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开国之战（李家天下）
唐朝开国之战简介
唐朝开国之战：隋末天下大乱，李渊晋阳起兵。唐朝开国之战，历经晋阳起兵、攻克长安、平定北方、平定南方、玄武门之变等大小战役李渊家世显贵，他是隋朝的皇亲国戚、朝廷命官。杨、李两家的渊源关系，可以追溯到西魏、北周时期。西魏时，宇文泰创立府兵制，最高级别的八位柱国大将军称“八柱国家”，李渊的祖父李虎、外公独孤信都位列其中。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是独孤信的部将，是第二等级的十二大将军之一。
唐朝开国之战过程分析——
晋阳起兵
隋末天下大乱，李渊晋阳起兵。李渊家世显贵，他是隋朝的皇亲国戚、朝廷命官。杨、李两家的渊源关系，可以追溯到西魏、北周时期。西魏时，宇文泰创立府兵制，最高级别的八位柱国大将军称“八柱国家”，李渊的祖父李虎、外公独孤信都位列其中。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是独孤信的部将，是第二等级的十二大将军之一。北周时，李虎封唐国公、独孤信封卫国公、杨忠封隋国公。这三位著名将领，通过独孤信的几个女儿构成了姻亲关系，孕育出了隋、唐两大王朝，史所罕见。独孤信的长女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四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李渊生母）；七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隋文帝皇后）。
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李渊亲姨母，独孤皇后对这位外甥特别关照。“文帝独孤皇后，即高祖从母也，由是特见亲爱，累转谯、陇、岐三州刺史”（《旧唐书·高祖本纪》）。隋末天下动荡，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山西境内的农民起义军。隋炀帝前往江都避乱时，又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兼晋阳宫（隋朝行宫）宫监，协同马邑太守王仁恭“北备边朔”，以防突厥南侵。
后来，隋炀帝的一个女儿又嫁给了李渊次子李世民（何时成婚史载不详），生下了吴王李恪。
由于杨、李两家有着三代人的姻亲关系，对于举兵反隋这件事，李渊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眼看“隋政荒，天下大乱”（《新唐书·高祖本纪》），与宇文士及“尝夜中密论时事”（《旧唐书·宇文士及传》），对起兵反隋有所打算。恰在这时，隋炀帝诏令他出任太原留守。太原有隋朝行宫，又是防御突厥入侵的军事重镇，战略储备十分充足，“食支十年”。这里自古交兵不断，民风习战，易募兵员，李渊觉得真乃天助，“私喜此行”。他密令长子李建成在河东郡（治今山西永济西南蒲州镇）“潜结英俊”，密命次子李世民在晋阳“密招豪友”。但另一方面，李渊与隋炀帝是姨表兄弟，他又怕背负谋反、忘亲恶名，犹豫摇摆，难下决心。
晋阳起兵真正的“谋主”是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但李世民当时还是一位十八岁的青年，他虽有宏图大志，自知号召力还不够，必须把父亲李渊推到第一线当旗帜。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密成为中原瓦岗军首领，晋阳太守刘文静是李密的姻亲，以连坐罪被捕入狱。李世民秘密入狱探望，在狱中与刘文静商定了起兵入关、夺取长安、以成王业的计划（《旧唐书·刘文静传》）。为了推动李渊举旗起兵，刘文静给李世民出了一个点子，说：“晋阳宫副监裴寂与你父亲李渊关系密切，可以通过他去鼓动你父亲下决心举兵起事。”李世民依计行事，为了接近裴寂，他拿出“私钱数百万”，与密友高斌廉（一位县令）串通一气，把裴寂拉来赌博，有意把钱全都输给他。钱到情到，李世民把起兵计划告诉裴寂，要他去鼓动父亲李渊早下起兵决心，裴寂答应照办。
第二天晚上，裴寂把李渊请进晋阳宫去喝酒，把他灌得烂醉，然后让陪酒的宫女留下“侍寝”。次日早晨李渊酒醒，大惧，骂裴寂：“这是要杀头的，你怎么能这样害我？”裴寂笑着说，这是你家二郎让我这样做的，这事传出去真的要杀头，你现在唯一的生路就是举兵起事了，“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旧唐书·裴寂传》）正在犹豫摇摆中的李渊，就这样被迫上了梁山。
这时又出了一件事，促使李渊下决心起兵。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正月，突厥再次入侵马邑。隋炀帝诏令李渊和马邑太守王仁恭出兵反击。李渊派太原副留守高君雅领兵前往马邑，协助王仁恭反击突厥军，却被突厥打败。隋炀帝上次在雁门被突厥包围尚未雪耻，这次又兵败突厥，使他怒不可遏，派使者驰往晋阳，将李渊、王仁恭逮捕下狱，追究战败之罪。李世民到狱中对父亲说，留守长安的代王（杨侑）年幼，“关中豪杰并起，未知所附”，你若能“鼓行而西，抚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你还犹豫什么呢，想“坐取夷灭乎”？（《资治通鉴·隋纪七》）儿子的劝说使李渊醒悟，他回答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坐等“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这时，隋炀帝送来第二道诏令，赦免了李渊和王仁恭，“各依旧检校所部”（《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这时李渊的起兵决心已定，隋炀帝赦免他出狱，恰好为他起兵创造了条件。他毕竟是将门出身，又久经官场历练，办事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在次子李世民和刘文静、裴寂等人的协助下，紧锣密鼓地办了以下五件事：
一、假传圣旨，扰乱人心，乘机招兵。他深知隋炀帝三征高丽违逆民意，让刘文静起草了一道假诏令，征集太原、西河、雁门、马邑等四郡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丁于年底前集中至涿郡，准备开赴辽东前线，“于是人心大忧，思乱者益众”（《旧唐书·刘文静传》）。这时，李渊利用老百姓宁肯保家战死、不愿远征丧命的心理，以抗击突厥、保卫边境为名，征集到兵员一万余人。连同原来掌握的太原隋军，李渊手中的总兵力已达到三万多人。
二、计杀异己，铲除掣肘。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是隋炀帝安插在李渊身边的两个耳目。李渊设计，将王、高二人扣上勾结突厥入侵晋阳的罪名，斩首示众。
三、召回诸子，组成骨干队伍。他秘密派人赴河东郡通知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赴长安通知女婿柴绍携带眷属到晋阳会合。
四、建立大将军府，自号大将军（统帅）。他把大将军府设在晋阳城内的兴国寺，任命李建成、李世民为左、右领军大都督，李元吉为太原留守，裴寂为长史。
五、制定基本战略：北联突厥，东稳李密，直指长安。
