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言（明朝中期政治家）
夏言简介
夏言：夏言（1482年7月14日－1548年11月1日），字公谨，号桂洲。江西广信府贵溪（今江西贵溪）人。明朝中期政治家、文学家。正德十二年（1517年），夏言登进士第，初授行人。任兵科给事中时，以正直敢言自负。明世宗继位后，夏言疏陈武宗朝弊政，受世宗赏识，裁汰冗员，清查皇族庄田。他为人豪迈强直，纵横辩博，因大礼议而受宠，升至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累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其后被擢为首辅。其后逐渐失宠。夏言所作诗文宏整，又以词曲擅名，有《桂洲集》及《南宫奏稿》传世。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夏言因支持收复河套，再遭严嵩诬陷，终被弃市处死，年六十七。明穆宗时复官，追谥“文愍”。
夏言传记——
夏言（1482～1548），字公瑾，江西贵溪（今属江西）人。成化十七年（1481）出生于中层官僚阶层的家庭。父亲夏鼎，曾做过临清知州。夏言是正德进士。嘉靖初年（1522）为谏官，后任武英殿大学士，不久成为首辅执政。嘉靖二十一年（1542）被严嵩排挤，罢免官职，二十四年（1545）重被起用。次年因支持曾铣收复河套，被严嵩陷害，惨遭杀害。明穆宗时追复原官，谥号“文愍”。
一、勇于任事 称职言官
夏言从小受到良好的封建教育，加上天赋聪颖，善写文章，在正德十年（1515）三十七岁时考中进士，授官行人。
以后，夏言被提升为兵科给事中。他机警敏捷，擅长诗文。待到身任言官，正直敢谏，勇于负责。世宗继承皇位，夏言上疏说：“正德年间，朝廷堵塞遮蔽到了极点。现在陛下维新政务，请每日临朝视政，然后到文华殿审阅表章奏疏，宣召内阁大臣当面商议，或者事关大利大害，则下交朝廷大臣集体议决，不宜只同宠信之臣谋划，由宫中直接发出圣旨。圣上对臣下的赐予和削夺，也必须下交内阁商议而后施行，以便杜绝闭塞欺诈之弊。”世宗嘉奖采纳了他的建议。奉诏同御史郑本公、主事汪文盛核查亲军及京卫多余人员，淘汰三千二百人，又条列九件政事上奏，京城为之肃清。
嘉靖初年，偕同御史林继祖等出京勘查庄田，将被侵占的民间的田产全部夺回，归还百姓。弹劾宦官赵敞、建昌侯张延龄，奏疏一共上了七次。提议将后妃靠近京城的田庄改为少量象征性举行皇后采桑养蚕典礼的亲蚕厂、公桑园，一律禁止皇亲贵戚求请赐田并禁止河南、山东等地奸人将百姓田产投献给王府。夏言以上诸疏都直言谏诤，为人们所传阅诵读。后提升为兵科都给事中。孝宗弘治年间，令吏部、兵部每季度开列北京、南京大臣及各地文武主要官员的履历上呈皇帝览阅，至正德年间此法逐渐废弃，因夏言提议又予以恢复。嘉靖七年（1528）调任吏科都给事中。
二、讨好皇帝 升任首辅
明世宗是明朝第十二代皇帝，《明史》上说他“性刚愎，好自用”，意思就是性格倔强，喜欢自作主张。在嘉靖七年（1528）前后，明世宗对明朝的祭祀礼制提出了新的意见，夏言借此契机，开始受到器重。
