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奕劻（清朝庆亲王）

爱新觉罗·奕劻简介

爱新觉罗·奕劻：爱新觉罗·奕劻（1838年-1917年），晚清宗室重臣，清朝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满洲镶蓝旗人。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曾孙，庆僖亲王爱新觉罗·永璘之孙，不入八分辅国公爱新觉罗·绵性长子。道光十八年（1838年）奕劻出生于北京，过继庆郡王绵慜为嗣子，初封辅国将军，后晋爵贝子、贝勒，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加郡王衔，任御前大臣。光绪十年（1884年），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进庆郡王。光绪二十年（1894年），进爵亲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加恩世袭罔替，成为铁帽子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他受命与李鸿章于次年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首席军机大臣，仍总理外务部。宣统三年（1911年），裁撤军机处，改设内阁，奕劻任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复出，奕劻让出首相职位改任弼德院总裁。清朝灭亡后，迁居天津。民国六年（1917年）一月二十九日病死，时年79岁。追谥曰密，子载振袭爵。

爱新觉罗·奕劻传记——

一提清朝的贪官，可能多数人首先想到乾隆朝的大贪官和珅，但是可与和砷比肩的大贪官还有一个，他就是晚清的庆亲王奕劻。奕勖身居枢臣之位，却置国家衰弱、民族危亡于不顾，惟利是取，贪黩无厌，而且在一片弹劾声中，竟稳坐高位数十年，其中不难看出晚清政治的腐败。

一

奕劻（1838年～1917年），祖父永磷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七子，也是最小的儿子。他与嘉庆皇帝是同母兄弟。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帝亲政以后，封永璘为惠郡王，不久改封庆郡王。二十五年（1820年），永鳞病危，嘉庆皇帝亲往视疾，晋封其为庆亲王，是为第一代庆亲王。不久永璘病死，谥号“禧”。永鳞死后，由其三子绵憨袭爵。按清朝惯例，世袭爵位都要降一级，即亲王之子袭爵为郡王，郡王之子袭爵为贝勒，以此类推，这样绵憨袭爵为庆郡王。绵慜于道光六年（1826年）逝世，谥号“良”。所以后来奕劻称他为“良大王爷”。绵憋无嗣，奉旨过继仪顺郡王绵志之子奕彩为嗣，再袭郡王一次。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奕彩因在孝服期间纳妾，被人告发，下宗人府议处。奕勖的父亲绵性是永磷的第六子，只袭爵辅国公。奕彩事发之后，绵性到处行贿谋袭庆郡王，结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绵性被发配盛京。二十九年（1849年）奕劻继绵憨为嗣，袭辅国将军爵。庆王一支由亲王降为辅国将军，虽是皇族，但此时已经家势衰落了，并无显赫可言。

庆王一支到奕劻时便止住了衰落的势头，开始迅速恢复昔日的显赫。咸丰二年（1852年）奕劻晋封贝子，十年（1860年）晋封贝勒。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大婚，加封郡王衔。光绪十年（1884年）晋封庆郡王。奕劻飞黄腾达，并非其有经天纬地之才、抚国靖边之功，而是他善于钻营，最会讨慈禧太后的欢心。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奕劻晋封庆亲王。三十四年（1908年）奕劻又获得亲王“世袭罔替”的最高待遇，即世代世袭庆亲王。清代，只有特殊功劳者能享受爵位的“世袭罔替”，除开国的睿亲王、礼亲王、郑亲王、豫亲王、肃亲王、庄亲王、克勤亲王、顺承亲王八家之外，同治之前，只有康熙第十三子。冶亲王允祥一人因功特封以“世袭罔替”。同治之后，只有恭亲王因“赞襄大政”、醇亲王因是光绪皇帝的生父而得此厚赏，像奕劻这样既无特殊功劳、又是皇室远支，而得此殊荣者，是清代绝无仅有的。但由于清王朝很快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奕劻也就成了最后一代庆亲王。

