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战国诗人）
屈原简介
屈原：羋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汉族，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生卒年：约前340 ～约前278年
性格特点：想崇高，胸怀博爱，不为恶势力所屈服。忧国忧民、行廉志洁。
历史功过：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
名家评点：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王逸盛赞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近代学者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中国文学史》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屈原传记
动荡时代 文化高涨
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一个风云变幻的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时期。林立的各诸侯国，斗争十分激烈。经过厮杀与兼并，出现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强国并立的局面。然而七个强国的发展却不平衡。
楚国原是江、汉流域的一个蛮族国家，西周时活动在丹阳（今湖北秭归）一带。
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开始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逐渐地强大了起来，兼并了附近的一些小国，扩大了领域。传至楚庄王的时候（前613～前591年）任用孙叔敖为宰相，整顿内政，平定贵族叛乱，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楚国一跃而为强国。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曾一度进军洛邑郊外，派人向周天子问九鼎小大轻重，表示有灭周的野心。公元前597年，楚国与晋国大战于郊（今河南郑州北），晋军大败。
公元前594年，楚国又出兵围宋，宋向晋告急，但晋畏楚不敢出兵，此后，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国取代晋国成为霸主。《韩非子●有度》载：“荆（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楚庄王之后，楚国的辉煌时期也随之过去了。但仍不失为一个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文化都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一个大国。只是政治制度却比较落后，政权常操纵在腐朽的氏族贵族的手里。
战国初期，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变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最早的是魏国，任用李促进行政治改革，稳定了政局，发展了经济。继魏之后，楚悼王任用吴起实行变法。当时，楚国国势很弱，国内政治黑暗，阶级矛盾尖锐；北面连遭赵、韩魏三国的侵犯，西北又受秦国的威胁。吴起认为楚国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是大臣封君的权势太重，上逼人君而下虐民。因此，他主张废除贵族的特权，选贤任能，重振国威。具体的措施是：一、与王族血缘关系远的贵族，立即取消他们的特权。二、无功的封君子孙，传至三世即取消其爵禄。三、迁贵族到荒僻之乡垦荒。四、加强国防，选练士卒，奖励军功。这些办法，使得楚国日益强大。可惜的是坚持的时间不长，楚悼王死后，吴起就被反对变法的贵族所杀害，变法夭折，楚国也无法保持强盛的国势。
与楚国相仿，韩、齐、燕等国也都经过变法运动，在改善政治状况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都起过一定的作用。然而，包括最早变法的魏国在内，这些国家的变法都不彻底，所以其国势都难持续地强大下去。而七国中的秦国却是另外一种景象。
秦国原是地处偏僻的雍州，今天的陕西西部的一个小国，不与中原诸侯会盟，中原各国也视之为夷翟。西周灭亡，秦襄公护送平王至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以歧为中心，势力逐渐发展起来了。秦穆公时（前659～前621年）任用百里奚等人，整顿内政，发展生产，国家逐渐富强，疆土向东扩展，与晋国接壤。因有晋的阻挡，秦国不能向东发展，于是向西戎地区发展，遂灭许多西戎小国。《史记●秦本纪》记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春秋后期至战国初，秦国社会生产力有了相当的发展。农业中已经使用了铁器，较多的荒地被开垦为良田，经济和社会面貌都有进一步发展。可是，国家政权却被保守的领主贵族所控制，贵族们垄断政权，干预君位的继承，争权夺利，国君权力较小，国力也很弱。在与列国的竞争中，也处于不利的地位。公元前408年，魏国占领秦的河西之地，不久，楚国也控制了黔中、汉中、巴等地。这时，中原各国大多进行过改革，社会有所发展，他们都对秦国有鄙视之意。直到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他是一个有抱负的国君，想要进行彻底的改革，于是下令招贤。商鞅得知后由魏人秦，孝公任命他为左庶长，开始变法。
公元前359年至前350年，商鞅两次颁布变法命令。其主要的内容：一、奖励军功，禁止私斗。设爵20级，有军功者可以授爵。宗室贵族无军功者，没有爵位和特权。二、废除井田制，允许土地买卖。三、奖励耕织，生产多者，可免徭役；从事工商活动及因怠惰而贫穷的，籍为官奴。四、编制户口，行“连坐”法。另外还有推行县制和统一度量衡等。
在变法的过程中，新旧势力的斗争十分激烈。秦孝公死后，惠王继位，旧贵族趁势反扑，商鞅被车裂处死。但是新法已经实行了20年，使百姓“家给人足”，得到人民的欢迎，所以新法得以实行下去。经过变法后的秦国，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了，军队的战斗力也大大加强了，其实力已超出其他六国。此后，秦国开始了兼并六国的行动。
楚国由于吴起变法的失败，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楚怀王的时代，政治依旧十分腐朽。王室与贵族总是培植自已的私人势力而打击迫害贤能的人。如《离骚》中所揭露的那样“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总喜欢隐人善处而扬人恶声。他们媚上压下，拼命搜括百姓。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必然是群臣互相妒忌，奸佞方谀奉承，良臣被排斥疏远，百姓离心，城池不修，既无能人又没强大的军事防御。面对强秦的进攻，总是被动挨打。
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发生巨大的变化，文化思想界也出现了蓬勃活跃的局面。天文学、医学、农学等科学技术有突出的成就；思想界也出现了“百家争鸣”，不同学派的诸子，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对当时的政治、学术思想展开了热烈的争辩。主要的思想家有孟轲、荀况、庄周、韩非、公孙龙、惠施、邹衍等人。进步的思想家，大都继承了春秋以来盛行的“民本”思想，他们或主张减轻赋税徭役；或主张“举贤任能”，推行贤明政治；或主张实行法治，打击旧贵族，建立封建秩序。反动的思想家，则主张恢复领主的统治，或者幻想回复到原始社会。在哲学领域则展开了朴素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思维与形而上学、诡辩术的斗争。这些政治家与思想家们，把自己的思想主张，用优美的散文表达出来。他们往往采用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或自己编写的寓言来说明道理。内容言之有物、非常丰富；行文多运用当时的口语，文章富有文采，人们喜闻乐见，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在文学方面，由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诞生，给诗歌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开辟了道路，它从内容到形式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科技文化的发展，各个学派的争鸣，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思想的交流，有利于促进统一的、高度发达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文化的起源与巫官密切联系在一起，原始的神话传说与重卜祀相结合，形成巫官文化。然而北方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发展较快，文化的发展也突破巫官文化而步入了史官文化，怀疑天命，重视人事，讲求实际，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而南方是徙迁江、汉流域的苗族，他们开化较迟，长期以来被中原各国称之为“蛮夷”。他们依然是信巫鬼，重祭祀，处于巫官文化时期。楚国则是南方文化的代表。
由于对鬼神的信仰，就大量保存了富于想象的神话；由于巫风的盛行，又推动了音乐、舞蹈的发展。这样就使楚文化与北方文化形成两个不同的体系。战国时期，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南北方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高涨时期。
