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战争（春秋四方混战）

吴楚战争简介

吴楚战争：吴国崛起后，长期与楚国在江淮间争夺发展空间，从侧背牵制了楚国，大大消耗了楚国的国力，从而改变了春秋中后期南北争霸战争的战略格局和总体形势。战争风云的重心从中原腹地转移到了江淮流域。南方的吴楚战争、吴越战争，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两出大戏。吴、楚战争前后打了近八十年（前584—前506）。前面六十来年是“小打”，最后二十来年是“大打”。

吴楚战争过程分析——

吴楚战争背景

春秋中后期，南方吴国的崛起，得益于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其一，得天时。阖闾时代，长期争霸的晋、楚两强都已进入了“战略疲劳期”，两国的国内矛盾都已积重难返、愈演愈烈。吴国在这时崛起，正是春秋时局的一个战略间隙。其二，得地利。吴国的中心区域在苏南，卧伴长江，坐拥太湖，土地肥沃，水利发达，既利于农桑发展，也便于舟楫商贸，一旦进入发展轨道，迅速成为富庶之乡。其三，得人才。齐、晋、楚三国长期争战不休，国家疲惫，君臣相斗，人心涣散，许多杰出人才纷纷出走，吴国坐收渔翁之利。楚国的伍子胥、伯嚭，齐国的孙武等一批能臣良将，都相继投奔吴国。楚国的另一位大夫申公巫臣携带夏姬叛逃晋国，向晋景公献“联吴抗楚”之策。晋景公采纳其计，派他为使，带上晋军一个战车演示分队开赴吴国，教习吴军车战之法。吴军擅长舟师水战，自从学得车战之法，如虎添翼，连续攻楚，使楚国疲于奔命。申公巫臣的儿子狐庸为吴国当“行人”（外交说客），父子文武配合，助吴制楚。

吴国崛起后，长期与楚国在江淮间争夺发展空间，从侧背牵制了楚国，大大消耗了楚国的国力，从而改变了春秋中后期南北争霸战争的战略格局和总体形势。战争风云的重心从中原腹地转移到了江淮流域。南方的吴楚战争、吴越战争，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两出大戏。

吴、楚战争前后打了近八十年（前584—前506）。前面六十来年是“小打”，最后二十来年是“大打”。

吴、楚六十来年的“小打”阶段，交战十分频繁。概况如下：（一）公元前584年的州来之战（今安徽凤台）。古时淮河多条支流在州来汇合，是楚国扼控淮河流域的战略枢纽。吴国为了在江淮间争夺发展空间，几十年间与楚国反复争夺州来这个战略要点。（二）公元前570年的鸠兹之战（今安徽芜湖东）。楚国进攻失利，楚军主将邓廖被擒，吴国大胜。（三）公元前560年的庸浦之战（今安徽无为南）。吴军遭楚军伏兵围歼，吴国大败，吴国公子党当了楚国俘虏。次年，吴军反攻，几经争夺，吴国反败为胜，楚军主将子囊失败后回国病死。（四）公元前548年的舒鸠之战（今安徽舒城）。舒鸠是楚国的属国，随着吴国兴起，舒鸠产生“叛楚附吴”倾向，楚国讨伐舒鸠，吴军出兵相救，遭楚军痛击，吴军兵败。同年冬，吴王诸樊率吴国大军攻打楚国战略要地巢邑，诸樊战死，吴军惨败。（五）公元前538年的夏汭之战（今安徽凤台西南）。楚国首先攻占了吴国朱方（今江苏镇江），吴军反击，夺取了楚国边境的棘、栎、麻三城。次年，楚军反攻，两军战于夏汭。楚军一部败于鹊岸（今安徽铜陵西南鹊洲），大部无功而返。（六）公元前536年的夺徐之战（徐国都城在今安徽泗县东南）。楚国在淮泗间有众多属国，徐国最大。徐国产生亲吴倾向，楚国兴兵伐徐。吴军救徐，与楚军战于房钟（今安徽蒙城西南），楚军大败。此后，楚国对吴国由攻势逐渐转为守势，两国进入了十来年“休战期”。（七）公元前525年的长岸之战（今安徽当涂西）。此处长江中有东梁山、西梁山，对峙如门，称天门山，也称博望山。长岸之战是春秋时期一次规模较大的水上作战。交战之初，楚军占得上风，缴获了吴王的指挥大船“余皇号”。吴军主将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召集诸将说，“余皇号”是先王之舟，被敌人缴获，是吴军的耻辱。我公子光有罪，你们谁也别想逃脱罪责，现在惟一的办法是拼死将“余皇号”夺回。由于吴人断发文身，与楚人风俗不同，公子光挑选了三位胡子长得很长的吴军士兵冒充楚人，潜水混上“余皇号”。吴军对楚军发动夜袭，在江面上发出一声声呼喊，“余皇号”上有人一声声回应，为吴军指示“余皇号”具体位置。楚军发觉船上混进了奸细，互相猜疑，引发打斗。吴军乘乱发起攻击，楚船争相向西败退，吴军将“余皇号”夺回凯旋。

