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曼纳海姆（芬兰元帅）

古斯塔夫·曼纳海姆简介

古斯塔夫·曼纳海姆：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芬兰语：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俄语：Густав Карлович Ма́ннергейм，1867年6月4日–1951年1月28日）是一位芬兰军事、政治人物，拥有男爵爵位，曾于芬兰内战中担任白军领袖，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担任芬兰国防军总司令。曼纳海姆为芬兰军事历史上级别最高的军人，其最终军衔为“芬兰元帅”，还曾任该国摄政王（1918至1919年）与第6任总统（1944至1946年）的职务。

古斯塔夫·曼纳海姆传记——

◎74岁的曼纳海姆将军，照片摄于1941年9月17日继续战争期间，这场战争是曼纳海姆人生中的第5场战争

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是整个20世纪最为引人注目的军事领袖之一。他一生参加过6场战争，同时还被世界上的大部分人视为现代芬兰的国父。他一生中有过两段立场截然不同的军事生涯：一名沙俄军官以及芬兰的军事领导人。在沙俄军队服役期间，他是一名极为优秀的骑兵指挥官，参与了日俄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到战争结束时他甚至成了沙俄陆军的中将军长。在日俄战争结束至一战爆发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他还曾作为沙俄总参谋部的间谍，前往中国境内执行了一场历时2年之久、历程14000千米之远的秘密侦察任务，专门负责调查中俄边界的军事情况。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曼纳海姆回到了自己祖先定居的土地——芬兰，并在1918年的残酷战争中领导年轻的芬兰军队战胜了苏俄军队。这项功绩让他跻身当时欧洲一大批新近独立国家的国父之列（一战结束后，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全部解体，导致欧洲出现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不过，同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匈牙利的霍尔蒂以及波兰的毕苏斯基不一样的是，曼纳海姆始终都拒绝干涉政治，同时还拒绝在芬兰国内实施军事独裁。当芬兰的独立在1939年受到苏联威胁的时候，曼纳海姆再度穿上了芬兰的军装，并为她指挥了3场战争——1939—1940年的冬季战争、1941—1944年的继续战争以及1944—1945年的拉普兰战争。在战争局势最为险峻的时刻，他临危受命担任总统，接管政权达2年之久，成功地让芬兰摆脱了战争的纷扰，赢得了最终的独立。当战争结束时，这位伟人已是78岁高龄，他选择功成身退，最终在辞职数年后的1951年因病去世。

早年岁月

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于1867年6月4日出生在芬兰大公国（Grand Duchy of Finland）境内的洛希萨丽庄园（Louhissari Manor）。这座庄园属于曼纳海姆家族——芬兰公国一个极为显赫的瑞典裔贵族家族。其家族史本身就证明了芬兰同瑞典王国悠久且密切的联系。芬兰曾作为瑞典王国最东部的省份受瑞典人统治长达数百年之久，彼时芬兰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是瑞典裔，他们主要聚集在西南沿海区域，与瑞典本土隔波的尼亚湾相望。这些瑞典人在芬兰的贵族与市民阶级中有着极为突出的地位。芬兰这片土地在数百年间一直都是波罗的海各路强权反复争夺的冲突焦点。尤其是在1700—1721年的大北方战争期间，立志夺取波罗的海霸权的彼得一世为了同瑞典人斗争，在芬兰人的家门口修建了自己的新首都——圣彼得堡。随着瑞典王国的军事实力逐渐衰弱，芬兰于1808年被正式纳入俄罗斯帝国的统治。所以曼纳海姆在刚出生的时候其实还算是俄罗斯帝国的合法市民。

其父母共有7个子女——4个儿子、3个女儿，他排行老三。他的这个大家族同沙俄的远东疆域的联系颇为有趣，这给了他未来的军事生涯一份意想不到的遗产：他的远房表亲莱昂纳德·耶格斯约德是护卫舰“格列登”号（Corvette Griden）的舰长，曾经在西伯利亚的阿穆尔河河口处执行过勘探任务，并在当地设立了一个定居点，1860年之后俄国海军在此基础上开拓港口，建设了今天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中文名海参崴）；曼纳海姆的姑父、瑞典探险家阿道夫·诺登斯约德则亲自勘探了北海通往远东的海上路线，于1879年抵达白令海峡。

尽管童年生活十分优渥，曼纳海姆的少年时代却过得异常艰辛。他的父亲卡尔·罗伯特·曼纳海姆由于经营不善而破产，抛家弃子，带着情妇跑到了巴黎定居。不久，他母亲于1881年因突发心脏病而不幸离世。他的兄弟姐妹分别被其他富裕亲戚领养，正值少年的古斯塔夫则由舅舅阿尔伯特·冯·朱林（Albert von Julin）监护。

◎1886年，正在哈米纳的军校就读的“顽童”曼纳海姆

古斯塔夫在少年时代表现出了放荡不羁、极不守规矩的性格特征，这很快就让他成了远近闻名的“Vildboken”，也就是“顽童”。由于在上学期间公然用石头砸窗子，他遭到了赫尔辛基的私立学校的退学处分。他的母亲生前曾希望这个极度叛逆的儿子能在哈米纳（Hamina）的芬兰士官学校（Finnish Cadet School）里认真读书，因此在她去世后，阿尔伯特·朱林遵从她的遗愿为这个外甥争取到了士官学校的名额。当时的芬兰大公国在俄罗斯帝国治下享有高度自治权，虽然大公国的公民并没有为沙俄军队服兵役的义务，但沙皇还是允许芬兰保留一支军官学员队伍以及一支小规模军队。曼纳海姆在哈米纳一直待到了1886年，当时的他违背了宵禁令，在校外过夜，最终因无故缺席复活节前的周五的早课，被校方开除。无所事事的曼纳海姆一度希望效仿自己的姑父阿道夫·诺登斯约德，到海上探险，但由于家人的竭力反对而只得作罢。

由于在哈米纳的军校中严重违纪，曼纳海姆被禁止在芬兰军队中服役，鬼点子极多的他萌生了前往圣彼得堡的精英军校——尼古拉耶夫骑兵学校（Nikolayev Cavalry School）就读的想法。这并不是一个荒唐可笑的想法，实际上是非常可行的，因为当时的沙俄军校同样对芬兰年轻人开放——尤其是那些贵族出身的芬兰年轻人，完全有机会成为沙俄军官学员的一分子。尽管曼纳海姆在哈米纳的军校当中学过一点儿俄语，但还是由于俄语不够流利而未能成为一名正式陆军学员。他有一名远亲在哈尔科夫经营着一家工厂，于是他便寄宿在这名亲戚家中，长达一年之久，在此期间他还接受了一名哥萨克上尉的指导与教育。

1887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被尼古拉耶夫骑兵学校录取。骑兵学校的超高治学标准与严酷军纪彻底压制了曼纳海姆的顽劣本性，让他无法再像少年时代那样干出出格举动。在新的军校生活当中，他迷上了骑马运动，很快便熟练掌握了骑马并成了一名出色的马球玩家。1889年，他在全班84名学员当中以排名第10的优异成绩顺利毕业。其家人希望他能像其他的芬兰军校生一样，从俄国毕业后回芬兰做公务员，可他有着更加远大的理想与抱负——成为沙俄陆军的精锐部队“Kavelergardskiy Polk”的一员。这支部队的正式称呼为“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沙皇尼古拉三世的妻子）近卫骑兵团”。这支在历次战争中表现优异的骑兵团是沙俄皇室在圣彼得堡的近卫部队。尽管他顺利通过了该团的入团测试，但由于名额已满，没能顺利入团服役。他在几经权衡之后选择了一支名气与荣誉稍逊一些的线列骑兵部队——“第15亚历山大列维奇龙骑兵团”（the 15th Aleksandriyskiy Dragoons）服役。该团官兵统一穿戴黑色制服并骑着黑色军马出行，故而在沙俄陆军当中有着“死亡骠骑兵”（Death Hussar）这一外号。该团是驻守在帝国前线的尖刀部队，驻地位于波兰小镇卡利什（Kalisz）附近，靠近德国边境。

在波兰的服役经历让曼纳海姆首次接触到了底层士兵的真实生存状态。他在部队当中表现优异，是一名出色的军官。但在那些恪守陈规的老资历高官看来，他对自己的工作实在是热情得过了头。他的家人也并不乐于看到他在如此遥远的边疆地区服役，一家人在几经权衡之后，决定想方设法让他到近卫骑兵团服役。这一回，为他的昂贵军校生活买了多年单的舅舅阿尔伯特，再也不情愿为他付钱了，因为在近卫骑兵团当中做军官的花销实在是太过庞大了！团中的每一名军官不仅要承担个人基本生活花销，还要自行支付制服、社交活动，以及维持马匹与马夫等事项的高昂费用。万幸的是，曼纳海姆的祖母同意在遗嘱中免除他的债务。他的教母、阿尔弗希尔德·斯卡隆（Alfhild Scalon）男爵夫人，更是利用自己在沙俄宫廷女官当中的特殊影响力，为曼纳海姆争取到了从波兰前线小镇卡利什调回圣彼得堡的宝贵名额。

在亲戚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曼纳海姆很快就来到了俄罗斯帝国宫廷的中心。他出没于各种宫廷舞会及帝国的其他正式场合。身处近卫骑兵团的他，总是能同沙皇及皇后一道骑马出行。他是贝洛瑟尔斯科奇-贝罗泽尔斯基亲王（Prince Beloselskiy-Belozerskiy）的马球俱乐部中的活跃成员，经常出入市区外的亲王官邸。这是俄罗斯帝国的上流人士方可出入的场所。1892年，他同一位名叫安娜斯塔西娅·奥拉珀娃（Anastasie Arapova）的女士结了婚，她出生于一个极为富裕的家庭，是尼科莱·奥拉珀夫将军的女儿。这位将军曾当过近卫骑兵、沙皇的荣誉侍卫武官（Général à la Suite）以及莫斯科警察总管。这场婚姻很有可能是曼纳海姆的教母一手帮他操办的。在蜜月期间，他的新娘非常享受同他一起走访瑞典亲戚及其豪宅的旅行。但比起圣彼得堡纷繁奢华的城市生活，地处偏远的芬兰对他妻子的吸引力可就要小得多了。

◎曼纳海姆的两个女儿——安娜斯塔希和索菲

夫妻二人的第一个孩子安娜斯塔希出生于1893年4月。一年之后他们又有了一个不幸胎死腹中的儿子。这起悲剧并没有加深两人的感情：自此开始，作为一名年轻有为的军官，曼纳海姆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中，同妻子越发疏远。在这之后的1895年7月，两人又有了第二个女儿索菲。此时的曼纳海姆已是声名在外，圣彼得堡的社交圈将他描绘成了一个贵族出身的花花公子。这位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年轻军官被一些人在私下里称呼为“骑士先生”——他经常混迹于公主、芭蕾舞女演员以及女演员的身边。由于其女伴数量实在是太多，酷爱出轨，沙俄上流社会的一些女士指责他“心里面装的都是芬兰的冰”。

在1896年5月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上，曼纳海姆作为近卫骑兵团第1骑兵中队的一名排长，担负着护卫沙皇出行的任务。作为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能力明显要比他的父亲弱得多，难以肩负起统治摇摇欲坠的俄罗斯帝国这一重任，而他在位期间整个国家也经历了20年之久的衰落与动乱。在芬兰问题上，他一改之前历任沙皇允许芬兰大公国高度自治的放任主义政策，开始加紧了对这个大公国的控制与“俄化”进程，这令享受了多年自治权的芬兰人颇为愤恨。而这一俄芬政治状况也加剧了曼纳海姆家族的内部矛盾——作为一名引人注目的青年军官，古斯塔夫正在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中心服役，而他远在故乡及瑞典的兄弟姐妹们则成了芬兰大公国的民族主义者以及民族文化的捍卫者。他的哥哥及嫂子因“过度参与”了芬兰的爱国主义运动，并涉嫌煽动群众反对沙皇，于1903年被沙俄当局彻底驱逐出了芬兰。

1897年，曼纳海姆被正式任命为“Stallmeister”，也就是沙俄宫廷马厩总管。这让他有了同沙俄皇室接触的机会，而他的职责是专门管理及照料沙皇一家及其随从人员的马匹，同时还要负责皇室及近卫骑兵团的马匹采购工作。1898年，他在德国购马的过程中，膝盖不慎被养马场里的一匹烈马猛踢了一下，受了重伤，险些退役——当时负责治疗他的德皇威廉的御医就曾暗示，他此次负的伤很有可能彻底终结他的军人生涯。

◎1896年5月，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照片中，手持军刀、身穿黑色星芒服（骑兵胸甲的一种替代礼服）走在沙皇及其大帐右前方的，正是未来的芬兰国父古斯塔夫·曼纳海姆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帝国将自己的战略目光转移到了远东地区。与当时的其他欧陆列强不同的是，俄罗斯帝国并没有寻求海外殖民征服，而是选择了通过陆地进行殖民活动，并一路征服到亚欧大陆的尽头。而尼古拉二世还对征服及控制远东及北太平洋沿岸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称这两项事业为沙俄帝国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曼纳海姆的妻子对于帝国的这项殖民政策一度相当热衷，甚至还曾作为战地护士志愿前往亚洲前线。她被分配到了边远小城赤塔（Chita，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在这座生活条件恶劣的小城中她连遭不幸，并因此彻底打消了对俄属远东地区的浪漫幻想。她在1901年圣诞节前从前线回到了圣彼得堡。两人的婚姻依旧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1902年，安娜斯塔西娅离开俄罗斯，前往法国蓝色海岸（French Riviera）的港口城市戛纳拜访曼纳海姆的妹妹爱娃，之后夫妻二人就处于实际分居状态。最终在1919年9月，两人在分居十余年之后正式离了婚，彻底结束了这段貌合神离的婚姻。

1902年12月，曼纳海姆被正式晋升为上尉；1903年6月，他成了骑兵学校的模范中队的中队长。当时这所骑兵学校的校长是阿列克谢·A. 布鲁西洛夫（Alexei A. Brusilov）将军，他将在未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沙俄军队中扮演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俄罗斯帝国在远东地区的勃勃野心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以中国与日本为首的亚洲地区势力的强烈抵触，三国在满洲及朝鲜边境地区的控制权问题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中又以日本的反应最为强烈，为了瓜分中国的土地，日本对沙俄的远东扩张采取了抗衡政策。在外交交涉无果之后，日本海军于1904年2月不宣而战，对俄罗斯帝国的数座重要太平洋海军基地发动了突然袭击，同时日军高层还密谋率军登陆并占据整个朝鲜半岛。