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祺祥政变”以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逐渐控制了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奕劻感到慈禧太后是棵大树可以依靠，便极力讨好慈禧太后。他知道慈禧太后是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不能稍有触逆，故对她言听计从，百般逢迎。特别是投其所好向她巨额行贿，美其名曰“贡献”，于是也就逐渐得到了慈禧太后的信任。晚清吏治腐败，贪污成风，贿赂公行，慈禧太后难辞其咎。她本人贪财如命，对大臣的“贡献”来者不拒，晚年时她的资产达二千五百万镑，成为满清之首富。慈禧太后喜欢打麻将，奕劻就派自己的两个女儿入宫陪太后玩。奕劻的四女儿能说会道，慈禧太后特剐宠爱，她们按父亲的授意每天拿数千两银子进宫，假装输牌，往往都是空手而归，这样每月就送给慈禧太后几万两银子。慈禧太后自然欢喜，当然她也明白其中的奥妙，所以奕勖的官爵青云直上。从同治六年（1867年）后，他历任镶红、镶白、镶黄旗蒙古都统，镶白、镶黄、正蓝、正黄各旗满洲都统，镶黄、镶蓝各旗汉军都统。这一时期奕劻搜刮的钱财。不少转而“孝敬”慈禧太后了，“岁费巨亿”，奇珍异宝塞满了慈宁宫。奕劻亦愈加得到宠信，同治十一年（1872年）授御前大臣，光绪十年（1884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奕劻除了用钱贿赂慈禧太后，还想尽办法讨好这位老佛爷。他办理海军事务期间，竞置北洋水师急需装备新式舰只于不顾，勾结醇亲王奕譞、李鸿章等人，挪用海军军费一千多万两用于为慈禧太后修颐和园之用。慈禧太后六十万寿，奕勖与礼亲王世锋总办“万寿庆典”。为了办好这次庆典，奕劻最为卖力，多方奔走筹办庆典物品，效尽犬马之劳。而这一年七月，中日甲午海战已经开始，作为海军大臣的奕劻，不为国家大计着想，不去积极筹措军饷，只一味地讨好慈禧太后。在奕劻的主持下，万寿庆典共挥霍银一千多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岁人的六分之一。也就是在这次庆典中，奕劻因为太后办事尽心而晋爵庆亲王。

奕劻除在经济上贿赂慈禧太后，可以说在政治上也贿赂慈禧太后，那就是对慈禧太后惟命是从，对内保守顽固，对外卖国投降。

慈禧万寿庆典之时，也是甲午中日战争激烈进行之时，在“万寿无疆，普天同庆”的“喜庆”之中，中国一败涂地。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后，清政府被迫对日求和，继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了瓜分狂潮，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维新变法，挽救民族危机，从而发起了戊戌变法运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顽固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观念，极力阻挠破坏变法。奕劻作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为了保全既得利益，与慈禧太后沆瀣一气，对光绪帝命议施行的变法事项“抑压迟迟”，对康有为建议开设制度局一事，以“成宪昭垂，法制大备”为由予以全盘否定，维新变法最终被顽固派扼杀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帝狼狈西逃，留奕勖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联军议和。奕劻忠实执行慈禧太后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路线，与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更令人不齿的是他千方百计讨好联军统帅瓦德西，以出卖国家利益来保全自己私产。八国联军入北京后，大多王公府第惨遭践踏，而庆王府因得联军保护而无恙。奕勖卖国有功，愈得慈禧太后赏识，不久出任外务部总理大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此年领班，兼管外交、财政、练兵等事，总揽清廷大权。自此权倾朝野，不可一世。

二

奕劻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其贪心越加膨胀，广索贿赂，卖官鬻爵，秽声丑行，朝野皆知。当时北京出版的一种石印画报上曾有一幅漫画：一个老头，头戴双眼花翎的朝帽，身着一品大员的朝服，带着大眼镜，手拿一把农民搂地用的耙子，在地上拨银元宝。漫画讽刺的就是奕劻。有人曾指出，“醇王奕譞之贪黩，远比恭王（奕新）为甚；而庆王奕勖之贪黩，尤十倍于醇王，此已成为晚清北京一般之舆论”。奕勖敛财聚货的手段花样繁多，不一而足。