吴、楚二十来年的“大打”阶段，曾发生过两次著名战役：一是鸡父之战，二是拔郢之战。

鸡父之战

鸡父（今河南固始）在大别山北麓。大别山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南有浩浩长江，北有淮河水网，鸡父恰好处在大别山区与淮河水网的交界地带，居高临下，瞰制着楚国在淮河流域的许多附属小国，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是楚国在大别山以北的屯兵要地。

公元前519年，吴王僚亲任统帅，以公子光为主将，兴兵伐楚，攻打鸡父。楚平王紧急征调大别山以北、黄河以南的楚国附属小国顿、胡、沈、蔡、陈、许等六国军队，配合楚军主力联合抗吴。担任楚军统帅的楚国令尹阳匄正在病中，他赶往鸡父与六国领军人物会商，终因劳累过度，支撑不住，临时委托司马薳越主持军务。

薳越率领楚方联军向占领州来的吴军发起攻击，吴军主将公子光感到楚方联军人多势众，硬顶不是办法，向吴王僚建议主动从州来东撤至钟离。钟离位于州来下游，在淮河支流涡河与淮河主流的汇合处，是扼控淮河流域的另一个军事要塞。

正当楚方联军准备向东撤的吴军发起进攻时，楚军统帅阳匄病故，消息传遍军中，楚军军心涣散，代理指挥的薳越难于控制局面，中途下令撤回鸡父，再作商议。公子光立刻向吴王僚提出建议，这时尾追楚军，适时发起攻击，定可得手。吴王僚开始有些犹豫，经公子光进一步分析战场形势后，同意回师追击。

楚方联军刚刚回撤到鸡父，吴军追兵已至。公子光把战斗力不强的胡、沈、陈三国军队作为第一波次的攻击目标，并选定于“晦日”发起攻击，出敌不意。进攻中，公子光以主力选择有利地形预设埋伏，然后用三千刑徒向胡、沈、陈三国军队发起佯攻，刚一接战便散乱回奔，将胡、沈、陈三国军队引入吴军伏击圈内，一举聚歼。另外的顿、蔡、许三国军队得到消息，一片慌乱，不战自溃。由于当天是“晦日”，楚军主力毫无戒备，吴军突然攻来，楚军猝不及防，全军溃败，鸡父陷落。

薳越自知难逃兵败之责，回国后自杀。这一仗，吴军在公子光指挥下，采取在运动中分股歼敌的办法，以少胜多，大获全胜。吴军攻克鸡父后，将战场推进到了楚国的北大门外，改变了吴、楚对抗的战略态势（《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拔郢之战

郢是楚国都城，即今湖北省荆州以北的纪南古城。拔郢之战发生在鸡父之战后十三年（前506）。这十三年间，吴、楚两国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故，这些变故给两国带来的影响截然相反。吴国经历了“专诸刺吴王”这一重大事变，使吴国“变”得更强了。楚国经历了“楚平王诛太子”之乱，使楚国“乱”得更糟了。

