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楚陕农民起义（清中期农民起义）

川楚陕农民起义简介

川楚陕农民起义：川楚陕农民起义，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湖北枝江、宜都白莲教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率众先起，长乐、长阳等地教徒纷纷响应。三月，姚之富等奉齐林妻王聪儿为总教师，在襄阳黄龙呆起义。清廷急令湖广总督毕沅、湖北巡抚惠龄、西安将军恒瑞等率兵镇压，击溃多支乱军。面对清军围剿，王聪儿、姚之富乱军避开平原，专走山区，于次年（1797年）初由豫经陕入川东，与四川教匪会合。嘉庆三年（1798年）春，王聪儿、姚之富跳崖死，余部在张汉潮等率领下，与四川的教匪联合。

川楚陕农民起义过程分析——

战争档案

时间：1796年至1798年

参战方：清军；农民起义军

战场：川、楚、陕、甘、豫五省

主要将帅：永保、惠龄、宜绵、勒保；王聪儿、姚之富、张汉朝、高均德

战争回放

嘉庆元年（1796） 至九年（1804）， 四川、湖北、陕西三省交界地区爆发了一次反抗清朝统治的农民大起义，起义波及河南、甘肃二省，所以又称川楚陕甘豫五省农民大起义。它是鸦片战争前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川楚陕农民起义由红阳教组织和发动，起义的基本成员也是红阳教徒。红阳教属白莲教系统，是明朝末年从白莲教分化出来的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创立者是韩春坡。韩春坡，号宏阳，直隶（约今河北）曲周人。他在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自称“一辈红阳教主”，开创了红阳教。

乾隆末年，红阳教就在破产农民、无业流民等贫苦民众比较集中的川楚陕交界地区广为传播。这里是群山叠蟑、广袤无垠的茂密森林地带，形势异常险阻，其地域范围包括从豫南到楚西北的南山老林以及川楚豫交界地区的巴山老林。从明朝中叶开始，流徙迁入这个地区的贫苦农民，数量超过百万人。他们有的为地主、土豪佃耕，有的为地方官吏、作坊主做工，身受残酷剥削和种种超经济的压迫，生活非常不稳定，生命也没有保障。

于是，红阳教支派混元教首领刘松、刘之协和另一支派收元教首领宋之清、齐林等在这一带传教收徒，秘密发展自己的组织。当时，红阳教内广泛流传这样的政治性预言：“弥勒佛转世，现已在河南无影山张家，要保佑辅佐牛八起事。”

牛八即“朱”字。无影山是民间宗教经卷中的地名，这里暗指由齐林、姚之富领导的收元教所在的湖北襄阳地区。“保辅牛八”实际上并非要恢复朱明王朝，而是借以反抗清朝的封建统治。这自然引起了清廷的恐慌和震惊。

乾隆五十九年（1794）， 刘松、宋之清、齐林等被官府捕获。接着，地方官吏又以查拿邪教为名，四处搜求，听任胥役多方勒索，弄得民怨沸腾。第二年冬天，刘之协、姚之富、张汉朝等红阳教主要首领在湖北襄阳聚会，提出了“官逼民反”的口号。他们决定分东、中、西三路于第二年三月十日同时举行反清起义。

姚之富派人到各地传达起义命令：“来年（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乃是辰年辰月辰日，同教人数收缘了。”各地的教徒们纷纷响应说：“吾等时刻待命！”

姚之富要求教徒们迅速地组织起来，加紧制造兵器，准备起义。但是因为事情泄露，后来各地起义未能按计划同时举行。

嘉庆元年一月七日，湖北宜都（今枝城市）、枝江（今枝城）、长乐（今五峰）等地红阳教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率众起义，从此揭开了川楚陕三省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各地教徒纷纷响应，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1万多人。他们占据山寨，攻拔县城，惩办贪官。

三月，姚之富、王聪儿、张汉朝、高均德等率众集中于襄阳地区。为了表达怀念和敬重已故襄阳地区红阳教首领齐林之意，姚之富等人推举齐林的妻子王聪儿为总教师。通过他们的影响和推动，起义烽火迅速燃遍襄阳、宜昌、荆州、汉阳、荆门、郧阳（治今郧县）、施南（今恩施）等湖北大部分地区。起义蔓延到陕西、四川、河南等省，当地的红阳教首领徐天德、王登廷、冉天元、王廷诏、苟文明等纷纷率众响应。

