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堡战役（Battle of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战役简介
君士坦丁堡战役：君士坦丁堡战役是发生在公元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攻城战，此战是典型的要塞攻防战，也是世界历史上最令人震撼的战役。君士坦丁堡战役导致连接欧亚两洲的主要陆上贸易路线中断，令很多欧洲人开始认真考虑经海路到达亚洲的可行性，最终促成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君士坦丁堡在星期二失陷，所以很多希腊人认为星期二是一周中最不祥的日子。
君士坦丁堡战役过程分析——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一四四九年七月六日，皇帝约翰六世逝世，他的兄弟君士坦丁十一世继承帝位。君士坦丁一世的时代，东罗马帝国的领土包括全部巴尔干半岛（依里利亚除外），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昔兰尼加等地，现在却只剩君士坦丁堡的一座孤城。约翰除了维持这个卑贱“现状”外没有做其他事，为了安抚敌人，当苏丹在瓦尔纳获胜之后，他甚至还派人去祝贺。拜占庭的教会和贵族也同样谄媚，至于拜占庭人民，米贾托维奇在《希腊末帝君士坦丁传》中说：“这个民族变得暮气沉沉，既不主动也无意志。在皇帝和教会面前，他们匍伏于埃尘之中；转过身来他们却挥拳顿足。上面是暴政和压榨，下面是仇恨和懦弱。无论朝野上下都充满了残酷和伪善风气，外表的虚伪代替了真正的文化，浮华的语言掩盖了真正的思想。政治和社会组织都同样腐朽，民族精神已经衰老，没有一点弹性。在虚假的爱国思想之下，大家都只重私利而忽视公益。
这种卑劣的状态，部分是由于多年来罗马想统一拉丁和希腊两个教会的企图造成的。拜占庭人民的心已经被这个神学问题占满，所以无法再容纳其他东西。尤其在那个时代，宗教又与政治不可分离，宗教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足以阻止建立战略同盟。而没有这种战略同盟，那么欧洲对抗土耳其人的东大门就象没有门闩一样。
虽然两个教会的对立始于五世纪，但直到十一世纪矛盾才变得尖锐。一○七三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说：“宁可让一个国家永远受伊斯兰教徒统治，也比让那些拒绝承认天主教权利的基督徒统治好一点。”仇恨发展到如此地步，在一四三九年，佛罗伦萨会议虽然同意教会合并，而且也获得君士坦丁堡的红衣主教伊斯多尔认可，可是在一四五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大公爵鲁卡斯·诺塔拉斯却宣布说：我宁愿看到这座城市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不愿让它受拉丁支配。甚至在围攻时期，情况已经十分严重，史学家杜卡斯还在说：“即使有一个天使从天而降，对他们说只要肯与罗马教会合作，就可使该城不被土耳其人攻占，希腊人却还是会拒绝。”
即使合并已被承认之后，西方国家对希腊人的援助也极为有限。在金角北面，君士坦丁堡郊外，热那亚人在加拉太的殖民地在这次战争中始终严守中立，而其他国家的援助也都是用物质来换取的。日尔曼皇帝腓特烈三世只空谈而不动手。阿拉贡、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国王阿方索也一样。匈牙利虽然愿意援助，但却要求以希利维亚或美什布里亚两地作为交换条件。加泰罗尼亚国王则要求莱斯沃斯。只有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教皇真正给与了若干援助。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是怕他们的贸易受到损害，而教皇则是因为合并已被承认：这被认为是值得红衣主教伊斯多尔和两百名士兵的！
在基督教方面只有分裂和软弱现象，但土耳其人方面却是一支有活力的年轻民族，在坚强领导之下联合一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一四五一——一四八一年）是穆拉德二世和一位美丽的阿尔巴尼亚女奴的儿子，他也是东方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一四五一年二月初他父亲死亡时，他只有二十一岁，他在马格尼西亚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用最快速度行动，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加里波利，然后赶到亚德里亚堡。他于二月九日到该城，立即被宣布为苏丹。