明朝初年，太祖曾筑“圜丘”于南郊以祀天，筑“方泽”于北郊以祀地。行之不久，即用汉唐故事，将天地合祀。以后天地合祀之制在明朝一直沿用了一个半世纪。世宗认为天地合礼不合乎“礼法”，想要重新分建天、地二郊，并日、月而成四。世宗首先征询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孚敬的看法，因改变祭祀天地礼制在封建社会并非小事，张孚敬不敢置可否。世宗又在明朝开国皇帝太祖牌位前占卜，显示的结果是“不吉”。世宗无可奈何，准备搁置这项改制。恰在此时，夏言瞧准机会，投了一道《皇后亲蚕疏》，该疏的主题是：农桑为天下之本，请皇帝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为天下倡。世宗觉得夏言的南北郊之说，与自己分建天地二郊的主张暗合，令张孚敬向夏言进一步颁旨，让他进一步说明，于是，夏言乘势再上疏，提出：（1）以冬至祭天于南郊之圜丘，以夏至祭地于北郊之方泽。（2）这种礼法，有《周礼》及高皇帝初即位诏为据。（3）汉唐不足效法。世宗读过夏言这道请分祀天地之疏后，如遇知音，大感高兴，他在宫中隆重、热情地召见了夏言，迅速提升了他的官职，赐夏言玺书及四品官服，批准了夏言天地分祀之请。
此后，夏言又力排众议，在一系列事关国体的重大礼制问题上为世宗的主张寻据摘论，深得世宗恩宠。譬如，世宗提出改“太宗与太祖并配天”的旧制，变为“以太祖配天，而太宗祀大享殿”。首辅张孚敬还是觉得为难，夏言便写了一道奏疏，发挥世宗的想法，并引据古礼论证。嘉靖十年（1531）三月，夏言被擢为少詹事兼翰林学士，在朝中地位日隆。世宗如此器重夏言，除了二人在礼制问题上谈话投机之外，还因为夏言的才貌颇有过人之处，史书记载，夏言长得眉目疏朗，美须飘飘，吐音弘扬，一口标准的官话，不杂半丝乡音。作为经筵日讲官，大获世宗欢心。
夏言受宠，无形中惹恼了首辅张孚敬。作为百官之长，张孚敬氏平时在朝中颐指气使，百僚中无敢与之相抗者。现在夏言出道，恃世宗之恩宠，偏偏顶撞张孚敬，不听其指使。夏、张两人之间遂有间隙。
嘉靖十年秋，行人司正薛侃写了一道关于“皇嗣”的奏疏，准备上呈世宗。上奏之前，薛侃先将奏稿交太常寺卿彭泽一看，彭泽预计薛侃此疏一上必会招来横祸，因为当时世宗十分忌讳廷臣谈这类事情。彭氏是张孚敬的党羽，他觉得可以借机打击夏言，帮张孚敬出口恶气，于是将疏草又给张孚敬看。张孚敬将疏草抄了下来。不久张孚敬求见世宗，将抄录的薛侃奏疏交给世宗，谎称：“薛侃此疏，乃是夏言的主意。皇上先不要揭穿，等薛侃自己将奏疏上呈以后再说。”果然，没过几日薛侃的奏疏就到了，世宗对疏中内容极为恼火，令将薛侃逮捕下狱，追究交通主使者。夏言受诬，亦被投入大牢。在刑讯薛侃过程中，彭泽软硬兼施，千方百计诱使薛侃诬告夏言。不料，薛侃不肯顺从，将张孚敬、彭泽的圈套和盘托出。世宗得知事情真相，恼怒异常，令张孚敬辞官。夏言出狱后更受重用，很快升礼部左侍郎，旋又坐上礼部尚书的交椅。
夏言离开给事中之职不到一年，便升官为六部尚书，这在以前还没有过。当时士大夫凡厌恶张孚敬的，均依靠夏言与他相抗。夏言既能以明达敏捷博得皇帝的信任，又能折节下士。御史喻希孔、石金请求宽大“大礼仪”得罪之诸臣，世宗大怒，命令夏言弹劾。夏言说喻希礼、石金没有别的心肠，请皇上宽恕。世宗责令夏言说明情由，逮捕二人入锦衣卫狱，流放到远方，夏言承认罪过才算完事，因此在公卿间大得声誉。世宗制定的礼乐制度，大多是夏言做礼部尚书时议决的，内阁大臣李时、翟銮不过徒充其位而已。世宗每次做诗，都赐给夏言，夏言全都酬答和诗进呈，并将诗刻在碑石上，皇帝越发高兴。有时在禀奏对答中就命撰写诗文，夏言靠在那里稍等片刻，立可完成。夏言善于暗中体察皇帝的旨意，因此所答多能顺应附和。世宗赐银制图章一枚，令夏言用它钤印密封，上奏言事，图章所刻之文是“学博才优”。先后赐给麒麟服、玉带、金银、上等醇酒等。