北京崇文门关卡，公开向入京的商人、官员索贿，不仅商贾视为畏途，即使左宗棠这样的地方大员进京觐见，经过崇文门，也受“门者留难，索巨贿，始放入”，其他官员就可想而知了。崇文门关正监督向被视为肥缺，凡授此缺者，无不立见其富。同治、光绪年间，奕劻曾五次得到这一肥缺，侵吞巨额税款。

奕勖入军机处之后，继荣禄而为枢臣领袖，位高权重，卖官鬻爵已成公开秘密，官员欲求升迁必须递上“门包”、“运动费”之类，否则，即使政绩审核再好亦不得升迁。据当事人回忆，奕劻见钱眼开，基本是有钱必应。谁要有所请托，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明要办的事情，当面递上装有银票的红包，说一声：“请王爷备赏。”他接过来看一看，如果里面的银子满意，便虚情假意地说：“您还要费心。”随手把红包压在座垫下面，这样就算是交易已成。杨士骧就曾以十万两银子贿得山东巡抚，像袁世凯、徐世昌、赵秉钧、唐绍仪等人，莫不以重贿破格耀用，就连吴禄贞这样当时颇有声望的军官也花了两万两银子才得到第六镇统制的位子。奕勖家整日门庭若市，凡登门之人就得送门包。《一士类稿》中栽：林贻书以道员简署江西提学使，出京之前，按清朝惯例，须遍谒军机大臣，被接见以后方可启程。林连去三次均未得见，便对门人说：“各大臣均已谒见，一见王爷，即可成行，究竟何时可以得见？”门人微笑着告诉他说还有该拿的门包没拿。林指着壁间所贴奕劻严禁收受门包的手谕说：“王爷有话，我怎么敢再递门包。”门人笑林迂腐，说：“王爷的话不能不这样说，林大人你这个钱也不能省啊！”据说门包有三种名目，共需银子七十二两。林简署江西提学使时，奕劻指使人致书索贿八千两银子，答应为他补授此缺，并说这是优惠，他人须两万两。林为人正直，对此不屑一顾，置之不理。结果不久被开去署缺，以道员发两江总督张人骏委用。其实，学部甄别各省提学使的审核成绩，林贻书名列第七，评价很高，但奕劻接受了汤寿潜巨额贿赂后，便以此缺授予汤寿潜了。

奕劻不仅索贿，手下还有一帮人帮他敛财。有一个董遇春的，与奕劻关系颇为密切，不少人没法直接攀上奕劻，就找董遇春为其活动，只要舍得花钱，没有买不到的官。“一时大僚有以裁缺反得高位者，有以升任而进不已者，有不论阶级而速化者，有以废员而破格起用者，皆缘之以进。闻一次费多至数十万，少则数万，其陆续费用亦至十数万数万不等，其它万千以下之数，道府以下之官更仆难数。”正如岑春煊在《乐斋漫笔》所言：“从前卖官鬻缺，尚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丑声四播，政以贿成。”

奕劻还有一条敛财之路，就是广取“带地投主”的地租。所谓“带地投主”，是一些地主避重就轻地纳地租的方式。当时大小地主对政府直接交纳的地租不但税率高，而且常常被收租的官吏勒索，因此不少地主主动将自己的土地投到王府的名下，诡称王府的土地，每年只向王府缴纳较少的地租，就可以安然不受税吏的勒索。这样国家租税就悄悄流进奕劻府库。当时依附在奕劻名下的田产就有上千顷，遍及直隶、东北、内蒙等地。当时奕劻领衔的军机大臣们如那桐等人，也都这样做，故时人讽刺奕劻领衔的军机处为“庆记地皮公司”。

奕劻一有机会捞钱，就决不会放过。庚子之乱（即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仪鸾殿毁于大火，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宫，念及旧时居处，郁闷不乐。李莲英乘机进言，慈禧太后拿出五百万交给奕勖负责重建，奕劻和李莲英合伙侵吞了一半。

