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战争（以燕云地区领地争端为主的长期战争）
宋辽战争简介
宋辽战争：宋辽战争，一般是指自979年宋朝北伐以来，终于1004年宋辽订立澶渊之盟的一系列宋辽间以燕云地区领地争端为主的长期战争。最终宋辽双方约为兄弟之国，结束了25年宋辽战争。百年后金朝建立，宋徽宗与金太祖订立海上之盟，于1122年派童贯、种师道、刘延庆率军联合金朝攻打辽南京，未能成功。
宋辽战争过程分析——
第一次幽州之战
由于宋朝自始至终没有完全统一中国，从北宋至南宋三百二十年间，一直同辽、西夏、金这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处于交战状态。中国古代战争史称这一时期为“宋、辽、金、夏”时期。
宋辽战争，前后打了二十六年，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六月，打到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十二月。这二十六年中，宋朝发动了两次伐辽之战（即两次幽州之战），却引来了辽国连续九次大规模进攻，直至把北宋打服，双方订立澶渊之盟为止。综观宋辽战争全过程，宋太宗赵匡义、宋真宗赵恒父子的平庸与软弱，宋军将领集团的整体素质之差，宋军与开国之初相比战斗力之迅速退化，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战前双方政情：
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建宋时，辽穆宗耶律璟在位第十年。辽穆宗酗酒怠政，游猎无度，暴虐嗜杀，国势不振。赵匡胤称帝第十年，辽穆宗“变起肘腋”，竟被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位贴身侍从杀死，死时三十九岁。宋太祖赵匡胤死时，辽景宗（辽太祖耶律阿骨打曾孙耶律贤）继位已经十年，他励精图治，使辽国势得以复振。
宋太宗赵匡义继位后，他干成了两件事：一是迫使浙江钱俶和福建陈洪进政权纳土除国；二是伐灭了北汉这一顽固的辽国傀儡政权。这两件事，使宋太宗赵匡义产生了严重的轻敌思想，导致他在毫无谋划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发动伐辽之战。
宋辽边境防御态势：
自从周世宗柴荣收复燕云十六州中的瀛、莫、易三州后，宋辽分界线东起泥沽口（今天津大沽口），向西延伸至霸州、容城、飞狐口、灵丘（今山西灵丘）、雁门关各点。河北境内，宋军沿大清河、拒马河一线设防，以益津关、瓦桥关、祁沟关三地为防御要点，构成前三角防御支撑点。大清河下游至海边多沼泽，大量开垦水田、深挖沟渠，以水阻敌。山西境内，宋军沿恒山山脉一线设防，由东向西以平型关（今山西灵丘西）、雁门关、宁武关（今山西宁武）为防御要点。
宋朝的燕云情结：
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石敬瑭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北方防线失去屏障，成为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后周时，周世宗柴荣曾谋求统一中国，亲征北伐收复了瀛、莫、易三州，不幸征战中途得病，英年早逝，未能全部收复燕云。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后，曾三次征讨辽国傀儡政权北汉，均未得手，也就更谈不上收复燕云了。宋太宗赵匡义伐辽，其实并没有把征服辽国、重新统一中国作为战略目标，他的战略目标只是想收复燕云。按理说，收复燕云地区这一战役目标并不大。但打仗无论规模大小，都必须谋定而战、有准备而战，而赵匡义这次打的是无谋划、无准备之仗。
宋太宗仓促伐辽：
辽国是当时中国所有割据政权中的第一强国（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当时远东第一强国）。宋太宗赵匡义对这样一个强大敌人发动进攻，却比北宋建国以来平定其他割据政权都显得草率。只要看一看赵匡义的军事行动时间表就明白了：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五月初六，攻克太原，伐灭北汉；
太原城头硝烟未散，赵匡义当即决定：就地出发，北进“伐辽，取幽蓟[1]”；
五月二十二日，赵匡义离开太原北上；
五月二十九日，赵匡义驻跸河北镇州（今河北正定）；
六月十三日，赵匡义从镇州起驾北征伐辽。
赵匡义发动这次伐辽之战的草率和盲目，是军事行动中少见的。宋军从二月就出动伐北汉，打外围、攻太原，几个月苦战，“馈饷且尽，军士罢乏”。伐灭北汉是一次重大胜利，将士们人人盼望得到奖赏，但赵匡义根本不提奖赏之事，宋军士气低落。并不是国库里拿不出奖赏费用，宋太祖赵匡胤生前早就为“赎买”北汉积聚下了大量金钱。赵匡义继位后去视察内库，发现老哥生前为他积存下这么多钱财，曾大发感慨：“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这些钱本来就是宋太祖赵匡胤为收复北汉而积存的，将士们攻灭了北汉，赵匡义却不肯把这些钱拿出一些来奖赏将士。既得不到休整，又得不到奖赏，“诸将皆不愿行，然无敢言者”。只有一位殿前都虞候崔翰，奉承赵匡义道：“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他把伐辽看得像在棋盘上吃掉一个小卒一样轻松，如此的轻敌情绪，赵匡义听了却“甚喜”。
但赵匡义在军中威望不高，他自己的车驾已经起程，扈从[2]六军中有的却没有及时出发跟上，“帝怒，欲置于法”。马步军都军头赵延溥，军阶不高，却敢于站出来说话，谏曰：“今敌未殄而诛谴将士，若举后图，谁为陛下戮力乎！”（《续通鉴·宋纪十》）这才制止了他大开杀戒。
辽军方面，早有防备。宋军进攻太原时，辽景宗就做了两手准备：（一）派韩侼、耶律沙领兵救援北汉；（二）命令北院大王耶律希达（又名耶律奚底）、伊实王萨哈等领兵加强对幽州的防卫，以备宋军移师北攻。据记载，辽军常驻幽州兵力多达十余万人。幽州方向一旦爆发战事，加上辽军防御纵深的兵力，总兵力达二十余万。为了确保幽州安全，北汉第二次向辽求援时，辽景宗就没有同意再派援兵，目的是要在辽南京幽州保持足够兵力，以防北宋进攻。两相比较，辽景宗的军事谋划水平比宋太宗赵匡义高出一大截。
[1] 幽蓟：幽，幽州，今北京；蓟，燕国古都，今北京西南。辽国改古蓟县为蓟北县，在今北京西南。幽、蓟同为辽南京府治所在地（参见《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2] 扈从：皇帝出行时领导护卫军的武官，一般从禁军中挑选。
激战高梁河
宋太宗赵匡义伐辽的主攻目标是进攻幽州府治燕京（今北京），因为它是燕云地区的中心城市，如能夺取燕京，就能控制燕云。而这次战役遭到惨败的主战场是在高梁河畔[1]。高梁河是永定河的一条支流，发源于幽州城内（今北京西直门外紫竹院公园），向东斜穿过北京城，注入古㶟水（即今永定河），再向东，流往通州方向。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六月十九日，赵匡义车驾到达金台屯（今河北易县东南三十里），从当地老百姓中招募向导一百多人，二十日从东易州以西过拒马河，进入辽境（当时宋、辽各置易州：西易州宋置，治今河北易县；东易州辽置，治今河北新城）。二十一日围攻涿州（今河北涿州），二十二日进抵盐沟屯（今北京房山良乡南），二十三日，赵匡义车驾进至幽州城南，驻跸宝光寺。由于燕云十六州自古是中原王朝辖地，东易州刺史刘宇、涿州判官刘厚德等，这些辽国任命的汉族官员接二连三向宋军举城投降，老百姓纷纷牵马送水以迎“王师”。
辽军方面，当时幽州城内由辽知南京留守韩德让、知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指挥守城。另有两支机动兵力部署在幽州城外：一支由辽北院大王耶律希达、统军使萧讨古率领，布防在幽州城北；另一支由辽南院大王耶律斜轸[2]率领，屯兵得胜口（今北京昌平天寿山西北）。另有辽军纵深增援兵力正在往幽州方向紧急调动。
赵匡义根据探兵报告，认为得胜口方向耶律斜轸所率兵力不多，易于攻取，下令攻击。宋军前出接战，小胜，斩首千余级。其实耶律斜轸率领的辽军是这次幽州之战的主力，耶律斜轸指挥辽军迂回到宋军侧后发起攻击，宋军退却。双方在清沙河（北京昌平西南）形成相持。
六月二十五日，赵匡义下令，以少量兵力牵制清沙河耶律斜轸，集中大部兵力对幽州城发起攻击。赵匡义采用的还是“四面攻城法”。他命令“定国节度使宋偓攻其南面，河阳节度使崔彦进攻北面，彰信节度使刘遇攻东面，定武节度使孟元哲攻西面”，同时任命“宣徽南院使潘美知幽州行府事”（《续通鉴·宋纪十》）。
宋军四面攻城，辽军有些紧张，先后有四名辽军中下级军官率部向宋军投降。战斗打响时，辽军守城副将耶律学古正在城外指挥，城内吃紧后他想进城而不可入。夜晚命人挖地道，找到城中废旧排水道，钻进城内，告诉守城主将韩德让，耶律斜轸正在城外与宋军交战，支援城中守军，并说辽景宗一定会调集骑兵驰援幽州。耶律学古与韩德让协力指挥，顽强坚守。
六月二十六日，宋太宗赵匡义移驾城北，指挥宋军向清沙河耶律斜轸部发起攻击，取得小胜，杀敌较多，缴获战马三百余匹，辽军据险拒守。夜间，辽军中有四百多名汉人乡兵来降。范阳（今北京大兴）的老百姓牵牛载酒犒劳宋军。六月三十日，赵匡义指挥宋军以挖地道和攀城同时并进攻城。地道一时没有挖通，夜间有三百多名宋军士兵攀上城头，却被耶律学古指挥辽军力战擒拿。宋军挖的地道也被堵塞，进攻受挫。这时，幽州外围又有顺州刘廷素、蓟州刘守恩二将向宋军投降。宋军挥动二州降旗向幽州城内辽军展示，城中惊惧。
辽景宗六月二十日得到军情报告，辽南京幽州被围，情况吃紧。他遣使驰往幽州，严厉申斥主持幽州军政事务的北院大王耶律希达等人“不严侦候，用兵无法，遇敌即败，奚以为将”；同时速令南府宰相耶律沙率领援兵驰援幽州。辽大将特里兖耶律休哥[3]眼看幽州情况紧急，主动请战。辽景宗当即下令，以耶律休哥取代耶律希达，率领精骑驰援幽州。
七月初六，耶律沙率领辽军抵达幽州，宋太宗赵匡义指挥宋军迎战。初战，辽军退却。但宋军围攻幽州城已十多昼夜，人困马乏，士气不高，连续作战能力极差。从中午至傍晚，追击辽军才前进十多里。入晚，另一支由耶律休哥率领的辽军精锐骑兵已经赶到，每人手持两把火炬，向宋军实施强大反击。宋军在幽州东南郊高梁河畔转入防御。
耶律休哥首先收拢耶律沙残军，命令他们停止退却，回身再战。他率领自己所属的精骑从两翼包抄合击宋军，双方在高梁河畔展开激战。耶律休哥身受三处枪伤，仍然勇不可当。城内耶律学古得知耶律休哥精骑已到，率领守城辽军出城反击，四面鸣鼓。城内居民也大声呼喊，持械出城，随军逐利。宋军被突如其来的声势所震慑，开始退却。耶律沙率领一支辽军尾追宋军，耶律斜轸、耶律休哥分率两支辽军对宋军“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辽书·耶律休哥传》）。
宋军在高梁河惨败，溃不成军，夺路而逃，混乱之极。宋军将领与士兵相失，各顾奔逃。宋太宗赵匡义丢下部队，侍卫向老百姓求得一辆小毛驴车，拉着赵匡义狂奔南逃。辽将耶律休哥伤重昏迷，已不能骑马，由辽军将士把他抬上轻车，扶车狂奔，代他发号施令，追击赵匡义。辽军从幽州一直追到涿州，缴获宋军兵杖、符节、粮秣、货币不可胜数。
初七拂晓，宋太宗赵匡义乘着小毛驴车奔逃到涿州以南的金台屯。宋军将领们都认为宋太宗已被辽军俘虏，慌乱中商议扶立宋太祖赵匡胤次子赵德昭为帝（赵匡胤长子早亡）。
宋太宗赵匡义在金台屯一直等到七月初九，仍不见诸将来到，派人返回前方探明情况。使者回来奏报，诸将仍在坚守涿州。并说，前方有扶立新帝之议。赵匡义急派殿前都虞候崔翰前往涿州抚慰，并下令“班师”。诸将知道宋太宗无恙，扶立新帝之议骤停。
