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壁之战（枭雄高欢之陨落）

玉壁之战简介

玉壁之战：玉璧之战，是南北朝时期东魏丞相高欢对西魏发动的战役，旨在攻取战略要地玉璧城，进而打开西进的道路。546年十月，高欢率重兵进攻玉璧城。西魏守将韦孝宽积极防守，东魏军屡攻不下，伤亡惨重，高欢忧愤成疾。546年11月，在五十日的苦战之后，东魏军撤退。

玉壁之战过程分析——

东魏武定四年（546年）八月的一天，东魏都城邺城外，有一群人围着一群打架的蚂蚁看得不亦乐乎。此时正值秋收，东魏人并非闲得没事干，而是听说这群蚂蚁大有讲究，于是都过来看热闹。这群蚂蚁分为黄色、黑色两种，据会占卜的人说，东魏军队衣服旗帜是黄色，西魏是黑色，这两种蚂蚁代表了两国军队，哪种蚂蚁打赢了，就预示着哪国的军队会打胜仗。此时的东魏人民惊讶地看到，黄色的蚂蚁全都被咬死了！

一、攻坚碰上硬钉子——第一次玉壁之战

西魏府兵创制的同时，东魏总结了历次洛阳战役的得失，鉴于洛阳至潼关的道路过于险阻，遂决定调整战略方向，从晋南方向进攻关中。然而不独高欢有此眼光，西魏也有人看出晋南攻防的关键点，并且先于高欢在那里筑起了强大的堡垒——玉壁城。

在详细叙述邙山战后的玉壁大战前，有必要回顾一下大统八年（542年）已经发生过的一次玉壁攻坚之战。

西魏大统八年（东魏兴和四年，542年），河桥之战的硝烟尚未散去，刚刚被东魏晋封为渤海王的高欢，再次把征服者的目光投向了关中。

经历了河桥之战，双方暂时形成了军事上的对峙形势。总的来看，东魏兵力占优，但输在地利，自小关之战失利后，暂时无力打穿潼关一带西魏的防线。西魏地利占优，但兵力寡弱，特别是河桥之战元气大伤，无力在短时间内组织大规模的军力。但这样的均势远未消解高欢征服关中的欲望。兴和四年（542年）六月，高欢在邺城处理完一系列政务后返回晋阳，历时三个月调集重兵，从晋阳率兵南下，矛头指向汾、绛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高欢命令平阳太守封子绘在霍山以南，沿旧千里径旁边的山谷开凿一条新的孔道。东魏军南下从此得以不再翻越大山。然而恰恰也是这条孔道，35年后，为北攻的周军提供了便利。这自然是高欢最不可能预料到的结局。

汾、绛地区在今山西南部的汾河谷地。其地北接汾河谷地的北半部分太原盆地，南接晋陕交界一带的黄河渡口，是进攻关中的通路之一，同时也是最便捷、最短的路径。

对于这一必争之地，东西两方都志在必得。高欢率大军九月出发，十月到达绛州玉壁城（今山西稷山县城南）。东魏军惊奇地发现，在这条以往畅通无阻的大路上，赫然出现一座整葺一新的新城！

晋南，特别是晋西南对于西魏的最大军事意义，莫过于保卫黄河渡口。晋西南两个重要的渡口，一是蒲津渡（今山西永济），一是龙门渡（今陕西韩城），二者之中蒲津渡更加便捷。按照传统思维，只要扼守住渡口，从晋阳而来的东魏军便无法顺利过河进攻关中。至于把黄河防线前伸至玉壁城，无外乎给蒲坂和龙门加上一道保险杠，价值到底有多大，至少在第一次玉壁之战发生的前夕，东西魏的高层都没有意识到。

真正对它有把握的，是新玉壁城的始作俑者——王思政。

王思政，祖籍太原祁县，魏孝武帝的心腹，随驾西迁关中。由于不是武川旧将，王思政在关中并不十分得志，河桥之战后被任命为弘农郡守。王思政具有杰出的战略眼光和躬行实践的能力，他没有因为自己的遭际和处境而不思进取，相反，却能以一介郡守之小官，对西魏东北方向的整体防御做出了总体考量。

河桥战后，他敏锐地觉察到，东西魏在形成均势后的战略关键点将固化下来，而这个关键点必将着落在豫西、晋南两个方向。特别是晋南地区，由于西魏已经获取蒲坂这个重要的沿河据点，对黄河以北防守的关注度，较之以前必欲夺占渡口而后已的态度大有下降。当然这种偏重守御的态度与西魏军机动力量不足有关，然而王思政却在这里比别人多看了一眼。

玉壁城处于汾河南岸，城内外水源丰富，即便被包围，也不会有断水之忧。加之关城处于台地，如果加以整修，很容易在这片谷地建成一个易守难攻的堡垒。如此一来，使用少量兵力便可以固守城池，不仅可以有效阻挡晋阳的攻击，还可以以此为据点，逐步蚕食晋南的土地，甚至有机会威胁东魏的根本重地——晋阳。

