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统一战争（北宋王朝统一战争）
宋初统一战争简介
宋初统一战争：宋初统一战争，是宋朝建立后，对五代十国剩余的割据政权武平、后蜀、南汉、南唐、北汉的统一战争。宋初统一战争历时十八年，结束了自唐朝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南北方主要地区的统一，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宋初统一战争过程分析——
近现代对宋朝贬斥很多，除了“积贫积弱”外，最常用的一些词汇还包括“三冗”“重文轻武”“守内虚外”以及“强干弱枝”。宋初统一战争并不受重视，或许是因为其进程太过顺利，或许是它远不如两宋末年的军事失败那样让人“津津乐道”。然而不对其进行分析，我们很难真正理解北宋初年的政治格局与战争局势。《宋史》对更戍法进行批判，是为了引出其后的将兵法改制，但更戍法真的如此不堪吗？
为了保持禁军的战斗力与对多面战场的适应力，宋太祖实行了更戍法，但到宋仁宗时期，更戍法在很大程度上已遭到废置，中央禁军大量集中在京畿，对西北山岭地势的作战疏于练习。到党项人李元昊举兵谋反时，尽管中央禁军即刻赶往西北，还是由于疏于训练及兵员不足等因素，导致北宋当时针对西夏的军事攻势及战略布局以失败告终。为此，宋仁宗在河北、西北乃至南面边境增加了不少地方禁军，全国禁军人数由宋真宗时期的四十三万多人增至宋仁宗时期的八十二万多人。禁军人数增加，一方面导致冗兵与冗费，另一方面也使地方统兵体系得到完善，三衙管军制度得到调整。可见，若要分析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必须将其嵌入当时的时代背景。
千秋疑案陈桥驿
后唐天成二年（927年），赵匡胤于洛阳出生。其父母着实了得，见其“赤光绕室”“体有金色，三日不变”，又有“异香经宿不散”（《宋史·卷1》），竟然毫不称奇。这都是时辰的错。
赵匡胤祖籍涿郡（今河北涿州），是将门家庭。其父赵弘殷曾任后唐飞捷指挥使驻守于洛阳，见证了五代的战乱割据与频繁的朝代变革。即便赵弘殷“自同光至开运（923—946），逾二十年不迁”，心中抱负不展，依然能保持平稳的心态。至王景崇叛变时参与征伐，“御之于宝鸡，败之，杀获万计”，他才“以功迁护圣都指挥使”。后周太祖郭威代汉以后，他又“累迁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岳州团练使”。（《东都事略·卷1》）
尽管赵弘殷并无过人的功绩，但给了赵匡胤良好的成长环境。后汉乾祐元年（948年），时年二十二岁的赵匡胤应募从军，投入后周太祖郭威麾下。他有着令人望尘莫及的社交手段，与郭威麾下的一批年轻将领结为兄弟好友，甚至凭借杰出的才能受到未来储君的赏识，进入柴荣门下。当郭威遵五代惯例立养子柴荣为开封尹，即储君时，赵匡胤被任命为开封府马直军使。显德元年（954年），柴荣刚即后周皇帝位，赵匡胤便再度在禁军中任职。不久以后，北汉联合契丹侵袭后周边境，最终于高平城（今山西高平市）展开大战。侍卫司统帅樊爱能、何徽等人临阵脱逃，而赵匡胤却身先士卒战功卓著，最终协助世宗击退来敌，因功升为殿前都虞侯，负责整顿与扩张殿前司诸班。
后周禁军由侍卫司、六军和赵匡胤所在的殿前司组成。在郭威时期，六军已经不似唐时强大。另一方面，五代时期中央政府为了削藩而收拢的地方藩镇兵随着时间流逝逐渐衰老，但中央政府因害怕兵乱，并不将其解聘，而是将殿前司独立出来作为容纳之所。这样一来，三大部门中具有战斗力的实际上只有侍卫司，而五代最不缺的就是将领兵变，此时柴荣为了遏制侍卫司可能的兵变，故而尝试以亲信赵匡胤为中心建立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在其后的数年时间里，殿前司经整顿扩编后能与侍卫司分庭抗礼，而赵匡胤也在军中获得了莫大威望。当然，这主要还是因为赵匡胤在此间立下了卓越的战功。
显德六年（959年）三月，周世宗出兵征伐契丹，一路连破辽境数重镇，恢复了对高阳关以南地区的统治。当他准备攻取幽州时，因病被迫返回京城开封。正当此时，有人在公文中夹带一块木牌呈给了他，上面写着“点检做天子”，意指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意图篡位。于是他返回汴京、途径澶州时，便解除了殿前司最高统帅张永德的禁军兵权，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一跃成为后周禁军将领中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及副指挥使韩通外最具实权的人物。
李重进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备受郭威、柴荣父子器重。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年），隐帝刘承祐不愿受到朝中重臣的辖制，认为郭威与史宏肇等人把持朝政、威权过重，必然威胁皇权统治，故而遣派军队谋杀郭威等重臣的家眷。其中郭威一门，“婴孺无免者”（《资治通鉴·卷289》）。郭威愤恨之下举兵推翻了后汉隐帝的统治，自立为帝。就在周太祖代汉后，广顺初年，李重进先升任内殿直都知，其后迅速晋升为大内都点检、权侍卫马步军都军头，同年又升任殿前都指挥使。周世宗柴荣同样非常信任李重进，在嗣位以后便把李重进从衰弱的殿前司调出，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其后为禁军最高统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掌握着后周禁军的最高兵权。韩通也非简单的角色。他年幼参军，在后晋开运年末便入郭威帐下被“委以心腹”。到广顺初年，他已升任虎捷右厢都校，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凭借战功一步步走向了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之职。（《宋史·卷484》）
这两人在后周军中素有威望，与朝廷的关系也十分亲密，若有此二人作为拦路虎，那么赵匡胤的篡位计划就很难实施了。然而事态进展之顺利，超出了赵匡胤的想象。周世宗临死前，曾“召范质等入受顾命”，命王著为相，辅佐周恭帝（《资治通鉴·卷294》）。周世宗临终前召集的重臣都是他最为信任的亲信，其中自然包括赵匡胤，但没有李重进的身影。这让赵匡胤的心思开始活络起来，而历史的转折点也因两位大臣的私欲就此出现。
此时后周有三位宰相，却只有范质成为柴荣钦定的顾命大臣。然而，若遵照世宗遗命，将有另一位硬汉风格的顾命宰相王著出现，这对范质来说并不是好消息。赵匡胤当时也在场，自然知道这件事。或许他在一旁煽风点火让范质下定了决心，两人最终联合起来隐匿了世宗的遗命。范质的小脚自此落入赵匡胤手中。因此，其后尽管时有朝臣为赵匡胤权力过大之事而上书顾命大臣宰相范质，范质也没有采取行动削弱赵匡胤的兵权（王育济的《世宗遗命的匿废和陈桥兵变》）。在世宗晏驾后不久，范质反而把与皇室关系相当亲近的侍卫司最高长官李重进外调扬州，剥夺了其禁军兵权，尽管这种安排也可能是基于对李重进篡周的顾虑。经此种种，赵匡胤在军中的势力日益膨胀，为他顺利发动兵变奠定了基础。
◎周恭帝即位后禁军高级将领简表
◎周恭帝即位前后禁军厢级将领简表
当禁军最高指挥马步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受命出镇扬州后，在京禁军的高级领袖除了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外，就是赵匡胤一系人马。厢级统领中除了“临时多规避”的祁延训外，也尽是“赵家班”成员。赵匡胤苦心经营的局面自此已初见分晓，待时机成熟便可发作。
◎宋总领军马铜印和西夏文官印
周恭帝登基后不久，镇州、定州上奏契丹与北汉联合进攻边境。得知这一消息后，朝廷立即决定派遣赵匡胤率殿前司禁军北上抵御。有人认为这一军情为谎报，是赵匡胤设的计；也有人认为这一军情是事实，并提出了若干合理的推测。事实上，这一军情是否谎报并不重要，它只是给“陈桥兵变”提供了契机，此时赵匡胤反心早已昭然若揭。
在接到出兵的指令后，赵匡胤派韩令坤、张令铎率禁军出巡河北，屯戍于河北武德。收到“契丹、北汉联军来袭”的消息后，慕容延钊率前军先行，直奔河北真定而去，守住契丹南下之途，直接控制河北局势。就其后赵匡胤及慕容延钊等人的态度来看，或许这几位禁军统帅是受命前往河北镇守边境以防局势生变，《宋史·慕容延钊传》甚至直接记载二人此去的任务是“按治边境，以镇静闻”，故而受到赵匡胤“便宜从事”的委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宋史·慕容延钊传》）
当一切准备妥当后，赵匡胤隐藏的阴谋也将逐渐落实。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三，赵匡胤率军北上，当晚到达陈桥驿。据官史记载，赵匡胤酣醉入睡后，赵普、赵光义协同一批高级将领开始谋划拥立赵匡胤为帝之事，并遣人前往京师汴梁通知留守的石守信及王审琦，令二人于城中暗中接应，同时煽动军中将士，备好黄袍。是夜，军士聚于驿门“以黄袍加太祖身”，行礼高呼“万岁”。赵匡胤似是无奈之下以黄袍加身，大军从陈桥驿折返。石守信及王审琦接到消息后，在城中列开阵势彻夜等待，将大军顺利引入城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当时汴梁城中，在军权上能与赵匡胤相抗衡的，仅有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而已。但由于赵匡胤早已以张光翰、赵彦徽二人渗透进了侍卫司，韩通的兵权此时已被架空。这一部署显然是蓄谋已久的。当韩通闻变后，还未来得及集合军队，便被殿前司王彦升击杀。种种证据无不表明“陈桥兵变”乃赵匡胤一手策划并付诸实施的。直接或间接参与此次兵变的重要人物基本都受到了赵匡胤的提拔；唯有王彦升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被后周遗臣所忌恨，赵匡胤为了消除后周遗臣心中的芥蒂，以惊扰重臣、意在求贿为由，令其出任唐州团练使，远离京城这一是非之地。（《宋史·王彦升传》）
◎“陈桥兵变”前后禁军高级将领的职位调动
经过“陈桥兵变”，赵匡胤几乎接手了周世宗的所有遗产，但这仅是故事的开始，而非结束。
平定叛乱，震慑诸藩
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代后周幼帝柴宗训，建立赵宋。尽管因宋太祖占据了汴梁，并在河北镇定方向派驻了亲信而暂时取得了战略主动权，但这一局面显然不会持续太久。
自唐末“安史之乱”以来，各地节度使拥兵自强，尾大不掉，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动乱局面。至五代中后期，强藩大镇不断反叛中央，在改朝换代时让本镇强兵加入中央禁军，禁军的兵力逐渐强大，而地方藩镇不再具有与中央军直接抗衡的实力，但其骄横与暴虐较之唐代藩镇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反抗中央、试图篡权夺位之事时有发生。后周时情况虽有所改善，但承袭前代之弊，诸镇节度使与中央的关系一直较为微妙。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赵宋政权时，诸镇节度使对立足未稳的赵宋政权蠢蠢欲动。成德节度使郭崇、忠正节度使杨承信、义武军节度使孙行友、昭义军节度使李筠以及在“陈桥兵变”前夕遭到外放的前禁军将领袁彦和李重进等，对新建的赵宋政权都或多或少表现出了敌意。其中实力最为强大的，当数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与昭义军节度使李筠。
周世宗病逝后，赵匡胤通过政治手段将李重进外调扬州。此时，李重进虽保留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之职，但实际上已无禁军兵权。赵宋即立以后，宋太祖立马为李重进加了虚衔中书令，但随即以自己的亲信韩令坤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将李重进这一禁军最高统帅的虚衔予以剥夺以削弱他在军中的势力及影响力。此后，李重进请求进京觐见新皇，但宋太祖心中自有打算，因此婉拒了这一请求。自此，李重进对宋太祖愈加不满，但仍在观望。
◎（宋）面具铁盔
李筠又是何等人物？他最初是后唐秦王李从荣的部下，历经数朝，直到郭威起兵入汴，他响应郭威的号召成为“从龙之臣”，其后受封成为节度使。至世宗即位，李筠又随世宗亲征北汉，备受世宗信任。史载“筠在镇擅用征赋，颇集亡命，尝以私忿囚监军使，世宗心不能堪，但诏责而已”（《宋史·卷484》），在昭义军所在泽潞地区聚兵三万，周世宗也只是下诏责问，并不加罪。宋太祖登基后，遣使去潞州加封李筠中书令的虚衔，试图收服李筠，但结果并不美妙。李筠先是拒见使者，后来会见使者时又对着后周太祖郭威的画像放声恸哭，毫不掩饰对赵宋的不满。即便如此，此时的李筠还是在观望。由于藩镇在五代的削藩过程中逐渐衰弱，孤军不足以推翻赵匡胤的统治。此时拥三万重兵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在面对宋太祖手中的十二万精兵时毫无胜算。（《北宋军事制度变迁》）
但这一局面随着北汉主刘钧的来信发生了改变。就在李筠“念周恸哭”之大戏传得人尽皆知以后，刘钧便修书遣使联系李筠。在得到北汉及李重进的承诺后，李筠决定谋反，不顾其子李守节的规劝，自认为在禁军中有一定威望，且认定“禁卫皆吾旧人，必倒戈归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于是背地里继续勾结北汉密谋叛变，企图颠覆赵宋。李筠表面上将北汉传来蜡书一事“具奏”，随即又派其子李守节入京打探宋廷的动向。赵匡胤问李守节：“太子，汝何故来？”李守节急忙分辩说：“陛下何言！此必有谗人间臣父也。”企图蒙混过关。赵匡胤可不答应，随即对他说道：“吾亦闻汝数谏，老贼不汝听，不复顾藉，故遣汝来，欲吾杀汝耳。盍归语而父，我未为天子时，任汝自为之，我既为天子，汝独不能小让我耶？”赵匡胤此举，乃是要告知李筠“谋反之事已经暴露”，直接逼迫李筠造反，打乱李筠原先的计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
李筠原本很可能打算于北面引入北汉的援兵，同时抢先占领天井关（今山西晋城南），凭借天险将赵宋大军据之关外，避免正面决战，并逐渐积蓄力量。长期对峙的局面很可能使得本在观望的诸镇节度使起兵呼应，若是北汉、南唐双双介入，那便是大局已定，赵匡胤几乎必败无疑。
建隆元年（960年）四月，李筠扣押了宋廷派来的监军周光逊和李延玉，并将周、李二人押送至北汉，向刘钧纳上投名状，公开反叛宋廷。李筠命其子李守节镇守潞州，自己率大军先杀泽州刺史张福，随后占领泽州（今山西晋城）。五月初，北汉主刘钧率举国之兵而来，在太平驿与李筠会面。刘钧调拨给李筠数千骑，并遣派宣徽使卢赞为监军，同时令北汉的河阳节度使范守图作为援护，而刘钧所率的主力大军驻扎于太平驿。此时，得知李筠已然起兵的李重进，便立刻派遣亲信翟守珣前往联络。（《宋史·刘钧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宋史·李筠传》）
在李筠反叛后，当时的枢密使吴延祚建议道：“潞州岩险，贼若固守，未可以岁月破。然李筠素骄躁无谋，宜速引兵击之，彼必恃勇出斗。但离巢穴，即成擒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
宋太祖明白赵宋政权此时处于关键时期：若能迅速击破反叛的李筠及李重进这两个势力，就可以很好地震慑其他势力；若不能在此役中表现出强大的实力，那么原本正在观望的诸节度使很可能倒戈相向，甚至引来北汉、南唐、契丹等周边政权的全力袭击，那么李筠“禁卫皆吾旧人，必倒戈归我”的言论便可能成真。因此若要维持政权的稳定，就必须迅速且彻底地击破叛军，以震慑宵小。所以，此时最重要的便是抢先拿下天井关，避免出现长期对峙的局面。
看清形势后，宋太祖立即进行了部署。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赵匡胤的部署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四月十九日，派遣在京的最高统帅石守信及高怀德为先锋，抢先占领战略要地天井关，以扼住李筠入太行山的关隘。临行前切切交代：“勿纵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可见赵匡胤对天井关志在必得。四月下旬，石守信大军抵达天井关，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
五月初二，命在河北巡视的慕容延钊率所部禁军，携同王全斌所率兵马，自东向西攻击李筠大军，与石守信军形成左右夹击之势，意图一举歼灭李筠。
五月初三，命在河北的郭进及李继勋防备北汉军，遣派永安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府谷）折德扆出兵北汉进行牵制。
厚赐前来报信的李重进亲信翟守珣，让翟守珣设法延缓李重进起兵，以免出现二人同时叛变、禁军不得不南北分兵的局面。
五月十九，下诏亲征，并命韩令坤先行屯兵于河阳援护。
从以上的部署可以看出，宋太祖在稳定后方、保证军粮供给的同时，以石守信、高怀德所率的西路军为主攻方向；以慕容延钊、王全斌所率东路为助攻方向；以李继勋、折德扆牵制北汉。由于石守信大军迅速攻占天井关，李筠大军不得不与宋军进行正面决战。宋太祖即布置慕容延钊所部自东路而去，与石守信所部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意图一举歼灭李筠，平息此次叛乱。
这时可以发现李筠的算盘几乎落空：李筠求援以后，北汉刘钧只拨给他数千人马，即使加上李筠自身的三万兵马，也难以对赵匡胤大军造成威胁。李筠此时“甚悔之”（《宋史·卷484》），但为时已晚；北汉“倾国”而来，但主力因宋太祖的布置不得不滞留太平驿，根本无法出兵援助李筠；石守信抢占天井关后，击败了李筠的军队，斩首三千余级。