屈原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动荡，大变革与文化高涨的时代里。在政治上，他主张改革，要求废除腐朽贵族的特权，选贤任能，富国强兵；在文化上，他一方面发展南方文化富于想像的浪漫特色，另一。方面又接受北方文化重视反映社会现实的优良传统的影响，从而创作了像“楚辞”这样优秀的新兴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放出耀眼的异彩。
王胄家世 楚王同族屈原，名平，出身于楚国贵族，与楚王同姓。他的宗祖屈瑕，是楚武王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后代便以屈为氏。从家世渊源来讲，屈原与楚王是同一始祖，这个始祖就是传说中的古帝颛项高阳氏。屈氏为楚国三大家族屈、昭、景（合称“三闾”）之一，出过不少显赫的人物。
屈瑕曾作过莫敖，从他的事迹来看，既从事外交活动，又领兵打仗，地位应该是很高。他的后人屈重、屈到、屈建等人也都做过莫敖这个官职。《左传》里还记载了屈氏家族的一个有名人物屈完。他在齐桓公统率诸侯伐楚的时候，曾代表楚国前往召陵（今河南郾师东南）议和，齐桓公却让他同自己一起乘兵车检阅诸侯的军队，并威胁他说：“以此军作战，谁能抵御；以此军攻城，何城不克。”可屈完却回答说：“君若以德义安抚诸侯，谁敢不服；若要用武力，那么楚国以方城山为城，以汉水为城濠，你的军队再多，也没有用处。”于是，屈完与诸侯订立了盟约，成功地完成外交使命。
战国时期，屈氏家族势力较弱。比较有名的人物有大将屈句。史载在公元前312年，楚秦在丹阳（今河南浙川）一战，楚国大败，屈句做了秦国的俘虏。到了屈原时，虽然还保持着贵族的身份，但经济状况已经败落了。所以他在《惜诵》中讲了“忽忘身之贱贫”的话。
据传，屈原出生在荆山南麓的夔邑，即今湖北秭归。屈原出生的日期，许多人根据《离骚》中的“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两句诗推算，但因为使用的方法不同所以有几年的差异。有人推算他的生年当在公元前343年到前339年这几年中某一年正月庚寅日。最近有人推算，他的生日既要是夏历正月的朔日，又要是立春，日名还要是庚寅，这样的日子要经过一千多年才重复一次。那么，屈原是生于公元前336年，楚威王四年的正月初一。（见程嘉哲：《屈原生年之“谜”》《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尽管对屈原的生年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但并不影响他主要是生活在楚怀王与楚顷襄王时期这一历史空间（公元前328～前263年），他的政治及诗歌创作的生涯，也是与这一时期楚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屈原的幼年时期，楚国已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危机。大约在公元前333年，苏秦至楚，对楚威王说：“楚国的食物贵于玉，柴薪贵于桂，谒者如同鬼一样难得见到，王则如天帝一样难得见到，现在让你的臣民们吃玉烧桂，通过鬼来见天帝，国家能得到强大吗！”“大王的亲族，喜欢伤害贤人以培植私人的势力，大肆搜括百姓，使大王遭人民嫉恨。”（《战国策●楚策》）可见当时楚国经济凋敝，物价飞涨；权贵专横，排挤贤良，各以私人势力互相倾轧；楚王在深宫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统治者向百姓大肆聚敛，引起人民的憎恨与仇视，国内已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了。显然，经济的衰落、政治的混乱与阶级矛盾的尖锐，使得楚国国势下降。
当时的社会矛盾有三种：一是强秦与六国之间的矛盾；一是楚、齐、魏、韩、赵、燕六国之间的矛盾；一是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
面对着社会的矛盾，楚威王内心感到很恐惧。他曾答复苏秦说：“寡人自己料到，以楚抵挡秦国，是不能取胜的！内与群臣策谋，也是靠不住的。寡人是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中飘摇如高悬的旗，而无所终靠。”（《战国策》）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子怀王继位。在楚怀王在位的30年间，中国社会的形势又发生急剧的变化，各种性质的社会矛盾都尖锐化、明朗化。
屈原，因为他是楚王的同族，自幼就培养了他浓厚的宗国感情。在《离骚》开头的第一句他就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说明自己是古帝高阳氏的后代，表明了他为有这样一位始祖及其苗裔所建立起的楚国而感到自豪。所以，他一生都把自已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一生求索 投江自沉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日益强大，并不断向东方扩张。公元前330年，秦与魏战，大胜，斩首八万，得魏割让的河西之地；同年，秦与赵战，杀赵将，占二邑；前324年，秦占魏的陕邑，前322年又占曲沃、平周；前319年，秦与韩战于（今河南陵），韩败。
秦击败韩、赵、魏三国之后，还不断向东方腹地深入，从而形成对六国的严重威胁。
在这一个时期，六国之间虽也不断发生互相兼并的战争，但都感到强秦的扩展对自己的危害，于是六国诸侯就联合起来向秦反攻。在公元前318年（楚怀王十一年），楚、齐、魏、赵、韩、燕、宋、卫、中山等各组成联军，由楚怀王为领袖，其主力进至函谷关以攻秦。秦出兵反击，六国败退。第二年秦军又打败了韩赵联军，这次反秦的联合行动就这样失败了。此后，六国之间也时战时和。
就在以楚怀王为首联合攻秦之后，20岁左右的屈原大概就在此时开始在朝廷任职，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
青年时代的屈原，便有很大的抱负，他珍惜时间，刻苦读书，有广博的知识、超人的见识。《史记●屈原传》中讲他：“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是说他记忆力强，见多识广，懂得古今治乱的道理，而且善于辞令，很有口才。楚怀王很信任他，任命他为左徒之职，“人则与王国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看来这是一个兼管内政与外交参与军国大事的重要职务。有人说，左徒不过是一个文学侍从，相当于今天的机要秘书，虽是国君身边的近臣，官职却并不高。（见程嘉哲：《屈原生年之“谜”》）这不知是否符合屈原在朝廷中的重要地位？左徒官职究竟有多高，虽难以具体的标明，但是与上官大夫同列，这就是一个尺度。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实质与关键。《离骚》中说：
“众女嫉余之蛾眉，谣诼谓余以善淫。”是说因为自已长得美好，召来周围侍王之人的造谣诽谤。如果一个人在朝廷中根本没有地位，在国事中也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的话，哪还能召来别人的嫉恨而造谣诽谤吗？显然是不会的。所以，不管左徒是个秘书也好，与大夫同列也罢，总之，他在朝廷中是起到能够影响国君、在“图议国事”中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故而引起一些小人的妒忌，这才是问题的重要所在。
屈原敏感地察觉到楚国所存在的种种危机，并认识到这些危机将会导致楚国的灭亡。而这些危机的形成，都是由统治集团和执政者的腐败所造成的。屈原把这些都反映在《离骚》中，他写道：“众竞进以贪婪兮，凭不默乎求索。”大家都争着往上爬，贪婪不已，贪财好利的心全然不知满足。“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有一批糊涂的人们，只会苟且偷安，他们走的路昏暗。狭隘而且危险。“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这些人都对自己宽恕，而严格要求并猜忌别人，他们斗着心机而互相嫉妒。总之，他们争权夺利，唯利是图，排挤贤能，任用宵小，从而使楚国政治日益败坏，国势日渐衰微。《离骚》以桀、纣相比：“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夏桀和殷纣是怎样的糊涂，总爱贪恋走捷径而屡自跌跤。
面对着腐败与危机，屈原心中十分着急。他有责任为振兴楚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要“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即要急速地为祖国效力而前后地奔走，想要追赶上先王的步伐。屈原认为“先王之道”是治世的“规矩墨绳”。“遵道”便可以“得路”。为了使“国富强”，他向楚王建议：“奉先功以照下，明法度之嫌疑。”即本先王之遗教而立法度，实行法治；“举贤面授能，循墨绳而不颇。”即要斥退奸邪，任用贤能，遵循先王之道的准绳，不要出偏差；还需要“重仁袭义”作“善事”，行“美政”。屈原认为：“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皇天是公正无私的，他只保佑有德行的君主，只有具盛德、行美政的人，才能使国家富强。为此，屈原愿努力奋斗“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忍耐痛苦绝不抛弃理想，要请上天作证，我只深忱地忠于君王并无他意。
开始，楚怀王对屈原还是很信任的，也颇想有一些改革，所以命屈原“造为宪令”，也就是拟制法令。这虽说不是“更张国宪”，改革体制，但从屈原反对腐朽贵族执政的思想来看，他所拟制的法令中会有对上官大夫之流的权贵不利的条文。
所以当屈原只写完草稿时，上官大夫企图迫使屈原按自己的意见修改，屈原当然不会答应。于是，上官便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说“每一令出”，屈原就当众夸耀，归功于己，“以为非我莫能为也”，以此向众人示思而树立自己的威信。不辨真伪的楚怀王，信以为真，“怒而疏屈平”。（《史记●屈原列传》）这显然是一场“正”与“邪”的政治斗争，但是由于怀王不辨忠奸，屈原在斗争中失败了。屈原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而腐朽贵族的气焰却更为嚣张了，屈原心中充满愤懑和悲伤。他把这忧郁压抑的情绪，通过自已的作品《离骚》宣泄出来。所以《史记》讲：“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