战争爆发后，曼纳海姆向上级请求将自己调往战区。他的家人对这一决定极不高兴——尤其是在芬兰大公国的自治权命运未卜、俄芬关系高度紧张的当下，他的这一决定令身为芬兰民族主义者的亲人非常愤怒。当时的曼纳海姆已是一名37岁的职业军人，不过并没有任何实战经验。他的婚姻已是支离破碎，而他的经济状况也是濒临破产。他不顾亲属的反对，在给家人留了一份人寿保险单后就动身前往满洲前线。生活过得并不如意的他甚至亲口跟朋友说自己还是趁早死掉为妙。与此同时，他晋升成了中校，并被分派到了第52涅琴斯基龙骑兵团（52nd Nezhinskiy Dragoon Regiment），该团的驻地位于满洲穆克登［Mukden，这是满语以及俄语里对奉天（今沈阳）的称呼］以南约20公里的沙河（Shaho）附近。他一到任，就被任命为该团的执行军官（executive officer，简称“XO”，在海军中指代副舰长）。

◎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正在抵近营口的俄军第2师

在昏庸无能的最高指挥官阿列克谢·N. 库洛帕特金（Alexei N. Kuropatkin）的统率下，腐朽至极的沙俄军队在满洲战场上的表现极为拙劣，日本帝国陆军（IJA）始终都保持着这场战争的主动权。曼纳海姆的第一次主要作战任务发生在1905年1月。当时库洛帕特金命令俄军骑兵军军长帕维尔·米舒琴科（Pavel Mishchenko）将军对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守军发动一次骑马突袭，其最终目标是进攻日军设在营口（Yinkow）的补给港口。参加这次突袭行动的俄军兵力共计7000名骑兵以及6个骑炮连。1905年1月8日，突袭行动正式开始，当时的曼纳海姆作为先锋，负责统率俄军右翼的2个骑兵中队。俄军在这场突袭当中伤亡惨重，最终彻底失败。曼纳海姆认为，这场突袭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米舒琴科任由自己的主力部队在抵达日军据点前的小规模次要会战中，蒙受日军的拖延并贻误了宝贵的战机，使得日军能够从容调来援军。

◎1904年，正在圣彼得堡的骑兵军官学校进修的曼纳海姆上尉

曼纳海姆参加的下一场战役是三德浦会战（Battle of Sandepu，日方称之为黑沟台会战）。在这场会战中，俄军将领奥斯卡·格列彭堡（Oscar Gripenberg）奉命率第2军对势力越发强大的日军发起主动进攻。作为防守方的日军及时得到了第3军（军长是乃木希典大将）的支援，这支凶悍的日军刚在不久前的亚瑟港一战中击败了驻港俄军，士气正盛，因此格列彭堡不得不奉上级的命令主动中止了这场攻势。曼纳海姆将这场半途而废的攻势归咎于俄军总帅库洛帕特金的考虑不周及优柔寡断。在之后的1905年2月中旬至3月的穆克登会战（即奉天会战）中，曼纳海姆奉命率领数个骑兵中队执行各类侦察任务，以摸查日军所在方位及兵力部署状况。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次执行侦察任务的过程中，他的部队同一小股日军骑兵发生了遭遇战，他的爱马、一匹名为“魔法项链”（Talisman）的名贵纯种马（Thoroughbred）在战斗中不幸被流弹击中倒地。由于作战英勇、为人勤勉刻苦，曼纳海姆在会战期间被提拔为陆军上校。不过这场奉天会战对于俄军来说又是一场大灾难，无能的库洛帕特金也终于遭到了解职处分。而在整个日俄战争期间，曼纳海姆的最后一项任务是负责指挥中国盟友的一支骑兵部队。奉天会战的失败标志着整个日俄战争地面战斗的结束，随后日俄两国在美国的调停下达成了《朴次茅斯和约》。曼纳海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十分详细且敏锐地描述了这场战争中日军的压倒性战术优势，以及俄军指挥无方的混乱状况。他写道：“满洲战役的最终胜负让我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国家之间的武力冲突已不单单是军队的较量，更是关乎整个民族的较量，日本人在这场战争中向全世界充分展现了一个民族全面团结及不惧牺牲所能带来的强大力量。”

战争结束后，曼纳海姆重返圣彼得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不过光鲜的背后是难言的痛苦：膝盖的旧疾在战时复发；除此之外，长期在严冬战场上作战还让他患上了风湿病，更加剧了他罹患的各类疾病的症状；由于感染，他的左耳丧失了听力。日俄战争的惨败让俄军的威望及士气一落千丈，西伯利亚铁路线上的俄军在战后随即发生了大规模兵变。当曼纳海姆乘坐火车一路向西边的圣彼得堡行进的时候，他就曾在一个接一个的俄国车站上看到各种写有“Svoboda”（“自由”的意思）的大字横幅。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领导，1905年的这一系列叛乱都只能称得上是无政府主义骚乱，而非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在俄罗斯帝国的欧洲疆域，骚乱的情况显得更加严重一些。而当曼纳海姆最终抵达圣彼得堡的时候，逗留在车站中的起义者已经被沙俄的军事力量以及沙皇本人的违心承诺（他承诺给人民更多的民权以及一部更加自由主义的宪法），彻底驱散了。

在休假申请获得正式批准之后，从日俄战场上归来的曼纳海姆回到故国芬兰专心养伤。由于受1905年俄国革命的触动，沙皇暂时中止了对芬兰大公国的俄化进程，与此同时帝国高层也开始了一场非常短命的自由主义改革。由于兄长因犯有反沙皇罪而流亡在外，曼纳海姆本人正式接替兄长、作为家族首领参加了1906年的最后一场大公国四家族议会（Parliament of the Four Estates）。

军事生涯

中亚探险

1906年春，曼纳海姆收到了来自沙俄总参谋部的命令，不得不重返帝国首都。当时的总参谋部首脑费约多尔·帕列辛（Fyodor Palitsyn）亲口问起曼纳海姆愿不愿意志愿执行一个极为特殊的任务——混入法国探险家保罗·佩里埃特率领的考古科考队当中，对从俄罗斯帝国的“中亚新设总督区”至中国北京的漫长边境线进行侦察。帕列辛希望曼纳海姆能在这次科学考察中充分发挥职业军人的敏锐眼光，细致考察当时中国的军事及政治情况。帕列辛在任务开始之前还曾叮嘱过曼纳海姆，这趟考察将持续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他最终在反复劝说下志愿报名参加了这趟任务。

◎曼纳海姆男爵：一名瑞典探险家兼沙俄间谍。这张照片摄于1906年8月下旬在亚洲探险的第一站喀什，当时的他已是沙俄陆军的上校了

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帝国都在同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进行一场被戏称为“阴影下的锦标赛”（‘Tournament of Shadows’）的冷战式暗中较量，这场竞争在英语世界中被称为“大博弈”（‘The Great Game’）。英俄两国为了争夺中亚的广袤土地以及古老的丝绸之路的东半段而斗得不可开交。到了19世纪90年代，俄罗斯帝国已成功吞并了多个中亚汗国，更想进一步染指中国新疆。在此之前的1881年，急于侵略中国新疆的沙俄与刚刚收复了伊犁的清帝国险些爆发冲突，但在几经权衡之后沙皇还是选择了让步，与清政府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1900年，对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所作所为极为不满的英国殖民者，悍然制造了1904年的“拉萨远征”。在“江孜保卫战”失败后，遭到武力驱逐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至北京面见大清皇帝。

出于对咄咄逼人的沙俄帝国的防范，以及受1894—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与后来的义和拳运动触动，清政府开始了大规模军事改革。日本人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取胜，使清政府意识到只有更深层次的军事改革、全面采取西方战术编制及兵器才能更加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国境线。沙俄陆军总参谋部对于这些军事改革的实际情况，尤其是“俄罗斯帝国同中国最接近的那一块边界土地”（即中国新疆）的情况甚感兴趣。

不得不说帕列辛的选人眼光十分敏锐，曼纳海姆确实是这次间谍行动的最佳人选：他能利用自己的特殊出身伪装成一个瑞典或者芬兰的探险者，并充分利用这层伪装为沙俄刺探中国军情。尽管沙俄军队中还有许多其他芬兰军官，但曼纳海姆在不久前的日俄战争中表现出了超凡的勇气以及决断力，这些优秀品质正是这场漫长的侦察之旅所必需的。除了军事才能之外，曼纳海姆还有着作为探险家所必需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正如上文所说，他的家族在亚洲探险上建树颇丰，这无疑也给曼纳海姆本人带来了极大的启发与便利。

在当时的欧洲，中亚考古领域的权威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不过这位学者所写的关于中国边疆地区的作品，对于有机密任务在身的曼纳海姆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接受了任务的他仔细阅读了沙俄总参谋部有关课题的陈旧档案，很快就意识到了为何要策划这样一场间谍任务。之后他便返回芬兰，咨询了有关领域的学者们。他在“芬兰-乌尔戈语族社区”（Finno-Ugrian Society）以及赫尔辛基博物馆召开了多场会议，不仅借此了解了关于中亚地区风土人情的各类有用信息，同时还让自己在中亚考古学界争取到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伪装身份——从表面上来看，他这趟科考远征的任务是为芬兰大公国的学术机构收集各类数据以及高价值文物。

曼纳海姆的这趟间谍之旅始于1906年夏天，他先是搭乘火车抵达下诺夫戈罗德，接着又搭乘伏尔加河蒸汽船穿过里海抵达阿斯特拉罕，并再一次搭乘火车顺利抵达塔什干。按照沙皇本人的命令，驻守撒马尔罕的俄军特地派出了2名年轻的哥萨克骑兵，专程陪同护卫曼纳海姆的这次“科考”。三人于1906年7月下旬抵达奥什，在当地购买了旅途所必需的马匹以及驮运行李用的各类牲畜。

1906年8月26日，曼纳海姆穿过中俄两国边境线，翻越群山顺利抵达旅途的第一站——中国新疆。获得中国官府的通行证对于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为了更好地伪装自己，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化名“马达汉”（Ma-Da-Han）。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个名字有着“能够腾云驾雾的骏马”的意思。他同保罗·佩里埃特相处得并不愉快。这位法国学者年龄要比曼纳海姆小上一辈，不过早已是学界有名的亚洲通，在义和拳运动时期还曾在北京城内扮演过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是一名中文教授，同时还是中亚历史方面的权威专家。为了发起这场边境地区的科考远征，这位法国教授曾向俄国当局申请过签证，为此他不得不同意让曼纳海姆与自己的科考队伍同行。佩里埃特对于俄方的这一强制要求可谓是深恶痛绝，而当他发现这位“芬兰考古专家”实际上并不具备任何中亚边境地区的语言或是学术能力之后，他的抵触情绪就更加强烈了。按照这位法国学者的观点，曼纳海姆始终都在质疑他的能力，甚至还把他视为“一个傲慢且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书呆子，完全不具备任何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恶劣环境下进行科考的实际动手能力”。当一行人顺利进入中国主权领土、俄国签证上盖过章后，佩里埃特就越发不肯同曼纳海姆合作了。一路上，他常常会将科考队伍分成若干个小组向着不同的目的地进行勘探与考察。到了当年秋天，曼纳海姆与他的两个同伴就同这个法国学者的大部队分头行动了。

◎1907年3月上旬，曼纳海姆在探险的第一阶段同阿克苏（晚清时期的行政规划全称为“分巡阿克苏兵备道”）当地的道员唐永山（音译）及清朝大员们的一张合影

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曼纳海姆发现俄罗斯帝国军方对于边境线另一边的清朝军队现代化进程的担忧，实在是被过分夸大了。他是这么描述当时的清朝军队的：“当地的‘满大人’（叶尔羌的军事总督）是中国军事种姓制度（指八旗）下的一个典型——年近70岁，双耳全聋，极度无知，他深信凭借现有兵法及军队编制就可以永保大清国无虞……比起履行自己的军事职责，他更喜欢抽鸦片，他手下那些抽大烟的士兵也同样惨不忍睹，全是一群职业赌徒、老赖以及妓院常客。”

在经历了一次向南的分头行动之后，曼纳海姆于1907年1月进入天山。他在极度恶劣的严冬天气下翻越群山，带着同伴们顺利抵达焉耆（Karashar）。此时已是1907年7月，距离他离开圣彼得堡刚好一年。吐鲁番的中国守军为了欢迎他们还特地做了一次军事展示：“整个展示极具戏剧效果，好像一出芭蕾舞剧一般，不过他们手里的前装步枪的准头糟糕得不可想象。”

到了1907年秋，曼纳海姆的队伍终于走出了偏远的新疆边境地区，第一次来到安西附近的长城边上，这里是古老的丝绸之路的南北交汇处。随着“科考队”越发接近华中地区，曼纳海姆就越发明显地察觉出中国守军的各方面质量有了提升，他总算看到了晚清军事变革的一丝丝微弱迹象了。曼纳海姆一行人于1908年1月末顺利抵达兰州，之后他们逃离荒郊野外的各类危险的次数就开始明显减少了。在当地，他察觉出了日本人在尝试对中国施加渗透与影响力：当地的中国学校开始提供日文教材，而日本人也开始专门训练与培养当地的教书先生。

当年春末夏初，曼纳海姆一行人逐步深入华中地区，晚清改革的成果也随之更加明显：在开封，吸食鸦片遭到了明令禁止，当地守军的武器装备也要比边远省份守军的先进不少。1908年6月21日，曼纳海姆在五台山与达赖喇嘛碰面，但他未能如愿从曼纳海姆处得到所谓的“沙皇本人的密信”。之后曼纳海姆又开始朝蒙古边境进发，于7月14日抵达卡勒根（Kaigan，蒙语写作kalgan，即张家口）。之后又搭乘火车于7月25日抵达北京，顺利完成了自己的这趟使命。在这场探险中，他的旅程长度超过了14000千米（约合8700英里）。

抵达北京的时候，曼纳海姆已经写下整整6本日记，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他还在日记中伪造了一堆无关痛痒的人类学观察记录。俄国驻北京大使馆还为他提供了向总参谋部汇报工作所需的工具。多年之后，他在芬兰利用自己的这些日记材料汇编出版了多项学术著作，这表明他写下这些东西不仅仅是为了掩饰自己此行的真实目的，同时还确确实实地出于好奇心与求知欲，对当地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性研究。完成中国任务之后，他又在一名俄国外交官的陪同下，前往日本进行了一场为期一周的考察之旅。

总参谋长帕列辛将军对他的任务成果十分满意，认定他的观察结果对于沙俄该如何应对中日两国的威胁具有极高的价值。曼纳海姆这次间谍之旅的成果极为振奋人心，他甚至还受到了沙皇本人的传唤，于1908年秋季专门为沙皇讲解了一回中国局势。他起初打算只用20分钟就结束这个讲座的，不过由于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他的冒险经历以及在刺探军情时施展的各类阴谋诡计表现出了超常的兴趣，这场讲座不得不延长了一个多小时。

曼纳海姆曾多次担心两年的亚洲任务将让他在军队中的晋升之路彻底脱轨，但他还是于1909年1月如愿以偿地成了第13弗拉基米尔枪骑兵团（13th Vladimir Uhlan Regiment）的团长。该团的驻地位于波兰境内的诺沃明斯克［Novo Minsk ，今明斯克·马佐夫舍（Mińsk Mazowiecki）］，这次升迁虽然让他远离了自己的故国芬兰，但也让他彻底摆脱了当时因芬兰民族主义越发高涨而对他越发不利的圣彼得堡政治环境。曼纳海姆充分吸取了自己在日俄战争中学到的教训，并将自己的这些经验用到了实际训练上。该团的表现在他经手之后有了显著提升，并成功地引起了圣彼得堡高层的注意，很快他便被任命为驻地在华沙的沙俄陆军精锐部队“沙皇皇室警备枪骑兵团”（His Majesty's Life Guard Uhlan Regiment）的团长。