宋太祖在禁军中的长年经营以及迅速抢占天井关的战略行动，使李筠“禁卫皆吾旧人，必倒戈归我”的打算完全落空。此时，李筠无法凭借关隘阻滞宋军，也无法拖延战事至诸镇节度使叛变，不得不与宋军进行正面决战。在垂死挣扎中，李筠曾派人送一份蜡书给建雄军节度使杨廷璋，试图策反杨廷璋协同攻宋，但被杨廷璋告发，无功而返。
李重进派往联络李筠的使者翟守珣在返回途中向京师奔去，将李重进意图谋反之事告诉了宋太祖。其后由于翟守珣的劝说，李重进放弃了立即举兵援助的打算，此时的李筠显然已失去来自李重进和南唐的援军。
当这一切完成后，宋太祖亲率大军进攻讨伐，意图迅速剿灭李筠叛军，避免两线作战的局面出现。宋军在泽州南部击溃李筠的三万部众，并斩杀北汉监军卢赞及北汉援军数千人，将李筠逼至泽州。李筠无路可退，入城固守。不久之后，泽州城门被攻破，李筠兵败身死。随后，宋军转攻潞州。留守潞州的李守节本无造反之意，于是率众投降。从李筠反叛至平叛结束，前后不过六十多天而已。
李筠反叛后，李重进虽立即遣人进行联络，但因犹豫没有立即发兵，这大概与他手中仅有数千人，而李筠手握有三万重兵有关。如果贸然出兵，很可能面对“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情形。因此，翟守珣劝他“养威持重，未可轻发”，李重进“甚信之”。（《宋史·卷484》）
然而唇亡齿寒，在平定李筠叛乱后，宋太祖就立即开始谋划讨伐李重进。当年八月，宋太祖收走张光翰与赵彦徽二人的禁军兵权。张、赵曾是李重进旧部，与宋太祖交情较浅，同时资历、战功比起其余诸将都稍逊一筹，此番调动也不难理解。张光翰的职务由义社十兄弟之一的韩重赟接手，而赵彦徽的则由宋太祖心腹罗彦瑰接替。
其后，为了防止北汉出兵使宋军陷于两线作战的局面，赵匡胤遣派新任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及宿将荆罕儒出兵骚扰北汉边境，使其无力出兵。
在做好掀桌子的准备以后，宋太祖随即下令将李重进调任平卢节度使（治所在青州，今山东青州），以此试探。如果李重进听从调任，那么他在扬州盘踞期间经营的势力也就随即瓦解；如果不听从调任，那么宋军便可名正言顺讨伐兵微将寡的李重进。不出意料，李重进决定举兵反叛。建隆元年九月，李重进扣押了宋太祖遣来赐予铁券的使臣陈思诲，并遣使向南唐主李璟求援。但李璟深知在平定李筠叛乱后人心已定，李重进无法“以残破扬州，数千弊卒，抗万乘之师”，必败无疑。若是答应遣兵资粮，只会让南唐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因此他非但没有派援军，反而将李重进图谋起兵的事情告诉了宋太祖（《宋史·卷484》）。李重进的优柔寡断，不仅使他失去了与李筠并起、合攻京师的机会，也失去了可能成为战略后方的南唐的支持。另一方面，等待李重进发作的宋太祖，先遣石守信、王审琦等将率军南下征讨，又于十月底御驾亲征。十一月，扬州城破，李重进自焚。
正如当时南唐主李璟所说：“陛下（宋太祖）初立，人心未安，交兵上党（李筠），当是时不反；今人心已定，方隅无事，乃欲以残破扬州，数千弊卒，抗万乘之师，借使韩（信）、白（起）复生，必无成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故而在李重进向南唐求援时，李璟断然予以拒绝。
观此二役，宋太祖决胜的关键在于他迅速而准确的判断。要知昭义军节镇距离天井关路程较短，此次迅速发动攻势抢占天井关，意味着他需要比李筠提前数日做出决断。尽管这次平定二李的战役并未受到史学家们的重视，但事实上若非赵匡胤手段卓绝，宋朝甫将建立便会遭受灭顶之灾。平叛成功使赵宋王朝威望大增，诸镇节度使也被此二役中禁军所展现的实力所震慑，为随后中央推动一系列改革及统一战争打下了基础。
五代至宋初的削藩
唐玄宗出于边防需要在边境增置十节度使，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玄宗以诏敕的形式确认，采访使一职除都畿、京畿两道由御史中丞担任之外，其余诸道皆以州刺史兼任。而边境的节度使则由所在地的州刺史充任。这样一来，地方的监察权与行政权，军事权与行政权逐渐合一。当节度使、采访使、刺史三者融为一体，即军事权、监察权与行政权三权合一的集权式机构与人员便走上了政治舞台。这标志着唐代地方行政体制开始由“州—县”两级制向“道—州—县”三级制转变，而道级政区长官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导致朝廷监察的缺位，随后带来灾难性后果，“安史之乱”就此发生。（朱德军《唐代中后期地方独立化问题研究》）
◎（唐）铁斧
安史之乱发生的次年，唐玄宗诏“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全唐文·卷366·玄宗幸普安郡制》），军费支出地方化，意味着中央政府将征税权直接给了节度使。而且基层官僚也由节度使自行招募，这意味着人事处置权（或曰辟署权）下放至地方，而后者可以看作是采访使对基层官僚“废置由己”（《唐会要·诸使中》）权力的扩张。尽管后来唐中央政府试图回收这些权力，但最终未能取得良好效果；即使委派了中央官员前往地方任职，但因不能获得地方力量的支持而难展拳脚。而安史之乱以后军费开支的地方化，使得藩镇顺利获得了几乎完整的征税权，他们凭借这种权力迅速扩张军事实力，进而获得了更大的谈判力量。
与此同时，节度使鲜少上贡的另一面，是军费开支地方化与征兵体制改革导致的地方军费开支扩大化。尽管传统观点认为藩镇截留税收与中央形成对立，但事实上，军费开支地方化以及征兵体制由府兵制向募兵制转化，直接导致藩镇军事支出增加，在中原与河朔地区尤其如此。柳宗元曾奏：“（中原藩镇）六郡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经数千里，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天下三支财去矣。”（《全唐文·卷754》）尽管有东南财源型藩镇所调配的转移支付，但北方藩镇依然难以支付如此庞大的军费，将校与基层兵士不满现有处境，经常犯上作乱。这使得唐代藩镇动乱主要表现为内部的动乱（87.21％），与中央形成军事对抗其实较为罕见（12.79％）。张国刚先生将这一特征形容为动乱的“内在封闭性”，并进一步认为动乱的最主要表现是士兵哗变与将校作乱，即“以下替上的凌上性”（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
至中和元年（881年），黄巢率领起义军攻下唐都长安，建立以“大齐”为名的农民革命政权，此时除河朔藩镇以外的诸多藩镇也出现了内部动乱，而叛变夺权的藩镇军官并不服从唐廷统治，失去了藩镇支持的唐王朝就此步入迟暮，藩镇之间的混战拉开了序幕。至907年朱温代唐，五代乱世就此开启。
唐末和五代时期，中央政权对削藩一事孜孜不倦。除了以武力削弱藩镇以外，还通过削弱藩镇的财政与人事权力来进行削藩。如禁止藩镇向州县派遣藩镇军将监察地方税收工作，设三司、租庸使和三司使来回收财权，不一而足。宋太祖询问赵普，赵普开出的药方是：夺取藩镇权力、限制藩镇钱粮来源、收编藩镇精兵，遣派常参官主持地方税务，以转运使监察和处理地方两税、榷盐、榷茶赋税收入等措施，皆在这个范畴内。
在收编精兵这一政策上，五代亦有前例。如开运二年（945年），“镇州杜重威进厅头、小底、牵拢官共三千四十四人，马军七百七十二人，步军一千七百七十二人，马八百匹”（《册府元龟·卷485》）。后周广顺元年（951年）五月，郭威下令诸道在地方兵中拣选勇武之人携家属赴京；显德元年（954年）高平之战结束后，鉴于禁军战斗力不堪，周世宗下令招募天下英豪，亲身参与人才审定，并将其中的精锐选编入殿前诸班（《五代会要·京城诸军》），对殿前司进行扩张；世宗东征时，又在地方军中选拔人才，许以殿前司之官职（彭向前《唐末五代宋初中央财权集中历史轨迹》）；显德年间，平三关，拣诸州士卒壮勇者为河北骁捷（《宋史·卷187》）。但五代中央政府收编地方精兵以后，也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军费开支。宋太祖时期，让地方选送精壮士兵编入禁军，就是沿用五代以来削藩的惯例，改编归降朝廷的部队也是。翻看《宋史·兵志》的相关内容，此类记载并不少见。我们大致依照时间顺序将宋初两朝的情况略微整理。
宋太祖时期
建隆元年，宋太祖从禁军中选择精锐作为“兵样”分别遣往各州，命诸州的长吏按“兵样”选其麾下的强壮兵员送往汴梁，以补足禁军缺员。
建隆二年，宋太祖亲阅从诸州所募兵员，将他们安排到禁军诸番。
乾德二年（964年），宋太祖将辽州的降军改编为“效顺”与“怀恩”两军。
乾德三年，宋太祖再度亲阅诸道所募兵员，此番招募共得万余人，一部分作为骑兵命名为“骁雄”，余下的编为步军命名为“雄武”，并将“雄武”编入侍卫司；同年，宋军收复蜀地，将部分后蜀降卒整编为“奉议”，后改番号为“奉节”。还有一部分后蜀降卒被整编为“怀恩”与“怀爱”两个番号。
乾德年间，宋太祖将河东地区降卒编为“骁捷”，驻扎于河南；将诸军中体格强壮者立为“雄威”，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改为“雄勇”，雍熙四年又改名“神勇”，共二十一指挥；又选诸州骑兵送到汴梁，命名为“骁雄”，后又几经更名，宋太宗时期又改为“拱圣”，共计二十一指挥，为京师驻军。
开宝年中，宋太祖招募赵、相、沧、冀等州居民，组编“万捷”军。
开宝四年，宋太祖挑选后蜀降卒整编为“怀勇”，驻于京师；平广南以后，将南汉禁军降卒整编为“广德”军，隶属于殿前司，一部分老弱兵员则隶属于八作司，并选广南诸州的厢兵补其缺额。
开宝七年，宋太祖将泰宁军节度使李从善部下及江南水军一千余人，编为“归化”及“归圣”。
在弓弩手方面，宋太祖选取南唐兵及诸州壮士组编成“静戎弩手”，共四指挥；以两浙降军中的精锐建立“平塞弩手”，以江浙服役者建立“拣中平塞”。这两次整编的具体时间不明。
宋太宗时期
太平兴国二年，宋太宗合并“效节”“忠猛”二军为“宣武”，又选诸军及乡兵增补缺额，定额共二十指挥。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太宗拣选诸州厢兵精锐成立“效忠”“忠节”，淳化四年又选川峡“威棹”“克宁”所隶兵员成立“川效忠”“川忠节”，先有二十四指挥，后扩张为六十指挥。宋太宗以两浙地区次等兵员成立“顺化”，共二指挥；拣选诸州厢兵次等者建立“桥道”，淳化四年又以川峡地区“威棹”“克宁”两军建立“川桥道”，总指挥数为十八。
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收复北汉，拣选其降兵编为“拣中骁捷”。同年，宋太宗征太原时立“勇捷”“威武”两军，都分为左、右两厢，其中“勇捷”军以诸州库兵补左厢，以“广济”及“开山”兵员补右厢，共计二十六指挥；“威武”以江南降卒补左厢，两浙降卒兵补右厢，军额不明。不久以后，宋太宗北征契丹，将契丹降兵整编为“归明渤海”“归明神武”；云、朔、应等州部落迁往并州，成立“三部落”。
太平兴国年中，宋太宗拣选龙骑军及地方抓捕的强盗，以其精锐成立“龙猛”，共八个指挥；拣选雄武军弩手编为“上铁林”，并从诸军中选劲兵填充；募河北诸州兵建立“武卫”，指挥数为十六；以虎翼、广武两军中屯西川且无家属的兵员成立“飞虎”军。
太平兴国八年，宋太宗以吐谷浑部族建立“吐浑直”，共三指挥。
雍熙三年，宋军出征契丹，在飞狐、灵丘地区击败辽军，并以其降卒建立“归远”“来化”，其中“归远”原为三个指挥，后来增至十六指挥；“来化”原为三指挥，后来又有朔州降卒加入，军额不明。
雍熙三年，宋太宗选诸州厢军中的精锐建立“步斗”，拣选乡军建立“神勇”“宣武”，并将军事素养较差的乡军编为“步武”；选两浙兵为“鞭箭”，次等兵员为“忠节鞭箭”。
雍熙四年，宋太宗将两浙州兵“腰弩”改编为“神射”，又在淳化元年选精锐建立“广武”。
端拱年初，宋太宗以潞州骑兵建立“克胜”。
端拱二年，宋太宗以晋州骑兵建立“武清”。
淳化元年，宋太宗选取威虏军、保州、易州的静塞兵以及定州厅子军的精锐建立“飞捷”。
淳化四年，宋太宗以河北诸州“忠烈”“威边”“骑射”等兵以及“云骑”“武骑”等军建立“骁武”，并分左、右厢。
端拱年中，宋太宗以通州大沙洲贼人、逃军以及江浙海贼建立“德寿”，后改为“招收”。原军额不知，宋仁宗庆历年间升为禁军，指挥数为十七。
总的来说，宋初两朝对地方军队的选编与整编是非常频繁的，其中也包含大规模整编。如“桥道”这一番号总指挥数为十八，步军一指挥额定为五百人，此番选编便有九千人；马军一军额定约为四万人，左、右两厢各为二万，淳化四年由诸州兵整合而成的骁武一军，应该有四万人；太平兴国年间招募河北诸州兵马设武卫十六指挥，计八千人；神勇、拱圣皆由诸州选送的人员组成，均为二十一指挥。这种大规模整编与改组地方军为中央禁军的行为基本集中在宋太祖与宋太宗时期，它对应着“收其精兵”政策的实行与中央禁军规模的扩张。
◎北宋时期禁军与厢军数量
中央政府大量选编地方军队中的优质人才，而将那些老弱残疾的军人划为剩员归入厢军中，即“剩员制”。厢兵在五代时期本来专指地方军队，但自此逐渐沦为“分给役使……无戍更”（《宋史·卷187·兵志一》）、收纳灾民的杂牌军。不过，由于宋代厢军与禁军在薪俸给养上差距不小，如此转换便可节约大笔军费。尽管由于记载不详而无法推测由选编与改组所增置的人马，但拙作《北宋军事制度变迁》一文曾对宋朝的军籍做过考证，依然可以看出大体的趋势与情况。“收其精兵”的时间从宋太祖时期延续至宋太宗淳化年间，但在此之前中央政府兵力其实远远不足，只能构建都部署制度以统筹地方藩镇及各州县军队，直到削藩完成以后这种情况才彻底结束。后来，宋仁宗宝元至庆历年间西北战事爆发以后，朝廷在地方大量增加军额导致禁军数量扩张，但这并不是在收缴地方的军事权力，故此略过不谈。
“杯酒释兵权”与“都部署—战区”制度的建立
◎（唐）铁锏
早年历史学家在谈论赵匡胤的政治智慧时，常常拿出“杯酒释兵权”的例子，但后来风向发生了改变，“杯酒释兵权”成为“守内虚外”的反面案例。直到最近一些年，人们才意识到宋朝的这些开国功臣只是失去了禁军统帅的地位，在出任藩镇节度使时依然掌握着相当大的兵权。所谓“杯酒释兵权”，或许是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的戏说。尽管被李焘引入了《续资治通鉴长编》，也不能增加其可信程度。最初，丁谓在《丁晋公谈录》中只记载了“释兵权”一事，而非“杯酒释兵权”这种戏剧性的情节，“杯酒”的记载甚至是在后来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才首次出现。而司马光《涑水记闻》中连人物对话都一一重现的经典情节，可信度其实并不高。（王育济《论“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主要人物的职务调动
不过，最新的研究却发现慕容延钊、高怀德等人并非只是出任地方节度使这般简单。免除开国将领的禁军兵权，实际上是为了将他们排除在中央禁军系统外，而不是将他们排除在军事系统外。尽管解除了中央禁军的军权，但赵匡胤仍然命韩令坤、慕容延钊、高怀德担任某一战区的沿边都部署，并以此为核心建立沿边都部署统兵机制，协助宋太祖完成边境防御与对外征伐。以都部署为核心建立的地方统兵机制形成了以都部署为核心的军事准政区，这一体系不受中央“枢密院—三衙”制度统辖，直接对赵匡胤负责，是独立于中央统兵机制以外的“皇帝—都部署—藩镇”三层结构，使赵匡胤得以间接统辖地方军。他们在宋太祖的授意下以所任节镇为中心，负责压制并动员、整合地方藩镇的力量，以完成边境戍防与对外征伐的任务，这对边境防御的落实及对外征伐的执行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都部署战区可以被划分为军事准政区，它与汉代时的都督州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
从大的分类来看，都部署可以分为行营都部署和沿边都部署，前者主要负责出征时的战役协调，而后者主要负责组织沿边的防务以及辖区藩镇军队协调、动员事务。在宋初统一战争中，统帅无论是禁军统领还是藩镇长官，一般冠以行营都部署职衔，负责统筹协调各州兵马以及中央禁军，沿边都部署更强调对地方军事力量的整合。马军、步军、战棹等都部署，一般都需服从行营都部署的指挥。这种安排很符合宋初的历史现实。
自唐代中期以来，藩镇独立化的趋势日渐严重，即便唐末和五代的历代君主采取了诸多措施尝试削藩，但藩镇在行政、经济与军事上依然很有独立性。唐末河朔藩镇的独立，意味着对地方军事资源整合的失败；中和以后甚至形成了藩镇独立潮，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整合愈加困难（朱德军的《唐代中后期地方独立化问题研究》）。即便当时的中央政府试图建立一支直隶于中央的武装力量，但依然未能力挽狂澜，最终只能在藩镇的博弈中艰难求存。后晋石重贵在统治期间，与契丹的关系非常紧张。自944年起，契丹数次率大军南下，攻伐后晋，并引发了开运元年至三年（944—946年）的“开运之祸”。契丹军南下途中大肆掳掠和屠杀平民，中原地区生灵涂炭。如辽军在攻陷相州后随即屠城，造成十万余人丧生（《资治通鉴·卷286》）。开运三年腊月，契丹大军至栾城，成功劝降杜重威以十余万主力大军向契丹投降，后晋再无兵可用，契丹大军直捣后晋国都汴梁城。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凤翔节度使王景崇等未出兵协助抵御契丹大军，后晋最终毁于一旦。
如何整合地方力量一直是中央政府最为烦恼的问题。从汉代向地方政府开放辟署权以通过士族间接统治地方武装力量与社会力量，到宇文泰霸府建立府兵制将私兵纳为府兵，都是对整合地方资源的尝试（崔向东的《汉代豪族研究》，谷霁光的《府兵制度考释》）。宋太祖建立“都部署—战区”制度同样出于这种目的。有所不同的是，宋朝难以通过一般手段整合地方资源来巩固国防，此时宋太祖所实施的策略必须有很强的针对性：为了尽可能减少藩镇的抵抗，他并不强制削藩，而是让心腹出任诸地强藩的节度使并兼任都部署，以此整合地方军事资源，同时防止地方藩镇拥兵叛变。这避免了与藩镇的直接冲突，而藩镇与中央政府实际上也达成了共谋，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合力构建前沿防御战线。
除了资源整合以外，都部署机制亦是作战时的高级协调机制。正如曾瑞龙先生所说：“宋初河北前线满布着来自不同系统的军队。要指挥这些军队作战，一定要依靠强有力的战役协调，才能使军队如肩之使臂，臂之使指。若放任诸将各行其是，只会令局面变成一盘散沙。”（曾瑞龙《经略幽燕》）战役协调依赖于都部署机制。