下述行为就可看出这个人的性格：他第一个行动就是溺死他的婴儿兄弟，第二个行动是杀死他所雇用的凶手，第三个行动是把这个孩子的母亲嫁给一个奴隶。他的外表很漂亮，身材中等，有一个长鹰钩鼻，似乎挂在嘴巴上，他的嘴唇红而且薄，半隐在长须下。似乎有点神经质，易怒多疑，他对朋友猜忌，而对敌人残忍。他被称为“饮血者”，君士坦丁堡被攻占之后，他把被处决的敌人人头都放在面对他的桌子上。他很少笑，偶然发笑的情形却是这样：一次他听说瓦拉几亚王子德拉库尔，因为他的使臣不肯在朝见时取下头巾，就把他们的头巾用钉子钉在他们的头上。他不禁莞尔发笑，因为他觉得很有趣，并且也立即采用这种毒刑。另一次，是当他听说德拉库尔把几千名土耳其俘虏都一一钉死，他又笑了，并且恭维说：“一个王子能做这样大的事，要想把他赶出去实在是不可能。”虽然如此，他却非常聪明，她的继母布兰科维奇也是文化水准很高的妇女，对他颇有陶冶之功。对一个土耳其人而言，他极其罕见地精通五种外语，能说、能读、能写——包括拉丁、希腊、阿拉伯、迦勒底和波斯文，甚至还有斯拉夫文。在他一生当中都忙于追求知识，极爱读书。他精通哲学，神学和占星术，而且也爱好波斯的诗词和艺术。正如芬雷所说：“他集青年人的英勇进取与老年人的审慎智慧于一身。”这种结合为他的军事天才和治国之术构成了智慧基础，在这两方面如果不是最出色的，也是很杰出的。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是他的楷模，他对居鲁士、亚历山大、凯撒、屋大维、君士坦丁和迪奥多希的传记都有深刻研究。就象特塔迪说的：他是想征服世界，想比亚历山大和凯撒以及任何过去的人物更伟大。
从他用兵来说，主要的是靠数量取胜而不是依赖技巧。虽然他一再被匈牙利和斯康德堡——即卡斯特里奥塔——所阻止，而且也曾被罗德岛人和波斯人击败，但他的治军之术还不算太差。和许多其他苏丹不同，他总是亲自统帅军队，战争是他的生活也是他的梦想。一切都由他自己作决定，不受任何干涉，也要求部下保持严明军纪。就如吉本所说：“如果一个主人永远不忘记部下的过错，就没人敢不服从他的命令。”
他精力充沛，能吃耐劳苦，而且神出鬼没。他常常化装微服出行，混在部队中偷听他们谈话，如果有任何人发现了他，那个人就活该倒霉了，即使是对他表示欢迎也难免不被立即处死。
一次他讲到自己的秘密准备时说：“如果我的胡子中有一根知道我的秘密，我也会把它拔掉，丢在火中烧毁。”他的计划总是很彻底，准备很周密；他的运动很快，失败了他从不气馁，而且从不让敌人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他侵入欧洲各省区前后达二十次之多，使它们屈服于自己的意志之下，更重要的是他对炮兵技术十分精通，在历史上，他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真正伟大的炮手。
作为政治家时，他深居简出，使自己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让他的臣民感到他是超自然的权力——一个神。他也是第一流的行政家，机智而宽宏的统治者。他对所征服的地区也知道如何进行组织，他把次要的东西让臣民去处理，而对首要的东西却控制得很紧。
他在青年时代就把攻占君士坦丁堡作为志愿，所以即位之后马上就去实现这个理想。第一步，他宣布承认穆拉德与君士坦丁之间所订的条约，并特别表示出和平意图。其次，为了避免背面受到卡拉马尼亚酋长攻击，他首先将其征服——一四二二年，类似攻击曾迫使他父亲从君士坦丁堡解围而去。他又与威尼斯讲和，与匈牙利签订了三年期的休战条约，并且同匈牙利，瓦拉几亚和波斯尼亚建立了和平关系。吉本说和平是在他的嘴上而战争却在他心中，最后，他记得他父亲在瓦尔纳战役中为把部队渡过加里波利，每名士兵花了一个“杜卡”（约九先令）的通行费，决定不再受这种损失。当巴亚基德修建安纳托利亚-希萨要塞时，土耳其人已经成为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海岸的主人，他现在决定还要做欧洲海岸的主人。一四五二年三月，他命令一支部队和五千名工人，在君士坦丁堡以北不远登陆，建立特强的罗米里亚-希萨要塞。希腊人称之为“割喉堡”。巴尔巴罗在他的围城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个要塞面海的一边特别坚固，绝对不可能被攻克，因为岸上和城墙中布满了炮台。在面向陆地的方向也非常坚固，但比起海上这面却略有逊色。六个月后工事完成了，君士坦丁堡与黑海各港口之间的一切交通完全被切断，也就使其丧失了来自乌克兰的主要粮食供给来源。于是穆罕默德率领一支部队——据说为五万人——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外，目的是为了侦察敌情。一四五二年九月六日，他撤回亚德里亚堡去完成他的准备工作。
土耳其陆军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部队：（一）新军，（二）杂牌部队，（三）地方团队。新军已经成了正规常备军，人数在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之间，是十五世纪最精锐的部队。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包括查理七世时代的法国，能拥有一支可以与他们相比的部队。从穆拉德一世的时代开始，他们的征募就是对基督教省区采取“血税”方式。每个省区每年都要担负一定配额，交出七岁到十二岁的男童若干，并且必须是体力和智力均优者。这些不幸的孩子就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并接受极严格的训练。他们不准结婚，不准享受奢侈生活，也不准做生意和累积私产。他们是军事性苦行僧，当他们老到不能服役时，国家就给予抚恤金。第二种部队与“新军”完全不同，是由土耳其人和叛教的基督教徒组成的乌合之众，装备也非常低劣。第三种部队大部分是从安纳托利亚召来的，也只稍好一点。贝特朗登在他的游记中对土耳其陆军的情形和战术有详细记载。他说，奥斯曼的军人都穿着锁子甲，一直盖到大腿，头上戴着白色尖顶帽，饰有铁片。他们的武器为弓，剑和槌矛。土耳其军人对上级绝对服从。他们获得巨大征服效果的主要原因就是纪律严明。初发现敌军时，他们只是监视不动，然后突然的用强行军袭击敌人，他们在尼科波利斯就是这样。他们的战术也经常随环境而改变。当发现有利时机，他们会分成几个支队同时向敌军各部进攻。他们退却时更可怕，基督教国家的军队常常就这样被击败。当他们的将领或军官发现追击中的敌人已经秩序紊乱时，就把一个小鼓敲三下，马上依照情况同时实行反击。在会战中，他们也使用其他计策。他们会把火器射到敌人骑兵行列中，惊吓马匹。他们在正面常布列一大批强悍难驯的骆驼，他们把骆驼赶入敌人阵中，造成极大混乱。