◎随身佩戴着沙皇皇室警备枪骑兵团的专属标识的曼纳海姆少将，1914年摄于华沙

从一个波兰边区小镇成功调往华沙，这令他感到十分欣喜。曼纳海姆很快便适应了当地的各类社交活动，甚至还参加过多个狩猎俱乐部。考虑到当时（沙俄统治下的）波兰的反俄情绪越发高涨，叛乱频发，曼纳海姆同波兰贵族的频繁接触使他成了无处不在的俄国秘密警察的抨击及举报对象。幸运的是，圣彼得堡的军界对这些告密材料采取了忽视态度，断定他始终都忠诚于沙俄皇室。沙皇尼古拉二世曾多次回忆起曼纳海姆为自己准备的局势讲座，所以他巡幸波兰的时候会时不时地邀请这位芬兰人前往华沙附近的斯帕拉狩猎小屋（Spala hunting lodge），一道参加各类射击竞技。1912年10月，沙皇正式任命曼纳海姆为荣誉少将（Major-General à la Suite），这是个极为尊贵的荣誉头衔，象征着他正式成为帝国陆军总部的一分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

深受沙皇信任的曼纳海姆从这位帝国主人处获得了无数的荣誉以及恩宠，但他还是因为俄罗斯帝国针对芬兰大公国的高压政策而感到越发烦恼。为了应对1905年革命造成的社会危机，帝国曾推行过一系列短命的政治改革，但很快反革命浪潮便发动了反扑。作为反制手段，帝国针对芬兰以及波兰等边境地区采取了最为强硬的压迫政策。芬兰大公国新近成立的国会未持续多长时间便被沙皇彻底削弱成了一个协商会议，而芬兰的自治权力也被逐步剥夺。

1912年，芬兰大公国的国务卿奥古斯特·朗格霍夫（August Langhoff）男爵正式宣布辞职。作为俄军当中军衔最高的几名芬兰人之一，曼纳海姆很快便成了众人心目中的继任者。他曾同多名芬兰政治家商讨局势问题，结果发现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认为任何人在此时都不可能中止圣彼得堡对芬兰推行的越发严酷的俄化政策。最终，他选择了放弃就任这一职务。对于他来说，做一名军人才是最快乐的，而不是当一名政治家。1913年，他被任命为胸甲骑兵旅的旅长，该旅的驻地位于皇村，这是沙皇家族在圣彼得堡郊外的静养地。此时的曼纳海姆希望自己能同沙俄帝国的首都保持一段距离，于是他恳请上级让自己负责指挥驻地位于华沙的独立近卫骑兵旅——他原先指挥的团正隶属于该旅。在此之前，他临时担任过该旅的代理旅长。终于，就在1914年1月6日，他如愿以偿地成了旅长，这算得上是圣彼得堡对其杰出能力的又一次肯定。

然而很不幸的是，他的旧病又一次阻挠了这次荣誉晋升，其中又以风湿病最为严重，一度让他怀疑自己的军事生涯是否会就此戛然而止。1914年夏季，他不得不前往威斯巴登（Wiesbaden，今德国黑森州首府）精心养病，而此时的欧洲突然风云变色，局势出现了极为不幸的巨大变化。1914年6月28日，奥匈皇储斐迪南大公遭到暗杀，这起事件使得俄罗斯帝国及奥匈帝国的关系迅速紧张，因此他不得不于当年7月返回华沙。当月29日，他收到了立刻动员骑兵旅的密令。曼纳海姆早就预料到这个命令的到来，很快他便大规模利用铁路网，在6个小时的时间里便把自己的旅部署到了奥匈帝国边境线上的波属加利西亚。1914年8月6日，双方正式宣战。

曼纳海姆的骑兵旅当时正隶属于陆军中将格里高利·A. 图马诺夫（Georgiy A. Tumanov）亲王的骑兵军，该骑兵军肩负着掩护第4集团军部署的任务。作为骑兵旅的第一场大规模实战，曼纳海姆亲自率部下马作战，在一场历时6个小时的战斗中成功地阻遏了奥匈军队的脚步。他的参谋长在日后回忆道：“他那高大、令人印象深刻的身影出现在战场上的每一个角落，他嘴里总是叼着根雪茄，哪里战况危急他就会突然出现在哪里。”图马诺夫中将曾向上级为他申请一枚圣乔治十字勋章，这是沙俄军队中最高级别的荣誉勋章。不过曼纳海姆未能得到这枚勋章，作为替代，他在后来收到了一柄圣乔治指挥剑。

同奥地利第1集团军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了当年8月末，当时的奥匈军队正试图渡过霍代尔（Chodel）河以攻取奥波莱（Opole）。曼纳海姆充分发挥自己麾下骑兵的灵活机动能力，成功地击溃了奥地利先锋部队的攻势。整个战场局势朝着有利于沙俄第4集团军的方向发展。到了9月初，曼纳海姆的骑兵旅参加了南进桑（San）河的行动，夺取了省会城市利沃夫（Lwów）并占据了要塞化城市普列泽米尔（Przemy??）。当时的曼纳海姆被沙俄军中的许多人视为一个勇敢到了近乎蛮勇的将领，虽然取得了出色的战绩，但他麾下优秀青年骑兵军官在开战一周内伤亡极大，极为惨重的损失缓和了他的鲁莽行为。

奥匈军队的接连惨败招致了它的盟友——德意志帝国军队的干涉。为了应对新的威胁，曼纳海姆的骑兵旅于当年10月初被调至维斯瓦（Vistula）河畔的桑多梅日（Sandomierz）战区。当月4日，友军的一个骑兵师未经宣布便擅自撤退，彻底破坏了他的骑兵旅的防御部署。不过曼纳海姆还是成功地重新组织起防线，作为殿后，为第9集团军撤离桑河流域争取到了足够长的时间。因为此役的杰出表现，曼纳海姆被授予了四级圣乔治勋章。

他的独立骑兵旅随后被调至弗拉基米尔·贝佐布拉佐夫（Vladimir Bezobrazov）的近卫军麾下，以应对克拉科夫（Kraków）战区的奥地利军队。1915年年初，他的旅又被转移至加利西亚的第8集团军麾下。第8集团军的总指挥正是阿列克谢·A. 布鲁西洛夫将军，也就是曼纳海姆以前就读的骑兵学校的校长。当第12骑兵师的师长在1915年3月初负伤之后，布鲁西洛夫便将这个师的指挥权交给了曼纳海姆。该师参与了1915年4月发生在德涅斯特（Dneister）河附近的战斗，并被卷入了当年5月德军发动的戈尔利采攻势（Gorlice Offensive）。在当年夏季俄军大撤退期间，曼纳海姆的骑兵师多次执行各类掩护友军大部队撤退的任务，并于当年夏末在德涅斯特战区构筑了防线。他的风湿病越发严重，以至于当年8月军医不得不将他送往敖德萨的温泉浴场专心养病。

他于9月返回前线后，再度肩负起统率第12骑兵师的职责，但也频频被上级要求临时指挥第2骑兵军。1916年1月，他的师撤离波多利亚（Podolia）以支援第7集团军发动的攻势，但不久之后被调回热沃诺（Równo）附近的冬季营房暂做休整以及部队重建工作。1916年夏季，重整完毕的该师返回前线，参与了那场规模极为宏大、一直持续至当年7月的布鲁西洛夫攻势。

当年夏季，罗马尼亚正式加入协约国参战。之后罗军便在德军的攻势下迅速崩溃，迫使沙俄派军至罗马尼亚境内支援这个盟友。1916年11月，曼纳海姆的骑兵师进行了一场600千米之远的长距离行军，从波兰进入罗马尼亚境内。该师奉命在西里特山谷（Siret Valley）附近构筑了防线。之后曼纳海姆又被任命为乌兰沙战斗群（Group Wrancza）的指挥，该作战单位下辖他的骑兵师以及盟友罗马尼亚军队的若干部队。罗马尼亚前线的局势渐渐得到了稳定，之后他的骑兵师便进入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地区——当地有充足草料可以喂饱长期挨饿的战马。

1917年年初，曼纳海姆利用了自己在战争期间的片刻宁静时间，重返芬兰做了一次短期旅行，之后他又短暂拜访了彼得格勒，这是沙俄当局为圣彼得堡取的一个完全俄化的新名字。1917年2月中旬，他在皇村内谒见了沙皇与皇后。1917年大革命在帝国四处扩散之际，他尚身处彼得格勒城内，甚至还多次险些遭到革命支队的逮捕。3月15日，他设法搭上了一列前往莫斯科的火车，对当天沙皇已正式退位的消息全然不知情。1917年3月16日，迅速成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совет，英：Petrograd Soviet）颁布了第1号命令，这份指令严重削弱了俄国前线军官的权力，同时还在士兵当中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曼纳海姆自1905年开始就对这些革命者怀有天生的厌恶感，到了1917年更是将这些人视为叛国者。

自此开始，前线俄军的军纪开始变得越发难以预测。不过，他重返罗马尼亚时发现自己的师秩序还颇为良好——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师远离革命中心。在通常情况下，骑兵中队的军纪都要比步兵部队好一些。1917年5月，他被晋升为中将。1917年6月，他欢度了自己的50岁生日，同时还被任命为第6骑兵军的军长。1917年7月，俄军在一战中的最后一场攻势以彻底失败告终。由科尔尼洛夫（Kornilov）将军发动的一场旨在推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政变，很快便遭到了镇压。曼纳海姆在此时意识到俄国当局已经不可能重建旧军队的秩序。之后他又一次返回敖德萨，治疗再度发作的旧病。然而就在当地，他正式收到了自己退出现役转为预备役的通知，这是革命者对那些被视为“不同情革命”的军官的针对措施之一。1917年11月，当布尔什维克彻底推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十月革命）的时候，曼纳海姆仍旧身处敖德萨，殊不知此时的俄国局势正朝着一个更为激进的方向发展。

1917年12月11日，曼纳海姆重返彼得格勒。他的故国芬兰大公国则于不久之前的12月6日正式宣布独立。他造访了彼得格勒城内的立场亲近沙俄皇室的多名高阶军官，结果却发现他们全都没有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欲望。他在后来如此回忆这件事：“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在此时竟是这么无助，在崩溃解体的边缘居然完全束手无策。”之后他又造访了陆军总参谋部，结果却被正式通知自己已经成了新近独立的芬兰的公民，并因此无法继续在俄军当中服役。曼纳海姆不得不搭乘一趟发自芬兰车站的列车重返故国，最终于1917年12月18日抵达赫尔辛基。他的一段军事生涯就此结束，另一段更为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则正要开始。

命运的时刻

芬兰独立战争，1918年

沙俄当局在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里对芬兰大公国推行了各类限制其自治权的高压政策，将绝大部分芬兰人推向了俄国统治者的对立面，同时也加速了芬兰独立的历史进程。尽管芬兰独立运动在俄国的两次革命期间获得了极为广泛的支持，但当时芬兰社会仍旧存在着极为深刻的政治分歧，这是一战后欧洲的常见现象。1917年2月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芬兰重新召开了自己的国会，社会民主党（芬兰语写作Suomen Sosialidemokraattinen Puolue，简称SDP）与其他非社会主义党派组成了一个新的参议院。当时彼得格勒城内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仍然将自己视作业已不存在的芬兰大公国的最高权威。1917年7月，它强制阻挠社会主义党人参选芬兰政府的一次尝试。芬兰的非社会主义党派对俄国当局的这一提议也表示了强烈反对。作为回应，芬兰解散了自己的国会，社会主义者也全都离开了芬兰政府。在1917年10月的新一轮选举中，非社会主义政党正式当选。当时的芬兰社会主义者们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一些派系的主张偏向于参加现有的国会，而另一些派系主张师法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武力夺取政权的意思）。

1917年11月发生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激发了芬兰境内的社会主义者引领民众发起大罢工，他们还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赤卫队（Punakaarti）。这项运动很快便控制了芬兰南部。芬兰当局迅速对境内发生的各类暴力冲突做出了激烈反应，非社会主义党派于1917年11月27日成立了一个新政府，其首脑为佩尔·埃温德·斯温胡武德。该国会于1917年12月6日正式宣布芬兰独立，但这一主张在获得俄国的默认以前一直遭到瑞典及德国的回绝。新成立于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接受了芬兰人的这一请求，表示承认芬兰独立，但希望新获独立的芬兰能跟随俄国，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让芬兰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意思）。

在1917年革命的一系列混乱与动荡到来之前，芬兰始终都没有一支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个名为“活动家委员会”（Activist Committee）的秘密组织主张芬兰同德意志帝国建立一些军事联系，这一主张获得了德皇的支持，因此共有数千名芬兰志愿者动身前往德国接受了军事训练。1916年5月，第27皇家普鲁士猎兵营（the 27th Royal Prussian J?ger Battalion）正式成立，随后该营被调往波罗的海前线对抗沙俄军队。1917年芬兰的动荡局势导致全国各地诞生了形形色色的本土民兵组织。其中作为极左翼代表的是赤卫队，另一方则是白卫民兵（Suojeluskunta/Skyddsk?r）。“活动家委员会”随后又尝试整合及组织各类防卫民兵，为未来由国会控制的芬兰军队的诞生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对于社会主义者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警报。到了1918年年初，芬兰国内大约有3万名赤卫军、2.5万名白卫军，此外还有7万名俄国士兵及水手。赤卫军从俄国布尔什维克处获得了充足的武器供应；相比之下，白卫军的装备条件要稍差些，仅有大约9000杆军用步枪以及一些品类繁杂的猎枪，这些武器中有一部分来自德国。

组建芬兰国家军队的第一次正式尝试，是由一个被称为“军事委员会”的秘密协会进行的。该组织由一些在1901年以前的芬兰军队中服过役的军官建立，而他们原属的这支军队被沙皇尼古拉二世解散了。这个委员会的领导者为克雷斯·查普蒂埃（Claes Charpentier）中将。1918年1月7日，该委员会正式承担起了为新政府组建一支国家军队的任务。作为在俄军中服过役且拥有最多实战经验的芬兰军官，曼纳海姆获邀参加了建军会议。会议上有许多人认为他从外表上看实在是过于俄国化，所以他并没有被大部分人视作芬军总指挥的潜在人选，而他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那些主张同德国缔结安全同盟、将德国势力引入芬兰的亲德派的鄙夷。曼纳海姆极度厌恶会议上的这些学究的“学术性争辩”，以及他们在立场上的摇摆不定，因此在当年1月13日的会议结束后，他正式宣布自己将不再参加这类讨论。会议的一名成员在事后这么回忆起当时的曼纳海姆：“一名极富指挥力、精力以及自信心的职业军人，而这些都是我们欠缺的品质。”当被人问起他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时，曼纳海姆声称委员会应该立刻建立一个陆军指挥部并将其部署在博滕区（Ostrobothnia），远离正被社会主义者控制的赫尔辛基。查普蒂埃对此表示赞同。最终，芬兰国会于当年1月12日正式通过了组建国家军队以建立国内秩序、驱逐残留境内的一切俄国部队的提案。随后，曼纳海姆同意担任新成立的总指挥部的领袖一职，前提是芬兰政府必须避免一切形式的外国干涉，尤其是断绝那些主张将德国或是瑞典引入这场冲突的政党的念想。斯温胡武德欣然同意了他的这一提案，但在几个月后（是否该引入外国军事干涉）这个问题还是成了激烈争论的焦点。

