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南宋宰相）
秦桧简介
秦桧：字会之，江宁（今南京）人。中国历史上十大奸臣之一，因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岳飞而遗臭万年。
生卒年：1090～1155年
性格特点：拨弄是非，造谣离间，言语不多，却很毒，一意孤行，排除异己。
历史功过：摧毁国防，败坏军力。秦桧当国，把南宋之初在、与金人的长期抗战锻炼出来的良将劲卒尽加杀害和驱逐。由于秦桧的卖官鬻爵，新上任的军官根本不会治军，只会捞钱，“为将帅者，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系年要录》卷189）。这些人整天朝游暮宴、安富尊荣、醉生梦死，南宋初年军队的抗敌锐气，经秦桧主政二十年间，丧失殆尽。秦桧是宋体字的创始人，但由于人们厌恶他的人品德行，虽然应用他创立的字体，却改称宋体字。
名家评点：国求荣的秦桧，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奸佞之臣。 他在宋、金战争中，勾结宋高宗赵构，玩弄权术，丧权辱国，屈膝投降，坑害忠良。他干尽了坏事，不知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了多少深重灾难。他的罪恶罄竹难书，他的名字遗臭万年。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阴险狡诈，卖国求荣的奸佞之徒。
秦桧传记
投机钻营 卖国求荣
秦桧（公元1090～ 155），字会之建康（今江苏南京）人。出身于仕宦之家，父亲名学敏，曾先后任湖州（今浙江湖州市）安吉县丞，信州（今江西上饶市）玉山县令等官职。秦学敏有四个儿子，秦桧排行第三。南京初年的奸相汪伯彦未发迹时曾在当地开馆教学，秦桧和他的兄弟都拜他为师，在他的学馆读书。秦桧自小就天资狡险，秉性诡诈，此时，又受教于善于钻营的汪伯彦门下，从而学到了一套玩弄权术、投机钻营、欺世骗人等本领，即使在他念书的时候，对同学也阴一套，阳一套，拨弄是非，挑拨离间。同学们发觉他有这种两面派的劣迹后，都瞧不起他，很少有人和他为友，称他为“秦长脚”。
公元111年，即北宋政和五年，秦桧中进士，任蜜州（今山东诸城县）州学教授，后又中宏词科，凭借他善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一套手法，得到奸臣李邦彦的青睐，被荐入馆职，他便挤人宋朝官场。从此青云直上，官运享通。
北宋宣和七年，金兵大举南下，长驱直人，所向拔靡，北宋王朝的官僚、地主统治集团，如惊弓之鸟，异常恐慌，纷纷往南逃离。靖康元年（公元1126）一月，金兵渡过黄河，包围了汴京（今河南开封）。宋钦宗几次派人到金营求和，由于金人的议和条件苛刻，再加之李刚等人的坚决反对，使议和搁浅，未能达成。
秦桧当时任太学政官职，他见有机可乘，便写了一封奏章，提出了几点议和建议，主张制地求和。因此，深得钦宗的赏识，被任命为职方员外郎，并奉诏为割地使，前往河中（今山西永济县）办理割地议和事宜。但由于主战派首领李刚率领汴京军民积极抗金，将士奋勇杀敌，而且各地支援的宋军不断地增加，金兵恐孤军深人，不敢久留，便乘机北撤。秦桧等人也只能到达河北，就又返回了汴京。
秦桧回京后，又和主和派翰林学士吴升相互勾结，企图实现他卖国求荣的美梦，经吴开的鼎力推荐，秦桧任殿中侍御史，后又升为左司谏。秦桧的官位越来越高，权力也越来越大，阴险狡诈的面目也就越来越暴露，于是他又主张再次向金人乞和，卖国求荣。
公元1126年（靖康元）十一月底，金军再次包围了汴京，不久攻破京城。金兵纵火烧杀抢掠。城内金银财宝洗劫一空。金人扣押了钦宗、徽宗及许多大臣，立宰相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众官不服，弃官、辞官者有数十人之多，他们坚决反对奸相张邦昌为帝。
秦桧这时官为御史中丞，他看见文武百官的反对态度，也听到监察御史马伸等人的慷慨陈词，自己作为御史台的长官，当然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他玩弄了惯用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要在众官面前表明自己不是投降派，另一方面又要讨好金人，与之求和，所以就独自写了一纸状文送到金营。其状词的开头，首先表明，他写此状的目的，并不是完全为了尽忠于赵宋王朝，而是为金王朝着想，并帮助你们权衡利弊，采取较好的方法解决立帝的问题。秦桧在状文中还奴颜婢膝，卖国求荣的说，我要提醒金王朝注意的是，赵宋建国已有一百多年，统辖地区辽阔，子孙繁衍众多，号令统一，张邦昌是“附会权幸之奸臣，共为蠢国之政客”。
