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状元实业家）
张謇简介
张謇：江苏海门人，祖籍常熟，生于海门市长乐镇（即今常乐镇）。1869 年考中秀才，1885年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 1894年（光绪20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 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
生卒年：1835 ～1926年
性格特点：乐观热情，果敢决断，爱国之心可鉴。
历史功过：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名家评点：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海门的张謇”。
张謇传记
唐闸选地办厂
唐闸原叫唐家闸，更早叫唐家坝，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如果不是状元张謇在1896年选中这块地方办厂，唐闸也许不会进入历史。南通盛产棉花，通州棉和海门、崇明的棉花都很有名。唐闸离南通城6公里，周围一马平川，到处是棉田，周边农家世世代代有纺纱织布的传统，通扬运河在此缓缓流过，港闸河直通长江边的天生港码头，舟楫往来，水路十分便利。张窖买地时，唐闸还很荒凉，地价很低，他在唐闸的陶朱坝一带买下1。7万步地（约68亩），只花了1 250两。以后先后6次，又买下3。4万多步（约140多亩）。
相隔20多年后，1918年，当一个叫做上冢司的日本人来到唐闸时，看到的已是一个繁华的工业城镇：
眺望掩映在几个烟囱之间的直冲云霄的大生纱厂的时钟台时，我们仿佛现在才为宏伟的四周的光景而感到震凉。沿河的一条街，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异常热闹，河边停泊着的数百艘民船装卸着货物。所见这般光景，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活动着的，又是现代化的……即使说这些都是通过张謇表现出来的，也是无妨的。工厂中最壮观的是大生纱厂、复新面粉厂和广生油厂这三个工厂……
《南通 县图志》记载， 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进人世界视野，这不仅在当时的中国是唯一的，世界上也只有美国的黄石公园。
张謇是1894年中的状元，这一年他已42岁。自从1868年中秀才以来，他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光是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只有他自己内心最清楚。所以中状元的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并没有特别兴奋，这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喜讯传到家乡海门常乐不久，他父亲就撒手人寰。他从天津乘海轮南下奔丧。按清朝规矩，他要在家守制三年。
1895年夏天，他闲居在家，在替两江总督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提出了“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张之洞在调任湖广总督前，授意张謇在南通筹办一个纱厂。“状元办厂”当时是个新鲜事，除了他，只有苏州状元陆润庠在1897年办了苏纶纱厂、丝厂。此时，离甲午战败已有一年，《马关条约》也签订了，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厂， 对中国人是个大大的刺激。尽管在这之前外国资本在华投资的企业已有不少。
一开始，张謇内心有过犹豫，办厂：毕竟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有过10年不得志的游牧生涯，到过朝鲜，终究只是一介寒士，一个没有从商经验的书生。不过，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并在家乡提倡过蚕桑，还试制过高粱烧（颐生酒厂的前奏）。甲午战争之后，他开始形成实业和教育报国的念头。思前想后，他还是答应了，其中说服自己的一个理由，就是替书生争气，世人都说书生只会空谈，只会负气，他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看，于是下决心“舍身喂虎”。
当年12月，张之洞正式委任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 他在上海、南通、海门奔走几个月，包括老朋友沈敬夫在内，有6个关庄布商、花布商和买办愿意和他一起集股办厂，分别叫“沪董”和“通董”。在唐闸选定厂址之后，他取了“大生”两字作为厂名，“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一句。很多年后，他对大生二厂经理刘厚生说过“大生”的含义。
最初，张謇和“通、沪六董”商定办一个2万锭的纱丝厂（后来确定叫纱厂），“沪董”筹集40万两，“通董”筹集20万两。最早的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就是六董联名公布的，他们分析了在南通办厂的利人利已之处，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以2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认购，结果招股很不理想，应者寥寥。
这样一来，所谓的“官招商办”这一步走不通了。1896年12月6 日，江宁商务局与通州大生纱厂签订《官商合办条约》，第一条规定将南洋纺织局现有纱机4。7万多锭连同全副锅炉引擎，折价官股50万两规银投资大生，沈敬夫等六董都在合同上签了字。说是“官商合办”，官方提供的只是一批积压已久的机器，并没有现金，大生要另外筹集商股50万两来建厂房、收原料及作为营运资本。1897 年，大生重订集股章程，向社会招股50万两，分5000股，还是进展不顺，上海方面只收到2万两，南通也不足6万两，离目标实在太远。
在新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的过问下，1897年8月11日，张謇和官商盛宣怀达成《通沪纱厂合办约款》，4万多锭官机对分，张謇领的一半作价25万两作为大生的官股（盛领的一半在上海浦东另办一家纱厂“），大生的股本25万两也由神通广大的盛氏帮助筹集，这一条款白纸黑字写在合同上，签名的除了他们两人，还有见证人郑孝胥、何眉生。8月16日，江宁商务局和张、盛三方签署合同，张盛分别在通、沪设厂。合同迄今还保存在大生档案中。可以说，到这一年，大生纱厂的筹办才进入实质性阶段。9月26日，”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开始发行署名是”经理通州纱厂张季直“，因为盛宣怀承诺帮助筹资，所以票面上还印有他的姓氏头衔。
当年10月17日，2万多锭官机由军舰运到南通，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擦锈就花去6000两。前来安装的英国工程师说，从来没看见过损坏成这样的机器。
然而盛宣怀承诺的资金一直没有到位，张謇写了无数告急书，几乎字字有泪，到最后一分也没有兑现。张謇大为恼火，一直不能原谅盛的言而无信。
在筹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最初的”通、沪六董“中，有人退出，也有人因集股不力被撤，中途又吸收了几个人进来，最后参与建厂的4个通董比较得力，除了关庄布商沈敬夫，还包括木材商高清典当商蒋锡坤等，在唐闸买下厂基之后，他们垫出部分股金做建筑费，着手建厂。那个时代，人们对办新式企业没有认识，有了余钱或者买地，或者投入传统的典当、钱庄等熟悉可靠的行业。办新式企业集股困难重重，他们连当地慈善团体、道观有限的一点资金也吸收了，有时凑不了一股（100两） ，连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笔仅37两，半股都不够，只能算作存款。集股之难，可以想见。当时对大生集股帮助最大的是在外地为官的股东恽莘耘。
1907年召开的第一次大生股东会上，有股东质问，为什么股东恽莘耘跟办事人一样分红？张謇回答，股东分红当然不合章程，但是大生筹办的5年间万分困难，恽先后帮助集股6万多两，1900年后大生渐渐稳定，恽又帮助集股6万多两，合计占了全部商股的1／5，仅恽家两兄弟的投资就有3万多两，在个人股东中最多。
张謇说，恽莘耘对大生并无特别的义务，对他本人却有赞助的感情。大生自1900年起有了余利，有股东提议应该给恽分红，他和各董事商议，有人觉得股东分红和厂章不合，他就提出把自己的总理红奖分出一半。沈敬夫说：”独苦总理不可，可分总理红五厘，董事四人合分一成酬之。“所以，恽的所得实际上是几个办事人个人给的，和厂”章并无抵触。
大生纱厂开机大生直到开机时，招股一直不顺， 实收资本不足20万两，买地、建厂房，加上支付官利等其他开支，已用去19万多两，资金耗尽，每天仅收棉花一项就要1万多两，只有靠借债一条路，可就是借债也难乎其难，无奈只有“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因为没有流动资金，张謇一度想按50万两股本、年息8厘把厂租给朱幼鸿、严信厚，只是两人贪心太重、一再压价，没有谈成。
大生开机前后，张謇几乎天天在过“年三十夜”。他在外地，每次接到沈敬夫的告急信而一筹莫展，不时在日记中感叹“通厂筹款，垂成而败”、“通厂筹款迄不谐”。他当时多数时间在南京主持文正书院，靠这份薪水养家，筹办的四年多时间里，未曾用过大生的一分钱 ，其他几个董事也是。他在上海奔走，最艰难的时候，旅费无着，“常常跑到黄浦滩对天长叹，看江也是长叹，眼睛里泪同潮水一样涌出来。有时候旅费不够，也卖过好几回的字，厂款分文不去动用。”
1897年，张謇接连接到翰林院催他回京的三封函电，他曾写信对好友沈曾植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赶上恩师翁同稣被罢官，张謇心知官场险恶难测，想起甲午年在大雨中跪迎慈禧太后那一幕，更是心寒。那一回，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进宫，恰逢暴雨，路面积水一二尺，文武百官都出城迎驾，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七八十岁的老臣。慈禧乘轿子经过时，视若无物。这件事给他很大的震撼，身居庙堂，难道就是做叩头虫吗？此次北京之行，他决心远离官场，“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张謇决定走实业的路，无论多难，也要咬牙坚持下来。十多年后，他在1909年冬天对刘厚生说：“我早已想到假如我到北京做官，当然一无所成。”
1897年冬天，张謇为大生起草的《厂约》开篇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在他心目中，办厂就是有用之事，他为自己找到了读书人的报国之地，他兴奋难已，一口气给大生拟定多副对联： “生财有道，大利不言。”
“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
“秋毫太行，因所大而大；乐工兴事，厚其生谓生。”
1899年5月19日，离大生开机只有4天，他派人过长江，到常熟请恩师、前户部尚书翁同稣写了一副对联，一直挂在大生的公事厅，现在仍由大生一厂保存：
“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1899年5月23日，经过44个月漫长的筹备，大生终于正式开机，2万纱锭只开足了9 000锭，之后又到国外买了机器零部件，5个月后才开到1.44万锭。
大生开机，47岁的张謇内心自然很激动。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最早的自办纱厂之一，在大生筹办之初，全国商办的机器纱厂不过寥寥几家，到大生开机时也只有七八家，集中在上海、杭州、宁波、苏州一带。
没有想到，大生纱厂开机第一年就赢利了， 在支付了官股、商股的4万多两官利后，还有7。8万多两余利。1900 年虽然有“八国联军”进京，棉纱市场也受到影响。但天助张謇，大生熬过了严寒的冬天。原来收不起来的商股收齐了， 当初写信给两江总督刘坤一诬告“张謇乱要钱，大帅勿为所蒙，厂在哪里，哪有此事”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主动人股1万两。从此以后，大生几乎年年贏利。1903 年外纱倾销，上海各纱厂都受挫，大生不仅获利，而且继续扩大规模，添了2万多纱锭，光是1905年这一年就“赚回了半个厂”，这一年虽发生了日俄战争，但南通销往东北的关庄布在600万匹以上。大生开足马力，日夜出纱，以满足当地织户的需要。
大生成功的原因有很多。第一，南通一带的气候、土壤都适合棉花生长，向来有“种棉卖钱，胜过种稻贩盐”的说法。因为靠近原料产地，大生可以用优惠价格在本地收到最优质的棉花。很多年后，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学生参观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时看到，棉花交易是以通州棉花为标准。大生利用地利，自己设门庄、分庄，还委托抄庄、下庄代收棉花，布下一张天罗地网。张謇和几个董事都出生农家，从小熟悉棉花的生长规律、年成丰歉，每当白露前后，外地“客庄”到来之前，他们就已派人到棉田去估计当年棉花产量等情况，作出相应的收花政策，或先发制人，或后发制人，或人舍我取，对本地棉花行情有很强的驾驭能力。1901 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中说，在苏州、杭州、宁波、南通的纱厂中，收益最好的是南通的大生，因为大生地理位置优越，靠近棉花产地， 1901年已能发放7厘股息。到了1911年，大生已有4万枚纱锭，《海关十年报告》作出这样的论断，事实证明，靠近原料产地对大生极有好处，当其他一些工厂无利可图时，大生还能给股东支付股息。