比“新军”更重要的还有穆罕默德的炮兵。这些人主要都是基督徒。克里托布拉斯在《剑桥中古史》中说：那是火炮决定了一切。穆罕默德共有十二三个“大炮”连和十四个“小炮”连，每连有火炮四门。他的最大火炮是在亚德里亚堡铸造的，铸造技师是个匈牙利人或瓦拉几亚人，名叫乌尔班。它的炮管分十二片，每片八英寸，总圆周九十六英寸，据计算其射出的石弹应该重达一千四百五十六磅。这个巨大武器需要六十头牛来拉曳，并且旁边有二百人一起才能保持正确行进路线，另外还有二百人在前面平路。每次装弹的时间为两小时，所以一天只能发射六到八次。据法朗西斯在《奥斯曼帝国史》中的记载，这门大炮后来爆炸并炸死了乌尔班。
围攻开始时，巴尔巴罗是参战者，他说在金角和马尔马拉海间，围攻军总数约为十五万人。佛罗伦萨军人特代迪说共有二十万人，有十四万人为正规军，其余则为强盗，土匪和其他随军发财者。（注：这些数字都不可靠）。穆罕默德的舰队不太有效，大致有一百四十五艘到三百五十艘战船，样式各有不同，大多数都是小船。
君士坦丁能够用来对付这个可怕敌人的，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在城内和金角港也只有一些佣兵和少数破烂的快船。虽然城市中有近百万居民，但当君士坦丁召集自动入伍的战士时，只有四千九百七十三人应召。尽管人民的表现如此怯懦，君士坦丁皇帝却英勇的准备开始进行这场无可避免的生死搏斗。
君士坦丁的第一步就是修补城墙，它们早已颓废不堪。除了加拉太这部分现在已落入中立者手中以外，这些城墙环绕整个城市，周长约十三英里。从地形上来说可以分为三部分：
（一）迪奥多希二世的陆墙，是五世纪修建的，长四英里，南面从马尔马拉海和金门直到北面金角上的木门和布兰彻宫。
（二）海墙，沿金角这一面，从木门到卫城，大约长三英里半。
（三）海墙的延长部分，在马尔马拉海这一面直到金门为止，约长五英里半。
虽然上述海墙都只是单层建筑，不过陆墙却有三层：
（一）内层高四十英尺，有一百一十二个碉楼，每个高约六十英尺；
（二）外层高二十五英尺，也有碉楼；
（三）前面有一道胸墙，由护城河内壁构成，护城河有六十英尺宽，十五英尺深。
在每道城墙间隔有二十码空地，内墙与外墙之间叫作“Peribolos”，外层与胸墙之间叫作“Parateichion”。
为了方便作战，陆墙又分为三个战术区域：（一）从金门到圣罗曼努斯门，（二）从圣罗曼努斯门到亚德里亚堡门，（三）从亚德里亚堡门到木门。莱库斯溪流过第二区，以西地区叫作“Mesoteichion”。
主要港口是金角，南北两边都有海墙保护，向博斯普鲁斯的出口有大铁链保护——这在第十二章已经说过——并且还用大木柱增强，在这后面集中着拜占庭帝国的舰队，围城战开始时，大约有二十六艘船，十艘是希腊人的，十六艘是威尼斯人的，由特维萨诺指挥，担负防御工作。
虽然城中适合兵役年龄的男子共有二十五万人之多，但君士坦丁能召集的战士还不超过五千人，外籍军人数量虽少却非常有价值，但也只使他的兵力增加到八千人。第一批到达的增援是教皇的代表伊斯多尔红衣大主教率领的二百人。他于一四五二年十一月驶入金角，可是他的到来徒然加深了东西间的仇恨。同年十二月十二日，依照佛罗伦萨会议的条件，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教会合并的庆典，结果在金迪纳乌斯（以后他做了大主教）鼓动之下，人民发生了公开暴动，群起表示反对。所以从围城战一开始，希腊人就宁愿牺牲其政治独立而不肯放弃宗教仇恨。（注：有一个因素对土耳其方面绝对有利。凡在已被占领的地区中，希腊正教的主教被承认在民事和宗教两方面是基督教社会的代表。）接着在次年一月，热那亚名将约翰·吉斯提尼亚尼也带了七百人，分乘两艘大船来到。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位有经验的日尔曼炮兵专家，也是军事工程专家格兰特。
吉斯提尼亚尼的到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不仅他带来两艘强大的战船和七百名精兵，其中有四百名装备了完整的盔甲，更重要的是他是这个时代的名将之一。他是一个高明的领袖，具有超人的精力，机智和勇气。当他把剑献给皇帝之后（表示效忠），君士坦丁就指派他为城防总司令，赋予指挥的全权——只比独裁者差一点。他到来之后，君士坦丁堡城中才现出一线希望。
此时穆罕默德已经把博斯普鲁斯的两个拜占庭小据点——塞拉皮亚和斯图迪姆——毁掉了，所有守军均被钉死。接着用燃烧硫磺的办法把普林基波岛要塞中的守兵熏了出来。到一四五三年四月五日，他出现在陆墙前，把部队分为四个军：
（一）由扎甘指挥，监视加拉太，并在金角西端架桥，准备攻击木门。
（二）由卡拉雅指挥，攻击从木门到亚德里亚堡门之间的城墙。
（三）由伊萨克指挥，攻击从圣罗曼努斯门与金门之间的城墙。
（四）在莱库斯河谷，夹在（二）（三）两军之间，穆罕默德集中了精兵，由大将哈里指挥，这是主攻地点。为了监督作战，他把红金两色的御营帐幕，也设在这个地区后面。
君士坦丁也看出敌人主攻将要打击的地区，就把自己的指挥所也移到里。他把陆墙中段交给吉斯提尼亚尼负责。在北面，由博加尔迪兄弟，安东尼，保罗和格兰特等人负责。南面则由康塔利尼等人负责。其他方面的城墙和港口都只有极少守军，许多碉楼中只有三四名士兵守卫。