老百姓对他恨之人骨，如果把他立为皇帝，天下的英雄豪杰，必然会起而诛之。最终还是不能成为金朝的屏障和藩属。金朝如果不顾一切，一定要立张邦昌为帝，那么就会出现“京师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室可灭，而天下之宗室不可灭”的局面。所以，他衷心地希望金王朝要深思熟虑，权衡利弊，最好还是恢复钦宗的皇位，这样既能说服朝廷文武百官，又能继续统治朝野百姓，这对大金王朝就有万世之利。这就是秦桧后来在文武众臣面前一再吹嘘和夸耀的临危不惧，尽忠赵氏的事实真相。
实际上秦桧在状文中也用了一些反对张邦昌为帝的词句，所以在当时也真迷惑了许多人，在一些人心目中，认为秦桧能尽忠宋朝，反抗金人，是一个难得的忠臣，永垂青史的贤良，后人还有诗赞叹：“倘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由此可见，秦桧当时玩弄的权术，施展的诡计，技术高超，遮人耳目，不露破绽，得到了一个贤良忠臣的美名。当时秦桧为金朝出谋划策，卖主求荣的建议，虽然没有得到金人粘罕的采纳，但粘罕对他能为金王朝的江山着想，绞尽脑汁，煞费苦心的献计献策，则已产生好感，称他为金朝的忠良。
金朝为要灭宋，于公元1127年（靖康二）三月，就扶立投降派的头目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命他统治黄河以南的宋朝管辖区域，至此，统治了168年的北宋王朝全部覆灭，同年四月，金人北撤，掳走了徽钦二帝，后妃、亲王、宗室、文武百官共三千多人，还运走了搜刮得来的大量金银珠宝、古器图书，以及技师、僧道、医卜等人，满载北去。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靖康之祸＂。
金朝立张邦昌为傀儡 皇帝，也只是权宜之计。他们打算先巩固对黄河以北地区的统治后，再兴师南侵，所以在他们北撤时，还掳走了秦桧及太学生三十多人。
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粘罕之所以特别指名要秦桧前往，表面上是说他“怀有疑虑，不归顺金朝。故取之”。但实际上是粘罕看了秦桧先次写的状文后，有了好感，至为赏识，“心嘉其”对金人之“忠”，所以“与之俱归”。将会对金朝的统治，定有很大用处。同时，使粘罕对秦桧产生好感的还有一件事，就是粘罕怕宋朝他日复兴，要来个斩草除根，但又顾虑到赵氏宗室太多，搜寻不尽，又该如何办时，投降派莫俦就向粘罕献计，要他到宗正寺，取回玉牒（皇族的家谱），玉牒上有名者，全都除根，这样才能做到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当时秦桧在旁，他便献媚说，莫俦这个计谋不好，因为有的人宗族繁多，大家虽有宗族之情，但情谊却很疏远，如有的虽然是同一姓氏，但他们的恩情还比不上异性亲密，他们平时都不共享富贵，一旦有了祸患，就想株连九族，斩草除根，恐难服众民。秦桧的确是老谋深算，奸诈诡谲，乍听起来，他不同意莫俦的意见，而其实他是婉转地指点粘罕，想单纯根除宗室的办法，是不可能防止赵氏复兴的。粘罕当然也听懂了他的意思，所以夸奖秦桧说：“你说的话对极了。”从此粘罕对秦桧特别器重。
秦桧过去在表面上反对过立张邦昌为帝，但实际上这些都有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当他一旦成为俘虏，受到严峻考验的时候，也就脱掉伪装，原形毕露，他到了金国后，变为金朝的狗奴才，粘罕本来就看中了秦桧，秦桧这时更加奴颜婢膝，阿谀奉承，因而更加得到了粘罕的信任，秦桧受到了其他俘虏所不能得到的待遇，由于粘罕的推荐，金太宗对秦桧极为赏识，倍加关怀，在流放徽钦二帝及其他大臣时，唯秦桧交上好运，不仅不与同往，并将他赐给金太祖的堂弟挞赖。
秦桧得到这样的知遇，自然受宠若惊，感恩戴德，便卑躬屈膝地完全投靠了金朝，恭顺的为他们所用。金太祖的四太子兀术还专门宴请秦桧，而左右侍酒的人也都是金朝王宫的姬妾。秦桧变节后，和金朝统治者的关系打得十分火热，当上了一名受到特殊宠爱的降臣，他们主奴之间的一场可 耻的政治交易就这样开始了。