这个战略考虑，得到了西魏决策层的同意。大统七年（541年），也就是战争发生的前一年，王思政以弘农郡守的身份移镇玉壁城，亲自指挥修筑城池。等到高欢大军气势汹汹地到来时，玉壁城已做好一切准备。

从外观来看，玉壁城像是一个放在高台上的大箱子。后世记载，玉壁城周长4公里，由于地处台地，城墙显得比普通城堡更加高大。在冷兵器时代，这种地势险要的变态城堡无异于攻城一方士兵的死地。

高欢不理会这些，他指挥重兵团团围困了玉壁城，在初冬冰冷的寒风中，东魏军开始艰苦的攻城之战。当然，最初东魏军可能没有充分预料到攻城的难处。从十月到十一月，东魏军苦战45天，没有证据表明东魏军使用了多少攻城器械，简单的作战记录也没有表明东魏军使用过什么有效的战术。可以推测，长达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东魏军一直在用人肉野蛮笨拙地进攻，同样的时间，他们可以打一场空前的大仗，然而在玉壁，他们寸步未进。除了牺牲人命，高欢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在此期间，高欢还命人向王思政招降，王思政让他的长史裴侠回书，辞气壮烈地拒降。

仗打成这样，明显出乎高欢的意料。不是东魏军战斗力下降，而是玉壁城太难打。天气已经开始转冷，汾河谷地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部队连伤带累，死人越来越多，高欢的信心开始动摇。

此时，关中的反应也开始明朗起来。前期由于惧怕高欢大军的声势，西魏军没有及时出兵救援玉壁。直到目睹玉壁坚城有效阻止了东魏的进攻，宇文泰才带兵出蒲坂，在汾河以南跃跃欲试，企图北上解围。

西魏主力此时力量很分散，于谨刚刚在夏州打平那里发生的叛乱，独孤信则远在岷州平叛。侯莫陈崇、李弼等将领均在此前一年之内有过征讨北方白额稽胡的记录，此次作战的将领序列中未发现他们的名字。可以推测，宇文泰的援兵数量不多，从王盟、尉迟纲等人担当主力的情况来看，大概只有宇文泰直系部队，兵力大概万余人。

但是这已经足够了。

东魏军被西魏援军这根稻草彻底击穿了心理底线，高欢下令全军撤退。这场仗是高欢起兵以来第一次失败的攻坚战，其艰苦程度给全体东魏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0多年后，北齐后主在晋州城下提起攻坚战，大臣高阿那肱心生退意，于是援引玉壁之战的例子，他仍记忆犹新地说：“昔攻玉壁，援军来，即退。”足见此战影响之深远。

战后评估，高欢此战打得窝囊，战前没有充分考虑攻城难度是一大原因。但总体来看，高欢的战役安排是没有错的。《北齐书》记载：“十月己亥，围西魏仪同三司王思政于玉壁城，欲以致敌，西师不敢出。”那么据此来看，高欢的意图是围敌打援，企图在汾河谷地与西魏主力再次打一场决战。但是从后来的进度看，这场仗失去了打援的意义后，变成了单纯的拔点作战。无论从南夺蒲坂，还是西夺龙门，玉壁城都不能忽视。所以高欢选择强攻也不是全无道理。

经此一战，双方都认识到了坚壁策略的巨大意义。

西魏人马上推广玉壁经验，将王思政调回弘农郡本部，命令他全力修筑已经荒废了几百年的函谷关城。弘农方向是东魏经豫西进攻关中的必由之路，由于此前双方都不重视城防，弘农城在几次拉锯式作战中被双方反复夺取。王思政主持大修城墙，完善守御战具，并大规模屯田，积累粮食，很快便将弘农城变成一座更甚于玉壁的要塞，这座要塞的出现，为西魏关中防线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战役支点，不论是东面的洛阳，还是西北方向的河北诸郡，都得到有效支撑。此后30余年，东魏北齐军队再也没有踏过此城一步。

东魏方面，高欢领教了玉壁城的厉害，短时间内不敢再次进攻此地。然而对于志在灭西魏而后已的高欢来说，晋南和豫西两条路必须打通。邙山之战后，东魏军兵锋遭遇弘农这个综合性要塞，再也无法西进，而且这条路线相对偏远，不如晋南方便。眼望玉壁，别无他法，只有硬碰硬地强攻了。

二、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第二次玉壁之战

武定四年（546年），在邙山之战后3年，高欢再度调集重兵从晋阳南下，直扑玉壁城。空前惨烈的第二次玉壁之战爆发。

有必要看一下此时东西魏各自国内形势。

西魏方面。邙山之战后，宇文泰对整合内部力量更加注意。西魏立国在偏狭之地，无论国力、政治还是文化上都远远不能和东魏等量齐观。宇文泰精力主要放在政策改革上，其主要纲领体现在苏绰制定的《六条诏书》上，六条分别为：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讼狱、均赋役。《六条诏书》并未涉及具体的施政方案，但西魏北周的总体改革和政治理念都已基本确定下来。第三至第六条的核心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提高生产效率、任用贤能、强化法治、健全赋役制度，这与一般的强国之策没有太大区别。核心之处在于第一条和第二条。治心和教化的目的均在于按照儒家的传统政治理想来改革政治，通过加强官员和政府的建设，凝聚起一个天下大同、万众归心的文化上的内核。恰恰是这两条最务虚的纲领，收到了最深远最根本的效果。