北联突厥这件事经历了一点小曲折。先是李渊亲笔写信给突厥始毕大可汗，称：“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之有”。始毕大可汗回信说，他不赞成李渊“远迎隋主”，如果李渊“自作天子”，他就不避暑热，从行出兵，“觅大勋赏”。李渊派出的使者往返七天，回到晋阳。李渊看过始毕大可汗回信，又犹豫起来，表示宁可“绝好藩意”，也不能“从突厥所请”，做“乱阶之人”。裴寂、刘文静都劝他答应突厥条件，李渊生气地说：“你们都是隋朝官员，却来劝我听从突厥的挑动，臣节何在？”其实，李渊的主要思想顾虑是，如果直接听从始毕大可汗的“劝说”举旗起兵，那就等于成了突厥的傀儡，很可能背上“叛国”的名声。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李建成、李元吉及柴绍回到晋阳，李渊十分高兴。裴寂、刘文静与李建成、李世民等反复商讨后，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隋炀帝）而立代王（杨侑），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刘文静认为只有同突厥达成妥协，避免两面受敌，起兵才能取得成功。李世民认为同突厥可先妥协，待夺取长安站稳脚跟后再反击。李渊同意这一方案，称之为“掩耳盗牛”之计，立即派刘文静出使突厥，给始毕大可汗送去一批金帛，并把将在起兵时使用的“红白狼头旗”带去给始毕大可汗看，以示“臣服突厥”之意。始毕大可汗大喜，立即派部将康鞘利送战马千匹至晋阳交易，李渊选购了五百匹。派刘文静随康鞘利再次出使突厥，要求始毕大可汗出五百名兵员相助。李渊的这一举动，带有策略性质。他反复叮嘱刘文静说：“突厥愿意出兵相助固然是好事，但突厥兵抢掠成性，来多了老百姓遭殃，只要求他出兵五百名，不能多要，懂吗？”刘文静说：“懂了。”
李渊于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七月初五在晋阳誓师起兵，挥师南下。这时中原瓦岗军已在河南巩义县建立政权，李密于当月二十日遣使送来书信，表示愿与李渊联合。李渊回信“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从而使李密产生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觉：李渊对瓦岗军构不成威胁，于是集中兵力对付洛阳的王世充。这样一来，等于李密帮助李渊牵制住了关东的隋军主力，他可以一往无前地向长安进军。
北联突厥，东稳李密，这是李渊最成功的两着战略妙棋，也是他能够一举夺取长安的关键——虽然他后来为北联突厥付出了沉重代价。
攻克长安
唐军晋阳起兵后，以最“节省”的方式、最少的战斗、最快的速度，夺取了长安。
霍邑之战：
李渊率晋阳军沿汾水南下，于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七月中旬进入雀鼠谷，十四日抵达贾胡堡（今山西灵石西南蛤蜅岭上），南距霍邑（今山西霍州）五十余里。雀鼠谷是汾水河谷的一段峡谷险道，霍邑位于雀鼠谷南口，东据霍山，西临汾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李渊起兵的消息传到长安，辅佐代王杨侑的京兆内史卫文升，以代王杨侑的名义派遣虎牙狼将宋老生率领两万多隋军抢占霍邑，与驻守河东郡的屈突通协防，以阻止李渊的晋阳军入关。
农历七月中旬已进入汾水河谷的秋雨季节，阴雨连绵，路滑难行。李渊下令晋阳军在贾胡堡宿营休整，派老弱兵员返回晋阳，再去押运一个月军粮前来。
忽然传来消息，马邑守军中的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袭杀马邑太守王仁恭，举郡起兵，依附突厥，正在南下，对晋阳构成严重威胁。李渊大惊。有人认为，前方宋老生和屈突通成掎角之势，霍邑一时难以攻克。晋阳军将士家属都在晋阳，一旦晋阳有失，军心便将涣散，建议回兵晋阳，“更图后举”。李渊当即下令左军先返，部分士兵已经起程，想想又不太对劲，把长子李建成和次子李世民找来商量，兄弟俩都不赞成回军晋阳。李世民分析说，刘武周虽与突厥勾结，但互有戒心，一时构不成严重威胁。霍邑守将宋老生有勇无谋，必败无疑。眼下正值秋熟季节，筹集军粮不成问题。如果遇到一点小小敌情就轻易放弃攻克长安的战略目标，这才是引起军心涣散的最大威胁。李渊最大的担心还是晋阳有失，还是决定返回。入暮，李世民又去找李渊“复谏”，李渊已睡下，不见。李世民在帐外号哭，李渊把他叫进去问话，怎么回事？李世民说：“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李渊说：“返回的部队已经出发了，怎么办？”李世民说：“右军严而未发；左军虽去，计亦未远，请自追之。”李渊笑道：“吾之成败皆在尔，知复何言，唯尔所为。”李渊对这个二小子又爱又恨，爱他有主见、有冲劲，恨他总想当老子的家。李渊只得下令“夜追左军复还”（《资治通鉴·隋纪八》）。
七月二十七日，返回晋阳运粮的车队已经回到贾胡堡。八月初一，雨停。初二，李渊下令晾晒行囊铠仗。初三，李渊率晋阳军沿霍山西麓向霍邑挺进。正午后，李渊亲率李建成、李世民等数十轻骑先行抵达霍邑城东。为了将宋老生军引出城外将其冲散歼灭，李渊命李建成、李世民各领数十骑察看地形，并将其余骑兵组成十多队由东向西移动；同时派殷开山返回去催促后面跟进的大军加速前进。宋老生在城头瞭望观察，以为李渊正在布兵围城，他决心抢得先机，不等李渊布阵完毕就把他打败。于是下令两万多霍邑守军倾巢出城，向城东的李渊、李建成部发起冲击。李渊父子引兵北退，与南来的大军本部会合，宋老生挥军追击。城南的李世民居高临下向宋老生军背后猛扑下来，一举将隋军冲散。李渊、李建成转身率领大军奋力冲杀，“响若山崩，城楼皆振”。激战中，李渊布置人在阵前大喊：“宋老生已斩！”隋军顿时大乱，士卒纷纷向霍邑城内奔逃。但东门、南门已被李世民占领。宋老生进退无措，被晋阳军军头卢君谔斩杀，失去指挥的隋军全部溃散。晋阳军顺利攻克霍邑，士气大振。
西渡黄河：
晋阳军只在霍邑休整了一天，第二天就乘胜南下。路过临汾，不战而下；过绛郡，小战而克。八月十五日抵达黄河东岸的龙门（今山西河津渡口）。刘文静和康鞘利率领的五百名突厥骑兵和两千匹战马也在这时赶到龙门。李渊见突厥来援的兵少马多，证明刘文静很好地贯彻了他的意图，他非常满意地对刘文静说：“君将命之功也。”（《资治通鉴·隋纪八》）
这时，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薛大鼎、河东郡曹任瓌前来归降。薛大鼎献计说：“屈突通守河东孤城，我不必攻坚，可由龙门渡河，进据永丰仓，传檄远近，关中可坐而取也。”李渊准备采纳他的意见，但多数将领主张先攻据守河东城的隋将屈突通。
曹任瓌主动要求前去说降冯翊郡（治今陕西大荔县）太守萧造、关中农民起义军领袖孙华来降。李渊采纳两人建议，率部进驻汾阴，并让曹任瓌携带他的亲笔信前去招降孙华。同时派出人员寻找船只，准备组织大军西渡黄河。外出找船的人员在壶口得到百姓争献的大小船只几百艘。
关中农民起义领袖孙华接到李渊招降信，于八月二十四日来到汾阴拜见李渊，并主动“请先立效”。李渊拜孙华为光禄大夫、封武乡县公、加冯翊太守。然后命孙华充当渡河先导，命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左领军大都督府长史陈演寿等，率领第一批晋阳军西渡黄河，控制黄河西岸，接应大军渡河。九月初七，屈突通派出部分兵力袭击已渡至黄河西岸的王长谐部，被王长谐击退。
九月初十，李渊率领本部围攻河东城。屈突通据城顽抗，晋阳军久攻不克。这时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裴寂认为，必须攻克河东城，如果放下河东城不管，渡河西攻长安又久攻不克，屈突通手握精兵从背后袭来，两面受敌，将难以抵挡。李世民的意见则相反，他认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关中人心不知所归，晋阳军必须乘气势旺盛之际直指长安，一举取胜，奠定大局，这样才能使天下归顺。如果被一座河东城牵引住，将贻误战机，因小失大。只要攻下长安，屈突通死守孤城一座，不足为虑。
两种意见，都有道理，这就要看大局观了。在这方面，李世民的意见显然胜过裴寂一筹。李世民是封建帝王中的杰出军事家。通过李世民主张先取长安这件事，可以看出李世民军事思想中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着眼大局、首取要害；二是注重取“势”。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李渊兼采二人意见，留下少量兵力继续围攻河东城，牵制住屈突通，集中主力进攻长安。后来，这几乎成为一种“定式”：以少量兵力对敌人重要据点围而不克，牵制住敌人大量兵力，集中本方主要兵力攻取主要目标。打仗虽然切忌“模式化”，但某些基本经验可以结合当时当地的战场情况加以灵活运用。