自从金兵北撤以后，张邦昌的傀儡政权遭到了人民的唾弃，无法支持下去，未被金兵俘虏去的北宋臣僚，仍然希望重建一个赵氏政权，可是在汴京的宋朝皇帝都被俘走，只有微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此时还在济州（今山东巨野县），他是北宋皇朝中仅存的宗室，北宋臣僚们当然也就把他看成赵氏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张邦昌在强大的舆论下，自行退位，于是仅存33天的傀儡政权，在一片唾骂声中垮台。公元年（靖康二）五月，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称帝，重建赵宋王朝，改号建炎，也就是后来继续了132年的南宋王朝的第一个皇帝，史称为宋高宗。
高宗即位的消息传到金朝，徽宗得知后，非常高兴。他在被俘北去的途中，就希望康王能重建赵宋王朝的政权，他还写了密信放在衣领中，交给金人曹勋，要他秘密地从小道去找康王，要康王能够登上帝位，来救父母于水火之中，现在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就企图以此为资本，再次向金朝统治者乞和，于是，他便乘机写信给金左副元帅粘罕，要与金人求和，徽宗的这封求和信，是由秦桧代笔书写的，秦桧后来也供认不讳。在这封求和信中，秦桧以历史上的契丹为例，说明契丹攻入汴京，灭掉后晋宗室北迁，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使契丹守不住中原地区，面得利益的倒是刘知远，使他建立了后汉。秦桧要金朝统治者，从这一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
最好的办法还是派一名被俘的宋朝旧臣南归，带着徽宗的亲笔信，劝说宋高宗向金朝称臣纳贡，这样才是金朝对待赵宋王朝的完全之策。金朝统治者虽没有接受徽宗的求和，但对代笔人秦桧能这样竭智尽虑的出谋献策，却非常赞赏。所以粘罕大喜，赐钱万贯，绢万匹，重赏秦松。这对一个降臣来说，不能不说是特别的宠爱，也是秦桧甘心投敌的铁证。
充当内奸 为金效命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十月，金朝又以兀术为统帅分兵数路，大举南侵，挞赖带兵攻取淮东。过去秦桧为御史中丞，对南宋的情况极为熟悉，挞赖就利用这条走狗，偕同前往，挞赖特地任命他为军事参谋兼随军转运使，秦桧不满足独身随军，还想带他的妻子王氏一同前去，但又摸不透金将挞赖的底细，夫妻俩便假装吵架王氏故意大声嚷道“大金国任用了你，你就把我丢弃在这里吗？”因挞赖的住址与秦桧的住址相邻，挞赖的妻子听到后便过来相问，王氏把争吵的缘由告诉了她。挞赖的妻子安慰她，不用顾虑，并说金朝的制度，可允许家属随军，然后她把这一情况又告诉了挞赖，挞赖要利用秦桧，对他的态度当然不同于南宋的一般降将，也用不着扣留他的家属作为人质，因此就准许了王氏随军而行，所以秦桧和他的妻子就一并为挞赖侵宋卖力。
公元1130年（建炎四）八月，挞赖以重兵攻打楚州，兵锋甚锐，楚州形势，十分危急，但全城军民在宋将赵立的指挥下艰苦战斗，誓死保卫楚州，挞赖围城，久攻不下，也万分着急，奸贼秦桧则替他想办法。秦桧以自己贪生怕死之心，来度量楚州军民之腹，认为城中粮尽援绝，劝降必定可行，于是他为挞赖写了一道“檄文”，妄想劝说楚州军民投降，但楚州军民誓死不降，他们决心战斗到底，与城池共存亡，继续血战到底。城中军民，一直坚持到九月底，终因寡不敌众，城被攻陷。楚州军民在抗金斗争中，宁死不屈的高贵品质，与秦桧卖身求荣的丑恶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兀术这次起兵南侵，而南京军民的奋起抗金斗争的事实，又使他们认识到单凭军事力量，是不能征服南宋的。于是有人提出：只有派遣在金的宋臣先归，对南宋进行威吓，使之归顺，才是上策。大家觉得这个计谋很好。经过反复考虑，认为秦桧恭顺可靠，于是，粘罕竭力推荐秦桧充当南归的内奸。