北魏末年，政治上的动荡导致了文化上的丧乱，民心散乱，没有归属，官员腐败，唯利是图，这进一步加深了地方武装割据和政府功能的弱化。六条诏书切中了要害，从这些管根本的东西入手，特别是在治心治身指导下的擢贤良的纲领，迥异于魏晋以来唯才是举的用人模式，把品德重新放在才能之上，这无疑是后来北周政治清明、腐败得到遏制的根本原因。

东魏方面，高欢一以贯之地推行鲜卑为主的国策，在强化本族绝对统治权威的同时，对河北豪强的打击、排抑与吸收也基本达到效果，邙山之战由于本身并没有对东魏军造成太大损失，所以东魏政令统一、军力上升的状态非常好。

总的来看，玉壁之战是两方国力都在上升期的一场战役，这直接决定了战争规模和烈度不会比第一次玉壁之战弱。

这一次进攻作战，高欢碰上的是西魏传奇将军韦孝宽。韦孝宽是长安杜陵人，是当地大姓。万俟丑奴关中之乱时，他便率本乡豪强从军作战，孝武帝西迁后他转入宇文泰麾下。由于是汉人而不被重用，加之又非元魏旧臣，所以无论爵品还是实职都不高，一直在郡守级别的岗位上，与独孤信、达奚武等大名鼎鼎的将军们不可同日而语，但绝不能因此而低估了韦孝宽的能力。韦孝宽具备一切名将的素质，他见识深远，他后来给周武帝上的平齐策几乎预言了北周灭齐的过程；他能征惯战，北周末年三方之乱，几乎靠他一人之力逆转了形势；他机智灵活，因地制宜对抗北齐第一名将斛律光而不落下风；他奇谋百出，几乎把玉壁城建成北周间谍基地。如果高欢能多活20年，看到他在玉壁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怪物级别的人，相信他一定会改变硬攻玉壁的主意。

关于双方的兵力。西魏守城一方不详，但有一些旁证之例可供参考。

西魏北周府兵系统正在创建中，府兵与乡兵的分野此时仍然存在，韦孝宽还掌握着自己手中的乡兵。乡兵的规模由千人至万人不等。例如镇守邵郡的高凉人（今山西绛县）杨标，所统乡兵由最初的2000人发展到鼎盛时的万余人。可以推测，已在汾绛一带作战经年的韦孝宽，兵力当在万人以内。

东魏方面，从战后的统计数字推断，《北齐书·补帝纪第二》云：“死者七万人。”《周书·韦孝宽传》云：“伤及病死者十四五。”《北齐书·高欢纪》的阵亡比例是十分之二三，估计有所讳言。所以说，东魏军的兵力大体在15万左右。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

有这样的底牌，高欢自然仍是信心满满。基于全局性的眼光，高欢虽有把握拿下玉壁，但还是派出侯景从东边的邵郡方向袭扰西魏，以牵制西魏的兵力。武定四年（546年）九月，东魏主力大军攻至玉壁城下，连营数十里，声势之大，令长安城中的宇文泰惊惧不已，高欢来势汹汹，产生的危险不仅仅限于玉壁，后方的关中大本营也要考虑应对之策了。

此时西魏在晋南的防御已经比第一次玉壁之战更加稳固，东魏即使拿下玉壁城，想要立即进攻并夺取蒲津渡的难度也相当大。玉壁以西的龙门防御力量相对较弱，宇文泰最怕在这里出现什么问题。于是召来擅长算卜的檀特，询问他高欢是否能攻到龙门。檀特说：“狗岂能至龙门。”宇文泰之害怕可见一斑。

高欢大军到达城下之后，立即展开进攻，这场南北朝惨烈第一的攻城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攻城之前，为了避免重蹈第一次玉壁攻城的覆辙，东魏军进行了针对性的战前准备。

首先是抹平高度差。针对玉壁城墙相对较高的实际，东魏军首先在城南和城北堆起了土山，特别是城北地势尤其险要，东魏军站在与城墙差不多平齐的土山上，有效降低了仰攻的危险系数。

东魏军筑土山的位置现在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土山必然与城墙墙体有一定距离，否则堆积土山的过程中必然会遭到城头的弓箭射击。也就是说，虽然土山高度与城墙拉平，但要从土山上跨上城头，必然还要借助器材，例如云梯之类。所以后来的作战记录中，没有出现东魏士兵直接从土山跳上城头的记录。可以推断，土山的功能，主要在于能使东魏士兵站在同样的高度上对城内进行弓箭压制射击。