四月十二日，土耳其舰队在保加利亚叛教者巴尔托格鲁率领之下，已下锚于普林基波岛港中。大炮也已推进到了护城河边，面对着莱库斯河谷地区的城墙。伴随着击鼓声和几千人的紧张呼喊，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炮击开始了。米贾托维奇在《斯拉夫编年史》中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在博斯普鲁斯海岸都没有听见过这样响的声音。虽然如此，这却是个非常缓慢的工作，要两个小时才能装好一发炮弹，所以一天只能发射七八次。
炮兵攻击持续了好几天，但实际效力却非常有限。直到有个匈牙利使者告诉伊斯兰教的炮手不要这样浪费弹药，而应集中火力攻击城墙的三角形地区。法朗西斯认为匈牙利人是希望君士坦丁堡被攻陷的，因为有位塞尔维亚隐士曾预言，除非这个“异端”巢穴被毁灭，否则基督世界将永远无法肃清土耳其人的祸害。虽然这个“基督徒”的帮助对土耳其人很有帮助，但是城墙被轰毁之后却迅速修好。所以到四月十八日，穆罕默德实在感到不耐烦，就命令对城墙和铁链封锁线同时发动总攻。
发动攻击时，土耳其兵喊着“Yagma！Yagma！”的口号（抢呀！抢呀！），在各种怪叫声中，他们冲向壕边。据《斯拉夫编年史》记载：“枪炮声，摇铃声，武器碰撞声，战士喊杀声，妇女的哭声，儿童的尖叫声，造成如此巨大的响声，大地都在发抖。城上城下到处都是浓烟，战斗人员最后彼此都看不清楚了。”但是吉斯提尼亚尼却已有了准备，他命令各种火器和弓弩一同发射，可怕的火力马上把攻击者赶回壕中。同时，诺塔拉斯大公也击退了海军攻击。穆罕默德对这次失败感到十分愤怒，他就要把自己人的死尸装在抛石机上抛进城去。部将力劝他不必如此，却很难发生作用。（注：这并不是一种新的观念，在一四二二年的卡罗尔斯坦围攻战中就用过这个办法，而且还加上了二千车粪便。）
这次攻击失败两天后又发生了意外事件，引发一次惊人的海战。三月，有三艘大型的热那亚战船，载运部队和弹药前往君士坦丁堡增援，在希俄斯岛边由于遇到逆风，延误了很久。他们在那里一直停到三月十六日，风向转南，才扬帆继续前进。中途又遇到一艘巨型帝国运粮船，就一同前进，于三月二十日上午十时望见了圣索菲亚教堂的大圆顶。
一听到他们接近的消息，穆罕默德马上命令舰队出海，击毁或捕获这些船支。他自己率领幕僚人员和大批部队也赶到加拉太海岸观战。他看见一百四十五艘土耳其战船划桨进攻，照他看这四艘基督徒的船只一定可以到手的。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和屋顶上也有千余人观战，他们的想法与苏丹也大致相同。
欢呼声中，巴尔托格鲁向敌船直进，但是因为风力极强，这些大型热那亚战船带着那艘运粮船，从他的舰队中硬撞过去，一路撞坏不少土耳其战船。接着当他们绕过希拉格里奥角时，因为风力减弱才被围住。苦战开始了。土耳其人想勾住他们向船上爬，纷纷被战斧砍落。火箭，希腊火瓶、标枪都向他们投掷，火器的弹丸也在甲板上打滚。这样苦战了两小时。穆罕默德在岸上大声喊叫，并时时装着要跃马下海，督促他的海军将领奋战。突然有一阵好风吹来，港口的锁链下来，四艘战船马上又冲破重围，进入了港口。
穆罕默德盛怒之下，命令处死巴尔托格鲁。诸将请求赫免。他就命令四个奴隶把他按平在地上，亲自用手杖重重地打了一顿。
虽然再度遭到挫败，可是穆罕默德的地位还是一点没有动摇。他看清楚最重要的是获得对金角的控制，一旦金角到手，他就可以威胁北面的海墙，迫使君士坦丁分散其微弱的兵力。所以他决定——也许是加拉太的某位热那亚人的建议——把他的一部分舰队从博斯普鲁斯海岸拖过一段陆地，运到一条在加拉太西面流向金角的溪中。他说做就做，马上动员了几千人，平整土地并建好一条木质轨道，上面涂上黄油。在炮兵掩护下，有七十多艘战船被拉上陆地，送入溪中，滑进了金角。这个出人意料的行动使希腊人大为惊恐。但他们发现敌船并未立即进攻，又恢复了勇气，决定对其进行夜袭，却受到激烈抵抗，大败而归，这是因为有个加拉太的热那亚人把这个秘密泄露给土耳其人了。此时，为了使两翼能够连接起来，穆罕默德又命令在这个角上建造一座浮桥，长二千英尺，宽八英尺，这也很快完工了。
现在拜占庭人感到彻底丧气了，有人建议君士坦丁皇帝为了个人安全还是逃走为佳。他静静听完之后回答道：“谢谢你所给与的一切忠告。但在这种危难之中，我怎能够舍弃我的信仰，朝廷和人民呢？世上对我又会怎样评论？我的朋友，求你们不要再向我说这种话。而且也希望你们永远不离开我，我也永远不离开你们！我决定在这里与你们死在一起！”说到这里，皇帝把头转向一边，因为早已热泪盈眶。在座之人无不掩泣。
君士坦丁的决心使防御获得了新生，可是情况还是非常危险。除非接济能够马上到达，否则敌人不攻城，迟早也会饿得受不了。所以在五月三日，用一艘小快船，由十二个人驾驶，冒充土耳其船溜了出去，想去寻找教皇所允诺开来的舰队，这是假设在北方海面上出现的。在这些日子中，炮轰始终未停，五月七日和五月十二日，土耳其军分别以三万人和五万人的兵力向圣罗曼努斯门的附近城墙猛攻，每次都被吉斯提尼亚尼击退，杀伤无数。
由于新的补充部队不断到达，所以土耳其人的兵力日益增多，现在却反而变得对守方有利了，因为穆罕默德的补给问题也已变得十分困难，除非他能在月底攻陷这座城市，否则就只好按旧例自动撤军。他发现无法控制已被轰毁的城墙并阻止敌人修复它，结果在五月十八日的突击中，想出一个新的办法，使用巨型木楼——称为“攻城楼”——来作为掩护工具。木楼被拖到壕边，从那上面向城墙上发射出可怕的火力。吉斯提尼亚尼将火药桶滚入护城壕中，把它们炸毁了。苏丹惊叹说：“我为什么不把这个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呢？”他企图用贿赂收买他，但却无效。