秦桧自卖身投靠金朝后，的确不断用实际行动表明他是真心实意为其主子卖命的。在攻打楚州时，秦桧为挞赖劝降的目的虽未达到，但他的行为却表现了对金国主子的忠心。金朝统治者在经过多次对秦桧的考验后，认为秦桧忠实无欺，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是豢养的一条好走狗。同时，他们还认为秦桧在靖康末年，给金朝上书请存赵氏业绩，在南宋朝廷里也留下了“忠义”的美名。有了这件美丽迷人的外衣，送秦桧回去，就容易掩盖其内奸的真相，能很快取信于南宋朝廷。所以，他们就把决定告知了秦桧，要他南归充当内奸，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事业。秦桧当然乐意接受，欣然奉命，结果金朝统治者就把他“纵之南归”了。
为了使秦桧能安全回宋，金朝统治者还作了一番筹划。首先把秦桧岳父王仲山在济南的一部分财产赐给秦桧，其次还替秦桧准备好船兵；让秦桧乘船只全家厚载而归。建炎四年十月，秦桧带着妻子王氏，小奴砚童，小婢兴儿以及一帮亲信等人，浩浩荡荡，乘船满载着丰厚的财宝，从楚州入涟水。恰好被南京的巡逻兵捉获于是秦桧编了一套谎言，说他是杀了“金人监己者，夺舟而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英雄好汉的架势。但当地有些宋将对他的南归非常怀疑；宋金两军对立，他怎么能带着全家和这么多的财物回来呢？认为他可能是金朝暗中派来的奸细，应予杀掉。
另外，也有人认为，秦桧是钦宗时的御史中丞，如果杀了，朝廷归罪下来，是担当不起的，于是将他送交朝廷。
秦桧到南宋朝廷后，很多朝臣和百姓对秦桧归来，深有怀疑，但是大臣范宗尹和李回向来与秦桧要好，他们不但极力替他辩护，而且还竭力在高宗面前“奏其忠，荐其才”。高宗和其父兄一样，对金朝畏之如虎，一心只想乞和。此时，当听见被金朝俘虏了四年的秦桧回来了，肯定对他的乞降大有用处，于是不管群臣对秦桧存何怀疑，即亲自接见了他，秦桧对高宗给予他这样的破格礼遇，当然也就感激得五体投地了。为了实现他投降金朝的主张，他一见高宗，就露骨地说：要想天下太平无事，就必须“南自南，北自北”。
也就是说，应当把北方领土让给金朝，取消抗金斗争，实行南北分治。同时，为了迎合高宗急于求和的心理状态，秦桧还当面呈上自已早已写好的给金将挞赖的求和书，并表明他自己和挞赖有着特殊的私人关系，可以担当沟通议和的角色。因此，高宗在接见秦桧后，就非常高兴地对大臣们说：秦桧比谁都“忠实”，朕见之“喜而不寐＂。朕现在既知道了二帝和母后的消息，又得到了一位难得的“佳士”。此后，他对秦桧非常信任，马上就任命他为礼部尚书的官职，而且对他的生活待遇，也关怀备至，特赐银二百两，绢二百匹。同时，对于随从秦桧回来的人员，也一一地封官晋爵，连秦桧的儿子秦熔也封了一个不小的官职。
秦桧对于高宗的封官和赏赐，还假惺惺地加以推辞，说自己才疏学浅，又从敌方逃走回来，还没回到家乡，就来禀奏二帝的消息，现在承蒙皇上召见，我的志愿已毕，请求高宗准许他辞官回乡。高宗当然不准许他辞官，而且在诏书中还大肆夸奖秦桧，赞扬他为宋朝社稷竭尽全力，忠心报国，被俘北去，犹如汉使苏武在匈奴，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正因为秦桧竭力把自己扮成一位尽心于赵宋王朝的大忠臣，得到高宗的极大信任，所以，到绍兴元年二月，也就是秦桧被任命为礼部尚书三个月之后，他又被高宗提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了。
秦桧虽然做了参知政事，但实际上他还嫌权力太小，并不满足，于是又伺机谋取宰相的职位。当时的宰相是范宗尹，秦桧在表面上也很尊敬他，可是在暗地里又在想方设法排挤他，踹上一脚，自己爬上去。平时范宗尹找秦桧商量朝政大事，秦桧虽然看出有问题，但却不吭声，而在暗地里却告诉高宗，以致高宗对范宗尹产生了恶感，结果，不久范宗尹被罢相。这充分暴露了秦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两面派态度。
范宗尹被排挤下台后，在相位久虚的情况下，秦桧便实行了谋取相位的进一步计划。他制造舆论说，朝廷不可一日无相，否则国家大事无法处理。后来他干脆赤裸裸地对高宗说，若用我为相，就会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会干出耸动天下的大事，是什么“耸动天下的大事呢”？秦桧提出了两项计策，“一则与南北士大夫通致家问一则纠率山东、河北诸郡之人还之北方”。前者是指让南方士大夫在金朝那里当官的和北方士大夫在南方当官的互相书信往来，也即是默许了在北方当官的宋朝旧臣的投敌行为。