同样的例子依稀可以在魏晋时代的其他战役中看到。例如官渡之战时，曹军龟缩在坚固的营寨中坚守不出，袁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太祖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

西魏守军进行了针对性反制措施。玉壁城南原有两座敌楼，为了占据制高点，守将韦孝宽命令将敌楼加高，仍然牢牢占据制高权，这样一来，东魏的土山实际上已失去作用。同时，韦孝宽还派兵出城袭击东魏的土山，夺取土山后尽数毁坏，以彻底破坏其制高作用。

高欢命人向韦孝宽喊话：“纵尔缚楼至天，我会穿城取尔。”韦孝宽不为所动，派出戴着铁面具的士兵上城，意在宣示守军铁一样的守城意志。东魏军善射者元盗向城上射箭，屡中铁面士兵的眼睛。

关于土山的具体形式，也有异议。有人认为土山实为紧贴城墙堆砌起来的登城坡道，东魏军可以从坡道上直接登上城头。但从记载来看，这一说法殊不可解。玉壁城的周长8里，每面约2里，西魏守军在城南加固的只有两个制高点。这两个敌楼显然不能全覆盖长达2里的城墙正面。也就是说，东魏军只要避开两座敌楼，在其他墙段堆砌坡道，即可顺利登上城头。但现有史料中没有证据支持这样的说法，只能存疑了。

堆砌土山的同时，高欢还对城内的水源打起了主意。玉壁城因为紧靠汾河，城中人习惯于出城到汾河汲水。东魏军遂连夜掘移汾河河道，一夜之间完成作业，使汾河远远离开玉壁城的控制范围。但是这一招似乎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四五十天的围城之战中，双方的作战记录中都没有出现西魏守军缺水的记载。可以推测，是因为靠近汾河，城内地下水源丰富，守军能够打井取水。

上面攻不过去，东魏转攻地下，他们在城南大规模开挖地道，企图一举攻入城内。

这种攻城法古已有之，春秋时期墨子概括出的12种攻城法中的穴攻即是。原理很简单，地道的最大功能在于避开坚固的城墙，直接把兵力投送到城内。

守军要破解此法，一是要及时掌握进攻方的地道方位，二是要及时堵截对方的进攻兵力。一般的方法是在城内挖地，然后放一个大瓮，派听力极佳的士兵听地下传来的挖掘声音，从而判断敌方地道的大致方位，以利防御。在堵截对方兵力上，一般是在城内开挖长堑，或是在敌地道口守株待兔，或是对向作业，找准方向挖通地道，在地道内进行对攻。

韦孝宽基本沿用了这些传统的办法。针对东魏的地道作战，他在城内四面挖开长堑，让士兵守在地道口。东魏士兵一冲到口部，立即以短兵器予以杀伤，有效遏制住东魏进攻。地道内空间狭窄，单位作战面只能一个或几个士兵能有效攻击，后面援军再多，也是一个一个上前送死的份。

见进攻不奏效，东魏军就缩在地道内与守军对峙，寻机再冲出来。守军同样不敢冲进地道对攻，否则就成了徒耗兵力，利敌不利我。西魏守军便在地道洞口生起柴火，用皮囊（烧炭或冶炼中的人力鼓风机）往地道内灌烟，熏的东魏军被迫退出地道外。

古代攻城车辆器械

地道战失效，东魏祭出攻城利器——攻车。截至止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攻车，大概有撞击类、钩扯类和攀缘类几种类型。撞击类攻车，即采用大型车辆装载巨大的木柱，吊起后撞击城墙或城门，用以打开城门或撞损城墙。钩扯类攻车，在车上安装立柱，柱顶以活动轴支撑长杆，杆顶有扒钩或巨斧，车抵近城墙后，长杆头转向城上，用扒钩或巨斧拉扯破坏雉堞。攀缘类攻车，一般造的很高，车顶有飞楼，即类似梯子可供士兵行走的器具，这类攻车主要用以辅助攻城一方直接攀上城头。

从记载来看，“城外又造攻车，车之所及，莫不摧毁。虽有排楯，莫之能抗。”东魏军主要用的是撞击类的攻车。把这么笨重庞大的器械从晋阳带到玉壁，可见高欢准备这次进攻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蛮力对抗抵挡不住重型冲车，守军便想了个邪招。韦孝宽命人缝制面积很大的布，从城上向下张设。这个方法的具体形式不可考，想必是用大布遮盖东魏军的视线，抑或是用布缓冲攻车的撞击力。果然这个办法收到了效果，冲车攻击遭到阻滞。东魏军用长竿缚上火炬伸上去烧布，同时还想伸到城楼上引火，西魏军便用长钩绑上利刃，将长竿一一割断。

冲车和火攻术再度失效。东魏军重新用起了地道战，但这次不再是徒送人命的肉搏式进攻，而是技术含量极高的土木作业。

东魏军在城东面摆开架子，动用极大人力开挖地道，为了防止西魏军对向作业挖通放烟，地道只挖到城墙底下，边挖边在地道中支起木柱以防止坍塌，待地道挖成后，放火烧掉木柱，地道轰然塌陷，地面上的城墙也随之垮塌。