第二，南通当地不缺熟练工人，寻常农家的女孩十一二岁就会纺纱，唐闸一带妇女多是天足，能长久站立，“上工能远行，做工能久立”。只是大生招工时，当地妇女对进厂做工心存疑虑，因为有谣言说“工厂要用童男童女祭烟囱，女工要被洋鬼子割乳房”，因此开工前只好到上海招了一批熟练女工。张謇对于招聘上海工人不大乐意，担心带来商业化社会的一些不良风气，认为不如招无锡人。他给沈敬夫写信说：“无锡工人甚好，毕竟锡厂习气少，可用。”“雇上海来人，本厂即须留心察看。”
不过，当地招不到工人的情况很快改变，通海一带劳动力绰绰有余 ，有工钱赚，不怕没人。大生最初招了1 000多人，以后纱锭增加，全厂工人日夜班3000多人，冷落的唐闸变得热闹起来。
第三，南通的工资比上海等地要低得多，成人熟手每天工资最多1角（全国工人平均日工资要1。5～2角） ，固定工人两周发一次工资，学徒职员一个月发一次。
这样的廉价劳动力可遇而不可求。1904 年3月20日，上海《中外日报》报道：内地人工较贱，原料方便，本轻利厚，当地穷人也可赖以为生，可谓一举两得。1903 年上海各纱厂无不亏本，只有南通的大生纱厂赢利，这就是明证。从1907年到1912年的6年里，工人工资在净产值中的比例，由16。4％下降到了6。 4％。
第四，南通地处长江北岸，在长江口和大海之间，三面环水，形似半岛，地理位置独特，战争一般不太会波及这里。产品可以就地消化，不用外销，南通以关庄布（也叫通州大布）驰名，这种手工织布结实、耐穿、御寒，深受东北人欢迎，但织这种布需要大量比手纺纱合用的机纱。何况机器纺纱，一个工人可以抵得上五六十个巧妇。纺织专家李升伯说：“我发现南通的棉花是世界上最清洁干净的棉花，南通最著名的用12支粗纱织制的土布，是世界上最坚韧结实而且光滑滋润的布匹。”大生的机纱受本地市场青睐是可想而知的。1899年农历八月，大生工料总账房给沪账房的报单说：“此月纱未纺出已被卖客定去560箱。”在水陆交通都很方便的三圩镇等处，张謇安排开设了大生的零销点，直接出售小包棉纱，价格优惠，不按上海市场价。大生初创时的几个董事如沈敬夫、刘桂馨等本身就是关庄布巨头，都有传统商业经营的经验，重视经营，所以大生产品几乎不用考虑对外开拓市场，满足本地市场就已够它忙的。这是地利，在很长时间内都支撑着大生的兴旺。当然，利同时也是弊，它使大生一直没有能建立起一个外部市场，进人竞争状态，本地市场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引发危机。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看到。
第五，大生在企业管理上形成了制度化，早在开机前，张謇执笔的《厂约》就对自己和几个董事作了分工，各人职责明确，奖罚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有具体规定，每天下午2点各部门主管举行例会，有什么问题及时在这个会上讨论解决。有研究表明，张謇那时就有成本控制思想，认为不减轻成本，就不能和外国进口产品竞争。
有意思的是，《厂“约》细到对招待客人几个小菜都有规定，平常饭菜二荤二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劳两次。逢节日或招待来客，”八碟“、”五簋“、”四小碗“、”一点“，不得超过这个标准。
除《厂约》之外还有25个章程，规矩多达195条，在当时，这恐怕已是中国人自办企业能达到的最高水准。
长期研究大生档案的肖正德说，大生企业有老职员回忆，他们发信、写便函、记账，对用笔、用纸、用墨和书写格式都有严格规定。保留至今的大生会计档案，百年后仍字迹清晰。
另一个不能遗漏的因素就是张謇个人的影响。张謇事实上已和大生合为一体，不可分割。作为股份制企业的大生纱厂，虽有官股，但官股只拿官利、分红，并不干涉厂务。所以，张謇不认为这是”官商合办“，他自已叫做”绅领商办“（或”绅督商办“），身为总理，他个人虽也是股东之一，但股金不过区区2000两（在全部资本中只占0。4％），而且当时只交出了1300两，另外700两还是沈敬夫帮他垫付的。他在大生的权威从来都不是靠资本、靠股份，而是靠他的状元头衔、人脉资源，他以士绅身份，居官商之间，负责全权办厂，这是他独有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官替代不了他，单纯的商也不可能替代他。张謇与周学熙曾被合称为”南张北周“，其实他和周不一样，《剑桥晚清中国史》中有一句话：”在周学熙恋栈官位时，张謇已辞去了一切公职。这个决定不是轻易作出的。“
大生初创主要依靠沈敬夫、高清、蒋锡坤几位董事，尤其沈敬夫对于大生开创有特殊功勋，张謇直言，他由书生初人实业，一开始不能得到当时社会的信任，在筹款等方面都须仰仗沈敬夫等人的信用。大生筹办4年，张謇奔走于南通、上海、南京，多数时间在文正书院， 1898年还一度 进京销假三四个月。在第一线 直接做事、硬干的一直是沈敬夫，他们之间通信频繁，张謇在外地，会不断接到沈敬夫来信。
开机之初，没有资金，全靠卖棉花和沈家的花布支撑，沈敬夫”四面腾挪应急“，宁可自己的布庄关门，也不让大生停秤收花。大生开机当天，张謇在日记中写下”敬夫始终忠勇可敬“ ，终生对此感念不已。
沈敬夫担任大生最重要的进出货董，但他离开大生很早，当他借口足疾提出辞职时，张謇正想要叫三哥张智回来主持厂务，于是马上就批准了。实际情况是大生纱厂办成后，张謇与沈敬夫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开机前资金枯竭，张謇要造10间机工宿舍，沈敬夫觉得7间就够了。1900 年张謇要在厂里建一个公事厅，沈敬夫认为不必要。另一种说法是，大生开工，沈敬夫借来3万两买棉花，张謇要拿出一半造公事厅，他不同意。在用人上，他们也有分歧，沈敬夫在通海帮和客帮之间有成见，觉得外地人不如本地人朴实。沈和其他同事比如高清之间也有一些矛盾，他提出辞职的直接起因就是和高清大吵了一场。他辞职之后，贱卖了全部大生股票，还写信给张謇与之绝交。
张謇认为沈敬夫憨直。忠实可信，只是度量不够。大生账上有一笔”退隐费“2000元就是给他的酬劳，送了三次他都不接受，最后张謇亲自送到他家，他才勉强收下，但转送给了次女茂筠，说”仍旧还给张家。“沈茂筠是张督的儿媳妇。1911 年。
4月，沈敬夫71岁去世时，大生董事会开会商议给他的退隐费送到1912年12月止。10 年后修《南通县图志》，张謇亲自写的沈敬夫传中说，当年与自己共优患、多次濒临危阻而气不馁、志不折、谋不贰的，只有沈敬夫一人而已。1925 年，沈敬夫的孙子沈燕谋收集张謇和他爷爷的通信12封，张謇看了无比感慨，写下一篇跋文，特别回忆起1900年前的5年间，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十天半月不通信的。
自张智1902年进入大生，日常事务就由他掌管，张智是花布商出身，精于盘算，又做过官，有相当强的行政能力。张智进来后，创厂元老银钱账目董蒋锡坤、杂务董徐翔林相继辞职。1904 年，银钱账目董蒋锡坤谢世，张謇痛不可言，亲写墓表。考工董高清是木材商人出身，负责大生厂房等所有建筑的监工。高清离开大生后，1912年11月的一次大生董事会上商议酬劳，高清和驻沪事务所所长林兰荪，决议明年起仍照薪水致送三年。1913 年高清去世，沈敬夫、蒋锡坤、林世鑫等大生开厂元勋都已凋零，张謇在为高清写的墓志铭中发出感叹：”后之来者，其能艰苦忠实如诸君当日之助我与否？“
张昝做了大生的协理兼银钱账目董、进出货董以及杂务董，除考工董之外，几乎所有厂务一把抓。大生从此形成张誉主内、张謇主外的格局，二十几年没有变动。兄弟两个非常合拍，张眢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人称”三先生“或”张三先生“，”干练不免有些专断“。张謇的眼光要看得更远一些，他说：”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也。“这样的见识是张眢所不具备的。
张謇在兄弟中排行老四，在海门、南通和大生纱厂，人们都喜欢称他为”四先生“、”张四先生“、”张状元“或”四大人“。有位女工93岁高龄时回忆，”四大人是大个子，四方脸，白白的。他不常到车间里来，可是每次来之前，都会先有通知，工头就急忙叫我们快快揩车子，扫地。“一些女工有小孩，家里没人带，就把伢儿带到厂里，坐在放纱的柳条筐里，厂里专门安排人照看，”四大人“见了虽觉得不像话，眉头一皱也就走了。
从张謇8记可知，因为忙于其他事务，他到唐闸的时间不多，并不直接主持厂务，但他对大生的同事非常关心。杜黻周60岁生日时，他亲写寿联，杜去世后在大生公事厅成殓，他亲临主祭，深表哀痛，让大生员工甚为感动。有个创厂时的老人张同寿，追随张謇几十年，办事很忠实，记忆力很强，经手的账目井井有条，更令人敬佩的是其洁身自好，到老还是个穷人，张謇对他极为信任。1920 年南通一带发生时疫，张骞为了爱惜工人生命，忍痛决定大生停机一个星期。
第一次大生股东会自1899年大生纱厂开机以来，其他企业陆续在唐闸开办，广生油厂、大兴（复新）面粉厂、资生冶（铁）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都出现了……办广生油是要利用轧花下来的棉籽；办大隆皂厂是利用广生的下脚油脂；办大昌纸厂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脚飞花利用起来，为大生生产包装纸和翰墨林的印刷用纸；办大兴是因为大生有富余的动力而且每天浆纱织布需要大量面粉；办轮船公司最初是为了大生的运输需要；办懋生房地产公司是因为唐闸外来人口渐多需要住房；办通海垦牧公司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给大生提供棉花；办铁厂是想为大生各厂仿造一些机器设备， 为垦牧公司造一些农具，织布机、轧花车等都造过……
这么多企业集中在小小的唐闸，所以有人称之为”小汉阳“，不同的是唐闸靠的不是国家投资，纯为民间投资。英国人控制的海关（镇江口）在1905年的报告中说：”推张殿撰之意，凡由外洋运来各种货物，均应由中国自行创办。“
很多年后，范旭东还感慨不已地说：”南方的张季直先生，在科举施毒那种环境之下，他举办的工业，居然顾虑到原料与制造的调和，运输、推销，兼筹并重，确是特色。“
在所有这些企业中，大生纱厂是起点，是轴心，也是母体，是资本的源泉。其他企业并没有带来多少利润，有的甚至长期亏损。
到1907年大生举行第一次股东会时，大生对其他企业的投资和往来达到了40万两，这些投资并未经过股东同意，加上这些企业多数不赢利，所以会上议论不少。
会议的记录较为完整地保存在大生档案中。清廷于1904 年颁布《公司律》，此前大生的地位可以说是”无限制、无法律之地位“，郑孝胥提议”改为有限制、有法律完全之公司“，取名为”大生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赞成。至于另外投资的企业，则建议成立一家”通海实业公司“来管理，不与大生发生直接关系，在原有40万两以外加拨20万两，共60万两，算是大生拨给通海的股本，分12万股，每股5两，股票分发给大生股东。
会上有股东提议确立股权，1～100股，每股一权；101股以上到500股的每20股加一权；501股以上到无限股，每40股加一权。另有股东说，这样设计，大股太吃亏，特别是官股。股东张澹如说，官股股数之多，不是商股所能敌，股数多的，权数递减，为保护小股，不能不这样。股东陆叔同质疑，为什么官股一定不能保护小股？
官股代表郑孝胥说，《公司律》不分官、商，凡是人股的都称股东，股有大、小之别，无官、商之别，会场上不可提”官股“、”商股“字眼。王绍延说，商股没有500股以上的股东，所定500股以上每40股加一权，明明是为官股而发。刘厚生说，浙江铁路公司权数用递加法，江苏铁路公司权数至多不得超过25权，两公司都没有官股，但对大股都有限制，可见这是公例，不是专为官股而定。王绍延说，既如此，应将501股以上，每40股加一权删去。1～100股，每股一权，101 股以上至无限股，每20股加一权，多数股东赞成通过。事实上，官股不参与经营管理，对大生的影响并不大。
这一天，离筹办大生已有12年，离开机也有8年了。张謇在会上提出辞去总理之职，全体股东一致挽留，他回答：义务也有尽期，自己已经55岁，精力日减，也当少自爱惜，希望以60岁为限。
新成立的通海实业公司仍选张賽兼任总理，张智兼坐办。实际上，通海只是大生和各企业之间的往来账房。不过，通海成立后，可以明显感觉到，张謇以大生投资办厂的势头减缓了。1907 年以后，大生有多年没有投资办过新企业。
1908年9月14 日，在通海实业公司股东会上，会议主持人一开始就说：各实业和大生有直接关系的，有间接关系的，有获利的，有亏本的。有两个方式，一是扶助，一是消灭，请各股东解决。一位股东报告大兴面厂的账目后，张謇发言，各实业。
中大兴亏损最严重，纠葛最多，直截了当，只有按照商律破产。当时，大生为大兴担保的户部银行借款就有2万两，股东对是否破产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按权数进行表决，主破产的有2 255权，主不破产的有192权，会议通过大兴破产。
此时，通海实业公司欠大生的往来款有21。33万多两，股东会决议不付利息，分5年偿还本金。1911 年，在大生正、分厂的董事联合会上议决：这次会议后，通海实业公司不得再向大生筹借分文。亏损的资生铁厂立时停办，让出厂屋包括锅炉、引擎来筹办布厂。
江北”小上海“现在我们去唐闸，还能看到张謇办过公的公事厅，能看到经受了百年风雨仍在使用的大生仓库，以及在厂区缓缓流过的护厂河（虽然因为污染而变得浑浊） ，按原样修复的钟楼和大生码头，门前的通扬运河还在不息地流动，尽管船只不再有当年的繁忙，老照片上桅杆林立的场面不复重现。但我们依稀还能想象100多年前大生创业时的艰难，以及大生的黄金岁月。
我第一次去大生一厂，看到钟楼和码头，内心激动，虽然已不是可以见证历史的原物。大生码头的牌坊一面本来是”利用厚生“四字，另一面才是”大生码头“，现在仿造的两面都是”大生码头“四字，笔迹还是张謇体。”码头“过去可以写做”马头“，这个”马“字下面却只有三个点，南通因此留下了两个版本的传说。