◎1918年4月德军干涉芬兰内战期间，由吕迪格尔·冯·德·戈兹少将统率的波罗的海师中的德军士兵，正在赫尔辛基外围战斗

1918年1月21日，曼纳海姆与军事委员会在博滕区的首府城市瓦萨（Vaasa）建立了陆军总部。当时的芬兰并没有多少受过训练的职业军官，不得不在许多重要职位上任命民间志愿者。一些猎兵部队的官兵从海外自发地返回了芬兰境内，这支部队的许多军官在早期芬兰军队的组织及训练过程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曼纳海姆最初计划在共计10个民兵防卫区内各建立一支人数在4000左右的军队，并以遣返回国的猎兵营作为骨干组建一个超过4000人的团。不过敌人并不会理会他的这份建军计划，当时白卫民兵组织已经同各类赤卫军及俄国部队在南芬兰卡累利阿地区发生了交火。

与此同时，芬兰政府向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发出正式请求，要求俄国当局做出外交承诺——让仍滞留在芬兰境内的俄国军队在芬兰内战期间始终恪守中立立场。尽管俄国当局做出了各种保证，但一些俄国部队还是在战争中公然支持赤卫军。当年1月底，战况越发恶化，就在当月27日至28日的深夜，芬兰的极端派社会主义者策动赤卫军部队控制赫尔辛基，以及南芬兰的多座工业城市，与此同时他们还下令缉捕曼纳海姆。斯温胡武德的政府不得不四处躲藏。曼纳海姆先前已经决定解除北芬兰境内的俄国驻军的武装，作为对赤卫军在南芬兰行动的回应，他于1月28日正式实施了这一计划。当时仍旧滞留在芬兰境内的许多俄国守军士气极度涣散，同时也并不亲近新成立于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他们的配合缴械立即给了芬兰政府武器弹药补给，同时也激发了国际上的广泛支持。许多西方国家认为曼纳海姆的军队代表芬兰正在进行一场对抗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战争——实际上，曼纳海姆在这场战争中的绝大部分敌人仍是芬兰人。

◎1918年4月赫尔辛基，德意志帝国陆军波罗的海师的士兵们正在白卫军的协助下押送赤卫军战俘

就像俄国内战时期红白两军围绕着其他前俄罗斯帝国地区的争夺战一样，能否控制铁路线将对战争胜负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在冬季尤为明显。曼纳海姆成功地保持了相关铁路线的畅通，使得芬兰中部、北部以及东南部卡累利阿地区的白卫军时刻处于相连状态。曼纳海姆还在当年2月面临来自其他方向的威胁——当时瑞典王国试图控制芬兰西南海岸线上的争议领土奥兰群岛（?land Islands）。这个群岛控制着波的尼亚湾的出海口，对于瑞典的海上铁矿石贸易极为重要。而当时新成立的军队并没有同所谓的“瓦萨参议院”，也就是芬兰的残余政府达成完全一致。与此同时，在芬军总指挥部中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瑞典军官，对军队内部出现了大量芬兰籍前俄军军官表示担忧。曼纳海姆力排众议，十分敏锐地指出了现状：芬军中有经验的军官来源只有两个，一个是瑞典籍志愿者当中的军官，另一个就是那些曾在俄军服役的芬兰军官。他本人对政客们的这种横加各类业余干涉于军队的行为表示极度鄙视。

1918年2月，芬军开启了将白卫“农民军”彻底转变成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军队的进程。与此同时，大约300名瑞典籍志愿者军官及士官正式加入芬军，填补了芬军军官的短缺。除了供职于总部以及训练部队之外，这些瑞典籍军人在芬军的一些技术类兵种，如炮兵部队，也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来自德国方面的援助同样十分重要，自2月中旬开始，大约4.4万杆德制步枪顺利运抵白卫军处。此外德国还同意将猎兵营中的剩余人员全部遣返回芬兰，1000多名官兵于2月25日抵达瓦萨。不过在这个猎兵营到来后，情况也并非一帆风顺：曼纳海姆希望这个营能作为未来常备军的核心基干，担负起训练新组建部队的任务，而这些猎兵将自己视为芬兰军队中排名第一的成建制部队，希望立刻投入战争，先发制人，快速打击，摧垮叛乱。因此曼纳海姆同猎兵营的营长、当过俄国军官但后来又转投德军的威廉·特勒夫（Wilhelm Theleff）中校，产生了极为深刻的裂痕。最终由于曼纳海姆极度需要这支猎兵部队，所以他还是做出了妥协，德军军官们在这些新组建的猎兵旅当中担任了各级指挥官的职务，而这些旅也将被当作白卫军的主要机动打击力量使用。征兵困难的问题在此时也凸显了出来，许多当地防卫队的民兵并不愿意在自己家乡以外的地区作战。抗拒服兵役事件始自博滕区，起初还算规模有限，但很快就蔓延至其他区域。不过在此时，又有一个瑞典志愿“旅”——其实际兵力规模大约为一个营——顺利抵达芬兰。

◎德国干涉军的指挥官吕迪格尔·冯·德·戈兹少将于1918年6月4日访问芬军总指挥部，照片中的曼纳海姆及其参谋军官们正在欢迎他的到来

到了2月末，曼纳海姆觉得白卫军的实力已足以发动一场攻势。其主要战略目标：通过从卡累利阿地区或是芬兰西部发动攻势，切断来自彼得格勒方向的俄制武器供给。他最终将主攻方向定为赤卫军的铁路枢纽——坦佩雷市。与此同时，国外局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就在1918年3月3日，布尔什维克政府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一方面该条约规定俄军需立即撤离芬兰境内；另一方面，柏林当局又在这个条约缔结之后发动了一系列外交攻势，促使德军势力进驻波罗的海地区，试图建立一系列傀儡国家（所谓的“波罗的联合公国”）以封锁俄军前线。芬兰政府同意了德方提出的这一外交方案，考虑到曼纳海姆肯定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政府直到最后一刻才把实际情况告诉了这位芬军总指挥。德意志帝国波罗的海师（the Baltic Division）在吕迪格尔·冯·德·戈兹（Rüdiger von der Goltz）少将的统率下，登陆争议领土奥兰群岛，随后再进驻芬兰本土。意识到自己受了欺骗的曼纳海姆一度考虑辞职，但由于当时的芬兰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最终他没有做出这一决定。为了缓和曼纳海姆的不满与担忧，芬兰政府正式将他晋升为骑兵将军，这确保了他的军衔比当时外国干涉军中的任何一名德国将领的军衔都要高。

考虑到德军不太可能在4月之前抵达芬兰本土，曼纳海姆最终决定在3月中旬由芬兰军队提前对坦佩雷市发起攻势，以免德军反客为主。虽然当时的赤卫军兵力较白卫军为多，且装备情况更好一些，但其训练状况比白卫军差，且缺乏有力的军事领导。整个赤卫军当中只有一部分站在布尔什维克一方的前沙俄军官表现出了出色的军事领导力。坦佩雷周围的赤卫军势力大约共有2.5万名芬俄官兵。对这座城市的攻势进展速度要比曼纳海姆想象的慢得多，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尚处于草创期的白卫军带有浓厚的“业余性质”。因此，白卫军花了整整3周时间才最终以600名士兵战死为代价，攻克了赤卫军的坦佩雷防线。赤卫军在此役中的损失为1800人战死、11000人被俘，他们当中有更多人在被俘后因为战俘营的恶劣条件而死于流感扩散。这场惨败成为红色芬兰的重大挫折，同时也是革命彻底失败的开端。

一个德国远征旅在奥托·冯·布兰登斯坦（Otto von Brandestein）上校的带领下从爱沙尼亚启程，于4月7日抵达洛维萨（Loviisa，距赫尔辛基87公里）。作为德国干涉军的主力，波罗的海师突然干涉赫尔辛基前线，于1918年4月14日攻占了芬兰首都。红色政府被迫逃亡至维普利（Viipuri，今俄罗斯列宁格勒州武博尔格斯基区维堡市）。布兰登斯坦的部队随后又推进至拉赫蒂（Lahti）一带，彻底孤立了维普利。4月下旬，芬德联军清除了芬兰西部的红色势力。至此，芬兰陆军分为两大主力，一个是马丁·魏策尔（Martin Wetzer）少将的西部方面军，另一个则是恩斯特·罗夫斯特洛姆（Ernst L?fstr?m）少将的东部方面军。

曼纳海姆之后又决定集中芬兰主力清除卡累利阿地峡的红色势力。这是一条通往彼得格勒的狭长通道，赤卫军的主要防御据点维普利便是把守这条地峡的大门（该城市位于维堡湾的顶部）。当时的芬军共有18个可动员的团，其中有12个参与了进攻维普利的战役。攻势的第一阶段目标便是通过阻断铁路线的方式彻底切断这座城市同彼得格勒之间的联系。白卫军在达成这一战略目的之后，又于4月28—29日强攻下了这座城市。大约1.5万名赤卫军被迫投降。随着维普利的沦陷，白卫军又在基米谷（Kymi Valley）进行了最后一场清剿红色势力的行动。芬兰境内的俄军最终于5月15日撤退至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对面的伊诺要塞（Ino fortress），标志着这场冲突正式结束。5月16日，曼纳海姆在赫尔辛基城内举行了一场胜利大阅兵，共有大约1.2万名官兵接受了检阅。

曼纳海姆希望德军能联合芬军再发起一场行动，消灭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但当时德皇将自己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对抗协约国的西线战场的关键战役上。同样的，芬兰人继续向卡累利阿地区东部推进的作战计划也遭到了压制，这很大程度上是控制着当地的白俄及英国干涉军的外交影响力导致的。

在取得内战胜利之后，曼纳海姆于1918年5月20日向政府递交了辞呈。虽然他在战时是芬军总指挥的最佳人选，但一到和平时期政客们就又对他产生了很大的意见。当时瑞典裔在整个芬兰人口中仅占11％—12％，曼纳海姆更是从未学习过该如何说芬兰语！芬兰的瑞典裔极不成比例地占据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贵族及商业领袖的位置。曼纳海姆的战时指挥部也同样极度仰仗来自瑞典的军官。当时的芬兰人反俄情绪极度浓厚，曼纳海姆曾在俄国军队服役的经历更使他在芬兰的处境越发尴尬，而他的反德情结也同样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情绪不相符。他的存在令政府中的许多高级领导人深感痛苦，那些主动请来德国干涉军的两面派分子更是坐立难安。他的绝大部分家人也都在前两个动荡的十年中，或是被驱逐，或是主动移民到了瑞典王国。最终，深感失意的曼纳海姆也移居瑞典。

◎1918年，刚向政府做完芬兰内战的总结性报告的曼纳海姆

尽管曼纳海姆已经流亡到斯德哥尔摩，但他还是在利用自己的声望支持芬兰的独立事业。当时的盟军为芬兰过分依靠德意志帝国而深感不安，并因此将新政府视为协约国的敌人。曼纳海姆试图说服英法当局，芬兰是出于绝望才被迫同德国结盟的，而且德国并未在芬兰占据主导地位。不过他的外交努力还是被芬兰政府毁于一旦：就在1918年10月9日，芬兰正式宣布国体变为君主国，并选举出（来自德意志的）黑森亲王弗里德里希·卡尔（Prince Friedrich Karl of Hesse）作为芬兰王国的国王。

1918年秋，随着德国战况的急转直下，芬兰政客们终于意识到了这个短视的芬德同盟带来的危害。芬兰外交部最终选择再度招揽持亲协约国立场的曼纳海姆，并派遣他出访英法美以获取三国对芬兰独立的外交承认。他同意了芬兰当局的这一请求并准备动身前往伦敦。当时芬兰国内的局势进一步动荡，斯温胡武德被迫于1918年12月10—12日期间主动辞职，之后他便作为摄政一直支持曼纳海姆，这增强了曼纳海姆同当时的“芬兰王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与此同时，曼纳海姆还建议立即中断政府同“国王”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谈判，以避免（在英法美等反德协约国面前）出现进一步的外交尴尬局面。

曼纳海姆的伦敦及巴黎之旅还带着另外几个目的。当时的芬兰由于频繁的战乱，已经处在饥荒的边缘，所以他向英法两国请求立刻向芬兰运输粮食。英国政府在此时对芬兰表现出了善意，怀特霍尔宫（Whitehall）对曼纳海姆的提案——英芬结盟并对彼得格勒发起联合攻势以驱逐布尔什维克政权，表现出了兴趣。而当时的法国正为芬兰选举出了一个来自德国的国王而深感愤怒。巴黎当局声称，只有在芬兰彻底终结这位德意志君主的统治后，法国才会考虑承认芬兰独立。虽然曼纳海姆的这几次旅程并未获得外交承认，但当他返回芬兰时，外国支援的粮食已经运到了。

芬兰内战结束之后，邻国布尔什维克红军同各类白军武装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曼纳海姆希望芬兰能维持一支总规模在8个师左右的庞大军队，但芬兰政府当中的德国陆军顾问却主张芬兰陆军在和平时期仅维持3个师的规模。主张“俄式”职业军队的曼纳海姆始终都同军中那些参加过猎兵运动的亲德派军官保持着紧张的关系。

1919年3月的国会选举使得芬兰国内的局势越发复杂。社会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赢得的席位是最多的，但未能达到国会的大多数。保守派，尤其是那些君主主义派系在这场选举中遭遇了惨败。选举的最终结果：由曼纳海姆负责监督一个由自由主义派君主主义者卡洛·卡斯特伦（Kaarlo Castrén，1919年任芬兰总理）领导的少数派政府。随后的总投票确立了芬兰的共和制宪法以及强有力的总统制政体——并没有采取君主制。此时的曼纳海姆仍然在尝试同英法两国结盟以共同进攻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但当时的联军更倾向于扶植以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为首的白俄代理人。白俄政府并不愿意承认芬兰独立，更没有理会芬兰当局对东卡累利阿的领土要求，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曼纳海姆的摄政时间非常短暂。随着新宪法的颁布，芬兰又于1919年7月25日进行了新一轮选举。当时芬兰最为强大的两个政党一同反对曼纳海姆。社会民主党人抨击他在推翻红色芬兰时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并且称他是造成了战俘营大量伤亡的“屠夫”。农业党（The Agrarian Party）甚至还认为他压根儿就不是芬兰人，而是一个外表及行为举止过于俄国化的外国人。在这次总统选举当中，K. J. 斯托尔贝里以显著优势击败了曼纳海姆。斯托尔贝里总统任命他为军队总指挥，但遭到了他的拒绝，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一切权力都将因为这个新政府的政治肤色而受到极大的限制。曼纳海姆再度回到隐退状态，不过依旧能吸引到相当多的公众视线。1919年，芬兰公众发起了一项私人倡议，为这位国家的解放者准备了一份大礼，而这个“古斯塔夫·曼纳海姆将军国家基金会”（the General Gustaf Mannerheim National Fund）最终获得了总计约720万马克的私人捐款。