久攻不下的城墙终于出现了缺口，东魏军士气大振，潮水一样涌向城缺，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东魏军，只要人进去，就意味着胜利！

关键时刻，王思政时代留下的防守理念和韦孝宽的守城准备发挥出巨大作用，面对缺口，守军迅速反应，运来大木栅挡住缺口，再用砖木加固，东魏军无法扩大缺口，仍是在狭小的空间进攻，无法发挥兵力优势，一波攻击后，仍然打不进去。

攻到这里，双方都应该意识到问题了，缺口是不大，但总比地道里开阔，为什么十几万人就是攻不进去。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东魏军的体力问题。

此次作战，东魏军在土工作业上耗费了太多的人力。两度地道战，尤其是第二次进攻，开挖了21条地道。还有一次庞大的汾河改道工程，这也是相当大的作业量。在当时技术条件极为原始的情况下，这样规模的土工作业是对战斗力的直接消耗。所以不难理解，这支疲惫的军队，即使在玉壁城已经出现致命危险的时候，依然无法把形势上的优势转化为实际胜利。

筋疲力尽的高欢，终于意识到这一顿猛攻有些不合适的地方，但事已至此，没法贸然撤退，无可奈何之下，他耍起了攻心战的手段。

高欢派仓曹参军祖珽向韦孝宽喊话：“你们坐困玉壁城这么久，从没有任何关中援军的消息，为何还不投降！”韦孝宽自然对这种小伎俩不屑一顾，他答道：“玉壁城兵力充足，粮秣足够，守军不劳，而东魏却疲劳发困，哪有刚刚打了十几二十天就投降的道理。”

事实上祖珽的攻心术确有其事实依据。玉壁之战打响后，西魏大本营关中迄今没有任何动静。纵观西魏大统十二年（东魏武定四年，546年）九月前后，除了凉州的宇文仲和叛乱外，西魏并没有大规模战争或足以影响大局的政治事件，而且，宇文仲和叛乱早在五月就已经被独孤信、于谨等柱国级的大将平定。西魏完全具备援救玉壁的条件。

但关中方向一直保持绝对静默。

分析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惧怕东魏的主力军团。邙山之战的惨败如在昨日，以刚刚补充汉人豪强力量的西魏新军，恐怕难以抵挡多达15万人的东魏大军。二是对玉壁城有充分的自信。第一次玉壁之战，王思政在那里坚守了40多天，经过韦孝宽的经营，此次作战，完全有理由相信能坚持较长时间，这势必会造成东魏军的巨大伤亡，过早出兵救援，反而正中东魏军围城打援的算中。

事实已不可考。不管韦孝宽心中作何想，他还在硬撑着和东魏人打心理战。祖珽命人向城中射悬赏书：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邑万户，赏帛万疋。韦孝宽不为所动，在悬赏书背面写道：“若有斩高欢者，一依此赏。”然后原样射回东魏军营。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宋金富平之战时张浚和娄室的互相悬赏，两者套路如出一辙，只是韦孝宽略不如娄室幽默而已。

情急之下，高欢命人把韦孝宽的侄子韦迁押到城下，声言韦孝宽再不投降，就杀了韦迁。韦孝宽对此毫不顾惜，仍坚持抵抗。城中士兵被韦孝宽舍家为国的气概感动，士气更加高昂。

硬攻和心理战都不奏效，该怎么办。如果换成一般人，或许会知难而退，尽量减少损失。但偏偏统帅是高欢，一个有着充足信心和智慧的世之枭雄，一个带着倾国之兵意图消灭敌国的伟大统帅，让他在一个小小的玉壁城下止步，这是何等的耻辱。

带着枭雄特有的死不罢休式的坚韧与果决，高欢命令全军继续猛攻。

东魏军拖着疲惫的身躯和绝望的心情继续用肉体向玉壁城撞击，直到他们再也打不下去。此时侯景在邵郡方向失败的消息也已在大营传开，西魏邵郡守将杨标率兵反击侯景，侯景力不能支仓皇撤退，为防杨标越境来追，东魏军沿路伐木挡道60里，才勉强挡住西魏人的追击。种种迹象表明，第二次玉壁之战又将失利。

时间已经进入十一月，北方的严寒给东魏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寒冷的天气和巍然屹立的玉壁城彻底击溃了东魏军继续进攻的信心。在苦战50多天后，东魏军的灵魂人物垮了。

高欢已经52岁，无情的岁月一点点摧残着他的身体，玉壁城便是这一切的终点。在疲劳和沮丧的双重打击下，曾经强健无比、令西魏人胆战心惊的高欢旧病复发，他终于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一样，轰然倒在岁月的尘埃里。