唐军本部于九月十二日从梁山（今山西河津渡口）西渡黄河。到达河西后，李渊把他的大将军府设在朝邑长春宫（今陕西大荔县东隋朝行宫），关中士民前来归附者络绎不绝，已成众望所归之势。
攻克长安：
围攻长安前，形势如下：（一）李渊在进军长安途中，下令废除隋朝行宫，释放宫女和被俘士卒；开仓赈济关中饥民；礼见当地士绅，授予官爵，招揽人才；命长史殷峤负责招抚沿途农民起义军，等等。上述措施大得民心，使晋阳军向长安顺利推进。（二）沿途隋朝地方官员望风归附。朝邑法曹靳孝谟以津蒲桥西二城归降；华阴县县令李孝常以永丰仓归降；延安、上郡、雕阴三郡相继派人向李渊表示归降。（三）李渊派长子李建成和刘文静率王长谐等部数万人进驻永丰仓，确保军粮供应，并控制潼关；派次子李世民率刘弘基、殷开山等部六万余人沿渭水北岸挺进长安。（四）屈突通留下部分兵力据守蒲津桥，率主力从风陵渡西渡黄河驰援长安，被刘文静击败，退守潼关北城；潼关南城被刘文静部将王长谐占领。（五）李渊家人在各地相继起兵，形成了一支颇具声势的“李家军”。李渊小女儿（柴绍之妻，李渊称帝后因功封平阳公主）当时并未与柴绍同赴晋阳会合，而是返回鄠县（今陕西户县）柴家庄园，散尽家财，聚众起事，策应父亲入关。并派遣能说善辩的家童马三宝前去说降了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几支起义军队伍，各率数千人汇集鄠县，声振关中。平阳公主建立了自己的幕府，府内多为女兵，军中称为“娘子军”（《旧唐书·柴绍传》）。李渊堂弟李神通与长安大侠史万宝在鄠县山区聚众起义。李渊大女婿段纶也在蓝田起兵。“李家军”共约八万之众，活动于鄠县、武功、盩厔、始平、蓝田等地，多次击败长安隋军。李渊入关后，将“李家军”集中起来，命堂弟李神通为光禄大夫，大女婿段纶为金紫光禄大夫，均归次子李世民统领。（六）李世民率领刘弘基、殷开山等几支队伍向西推进，隋朝地方官吏和小股农民起义军“归之如流”，到达泾阳时，总兵力已达到九万多人。（七）李世民与柴绍夫妇会合后，李渊令刘弘基、殷开山率六万人向西攻取扶风郡（治今陕西凤翔），然后南渡渭水，向东迂回，对长安形成包围态势。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十月，李渊率军二十余万包围长安。为了取得隋朝官员拥护，以减少攻城的伤亡和对城市的毁坏，李渊宣布拥立代王杨侑为帝，愿与隋军共同防守关中，并下令入城后保护代王杨侑和隋朝宗庙。
但守城隋军拒绝开城投降。
十月二十七日，李渊下令各部同时攻城。这时，辅佐代王杨侑的刑部尚书、京兆尹卫文升年事已高，李渊发起攻城，他忧惧成疾，已不能理事。隋将阴世师、骨仪指挥守城隋军拼死抵抗。攻城战斗中，关中农民起义军领袖孙华率领所部首先登上城楼，不幸中箭身亡，部队失去指挥，被迫退却，第一次攻城未能得手。
十一月初九，李渊把大将军府移至皇城以东，亲自指挥攻城战斗。当晚发起进攻，第二天黎明，军头雷永吉率先登城，奋勇杀退守城隋军。其余各部也乘势登城成功，守城隋军全部缴械投降，未经激战就攻占了长安。
当时，代王杨侑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辅佐他的老臣卫文升听说李渊已攻进城来，受惊吓病死。杨侑仍在东宫，禁军都已逃离，只有侍读姚思廉一人陪伴在杨侑身边。李渊派人将杨侑保护起来。
十一日，李渊命令李建成、李世民率领部分士卒入城搜捕阴世师、骨仪等负隅顽抗的隋军将领，斩首于市。其余隋朝官吏、将士，全部赦免，既往不咎。并查封了宫内府库图籍，颁布了严禁抢夺公私财物的命令。因而，“京邑士女，欢娱道路，华夷观听，相顾欣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唐军攻克长安后，困守在潼关北城的隋将屈突通，与潼关南城的唐将刘文静部对峙了一个多月，派部将桑显和夜袭刘文静部，被刘文静部打败。屈突通自知继续死守无异于坐以待毙，于是留下桑显和继续坚守潼关北城，自己率部东归洛阳。他刚走，桑显和就向唐军投降。刘文静派部将窦琮与桑显和急追屈突通。屈突通在稠桑（今河南灵宝北）布阵自卫，但部下倒戈，将他擒送唐军。屈突通被押至长安，李渊不仅赦免了他，还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李世民元帅府长史。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十月十五日，李渊举行仪式，把十三岁的代王杨侑迎入大兴殿，立为皇帝（史称隋恭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发布大赦令，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与民约法十二条，废除隋朝严刑酷法。李渊自称大丞相，晋封唐王，都督内外诸军事，总揽朝政。
李渊称帝：
隋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四月，隋炀帝在江都被弑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渊“哭之恸”，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资治通鉴·唐纪一》）看来，善于“哭”，也是封建帝王博得人心、夺取天下的重要手段之一。刘邦“哭”楚怀王、“哭”项羽，刘备“哭”汉献帝，李渊“哭”隋炀帝，都属于同一类性质。哭归哭，天下还是要争，皇帝还是要做，一点不客气。
五月二十日，李渊自导自演，举行了一个仪式，杨侑“禅位”，李渊“即皇帝位于太极殿”，改国号为唐，定都长安，改元武德。李渊封杨侑为酅国公；杨侑第二年就死了（死因不详），卒后谥号恭帝。
平定北方
唐朝开国的特点是先定都、后略地。以长安为“磨心”，以“推磨”的方式席卷四方，统一全国。
平定天水薛举、薛仁杲父子：
唐朝开国之初，四方群雄割据，统一全国的任务十分艰巨。李渊父子经过分析，深感陇右、河西的割据势力对长安构成直接威胁，必须首先平定，以稳定战略后方，解决后顾之忧。
薛举在天水称帝，是长安的西隔壁“邻居”。李渊攻克长安后，薛举就派儿子薛仁杲大举进攻关中西部的扶风，被李世民击败。李渊称帝后，薛举又对关中发动第二次进攻。李渊父子决定，首先集中兵力吃掉天水的薛举。薛举拥兵三十万，消灭他并非易事。
第一次浅水原之战。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六月，薛举进攻泾州（今甘肃泾州西北），唐军以李世民为元帅全力反击。七月四日，唐军与薛军在高墌（今陕西长武县北）遭遇。李世民认为薛举远道来攻，运粮不便，欲求速战速决。唐军必须用“拖延”战术对敌，故占领高墌，深沟高垒，“以老其师”。李世民突发疟疾，只能交给刘文静、殷开山二人代替指挥。刘、殷二人轻敌，想主动把敌人打败，为病中的秦王李世民分忧，于是将唐军调出高墌城，布阵于城西南。唐军出城，薛举喜出望外，率部分兵力秘密迂回到唐军后方，发起突然袭击，双方在浅水原地域（今陕西长武县北浅水村一带）展开激战。唐军腹背受敌，将领慕容罗睺、李安远战死，刘弘基被俘，士卒死伤大半，大败，李世民被迫撤退。薛举本想乘胜攻克长安，突然得病，不久病死，其子薛仁杲继位（《资治通鉴·唐纪二》）。
这次失败，使李渊感到薛部是一支劲敌，轻视不得。除了正面进攻，还需配合“离间”手段。河西还有一位在凉州（治今甘肃武威）称帝的李轨，可以利用李轨与薛部的矛盾，从背后牵制薛部。于是，杨渊遣使给李轨送去书信，称李轨为“从弟”，任命他为凉州总管、封凉王。李轨派其弟李懋前来长安入贡，李渊封李懋为大将军。这样一来，就成功地分割了薛、李二敌，李轨成为薛仁杲的后顾之忧。