宋太宗赵匡义回朝之前，命令诸将率军留下，以防辽军南攻。命崔翰、孟元哲所部屯定州；刘廷翰、李汉琼所部屯镇州；崔彦进所部屯岐沟关以南。上述各军均归刘廷翰统领，得以便宜从事。赵匡义临走前留下“阵图”，让各军兵分八阵伏击辽军，并说：“契丹必来侵边，当会兵设伏夹击之，可大捷也”（《续通鉴·宋纪十》）。赵匡义统帅才能很差，可是他大败之后还要充当“内行”，在将领面前掩盖他的无能。
由于燕云十六州一直是中原王朝辖地，被辽国割走四十多年后[4]，燕云官民突然见到中原“王师”，有的官员立刻举城降宋，大批民众扶老携幼拥向宋军阵地寻求庇护。宋军败退时，宋太宗对这些心向中原的战争难民没有采取任何救济安置措施，使燕云之地的老百姓大失所望，十分寒心。
宋太宗赵匡义回朝后，查处北征“失律”之职。守中书令、西京[5]（洛阳）留守石守信，因“督前军失律”，贬为崇信（治今甘肃崇信）节度使、兼中书令；彰信节度使刘遇贬为宿州（今安徽宿州）观察使，光州刺史史珪贬为武定军司马。军中对宋太宗赵匡义只处分、不奖励议论纷纷，认为高梁河战败应该处罚，但攻克太原、伐灭北汉不给奖赏不对。赵匡胤次子、武功郡王赵德昭，向宋太宗赵匡义当面建议先奖后罚。由于在幽州兵败之际军中曾有扶立赵德昭为帝之议，赵匡义“微闻其事，不悦”。这时赵德昭站出来为将士们仗义执言，他怀疑赵德昭是“邀买人心”，大怒道：“等你自己当了皇上，再赏也不迟！”赵德昭“惶恐”，回宫时问左右：“带刀乎？”左右回答说宫中不敢带刀。赵德昭进入茶酒閤，关上门，“取割果刀自刎”。朝廷上下为之震惊。赵匡义闻讯，“惊悔”，赶往现场抱住德昭尸体大哭：“痴儿，何至此邪！”（《长编·太平兴国四年》）。“哭死人”总比“防活人”来得省心一些，故封建帝王们对某些深怀戒心的死者，必要时皆不惜一“哭”，其状甚“哀”焉。
宋太宗发动的第一次伐辽之战，输了战争，散了军心，丢了民心，死了皇侄，全败。
[1] 高梁河之战的具体地点，多种军事书上均说在今北京西直门外高梁河源头，而实际上应在幽州（北京）城东南高梁河畔（参见《续通鉴·宋纪十》、《长编·太平兴国四年》）。
[2] 耶律斜轸（？—999）：也译作耶律色珍。辽南院大王。他深得辽景宗器重，称其“有经国才”。辽保宁十一年（公元979年），在高梁河大败宋军。后改任北院枢密使。契丹统和四年（公元986年），随萧太后南征，攻破蔚州，击败宋潘美军，进军朔州，擒宋将杨业。杨业身负重伤，绝食三日而死。耶律斜轸以功加守太保。契丹统和十七年（公元999年）秋，随萧太后南征，死于军中，“太后亲为临哀”（《辽史·耶律斜轸传》）。
[3] 耶律休哥（？—998）：也译作耶律休格。辽名将。辽保宁十一年（公元979年），宋军围幽州，奉诏“将五院军往救”（“五院”指辽国中央机构，“五院军”指辽禁军），与耶律斜轸合击宋军于高梁河，大胜。身被三创，不能骑马，昏迷中由部属以轻车载着他追击宋太宗赵匡义至涿州。此年，升辽北院大王，大败宋军于瓦桥关。十二月，拜于越。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为辽南京（幽州）留守，总领南面军务。契丹统和四年（公元986年），又大败宋军曹彬、米信军于岐沟关，封宋国王。同年末，又败宋将刘廷让军于君子馆。契丹统和七年（公元989年），被宋将尹继伦突袭击败，手臂砍成重伤。后不攻仅守，契丹统和十六年（公元998年）十二月卒。辽国对他评价极高，称他“智略宏远，料敌如神”，屡次大破宋军。每入宋境，使宋不得安枕。“每战胜，让功诸将，故士卒乐为之用”。守幽州十六年，“以燕民疲弊，省赋役，恤孤寡，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远近向化，边鄙以安”。又说他“身更百战，未尝杀一无辜”，这句话显然是过誉之词（《辽史·耶律休哥传》）。
[4] 五代后晋石敬瑭于天福元年（公元936年）十一月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宋太宗首次伐辽开始于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七月，前后相隔四十三年。
[5] 西京：东汉、隋、唐称长安为西京；五代时后汉、后周及北宋均都于汴京，称洛阳为西京。另，辽、金均称今山西大同为西京。
辽军三次大反攻
宋太宗赵匡义发动第一次伐辽之战失败后，辽军对北宋掀起了第一个进攻高潮，连续发动了三次进攻。这时，北宋元气尚未丧失殆尽。因此，这三次大战，宋辽双方互有胜负。
辽军第一次反攻：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九月，辽景宗命“辽南京留守燕王韩匡嗣与耶律沙、耶律休格南伐，以报围燕之役”，同时命令辽西京大同军节度使耶律善补，从山西方向进攻宋军，以牵制其兵力。
满城之战，宋军获胜：
九月三十日，辽将韩匡嗣统领辽军南下至满城（今河北满城）。宋将刘廷翰负责统领河北前线诸军，率本部主力驻徐河（今河北徐水）。部将赵延进登高远望，见辽军骑兵漫无边际，如潮水般涌来。刘廷翰却仍在按宋太宗赵匡义留下的“八阵图”布阵，兵力太分散。赵延进对刘廷翰说：“皇上命我们守边，目的是要克敌制胜。辽军骑兵势如潮涌，我们把兵力分布得零零星星，不是等着被辽军各个击破吗？只有集中兵力，同辽军决一死战，才有获胜的希望。违令而获利，不比兵败辱国强吗？”刘廷翰犹豫道：“万一不胜，皇帝追查责任，如何担当？”赵延进回答说：“倘有丧败，延进独当其责！”刘廷翰还是怕担“擅改诏旨”之责。另一位部将知定州李继隆也急了，他对刘廷翰说：“兵贵适变，安可预定？违诏之罪，继隆请独当之！”这时，李汉琼、崔翰也从镇州领兵前来会合，宋军军势得以增强。刘廷翰这才打消顾虑，根据赵延进、李继隆二将的建议，重新布阵：命崔彦进率部自关南出黑芦堤（河北徐水北），从小道迂回至辽军侧后；把李汉琼、崔翰军部置在西南；他自己率本部主力部署在城东。然后派出使者去辽营诈降，引诱辽军出动（《续通鉴·宋纪十》）。
这时，辽军都统韩匡嗣认为宋军请降是真，耶律休哥认为是假。正在争论之际，宋军突然发起攻击。崔彦进率部攻击辽军东北；李汉琼、崔翰率部攻击辽军西南；刘廷翰率主力攻击辽军之东，三面合击辽军。辽军猝不及防，向西大败而逃，不少人跌入西部山区沟谷摔死。宋军追击至遂城（今河北徐水西遂城镇），歼敌一万三千余人，缴获战马一万余匹、兵器军帐等物无数，俘虏辽将三名、辽民三万余户。韩匡嗣丢弃旗鼓连夜北逃，耶律休哥率领残余辽军退入辽境。辽军满城战败，辽景宗震怒。他斥责韩匡嗣有五罪：违众深入、行伍不整、弃师鼠窜、侦候失机、捐弃旗鼓。辽景宗下令斩首，萧皇后竭力解救，韩匡嗣才得以免死。
宋军在这次满城之战所以能获胜，全靠两位中级将领赵延进、李继隆。他们不为宋太宗赵匡义的“八阵图”所束缚，坚持“兵贵适变”，敢于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布阵打击敌人。这说明，宋军中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实施的一系列“抑将”措施，压制了宋军杰出将领的成长和涌现。
辽军第二次反攻：
辽景宗耶律贤是绝不肯服输的。满城失败后，他很快对北宋发动了第二次大举进攻。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三月，辽景宗命大同节度使萧多啰，率领十万辽军进攻雁门关。其战略企图：一是先从西线发动进攻，迫使宋军两面作战，以分散其兵力；二是计划突破雁门关后南下攻克太原，把客居辽国的北汉开国之君刘崇之孙刘继文护送回太原当“皇帝”，恢复北汉政权。
雁门关之战，宋军大捷：
当时，宋军在山西方向只有五万兵力，负责驻守雁门关的代州刺史杨业[1]手中只有几千人。杨业获悉辽军大举入侵，请求潘美增兵雁门关。潘美认为雁门关只能起到迟滞敌人进攻的作用，无法长时间阻敌，只能集中兵力坚守并州（治今山西太原），故不同意增兵雁门关。杨业只能依靠自己拥有的少数兵力出奇制胜。他留下部分兵力守关，亲率数百精骑提前出雁门关北口，迂回至辽军侧后发起突然袭击。萧多啰正准备下令攻关，杨业突入辽军阵中，直奔萧多啰而去，辽军大乱，萧多啰被斩，擒获辽军都指挥使李重诲。辽军失去主帅，溃败逃回大同。
杨业雁门关大捷，战报送至并州，潘美不信。经查属实，先是羞愧，后生妒忌。“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宋史·杨业传》）。这段话中的“主将戍边者”指潘美，宋太宗赵匡义把潘美的告状信寄给杨业本人，只能加深将领之间的矛盾。这为杨业的悲剧结局埋下了种子。
有的史籍记载，潘美贪功为己有。“潘美言自三交口巡抚至代州，会敌十万众侵雁门，令杨业领麾下数百骑自西陉出，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与美合击之，敌众大败，杀其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萧多啰），生擒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获铠甲革马甚众。”（《长编·太平兴国五年》）潘美此人，打过一些胜仗，但后来的许多事例表明，他心胸比较狭隘，在对待杨业的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瓦桥关之战，双方胜败相抵：
辽军在雁门关失败后，辽景宗的复仇心理更加强烈。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十月十一日，辽景宗在幽州祭旗亲征，南下攻宋。他说：“连一道雁门关都攻不破，何谈攻克太原！”他调集辽东京（今辽宁辽阳老城）、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以南大明城）等地约二十万辽军开赴幽州，向北宋发动大举进攻。二十日抵达固安，二十九日围攻瓦桥关。
宋军提前获知辽军东线进攻动向，陆续开往瓦桥关关南、镇州、定州（均在今河北境内）等地集结。瓦桥关是宋军设在宋辽界河白沟[2]上的防御要点，也是前沿孤立突出之点。瓦桥关城小坚固，城内守军不足万人，宋军守将张师固守待援。辽军从十月二十九日开始攻城，两天一夜未克。十一月初一，夜间无月光，集结在白沟河南岸的宋军渡河袭击辽军。双方激战一夜，辽军将宋军击退，宋军退回南岸。辽军北院大王耶律休哥又率军围攻瓦桥关一天一夜，白沟河南岸的宋军不敢再次渡河反击。十一月初三，宋军瓦桥关守将张师率军突围，耶律休哥率精锐轻骑突入宋军阵中，张师被斩，已经突围而出的宋军又溃退进入瓦桥关城内。
宋军其他部队撤退至莫州，诸将商议道，这次战败，必获重罪。与其被处死，不如决战而死。十一月初三，诸将率军重返瓦桥关南，在白沟河南岸列阵。第二天早晨，一万多辽军渡河来攻，被宋军击退。宋军乘势渡河追击，斩杀辽军三千余人，获得一次小胜。
宋太宗赵匡义拖延至十一月初十才从汴京出发亲征，姗姗来迟。这时瓦桥关之战已经结束。十四日，赵匡义到达长垣（今河南长垣），获悉瓦桥关兵败，气极，不想再走。不久又来战报，关南小胜，赵匡义转怒为喜。他向信使详细询问前线战况，才知初战失利的重要原因是缺乏统一指挥。于是连夜下诏，任命河阳三城使崔彦进为关南宋军统帅。第二天，赵匡义起驾继续北进，准备与辽军决战。辽景宗获悉宋太宗赵匡义北上亲征，觉得与宋军决战不一定能占到便宜，于是大掠边境，班师回撤。
十一月十九日，宋太宗赵匡义到达大名府（今河北大名），获悉辽军已经退兵。他又热血上涌，觉得辽军怯战，这是夺取幽蓟的良机。开封府判官窦偁力劝他还都，“休养士马，徐为后图，上悦其言”，停止了北征行动（《长编·太平兴国五年》）。
辽军第三次反攻：
瓦桥关之战后，宋辽双方都在备战。宋太宗赵匡义遣使致信渤海王，想策动渤海国配合宋军夹攻辽国。渤海王不敢得罪辽国，连回信都没有，赵匡义的这一计划落空。辽景宗班师后，盛赞北院大王耶律休哥，授予他最高荣誉大于越[3]称号，并大飨军士，准备再战。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四月，辽军出动，向宋军发动了第三次大举进攻。但辽景宗这次进攻组织得不好，他指挥辽军在河北、山西漫长边境线上兵分三路同时向南推进，面宽、线长、兵力分散，没有明确目标，没有进攻重点，被宋军各个击破。