一种说法是，大生开机后，翁同穌的侄子从常熟来祝贺，张謇带他参观码头的牌楼，他看到”马“字只有三点，问为什么？张謇长叹说：”厂机虽已转动，唯以资金困乏，周转欠灵，一似此马之仅有三足。欲超轶绝尘，良难，良难。“翁得到这个信息，曾帮助筹措资金，支持大生。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汉碑中”马“字三点乃是常见，并非张謇新创。
另一个传说，张謇每次到厂，总要在公事厅的写字间写上几张毛笔字。一天，他给新造的码头牌楼题写”大生码头“四个字，身边的人发现”马“字下面只有三个点，小心地提问，他回答：”造个码头，拢船停车堆栈卸货，主要图个‘稳’，‘马’有四只脚栓拦不住，岂不是要跑的吗？我这个‘马’字三个连点，像三根穿了铁链子的桩子，又好比船上的三脚铁锚儿，稳扎牢靠得很呐！何况，近看是三连点，远看就成一条线，到码头来装卸货物的车主、船老大是不会在意的，也不会和我们为马字少一点而来斤斤计较的。“他接着又说：”写字，贵在立意、言志；办事，要求稳扎、牢靠。“”码头三只脚，才稳“从此成了流传南通的老话。
两个传说为”大生码头“平添了几分沧桑感和吸引力。我第一次去唐闸，因为来去匆匆，只看了钟楼、码头和公事厅，第二次到南通，才知唐闸还有许多保存完好的老工房，不少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沿通扬运河的那条街几经变迁，已很难看出旧时格局，但也有一些老建筑在，比如大达内河轮船公司等，当地一些学者也有意推动唐闸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唐闸非常熟悉的姚谦老先生陪我看了许多老房子，使我对唐闸有了较完整的印象。工房分东工房、西工房和老工房等，有单间的平房，有小院，也有二层小楼。最早的东工房是大生开机前给建筑工人住的，还留有200间。像这样成片保存、仍在使用的老工房，在全国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个地方了。
姚先生告诉我，北川桥头可以说是唐闸的枢纽，由此向西到高岸街，是港闸公路的起点，通往长江边天生港码头，全长六公里，是江苏最早的一条公路。（以后唐闸与南通城之间又修了一条通闸公路。）由此向北，过去是如皋、海安来往南通的必经之道，曾经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繁华一时，江北”小上海“就是指这一片。
以运河为界，河对岸有仓库、学校，还有一个唐闸公园，以及大生开厂之后逐渐聚集起来的居住区。高家小红楼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有三个红色的尖顶小阁楼，现在虽已破败，远远看去还很醒目。昔日的唐闸公园已无，现在的公园是易地重修的。只有一家中学、一家小学还在原来的位置。大生鼎盛时期，唐闸不光有工人夜校、识字班，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南通纺织专门学校）一应俱全。唐闸工人子弟小学处处都有张謇的痕迹，从名为”张謇楼“的旧建筑到新教学楼上随处可见的张謇语录，站在楼上可以看到大生当年的原棉仓库。校门口还有一块很大的铜碑，记录着这个校史，最初的校名很特别”唐闸实业公立艺徒预教学校“，1905年筹办，1906年正式开校，上面有张謇的浮雕，他给这个学校定的宗旨是：增知识，强精神。
大生二、三和副厂大生成功后，曾经想把大生租下的朱幼鸿后悔不已，几次计划在崇明、海门自办纱厂，都被张謇呈文给商部阻止。张謇等人办大生分厂的念头，最早就是为防止外人渗透而萌生的。从1904年6月起，张謇兄弟、沪账房的林兰荪等人就开始向社会集股，并在崇明的久隆镇买下165亩地。因为有了唐闸的基础，此时的天时、人和都与唐闸办厂时不可同日而语，到1906年春，不到两年就集新股60多万两，加上大生商股余利中的近19万两，合计80万两，33个月就建厂成功。
1907年4月17日，也就是大生第一。次开股东会前不久，有2。6万纱锭的大生分厂开机，原先唐闸的纱厂就叫做正厂。随后成立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管理正厂、分厂，张謇在呈请商部注册时大生获准专利20年，百里内不准别家办纱厂，在南通一带取得名正言顺的垄断地位。
与大生正厂不一样，分厂完全是商股，没有官股。当年9月8日，在大生分厂第一次股东会上，张謇被推为总理，实际事务还是和正厂一样交哥哥张智负责（两年后干脆由张智接任总理）。张謇在这次会上说，从前正厂”开办时，一切周转的款项都要他设法筹措，那时他实际上负有无限责任，现在有了股东会，一切都应按有限公司的规则行事，公司既有限，办事人的责任也应该有限。遇到营运资本不足，不能不向股东筹商，以免办事人为难。
后来，正厂改称一厂，分厂也就叫做二厂。2007年5月，我曾到启东久隆镇寻找大生二厂的遗迹。大生二厂在抗战中被日本飞机炸毁，老照片上的城堡式厂房、高人天空的烟囱早已无存，在旧厂址上建起的工厂也已衰败多时，只有几个高大结实的仓库，以及厂外不远小河上的老桥，还能让人怀想大生二厂盛时的景况。
就地理位置来说，二厂“不如一厂，距离内河外江在三四十里外，附近一带所产棉花，核大而丝短，周边没有熟练女工可招，男、女工都是生手。不过，等到二厂：开机时，一厂开机已有8年，二厂的一切规章制度，都可参照一厂并予以改进，能马上进入轨道。二厂的规模、建筑等也都胜过一厂，外墙类似城堡，坚固结实。资金上又有一厂做后盾（开机前就借了20万两做流动资本）。加上大生二厂一半以上是。
英国的新式纱机，出纱多，而且质量好，色白条匀，所以一开车就贏利，特别是1917 年后。从1907年到1921年的15年里大生二厂盈余的纯利就在500万两以上（一厂在开车后的23年里纯利超过1161万两）。
大生二厂的成功，让张謇雄心勃勃，想在通海一带再建7 个纱厂，其中在海门办三厂，其他四、五、六、七、八几个厂分别设在天生港、东台如皋等地，并且在吴淞办大生淞厂。最后只办成了三厂和八厂。实际上，大生赢利的也就一、二两厂，等三厂、八厂开机时，纺织业已经走下坡，没赶上好时光。
大生三厂在张謇的家乡海门常乐南湾，川洪河环绕，离青龙港不远，1913年就选定了厂址，当年5月的《远东时报》报道说：
中国人对于生产事业的注意日益显著，著名人物张謇的家乡南通州的人民，在。
这方面特别活跃，许多年前便开办了若干工厂和纱厂，听说经营都很顺利。
最大的公司之一为大生纱厂，其规模与重要性与年俱增。该厂已经在崇明建立了一家分厂……
董事会曾讨论海门作为一个商埠的重要性的问题，决定在该处设一分厂。
张謇俩兄弟在三厂的个人投资共有10万两左右。1915 年，他们向英国订购了3万多纱锭，时值中国纺织业的大好时机。但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耽搁，纱锭直到1921年才陆续运来。
大生向来在技术上仰仗外国人，聘外国技术人员不仅要出高额的报酬，而且他们一般每月只到厂三四天，上海、南通之间的往来还要另外付外汇。合同甚至规定，只要机器能转动，机匠可以几个月不到厂而照拿工资，厂里建有专门的小洋楼，作为他们的宿舍（现在大生一厂公事厅旁边仍保存了一座这样的小楼）。厂里还要请西餐厨师，供应他们西餐洋酒。1921 年，大生三厂安装机器时，本来也请了英国的机匠，因为专门的洋房没有完工，先安排他住到张昝在常乐的家中，没想到他以招待不周撂了摊子。最后由南通纺校自己培养的学生马季谟等6人，与铁厂技工、纱厂机工一起完成全部安装，为此张謇兄弟都很高兴。张眢说”纺织学生居然替我省了钱，又争了气，岂非天助“。此前，纺校学生仅在1918年协助上海厚生纱厂安装过新机。
1921年1月10日，大生三厂正式开机，因厂成镇，现在的地名就叫三厂镇，当时，那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集镇，处在一大片棉田的包围中，”每当白露节后，远望整个工厂，就像淹没在一片银海之中。“当年厂门外的那条河如今成了车水马龙的马路，只有高高的钟楼见证着80年来的沧桑变迁，现厂里保存的旧建筑还有公事厅和仓库。
张謇兄弟对三厂的投资很大方，股银实收就在223万两以上。为了货物进出方便，甚至从青龙港修了13华里的轻便铁路， 1919年开工，1921年完工，工字钢做铁轨，硬杂木做枕木，火车配有两个车头，三厂”一个，青龙港一个，车厢10节，其中有8节是运货的，年运货量可以达到3万吨。这大概是苏北沿江一带独一无二的一条“ 迷你小铁路”。
三厂到开机前夕，仅官利就付出了近20万两，开机之时就赶上坏年成，所以一直没能赢利。
大生八厂在南通城南的江家桥，后并人一厂，改叫副厂。厂最早在1919年发起建立，等到1921年厂房建成，美国的新机器到货时，却无款提货，连提单都押在了银行。1922年5月13日，在张警的城南别业举行股东常会，主要议题就是八厂归并一厂，理由是八厂离一厂不过十余里，如不归并，进货、出货相互竞争，对双方不利，经董事会决议归并。同时，需要追加投资150万两，按股摊认，每股加60两。张謇在会上解释，“诸君注意加股，归并八厂”非独为营业便利起见，一厂纱锭都是三千年前之物，多半陈朽，所出之纱与二厂三厂相较，已见优劣。得八厂新机纱锭，为之替换，将来出货必良，可无劣败之虞。“加股的事分甲、乙两案表决，（甲）按股摊加60两，即得150万两；（乙）将本届余利44万两、上届余利36万两，共约80万两，完全人股，不足另招。会上先表决甲案，赞成的起立，结果没有通过。再表决乙案，多数起立赞成。此后，大生八厂就成为大生一厂的副厂。
从大生开办之时，张謇就有强烈的商标意识，大生一厂用的棉纱商标是”魁星“，分”红魁“、”蓝魁“、”绿魁“三种，后来副厂用”金魁“，三厂则用”彩魁“。以”魁星“为商标，人们自然而然联想到张賽的状元身份。商标的图案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据说最初设计时，画师不知道”魁星“的模样，只好按打鬼的钟馗形象来画，做了一点小的变化，变成一手执笔，一手持斗。二厂用的主要商标是”寿星“，图案是张謇老友赵凤昌收藏的一幅画，被他偶然看中，念念不忘，几次写信到上海，最后连描摹的纸都寄去，央请老友临摹下来。三厂的商标还有”三星“、”老人桃“……大生几个厂出产的布也各有自己的商标，一厂有”财神“、”孔雀“等，二厂有”寿星“、”龙凤“、”一支桃“等，三厂有”双龙“、”团龙“、”云龙“等。
为商标的事，大生二厂和三厂之间后来曾发生冲突，要张氏兄弟来裁决。1926年6月8日，二厂给他们写信称：二厂用于平布的两个商标”蓝龙“、”龙凤“，此前因为三厂说”蓝龙“形似他们厂出的”云龙“布牌，要求取消，二厂已经停用。最近，三厂又要二厂取消”龙凤“商标，原因是三厂认为他们销往东北、山东等地的布都称”龙布“，而”龙凤“牌也有一个”龙“字，担心二厂货品不齐，损害”龙“牌名誉二厂对此不满，觉得商标同用一字，先例很多，近如”魁星“、”寿星“、”三星“，都有一个”星“字，”金魁星“牙口”魁星“还有两个字相同。三厂的”老人桃“纱牌，实际上也和二厂的”寿星“形似，二厂也并没有提出质问。张智批示：”龙凤既为二厂所独有，有何抵触？“他说，工厂使用商标，本来是各家有各家的标志，使购买者容易辨别。三厂定布牌为”龙“，取所在的地名青龙港之意。二厂所在地九隆镇，”隆“与”龙“谐音，也是以地为名。张昝希望两厂不要再争了。
通海垦牧公司”营志重于营利“，是张謇的宗旨，大生一厂在唐闸开机还不到两年，1901年，他就把目光投向了茫茫海滩。高天大海之间，长江新冲积出来、无人开垦的大片荒滩，极目远望，只有苍天白云，海潮往来，海鸟起伏。他想把这些荒滩开垦出来，种上棉花，作为大生纱厂的原料基地。在通海垦牧公司最初的20多万两股本中，大生的正式投资虽然只有2万两，不到10％，但垦牧公司开办后，每当经费上遇到困难总是仰仗大生的接济。
垦殖比办厂还难，光是解决那些荒地、盐碱滩的产权就花了整整8年时间。在这漫长的8年中，张謇一边安排人筑堤开河，一边与各方谈判产权问题。
通海垦牧公司早年，修路筑堤、开河，所有人住茅屋、吃淡饭，夜以继日，艰苦卓绝。荒滩上行走困难，盐碱土上长不出蔬菜，连沟里的水也不能喝，生活可想而知。每天早上一出门，面对的就是一片茫茫海滩终日不见一人，中饭无从着落，尤其冬天，张謇吩咐每人切几片年糕，烘熟了，用纸包着，放在棉衣口袋里，用人的体温给年糕保温，饿了拿出来吃。他自己来这里，也是如此。到了春节，张謇会派人从常乐的家里送馒头、包子、年糕来。
以副经理主持垦牧公司的张謇门生江导岷（字知源） ，具有坚定而朴实的性格，工作负责，不分严寒酷暑、风雨霜雪，规划水利、招徕佃农。张謇早年来时，乘独轮小车往来垦区，他会赤足相随。（他们师生情笃，张謇故后，在”慕畴堂“开追悼会，江导岷声泪俱下，失声痛哭。）在1902年、1905年的几次大风潮中，他都在现场主持，在狂风暴雨面前守卫危堤，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退缩。
1902年的那次特大风潮，工人在危堤上有点儿退缩，关键时刻，张謇亲临现场，不断呼喊：”堤不可破，我们要以所有血汗与大风潮做殊死搏斗，抢护到底！“他彻夜未眠，衣履尽湿，最后大堤保住了。他在海边建了一个龙王庙，那一带，至今仍有一片残存的水泥墩，是当年修筑的海堤，名为”挡浪墙“。2007 年5月我在朋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找到这片很特别的海堤，大约还有一里长。
通海垦牧公司的资本来源，除了股东投资，还有佃农”写田“（为承种土地订立契约）的”顶首“ （押金），1907年”写“出5900多亩土地，收入”顶首“1。78万多两（至1927年，”顶首“收入共有39。4万多两），也有佃农出不起”顶首“，以劳力投资。海门地少人多，垦殖招募的多为海门人，他们有一股子劲儿，吃得起苦，经得起风吹雨打。
初围出来的盐碱地上只能长芦苇、茅草，还有紫红的盐蒿，要蓄淡洗盐、种青之后，土壤才会渐渐变淡。芦、草烂在地里，土地才会肥沃起来，可以种棉花和其他作物，一开始连蔬菜种出来都很小，后来慢慢就好了。一开始，张謇就知道，开垦这片荒滩，没有一二十年不会见效，所以才提出垦牧互补，从长计议，就是想在围荡后先种草放牧（主要是放羊），一方面有收人，另一方面可利用牧场的肥料改良土质。他自称”东海牧夫长“，很喜欢画家给他画的那幅《东海牧夫长五十小像》。
张謇曾说过，办垦牧只做三件事，筑堤、开河、修路。等到生地变成熟地，荒滩变成棉田，公司与棉农分享每年的收成。这些地，股东有底权，佃农只有面权，所以佃农死后不能在自己承佃的土地下葬，为此他又专门划出200多亩地作为公墓，取名”久长圩“。