一般而言，战役系统除了各作战单位间具备有组织地协同作战之特性外，各单位内部还具备“自组织”的特性，也就是说，这些作战单位没有指挥员的外部指令也能保持组织性。即使宋朝可以凭借沿边诸镇来抵御、征伐外敌，但这些来自不同系统的军队若没有良好的战役协调能力，那么在战争中，指挥员的命令就难以被这些来自不同系统的作战单位执行与贯彻。若是如此，诸作战单位如一盘散沙，根本不可能组织系统而有效的攻势，胜利便遥遥无期，而都部署则是这一背景下产生的高级协调机制。
宋太祖以沿边都部署为中心至少建立了南面、西面、北面与关南四大战区，而且在宋太祖组织战争时，这些沿边都部署也常被任命为行营都部署率领本镇及战区其余藩镇的兵马参与作战。自建隆二年（961年）三月后，宋太祖命韩令坤充北面缘边兵马都部署、慕容延钊任西南面兵马都部署、王景为西面沿边都部署、高怀德为关南副都部署，分别统筹北面、南面、西面与关南四大战区的备战与整合事务。根据《宋史》与《续资治通鉴长编》相应章节，可以将建隆至乾德年初相关地区的大致人事变动列于下方。
关南战区：关南与辽朝交界，在唐末五代动乱中被辽朝侵占，后周世宗时期被收回。因此，宋辽在关南地区有一定的领土争议，而关南也随时可能成为宋辽交锋的前沿地带，宋太祖在此地设立战区确实事出有因。具体布置上，宋太祖以齐州防御使李汉超兼任关南兵马都监，屯兵于关南；又迁贺惟忠为易州知州；建隆二年，将棣州升格为团练州，并且以何继筠充任棣州团练使。高阳关以南，包括雄、霸、莫、瀛等州也应属关南战区。
北面战区：对应的是宋汉交界的河东地区，除防御北汉外，还需防备辽军从镇、定州方向南下。在具体布置上，平定李筠动乱以后，宋太祖命李继勋为昭义军节度使；建隆元年，命郭进为西山都巡检使兼洺州防御使；以武守琪戍于晋州；乾德元年（963年），命李谦溥为隰州刺史兼晋阳等州都巡检使（乾德三年，又命李谦溥为关南兵马都监）。
西面战区：任务是防备西部边疆民族政权的侵袭并为收复后蜀做准备。在平定李筠叛乱后，宋太祖便命杨庭璋为静难节度使，乾德三年后，以伊审徵替代杨庭璋；建隆三年（962年）十二月，命姚内斌出任庆州刺史；建隆三年六月，以吴延祚为雄武节度使；建隆三年四月，任命赵赞为彰武军节度使（治所在今延州）；乾德元年四月，任命张晖为凤州团练使兼西面行营巡检壕寨使；建隆三年十二月，以马全义出任镇国节度使（治所在华州），其去世后，又调原保信军节度使宋延渥为镇国节度使。
南面战区：除了防备江浙、荆湖等地区的割据势力外，还需要备战南方的割据势力。具体布置上，宋太祖在建隆元年命张永德出任武胜节度使；同年，命王彦升为唐州团练使（后改为防州防御使）；以曹翰为均州刺史（乾德二年时又出任西南面转运使）。与此同时，慕容延钊在奉命南征荆南时，曾召集安、复等十州兵参与作战，据此推测此十州极可能也属南面战区统辖。
◎建隆元年至乾德元年四大战区相关的人事变动
◎注：收复荆湖时，曾遣发安、复、郢、陈、澶、孟、宋、毫、颖、广十州兵在襄阳会师，此十州可能属南面战区统筹。
但这四大战区并无明确的地域划分，史书上甚至没有建立高级军事准政区的明确记载，这是我们根据宋太祖至宋太宗统治期间的战争形势做出的相对理论化的推断。须知“收其精兵”是在乾德三年才开始推进的，宋朝中央政府在实行“剩员”制度将老弱兵员降为厢军以后，兵力刚好十二万。都部署作为高于藩镇的统筹制度，很好地整合了地方的军事资源，进而为宋朝的统一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南面战事：收复荆湖
建隆元年，赵匡胤命张永德为武胜节度使（治所邓州）、心腹王彦升为唐州团练使、后周旧臣曹翰为均州刺史。建隆二年慕容延钊出任西南面兵马都部署，南面战区才算正式构建完毕。
南面战区面临荆、湖，南平与武平割据于此。赵匡胤曾遣派卢怀忠前往南平刺探虚实，并告知卢怀忠：“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尽欲知之。”不久，卢怀忠遣使于京，告知赵匡胤：“（南平）高继冲甲兵虽整，而控弦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南通长沙，东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观其形势，盖日不暇给，取之易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
由此看来，赵匡胤早已有攻伐南平的打算，只是在等一个时机。就在建隆三年九月，武平统治者周行逢病殁，十一岁的幼子周保权嗣位。周行逢曾召其部下，交代说：“吾死，文表必叛，当以杨师璠讨之。如不能，则婴城勿战，自归朝廷可也。”在周行逢死后，周保权遣兵轮番守卫永州，自己则居于朗州，戒备着张文表的攻势，同时上书赵匡胤请求归顺。当年十月，武平衡州（治所今湖南衡阳）刺史张文表听闻周行逢已殁，怒道：“我与行逢俱起微贱，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儿乎！”随即以吊唁之名行兵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假意请守军将领廖简宴饮，既而引兵乘廖简等人不备而将他们杀害，占据潭州而进逼朗州。得知此消息后，周保权便遵照父命，以杨师璠为将讨伐张文表，又遣使向南平求援。不巧的是，当年十一月底，南平的统治者荆南节度使高保勖也病殁，其侄高继冲嗣位，故而并未立即发兵增援周保权。此时，周保权能指望的只有宋朝援兵。
十二月，宋太祖遣赵纭等人前往潭、朗州颁谕，命武平节度副使、权知朗州周保权为武平节度使，通过谕旨的形式承认其合法地位与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命张文表率兵归阙朝觐，同时命南平发兵协助周保权平叛。
武平统治者周行逢与南平统治者高保勖二人在短短两个月中相继病卒，两个政权面临着新旧交替、动荡不安的局面。图谋已久的赵匡胤自然不会错过时机，拟定了假道灭虢之计，试图同时收复武平与南平。
乾德元年正月初，赵匡胤遣卢怀忠、张勋、康延泽等率步骑数千人赴襄州与慕容延钊会合，随即以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遣使十一人，征发安、复等十州的地方军前往襄阳会师，听候行营都部署慕容延钊的指挥。二月，大军集结完毕，从襄州沿汉水南下至江陵府。李处耘以讨张文表之名，遣使要求借道于南平。此时的赵匡胤盘算着假道灭虢，以借道为名收南平、以救援为名复武平。
收到谕令的南平统治者高继冲随即叫来左右商讨，他的心腹孙光宪与梁延嗣认为应该接受宋军的要求。但兵马副使李景威看穿李处耘假道灭虢之意，对高继冲献上高明的策略：此时不如遣兵三千加以伪装，在荆门中道险隘之处设伏，击退宋军；其后迅速击败张文表，随即向李处耘等请功，使得宋军失去借道荆南的借口，以此保全南平。孙光宪反驳道：即使避免此次祸事，但赵宋大势已成，天下必然一统。况且宋军已南下，绝无无功而返之理，为避免战祸、保得自身富贵，此时选择投降才是上策。李景威见计策不被采用，愤恨自杀，而高继冲随即遣梁延嗣去试探宋军的真实意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
二月初九，大军至荆门，梁延嗣等人已在此等候。慕容延钊一面安抚梁延嗣，一面遣派李处耘率数千骑迅速赶往江陵奔赴高继冲所在之地。此时，高继冲正在等待梁延嗣的音讯，突闻大军已至，慌忙出来迎接。而李处耘则乘势率兵入城，占领江陵城中要地。高继冲见大势已去，随即献上南平三州十七县，奉表告降。
慕容延钊与李处耘相互为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江陵，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保存了宋军的实力。李处耘随即征调南平军万余兵马，合兵驶向武平。
宋军分水陆两路同时进发。水路，武怀节率军乘舟顺长江南下，抢占岳州，牵制在潭州的杨师璠，宋军进可攻、退可守；陆路，慕容延钊率主力军沿江陵至澧州的陆路出兵，直逼朗州。
武平衡州刺史张文表于建隆三年十月攻占潭州，周保权以杨师璠为将平叛，两军相持数月。乾德元年正月底，杨师璠在平津亭大破张文表之军，随后率军入潭州，张文表兵败身亡。但闻赵宋大军即将到来，杨师璠随即向赵纭派遣使者，表示自己愿意归顺。尽管张文表叛事已遭平定，但宋军的进势却未停止，主力直奔周保权所在的朗州而去。
周保权得知此事，甚为惊惧，于是叫来众将商讨对策。观察判官李观象主张投降，向周保权建议道：“王师（宋军）不还，必将尽取湖湘之地也。然我所恃者，北有荆渚，以为唇齿。今高氏束手听命，朗州势不独全，莫若幅巾归朝，幸不失富贵。”但另一派指挥使张从富等人极力主战，设置路障、击沉船只，效仿西楚霸王破釜沉舟，试图进行最后的拼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
由于宋军兵分两路，武平只得分兵抵御：东路，黄从志率兵驻扎于岳州，截击武怀节所率宋军；北路，张从富率兵驻扎于朗、澧州一带迎击宋军。
◎（宋）倒钩枪头
在东面战场，武怀节顺江而下，于二月末到达三江口，大败武平将领黄从志，“获船七百余艘，斩首四千余级……生擒（黄）从志及伪将校十四人，俘斩数千骑，溺死者甚众”，随即占领岳州，遥望朗州，同时牵制处于潭州的杨师璠。在北面战场，慕容延钊率兵自江陵顺陆路而下，于三月初在澧州一带遭遇张从富大军。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张从富军与宋军相遇后，没有交锋便望风而溃，李处耘率兵追击至敖山寨，“俘获甚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
两场战役宋军都获胜，陆路大军随即驶向朗州城。张从富等人自知难以婴城自守，也无法得到杨师璠的救援，于是焚城而去。宋军随即入朗州，同时遣兵追击，斩首主战派张从富、生擒周保权。武平大将汪端则带领部分军民逃匿于山泽，继续抵抗宋军。九月末，慕容延钊遣军剿灭汪端，最终完全收复湖南。至此，南平、武平终告收复。
南平、武平相互为援，互为唇齿，若是联合抗宋，宋军将陷于极为不利的局面。因此，慕容延钊趁南平统治者高继冲等人犹疑之际迅速占领江陵城、收复南平，随后收编其军队，避免了腹背受敌的情况。
大败武平军后，李处耘又制造恐慌，使武平军放弃据城自守，避免了长期对峙带来的隐患。从宋朝统一战争的全局来看，收复荆湖的意义极为重大。荆湖地区与长江及南方水系相通，控制了荆湖，就相当于掌握了南方水系的枢纽，通南唐、后蜀、南汉，并能切断南唐与后蜀的联系，使得宋军在南方战区获得了战略主动权，为其后平灭南方割据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次南收荆湖，宋军的兵力组成包括禁军与地方军两部分，慕容延钊作为行营都部署，不仅统辖本镇兵马，还负责统筹安、复等十州兵马，是本次战争中名义上的最高统帅，但实际上依然需要受到朝廷遣派的监军——李处耘的辖制。
西面战区的设立与伐蜀之战
建隆二年三月，王景出任西面沿边都部署，标志着西面战区的正式建立。在此前的建隆元年十月，宋太祖以杨庭璋为静难节度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随后，宋太祖还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动：
建隆三年四月，命前忠正节度使赵赞为彰武节度使，并交给他一道密旨，虽不知密旨具体内容，但肯定与西北的防务有关。赵赞的队伍绵绵不绝，包括大量宋军精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
建隆三年六月，以枢密使吴廷祚为雄武节度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宋史·卷1》）
建隆三年十二月，以姚内赟为庆州刺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
乾德元年正月，遣九名使者征发关西道的乡兵赶赴庆州会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
乾德元年四月，由于张晖相当熟悉蜀地的地理环境，而宋太祖此时又图谋后蜀，于是以张晖出任凤州团练使兼西面行营巡检壕寨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
乾德元年六月，命镇国节度使宋延渥率禁旅数千人在新池演习，宋太祖数次临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
乾德二年六月，以刑部侍郎、权知凤翔府刘熙古权知秦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
这些人事调动都集中于西部绵长的边境线上，正符合“以备西戎”的特征。此处的“西戎”，指吐蕃、回鹘及定难军等周边民族政权。
除了防备周边民族政权之外，战区也承担着备战攻伐的任务。乾德元年初，慕容延钊与李处耘所率宋军收复南平与武平后，宋军在荆湖地区有了落脚点。荆湖水系发达，可通西蜀，虽然武平残部汪端尚在流窜，但并不影响借助水路溯流至西川。四月，荆湖局势初步稳定后，宋太祖“始谋伐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
对后蜀政权而言，情况前所未有的严峻。宋军可以自湖北顺长江溯流而上，亦可由陕西自嘉陵江顺流南下。后蜀主孟昶急忙遣韩保正屯兵夔州，防备宋军自长江沿三峡而来。当时，后蜀朝中分偏安与主战两派。后蜀宰相李昊是偏安派的代表，曾向后蜀主孟昶上谏，认为不如“遣使朝贡”于宋朝，以得偏安一隅，不起兵祸。而朝中握有兵柄的是知枢密院事王昭远。蜀山南节度使判官张廷伟曾怂恿王昭远：“公素无勋业，一旦位至枢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时论？莫若遣使通好并门，令其发兵南下，我即自黄花、子午谷出兵应之，使中原表里受敌，则关右之地，可抚而有也。”在张廷伟的怂恿下，王昭远决意主战，并成功说服后蜀主孟昶举兵抗争，一边在三峡驻扎重兵、设置陷阱，在涪、卢、戎等州选练水军，进行战略防备；一边于乾德二年十月遣派孙遇、赵彦韬及杨蠲等人向北汉传密信，怂恿北汉出兵伐宋，并说只要北汉伐宋，后蜀必将出兵响应（《宋史·孟昶传》）。当然，北汉并没有采取行动，后蜀的打算也落空了。
在孟昶与王昭远的计划中，战略分为三部分：东线于长江上游诸州选练精兵，待开战之时顺江而下，扼守三峡要害或深入宋朝的荆湖等地；北线从黄花关出入宋境，攻凤州、秦州等西部诸地；向北汉传信要求结盟，试图待北汉军渡河后，后蜀再出兵协助，南北夹击宋军，使宋军不得不两面作战，分散兵力。
可此时发生了一个巨大变故：王昭远等遣至北汉结盟的三人之一赵彦韬直接将密信呈予宋太祖，打乱了后蜀的计划。筹备已久的宋太祖在得此密信后，知晓了后蜀的全盘计划，大笑曰：“吾西讨有名矣！”（《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2》）
乾德二年十一月，宋太祖以王全斌、刘光义二人各领兵马，分北路及东路进军后蜀。临行前，赵匡胤对二军统帅王、刘二人分别授以阵图，指定战略路线，让二军在成都府会合，同时严令三军攻城拔寨后只可掠夺兵器盔甲、钱粮锦帛等外物，不得屠戮降卒和百姓。二路大军先后进发，其规划如下：以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崔彦进为副都部署、王仁赡为都监，率禁军步骑二万、诸州兵一万，共计三万余兵马由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凤州镇）沿嘉陵江南下，攻拔沿河诸镇，过剑门直逼成都府。
刘光义为西川行营归州路都部署、曹彬为都监，率禁兵步骑万人、诸州兵一万，共计两万余人从归州（今湖北稊归）溯长江而上，直逼成都府。同时告知刘光义：蜀军在夔州（三峡左近）设有锁江之浮梁，又在两岸设置投石机，封锁江面，若轻易乘舟渡江，则在夔州处将被浮梁挡住去路，并成为两岸投石机的目标。因此要先攻破浮梁，然后水陆夹击，方可取胜。
另一方面，后蜀主孟昶听闻宋军攻来，在原有防卫基础上又强化了北、东二路军。北面命王昭远为行营都统，赵崇韬为都监，率三万兵马自成都北上，扼守广远、剑门等关隘；以韩保正为招讨使、李进为副招讨使，率兵数万屯于兴元府。东面则加固长江沿江及三峡的防御，以期拖延宋军步伐，待北面王昭远成功讨伐后再南下攻敌。乾德二年十一月后，北面凤州路、东面归州路两面战事陆续展开。
北路军以王全斌为都部署，其率三万余兵马由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凤州镇）沿嘉陵江南下。十二月中旬，王全斌所辖宋军攻入蜀境，连拔乾渠渡、万刃、燕子等寨，清除了兴州周围的军事工事，并于十九日击败蜀军七千人，攻下兴州，得军粮四十余万斛。
后蜀兴州刺史蓝思绾退保西县，招讨使韩保正闻兴州已破，便率军往西县与蓝思绾会合。北路宋军随即围攻西县，韩保正不敢正面迎战，指挥大军依山背城、结阵防卫，但随即被宋朝马军都指挥使史延德攻破，韩保正兵败被擒。宋军乘胜追击，连破石圌、鱼关、白水等二十余寨，在三泉、嘉川一带再败蜀军，擒副招讨使李进，获粮三十余万斛。（《宋史·韩保正传》）
此时，王昭远、赵崇韬率军驻扎于利州（治所今四川广元），焚毁由嘉川至利州的栈道，并派兵分别守卫大、小漫天寨。利州位于嘉陵江东岸，地势极为险要，王昭远焚毁栈道、据守要点，欲凭借利州之险分散宋军兵马，再逐一击破。面对此情况，马军都监康延泽建议道：“罗川路险，众难并济，不如分兵修栈，约会大军于深渡可也。”王全斌采取此策，兵分两路。以副都部署崔彦进赶修栈道，自己则率军沿罗川深入。数日后栈道修成，崔彦进沿栈道进军，随即破金山寨及小漫天寨，在深渡与王全斌合军，进逼大漫天寨。大漫天寨守军见宋军来势汹汹，便临江结阵。宋军将领崔彦进遣步军都指挥使张万友率军出战，攻占桥梁，迫使蜀军退回大漫天寨固守。次日，王全斌命崔彦进、康延泽、张万友分三路进逼大漫天寨，守军精锐尽出，但终究未能抵挡宋军猛烈攻势。不久之后，大漫天寨告破，寨主义州刺史王审超、监军赵崇渥及三泉监军刘延祚皆被擒获。王昭远率兵阻截宋军，然而蜀军三战三败，只得仓皇逃跑，渡过桔柏津，焚烧浮桥，退至剑门固守。十二月三十日，王全斌则率军入利州，又获军粮八十万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