在七国争雄的斗争中，屈原是一贯主张联齐反秦的。楚、齐也曾结为纵亲联合在一起，故而秦国也总是想法破坏楚齐两个大国的联盟，以搬掉自己兼并天下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在楚怀王十二年（前317年），联合诸侯攻秦失败之后，秦国便趁机向赵、韩、魏三国发起攻击。楚怀王十三年，秦攻取赵国的西都、中阳。楚怀王十四年，秦攻取韩国的石亭，又战败赵将泥。楚怀王十五年，秦攻取魏国的焦，又打败韩军于岸门。
楚怀王十六年，秦再攻赵，占领蔺地，虏赵将赵庄。在秦国的攻击下，韩、魏不得不与秦讲和。这样，楚国北方的韩、魏都成为秦国的盟邦，从而使楚国北部领土处于秦国的军事威胁之下。在楚怀王十三年，秦曾灭蜀，占领了巴、蜀等地，楚国西部和西南部领土，也都处在秦国的军事威胁之下。
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年），秦国又欲攻齐，首先要破楚齐的联盟关系。这时屈原已经被楚王疏远了。有人说大概在被疏远之后，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而任三闾大夫，专管昭、屈、景三姓子弟的教育工作。从他的诗作《橘颂》中可以看到他对那些贵族青年，特别注重高尚品德的熏陶及爱国主义的教育。此后，或退居故乡。或许正是秦国看到楚国主张楚齐联合的大臣屈原已离去了，容易破坏楚齐的关系，派张仪来到楚国。《史记。楚世家》中载：”（楚怀王）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纵）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张仪到了楚国以后，向楚怀王提出楚与齐绝交乃是”一计而三利“之事：一是楚如能与齐绝交，秦愿割商、於之地六百里予楚；二是楚秦结为兄弟之国，齐国力量削弱，楚国北方可得安全；三是秦国感恩于楚，楚国西边境也勿庸担忧了。楚怀王听了之后很高兴，于是，接受张仪的建议而与齐国断绝友好关系。
楚齐绝交固然是由于楚怀王的不明智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所迫。首先，楚、齐两国虽结为盟邦，但之间的矛盾也是很尖锐的。在楚怀王之父威王时，为争夺徐州、淮北、东国，楚、齐两国就不断地发生战争。与怀王同时的齐宣王，也是一个不断对外进行扩张，想要臣服秦、楚，独霸天下的人。他在连续打败魏、赵、燕之后，也时常想南割楚国的淮北。为此，楚怀王颇为不安。其次，秦国战败赵、魏、韩之后，打开了大举南侵的道路，同时，秦又占有巴蜀，可以从西方直接进攻楚国的腹地。对于来自秦国的威胁，楚怀王也是心怀恐惧的。怀王认为秦是为攻齐而来说服他的，所以联秦反齐既可减少秦国对楚的威胁，又可以利用秦齐之争，来削两国的势力；而自己呢，可以乘机扩张东部的领土。这样既可解除秦、齐两国的威胁，又可以坐收渔利；况且商、於之地六百里，也是具有诱惑力的。
然而，出乎楚怀王意料之外的是：当楚齐绝交之后，秦却负约食言，戏言只答应给楚国六里之地，这显然是在耍弄而激怒楚王；另外，秦国是实行远交近攻的政策，他真实的行动是在楚齐绝交后，首先是交齐而攻楚，而不是越楚之近而去攻远之齐。
楚怀王知道自己上当了，十分恼怒。于十七年（前312年）出兵攻秦。丹阳一战，秦军大败楚军，斩甲士8万，俘虏了楚大将军屈句、裨将逢侯丑等70余人，并占领了楚国的汉中地。楚怀王再次集中全国兵力去攻打秦国，战于蓝田，结果楚军又大败。这时，魏、韩两国也趁机南袭楚，攻至于邓。楚国不得不收兵。”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史记●屈原列传》）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楚怀王有些悔悟了，他便派屈原出使齐国，争取与齐国和好，重新恢复联盟。已经被疏远了的屈原，再次被委以外交重任，说明他在这方面是最得力的官员，因为他是一贯主张联齐抗秦的，所以或许他还保持了齐人对他的信任。
秦国看到楚国还具有相当势力，一时并无法吞并，又害怕楚、齐再度联盟，于是又派使臣至楚议和，与楚和好。当时秦国要求以武关以外之地来交换楚国的黔中。
楚怀王对张仪特别愤恨，所以宁不易地，愿得张仪而献出黔中地。张仪倒不害怕再去楚国，他认为楚怀王的大臣靳尚及宠姬郑袖都会保护他，况且秦强楚弱，他是奉王命使楚，楚何敢加诛于他。张仪来到楚国，怀王不见，而将他囚禁起来，要杀他。
张仪用重金贿赂了靳尚，又通过靳尚贿赂郑袖，并进言：如果楚国不释放张仪，秦王就会用土地和美女来赎他，楚王喜欢秦国美女，你就要失宠了，所以你最好去劝大王放了张仪。郑袖听信了这些话，在怀王面前日夜啼哭说：要是杀了张仪，秦军就要打来，你不如早将我母子送至江南，以免将来遭殃。靳尚等人也在楚怀王面前劝说不能得罪强秦。在这伙人的包围中，楚怀王又动摇了，放了张仪，并像以前那样对他厚礼相待。
张仪被释放后，便以”秦楚合亲“来说服楚怀王。他首先说秦国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强大，什么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还有秦法令严明，将士有勇有谋，士卒不怕艰险，勇于牺牲，能”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接着又说六国贫弱，绝不是秦国的对手。六国合纵，”聚群弱而攻至强，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数举兵，此危亡之术也“！六国攻秦，无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羊敌不过老虎是明明白白的。张仪还进一步恫吓楚怀王：秦西有巴、蜀，且船大粟足，循江而下，用不到十天就可以攻进楚地；秦军出武关，又可以自北向南攻楚，而且还有韩、魏，也可以攻其北，楚国社稷岂可无危险吗？最后张仪建议：秦出兵攻卫阳晋，必控制天下之胸，而楚出兵攻宋、鲁、滕等小国，则泗上十二诸侯小国，尽为楚所有。如果楚王同意的话，请使太子人秦作人质，秦太子也人楚作人质，而且秦楚合亲，两国长期为兄弟友邦，终身互不攻伐，这样做不是最好的吗！
虽然张仪的建议充满威胁、欺骗与诱惑，他的目的是为了离间楚齐的关系，以便秦国对六国各个击破。但是张仪对秦与六国之间力量对比及当时局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客观的，楚怀王也清楚这一点，答应了”与秦合亲，约婚姻“。
就在这个时候，屈原从齐国谈判归来。他坚决主张杀掉张仪，反对与秦和亲。
他说：”前大王见欺于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臣烹之。今纵弗忍杀，又听其邪说，不可。“楚怀王却认为答应了张仪的建议要求，可以不用再献黔中与秦，况且答应之后再反悔是不可以的。就这样放走了张仪，楚秦两国又成为盟国。这一次楚国在对齐国的外交上，又一次失去信用，使屈原出使齐国所作出的努力都白费了。
楚怀王十九年（前310年），秦惠文王卒，秦武王继位。秦群臣俱不喜欢张仪，张仪离开秦国而去了魏国，第二年便死于魏国。形势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齐王欲再联合六国而为纵长，又恶楚与秦合，所以派使臣使楚下书，说服楚怀王尊周反秦。见信后，楚怀王尚犹豫不决，群臣的意见也不统一，最后还是同意了齐王的意见，”合齐而善韩“。
楚怀王二十三年（前306年），秦昭王即位。为了破坏楚齐联盟，送给楚国许多礼物；秦女人楚，楚女人秦，秦楚交婚。楚怀王又背齐而和秦。楚怀王二十五年，怀王与秦昭襄王会盟于黄棘（今河南新野东北）。
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因楚国背叛纵约，联合伐楚。楚使太子横到秦国做人质，换得秦国的援助。秦派客卿通率兵救楚，三国退兵而去。怀王二十七年，太子横在秦国的一次决斗中杀死一大夫而逃归楚国。第二年秦国以此为借口，联合齐、韩魏一起伐楚。楚将军唐昧率兵抗击。两军在垂沙（今河南唐河西南）相持6个月，楚军最后大败，唐昧战死，楚军损失很大，并丢失了重丘（今湖北竹山县）。
怀王二十九年，秦军又攻打楚国，杀楚将军景缺，士卒死有两万。楚怀王惊恐，又想到联齐，派太子横到齐国做人质。第二年秦国攻下楚国8个城邑。胁迫怀王到武关（今陕西商县东）会面，以缔结盟约。在楚王犹豫不决之际，屈原劝楚王莫去，他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史记●屈原列传》）大臣昭睢也劝楚王勿往。而楚怀王少子子兰害怕触怒秦国，力劝楚王前去。楚怀王最后决定赴会，可一人武关则被伏兵劫至咸阳。秦昭王像对藩属一样待他，并迫使怀王割巫、黔中等地予秦。怀王坚决不肯，于是被当作人质扣留起来。中间虽曾逃至赵国一次，但因赵不肯接纳而失败。3年后终因忧愤成疾，死于咸阳。
在楚怀王被扣留在秦国时，楚国宗室与大臣们便从齐国迎回太子横继承王位，是为楚顷襄王。顷襄王元年（前298年），屈原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了。
3年后，楚怀王死于秦国，楚国上下都十分悲痛，当怀王灵柩运回楚国时，楚人痛哭流涕，同时也感到是莫大的耻辱。屈原当然是极为悲愤的。他眷顾楚国，心系怀王，不忘欲反，冀希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史记。屈原列传》）。屈原最大的悲愤是怀王始终执迷不悟，不能迷途知返，一改”国俗“，终落得身死异国的可悲下场。为了悼念怀王，屈原写了《招魂》一诗，假设巫阳受天帝之命，招楚王魂。
秦连年侵犯楚国以及致死怀王之举，激起楚国人民的共同愤慨，人民都想奋起反抗秦国。顷襄王初立，倒也想与父王报仇，然而楚国的一切权力都操纵在腐朽贵族的手里，他们只顾个人眼前利益，根本不考虑国家的安危。在这群小包围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顷襄王复仇的念头也逐渐冷淡了下来。顷襄王六年（前293年），秦将白起打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秦昭王趁机写信威胁楚顷襄王，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将率诸侯伐楚，痛快地进行一次决战。顷襄王很是恐惧，不敢迎战，而是设法与秦谋和，第二年迎娶秦女为妇，秦楚又和好了。