经历了将近30年之久的军事生涯、冒险以及政治阴谋之后，此时的曼纳海姆成了一个没有人生目标、无欲无求的“大闲人”。他的瑞典朋友曾屡次安排他到多家大型银行的董事会中任职，而他本人也从事了多项慈善及人道主义工作。但事实表明，曼纳海姆始终都是一名军人，很快他便厌倦了平庸寻常的民间生活。1922年，阿耶格亲王放弃了自己的丹麦王位继承权，并志愿服役于法国外籍军团。曼纳海姆竟一度考虑跟随这位贵人服役于外籍军团，在利奥泰（Lyautey）将军的领导下参与法属摩洛哥战役双方的和解进程。他向法国当局发送了入伍申请，但碍于年事已高（当时的他已经55岁了！）而没有如愿服役于外籍军团（法国当局甚至还很尴尬地不肯亲口向他说出他的年龄其实大大超出申请范围这一事实）。

20世纪20年代末，混乱不堪的芬兰政局开始朝着右翼的方向发展。1929年11月，芬兰青年共产主义联盟（the Young Communist League of Finland）开始在博滕区举行集会与示威游行活动。这是个传统上相当保守的地区，内战初期更是白卫军的政治军事中心。这些示威活动冒犯了芬兰传统信仰并动摇了人们对路德派新教的忠诚，直接刺激了拉普阿运动（Lapua Movement）的诞生。这项运动很快便发展到了高潮，并于1930年7月在赫尔辛基城内发起了“农民行进”活动，大约有1.2万人参加。群众对左翼政府的态度越发冷淡，直接导致K. J. 斯托尔贝里在1931年的选举中惨败。1932年2月，社会民主党在曼特萨拉（M?nts?l?）当地召开的一次政治会议，遭到了拉普阿运动分子的破坏——这些狂热反共者中有许多人是身穿制服并携带武器的防卫民兵。而像他们这样的防卫民兵在内战结束后便成了军队的正式辅助力量。尽管曼纳海姆及军中的许多高级军官对这场运动的最初出发点表示同情，但后来还是因为这场运动最终演变成了群体暴力活动而深感困扰。曼纳海姆本人还曾公开拒绝支持这场运动的任何政治诉求——虽说它的参加者中有很多人都是曼纳海姆自内战时期便结识的老战友。3月2日，芬兰总理斯温胡武德发表了全国广播讲话，表示拒绝辞职并督促所有抗议者立刻打道回府；同时他还承诺只有那些煽动骚乱的元凶将受到起诉。陆军开始在曼特萨拉周围部署部队，这场大规模示威游行随之逐渐销声匿迹，最后总算是终结了这场政治危机。

为了表明自己的民族和解的意愿，斯温胡武德建议曼纳海姆出任国防委员会首脑一职。曼纳海姆早在十年前便已经因为权力处处受到掣肘而回绝过一次这个职务。然而这一回斯温胡武德给他准备了一份新条款——只要爆发战事，他便会立即成为军队总指挥。1933年，曼纳海姆被正式任命为国防委员长，与之相伴的还有升任陆军元帅的荣誉。自20世纪20年代初起，随着政治气候逐渐变化，曼纳海姆开始被左翼人士痛斥为“白色将军”。不过到了20世纪30年代，芬兰国内因为内战而造成的仇恨情绪逐渐消退，曼纳海姆开始被社会民主党人视为国家领袖。毫无疑问，他对更为极端的拉普阿运动的政治诉求的严厉回绝，为缓和左翼人士对他的政治偏见，发挥了相当显著的积极作用。

在经历了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后，曼纳海姆开始尝试提升芬兰武装力量的备战程度。他主张在军中推行更为全面与高质量的训练，同时还主张采购现代化武器。由于当时的欧洲各大强权正在进行极为激烈的军备竞赛，他最终于1938年从政府处赢得了一份特殊采购预算，该预算旨在于1943年之前完成芬兰军队的现代化。经历了1937年选举后，农业党的屈厄斯蒂·卡利奥（Ky?sti Kallio）正式接替斯温胡武德出任总统一职。这个农业党的立场一直都同曼纳海姆对立，同时并不赞同增加军费。然而，越发险峻的国际局势迫使卡利奥让曼纳海姆继续担任国防委员长一职。1937年6月，举国欢庆曼纳海姆的七十大寿，他在庆祝会上公开强调维持国家团结的必要性。

曼纳海姆始终将苏联视为芬兰的最主要国防威胁。与此同时，芬兰与邻国瑞典的军事关系也因为奥兰群岛的争端而变得越发紧张。曼纳海姆对于同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及爱沙尼亚）建立防御关系的实际效用，也表示怀疑——这三个国家实在是太小、太脆弱了，根本无法应对苏联的压力，几乎不能为芬兰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当时芬兰同波兰的军事关系还算不错，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国都对苏联的意图保持着关注。芬兰同英法两国的关系也还算良好，不过曼纳海姆怀疑这两个国家只会对波罗的海地区产生影响力或是兴趣。

◎1919年，神情极为凝重的曼纳海姆，照片摄于他竞选失败后不久

1938年，由于德国的军国主义思潮越发膨胀，苏联开始同芬兰当局展开秘密会谈。尽管此时苏联已经将自己的首都从列宁格勒（之前的彼得格勒/圣彼得堡）搬到了莫斯科，但这座城市仍然是苏联的第二大城市及波罗的海舰队的大本营。苏联大使向芬兰方面提议称，苏联会协助芬兰将奥兰群岛要塞化，作为回报，芬兰需同意苏联当局加强芬兰湾里的苏拉萨里岛（Suursaari Island）的防御。在曼纳海姆对苏方提出的这些条款还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芬兰政府自行其是地回绝了苏方使者，因为这些条款对于芬兰公众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1939年3—4月，苏芬双方展开了第二轮会谈，苏方提出租借列宁格勒附近的数座芬兰岛屿，作为条件，苏方将在东卡累利阿地区的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得知了第二轮谈判内幕的曼纳海姆向芬兰政府建议接受苏方的这一提案，因为他认为这些岛屿对于芬兰的国防无足轻重，对于苏联海军来说却极为重要。不过芬兰政府还是因为害怕招致群众的反对而又一次回绝了苏方的提案。芬兰当局还回绝了德国于1939年5月提出的《德芬互不侵犯条约》，试图以此表明自己将维持立场中立，安抚苏联方面的担忧。1939年夏季，英国试图在东欧及北欧组建一个反德联盟，该项联盟还包括一些与苏联的互助承诺，但是芬兰及绝大多数相关国家回绝了英方的这一提案，认为苏联将对本国的国防计划进行不利干涉。

而在另一方面，斯大林毫不在乎周围国家对苏联当局的真实意图的广泛怀疑，还将芬兰回绝苏方提案视为敌意的标志。在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进行一系列秘密会谈之后，苏德双方最终于1939年8月达成了“魔鬼协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尽管该条约在当时尚不为公众所知，但其中的条款公然将芬兰置于苏联影响之下。

1939年9月1日，德国从西面悍然入侵波兰，紧接着苏联于两周后自东面入侵波兰。当年9月下旬，莫斯科当局又建议波罗的海三国“邀请”苏军进驻三国境内。上述三国最终于10月的第2周被迫接受了苏联的这一“建议”。意识到自己也将遭遇同样的政治压力，芬兰随后开始对自己那弱小的武装力量进行动员。10月5日，莫斯科要求芬兰政府立刻派出代表团，共商苏芬两国的政治及军事问题。曼纳海姆认为苏联此举旨在“对芬兰使出那些已经对波罗的海三国用过的手段”（也就是图谋武力吞并的意思）。他建议芬军立刻在卡累利阿地峡进行军事部署。

在莫斯科谈判期间，苏联政府提出希望芬兰政府能“稍稍后移自己的边界线，以确保苏芬两国边境线远离列宁格勒”，同时还希望接管汉科（Hanko）的前沙俄海军基地以保卫这座城市的出入口。考虑到芬兰武装力量尚未完全做好战争准备，曼纳海姆在此时主张做出让步以争取（完成军事动员所需的）时间。但芬兰政府始终认为任何形式的大规模让步都将导致政府失去公众的政治支持，同时也会彻底破坏先前两国的政治谈判所达成的约定。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此时的政府竟然还因为经费问题而主张从芬兰的29.5万名现役官兵中遣散19.5万人！深感沮丧的曼纳海姆于当年11月27日向总统递交了辞呈，痛斥当前的芬兰政府在日益增长的外部威胁面前竟然没能推行足够的国防现代化措施。

曼纳海姆的这次退休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就在当年11月26日，苏军便在边境村庄米尼拉（Mainila）附近发动了一次挑衅事件，苏军对着自己的部队开了数炮，并将其嫁祸至芬兰身上。11月29日，莫斯科单方面断绝了同芬兰的外交关系，并于次日派遣红军悍然发起进攻。为了应对入侵，芬兰总统卡利奥正式任命曼纳海姆担任军队总指挥一职。

冬季战争，1939—1940年

苏军于11月30日武装越境并建立了一个名为芬兰人民共和国的傀儡政权，与此同时还宣布成立了一支所谓“第1军”的伪军部队。并不出乎人意料的是，由于双方兵力规模极为悬殊，所以苏方希望迅速结束这场冲突，预期不超过数周时间。在这场战争中，红军出动了列宁格勒军区及周围区域的大批现役部队，总兵力多达45万，共计28个师与2000辆各型坦克。芬兰军队出动了9个师，其中的6个组成了卡累利阿地峡集团军，另外2个师部署在了第4军的左翼以保护拉多加湖东侧，预备兵力则仅为1个师。至于芬兰的其余北部边境，总长度大约为1000千米，由多个零散的连及营负责防守。红军对芬军在人力上有着3∶1的优势，在火炮上有着接近5∶1的优势，而在坦克及飞机方面双方的实力更为悬殊。在战争开始之前，芬兰就已经在卡累利阿地峡修建了一个名为“曼纳海姆防线”的防区。同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以及德国的“西墙”（Westwall，盟军将其称为“齐格菲防线”）相比，它算不上一条壁垒森严的防线，但它是依据1918年德军的战术条例修建起来的。这条“曼纳海姆防线”中，排在最前面的是前哨所及周边一层雷区与障碍物，之后便是三条逐层交替、相互交错的防卫线，这三条线由各种堡垒与掩体构成，专门用于纵深防御。

苏军的计划是从宽阔的正面直接发起一场进攻。由苏军第7集团军率先朝卡累利阿地峡发起主攻，第8集团军则作为策应从拉多加湖东面发起进攻。第14集团军从摩尔曼斯克发起进攻，朝着芬兰的贝柴摩（Petsamo，今属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州）周围的北极圈地区进发。第9集团军则进攻位于白海对面的芬兰中东部密林丛生的边境地区。

◎“曼纳海姆防线”仅是一条由各类临时防御工事、障碍物以及雷区组成的防线，其防御效果并不能同当代欧洲的要塞化防线，如德国的“西墙”以及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相比。照片中的是1939年芬军在胡梅拉宁-基维涅米（Humalainen–Kiviniemi）战区临时挖掘的一条反坦克壕沟

苏军针对卡累利阿地峡发起的最初数场进攻，很快便闯过了边境附近的芬军前哨线，并于12月2日顺利靠近芬军的第一道主防线。天气非比寻常地寒冷，是自1828年以来气温最低的一个冬天，积雪倒并不算特别厚。在战争的这一个阶段，大约1.3万名芬军官兵面对的是约14万人之巨的庞大红军部队，以及近1000辆坦克。同如此庞大的坦克部队遭遇，最初彻底震惊了边境地区的芬兰军队，但很快他们便适应了这一现状。芬军的先锋营装备有新式博福斯（Bofors）37毫米反坦克炮，很快又得到了装备有地雷及“莫洛托夫鸡尾酒”（Molotov cocktails，即简易燃烧瓶）的反坦克特别分遣队（special anti-tank detachment）的支援。芬军提倡“主动防御”，高度重视夜间突袭战术的价值。而疏忽大意的苏军后方部队喜欢在夜间胡乱点亮营火，这为芬军夜袭得手创造了极大的便利。

与充分适应了战场的芬军不同，苏军部队并没有做好任何针对严酷冬季气候的准备，在面对芬军数量庞大的各种小型堡垒及防御工事时，也同样束手无策。况且苏军指挥层自战争伊始便近乎瘫痪状态。虽然红军装备有大量现代兵器，但它在实际战场上被证明是极度无能的。

到了12月11日，卡累利阿地峡集团军的总指挥雨果·奥斯特曼（Hugo ?sterman）中将主张针对极为重要的“维普利大门”发起一场反击。曼纳海姆起初曾怀疑过这个建议的可行性，因为当时的苏军已经朝着维普利附近的苏马（Summa）又发起了新一轮攻势。而当战线于12月19日得到稳定之后，曼纳海姆便准许奥斯特曼将作为预备兵力的第6师投入战场，以加强他的集团军的反攻。由于计划过于草率，缺乏诸如无线电等各类在破碎地形上有效通讯的器材与手段，再加上数量庞大的苏军坦克部队的坚守，这场反击攻势并未能如愿达成目标。尽管如此，芬军的此次行动依旧是一场极为有效的骚扰性进攻，它打击了苏军士气，使之推迟了原定于12月的最后一周发动的第三次主要攻势——拉多加计划。这场由苏军的4个师发起的“拉多加计划”攻势，最终因为人员伤亡惨重但所获无几而被迫中止。

◎1940年1月3日，在约瑟希夫（Joutsij?rv）附近的防御据点中，一名芬军滑雪部队的士兵

◎1940年2月21日，位于勒梅提斯塔（Lemetist?）以北5千米外的一个芬军机枪火力点

苏军对卡累利阿主轴线的推进自12月中旬起便陷入了停滞状态，第8集团军相比之下则要成功得多，该集团军在朝着拉多加湖东岸推进及抗衡芬兰第4军的行动中取得了较大进展，迫使曼纳海姆将预备师的一个团的兵力抽调到了这个战区。该团作为一个特别战斗群的骨干，在帕沃·塔维拉（Paavo Talvela）上校的统率下，参加了在托瓦亚维（Tolvaj?rvi）战区挫败苏军前锋部队的战役。经过一番苦战，这部分苏军于12月14日中止了自己的推进，这场战役的失败直接导致了苏军第139步兵师的覆灭。

