卡捷琳那的精明果敢，却没有叶卡捷琳那的科学头脑和政治眼光。
在后者的开明专制统治之下，俄国提高了行政效率，招致了大批外国科学家，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
而慈禧带给中国的新政却不那么成功。
她的素质使她完全能够跻身一流政治家的行列，但是她所成长的文化氛围局限了她的眼光，使她浪费了这个宝贵机会。
这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具有非凡气魄和超人识度的巨人来引导，才有可能摆脱沉重的惰性，度过重重劫难。
可惜，历史没有产生这样的巨人，却把这个位置留给了她，一个过于专注自我的女人。
这就是她的悲剧所在。
不过，如果抽去其他因素，单纯从女人这个角度去看慈禧的话，我们发现，她是相当亮丽的。
无论是外表还是内质，都颇为光彩照人。
她不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子一样，自甘柔弱地依附在男人身上，因为习惯的强大而自我压抑，在不公正的自我牺牲中麻麻木木地消磨掉一生。
她无所畏惧地向“男在上女在下”的传统进行挑战，冲破重重阻碍来张扬自己的生命热量。
她身上具有许多现代女性的品质。
慈禧极其自信，敢做敢当，从不压抑自己，也不委屈自己。
面对一群男人组成的政治世界，慈禧毫不胆怯。
她通过自己的聪明和狡黠成功地把这个世界变成了维护自己欲望的工具。
精力充沛 热爱生命慈禧精力充沛，热爱生命。
她不像别的女人那样缺乏生命的热度，自甘于生命火焰有气无力地默默燃烧。
《宫女谈往录》中有位老宫女回忆说：“太后就是讲精气神儿，一天到晚那么多的大事，全得由太后心里过，每天还是那么悠游自在，腾出闲工夫，讲究吃，讲究穿，讲究修饰，还讲究玩乐，总是精神饱满，不带一点儿疲倦的劲儿。”
她特别爱美，二十五岁她成了寡妇，可是在寂寞的深宫里，她仍然满腔热情地打扮自己。
她对美异常执着，四十多年里，天天都要在妆镜前消磨上几个小时，一定要把自己修饰得一丝不苟，光彩照人。
她经常说：“一个女人没心肠打扮自己，那还活什么劲儿呢?”她天生喜欢大红大紫，喜欢明亮绚丽的东西。
她冰雪聪明，刚进宫那会儿还不怎么识字，可是通过自学，她练出了一笔好字，诗也写得挺不错的。
她喜欢唐诗宋词，喜欢《红楼梦》。
这部小说是她在深宫的寂寞伴侣。
她还喜欢绘画，留下了一批还过得去的作品。
她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对于园林建筑颇有造诣。
她生活得富于情趣，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安排得有滋有味。
她有冷酷无情的时刻，可是也富于人情味儿。
少女时代在绥远城居住的慈禧对文学、书画和历史非常有兴趣。
她在此读书、学画、下棋、弹琴，且经常骑马射箭。
对于少女慈禧的长相史书中并无记载，野史中描绘她：“每一出游，旁观者皆喃喃做欢喜赞，谓天仙化身不过是也。”
特别是对身边的宫女，她极其和蔼可亲，很少疾颜厉色。
宫中的女仆们回忆起她来，话语中不无温馨：“老太后是最圣明不过的人，对自己最亲信的贴身丫头都是另眼看待的。
不管外面有多不顺心的事，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
比如，她对我讲：‘荣儿，你过来，你那辫梢梳得多么憨蠢，若把辫绳留长一点，一走路，动摆开了，那有多好看！’”在这些回忆录中，你看到的绝不是那个冷面冷心的铁女人，而是一个既威严又慈祥的老太太。
她是一个不完全的女权主义者，她的女权觉醒是不彻底的。
由于文化传统的局限，她没有想到在男人的领域全面发展自己。
在她的意识深处，她始终摆脱不了“相夫教子，看家守业”的身份定位。
但作为一个女人，慈禧最对不起爱新觉罗家族的，正是在孩子教育上的失误。
对独生子同治，她任母爱泛滥，过分娇纵，使这个孩子成了清朝十二代帝王中最没出息的一个，自制力极差。
这样一个儿子，她怎能放手让他接管全部权力？而对继子光绪，她又矫枉过正，管束过严，教育出一个性格上过于懦弱的孩子。
这样的继承者实在无法承担起拯救破坏帝国的重任。
家庭教育的失误，无疑是慈禧这个聪明女人的最大败笔之一。
这也许与慈禧自己过于强硬的性格有关，让儿子们都对她太畏惧。
而这，又恰恰是她如此长久地涉足于政治不能自拔的部分原因。
不可否认的是，慈禧深深迷恋权力，这是她难以摆脱的弱点。
权力这两个字具有太大的吸引力，对权力的渴望根植于人性深处。
这个东西使得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超越意识得到最充分的实现，这是任何强者都难以抵御的诱惑。
从这点上来说，慈禧的失败是由于人性的普遍弱点而不是自己的性别因素。
其实，作为统治者她有足够的智慧和权威。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在军机大臣领班的职位上呆过的只有两个人——恭亲王和庆亲王。
前者被贬黜过许多次，其荣誉被剥夺殆尽，而后者在三十年里则始终是个“不倒翁”，所得到的荣耀全都原封未动地保存了下来。
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杰出的总督、大学士也是这样。
慈禧太后从来都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但他们从未遭过她的贬黜。
因为他们都是她的国家里最进步的官员，但其中没有一个人强大到足以危及她的统治，所以没有必要提醒他们上面有个强权人物。
因为，历史和事实都已经让所有人知道：只要她大笔一挥，就可以让任何官员从天上掉到地下。
慈禧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她有着那个时代普通女人所没有的叛逆性格，却跳不出那个时代人们的局限。
她妩媚又泼辣，她聪明又无知，她大胆又保守，她勤奋又贪图逸乐。
她不太理解政治，政治也给了她千载骂名。
女人慈禧由着自己的性情，风风光光、曲曲折折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在生命的最后，她好像有一点后悔。
她在病榻上留给人们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后勿使妇人干政。
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
她承认自己不成功地涉足了政治。
她希望别人不要效仿她，而要做单纯的女人。
可是，如果她不涉足政治，她怎么可能把女人做得那样风光？她给不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而她或许会料到自己身后的骂名，但却万万想不到自己死后，会遭受盗陵抛尸的奇耻大辱，这也许是她最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