据史载：楚顷襄王是个荒淫、骄横的君主。他不爱恤百姓，横征暴敛，以榨取百姓血汗过着淫逸侈靡的生活。他好宫室台榭，建筑了许多离宫别馆；他喜欢游玩，与大臣们驰骋于云梦之中，游乐于兰台之宫；他好色，宫墙内皆衣锦绣；他爱马，马皆吃人食。由于他的挥霍无度，国库枯竭，城郭空虚，百姓饥饿，民人无褐。在他周围又聚集一些奸邪的贵族封君，如州侯、夏侯、上官大夫、令尹子兰等人，他们用阿谀逢迎的手段，获得楚王的信任，又用阴谋诡计去排挤、陷害正直贤良的大臣。此时的楚国是”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为功，谀谄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战国策●秦策》）。
屈原一贯主张抗击强秦，所以他是不会得到顷襄王的欢心的。再加上令尹子兰指使上官大夫在楚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就将屈原流放到江南。有人说，屈原没有被流放，他是”愿曾思而远身“，自动弃官出走的。屈原的许多诗篇是在顷襄王时期写的，包括《离骚》。（见程嘉哲《屈原生年之”谜“》）这种看法有些道理。
《离骚》中有这样的诗句：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灵氛已把协吉的占辞向我告诉，）
历吉日乎吾将行。
（选定了好的日期我要走向远方。）
折琼枝以为馐兮，
（折来琼树的嫩枝可做我的路菜，）
精琼靡以为粮。
（磨来美玉的细屑可做我的干粮。）
为余驾飞龙兮，
（为我驾上神速的八尺高的龙马，）
杂瑶象以为车。
（把琼瑶和象齿装饰着我的乘舆。）
何离心之可同兮，
（离心离德的人们哪有方法同流？）
吾将远逝以自疏。
（我要漂泊到远方去离群而索居。）
一译文采自郭沫若《离骚今译》（下同）
这样，屈原远离朝廷及那些卑鄙污浊的小人，长期生活于穷乡僻壤、深山大泽之中，并曾和劳动人民多有接触。他这时的生活是艰苦的，他时而跋涉于深山密林中，倾听猿猴声声的哀鸣；他时而徘徊在大江水泽畔，吟诵着自己悲愤的诗篇。在这样的环境里，屈原依然保持”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情操，写了许多不朽的作品，其中有：《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
楚顷襄王于十八年（前281年），派遣使臣到诸侯国，重新组织合纵，欲以伐秦。
秦国听说后，出兵伐楚。第二年，楚军大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秦将司马错又攻占楚的黔中；第三年秦将白起攻占楚的鄢、邓、西陵等五城；第四年即公元前278年，白起攻陷了楚国都城郢，灭楚宗庙，烧毁楚先王坟墓。顷襄王东逃至陈城（今河南淮阳）。
国都的失陷，给屈原在精神上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怀着痛苦的心情写下了《哀郢》。其后不久，屈原来到长沙附近的汨罗江，在极端苦闷与绝望中，投江自沉了。时年，他大约是在60岁左右。有人说，从《哀郢》里有”至今九年而不复“一语看，诗人在郢都陷落后，还过了9年的流亡生活。（见程嘉哲：《屈原生年之”谜“》）这种说法恐怕不妥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哀郢》一诗，也是在郢都沦陷9年以后才写的了。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屈原在国都沦陷了这么长的时间才为之写哀诗呢？既然不说原因，怎能令人信服！其实，这句诗的全句是”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应该是写自已因见疑而被迫离开朝廷（或说流放）9年而不复。另外，诗是文学作品，并非历史记录，”三“、”九“等数不是一个准确的实指数目，而是常被用来泛指一段或短或长的时间而已。所以还是在郢都沦陷不久，诗人难以接受这残酷事实而沉江自杀的，比较能够接近史实。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及诗人，把五月五日定为他的忌日，使人们千秋万代地怀念着他。
楚辞佳作 辉煌诗篇屈原创作的诗歌，后人称之为”楚辞“。楚辞的本义是楚国体裁的文（歌）辞，即一种文学的体裁。宋朝黄伯思解释”楚辞“说：”屈原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引黄伯思《校定楚辞●翼骚》之序盲）在这些特点中最主要的是语言与声音的特点，如”楚辞“冲的”若些“（读若所）、”只“、”羌“、”谇“、”蹇“、”纷“、”佗傺“等，皆楚国的方言；其声调悲壮顿挫，通常二句一韵，二韵一节。因此我们可以说，”楚辞“是中国最早具有浓厚的楚国地方特色的方言文学。但是屈原在创作诗歌时，并没有把自己的作品称之为楚辞。这个名称是汉代初年才有的。《汉书。地理志》载：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
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汉书》王褒传、朱买臣传中均提到”楚辞“这一名称。楚辞是屈原所创，其作品既有屈原的，也包括后人”慕而述之“的写作。西汉末年刘向将楚辞编成集，从此楚辞就有了专书。现在人们称楚辞，如屈原的作品为诗，或诗歌。在汉代则称其为赋。如《史记●屈原列传》里说”作怀沙之赋“，《汉书●贾谊传》中说”作离骚赋“，地理志说”作离骚诸赋“，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刘勰的《文心雕龙》以《离骚》为赋又为诗。但是楚辞虽也称赋，却应当与”汉赋“有所区别。很多汉赋，严格说来只是诗化的散文，而楚辞却是真正的诗歌。
屈原创作楚辞，除他自身的爱国的激情。高尚的思想情操、广博的学识外，他还接受了南方民歌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影响。尽管《诗经》是现实主。
义的代表作，而《离骚》等诗歌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但它们同样都是反映了社会现实，体现”诗言志“之意的作品。从表现形式看，屈原的一些诗与《诗经》中一些篇章十分相似，试以《橘颂》和《郑风●野有蔓草》做一比较可见其承袭：
后皇嘉树，
野有蔓草，
橘徕服兮。
零露溥兮。
受命不迁，
有一美人，
生南国兮。
清扬婉兮。
深固难徙，
邂逅相遇，
更壹志兮。
适我愿兮。
《橘颂》为四言，但一小节最后一句为五言，如：”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而《诗经》早已有这样的句式：”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卫风。淇奥》）当然给楚辞更直接影响的是南方的民歌。公元前6世纪中叶楚人翻译的一首《越人歌》歌辞是这样的：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首民歌的抒情味道很浓；句子的参差不齐，衬字”兮“的多次运用，都增加诗句的舒展流畅及音调的优美。楚辞中的篇章里，很多句子与这类民歌相近。屈原将它吸收过来，经过加工，形式更完美，语言更丰富生动了，使楚辞的这些地方特色更臻完美。
屈原的作品有《离骚》、《天问》、《招魂》、《九章》（9篇）、《九歌》（11篇）等20几篇。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史记。屈原列传》）这个次序应当是作品的次序，《哀郢》是《九章》中的一篇，故《九章》排第四。《九章》非原题，9篇诗也非一时之作。《九歌》是祀神乐歌，居最后，是屈原加工过的楚国民歌。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首抒情长诗，共有373句，2477字。《史记●屈原列传》讲：他因为楚王不听正确的意见，邪曲占了上风，容不得方正，所以”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说明《离骚》是在他被疏之后的作品，离骚的含义是离忧，即心烦意乱，忧愁幽思与怨恨的意思。《屈原列传》还讲：”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是屈原在自己被打击，又看到楚国面临危亡，发自内心的悲愤之作，完成于楚顷襄王时期，应该是可信的。
《离骚》全诗可分为12个段落，加尾声《乱日》，共是13个段落。（据郭沫若：《离骚今译》）一、诗人通过家世的追溯，美好品质、远大抱负及重视才能培养的叙述，表明了自己热爱生活，愿为祖国效力的心愿。二、以古代贤与暴不同类型作对比，暗示楚王为小人包围，不纳忠言，表明自己对国家的忠心，对楚王轻信多疑的伤心。三、痛心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的变节，鄙视群小的争夺财利，又担心自己政治上无所建树，表示一定要效法先贤，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四、表明决不为恶势力的袭击而动摇，埋怨楚王不能明辨是非。正邪不能相容，后悔自己看错了路向，似乎应退避自疏，但最终自己将宁死不屈。五、说明现实道路走不通，只好退到想像的境域中去，使精神暂时得以安歇。六、叙述女伴对他的劝告，但亦于事无补，他感到人间的寂寞，于是只好向舜帝去陈诉。七、以古代国家兴亡的道理，反复说明应当起用贤能，可惜自己生不逢时，只好掩涕悲泣。八、写他乘龙驾凤神游虚幻境界，排除险阻去求索崇高的理想，可惜天国中也找不到自己可以寄托的对象。九、从天国到人间，自己的追求一的碰壁，其原因是被”混浊“势力所阻挡，宫门万重，君王何时能醒悟呢？十、在绝望中去请神巫占卜，借巫者的口吻来考虑自己的去留。十一借神巫的鼓励，应该往好的那方面去设想，却担心不被见容；善良的人抵不住社会歪风的袭击会变节，而自己却不愿随和。十二、写自己离都门日远，把灵魂上升到深邃的上天，摆脱尘世的羁绊，得到了光明，但是当他一看到祖国，就使他再也难以移步向前。尾声总括了全诗，最后说道：算了吧，国内没有人把我理解，我又何必一定要思念着故都？既然没人和我一起实现美好的政治理想，那我就死去依就殷代的彭咸。从全诗的结构来看，大体可分为两大部分，以”女要之蝉媛“为界限，前半部分多叙述现实的事情，即对已发生的事情的追述，后半部分则是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虚幻的王国，对未来询问、求索。最后，还是要回到现实中来，但现实又令他绝望，甚至产生去投靠殷代因谏君不听而沉水的贤臣彭咸的念头。