十年后，通海垦牧公司有了起色，1910年开始有收益，以后不仅每年有棉花供应大生，而且能在资金上帮助大生，特别是大生走下坡后，1924年还以棉花抵现金借给风雨飘摇中的大生二厂。
海复镇的兴起，就是因为通海垦牧公司。这个地名也是张謇起的，这是公司的所在地，有一条中心河，四周被新围垦的田地包围，道路、河渠、水沟、堤坝，切割得整齐有序。春天，蚕豆熟了，秋天，棉花熟了，一眼望去，田野上一片成熟、收获的风景，令人心喜。相隔近一个世纪，我到海复镇那次，正值蚕豆、小麦熟时，满眼都是丰收景象，这就是张謇留下的恩泽。当地有一句老话：范公筑堤，张謇种棉。一般张謇到海复镇都会住下来，然后乘独轮小车，从一堤到七堤沿途视察。
通海垦牧公司的办公大厅里，挂着一块张骞手书大匾”慕畴堂“，每次他来，都会在这里集合职工讲话，少年时代随父辈听过他讲话的中学教师秦延福，多年后仍清楚地记得，他那次讲的是”桃花源“和田畴的故事。张謇仰慕东汉末年的奇人田畴（字子泰），神往于其手创的”桃花源“ ，想在黄海边的荒滩上建起一个新世界的雏形。他给公司定下细致的规则，而且得到了有效的执行，连折了一根树枝都要罚款。当地老百姓始终记得张謇的好，没有见到他做坏事。（张昝在垦区的印象就不如他。）
早在1901年张謇公布的招佃章程中，有一条就是劝佃户多种树。垦区的路边田头都种上了树，从柏树槐树、冬青到银杏等。他说棟、椿、柏、桐都是海滨相宜的树，其次是桑、柳、榆、槐。每次他来，房屋、田地，总要到处走走看看，看到公司墙壁不整、砖地损坏，他会马上吩咐修补。连沿途的树木品种、棵数、种树时间，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嘱咐职员要从小处着眼，一记录在册。他来时，经理们都盼着天上下雨，这样既可以避免他视察时不断提问，而且可以请他写字。
1909年，刘厚生应张謇之约出任大生二厂经理，当年秋天，张謇到二厂小住三天，然后一同到20里外的垦牧公司巡视，前后三日，有时步行，有时乘独轮小车。
江南出生的刘厚生第一次来到垦区， 见到一派空旷的黄海之滨，简直就是一个阔大无比的围棋盘，只是长方形的格子和棋盘上的正方形有所不同。走近看，他发现每个长方形外边都四面环绕着小小的沟渠，沟渠外是纵横交错的道路。陪同他们的江导岷说：初办垦牧，产权确定后，第一步就是筑堤防海潮，然后将里面的田地划为7个大区，每个区的四周都疏通河道，河以内按面积大小划成”井“字或”十“字形，分为若干堰，堰有堰河，每堰再分给若干窕，境为长方形，一境有25亩，境也有境河，互相衔接。
此时离开垦已近10年，熟田还不足3万亩。张謇告诉刘厚生，每个长方形里面的地由一户佃户承种，长方形里各种不同颜色的花朵，就是棉花最初开的花，花瓣落地，就成了有核之棉，农家叫做籽棉或籽花。每亩出产的籽棉不等，佃户和公司协议分成，一般是六四分。
一路上，刘厚生听了张謇与江导岷的对话，特别是他们商量垦牧公司的未来计划。他禁不住说了一句：”四先生，你不愧为真正的书呆子，你竟把童年时代八股所引用井田学说的陈腐烂调，一件一件地实行起来了。“这句话让张謇兴奋不已，他张开大嘴说：”厚生，厚生，你方是我真正的知己，别人都不了解我也。“回到大生二厂，他对刘厚生说，自己童年过的全是海门农家生活。海门虽与南通接壤，但民众的性格气质都很不相同，通州人安土重迁，很少往别处营生，种田之外，大都以纺纱织布为业。他办大生后常去上海，发现拉洋车、推小车的，90％ 以上是海门或崇明人，他们的生活都很困苦。他们之所以要外出谋生就是无田可种。
所以，他想到范公堤外的海滩，南北绵延600里，可垦的荒田就有上千万亩。既然朝廷没有做这个事，他就想自己着手，先办一个公司作为试验。张謇的设想是，在沿海五县开垦棉田100万～200万亩，可供50万～100万人的生活。”这种事业，我如不做，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肯负此责任也。“
张謇接着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是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我知道我们政府，绝无希望，只有我自己在可能范围内，得尺得寸，尽可能的心而已。“《剑桥中国晚清史》注意到了这一点，评论说张謇通过办纱厂成为一个卓有成就的企业家后，再去办垦荒教育、水利等，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位儒者，忠于儒家的教诲。张謇手书的《垦牧乡歌》最后一句”谁其辟者南通张“，其中透露着他内心的喜悦和得意。
辛亥前夕，公司成立了10年才开第一次股东大会，” 慕畴堂“里容不下那么多人，改在公司的大栈房召开，张謇临时写了一个横幅，上书”大利在农“四个大字。
这次会上，每个股东都分到一把折扇，扇子的一面是公司的地图，另一面是张謇手书的公司创业史，其中有”缕缕心血，贯以十年……有此沧海之田“这些话。他在演讲中回顾10年的艰辛，极力肯定弟子江导岷等人的劳绩，无比感慨地说：”今各股东所见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而十年以前，地或并草不生，人亦鸡栖蜷息，种种艰苦之状，未之见也。“演讲中他再次向股东表达了自己建设一个” 新新世界雏形“的志愿。
就是在这次股东会上，张謇提议把原来的3000多股按4000股分派，多出的近千股作为红股份，给南通师范学校450股，公司职员460股，原来没有股本的职员都分到了。多数职员是从练习生和学生中选拔的，初进公司，20岁以上的称练习生，20岁以下的称学生，都算是张謇和江导岷的学生，张謇来垦牧公司总是穿竹布大褂，布袜布鞋，职员也都是布衣布鞋，没人穿绸衣服。他说：”盐垦是农村工作，农民都是布衣布衫，公司办事员穿得好，失去本色。“他要学生注意节约，还要他们天天记日记，可以使自己有长进。学生日记写得好的，江导岷会交给他看。公司还印发了他的《通海垦牧公司十年之历史》、《张謇垦牧手牒》等，供职员学习。对公司事务，张謇要求学生样样都学，不仅要学会计，还要学种田、种菜，学管理，学草务、牛务、杂务，”你不懂田务，如何管理公司？议租时若有佃农虚报，你如何懂呢？“尤其要他们注意海滩的涨塌情况，特别是注意每年涨了多少。
有职员回忆，张謇跟人说话并不颐指气使，而是很有礼貌，脸。上总是带着笑容，他常对职员说：”对佃户要客气。佃户好比两只手，而你们好比两只脚，没有手种田，衣、食、住就无来源了。“他吃菜以素为主，很简单。吃饭时还要让公司职员、学生上座，自己作为主人居末座。
要在荒芜的海滩上建设”新新世界雏形“，张謇说：”佃农的子弟没有文化，就不能建设、改良农业，因此要上学。“每一堤都建了一所垦牧小学，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垦牧乡高等小学，现在海复镇外的东南中学校园里仍保存着当年的老校舍，近百年后还在使用。”新世界，垦牧乡。新少年，小学生。“他写的《垦牧乡小学校歌》透着理想和朝气。
另有一个三余镇，是后来随大有晋公司而兴起的，那里的水利工程做得特别到位，明沟、横河、竖河，都与大河、大海贯通，很有层次，为了防止海水倒灌，还造了四个大闸。当地百姓都说张謇是办了些好事，没有人讲他的坏话。农民喊他”张四老爷“，他说：”现在民国了，不称“老爷‘，叫我’张四先生‘好了。”
“父教育”和“母实业”张謇有个很有名的说法：父教育，母实业。他对教育的热情比办实业还高，他觉得要普及教育就要多办小学，小学是教育之母，但是办小学需要师资，所以他第一步选择办师范。1902年，大生开机不到三年，他就开始筹办“通州师范学校”。
那时一般都叫“学堂”，张謇称“学校”还是超前的， 10年后，新生的民国教育部才通令全国的学堂一律改称学校。
张謇青衣小帽、独轮小车，在南通城内外寻找合适校址，最后选中南门外半废的千佛寺，这是明代万历年间建的一座大寺院，鼎盛时期有200多和尚，七进殿堂，千尊佛像，1901年发生一次火灾，正殿被毁，留下了几十间年久失修的房屋，濠河三面环绕，周围空旷，是个比较理想的地址，他还看中了寺庙内的几棵百年老银杏树。加上千佛寺没有田产，只有一个和尚，安置起来容易。
等到破土动工，工人讲迷信，怕得罪神灵，不敢下手，张謇说时不从古，亲自动手拉绳索，首先拉倒一尊佛像，工人才敢跟着动手。改寺院办学在当地曾引起舆论非议。，免不了有反对声，好在朝廷颁行过改天下寺院为学堂的诏令。迄今南通仍流传着一句歇后语一“千佛寺改学堂一时不从古。”
测量、设计绘图，都是张謇自己动手，接着，雇工挑土填河、拓地，光是淤泥就挖了1。4万船。然后，或改建，或新造，大雄宝殿改成礼堂，文昌阁改成教员室，到1903年共建成平房104间，楼房172间，廊庑116间。
1903年2月14日，张謇开始住在通州师范校园，他在南通办事时，几乎都住在这里，直到1909年博物苑的花竹平安馆建成。当月，通州师范对外招生，分为本科和讲习科。4月23日，本科生复试的试题是他亲自拟的，经义兼国文的题目是“先知先觉释义”，历史题为“三代学制大概”，地理题为“中国生业物产大概”，还有两道算术题。其中大约可以看出他的怀抱、用意。考试那天，大雨滂沱，从早上一直下到中午，学生都是撑着油纸伞来的，监考的教习中就有以后鼎鼎大名的王国维。
4月26日，通州师范开学前夜，总理张謇和庶务宋龙渊检查学生宿舍，宋龙渊举蜡烛，他拿锤子，在每个房间门口钉名牌，把钉子敲牢，直到后半夜。厕所、厨房也是他亲自布置的，他说：“办学堂，要注意这二处的清洁；看学堂，先要看这二处是不是能清洁。”。
第二天举行开学典礼，他穿了輸林院修撰的整齐冠服到场，地方官绅都来向他道贺，在第一届学生、后来留校的教育家顾怡生记忆中，“寿松堂上，一时翎顶辉煌，张先生与之周旋言笑，手持：二尺余长之淡色巴菰烟筒，且吸且谈。”那一天，张謇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通州师范开学比大生开机还要令他激动。不过他那天嗓子不好，没有讲话，书面的演讲词当晚在礼堂西廊张贴，“坚苦自立，忠实不欺”的校训就出自其中，他希望这八字成就南通学风。第二年他又亲自写了校歌，请上海的音乐家沈心工谱曲，并专门到外地请人来教唱。当中“民智兮国牢”一句，连续重复三遍，令当年通州师范学生终身难忘，视为座右铭。
张謇不可能直接管理学校事务，主要靠他早年的得意门生江谦（字易园）。他先后请的老师有王国维、陈师曾等，还有8位日本籍教师。王国维当时学术上还没有建树，他教的伦理学，讲义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他年仅26岁，比许多学生年龄还小，在那些拥有秀才、贡生、监生等功名的学生眼里，他没有受到多少尊重，只教了半年就离开了南通。陈师曾是陈三立的公子、陈寅恪的哥哥，后来成了名画家，。
1909～1913年他任教通州师范，教的却是博物学科而不是图画。
通州师范开学不久，张謇到日本考察了70天，“虚着心，快着眼，勤着笔”，处处留心，向走在中国前面的日本学习，写了一册《东游日记》。参观学校时，他不光对建筑、课业内容等了解得很细，连师范，小学、幼稚园的课桌椅子长短、高矮，他都一量过尺寸，详细记下，对儿童玩的火车游戏的积木玩具也看得出神，连厕所都看得很仔细。到农校，他还和学生共餐，了解学生的伙食。《大阪朝日新闻》多次报道他的行程，称他是知识精英兼实行勇士，不是一般的走马观花者。
开办通州师范的经费大部分来自大生纱厂，在张謇主持的董事会上作出决议，原来按13份分派的余利，匀出一份，按14份分，一份作为通州师范的经费。此举得到占官股大多数的南洋大臣的同意，商股中许多股东也表示同意。从1903年到1907年，南通师范耗费的18多万两，有2／3就来自这笔钱。另外1／3经费则是他和张昝、沈敬夫等人从自己的分红中捐出来的，他说过一句话：“家可毁，师范不可毁。”
1907年在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上，张謇报告大生12年来的历史，一口气说了一个半小时，他说自己从德国俾斯麦那里得到启示，想从教育着手救国，要办教育，不能赤手空拳，所以，只有先办实业。对于大生给通州师范拨款，他解释说：实业和教育应该相互灌输、相辅相成，大生纱厂“之所以获利优于其他厂，地利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地是南通之地。其他地方的开办费他不知，苏纶纱厂”开机前就耗费了10多万两。大生未开机前44个月，实际开办费仅9 300多两，绅董都没有支一分公费。绅董都是南通之人。因为这两个原因，通州师范可以享有大生纱厂的回报。
股东郑孝胥提出，拨助师范经费是总理张謇个人的道德，和公司无关。现在既然按法律办理，应该另议分红章程。股东张右企提出，总理定的旧章，余利、花红按14成分派，非常妥当，似可照办。但公司既然不承认协助通州师范的经费，那就应多定总理的花红，将通州师范经费这1成包括在总理的花红内。郑孝胥说：总理花红至少须得14成内的1成半，所有补助校费及酬报赞助的股东，都由总理自己斟酌。股东张澹如认为，如果只定1成半给总理，总理自己肯定不会多拿，中间又包括通州师范的经费1成，那么给总理的酬报就太少了，主张定为2成。
张右企发言，经股东挽留，总理答应再担任5年到60岁为止，如果以后选出的总理不这么办，那通州师范学校的经费就没有着落了，应该如何保全，也应公议。郑孝胥说，等到另选总理时，再由董事局公议办法不晚。多数股东表示赞成，最后决议花红还是按14成分派，办法为：股东10成，总理2成，五所所长及机匠1成，各执事1成。原来通州师范经费的1成包含在张謇的花红中。
1911年，经张謇提议，通州师范得到通海垦牧公司的450股作为校产，以保证办学经费。通海发放的股票，每股按100两计，折合规银4.5万两。在1926年7月发的股票上有通海垦牧公司总理张謇、协理江导岷的署名和印鉴，明确450股可以分地9 900亩……
张謇有一次看到通州师范上课用的生物挂图，觉得教学效果不好，有意在学校边上建一个植物园。当时他建立京师博物馆的提议没有得到回应，想在南通自建一个， 1905年开始动工，种了大量不同品类的植物。第二年再建博物馆，后来还有动物园，合称为“南通博物苑”（花费约4.9万两）“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在这副流传很广的对联中，我们不难体会张謇的用心。“博物苑”共有中、南、北三馆，1906年建的南馆是博物楼，是个二层的西式小楼，楼上半圆形阳台的两边挂着他手书的这副对联，至今仍在。同年建的中馆很小，最初是“测侯所”，作为天气预报的机构，尖顶小楼是后来加的。北馆是一幢朴素 的两层中式风格小楼。