各路起义军多的有数万人，少的也有数千人，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为了镇压起义，清廷急令湖广总督毕沅、陕甘总督宜绵、四川总督福宁、湖北巡抚惠龄、西安将军恒瑞等率兵围剿，不久又命都统永保总统军务。但是，在最初的半年中，清军的围剿并不顺利，官兵先后杀起义军不下数万，而农民起义军仍四起不断。

起义军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势力旺盛，而各地的地主阶级则全力站在官府一边，组织团练乡勇，协助清军镇压起义军。因此，这场以红阳教名义发动的反清战争，本质上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大搏斗，是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

起义一开始， 各路起义军因受红阳教内派系繁多、互不统属的影响，多数分散作战，彼此不相联络。他们有的固守孤城，有的盘踞山寨，消极防御，为清军对他们进行各个击破提供了条件，以致聂杰人、张正谟、曾士兴、陈德本等部很快就被清军消灭。

而襄阳起义军则与其他各路起义军有所不同。王聪儿、姚之富在起义之初就主动出击。四月初，他们率领属下军队猛攻襄阳城，顷刻间，该府长门、南门、东门兵士密集，不计其数。他们冒着清军密集的炮火和弓箭的射击，用门板遮在面前，用木梯、木板攀城。但因为襄阳城高墙厚，清军顽强抵抗。起义军久攻不克。

五月下旬，王聪儿、姚之富从襄阳撤回了围城军队，挥军南下，进攻湖北重镇钟样。当时，清守军力量薄弱，而起义军在贫苦农民的支援下，越聚越多，斗志极为旺盛，六月初终于攻克钟祥。起义军的胜利引起清廷的极度恐慌。在嘉庆帝的再三督令下，永保亲自坐镇指挥，调动各路清军，实行南北夹击，妄图一举歼灭起义军。

为了冲破清军的包围圈，王聪儿、姚之富使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支部队佯攻清军粮台，转移永保的注意力，然后率领主力越过山岭，冲破清军拦截，撤回襄阳的双沟、王家楼一带。清军尾追不舍，在陈家河（襄阳北）一带遭起义军伏击。双方短兵相搏，清军大败，急忙撤退。嘉庆帝闻讯，大骂永保无能，下令将其逮捕押人京师治罪，而以惠龄总统军务。

这时，姚之富认识到，在敌强已弱的形势下，再与敌人打阵地战无异于飞蛾扑火，于是决定采用流动战术，与清军周旋，保存襄阳起义军的主力。

嘉庆二年一月，王聪儿、姚之富为了避开清军的围追堵截，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向河南挺进。一路上，起义军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 忽南忽北，让清军疲于奔命，而又找不到起义军主力。起义军却经常出其不意地袭击清军。王聪儿带领一支由女教徒组成的起义部队，其中女兵个个英姿飒爽，战斗力很强。她本人又能身先士卒，勇敢善战，在马上运用双刀，矫捷如飞，所向披靡。不少清军将士见了她都惟恐躲避不及。

起义军在三月抵达陕西镇安。为了摆脱清军的尾随追剿，王聪儿、姚之富决定向四川进军，以便与当地的起义军会合。他们沿汉水北岸经洵阳（今旬阳）、安康，直抵紫阳。五月十二日，由紫阳白马石、汉王城等处渡过汉水。5天之后，清军统帅惠龄才率大队兵马赶到，结果造成战机贻误。

听说此事后嘉庆帝非常愤怒，斥责惠龄道：“ 你竟然放过贼人，让他们全数渡江，真乃无耻之至！兵法上说半渡而击。贼匪于十二H偷渡时，若立即跟踪贼军，等到他们半渡而未渡，可以全歼敌军。你竟然坐失机会，实属大错！”他下令革去惠龄的总统之任，而用陕甘总督宜绵代替。

王聪儿、姚之富率领的襄阳起义军顺利地渡过汉水后，随即分三路向四川挺进。

六月初又合为一路，穿越大巴山区，经通江、达州（今达州市）于二十二日进入东乡（今四川宜汉），与四川起义军徐天德、王三槐部会师。

徐天德、王三槐等人在四川起义后，就在悬崖峭壁、深林密箐之间建设山寨，消极防守，结果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使清军赢得了集结力量、移师人川的时机。在宜绵的亲自督令下，明亮、德楞泰、惠龄等人分率所部清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向起义军猛扑过来。