后者是指把不堪金朝统治者的残酷压迫而渡江南来的坚持抗金斗争的北方官兵和忠义之士遣回原籍，重新接受金朝统治者的奴役。这两条毒计完全是按金朝统治者的旨意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破坏抗金斗争，为金朝吞并南宋铺平道路。可是高宗听后很高兴，极力赞赏。于绍兴元年（公元1131）八月，任命秦桧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院事（即右相），并再次夸耀秦桧说：“巍巍真社稷之臣，奕奕盖庙堂之器。”从高宗任用秦桧为相以及对他的赞美之词，不仅可以看到高宗对秦桧的无限信任，把朝政大权都交给了他，而且还可以看到高宗也期望他能迅速地与金朝达成议和条件。这样，秦桧这个内奸终于爬上了仅次于高宗的高位。
结党营私 坑害忠良秦桧为相后，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培植私人势力，把其亲信安插在重要部门，又唆使其党羽向高宗建议，把左宰相吕颐浩排挤出京城，让其专事军旅。秦桧为相后的这种胡作非为，不仅使朝官群臣极为不满，而且，在宋金媾和的问题上，秦桧也没有能够像高宗原来所期望的那样，迅速地达成议和。因此，使高宗也大失所望，加剧了和高宗专制统治者的矛盾。南宋广大军民对他的两项计谋也纷纷反对有鉴于此，在绍兴二年九月，高宗便罢去秦桧的相位，把他闲置于温州，表示“终不复用”。但是，当乞求的宋使首领到金营时，金将一再质问秦桧，为什么被罢相，挞赖还特意交代宋使说：“本朝事体秦桧皆知，若未信，且当问之。”这显然是对高宗施加压力，是要他重新起用秦桧。绍兴六年八月，高宗迫于形势，又任命秦桧为醴泉观使兼侍读、行宫留守。参决尚书省枢密院事，于是秦桧又得以参与朝政。不久，由于宰相张浚的推荐，秦桧被任命为枢密使。
秦桧任职后，便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蒙上骗下，拨弄是非，施用种种阴谋诡计逼使张浚离开相位，此后，他又阿谀奉承新上任的宰相赵鼎。这实际上是为自己重新篡相夺权踢开绊脚石和铺平道路。果然，时隔不久，由于高宗为了急于和金朝求和，同时，也知道挞赖掌握着金朝的实权，而秦桧过去和挞赖又有特殊的关系，如今要和金朝求和，也就必须重用秦桧，因此，公元1138年（绍兴八）三月，高宗又把秦桧从枢密使提升为右相。
秦桧再居相位后，吸取了自己一度被罢黜的教训，一定要牢牢地控制住高宗，获得他的绝对信任，使他放手让自己办事。于是凭借他手中的权力，就更加有恃无恐，大搞投降活动。绍兴八年五月，金朝派使臣和南宋议和，但条件十分苛刻，文武百官议论纷纷，认为议和不可相信，高宗怒不可遏。秦桧见有机可乘，便倾轧和排挤左相赵鼎。有一次大臣朝见高宗毕，秦桧独自留下奏事说：“臣僚畏首畏尾，复持已见，此不足以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专与臣商议，勿许群臣干预。”高宗答复道：“朕独委卿。”秦桧早已掌握了高宗坚持议和的心理状态，但老奸巨猾的秦松，对高宗如此爽快的回答并不放心，他为了尽快专持朝政大事，于数日后，秦桧又独身奏事，高宗再次表明了独委秦桧主持议和事项的决心。于是，秦桧更加肆无忌惮，便指使侍御史肖振上奏弹劾赵鼎。赵鼎迫于形势只得辞去相位，于是由秦桧独自专政。此时，朝中反对议和的浪潮很高，但秦桧便玩弄权术，施展阴谋，采用高压政策，终于在绍兴九年正月使议和正式达成，宋帝向金帝称臣，每年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这年秋天，金熙宗以谋反罪处死了挞赖，兀术等掌握了军事大权。绍兴十年五月，金人撕毁议和协议，分兵四路攻宋。金朝骑兵如暴风骤雨，很快占领了陕西、河南各州县。
自许“以诚待敌”、卖国求荣的秦桧，在屈膝求和的政策破产之后，受到南宋军民的纷纷指责，坐立不安。按照惯例，不引昝辞职是不行的。但是由于秦桧一贯的结党营私，秦桧的党羽此时已密布朝廷，对自下而上的弹劾，他是无需担心了。要不要被贬黜，关键是高宗的态度。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后，他让御史中丞王次翁首先向高宗进言：“事有小变，则更用他相，后来者未必贤于前人。”并说：“愿陛下以为至戒，无使小人异议乘间而入。”高宗深表赞许。秦桧还不放心，又派冯橄向高宗试探，假意建议高宗起用张浚，高宗怒气冲冲地回答：“宁至覆国，不用此人！”于是秦桧便高枕无忧了。实际上，即使没有王次翁的进言，高宗也不会罢免秦桧，因为议和之策，并非秦桧一人所为，高宗自己向来也极力主和，是投降乞和的主谋。