再战满城，宋军获胜：
辽景宗亲率辽军主力再次进攻满城，但出师不利，辽军守太尉希达里中流矢身亡，统军使耶律善布被宋军伏兵包围。枢密使耶律斜轸前来救援，耶律善布才得以脱身。辽景宗把这次失败的火气发到耶律善布身上，“辽主以善布失备，杖之”。五月，辽景宗兵败而归。河北境内另一路辽军进攻唐兴（今河北安新），被宋将崔彦进击败。
雁门关之战，宋军再胜：
辽军进攻山西雁门关，被潘美领兵击退，并在追击中击破辽军边寨三十六所。至此，“辽三道之师俱败”（《续通鉴·宋纪十一》）。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八月，辽景宗移驾西京大同，准备再次进攻雁门关。但他在野外围猎时得病，九月二十四日卒于山西大同以北焦山，终年三十五岁。十二岁的儿子耶律隆绪继位，其母萧太后摄政。翌年六月，改国号为大契丹。
此后三年，宋辽无大战。这期间，宋辽双方都在应付其他方面的小规模战争。宋朝进行了平定夏州（治今陕西靖边西北白城子）叛将李继迁之战；辽国进行了讨伐高丽、女真、阻卜之战。
[1] 杨业：即“杨家将”故事主角原型。本名杨重贵，又名杨继业。世为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土豪，善骑射。青年时代跟随北汉开国君主刘崇，为保卫指挥使。刘崇赐姓刘，名刘继业。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官至建雄军节度使、侍卫都虞候。宋太宗攻北汉，太原被陷，北汉君主刘继元已降，唯刘继业仍在苦战。宋太宗慕其威名，命北汉降君刘继元出面招降，刘继业遂降宋，跪拜恸哭。宋太宗大喜，厚加抚慰，赐复姓杨，名业。授右领军卫大将军、代州刺史。杨业与辽军作战，均以少胜多，名“杨无敌”，威震辽军。宋太宗因其熟悉边事，命他驻守三交口（今山西阳曲北十五里）要隘。最后因与潘美、王侁有矛盾，孤军奋战而得不到增援，力战负伤，被俘后绝食而死。
[2] 白沟：这一段河流名称各书记载不一。有的书上称白沟河，有的书上称易水，有的书上称拒马河，有的书上称大清河，其实指的都是同一条河流的不同分支或不同河段，均属大清河水系。白沟河自拒马河上游分出，流经涿州、高碑店，在白沟镇重新与拒马河汇合，流经雄县、霸州以南汇入大清河，东流入海。五代后泛指东西流向的拒马河为白沟河，宋、辽以此为界河。现在一般将雄县以西统称拒马河，雄县以东称大清河。
[3] 大于越：辽国最高荣誉职务。不管具体事务，只与君王议论军国大事，位于百僚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至辽亡，授大于越者共四人：耶律曷鲁、屋质、仁先、耶律休哥。前三位称“三于越”，名望高于耶律休哥。
第二次幽州之战
辽景宗去世后，宋朝内部伐辽之声又起。宋太祖外甥、知雄州[1]贺令图，其父亲岳州刺史贺怀浦（宋太祖贺皇后之兄，这时正领兵驻守山西太原以北三交口），以及文思使薛继昭等主战派相继向宋太宗赵匡义上书，认为契丹新主年幼、太后专政、枢密使韩德让宠幸，众臣不睦，这是攻取幽蓟的大好机会。宋太宗赵匡义为报第一次伐辽失败之仇，在主战派的鼓动下，决定再次伐辽——第二次幽州之战爆发。
战前形势：
辽方：辽圣宗耶律隆绪年幼继位，萧太后对大臣们哭着说：“母寡子幼，族属雄壮，边防未靖，奈何？”韩德让、耶律斜轸等劝慰她道：“信任臣等，何虑之有！”（《续通鉴·宋纪十一》）后来的事实证明，萧太后是使辽国重振雄风的关键人物。萧太后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女军事统帅。她是辽国北府宰相萧思温之女，小名燕燕。她出身相门，耳濡目染，才智超群，“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习知军政，澶渊之役，亲御戎军，指麾三军，赏罚信明，将士用命”（《辽史·景宗睿智皇后萧氏》）。萧太后主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弊革新，稳定政局，凝聚人心，增强国力。其一，团结贤能老臣。她把一些得力大臣都安排到关键位置上，使他们各得其所，君臣协力同心，很快稳住了局面。其二，平息各地叛乱。党项、高丽、女真、阻卜等叛乱，被逐一平定。然后，与西夏李继迁结盟，集中目标备宋。其三，争取汉人。此前，契丹人打死汉人，赔一头牛或一匹马了事；汉人打死契丹人，则要处斩偿命，并将其家人没为奴婢。萧太后下令废除这一旧习，一律以汉法论处。从此，辽地汉人取得了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人心大悦。其四，整修边备。尤其在宋辽边境垒寨筑城，大修武备。其五，对常年戍边的士卒立“更休法”，轮流休整，军心士气更旺。其六，招抚流民。高梁河之战时，燕云之地的无数老百姓“牵牛载酒以迎王师”，许多人干脆投奔宋军，要回宋朝。宋军战败后，这些老百姓惧怕辽军屠杀，纷纷弃家南逃，成为战争难民。对此，宋太宗赵匡义没有采取任何救助安抚措施。萧太后命耶律休哥对这些战争难民进行招抚救济，帮助他们恢复生产，整修家园，于是“归者如流”。宋太宗与萧太后的政治水平谁高谁低，从这件事上看得一清二楚。其七，广派间谍，散布辽方境内“主幼民弊”等虚假消息，误导宋军。萧太后儿子辽圣宗耶律隆绪在位长达四十九年，被称为“盛主”，离不开前二十多年母后对他的言传身教。
宋方：辽景宗死后，宋朝主战派抬头，北伐之声又起，宋太宗赵匡义“始有意北伐”（《续通鉴·宋纪十三》）。但宋朝大臣中也有反战派。参政知事李至认为，幽州是辽国战略重地，必以重兵全力死守，宋军并不具备攻克幽州的必胜条件。第一，用兵数量庞大，军粮库存不足，保障困难。第二，幽州地平无山，抛石机无处取石，围攻坚城失去有效手段。他主张“畜威养锐，观衅以伐谋，更纵弥年，亦未为晚”（《宋史·李至传》）。宰相宋琪是主战派，他是北方人，熟悉幽州山川形势，接连写了几篇长疏，向宋太宗建议“王师备边破敌之计”。其要点：一是集结宋军于易州，然后沿太行山东麓北进，封锁辽军山后（晋北、冀北地区）援军南下通道；二是在桑干河筑堤引水灌入高梁河，使其“三五日㳽漫百余里”，“贼骑来援，已隔水矣”；三是针对辽军骑兵特点，布阵抗敌。宋太宗采纳了宰相宋琪不少建议（《宋史·宋琪传》）。
宋军的进攻部署和作战方针：
宋军伐辽前三个月，即北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十二月，宋太宗赵匡义召集诸将进京，布置伐辽事宜。他确定宋军这次分四路伐辽。河北境内分左、中、右三路：（一）左路以田重进为主将，谭延美为副将，从定州向飞狐口方向发动进攻；（二）中路以曹彬为主将，崔彦进为副将，从保州向涿州方向发动进攻；（三）右路以米信为主将，杜彦圭为副将，从雄州向新城方向发动进攻；（四）山西境内一路，以潘美为主将，杨业为副将，王侁为都监，出雁门关向云州方向发动进攻，尔后与河北左路田重进部会合东进，从北面会攻幽州。同时，派监察御史韩国华出使高丽，动员高丽从辽东方向出兵牵制辽军，但高丽未予理会。
宋太宗赵匡义布置完毕，曹彬带领诸将入宫向宋太宗辞行。曹彬在这次伐辽作战中的头衔是“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权力最大。宋太宗向曹彬布置的作战方针是：山西潘美先攻，河北三路正面诱敌，最后合围幽州（《续通鉴·宋纪十三》）。
宋太宗赵匡义的这一作战方针，大错特错！这次伐辽之战，核心目标是夺取幽州。曹彬主攻幽州，潘美助攻雁北。按照一般作战规律，助攻方向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多地吸引、分散、消耗敌人兵力，以确保主攻方向攻克主要目标。这种奇正结合的基本作战样式，流行已久，不乏成功战例。可是，赵匡义却本末倒置，不是让助攻的潘美吸引和分散幽州方向的辽军兵力，而是让主攻方向的曹彬以十万大军“虚张声势”以吸引辽军“萃劲兵于幽州”。赵匡义究竟是想夺取大同，还是想夺取幽州？令人莫明其妙。
宋军进攻之初进展顺利：
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二月，宋军全线出动。军事将领一上战场都有一种本能，他们知道仗应该怎么打才能取胜。所以，宋军发起进攻的初始阶段，并没有严格按照宋太宗交代的作战方针行动，而是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发动攻势。
河北左路田重进军战况：
河北左路田重进的穿插打得最好。二月，田重进率领本部自定州向飞狐口发动进攻，三月上旬在飞狐口以南地区与辽军前锋遭遇，初战获胜，士气大振。三月中旬，辽军西南面招安使大鹏翼、监军马赟、副使何万通，率领两万辽军迎击田重进部。田重进采纳都监袁继忠计，在飞狐口以南布下伏兵，他自率主力布阵于飞狐口以东，部将荆嗣、谭延美布阵于飞狐口西——这是一个张开的口袋。荆嗣让谭延美在平川列队诱敌，另派二百人执白旗于道侧。荆嗣率部“疾驱往斗”（《宋史·荆嗣传》），谭延美在后跟进。荆嗣在山崖上与辽军短兵相接，一日七战，荆嗣手刃辽军百余级，俘敌一千多人。辽军一时难以抵挡，又见山下旗帜连绵，怀疑宋军大军已至，准备逃跑。田重进指挥主力猛追，辽军大败，摔下悬崖死伤无数。田重进率主力向北追击五十里，擒获大鹏翼、马赟、何万通三名辽将，俘敌渤海军三千余人，斩首数千级。田重进围住飞狐口关城，令大鹏翼向辽军飞狐口守将吕行德、张继从、刘知进等人劝降，辽军飞狐口关城守将举城投降。田重进乘胜进攻山西灵丘，辽军灵丘守将穆超也举城投降。四月中旬，田重进又在飞狐口以北击败辽军援兵，斩杀辽将两名。接着进攻蔚州（治今河北蔚县），辽军蔚州守将李存璋、许彦钦等人杀掉蔚州节度使萧默哩，擒获监城使耿绍忠，举蔚州城投降。田重进的凌厉攻势，已经把幽州同晋北山后各州的联系全部分割，为正面突破幽州城防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山西潘美、杨业军战况：
山西方向潘美、杨业开始也打得不错。三月上旬，潘美自西陉（山西雁门关西口）出关北上，与辽军遭遇，初战获胜，向北追击辽军至寰州（治今山西朔县东北马邑镇），辽军寰州刺史赵彦辛举城投降。潘美乘胜围攻朔州，辽军朔州节度使慎思逃跑，节度副使赵希赞举城投降。又进攻应、云二州（治今山西应县、大同），辽军应州节度使骨只逃跑，守将艾正、观察判官宋雄举城投降。四月初，杨业进攻云州，辽军云州节度使化哥逃跑。至此，晋北山后诸州皆克，杨业还屯代州；潘美按预定计划率军东进，与田重进会合。
河北中路曹彬军战况：
担任主攻幽州任务的曹彬军，初战阶段也进展顺利。“彬等亦连收新城、固安，下涿州，兵势大振”（《续通鉴·宋纪十三》）。“曹彬入涿州，遣部将浚仪、李继宣等领轻骑渡涿河觇敌势。乙酉，敌帅来攻，继宣击破之于城南，斩首千级，获马五百匹，杀奚宰相贺斯”（《长编·雍熙三年》）。曹彬派部将李继宣等率领部分兵力渡过涿州城北的涿水（拒马河）侦察敌情，并充当前哨警戒。三月十七日，辽军反攻，被李继宣打退。当时，宋军的战场形势相当不错。但远在汴京的宋太宗赵匡义，每次接到战报，都觉得曹彬主力的进攻速度“过快”，不符合他事先交代的作战方针。
[1] 知雄州：当时尚无“知州”职务名称，“知×州”，即代理某州事务，也可简称“知州”。这与唐朝在试官及代理官员职务之前加“权”字同理。明清才有“知县”、“知州”、“知府”等正式官职。
萧太后与名将杨业
契丹统和四年（公元986年）三月初六，萧太后和辽圣宗才接到宋军大举进攻的前方奏报。当时辽圣宗耶律隆绪十六岁，军国大事仍由萧太后一手处置，但她一直把儿子带在身边，让他跟着学。萧太后和辽圣宗立即做出以下应急部署：（一）急诏宣徽使蒲领驰赴幽州，与守将耶律休哥商议抗敌事宜；（二）派出多名使者分赴各地征调军马驰援幽州；（三）命辽东京留守耶律抹只急率大军驰援河北、山西；（四）萧太后与辽圣宗自辽中京出发亲征，三月十三日赶到驼罗口（河北涿州东北），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稳定涿州防线，阻止宋军继续北进；（五）诏令停止东征女真，兵马调来幽州前线；（六）诏令林牙[1]勤德领兵前去防守平州，防止宋军从海路发动袭击；（七）诏令平州节度使迪里姑，在德勤赶到平州前，先派兵至海岸设防。好个萧太后，应对有序，急而不乱，有条不紊，指挥若定。