剑门“凭高据险，界山为门”，是成都府的门户，也是北路蜀军唯一能依仗的天险。乾德三年正月，后蜀主孟昶听闻王昭远等北面军的败绩后，慌忙之间才以重金募兵增员，并命太子孟玄喆为帅，李廷珪、张惠安等为副帅，领万余兵马前往剑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但孟昶所托非人，主帅太子孟玄喆不通军事，在率兵前往剑门时只顾娱乐而荒废军政，而副帅李廷珪、张惠安等也被认为平庸懦弱，没有才能，难堪重任。（《宋史·孟昶传》）。
王全斌出利州后直趋剑门而去，但剑门天险难以逾越，有“一夫荷戈，万夫莫当”之号。蜀军倚剑门自守，宋军不得不想方设法攻破剑门，于是在益光召开军事会议，令诸将进策。侍卫军头向韬进言：“得降卒牟进言，益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狭径，名来苏，蜀人于江西置栅，对岸可渡。自此出剑门南二十里，至青疆店与官道合。若大军行此路，则剑门之险不足恃也。”康延泽补充道：“蜀人数战败，胆气夺矣，可急攻而下也。且来苏狭径，主帅不宜自行，但可遣一偏将往耳。若抵青疆，北与大军夹击剑门，昭远等必成擒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
◎（宋）执锤武士石刻
王全斌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命史延德分兵去来苏，自己则率军攻剑门。史延德一路经来苏小径至青疆店，沿途蜀兵见宋军来势汹汹，纷纷弃寨而逃。而王昭远见宋军来袭，便命偏将镇守剑门，自己则仓皇退兵戍守汉源坡。王全斌以精锐强攻剑门，此时王昭远已率军撤退，蜀兵无力抵抗宋军攻势，剑门随即告破。
北路宋军到汉源坡后，蜀将赵崇韬列阵迎战，主将王昭远却惊吓过度而卧床不起。王全斌乘势率军击杀蜀军万余人，擒王昭远，攻占剑州。而孟昶遣来救援的后蜀太子孟玄喆行军至绵州，闻剑门已破，仓皇逃回成都府，一路上坚壁清野以防粮草被宋军截获。（《宋史·孟昶传》）。
在宋北路军的战斗中，情报极为重要。面对利川天险时，要依靠情报从罗川狭道绕道；面对剑门天险时，要凭借情报从来苏小径绕道，迂回前进、攻敌之瑕，形成双面夹击之势，一举荡破蜀军。
东路军以刘光义为西川行营归州路都部署、曹彬为都监，率两万兵马从归州（今湖北稊归）溯长江而上，沿长江、过遂州直逼成都府。
后蜀在东面同样驻扎有重兵，除此之外，当时东路宋军还面临着两个困难：一是三峡之天险，二是夔州之陷阱。
三峡“连山叠嶂，隐天蔽日”，“号为天险”（《读史方舆纪要》），地势极为险要、易守难攻。至十二月中下旬，东路军才顺利入境，溯流而上。随即势如破竹，先获蜀将南光海等五千余人，擒后蜀水师袁德宏等一千二百人，夺战舰二百余艘；不久又获水军三千人，斩三千余级，接连攻破松木、三会、巫山等寨，行兵至夔州处。后蜀在夔州设有陷阱，先以浮梁封锁江面，再在两岸设置投石机。若宋军不知情，行舟到此处则进退不得，必被夹岸的投石机一举击破。由于获悉蜀军的计划，宋太祖便提前告知刘光义：“溯江至此，切勿以舟师争胜，当先遣步骑潜击之，俟其稍却，乃以战棹夹攻，可必取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
刘光义遵循此计，离锁江浮梁30里许之处兵分两路。一路沿陆路前往攻占浮梁；一路在船上待命，其后夹击蜀军。由于蜀军不知其布置已经暴露，在戒备江面来敌时忽略了沿江陆路的防备，遭到宋军突袭时一下就被击溃，宋军大破夔州，后蜀守将高彦俦自焚而亡。
破夔州后，刘光义、曹彬等继续溯长江而上，其间沿江的万、施、开、忠等州守军大量被征调到北部前线，因此东路大军未受到过多抵抗，沿江诸州长官纷纷投降。东路大军至渝州，沿涪水而上，欲直捣成都府。至遂州时，遂州刺史也投降，故由遂州登陆，直奔成都府而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
当时后蜀屯兵于涪州、泸州和戎州，这样布置的目的是，阻止东路军由长江入岷江直奔成都府。但东路军却选择由长江入涪江一线，使得后蜀的布置未能派上用场。并且，后蜀在东面战场本打算以三峡之险阻隔东路宋军，并在夔州江面设置陷阱，但由于此计划被宋太祖得知，直接导致夔州蜀军溃败、三峡亦失守。同时，后蜀很可能以为东路凭借三峡天险已安保无虞，便将长江—涪江沿线兵马调至北面战场前线，导致沿江诸州没多少守军，宋军压境之际，守军只得纷纷投降。
北路王全斌大军攻下剑门后，率军直逼成都府；东路刘光义大军沿涪水、过遂州而来。正月初，北路宋军直逼成都府，同时东路大军亦沿涪水而上，两军同时压境，成都府君民陷入恐慌。正月初七，后蜀主孟昶见已无力回天，于是“备亡国之礼”，向北路王全斌投降。后蜀告平。从王全斌等自汴梁出兵至后蜀主投降共六十六日，但交战的时间仅有二十余日。两路大军凭借南方水系行军，大大节省了时间；善用情报，对蜀军实施了有效打击。
蜀军战败的关键在于准备不足且未能扼守天险，使得宋军长驱直入。若北面蜀军在罗川、来苏设伏，宋军必然惨受打击；若南面蜀军在三峡布下重兵，则刘光义未必能顺利突破。加上蜀军纪律松散、遇敌而怯，将领对战役的指挥不当，未能扼守关隘，有险而未能守，导致两面战场均以溃败收场，实则自取灭亡。
尽管在短短时间里宋军便克敌制胜收复了后蜀，但此次针对后蜀的战役暴露了许多问题。
正月初七告降以后，后蜀主孟昶邀北路大军王全斌等入成都府接受犒劳。数日后，东路刘光义、曹彬等亦经过遂州到达成都府。此时，后蜀主孟昶以待北路军之礼款待刘光义所部东路军。随后赵匡胤犒军之诏书到达成都，也并未对两路宋军的犒赏加以区分。这种无差别的对待，使得自认有灭蜀首功的北路大军极为不满；而东路军逆水而上克三峡而来殊为不易，又封锁了后蜀南下逃窜之路，因此功劳也不小。两路宋军因待遇的问题发生矛盾，双方主帅也随即失和。这其实反映出此时宋军内部的协调问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
如果往前追溯，宋太祖在大军出发前便曾嘱咐主将，可以将缴获而来的武器装备及粮草金银下分给所部士兵。后勤能够保障的距离，决定军队能够前进的里程。由于从“出师有名”到出兵之间的间隔过短，后勤补给难以迅速备齐，这似乎是一个比较圆满的解释，并且也非独例。后来宋太祖决意以大军征伐北汉时也特意调遣沿途诸州的粮草，否则难以保障后勤。但若是结合协调问题，我们或许还能进行延伸性推测：两路大军均由中央禁军与藩镇兵马组成，其中北路军统帅王全斌为安国节度使，此时藩镇与中央并非一体，因此宋太祖只有允许藩镇进行劫掠并且给予一定的赏赐，才能发动他们参与对外征伐的战争，这是一个事关利益分配的激励问题，故而种种矛盾才在犒功时集中爆发。
不久之后，宋太祖征召蜀兵赴汴梁，一人给了十贯钱；未行者则发两月薪俸。但王全斌等人此时依然愤愤不平，不奉宋太祖之诏赏赐后蜀降兵，甚至纵容部下四处劫掠，使得后蜀军民多有不满，暗中图谋作乱。而遣送蜀军前往汴梁的使臣皆受北路军将领指使，不仅不执行任务，还将这些蜀军沿途遣散。显然，北路军王全斌等人自认功高，故而不满宋太祖对北、东二路宋军赏赐不加区分，于是一边通过克扣蜀兵的赏赐、纵部下劫掠引起蜀人不满，一边将蜀兵散播于沿途诸州促使其反叛。乾德三年三月，大军行至绵州时，蜀军果然叛变，不久便聚军民十万余，自号“兴国军”，奉文州刺史全师雄为主帅据郫县叛乱，窥伺成都府。王全斌遣派朱光绪前往招抚叛军，而朱光绪则屠戮全师雄家眷、掠其妻女。我们无法判定朱光绪的举动是否受命于王全斌，但这种行为理所当然地将全师雄完全推向了宋朝的对立面，宋朝也彻底失去了招安全师雄乱军的可能。
另一面，全师雄反叛后立即出兵攻伐绵州。宋将田绍斌率军自东山沿西北方迎击，刘福率兵自山南而出夹击叛军，斩首万余级，拥入江水溺死者亦万计。其后，田绍斌又败龙州贼党千余人。当年四月，或许是为了防止成都府内降卒与城外叛军里应外合，也或许是为了继续发泄心中的不满，王全斌将二万七千降卒尽数屠戮，进一步点燃了蜀人对宋朝以及宋军的仇恨。
全师雄攻绵州不利，既而转攻、占领彭州城后，临近的成都十县军民立即起兵响应全师雄反抗宋朝。此时，全师雄手握大量兵马，任命二十余名将领分别守卫灌口、导江、郫、新繁、青城等县。在分兵据诸县后，全师雄在绵州与汉州之间布兵，阻断阁道，并沿江筑寨屯兵包围成都府，声称要歼灭宋军、光复蜀国，并自号“兴蜀大王”。自全师雄反叛以来，蜀境诸地军民对北路军所为多有不满，纷纷拥兵作乱。如后蜀虎捷指挥使吕翰谋杀宋军武怀节等将，催促士兵与全师雄麾下的刘泽合兵，聚众五万，占据嘉、普二州；果州宋德威叛变，杀知州与监军等；遂州王可璙率州民作乱。此时成都府四面，竟然共有十七州举兵呼应全师雄。若是全师雄完全封锁汉州至绵州之路，则成都将被包围。
由于蜀境诸州军民的反抗，宋军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局势。当时北路王全斌所处成都府几乎被完全包围，若是束手待毙，则必难以幸免。为了解除困局，王全斌遣崔彦进等人出师平叛，打算冲破叛军的包围圈。兵至导江左近，叛军伏兵乍起，宋军大败。其后，王全斌又遣张廷翰、张煦前往平叛，再次败北，北路军为保存实力，不得不撤入成都城中据城固守等待援军。
不久之后，东路军刘光义、曹彬等率军冲入包围圈，在新繁大破叛军，俘虏万余人。全师雄不得已率兵退保郫县。而北路王全斌则趁机出兵攻伐。叛军大败，全师雄率主力退至灌口寨。北路军乘胜追击，又破叛军万余人。至此，对北路军的包围才算解除。
乾德三年十一月，宋将康延泽败普州刘泽三万人。冬季，王全斌遣王仁赡出兵讨伐吕翰，吕翰军大败，退至雅州。王仁赡率军追击，吕翰军再败，退至黎州，被部下所杀，弃尸江中，“剑南遂平”。次年正月，赵匡胤遣丁德裕等领兵数千征讨蜀境诸州叛军。五月，王全斌在灌口寨破贼帅全师雄，擒其党二千人。全师雄领兵退保金堂，不久后病殁。诸军推谢行本为主帅，以罗七君为佐国令公。当年十二月，康延泽破遂州王可璙军，追北至合州，破王可璙余党，又擒谢行本、罗七君等叛军首脑。至此，“贼众悉平”。
全师雄之乱是允许藩镇兵马劫掠的结果，也是协调不良的结果，更是唐末五代藩镇骄纵的结果。尽管都部署制度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协调、整合地方军队，但这并非是一种强约束，对相关责任和利益的分配也并不明确，因此导致北路军消极抗命。这次动乱，反映出宋太祖时期朝廷对藩镇制约力的匮乏。当慕容延钊出任湖南行营兵马都部署时，宋太祖曾遣派李处耘为监军以辖制慕容延钊，曾瑞龙先生认为李处耘干涉了主帅的决策权力，但就征伐后蜀一事来看，监军对主帅的约束能力仍然不足。显然，为了避免藩镇的大规模反叛，宋太祖对这些归降的藩镇不敢采取过激的削藩手段，也尽量避免直接削夺节度使兵权引起他们的反抗。
与此同时，宋初的军队由于在构成上相对复杂，因此必须通过阵图来协调军队。阵图尽管被认为很僵化，但可以明确不同军队的责任与任务，减轻责任的分散以及协调的困难，因此在面临复杂的作战任务时阵图是必不可少的。故而宋太祖至宋太宗统治前期，在具体战役中使用阵图很普遍。可能有人会认为，在战役中使用阵图是皇帝为了干涉作战过程，但从实际来看，宋朝初年阵图一般是藩镇军队与中央禁军之间的协调机制，而非皇帝直接干预战役指挥的措施。
◎（宋）白虎石刻
收复岭南：围城打援
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久攻太原不下，据官史记载，从薛化光向宋太祖谏言可以通过将北汉居民迁到宋境以削弱北汉后，宋廷便在太原北石岭山及河北界西山东静阳村、乐平镇、黄泽关、百井社建城寨，防备契丹援兵；将北汉境内的人移到西京及襄、邓、唐、汝等州，由官方给予田地让其耕种。宋太祖在班师回朝的途中，便立刻命右补阙王明为荆湖转运使，直言“将用兵于岭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岭南”代指南汉，地处五岭之南，故又以“岭南”代称。南汉开国主刘隐称帝时，拥唐岭南道七十三州及安南都护府地（今两广及越南北部地区），其后南有十三州脱离南汉，自立为安南国，南汉此时据六十州。后周广顺年间，南汉乘湖南马氏之乱窃据湖南数州，几乎完全割据于岭南，据五岭为险与中原隔绝。
乾德二年，继慕容延钊收复荆湖之后，潘美、张勋等又收复郴州一带。此时，南汉桂、昭、贺、连、富、韶等州与宋境郴、道、全州及桂阳监接连，故此六州是南汉的国防要地。
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前南汉主刘晟卒，长子刘
即位，改元大宝。刘行事极为荒唐，曾认为“群臣皆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于是将朝政委托给宦臣龚澄枢、李守、陈延寿等人不说，还认为群臣皆有私欲，只有在将他们处以阉刑后方能重用。其父刘晟在位时，宦官仅千余人，刘在位时渐渐增至七千余人。（《新五代史·卷65》）
刘以宦官专政，对政务及军务疏于治理，奢于享受，赋税繁重，民不聊生，忠臣良将多被谗言构陷而死，皇族宗室遭到大规模清洗，掌兵的人多为宦官出身。南汉疏于武备，不仅不修葺军事设施，各类战船及城防器械也一概不予保养，任其废弃。（《宋史·卷30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
建隆元年，南汉大臣邵廷琄对刘说道：“今兵不识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乱久矣，乱久而治，自然之势也。今闻真主已出，必将尽有海内，其势非一天下不能已。”于是劝南汉主刘“修兵为备”。但刘不仅不以为意，反而对直言上谏的邵廷琄大为不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刘又惧名将潘崇彻拥兵篡位，于是遣宦官薛宗誉前往查探，以“日以伶人百余衣锦绣、吹玉笛，为长夜之饮，不恤军政”为由罢其军权（《宋史·卷481》）。
刘即位数年，不修缮铠甲兵器，军队极度缺乏训练。乾德二年，潘美克郴州时，曾擒南汉一名扈驾弓箭手官，名叫余延业，宋太祖为探查南汉士兵的军事素养，命人授之以弓矢，但余延业不能将弓拉开，更别说瞄准射箭了。见此，宋太祖不由得开怀大笑。当问及南汉国内政事时，余延业极力控诉南汉朝廷的苛政。宋太祖在表达对南汉民的深切同情后拍着胸膛说道：“吾当救此一方之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
政事之不治与军事之不修，使得南汉上下人心惶惶。在开宝二年北伐太原失败以后，宋太祖便将矛头对准南汉，班师回朝的途中便以右补阙王明为荆湖转运使筹备伐南汉之事宜。恰逢刘举兵侵边，王继勋上奏言事：“道州刺史王继勋言刘肆为昏暴，民被其毒，又数出寇边，请王师南伐。上犹未欲亟加以兵，乃命唐主谕意，令南汉主先以湖南旧地来献，唐主遣使致书，南汉不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
自周以来，“出师有名”似乎已成为对君主的一种软约束。对试图构建秩序的宋太祖而言，“有名”便是时机。此时，宋太祖为了获取大义的名分，令后唐主李煜修书给刘，劝刘“称臣，归湖南旧地”（《宋史·卷481》），但向来刚愎自用的刘不愿顺从。李煜再次修书遣龚慎仪给刘，刘见信后大怒，囚禁来使龚慎仪，并回骂书一封交予李煜。李煜将此回信呈上，宋太祖顺水推舟，以此为借口发兵征伐刘氏。
开宝三年（970年）八月二十二日，宋太祖以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行营兵马都部署、郎州团练使尹崇珂为行营兵马副都部署、道州刺史王继勋为行营马步军都监，征发诸州兵讨伐南汉。八月底至九月初，潘美率兵沿富川南下，大败南汉守军万余人，攻占富州，其后领兵过白霞（广西钟山县西南四十里）去贺州。此时贺州刺史陈守忠遣使向南汉主刘告急，南汉朝堂震动不安。
刘叫来诸臣议事，朝臣皆奏请以潘崇彻为主帅抵御宋军。但潘崇彻此前被刘构陷，兵权被罢，心中不满，便借口有眼疾。南汉主怒曰：“何须崇彻，伍彦柔独无方略耶！”于是便派遣伍彦柔率兵五万前往救援贺州。
九月十五日，宋军包围贺州。至二十日左右，宋军闻伍彦柔大军将至，于是退往贺州城外二十里的南乡岸边。伍彦柔于当晚趋南乡，宋军伏兵骤起突袭，伍彦柔所部突闻敌至，方寸大乱。宋军乘势发动攻势，一举歼灭七八成南汉军，擒得主将伍彦柔并斩其首级，在贺州城中守军示众，希望可以削弱守军士气，但贺州守军依然坚守阵地不气不馁。其时，宋转运使王明建议道：“当急击之，恐援兵再至，则为所乘，我师老矣。”但潘美等怕猛攻带来大量战损，非常犹豫。王明一言不发，随即率其部下领丁夫数千人直接填平贺州城外壕沟，直抵城门。此时，“城中人大惧，遂开门以纳王师”。九月二十一日，宋军入贺州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
此役，宋军总帅潘美以暗布伏兵、围城打援的方式，消灭南汉将近四万人的有生力量，有力削弱了南汉的实力；转运使王明当机立断，填平壕沟，对贺州守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迫使其迅速投降，使得宋军避免了直接面对潘崇彻的局面。在接下来的战役中，宋军也得以凭借贺州取得战略主动权。
当攻下贺州城后，宋军建造船只，声称要“顺流趋广州”，南汉主刘极为忧虑，无计可施之下，只得再次以潘崇彻为将，命其领兵三万屯于贺江，防备声称要顺江南下的宋军。但他们哪能料到宋军此时乃声东击西，非但没有南下，反而沿江西北上，先破南汉开建寨，斩其守军数千人，再接连收复昭、桂两州。而潘崇彻与南汉朝廷颇有嫌隙，在察觉宋军势不可挡以后选择按兵不动，拥兵自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
宋军克桂州后，再次回到贺州，沿大宁河至连州，随即攻破连州。南汉主刘听闻桂、昭、贺、连等州相继失守，竟松了口气说道：“昭、桂、连、贺本属湖南，今北师取之足矣，其不复南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刘认识到了宋军的首要战略目的是收复湖南旧土，但宋军攻占连州城后并未班师，而是打算进一步扩大战果，完全消灭南汉的残余势力。
这支宋军在攻克连州后，继续走水路进发。十二月七日，宋军长驱至韶州，当时驻守韶州的南汉都统李承渥在莲华峰山下屯兵十余万，扼守广州北面门户。除坐拥十余万兵马外，李承渥还有一支战象队。每头战象载十多名士兵，皆手持兵器，每每战斗之时，必将战象列于阵伍之前，以壮军威。但南汉军队缺乏实战经验，战象训练得好不好还得另说。两军展开阵列，南汉以战象陈于前列，宋军顿时以劲弩集中射击，战象随即四处逃匿，象兵纷纷坠落。战象“反践（李）承渥军，军遂大败”，而宋军乘势追击，“斩获数万计”，李承渥仅以身免，韶州刺史辛延渥、谏议大夫邹文远被擒。韶州告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