张孚敬、方献夫相继入阁，知道世宗眷恋夏言深厚，也不敢与他较量，后来他们都离官谢任。内阁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只剩霍韬在朝，仇视夏言的态度不变。嘉靖十五年（1537），因顺天府尹刘淑相之事，霍韬、夏言相互攻击，霍韬终究不能胜利。夏言因此态度便骄横起来。郎中张元考，李遂对他小有违背，便奏准将他们降职。皇子诞生，皇帝奖赐夏言甚为厚重。初始加太子太保，不久又晋升少傅太子太傅，当年闰十二月更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重务。随从圣驾拜谒皇陵，回来的时候行至沙河，夏言的庖厨之中失火，火势蔓延到郭勋、李时的行帐，世宗交给夏言的六份奏章也被焚毁。夏言独自请罪，但却与郭勋等合在一起谢罪，遭到严厉的谴责。当时李时是内阁首席大学士，但政务的裁决却多出自夏言。李时逝世，夏言为首辅。嘉靖十八年（1539），加夏言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
三、受人嫉妒 失去帝宠
夏言与严嵩随从圣驾到承天（今湖北钟祥），世宗拜谒墓陵完毕，严嵩再次请求举行上表庆贺之礼，夏言则乞请立即还京，世宗只好作罢，心里不大高兴。严嵩测知皇帝的意向，更加坚持请求表贺，世宗于是说：“礼乐之事由天子决定就可以了。”命令上表庆贺。世宗自此不喜欢夏言。世宗巡幸大峪山，夏言进呈居守敕稿缓慢，世宗加以责备训斥，夏言恐惧请罪。世宗大怒说：“夏言自下级官员，通过议郊礼之祀而提升，但却敢于怠慢不恭，进呈密疏不加盖所赐银章，着令全部归还历次所降赐给他的亲笔敕书。”夏言更加害怕，上疏谢罪，请求不要追夺所赐银章及世宗御笔敕书，以便作为子孙百世的荣耀，言词非常沉痛恳切。世宗怒气未解，怀疑夏言将所赐银章、手敕等毁掉损失，更命礼部追缴取回，削去少师勋阶，以少保、尚书、大学士衔退休。夏言于是将手敕四百余件及银章一起上呈。过了几天，世宗愤怒解除，命他停止离京，又以太子太傅入值，夏言上疏谢恩。
夏言既然已经失去世宗的恩宠，严嵩便日益以柔媚巧语得宠。夏言惧怕被斥退，唤来严嵩共同谋划。严嵩则阴谋搞掉夏言而取代其位。夏言知道后大怒，暗示言官屡次弹劾严嵩。皇帝正在怜爱严嵩因而不接受对他的弹劾，夏言、严嵩于是彻底分裂。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世宗召见严嵩，严嵩叩头痛哭，控诉夏言欺凌他的情状。世宗叫他详细陈述夏言之罪，严嵩趁机张扬暴露夏言的过错。世宗大怒，向礼部降下敕令历数夏言之罪，正在这时出现日全食，世宗下手诏说：“日食过重，这正是对以下欺上罪过的惩戒，着令削夺夏言官职闲住。”世宗又自责三项过失，布告天下。同时降职罢免十三人。于是严嵩便代替夏言进入内阁。
四、复职首辅 恃才傲气