奕劻追逐名利如同噬血的苍蝇一般，无所不到，但他却恬不知耻地把自己装扮咸淡薄名利、勤政廉洁的清官。他在门廊上贴禁收门包的手谕，但上门求见的官员若不递门包，他却拒而不见。林贻书不递门包，三次登门都不得见，足见其何等虚伪。他把书房号日“澹如斋”，自称“澹如斋主人”。还叮嘱其子孙操守“四留”之训，即：“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书以遗子孙。”有时甚至将一些不很珍贵的东西，诸如古玩、字画、瓷器、玉器等，委托“品德洋行”代为拍卖，以障人耳目，结果只能惹人耻笑。只要看看庆王的豪宅和王府日常花销便知端的。

奕劻的住宅，坐落在西城定府大街。咸丰年间庆王府仅有房屋一百六十多间，奕劻发迹之后，便在府内大兴土木，修建了万字楼和戏楼等处，建筑豪华精致。整个院落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其中房屋分五个大院落，大小楼房约千间，大门口是纯粹封建王朝的特殊形式，朱红大门。院内主房有九处，高大如宫殿，只是屋顶为泥瓦而不是琉璃瓦”。“房屋高大华丽，仅次于皇宫。室内装饰古雅，满布古董、字画、洋钟等物。”（《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二百九十一页）奕劻还有两处别墅，一处在西郊海淀万寿山附近，另一处在城内北海南岸李广桥东。皇族载润曾回忆说：“常闻人云，奕劻为贝勒时，家道甚窘，到光绪三十三年，我守护西陵任满回京，见其邸第扩充三倍，焕然一新。至此年二月二十九日伊做寿时，近支晚辈王公和蒙古在京王公及各部大臣等无不前往祝寿，我亦前去。伊设宴、演戏，大肆铺张，其儿子夸耀于人曰：此一日用费不下万金。按其当时的豪奢举动，决非亲王之所能办到者。”另外，刘体仁《异辞录》中载：庆王府每年费用“三十余万，虽有禄俸、养廉相差甚巨”。宣统年间，北京报纸及其它资料都有所披露，奕勖私有的金银珠宝衣饰就值一亿两以上。足见其贪黩之巨。

三

奕劻为逞一己之私利，贪鄙害政，致使上行下效，贪黩成风，吏治大坏。

奕劻敢于放胆敛财，卖官鬻爵，与慈禧太后的纵容庇护分不开的。所以，虽然弹劾奕勖之案接连不断，他依然稳如泰山。岑春煌在调补四川总督时，慈禧太后四次召他入对。岑奏言：“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由庆亲王奕勖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若不力图刷新政治，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强欲勉强维持，亦将挽回无术矣。”慈禧太后听了很不高兴，说：“你说奕劻贪，有何凭证？”岑说：“贿赂之事，惟恐不密，一送一收，哪能让人拿到凭证。但臣记得在两广总督兼粤海关任内，查得新简出使比国大臣周荣耀，当时为粤海关库书，在洋药项下侵吞公款二百多万两，臣奏参革职拿办。斯时奕劻管外务部，周犯系他所保，不得贿赂能这样吗？”慈禧太后又给他遮掩说：“奕勖太老实，是上人的当。”岑回答说：“当国之人何等重要，岂可以上人之当自解。此人不去，纪纲何由整饬？”慈禧太后又说：“懿亲中，多系少不更事，尚有何人能胜此任？你可保奏。”上面的对话，足见慈禧太后对奕劻的庇护之意。慈禧太后曾对人说：“奕劻借朝廷之势，网取金钱，真是有负于我；但如果我今天夺奕勖之位给他人，他人就值得信赖么？”所以，虽然言官交章弹劾，慈禧太后根本不愿听，不少言官还为此免官降职。

