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之战（夏朝的立国之战）
甘之战简介
甘之战：夏后氏的首领启在其父禹死后，通过武力排除各反对力量，最终登上华夏部落联盟领袖之位。甘之战是启讨伐不服他最高领袖地位的有扈氏的战争。战争进行得很激烈，最终夏后氏获得胜利，启得以建立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
甘之战过程分析——
研究这几个朝代的立国之战，其实是一个双向性的问题。一个新王朝的立国之战，同时也必定是一个旧王朝的亡国之战。因此，它也必然涉及一些兴衰存亡的话题。
司马迁写《史记》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他先以一篇《五帝本纪》概括了史前史，然后才进入朝代史。朝代史的第一篇就是《夏本纪》。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夏朝是一道分水岭。夏朝以前的远古战争，无非是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为争食物、争地盘、争水源、争头领地位而战。夏朝以后就变了，战争的最高目标变成“打天下”了。
中国古代第一位“打天下”的是禹的儿子启，启打出来的天下就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
夏朝以前的天下都是禅让的，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这样禅让了三代，出现了矛盾，传不下去了，要靠“打”了。
夏朝的始祖夏禹，这个人有几点非常了不起。首先，他有以天下人之忧而忧的大胸襟。他的父亲鲧是负责治水的官员，九年没有完成任务，洪水泛滥，百姓遭灾。舜追究鲧的责任，把他杀了。禹不记舜的杀父之仇，忍辱负重，子承父业，继续治水，立志要为天下人根治水患。其次，他有强烈的使命感。他把治水看成是自己对天下人的承诺，一诺重如山，治水使命高于天，洪水不退，奔走不息。他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劳神焦思，薄衣简食。由于长期在泥水中浸泡，胫骨上的腿毛全都脱光了。第三，他敢于跳出老框框想问题。他认真总结了父亲鲧治水失败的教训，转变思路，变“堵塞”为“疏导”，终于一通百通，变水患为水利。水退人进，百姓安居，耕牧生息，天下大定。“堵”与“疏”，一字之差，却使天下为之改观。禹治的是洪水，从他治水实践中升华而来的这一伟大思想，却是治天下的大境界、大哲学。
禹的时代，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当时国家机器已在孕育之中，即将产生，尚未产生。禹采用的还是氏族社会的一套管理办法，他在实践中越来越感觉到这些老办法不够用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部族联盟日渐扩大，社会组织管理的任务日益繁重起来。社会现实生活在呼唤国家强力机器的诞生，呼唤王权时代的到来。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禹曾在涂山召集天下部落首领会盟，那时他的管理范围已达到“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禹作为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要管理这样庞大的“万国”之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还有一个例子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禹有一次到会稽山召集天下部落首领会盟，防风部落的首领没有按时到达，“禹斩之”（《韩非子·饰邪》）。这说明，禹这样一位“其仁可亲”的贤德之君，为了管理庞大的“万国”之众，也不得不以斩杀不遵守号令的诸侯来显示自己的无上权威。这表明，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国家强力机器即将孕育成熟，只待应运而生了。
夏朝的立国之战，史称甘之战。这场战争是禹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启发动的。启为何要发动这场战争？为了夺取王位，建立王权。启不打这一仗，就跨不过从禅让制到承袭制这道门槛。
禅让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民主制度。由于史前洪水泛滥，共同生活在黄淮流域的中原夏族集团和东部的夷族集团，在同洪水泛滥的长期斗争中结成了部族联盟。部族联盟由几位德高望重的贤者长老组成一个类似“议事会”的最高机构，负责公推两大部族集团中的贤德功绩突出者，轮替担任联盟的最高首领。尧是夏族，舜是夷族；禹是夏族，下面又该轮到夷族。禹在世时，夷族集团中的一位部落首领皋陶曾被推举为禹的继承者。皋陶在部族联盟中担任“司法大臣”，分管五刑、狱讼事务，地位很重要。不幸，皋陶先禹而亡。又推选夷族集团中另一位部落首领伯益为禹的继承者。伯益在部族联盟中担任“农业大臣”，分管山泽、调训鸟兽，是传说中的畜牧业鼻祖，也和禹一起治过水。禹在东巡会稽途中身亡，伯益继位。
事隔不久，便发生了变故，禹的儿子启取代了伯益。按照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的说法，是伯益自动让位于启。原因是伯益继位后，发觉不少部落首领不来朝拜他，而去朝拜禹的儿子启，并放出风来说，伯益辅佐禹的时间并不长，他的能力和功绩还赶不上禹的儿子启，他们都拥护启继位。面对这种情况，伯益主动把联盟最高首领的位置让给了启，自己离开都城去了“箕山之阴”（今河南登封县）。