尽管南部战场的战线逐渐稳定了下来，苏联第9集团军还是成功地推进到了芬兰中部地区，一路上并没有遇到多少抵抗。随着芬军在苏奥穆斯萨尔米（Suomussalmi）战区的力量逐渐加强，他们最终还是于当月月底成功阻止了苏军第9集团军的攻势并摧毁了苏军2个师。而在更北的拉普兰区，苏军的攻势也受到了阻遏，不仅因为北极地区的恶劣气候环境，还因为佩尔科森涅米镇（Pelkosenniemi，拉普兰区居民数量最少的市镇）周围的芬军采取的抵抗手段极为有力（尽管这支芬军规模小）。

苏军的最初一波攻势遭到了令人尴尬的惨败。世界各大媒体纷纷专题报道了苏联军队在与一个规模远小于它但意志极为坚定的敌手交战时的低能表现。这些战报导致的最为灾难性的结果便是使希特勒深信苏军不过是纸老虎，并因此放心大胆地把苏联选为国防军的下一个侵略目标。

12月28日，列宁格勒军区受命将前线部队转变为防御态势，此外苏联当局还召回了大批高级指挥官并共同商讨军队改革方案，以及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等问题。当斯大林在会议上极为尖锐地问起有谁愿意接管新成立的西北方面军时，红军主要堡垒——基辅特别军区的总指挥谢苗·铁木辛哥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铁木辛哥主张改变苏军战略，从原先的宽正面进攻转变为集中兵力对卡累利阿地峡的维普利大门发起主要攻势。对芬作战的苏军部队此时已经从原先的22个师增加到了45个，火炮及坦克数目也有相应增加。经过一个月的特别训练及增强之后，苏军于1940年2月1日发起了新一轮攻势。这场作战的第一阶段是通过苏马朝着维普利大门发起进攻，10天后再对东部发起更宽的正面攻击。

◎苏军的拙劣战术以及极为糟糕的战场地形，直接导致苏军在装甲车辆上的绝对优势在冬季战争期间毫无用武之地。照片中的是一辆苏制BA-20M装甲汽车以及一辆T-20“共青团员”装甲牵引车。芬军帕沃·塔维拉上校指挥的战斗群于1939年12月在托瓦亚维附近发动了一场突然袭击，而它们被苏军遗弃了

相比之下，曼纳海姆已没有多少增强芬军的机会了，他只能从国外获得少量武器并动员少量增援部队。瑞典籍志愿兵的数目又增长了8000，外加1500名来自挪威及丹麦的志愿兵，至此芬军中外籍志愿者的总数达到了11500。至于武器方面，瑞典王国同样是支援芬军武器数量最多的国家，除此之外还有少量武器来自意大利及匈牙利。然而，此时的曼纳海姆对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已是心知肚明（已经预感到芬兰将输掉这场战争的意思）——早在战争伊始他就对芬兰的防御力量能否无限期地抵抗苏联进攻表示明确怀疑。对于他来说（胜利已是无望），这场战争的最佳结果也就是通过坚定而持久的抵抗迫使莫斯科当局放弃吞并芬兰的战略意图，维持住芬兰的主权独立而已。

2月1日，由铁木辛哥发起的攻势开始稳步突破芬军防线。此时的苏军战术水平较先前有了显著提升，同时还创新性地首次运用了喷火坦克，以及专门用于突破芬军防御据点的多兵种联合进攻战术。随着时间步入深冬，拉多加湖及维普利西岸开始结冰，使得苏军又多出来数条进攻途径。

1940年1月末，苏联当局开始通过斯德哥尔摩尝试进行和平谈判。在此之前，伦敦与巴黎就曾为是否派出干涉军援助芬兰作战（干涉军可能会通过北部的贝柴摩进入芬兰境内）这一问题，举行过多轮商讨。通过在瑞典的“后门讨论”，芬兰当局得知此时的莫斯科希望两国的边界线能够重回彼得大帝时代的状态，这就意味着芬兰必须让出卡累利阿地峡的绝大部分领土，同时还要允许苏军租借汉科海军港。3月6日，芬兰政府向莫斯科派出代表团，正式商谈停战事宜。曼纳海姆对于能否在数个月的时间内从英法两国处获得大量军事援助持悲观态度。与此同时，他还怀疑维普利大门的芬军防线根本就不能支撑到春季。一旦红军突破了全部防线，苏联当局必然会对芬兰提出更为过分的领土要求。因此，曼纳海姆建议芬兰政府立刻接受苏方开出的条款——哪怕这些条款已经相当残酷与苛刻。相比之下，此时的斯大林可谓志在必得，他对于英法两国的突然介入并未表露出多少忧虑情绪，同时也并未坚持在芬兰境内扶植一个傀儡政权。

◎奥斯特曼中将，冬季战争期间任卡累利阿地峡集团军总指挥。1918年内战期间曾任猎兵营的营长，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还是整个芬兰武装力量的三把手

◎冬季战争爆发伊始，芬军的武器产量极为有限。但是芬兰有一种极为强悍的本土设计枪械——投产于1931年的索米KP冲锋枪（Suomi KP sub-machine gun，“Suomi”就是芬兰语中“芬兰”的意思，故而又名芬兰冲锋枪）。图中的这名正在使用索米冲锋枪作战的士兵所参与的是1941年10月发生在基斯钦基（Kiestinki）地区的战斗

◎在冬季战争期间，芬军武器极为短缺，所以不得不将大量过时的古董兵器一股脑儿地投入战场。美国政府曾向芬兰出售过200门M1917式75毫米炮，该型火炮是英军18磅炮的一种衍生产物。由于这些火炮运抵芬兰的时间实在是过晚，所以芬军未能在1940年用上这种火炮。而在继续战争期间，这些二手老炮仍然在军队当中服役。芬军对它们的称呼为75 K 17“伯利恒”炮（75 K 17‘Betlehem’），是以该型火炮的生产者——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命名的。这张照片中，曼纳海姆正在视察奥涅加湖前线的一个芬军炮兵连。摄于1943年6月

当年3月12日，苏芬双方于巴黎签署了和平协定，整场冬季战争于一天后的1940年3月13日正式宣告终结。芬方的全部军事伤亡为24923人战死与失踪、43557人负伤，苏军的全部伤亡则在30万人左右。该协定规定芬兰必须割让出总计约65000平方千米（25000平方英里）的领土，这些土地的经济产出占了当时整个芬兰经济的11％左右。约50万芬兰公民（占总人口的12％）被迫接受重新安置。

◎芬军的另一种本土设计枪械——20pst kiv/39式20毫米反坦克步枪，于冬季战争结束后正式投产。它在芬军内部的绰号为“Norsupyssy”，也就是“大象枪”的意思。它还有一个更为著名的简称——“拉赫蒂L-39”，这个称呼源自设计者艾莫·拉赫蒂的名字。这种步枪在面对1939—1941年间的苏军轻型坦克时极为有效，但随着苏军的T-34中型坦克及KV系列重型坦克数量的不断增加，这种步枪的战场表现越发力不从心。图中这名使用L-39作战的芬军士兵，参与的是1942年6月7日发生在拉特瓦（Latva）附近的战斗

◎1940年5月19日，在赫尔辛基的芬兰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中为冬季战争做总结演讲的曼纳海姆

由于这场战争的失败，曼纳海姆在战后继续推动芬兰与挪威、瑞典两国缔结防御联盟，他希望通过这一军事联盟来挫败未来苏德两大强权对北欧地区的干涉。斯大林对这一防御联盟表示强烈反对，并对1940年4月德军入侵挪威王国采取了放任态度。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加强对波罗的海区域的渗透，莫斯科当局公开指责波罗的海三国存在反共行为，并利用这个借口于1940年6月14—19日以武力完全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1940年6月，芬兰政府从苏联处收到了一份比《莫斯科和平协定》更为过分的领土要求。次月，苏军占据了罗马尼亚东部。

1940年5—6月，随着法国与低地国家的接连战败投降，希特勒最终下定决心于1941年单方面废除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的“恶魔协定”，并大举入侵苏联。在这一前提下，纳粹德国政府开始寻找潜在的反苏盟友。1940年8月17日，曼纳海姆收到了一封来自纳粹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的私人信件，信中称德国愿意为芬兰提供各类武器，作为条件，芬方需要同意挪威北部的德国军队借道芬兰领土进攻苏联。此后芬德双方就可能的联合军事行动进行了数场极为微妙的谈判。此时芬兰政府与军队当中亲德情绪日益高涨，只有曼纳海姆一人依旧不持亲德态度。面对德国抛出的“橄榄枝”，曼纳海姆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英法两国在1939年的波兰与芬兰问题上表现得不可靠；另一方面，同近期侵略成性的苏联结盟也是不可想象的。而在1940年年末，瑞典官方表示只要芬兰人不再计划收复卡累利阿的军事行动，瑞典王国就愿意同芬兰缔结防御联盟，甚至是组建联合王国。1940年12月，莫斯科当局明确反对瑞芬两国的这一军事同盟。按照曼纳海姆的观点，在芬兰遭到彻底孤立的当下，芬德军事联盟成了“几个非常糟糕的外交选择中不最坏的那一个”。

德国的军事情报部门一度认为苏联将于1940年8月再度入侵芬兰，并因此在挪威北部增派了山地部队。随后德军又制订了“驯鹿计划”，图谋控制芬兰境内的镍矿以备未来的侵苏战争。此时的纳粹德国已经开始依赖芬兰的原材料供应，并与芬兰的数家公司签订了多份协议，采购了这些公司1940年镍矿总产量的60％——这些资源对于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极为重要。德国自此开始越发积极地参与芬兰事务，而莫斯科当局对这一外交局势上的变化也是心知肚明。苏联驻赫尔辛基大使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了警告——只要苏军再度入侵芬兰，芬兰当局便会立即请求德国进行军事干预。

在1940年11月苏德外交协商期间，苏方表示德国对芬兰事务的干涉将成为双方在履行《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时的争议点。苏方代表在会议上暗示，斯大林正计划“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芬兰问题”。德方外交官则建议最好将发动对芬军事行动的时间再推迟6—12个月。同时德方还警告苏联称，一旦红军再度入侵芬兰，英国或者美国将在当地建立空军基地。

尽管曼纳海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声称，当时的芬兰并不愿意同纳粹德国达成任何形式的正式协议或是协助德国对苏作战，但芬兰军队内部已经开始对战争爆发后的芬德联合军事行动展开了极为广泛的讨论。早在1940年9月，曼纳海姆最信赖的知己帕沃·塔维拉少将便开始同德国总参谋部接触，随后双方又紧锣密鼓地制订了一系列秘密计划。尽管曼纳海姆始终希望芬兰能在纳粹德国对苏不宣而战后避免协助德军对苏作战的命运，但他也很清楚地意识到无论芬兰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它都将被卷入这场战争当中，因此芬兰人民不得不做好准备，主动应战。

1941年5月25日，以海因里希将军为首的芬兰军事代表团在萨尔茨堡同德军高层举行了一场会议。德方在会议中表示自己只需要几个月便可一举摧毁整个苏军。随后双方就巴巴罗萨计划的具体细节展开了讨论，双方还就芬兰在这场大战役中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充分交换了意见。德方希望芬兰军队能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主动南下，牵制住两国边境线上的苏联军队。在理想情况下，芬军还将参加进攻列宁格勒或是更北处的摩尔曼斯克不冻港的战役。1941年6月10日，一个德国军事代表团造访芬兰，向芬兰当局提交了有关在芬兰遭到进攻或是进入战争状态时，德国对芬属拉普兰地区的战略意图的更多细节。由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断增长，芬兰于6月9日开始部分动员，后于6月17日开始全面动员，同时还再度占领了奥兰群岛。1941年6月21日，柏林当局正式向赫尔辛基发出通知，称德国国防军将于翌日发起“巴巴罗萨行动”。

继续战争，1941—1944年

就在1941年6月22日的早上，纳粹德国与它的盟友们入侵了苏联。芬兰宣布自身将维持中立立场，但希特勒在当天公然宣称德芬两国军队将并肩作战，共同保卫芬兰北部。随后的23日，芬兰海军的船只遭到了苏军飞机的攻击，与此同时德国飞机也从芬兰境内的基地起飞并执行各类作战任务。鉴于芬兰境内部署有大量德国军队，苏方宣称芬兰的中立承诺是彻底虚伪的。6月25日，苏联空军开始对芬兰的各大城镇实行轰炸，其中有26架飞机被芬兰空军击落。芬兰各地的部队随后相继收到了准许还击的指示，但芬兰当局直到6月28日以前始终禁止自己的部队越过边境线同苏军发生地面交火。

当时的芬兰总人口仅为400万左右，但其武装力量的总人数竟超过了60万。芬兰军队自1939年便开始了大规模扩张：全国16个军区中，每一个军区在和平时期都维持着一个旅的规模，而在这场战争爆发时，每个军区的旅已扩编为师。而当时苏军在西北部边境部署的总兵力仍旧比芬军稍多些，其规模在20个师左右。芬军的作战目标是夺回1940年以前的两国边境线上的岛屿并推进至东卡累利阿地区，德军的首要目标则是攻占列宁格勒，因此芬德两国在战略目的上并未达成一致。

◎1941年6月26日，继续战争初期，芬军高级军事领导人在旁卡萨尔米（Punkasalmi）地区的一张合影。从左至右分别是芬军炮兵总监维尔霍·内诺宁（Vilho Nenonen，芬兰炮兵之父）将军、曼纳海姆元帅、一名无法辨识确切身份的中尉、埃里克·海因里希将军（卡累利阿集团军的总指挥）以及帕沃·塔维拉将军（第4军军长）	◎1941年7月20日，在基尔寇河畔的萨尔米前线接收简报的芬军高级指挥官们，左起第3人是海因里希中将，塔维拉少将位于右侧远景处，而照片正中央正在做简报的那位军官是鲁本·拉古斯（Ruben Lagus）中校，他是当时的猎兵旅旅长。拉古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服役于猎兵营，同时也是第一个获得曼纳海姆十字勋章的芬兰军人（授勋日期为1941年7月22日），在1944年战争期间，他负责统率芬兰的装甲师

对于曼纳海姆来说，最为主要的战区位于南方，因此他将位于拉普兰的北部战区交由德军负责，仅仅派出了极少量芬兰部队协助他们作战。德文记录声称曼纳海姆起初想把芬军的主攻方向定为南下进攻卡累利阿地峡，但德军建议他利用拉多加湖东部的路线发起进攻，以避免同德国国防军的北方集团军群（Heeresgruppe Nord）发生冲突。因此芬兰不得不从拉多加湖东岸发起最初的攻势。至于攻势的发动者，则为当时芬兰军队中最为主要的打击力量——卡累利阿集团军。

由海因里希将军负责指挥的卡累利阿集团军下辖塔维拉的第4军以及哈格伦（H?gglund）的第7军，外加奥伊诺宁（Oinonen）将军的“O战斗群”，该战斗群下辖一个骑兵旅与两个猎兵旅。德国陆军则派出了第163步兵师（163. Infanterie-Division）协助作战。曼纳海姆事后在回忆录中承认道：“我以前从没想过有一支外国部队能被置于我的指挥下，而这支部队的武器及训练却并不适合我们将要面对的战争。”