韶州作为广州北面门户，被攻破后，南汉陷入绝对劣势。辛延渥遣使劝南汉主投降，此时南汉朝廷才得知韶州已破，十余万兵马死伤大半，“国中震恐”。刘无人可用，于是以郭崇岳为招讨使，与大将植廷晓二人统兵六万屯于马径，列栅以抗宋军，此处距番禺才百余里。
◎（宋）木雕观音菩萨坐像
十二月底，宋军又攻破英、雄二州。此时本应扼守贺水的南汉都统潘崇彻不再观望，向宋投降。此役，宋军先以声东击西之计，避免与潘崇彻军正面决战，保留了宋军有生力量；后又越过贺水，接连收复连、韶、英、雄等州。在韶州一役中，宋军主将的实战经验与战役指挥水平远远超过南汉主将李承渥，以劲矢破其战象、乱其战阵，使南汉兵象互相踩践是此役成功的关键。
自韶、英等州接连告破后，南汉一边收拢败卒，一边遣使向宋军请和。开宝四年（971年）正月，宋军行至泷头时有南汉使者求见，请求宋军暂缓攻势，以便进行双边谈判。但泷头山水险恶，潘美等宋军怀疑此地有南汉伏兵，于是不顾其请求，挟南汉使臣迅速行军越过诸险要之地。正月二十七日，宋军至栅口。次日，行军至马径，屯兵于双女山上，监视郭崇岳营地，并以游骑挑衅郭崇岳军。郭崇岳本无将才，所领之兵马又多为韶、英败卒，斗志不高。此时植廷晓欲领兵出战，但郭崇岳不许，仅筑栅坚壁以自守，日夜祈祷以求自安。
由于大军斗志已失，刘不得不开始逃亡，并派遣手下调集数艘船只，将宫廷内的金银财宝搬入船舱，欲与妃嫔们乘船逃离。但是此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刘手下的宦官乐范指示卫兵将这些宝船盗走，将南汉主劫了个干干净净。逃亡不成，刘心灰意冷，便遣右仆射萧矵、中书舍人卓惟休二人为使向宋军奉上降表。潘美或是恐南汉主刘诈降，便以“南汉主未至”为由拒绝纳降，刘不得已再度令郭崇岳戒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
至二月初一，南汉主遣其弟刘保兴率国内兵与郭崇岳合兵，共屯兵十五万于马径，依山谷结阵坚壁，防备宋军。副招讨使植廷晓对郭崇岳说：“北军乘席卷之势，其锋不可当也。吾士旅虽众，然皆伤痍之余（指韶、英等州降卒），今不驱策而前，亦坐受其毙矣。”二月初三，植廷晓领前锋据水结阵，令郭崇岳殿后。不久，宋军渡河，植廷晓力战不胜，但依然与宋军殊死战斗。讽刺的是，此时正使郭崇岳却乘乱逃回了营地。当时，宋军主帅潘美对转运使王明说：“彼编竹木为栅，若篝火焚之，必扰乱。因其扰乱来击之，此万全策也。”于是命令丁夫每人手持两支火炬，分散在郭崇岳营地外，等待时机焚烧栅栏。二月素来风急，当晚大风突起，潘美一声令下万炬俱发，郭崇岳营帐栅栏起火，火光漫天。南汉军见火大溃，宋军乘机发动攻势，南汉军大败。招讨使郭崇岳死于乱兵，刘之弟刘保兴逃往广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
广州之役中，南汉主将郭崇岳遇战怯懦，只顾筑栅自守，却最终引火焚身；而潘美以火攻破敌，避免平白消耗宋军有生力量，再次显示出不凡的指挥水平。兵败后，龚澄枢、李托与薛崇誉等宦官密谋：“北军（宋军）之来，利吾国中珍宝尔。今尽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驻，当自还也。”于是纵火焚烧府库、宫殿等，无尽财富一夕皆尽。然正如赵匡胤兴师伐蜀时所说，他所谋唯其地也，而非财物。何况大军将至广州，局面已完全被宋军掌控，此时何有退兵之理？
二月初五，宋军驶至白田，南汉主素服出降。大军入驻广州，俘其宗室、官属九十七人，与南汉主皆囚于龙德宫。此役共收复岭南六十州，得二百一十四县。
南唐战役：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南唐前身为杨吴，是杨行密建立的政权，后来杨溥让位给徐知诰，之后改李姓，易国号为“唐”。宋太祖与南唐的恩怨可追溯到世宗显德年间的南伐战争，世宗柴荣发动针对南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最终迫使南唐取消帝号臣服于周。南唐原有淮南及江南共三十六州，自此后淮南十四州为周世宗攻取、南雄州为南汉窃据，余江南及福建共二十一州。
◎潜伏的暗流与宋唐间微妙的关系
◎（宋）云龙佩
建隆元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即位登基，不久便赐南唐主李璟手诏，谕以受禅意。南唐主李璟即刻遣使来贺以示臣服。南唐与宋关系表面上向来友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唐“每岁冬、正、端午、长春节皆以土产珍异、金银器用、缯帛、片茶为贡”，而南唐主生辰时，宋太祖则“遣使赐以金币及赐羊万口、马三百疋、橐驼三十，以为常制”（《宋史·卷478》）。然而，隐藏在臣服和友好之下的却是汹涌的暗流。
建隆元年九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叛变，曾遣使至南唐求援，但李璟深知在失去北汉及昭义军节度使李筠两大助力以后，李重进无法与宋朝对抗，于是不敢再协助李重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当年十月，宋太祖亲征淮南，到的时候扬州刚好城破。李璟遣左仆射严绩前来慰问宋军，其后又遣儿子李从镒及户部尚书冯延鲁拜见赵匡胤。宋太祖置宴款待，在席间试探南唐，一开口便欲扣下一个资敌谋反之罪，厉声质问：“汝国主与吾叛臣交通，何也？”
南唐使臣冯延鲁答曰：
陛下徒知其交通，不知预其反谋也。……重进使者馆于臣家，国主令臣语之曰：“男子不得志，固有反者，但时有可不可……今人心已定，方隅无事，乃欲以残破扬州、数千敝卒抗万乘之师，借使韩、白复生，必无成理。虽有兵食，不敢相资。”重进卒以失援而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
对宋太祖的诘问，冯延鲁并未拙劣狡辩，而是论述李璟如何权衡利害关系，有理有据。宋太祖接着问冯延鲁：“虽然，诸将皆有劝吾乘胜济江，何如？”以此来试探南唐之底线。冯延鲁不卑不亢地说道：“陛下神武，御六师临我江南小国，南唐安敢抗天威？但我国主侍卫数万，皆是先主亲兵，誓同生死。陛下能弃宋数万之众，与国主之亲兵血战，则可矣。且大江风涛，若进军却未能克城，退乏粮道，亦是大国之忧也。”宋太祖这才笑着说：“聊戏卿耳，岂听卿游说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
此席间的谈话，可谓“字字皆兵”：宋太祖不断试探南唐使冯延鲁，步步紧逼，若是冯延鲁应答不慎，必落口实，则宋朝随时都能以此为借口攻伐南唐；而宋太祖也欲借此敲打南唐，告知南唐“宋军随时可渡江南下”。宋太祖的这一番威胁卓有成效——不仅李璟迫于压力迁都豫章（即洪州，今江西南昌），此席结束后，李璟及其子李煜皆未在明面上反抗赵宋政权，反而岁贡愈厚，态度愈加恭顺，宋军征伐荆湖、后蜀、南北汉时，李煜也未曾出兵偷袭，除了赵宋本身军事实力强大之外，与此席的敲打也有关系。
此后，宋太祖选练水军、督造战船，大有统一南方之势。李璟故而最终迁都豫章，以避其锋芒。建隆二年六月，李璟殂于豫章，而太子从嘉即位，改名李煜。
李煜对宋太祖的恐惧更甚。开宝年间，李煜曾致信刘，劝其归还湖南旧地，信中写道：“昨以大朝南伐，图复楚疆……详观事势，深切忧怀，冀息大朝之兵，求契亲仁之愿，引领南望，于今累年。”信中以“大朝”代指赵宋，又言“冀息大朝之兵，求契亲仁之愿”，毫不掩饰对宋军的恐惧。（《宋史·卷481》）
出于这种恐惧，李煜即位后，为了减少宋廷的疑心，避免宋用兵于南唐，在宋廷出征告捷抑或有值得欢庆的事宜，李煜总会遣使犒劳宋军；而在庆典之时，则会遣人上贡朝廷奉献珍玩；历法中的吉凶之日，李煜同样会犒劳宋军、遣使上贡，即便李煜妻子、母亲丧礼期间也不例外（《宋史·卷478》），但恐惧及恭敬下的是伺机而动之心。
开宝三年冬，当宋军南下攻打南汉时，南唐南都留守林仁肇上密表奏言：“淮南诸州戍兵各不过千人，宋朝前年灭蜀，今又取岭表，往返数千里，师旅罢敝。愿假臣兵数万，自寿春北渡，径据正阳，因思旧之民，可复江北旧境。彼纵来援，臣据淮对垒而御之，势不能敌。兵超之日，请以臣举兵外叛闻于宋朝，事成国家享其利，败则族臣家，明陛下无二心。”林仁肇此计是欲乘宋军疲敝且出兵于岭南之际攻占淮北，但李煜认为此策难以成功，故而不肯采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
开宝四年宋太祖收复南汉，此时李煜愈加恐惧，所贡财物数量全部翻番，并遣其弟郑王李从善上表，请去“唐国主”之号，改为“江南国主”。开宝五年，李煜遣李从善入贡，宋太祖留其在京师。李煜认为宋廷在收复南汉后便开始筹划攻打南唐，于是改其行政机构之名不从唐制，改兄弟之王号为“公”，宫殿皆除鸱吻，同时愈加厚贿宋朝，希望宋太祖在看见南唐之臣顺服后会打消南伐之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
李煜并非无心伐宋，而是认为无法成功而拒绝出兵。此二者有本质性的区别。越王勾践在吴国为奴期间毕恭毕敬，但归国后常以亡国之耻自省，卧薪尝胆、奋发图强，最终毁灭吴国，迫使吴王夫差自刎殉国。李煜城府较深，虽在表面上对宋朝臣服，却暗自招兵买马，随时可能掀起反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
吴越与南唐两国接壤，自唐末以来便为仇敌。宋朝之前，南唐与吴越之间的战争冲突随着吴越的逐渐强大而呈螺旋式上升。南唐保大二年至四年（944—946），李璟出兵伐闽，欲将整个福建收入囊中，包围吴越全境。当时控制福州的李仁达向吴越求援，吴越两次以大军来援，最终击败南唐。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周世宗亲征南唐时曾命吴越出兵攻打金陵，同时协助其余诸路周军的征讨行动，吴越国主钱俶最终派出战船四百艘、兵员一万七千人前往通州与后周军队会合（《新五代史·卷67》），南唐不得不多线作战，兵败后将淮南、江北之十四州献给后周，随即“去帝号，称国主”，南唐实力亦大为下降，成为中原王朝的附属国。
进入宋朝以后，南唐与吴越并未发生太大的军事冲突，但边境的小矛盾却不断积累。开宝年间，南唐卢绛亦曾上言李煜：“吴越，仇雠也，他日必为北朝乡导，掎角攻我。当先灭之！”但李煜说：“大朝附庸，安敢加兵？”卢绛说：“臣请诈以宣、歙州叛，陛下声言讨伐，且乞兵于吴越，兵至拒击，臣蹑而攻之，其国必亡。”但李煜终究未敢出兵吴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
卢绛此建议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了赵宋必然南伐以及赵宋南伐时吴越必然出兵协助宋军这两个事实。李煜对宋朝有种极端的恐惧，害怕对吴越出兵将直接引来赵宋大军南伐，因此卢绛、林仁肇二人都在请兵的同时要李煜对外宣称其拥兵叛变，不让宋太祖借口南伐。但李煜出于对宋廷的恐惧，始终不愿出兵。这种优柔寡断使南唐最终面临了吴越和赵宋的夹击。
开宝五年（972年）二月，李从善入朝进贡，宋太祖名义上在京师赐了他宅第，实际上是扣押、软禁了他，并令他致书李煜，催促李煜入朝觐见，试探李煜是否有反心。李煜自然晓得其中道理，深恐“一去不回”，但又怕落下“不臣”的口实，于是增加岁贡三十万。
至开宝七年，宋太祖遣梁迥为使去南唐，再次试探李煜：“朝廷今冬有柴燎之礼，国主盍来助祭？”李煜“唯唯不答”，并未动身前往汴梁。当梁迥回京之后将此事禀于宋太祖，宋太祖终于以“不臣”为名决定攻伐南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
宋太祖出师之名，是李煜不遵君臣之分，两次召其入朝皆推脱不至，于是才筹谋攻伐之策。实际上，李煜若是入朝，那么宋太祖大可将其拘留后顺势拿下南唐，李煜两次拒绝入朝便是为此；若是不入朝，则宋太祖亦可凭此攻伐南唐。
同年，吴越国主钱俶遣使入贡。宋太祖此时决意以“江南倔强不朝”为名征伐南唐，并令吴越出兵援助。当年八月，吴越国主钱俶遣行军司马孙承佑前往联络宋太祖，宋太祖乘机秘密告诉钱俶宋军出兵的大致时间。十月，宋军南下，宋廷以钱俶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出兵协助讨伐南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
◎战争的开始与四面战场的规划
宋太祖乘吴越、南唐之隙，邀吴越出兵协助讨伐南唐，南唐被宋军与吴越军双重夹击，形势岌岌可危。然而南唐据长江为险，若是宋军欲以大军南下亦难以成功渡江。
巧的是，南唐进士樊若水当年未能及第，故决定投靠宋朝。在北上之前，他先泛舟江上丈量江面，随后入宋并上书征伐南唐之计，建议制造浮桥渡过江面。赵匡胤纳此策，传令荆湖督造大舰及黄黑龙船数千艘，部分陆军借由浮桥过江，而部分宋军以及后勤补给则直接借由水路南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
宋太祖对南唐战争的战略规划大体分三大路、三小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西以曹彬为帅、潘美监军，领军十万由江陵府沿汉水南下，兵入长江，自西而东讨伐南唐，并屯兵于采石矶搭建东段跨江浮桥；一路屯兵于和州，搭建西段跨江浮桥。渡江后，迅速清扫金陵城南面诸州的南唐守军，并沿陆路包围金陵城。
东以吴越国钱俶为帅、遣丁德裕为监军，自东而西进军南唐，清扫金陵城东面诸州的南唐守军，沿陆路包围金陵府。
南以王明为主帅，自黄州出，牵制、剿灭长江沿岸诸州的南唐军，确保粮食补给的同时，切断其后援。
三大路宋军分别控制三面战场，同时以潭州、庐州及新克的池州建立两道防线，加强对南方诸州南唐军的防卫，以扬州兵渡江、以吴越克润州，完成对金陵城的四向包围。当东西两路诸军完成东、南两面包围之后，北路大军则分兵取润州，并在金陵城北筑寨，控制金陵北面方向。
开宝七年（974年）九月十八日，宋太祖命曹翰领兵赴荆南；二十一日，命曹彬、李汉超、田钦祚领兵南下，同日命潘美、刘遇、梁迥等率兵赴荆南，以荆湖转运使许仲宣兼南面随军转运使，保证军粮供给。出师前，赵匡胤授曹彬尚方宝剑，允其对副将以下的军官先斩后奏，同时嘱托他：“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曹翰、曹彬、潘美等三路大军集结于荆南，等待赵匡胤的谕令。李煜此时再遣其弟李从镒“重币入贡，且买宴”，又寄书给吴越国主：“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明天一旦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但宋太祖大军已集结南下，岂有箭在弦上而不发之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
十月十日，宋太祖命迎春苑水师东下；十二日，又命东水门水师东下。
十八日，曹彬等军携预先制造的浮桥板，由江陵府出发，沿汉水东下入长江。
二十三日，宋太祖以吴越国主钱俶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令其出兵协讨李煜。
二十五日，曹彬军过蕲州，破峡口寨，杀守卒八百人，生擒二百七十人。此时屯兵十万于湖口的南唐将领皇甫继勋认为：“北军强劲，谁能敌之！”怕出兵将引来宋朝大军，故在裨将试图招募死士乘夜出营偷袭宋军时，皇甫继勋将其执以鞭刑并关押入牢。当曹彬等大军沿长江东下经过湖口时，皇甫继勋所部固守不出，未出兵阻截，宋军得以长驱直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
◎（宋）青白釉叶脉纹花口盏
三十日，宋太祖又命曹彬为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
闰十月五日，池州守将戈彦遂惊觉宋军到来，弃城逃走，曹彬军入池州城。
十三日，曹彬与南唐军在铜陵展开战斗（铜陵在池州东北一百四十里），大获全胜，获战舰二百余艘，俘获八百余人。
十八日，曹彬等行军至雄远军（即当涂），雄远判官魏羽献城投降，其后曹彬又在采石矶左近屯兵戒备南唐的援军。
二十三日，南唐军果然遣两万人前往采石矶方向征讨宋军，被曹彬所击败，千余人被生擒，又获战马三百余匹，南唐将领马步军副都部署杨收及兵马都监孙震等均被宋军俘获，宋军开始了搭建浮桥的作业。
此前，宋太祖屯兵于和州，将之前造好的浮桥从朗州运往和州，同时遣八作使郝守濬在和州搭建西段浮桥，以宿将陆万友镇守，防止南唐出兵干扰建设。而曹彬所部自采石矶开始搭建东段浮桥，与西段浮桥相连，屯于和州的兵马得以顺利渡江。至十一月，“和州—采石矶”一段的浮桥搭建完成。等曹彬攻克采石矶后，将浮梁运至采石矶，随后搭建东段浮桥，联通东西两段，“王师过之，如履平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屯于和州的宋军通过浮桥迅速渡江，与曹彬军会师。
李煜曾听闻搭建浮桥之事，叫来清辉殿学士张洎商讨。张洎笑道：“载籍以来，无有此事，此必不成。”李煜找到了知音，大呼：“吾亦谓此儿戏耳！”对于宋军搭建浮桥一事置之一笑，随后以郑彦华指挥水军万人，杜真领步军万人，共同出兵抵抗沿江而来的曹彬军。出兵前，李煜告知二人：“两军水陆相济，无不捷矣。”同时，以水路共十余万兵，屯于金陵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
浮桥的完成，除了得以使陆军顺利渡江之外，还能对江面进行封锁，阻截南唐援军顺江而下，也可以防止南唐军溯江而上突破包围。
在浮桥搭建完成后，曹彬领宋军主力进行登陆作战，并留一部分扼守浮桥。曹彬则从采石矶出发，清扫金陵南边诸州的南唐兵马；同时以吴越军清理金陵东边诸州南唐兵马。
十一月十日左右，曹彬在新林寨打败南唐数千兵。其后，南唐郑彦华、杜真与宋军遭遇，杜真所部与宋军交战，郑彦华却拥兵不救，最终导致杜真大败。
至十二月初，吴越王俶率兵围常州，在常州城下俘虏守军二百五十人、马八十匹。二十日，吴越大军攻破常州城周围防御工事，击败南唐军三千余人，生擒六百余人。
二十三日，曹彬在新林港口破南唐大军，斩首两千，焚毁战船六百余艘。
二十八日，吴越王俶在常州北境破南唐兵万余众。
开宝八年（975年）正月初八，屯兵于和州的田钦祚领兵渡江，败南唐兵万余人于溧水，斩其都统使李雄。十七日，潘美、李汉琼、曹彬等军强攻金陵府，并以火船袭击南唐水寨，斩首数千级。南唐大败后欲阻绝宋军的援兵，调拨兵马自金陵出，欲夺取采石矶的浮桥，随即为潘美所部击溃。
正月二十，赵匡胤调荆湖粮饷赴金陵城下，做好长期围城的准备。
二月十日，曹彬等在白鹭州败南唐兵万余人，斩首五千余级，擒百余人，获战舰五十艘。