张謇在细微处都很用心，有他的大量手札（纸条）为证：
“天睛博物苑工赶做，木材今日到校，一切种子须下地……博物馆砖墙用条砖，勒脚用三副，勿用洋砖。木材即行配全。”
“移大柏树千万勿伤根，栽时千万须人督察。”
与博物苑相邻的南通图书馆，由他筹款2.6万两建立，每年的年费就要1.5万两。
在通州师范之后， 1905年他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南通大学的前身农校、纺校、医校等专门学校也相继诞生，医学专门学校由张家两兄弟私资捐办，纺织专门学校是为大生几个厂提供人才的，办学经费由大生三个厂各负担1／3。
在家乡海门常乐，张謇在1904年私人捐资办了第一所小学，校舍施工时他就要求“30年不要动斧头凿子”。一次遇到台风，边上的房屋都倒塌了，只有这个校舍抗住了。校训“平实”是他定的，校歌“大家爱国先爱乡”是他写的词。他在常乐还办有多所小学，包括女子学校。2007 年春天，我到常乐寻访张謇遗迹，已经一所学校也找不到。他自称办教育的出发点就是要养成健全公民，从他亲自为学校定的那么多校训可知，这些学校虽各有目标，共通的就是艰苦耐劳。
1920年，他邀请美国的杜威先生到南通演讲，这位世界级的教育家、哲学家对南通教育的肯定和赞誉并非出于客套。到1922年，张謇70岁时，南通有60多所高小350多所初小，还有7所初中，大体上做到了普及小学教育。
从立宪到共和庚子之变以后，清廷担心东南出现一个新的得到中外认同的政治重心，开始重视拉拢南方的社会精英，1904年，上谕给张謇加三品衔、头等顾问官（原来他的翰林院修撰只是六品），这虽然是对他办实业的奖励，也未尝不含有拉拢的意思。
从1900年推动“东南互保”到后来收回路权运动，张謇和东南精英人物赵凤昌、汤寿潜、郑孝胥等人结交，这个圈子在晚清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走向与命运。1906 年，预备立宪诏书的下达与他们多年来的奔走分不开。同年11月，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张謇当选为副会长（后为会长），人会者都是一时精英，东南工商界、出版界、教育界、报界的重要人物几乎囊括其中，比如高梦旦张元济、狄平子、孟昭常、孟森等，有一半会员都曾投资办企业，包括荣氏兄弟、李平书、虞洽卿朱葆三周金箴、王一亭、王清穆等。
留日归来、年轻而有活力的雷奋、杨廷栋成为他的得力干将。我在南通档案馆看到过当年预备立宪公会交纳会费的一张收据，印制漂亮，绿色边框，红色印章，百多年后仍光鲜如初。张謇认定：“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得寸则寸的思想在他心目中扎根已久。1901年，他起草《变法平议》，提出42条非常温和的改革意见，没有被朝廷接受，他失望之余，即决心从实业、教育人手，在民间层面作努力。凭借自己办实业、教育的基础，以及多年来奔走立宪，他和汤寿潜不仅望重江南，而且成为全国立宪派的领袖人物。
1906年秋天，为了在家乡普及宪政知识，推动地方自治，张謇特意在通州师范开设法政课，请留学日本的杨廷栋前来主讲，同时为地方“法政讲习会”讲课。
早在通州师范开办不久，因为编印教材、讲义的需要，大生也要印账册、商标等，1903年，以大生纱厂为主集股办了一家翰墨林书局，《日本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英国议会史》等译作都在这里出版。以日本地方议会制为蓝本的《地方自治纲要》也是1907年由翰墨林书局印制的。张謇将这些书送给官、商、学各界友人，包括铁良这样的朝廷重臣。有一次，慈禧太后看了《日本宪法义解》，对王公大。
臣说了一句“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没有读过此书的显贵们当时瞠目结舌，赶紧派人到上海去买书。
1909年，全国各省咨议局成立，张謇毫无悬念地高票当选为江苏咨议局议长。
处处以日本为师的他，不仅给通州师范请了许多日本教师，在南京建咨议局大楼前，他还派孙支厦去东京考察日本国会，不只是了解议事规则，还要把日本国会的建筑图纸画回来，现在南通档案馆仍保存着孙支厦当年画的多份草图。
从1909年到1911年，张謇等代表的立宪派以咨议局为依托，先后发起三波全国性的国会请愿浪潮，他联络江南的督抚，与各省咨议局代表磋商，参与起草或修改请愿书。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吁日报》对他大为赞赏，在1909年10月30日的报纸上称他为“伟大人物”。1910年1 月21日，请愿代表谒见朝廷王公大臣，《申报》报道，权重一时的庆亲王对代表说：“诸君由国民公举来京，足见我国民之可爱可敬，我亦国民一分子，岂不关心国事？况现时各国均行宪政，我国断无不实行宪政之理。此次请愿，我有一分力量定为诸君献一分力。”随后问及汤寿潜、张謇两君对此事的意见如何。各代表回答，汤、张都极力主张。庆亲王又问张謇为何不来？
代表回答：张是议长，未能前来。请愿书要求朝廷立即颁布议院法和选举法，一年之内召集国会，但措辞很有分寸。居中堂之位的那桐问代表：“请愿书前日已经见过，词意都极为得体，出于何人手笔？”代表回答：张謇的主张为主。
庆亲王等权贵重视张謇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办大生成功，他成了工商界领袖，因为办教育有成，他先在1906 年创立的江苏教育总会上被选为会长，后被选为中国教育会会长，在江苏咨议局他又被推为议长。在朝廷外面，他的一言一行无不引人注目。
1911年5月，张謇受上海、天津、湖北广东等地商会公推北上时，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已经落幕，立宪派一而再、再而三的热情呼号，换来的只是清廷提前三年（到1913年）召开国会的承诺，并不许代表再次请愿。张謇此次进京离他上次戊戌年南下已跨越了14年，14年来，他以南通为基地，大办实业、教育，推动地方自治，开创风气，在东南乃至全国都是众望所归。朝廷对他表现出了意外的倚重，视他为长城。他虽低调进京，不想惊动各方，然而，王公大臣、满汉显贵的宴请、迎送还是让他应接不暇，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的。重头戏当然是摄政王的召见，他当天的日记记得很详细，年轻的摄政王不仅赐座，而且称许他在外办事辛苦，名誉甚好，朝廷深为嘉慰。他回答，自1894 年、1895年以来就注意实业、教育，后来国家推行新政，又办地方自治，自己虽然没有做官，但未曾一日不做事。当时，清廷已风雨飘摇，处境维艰，张謇是状元，又是新型的实业家、教育家，对已故的光绪帝怀有感恩之心，确有在朝廷和民间之间做桥梁的意图，希望朝廷早日立宪、变革求新。他暮年回首，自己的一生最重要的事不是实业，不是教育，也不是南通的自治，而是立宪的成败。
但是历史的脚步等不及了，就在张謇南归之际，武昌起义的火光映红了滔滔长江。他在长江轮船上目睹革命的爆发，最初还想挽救他多年来寄予希望的王朝。
当他发现，被腐败的达官贵人们蛀空的清廷已无可救药，只有接受共和才是结束动荡、重建秩序的最佳出路时，他迅速作出了自己的抉择。1911 年11月27日，他写信给许鼎霖，不为爱新觉罗争万世一系的皇统，除共和之外没有另外的路可走。他亲自写下《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并再三敦促北上途中密谈过的故交袁世凯转向共和。
中国有力的实业家张謇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说，加速了清廷的崩溃，因为他代表的正是那个时代对朝廷怀有感情的民间实力派。
辛亥革命的发生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和革命派在观念上有差异，这都是事实。
但是他也资助过1907年在上海创刊的革命派报纸《神州日报》，亲笔题写了报眉。
1908年，他曾出面致电两江总督端方，保住了革命党人陈陶遗的命。他和青年黄炎培有私交，虽然他不知黄炎培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他从立宪转向共和并不突兀。
1910年，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时，张謇就对清廷感到失望。当年，美国工商代表团来访，《大赉访华日记》中提到，不会英语的张謇在南京、上海接待他们时，通过翻译，他们就立宪等问题进行过兴致勃勃的讨论。这位美国人在与张謇等人的接触中不无意外地发现，“商人与官吏之间存在对立情绪，我清楚地察觉他们之间的裂痕业已扩大。”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G。E。Morrison）和张謇共餐时说，中国各方面言论不一致，国会召开后可能要发生严重的意见冲突。张謇却认为，意见不一，是因为缺乏能协调和集中各方面意见的政党，隐约透露了组党的意愿。
孙支厦的回忆还提供了这样的细节，当时南京咨议局大楼没有完全竣工，接待美国代表团的临时餐厅就安排在这里，张謇对这次国民外交看得很重，布置极为华美，四周都用天鹅绒幕，内有乐队，地面全部铺上地毯。大餐是特别请上海理查饭店和卡尔顿包办的，甚至特制了一种白色矩形瓷砖，上面有交叉的龙旗和美国星条旗，以中、英文说明这是中国江苏咨议局赠给参观团的纪念品。这个代表团回美国后，在报纸上大大地赞美张謇，有人翻译给他听，他很高兴。1911 年春末他北上的使命，就是要朝廷同意他们和美国在工商业方面开展合作。
这次北上途中，随行的雷奋认为清廷断无不倒之理，爱好和平的各省咨议局议员如果不肯出头，局势将不可收拾，为此恳切地忠告张謇：“切勿因为自已是清朝状元，要确守君臣大义，而躲避现实。须知皇帝与国家比较，则国家重于皇帝。”当时在场的刘厚生证实，张謇以十分欣悦的态度完全接受这个建议。这一切都为张謇转向共和做了铺垫。
孙中山主持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如果没有张謇帮助筹集的经费，几乎不可想象。因此，有人说张謇是中华民国实际上的“助产士”，孙中山最初想请他出任财政总长，他坚决不接受，这才改为实业总长。他以大生一～厂名义为南京临时政府借款70万两，其中第二次是1912年2月2日，由他出面向日本三井洋行抵借40万两，定期6个月，以大生全部地基、房屋、机器和其他财产做抵押，借款合同共十条，其中的一条是：“该厂嗣后应用之煤炭、木料机器及一切附属品，有需购买之时，倘三井承办之价与别家不相上下，总须先尽三井商订承办。”
南京临时政府面对的头等大事就是筹款，张謇已经尽了力。
辛亥革命前夕，南通学生剪辫子已成为一种风气，张謇担心风声传到外地，北行进京前夕专门到通州师范，将70多个已剪辫子的师生召集到理化教室讲话，他说：用功读书才是学生的本分，要朝廷立宪，要国家富强，不关辫子的事。你们这样盲动，和我的关系很大，我此番进京，不能不防备被人传出。吩咐他们赶快装一条假辫子，以后不可再有越轨的行为。当时在场的学生徐海萍回忆，他讲话时声泪俱下。
不料相隔不到半年，旧历当年十月廿四日，他自己也在上海剪下了辫子，还寄回南通给张智，日记中称这是他一生的纪念日。
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曾给日本外交部递交一份《成立共和后的中国新旧人物调查》，包括孙中山、黄兴、张謇等95人。在记录年已60岁的张謇在政界和实业界的活动后，有这样一段评语：“他尽毕生精力搞起来的通州工业今日之发达，足以证明他是中国有力的实业家，再加上他的才学和声望，他今后将会活跃在中国的政界或实业界的。”
张謇在实业总长任上为时极短，两个月就辞职了。此后，他在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担任农商总长，也不过两年多，值得肯定的是在他任上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民营企业、推动工商业发展的法律、法规。
1912年1月3日（辛亥年十一月十五日），张骞以实业总长身份与孙中山谈政策，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交谈，他在当天日记中对孙中山的评价只有四个字：“不知崖畔”，这简直就是“孙大炮”的另一版本。1922年，他的独子张孝若去上海看望孙中山，孙中山题签送了一张照片给张謇，还签名送了一本英文实业建设计划给孝若，据说孙中山当时说过一句话：“我是空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
名副其实“张南通”近代史上有许多人物生前便和他故乡的地名连在一起，成为全国通行的名词，比如康南海、梁新会、袁项城、李合肥等等，张謇也被称为“张南通”或“南通张謇”，但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大半生致力于故乡建设，开创了迄今仍惠及后人的事业。
初在唐闸办大生时，他虽有状元头衔，毕竟海门农家出身，地方官员、士绅并不买他的账，为了办厂“集股的事还发生过300多名秀才和他大闹的事。等到筹办通州师范，大生赢利，他已拥有一定实力，地位上升，但最初也只能靠自己筹资，几个好友赞助，不足部分只有负债，不敢牵动当地政府和土绅，可见他在南通办事并没有一呼百应。当地还有人误把”张謇“读做”张骞“。他在南通的地位是一步 步确立起来的。
”地方自治“这个名词从日本译过来，张謇最早使用这个说法大约在1905年，他自己更习惯的说法还是”村落主义“。1912 年，在华40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对他说，中国如不能普及教育、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和公共卫生，必定不能实行共和，也不能发达。这四件事要比练陆海军更重要，究竟有几个省能试行？张謇猝然难以应对。但这一席话对他启发很大、影响至深，他马上写了一篇《感言之设计》。早在1901年，当那份温和的《变法平议》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大致赞成，却未能被朝廷接受时，他对晚清新政就已灰心。他在写给汪康年（中国近代著名报人政论家）的信中说：”新政殆无大指望，欲合三数同志从学堂下手，以海滨为基础，我侪所能为者止于此。“这就是地方自治念头的萌生。1908年，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后，他可以在南通名正言顺地推行自治。听到李提摩太这番话，他事实上已经实践了十年。1915 年，张謇在政治上不能施展他的抱负，回到他的”村落主义“，希望脚踏实地把南通建成一个” 新新世界“、一。个”新世界的雏形“。此时南通的实业、教育都有了相当基础，成为他推动地方自治的两个有力翅膀。