萧太后与辽圣宗的作战方针非常明确：（一）以保卫幽州为防御核心；（二）首先稳定幽州南部门户涿州方向的防御，不让宋军继续北进；（三）坚决阻止西线宋军与南部宋军对幽州形成合围。三月下旬，南面、西南两线军情都很吃紧。为贯彻上述作战方针，萧太后与辽圣宗于三月二十五日赐予林牙谋鲁姑以旗鼓、利剑，命他率领禁军中的骁勇之士前去增援南面的耶律休哥。同时，派遣使者给耶律斜轸送去两枚调拨军马的“杓窊印”（鹰纽印）及密旨，责令他们各率援军疾速西进，坚决阻击田重进军于蔚州以东，不得让其迂回至辽军侧后。四月初一，萧太后自驼罗口移驾幽州北郊，同时兼顾西线、南线两个方向的作战指挥，顽强抗击宋军。
辽军经过第一阶段的顽强抗击，幽州方向的耶律休哥军与宋军曹彬先锋李继宣部在涿州城北的涿水北岸形成对峙。耶律休哥因援军未到，暂时没有组织大规模反攻，只以小股兵力袭扰疲惫宋军，偷袭宋军粮道。
宋军主将曹彬犯下致命错误：
曹彬军三月下旬攻克涿州，前锋已越过涿州城北的涿水与辽军形成对峙，战场形势很好。但曹彬军在涿州“留十余日，食尽，乃退师雄州以援供馈”，致使涿州得而复失。这是宋军主将曹彬在战役关键时刻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四月初十，萧太后与辽圣宗接到涿州方向监军蒲领奏报，发现宋军后撤，辽军立即展开强大反攻。在此同时，辽圣宗抽调部分兵力西上，坚决顶住西线宋军东援。四月十八日，辽军重新占领涿州。曹彬犯下的这一致命错误是无法挽回的。宋太宗赵匡义在汴京得到曹彬军退回雄州筹粮的消息，急得直喊：“岂有敌人在前，而却军以援刍粟乎？何失策之甚也！”急派使者前去制止，千里迢迢，使者赶到，曹彬的部队早已全部退回雄州。
涿州本来已经成为宋军进攻幽州的跳板，转眼之间，成为辽军向宋军发起强大反攻的出发阵地。
曹彬的这一错误行动表明，宋军组织如此大规模的伐辽作战行动，对粮秣保障的运输力量、前送方式和粮道的保障兵力等，都缺乏充分的筹划和准备。这就是仓促进攻的代价。这时，朝廷又来使向曹彬传达宋太宗旨意，既然退下来了就不要再上前，与东路的米信军会合，沿白沟河布防，按兵蓄锐，策应西路田重进和潘美的攻势，待潘美“尽略山后之地”、与田重进会合东下时，再同他们“全师制敌，必胜之道也”。可是，曹彬军的将士们听到田重进部已经攻克飞狐关、灵丘、蔚州；潘美部连克寰、朔、应、云等州，都立了大功，而曹彬率领的是主力，却一无所得，一时“谋画蜂起”，互相埋怨，曹彬竟“不能制”。于是“乃裹五十日粮[2]，再往攻涿州”。
曹彬军第一次退兵时，因西路田重进部攻势凌厉，萧太后与辽圣宗指挥耶律斜轸率领援军驰援蔚州，与田重进部在蔚州以东展开激战，战斗打得相当残酷。田重进手下“军校五辈，其四悉已战死，至大岭，惟荆嗣力斗，辽师始却，遂定蔚州”，“是役也，边民之骁勇者竞团结以御敌”，但终因寡不敌众，尖利。蔚州防线稳定以后，萧太后与辽圣宗于四月二十日从幽州北郊转往涿州以东五十里，召集诸将讨论南线作战问题，同时诏令辽军换发夏装，准备大举反攻。萧太后下令耶律休哥（休格）与蒲领等以轻兵对南路曹彬军实施反击。当时已入夏季，天气炎热，军士疲乏，曹彬第二次打下涿州，又因军粮不继，再次放弃（《续通鉴·宋纪十三》）。常言道，不在同一个地方犯同样的错误，曹彬却在同一个地方犯了同样的错误。曹彬打的是什么仗嘛！
岐沟关之战，宋军惨败：
耶律休哥列阵于涿州以南，萧太后又亲率援军从驼罗口驰至，对后撤的曹彬军围追堵截。这时天又下起雨来。曹彬命涿州刺史卢斌带领城中老百姓向南撤退，耶律休哥在后追击，宋军扶老携幼，队伍混乱不堪。五月初三，曹彬军撤退至涿州西南三十里的岐沟关，被辽军重重包围，萧太后亲自赶来指挥围歼曹彬军。曹彬只得以粮车围阵防守。辽军绕至宋军侧后发起攻击，宋军大败。夜间，曹彬与米信仅带数骑突围，被围宋军全部溃散。曹彬和米信在外围收集残众，夜渡拒马河，被耶律休哥追上，宋军争渡落水溺死者不可胜数。宋将李继隆在拒马河边力战断后，辽军的追击速度才迟缓下来。第二天拂晓，曹彬和米信带领数万残部败逃至易州，刚在沙河边停下野炊造饭，耶律休哥追兵赶到，对宋军发起突然袭击，宋军惊散而逃，坠河而死者数万人，“沙河为之不流，弃戈甲若丘陵”，余众南奔高阳（今河北高阳）。耶律休哥收集宋军战亡者尸体堆垒起来“以为京观”。
宋军岐沟关惨败，朝廷内反战派一片嚣张，知大名府赵昌言“上书请斩败军将曹彬等”。宋太宗赵匡义和稀泥，对赵昌言表扬了一通，又提拔他为御史中丞，并在金明池宴请了赵昌言一次，平息了他的心中怒气。武胜节度使兼侍中赵普也上疏，极言这次战败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它破坏了“百万家之生聚”，大量战争难民游离失所；“数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并提了两条建议：（一）立即停战息兵，“愿颁明诏，速议抽军”，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了；（二）严查这次伐辽的主谋及战败责任者，“审孰为主谋”，“愿推其人，置之刑典”，“以厌群情”。赵匡义手诏赐赵普，与其说是为曹彬等将领辩解，不如说是为他自己的错误方针辩解，曰：“朕昨者兴师选将，止令曹彬等顿于雄、霸，裹粮坐甲，以张军声，俟一两月间山后平定，潘美、田重进等会兵以进，直抵幽州，共力驱攘，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将帅等不遵成算，各骋所见，领十万甲士出塞远斗，速取其郡县，更还师以援辎重，往复劳弊，为敌所乘。此责在主将也。边防之事，已大为之备，卿勿为忧。”宋太宗这道手诏，除了批评曹彬“还师以援辎重，往复劳弊，为敌所乘”这几句话有些道理之外，他所描述的一大通作战“预案”，全是败招。为了平息众怒，贬曹彬为右骁卫上将军，贬崔彦进为右武卫上将军，米信以下皆贬官。群臣列校战死者“录其子孙”（《续通鉴·宋纪十三》）。
[1] 林牙：辽官名。辽置大林牙院，掌文翰之事，设北面都林牙、左林牙、右林牙等官。
[2] “裹五十日粮”：这句话《续通鉴》与《长编》的记载相同。但它与当时作战进程矛盾颇多。《续通鉴·宋纪十三》：宋军“且行且战凡四日”，似乎只带了“五日粮”，而非“裹五十日粮”。《长编·雍熙三年》：“乃裹五十日粮，再往攻涿州。敌当其前，且行且战，去城才百里，历二十日始至”，“彬虽复得涿州，时方炎暑，军士疲乏，所赍粮又不继，乃复弃之，还师境上”。既然“裹五十日粮”，“历二十日始至”，怎么刚到涿州“所赍粮又不继”？《续通鉴》说宋军“且行且战凡四日，始得至涿”；《长编》却说“历二十日始至”，所记时日也相差甚远。《宋史·曹彬传》中只记了一句，“彬不得已，乃复裹粮再往攻涿州”，既未记粮数，也未记天数。
辽军在东线已经大获全胜，萧太后与辽圣宗在幽州大宴辽军将校，封耶律休哥为宋国公。并于五月十二日下令，将东线大部兵力调往西线，对“山西之未退者”实施反击。东线岐沟关惨败后，宋太宗已下令田重进、潘美从山西各州主动撤退。辽将耶律斜轸未等援军到达，就对宋军一路追击，至五月下旬已收复灵丘、飞狐、蔚州。潘美、杨业与王侁遵照宋太宗旨意，掩护云、朔、寰、应四州民众南迁（这一措施是否恰当值得研究）。六月十五日，辽军夺回寰州（治今山西朔州东马邑镇），攻杀守城士卒千余人。
八月，潘美、杨业、王侁和刘文裕等率军撤退至朔州狼牙村时，得悉萧太后与辽将耶律汉宁率领十万大军前来进攻，已经攻占寰州，兵势正甚。这时，杨业同潘美、王侁对于如何掩护云、应、朔、寰等州百姓南撤产生了分歧。杨业说：“今寇锋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1]，先遣人密告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疑为应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疑为代州）[2]，契丹必悉兵来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三千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长编·雍熙三年》）。但是，监军王侁[3]却讥讽杨业：“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他主张从雁门北川“鼓行而往马邑”（当时马邑已被辽军占领）。顺州团练使刘文裕也附和王侁的意见。杨业说，这样必败无疑！王侁进一步挖苦杨业道，你不是号称“杨无敌”吗，今天怎么犹豫不前，“得非有他志乎”？杨业说，我不是怕死，而是不应该让士兵去做无谓牺牲。你们要我去迎敌，我没有任何理由推托，我去！杨业临出发时，对潘美悲愤诀别道：“我是北汉降将，当时宋太宗没有杀我，还让我当上了将军，担负守边重任。虽然今天这一仗肯定失败，各位责备我‘畏敌’，我当赴死，为国争立寸功！”他最后指着陈家谷口说，希望你们在山谷口布置强弩兵接应，只要我能转战到这里，一起夹击敌人，就有希望获救，否则“无遗类矣”。
潘美对战场形势的判断能力，毫无疑问在王侁之上。他对杨业、王侁二人的意见谁对谁错，应能立判。但潘美胸怀狭隘，上次已经嫉妒过杨业一次，这次也没有为杨业说一句公道话，任凭监军王侁乱施淫威。杨业带兵出击，耶律斜轸得知这一消息，命副部署萧达兰在路边埋下伏兵。杨业兵至，耶律斜轸佯败而退，杨业“麾帜而进”，伏兵四起，耶律斜轸回身力战，“业大败，退趋狼牙村”（《续通鉴·宋纪十三》）。王侁从中午等到下午，仍没有杨业消息。让人登高观察，不见人影。他以为辽军已经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急着回去报功。潘美不但没有制止，自己也领兵向灰河西南后撤二十里。很快得到消息，杨业已经陷入辽军重围。潘美、王侁不但不派兵救援，竟双双“麾兵却走”。
杨业与辽军拼死力战，“自日中至暮”，艰难转战到陈家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伤心至极。“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敌所禽”。他的儿子杨延玉、岳州刺史王贵均战死。王贵战死前，箭矢已尽，“张空弮，又击杀数十人，乃遇害”。杨业被俘后，满身创伤，绝食三天而死。杨业被俘时身边还有一百来人，他说你们都有父母，应该设法突围，“众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无一人生还”（《长编·雍熙三年》）。宋太宗赵匡义得到杨业战死的消息，十分痛惜。下诏潘美降职三级，王侁、刘文裕削职为民，发配流放，处理得还算公正。
[1] 大石路：今山西应县东南约三十里大石口村。宋代为应州东南通往代州、繁峙的要道。
[2] 《长编·雍熙三年》这段话中的云、朔、寰、应、代诸州，位置前后错乱，与杨业所说作战路径无法对应。如果把应、代二州对调为代、应二州，就能读通。
[3] 王侁：应、云兵马都监。唐宋两朝，作战中派监军都没有起到好作用，王侁便是恶例之一。
血战君子馆
宋太宗赵匡义发动第二次幽州之战失败后，辽军对北宋展开了更大的反攻。
辽军第四次反攻：
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九月，即宋军第二次伐辽战败后第二个月，萧太后就着手准备对北宋发动大举进攻。十一月初，辽圣宗在幽州“大劳南征将校”。中旬，萧太后至狭底埚（幽州西南十里）“亲阅辎重兵甲”。下诏以耶律休哥为先锋都统，从幽州方向对宋军发动进攻。同时，命北大王蒲奴宁驻奉宁州（治今河北涿鹿），与该州节度使蒲打里共防宋军从山西方面进攻辽军。下旬，耶律休哥率部推进至唐兴砦[1]（今河北安新西南），宋军前沿在滹沱河桥北（今河北饶阳境内），在河北中部形成对峙。