十二日，曹彬等军拔金陵外城，外城守军皆遁入内城，杀千余人，溺死者也有千余人。天德军都知兵马使张进等九人来降。
二十日，扬州侯陟率兵渡江，以所部兵在宣化镇大败江南千余人。
当月，曹彬所部进军秦淮，南唐水陆两军十余万人陈于城下，被曹彬击破，俘、斩共计数万人。
宋军在二月取得的胜利使南唐金陵守军元气大伤，被迫戍守金陵城。从此以后，南唐几乎完全失去了战略主动权，不得不倚仗屯于湖口的十万大军，同时固城自守。
三月十八日，南唐水军沿江而来，遭到曹彬狙击。三十日，宋遣宦官王继恩领兵数千人赴江南。
次月，吴越围常州城，南唐大将金成礼自知常州城无法抵御宋军的攻势，于是劫持了刺史禹万成，向宋朝献上常州城以示投降。当时，吴越丞相沈虎子劝钱俶：“江南，国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将何以卫社稷乎？”试图劝说钱俶联合南唐抗宋，但吴越与南唐之间早有旧怨，而宋军又是虎狼之师难以抵挡，因此沈虎子的谏言遭到拒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
四月中旬，曹彬等在秦淮河北打败南唐二千余人，逼近金陵城。
其后至五月初的这段时间，吴越自常州出发向北，江阴军及沿边诸寨皆投降。五月下旬，曹彬再败金陵城外南唐军两万余人，夺战舰数千艘。
五月时，宋军已包围金陵南面，封锁了南唐沿江西下的和州—采石矶沿线，同时封锁金陵北面使南唐援军无法渡江，吴越钱俶封锁金陵东面。至此，金陵已被完全包围。李煜急令朱令赟代替皇甫继勋，领湖口十万兵北上解金陵之围。
◎南面战场三道防线的编织
南唐在鄱阳湖湖口处屯兵十万，在南方诸州也屯有重兵。若要围困金陵，必须扫除后方障碍，于是宋太祖以王明为南面战场统帅，负责牵制南唐南面军；又令潭州等地的宋军骚扰、侵袭南方诸州，使其无力向北支援金陵。
宋太祖在南方战场设置了三道防线。
开宝七年十一月一日，宋太祖以潭州兵入南唐境，攻萍乡。十五日，他令汉阳军攻鄂州，大败南唐三千余名鄂州水军，获战舰四十余艘。十二月四日，汉阳兵马监押宁光祚在江北岸败鄂州水军三千余人。
开宝八年正月三日，樊若水在池州边境大败四千名南唐兵。八日，王明遣武守谦等领兵由黄州渡江，在岸边杀三百名鄂州兵，随后宋军继续进军，在武昌军（治所在鄂州）击败南唐兵万余人，杀七百人，拔樊山寨。樊若水遣王侁由池州沿青戈水北上至宣州，于正月十三日在宣州界大败南唐四千兵。
二月三日，潭州兵马钤辖石曦领兵在袁州西界大败南唐军两千余人。
王明自鄂州往江州进军，于三月中旬败江州南唐兵，斩首两千余级。
三月十五日，卢州邢琪领兵渡江，至宣州界，攻拔义安寨，斩首千余级。
五月中旬，王明破鄂州武昌节度万余人，夺战舰五百艘。
六月下旬，卢州杜光俊击败南唐宣州兵三百余人。
池州至宣州一带被宋军占据，成为扼住南唐南方兵马的一道防线；西面以王明攻袭鄂州、江州，牵制湖口的十万南唐兵；南方以潭州兵攻袭袁州，牵制南唐南方诸州兵马。以此三道防线，赵匡胤隔断了金陵城与南唐南方诸州的联系。当金陵危急时，被命以十万湖口兵北上救援的朱令赟道：“我今进前，敌人必反据我后。战而捷，可也。不捷，粮道且绝，其为害益深矣。”因此，李煜几番催促，朱令赟皆不行军，金陵遂成孤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
◎战役尾声与南唐降宋
宋军在切断南唐外援的同时，不断缩小包围圈并削弱金陵有生力量。
开宝八年八月中旬，吴越败润州城下南唐兵五千余人，围困润州城。若润州城破，南唐则无法再从水路突破。此时，润州城的守将刘澄已有投降之意，当吴越军初至润州城下时，刘澄不愿出兵，对左右说道：“兵胜，则可；不胜，立为虏矣。救至而后图战，未晚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
刘澄以润州城兵力不足为由拒绝出兵突破，并与宋暗通降款。李煜为了防止金陵城四面被围，意图守住北面润州城，于是派卢绛率八千兵从金陵沿水路突破包围增援润州城。但卢绛至城中后，刘澄依然不愿出兵，润州城被围逾月。
此时，刘澄为了减少投降时的抵抗欲将卢绛支走，于是对卢绛说：“间者言都城受围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亦何为？”卢绛乃说：“君为守将，不可弃城而去，宜赴难者，唯绛可耳。”让刘澄继续固守润州城，自己率兵突围前往金陵。卢绛付出巨大代价后才突破吴越军的包围，随即率军前往宣州调遣援兵。但宣州兵只顾酣饮，听闻使者此来是要征调宣州守兵去前线与宋军作战，都沉默不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
九月二十三日，卢绛离开后不久，刘澄便献润州城投降。丁德裕部送润州数千名降卒赴金陵城下，但降卒在去往金陵途中大多死去。曹彬又发檄招诱降卒，最终虑其生变又尽数杀害，并在金陵外大败润州溃卒数千人，斩首七百级。
润州城投降后，南唐都城金陵四面被围，南方援军被宋军三道防线死死拖住无法救援金陵。李煜一方面派遣以口才著称的修文馆学士承旨徐铉以及洪州道士周惟简出使宋朝，希望宋军可以接受谈判，暂且和谈；另一方面继续催促朱令赟率湖口兵支援。在徐、周二人至京面圣时，徐铉叩拜道：“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赵匡胤一笑置之，并问道：“尔谓父子者为两家可乎？”徐铉无言以对。其后，周惟简将李煜之手书呈上，赵匡胤略微翻览后说道：“尔主所言，我一不晓也。”完全拒绝了缓兵之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
开宝八年十月，朱令赟终于率湖口大军北上，号十五万大军，造长百丈的长筏、调可容纳千人的大舰，顺长江北上金陵，欲解金陵之围。赵匡胤调遣王明、刘遇在沿岸竖立长木为疑兵，延缓朱令赟救援的步伐；同时率兵急行军至下游设伏拦截。王明、刘遇先在皖口设伏，后朱令赟所部沿江而下，在皖口与宋军遭遇。刘遇率兵强攻，朱令赟不敌，欲用火攻阻截刘遇军，暂时撤退并重整旗鼓。岂料当日恰逢北风袭来，大火反而焚至南唐军，南唐军随即溃败。十月二十一日，朱令赟被擒。其后，王明继续率宋军自皖口往湖口方向进军，剿灭朱令赟军的余党。十一月初，又破湖口万余兵马。至此，湖口兵已被完全压制。
金陵仅有朱令赟一路援军，至此情势愈加紧急。南唐再次遣徐铉等人向宋求和，但此时徐铉言语中带着几分威胁之意，从而激怒了赵匡胤。赵匡胤对徐铉说道：“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徐铉这才惶恐而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
十一月，宋军围攻金陵城。曹彬在城外筑三寨攻城，挖壕自固。当月十八日，南唐出兵五千人袭北寨，曹彬纵敌深入再将其包围，尽数歼灭。
宋军自二月围金陵，至此时已九月有余。纵然长期僵持对宋廷来说并非好事，曹彬依然围而不攻。至十一月中旬，曹彬遣人向南唐主李煜发出最后通牒，告曰：“此月二十七日，城必破矣，宜早为之所。”但李煜仍认为金陵城城防坚固，坚信若继续守城，则宋军粮草不济之时必将退去，故而不愿出降。此时，曹彬已做好强攻准备，但赵匡胤数次令他不要伤害城中居民以及李煜一家老小，以免失去大义名分。但曹彬认为若是严令诸将，反而可能激起反抗之心，于是心生一计，称病卧寝。诸将前来探病，曹彬说：“余之病非药石所愈，须诸公共为信誓，破城日不妄杀一人，则彬之疾愈矣。”诸将许诺，并焚香约誓。既毕，曹彬即称病愈。曹彬此计在保留诸将颜面同时，也获得他们的许诺，于是开始筹备攻城事宜。当月二十七日，宋军从三面发动总攻，金陵城破。曹彬整军成列，有纪律地进入金陵城，李煜见大势已去，于是奉表纳降，与群臣拜迎于宫门外。曹彬对李煜说道：“归朝俸赐有限，费用至广，当厚自赍装。既为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复得矣。”此时，李煜还大梦未醒，忘了“若社稷失守，则尽室赴火死”的豪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
南唐腹背受敌，其实并非偶然。赵匡胤自即位以来，不断展现“一统天下之志”，富庶的江南是他必取之地。李煜欲抵抗，却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与谋划，遇事怯懦，杀机虽深却优柔寡断，一再错过机会。当宋军攻伐南汉时，南唐不敢出兵，至宋军收复南汉后，南唐已不能倚南汉为援；不攻取吴越，最终宋军南下时，吴越却听从宋廷调遣，使得胜利的天平更加偏向宋朝。
收复南唐的战役，宋军的表现可圈可点。西路曹彬自江陵府沿汉水入长江，南唐沿江诸州的抵抗甚为微弱，尤其湖口坐拥十万南唐兵马的皇甫继勋竟据守不出，使宋军得以长驱直入，破池州、采石矶等要地。
宋军攻占采石矶并搭建跨江浮桥亦是极为成功的战略部署。此浮桥不仅使宋军得以顺利登陆，还封锁了长江江面，使上游南唐军无法顺江而下增援、金陵之南唐军无法溯江而上突围，同时也避免大军同时渡江引发南唐之强袭。
为了牵制南唐南方诸州兵马，赵匡胤设置了三道防线，有效阻击了南唐援军，同时也保证了军粮供给。这是此役最重要的布置。
在朱令赟率十余万大军沿江欲增援金陵时，赵匡胤及临场指挥的王明、刘遇等将领借助疑兵之计抢占皖口，其后大破朱令赟军，使金陵援绝是此役胜利的关键之一。
其后，宋军诸路兵马先清理金陵周围诸州的南唐兵马，避免腹背受敌，后逐渐缩小对金陵的包围圈，形成合围之势，最终迫使南唐主李煜投降。
然而，南唐方面人心不聚，包括皇甫继勋、润州守将刘澄等南唐高级将领，纷纷向宋朝投降。消息阻绝，宋军形成四面合围之势、大军兵临城下时，李煜才知境况危急。此役，南唐的投入超过25万人，却连兵力优势也未发挥出来便惨淡收场，难怪李煜投降后感慨道：“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在南汉与南唐相继覆灭后，临近的平海、吴越两大势力倍感压力。不久以后，平海节度使陈洪进、吴越王钱俶都向宋太祖献上所控州县，南方割据势力基本被宋朝统一。
北面战区的设置与统一战争的终结
自宋太祖登基至北汉灭亡，宋朝与北汉间的军事冲突分为四个阶段，但此四个阶段并不代表军事冲突的激烈程度，只是以双方大规模军事冲突为划分点。
第一阶段从建隆元年到乾德二年（960—964），第二阶段从乾德二年到开宝二年（964—969），第三阶段从开宝二年到开宝九年（969—976），第四阶段从开宝九年到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6—979）。
◎第一阶段：战区的设置与初伐太原
建隆元年正月，赵匡胤取后周而代之，在继承后周领土的同时，赵宋亦继承了后周边患。自建隆元年起，赵宋与北汉之间就不断发生或大或小的军事冲突。
就在宋太祖登基不久后，建隆元年三月，北汉就曾与代北诸部联合袭击河西地区，宋太祖当时下诏令诸镇会兵联合抵御其侵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最终悄无声息地解决了这一突发事件，但事情并未结束。当年四月，北汉主刘钧给昭义军节度使李筠送去了密信，策反李筠，同时倾全国之兵南下屯于太平驿，并给了李筠数千名北汉军，意图颠覆赵宋，南下中原。而宋太祖一面以亲信牵制北汉军，一面迅速平定李筠之叛，最终迫使北汉撤兵，避免了立国之初政局未稳便与北汉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但北汉撤兵并不意味着双方之间的矛盾已化解，因此在平定李筠之叛后，宋太祖立即派亲信出任沿边诸州地方官，试图加强北面沿边的军事防卫力量。为了加强对地方军队的统辖，宋太祖又于建隆二年指命亲信韩令坤担任北面缘边都部署，建立了应对北汉的北面战区。自战区建立后，诸州地方军便经常协同作战。
这种情况实际上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当时的边境防卫任务并不完全由中央禁军承担，如建隆元年三月抵御北汉侵袭时，实施对应行动的是诸镇兵马而非禁军；二是宋太祖明白要完成边境的防卫与征伐，就必须完成对诸州地方军的统辖与协调，使不同系统的军队得以在军事冲突爆发时能够协同作战，尤其是契丹与宋朝的军事冲突规模因北汉问题扩大时，沿边诸州地方军就显得愈加重要。
另一方面，诸镇其实很难独立抵挡边疆部族的侵袭。因为在唐王朝覆灭以后，河朔及中原藩镇难以得到中央政府的财政补助，无法赡养较大规模的职业军队。在历经唐末五代的多次削藩以后，大部分藩镇拥有的兵力一般不超过五千人。在这种情况下，协同作业抵御外敌竟成了这些藩镇的共同愿望。
当完成战区的设置后，诸州地方军的协同作业开始增多：乾德元年七月，安国节度使王全斌与西山都巡检兼洺州防御使郭进、赵州刺史陈万通、镇州兵马钤辖兼登州刺史高行本及内客省使曹彬等人协同诸州兵马入侵北汉；同年八月，又攻乐平县；次月，北汉、契丹入侵时，郭进、曹彬、陈万通及濮州防御使张彦进率万余兵马前往抗敌。
就在乾德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宋太祖命沿边诸将分四路侵略北汉。这次军事行动于乾德二年初结束，宋军李谦溥、赵彦徽、李继勋和罗彦瑰率四路军试图平复北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宋史·卷273》）。尽管现存史料对此事的记载并不详细，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一部分留存的记载及其余战役的行军路线寻得蛛丝马迹。
磁州刺史、晋阳等州都巡检使李谦溥与郑州防御使孙延进、绛州防御使沈维深、通事舍人王睿等为先锋，率军会师于霍邑，征讨阴地和进攻汾州；内客省使曹彬前往晋州，与节度使赵彦徽会兵入北汉境，攻其边邑及石州；通事舍人王继筠前往潞州，与昭义节度使李继勋、兵马钤辖兼马步军都军头尹勋等率万余名步骑攻辽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彰德节度使罗彦瑰、洺州防御使郭进率兵趋辽州。
◎（辽）铁枪头
然而，在伐蜀战役中暴露出来的不同军队的协调问题再次出现。当李谦溥与孙延进、沈维深等人于十一月从晋州出发自阴地进入北汉时，李谦溥提出了一系列进攻策略，但孙延进等人并不听从他的建议，这支军队不得已之下退兵白壁关谷口。此时，李谦溥认为北汉一定会进行追击，应当整顿军队备战以防北汉军偷袭，但孙延进依然拒绝了这一提案。李谦溥无奈之下，只能独自整备麾下的兵马。不久之后，北汉追兵果然到来，而孙延进等军没有防备只能狼狈入谷中躲避，只有李谦溥率兵抵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
伐蜀之战中，北路军王全斌与东路军刘光义均有都部署的头衔，最终因两军之间的协调问题导致全师雄之乱。但李谦溥并无都部署头衔，无法以军令辖制郑州防御使孙延进等人，而朝廷遣派的监军与令使通事舍人王睿在此事中似乎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次年正月，昭义节度使李继勋、兵马钤辖康延沼、马步军都军头尹勋等率万余名步骑攻辽州。北汉马军都指挥使郝贵超领兵支援辽州，战于城下，结果大败。但关于辽州的争夺并未就此结束，若失辽州，宋朝则可能长驱直入抵达太原，故而北汉匆忙向契丹在边境的常备队乞援。
◎第一次征伐北汉的战略部署
乾德二年正月，契丹收到了北汉的求援信号，以常备队步骑六万人由代州至雁门关一线入援北汉，往辽州方向进军。察知这一情况的宋军立即部署，李继勋与罗彦瑰、郭进合兵六万人前往抵御，双方在辽州城下展开了大规模会战。
宋朝与北汉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冲突，宋军单方投入的兵力应在六万人以上。但宋太祖收复北汉的志向并不顺利：李谦溥一路因军队的协调问题未取得预期战果；赵彦徽一路的情况在史书上虽没有记载，但取得的成果应当有限。就开宝北伐时的情形来看，当时汾、石二州均在北汉手中，此时的赵彦徽也许未能成功攻下汾、石二州，也许在攻下二州以后，因契丹南下而放弃了占领。
反观辽朝，此时并无南下中原的意图。实际上，在开运之乱后契丹曾一度入主中原，但骤然扩大的治理规模与游牧民族原有的官僚体系及治理模式之间产生了矛盾，使得契丹在中原的统治迅速崩溃，辽帝仓皇撤军却客死他乡。就此以后，辽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入主中原的意图，但同时又试图在北汉所处河东地区建立与中原王朝的缓冲带，并愿意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
由于北汉是辽与中原政权的缓冲地带，雁门关阻碍了军队的前进方向，若北汉在雁门关隘之前抵挡，那么辽国仅需要在山后诸州保留少量兵力，并将主要的军事力量陈列在山前诸州。因此，维护北汉在河东地区的统治，对辽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宋军第一征伐北汉时，辽在边境的常备军几乎全都投入战斗也是这个原因。
这次伐北汉失败，使得赵匡胤开始正视在征伐北汉的过程中辽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的问题，这也代表着宋辽间的军事冲突已逐渐扩大，因此在后来针对北汉的军事行动中，赵匡胤都保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乾德二年二月至开宝元年七月，宋朝与北汉没有再发生军事冲突，双方均默契地保持着边境的和平。
◎第二阶段：暴风雨前夕及开宝北伐
宋朝与北汉之间的和平是十分脆弱的，宋太祖是一位机会主义者，并不会放过可能收复北汉的机会。开宝元年七月，北汉主刘钧病殁，宋太祖当然不会放过这一良机。
刘钧无子，但有两个养子：刘继恩与刘继元（原姓薛）。刘继恩虽才能不济，但备受刘钧恩宠，被立为太原尹，成为储君。刘钧病殁后，刘继恩随即嗣位，这对宋太祖来说，意味着北伐时机的成熟。开宝元年八月，宋太祖连下了数道谕令。
八月初三，宋太祖诏令群臣在南郊议事，欲乘刘钧之死伐汉。
八月十五，宋太祖命客省使卢怀忠等二十二人领兵屯于潞州。
八月十七日，宋太祖命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党进为副都部署，宣徽南院使曹彬为都监；以棣州防御使何继筠为先锋部署，怀州防御使康延沼为都监；以建雄节度使赵赞为汾州路部署，绛州防御使司超为副都部署，隰州刺史李谦溥为都监。这一次都部署的任命与以往一样，都是为了征调这些地方藩镇的兵力去前线作战。
北汉主刘钧七月卒，赵匡胤八月即发兵，便是欲乘刘钧刚死、政权交替之际举兵北伐。