湖北桌司梁鼎芬刚直不阿，任满回京面见太后，当面责问：“光绪初年，太后所用督抚，像胡林翼、沈葆桢、阎敬铭、丁宝极等是什么样人；今日所用督抚，像周馥、端方、杨士骧等又是什么样人。我怀疑这不是出自太后的主意，难道这不都是为奕劻所卖么？”慈禧太后知其憨直，不以为忤，也没有予以惩戒。而其他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光绪三十年（1904年），御史蒋式理揭发奕勖有一百二十万两银子存入英汇丰银行，要求查办。原来道员衔吴懋鼎是汇丰的会计，他因到妓院嫖妓与奕囫之子载振争一个妓女，受了载振的凌辱，怀恨在心，便将奕勖存钱之事私下告诉了好友蒋式理，说：“奕劻有一笔一百二十万两的款子，刚刚存入汇丰银行；此事经我手经办，你可以参他。”蒋上书弹劾：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两送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存放，银行明其来意，多方刁难，几经周折，始允收存，月息仅给二厘，鬼鬼祟祟，形迹可疑。该亲王自简授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若市。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不计外，尚能储此巨款，该款从何而来？奏折呈上后，鉴于舆论压力，慈禧太后令鹿传霖、溥良查办。鹿传霖带人前呼后拥来到东交民巷，结果银行大门紧闭，正值星期天休息。第二天复来，见到银行管事希扎尔，鹿传霖说：“奉上谕彻查庆亲王奕劻的存款。”英国人态度傲慢，一口拒绝，说：“存户的名册，照章不能公开。”鹿传霖等也不敢得罪洋人，只得狼狈退出。奕勖惟恐事情败露，派人先与吴懋鼎见面，答应分一半给吴，让吴在账面上做手脚。吴见钱眼开，偷偷把奕勖的大笔存款的名字隐去，只写某堂某会存。后经交涉，鹿传霖等得以查账，但已不能辨，他也不愿穷追此事以结怨奕劻，遂以查无实据入告，结果蒋式理以所奏不实落罪，被斥还翰林院以示惩戒。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因为段芝贵贿得黑龙江巡抚一事，言官再次群起弹劾奕劻。段芝贵本来是天津一巡捕，袁世凯有个小老婆与其仆人私通，事发自杀，仆人潜逃，久之不获，段芝贵为袁世凯逮住了这个仆人，从此巴结上了袁世凯，袁世凯让他捐了道员，并密疏极力保荐。这年，奕劻之子载振奉慈禧太后之命往东三省办案，途经天津，盘桓十日，喜欢上了色艺双绝的津门名妓杨喜翠。段芝贵以为奇货可居，便以一千二百两银子从戏馆中将杨喜翠赎出，载振返京时乘机献上。次年，奕勖七十大寿，段又送上十万两银子做寿礼，这时东三省初建行省，段芝贵便得到了黑龙江巡抚一职。圣旨一下，京中官员聚而私语，皆不知段芝贵是何许人也。因为杨喜翠是风月场上的人，旧相好很多，一旦被人赎走，都纷纷打听杨的去处，结果知道杨喜翠被段芝贵买走送给了载振，并贿得黑龙江巡抚，于是这事被传得沸沸扬扬，朝野皆知。御史赵启霖上折弹劾：“段芝贵无功可记，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恃夤缘，骤路巡抚，诚可谓无廉耻；奕勖、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界之专，惟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大学士孙家鼎奉旨查办，但他昏聩怕事，不敢得罪奕勖，复奏尽为伸雪，赵启霖反以诬蔑亲贵罢职。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后，溥仪即位，是为宣统皇帝。由其生父载沣监国摄政。载沣比较懦弱，不得不受奕劻挟制，奕劻的权势丝毫没有削弱。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御史江春霖以奕劻“老奸窃位、多引匪人”劾之。其中牵扯出陈夔龙和朱家宝。直隶总督陈夔龙是奕劻的干女婿，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朱纶是载振的干儿子。当年陈夔龙调任四川总督，其妻子畏道难逗留汉口，奕劻接受贿赂，令赵尔粪让出两湖，改任四川总督。朱纶由袁世凯引荐拜载振为义父，并经常以金银、貂褂、人参、珍珠等给载振送礼，关系密切。朱家宝经常于大庭广众之下夸子之能，不以此事为讳。但是，江春霖最终被斥以“毫无缺据，恣意牵扯，谬妄已极”，“莠言乱政，有防大局”；“任意诋诬”，“轻于诬蔑”，命回原衙门行走。此事朝野震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广和楼酒肆有不署名的题壁诗曰：“一堂二代做于爷，喜气重重出一家，照例定要呼格格，请安应不唤爸爸，歧王宅里开新样，江令归来有旧衙。儿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一时哄传，可见人们对奕劻父子卖官鬻爵、遍树私党的不满。同年资政院通过弹劾奕劻案，奕劻竞将议长博伦“叫至板房（军机处）痛加申斥”。气焰嚣张可见一斑。