第二次浅水原之战。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十一月，李渊决定乘薛举新亡，命令李世民率领经过短暂休整的唐军再次进攻薛部。刘文静、殷开山戴罪参战，给他们将功补过的机会。这一次，李世民率军抵达高墌后，深沟高垒，坚壁不出。薛仁杲命其主将宗罗睺“并羌胡十余万”，至李世民军营垒前“数来挑战”，唐军将士纷纷请战。李世民劝慰将士们说：“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恃胜而骄，有轻我心，宜闭垒以待之。彼骄我奋，可一战而克也。”李世民与宗罗睺在高墌相持六十余日。
其间，李渊命秦州（今甘肃秦安县西北）总管窦轨（李渊妻弟）领兵进攻薛仁杲盘踞的折墌城（又名薛举城，今甘肃泾川县东北），被薛仁杲击败。李渊遣骠骑将军刘感镇泾州。薛仁杲包围泾州，泾州城内粮尽，刘感“杀所乘马以分将士”，他自己“一无所噉”，“唯煮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唐军派长平王叔亮援泾州。薛仁杲使出诈降之计，称食尽引兵南去，然后派高墌人前来，表示愿意举高墌城降唐。叔亮未辨真伪，命刘感前往高墌城迎降。结果中计，刘感被俘。薛仁杲复围泾州，执刘感至城下，要他向城内喊话：“援军已败，不如早降。”刘感却向守城将士们大喊：“逆贼饥馁，亡在旦夕，秦王（李世民）率数十万众，四面俱集，城中勿忧，勉之！”薛仁杲大怒，挖坑将刘感埋住半截身子，“驰骑射之”，刘感至死“声色愈厉”。陇州刺史常达在宜禄川（今陕西长武县西北）出击薛仁杲，斩敌千余。多次交战，薛仁杲均未打败常达。他又使诈降之计，遣部将仵士政率数百人向常达投降，常达“厚抚之”。结果又上当，常达被仵士政擒拿，胁逼城中两千余人降薛。薛仁杲又陷陇州（今陕西陇县）。唐军在秦、泾、陇三州虽未获胜，但牵制了薛仁杲大量兵力，为李世民最终击灭薛部创造了条件。
十一月初七，李世民与薛军相持六十余日后，“拖延”战术拖出了效果：薛军军粮不继，军心动摇，薛将梁胡郎、翟长孙相继率部投降；薛仁杲妹夫钟俱仇以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归降唐朝。李世民眼看发起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遣总管庞玉自浅水原南出薛军之右，因高而阵，李世民举大兵自浅水原而北出其不意，发起攻击，斩首万余级，“贼大溃”。薛将宗罗睺率众逃跑，李世民率两千精骑追击。他舅舅窦轨叩马苦谏曰：“仁杲犹据坚城，虽破罗睺，未可轻进，请且按兵以观之！”李世民回答说：“吾虑之久矣，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舅勿复言！”李世民追击至折墌城南，薛仁杲亲率大军列阵抵抗。双方隔泾水相持，薛将浑干等倒戈来降，薛仁杲畏惧，退入城内。唐军主力已经赶到，将折墌城四面包围。晚上，城内薛军士兵大量逃亡。次日，薛仁杲计穷，出城投降，薛部灭亡（《资治通鉴·唐纪二》）。
李世民这次运用的是“屯兵坚守，挫敌锐气”的战术，成功的关键全在一个“拖”字。人们一般都讨厌“拖”，因为“拖”能“拖死人”。这就要比耐心，“耐心”也是将领的必备修养之一。这同当年王翦灭楚打败项燕的战术如出一辙。同时，李世民在浅水原击败薛军主将宗罗睺之后，不顾舅舅窦轨劝阻，“破竹之势不可失也”，立刻率轻骑两千乘胜追击薛军至折墌城（薛举城）南，将剽悍之敌薛仁杲逼入城内，围而歼之，这时靠的又是一股气势、一个“快”字。“静”与“动”，“慢”与“快”，全靠对战场形势的判断和把握，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意思。
平定凉州李轨：
平定李轨，没有大动兵戈。李世民消灭薛部后，李轨与唐朝反目。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二月，他派尚书左丞邓晓出使长安，致书唐高祖李渊表示，本人已是大凉皇帝，不再接受唐朝所封凉州总管爵位和凉王封号。李渊大怒，把邓晓拘留，不得返回，并召集大臣讨论兴师讨伐李轨之策。这时有一位朝臣安兴贵向李渊表示，他愿意前往凉州说降李轨。李渊表示怀疑，对安兴贵说，李轨“阻兵恃险，连结吐谷浑、突厥，吾兴兵击之，尚恐不克，岂口舌所能下乎？”安兴贵讲了两条理由：第一，他家是凉州“累世豪望，为民夷所附”；第二，他的弟弟安修仁是大凉朝户部尚书，是李轨的亲信，安家子弟在大凉朝为官供职的有几十人。安兴贵说，如果我能说服李轨降唐最好，一旦说降不成，“图之肘腋，易矣”（《资治通鉴·唐纪三》）。李渊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他回凉州去说降李轨。
安兴贵回到凉州（今甘肃武威），由于他是当地名门豪族，李轨立即任命他为左右卫大将军。安兴贵劝说李轨道，“凉地不过千里，土薄民贫”，不如举河西归唐，“则窦融之功复见于今日矣”。李轨回答说：“吾据山河之固，彼虽强大，若我何！”李轨执意不肯降唐，安兴贵便与其弟安修仁暗结河西诸胡，起兵攻李轨。李轨出战，大败，退入凉州城内自守。安兴贵单骑驰至凉州城下，对守城将士喊话道：“大唐派我前来诛杀李轨，谁敢帮助他夷三族！”守城将士都知道安兴贵家族在凉州的声望，纷纷倒戈。李轨眼看大势已去，出城投降。安氏兄弟将李轨押送长安，被斩，大凉灭亡。
这是利用“内应”发挥重大作用的典型例子。安兴贵一个人功抵十万兵，唐高祖李渊授予他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封凉国公；授予安修仁左武候大将军，封申国公。
陇右、河西虽不富庶，但地域广阔，可以牧养大批军马以供战争所需。陇右、河西兵将骁勇，能征善战。平定了陇右、河西，对于唐军后来挥师东征、平定中原、统一全国，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平定河东刘武周：
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刘武周攻占太原以及并、介、晋、浍诸州，席卷河东，严重威胁关中。太原留守、李渊四子李元吉兵败，携家眷逃回长安。这时，山西南部夏县人吕崇茂又起兵反唐，蒲坂隋军残将王行本也与刘武周部将宋金刚联合，河东面临沦陷的危险。
危急关头，李渊曾想放弃河东，守住关西。李世民坚决反对，他说，太原是唐军起兵之地，国之根基所在，河东乃关中屏障，绝对不能放弃。于是，李渊命李世民悉发关中之兵东征。
农历十一月中旬，李世民率领大军从龙门渡口踏冰东渡黄河，屯兵柏壁（今山西新绛县西南），与占据浍州的刘武周部将宋金刚部相持。河东经刘武周部大肆抢掠，仓廪俱空，百姓逃散，唐军征粮困难。李世民传檄州郡，号召百姓回归乡里，重整家园。百姓得悉唐军来到河东，人心所向，前来慰问投军者络绎不绝，唐军很快筹足了军粮。李世民与部将李道宗商议对敌之策，两人共同认为，敌锋甚锐，应以计屈，不宜力克。于是，李世民屯军柏壁，派遣小股部队相机出击，采取“抓一把就走”的战术，消耗敌人。第二年正月，李世民亲率步骑三千夜袭蒲州，刘武周部将尉迟敬德只身逃脱，蒲州攻克。收复蒲州，高祖李渊十分高兴，亲赴蒲州劳军，差一点被预谋反叛的独孤怀恩所害，幸由刘世让告密得免。
第二年四月，宋金刚与李世民已相持半年，粮尽北撤。李世民挥师长驱直追，打了一连串的追击战。先在吕州（今山西霍州）打败宋金刚副将寻相。又昼夜兼程二百里，交战几十回合，对敌紧追不舍。急行军到达唐壁岭（今山西灵石东南），人困马乏，饥渴难忍。行军总管刘弘基请求暂停追击，等待粮秣。李世民坚决不同意，说：“吾竭忠殉国，岂顾身乎！”追！继续追！累死渴死也得追！用现代军语来说，这种时候，绝对不能让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打仗，古往今来都是一个道理，战场有多少“不可思议”的胜利，都是这么夺取的。经过三天强行军，终于在雀鼠谷追上了宋金刚主力，一日八战，八战皆捷，俘斩敌数万人。“夜，宿于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军中止有一羊，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资治通鉴·唐纪四》）