◎（吴越）鎏金铜观音造像
由宋太祖八月颁布的一系列措施来看，是欲以一部分兵力为先锋以迅雷之势攻入北汉境，与契丹援军打时间差，企图迅速收复北汉，再调集诸州兵马为援巩固战果。八月的部署至少可分为东、西两路。
东路：李继勋、党进、曹彬、何继筠及康延沼等军，朝潞州方向沿涅水过南关及团柏谷，再走陆路北上过洞过河，直逼太原城下。
西路：赵赞、司超及李谦溥三人领建雄节度、绛州、隰州之兵，由霍邑方向攻汾州、围太原。
两路同时入侵北汉，并在太原城会军，以期一举拿下北汉。同时，赵匡胤还在边境以李守节为辽州刺史加强防卫。这位李守节就是前昭义军节度使李筠那位“识大体”的儿子。
就在赵匡胤发兵攻北汉时，北汉国内也发生了动乱。当年九月，北汉权臣郭无为发动政变，遣供奉官侯霸荣率十余人谋杀刘钧钦定的继承人刘继恩，并迎其弟刘继元为北汉主。当时，赵宋大军已入北汉境，刘继元一面遣使向契丹求援，一面遣北汉宿将刘继业、冯进珂及马峰屯兵扼守团柏谷。但是马峰等军自太原出沿陆路南下，刚过汾河桥还未至团柏谷，就在洞过河与宋军遭遇。
此时，与北汉军遭遇的是由泽潞方向前来的东路宋军。东路李继勋由潞州过南关入北汉境，至团柏谷时沿陆路北上，遂与北汉马峰等军遭遇。先锋部署何继筠出兵攻袭北汉军，斩首二千余级，获马五百匹，擒北汉将张环、石斌等人，北汉军大溃。李继勋顺势夺下汾河桥，宋军沿桥过河，直逼太原。北汉新主刘继元遣郭守斌出战，再次被李继勋所部击败。郭守斌撤入太原城中固守不出。东路军顺利围攻太原。直到当年十一月，辽国遣南院大王塔尔率大军南下来援，李继勋等人才退兵而去。此次宋军围太原城一月有余。
赵匡胤八月初三下诏调集各路兵马，却又在当月令李继勋等率军迅速袭击北汉，试图在北汉新旧政权交接之际以最小的代价拿下北汉，但由于辽国的援助非常迅速，这一目的并未达成。李继勋之所以毫不犹豫就撤兵，或许是因为赵匡胤早有布置，此行虽是“兵贵神速”，却未能调集足够的兵马来阻截南下的契丹援军，又或者此次军事行动只是对辽国的一次试探。
过完新年后，赵匡胤做好了关于北汉的筹谋。开宝二年正月二十四，赵匡胤遣殿中侍御史李莹等十八人去各州调遣粮草至前线；正月二十八，又遣使四十九人前往诸州调集兵力，屯于潞、晋、磁等州等待命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
开宝二年二月初八，赵匡胤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党进等领兵先赴太原。
二月十一，赵匡胤下诏亲征太原。
二月十二，赵匡胤以昭义节度使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建雄节度使赵赞为马步军都虞候，令他们率先锋部队先赴太原。
二月十七，赵匡胤率兵从京师亲征太原。
二月二十，赵匡胤至王桥顿，认定辽朝在知晓宋军征伐北汉以后，必定从镇州与定州方向入侵，于是以彰德节度使韩重赟替代病死的韩令坤任北面都部署，以义武节度使祁廷义为副都部署，并吩咐韩重赟加紧前往设伏，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同时又遣派棣州防御使何继筠为石岭关部署，并派给他数千精骑屯于阳曲，设伏阻击契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
根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赵匡胤此时至少做了五路部署。
建雄节度使赵赞领兵从晋州出发，经霍邑趋汾州，直逼太原；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领兵从潞州出发，经南关、团柏谷及洞过河，进军太原；赵匡胤率军由汴梁出，沿着李继勋的路线前进；韩重赟领兵由相州出，屯兵于定州，阻截由镇定方向南下的契丹军；何继筠屯兵于石岭关，阻截南下的契丹军。
辽国领兵入宋境一般有三个主要方向，一是自山后诸州发兵，从雁门关入侵；二是从山前诸州发兵，从定州入侵；三是从山前诸州发兵，从高阳关南下。但高阳关距离北汉所在的河东地区距离较远，因此在围绕北汉的战争中，契丹的援军一般取道定州或雁门关。石岭关便是契丹方面所称的白马岭，位于雁门关南方，可阻截由雁门关入侵的契丹军。
契丹南院大王沙相公领兵，过雁门关趋石岭关来援北汉，但何继筠早就在石岭关设伏。辽军试图通过时，遭到伏兵突袭，被斩首千余级，契丹溃退往石岭关北。
韩重赟在定州嘉山镇守，列阵埋伏。一支契丹军欲取道定州救援北汉，至嘉山左近方见宋军伏兵，大惊失色之下欲先退军重整旗鼓。韩重赟则立即率兵追击，又遣李守恩领牙兵数千名急攻契丹军。契丹仓皇之下大败，仅李守恩所部便斩首三千级，辽军崩溃退出宋境。在解除契丹援军的威胁后，征伐太原的宋军显得游刃有余。
宋太祖自汴梁行军，经相州、磁州，于二十八日到潞州，为暴雨所阻，停留了十八天。此时，李继勋等先遣部队已到北汉。其时，北汉刘继业、冯进珂大军驻扎在团柏谷，得知李继勋大军将至后，知道北汉军寡不敌众便领兵逃亡晋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由于刘继业放弃抵抗，李继勋所部宋军迅速行至太原界，又败北汉兵于太原城下，斩首千余级，兵围太原。
宋太祖所部慢慢前行，至三月十五大雨稍止才由潞州发兵，经南关以后于三月二十一日抵达太原。
到达太原两天后，宋太祖勘清局势，命大军在太原城四面筑起相连的城墙，要将北汉军困在太原城内。随后，他又命人在汾河上造新桥，令诸军伐木造船，甚至建一长堤，欲引汾水灌城。三月二十九，长堤已基本完成，其后赵匡胤放晋祠水灌太原城。为了防止北汉军突围，他又令诸军在太原城外四面各置一寨，皆布置了守军，防备北汉侵袭：党进在东镇守、李继勋在南镇守、赵赞在西镇守、曹彬在北镇守。
宋太祖三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的部署，是以大军、城墙包围太原，其后水漫太原城，再以水军攻城。这样虽然耗费的时间多，但能尽最大化减少强行攻城带来的人员伤亡，如果进展顺利，可抢在契丹援军再次到来前顺利攻下太原。宋太祖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是，诸州兵马并没有完全服从他的指挥，若是强硬攻城带来过大的伤亡，军中可能会发生哗变。
北汉新主刘继元见状大恐，若是宋军的围墙筑起并引大水灌城，则太原必然失守，于是再次起用宿将刘继业率军突围，从太原城西出兵，与屯守在城西的赵赞交战，宋西面军稍处劣势。此时恰逢东面李谦溥率兵伐木以备军用，听闻西面军战鼓声，于是率兵增援，成功击退刘继业。
刘继业见西面无法突围，便率数百骑往东面而去，欲突破宋军包围，却又被东面守军党进发现。党进率兵追杀刘继业，但刘继业竟然放下身段隐蔽在壕沟中躲避追兵，同时等待援军，所幸不久后，北汉便派兵出来救援，刘继业这才得以顺利逃入城中。此时的太原城中，宋军引水灌城之事似已是人尽皆知，以往倚仗的辽国援军至今仍不见踪影，前线战报显示宋军诸路兵马已将太原变成孤岛，而此次突围失败使得人心愈加恐慌。失败主义迅速笼罩了北汉朝堂，北汉宰相郭无为大呼道：“奈何以孤城抗百万之师乎！”试图劝诫北汉主刘继元投降。
四月十二日，何继筠之子何承睿前来报捷，向赵匡胤献上契丹兵甲与首级。为了进一步打击北汉军士气，赵匡胤将它们示于太原守军，太原城上空的阴影更加浓郁了。由于军心涣散，北汉主刘继元将呼吁投降的北汉宰相郭无为杀害示众，“城中稍定”。即便如此，事态依然在逐渐恶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
◎（宋）仙人佩与舞人佩
四月至五月，北汉的汾、石、岚等州逐渐沦陷，太原几成孤岛，陷入了宋军的大包围。五月八日，工事基本完成，赵匡胤命引汾水入新堤，灌太原城。十二日，又命水军乘小舟载强弩进攻其城；二十一日，命大军攻太原城西门；二十五日，以周广为攻城楼橹战棹都部署、攻城水师临时统帅，准备大规模攻城。
闰五月初二，溃口逐渐增大，水自延夏门瓮城灌入城中，太原城军民惶恐不安。太原守军沿城墙设障欲阻止河水灌入，均被宋军破坏，于是太原守军将干草放入水中令其顺水漂流，堵住水口，水势稍缓。随后，北汉引军攻宋西面守军，欲焚毁宋军攻城器械，被主将赵赞率军击溃，斩首万余级，余众逃入太原城中固守。闰五月初三，赵匡胤至城南，命水军泛舟焚其城门。此时看来，战况进展得非常顺利，宋军离胜利似乎仅有一步之遥。然而短短四天后的闰五月初七，赵匡胤便计划班师回朝。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军班师的理由似乎有三个：其一，赵匡胤爱惜手下兵马；其二，军中出现了大规模疾病；其三，契丹遣兵来援。
但事情或许比想象的更加复杂。就在正月二十四日，赵匡胤遣使十八人往诸州调发军储赴太原。然而到三月初三（庚辰），他却匆忙让刑部员外郎滕白兼任“知河东诸州转运事”，原因在当月十四日揭晓：运往河东前线的粮草失期，秘书丞、知河东转运事刘仪因粮饷未能如期运往前线而受到罢免。那么赵匡胤在潞州停留的这段时间也可能在为军饷粮草发愁，甚至遣派李神德前往地方督察粮草的征调工作（《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一国之君直接干涉馈饷征集事务，甚至直接征调沿边和市军储，可见当时的后勤保障面临着多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后勤保障问题在伐蜀之战中也有出现，当时赵匡胤的解决方法是让军队通过掠夺敌军的方式以战养战。然而，他无法断言其后的全师雄之乱是否源自这一命令的实行，故而对此多少有些顾虑。更何况太原城久攻不下，“以战养战”无从实施。
此外还有不同军队间的协调问题。乾德年间第一次出兵河东时，李谦溥一路的协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使战略目标失败，而这次赵匡胤之所以采用灌城的方式，或许是害怕过重的伤亡使藩镇兵马不服从诏令，从而导致作战计划破产，因此只能采取伤亡较小的灌城。但大规模灌城不仅会危及太原城，也可能使水源遭到污染甚至发生瘟疫。闰五月时赵匡胤“始议班师”的公开理由便是宋军有大量兵士感染暑疾而腹泻不止，恐怕当时的情况非常严重。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契丹援军了。契丹在边境的常备军就有六万人。二月时，宋军入侵北汉境内，至闰五月依然未攻下太原。这百余日能够让契丹集结国内的军队，从雁门关、定州或高阳关入侵。此时，大量军队集结于前线，国内守备空虚，在石岭关与定州屯驻的兵马目标仅仅是六万名契丹常备军，几乎不可能完成戍守任务。如果此时赵匡胤依然继续执行北伐战争，那么宋辽双方间的战争规模极有可能从局部转向全面战争。加上此时南部诸州依然存在大规模反对势力，国内诸镇节度正蠢蠢欲动，此时的宋朝几乎毫无胜机，从北汉撤兵实属无奈之举。
按照史书记载，宋太祖班师回朝时开始了迁徙北汉民以削弱北汉政府的策略，但这些说辞其实是对多次无功而返的宋太祖所作之讳饰。实际上，鼓励北汉民移入宋境之事至少可追溯到建隆三年，尤其是辽州之战后的乾德三年三月，宋太祖曾诏令河北军前往北汉地界以优厚条件招降北汉军民，将鼓励移民的政策以诏令的形式宣传与落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这种大规模的行动，比春秋笔法下记录的开宝二年要提前数年时间。
其次，“太平兴国四年，平太原，得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兵三万……继元所统，凡十一州军，得户才及漳、泉五之一”，这一户数的记载是值得怀疑的。我们依照《中国人口史》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北汉所在河东地区的户数进行了统计。
◎唐至宋初河东地区户数统计
唐末至宋初，北汉诸州亦发生过几次大战，但由于五代时期的政府对户数的统计较少，户籍数只能追溯至唐晚期元和年间。从上列数据中能看出，唐晚期至宋初，北汉地区的户数急剧减少。为了更清晰地阐释这一事实，在做纵向对比时，我们以宋朝收复的诸割据势力的户数进行横向对比。
◎宋初时期各割据势力的户籍情况
表中最惨不忍睹的是北汉与南汉两个政治环境相对较差的州平均户籍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户籍的迅速减少是因为统治者昏庸无道而民众迁出，这更可能是由于地方势力为了少缴纳税款或地方官员为了截留赋税而隐匿了部分户籍。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考察了南汉地区以及户数相对较少的武平地区的户数，其情况如下。
◎唐至宋初，南汉地区户数统计
但令人惊讶的是，宋朝的户数统计情况。后周显德五年，世宗下命简定民租，全国户数约为二百六十二万；然而，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建隆元年户数为九十六万人，户数相差近一百六十六万。笔者曾统计显德五年至嘉祐八年户数情况及年增长率，发现开宝九年至雍熙二年户数的年增长率竟然超过了百分之八，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壮举”。由此看来，宋初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统筹能力不足，隐匿户籍的情况十分严重。这一问题不仅出现在新收复的地区，也出现在原后周的统治区。回过头来再看史书对户数的记载，不免让人对“殆以一户奉一兵也”的说法产生怀疑。
当然，徙北汉民确有其事。宋太祖的移民政策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种：
◎（辽）画石像
第一，对北汉移居之民进行补贴，补贴内容包括土地、粮食、耕牛、农具及钱帛，如建隆三年三月、乾德元年四月、乾德四年二月、开宝二年闰五月均有相应的记载。其中乾德元年四月与开宝二年的记载值得玩味。乾德元年，赵匡胤“命磁州分闲田以处北汉降民，仍赐耕牛及钱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耕牛在宋代是相当宝贵的生产资料，部分贫民甚至没有条件使用耕牛；而“仍赐”则说明这一政策已实施一段时间。这一条记载无疑说明在开宝二年之前宋廷就以优待北汉移民的方式，吸引北汉民移居宋境。而在开宝二年，宋廷将归顺的万余户北汉居民迁徙到山东、河南，此时除了给予各类补贴外，还遣派十七名使者，命禁军加以护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事实上，这一次北汉民众的移居或许并非完全出于自愿，他们还可能遭到了宋军的胁迫，故而史书虽将禁军随行美化为“护送”，但实际上与“押送”别无二致。
第二，对北汉移居之官、将、吏等，除了钱帛赏赐以外，还给予高职厚禄。如建隆三年七月，“北汉捉生指挥使路贵等十一人来降，并补内殿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乾德二年三月，“北汉耀州团练使周审玉等四人来降。各赐分物有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三年三月，下命河东的驻军去北汉宣布，若能归顺宋朝，则可得到升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
第三，建新的编制安置北汉降兵，并赏赐钱帛，乾德元年八月，将北汉降兵组编为效顺军时便曾予以赏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
第四，遣派人员入北汉境宣传宋朝鼓励移居的政策。开宝三年，赵匡胤向宋汉交界的守军发了三百封诏书，命他们遣人到北汉招降北汉官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
第五，除了鼓励政策以外，宋军还直接遣兵入北汉境对人口进行掳掠，实行“强制移民”政策。对这部分移民，依然给予相应的补贴。如乾德元年七月，内客省使曹彬便曾率兵入北汉带回一批北汉居民，同样给予钱财米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
第六，长期对边境进行骚扰，迫使北汉民移居。
通过这一系列政策，不时有北汉民移入宋境，他们都获得了宋朝政府的优待。相对而言，北汉的户口确实有一定减少。
◎第三阶段：北部战区的相对和平
宋太祖时期北伐战争数次失败，很大程度上暴露了宋军野战倾向的弊端。由于战争准备周期不足，宋太祖无法调集大量攻城器械，乃至于灌城及造船所需的各种材料皆是就地取材，使攻城出现了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宋太祖时期的军队来自不同系统，各藩镇的兵马只在一定程度上服从于中央，但若涉及生死攸关的战役，这些军队很可能忤逆中央的指挥，这在乾德年间的宋汉战争中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野战倾向导致宋军未能迅速攻破太原，未能在辽朝援军到来之前使太原沦陷，如果宋军继续逗留在北汉境内，宋辽双方之间的冲突极可能由局部战争发展成全面战争。而在南方割据势力尚未完全收复、削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宋朝并没有与辽发动全面战争的底气。宋军在面对相对强大且同样擅长野战的辽军时，并没有过多的优势。
在宋太祖时期，宋辽双方都尽可能地降低冲突规模，将战场限制在北汉所处的河东地区而避开较为敏感的河北地区，甚至形成了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在事实上降低了双方的战争风险，减少了军事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宋太祖时期针对北汉的军事行动，都是试图在契丹大规模军事介入之前，造成北汉沦陷的既定事实；但若未能成功，那么在契丹主力军到来之前，宋军便会放弃本次军事行动撤出北汉境。北汉君主似乎也明白这一道理，因此在大部分时候都会投放大量兵力固守太原，等待辽朝援军的到来。
开宝二年北伐战役结束后，宋朝与北汉之间进入了相对和平的时期。宋朝方面宣称，此时宋太祖正通过大规模移民政策来削弱北汉的供给基础。这一时期，尽管双方存在一些军事冲突，但其规模小，并未上升到全面战争的高度。