硬攻和木楼都失败了，剩下来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实行坑道爆破。尤其是在亚德里亚堡门和卡里加里亚附近最为合适，卡里加里亚位于布兰彻宫附近，城墙只有一层。五月十五日开始挖掘坑道，直到五月二十五日，土耳其人作过好几次不同的尝试想炸毁城墙。但格兰特却是军事工程专家，每次都用巧妙手段，使敌人的企图成为泡影。他不是把敌人工兵炸死就是闷死，要不然就淹死。有时也派勇士钻入地下，用短刀，战斧将敌人杀死。（注：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坑道中使用火药。）
这样一再失败，而且又有谣言说匈牙利军队已从北面开来，教皇的舰队已从南面开来，结果使土耳其人的士气大为低落。甚至他们号称无畏的领袖也开始感到怀疑，他引诱君士坦丁皇帝有条件投降，但遭到拒绝，于是在五月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召集了军事会议，征询诸将意见。他的大将哈里一向反对围攻该城，现在力主放弃。但他的政敌扎甘却反对，他提醒苏丹说，亚历山大曾用更少的兵力征服了全世界。他激昂慷慨的说：
“大王啊！你深知就局部而言意大利是四分五裂的；就全体而言所有法兰克国家也都一样。因此这些异教徒不可能联合一致来对抗我们。基督教徒永远不会联合一致的。他们之间经过长期争斗之后也会缔结和约，可是和平却从来不会维持太久。甚至他们尽管有同盟条约，却仍不能阻止彼此间对领土的争夺。他们总是互相猜疑。毫无疑问，他们想得多，说得多，解释得多，但是最后却做得很少。他们决定要做什么时，他们总是在开始行动之前就浪费了太多时间。假如他们已在进行什么事情，也决不可能持续太久，因为他们对进行的方法，彼此间也总是难免争执。所以，大王！不要放弃希望，请你马上下令，让我们继续攻城。”
苏丹听完这番鼓励之词，不禁大喜，立即决定在五月二十九日，同时从陆海两面发动总攻。
炮轰持续不断的时候，穆罕默德决定了他的攻击计划，这是一次陆军和舰队的联合行动。舰队的目的还是和上次一样，只是用火力钉住海墙上的防御者，使他们无法向陆墙方向增援。他选择了三个主要目标：
（一）夹在提克法尔·西莱与亚德里亚堡门之间的城墙。
（二）在莱库斯谷中，大约在亚德里亚堡门附近的城墙。
（三）第三军事门，大约在圣罗曼努斯门与金门的中间。其中又以前两个地区为决定点。
攻击将不分昼夜，不准中断和暂停，直到守军力竭之后，再发动最后突击就不会遭到太大的反扑。据说穆罕默德说：“我决定采取连续不断的攻击，把生力军陆续投入，消耗敌人使其不再有抵抗能力。”计划决定之后，他就命令舰队在海墙方面不断吸引敌方火力，并命令扎甘越过金角南边，攻击最北面的目标。最后，他开始集中大量物资：二千张云梯，铁钩（用来拉倒填补缺口的栅栏）和大量的柴薪（用来填充壕沟）。
在他感召之下，土耳其军队有如触电一样，马上开始行动，在五月二十七日到五月二十九日的两个夜间，他们营帐中灯火通明，构成一个光圈包围着整个城市。五月二十八日上午，苏丹首先视察了现由哈蒙指挥的舰队，然后骑马环绕全军，发现一切都准备好了。
当土耳其全军充满了热情和信心时，危城中的人们已经感到希望断绝了。五月二十三日，那艘勇敢的小船回来，报告没有找到任何增援舰队。这个消息使居民心中最后的希望火焰也熄灭了。于是到处都传说灾难的预兆已经显现：有人看见偶像在出汗，有人听到各种怪声，有人看到大教堂圆顶上有奇怪的亮光出现。
现在守军总数只剩下四千人，其余居民既然不能拿起武器杀敌，所以除了祈祷奇迹出现以外无事可做。可是在这种死气沉沉的环境中，仍有一个人能保持庄严和勇气。那就是君士坦丁皇帝——东罗马帝国开国和最后的皇帝，恰巧是同一个名字。在五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夜间，他向部下（希腊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都有）致词说：“我的朋友和兄弟们，让我们一起战斗，以求获得自由，荣誉和永恒的记忆！现在我把我的皇笏交给你们，希望你们能拯救它！王冠在天上等候你们，而在地上，你们的英名将永远为人所铭记。”大家都高呼道：“愿我们为信仰与祖国而死！让我们为上帝的教会和我们的皇帝陛下而死！”
接着大家集合在圣索菲亚教堂，在啜泣和哭喊声中，在这个“圣智”教堂内，举行最后一次基督教弥撒。根据拜占庭的资料，埃德温·皮尔斯对这次仪式有如画般的记载（见《希腊帝国灭亡史》一书）：
皇帝和所有能抽出时间的领袖人物全部参加了典礼。这个建筑中最后一次站满了基督教大人物。不用花多大精力就可想见当时的悲壮景象。教堂内部是基督教艺术家所能创造的最美丽的作品，尤其当这许多达官贵人高冠长剑地站在一起，更是显得庄严无比。除了勇敢的的拜占庭皇帝以外，军人和教士，君士坦丁堡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也都参加了。所有出席者都知道浩劫即将来临，同时也都感到这么多年来，他们之间争持不下的仇恨是如何渺小。但是在这最美丽的教堂中，在这位最后的勇敢皇帝面前举行这种告别仪式，实在令人黯然神伤。如果说布莱斯先生对查理曼大帝的加冕和一个帝国的诞生所作的描写是历史上最生动如画的一页，那么这场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中的最后的基督教礼拜仪式就可说是历史上最富悲剧气氛的一页了。
仪式完毕之后，君士坦丁皇帝就面对落日策马西行，他带着吉斯提尼亚尼和法朗西斯，在暮色中到了圣罗曼努斯门后方。因为守兵数量已太单薄，所以皇帝决定：由于人力不足以防守两道城墙，而且外层城墙并未全毁，决定坚守两层城墙间的“空场”。为了保证不让任何人离开，他命令把通向场中的一切“军事”门都完全封锁，在所有防御者各就各位之后马上上锁。所以大家必须死战到底——不是将土耳其人击退，就是战死在岗位上。