在全军大举进犯的情势下，群情激愤，举国沸腾。秦桧也深谙“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格言，极力抢夺抗金的招牌。于是他文过饰非、摇身一变地说：“德无常师，主善为师。”过去求和是善德，现在主战也是善德，把自己又乔装打扮成一个主战派并大言不惭地说：“愿先至江上，谕诸路帅同力招讨。”
兀术在乘胜挥师继续南侵的过程中，受到了岳飞率领的军队的坚决抵抗，他先后攻克了颖昌、蔡州、洛阳等地。接着他亲自率领五万轻骑驻在郾城。兀术带领金军最精锐的拐子马到郾城决战。岳飞指令将士手持刀斧，冲人敌阵，上砍敌人，下砍马足，大败金兵，取得了历史上有名的郾城大捷。兀术郾城失败后并不甘心，又率领二十万大军进迫临颍，岳飞随即亲自督军迎战，兵分左右两翼包抄杀敌，大败金兵。兀术再次狼狈而逃。与此同时，韩世忠的部将王胜也收复了海州，张俊的部将王德也收复了亳州；在敌人后方的忠义民兵也收复了不少城池，并相约以“岳”字旗为号，等待岳家军过河起兵。这些胜利，形成了对金军的大包围，切断了敌人的后路。
宋军的大胜，使军民振奋、信心满怀。但高宗和秦桧却惶惶不可终日。对于高宗来说，对战争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全胜，则武将权重，功高震主，会威胁皇权，后果不堪设想。倘若战争失败，则高宗可能成为阶下囚，南宋政权也会遭到灭顶之灾。但是现在，宋军既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已能保住偏安的政权，与金人重新议和也有了资本，要是再继续打下去，或者全胜，或者又败，都与他不利，所以他给岳飞的手诏中一再叮咛，要避免与兀术大军决战，“金军为上”，“以保万全”等阻止宋军进攻之词。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他从来就是不断地在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朝危难的现在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这次胜利在即的岳飞北伐，来为其主子效力。另一方面，他在南宋朝廷中，正因为有金朝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起来，决心主张议和，才取得了高宗的宠信而久居高位。
如果这次宋军抗金北伐取得了胜利，金朝政权势必垮台，这就使自己随之而失去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也难保。这种结局秦桧绝对不能让其发生，所以他就千方百计地破坏这次宋军的渡河北进。
为要达到这一目的。他当然也知道，首先，必须牢牢地掌握住权力，清除掉敢于和他抗衡的势力，因赵鼎此时虽然被罢相，但在金人败盟南侵时，有被复用的可能，这自然是秦桧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须首先拔掉，于是指使其党羽御史中丞王次翁诬告赵鼎：“過近行期，阴幸有警，规图复用，门下党羽，往来于临安，撰造事端，鼓惑众听，以摇人心。”因而赵鼎再次受到贬官降职。
其次，秦桧严密地控制朝野舆论，不许朝廷百官上书陈抗金之事。他一而再地逼害赵鼎，就在于要“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可是，当时的右承事郎监潭州南狱庙陈鼎又上书高宗，要高宗发兵攻打金朝，乘胜前进。秦桧知道后，大为恼怒，立即把他降官贬职，以图惩一警百。
第三，是要在军事上破坏抗金。首先他把在顺昌战役中屡立战功的陈规调离后又把积极抗金的刘绮由北调到长江以南的太平洲。再而又把张俊所属全军撤回淮南。秦桧使用的这些调虎离山的手段非常毒辣，他完全知道当时能与兀术金军对峙的，只有中线战场的岳飞、刘绮和张俊三大将。现在先把刘、张的军队调走，势必造成岳飞孤军深人，这样就可以借刀杀人，假金兵之手，来消灭岳飞的军队。但他的这一罪恶阴谋，并未得逞。岳飞虽然孤军作战，但仍把金兵打得落花流水，四处逃窜，取得了几次战役的辉煌胜利。