楚国经过“楚平王诛太子”变乱后，伍子胥和伯嚭逃到吴国，吴王阖闾均予重用。他俩对楚国情况了如指掌，帮助阖闾“日夜以谋楚”，在吴国打败楚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拔郢之战前后，吴王阖闾的左膀右臂是伍子胥和孙武，他们协助阖闾制订了打败楚国的战略计划。第一步先疲惫、消耗和削弱楚国，第二步再寻机与楚军决战，打败楚国。伍子胥对阖闾说：“楚执政众而舛，莫适任患。”楚国乱出主意的人不少，能够站出来应付危局的人一个也没有。但楚国毕竟是一个军事大国，必须逐步疲惫它、消耗它、削弱它，然后才能一举战胜它。伍子胥借鉴当年晋国对楚国实施“三分四军”的战法，向阖闾提出了具体建议：“若我分三军以肆之，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我归，彼归则我复出。则楚军疲敝于道路。数肆以疲之，多方以误之。既疲而后以三军继之，深入其地，必大克之。”（《左传·昭公三十年》）阖闾采纳了他的建议。楚昭王继位后的六年间（前512—前506），吴军年年来进攻，“无岁不有吴师”，把楚国拖得疲惫不堪（《左传·定公四年》）。在这六年间，吴国先后攻灭了楚国在淮河流域的钟吾、徐、舒鸠、养邑、桐、六、巢等属国，“全为吴所有”。

吴王阖闾的下一步战略目标，就是要攻克楚国郢都。

发动战争总得找个“理由”，选择一个合适的战机。楚国在大别山以北的属国蔡国，长期遭受楚国的欺凌，几度被迫向东迁都。蔡昭侯在位时，楚国令尹囊瓦敲诈他的宝物，囊瓦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就制造借口兴兵伐蔡。蔡国求救于晋，未果，转而求救于吴。阖闾早在几年前就想攻打楚国郢都，当时被孙武劝阻：“民劳未可，且待之。”这次蔡昭侯找上门来求救，阖闾立刻召见伍子胥和孙武，问道，你们以前劝我不可攻郢，这一次如何？伍子胥和孙武都认为，这次可以攻郢，但必须联合长期遭受楚国欺凌的蔡、唐两国，以增加取胜的把握。阖闾采纳二人建议，联合蔡、唐，大举伐楚。

阖闾亲任统帅，伍子胥、孙武、伯嚭等人随同，公子山（阖闾儿子）为先锋，阖闾的弟弟夫概也领兵五千一起出征。南路为主力，从潜（今安徽潜山）出发，翻越皖鄂交界的大别山无人区，进入楚国境内，经柏举（今湖北麻城东柏子山与举水的合称）向西挺进。北路为策应，从水路乘舟溯淮河西行，至淮汭（今河南潢川西北）上岸，先攻楚军以解蔡国之围，然后会同蔡、唐两国军队快速通过大隧、直辕、冥阨三道隘口，进入楚境后南插与主力会合。

楚国左司马沈尹戍向令尹囊瓦提出建议：由囊瓦率领伐蔡之军迅速回撤至汉水西岸组织防御，他自己赶到方城（今河南方城县境）去调集那里的机动部队，烧毁吴军停泊在淮汭的舟船，封锁大隧、直辕、冥阨三道隘口，截断吴军退路，然后配合主力在汉水东岸从背后夹击吴军。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作战计划。但囊瓦率领伐蔡楚军回撤到汉水西岸时，获悉吴军主力已出现在柏举以东的大别山区。一是出于争功心理，二是由于楚军内部诸将不和，囊瓦不等北路的沈尹戍军包抄到位，就临时改变作战计划，独自率领楚军主力渡过汉水东下，进入鄂皖交界的大别山区寻找吴军交战。

山区林密路窄，楚军盲目追击，随时都会出现某支部队孤军突出的现象。吴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法，主动后撤，引诱楚军，相机歼敌，抓住一股吃掉一股。楚军主力从小别追击到大别（均为今湖北境内大别山区地名），与吴军三次交战，三战皆败，士气大受影响，军心开始动摇。吴军三战三捷，士气大振。

囊瓦率军退守，与回追的吴军在举水发源地龟峰山附近形成对峙。这时，阖闾的弟弟夫概主张乘楚军统帅失威、军心动摇之际，立刻向楚军发起猛攻。阖闾比较慎重，开始没有同意。夫概血气方刚，不愿放弃眼前出现的良好战机，果断地以自己率领的五千兵力率先向楚军发起猛攻。楚军阵形立刻动摇，阖闾见势，下令吴军主力投入战斗，一鼓作气将楚军主力围歼。楚军统帅囊瓦弃军逃往郑国，副将薳射被俘，大夫史皇为掩护囊瓦撤退战死。柏举决战，吴军一举夺取了决定性胜利。