快到午夜时候，皇帝亲自巡视莱库斯河谷这段城墙。夜色黑暗有雾，有大雨点开始降落，突然之间，土耳其营中的灯火全灭。差不多直到五月二十九日凌晨一点半时都万籁无声。接着突然号声，鼓声和喊声同时大作：这就是全面总攻开始的信号。莱库斯地区是主攻方向，穆罕默德把部队分为三个梯队：杂牌军，安纳托利亚的民兵和新军——最差的在前面，最好的在后面。第一批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耗守军的精力和弹药。在大混乱之中，数以千计的杂牌部队冲过已经填满了一半的壕沟，把云梯架在栅栏上——这已经代替了外墙。于是马上遭到了各种射击武器，希腊火和沸油反击。混乱之中他们纷纷退了回来，可是后面却有“军士”组成一条督战线，用铁质的槌矛和链鞭强迫他们再攻上去。
最后穆罕默德撤回第一梯队，改派第二梯队上前，战况变得空前激烈。有些人甚至已经突入到了空场之内，但却被吉斯提尼亚尼赶出来，因为他的士兵全部装备盔甲，所以不易受到伤害，这次攻击失败之后，最后一万名“新军”才开始进攻。如巴尔巴罗所说，他们都是百战精兵，视死如归，象狮子般向城边奔去，吉斯提尼亚尼所率领这一小队精兵，马上就用刀剑、战斧、长枪、长矛去迎敌。先头的敌军被砍死无算。不久就发展成为激烈的肉搏战，双方相持不下，迟迟不分胜负。当这两支精兵拼死战斗之际，在北面约半英里远的地方却发生了意外事情，结果终于使这座城市沦陷。
在迪奥多希长城的三道墙与围绕提克法尔·西莱宫和布兰彻宫的单层墙之间有个小门，通常被称为竞技场门，一二○四年，伊萨克二世皇帝将它堵塞了，最近才重开。在这次攻击中，土耳其军冲过壕沟，占领了外围的空地，有五十多“新军”突然发现这个城门没有设防，从那里冲进来了，其他人也随之冲入。他们到了内层空场后，就从侧面攻击防御者，使城外的土耳其军可以爬上城墙。他们上城之后，就扯下“圣马克”旗，升上了土耳其旗。接着他们就开始抢劫这些宫殿。可是博加尔迪兄弟很快就重新收回失地，塞住了缺口，事情似乎已经平息。
但是命运之神偏偏与防御者作对，在莱库斯谷地的三次攻击被击退之后，皇帝高声向他部下喊道：“为了上帝，你们应勇敢作战！我看到敌人撤退时已经秩序纷乱！若上帝保佑，我们将获得胜利！”可是正当他说话时，突然一颗炮弹飞来，击伤了吉斯提尼亚尼。（注：五月二十七日，他已经负了一次伤）这次伤势很重，流血不止，极端痛苦之中，他要求到后方去治疗。虽然皇帝力劝他不要走，但是他实在痛得太厉害，所以拒绝了皇帝的要求。只好开了一个军事门把他抬回去。（注：他被抬回到他自己船上，送回巧斯。死于中途，埋在圣多米尼加教堂中，墓碑上还记载着他的英勇事迹。）
威尼斯历史家认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偶然事件。他们说接着就发生了恐怖现象，于是城墙被攻破。因为他们憎恨热那亚人，似乎故意把一切责任都推在吉斯提尼亚尼头上。他撤回后方时曾引起相当混乱，这个说法也许是正确的。从穆罕默德有经验的眼光看来，对这种机会当然不会放过。所以在一个土耳其巨人哈桑领导下，“新军”又回过头来进攻。虽然如此，哈桑本人还是被击毙了，他的部下也被击退，由此可以证明守军的战力并未减低。事实的真象是：从竞技场门中冲入的土耳其军，因为发现退路已经被博加尔迪兄弟切断，就向南往亚德里亚堡门方向流窜，就又到了圣罗曼努斯门，从侧面攻击守军，这才使苏丹能够发动第五次攻击——也是最后一次——终于冲入了中间的空场。
攻击正在发展之时，后方有人喊着说城已经破了，似乎有人看到亚德里亚堡门附近的一个碉楼上已经插上了一面敌旗，所以谣言似乎得到了证实。虽然并非事实，可是恐怖现象却已发生，无法挽回了，有好几千敌军已经冲进空场。这时，皇帝正从另一段城墙上回来，发现这个情形，就打马向空场奔去，一面号召部下跟着他冲。法朗西斯在右，巴拉罗古斯在左，直向土耳其军冲去，边冲边喊道：“上帝不许我做没有帝国的皇帝！我要与我的城共存亡！”不一会儿他就被砍倒了。
他倒了，这个城也倒了，敌人从各方面涌入。到处都是惨象。虽然屠杀非常可怕，却比不上一二○四年那一次。男女老幼合计被屠杀了四千人左右，到中午时候，穆罕默德已经重新控制了他的部下，结束了这种疯狂状况。所有房屋都进行了有系统的搜劫，教堂被夷为平地，有五万多人（男女儿童）被俘为奴，无数书籍被毁灭和出卖（注：公共图书馆中据说藏书六十万卷，吉本引伊斯多尔大主教的说法，毁书一百二十万卷。）
一旦秩序略为恢复，苏丹走进圣索菲亚大教堂，在那里避难的人民有数千人之多，均被收为俘虏。他命令一个伊斯兰教阿訇登了祭坛，把教堂献给伊斯兰教的“上帝”。于是再到处巡视一番，他看到这种凄凉的景象，不禁深有感触，口中喃喃念出弗尔都西的诗句：
蜘蛛网挂在凯撒宫门前，
枭鸟在阿夫拉西阿卜守望塔上了望。
为了娱乐起见，他从部下手中购买那些未能逃走降为奴隶的希腊贵族，当着他的面处以死刑，以此作乐。其中有诺塔拉斯大公和两个幼子。城市的残破情形可说是到了极点，留下来的人民寥寥无几，以后若干年中，穆罕默德经常从他地方移民来充实这里的人口。穆罕默德非常聪明，他对希腊正教表现出极大的容忍，指派金迪纳乌斯为大主教，虽然他取消了原有的封建制度，但却不干涉人民旧有的风俗习惯。这个政策很毒辣，因为他支持希腊正教，所以使东方与欧洲的西方永远分裂了。
这次浩劫的后果十分惊人，如哈拉姆所说：“一阵惊恐的感觉，或是一种自责的情绪，直刺基督世界的心脏”。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欧洲东面门户洞开。在蹂躏了依里利亚半岛和伯罗奔尼撒之后，穆罕默德转向塞尔维亚，虽然被匈牙利击败，可是哈拉姆这位英雄也以身殉，这对君士坦丁堡的不幸可算是一个报应。其次，穆罕默德又重占了西门德拉，在波斯尼亚建立了属于他的地区，但又被摩尔达维亚的埃提尼四世击败。此后，他又占领克罗地亚，斯康德堡死后，他又决定侵入意大利，向罗马进军。但却未能如愿以偿，因为他在一四八○年没能攻下罗德岛，并于次年逝世。他留下来的这个帝国，从多瑙河延伸到塔拉斯河，从黑海延伸到亚德里亚海。这是他在物质上的收获，但是在精神上的收获更大，因为差不多两个半世纪中，即从一四五三年到一六八三年（约翰·索比斯基在那一年解了维也纳之围），欧洲政治的中心话题就是土耳其人。一五七一年奥地利的约翰在勒班陀击毁了土耳其舰队后，威尼斯人宣布魔鬼已经死亡了。