夏言长期担任要职，罢官之后，悒悒独居，心中十分不畅。每逢元旦或皇上、皇后生日，必定表贺，并自称“草土臣”。时间不长，世宗感到往日对夏言处分太过冲动，渐生怜意，因此后又复其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之职，仍辞官在家。当时严嵩最得世宗欢心，恃宠跋扈，做了许多贪赃枉法的坏事。天长日久，世宗对严氏的劣迹有所耳闻，开始喜欢前任首辅夏言。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二月，世宗遣官召还夏言，并且加少师勋号，位在严嵩之上。
再度出任首辅的夏言依然看不惯严嵩奸贪的小人品行，不肯与之握手言和。尽管严嵩还是世宗身边的红人，但夏言决不稍假颜色。处理政务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见，从不同严嵩商量。严嵩掌权时所任用的亲信，夏言查清后尽予逐斥，当时朝中士大夫怨恨严嵩的贪横，见夏言能镇压严氏，都深以为快。然而就在官场形势十分有利于夏言之时，他未能把握机会，出现了许多失误。
首先，没有与廷臣建立融洽关系。夏言复出之初，抑制权臣严嵩的威势，励精图治，深得朝中士大夫的好感。但夏言却因“废弃久，务张权”，严厉处罚了一批官员。其中一部分为严嵩党羽外，更多的只是偶有小过的官员。如文选郎高简之戌，唐龙、许成名、崔桐、王用宾、黄佐之罢，王杲、孙继鲁等之狱，都是由他一手操办，处理过严，使朝中士大夫感到心冷，逐渐对他失去信任。廷臣们对夏言态度的变化，当时正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却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其次，没有笼络住世宗身边的人员。世宗经常派小太监出宫传达谕旨。夏言恃才傲气，见到小太监，以皇帝家奴视之，不给一点好脸色看，更不用说送些财物笼络他们了。而严嵩则不同，每次小太监到严府，严嵩必定牵着小太监的手，热情延坐款待，待小太监临去，又悄悄地在小太监们的兜中塞上沉甸甸的黄金。如此两相对照，小太监们回宫后，自然在世宗耳边争着说严嵩的好处，而夏言对宫中情况则一无所知。第三，最初夏言与严嵩“俱以青词得幸”。所谓“青词”就是在斋醮仪式上写给“天神”的奏章表文，一般为骈骊体，因用朱笔写于青藤纸上，故称青词。夏言文采奕奕，早年写出的青词艳丽华藻，极合世宗口味，然而复出后的夏言已倦怠其事。世宗有时半夜派人悄悄去夏府和严府，察看夏言和严嵩分别在干些什么，每回去夏府的回来报告说，夏言早已酣睡。这时期的夏言，所写青词都由幕客具草，而且自己没有仔细斟酌就进呈世宗，世宗看后大不满意，常常怒气冲冲地掷在地上。而严嵩因有宫内情报相通，每当世宗派人来察看，常常半夜仍坐在案前点灯琢磨青词，来人回去汇报世宗，世宗十分高兴，如此一怠一勤，严嵩愈精青词之道，愈得世宗喜欢，而夏言进呈多平平之作，渐失世宗欢心。有此数端，夏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再次下台已是早晚的事了。
五、河套之议 招致死罪
嘉靖二十五年（1546），朝臣中出现“河套”之议，夏言在这场大辩论中遭严嵩暗算，终于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了一个恨悠悠的句号。