四月二十三日，李世民率军追击至介休（今山西介休），宋金刚率残部两万余人布阵于城西，南北长达七里。李世民遣李世勣率少量部队出阵挑战，宋金刚挥师出击，李世勣引兵后退。李世民率秦叔宝等部精兵从宋金刚阵后杀出，歼敌三千余人，宋金刚大败，李世民率军又追。追至张难堡（今山西介休东北四十里张兰堡），刘武周残部败走，李世民与浩州行军总管樊伯通、张政德部相遇，众将士欢呼雀跃，在此吃了一顿饱饭。
宋金刚部将尉迟敬德、寻相向李世民献介休、永安而降。众人要求杀掉尉迟敬德，李世民力排众议，将尉迟敬德招至麾下，给予信任、重用。尉迟敬德发誓“以身报恩”（《旧唐书·尉迟敬德传》）。
刘武周、宋金刚都逃入突厥。后来又想背叛突厥，逃回内地，事泄，均被突厥所杀。
逼降王世充，攻克洛阳：
中原之战是战略决战，这是唐朝统一全国的关键之战。王世充占据隋王朝东都洛阳称帝，盘踞中原战略枢纽，洛阳不克，中原难得；窦建德在河北称夏王，随时可能与王世充联手对付唐朝。王、窦两大割据政权与关中唐朝政权构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如果不及时解决中原的问题，又将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这是无论如何要避免的。
李渊攻克长安不久，就派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向洛阳发动过一次进攻。当时唐军曾进抵达洛阳芳华苑，但“东都闭门不出，遣人招谕，不应”。洛阳城中“多欲为内应者”，李世民分析形势后认为，“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虽得东都不能守也”（《资治通鉴·唐纪一》），他把这些人劝了回去，放弃进攻东都。洛阳周围的部分郡县前来归降，李建民、李世民兄弟在洛阳以西置唐属新安、宜阳（今河南新安、宜阳）二郡，留下部分守卒，然后引军赶回长安，参加父亲李渊的称帝大典。
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四月，王世充在洛阳废掉他拥立的隋炀帝之孙杨侗，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郑。王世充称帝后，隋朝旧将秦叔宝、程知节、李君羡、罗士信、席辩、杨虔安、李君义、豆卢达等先后降唐；礼部尚书裴仁基父子等一批大臣密谋诛杀王世充（事泄被诛）。王世充想靠酷刑峻法压服人心。洛阳城内，一人逃亡，全家受戮；全家逃亡，四邻株连。为了防止隋将纷纷降唐，他把出征将领的家属全都关进监狱。结果适得其反，他在洛阳城内杀人越多，洛阳居民逃亡的越多；他关押的将领家属越多，降唐的将领越多。洛阳监狱中最多时竟关押五万多人，每天饿死几十人。
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七月，唐高祖李渊命秦王李世民为东征元帅，率十万大军东出潼关，进攻东都洛阳；从渭河、黄河往前线运送粮秣物资。
王世充调集各州骁勇兵将进驻洛阳，以死守洛阳皇城为核心，部署了严密的防御体系，并亲率三万步骑驻洛阳西北皇苑内的青城宫，迎击唐军。
李世民对围攻洛阳做了更周密的部署，各路唐军分头推进，对洛阳形成了四面包围态势，“口袋”越扎越紧。
在包围洛阳的一系列外围战斗中，李世民身先士卒，曾三次身陷重围，惊险万分。第一次被围是在洛阳以西的慈涧（今河南新安县东南慈涧镇）。七月二十八日，唐将罗士信率先包围了洛阳以西的军事重镇慈涧，王世充亲率大军来救。李世民亲率轻骑去前方察看敌情，恰与王世充大军遭遇，陷入重围。李世民挽弓劲射，敌方将卒应弦而倒。跟随李世民的众将士们奋力杀开一条血路，掩护李世民突出重围。并将一次惊险被围转化成了一个不小的胜仗，擒获了王世充的一位部将燕琪，王世充顿时惊慌，立即把慈涧的守军收缩到洛阳城内。第二次被围是在洛阳城北的北邙山。九月二十一日，李世民率领五百轻骑登上北邙山观察敌情，王世充率领一万多骑兵袭击包围李世民。王世充部将单雄信举槊向李世民刺来，尉迟敬德跃马大呼，将单雄信刺落马下，掩护李世民冲出重围。正当敌人以为唐军已退时，李世民率领轻骑回身复战，敌人猝不及防。恰在这时，屈突通率军赶到，对王世充军内外夹击，擒获了王世充的冠军大将军陈知略，打了一个大胜仗，王世充仅率数骑逃回洛阳城内。第三次被围是在洛阳西北郊隋朝禁苑内的青城宫附近。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二月十三日，李世民指挥唐军主力从北邙山南下，向屯驻在禁苑青城宫的王世充军发动进攻。他命令屈突通率兵五千为前锋，渡过谷水率先向王世充军发起攻击，并明确交代“兵交则纵烟”。李世民见前方烟雾升起，亲率主力冲向前去，与屈突通合力向王世充阵地冲杀。李世民为了探知敌阵纵深厚薄，率数十骑直穿敌阵而过，所向披靡。但李世民的从骑在混战中被冲散，只有将军丘行恭一人跟随在李世民身边，前方又被一道长堤阻挡。王世充的骑兵冲了上来，李世民的坐骑中箭倒地而死，情况万分危急。丘行恭拨转马头怒射追兵，但他的坐骑也中箭负伤。丘行恭跳下马背，拔去箭矢，让李世民上马奔走，自己手执大刀狂怒砍杀，掩护李世民冲出重围，与大军会合。
什么叫出生入死？这就叫出生入死。都说将帅领兵作战“计谋第一，勇猛第二”，这是对的。但如果认为将帅只要有计谋，不必具备“身先士卒、迎刃临敌”的英雄气质，那是天大的误会。那样的“文弱”将帅，至多能当个军师，绝对成不了惊天动地的盖世英雄。天下是“打”出来的，将帅的威名更是“打”出来的。
经过洛阳外围一系列大小战斗，王世充连遭败绩，越来越不得人心，洛阳周围郡县纷纷向唐军投降。
与此同时，李渊指挥其他部队策应李世民中原决战，也都在积极推进。唐将李大亮领兵攻占了湖北襄樊附近十四个军事要点，河南、安徽、湖北境内许多郡县纷纷降唐。
李世民继续指挥唐军围攻洛阳皇城。王世充据洛阳皇城全力死守，所造“大炮”可将五十斤重的石块投出二百多步远；“八弓弩箭”如车辐，一弓多箭，箭镞大如巨斧，可射出五百多步。唐军昼夜攻城，旬余未下。唐军将士开始产生厌战情绪，疲惫思归，行军总管刘弘基等人请求班师。李世民说，我举大军浩浩荡荡而来，东方诸州都已望风归顺，剩下一座洛阳孤城，“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于是下令：“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在长安的唐高祖李渊也密诏李世民“使还”，李世民派参谋军事封德彝入朝向父皇面奏说，王世充“号令所行，仅洛阳一城而已”，且已“智尽力弱，克在朝夕”，“今若旋师，贼势复振，更相连结，后必难图”。李渊同意了李世民继续围攻洛阳的计划（《资治通鉴·唐纪四》）。
李世民致书王世充，“谕以祸福”，对他劝降。王世充拒绝投降，他正在等待窦建德的援兵，可是窦建德的援兵迟迟不到。
李世民下令在洛阳周围挖长壕、筑堡垒，断绝城内外一切交通，洛阳城中断粮，“死者相枕于道”。
虎牢之战擒获窦建德：
虎牢之战是中原决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七月，当李世民领兵东下围攻洛阳之际，正是河北窦建德起义军发展到鼎盛时期。唐高祖李渊为了分化王世充与窦建德的联系，派出使者同“夏王”窦建德联络，窦建德未置可否，只是将俘获的李渊之妹同安公主送回了长安。窦建德正在观望，他要看看唐军和王世充的郑军到底谁占上风。但当他看到唐军在中原节节胜利、王世充的郑军只剩下洛阳一座孤城时，他突然找到了感觉：唐军一旦吃掉王世充，下一个目标肯定就是他了。于是，他接受中书舍人刘彬的建议，出兵援救王世充。他想好了三步棋：第一步先维持“鼎足相持”之势；第二步待唐军退去之后争取吃掉王世充；第三步，吃掉了王世充、兼并了他的部队，就可以乘唐师之老，夺取天下（《旧唐书·窦建德传》）。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三月，窦建德席卷河北、进取河南东部之后，以三十万之众西救洛阳，屯兵于虎牢以东的荥阳地区，与镇守虎牢关的唐军将领王君廓形成对峙。