恐惧的原因不仅是土耳其人获得了胜利，而是经过一千年的勉强统一，基督教世界终于还是成了碎片——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同样分裂了，教皇庇护二世，原名皮西欧·诺米尼，在为皇帝腓特烈三世做秘书时，对基督教世界这样评论说：
“我认为前途毫无希望。基督教已经不再有元首：教皇和皇帝都没有获得适当的份量或服从；他们被当作傀儡和名义上的符号。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国王；几乎有多少宗室就有多少王子。用什么方法能够劝诱这无数的基督教统治者拿起武器呢？请看基督教世界！假如说意大利是和平的，我却不知道这个程度应该怎样计算。阿拉贡王与热那亚之间的战争仍然存在。热那亚将不对土耳其人作战：据说他们还向土耳其人纳贡！威尼斯人已与土耳其人签订条约。意大利不参加，那么我们不可能希望进行海上战争。你一定也知道，在西班牙有许多不同权力，不同政策，不同意志和不同思想的国王；但是这些“远西”的君王却不可能被吸引到东方去，尤其是他们正在与格拉纳达的摩尔人作战。法兰西的国王虽然已把他的敌人赶出王国；但他仍在困难之中，因为害怕英军会突然登陆，所以不敢把他的武士派往国外。至于英国人，他们只想一雪被法国人赶出的耻辱，苏格兰人，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都住在世界尽头，能看见的不出其国界之外。日尔曼人已经四分五裂，没有办法可以把他们团结起来。”
第一，穆罕默德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土耳其”，使欧洲人面临奥斯曼问题。第二，君士坦丁堡的沦陷使两个教会的分裂成为定局，基督教的教义更难统一。第三，土耳其的征服不仅在文明的摇篮中把一切文明遗迹都毁灭尽净，而且也使欧洲部分失去了基督教自治权。东帝国的领土完全降级：在土耳其愚昧和野蛮的重压之下，把一切艺术，文学和音乐都毁掉了。田野荒芜，工业衰败，家庭生活被破坏，人民变成了禽兽，道德沦亡。
但是东方下沉时，西方却上升了。希腊人的流亡（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后）正如公元七○年耶路撒冷沦陷前后希伯莱人的流亡一样，对文化交流具有极大贡献。希腊学者走遍了西方各国，使智识阶级接受了他们的科学教育，同时也使荷马时代的神话再次获得一般人民的欣赏。建筑艺术变成了古典型式。西塞罗和维吉尔成了学者的老师，亚历山大和凯撒也成了军人的教官。
这些变化与印刷的发明相符。凡此种种对人性的复活——即所谓文艺复兴——具有极大影响。（注：虽然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不直接导致文艺复兴，可是拜占庭人把那些经典著作传到西方，使其没有被土耳其人完全毁灭，这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命运是一个极大贡献。）西蒙德斯说过，浮士德是这个时代的伟大象征。浮士德是自愿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但是酬劳是他看见了荷马和亚历山大，并且得到海伦作他的新娘。
希腊人的理智光明刺穿了教皇和封建制度构成的黑幕。当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垮蹋之时，罗马的精神堡垒也随之崩溃。封建制度也从此难以自保。这又使怀疑的尘埃散遍整个西方：结果宗教改革使财神战胜了上帝。
大事记：西班牙的收复和统一
比利牛斯山脉阻断了西班牙与欧洲其他地区的联系，并且一直受到摩尔人支配，直到一○三七年，才有斐迪南一世（一○二八——一○六五年）建立了卡斯蒂利亚王国，西班牙这才开始回归欧洲历史。在自称为“西班牙国王”之后，斐迪南开始设法加强基督教民众间的团结。他与莱昂的阿方索五世的女儿结婚，使莱昂和加利西亚都并入他的统治。接着他就进行西班牙史上称为“收复”的行动——重新征服摩尔人的领土。
他的成功相当可观，因为他已到了塞维利亚的门口，如果其他基督教王国支援他，那么整个西班牙可能都早已收复。虽然这些基督教国家不合作，他的儿子阿方索六世（一○六五——一一○九年）在一○八二年还是向南前进到了塔利发，并于一○八五年征服了托雷多——这是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因为相信自己有全盘覆灭的危险，所以在安达卢西亚的摩尔人就向摩洛哥的阿尔姆德拉维德族（为柏柏尔人）的酋长尤素夫求援。尤素夫决定以主人而不是同盟者的身份出现。他冲进西班牙，征服了所有摩尔人，在一○八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扎拉加击败了阿方索六世的军队。但是未能攻克托雷多。
在西班牙南部的奢侈环境中，阿尔姆德拉维德族人迅速丧失了战斗力。阿拉贡的阿方索一世（一一○四——一一三四年）在一一一八年占领了萨拉戈萨，一一二○年在库坦达，一一二六年在阿林索尔连续击败了他们。阿方索一世死于一一三四年，此后阿拉贡与加泰罗尼亚永久合并。一一三五年，他的养子阿方索七世（一一三五——一一五七）在莱昂加冕为卡斯蒂利亚王，并称为“西班牙皇帝和两种信仰的国王。”一一四四年，他攻占科尔多瓦，一一四七年，又向南到了阿美利亚，强迫摩尔王子们做他的属臣。他在一一五七年逝世后，卡斯蒂利亚和莱昂又分裂了。