宋太宗赵匡义十一月初就得到辽军要大举南进的情报，可是到了月底仍不见辽军动静，他又一次按捺不住性子，在汴京对前方将领“指授方略”：命令西线定州都部署田重进向北进攻，夺回被辽军占领的岐沟关；命令东线益津关守将李敬源后撤，与瀛州兵马都部署刘廷让、高阳关（今河北高阳东二十五里旧城）都部署杨重进[2]等部会合，由刘廷让统领北进，寻找辽军主力决战。
田重进十二月初四接到宋太宗赵匡义诏令，第二天就“率师入辽境，攻下岐沟关，杀守城兵千余及获牛马辎重以还”。他派兵侦知，辽军布防在固安、瓦桥关、保州、益津关一线。田重进判断辽军即将集中兵力大举进攻，于是收拢兵力，布防于定州至西部太行山麓一线，并通报沿线宋军各部，建议他们迅速收拢兵力，准备迎接大战。在宋军将领中，田重进指挥作战出类拔萃，第二次伐辽之战中表现尤为突出。他的资格也很老，参加过赵匡胤陈桥兵变，任御马军使。他“形质奇伟，有武力”，为人“忠朴”，不善奉迎。赵匡义称帝前，“爱其忠勇”，派人给他送去酒肉，他不受。使者说：“这是晋王送给你的，为何不受？”田重进回答说：“你替我谢谢晋王，我只为天子效劳。”（《宋史·田重进传》）也许是由于这一层缘故，赵匡义一直没有重用他。
望都在今河北保定西南、定州东北。宋军河北西路的前锋是知雄州贺令图，正在雄州。辽帅耶律休哥了解此人贪功轻率，便派间谍前来给他送信诈降。说是耶律休哥在辽国犯了大罪，有杀头危险，愿意归降宋朝。贺令图居然信了，让间谍带给耶律休哥一份贵重礼物，示意保持联络。耶律休哥派间谍再来，说，于越（耶律休哥封号）已率大军到达望都以北，“愿得见雄州贺使君”。贺令图认为耶律休哥是“投降“来了，想立大功，只领了数十骑兴冲冲赶往望都以北的耶律休哥军帐。耶律休哥坐在胡床（折叠椅）上对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汝尝好经度边事，今乃送死来耶！”命令左右尽杀其从骑，“反缚令图而去”。从贺令图的行为，可以看出宋军将领素质之差。宋军西线部队听说贺令图已被辽军抓走，纷纷溃奔南逃。望都之战，宋军未战而溃。贺令图和他父亲贺怀浦是第二次伐辽的首倡者，“一岁中父子皆败，天下笑之”（《长编·雍熙三年》）。老奸巨滑的辽帅耶律休哥，留下一小部分兵力在西线防止宋军反扑，将大部兵力迅速转移至东线投入君子馆（今河北河间西北）战斗。
根据宋太宗的诏令，东线宋军主将、瀛州（治今河北河间）都部署刘廷让正在集结兵力。李敬源已从益津关向南撤退到君子馆。刘廷让一面率军从瀛州西进至君子馆与李敬源部会合；一面与沧州都部署李继隆联络，请他派精兵殿后，准备寻找辽军主力决战。十二月初七，耶律休哥指挥辽军向集结在君子馆地域的宋军开始进攻。这时，萧太后亲率的大军也已赶到。当时气温骤降，北风凛冽，宋军均无皮毛大衣，手脚冻僵，无法拉弓。辽军将君子馆地域的宋军围困数重。这时，沧州都部署李继隆见刘廷让部被围，见死不救，退守乐寿（今河北献县），这是宋军将领集团整体素质糟糕之极的又一例。君子馆地域的宋军陷入了绝境，战至初十晚上，“廷让全军皆没，死者数万人”，李敬源、杨重进战死，刘廷让仅率数骑逃脱（《长编·雍熙三年》）。
君子馆之战，辽军大获全胜。由于大多是近战格杀，战况空前惨烈。辽军伤亡人数与宋军相当。耶律休哥、南院大王留宁均负重伤，辽国国舅萧打里战死。辽帅耶律休哥是辽军“战神”，他身负重伤后为鼓舞士气自己裹伤继续指挥战斗。战后，他又收集大量宋军战尸在君子馆堆垒成“京观”，炫耀辽军战绩。
君子馆之战，是宋辽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君子馆惨败，宋军精锐损失殆尽。从此，宋太宗赵匡义再不敢提伐辽之事。并把宋军防线后撤至滹沱河一线，东西九百里设置边寨、边铺，以小舟沿滹沱河巡逻。下令禁止边民商人越过滹沱河与辽贸易，以防滋事。但是，辽军却一次接一次地南下进攻，宋军走上了屡战屡败之路。
[1] 唐兴砦：《续通鉴·宋纪十三》此处记为唐兴县。经查，北宋河北境内无唐兴县。唐兴砦，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置。
[2] 杨重进：河北高阳关都部署，太原人，初为后周太祖郭威卫士。入宋，累迁内殿直都虞候。参加过攻灭北汉之战，后又随曹彬参加过第二次伐辽之战。《长编·雍熙三年》说君子馆战役中，“知雄州贺令图，武州团练使、高阳关部署杨重进，俱陷于敌”，贺令图因贪功，被金将耶律休哥诱俘而去，“重进力战，死之”。《中国古代战争通览》中说，君子馆战役中“田重进、李敬源战死”，有误。此次战役中战死的是杨重进，而非田重进。
辽军对北宋连续反攻
辽军第五次反攻：
北宋瑞拱元年（公元988年）九月，辽军向北宋发动了第五次反攻，主要战斗在河北境内。
曹河之战，宋军获胜：
曹河，在今河北满城以北。北宋朝廷派使者前来河北宣诏，令坚壁清野，不与辽军接战。这时辽军已“大至唐河北，将入寇”。定州监军袁继忠怒不可遏地说，敌人已到眼前，怎能眼看它长驱直入，“我将身先士卒，死于敌矣”，慷慨激昂，士众皆应。黄门林延寿等五人“犹执诏书止之”。定州都部署李继隆也说：“阃外之事，将帅得专焉！”他完全同意袁继忠的意见，坚决出兵反击辽军。李继隆把易州骑兵精卒全部召集过来，妻子留在易州城中。袁继忠提醒他说，这样恐怕不行，一旦敌人去攻易州，靠谁守城？李继隆回答说：“这时容不得瞻前顾后！”于是，袁继忠“摧锋先入，契丹骑大溃”。李继隆指挥宋军奋勇追击，冲过曹河，“斩首万五千级，获马万匹”，打了一次大胜仗。捷报传到汴京，群臣称贺。“上降玺书褒答，赐予甚厚”。打仗有时全靠士气，这一仗宋军将士群情激愤，对辽军的进攻气焰忍无可忍，一鼓作气，战而胜之。宋军虽然在曹河之战中获得大胜，但毕竟实力受限，并没有把辽军逐出境外。易州城还是被辽军攻破了，李继隆和唐军士卒“妻子皆为敌所掠”（《长编·端拱元年》）。
徐河之战，宋军再胜：
北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七月，宋威虏军城（今河北徐水西遂城镇）军粮不继，辽军有乘危攻城迹象。宋太宗赵匡义诏令定州都部署李继隆，以镇定步骑兵万余人组织护粮队往威虏军城送粮。辽帅耶律休哥亲率精骑八万，南下截击宋军粮队。宋北面缘边都巡检使尹继伦率领步骑千余人巡边，与耶律休哥大队人马相遇。耶律休哥眼看尹继伦兵马极少，不屑一顾，直奔运粮大队人马而去。尹继伦对部下说，敌人简直太猖狂了，把我们当鱼肉！他激励士兵“卷甲衔枚袭其后”，“纵死犹不失忠义，岂能为边地鬼乎”！部下都被他鼓动得热血沸腾，“众皆愤激从命”。当夜，尹继伦率领将士携带短兵器随敌后悄悄跟进。辽军当夜抵达唐河、徐河之间，天还没有大亮，辽军停下开饭。尹继伦出敌不意，下令向辽军发起突然袭击，杀死辽皮室[1]一人，辽军猝不及防，顿时惊乱。耶律休哥正在进食，丢下食具起身应战，被宋军士兵砍中手臂，伤得很重，“乘马先遁”。辽军奔溃，“自相蹂践死者无数”。尹继伦与镇州副都部署范廷召追奔过徐河十余里，“俘获甚众”。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文又与敌战于曹河之斜村，斩杀辽帅大盈相公等三十余级。从此，辽军不敢轻易深入宋境。因为尹继伦脸黑，辽军互相警告：“当避黑面大王！”（《长编·端拱二年》）
对以上宋辽双方的胜负情况稍加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宋军都是利用辽军的轻敌情绪，突袭小胜；而宋军的大兵团作战能力，已经无法与辽军匹敌。
[1] 皮室：辽禁军亲兵，契丹语“金刚”。
宋太宗时代的终结
北宋在宋辽之战中连遭败绩，迫使宋太宗赵匡义改变战略方针。赵匡义称帝之初，“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宋史·太宗本纪二》）。但两次伐辽招来连连失败，不仅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反而把周世宗收复的瀛、莫、易三州也丢失了。他不得不实行战略转变，由“对外征伐”转变为“严防内患”。这一战略方针一直延续到南宋。南宋有位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吕祖谦，把宋太宗赵匡义确立的这一战略方针概括为“守内虚外”。
宋太宗战略转变的主要内容：
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赵匡义发动第二次伐辽之战遭到惨败后，宋军精锐损失殆尽。他想在河北强行征丁补充军队，遭到强烈抵制。大量战争难民流离失所，内地百姓赋役不堪重负。许多田地失耕荒芜，黄河决口，蝗灾严重。川蜀叛乱、交州叛乱、夏州李继迁叛乱，等等。从此，宋太宗再不敢言伐辽之事，他对统一中国已完全失去信心，他的战略思维彻底改变。宋太宗的战略转变包括两项主要内容：（一）对外避战。他下诏：将宋辽分界线从东海边的泥沽口、霸州、容城、飞狐口、灵丘、雁门关各点，向南收缩至滹沱河一线设边寨、边铺，用小舟在滹沱河巡防；规定边民商人一律不得入辽贸易，以防滋事；辽军入侵，“以诏书从事，坚壁清野勿与战”（《续通鉴·宋纪十四》）。（二）严防内患。第二次伐辽战争失败后，他曾引用古人“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1]的经典语言，对大臣们发过一通议论。他认为，外患主要是边事，可以去战，也可以避而不战。内部的奸邪却难以察觉，深为可怕，“帝王合当用心于此”（杨亿：《杨文公谈苑·太宗论内患外忧》）。宋太宗所考虑的“严防内患”，核心问题是如何确保自己的帝位不被篡夺、不被推翻。为此，他逼死了侄子赵德昭，又逼死了弟弟赵廷美[2]。最后，竟对自己立的太子都不放心。北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宋太宗立第三子元侃[3]为太子。“庙见还，京师之人拥道喜跃曰：‘少年天子也。’帝闻之，不怿，召准（寇准）谓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准（寇准）再拜贺曰：‘此社稷之福也。’”宋太宗回到宫里又说，太子今天算是风光了，京城百姓一路上都欢呼他少年天子！“后嫔六宫皆前贺”，大家都为此高兴，唯独宋太宗心中怏怏，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留下寇准喝酒，“极醉而罢”（《续通鉴·宋纪十八》）。宋太宗赵匡义的帝王之心，竟如此狭隘！
宋太宗赵匡义的“严防内患”，也包括防止各地发生叛乱和农民起义。北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四川爆发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攻克成都，使赵匡义受到极大震动。他惊呼：“岂料贼势猖炽如此，忍令陇、蜀之民陷于涂炭！”并为此下了一道“罪己诏”，大意是说：“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使亲民之官不施惠政，税赋官吏以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表示要“改而更张，永鉴前弊”（《续通鉴·宋纪十七、十八》）。
宋太宗的消极战略方针，导致宋军战斗力急剧衰退：
宋太宗奉行的消极战略方针，很快导致宋军战斗力的急剧衰退。宋太宗的“严防内患”，重在防止军队搞兵变。这种思想是从宋太祖开始的。他们哥儿俩“用也军队，防也军队”。宋朝以前，从唐末到五代，“骄兵悍将”成为政权不稳的重要因素之一。各军镇中的“骄兵”（军士头目）对某位将领不满，带头一闹，就可以把这位将领驱逐，另拥新将，朝廷往往采取默认态度，给新将领发一个委任状予以承认。某位“悍将”对朝廷不满，就可以发动兵变，或割据一方，或向朝廷发动进攻。朝廷也往往采取正式任命闹事将领为某军镇、某州的节度使，承认他们的地位，以“息事宁人”。宋太祖赵匡胤篡夺后周政权后，深刻吸取这一教训，通过“杯酒释兵权”，把兵权集中到自己手中。从此，杜绝了“骄兵悍将”拥兵闹事的现象，也从此结束了唐末五代乱世。