高欢意识到他的身体和部队一样，不能再硬撑下去了。他下令，全军撤退。

全军将士都非常震惊，有关主帅被西魏人弓弩射中的谣言像野火一样在军营里蔓延。军心愈发乱得不可收拾。高欢没有时间理会这些，他命人将在城下阵亡的7万士卒合葬在一座大坟里，然后缓缓拔寨退兵。唯一稍可安慰的是，西魏人没敢出城追击。

关于第二次玉壁之战的时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周书·韦孝宽传》云：“神武苦战六旬。”意思是60天左右。《魏书·孝静纪》载：“冬十月甲寅，萧衍遣使朝贡。齐献武王围宝炬玉壁。十有一月壬午，班师。”时间约28天。《隋书》天文、五行两志云：“九月丁未高祖（高欢）围玉壁城，十一月班师。”《北齐书·补帝纪》云：“九月，神武围玉壁以挑西师，十一月庚子，舆疾班师。”《周书·文帝纪》亦云：“九月，齐神武围玉壁。苦战六旬。”

综合上述，围城之战当在九月丁未至十一月庚子，计55天。与《周书》《北齐书》记载较为吻合。

玉壁之战后，东西魏之间大规模的互相攻伐到此告一段落。作为标志性事件的玉壁之战具有重要的分水岭意义。

东西魏争霸以来，以地大兵强的东魏攻打地狭民贫的西魏，东魏以胜为主，但打了几次大仗后，东魏虽居胜势而不得实利，西魏虽危而不堕，这个颇为奇怪的现象，都可以从玉壁之战前后的史实中窥见端倪。

政治方面。北魏中后期以来，政治领域的矛盾突出表现为中央控制力的弱化，随之带来的是权力和利益分割方面的乱象。连绵不断的女主专政、六镇起义、官僚腐败，无不是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那么作为北魏法统上的两个继承着，谁能在这个矛盾上取得突出性的转变，谁就能在东西对峙中取得优势。这一点，可以说宇文泰比高欢做的要好得多。东魏的权力构成，是高欢一族绝对的一元化，包括六镇勋贵和河北汉人豪强在内的众多潜在竞争者，都远非高欢的对手。这固然是高欢集团的先天基因所决定，本来也是一个政权发展和壮大的正常形态，但是在胡汉潮流相互冲击影响和交融的时代背景下，高欢本身的胡化汉人的属性，却无形中将权力基础统得过于狭窄。由北魏末的利益均沾，突然变为高欢时代的一家独大，六镇鲜卑之外的权贵和实力派，无由参与中央决策，在形成合力上，高欢隐然失了一着。所以，这种靠强力首领镇服的局面，很容易因为强力首领的死亡而导致大乱。玉壁之战后立即发生的侯景叛乱便是证据，这一点，甚至高欢本人生前也已经预料到。再来看西魏。西魏是一个股份制大杂烩式的政权，声名赫赫的八大柱国（实领兵的是七个柱国），其本质实际上是七个拥有部族兵力的实权股份。这使得宇文泰无法像高欢那样绝对一元化地统治西魏。七柱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有大致与本身实力相符的政治参与权，这使得诸族诸部在维护西魏的稳定与安全上，具有空前强大的凝聚力。同时，由于中兴永式的推行，儒教思想成为关中的主导思想，无论胡汉，均好习儒尚文，西魏高级官员对为官操守比较注重，在《周书》的250个列传人物中，有良吏、廉洁之称的官员达到60个，这在历朝历代中是绝对罕见的。如此清明的政治生态，使得西魏的官民矛盾大大缓解。反观东魏全盘继承北魏贪墨成风的官场习气，不难理解西魏为何屡败而不亡。

文化方面。主要集中在汉化与胡化潮流的互相激荡上。五胡乱华以来的历史，实质上是胡汉融合的过程。前秦天王苻坚、北魏孝文帝元宏和宇文泰是这一时期推动胡族汉化的三个杰出人物。苻坚和元宏自不必说，宇文泰对于推进汉化的作用，历来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特别是在陈寅恪先生对隋唐制度渊源作出论述后，人皆以为隋唐继承文化制度最少的西魏北周，是最不足道的。同时，论者也以为，宇文泰在关中大肆推行赐胡姓、恢复鲜卑八部军制等行为，是西魏北周坚持胡化的铁证。但纵观西魏建国以来的种种国策，无不是在极力推进汉化。首先在政治体制上，继承汉魏政治传统绝对赶不上东魏和南梁，宇文泰独辟蹊径，远法周礼，巧妙地把关中的历史传统承接到当下，意外地占据了不亚于汉魏政治传统的另一个制度制高点，不管怎么说，使得关中在制度和文化传承上起码不再那么贫瘠。其在胡汉力量的分配上，大统九年征关陇豪右之令，开启了汉人力量在西魏北周的进步之路，越来越多的汉人豪强开始进入帝国的既得利益圈，尽管宇文氏鲜卑贵族在核心利益上仍然排斥汉人，并且最终导致了其统治基础的狭窄化，然而相比于东魏扬胡抑汉的政治格局来说，西魏无疑在团结大多数人上做得更好。