徐天德、王三槐等率众与清军苦战，屡遭失败，人员大量减少，情况十分危急。

王聪儿、姚之富等人率领襄阳起义军入川，扭转了四川起义军的不利处境，推动了四川反清斗争形势的发展，为四川后来成为这场大起义的主要战场奠定了基础。

川楚起义军会师后，分屯山冈，延亘30余里，起义声势更为壮大。几位首领经过共同协商，决定按地区分别编为黄、蓝、青、白等号，设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其中，湖北起义军方面，王聪儿、姚之富等称襄阳黄号，高均德等称襄阳白号，张汉朝等称襄阳蓝号；四川起义军方面，徐天德等称达州青号，王三槐等称东乡白号，龙绍周等称太平（今万源）黄号，罗其清、苟文明等称巴州（今巴中）白号，冉文俦、冉天元等称通江蓝号。

东乡会师壮大了起义声势，但也暴露出了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分散、保守、落后的弱点。各路起义军不仅没有建立统一的指挥部，没有提出统一的斗争纲领和口号，而且彼此猜疑、防范，不能团结对敌。会师不久，就以大家分散便于逃走为由，各自为战，互不联系。这就使难得出现的大好形势瞬间化为乌有。

东乡会师以后，鉴于四川起义军中部分人的不合作态度，王聪儿、姚之富认为难以在四川立足，加之一味迁就部下认为四川地方生疏，不愿前往，总想要渡江回乡的安土重迁思想，最后作出了分两个梯队重返湖北的决策。前队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直趋襄阳；后队由王廷诏等率领，牵制清军的主力，保证前队顺利到达目的地。

一路上，前有清军明亮部进行堵截，后有惠龄及恒瑞、庆成等部紧追。但起义军发挥勇敢善战的精神，冲破了白帝城清军防线，进人湖北巴东、归州（ 今秭归）地区，然后到达南漳地区，打算从南漳回襄阳。由于前有清军重兵堵截，回襄阳之路已被切断，王聪儿、姚之富又率领属下军队西走房县、竹山，转而经竹溪再度进入陕西，并在人陕途中大败明亮率领的清军，毙护军统领惠伦。嘉庆帝得知起义军又回陕西的消息后，将宜绵革职，改由湖广总督勒保总统军务。

十月，王聪儿、姚之富为了打破清军的围追堵截，决定强渡汉江，伺机奔袭西安。

为此，将襄阳各号起义军重新组成4支部队，分别由王聪儿和姚之富、王廷诏和高均德、李全和樊人杰、张汉朝率领。十二月初，玉、姚率领属下军队向汉中东部挺进，以吸引清军主力，而高均德则乘清军不备前往汉中西部，出其不意地强渡汉江，战略意图直指西安。明亮、德楞泰唯恐西安有失，撇下王、姚部，追剿高均德部。这就使王、姚等各部起义军能够顺利渡过汉江，并与高均德部胜利会师。

襄阳起义军渡过汉江以后，玉、姚、高部于嘉庆三年二月在镇安、山阳、商卅一带，和清军主力明亮、德楞泰、额勒登保部作战，而李全、王廷诏所部则由城固北去宝鸡，直逼郡县（今眉县）、整屋（今周至）。随后，李全部的前锋王士奇率军队经过一番整顿，进至西安城下，迫使陕西巡抚秦承恩龟缩城内，据说这位胆小的巡抚因为害怕日夜哭泣。

然而，王士奇部战斗力毕竟有限，而且孤军深人，弹药粮草无从接济，以致与清总兵王文雄部激战失利，随即败退。王、姚部在额勒登保所率清军的围攻下也站不住脚，不得不向湖北方向且战且走，在三月初退到湖北郧西与陕西交界处的三岔河时，被清军和当地地主武装团团围住。

玉、姚指挥起义军占据山梁，居高临下和清军进行战斗，多次打退清军的进攻，但最终因为弹尽援绝，突園未成，全军覆没。王聪儿、姚之富先后跳下悬崖，壮烈牺牲。王聪儿、姚之富牺牲后，襄阳起义军中的王廷诏、李全、高均德等军队，在陕西南部及陕西、湖北两省交界处与清军进行了多次战斗，也因失利而进人川东北地区，继续坚持反清斗争。

至此，湖北各地的起义均先后被镇压下去，只有张汉朝部还在湖北西部活动。此后，四川成了起义的主要战场，四川起义军成为这次起义的主力军。

历史影响

四川等地的农民起义成为晚清农民起义的先兆，体现了清朝的统治已经开始发生动摇，反映出人民群众希望改变现状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