楚军残部在薳射之子薳延的指挥下，溃逃至安陆与云梦之间的清发水边（今称涢水），准备渡河，吴军追兵已到。阖闾准备立即下令攻击，夫概主张待敌“半济而击之”。阖闾听取夫概建议，待楚军渡河渡到一半时下令攻击，楚军溺毙、被俘者不计其数。渡过清发水的楚军残部溃逃至雍澨（今湖北京山县北），正在埋锅造饭，又被吴军追上。楚军残部“弃食而逃”，吴军就地开饭，“楚饭吴食”，吃了一顿饱饭，又追。

楚军副将沈尹戍，原计划赶到方城去征调机动部队，烧毁北路吴军停泊在淮汭的舟船。他刚赶到半路，就获悉北路吴军从淮汭上岸后，已迅速会合蔡、唐军通过大隧、直辕、冥阨三道隘口南下，囊瓦指挥的楚军主力已遭败绩。沈尹戍就地返回，回援囊瓦。当他赶到雍澨时，恰好与追击楚军残部的吴军遭遇，双方激战。沈尹戍指挥的楚军一时占得上风，但沈尹戍身负重伤，无法继续指挥，楚军余部全部被歼。至此，楚军彻底失败。十天后，吴军浩浩荡荡开进了楚国都城郢。

拔郢之战，是春秋晚期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役。战场宏阔——涉及今皖、豫、鄂三省的江淮流域、大别山区、江汉平原。战况激烈——吴军从小别到大别与囊瓦主力三战三捷，在柏举地区歼灭囊瓦主力，在清发水击溃西逃的楚军残部，在雍澨歼灭沈尹戍回援之军，六战全胜。影响重大——吴军攻入楚国国都郢，楚昭王弃都西逃（《左传·定公四年》）。

吴军战胜强敌楚军，有四条重要经验。一是战略思维清晰。先疲惫、消耗和削弱楚军，然后寻机与楚军决战，击败楚军。二是战略步骤稳妥。不急不躁，长期打算，稳步实施。三是作战方法灵活。山区、平原、江河，进退、攻守、决战、追击，随机应变，转换自如。四是作战指挥果断坚决。前线战将夫概的战场感觉敏锐，作战行动勇猛。统帅阖闾决策慎重，但该下决心时又很果决。

但是，吴军的空前大胜利，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大失败。

吴军不是败在战争的起点或中途，而是败在胜利的终点。不是败在战场上，而是败在楚国的宫殿里。吴军大举开进郢都时，楚昭王仓皇上船，在腥风恶浪中溯江西逃，楚宫大夫臣子四散，权杖玉玺、后宫佳丽、深宅府第、家室眷属全都扔下了。开进郢都的吴国君臣全都“对号入住”，“君居其君之寝，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并怂恿士卒“以班处宫”。从吴王阖闾到大臣将帅、吴军兵丁，全都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鼎食锦绣、迷醉销魂的陷阱中。据说，孙武曾力谏吴王，这样不行。阖闾听后只一笑了之。阖闾的弟弟夫概骁勇善战，战功盖过充当先锋的阖闾儿子公子山，两人为了争夺楚军统帅囊瓦的宅第，差一点相互开战。伍子胥带着满腔仇恨、满腔悲愤杀回故国，一心要报杀父灭族之仇。他没有抓到楚昭王，就把楚平王从坟墓里扒出来，鞭尸三百，一解痛恨。狭隘，过激，将私仇置于国政之上，善深谋，乏远虑，伍子胥的局限性在这一刻暴露无遗。吴军还放火烧毁楚国粮库，砸毁楚国重器“九龙之钟”，满城烧杀抢掠奸淫。总而言之，一切全都乱套了。

人们这时看到的吴国之师，是一团迅速腐烂的行尸走肉，完全失去了理智，失去了人性，失去了吴国人固有的斯文。如果真有什么“上帝”的话，那么“上帝”决定命运的方法十分简单：既然你们乐不思归，那就请你们乐极生悲吧。很快，阖闾的大灾大祸接踵而至：越国乘机偷袭吴都，俘太子而去，后院起火；楚国臣民处处袭杀吴军，夜夜惊梦。