军事方面。双方各有优势，西魏占据的关陇地区，据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四塞之固，关河之险，这不必细说。东魏则在人力上占优。东魏立国之初，便可以组织起20万人规模的军队，其背后所依靠的是关东地区肥沃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西魏则要到将近30年后，才能组织起20万人规模的庞大军队。但这些都是客观因素。玉壁之战所反映的，实则是东西双方对自身军事基础的长处和短板的扬弃。

西魏首先在发挥地理优势上下了很大功夫。东北方向的黄河防线，一是晋南的蒲津渡，一是晋西的龙门渡，沙苑之战后宇文泰迅速越过蒲坂向北发展，依靠河东的豪强敬氏兄弟攻略晋南的城池，巩固了包括玉壁在内的汾河谷地以南的部分，一度还威胁到晋南重镇平阳。晋南地区土地肥沃，人口稠密，敬氏兄弟裹挟的六县居然有10余万户之多。《文献通考》云：“其时以征伐不息，唯河北三数大郡多千户以下，复通、新附之郡，小者户才二十，口百而已。”西魏能得到这样一块人口众多的土地，无疑为巩固国防提供了巨大人力支持。同时，西魏对国防前线的经营建设也相当出色。玉壁城、弘农城、荆州城这三座大型要塞，在大统年间相继完成重修，迅速成为各个方向国防线上的重要战役支点，使得西魏能够防止一旦边境作战失利东魏军再度威胁关中大本营，从而一改西魏立国之初时国防线千疮百孔的态势。第二次玉壁之战结束后，事实上东魏北齐军队再也没有跨过晋南一线的黄河防线。反观东魏北齐，本身地形劣势就很明显，特别是副都晋阳，作为军事重地，其南北两面的要塞构筑很弱，而晋南方向尤甚，自平阳至晋阳没有形成系列的防线，以至于北周第二次攻齐之战，一旦平阳失守，整个晋南晋中发生连锁反应，导致晋阳迅速丢失。可以说，东魏人过度看重自身的兵力优势，却忽视了国防线上要塞战术的重要性，即使玉壁空前的惨败后，高欢和他的继承者仍然固执地坚守老一套思路，晋南的要塞建设投入几近于零。以至于等到北齐后期斛律光开始在晋南与北周进行筑城竞赛时，北齐这些战术层面的补救已经无法弥补东魏北齐在国防线上的失误，面对玉壁这样的大型要塞，只能望洋兴叹。

其次在具体的军事指挥上。东魏军队高层的用兵风格与西魏迥异。高欢起兵以来，基本不靠奇谋打仗，几乎都是硬碰硬，即使以少胜多的韩陵之战，亦是勇力的成分起了很大作用。对西魏则是一概靠硬攻。这种打法，表面上看没有任何不对的。高欢带兵有方，组织效率高，对诸将有绝对的威望，国内有充足的人力和经济支撑，东魏有绝对的理由打消耗性战争。但是没有人意识到这背后的东西，一味强攻猛打，带来的是军队的巨大伤亡和战斗力的巨大损耗。特别重要的是，东魏军碰上的是占据地理优势和善于在作战中总结的西魏军。具体到玉壁之战来说，从战术角度来说，面对一个易守难攻的坚城，进攻受挫后到底应该如何打下去，有无必要牺牲大量士兵生命去硬攻。从战役角度来说，进攻关中，有很多条路线，渡黄河也非蒲津渡不可，事实上关中更担心龙门渡。从战略角度来说，东西魏相持，玉壁城作为一个守御有余、进攻不足的要塞，究竟应该怎么对待。这些问题，如果反过来问宇文泰，相信会有与高欢式死打硬拼迥异的答案。战后检讨，作为进攻方，东魏在晋南一带具有绝对兵力优势，完全可以以一部兵力长期围困，如果有必要，可以在平阳就近驻军作为战役支援。或者以兵塞住玉壁北向的通道，而以重兵渡龙门，从北部进入关中，从而让这座坚城变成马其诺防线。但是崇尚实力的东魏人偏偏选中最低级的硬攻策略，白白在城下消耗了令人吃惊的兵力。

夏州统万城遗址

这次战役的失败，不由令人想起536年，也就是西魏刚立国的第二年，高欢亲率1万名骑兵远程奔袭宇文泰起家之地夏州，4天时间不生火做饭，狂奔600余里，连夜攻城，一气呵成拿下夏州，以围魏救赵之计解除了宇文泰对灵州的围攻，动作之快、谋划之准、计谋之奇，可谓高欢的得意之作。可惜这样的神来之笔没有扩大成东魏的战略优势，而以后的东魏再也没有打出这样精彩的奇谋加奇袭式的战斗。这不仅是高欢个人军事指挥艺术上的遗憾，也是东魏整个国家的遗憾。