《离骚》，表达了屈原的政治理想及对美好人生的求索。屈原所提出的美政，就是效法古代的贤君尧、舜、禹、汤、文、武，兢兢业业遵循着正义的法则来办事；反对启、羿、浇、桀、纣这些昏君，因贪图逸乐，倚恃强力，荒淫残酷而遭到灭亡。他希望楚王以史为鉴，不要重蹈昏君的覆辙。屈原特别重视”举贤授能“，他认为三王时代，政治之所以能够纯正，就是因为有许多贤能的人辅佐君王。他还通过巫咸的口举出许多历史上不拘身份选拔人才的好处。屈原”举贤授能“的主张，正符合大动荡、大变革时代进步的政治趋势。
《离骚》，体现了屈原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提出并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的。屈原对楚王所表示的忠诚，就是忠于楚国的表现。例如：
岂余身之惮殃兮，
（我并不怕自己的身子会要遭殃，）
恐皇舆之败绩。
（我怕的是君王的乘舆要被毁坏。）
指九天以为正兮，
（我要请九重的上天做我证人，）
夫唯灵修之故也。
（我悃忱地忠于君王并无他意。）
这里都是把楚国的命运与楚王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来考虑的。他对楚王的忠诚，是寄希望于楚王能够把楚国治理得富强。他不仅不是对楚王惟命是从俯首帖耳，而且是与楚王危害楚国的行为去进行抗争，当楚王不辨忠奸，不能采纳正确意见造成严重后果时，他又很痛心，以至于怨恨、绝望。他在《离骚》中写道：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你既不肯鉴察我胸中的忠诚，）
反信谗而齑怒。
（更反而听信谗言给我以恼怒。）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
（我诚然知道耿直是不能讨好，）
忍而不能舍也。
（但我却忍耐着痛苦不肯抛弃。）
初既与余成言兮，
（在当初你既已经和我约定，）
后悔遁而有他。
（你奈何反悔了又改变了心肠。）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
（我和你的分离也不怎么难堪，）
伤灵修之数化。
（只叹息你的为人呵太没主张。）
诗中的荃与灵修，都是指的楚王。起初楚王还是信任屈原的，但听信谗言后，则对屈原产生了恼怒。屈原知道耿直是得不到什么好结果，但还是坚持不改。既然得不到信任，与王分离也没什么难堪的。很明显，忠心于楚王的前提，是要能接受自己正确的政治主张，而使楚国强大起来，否则也只能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表现出诗人的气节，也是与他的爱国主义相一致的。
屈原的爱国主义还表现在他对祖国大地的无限眷恋上。诗中写道：
陟升皇之赫戏兮，
（在皇天的光耀中升腾着的时候，）
忽临睨夫旧乡。
（忽然间又看见了下界的故丘。）
仆夫悲余马怀兮，
（我的御者生悲，马也开始恋栈，）
蜷局顾而不行。
（只是低头回顾，不肯再往前走。）
当诗人在想像中的皇天遨游的时候，忽然间看到祖国的故丘，就再也不肯往前走了。对于祖国热爱之深，哪怕她处在混浊黑暗中，哪怕对自己还存在许多危险，哪怕自己是在幻想中游历，都绝不能离开自己的祖国。这种至深的爱，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离骚》，体现了屈原对美好人生的不断求索。他追求美与善，而与一切丑恶的事物进行不屈的斗争。在诗中，诗人以香花、香草来比喻自己高洁的品格，而且要永远保持这种高贵的品格，至死不变。和他相对立的那些腐朽的贵族则是苟且偷安、贪婪、嫉妒，在关键时甚至不惜向敌国变节求荣。他们对正直、廉洁，坚持正确。
路线的屈原造谣中伤，打击排斥。而屈原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并给以严厉的斥责与辛辣的讽刺。诗人写道：
既替余以蕙讓兮，
（不怕他就毁坏了我秋蕙的花环，）
又申之以揽苣。
（我又要继续着用白芷花来替代。）
亦余心之所善兮，
（说到头是我自己的心甘情愿，）
虽九死其犹未悔。
（纵使是死上九回我也不肯悔改。）
炖郁邑余诧傺兮，。
（我忧郁，我不安，我感受着孤独，）
吾独穷乎此时也！
（我孤独地遭受着今世的困穷！）
宁溘死以流亡兮，
（我就是淹然死去而魂离魄散，）
余不忍为此态也！
（也决不肯同乎流俗，屈节卑躬！）
鸷鸟之不群兮，
（鹰和隼不能够同凡鸟同群，）
自前世而固然。
（原本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何方圜之能周兮？
（哪有方和圓能够互相通融？）
夫孰异道而相安？
（哪有曲与直能够一概相量？）
诗人坚持不懈地与恶势力作斗争，虽九死也不悔。这种洁身自好，一往无前的精神，能感天地，泣鬼神！所以唐代大诗人李白高度评价屈原的诗歌：”屈平辞赋悬日月！“
《离骚》，所揭发咒骂的贪婪、奸险、奢侈、凶暴的宵小、恶棍，实际上是剥削阶级集团的形象；他所歌颂的正直、善良。廉洁、耿介的嫉恶如仇的精神，实际是人民性格和人民反抗情绪的折射。所有这些说明了时代对屈原所起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只有亲身经历过这样的遭遇，才能够写得出这样的作品，所以刘勰讲：没有屈原，也就不会有《离骚》（《文心雕龙●。辨骚》）。
《离骚》在表现手法上，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首先，这首长诗善于揭示矛盾和心情的波折。诗中所表现作者的广阔思想，深刻和复杂的感情及自己的遭遇与心情，不是平铺直叙的叙述，而是在处处以忠贞与谗邪之间的对立矛盾中展开。诗人对忠贞的歌颂和对谗邪的指斥，充分显示出分明的是非与强烈的爱憎情感，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有很强的感染力。
诗人的内心也充满着矛盾，反映到诗中，一方面是自已忠贞不渝的态度，一方面在现实打击下的苦闷彷徨；一方面是女婆劝他随俗沉浮，不要使自己过于孤立，一方面是诗人不愿放弃自己的理想而接受这个劝告；一方面是灵氛的卜卦，要他合则留，不合则去，但在诗人离开都i］遨游时，看到故丘就再也不愿移步向前了。这些矛盾，使诗人心中充满波折，但诗人最终还是坚持自己的理想，为了祖国和理想他宁肯去死，也决不随波逐流，突出的表现了诗人卓越的人格。
其次，《离骚》用象征比喻的方法描写诗人的遭遇，表白自己的爱憎感情。一是用传说与历史故事，以古喻今；二是用花、草、树木等来比喻不同的人物和品行，以鸩鸟代表丑恶专讲坏话的形象，雄鸠代表举止轻佻的形象，鸷鸟代表不屈斗争的形象，凤凰代表善美的形象等等，这些形象比喻精确，可以看出诗人巧妙的构思。三是诗人充分的利用神话传说的材料，把读者带到虚幻缥缈的世界。他把传说中古代美女组织到自己的诗篇里，把日月、风、云拟人化。他想象自己驾驶着以凤凰为车，以无角白龙为马的神车，月神望舒在前面引导，风神飞廉在后面追赶，向着四方去遨游。在他去上下求索时，天渐晚了，他就向太阳神羲和发出慢行的命令，叫他不要急于回到崦嵫山下。他在想像中驰骋，早晨由苍梧动身，晚上便落到昆仑山的县圃；刚渡过仙河赤水，便又向西海前进。诗人大胆丰富的想像，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个昂扬开阔的精神境界。如同奔驰在群山万壑之上的雷鸣闪电，如同高悬在万顷波涛上的皓月亮星，引起人们的惊奇与激动。
然而，诗人的想像是以激烈复杂的现实斗争为背景的，是以真实的感情为基础的。他没有逃避到梦幻的世界，而借以表达他为实现美好理想，而始终坚持不渝地斗争、去不断地上下求索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他的幻想始终是现实的积极反映，他在幻想中的行为正是他在现实中对理想执著追求的反映。
我们说《离骚》是我国古代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因为他用借助想像构成虚幻的境界，来表达、抒发自己强烈奔放，不受现实羁绊的思想感情；他用夸张和大胆的比拟，赞美善良忠正，鞭答奸邪巧佞，它的精神是积极的、战斗的，充满了现实主义的。
《天问》是距离《离骚》时间最近的屈原的另一首长诗。全诗基本是四言，4句一节，共95节、373句、1560字。
《天问》是一首奇特的长诗，几乎全篇都是以问句组成，故而称《天问》。关于题目有两种解释，一说《天问》就是问天的意思，那就是说向天发问了。另一种解释是关于天地现象与事物关系的疑问。诗中的史事包括在事物关系之内，在古人的观念中，这一切都统括于天。”天降下民“，”天生杰民“，连人都是天生的。（见王泗原：《楚辞校释》）作者一口气提出了167个问题，并以诗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是千古独有的，表现了诗人卓越的文学创作才能。
全诗可分两个大段落。前112句是问天地的，后264句是问人事的，也就是问有关世间盛衰兴亡的历史传说。两大段落的次序顺理成章，先问开天辟地，后及世间的兴亡，既包括了天地的形成，又包括了世间历代的兴亡史，但主要的篇幅和全诗的主旨却是在后者，它体现了诗人想通过历史传说寻找使国家兴亡的答案。诗中所流露出作者激愤的情绪思想感情和《离骚》及诗人其他的作品基本上是一致的。
屈原通过对历史传说的质问，发抒了自己的怨愤与不平。例如关于鲧治水的传说，诗人问道：鲧不能胜任治理洪水，众人为什么推举他？都说不必担忧，何不让他试试看呢？”鸱龟首尾相连，为何就启发了鲧筑堤的想法？按照他的办法以求成功，天帝为什么对他又要处以极刑？（不任汨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在屈原看来，鲧是一个得到众人崇尚的好人，他被处以极刑，与其说是治水的方法错了，倒不如说是因得罪了天帝，因为他为人太耿直了。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说的那样：“鲧婞直（刚直）以亡身兮，终然夭（死于非命）乎羽（山）之野。”这正是对（天问》中问题的回答。屈原在诗中对一系列历史上暴君的灭亡做了分析。在《天问》中以问话的方式表达，在《离骚》则直接点明。例如《天问》中问：比干反对什么，就被剜心剖肚？雷开奉承什么，竟赐以高官厚禄？为什么圣人们美德如一，而结局各式各样？梅伯被剁成肉酱，箕子则假装疯狂？（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开何顺，而赐封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离骚》则直接说：“后辛（纣王）之菹醢（剁成肉酱）兮，殷宗（殷朝王位）用而不长。”《离骚》和《天问》是可以用来互相解释和互相补充的。在《离骚》中屈原提出“举贤授能”的主张，而《天问》中叙述到商汤和周文、武王的胜利时候，也特别强调伊尹、吕望的作用。在《离骚》中有：“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主宰一切的上帝他公道无私，他看到有利于民的才能辅佐。）两诗句，在《天问》用问话表现出来：“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皇天把大权集中给王者，又怎样警戒于他？授予天下之位，到时候又使人取代了他？无命翻来覆去，谁该受罚谁该得助？）这些诗句表明“天命靡常”，王者能否统治下去，要看他是否有能利于民的德行，否则他将被取而代之。这也是《天问》一诗的主题所在。有人说：《天问》是一部兴亡史诗，如史诗一般地集中在历史兴亡的故事上，正说明诗人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寻找强国的答案，并借此告诫楚王，其爱国的苦心孤诣跃然纸上！