洛阳久攻未克，窦建德大军西来，形势严峻，如何对敌？李世民元帅府内，面对上述形势，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郭孝恪、薛收等人认为：王世充穷途末路，灭亡指日可待；窦建德气势汹汹来援，恰好可以扼守武牢险关，将它一举歼灭。如果优柔寡断，使他们两股势力合到一起，窦建德再把河北的粮食输送给王世充，战争就将被拖得旷日持久。李世民听了点头不语。但萧瑀、屈突通、封德彝等另一部分将领却认为，王世充死守坚城，我方久攻不下，唐军将士已被拖得疲惫不堪；窦建德势头正猛，率大军来援，我方腹背受敌，难有胜算，不如先退保新安，再作计议。李世民听完双方意见，最后表态说，王世充城内军粮已尽，上下离心，不需力攻，可以坐克；窦建德大胜而来，将骄卒惰。“吾据武牢，扼其咽喉”，他“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眼前出现了“一战擒二虎”的难得良机，万不可失，“吾计决矣”（《资治通鉴·唐纪五》）。
李世民当机立断，留下李元吉负责继续围攻洛阳，自己亲率三千五百精骑急赴虎牢关与王君廓部会合，大军在后跟进。李世民选择白天从北邙山向东出发，王世充登城观望，发现了唐军动静，却难以判断唐军去向，竟不敢出城追击。
李世民到达虎牢关的第二天，为了抵近观察和试探敌人，他亲率五百精骑，出虎牢向东，途中留下李世勣、程知节和秦叔宝等几小股伏兵，最后只有尉迟敬德等四骑跟随。离窦建德营三里，遇其游哨，李世民弓起人倒，射杀窦军一名骑兵。窦建德闻讯大惊，速派五六千骑出击，李世民与尉迟敬德在后缓行，将窦建德军引进伏击圈内，李世勣等几处伏兵突然杀出，来敌一半被歼，敌将殷秋、石瓒被俘。小战获胜，李世民再次致书窦建德，晓以利害，劝其归降。窦建德顽固拒绝。
这时，窦建德手下有位国子祭酒凌敬，向窦建德建议放弃进攻虎牢关，提出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北渡黄河，占领山西南部，翻越太行山，进攻蒲津渡口。这样有三个好处：一是进入唐军空虚地区，可保全胜；二是掠地拥众，扩大声势；三是震动关中，可解洛阳之围。窦建德的妻子曹氏也赞成这一方案。但窦建德认为洛阳危在旦夕，不能失信不救，决意“进逼武牢”（《旧唐书·窦建德传》）。
这时，窦建德军得到一个情报：唐军的军马饲料已尽，只得驱赶军马涉水到黄河北岸放牧。于是，窦建德准备等待唐军马放黄河北岸、人马分离之际，向唐军发动突然袭击。窦建德的这一计划，又被李世民获悉。李世民亲自到黄河北岸登上广武山观察战场地形和敌营状况，形成了一套将计就计的作战方案。当天傍晚，唐军故意将一千多匹战马留在河洲上夜牧，诱敌进攻。
在虎牢关与荥阳之间，有一条从南部山区向北流入黄河的氾水。第二天，窦建德全军出动，在汜水东岸列阵，北至黄河，南至鹊山，正面宽达二十余里。王世充的一位部将郭士衡也在窦建德军之南布阵助威，大肆鼓噪。李世民登高观察敌阵，下来对诸将说，窦建德从起义到现在，虽然声势越来越大，但他从来没有打过大仗。他这次布下的这个阵势，更证明他不会打大仗，没有什么可怕的，“甫过日中，必破之矣”（《资治通鉴·唐纪五》）。李世民让大家镇静待敌，派人去将散放在河洲上的军马赶回来，准备投入战斗。
五月初二午后，窦建德的士兵在太阳底下曝晒已久，饥渴难忍，开始懒散躁动，有的席地坐卧，有的争水打斗。李世民命令宇文士及率领三百余骑涉过汜水，从窦建德军阵前向南移动。他对宇文士及明确交代说：如果敌阵不为所动，你立即撤回；如果敌阵骚动，你立即向东发起进攻，扰乱敌阵，我大军立即涉过汜水对敌发起冲击。宇文士及率领三百骑驰至窦建德阵前，敌阵立刻骚动起来。李世民亲率唐军急渡汜水，对敌发起全线冲击。窦建德正要召集众将商议应敌之策，唐军已经冲到眼前，窦建德军乱作一团。这时，唐军出现了两位勇将。一位名叫窦抗，他带领轻骑率先冲入敌阵，紧追败逃中的窦建德，李世民亲率精骑跟随其后冲击，锐不可当。另一位是淮阳王李道玄，单骑冲入敌阵来回冲杀，“飞矢集身，状如猬毛”，他毫无惧色，张弓劲射，勇不可当。李世民率领众将举起唐军大旗向敌阵后方冲击。敌军见阵后出现唐军大旗，大惊、大乱，全线崩溃。窦建德被唐军长槊刺中，奔逃。唐军奋勇追击三十多里，在牛口渚（今河南荥阳市北牛口峪），将数处负伤的窦建德俘获。窦建德五万多部众全部投降，李世民将他们全部释放。窦建德之妻曹氏率领数百骑逃回夏国都城洺州（今河北永年）。
虎牢之战以窦建德全军覆没而告终。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这是“围城打援”的经典战例之一。虎牢关从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隋唐之际，李世民在虎牢关全歼窦建德，使这一险关在战争史上更加著名。坚城难克，但经不住久围；久围之下，若得不到外部来援，必垮无疑。因此，围城打援，成为攻克坚城的一个重要战法。李世民乘虎牢关大胜之威，率领唐军回攻洛阳王世充。沿途偃师、巩县等地王世充守将纷纷投降。李世民将俘获的窦建德和王世充部将郭士衡带到洛阳城下，向王世充劝降。五月初九，走投无路的王世充出城投降。
五月初十，李世民率领唐军开进洛阳，严明军纪，封存府库，秋毫无犯。王世充党羽段达、王隆、单雄信、郭士衡等十余人被斩首，其余一律释放。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七月至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五月，李世民十个月内歼灭了洛阳王世充、河北窦建德两大政治集团，中原决战全胜，这是唐朝统一全国的关键性胜利。长安搞了一个隆重的入城式，迎接李世民东征凯旋。“世民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将从其后，铁骑万匹，前后部鼓吹”，李世民将“俘王世充、窦建德及隋乘舆、御物献于太庙”，“斩窦建德于市”。
李渊见了王世充，一顿怒责。王世充回答道：“臣罪固当诛，然秦王许臣不死。”李渊乃赦王世充为庶人，与兄弟子侄等一起流放蜀地。王世充一家行至雍州，夜宿廨舍。定州刺史独孤修德兄弟俩向里面喊了一声“郑王”，王世充与其兄王世恽一起出屋，被独孤修德兄弟刺杀——因为独孤兄弟的父辈是被王世充杀掉的，儿辈来为父辈复仇。李渊下诏罢免了独孤修德的官职。王世充“其余兄弟子侄等，于道亦以谋反诛”（《资治通鉴·唐纪五》）。
平定河北刘黑闼：
刘黑闼是一个很难缠的角色，平定刘黑闼的战事几经反复。刘黑闼与窦建德是同乡，曾参加李密起义。李密失败后，投归窦建德。窦建德起义被镇压后，唐洺州刺史李君实、唐将秦武通等人大肆追索窦建德部众藏匿的财物；唐高祖李渊又征召窦建德部将入京，引起窦建德旧部恐慌。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窦建德旧部推举刘黑闼为首领，起兵反唐，为窦建德“复仇”，“半岁之间，尽复建德旧境”（《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月中旬，秦王李世民请命东征。唐高祖李渊命李世民与李元吉同往河北讨伐刘黑闼。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一月上旬，李世民率军抵达获嘉（今河南获嘉）。刘黑闼闻讯，放弃相州（治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北撤，退保洺州。
唐幽州总管罗艺奉命南下，配合李世民南北夹击刘黑闼。
洺州以东，另有一座洺水城（即洺水县城，今河北威县西，旧城已湮没）。洺水人李去惑（窦建德部下）举城降唐，李世民遣唐将王君廓“将千五百骑赴之，入城共守”。这样，退守洺州的刘黑闼陷入了唐军南、北、东三面包围之中（西面是太行山区）。刘黑闼为了打开东面通道，集中全力进攻洺水城。洺水城是一座水城，“城四旁皆有水，广五十余步”。刘黑闼第一次攻洺水城，李世民派秦叔宝领兵击退。随后，刘黑闼于洺水城东面和北面“填柴运土，做甬道，以撞车攻城”。李世民三次“将兵击之”，均遭刘黑闼顽抗，无法靠近。唐将李世勣说，如果让刘黑闼把甬道堆筑到洺水城下，该城必失。鉴于洺水城内兵少力薄，难以坚守，李世民命人站到高处用旗帜召唤王君廓率部突围。年仅二十岁的小将罗士信请求前去替换王君廓坚守洺水城。就在王君廓率部突围的同时，罗士信带领二百兵员乘势突入洺水城接防。刘黑闼昼夜攻打洺水城，罗士信坚守八天，适逢大雪，唐军增援困难，洺水城陷落，罗士信战死。四天后，李世民才率部收复洺水城，刘黑闼被迫退回洺州。