他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南通原本是个偏处一隅的小城，”十字街放个爆竹，全城听得见“。在他1895年筹办大生之前，城内人口不过4万，没有任何工业，只有零星的手工业，人们按农业社会的节奏过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至今已有1 500年历史的濠河，是南通的灵气所在，这座被濠河四面环绕的小城很特别，没有北门，”狼山无狼，长桥不长，南通无北门“，我夜游濠河，船夫告诉我这个顺口溜。南通历来流传，”富西门，穷东门，叫花子南门“，张謇的目光恰恰就放在了南门外，濠河以南的荒地，他那些新规划的事业大都在这里。
原来南通城中心是围绕州衙门］形成的，自清末开始尤其是进人民国后，中心逐渐转到了濠河南岸一带，成为南通的新城。这是张謇建立的新中心，模范城的中心，南门外新整修的马路就叫”模范路“。旧城民房矮小密集，街道狭窄，宽不过两间，只能通人力车，新城道路宽广，可通汽车，沿着濠河和模范路，从通州师范、图书馆、博物苑到更俗剧场、南通俱乐部、有斐旅馆、桃之花旅馆，他的”濠南别业“和张督的”城南别业“隔河相望，他的”濠阳小筑“、女工传习所、通海实业银行、绣织局，大致上也都沿着南濠河两岸，在这里，南通向外界展示自己最近代的一面。
濠河半是天然，半是人工，宽阔处如湖，回环曲折，依依环绕着南通城，而且和长江运河相通，真正是”水包城，城包水“。那时的濠河水要比现在清得多，城南一带，水深且阔，随潮水涨落，鲢鱼、草鱼、青鱼、鲫鱼都有。当时的不成文规矩，张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垂钓网捕，那一带濠河简直成了张家的私家鱼塘。
大生纱厂的出现打破了南通的千年沉寂，新企业、新事业不断出现。1910 年，这个小城第一次有 了夜间照明的汽灯，到1917年张謇兄弟开办通明电厂，又有了电灯。南通在张謇的手里迅速变成全国瞩目的模范城，一个繁荣富庶、令人向往的地方，可以和江南无锡相媲美。用张謇自己的说法是，”南通以个人之力致……无锡则人自为战“。确实，南通与无锡不一样，它在近代的变化几乎完全是因为张謇和他手创的大生。
从张謇选定唐闸办厂之时起，南通自然形成了”一城三镇“的格局，新老城区是政治、商业和文化教育中心，唐闸是工业中心，狼山是风景区，天生港是港口和动力中心。1922年，日本作家、评论家鹤见佑辅来南通时发现，”从码头到市内几十里间都是铺设碎石式的完善的道路，仅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窥见张氏经营管理城市的非凡本领。“那年，中国科学社在南通举行年会，梁启超等到会，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当代城建学家吴良镛惊叹为”近代中国第一城“ 。
这是一位访问者当年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们就已感受到她的现代气息了。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车、汽车在奔驰，高耸林立的烟囱在冒着烟，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一个欢快劳动的日 子又宣布开始了。
在江岸边建有现代化的码头和仓储设施，通过现代化的公路和运河，运输线四通八达。
登上（狼山）山顶，一幅动人的壮丽图画展开在我们眼前。在南面奔腾着雄伟的长江，它的水上运输繁忙。在西面静卧着南通城，屋顶烟囱、城门楼依稀可见。
到处都显示着满足、快乐和繁华。我们看到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耕种，并由田间小路分割成几何形……在居住区内有大量精心种植的树木，这也是这里的一个特征，在中国其他地区没有类似的情况。“
万里长江到此奔流人海，江面开阔，长江以北，千里平原，一望无际，天地相接，唯独五座小山像五指一样突然擎起，虽然山都不高，古时渡海进人长江口的人却视它们为中国的象征，看到狼山等五山，就是中国到了。《南通乡土志》记载，明代以前五山还在江心，到清初”沙滩渐涨乃环立于陆“。五山成为张謇晚年流连的地方。
张謇一向对公园极为看重，1913年就建了唐闸公园，南通城里围绕着濠河，他一连修了五个公园，分别以东、西、南、北中命名，其中与东公园隔河相望的北公园为最，就是现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一带。当地1938年印的《二十年来之南通》这样说：”每当春佳日，夕阳西下，红男绿女，联翩结队，步柳荫，听流水，人山人海，汇集北公园，久恋而不散。“对城外五六公里的狼山、军山剑山等五山他同样投入了很大热情，晚年修了”林溪精舍“、”西山村庐“、”梅姹“、”东奥山庄“等多处闲居的住所，当然最有价值的是军山顶上的气象台。每年正月十五，南通乡下农家有一种由来已久的祝贺丰年的习俗，叫做”放烧火“或”田火“，把田间或河边的野草放火烧了。这天晚上，农家的老少男女，手舞足蹈地高唱山歌。城里人会结队成群，爬到狼山上去”看烧“。他也常会约了好友，登楼”看烧“，欣赏作诗。
一花一谢皆关心张孝若说，父亲生平有两个嗜好，一是建筑，一是种树 。
张謇从小就对建筑很有兴趣，40岁以后办实业、教育，几乎无一年无新建筑，大到区域选择、具体的地点和位置，小到门窗配置是否合乎光线，地基如何防潮湿等，他都很在行。
他在南通培养的建筑设计师孙支厦回忆，大生一厂的厂房一开始就请英国人设计，用砖木结构，完全英国式，从保存下来现在仍在使用的车间和仓库，我们可以看出其优越，此后南通的建筑开始效仿西式，也为其他后起的厂房树立了一个榜样。
他主持建造的所有建筑，都极力避免奢华，只求坚实合用。由孙支厦设计的濠南别业、更俗剧场、南通商会大厦和招待外地嘉宾用的南通俱乐部，这些标志性建筑属于例外……
建通州师范时，张謇把四棵老银杏树都保护下来了。在军山上建气象台时，山顶有棵高大的老银杏树，他吩咐设计师，宁愿改址，也不可砍去这棵树，此树至今犹在。张謇计划利用东岳庙道观办农校，道士听到风声，要把一棵 400多年的银杏树砍了卖钱，正巧被他知道，花70银元买下，并立碑保护，他写诗说：”买从道士手，知有老夫心“。
有人称张謇”百年树人，一往情深“。通州师范南边大门两侧各有一株伞形的龙爪槐，从老照片上可以看出，校门口都被绿色密匝匝地覆盖，校园里，一路种了乌桕，加上门前一棵古老的乌柏树，每当秋天，红叶满树，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张謇在通海垦牧公司也特别注意种树。对于种树，他很有见地，对时令、分行、培养都很在行。1910 年他安排通州师范学生在军山、剑山开辟学校林，每年春天，三年级学生都要在两山种树，树苗由五山的苗圃提供，冬天还要去施肥。狼山等五山，他至少安排种了十几万棵树，他生前就已成林。1920年，他沿着长江岸边30里种上桃、桑各2700株，三五年就可结果，有华有实，他对此举很是得意，专门写信给梅兰芳，希望梅能写一首诗。
1915年，他的”濠南别业“建成后，特地从军山移来一对老罗汉松 ，还有一对今天依然花繁叶茂的紫藤。他的”濠阳小筑“种有罗汉松、大海棠树、木瓜树等许多花木，有些至今犹存。他一生见到各处的好树，都禁不住要写诗，留下了很多咏树或植树的诗。就是看到空心的老柳，或是已死的榆根，他也十分爱惜。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如他的诗中说：”生平手植众草木，一花一谢皆关心。“正是在他农商总长任上，确立了中国第一个植树节，颁布了《森林法》。
从天生港码头到南通城一路都种了白杨（一开始是为了办火柴厂需要原材料），多次来南通考察的日本人驹井德三，对南通道路两旁都种有行道树，印象很深。濠河两岸杨柳成荫，德国槐和白杨处处可见，清风徐来，鸟声不绝，有人把南通称为”水和树和鸟的城“，也有人称为”绿杨城“。在南通长大的赵丹在回忆录《地狱之门》中，对张謇在家乡办的事，包括马路、电灯学校、公园等都念念不忘，濠河边仿效西湖白堤苏堤的桃红夹绿柳更是永远留在他少年的记忆里。
其实，张謇还有一个嗜好就是写字，他的书法融会众家，自成一体。在他身边的黄杏桥回忆，70岁后他还在”濠阳小筑“ （即现在的张謇纪念馆和张謇研究中心）写过千字文小字帖，在一本方格簿子上，照着千字文本的内容， 一格一字 ，写得很认真，写得好的就留着，写得不够好的，就用笔钩掉。为了写好一个字，有时候要圈掉四五遍，一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张謇筹办大生纱厂千难万难，几次在上海没有旅费，断了接济，都是靠卖字。
以后，他办慈善没钱也常想到卖字，年逾古稀还曾几次登报卖字，对联、条幅、扇面、斗方各有价码。状元卖字，当然求之者不少，有时一卖就是两个月。他为此专门刻了一个鬻字的印章，而不用平常的图章，有买字者希望不要用这个印章，他坚持不肯，说不能自欺欺人。
有访问者见到70岁的张謇：”半秃的头顶使他突出的前额更为明显，显示出他坚强的意志。当他开始讨论一个问题时 ，他的眼光透出乐观热情智慧，偶尔也带着一点梦想。那留着胡须的坚定的下巴显现出他的果敢决断。“鹤见佑辅也特别提到张謇的眼睛和下巴：”下巴大，显现出一种坚强的意志。“”谈话的时候，最能吸引自已注意的是先生的眼睛……自已在中国见到的所有人当中，没有哪一位能比得上张謇先生所具有的那种’威力‘。“给这位日本作家深刻印象的还有，张謇的意见都很彻底、很具体，”特别是在自已所会见的许多中国人中，只有张謇一人利用数字来立说……他回答自已的提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将自己确信的事言简意赅地说出来。'
张孝若说，他父亲办事做书，尤其主张着重数目字和精密的统计，不赞成笼统含糊的理论。“更俗剧场”里的座位都编了号码，连他笔录沈寿口述的绣谱时，里面提及的桌子和凳子都有图样和尺寸。
在南濠河边上，与“濠阳小筑”相邻，有一处院落，就是张謇在南通办的女红传习所，1914年他请到有“神针”之誉的沈寿做所长，教出了一批女生。沈寿的刺绣作品曾几次获得国际大奖。由沈寿口述、张賽执笔的《雪宦绣谱》也已成为工艺史上的传世经典。
由于沈寿丈夫余觉的指控，有关他们之间的绯闻当时曾被传得沸沸扬扬，至今仍笼罩着一层朦胧而神秘的面纱；其实，无论内情如何，都不会有损于张謇的名誉。
张孝若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虽然回避了父辈情感的争议，但在书中写到沈寿时，一处说，因为沈寿不仅人品、绣艺、才能好，而且工作最能负责忠实，他父亲“很加以敬爱”。一处说他父亲“爱才如命，不管什么性别的同不同”。两个“爱”，一是“敬爱”、一是“ 爱才如命”，都不是男女之“爱”。而余觉指出的证据，包括张謇写给沈寿的一些诗，确有缠绵的情致：
杨枝丝短柳丝长，
旋开旋合亦可伤。
要合一池烟水气，
长长短短护鸳鸯。
1921年，一代奇才沈寿之死，令69岁的张謇痛不堪言，写下了许多感人的悼亡诗。沈寿墓至今还静静地留在长江边的黄泥山脚下，墓地是张賽私人赠送的。
全力经营南通1901年以前，张謇办实业之初就引起了外国人的关注，英国人控制的海关每十年要写一个总结报告，涉及中国经济、社会变化的很多方面，在1892～1901年的十年报告中有一节：“在此期间，南通人张謇于1894年获得状元称号。”这十年间中状元的岂止张謇一人，写上这一笔，绝不是因为他的状元身份。1912一1921 年，正是张謇的黄金十年，海关千年报告有专章讲“通州”：
“现在上海附属口岸的通州，早在1899年就开始了建设……了街道比较狭窄外，一切都像上海的公共租界。市内有各种商店，西式楼房到处可见。张謇是使通州发展成为一座中国模范城市的主要人物。
”通州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更生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作公正、准确估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游览一下。“
张謇是传统科举中人，但他的事业取法西方文明的地方很多，他也愿意与外国人交往，但他不愿住在租界，也不愿在租界购置产业。对他来说，托庇于外国人势力，是极为可耻的事情。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家乡南通方圆百里之内。
南通各县县长、镇守使等地方军政官员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拜访张謇，警察局办案也常向他请示。将南通称为”中国大地上的天堂“的上海英文报《密勒氏评论报》主笔J。 B。鲍威尔， 1920年访问南通后，曾说过这样的话：”张謇以及他的兄长张地、他的儿子张孝若简直可以用’君临天下‘一词来形容，除了童话故事中对待臣民就像对待子女一样的慈善君主外，可能无人可与之匹敌，而在南通州这却是事实。“
辛亥革命，南通光复，张地做了司令长，民国以后，张家在南通的地位更为显赫而稳固。1912年3月7日的上海《天铎报》发表文章指控张地”搜刮经营，储蓄产业“，当地有个叫沙淦的人编了一本四十回的小说《土皇帝》，影射、攻击张地（ 1913年沙淦在南通以乱党罪名被处死）。当时也有人说张謇是”南通土皇帝“。曾在通州师范做日语翻译、辛亥革命后做过海门县议会会长的季新益回忆，在民间集会宴客时，竟把南通纸牌中最大的那张王牌（俗名”千生“），确确实实指定为”张謇“的代名词。1918 年和1919年之交专程前来考察的日本人上冢司说，旅行者一出上海向北行，都会听到张謇的名字，”一踏人他的故乡南通，就看到所有的事物都是以他为中心运动着的。“