但是，宋太祖却把这一思路推向了极端：把各级将帅领兵指挥之权剥夺干净，用一系列措施死死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一）朝廷设立三个分掌军队的权力系统，互相监督制约：枢密院[4]掌兵籍、兵符；三衙[5]掌管诸军；率臣[6]主兵权。他们各有分守，共同对皇上负责，兵权集中于皇上一人。（二）屯兵实行“内外厢制”。驻守京城、京畿的军队称“内厢”，屯驻外地各军镇的军队称“外厢”。平时内、外厢兵力大体相当，保持内外平衡。双方都受皇上直接控制，一旦有变，可以互相制衡应付。（三）实行“更戍制度”。每隔一段时间，打乱原有编制序列，互相轮换移防。目的是使“将兵分离”，“兵无专制”，闹不起事来。可是，这样一来，“兵不识将，将不识兵”，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时就糟糕透了。（四）作战行动依照皇上“阵图”行事。自古以来，军队作战要贯彻最高统帅的战略企图，这是不变的基本原则。但是，没有哪个朝代、哪位皇上要求将领在作战中的一举一动都要按照皇上画好的“阵图”去行动，这是宋太宗的“发明创造”。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说到底就是怕将领“越轨”、“失去控制”、“自行其事”。凡是按照宋太宗的“阵图”行事，即使打了大败仗、大臣们气愤地上奏应依罪问斩的将领，他也不作严肃处理，最多降级了事。凡是不按他的“阵图”行事，打了败仗杀头不用说，即使打了大胜仗，他也不鼓励、不提拔，最多褒奖几句敷衍了事。辽军第五次发动反攻时，定州监军袁继忠、定州都部署李继隆、北面缘边都巡检使尹继伦等几位将领，都是做好了“违诏杀头”的思想准备，才扔开“阵图”打了几个大胜仗。可是，宋太宗从来不提倡、不鼓励这样的行动，从来不重用提拔这样的将领。因此，宋军的战斗力迅速衰退，毫不足怪。（五）大量招募流民入伍，以消弭内乱能量。哪里发生严重灾荒，宋军就到哪里去就地募兵，从军的大多是灾区流民、流犯。这些人从军的唯一目的是谋生，混口饭吃。宋军禁兵待遇比较优厚，有些兵员行囊雇人背，军粮雇人挑，根本不能打仗。由于各军不固定将帅统领，将领都是临时观念，治军不专心，训练稀松，管理不严。久而久之，造成“冗兵耗食”的严重社会问题。到宋英宗年间，“一岁之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蔡襄《论兵十事疏》），老百姓不堪重赋。因此，宋朝的军队数量不断扩大[7]，宋朝的军事理论也很发达，出了不少军事著作[8]，宋朝的军事技术装备也有很大发展[9]，但是宋军的战斗力却每况愈下，大怪事一桩！由此可见，宋朝统治者在军事上的软弱平庸，战略方针的严重偏差，这两条对宋军的影响是多么致命！
[1] “若无内患，必有外忧”和“若无外忧，必有内患”，是两位古人语言的结合。春秋时，左丘明在《国语·晋语下》中说：“不有外患，必有内忧。”战国时，管仲在《管子·戒》中说：“非有内忧，必有外患。”
[2] 赵廷美：宋太宗弟，与太祖、太宗异母。赵廷美死后，宋太宗讲了一大段辩解性的话，称：“廷美母陈国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后出嫁赵氏，生军器库副使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属鞬左右，廷俊泄禁中事于廷美。迩者凿西池，朕将往游，廷美与左右欲以此时窃发。”（《续通鉴·宋纪十二》）这是有人诬告廷美有篡位之意，宋太宗信了，先是免去其开封尹，降为西京留守。宰相赵普与另一位宰相卢多逊不和，赵普又告赵廷美与卢多逊勾结。宋太宗将卢多逊流放，杀死有关官员多人；又将赵廷美贬为涪陵县公，赵廷美忧悸而死。
[3] 赵元侃：宋太宗第三子，原名赵德昌，初次改名赵元休，北宋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封为襄王，二次改名赵元侃。北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八月立为太子，三次改名赵恒。
[4] 枢密院：管理军事机密、边防、民兵、军马及对外交涉事务，为最高国务机关之一。
[5] 三衙：宋朝掌握宫廷禁军的机构，有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合称三衙。
[6] 率臣：率，同帅，指将领。原指率府，秦设，汉承。晋有五率府。至唐，有十率府。皆东宫太子官属，掌东宫兵仗、仪卫及门禁、徼巡、斥候等事。宋存十率府而无职司，留下十名“光杆司令”。由于宋太祖、宋太宗大部分时间内未设太子，故这些执掌兵权之臣，实际上都受皇上亲自控制。宋朝率臣不是常设职务，有时设，有时不设。
[7] 据《中国军事通史》统计资料：宋太祖开宝年间（公元968—976年），禁军为十九万三千人，厢军十八万五千人，总员额三十七万八千人。宋太宗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禁军为三十五万八千人，厢军三十万八千人，总员额六十六万六千人。宋真宗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禁军四十三万二千人，厢军四十八万人，总员额九十一万两千人。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禁军八十二万六千人，厢军四十三万三千人，总员额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
[8] 据《中国军事通史》称，现尚存北宋兵书多达十六种、七十余部。其中较著名的有《太平御览·兵部》、《册府元龟·将帅部》、《虎钤经》、《武经总要》、《何博士备论》等。
[9] 据《中国军事通史》称，宋朝的军事技术装备发展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抛射兵器的射程和精度大大提高。宋朝的多弓床弩，射程可达一千步。二是已能生产多种以火药发射或爆炸的火药兵器，如火箭、火炮（非筒形炮）、火球、蒺藜火球、铁嘴火鹞、霹雳火球、毒药烟球等。
宋太宗赵匡义立元侃为太子的第三年，北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二月初六，他突然病倒，已不能正常上朝，“始决事于便殿”；三月二十八日，“崩于万岁殿”。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终年五十九岁。
史书记载宋太宗驾崩极为简单，但记载太子赵元侃（宋真宗）继位却十分详细。按理说，宋太宗生前已经立元侃为太子，由他继位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宋太宗生病期间，大臣中在废立问题上出现了两派：宣政使王继恩[1]觉得太子元侃太“英明”，将来不好对付，便同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秘商，并说服李皇后，准备让宋太宗长子、楚王赵元佐[2]继承皇位。宰相吕端前往禁中问疾，发现太子元侃不在宋太宗身旁，他怀疑“有变”，急中生智，在朝笏上写了“大渐”二字，派心腹急送太子元侃，请他速进禁中入侍太宗。太宗驾崩，王继恩等说动了李皇后，让她通知吕端前来商议继立之事。宋太宗生前曾对吕端有过评价，“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宋史·吕端传》）。吕端知道他们想废掉太子元侃，另立元佐，马上派人到书閤房去找出宋太宗当年立太子元侃的诏书，放进匣子，锁好，马上入宫。李皇后见吕端进来，就问他：“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吕端胸有成竹，回答说：“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岂容有异议邪？”李皇后一听，默然。其余人不敢再说。于是，举行太子元侃即位仪式。吕端担心王继恩串通李皇后等临时“掉包”，新帝已经坐上龙椅，众臣叩拜，他却站在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他走上前去验看，确是太子元侃，无误，才降阶叩拜，率群臣呼万岁（《续通鉴·宋纪十九》）。宋真宗继位过程，成为吕端“每临大事不糊涂”的一个经典例子。
史书对宋太宗的评价：
史书对宋太宗的评价不是太高，也不是太差。《宋史》在对他一生做出评价时，先以提问的口气写道：宋太宗晚年“干戈不息，天灾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乱，其故何也？”接着，以回答的口气一连写了宋太宗六条优点：（一）节俭。“帝以慈俭为宝，服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二）勤政。“绝远物，抑符端，闵农事，考治功”，“勤以自励，日晏忘食”。（三）好学。长期夜读不倦，“讲学以求多闻”。（四）宽容。“不罪狂悖以劝谏士，哀矜恻怛”。（五）自责。“欲自焚以答天谴”（这一条恐怕是邀买人心，说说而已）。（六）爱民。“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纾民力”（这也是说说而已，他在幽州之战中对大批战争难民不管不问就不能说是“爱民”）。由于上述表现，“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老百姓都痛恨暴君，宋太宗至少不是暴君。
《宋史》也没有回避宋太宗的问题和过失，记曰：“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世不能无议焉”。后面这段话，每句话都点了他一个问题：（一）宋太祖赵匡胤去世不满一年他就改元，虽然没有说他“弑兄篡位”，但话中有话。（二）涪陵县公之贬死，是指他逼死其弟赵廷美。（三）武功王之自杀，是说他逼侄子赵德昭自杀；（四）宋后不成丧，是说他对皇嫂（宋太祖赵匡胤皇后）死后没有举行正式丧礼，而且没有把宋后葬在宋太祖一起。这几件事，都遭到后世诟病。
然而，《宋史》对宋太宗最大的问题偏偏没有讲：两次幽州之战遭到惨败，最大的责任者是宋太宗。
[1] 王继恩：宋太祖时为内侍，宋太宗时为宣政使。这是一位阴谋家，曾两次干预北宋皇位嗣立。宋太祖驾崩，皇后要他去叫皇子德芳，他自作主张直接去把赵匡义叫来，使赵匡义顺利得以继立。宋太宗死，他又企图废掉宋太宗生前已立为太子的元侃，改立元佐。多亏“每临大事不糊涂”的宰相吕端，挫败了他的这一阴谋。后来王继恩治蜀，吃喝玩乐，荒淫无度，出行要乐队奏乐伴行，搞得一塌糊涂，民愤极大。
[2] 赵元佐：宋太宗长子。宋太宗贬斥其弟赵廷美时，赵元佐竭力为叔父申辩、解救，未果。赵廷美死，赵元佐得了“狂病”，被废为庶人。
宋真宗接受战争考验
宋太宗去世，宋真宗继立。宋真宗继位已经三十岁了，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父皇晚年同辽国交战的一次次失败，他都看到了。按理说，他是应该振作一番、有所作为的，他即位不久，面对辽军新的进攻，这是对他的一场考试，他将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这场战争？考试结果，令人大失所望。
辽军第六次反攻：
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七月，辽圣宗诏谕诸道，集结兵力，第六次南下攻宋。九月初，辽圣宗到达辽南京幽州，中旬即命其弟梁王耶律隆庆为先锋，率领辽军对北宋发动进攻。宋真宗任命傅潜为镇州、定州、高阳关三道行营都部署，富州刺史张昭允为都钤辖[1]。
遂城之战，宋军主将傅潜不敢迎敌：