位高权重的奕劻，整日掂量着权与利的关系，为了利，他要保住权。所以他排斥异己，搞垮了瞿鸿禨、岑春煊。但他终于财迷心窍，将国柄转手卖给了袁世凯，可谓利令智昏。同为军机大臣，瞿为人虽然阴巧，但为政并无劣迹，慈禧太后也很信任他。他对奕劻卖官鬻爵颇为不满，奕劻一直想搞掉他。一日太后召瞿独对，言及奕劻黩之事，说了想给他一点处分的意思，但并没有下决心。瞿退朝后跟夫人讲了此事，汪康年夫人与瞿夫人往来甚密，听说后告诉了汪康年，江又告诉了曾广铨。曾正好为《泰晤士报》搜集国内新闻，遂以庆工失宠将出军机等情况电告香港，在《泰晤士报》上登了出来。慈禧太后知道后大为吃惊，奕劻知道底细之后，立刻召杨士琦密谋，杨拟一折，弹劾瞿沟通报馆，泄露军机。这个奏折奕勖让翰林侍读学士恽毓鼎上，许诺他外放某省藩司。挥即刻奔赴颐和园上之，而他并不知所参何人。翟鸿禨因此被赶出了军机处。

岑春煊因庚子护驾而受宠，慈禧太后经常召之入宫询问时政，引起奕劻的嫉恨，便以一百五十万两贿赂大公主（奕唶之女，慈禧太后收养，受封荣寿固伦公主），让她经常在太后面前说：岑某所陈时政，意在力图富强，他的策略未尝不好。然实在是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就像现在这样每天奏事，必有两个钟点，太后年事已高，哪能如此辛劳，不如仍让他在外坐镇，以固国防，让奕劻等从容整理政务，太后也少得安逸，而国事也可望治，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太后经常听这样的话，慢慢地锐气尽消，专以敷衍为事。后来，袁世凯又伪造岑与康有为密谋的照片，奕劻密是慈禧太后，岑春煊由此渐渐失宠，由邮传部尚书外放两广总督。

在排斥异己的同时，奕劻却极力提拔袁世凯。袁世凯字蔚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袁世凯不仅野心很大，而且首鼠两端，擅长拍马奉迎。在奕劻没有入军机之前，他全身心地巴结权臣荣禄，肆行贿赂，无所不至。此时奕勖虽然总理外务部，但相对权势较轻，袁世凯也没有怎么光顾他的门下。无怪乎奕劻发牢骚说：“袁蔚亭只认得荣仲华（荣禄），瞧不起咱们的。”但庚子之乱后，荣禄身体欠佳，渐渐卧床不起，奕劻的地位在飞速提升，袁世凯闻听奕劻即将入值军机，转而巴结奕劻。袁世凯派心腹杨士琦给奕劻送上十万两银子，预祝奕劻入值军机。奕劻见钱大喜，假作推辞道：“蔚亭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杨士琦道：“袁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老佛爷身边的许多太监一定向王爷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个小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的零用而已，以后还有特别报效。”荣禄死后，奕劻出任军机大臣，袁世凯每月都有供奉，过年过节额外再加。遇到奕勖及福晋的生日，请客唱戏等一切费用，都有袁世凯全额包着。可以这样说，只要奕勖家有点大事小情，袁世凯就抓住机会行贿，由“孔方兄”穿针引线，袁世凯控制了奕劻。奕劻让载振与袁结拜，遇缺极力保荐袁世凯，后来遇到重要事情及简放外省督抚、藩桌，必先与袁世凯商量，表面上是让袁世凯保荐人才，实际让袁世凯出钱买官。袁世凯乐得借此安插培植自己的势力，结果，袁世凯的党羽遍布朝廷，成为不可动摇的强大军事政治集团。