秦桧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唆使台官向高宗奏请说：“现时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高宗听了，正合心意，立即降旨要岳”飞“措置班师”。岳飞一时摸不清高宗和秦桧的用意，还又极力陈奏说：现在正是功及垂成，“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 ，请求朝廷增兵添粮，以便一鼓作气，收复故土。高宗、秦桧不但置之不理，而且用十二道金牌传送诏旨，令岳飞班师。
宋代最快速的马递叫做“金字牌”，这是一尺多长的朱漆木牌，上有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用马匹接力传送，不得入递铺稍事停留。凡皇帝发下的急件用金字牌传递，日行五百余里。岳飞正在朱仙镇，准备进攻金军，却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一十二道金牌的班师诏旨。这十二道诏旨全是措辞严峻、不容改变的急令：大军班师，岳飞本人去临安朝见皇帝。岳飞悲愤已极，不禁啜泣而言：“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岳家军一退，本已准备撤离汴京的金兀术大肆反攻，刚刚收复的颖昌、蔡州等地又相继被金军攻陷。秦桧为要替主子金朝效力，于是便积极地与他的党羽王次翁、范同等密谋。经过反复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应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秦桧采纳了他的建议，密奏高宗，以酬赏抗金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同赴行在，高宗完全同张、韩、岳三人到达后，高宗立即下了一道诏令，任张俊。韩世忠同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高宗还假惺惺地说，他对三人无比信任，无比荣宠，不但给你们升了官，而且还把枢密府掌兵的大权都交给了你们。但实际上，是以此种名义，解除了他们的兵权。
在张、韩、岳三人中，张俊是个贪功嫉贤之辈，对岳飞非常嫉妒。高宗和秦桧利用这个矛盾，图谋陷害韩世忠，再加害岳飞。绍兴十一年五月，高宗、秦桧派张俊、岳飞去楚州检阅韩世忠原来率领的军队。临行前，秦桧要他们搜集韩世忠的过错，罗织罪状，却遭到岳飞的痛斥，而张俊却恭顺地服从。从此，秦桧认定，岳飞不仅是他从事议和的重大障碍，而且是他实施其他阴谋的绊脚石，非置他于死地不可。而高宗也因岳飞功高望重，对他的疑忌越来越深，故与秦桧一样决定除掉岳飞。
但是，要谋害岳飞还必须有借口。这时，张俊已与秦桧串通一气，他造了一个谣言，说岳飞提议高宗放弃楚州，退兵保守长江。秦桧马上以此为“罪状”，指使他的同党右谏议大夫万俟高和御史中丞何铸等上奏章弹劾岳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高宗见了万侯高的奏章，不作任何调查，就肯定了岳飞的“罪状”。秦桧乘机火上加油，也附和帮腔说：“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他的其他党羽也跟着上奏章弹劾岳飞。岳飞遭此不白之冤，有口难辩，遂上奏请求辞职。这正中高宗、秦桧的下怀，于同年八月，高宗革去了他的枢密副使官职。
在岳飞取得颖昌大捷后不久，金兀术就曾写信给秦桧，以杀害岳飞作为议和的条件。绍兴十一年九月，兀术又传话宋廷，表示可以重开和局。这样，谋害岳飞的事又提到高宗和秦桧的面前。要和金人议和。就得杀害岳飞，这是既定的策略。但是，要诛杀岳飞，单凭万俟高等人所诬告的几条罪状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再加罪名，才能杀戮。于是，秦桧又以极其恶毒的手段，捏造了岳飞“谋反＂的罪名。秦桧与张俊秘密策划后，买通了岳飞部下的王贵、王俊等人，写了“首告状”告发岳飞。
由于谋害岳飞是高宗本意，因此他立即下旨捉拿岳飞归案。
负责审理这一案件是御史中丞何铸。何铸本是秦桧的亲信，这次谋害岳飞，开始时态度十分坚决，但后来，他认真地审阅了案件，觉得谋反证据不足，“察其冤＂。
于是，他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秦桧。秦桧见何铸反为岳飞鸣冤，非常恼怒，便改命万俟高来审理。万俟高一面令狱吏严刑拷打岳飞和同时被抓的岳飞之子岳云，逼使他们招供；一面进一步罗织岳 飞“谋反”的罪名。但一连两个月，没有人愿意出来作证。韩世忠得悉后非常气愤，当面责问秦桧，要他拿出岳飞“谋反”的罪证来。