与”濠阳小筑“只有一个穿布衣的花发老农看门不同，张速的”城南别业“大门前，门警荷枪巡逻，闲人绝迹，不时有乡人头顶纸头，口呼申冤。当地有学者研究指出，南通的地方自治能持续多年，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张三衙门“的支撑，这个衙门是从张智控制的”通崇海三属总商会“演变来的。
进入民国，南通被称为全国的”模范县“。袁世凯曾准许南通在泰州一带自已觅地15万亩，作为自治费，免交地价。有人感叹，南通简直成了”模范的独立邦“。
1914年，熊希龄做内阁总理时，曾想推广”南通模式“，希望张謇编一本南通自治成绩的书，分发全国，起示范作用。为此，张謇命江谦主持编印了一本《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不过，还投等到书编成，熊内阁就垮台了。
1918年以后，各地来南通参观的人不断，从上海到南通，轮船穿过长江口，在天生港码头登岸大约要8至10个小时。外国人发现，南通街头没有乞丐、醉鬼流浪者，张謇的企业、各项事业几乎吸收了所有的劳动力，剩下的老弱病残幼也被送进了他办的慈善公益机关，包括南通育婴堂养老院、残废院、济良所棲留所、贫民工场，以及狼山盲哑学校等。到张謇晚年，南通及其周边的公路已有500里，这在当时领先于全国。
简单地说，”南通模式“就是从办企业人手，带动经济、教育、文化、社会全面发展，其吸引力经久不衰，直接影响和启迪了无锡荣氏兄弟、上海穆藕初、四川卢作孚、湖南范旭东等实业家。许多人到南通都感受很深。
1909 ～ 1910年担任大生二厂经理的刘厚生，深受张謇赏识，经常在一起谈天。
刘厚生曾直言无讳地指出张謇专心地方事业，对国事全不注意，讥笑他的”村落主义“，”假如整个国家没有办法，南通不能单独繁荣“。以”常州张季直“自许的武进商界领袖钱以振，1920年到南通参观时发现：”各种事业兼程并进，唯境外交通置之后图……全国无论如何鼎沸而南通自养其兵，自教育其子弟而发挥其实业。“大生股东私下对张謇经营南通普遍不满，包括与他关系亲密的股东刘厚生也是，一旦大生出现问题，股东就会纷起指责。南通因一个人而存在的地方自治带有一定封闭性，是非常态，而不是常态。当举国称南通为”模范县“，张謇内心虽不无得意，但他还是清醒的：”南通事业不过做到地方自治的最初基础。“何况，这个自治只是围绕他一个人的，基本上是因人而治，与真正的自治还有很大差距，这一点他儿子看出来了，留美归来，即对父亲说：”南通事业，我家只能处于领导开创地位，要让它发展和永久，还是要使地方上人明白这些事业不是一人一家的，要大家起来一同努力“，所以说服父亲搞了一个”南通自治会“。
在天下扰攘不安的年代，南通一隅单独实现自治当然是不可能的。将这样的”自治“称为地方建设可能更为合适。张謇对民国初年的政治深为失望，所以全力经营南通，实行他的”村落主义“。1925年，他谢世前一年，段祺瑞的首席幕僚徐树铮突发奇想，要联合各派军阀推张謇做总统，还拉了孙传芳一同到南通来，年过古稀的张魯热情接待了他们，亲到西］外的候亭迎接，还把这一天南通的报纸印成红色，增发号外，更俗剧场特别排戏目，戏单印上欢迎的字样，连菜单也是如此，西餐中有一个汤特地以”华盛顿汤“为名，但张謇婉拒了徐树铮的提议。
黄金时代的消逝在清代几百年间状元共有114人，仅江苏就有49人，然而真正脚踏实地、做出如此大事业造福于社会的只有张謇一人。 他生平最喜欢”自强不息“四字，有时简写为”自强“二字。他儿子说他一” 时时刻刻，抱着用世之心和创造事业的大志。
他做事，嘴里不说空话，只管做实事，笔下写出来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事。碰到棘手困难的事，只是不声不响，一不求人，二不气馁，终日终夜，想应付解决的方法。
有时越碰钉子，越提他的勇气，越经困难，越振作他的精神。他的成功，没有一件不是从劳苦困难中得到。“他曾对下属说过：”一个人到了危难的境遇，还是要抱定牙齿打落在嘴里和血吞，连手都用不着去摸肚子。“大生初创时，通海垦牧公司初创时，靠的都是他的这股子劲。有人说，这是通海尤其是海门乡土文化在他身上的体现，海门是移民之地，苦寒的环境，养成了海门人吃苦耐劳、重做轻说、低调务实、稳扎稳打同时又开放包容的性格。
张謇常说自己一生办事做人，只有”独来独往、直起直落“八个字，”我要去做东家，难有伙计，要做伙计，难有东家。“话虽如此，南通的庞大事业，靠他一个人是绝对忙不过来的， 1905年，他在写给农工商大臣载振的信里说，自己办厂、开垦、兴学，靠的是一友、一兄、两弟子，一友是沈敬夫，一兄是张炖，两弟子是江导岷、江谦。
大生初创主要靠沈敬夫等几个元老，后来靠张地，通州师范靠弟子江谦，通海垦牧靠弟子江导岷，博物苑用的是通州师范学生孙钺，此外在设计建筑上用南通自己培养出来的孙支厦，水利方面用宋希尚，晚年他对沈敬夫的孙子沈燕谋也很重视。他在南通的事业靠的就是这些人的支持。
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 000多万两。1920～1921 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进入了自已的黄金时代，不过，张謇作为掌舵人即便在盛极之时也不是没有警觉，他曾发出过这样的通告：”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致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今吾通实业正在此时机。唯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须坚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于诸君者，在长久之道也。“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前身是大生沪账房，早在1897年冬天大生还在筹办时就已设立，最初设在沪董之一潘鹤琴 供职的广丰洋行里，只管采办物料，购运原料、安排往来人员食宿等，是张謇在上海的落脚点、联络处。以后，几乎成了整个大生系统的神经中枢、金融调剂中心。能干的林兰荪先是叫坐号（或叫坐办），后来叫所长，在他过世后，由他外甥吴寄尘继任。1918 年，大生驻沪事务所在上海九江路买地，1920年花18万两建起一幢四层的西式建筑，名叫”南通大厦“。当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加上宁绍帮和镇扬帮竞争激烈，他们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那时，大生在银钱业眼里，简直就是香饽饽、摇钱树。除了有名的”南四行“、”北四行“，送来空白往来摺的钱庄最多时就有105家，任由大生透支，不立透支契约、不限透支数额、不用银钱业支票，只用自己划条。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大生曾一次借款给英商汇丰银行一千万两，借给日商正金银行五百万两。有熟悉当年金融行情的，人说，”中国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贷款方式借钱与外商银行的，只有大生一家。“
陈光甫在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曾得到大生的帮助，张謇也是董事之一，关系一直很密切。浙江兴业银行也和张謇交好，经常放款给大生，每逢张智或张謇告急求援，”几乎没有回绝过“。到1920年，大生系统自已在南通办了一家淮海实业银行（此前张家兄弟在1918年自办过大同钱庄） ，还获得了纸币发行权，印了1元。5元两种小面额钞票，上面印有张孝若的头像，结果纸币未及发出，就陷入了困境。（1912 年，张謇发行过大生纱厂银元券，上面有他的头像，面额1元，想用来发工资、收原料，在当地市面流通，但没有大量发行，时间也只有一年。）。
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危机开始出现。张謇本来想在来年举办地方自治第25年报告会，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他常引为骄傲、赖以保障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只好作罢。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 ，张謇得票数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顶峰。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寿，整个南通仿佛都像过节似的，各地显要、名流、名伶云集南通。六七年后，儿子张孝若回忆：”在生日的前几天，宾客四至，车水马龙，公园区域、马路两边柳树行中，扎起彩色牌坊，并悬挂了各种式样的彩色灯笼，到了夜里，一齐放电，成千整万的灯光，倒映在水里，真是火树银龙，光芒四射，照得很远，景象煞是好看。剧场中伶生排了新戏，外边更加聘了几个角色，热闹了两……城内乡间，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看灯会，凑热闹。好像这不是我父个人生日的庆祝，乃是地方大家事业成功的庆祝，个个欢天喜地，因为我父能够忧百姓的忧，所以百姓都能乐我父的乐，那几年实业发展，地方繁盛，蓬蓬勃勃，治具毕张，真是南通的黄金时代，现在追想起来，很有’好景不常盛会难再‘的惘怅，。“
确实是好景不常，这一年，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1922 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黄金时代戛然而止，而且一去不返。
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找了日本大实业家涩泽荣一驹井德三就是这个时候到南通做的调查，并写下一份详细的《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张謇当时的事业规模之大涉及之广，令这位见多识广的日本人深为感叹。实际上只要有资金注人，张謇的大多数企业都还能正常运转。
一直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賽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
大生一厂先于1922年10月25日以全部固定资产500万两做抵押向中南，盐业、金城、大陆银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借款70万两，条件极为苛刻，张地在写给吴寄尘的信里抱怨：”苛虐束缚，孰甚于此“。1923 年，又以大生副厂全部地产、房屋、机器等财产为抵押，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款40万两，以后两年又借了5笔近100万两（分别是22。96万两。21万多两、13。 6561万两、21万两、22万两），加上其他钱庄、银行的借款，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
从1922年起，大生档案里，各银行、钱庄催款的电、函猛增。眼看着历尽艰辛创立起来、苦心经营了30年的大生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对张謇晚年无疑是个沉重打击。纺织专家李升伯回忆，他于辛亥革命前在上海民立中学读书，随老师到南京参观劝业博览会，听了张謇的开幕演讲，深受其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回校后写作文”不甘心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 ，鞭策自己。出于对张謇的景仰，他在1925年受银团之托出任大生经理。
大生失败原因1923年6月14日，大生纺织公司查账起草委员会成立后，开会频繁，在9月12日召开的第二十次会议上，张謇对金融界表示不满：”大生所以处于困难者，固由时局所涉，亦为天时所致。盐垦上影响是一问题，但亦因中国金融机关未臻完备，从来实业借款须有农商银行为之补助，为十年、八年之长期借款。今实业界以短期之借款谋永久之企图，必困之道也。银行家以投机之眼光充实业之活动，临时之作用也，所以银行与实业不能得携手之利益，然亦无法。“这种不满当然有相当的理由。但是，大生自身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机器设备的更新没有跟上，从未将折旧计入成本，也没有用于机器更新，只是把折旧和公积金一起人账，进人周转资金中。大生系统的有些企业如广生油厂、资生 铁厂等，或一直没有保险和折旧提存，或开办多年都没有这方面的提存。
再如，大生投资扩张过多，用张謇自己的话说就是”本小事大“、’急进务广”，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就有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以往来名义被其他企业占用的（不包括正常往来的应收款）也接近这个数字，三项合计超过了全部营运资本的45％。加上企业办社会的负担，严重拖累了大生。
大生二厂、三厂八厂都是在资本根基不稳固的情况下匆忙上马的。大生内部一些人看到通海垦牧公司在1910年后有了厚利，1914年后纷纷组建盐垦公司，其中和张謇有点关系、有大生投资或在大生欠款的至少就有15家，投资额在2000万元以上。这些公司都是张地在过问，张地用人不当，急于求成，这些盐垦公司几乎都是失败的。各盐垦公司为什么失败？大生为什么被累如此之巨？刘厚生说，简单言之，有两个原因，一是张謇经办的各实业组织都不健全，没有基层负责的规定，事无巨细，表面上都要向他或张地请示，他们对于下面的实情并不完全了解，弊端很多。二是人才极端缺乏，尤其管理各盐垦公司的人，除了通海垦牧公司的江导岷可以独当一面，其他几乎没有第二人可以信用。
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大生一向获利全分，首先是官利，约定是8厘，即使在筹办期间，集股面临搁浅，仍年年动用股本来支付官利，万分困难时也没有少付分毫。开机之初靠卖原棉维持生产仍是如此。以后每年盈亏结算，都是先提了官利再算。