奕劻与袁世凯朋比为奸，贪赃枉法，朝野有目共睹。梁鼎芬曾弹劾上奏说，当今朝政“皆袁世凯言之，奕劻行之”。特别是袁世凯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不能不使慈禧太后有所警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免去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升为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阳为升迁，阴夺其对北洋新军的指挥权。但此时袁世凯已完全控制了北洋新军，慈禧太后此举并未奏效。此年，外间盛传袁世凯要废光绪，立载振为帝，慈禧太后自觉年事已高，担心变生肘腋，就先把奕勖发到东陵督查修墓，但还没来得及收拾袁世凯，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便相继“晏驾”，傅仪继位，改元宣统。慈禧太后弥留之际降下懿旨：由醇亲王栽沣监国摄政，所有“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光绪皇后隆裕）懿旨者，由摄政工随时面请施行”。

光绪死后，隆裕太后从他的砚台盒内发现用朱笔写的“必杀袁世凯”的手谕，即交给载淬处理。载沣也知道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要职而奕勖又被他用金钱喂饱，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及数省的督抚都是袁的死党，即使没有光绪帝往日的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也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除掉袁世凯以绝后患。一些少年亲贵如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等主张当机立断，在袁世凯上朝之时，在乾清门里将他杀掉再说。可是载沣哪里有康熙皇帝擒鳌拜的决断和魄力，当他征求奕劻和张之洞的意见时，奕劻首先表示反对，并威胁载沣：“杀袁世凯当然不难，不过北洋新军造反怎么办？”张之洞也表示反对，说：“现在刚遭国丧，主上又小，不宜杀戮旧臣。”载沣为人“谦抑退让”，是个优柔寡断、平庸无能之辈，同时袁世凯势力的确很大，他不能不有所顾忌，便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由，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结果，纵虎归山，自遗后患。袁世凯回家之后，垂钓于洹水之上，表面上是寄情山水，退隐林泉，其实，他在静观事态发展，等待东山再起。

溥仪即位后，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此伏彼起，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到十一月九日，仅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已有十二个省和上海宣布起义独立。袁世凯见时机已到，又向奕劻大大贿赂了一笔，奕劻便呼吁非袁世凯不能收拾局面，并强调“东交民巷”（外国使馆）也是这个意思。载沣本来不同意，但奕劻联合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绪载拌施压，载沣被迫“忍泪屈从”，十月十四日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但袁世凯想趁机索取更大权力，借口“足疾未痊”，不肯出山。二十七日，清政府又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袁世凯仍不满意，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授予军事全权等条件。最后载沣被迫以宣统的名义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这样，清政府的军政大权都落入袁世凯手中。当他武力镇压了北方的革命运动，又得到南方革命党人同意让权的确切保证后，立即对清帝实行“逼宫”。授意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名通电，要求实行共和，否则将率军进攻北京。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十六日袁世凯手捧要清帝逊位的奏折，来到养心殿，装腔作势地痛哭流涕，劝隆裕太后“俯鉴大事，以顺民心”，否则皇族将“靡有子遗”。皇室亲贵都吓得没了主意，载沣坚决反对，而奕劻力主皇帝退位。他在隆裕太后召对时，进宫即对大家声言：“革命军有五万之众，我前敌将士已无战意。”旋至听候召对室，又说：“革命党已有六万之众，势难于战。”当时就有人嘲笑说：“数分钟内，革命党军又增加了一万之众，何其如此之速耶！”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统治中国长达二百余年的清王朝至此覆灭了。

清帝退位之后，奕劻就回家“纳福”去了，不久在天津购买了一幢中西合壁、富丽堂皇的楼房，深居简出，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直到病死。奕劻去世以后，溥仪虽然依照旧例派贝勒载涛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祭，并赏给陀罗经被和三千元治丧费，但对奕劻是十分不满的。按奕劻的地位，死后应予谥号。最初内务府大臣拟谥号“哲”，溥仪不同意说：“奕劻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我大清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不能予谥。”最后经过大臣们的恳求，才给予谥号日“密”，据谥法考，追补前过日“密”。大概溥仪要让奕劻死后去追补生前犯下的罪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