《招魂》，司马迁说是屈原的作品，而王逸认为是宋玉的作品：“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是宋玉为屈原招魂。此后关于《招魂》的作者便有这样两种不同的意见。根据诗中的内容，联系当时的历史事实，还有全诗的气魄壮伟、意境奇丽与《离骚》、《天问》相一致等情况来看，《招魂》的作者确是屈原无疑。所招的乃是楚怀王之魂。楚怀王被骗至秦，囚禁三年，最后郁闷而死，归葬返楚时，举国上下哀伤、怀念，故谥“怀”字，屈原按照楚国的风俗，为之招魂，是非常自然的事。
全诗的结构：开头两节为序言，从“帝告巫阳曰”至“反故居些”为中心部分，最后的“乱曰”为结束语。序言与“乱日”是以作者的身份说话，中心部分是假设为巫阳受天帝之命，为怀王招魂之言辞。中心部分与首尾部分，在表现手法上也有所不同，巫阳之辞用的是招魂时特用的助词“些”，首尾的作者说话则用的“兮”字。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讲：“今夔峡湖湘及南北僚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可见《招魂》中心部分的形式，完全是遵照着巫祝招魂的形式。
序言：第一节4句，讲诗人自幼清明廉洁，一身正义，但牵于世俗，难以此盛德为主。这就如同在《离骚》中所讲：“哀众芳之污秽”（可悲的是一群芳草要遭践蹋），是很痛心的话。第二节2句，讲君王没有考察此盛德，长期遭殃而愁苦。这节只两句，从文义上看，似乎下面脱掉了两句。
中心段落主要是巫阳招魂之辞。告诚魂兮归来，不要到东、西、南、北四方去，也不要上天或下幽都（地下）。在那些地方有着许多可怕的东西，是非常危险的。
如东方有千仞（8尺为一仞）长的巨人，专门索魂，有10个太阳轮流出动，把金属都烧化了，石头都烧焦了；南方有雕题（额上刻有花纹）黑齿的人，蝮蛇遍地；西方是一片沙漠，水极缺，五谷不生，还有硕大的赤蚁与巨蜂；北方则是千里雪飘，万里冰封。
这些地方如何去得！天上与地下情形也是十分可怕的：九重的天门是吃人的虎豹把守，还有竖长着眼睛的豺狼。有一个九头的怪物，力大可拔九千棵树，他把人提到空中摇晃，然后投进深渊，使之痛苦不堪，还要等他报告给上帝，然后你才能闭上眼睛死去。幽都更是可怕，有身体长着九个节的土伯，头上长着锐利的角，并有两只血淋淋的手，追逐起人来跑得飞快。还有长着三只眼睛、虎头牛身的怪物，也喜欢吃人。这些地方更是去不得！
此后，劝魂快快回到楚国，回到郢都来（魂归来兮，反故居些）。进了郢都的城门，便是设施豪华的高大而深邃的宫殿，有众多的九侯淑女侍奉，有珍奇观赏、美食乐舞娱乐，有游戏打猎，可以尽情地享受与玩乐，极奢侈、舒适、安乐。
最后乱曰：描写与王一起打猎的情况，感叹时光不肯停留（“时不淹”），如《离骚》中所讲“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一样，表现了诗人有一种紧迫感。之后，描绘了江南的景色，以“魂兮归来，哀江南”结束全诗。这最后一句，点明全诗的主旨：哀江南，就是哀楚国，因为江南是楚国主要的地区。从招楚王之魂而写到哀江南，正表达了诗人依恋祖国，哀怜祖国的深情。
《招魂》的创作与当时楚国巫风的流行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可以看到屈原知识是多么渊博，思路又是如何的广阔。全诗保留了许多宝贵的神话资料，既与《山海经》的某些记载相类似，又体现了楚文化浪漫幻想的奇妙特色。《招魂》虽描写幻境，却极富现实性。如对上下四方的描写，有一定的历史知识为依据，许多描写比较符合当地的自然情况。再如对宫廷生活享乐的描绘，据后来的楚墓的发掘所证，实，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虽然屈原是反对“淫游以逸田”，反对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但是为了招魂的需要，这样描写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从诗中可以看到屈原对上天与幽都是没有好感的。他在《离骚》曾写到天帝的守门人不肯替他开门（“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闾而望余”），在《天问》中又替鲧抱不平，指责天公裁判的不公正，故而提出质问。在这里又把上天描写得极其可怕，这说明诗人看重的还是现实，并不寄希望于上苍，体现了诗人积极的现实主义思想，反映的是现实生活，现实的斗争。
《九章》是由《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篇作品组成。《九章》这个总标题当是《楚辞》的编者刘向所加。这个题目与用专名的《九歌》。《九辩》不同，它是标明了作品的实际篇数。九篇诗作是写于楚顷襄王时，但各篇作时的先后次序，已无法考证。
《橘颂》是《九章》中出色的作品，借对橘品质的颂扬，形象表明作者所坚持的美好理想。诗的开头讲：橘，江南树木中的百果之长，生在南方，不可以随便迁徙。
橘树形象很美，绿叶白花，纷然茂盛，但重累的枝条长满利刺，不是可以随便侮弄的；果实圆抟，青黄杂揉，文采斑斓；果瓤精白，像仁人志士一样。诗的第二部分便以橘喻人，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绝难迁徙；心胸开阔，不求名利；有独立的人格，不从流随俗；另一方面又小心谨慎，终身避免犯过错；执履忠正，行为无私心，故而气节可与天地并存。
《橘颂》把屈原借咏物言志的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诗人选择橘作为讽咏的对象地是有着特别的意义。橘树生长在南方，一旦迁徙到北方，它就变成质量很差的枳，诗人借此表明自己深深扎根于祖国的土壤里，忠实于祖国绝无二心。诗人咏道：“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困难徙，更壹志兮。”这种坚贞的品格，忘我的精神，开阔的心怀，令人佩服并产生了无限的敬仰。
《橘颂》基本上是一首四言短诗，稍有变化，有的小节最后一句是五言。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事物观察的敏锐与深刻。以橘喻人，构思巧妙。通过橘的习性及美好形象的描述，显示出其美好品德的实质，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屈原开创了咏物诗的先河，给了后人以很大的影响。
《哀郢》是诗人为哀悼国都沦陷而作。诗的开头就讲：“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里是说“天命靡常”，天命是靠不住的，害得百姓不安受罪！百姓们家庭离散、亲人相失，刚在早春二月就不得不离开郢都而东迁。这是因为郢都已被秦将白起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所攻陷，举国上下不得不东迁亡走至陈（今河南淮阳）。诗人也在其中，也不得不在清早，怀着悲痛的心情，出国广］沿着江夏水到远处流亡。（“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但此时，诗人对郢都留恋之情，比之任何时候都强烈，“望长揪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i］而不见。”望着那高大的梓树而长叹，泪水如雪雨流个不断，过了夏水日再往西去，回头再也看不到郢都的东门了。人越走越远，心情越来越沉重，表达出诗人无比深厚的眷恋。诗人进一步叙述自己无所适从的失落感：“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跖！”（心中眷恋而伤怀，远徙不知其所止。）“凌阳侯之汜滥兮，忽翱翔之焉薄？”（踏着泛滥的波涛，。飞到何处可以停止？）他登上大丘远望，悯惜乡邑的富饶，这里将被敌人侵占、践踏，令人无限的悲哀。他想到大殿将变为废墟，国都东门也将荒芜，心中长久不乐，忧愁紧连着忧愁。只因离郢都的路程太远，隔着长江、夏水已难再涉，流亡到南方已多年没再回去过，心中愁绪万端、哽咽梗塞。他斥责腐朽贵族误国的丑行：“外承欢之为约兮，谌荏弱而难持。”他们只会装出美好的外表，讨好君王，他们既无才能，又很软弱，却只会阻挡忠贤者前进的道路。
在最后结束语的乱辞中，诗人写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鸟可以返回故乡，狐死时头也朝向故乡，而诗人自己呢，无罪而被弃逐，只能日夜思念却无法再回到故乡了。大约就在此后不久，诗人就怀恨自沉了。
《怀沙》应该是诗人最后一篇诗作，即绝命词。“怀沙”的意思就是怀抱沙石沉水之意。司马迁《史记》的屈原传著录“怀沙”全文，并说明：“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东方朔在《七谏。沈江》中，解释《怀沙》诗时写道：“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复东，怀沙砾而自沈兮，不忍见君之蔽雍”可见汉朝时人，都以“怀沙”是怀沙石自沉。屈原在诗中的第一句写的是：“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芬。”这个时令与相传屈原卒于五月五日的时间，倒是非常相近的。