这是早期中国企业的通病，因为筹资难，不得已的选择。盛宣怀办轮船招商局，官利达10厘，1875～1876年赢利不足以支付10％的高额官利，也只能从流动资金中拿出来支付。和张謇同时代的人早在1910年就指出官利是许多企业不断倒闭。不断化为泡影的原因：“中国一向缺少资本，放款利率极高，因此，投资人与此相比，要求很大的利息，但是，企业的收益决不能那样巨大。尽管如此，不支付较高的股息，便难募到资本，因此不得不按高利率派息。实际上，这等于说，股东们在侵蚀自己的资金；他们所投资的企业一旦倒闭，受害的首先是自己。”
张謇对此也很不满，希望能像外国一样，以每年营业情况为准，赢利多少，就派利多少，提奖多少，无所谓官利，也就无所谓余利。但实际上做不到。
官利之外，在大生的利润中花红、余利占的比重也很大，公积金、折旧等却很低，长期以来，赢利的大生一、二两厂公积金累计不过120多万两，只相当于官利的1／3和花红余利的1／9（其中60万两还以张謇名义借出去办慈善公益事业），大生二厂到1913年也就是开始营运的第七年才开始提公积金，最少的一年只提5000两。大生一厂虽然从1900年起就每年提公积金，但最少的一年只提了区区2000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生和全国其他纱厂一样大大获利，有一年年终结账，大生付给股东的息金竟然高达50％，当时已离开南通的刘厚生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觉得“骇人听闻”，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忠告张謇：“欧美各国家资本所给之股息，最多不过3％ ，而上海与无锡各纱厂之股息，没有超过10％者，此实在是正当办法。你们通州人，一定以多付股息为光荣，而不知其违反经济学说之原则，必须预防其危险性。”张謇回信时并未引起十分注意。果然不到四年，大生就被债权人组成的银团接管。
到1923年，大生许多股东对公司的情况很不满，认为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一份《大生纱厂股东意见书》中，不点名地指责张謇兄弟，“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纱业骤然兴旺时，缺乏冷静，以为大生是无尽宝藏，用一、二厂的公积金开办第三厂。办厂无可厚非， 可是购地必500亩，建厂房必90万，并附设自治机关，俨然建一小城。加上利息和其他开支，每个纱锭的费用竟高达100多两。这样还能营业图利、与同业竞争吗？此后，各盐垦公司相继成立，主持者贪多骛远，资金不足就向大生伸手。不料连年灾荒，盐垦失败，而大生被卷进漩涡。债权人只知道有大生，不知道什么盐垦公司。大生由此陷人困境。如果说种棉花还可以说与纱厂有关系，那么绣织公司与纱厂有何相干？挪用的20万两巨款，至今存货纽约，封存未售，使我股东受到重大负累。”矛头已直指张謇。这份意见书提出，大生一、二、三厂的欠款，除了分别缓急，还要分别是公司欠款还是私人欠款，如果是公司欠款，以什么做抵押，押款时是否经过规定手续？如果是私人欠款，有什么黑幕？应如何限期？或严追或以法律解决，更应问及保证人、经手人，如查出有枉法徇私之处，就算已经辞职的，也不能逃避责任。
对于股东的责难，古稀之年的张謇同样有一肚子怨言，他在1923年6月12日大生第三纺织公司第二届股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一种回应。他说，大生盛时，人人都说南通好，本人在二十五六年前办这个纱厂： ，其志固不仅在纱厂，如教育、慈善、公益，都在考虑之中，并全力以赴，深感力与愿违，那时人人说好，本人觉得百端待理，不敢懈息。等到这两年不发利息，则谣言纷起，说南通没有一个好人，我不敢说南通没有坏人，但盛极必衰，当旺盛之时，本人就想到要预防不测，目前遇到一点不顺，就变得人言喷啧，只知人利而不顾天时如何时势如何，轻下判断，这是众口铄金。
大生即将搁浅时，他在给股东的宣言书中表示，大生一、二两厂的股本只有369万两，而纱锭的市值在900万两以上。27年来大生仅官利就付出了1348万多两，股东所得已数倍于投资。即使大生彻底失败，他也无愧于大生，无愧于股东。
如果不是为地方自治，不是为教育、慈善、公益，对专制朝廷的高官厚禄尚且不动心，哪里会低声下气为人牛马？自己70多岁了，为人牛马30年，也可以结束了。
他欠大生的债务，可以从股息和退隐费中分年偿还。股东对此不满，股东会不欢而散。（但当张地说自己年老力衰，要求辞去大生三厂董事长一职时，却仍被股东公决挽留。）
对于张謇和大生的成功和失败，当时有人概括了“二好二多”与“二无二差”：
“二好” ，一是舆论好，他以状元办实业，致力地方事业，主张关税自主，《申报》、《时报》和英文《字林西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等媒体经常报道他的消息，称誉他“执东南牛耳”；二是机会好，遇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多”，一是存款多，大生以高利息。不论期限和凭折付息、手续简便等优厚条件，加上信用可靠，吸引了许多遗老、名士、富商的存款；二是往来多，与多数银行、钱庄关系密切。
“二无”，一是无计划，张謇办实业没有全面统筹的计划，一度要在南通办9个纱厂；二是无制度，大生早年有制度，成功之后，特别到他晚年，制度形同虚设，用人行政都交给了能千而有私心的张眢。张氏兄弟一张纸条就可以让某企业、某盐垦公司到大生驻上海事务所欠几十万，包括伶工学社、绣织局都可以开户透支，以张謇个人名义的透支有100多万两（按张謇说是八九十万两）。“二差”，一是舆论差，从人心向张到了人心反张，张孝若年纪轻轻就要出来选江苏省议长，以及他与军阀的关系都受到非议；二是团结差，内部出现问题，张氏兄弟与股东不和，张地和侄子张孝若不和，大生其他元老与张孝若不和等。
张謇对哥哥张地始终保持了尊敬，中年分家时，他在《析产书》上动情地说：
“退庵无弟，则创之势薄；啬庵无兄，则助之力单。”1907年通州师范运动会闭幕，安排了一个他们兄弟竞走的节目，他们各拿一个盘子，里面各有一只鸡蛋，先到达终点而鸡蛋不破的为胜。他一开始就让哥哥先走一步，然后一心照顾着盘里的鸡蛋，从容而行，结果自然是张眢获胜。他晚年急于让年轻的独子继承事业，而张地与侄子时起冲突，兄弟之间微妙的矛盾渐渐表面化，但每次争执之后他都会亲到“城南别业”磕头赔礼，这当中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
即此粗完一生事张謇一生事业建立在大生的基础上，大生衰落，离他生命的终点已近，他在面朝狼山的地方选了一块墓地，并自拟了一副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按他生前安排，墓上不铭不志，只在墓门的横石上简单地刻着“南通张先生之墓阙”几个字，没有头衔，没有装饰。
这个名叫“啬园”的墓园如今是一个公园。 张謇坚决反对“奔”，认为办实业的人“俭”尤为重要，宁以“啬”自居，“啬庵”是他在50岁以后的自号，晚年自号“啬翁”。他69岁生日时，人们要祝贺他，他建议大家造一片纪念林，当年“啬园”里种下的树苗，已长成了大树。他60岁、70岁两次生日，人们为他祝贺，他叫大家帮助造了两个养老院。张地70岁生日时，他在南通的公园里修了一座“千龄观”。他的几个夫人分别办了一所小学、一所幼稚园，媳妇也受他的影响捐资办小学。
张謇平常总是告诫人不要赌钱，他自己向来不赌博，连麻将牌的名目、张数，都完全不懂，也从来没想过去学。他不会喝酒，平时餐桌上从来无酒，但他在故乡办的颐生酒厂存有20年的陈酒，每逢佳节看花泛舟，他喜欢看别人喝酒，叫大家一杯一杯的比量，他在边上监督劝进，谈笑取乐。
他平常每餐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别客人，向来不杀鸡鸭，吃饭时吃到米里的稻子头，他并不吐掉，而是把稻壳剥了放在桌上，把米粒吃下去。对于农家出生的他来说，“粒粒皆辛苦”绝不只是一句诗。替他管理狼山脚下“林溪精舍”的人回忆，他吃饭很简单，中午吃得好点，也不过两荤两素，而且和仆人一起吃。
他看到别人穿好衣服，甚至会皱眉头不满（到晚年才有所改变）。在他儿子的记忆里，“他穿的衣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十年之久，平常穿的大概都有七年八年；如果袜子、袄子破了，总是加补丁，要补到无可再补，方才换一件新的……写信用的信封，都是拿人家来信翻了过来，再将平日人家寄来的红纸请帖裁了下来，加贴一条在中间，日常都用这翻过来的信封。有时候包药的纸，或者废纸，拿过来起稿子或者写便条用。拿了口利沙的空酒瓶，做了一个塞子，寒天当汤婆子（暖足瓶） ，告诉别人适用得很。有时饭后抽一支小雪茄烟，漏气了就粘一纸条再抽，绝不丢去。”孙女张柔武回忆，她们小时候，平时都是穿布衣、布鞋，逢年过节或喜庆日子，才换。上新绸衣、新皮鞋，过完这一天，又换上平日的衣鞋。吃饭也不能剩饭剩菜。
他常说一句话：“该用者，为大众用者，虽千万不足惜；自用者，消耗者，一文钱也须考虑，也需节省。”平时走路，他看到一枚钉、一块小木片 都会捡起来，放在一起。在五山修“东奥山庄”，他捡起三寸以上的木头废料说，可以做痰盂、粪勺、泥桶，看到有工人用木头零料当柴烧，他很心疼，关照下次不能再用木头烧火。
他早年认定中国要振兴实业，责任首先在士大夫。1903 年，他应日本博览会之邀去日本考察，买的是“博爱丸”轮船最便宜的三等舱客票，据说，船上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节俭，感到惊讶，他的回答是：“三等舱位有我中国工、农、商界有志之士。他们与中日双方各界接触甚广，知识丰富，一路与他们叙谈振兴实业之大事，乃极好良机，求之不得。”
他往来于南通、海门常乐和垦牧公司之间，通常乘独轮车，带一个捎帽子的布褡裢袋，里面放着锅巴做路粮。有一次他和张地从常乐到海复镇，当天要返回，每辆独轮车有两个车夫，一拉一推，路上交换，57公里，单趟只走了7个小时，中午12点就赶到了，垦牧公司为他们接风，他却关照先把车夫照顾好，说他们跑得又累又饿。当夜，返回常乐家中。（车夫体力都较好，江导岷有一次从海复镇赶到唐闸开会，早上四五点从海复出发，晚上八九点就到了。）张孝若记得，他父亲往来各处，不是步行，就是乘独轮小车，不喜欢坐轿子，如果是二三十里路以内，就以步行的时候居多。他年纪大了，喜欢跟人说说话。当然，有时他也坐小轿，以后有一。辆黄包车，还装上了类似轿子的外装置。在北京做总长时，同僚甚至下属都是坐汽车，但他一直是旧马车。1921 年前后，他在南通才有一辆黑福特牌小汽车。他去上海，有大达轮船公司的特定舱位，内河则有小轮备拖船。
到晚年，他想开了，不仅修了几处休闲别墅，还买了几只游船、小汽艇，取名“苏来舫”、“沤舟”、“星河艇”，有时和朋友、家人泛舟濠河，清闲一番，其实他也是“借此解愁”。大生滑坡，他内心的痛苦旁人无法理解。张孝若回忆：“夏天傍晚的时候，夕阳欲下未下，反照湖中，映得红光一片， 等到月上，夜色模糊，微风吹动，月光水汽，上下一片，也分不出来，我父晚饭浴罢，又邀了伴侣，坐上苏来舫，或者星河艇，带了一班伶工学生，笙箫词谱，式式都全，等船放到中流，大家歌唱起来，我父按拍，客中能歌者，也和上一曲，纳凉的人，整千成百的立上桥头，连着柳岸，静听的也有，遥和的也有，清茶便餐，消磨到月倦向西，人倦欲睡，才各自散……”。
大生系统资产最多时达到2483万两，然而，张謇没有为自己积累多少私产。他每年的收人，除了家用，大半都用在了不能生利的公共事业上面。他有个说法：
“人单单寻钱聚财不算本事，要会用钱散钱。”1925年，他在《大生纱厂股东会建议书》中说，20多年来，他把自己的工资、分红几乎都用在了教育慈善等地方公益事业上面，可记的就有150多万两，加上他哥哥张地捐献的超过了200万两，他单独负债还有近百万，此时离他谢世只剩一年。（他自己的另一个说法是，三十多年捐出了二百五十七八万两，负债六十多万两，且不包括张昝捐出的八九十万两。）在他儿子看来，父亲事业成功的要素，包括劳苦忠实，有始有终，没有私心也是重要的一点。他除了把自己所得都花出去，还拿自己和朋友送他的古董器物，送给南通博物苑陈列，自己的所有藏书分出2／3送给南通图书馆，作为基础。他总想着把自已的收藏献给社会，而不是传给子孙。
一位大生董事告诉多年追随张謇的刘厚生，张謇个人对于大生公司的款项往来，界限极清。他从开办公司起，直到去世，无论个人生活如何困难，从未在大生账上挂欠一文，对于其他公司也是这样。当然， 他以个人名义办的公益慈善事业，如。
育婴堂、养老堂等机关，除大生公司额定捐款外，有时也向大生通融，等到年底结账时，积欠多少，他会在上海、南通登报卖字，偿还大生。（到最后他力不从心，欠下大生近百万的账就是因为办公益事业。）但是，在大生系统内部各公司之间，界限则没有分得那么清楚，所以大生最后大受牵累。
南通的事业耗尽了张謇后半生30年光阴，他的事业太大，范围太广了，他曾对人说过：“现在一风一雨，一冷一暖，都与我事业有关，都在我的心上。而且有时候，垦地农产要雨，内河行轮要旱，开辟道路忌雨，建筑运料要水，同时都不能两全了。”
1922年后，以大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事业实际上成了一座“倒金字塔”，投资总额达到3300万元的大生集团出现危机，大生的基础已不足以支撑。到1925年，光是大生一厂的债务就已高达906。9万两，资不抵债，被债权人银行和钱庄组成的银团接管，他成了名义上的董事长。他感叹自己“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他去世前十几天，仍抱病和日本工程师到长江堤上勘测，商议“防江”大计。他对日本，人驹井德三说过，自己为事业生，当为事业死。从他病倒不起直至最后闭上眼睛，没有提及一件家事、说过一句私话，耿耿在念的只是天生港电厂还没建成等。
家人给他人殓时，按他生前意愿，里面所穿衣服就是用大生纱厂织的布做的。
1966年8月24日凌晨4点，“啬园”的张謇墓被红卫兵砸开时，他孙女张柔武亲眼目睹，爷爷的陪葬品只是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只尽根牙，一束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