比如乾德三年契丹侵袭易州，仅掠夺了边境城镇；乾德四年，契丹再次侵袭易州地区；开宝四年，契丹再度袭击易州；雄州刺史侯仁矩也曾一度击退辽人的进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卷7、卷11、卷12）。然而这几次侵袭规模都不大，甚至很难判定是契丹军队所采取的军事行动。随后的事情更是出人意料。
开宝七年，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修书一封，寄给了权知雄州、内园使孙全兴，其大致内容曰：“两朝初无纤隙，若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长为邻国，不亦休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孙全兴将此事呈禀，赵匡胤不久便令孙全兴答复耶律琮宋朝愿与契丹修好。两国竟就此放下在关南方面的领土争议与在北汉问题上的冲突，宣称“初无纤隙”，尝试达成休战协议并修复双边关系。这份和书并不算突兀。辽朝扶植北汉是为了建立缓冲带，若与宋朝修好，这一缓冲带的重要性便急剧下降。这让长期倚仗契丹的北汉政权感到恐慌，加上辽提出的搁置关南地区领土争议的前提是，宋辽将冲突限制在北汉境内，这更使北汉主刘钧愤懑不已，甚至一度想要出兵攻打契丹，若非北汉的官员一再劝阻，只怕出兵攻打契丹之事就会成为事实。
建立邦交关系以后，宋辽两国之间的贸易逐渐频繁，并且在十余年间迅速发展。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甚至设置专门的税收管理单位对边境税收事务进行管理，并派遣内侍参与。这说明宋太宗对边境贸易及其税收收入非常重视。
北面战场的和平，使宋太祖得以将更多兵力投放到南方诸州的战场上。他先后攻下了南汉、南唐两大割据势力，对吴越和清源也形成了足够的威慑，基本恢复了唐代东南财源对中原地区的供给，他心中可谓美滋滋。
◎第四阶段：再次开启的北伐战役
开宝九年，南方地区不服从宋朝的割据势力基本都被消灭，在大后方基本安全的情况下，宋太祖又将统一矛头指向了北汉政权。
◎（辽）缠枝牡丹纹镜
八月十三，宋太祖命马军都指挥使党进为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为都监，虎捷右厢都指挥使杨光义为都虞候。十七日，他命镇州西山巡检、洺州防御使郭进为河东道忻、代等州行营马步军都监。二十二日，诏令正式下达：西上阁门使郝崇信、解州刺史王政忠前往汾州方向，内衣库副使阎彦进与泽州刺史齐超出兵沁州方向，内衣库副使孙晏宣、濮州刺史安守忠攻打辽州，引进副使齐廷琛与晋、隰州巡检兼汝州刺史穆彦璋攻打石州，洛苑副使侯美与郭进进军忻、代两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
内衣库使这个奇怪的官职是武臣迁转的一个途径，与西上阁门使、引进副使均是武臣职务，他们是受中央直接管辖的官僚；而各州刺史、防御使以及节度使等是唐和五代遗留下来的藩镇长官。由此看来，此时中央政府派遣去地方的武臣，他们不仅要传达皇帝的旨意，在战役中还需要协调来自不同系统的军队。
《宋史纪事本末》记载赵匡胤“令党进、潘美、杨光美、牛思进、米文义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但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当时除了党进所率禁军趋太原方向外，另有汾州、沁州、辽州、石州以及忻代五路。除了忻代方向一路负责阻截契丹援军外，汾、沁、辽、石四路皆旨在清扫太原周边的军事部署；前往太原的一路由禁军组成。
除了汾州一路郝崇信与王政忠并无捷报传来外，其他战场均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九月初九，党进所率部队抵达太原城下，先后两次击败北汉的部队，似乎要再次包围太原。然而十月二十日，宋太祖却殁于万岁殿。尽管此次北伐声势浩大，试图一举收复北汉，但宋太祖在快成功时突然晏驾，北伐因此功亏一篑。
由于早已定下了“金匮之盟”，晋王赵光义顺利继承帝位，随即以国丧之名命诸将还朝，又命令边防军不得踏出国境，并告知宰相薛居正各类边防事务“当悉依先帝旧规，无得改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同时，他又下诏让皇弟赵廷美出任开封尹兼中书令，并封为齐王，以遵守“金匮之盟”的条例来安抚朝臣。太宗初即位，曾向赵廷美说道：“太原我必取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此后，他为北伐太原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太平兴国二年至三年，他一边令晋、潞、邢、洺、镇、冀等州制造武器及攻城器械并储备粮草，一边选练精兵筹备北伐太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
反观宋太祖时期，宋军的指导思想是“兵贵神速”，有着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战争筹备的周期较短，在面临城防坚固的太原城时往往因缺乏攻城器械而遭遇困难。曾瑞龙先生认为这是五代遗留下来的野战倾向导致的结果，宋太祖时期的几次北伐战役，宋军在清扫了太原周围诸城后未能迅速攻克太原，在契丹援军到来之际退兵。此时，宋太宗或许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下令修造攻城器械，为北伐战役做好准备。
太平兴国三年，吴越国主钱俶、平海节度（清源）陈洪进献所据州县归朝，南方诸割据势力全部告平，这意味着宋朝已不需要在南方投放兵力，可将军事力量全部投入北伐太原的战争。
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宋太宗赵光义决定出兵征伐北汉，于是叫来枢密使曹彬、宰相薛居正等人问策。宋太宗问：“周世宗及我太祖皆亲征太原，以当时兵力而不能克，何也？岂城壁坚完不可近乎？”曹彬答：“（周）世宗时，史超败于古岭关，人情震恐，故师还。太祖顿兵甘草地中，军人多破腹疾，因是中止，非城垒不可近也。”宋太宗再问：“我今举兵，卿以为何如？”曹彬答曰：“国家兵甲精锐，人心忻戴，若行吊伐，如摧枯拉朽耳，何有不可哉？”宰相薛居正出言反对北伐，认为不应用兵北汉，说道：“及太祖破敌于雁门关南，尽驱其人民分布河、洛之间。（北汉）虽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辟土，舍之不足以为患。”然而，宋太宗早已决意出兵北汉，故而并不采纳薛居正的建议：“昔先帝破此敌，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为今日事也。朕计决矣，卿等勿复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
薛居正的观点并非毫无依据，宋辽双方的冲突基本集中于北汉所在的河东地区，在河北地区尽可能维持相对的和平稳定——在河北定州以及双边领土争议最大的雄州—关南地区反而未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但此时，宋朝若强行攻伐北汉，那么宋辽之间的军事冲突将有可能上升为全面战争。薛居正委婉地指出“得之不足以辟土，舍之不足以为患”，但宋太宗急着证明自己，他当然不会顾及薛居正的意见。
就在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初十，宋太宗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马军都虞候米信充行营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虞候田重进充行营步军都指挥使、云州观察使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对围攻太原进行了详尽的布置：河阳节度使崔彦进攻其城东面，彰德节度使李汉琼攻城南面，桂州观察使曹翰攻城西面，彰信节度使刘遇攻城北面，西上阁门使田仁朗、阁门祗候供奉官刘绪巡视太原城四面壕寨，对攻城器械进行检查。
在后勤保障方面，宋太宗陆续发出八道诏令，先后调集至少四十州的军需物资前往北汉，又任命一批转运使保证军需的征调顺利进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
就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宋太宗以五路大军分五个战场进取北汉：西北路以折御卿、尹宪等自府州出发，南下荡平岚州、岢岚军及宪州等北汉西北诸州；北路为防备契丹援军，郭进屯兵石岭关，宋太宗亲率大军屯兵镇州，待大局初定后再由镇州发兵，取道孟县往太原城；汾沁路方向，侯继隆、王僎等由阴地进入北汉境，此后分兵，侯继隆攻沁州、王僎攻汾州，其后又遣淄州刺史王贵攻沁州；隆州路方向，解晖、折彦赟、尹勋等率军自潞州方向经南关破隆州，再往太原；最终诸军会师，攻伐太原。
做好准备以后，宋太宗于二月十五日自京师出发，御驾亲征，沿大名府、洺州、邢州朝镇州方向前进。
二月二十，宋太宗遣均州刺史解晖、尚食使折彦赟出兵攻隆州。
◎（宋）执剑武士石刻
三月初一，皇驾行至镇州，宋太宗又派郢州刺史尹勋出兵协助攻伐隆州。宋太宗驻于镇州是有原因的。在此前征伐北汉的战役中，辽军曾由定州嘉山沿镇州方向入侵，企图跨过河北援助河东或对宋境进行骚扰逼迫宋军回援，因此宋太宗屯驻于镇州，很可能是在河东局势稳定之前防备辽军从定州南侵。
从三月开始，北汉西龙门寨、岢岚军、沁州、汾州、岚州、隆州、夔州、宪州及孟县等地皆受到宋军的猛烈进攻，北汉太原周边的州县迅速陷落。
如此大的动静自然惊动了辽朝，契丹驻扎在边境的常备队在得知宋军伐汉以后迅速出兵过雁门关下石岭关，但又遭遇了埋伏于此地的郭进而惨遭败北。此时，北汉主刘继元再度遣使向契丹告急，但使者在石岭关被宋军拦截，其后被押至太原城下示众，太原城士气不免低落。为了防备契丹援军再次南下，宋太宗又于三月二十一命王侁、刘文裕率军前往石岭关增援，补充郭进所部的战损。
定难留后李继筠遣所部银州刺史李光远、绥州刺史李光宪等，率蕃汉兵卒在黄河沿岸驻扎，渡河后在北汉境内陈列，“以张军势”。这一布置很可能是为了对辽朝进行震慑。
四月十四，潘美等数次击败太原守军，兵临太原城下，筑连城围太原。大局初定，宋太宗自镇州发兵前往太原，并命定武节度使孟元哲为镇州驻泊兵马都钤辖，接替河北防务。至四月二十二日，宋太宗车驾至太原，随即筹划攻城事宜。宋军数十万人列阵于太原城前，开弓射箭，“矢集太原城上，如猬毛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
五月初一，宋太宗再度命大军急攻太原城。迟明时，太原的外城陷落。由于宋军攻势猛烈，北汉宣徽使范超以及马步军都指挥使郭万超均出城降宋。五月初四，赵光义令诸军对太原城发动总攻，并说：“翌日重午（端午节），当食于城中。”五月初五，临阵督军急攻太原，场面一度不可控制。宋太宗恐将士屠太原城，于是下令缓军以重整旗鼓。北汉马峰带病急忙求见北汉主告知形势已不可挽回，北汉主刘继元万般无奈之下，遣客省使李勋上表纳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
较之宋太祖此前发动的几次战役，此次战役似乎进行得非常顺利。其原因至少有三条。
其一，军队规模的扩张。尽管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历次北伐战役中动员的军队数量，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后勤保障上略窥一二。开宝二年的北伐战役中，宋太祖“遣殿中侍御史洛阳李莹等十八人分往诸州，调发军储赴太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这次调集了至少四十州的军需物质，在规模上远胜从前。
其二，军队协调能力增强。由于“收其精兵”顺利进行，北宋中央禁军发生了扩张，而且不再像宋太祖时期那样高度依赖藩镇兵力，不同系统军队之间的协调问题因此获得一定缓解。从结果上来看，由于宋太祖时期的北伐军队包含大量藩镇兵马，因此他采取灌城等方式来攻城，而不是让藩镇兵马舍身赴死；但到了宋太宗时期，由于军队的协调问题已初步得到解决，于是指挥军队强攻太原才成为可能。
其三，野战倾向已得到一定纠正。此次宋太宗征伐北汉，筹备周期接近两年，并且早已准备好攻城器具。在兵围太原城时，宋太祖竟临阵督造伐树造船而不是事先准备好攻城器具，这一点是野战倾向的侧面佐证。
不难看出，宋太宗采用的战略布局大部分与宋太祖一样，这是从多次战役中积累下来的经验，而北汉经过数次大规模战役也逐渐衰落，早已失去了与宋朝抗争的能力。当辽朝援军未能及时南下增援时，北汉便如瓮中之鳖了。
《辽史》曾载，宋太宗出兵北汉之前一度向契丹发出警告：“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这一宣言是无惧爆发全面战争的表态。尽管契丹在边境陈列着常备队，但在历次北伐战争中契丹常备队援助失败以后，往往有契丹主力军队从定州或代州方向南下加入战场。当这种情况发生后，宋太祖往往迅速撤兵以避免战争规模的扩大，宋太宗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手段。
当北汉战场的战事结束后，宋太宗欲乘胜势出兵北上伐辽。太平天国四年六月十三日，宋军由镇州出发，十日后兵至幽州城下。但在幽州战役中，宋军先未能阻止援军耶律学古入城，致使幽州久攻不下；后又令预备队参与攻城，导致辽军耶律休哥、耶律斜轸所部前来时，竟无一支部队可以阻截，使得宋军遭辽军两部合围，从高梁河败退。自幽州战役（979年）后，宋辽的关系急剧恶化，宋方在河北定州、高阳关等地设置防线，并在新控制的河东、代州地区布防。不久以后，辽方迅速组织起了一次军事报复，在满城与宋军展开会战，但辽军最终因其主帅韩匡嗣的决策失误而败退回国。太平兴国五年，辽景宗再次发动大规模军事报复。辽景宗一路从幽州往高阳关方向进军，随即在高阳关一带遭遇失败；另一路朝雁门关方向进军，被守将潘美击败。宋辽之间的军事冲突陡然变为全面战争，除了辽景宗两次亲征外，还有多次大规模战役。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发动了雍熙北伐，但因东路军主帅曹彬冒进而功败垂成。此后，宋军又接连在陈家谷之役与君子馆之役惨败。宋朝在经历一系列的军事失败后，将更多力量投放在了国防建设上，从战略进攻转向了战略防御。（《北宋军事制度变迁》）
宋初统一战争中的困难与误解
宋初统一战争始于建隆元年，止于太平兴国四年，前后十六年有余，可谓历经波折。宋太祖时期，由于藩镇的财政、军事与行政权力并未完全交给中央，中央禁军在征伐与戍守之间捉襟见肘，因此需要整合地方军事资源来完成这两大任务。然而，不同系统的军队之间有着严重的协调问题，这使宋太祖的战略和战役法受到严重限制。在对外采取军事行动时，往往只能事前布局或委以阵图，试图将各部的责任划分清楚，同时派遣监军干预军队指挥，来减轻军队内部的协调问题；在应对外敌侵略时，则需要以战区都部署制度作为高级协调机制来统筹不同系统的军队，实行前沿防御。但这些措施并不能完全解决协调问题。伐蜀之役中，两军的协调不力导致全师雄之乱；在宋太祖北伐过程中，未能协调与统筹好地方军队是多次北伐失败的原因之一。
◎（宋）木雕菩萨坐像
或许正是汲取了此前的教训，加上统治末年禁军愈发强大带给了宋太祖足够的底气，在开宝七年征伐南唐的过程中，他才授予曹彬尚方宝剑，给予其足够的权力辖制藩镇兵马。
尽管如此，监军与阵图机制依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误解为宋太祖集权政策与“重文轻武”政策的产物；监军直接干预战役指挥，也被认为是宋太祖对军队控制欲的产物。这种判断并不难理解，但忽略了北宋初期对地方军事资源整合不足的客观事实。后来，阵图以及监军干预指挥作为一种协调手段被沿用。尽管它们存在各种问题，却是时代的产物，并不能作为宋朝“重文轻武”的证据。而且，“重文轻武”是仁宗朝文武官僚的职业化分流（赵冬梅《文武之间》），是文官群体对武选官群体的歧视，它并不意味着皇帝对文官有偏爱。
◎（宋）《梦溪笔谈》
与此同时，由于宋初各边境地区都处于混乱与割据的局面，宋太祖为了灵活运用手中仅有的少数兵力完成统一战争与戍防任务，只能凭借汴梁发达的水陆交通来保证大军的机动性以及后勤的有效性。这种军事部署却在后来被曲解成“守内虚外”的政治政策。须知，即使到兵力相对充足的宋真宗时期，朝廷在保证河北地区有足够守军的前提之下，依然需要将剩余兵力屯在汴梁周边，宋太祖时期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宋太祖时期诸次战争表明了宋军继承自五代的野战倾向，对宋太祖兄弟而言，只是利用阵图协调藩镇兵与禁军，在具体的战役中他们经常采取奇袭、闪电战等措施，但在遭遇更为擅长野战的辽军时不免陷入困境。
宋初战争准备周期较短，伺机而动，试图在攻城时灵活应战，但往往因战争准备不足而进退维谷，这在历次北伐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也出现在了征伐南唐的战争中。这与所谓的“先南后北”政策完全背离，它仅仅是结果上的先南后北，在战略部署上绝非如此。当宋太宗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野战倾向后，竟然迅速获得了太原之役的胜利。但宋太祖为了迅速收复割据势力，机会主义与速战速决又不可或缺，二者孰优孰劣不能一概而论。
当考察完宋初统一战争以后，我们不难发现对宋朝的一部分指控是很难成立的。但是，宋朝又是一个经验主义盛行的朝代，前代的成功经验被后代毫无保留地继承，利益集团甚至打出“祖宗之法”的旗号来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背书，导致一部分政策因脱离时代背景而效率低下。如监军干预军队指挥本是为了不同系统的军队能协调作战，但后来导致同系统的军队指挥与协调出现问题。另有一部分好政策，却因暂时失效而遭到淘汰，更戍法就是最好的范例，尽管它有利于保持军队的战斗力，但在和平时期却军士奔波、军费虚耗。考察一项政策、一种制度是否合理，还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