玉壁之战后，东西魏军事上的均势更加明显。东魏认识到短时间内不能再对西魏发动大规模进攻，特别是高欢去世后，东魏内部政治格局面临重组的巨大风险，高欢的儿子们需要把精力更多投入镇抚内部势力上。而西魏却开始走上全面发展的轨道，玉壁之战标志着稳固的国防阵线已然建立，宇文泰下一步需要考虑的，是怎样用正在上升的国力，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

三、高欢之死

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546年）冬天的晋阳，一片肃杀的气氛笼罩着这座城池。高欢刚刚班师回来，就让世子高澄到晋阳见面，次子高洋镇守邺城。这是将有大的政治动作的信号，晋阳的勋贵们都开始紧张起来。

但出人意料的是，高欢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露面。西魏侦知这一消息，随即在国中宣扬高欢在玉壁作战时，被韦孝宽的强弩射中身亡。大败之余，谣言特别容易传播，为防有人趁势作乱，强撑着病体与在晋阳的勋贵大臣们见面，席间忆起起兵以来的旧事，想到自己将死，高欢悲从中来。大将斛律金起舞，唱起《敕勒歌》，高欢和之，满面流涕。

没有公开露面的这段时间里，高欢的病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他开始给高澄交代后事。高欢看到高澄脸色忧愁，便问他：“我都病成这样了，你马上就能接掌大权，怎么还这么愁眉苦脸？”高澄犹豫不答。高欢早已看透儿子的心事，便说：“我知道你担心侯景，侯景在河南主兵十几年，早就有飞扬跋扈的势头，只不过有我在，他不敢怎么样，但他对你，肯定不会俯首帖耳。”

高欢任用侯景多年，早知此人不是池中之物，只是惜其才而用之。平时他心里有数嘴上不说，此时人之将死便对儿子和盘拖出，他并非毫无准备。接下来，他重点把军中的人事给高澄作了一番安排。他说：“厍狄干、斛律金两个老将忠诚可信，一定不会有负君命；可朱浑元、刘丰从西魏千里迢迢来归降，也一定不会有异心；贺拔焉过儿、潘乐心地和厚，是可以依靠的人；韩轨性格粗鲁，但能征善战，要稍稍宽容地对待他；唯独彭乐，始终拿不准他的真心，要多加防备。但是，以上这些人，都不是侯景的对手。能够制住侯景的，只有慕容绍宗。”慕容绍宗一直被刻意地压抑着，没有得到拔擢，为的是新主上台后多加厚待，就能得到慕容绍宗的死力。

武定五年（547年）正月初一发生日食，高欢说：“日食难道是我死的征兆吗？我死了也没什么遗憾了！”言下之意，上天终究承认了他作为一国之主的地位。弥留之中，高欢给孝静帝上了最后一次书，上书内容大概是汇报自己的一些情况，但具体内容已无从钩沉。高欢起事以来，始终把政治名分看得很重，开始是政治需要，到他晚年居然成了他追求完美的一项内容。当年孝武帝被逼西迁，高欢因此背上逼主的恶名，被西魏抓住这点讽刺了好多年。是以后来高欢对孝静帝曲尽臣节，再无一丝不敬，君臣有时举行宴会，高欢恭敬地俯伏在地上寿；孝静帝设法会乘车辇上香，高欢捧着香炉步行随从，君臣见高欢这样，也都非常尊敬孝静帝。然而越是这样，越发体现高欢内心对皇帝之位的万分渴望，这种渴望成为他政治理想的最核心的一部分。但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数十年东征西战，挣来千里江山，荣华富贵，在大限面前都成为虚无，反倒是平日里最不在意的天象，却成为最现实最能安慰他的东西。7天后，高欢溘然长逝，终年52岁。

高欢是南北朝末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之一，他以寡弱之兵起家，屡摧强敌，在一片乱世中创建出称雄一时的大国，功业实属一流。他气度恢宏，城府深沉，极善用人御人，所用之人，基本上都能尽忠事之。他意志坚定，对事业有极其强烈的担当，一旦认定就锲而不舍，终其之世，他的名字像一个魔咒一样始终笼罩在宇文泰的头上。然而也不是没有缺点，东魏民族矛盾、政治腐败等问题在他手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固然是社会积重难返，与他本人眼光不明也有一定关系；他过于自负，明知靠硬攻无法短时间内取胜，却连续发动大规模进攻作战，从而严重消耗了军力。王夫之曾把高欢与曹操作过比较，认为高欢的凶恶狡猾比曹操犹有过之。客观来说，高欢御人确有诈术，但这只是小节。在对国家大势的判断上，高欢的思维视野却明显不如曹操，曹操自赤壁之战意识到西、南两方终究不能迅速消灭，便不再动用国家级别的军队，这是一个合格统帅应有的自知之明，高欢看起来缺乏这样的认知。如果把外战的精力分到国内，彻底解决民族矛盾，打理好人事安排，让东魏持续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一个既大且强的国家，将更容易在三国对峙中取得胜势。

东西魏五次战役的激烈对撞，以高欢的逝世为终点。逝者已去，生者的明天仍在延续，而斗争将在日出后上演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