屈原经历了政治理想不得实现的郁闷，又饱尝祖国遭强秦欺凌以致郢都沦亡的悲哀，当他流亡到荒僻林野之后，痛定思痛，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在绝笔中，并没有十分冲动的感情，有的是严肃和冷静。他在诗中表明：自已坚定的政治信念，至死不改。“易（变更）初本迪（常道）兮，君子所鄙。章画志墨（彰明法度）兮，前图未改。”而自己的“内厚质正”的品质，也正是君子所赞美的，只是由于宵小挡道，使自已没有贡献力量的机会。在这个世道中，一切都是颠倒错乱的：“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簽（鸟笼）兮，鸡骛翔舞。同糅（杂糅）玉石兮，一概（平斗斛之木）而相量。”没有真理，没有是非曲直，有理想。有才能的人得不到信任和重用，反而遭到嫉妒和排斥，甚至迫害：“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
诗人悲叹自己生不逢时，与时代相抵触，相矛盾。在日暮途穷的时候，只有死才可以解除这个矛盾所带来的痛苦，也只有死才能够保持自己的忠贞。诗人明确表示：
”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死亡）。“最后的结束语乱日：
怀质抱青，独无匹兮。
伯乐既没，骥焉程兮？
（我有高洁的品质和激情，却不为人所知，
伯乐已经死去，千里马谁认识啊？）
民生禀命，各有所错（措施）兮。
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
（人生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处理呀。
定下心来放开胸襟，我有什么可畏惧？）
曾伤爰哀，永叹喟兮。
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重伤和无尽的哀怨，我惟有永远的叹息，
世道混浊没有知音，人心叵测不堪一提。）
知死不可让，愿勿爱（惜）兮。
（明知免不了一死，对生命我也不再爱惜。）
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明告正直的人士，我将和前贤一样走去。）
表现了诗人在冷静、深入的思考之后，采取了最后的抉择，以表明心迹。《怀沙》语言简练，含意深刻，富有哲理性。屈原一生保持自己的政治理想。美好的品德，绝不随波逐流，变心从俗。最后为世俗所不容而自沉，实现了其”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誓言，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忠贞不屈的榜样！
《九章》中的其余篇章与上述诗作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惜诵》是怀着痛惜的心情来叙述往事，楚王不理解屈原的一片忠诚，使他彷徨苦闷，但决不随世俗沉浮。《抽思》是屈原流亡汉北时的作品，诗中有”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抽思“乃抽绎其优思的意思。《涉江》大约是屈原流亡到江南时的作品。诗中讲：”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
被明月兮佩宝潞。世混浊而莫知余兮，吾方高驰而不顾。“与《离骚》中的”高余冠之岌岌兮“一节所表达的思想，完全是一致的。
《九歌》也是一组诗，共11首。《九歌》原本是古乐名。王逸《天问》注：”九辩九歌，启所作乐也。“《左传》：”夏书日：’劝之以九歌。‘“当是夏代的乐曲。屈原在《离骚》中，幻想自己离开尘世，上升到光明的天上时，遇到这相传的古代乐舞：”奏《九歌》而舞《韶》。“屈原借用《九歌》曲名写了组诗。
《汉书●地理志》载：楚地之俗”信巫鬼，重淫祀“。屈原的《九歌》就是加工楚俗祀神的乐歌。王逸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祀），其祀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讲述了屈原创作《九歌》的缘由和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
《九歌》的11首诗歌，根据祭歌的对象可以分为三类：
一、天神：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
二、地祗：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
三、人鬼：国殇。
第一类关于神的歌词比较庄严，宗教祭祀的意味较浓。第二：类神是介于人神之间的，是近似神话中的人物。诗人是以恋爱而终归失败的主题来描写这些神祗，实际上是间接的反映了诗人失望、孤独的痛苦心情。第三类的一篇《国殇》是祭祀为国捐躯的战士而写，表达了作者对烈士们极端颂扬和尊崇的感情。
屈原对诸神的描绘都是很美的，特别表现了他们内心世界的美。他们都蕴蓄着丰富的感情，容貌美丽，被服香洁，生活在虚幻优雅的环境中，如洞庭的”白沙若霜雪，赤岸若朝霞“，巫山神秘的群峰等等；当然他们也有不幸，有分离的悲苦、处境的凄凉，有被遗弃的命运、绝望的孤独。这些情绪都表现了诗人浪漫的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间接反映了诗人对祖国执著的爱，极欲从丑恶的现实中解脱出来但又难以达到的矛盾心情。
《国殇》是《九歌》中比较特殊的一篇，它不同于其他篇章是对神祗的祭祀歌舞，而是对为祖国战死的英雄们的庄严礼赞，屈原具有一定的”民本“思想，他看到了那些浴血奋战的普通士兵，才是保卫祖国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真正关心祖国命运的屈原，对这些为国捐躯的战士，自然十分的崇敬，为他们大唱赞歌。全诗笼罩在壮烈的气氛下，开始描写残酷的战斗已进行到白热化的程度，交战双方车毂交错、短兵相接。但敌人的力量强大，旌旗蔽日，兵若云，冲进楚军，左杀右砍。接下来描绘楚国战士忘我的战斗，他们义无反顾地拼杀，宁愿把尸骨抛弃于原野。最后歌颂战士们勇武、刚强不可欺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他们的精神是不死的，同样也体现了诗人自己的爱国热情！
爱国诗人 百世流芳屈原是我国古代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所创作的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出现在中国文学史的又一朵奇葩。对以后文学的创作给予巨大的影响。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面细之。然其影响于后来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先生认为楚辞对后来文章的影响超过了《诗经》。
在屈原之后出现一批楚辞的作家，他们或以屈原为题材，或模仿屈原的作品进行创作，给后人留下不少的篇章。距屈原时代最近的作品有《卜居》与《渔夫》等篇章。这是楚人关于屈原本人故事的创作。王逸曾认为这是屈原自己的作品，后人根据作品叙述的语言来看，认为非屈原的作品。两篇皆以假设问答来表现其主旨。
《卜居》是讲屈原尽忠于楚，但因谗人陷害而被放逐，心烦意乱，不知所从。于是去请教太卜郑詹尹，请他卜一卦，看应如何去做。屈原讲了两种对立的生活态度，而是用一连串的问话提出，如”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输（偷）生乎“等。总之，一种是超然高举、廉洁正直，坚持真理，决不妥协；另一种是从世俗、贪富贵，苟且偷生。这两种处世态度哪一种是吉，哪一种是凶？哪一种能行，哪一种不行？作者进一步又说明之所以发出疑问，是因为楚国是非不分，一切都颠倒错乱，廉洁正直的品行无人理解，心中的牢骚解释不开。然而所提出的问题，是不需要回答也无从回答的，郑詹尹只好放下卜具，承认占卜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文中表现了鲜明的是非观念和强烈的爱憎感情。
《渔夫》也是讲两种人生观的对立，它是通过屈原和渔夫（好像是位隐士）的对话展开。渔夫认为做人不要太认真：”举世皆浊，何不漏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浦其糟而啜其酾？“（既然世道污浊，何不多挖些烂泥使其更混浊？既然众人都喝醉了，自己何不也饮个痛快？）但屈原不同意这样为人，他说：”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之白蒙世俗之尘埃乎？“（洗澡了头必须弹出帽子上的灰尘，洗了澡要抖去衣服上的灰尘，哪能使身子的明洁与衣帽上的污垢混在一起？我宁肯跳人江中，埋葬于鱼腹之内，怎么肯使洁白的品质，蒙上尘世的污垢？）《卜居》和《渔夫》皆散文用韵，是楚辞的变体，为后代散文用韵的先声。它们具有故事性，《渔夫》更富戏剧性描写形象。如开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这几句的描写，宛如一幅屈子行吟的图画，故而成为后世画家绝好的题材。文章末尾，描写渔夫说服不了屈原，只有莞尔一笑，唱着歌划船离去了，其矛盾无法调和，具戏剧性的冲突。语言优美流畅，比喻帖切。
《史记》屈原传中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秆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在这些效法屈原而作楚辞的人中，以宋玉最为著名。相传他是楚顷襄王时小臣，或说是屈原的学生。《汉书●艺术志》著录宋玉的作品是16篇。现在从《楚辞章句》。《文选》、《古文苑》等书中辑出宋玉作品是13篇，但不知是否在汉志中的16篇之数。13篇是否都是宋玉的作品也有人怀疑，如《招魂》应是屈原的作品。比较可靠为宋玉所作只有《九辩》，王逸序：”《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
《九辩》与《九歌》同，皆本是古乐曲名，而宋玉也是借以为题。全诗分为九章，当然并不是因题目而定，而是根据内容分就的。《九辩》体制与屈原作品极相似，手忙脚乱的楚方言，如”羌“、”冯“、”蹇“字的用法，也与屈原的《离骚》、《九章》相同。
《九辩》是一首抒情长诗，富有文采。第一段关于秋天的描绘，成了千古传颂佳句：
悲哉！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燎栗兮，若在远行，