1941年7月10日，曼纳海姆正式发起攻势。进攻进展极为迅速，芬军在最初6天便突破了将近100千米（65英里）。芬军沿着拉多加湖东侧大举南下，这座湖泊本身为芬军的右翼提供了天然屏障。芬兰第6军于7月21日抵达米尼拉村附近的旧边境线。当他们于7月24日抵达图科萨（Tuklosa）河之后，曼纳海姆便命令他们在当地构筑防线。苏军的第一波主要反击始自7月24日夜晚，并一直持续到了8月中旬。

曼纳海姆起初希望第7军能够横扫雅尼斯（Yanis）湖周围区域，但在第6军沿着拉多加湖东岸推进期间，该区域仍然有相当规模的苏军部队。7月31日，拉蒂凯宁（Laatikainen）少将的第2军开始朝着拉多加湖的西北侧推进，准备对拉多加湖北面的索塔瓦拉（Sortavala）区域中的苏军进行合围。为了将整个索塔瓦拉口袋彻底一切为二，曼纳海姆派出了芬军第10师。之后第7军的指挥部被转移到了东面，而第1军则接替了它的位置及部队，并进一步收紧了这个口袋。索塔瓦拉最终于8月16日易手，但有相当数量的苏军成功撤退至湖中群岛并得到了拉多加湖防卫队（Ladoga Flotilla）的营救。

德军希望曼纳海姆能对拉多加湖东南面继续施加压力，并与北方集团军群共同实现对列宁格勒的包围态势。但曼纳海姆始终都只专注于实现本国的战略目标，对分散数量极为有限的芬军以协助德军作战，并没有多少兴趣。此外，当时在西北边境的苏军已经设法撤回了相当一部分兵力，成功地避免了“釜状包围圈”，逃脱了像周遭友军部队那样被彻底围歼的命运。作为（原有的联合作战计划被回绝后的）替代方案，德军高层与曼纳海姆一致同意让芬军在战役的下一个阶段发起攻势并收复通向列宁格勒的卡累利阿地峡。

◎约翰·瓦尔德玛尔·哈格伦（Johan Woldemar H?gglund）是芬兰最早一批军事领导人之一。在一战期间，他曾是第27猎兵营的成员，冬季战争期间任第4军军长。继续战争爆发伊始，他负责统率卡累利阿集团军右翼的第7军。1941年7月8日摄于托马贾维（Tohmaj?rvi）附近

8月13日，芬兰第2军开始朝着卡累利阿地峡方向大举推进并逐步南下至地峡的东侧。第4军于8月22日发起进攻，旨在包围并攻占维堡（Vyborg，维普利的俄语名字）。该军于8月29日达成了这一目的。作为卡累利阿攻势的最后一个阶段，芬兰第1军被调到了这片区域并开始扫荡拉多加湖的西岸，最终于1941年9月2日顺利抵达两国的旧边境线。随着原有领土逐渐收复，这个战区中的芬军部队便开始在当地构筑防线。

◎1942年6月4日，在曼纳海姆的75岁大寿庆祝典礼上，整齐有序地列队行进并接受寿星检阅的乌斯玛龙骑兵团（Uusimaa Dragoon Regiment）。曼纳海姆在芬军服役初期便已经获得了“骑兵将军”这一称号，这是芬兰人对他早年的骑兵生涯表达敬意的一种荣誉性称谓，但他始终觉得这一军衔“在芬兰军队中显得非常滑稽”——因为芬军中的骑兵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收复了绝大多数在1940年战争中失去的领土之后，曼纳海姆便开始受到来自多个方面的政治压力。芬兰的文官政府在这时突然提醒他，根据芬兰宪法，他现在需要获得政府批准后才能在1940年两国边界以外的区域进行军事行动。此时的芬兰政府并不热衷于曼纳海姆提出的进一步向东推进至俄属卡累利阿的计划。官员们对于此时的他颇有怨言，大量年轻人被迫应征入伍已经对整个国家的工业及农业产生了恶劣影响，整个芬兰国内有着遣散部分部队的迫切需要。德国人却在此时鼓动曼纳海姆向东面及东南面继续推进，攻入东卡累利阿境内，以彻底切断苏联的北极港口同苏联本土的联系。

◎负责统率挪威集团军（Armeeoberkommando Norwegen）的尼古拉斯·冯·法尔肯霍斯特（Nikolaus von Falkenhorst）上将。他负责指挥了芬兰极北部的德军部队的绝大部分军事行动。照片中他正在同左侧的芬兰第3军军长亚尔玛·西拉斯沃（Hjalmar Siilasvuo）将军一道检阅芬军部队。1941年6月24日摄于芬兰北部

曼纳海姆成功地从政府处获得了许可——向奥涅加湖方向继续推进。德军对于他的这个决定同样深感欣喜，因为芬军此举可以切断列宁格勒与苏联北部的极地港口之间的多条主要铁路线。芬军于9月4日发起了新一轮攻势，之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便抵达南部的斯维里河附近，并占领了苏联的加盟国——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即位于奥涅加湖畔的彼得罗扎沃茨克（Petrozavodsk）。

在成功收复卡累利阿地区、基本实现战争目标之后，芬兰面临新问题——该支援德军作战到何种地步？在苏德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内，德军坚信自己只需发起一场大规模闪电战便可以在数个月内迅速摧毁苏联。但到了1941年10月末，德军既未能完成对列宁格勒的完全合围，也未能到达莫斯科。这场战争极有可能朝着长期化发展。

◎在继续战争爆发初期被编入芬兰陆军麾下、协助芬军作战的德军第163步兵师。位于这张照片左侧的正是师长炮兵将军（Gen. der Art.）埃尔温·恩格尔布雷希特（Erwin Engelbrecht），他正在同芬兰第3军军长瓦尔德玛尔·奥伊诺宁将军商讨战事。1941年12月20摄于沃特勒-玛贾拉（Vuontele–Maljala）公路附近

因此，曼纳海姆对与德国的盟约同样深感不安，他开始尝试避免与西方民主国家断绝联系。但英国还是于7月31日轰炸了佩琴加（Pechenga）的矿场，迫使芬兰中止对德镍矿运输。作为回应，芬兰关闭了驻伦敦大使馆，英国政府也以同样手段回敬了芬兰。此时的苏联希望将芬兰战区内的苏军部队调到局势更为危急的其他战区。因此就在当年8月，苏联当局接受了由美国人提出的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但芬兰人暂时忽视了这一提案。1941年9月，英美两国正式向芬兰政府发出警告，要求其不要对俄国领土发动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此时的赫尔辛基当局并不能因此彻底忽视芬德同盟的重要性，以及德国人提出的要求，因为就在不久之前，芬兰政府便已经要求德国将17.5万吨粮食于当年冬季运至芬兰境内，此外芬兰还迫切需要德国的各类铁路设备以弥补在先前的短期战役中几乎磨损殆尽的火车头及火车厢。最终，芬兰不得不向德方做出让步，于1941年11月正式签订了反共协定。12月初，丘吉尔向曼纳海姆发出了一封私人信件，要求其立刻中止军事行动，曼纳海姆答复称芬军现有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极为必要的，但芬兰无意同英国发生冲突。因此，作为对苏方施加的外交压力的回应，英国于1941年12月6日正式对芬兰宣战。当时的美国尚未彻底断绝与芬兰的关系，却明确表示“两国的良好关系只能建立在芬兰放弃协助德军对苏作战这一基础上”。数日后美国对德宣战，但未同芬兰进入战争状态。

而在此之前的1941年9月下旬，曼纳海姆便已经通知了德军高层，称芬军不会向着斯维里河或是卡累利阿地峡的南面继续推进。11月，他对东卡累利阿地区的芬军部队下达了修建第二条防线的指示。这道防线从芬兰湾的瓦默尔苏（Vammelsuu）一直延伸到了拉多加湖畔的泰帕尔（Taipale），被称为“VT防线”。当月下旬，他还在安努斯（Annus）地峡修建了一条类似的防线。然而，他还是命令芬军准备向东卡累利阿地区附近的白海城市别洛莫尔斯克发起一场新的战役。德军对此再一次表示了赞许，因为芬军此举可以切断摩尔曼斯克与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sk）两地同俄国本土的最后几条铁路线。曼纳海姆在这时突然决定推迟这条前线的一切军事行动，打算等到德军完成了对列宁格勒的包围并同斯维里河防线上的芬军防线合流之后，再做进一步行动。当德军对列宁格勒的攻势彻底陷入停滞之后，他便彻底打消了对别洛莫尔斯克发起行动的念头。芬军于1941年12月开始遣散军中年龄较老的一批人，到了1942年春天，整个军队的人数已经整整减少了18万。

◎左为步兵将军瓦尔德马尔·埃弗斯，他在继续战争期间一直担任德国陆军最高指挥部与芬兰总参谋部之间的联络官。照片中的他同芬军的总参谋长维约·图奥波（Viljo Tuompo）中将一道出行。1941年6月24日摄于赫尔辛基郊外的芬军米科利（Mikkeli）总指挥部附近

新战线上的战事正在以一个比先前战役小得多的规模进行着。1941年12月初，苏军最终决定放弃遭到了彻底孤立的汉科港，并于12月3日晚从海上进行人员物资疏散工作。紧接着芬兰又于1942年3月夺回了芬兰湾里的霍格兰（Hogland）岛。红军在1942年春季的行动中进攻了芬军的斯维里河防线，这是打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包围圈的总战役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在芬兰战区的表现极不成功。自1942年年初起，苏军在绝大部分的对芬战线上都已进入静默状态，双方只在极北之地仍有零星交火。尽管芬军早在1941年夏季便派遣了2个师的兵力协助该战区的德军作战，但到了红军于1942年4月发起攻势的时候，整场战事的主动权全都落入了德国人之手。因此，曼纳海姆向德国方面提出了建议，希望德军能将第163步兵师从卡累利阿地区调至北极战区，同时将2个芬军师调回南面。到了1942年春季，曼纳海姆与当时的芬兰总统吕蒂两人都放弃了发起别洛莫尔斯克行动以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线的念头——来自美国的外交压力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这一计划的悲观态度，因为这条铁路线对于美苏两国据《租借法案》进行的物资运输极为重要。

◎1942年6月4日，曼纳海姆75岁大寿时一名不速之客——阿道夫·希特勒。位于照片最右侧的正是芬兰总统里斯托·吕蒂。希特勒此行的目的是督促芬兰人在接下来进攻列宁格勒的行动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曼纳海姆起初是准备以极为低调的方式在1942年6月4日庆祝75岁大寿的，他决定在生日这一天视察前线，并拒绝在生日当天举办那些他认为在战时并不合适的庆祝活动。而到了生日前夜，曼纳海姆被突然告知希特勒将专程飞抵芬兰来庆祝他的生日，因此他不得不更改了自己的计划。芬军的高级军官们在生日当天上午举办了一个庆典，庆祝他正式升任“芬兰元帅”（Marshal of Finland）这一最高荣誉军衔。在当天下午，希特勒及多名德军高级将领飞抵伊莫拉（Immola）机场，一行人受到了吕蒂总统的亲自迎接。一番短暂的车程之后他们便被带到了曼纳海姆的铁路总部当中。简短寒暄之后，双方便正式开始有关德国下一步战争计划的长谈。希特勒表示，希望芬兰能在北部战区扮演起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由于当时的芬兰政府已经决定同德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这次访问双方都不是特别愉快。芬兰人甚至还在会议上煞费苦心地把自己形容为德国人的“战友”，而不是盟友。美国当时已经站在了盟军这一边，所以曼纳海姆对德国的胜算也是越发悲观。尽管如此，芬兰政府还是觉得有义务进行回访——临危受命的曼纳海姆率领一个小型军事代表团，专程前往位于东普鲁士的戈尔达普（Goldap）附近的德军总部。

1942年夏季，战争双方在芬兰防线附近依旧处于静默状态，芬兰则在北极战区的芬德两军之间又修筑了一条防线。与此同时，德军再一次要求芬军对摩尔曼斯克铁路线发起进攻，但曼纳海姆及吕蒂总统都表示了强烈反对，整个计划再一次无限期延迟。1942年9月，美国向芬兰政府正式提交了一份外交备忘录，称美国政府对芬兰针对苏联的潜在军事行动表示关注。曼纳海姆则在对这份备忘录的一部分秘密答复中表示，芬兰军队将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一直保持不活跃的状态。1943年2月，吕蒂总统与曼纳海姆及其他军政高官，在赫尔辛基的陆军总部召开了一场战略规划会议。吕蒂要求曼纳海姆对德军近期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惨败做出评估，曼纳海姆则表示苏德战争已经进入转折阶段，此时芬兰应该趁着仍有外交机会及早地退出这场冲突。与此同时，他还明确表示德军届时肯定会阻挠芬兰退出战争。

同年2月15日，芬兰再度进行总统选举，农业党及各类保守派都希望曼纳海姆出任自己党派的总统候选人。曼纳海姆均表示了拒绝，同时还建议各党无条件地推选吕蒂连任。

3月20日，美国再次向芬兰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称愿意帮助芬兰退出这场战争。芬兰的新任外交部部长奥古斯特·拉姆齐（August Ramsay）博士则建议访问柏林，并说服柏林当局以“友好方式从芬兰撤军”。曼纳海姆对博士的这一天真幻想表示明确反对，因为希特勒的回复可想而知，此举百分之百会恶化芬德两国的关系。事实证明拉姆齐的这趟访问确实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当年4月中旬，曼纳海姆的双侧肺炎再度发作，为此他不得不途经柏林前往瑞士接受治疗。在瑞士养病期间，芬兰官员们突然告诉他，美国驻赫尔辛基大使馆正在计划撤走大部分工作人员，这暗示着美芬两国的外交关系即将彻底破裂。当曼纳海姆准备回到芬兰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政府竟然打算屈服于德国，准备正式订立一份德芬盟约——这是德国当局被拉姆齐的“挑衅性访问”彻底激怒后提出的外交要求。在瑞士时，曼纳海姆同多个中立国的高官进行过谈话，他有了更多理由来劝阻吕蒂继续进行德芬同盟的谈判。作为回应，德国人在当年6月中断了对芬兰的粮食供应，但德芬交恶这件事同当年年中在突尼斯、库尔斯克以及西西里的三场灾难性失败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在1943年剩下的时间里，芬兰一直都在进行退出战争的外交努力。苏联政府则在当年7月通过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与芬兰进行了第一次和平谈判。

1943年10月，德国的约德尔（Alfred Jodl）大将专程访问了芬兰，并同曼纳海姆就当前战争局势进行了讨论。他在讨论中承认OKH（德国陆军最高指挥部）此时正考虑从列宁格勒撤退至里加附近，以构筑更为可靠的防线。曼纳海姆在谈话中对约德尔十分坦率地表达了芬兰想要退出这场冲突的意愿，而约德尔评论道：“这世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比芬兰更加关心芬兰的存亡，国家的生死存亡之外的一切都必须放在次要位置，没人有权利要求一个国家为另一个国家牺牲自己。”不过他还是尖锐地指出，此时的芬兰仍然处于极为可怕的境地，因为作为和平的代价，苏联很有可能会要求芬兰重新回归俄罗斯帝国的统治，即使芬兰同意协助苏联对德作战，苏联当局也绝对不会在两国的和平条约中做出任何宽宏大量的姿态。最后，约德尔还建议芬兰继续站在德国这一边，因为“这对于现在的芬兰来说是风险最小的一个选择”。芬兰有关和平谈判的努力在整个1943年夏季仍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但到了当年秋天，和平谈判的存在就在国内人尽皆知了。当时仍然是芬兰第一大党的社会民主党也公开呼吁国家立刻退出战争。