楚臣申包胥奉命奔秦求救，在秦庭上哀哭七天七夜，秦哀公终于被打动，秦国出动三万大军救楚（《左传·定公四年》）。

阖闾派遣夫概前出阻击秦军，夫概兵败于沂（今湖北枣阳县东）。阖闾痛斥夫概，夫概一气之下，回到吴国，自立为吴王。阖闾急率部分吴军东归，留在楚国的吴军被楚、秦联军打得节节败退。

阖闾回到吴国，击退了入侵的越军，与夫概兄弟交兵。夫概兵败，奔楚避难。一位胜利的英雄，转眼间向自己打败过的敌人举手投降，寻求庇护，真可谓悲哀之至。

吴师黯然退兵东归后，楚昭王回郢，重振河山。

吴军从大胜利迅速走向大失败，他们为自己留下了千古遗恨，也为后人留下了千古教训。“如何打败强敌”和“如何面对胜利”，这是战争史上并列的两个大题目。有的人面对第一个题目可得满分，面对第二个题目却只能得零分。

还有另一个话题：孙武在拔郢之战中究竟担任了什么职务？《中国历代战争史》一书称，吴王阖闾在拔郢之战中“以孙武为将，伍员、伯嚭副之”，缺乏根据。据我看，孙武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他的巨大贡献主要是在军事理论方面，而不是在实战指挥方面。《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一段孙武初次见吴王阖闾时以两队宫女演示练兵之法的描述，很生动。后面只用几句话笼统概括了孙武一生的军事贡献：“（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但《史记》和记述拔郢之战主要经过的《左传·定公四年》中都没有说到“以孙武为将”之事。史籍在有关拔郢之战的历史记载中，对阖闾弟弟夫概的战场感觉、情况判断、临机应变、战法建议以及他身先士卒的勇敢战斗精神有许多详细描述，而对孙武的作战指挥竟一笔都没有提到。如果拔郢之战果真“以孙武为将”，这就难以解释。看来，孙武参加了拔郢之战是肯定的，但他极大可能是作为军师，为阖闾出谋划策，而不是在主帅的位置上负责作战指挥。

这时秦穆公已去世四十三年。这期间，秦国经历的康公、共公、桓公三代，都是守成之君，没有大的作为。晋国经历了灵公、成公、景公、厉公四代，其中晋景公是一位有为之君，使晋国霸业得以中兴。

晋景公在军事谋略上很有大局观，他为了同楚国争霸中原，在分化楚国东、西两翼上大做文章。东部“助吴制楚”，借助吴国的力量从侧背牵制楚国；西部“稳楚制秦”，主动改善与楚国长达七八十年的敌对关系，稳住楚国，先把秦国制服，最后再回过头去集中力量对付楚国。在晋景公的这个战略计划中，秦国是晋国要直接打击的首要目标。当时秦国君臣的政治嗅觉十分迟钝，对于晋国“稳楚击秦”的战略图谋竟毫无察觉，或者虽然有所察觉，却不知如何去化解日益迫近的战争危机，因而在处理同晋国的关系上应对失当，授人以柄，终于遭到晋国的痛击。

公元前581年，晋景公突然去世，新继位的晋厉公为了先稳定一下局面，约秦桓公在令狐（今山西临猗南）会盟。秦桓公开始答应了，到了会盟日期却临时背约，不去。不但不去，还想乘晋景公新亡，南联楚国，北联狄族，共同伐晋。由于晋、楚刚刚成为“盟友”，楚共王立即把秦国的这一动向捅给了晋国。这一下，晋国抓住了惩罚秦国的理由，晋、秦麻隧之战爆发。

麻隧之战打响前，晋厉公先派魏相赴秦递交《绝秦书》，这使我们看到了古代战争史上“兵马未动，舆论先行”的一个经典例子。这份《绝秦书》实际上是一份声讨书、宣战书，它将晋、秦两国的世代姻缘与晋国的委曲求全、以德报怨，秦国的负情寡义、唯利是图，一桩桩、一件件，表达得淋漓尽致。战争尚未打响，晋国就在宣传战上占得上风。后人评论这篇《绝秦书》乃“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的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战书既下，晋国就联合鲁、齐、卫、郑、曹、邾、滕等国攻秦，联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县北）大败秦军。秦军残部败退至咸阳一带，联军渡过泾水追击至侯丽（今陕西礼泉县东），眼看秦军已无力回击，遂班师。

麻隧一战，秦军主力几被全歼，使秦军“数世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