三月，刘黑闼缺粮情况越来越严重，急于突围，反复向唐军挑战。唐军“坚壁不应”，李世民派兵抄绝其粮道，“沉其舟，焚其车”。
李世民与刘黑闼相持了六十余天，危急关头，双方发生了一场激战。“黑闼潜师袭李世勣营，世民引兵掩其后救之，为黑闼所围，尉迟敬德率壮士犯围而入，世民与略阳公道宗乘之得出”。李世民断定刘黑闼一旦粮尽，必来决战，命令地方官吏在洺水上游筑堰拦水，明确交代，刘黑闼前来决战时，决堤放水。三月二十六日，刘黑闼终因粮尽被迫率两万步骑南渡洺水与唐军决战。“世民自将精骑击其骑兵”，“黑闼帅众殊死战”，“自午至昏，战数合，黑闼势不能支”，“守吏决堰，洺水大至，深丈余，黑闼众大溃，斩首万余级，溺死数千人”，刘黑闼与范愿等二百骑奔突厥，“山东悉平”（《资治通鉴·唐纪六》）。
但仅仅相隔三个月，刘黑闼又勾结突厥卷土重来，其旧部纷起响应，河北大部州县又落入其手。为了分化突厥与刘黑闼的勾结，唐朝遣使与突厥修好，颉利可汗退兵。
十月，刘黑闼与三万唐军在下博（今河北深县）激战，唐军大败。
十一月，李渊派四子李元吉前往河北进剿，但李元吉惧敌怯进。这时，魏征对太子李建成说，秦王李世民战功卓著，声名显赫，这对你十分不利，现在到了你建立军功的时候了。于是，李建成受命东征。魏征又献策说，上次征讨刘黑闼，由于杀其将帅、虏其妻子，故引起强烈反弹。这次应改变做法，安抚其败将，释放所有战俘。李建成依计行事，果然大见成效。十二月下旬，刘黑闼在魏州、毛州（今河北馆陶县）两次战败，军粮耗尽，军心涣散，大量士卒逃亡，有的绑缚将领投降唐军。次年正月，刘黑闼在饶阳被饶州刺史诸葛德威擒获交送唐军，被斩于洺州。
至此，北方宣告平定。
平定南方
南方的割据势力没有北方强大。但是，隋、唐都兴起于北方，对南方比较生疏，平定南方的割据势力，也并不十分轻松。平定南方的大功臣是李渊的堂侄李孝恭，但李孝恭对军事并不精通，军事指挥主要依靠开府将军李靖。李靖后来成为唐朝著名军事家。
江陵之战平定萧铣：
萧铣，后梁宣帝萧詧的曾孙，隋炀帝萧皇后的内侄，隋朝时以外戚身份任罗川（今湖南汨罗）县令。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岳州（治今湖北孝昌县）校尉董景珍、沔州（治今湖北仙桃市）张绣等人起兵反隋，共推萧铣为主。萧铣在江陵称帝，统治范围西起三峡，南至交趾，北距汉水，东达豫章，拥兵四十万，是南方最大的割据政权。
李世民平定了洛阳王世充和河北窦建德两大政治集团，李渊随即部署南方战役，以消灭萧铣政权。（一）任命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为行军长史，尽发巴蜀之兵，自夔州顺江东下；（二）以卢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由郢州（治今湖北京山）督军南下；（三）黔州（治今四川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治今湖南沅陵），进逼江陵；（四）黄州（治今湖北新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进逼江陵。以上四路唐军，对江陵四面合围。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九月，三峡水涨，波涛汹涌，行船惊险。巴蜀诸将都请水退后再进军，李靖坚持乘水涨险急之际破浪东下，迅疾势盛，出敌不意。李孝恭采纳李靖建议，乘急流，出三峡，抵夷陵。萧铣急令文士弘率精兵数万屯于清江（今湖北宜都以东清江汇入长江处），阻击唐军。十月上旬，唐军进至清江城下，文士弘领兵出战，不堪一击，大败而退。唐军缴获战船三百余艘，歼敌上万，并乘胜追击至百里洲（今湖北枝江东南江心洲），控制了南江江面，文士弘退守北江江面，双方形成对峙。李孝恭急于向北江文士弘军发起进攻，李靖认为不可操之过急，“缓之一日，彼必分其兵，兵分则势弱，我乘其懈而击之”。但李孝恭不听，留李靖守营，自率精锐出击，结果溃败而退，大量物资留在江心洲上。文士弘军的士卒们上洲争抢唐军物资，“人皆负重”。李靖见此情景，当机立断，挥兵出击，大破文士弘军，并乘胜追击至江陵城下。
萧铣得悉唐军已兵临江陵城下，惊恐万分。江陵城内仅留宿卫将士数千人，全部调出城外抵抗唐军，城内极度空虚。唐军很快攻入江陵外城，占领水城，缴获大量战船。李靖下令将缴获的战船全部散放到长江中任其漂流，将士们对此大惑不解。李靖说，萧铣占有广阔地域，我军孤军深入，如果在我们攻下江陵之前萧铣四方援兵抵达，我们将陷入绝境。让这些战船塞江而下，外地援军即使来到，见此情景都会造成江陵已经陷落的错觉，狐疑不敢冒进。等他们探明真相，我们已经争得时间，攻克江陵。
李靖“弃船”之招，从战术层面讲，这就是虚虚实实，疑兵之术。从战役和战略层面讲，它说明一个道理：打仗不能“舍本逐末”。攻克江陵是本，缴获的战船是末。作为一名优秀指挥员，既要做到对作战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不能疏忽，但更要善于从大局着眼去处置战场上出现的每一种情况。打了胜仗，缴获的战利品当然越多越好。但有时为了全局利益，又要舍得丢弃这些“包袱”，去实现更重要的战役和战略目标。
李靖“弃船”之招，果然收到了疑兵效果。江陵被围，援军不至，萧铣看到江中漂满本方战船，苍凉、绝望，“大势已去”的感觉塞满了他心间，十月二十一日出城投降。唐军进入江陵，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南方州县闻之，皆望风款附”。
几天后，萧铣调集的十多万援兵陆续抵达。他们沿途看到顺流漂下的本方战船，未到江陵军心已散，都觉得救援江陵已经无望。一到江陵，见城头旗帜已换，十多万援军未作任何抵抗，全部向唐军投降。萧铣被押送长安处斩（《资治通鉴·唐纪五》）。
当涂之战平定辅公祏：
辅公祏原是江淮农民起义军领袖杜伏威的副手。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杜伏威、辅公祏率部降唐，并为唐朝平定东南建有大功，“伏威尽有淮南、江东之地，南至岭，东距海”（《资治通鉴·唐纪五》）。唐朝封杜伏威为东南道行台、尚书令、吴王，封辅公祏为行台左仆射、舒国公。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七月，杜伏威奉诏入朝，去了长安；辅公祏留在南方。
杜、辅二人原为少年知己、刎颈之交。但在杜伏威入朝之前，两人已有矛盾。起因是：辅公祏比杜伏威年长，杜伏威一向对他以兄长相称，军中也称他为“伯”，两人平起平坐。唐朝对他们二人的任命则有主有副，但辅公祏毫无“谦让”意识，这使杜伏威渐觉不快。一支军队只能有一位主帅，“双雄并列”终不能长久。因此，杜伏威在设立东南道大行台时，以养子阚稜为左将军、部将王雄诞为右将军，而以辅公祏为仆射，表面上是尊重他，实际上是削去了他的兵权。对此，辅公祏怏怏不乐。这时，辅公祏身边出现了一位方士左游仙，这是一只专“叮”有缝鸡蛋的苍蝇。辅公祏开始闹情绪，跟随左游仙“学辟谷以远其事”。杜伏威带养子阚稜入朝前，专门嘱咐王雄诞：“吾入京，若不失职，无令公祏为变”（《旧唐书·辅公祏传》）。
杜伏威入京一年后，辅公祏经不住左游仙的挑动，决心起兵反唐。他对掌握兵权的王雄诞诈称已接到杜伏威书信，要求他们起兵反唐。王雄诞不知真假，闷闷不乐，称病不再理事。辅公祏乘机把兵权篡夺到手，派人转告王雄诞，要他参加起兵反唐。王雄诞以死相劝阻止，辅公祏决意造反，将王雄诞缢死，对军中诈称：杜伏威已在长安被捕，发来书信要求旧部立即起兵反唐。就这样，辅公祏在丹阳（今江苏南京）称帝。唐洪州（治今江西南昌）总管张善安，原是唐朝招安的山东兖州农民起义军领袖，也响应辅公祏反唐。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八月，北方的刘黑闼、徐圆朗等均已平定，李渊对围剿南方辅公祏叛军做出了部署：（一）襄州（治今河南方城县）道行台李孝恭率水军由江陵向江州（今江西九江）进发，并节度其他各路唐军；（二）岭南道（治今广州）大使李靖领兵北上；（三）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市）总管黄君汉率部东下亳州（今安徽亳州）；（四）齐州（治今山东济南）总管李世勣率部渡淮南下。以上各路唐军对辅公祏形成合围之势。