遂城，即今河北徐水西二十五里遂城镇，当时也是宋军威虏军镇所在地。十月下旬，辽军进攻遂城。遂城城小兵少，守将杨延朗（杨业之子）集中强壮兵夫坚守。阴历十月，河北夜晚的气温已经很低，杨延朗命城中汲水外灌，到天亮，小城周围结了一圈厚冰，地滑人马不可行，辽军无法攻城。于是，辽军兵分两路：西路辽将萧继远绕过遂城，转攻狼山砦（今河北清苑西北）；萧太后与辽圣宗率辽军转攻东路瀛州。
当辽将萧继远进攻狼山砦时，三路宋军都集结在定州，身为镇州、定州、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的傅潜，却“畏懦，闭门自守”。部将向他请战，遭他臭骂。部将田绍斌、石普率领部分兵力前去守保州。辽军来攻保州，石普与知州杨嗣议领兵出城迎敌，至夜未归。田绍斌领兵前出接应，到前方一看，石普、杨嗣议在退过严凉河（清苑河）时遭敌袭击，损失不小。田绍斌援兵至，“合兵疾战，获一百四十余人”（《宋史·田绍斌传》）。但辽军采取避实就虚战术，绕过保州南下，攻克了宋军宁边军镇（今河北蠡县），又连克祁州、赵州（治今河北赵县），一路烧杀掳掠，直下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永年），河北乡村一片惊乱，老百姓扶老携幼拥进城郭避难，“镇、定路不通者逾月”。朝廷多次派使督促傅潜进行反击，傅潜按兵不动。都监秦翰、定州行营都部署范廷召也催促他下令反击，傅潜仍不行动。范廷召挖苦傅潜胆怯得“不如一妪耳”！
时间一晃已经到了年底，十二月二十七日，宋真宗在大名不知如何是好，召集大臣商议前方战事。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钱若水直谏道，傅潜领数万雄师，闭营不出，坐视契丹俘掠生民，按军法，“临阵不用命者斩”！但宋真宗也是下不了决心的主儿，空议一通，不了了之。
裴村之战，宋将康保裔力战被俘：
裴村，在瀛州（今河北河间）西南。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领兵向东，转战在瀛州一带。快到年底时，傅潜才让范廷召率领八千骑兵、两千步兵转往东线，从中山出发开赴高阳关去迎击辽军。高阳关在定州和瀛州之间偏北。北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正月初三，宋将范廷召与辽军前锋耶律隆庆（辽圣宗弟）相遇，范廷召“结方阵以出”。耶律隆庆问众辽将：“谁敢当者？”部将萧柳答：“若得骏马，则愿为之先。”耶律隆庆“授以中骑”，萧柳上马，对众将说，对方阵动，“请君急攻”。萧柳急驰上前，范廷召“阵少移，隆庆乘势攻之，廷召军遂乱”。萧柳中流矢，“裹创而战，众皆披靡”，范廷召不敌。正月初四，范廷召率部退却至瀛州西南的裴村。范廷召出发时，傅潜曾答应派兵增援，但援兵未至。范廷召向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求援，康保裔挑选精兵良将，从献县北进与范廷召军会合，讲好第二天合兵攻击辽军。但范廷召耍滑，当夜把部队带走，把烂摊子撂给康保裔。第二天天亮，康保裔部陷入辽军重围，部下劝他换上士兵服装突围，康保裔豪迈地回答：“临难无苟免，此吾效死之日矣！”康保裔身先士卒，“遂大呼决战，凡数十合，兵尽矢穷，士卒以劲弩击敌，杀伤甚众，而援兵不至，与部将宋顺俱被执”。高阳关钤辖张凝、副部署李重贵，“率援兵从后至”。但是他们到达晚了，“亦为辽师所围，力战，乃得出”。辽军从德（今山东陵县）、棣（今山东无棣）之间东渡黄河，在山东境内大掠而归。
宋真宗命贝州（治今山东无棣）、冀州（治今河北冀州）行营副部署王荣以五千骑追击。王荣又是一个窝囊废，不敢追，几天不出动。一直等到辽军渡过黄河而去，他才做了个“假动作”，带兵到黄河岸边走一趟就返回。
宋真宗的所谓“亲征”：
宋真宗这次“亲征”，出汴京时排场搞得很大，到达大名后，再没敢往前一步。得知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被俘后，密召走马承受夏守赟前往军中查问，夏守赟回来说，康保裔被辽军抓去定死无疑。于是，宋真宗和夏守赟统一口径，对外说康保裔是战死而非被俘，谥赠侍中，封其子、母、妻，大加褒奖。宋真宗太没有出息了，身为皇上，竟弄虚作假！
对于避敌怯战的主将傅潜、都钤辖张昭允二人，钱若水坚持应以死罪处斩。宋真宗却以他俩是先帝宋太宗幕府旧属，仅削去官职，流放房州（治今湖北竹山）、通州（治今四川达州），“中外无不愤惋”（《续通鉴·宋纪二十一》）。
辽军的第七次反攻：
北宋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十月初一，辽圣宗下令对北宋发动了第七次反攻。
长城口之战，宋军获胜。十月十六日，宋将张斌与辽军在长城口（今河北徐水西北二十五里）遭遇，恰逢秋雨连绵，辽军士兵的弓弩都是皮弦，淋湿后失去弹性。张斌率前军大破辽军，歼敌两万余人，斩获辽军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级，缴获大批兵器和马匹，“余皆奔北，号恸满野”。张斌领兵追击辽军至边界，辽方伏兵大起，张斌与辽军激战。
傅潜被撤换后，新任镇州、定州、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王超，与傅潜属于同一类废物。他手中握有近二十万大军，张斌在前方孤军奋战，他竟不派兵前去增援。张斌只能退保威虏军（今河北遂城）。十月二十八日，辽圣宗由于秋雨连绵，道路泥泞，不便骑兵行动，下令退兵（《长编·咸平四年》）。
这时，西北方向又不断传来坏消息：夏州的李继迁去年攻克了清远军镇（治今宁夏灵武东南），今年又攻占了灵州（治今宁夏灵武）。宋军在西部已退守到陕甘的府谷、绥德、延安、环县、平凉、天水一线。
北宋朝廷已被拖入两线作战的境地，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宋真宗召集大臣们在宫殿内观看陕西二十三州图，他指着秦州（治今甘肃天水）说：“此州在陇山之外，号为富庶，且与羌戎接畛，昨已命张雍出守，冀其绥抚有方也。”又指着大殿北壁《灵州图》说：“此冯业[2]所画，颇为周悉，山川地形如此，安得知勇之士为朕守之乎？”又指着南壁甘、伊、凉等府图及东壁幽州以北《契丹图》说：“契丹所据地，南北千五百里，东西九百里，封域非广也，而燕蓟沦陷，深可惜耳！”（《续通鉴·宋纪二十二》）他给大臣们上了半天地理课，纸上谈兵，空议半日，没有拿出任何退敌方略。
辽军的第八次反攻：
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四月，辽军发动第八次进攻。
望都康村之战，宋将王继忠奋战力尽被俘。宋军三道都部署王超，命副部署王继忠率领步兵一千五百人前出迎敌，同时派人前往镇州、高阳关召桑赞、周莹二将各领所部来援。王继忠领兵与辽军战于望都城南六里，“杀戮甚众”。又战于望都东北康村，从白天打到晚上，敌势小却。第二天天刚亮，接着又打。辽军迂回到王继忠部后方“焚绝粮道”。王继忠率领将士“跃马驰赴”，辽军将王继忠部“围数十重，士皆重创，殊死战，且战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就擒”。主将王超竟坐视不救，“引兵还定州，遣使上闻”，向朝廷谎报说王继忠已战死。
这一次，宋真宗真是出了一个大洋相。“帝闻王继忠战死”，“赠大同军节度使兼侍中，官其三子”。其实，王继忠并未战死。他被辽军俘获后，被押往炭山（今河北独石口外滦河上游）见辽圣宗。萧太后“知其才，授户部使，兼赐妻室；继忠亦自激昂，为辽尽力”。
望都战败后，宋真宗听到了一些议论，对近臣说：“用兵固有胜败，然此战颇闻有临阵公然不护主帅，引众先遁者。若不推穷，何以惩后！”责成宫苑使刘承珪、供备库副使李允则二人“驰驿案问”。调查结果，镇州副部署李福、拱圣都指挥使王升被削职流放。但宋真宗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最该问责论罪的是主将王超，他却“悯其劳旧，弗责”（《续通鉴·宋纪二十三至二十五》）。
[1] 都钤辖：北宋前期临时委任的战区统兵官，职权在都部署、部署下，而在都监、监押上。后来成为固定差遣。官高资深者任都辖、都钤辖使或副都钤辖；官低资浅者任钤辖、副钤辖。掌军旅戍屯、攻防等事务。北宋末至南宋，成虚衔闲职。
[2] 冯业：父子自后周至宋太祖时，皆为灵州守将。
澶渊之盟
辽军的第九次反攻：
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秋，辽军对北宋发动了第九次反攻。这是辽军对北宋的最后一次进攻，史称澶渊之战。
澶州、澶县、澶渊指一地，因澶水得名。澶州治所在今河南濮阳西二十里，夹澶水而城，南岸、北岸各有一城。
八月，辽军在宋辽边境开始频繁出动游骑展开战前侦察，北宋朝廷“累得边奏”，宰相寇准预见大战即将来临，建议“练帅领，简骁锐，分据要害以备之”。闰九月初八，萧太后和辽圣宗指挥辽军约二十万向北宋发动强大攻势。十二日推进到固安，以萧达兰、萧观音努为先锋，分兵攻破顺安军（今河北安新）、遂城；宋军遂城守将被俘。
宋军北路主将王超，率领二十万大军驻守唐河防线，总兵力与辽军大致相当。他眼看辽兵大举入侵，并已接到抗敌诏书，却按兵不动、不拦、不追、不出击。二十二日，萧太后与辽圣宗从容避开王超率领的宋军主力，从定州以东突破唐河防线，率领辽军进驻阳城淀（今河北望都东南七里），然后分兵进攻瀛州、祁州，直指宋军河北重镇天雄军（治今河北大名东）。
寇准逼迫宋真宗亲征：
辽军突破宋军防线前夕，宋真宗与大臣们已经有过一次讨论。宋真宗说：“契丹已谋南侵，国家重兵多在河北，敌不可狃，朕当亲征决胜。”表示想听听各位意见，什么时候出发为好。当时有两种意见，宰相之一毕士安认为，“陛下已命将出师，委任责成可也”，用不着亲征。另一位宰相寇准则坚决主张宋真宗必须亲征：“大兵在外，须劳圣驾暂幸澶渊，进发期不可缓。”枢密使王继英也主张宋真宗亲征。这次没有讨论出结果。辽军突破唐河防线南进后，宋军边防“急书一夕五至，寇准不发，饮笑自如”。第二天，他和大臣们一同上朝，把这些军情急报一起面呈皇上，“帝大骇”，责问寇准怎敢压下这么多急报？寇准说：“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尔。”他就是要用这样一堆紧急边报逼迫宋真宗亲征，从汴京到澶渊，就是五天路程。其他大臣见寇准逼迫皇上，“惧，欲退”。寇准喝令道：“谁都不能走，准备一同伺候皇上起驾！”宋真宗面有难色，想退入内宫。寇准说，陛下也不能走，“陛下一入，则臣等不得见，大事去矣！请毋还而行”。意思是说，皇上您不必进去告别、换衣服什么的，军中大事紧急，就从大殿直接出发！寇准敢于对皇上来“硬的”，这是他的风格。先帝宋太宗就曾领教过，寇准向来“奏事切直”，他不管你宋太宗听了高兴不高兴。宋太宗有时“怒而起”，寇准“攀帝衣请复坐，事决乃退”。宋太宗一旦心情平静下来，不无感叹：“此真宰相也！”并对左右说：“朕得寇准，犹唐太宗之得魏征也！”（《续通鉴·宋纪十八》）
宋真宗扭不过寇准，就说，那好吧，请大家商议一下亲征的事吧。但有些马屁大臣立即把话题岔开了。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他建议宋真宗去金陵躲避战争。另一位佥署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他建议宋真宗去四川躲一躲，比金陵更安全。宋真宗转身问寇准：“怎么样？”寇准大怒道：“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并说，大敌当前，陛下“奈何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邪？”豆腐皇上遇到了钢铁宰相，宋真宗只得放弃躲避战争的念头。王钦若、陈尧叟二人从此对寇准愤恨之极（《续通鉴·宋纪二十四》）。这是北宋君臣间一场抗战与避战的激烈较量。寇准在大是大非面前天王老子都不怕，为了社稷民生，正气凛然，真乃国之干城也！