到了1944年，随着苏军对芬兰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曼纳海姆不得不提出新的防御措施及相关计划。芬军加强了维普里—库帕萨里—泰帕尔防线（Viipuri–Kuparsaari–Taipale Line，简称“VKT防线”）的防御。该防线始自卡累利阿地峡的北侧，同索塔瓦拉战区的乌克苏防线（Uuksu Line，简称“U”防线）相连。

1944年2月，苏军已经击退了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开始明确着手准备对芬军防线发起进攻。此时的美国又一次在斯德哥尔摩向苏方代表提议共同商讨和平条款，但苏联政府明确表示谈判的底线是苏芬两国恢复1940年的边境线，同时芬兰境内的所有德国部队在战时都必须受到羁押。芬兰政府并不愿意就这接受这些苛刻的要求，因此于1944年3月下旬向莫斯科派出了代表团。与此同时，局势也变得越发危急起来：就在匈牙利单独与苏联进行了数轮媾和谈判之后，德军于1944年3月20日占领了匈牙利全境；随后的3月21日，同样的事发生在前轴心国国家罗马尼亚的身上。不过芬兰并不像上述两个国家这般脆弱，因为当时芬兰境内的德军集中在极北地区，而不是人口稠密的南部，此外他们的实力也不足以打败芬兰军队。先前赴莫斯科的代表团在返回芬兰之后，明确表示斯大林始终要求芬兰必须在4月底之前驱逐或是羁押境内的德军部队，此外芬兰还必须在接下来的5年内赔偿6亿美元。芬兰政府认为这两个条款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并于4月18日拒绝了苏方。

随后的1944年6月9日，苏军对芬兰发起了大规模攻势，最先遭到攻击的是卡累利阿地峡。这一轮攻势极为凶猛，苏军在人力、坦克及火炮上具备压倒性的优势。曼纳海姆不得不将包括新成立的芬兰装甲师在内的仅有的几支预备兵力，投入了战场，但芬军依旧没有多少守住防线的胜算。就在6月10日，苏军突破了第一道防线，6月14日又突破了第二道。深知战事不利的曼纳海姆于16日下令芬军部队撤退至VKT防线——这是芬军在1940年成功挡住苏军进攻的地方。此时的实力比依然是苏军占优，苏军共有20个步兵师对阵芬军的10个师；而在火炮及坦克数量上，双方的实力更为悬殊。

在极端绝望之下，芬兰不得不向德军请求帮助。海因里希将军询问德军高层能否派来6个师助战。如此夸张的要求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德国还是自6月13日起为芬兰紧急提供了大约9000支“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Panzerfaust）以及5000支“坦克杀手”反坦克火箭发射器（Panzerschreck），同时向芬兰增派了第122步兵师、一个突击炮旅以及一个加强斯图卡对地攻击机群。作为对这些援助的回报，德国当局希望芬兰能做出绝不单独媾和的政治保证。双方正式签署了《吕蒂-里宾特洛甫协定》，但这一纸条文实际上完全不可能实行。作为回应，美国政府最终彻底断绝了与芬兰的外交关系。

6月16日，曼纳海姆命令部队逐步撤离东卡累利阿地区——当时的芬军4个师正面对着苏军11个师的攻势压力。6月30日，芬军撤离彼得佐瓦多夫斯克（Petrozavodovsk），到了7月10日，芬军已被迫撤退至U防线处。

在卡累利阿地峡，苏军于6月20—21日攻占了维普利，整个地峡都有随时被突破的危险。在一阵短暂的静默期之后，苏军又于7月4日发动了一场两栖登陆战，矛头直指德军第122步兵师，该师很快便被击退。红军逐步改善了自己的部署并一路推进到了武克希（Vuoksi）河附近。芬军的伤亡人数已从6月末的1.8万人增加到了7月11日的3.2万人。但比较幸运的是，德军支援的战争物资及时到来，加强了芬军的防线。

◎1943年8月26日，卡累利阿地峡苏拉雅维，一个芬军防空机枪火力点。照片中的这挺机枪是英制.303勃朗宁Mk 2航空机枪。这种机枪最初是一种挂载在战斗机上使用的对空机枪。芬兰空军当中的英制布伦亨轰炸机也挂载这种机枪。除此之外，照片中的这些士兵戴着德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制等各种型号的军盔	◎1943年9月9日，拉特瓦空军基地，2架法制莫拉纳·索尼埃M.S.406战斗机。1940年，芬兰从法国处接收了30架这种战斗机，而在1939年11月—1944年9月4日的战事中，芬兰空军的Lv28战斗机群共击落苏军118架飞行器，自身损失仅为15架

到了当月中旬，情报部门声称苏军正准备将水平更高的近卫师投入巴格拉季昂行动，代之以低水平部队，继续对芬作战。芬军战线已经稳定了一段时间，德国国防军在东线的战况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苏军于6月22日自白俄罗斯（Byelorussia）发起的巴格拉季昂行动彻底摧垮了德国中央集团军群（Heeresgruppe Mitte），而北方集团军群于7月23日丢失了普斯科夫（Pskov），27日丢失了纳尔瓦（Narva），德芬之间的所有主要运输路线都遭到了切断。希特勒此时通知芬兰人，第122步兵师将撤出芬兰。而在西线，盟军已经成功登陆诺曼底。到了1944年7月末，德军开始大规模溃败。德国军队内部有一些军官于7月20日发起了一场旨在推翻希特勒的未遂政变（“瓦尔基里行动”）。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局势越发明朗，此时的芬兰必须要使出一些激进手段来尽快退出战争。7月28日，吕蒂总统造访了曼纳海姆在塞拉拉（Sairala）的乡郊别墅，向他表明自己将辞去总统职务。他希望曼纳海姆能接替他出任总统一职，在局势越发危急的当下彻底废除《吕蒂-里宾特洛甫协定》。自当年6月中旬起，他便给曼纳海姆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他出任芬兰总统，但曼纳海姆始终以自己肩负着军事职责为由回绝这一提议。最终，在未经全国选举的情况下，国会便接受了吕蒂总统的这一提案，随后正式宣布《吕蒂-里宾特洛甫协定》“无任何法律效力”。芬兰境内的战事一直持续到了当年8月。在此之前的6月最后一周及7月第一周里，卡累利阿地峡的苏芬两军在塔利-茵汉塔拉（Tali-Inhantala）附近发生了最后一场大规模战役，苏军的攻势终于被停了下来，双方自此陷入僵局。8月10日，苏军2个师被彻底围歼于伊洛曼齐（Ilomantsi）口袋。这场败仗让莫斯科当局意识到芬兰人绝对不会轻易接受战败的命运。到了这一阶段，芬军的总伤亡人数已经飙升至6万人。

当年8月下旬，芬兰与苏联政府再度开始和平谈判。莫斯科当局开出的谈判先决条件依旧是芬兰必须同纳粹德国完全外交决裂，所有的德军部队都必须撤离芬兰，如果德方拒不执行，芬兰则有义务羁押这些部队。此时苏联开出的条款与之前几轮谈判相比有所缓和——斯大林此时的让步毫无疑问源于苏军未能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快速摧毁芬军防线。1944年9月2日，芬兰国会正式接受了苏联开出的条款。起初芬兰政府担心德方援助的中断将导致芬兰经济崩溃及大饥荒，但瑞典王国在此时主动跟进，承诺为芬兰提供为期6个月的粮食援助。

◎1944年德国对芬兰最为重要的军事援助之一便是为芬军紧急提供了一批“铁拳”反坦克火箭筒，这种反坦克利器极大地平衡了1944年夏季卡累利阿地峡战区的苏芬双方实力比。照片中的这些士兵参加的正是1944年6月30日防御茵汉塔拉的战斗	◎芬军装甲部队几乎完全是依靠缴获来的苏军坦克建立起来的。为了改善芬军的反坦克火力，芬兰于1943年从德国购买了30辆Stu G Ⅲ式突击炮，悉数列装突击炮营，1944年又从德国购买了一些战斗车辆。照片中的该营车辆及官兵们正在列队行进以庆祝曼纳海姆75岁大寿。在1944年的战事期间，芬军共损失了8辆这样的突击炮，但他们摧毁了整整87辆苏军坦克及装甲车辆

曼纳海姆向希特勒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解释自己的最终决定：德国不会被完全摧毁，但对于小小的芬兰来说这却是极有可能的。与此同时，他还请求苏联政府同芬兰达成停火协议，该协议生效日期为9月4—5日。苏方开出的停战条款依旧十分苛刻，除了曼纳海姆早就预料到的两国边境线重回1940年状态，还有3亿美金的战争赔款，以及苏联在对德战争期间对芬兰港口、机场及商船运输的使用权。经过一番极为痛苦的讨论后，芬兰国会最终选择了妥协，于9月19日正式宣布同意苏方开出的条件。

拉普兰战争，1944—1945年

与苏联的停战协议使芬兰背上了驱逐国境内的德国国防军的义务。当时部署在芬兰南部的德军部队，如第303突击炮营（Stu G. Abt. 303）等，于9月21日前乘船渡过波罗的海撤离了芬兰。然而，位于芬兰极北处的拉普兰地区的德军，并不打算未放一枪一弹便撤离，他们重新配置了当地的防线。此时的驻芬德军不仅要面对从南边一路推进的芬军，还要面对苏军的新一轮攻势。

◎1943年夏季战事期间芬军的一门法制M1897式75毫米炮，该炮隶属于第34轻炮旅，该旅位于靠近列宁格勒的苏拉萨里岛西岸的瑟尔卡帕贾涅米角（Selk?apajanniemi Cape）。照片中的这个炮兵连后来还参与了1944年9月15日针对那些企图两栖登陆该岛的德军部队的驱逐行动，当时德国国防军高层试图通过这一行动来封锁苏联红海军进出波罗的海

◎1944年10月6日，准备渡过斯莫（Simo）河的芬军部队，这场战斗旨在将德军逐出波的尼亚湾北岸的托尼奥（Tornio）地区

芬德双方的第一场武装冲突发生于9月15日，当时的德意志战争海军（Kreigsmarine）正准备执行“东冷杉木行动”（Operation Tanne Ost），图谋对苏拉萨里岛进行两栖登陆，该岛控制着列宁格勒的出入海口。起初德军还以为自己并不会遭遇芬兰人的抵抗，但芬军激烈的反击及苏联空军的支援，让他们很快被迫中止了登陆作战。不过此时的芬兰人并不急于同他们曾经的“战友”——拉普兰的德军第20山地集团军（20. Gebirgsarmee）交手。因此芬军与之进行了多场秘密会谈，一方面芬军准备发动“秋季大演习”（autumn manoeuvres），给苏联当局以“芬兰仍在履行停战协议条款”的印象，另一方面德军提前两天告知芬军自己的撤退计划，以尽可能减少芬德双方的军事冲突。芬军的诡计一直生效到了9月底，当时苏联对德军的缓慢撤退速度产生了怀疑。因此苏军提示芬兰政府，如果芬军不加速驱逐德军的话，苏军就会让部队越过芬兰的多处国境线，“为芬兰提供必要的协助”。

芬兰同德国人的战役于10月1日正式打响。芬军部队越过了波的尼亚湾并占据了位于该海湾北侧的凯米-托尼奥地区（Kemi–Tornio）的多座桥梁，严重威胁了德军沿芬瑞两国边境主干道逃跑到路线。因此北部德军总指挥洛塔尔·伦杜利克（Lothar Rendulic）将军命令部队立刻夺回这些桥梁。芬军随后又派去一个师，同行的还有大量国际媒体——芬兰希望以此证明自己正在履行停战条款规定的义务。面临着被包围威胁的德军被迫中止了战斗并开始撤军。自此之后芬德两军之间的冲突便开始明显减少。与此同时，在拉普兰地区的德军阵地遭到了苏联的威胁。红军于1944年10月7日从里巴赫（Rybachiy）半岛发动了一场矛头直指位于挪威北部的德国第19山地军（XIX Gebirgskorps）的大规模攻势。到了1944年11月，苏联开始干预芬德战事，进一步加速了驻芬德军的撤退。终于在1945年1月中旬，最后一支德军部队从芬兰撤退到了挪威北部。

由于绝大部分战事都已结束，曼纳海姆最终于1944年12月31日辞去了芬军总指挥的职务，接替他的人是埃里克·海因里希（Erik Heinrichs）将军。1945年3月的国会选举最终以共产党、社会主义党派及农业党派组成的“红绿集团”获胜告终。而曼纳海姆当时仍是芬兰总统，一直都在监督着停战条款的履行。他的健康状况越发恶化，不得不遵循医嘱将绝大部分职务都交由新任总理负责，自己则于1945年11月动身前往气候更为温和的葡萄牙慢慢养病。此时的他不仅急需静养，他的旧病还在一次回国途中再度发作。因此，他于1946年3月4日正式通知政府，自己将辞去总统职务。

◎被芬军缴获的两辆德军第211坦克营的法制索玛S35型坦克（Somua S35）。它们都是在凯米-托尼奥公路（Kemi–Tornio road）上被芬军击伤的。它们在不久之前被临时编入托尼奥战斗群（Kampfgruppe Tornio），承担殿后任务，试图阻止芬军在1944年10月初对托尼奥桥头堡的进攻

◎在吕蒂总统正式宣布辞职之后，曼纳海姆成了新一任芬兰总统。照片里这位新任芬兰总统受到了总理乌尔霍·卡斯特伦（Urho Castrén）的热烈欢迎。1944年8月4日摄于国会大厦附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曼纳海姆的余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国外度过的——这很大程度上是他频繁发作的旧病及每况愈下的健康问题导致的。他曾经一度抱病返回芬兰参加国会选举，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尽到了公民义务的好榜样”。照片中的他正在参加1948年赫尔辛基的国会选举

此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基尔涅米（Kirkniemi）的新建乡郊别墅当中过着隐居生活。疾病问题始终都在困扰他，迫使他频繁前往瑞士的瓦尔蒙特诊所进行长期治疗，而他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诊所当中度过的，其回忆录也是在那儿接受治疗的时候动笔撰写的。此时的曼纳海姆仍在担心芬兰会“步上捷克斯洛伐克的后尘”，被（苏联）强制吸收进“人民民主制的世界”。1951年1月27日，曼纳海姆病逝于瑞士境内的诊疗所，享年83岁。他在赫尔辛基的葬礼吸引了大量民众自发前来吊唁，但当时芬兰的绝大部分政客都未出席，“以免冒犯苏联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