唐军主帅李孝恭由江陵顺江东下，连克枞阳、鹊头镇（均在今安徽境内）。各路唐军一齐压向辅公祏叛军，双方在芜湖第一次交战，辅公祏大败，退据当涂西南的博望山顽抗。在长江东岸博望山与西岸梁山之间用大铁链封锁江面，并在西岸梁山一侧筑十里长垒，阻击顺江东下的唐军。同时，又以三万精兵占领当涂东南的青林山，阻击从猷州（治今安徽泾县）北上的唐军。这时，唐将李世勣已南渡淮河，攻占寿阳；李靖也已与李孝恭会师，抵达博望山下。唐军多次挑战，叛军凭借有利地形，坚壁不出。李孝恭召集众将商议对策。多数人主张绕过博望山，直捣丹阳，端掉辅公祏巢穴，可一举制胜。李靖坚决反对。他说，博望山固然有叛军三万精兵在此，但毕竟是野战阵地；辅公祏本人坐镇丹阳，城中兵力不会少于博望山，而且丹阳城池极为坚固，更加难以攻克。只要不断去博望山敌营阵前挑战，冯慧亮、陈当世迟早会出垒应战，我们就能抓住进攻机会。李孝恭采纳了李靖建议，坚定了进攻博望山的信心。
李孝恭派老弱兵员上前挑战，集结精兵埋伏于后。冯慧亮、陈当世果然出阵迎战。唐军“一触即退”，冯慧亮、陈当世追击，唐军主力上前迎击。杜伏威养子、跟随杜伏威一起入朝的猛将阚稜摘下头盔，对冯慧亮、陈当世及叛军士兵喊话道：“汝曹不识我邪？何敢来与我战！”叛军中许多将士都认识阚稜，都知道这位猛将“善用大刀，长一丈，施两刃”，“每一举，辄毙数人，前无当者”（《旧唐书·阚稜传》）。有些人一见他当即向他躬身下拜。唐军乘机大举反攻，转战数日，歼敌一万余人，接连摧毁叛军博望山、青林山两处营垒，叛军残部逃回丹阳。李靖、李世勣相继追击至丹阳城下，一南一北，对丹阳形成夹击之势。
辅公祏眼看丹阳难以守住，离城东走，企图与会稽（今浙江绍兴）左游仙部会合。李世勣率军不舍昼夜，连续追击。辅公祏逃至句容（今江苏句容）时只剩五百士兵相随。夜宿常州时，其部将吴骚等密谋将其擒送唐军，被察觉。他抛弃家室妻子，带数十心腹夺路而逃。逃至武康（今浙江德清西），被当地民团武装抓获，执送唐军。李孝恭下令将其押送丹阳处斩；又“分捕余党，悉诛之”。至此，“江南皆平”（《资治通鉴·唐纪六》）。
玄武门之变
唐朝开国，真正走上大治轨道，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继承帝位之后。
唐朝的开国君主是李渊；推动晋阳起兵的谋主却是他次子李世民，领兵东征西讨、平定全国的军事统帅也是李世民。但由于李世民是次子，被立为太子的是李渊长子李建成。当时任太子洗马的魏征曾对李建成直言，“秦王（李世民）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资治通鉴·唐纪六》）。李渊也认为，论才干、论功绩，李世民都在太子李建成之上。他曾亲口对李世民说过，“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资治通鉴·唐纪七》）。究竟谁最有资格、最有资本来担当大唐的天下？这场矛盾注定要爆发。
但是，玄武门之变并不是李世民居功自恃主动挑起的，而是被他的兄长太子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两人逼出来的。李建成畏忌李世民功高望重，和四弟李元吉纠合在一起，一次又一次密谋刺杀李世民。李元吉在其中起了很坏的作用，他多次挑动李建成早日除掉李世民，并对李建成许愿说：“当为兄手刃之！”有一次，李世民跟随李渊来到李元吉宅第，李元吉从他的护军中挑选了一名刺客埋伏在寝室内，准备行刺李世民。李建成事到临头动摇了，制止了这次刺杀行动。李元吉怒道：“为兄计尔，于我何有！”（《资治通鉴·唐纪七》）
李渊对儿子们的矛盾一清二楚，但他处置不力，优柔寡断，负有很大责任。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六月，李渊驾幸仁智宫（关中西北山区行宫）避暑，命太子李建成留守长安，李世民、李元吉护驾相随。行前，李建成与李元吉密谋，指使当过东宫宿卫将领的庆州刺史杨文干举兵袭击仁智宫，与李元吉里应外合，袭杀李世民。结果被告发。李渊以手诏把李建成召至仁智宫，将他看管了起来；然后把李世民找去商量说，杨文干起兵谋反的后台是李建成，他是太子，有些人都把他当后台，“应之者众”。这时派其他人去讨伐杨文干，弄不好会倒戈。因此，讨伐杨文干还得由你挂帅。平定后，我立你为太子。但我不能仿效隋文帝诛杀太子杨勇，我会封李建成为蜀王。将来他如果能服你，你就保全他性命；如果他不肯服你，“汝取之易耳”（《资治通鉴·唐纪七》）。这就把一副牌全摊开了。
可是，就在李世民出征讨伐杨文干叛乱期间，李元吉发动后宫妃嫔纷纷为李建成说情；封德彝又“营解于外”。于是李渊变卦，“复遣建成还京师居守”，而把挑动“兄弟不睦”的责任归罪于太子身边的几位官员王珪、韦挺、杜淹等人，把他们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了事。李世民平定杨文干叛乱回来，李渊再不提立他为太子之事。本来已经摊开的一副牌又被合上了。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一日晚上，李建成把李世民叫去喝酒，在酒里下毒，“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李渊闻讯，来到西宫“问世民疾”，接着对李世民讲了如下一段话：“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资治通鉴·唐纪七》）李渊想用“兄弟分家”解决家庭矛盾的办法，来解决这场立储之争，其实根本行不通。
李建成、李元吉得知这一消息，紧急密谋认为，如果让李世民得到半边天下，再要制他就难了，把他留在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于是“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谮诉世民于上，上信之，将罪世民”。陈叔达力谏曰：“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资治通鉴·唐纪七》）
在几次皇子之争的严重危机中，李建成、李元吉都是通过后宫妃嫔“谮诉”李世民，从而使李渊到最后关头改变了决心。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李世民长期在外统兵作战，而李建成、李元吉是纨绔之辈，通过吃喝玩乐、荒淫糜烂生活与后宫妃嫔们厮混得烂熟；二是李渊好听后宫宠妃们的“谮诉”，说明他也缺乏明君风度。
李建成在李世民酒中下毒事件发生后，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发，“实乃社稷之忧”。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无法挽回，不如劝秦王李世民“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资治通鉴·唐纪七》）。在众多亲信的劝说下，李世民犹豫再三，终于痛下决心，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拂晓，李世民伏兵于玄武门（宫城北门）内，乘李建成、李元吉前来上朝之际，通过一场惊心动魄、短兵相接的喋血拼杀，将他们一并袭杀。
六月初六，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
八月初九，李渊让位于李世民，自为太上皇。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大唐盛世，始于李世民贞观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