沧州保卫战：
澶渊之战爆发前夕，朝廷派遣李允则知沧州。他一到沧州就巡视全州，从方方面面着手准备抗击辽军南侵：疏浚浮阳湖、修葺沧州城中的兵营、官舍、城墙，并动员老百姓在沧州城中大量挖井。老百姓不胜其烦，都反对他。不久就被朝廷召回，说他干不了知州这差使。可是，辽军这次来进攻，沧州被围，城内百姓不仅没有断水，而且把井水提上来，冻成一坨坨冰块，代替炮石击敌，把辽军打退了。宋真宗得到这一消息，当面把李允则叫去，对他说：“顷有言卿浚井葺屋为扰民者，今始知善守备也。”于是提拔他当上閤门副使，镇、定、高阳三路行营兵马都监，担当御敌重任（《续通鉴·宋纪二十四》）。
瀛州保卫战：
瀛州即今河北河间，与沧州相距不远。瀛州之战是宋军打得最顽强的一场城市保卫战。十月初六，辽军抵达瀛州，日夜攻城。瀛州知州李延渥，率领城中强壮精兵，同贝冀巡检史普一起指挥坚守瀛州。他们从城头上以垒石巨木一批又一批击退攀城之敌。萧太后亲自击鼓指挥强攻，“集矢城上如猬”。城头上有一块几尺宽的木板，竟射进二百多支箭头。辽军强攻十几天，死伤三万余人，瀛州仍未攻破。
辽军越点攻击：
“越点攻击”是现代战争术语，北宋时还没有这一说法，这里借用一下。辽军久攻瀛州不克，伤亡严重，萧太后与辽圣宗决定绕过瀛州和河北境内主要城镇，悬军深入，一路南下。十月十四日，辽军先锋萧达兰、萧观音努二将攻克祁州，在宋军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辽军大批部队迅速推进到河北中南部，“河上震动”。这时，宋军主将王超手握二十万大军屯驻定州，正是从侧后向辽军发起猛烈攻击的极好战机，但他仍然不拦、不追、不出击。十五日，宋真宗得知辽军加快了南下速度，诏令王超率大军从定州向南开赴河南澶州，等候皇上大驾。王超接到了诏书，还是不动。只有驻镇州的雷有终一名将领带着少量部队向南开往澶州，前去扼制辽军的南下势头。驻镇州的另一位将领马知节写信、派人，一次又一次督促王超出动，王超推说大军过河没有桥梁，涉渡会遭受很大损失。马知节组织士兵民夫连夜突击，一夜之间就把桥架好了，王超还是不动。王超这样的将领，既没有把国家命运放在心上，也没有把宋真宗这位皇帝放在眼里，违诏抗命、避敌怯战，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要是落到汉武帝、唐太宗那样的皇帝手里，脑袋早就搬家了。
王继忠来信说和：
王继忠是一年前在望都康村战斗中拼到最后被辽军俘虏的，当时宋真宗已将王继忠当做“战亡功臣”进行了善后嘉奖处置。王继忠被俘后，受到萧太后的重视和优待。“王继忠在契丹，乘间为辽人言和好之利，太后有厌兵意，虽大举深入，然亦纳继忠说。”于是，派出四名小校，带上信箭（信物），把王继忠写给宋真宗的一封亲笔密信送到莫州部署石普手中，请他转呈朝廷。石普当天就派快马把密信送往汴京。宋真宗拆开一看，竟是王继忠的一封亲笔信！宋真宗这时的尴尬，不知他如何自解？王继忠在信中说：“臣尝念昔岁面辞，亲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为事。况北朝钦闻圣德，愿修旧好，必冀睿慈，俯从愚瞽。”
宋真宗阅罢，回避了王继忠在敌营“复活”这一令人难堪的话题，首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准备与辽“议和”的台阶，对左右大臣说：“朕念往昔全盛之世，亦以和戎为利。”但他又不得不略显矜持地说，自古獯鬻为中原强敌，犷悍之性，岂能柔服，“此奏虽至，要未可信”。宰相毕士安等说：“契丹兵锋屡挫，耻于自退，故因继忠以请，谅亦非妄。”宋真宗又说：“彼得请之后，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誓众，躬行讨击耳。”他这句话透露出了底线，谈判中对方提出财物方面的要求可以满足，割地不行。于是，宋真宗以手诏复王继忠：“今览封疏，深嘉恳诚，诏到日，卿可密达兹意。果有审实之言，即附边臣闻奏。”（《续通鉴·宋纪二十四》）。此后，双方来往信件每日不绝，频繁沟通。
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辽军攻至澶州：
北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辽军万余人开始三面围攻澶州北城。当时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定州都部署李继隆等在澶州北城外布防，由于地势平坦，无险可守，他们毁车为营，暗伏劲弩，扼守要道。辽将萧达兰自恃勇敢，以轻骑前来观察地形。宋军威虎军床子弩手张瓖，瞄准萧达兰怒射，一箭射中萧达兰中额，萧达兰应声落马，救回辽营而死。萧太后对萧达兰之死分外伤心，“哭之恸，辍朝五日”，任命萧巴雅尔代掌南面军事。萧达兰是辽南京幽州统军使，懂天文，屡立战功，又是这次军事行动的首倡者。萧达兰的死，对辽军士气影响很大，也成为萧太后同意和谈的因素之一。
宋真宗比萧太后晚四天至澶州：
宋真宗口口声声要亲征，却姗姗来迟，北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才到达澶州南城。他本想在南城住下，宰相寇准不同意，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并说，北面有王超大军在定州，城北有李继隆、石保吉二将分守左右，各路援军也将陆续到达，“又何疑而不往？”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请皇上去北城。佥署枢密院事冯拯在旁呵斥高琼：“不得无礼，皇上不能去北城！”高琼怒斥道：“你斯文，何不赋诗一首退敌？”要过浮桥了，皇辇驭手和卫士又畏缩不敢前行，高琼用木棍敲着驭手的脊背说：“何不快走？”这时宋真宗总算说了一句话：“走吧。”总而言之，宋真宗是被推推搡搡逼到了澶渊北城。“既至，登北城门楼，张黄龙旂，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续通鉴·宋纪二十五》）这件事如果不是寇准，宋真宗不仅到不了澶渊北城，说不定早已被某些佞臣倒腾到金陵或四川去了。
澶渊之盟：
宋辽双方的谈判代表一直在忙碌。王继忠代表辽方通过宋朝莫州部署石普，要求宋朝先派使者赴辽方议和。宋真宗认为先派也无损国威，同意先派。他让枢密院挑选赴辽谈判使者，枢密都承旨王继英推荐殿直曹利用充当宋方谈判代表。挑选了一名神勇军士李斌，手持信箭，护卫曹利用从天雄军驻地出发，前往辽军营地。曹利用见萧太后与辽宰相韩德昌同坐在一辆车上，群臣与辽国君主并排走路，随意而坐，礼仪简单。他们将一块木板横放在车轭上，木板上放置食器，都坐在曹利用的车下吃饭。就这么边吃边说，“共议和好事，议未决”。辽方派遣左飞龙使韩杞为谈判代表，“持国主书”，跟随曹利用一起来到宋营（《长编·景德元年》）。
宋真宗阅罢辽方信件，果然要求归还关南之地[1]，马上对辅臣说：“吾固虑此，今果然，将奈何？”辅臣说，好办，书面答复对方，就说关南之地久属朝廷，不可拟议。或岁给金帛，以固欢盟，给多少，“惟陛下裁度”。宋真宗对“守土有责”这一点头脑还算清醒，而且把话说得很坚决，“朕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必若邀求，朕当决战耳”。翰林学士赵安仁，对宋太祖时期的国书样式烂熟于心，他按照宋真宗讲的意思用毛笔工整写好“答书”，朝廷赠送给辽方谈判代表韩杞袭衣、金带、鞍马、器币等。韩杞当天准备返回，仍然身着契丹“左衽”服饰去向宋真宗告别。赵安仁看了一眼他这身衣服，忍不住说，你今天要升殿接受大宋朝“答书”，面对大宋皇帝，天颜咫尺，不穿宋朝所赐的袭衣去见皇上，这不行！韩杞说，那袭衣太长了。赵安仁说，长也得穿。韩杞只得换上宋服，入见宋真宗，受书。
宋真宗又把曹利用叫到一边叮嘱，对方要地绝对不行，要求财货，“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寇准却把曹利用拉到帷幄后面对他说，皇上说给一百万你就能答应给一百万吗？“过三十万，吾斩汝矣！”（《宋史·寇准传》）
曹利用又随同韩杞返回辽营，经过一番唇枪舌战、讨价还价，曹利用“许遗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议始定”。辽国派遣右监门卫大将军姚柬之持国书随同曹利用返还宋营，辽国“献御衣、食物，其郊劳馆谷，并如韩杞之礼”，宋朝“命赵安仁接伴”。辽圣宗在辽国国书中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接见、宴请姚柬之。宋朝又派西京左藏库使李继昌假左卫大将军，持誓书随姚柬之赴辽营，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北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十二月，“澶渊之盟”谈判达成协议，辽军“收众北归”（《续通鉴·宋纪二十五》）。
澶渊之盟，终结了宋辽长达二十六年的战争状态，宋真宗认为寇准有大功，对他很敬重。但是，当初建议宋真宗去金陵避战的参政知事王钦若，由于受到过寇准申斥，对寇准“深嫉之”。他在宋真宗面前挑拨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宋真宗从此开始疏远寇准，第二年就罢了寇准宰相之职，贬为刑部尚书（《宋史·寇准传》）。封建朝廷内，往往是干成了大事的人遭到不干事的人暗算，忠臣暗遭奸臣谋害，这是中国封建时代不绝于史的悲剧内容之一。
澶渊之盟的历史作用：
澶渊之盟的历史作用还是应当肯定的。它结束了持续二十六年的宋辽战争，此后宋辽双方维持和平长达一百一十九年。
宋辽双方能够达成澶渊之盟，也是时势所使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条：第一，北宋已被拖进了同辽、西夏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此外，各地还在不断发生叛乱和农民起义，使北宋朝廷穷于应付，急于从旷日持久的宋辽战争中摆脱出来。第二，萧太后也已年过五十（她五十五岁去世），辅佐儿子辽圣宗戎马倥偬、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已经二十余年，不能说她身心不累，“太后有厌兵意”（《续通鉴·宋纪二十四》）。她夜晚躺在军帐里，也开始感叹自己垂垂老矣。同宋朝打了二十多年仗，她也想有一个比较光彩的结局来收场。第三，萧太后与辽圣宗的这次作战行动，孤军深入，前后脱节，辽军侧后已经完全暴露。她担心被宋军截断退路，所以也急于找个台阶“全身而退”。萧太后这位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女军事统帅，既有帝王雄心，头脑又十分清醒。比如，第二次幽州之战辽军取得大胜之后，总领辽军南面军务、击败宋军战功最大的耶律休哥，“又上言，可乘宋弱，略地至（黄）河为界”。萧太后见奏，笑笑，“不纳”（《辽史·耶律休哥传》）。萧太后知道，宋军弱是弱，但北方民族要想在中原站稳脚跟，可没那么容易。五代后晋年间，前辈辽太宗耶律德光已经试过一回，过了黄河，进了汴京，称了皇帝，还不是又退了回去？萧太后知道，不能上这个当。这一次，她的内心也是“见好就收”。第四，上次作战中被辽军俘虏的王继忠，这时积极鼓动宋辽双方休兵媾和，立了一功。一般交战双方谁都不肯先认输，需要有个第三者出面斡旋一下，把这层窗户纸捅破，王继忠发挥了这个作用。
[1] 五代时，后周周世宗柴荣收复了燕云十六州中的瀛、莫、易三州，其中包括瓦桥、益津、淤口三关。北宋时，称此三关以南地区为“关南”。相当于今河北白洋淀以东大清河流域以南至河间一带。宋辽订立“澶渊之盟”时，辽方要求“归还”关南之地，被北宋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