秦桧恬不知耻地回答说，岳飞父子的案子“虽不明，其事件莫须有＂。莫须有即也许有的意思。韩世忠听后更为愤慨地质问：“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秦桧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十一月底，秦桧亲自将所定岳飞狱案上呈高宗，高宗赐岳飞死刑，为了斩草除根，并把原案所定岳云的徒刑改为按军法论斩。就这样一代抗金英雄被高宗、秦桧冤杀了。高宗是杀害岳飞父子的罪魁祸首，秦桧是残害忠良的最大帮凶。
千古罪人 死有余辜岳飞被害后，高宗为了表彰秦桧，加封他为太师魏国公。未久，又进封为秦魏两国公。高宗又应秦桧的要求，封其母为秦、魏国夫人。后高宗又封秦桧的妻子王氏为韩、魏国夫人。秦桧的儿子秦嬉也不断地得到升迁，几年之内被升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连秦桧的三个孙子，也封官晋爵。高宗还亲自为秦桧父亲的坟墓写碑文，下诏为秦桧盖家庙等，高宗对秦桧的恩宠真是无以复加。
秦桧得到高宗如此宠信后，为了保住自已的权势，实行对金朝的投降政策，又大肆清除异已，消灭政敌。凡是与他持不同政见的，不是被罢官，就是被放逐，其中不少被迫害致死，株连九族，连他的亲信也不放过。赵鼎被秦桧挤出朝廷后，谪居潮州。秦桧又指使其党羽，迫赵鼎于死。故将辛永宗不肯屈从议和，也遭到秦桧的打击残害，悲愤交加，死在肇庆。张俊和他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但因他掌握军权，秦桧对他也不放心，后来终于将他罢了官。万俟高在帮助秦桧谋害岳飞的活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他在高宗面前没有编造谎言来夸耀秦桧，因而触怒了秦桧，被罢去参知政事的官职。
秦桧干了这么多坏事，自知难以为后世所容。于是他利用权力，篡改历史。他以宰相身份监修国史，又命其子秦嬉为秘书省少监撰修国史和编纂高宗在位以来的日历，还命其孙秦埙撰写实录。在史馆中参加修史的人，大都是秦桧的子弟和其党羽。为了掩盖其罪恶历史，他们便恣意地褒贬和篡改历史。他捏造和隐瞒了自已被俘变节、认敌作父、助金为奸的历史；极力给岳飞等主战派的战功抹黑；并无中生有地编造了许多颂扬自己功德、给自己贴金的历史。总之，在秦桧当政时期，由其父子把持史馆所修的日历实录和国史等，多为失实之作。正如史家徐度所说：“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诌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秦桧既想欺世盗名，又做贼心虚，所以他在绍兴十四年奏请高宗严禁撰写野史，大兴文字狱，对写野史、笔记、诗文的人大肆迫害，使不少学者惨遭杀害。
秦桧还收买高宗侍医王继先，窥视高宗旨意，以便随机应变，献媚固宠，保持权势。他独相十八年，凡易副相二十八人，无一人不唯秦桧之命是从。他位至太师王封国公，官高权重，开门受贿，富珍异宝，死犹及门。
秦桧在其相位期间，无恶不作，罪行累累。人们都极端痛恨这个卖国求荣的奸贼。连“天下之儿童妇女，不谋同辞，皆以为国之贼”。绍兴二十年（公元1160），殿前司后军有一一个小武官施全，为了惩办这个国贼，手拿锄刀伏于暗处，待秦桧退朝回家时，他跳出来砍杀秦桧，但刀为轿子所隔，没有砍中，不幸被捕，被秦桧凌迟处死。
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秦桧病重。他想让儿子秦嬉接替相位，奏请高宗准许，未被答应。秦桧虽已病人膏育，但还不死心，把其亲信党羽召至卧室，赠以黄金，托他们扶助秦焙为相。
同年十月二十二日，秦桧终于断了气。死讯传出后，“四方士民相欢庆”。群臣也拍手称快，纷纷上奏章揭露他的罪恶。高宗迫于形势。也恢复了一些受到秦桧迫害的大臣的官职，并罢免了他的党羽数十人。但高宗毕竟是宠信过秦桧的，和金朝的议和大计也是二人一起决定的，他不能忘了秦桧的“功劳”，因此追赠他为申王，谥号忠献。开禧二年（公元1206），宁宗下诏，追夺秦桧王爵，改道谬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