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作者把秋天的风景和诗人的感触交织在一起，用远方游子登山临水送别将要回到故乡去的朋友的惜别环境来刻画诗人悲怆的感触，情景交融，十分感人。所表达的是”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思想情绪，也是本诗的主旨所在。
《九辩》文章虽美，但在思想内容方面，却远远不能和屈原的作品相比。
景差的作品有《大招》，王逸认为是屈原所作，又说”或日景差“。朱熹则从文章风格考定，说”决为（景）差作无疑“。《大招》也是招楚怀王之魂，因此才称大招。
而且诗中所描述居室、饮食、娱乐均与《招魂》略同，并且诗中讲到”万民理“、”尚贤士“，这些显然是讲诸侯的事。
汉初也有一批楚辞作家，如淮南王刘安的宾客”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一篇，留传了下来。诗的构思大体模仿《招魂》，但所写的是现实中深山密林真实的情况，与《招魂》所描述幻境有所不同。有的学者认为淮南王群臣所作辞赋以类相从，称大山、小山，其意义如同《诗经》的大雅、小雅。以小山为作者，实在无理（见王泅原《楚辞校释》）。
汉初楚辞作品，内容大多是摹仿屈原作品，或吟咏屈原事迹，成就不大，但可以了解汉初人对屈原的态度和认识，还是很有价值的。汉朝的楚辞创作已逐渐向汉赋过渡。
屈原不仅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而且还留下珍贵的精神财富。首先是不向恶势力屈服，敢于向命运挑战，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汉代著名文学家贾谊，年轻，有才能，为汉文帝所信任、重用，然而却招来一些宗室、大臣的嫉恨，因而遭打击与排斥。汉文帝也逐渐对他疏远，派他到远离朝廷的长沙工处任太傅。贾谊”意不自得“，路过湘水时作《吊屈原赋》，哀悼屈原并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伟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遭腐刑之后，同样以屈原为榜样，”屈原放逐，著《离骚》“，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司马迁也”述往事，思来者“，揭露统治者的黑暗腐朽，以发泄内心的郁结。他们都把自已的思想感情，寄托在自己的作品里，这就是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的由来与发扬。
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也给后人以极大的影响。例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就是通过对楚辞的注释，来表达他对明朝灭亡的悲愤心情。
屈原作品中的艺术成就，也是给后人留下的一份宝贵的遗产。首先是他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为后人树立了典范，成为学习的榜样。他采用神话传说，运用象征和比喻的手法，描绘了色彩奇幻的虛境，显示了一个昂扬开阔的精神世界。
但是诗人并没有逃避到虚幻的世界中去，而正是为现实的美好理想的实现而坚持斗争的表现，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在屈原之后的许多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及其作品，如李白的：诗歌，汤显祖的《牡丹亭》、吴承恩的《西游记》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其次，屈原的创作，是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经过了他的提高、锤炼，恰当的表现了自己的思想内容，达到了内容与形式完美的统一，使其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这种艺术创作的经验，也给后代作家以极大的影响。
屈原的影响巨大，以至于两千多年来，研究者数不胜数，著作林林总总，使其成为一专门的学问。首先是要归功于楚人把屈原的作品和事迹保存下来，”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传教“（王逸《离骚序》）。
对屈原及其作品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汉朝。其中有贡献的如刘安、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因、王逸等。
淮南王刘安是汉代第一个研究屈原的人。《汉书●淮南王传》记载：”（淮南王）安人朝，献出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刘安所作《离骚传》今已失传，据王先谦《汉书注》讲：”传为解说之，若《毛诗传》。“说明它是一部注解、说明性质的书，与《毛诗传》有类似。也就是说把屈原的作品也如同对待儒家经典那样，去发掘、解释其中所含的”微言大义“。
司马迁第一个搜集整理了屈原生平事迹并为其作传。司马迁首先抓住了屈原的创作动机，强调《离骚》等作品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发的”忧愤之志“，是悲愤哀怨之作。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说明司马迁对屈原是真正了解的。当然，对其作品的认识，一定程度上也同意刘安的说法与观点。
东汉王逸所著《楚辞章句》17卷，是至今保存最早的楚辞注本。里面注释的作品是根据刘向编的集于有屈原、宋玉、景差、贾谊等人的创作。王逸对屈原的人格非常推崇，说他：”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琳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王逸看到了屈原作品一定会产生深远影响，他说：”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类！“这个注本保存了他之前的汉朝人的许多解释，很有价值，所以它成为后代各种注本的底本。但是王逸也认为屈原依《诗》制《骚》，这样不可避免的落人汉儒”宗经“的樊篱，其注释也就免不了硬要把屈原的作品与五经扯到一起，出现了许多牵强附会的地方。
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特立《辨骚卜篇》，专论楚辞，试图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他看到楚辞，尤其是屈原作品的巨大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以”宗经“为准绳，也出现了一些乖谬。
南朝萧统编集《文选》，是从文学角度选人了屈原的作品。人选《文选》的作品必须情义和辞采内外并茂，偏于一面的概不录取。是萧统有意识的把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区分开来。他认为屈原的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辞采方面都堪称上乘之作，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为”经典“，仅此就比别人前进了一大步，对屈原作品的研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宋朝洪兴祖著《楚辞补注》17卷。它是依照王逸的注本，在每诗句下光录王注，然后以”补曰“对王注进行补充与纠正，而以补充阐发为主。王注往往只作解释而不讲根据，洪兴祖则引述大量材料，作了较详细的考证；并参考学者们意见，对王注作了文字校勘，所以后人阅读王逸的注本就离不开洪兴祖的补注了。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对文学也很有研究。他除著《诗经集传》外，著有《楚辞集注＞8卷、附《辨证》2卷。《后语》2卷。所收篇目与《楚辞章句》不同；其删除与增添的篇目显示他很有眼光。《辨证》考订旧注的得失，有独创的见解。《后语》中收集了从荀卿到宋代吕大临的”骚体“，凡诗赋52篇，从中可以看到楚辞的延续。朱熹注解楚辞，特别强调屈原的忠君爱国思想，但因为他是一个唯心主义的理学家，难免牵涉义理的迁阔。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著有《楚辞通释幻卷》，以此寄寓他对明朝灭亡的悲痛。他十分同情屈原的遭遇，能够体会到屈原忧时伤国的思想感情，他的许多议论对后人颇有启发。
清代研究楚辞有成绩的，如蒋骥，所著有《山带阁注楚辞》6卷，卷首1卷、《余论》2卷。《说韵》1卷。他特别着重对屈原生平事迹的考证，还有其每篇作品的写作年代，虽不尽确当，但也不是毫无根据。《余论》主要是订正旧注的错误。《说韵》则可供研究楚辞音读的参考。
著名学者戴震著有《屈原赋注》7卷、《通释》2卷、《音义》2卷。他不采用”楚辞“这一名称，而是用”屈原赋“之称，篇目包括从《离骚》到《渔夫》被认定为屈原作品，共25篇。所注简明，旧注已经明白者，便从略；对旧注纠正的地方都很精详。
对《离骚》还作了段落要旨的分析，有助于对原作的理解。《通释》上卷疏证山川地名，下卷疏证草木虫鱼；《音义》则定其韵读，并有文字校勘。全书体例严谨、言必有据，体现了考据学家治学的成绩。
两千多年来，屈原斗争的一生、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辉煌的诗篇，打动了千千万万人民的心弦并播及到世界各国。日本朝鲜、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地的人民，也同中国人民一样，在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来表达对这位伟大诗人的纪念。屈原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多种文字，在外国读者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还通过了将屈原列为世界文化名人的决定，号召全世界人民隆重纪念他。
屈原的名字与日月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