一一四七年，法兰西和日尔曼的武士们组成了第二次十字军，在中途攻陷了里斯本并献给勃艮第公爵亨利的儿子阿方索·亨利，他就成了第一个葡萄牙国王。在一一二五年，阿特拉斯山地的阿尔摩哈德部落已经征服了非洲的阿尔姆德拉维德帝国，接着在一一四八年冲入西班牙，于十二世纪后半期征服了西班牙境内的阿尔姆德拉维德人，阻止了基督教国家的前进。一一九六年七月十八日，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八世（一一五八——一二一四年）在阿拉科斯被他们击败，受到惨重损失。教皇英诺森三世一再劝说西班牙境内的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们的公敌。他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阿拉贡，纳瓦拉，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等国组成了同盟，由阿方索八世指挥，并得到许多外国武士支持，于一二一二年七月十六日在托洛萨之战中击败了阿尔姆德拉维德人。这是一次完全的胜利，基督教徒在西班牙又重新获得支配权。
一二一四年阿方索八世逝世，一二一七年，卡斯蒂利亚的王位传给了他的外孙斐迪南三世（一二一七——一二五二年）。他使卡斯蒂利亚、莱昂永远合并，并且继续十字军的行动。一二三六年，他征服了科尔多瓦，一二四八年，在他的属臣格拉纳达的摩尔王协助之下攻占了塞维利亚。同时，号称“征服者”的阿拉贡国王詹姆士一世（一二一三——一二七六年）也在一二二九年占领了巴利亚利群岛，在一二三八年占领了瓦伦西亚，并在一二六五年占领了穆尔西亚。最后的这个行动使“重新征服”的行动告终：除了格拉纳达的摩尔王国和向西延伸到加的斯的一些港口以外，西班牙全境都已完全被基督徒“收回”。
重新征服的行动之所以会这样迟缓，一方面是由于西班牙人不团结，另一方面也是战争性质使然。几乎完全是游击战，缺乏组织、纪律和补给体系。会战次数极少，夹杂其中的只是不断的突袭，目的不是使敌人接受会战，而是为了抢劫和夺取战利品。因为双方都是骑兵，田野中的居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只好求助于城墙和堡垒，在如今的西班牙境内，还是随处可见这些城塞的遗迹。结果又回到城市国家的情形，每个城市多少能够自给自足，并由原始性的民主政府统治。
在托洛萨的伟大胜利之后，根本未作进一步统一的打算，甚至连松散的基督教国家同盟都不存在。事实上，到征服者詹姆士的儿子彼得三世（一二七六——一二八六年）时代，分裂现象就更明显。因为他是贝尼芳丹的曼弗雷德的女婿，所以代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霍亨斯陶芬王室反对安茹的查理。安茹的查理于一二六八年在塔利亚科佐击败了康拉丁。一二八二年，西西里发动了反对查理的革命，教皇就将西西里的王冠送给彼得三世，他在该岛登陆，解了墨西拿之围，把查理的残部赶到了卡拉布里亚。这样，在意大利南部，阿拉贡人与王室的长期斗争自此开始。
此时西班牙境内的情况是这样：卡斯蒂利亚正在消化所征服的领土，并且忙于内战。阿拉贡所关心的是西西里，撒丁和那不勒斯，而不是西班牙本土。纳瓦拉的心在法国。葡萄牙已开始向大西洋投出希望的眼光。卡斯蒂利亚与莱昂已经合并，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也一样，这是两百年的战争中向团结途中获得的进度总和。
从这时起差不多一个世纪之久，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都没有进一步的团结企图。卡斯蒂利亚的国王继承者多半是短命的和未成年者，阿拉贡则被其意大利野心牵制。在卡斯蒂利亚，直到残酷彼得时期（一三四九——一三六九年）结束，都经常处于纷扰和内战之中。亨利二世（一三六九——一三七九年）即位之后，秩序才渐渐恢复。
另一个重要事件发生于一四○六年，约翰二世（一四○六——一四五四年）继承了卡斯蒂利亚王位，因为他还是个孩子，所以他的叔父斐迪南被指派为摄政。他是卡斯蒂利亚约翰一世与阿拉贡彼得四世的女儿埃莉诺的儿子。这个指派的重要性基于下述事实：一四一○年，阿拉贡国王马丁一世（一三九五——一四一○年）逝世无后，为了继承人问题发生了长期争执。最后在一四一二年，由国会决定把王位献给斐迪南——照理本应献给卡斯蒂利亚的约翰二世，因为他是斐迪南哥哥的儿子，但是因为两国合并的机会尚未成熟，所以选择了斐迪南。虽然如此，当他成为阿拉贡的斐迪南一世（一四一二——一四一六年）之后，合并的工作已近乎完成。
约翰二世死后，王位由其子亨利四世继承，等他在一四七四年死后，就由女儿伊莎贝拉继承。她在一四六九年与表兄斐迪南结婚——他是斐迪南一世的孙子，约翰二世的儿子。约翰二世于一四七九年逝世时，阿拉贡王位就由斐迪南继承，他的妻子同时成为卡斯蒂利亚女王。
在这种双头统治之下，两个王国合而为一，现在除纳瓦拉和格拉纳达以外，西班牙全境都已统一。若非伊莎贝拉被迫再次进行“重新征服”运动，那么这次统一也许不会永久化。严格说来，这个运动始终不会完全停止，只是暂时搁置而已。一四一○年，当斐迪南还在摄政时，即从摩尔人手中夺回安特克拉。一四三一年又侵入格拉纳达，并赢得西格鲁埃拉之战。一四六二，经过多次围攻，直布罗陀要塞也割让给了卡斯蒂利亚。从那年起到一四七四年，由于卡斯蒂利亚又有内乱，所以暂时没有新进展。一四六六年，阿里·阿布尔·哈桑继承了格拉纳达的王位，次年，伊莎贝拉向他索讨每年的贡款，这是他父亲伊斯梅尔三世时代定下的例规。阿里的回答却是：“格拉纳达造币厂现在铸造的已不再是黄金，而是钢铁。”这就意味着战争，而这场战争却注定要把西方历史引入大西洋时代。欧洲的整个前途都将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