但早于《史记》的一些古籍记载却表明，禹死后，争夺联盟最高首领地位的斗争异常激烈。《韩非子》说，伯益继位后，启的拥护者不服，“相与攻益而立启”。《竹书纪年》说，禹死后，伯益继位时把禹的儿子启抓了起来，关进监牢，引起矛盾激化，“启反，杀益”，把最高首领的位置夺了过去。《战国策》说，禹生前表面上同意死后传位于伯益，其实在暗中早已为儿子启培植了力量，“令启自取之”。这样，禹既得到了把天下传给伯益的美名，又让儿子启得到了天下。你看，禹这样的大贤之人，身后也遭到了这般非议。
后人都铭记着禹为民治水的大功大德，很少有人知道他同时也是一位军事家，曾指挥过南征三苗的战争，也指挥过夏族集团内部讨伐有扈氏的战争。
看来伯益不太可能“和平让位”给启，启用武力夺取最高权力的可能性较大。启的夺权行为遇到了两股势力的强烈反对。第一股反对势力来自东部夷族集团，很快就被启镇压了下去，这说明启积蓄力量已非一日。第二股反对势力来自夏族集团内部的有扈氏。有扈氏是夏族集团中一个实力雄厚的部落，早就想夺取最高首领地位。禹在世时就曾发动过对有扈氏的多次讨伐。《墨子》中保存有一篇禹讨伐有扈氏的战争宣言，禹说：“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土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这说明，有扈氏与禹氏家族早就结下了“世仇”。禹死后，启“杀益篡位”，有扈氏借机举兵反启，毫不奇怪。
甘之战的古战场究竟在哪里？说法不一。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它发生在有扈氏的原住地陕西户县；顾颉刚在《〈尚书·甘誓〉校释译论》中说它发生在洛阳西南；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它发生在洛阳东南；郑杰祥在《“甘”地辨》中说它发生在河南荥阳。以上几个地方都与“甘”字有关，古时分别有过“甘河”、“甘水”、“甘地”、“甘亭”等地理名称。在上面提到的四种说法中，有两种说法认为它发生在洛阳以东或洛阳以西，说明它发生在洛阳附近的可能性较大。
我们不妨根据相关史料，对这场远古战争的发生地点划出一个大致的地域范围。（一）相传禹早期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二）有扈氏的原住地在户（今陕西户县北）；（三）启取代伯益时夏都在阳翟（今河南禹州）；（四）启发觉夷族集团对他“杀益篡位”强烈不满后，将夏都从阳翟西迁至大夏（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源镇）。上述地域，包括现在的河南省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中部，甘之战的地点应当跑不出这个地域范围。
关于甘之战的作战经过，可供查阅的史料更少。《尚书》中有一篇《甘誓》，它是启讨伐有扈氏时发表的一篇战争动员令。司马迁收录在《史记·夏本纪》中的这段话，文字和《尚书》中的《甘誓》小有差异，兹引录如下：
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
启的这篇战前动员讲得杀气腾腾，六卿听了热血沸腾起来。他说：“听着，你们六人都是负责指挥的，我把誓言告诉你们：有扈氏暴逆不道，上天都要剿绝他，我惩罚他就是奉上天之意。你们都去告诉士卒，左边的不向左边攻击，右边的不向右边攻击，就是不服从命令。负责驾马的不驾正战车勇往直前，就是不服从命令。勇于拼杀不怕牺牲的，祖辈都能得到奖赏。不肯舍命冲锋的，将被当众诛杀，甚至连你们的妻孥也要一起遭到严惩！”据史书记载，夏初已经发明战车。启在《甘誓》中说的“左”和“右”，是指战车的左边和右边。古代车战，一车三人，一人居中御马，“车左”在左边执弓主射，“车右”在右边执矛或戈主击刺。我们看到骊山秦兵马俑坑出土的秦代战车，沿袭的仍然是这种一车三人的战斗编制。
启的这篇《甘誓》，意从心生，发乎心声，直奔主题，直陈要旨，干净利落，掷地有声，没有半句虚话套话。夏朝尚无文字，启的这篇战争动员令，一定是他手下的人觉得他讲得精彩，口口相传，不胫而走。后来有了文字之后，被后人收入了典籍。虽然已隔四千多年苍茫时空，仍能让人读出他讲话时的震慑力、号召力，让人觉得启这个人有生气、有魄力、善鼓动，能成大事。
甘之战是划时代的大事件，经此一战，启“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就这样，中国古代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在战火中诞生了。
世界上什么事情最难？开创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最难。夏朝立国后，启很快耽于淫逸，走向腐败。夏朝政局动荡不安长达百年之久，先后经历了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寒浞灭羿、寒浞杀相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夏朝的几代国君都在不断逃亡中凄惶度日。启的儿子太康失国后遭到后羿追杀，太康逃到属国斟寻避难，夏朝政权一度落到后羿手里。寒浞灭了后羿，又追杀太康之子相。相逃到商丘，又逃到帝丘，最后还是被寒浞追上杀掉了。相的妻子在混乱中爬出墙洞，逃回娘家有仍氏部落，生下遗腹子少康。少康是启的曾孙，他长大后发愤图强，积聚力量，消灭了寒浞，夺回了王权，夏朝才出现中兴，史称少康复国。
启是第一代“打天下”的人，看来他对于怎样巩固打出来的天下，想得不多。好比下象棋，他只会挺兵、跳马、出车三步棋，后面就乱走了，走乱了。他的儿子、孙子更不如他，以为只要天下到手，就可以放开享乐，结果一个个都被追杀得如丧家之犬，东奔西逃，好不凄惶。他的曾孙少康出生和成长于患难之中，少康的童年天天都在听他母亲讲述先辈们经历的大灾大难，反倒使这位少年天子悟出了一点创业难、守成更难的道理，在他手里完成了复国大业，无异于重新打出了一个天下。
夏朝的历史历来是从禹算起的，始于禹，亡于桀，历十七王，共四百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