夏言以文臣骤贵，一生慷慨以经邦济世自诩，很想建立不朽传世功绩。这年，陕西总督曾铣上疏世宗，提出收复河套的建议，立即得到夏言的赞同。总督曾铣有一个至交是江都人苏纲，而苏纲又是夏言的岳父。因有这层关系，苏纲在夏言面前极口称誉曾铣的主张和才干。夏言本已心中赞同曾铣的建议，又得岳父大人的举荐，遂向世宗写了一折密疏，劝说世宗接受曾铣出兵收复河套的建议，并在疏中说：“群臣中对陛下最赤胆忠心的，当首推曾铣！”殊不料，正是这一密疏，为夏言日后下台埋下了祸根。
世宗阅过曾铣奏疏及夏言密疏，起初亦曾勃起雄心，有收复河套的想法。他令夏言代为拟旨，对曾铣“优奖”。曾铣大喜，更加锐意出师。不料就在曾铣上第二道疏，要求尽快落实收复计划时，世宗忽然变得犹豫不决。他对夏言等人说：“河套之患，由来已久了。现在计划收复，不知师出果真有名否？兵果真有余力否？兵食果有余积，成功可必否？一个曾铣算不得什么，只恐怕百姓要受无辜屠戮了。”显然，世宗对打赢这场战争毫无把握。严嵩从这道谕旨看出了机会，立即上疏说：“敌方太强大了，我们取胜不易，我河套恐难收复。此次师出无名，万一开战，所费不轻。”这几句话，正说中了世宗的心思，使得世宗一改初衷，开始反对收复河套。严嵩在疏中不仅提出反对意见，而且将话锋还暗指夏言：“廷臣大多知道收复河套行不通，只因朝廷中有人以威势压制，故而廷臣多不敢说话。”这里提到的“有人”，暗指夏言。
夏言得知世宗的态度已大变，且严嵩上疏中涉及到自己，遂上书世宗以谢罪，并且辩护说：“当初商议是否出兵收复河套，严嵩也曾参与其中，他并没有提过不同意。如今将所有责任全部推到夏言一人身上，严嵩不过是想脱身事外罢了。”世宗阅过夏言上书，极不高兴，指责夏言“专徇私情，强君胁众”。严嵩则再上疏，网罗罪名，攻击夏言，欲趁机将他扳倒。夏言生性傲气倔强，自然不服严嵩所提，遂亦上书世宗，一面为自己辩护，一面攻击严嵩。此时世宗已厌倦夏言而听信严嵩，见夏言不肯认错，怒不可解，不久，世宗下令停止收复河套的准备工作，将首倡此事的总督曾铣逮捕。嘉靖二十七年（1548）正月，世宗以夏言“事为任意，迹涉强君”的罪名，尽夺其官阶，令以尚书职辞官。此时世宗对夏言还留一丝怜意，虽令其告老还乡，尚不欲置之死地。
夏言离开京都后，灾祸并没有离他远去。他的政敌在京城中放风，说他临去时怨恨满腹，咒骂皇上，这些流言不久就传入宫中，世宗知道后，不辨真伪，对夏言恨意大生。严嵩与锦衣卫都督陆炳等人密谋，欲置夏言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找到被囚在狱的奸臣仇鸾，欲借仇鸾之口诬告夏言。仇鸾本是红极一时的边疆要员，因贪污不法，被总督曾铣告发，逮捕入狱。仇鸾对曾铣恨之入骨。严嵩、仇鸾两人一拍即合，商定由严嵩代仇鸾草疏一折，诬告夏言、曾铣两人相互勾结，贪赃枉法。不久，这道署仇鸾之名，实则由严嵩起草的奏疏上达世宗手里。疏中谈到二点：（1）曾铣镇守边关，曾经隐瞒败绩。（2）曾铣以五千金贿赂夏言岳父苏纲，又让苏纲转交二万金贿赂夏言。世宗不经调查，对疏中揭发的“罪行”深信不疑，下曾铣、苏纲诏狱。在严嵩的主持下，曾铣被扣上“交结近侍”的罪名斩首。苏纲则被发戍边疆。同时，又从京城派出锦衣卫官校逮捕夏言。
夏言到达通州时，听到曾铣所犯的罪是“结交近侍”时，大惊失色，不小心从车上堕落，叹道：“噫！我死定了。”怀着一线希望，夏言再次上疏论冤，疏中也提到二点：（1）仇鸾已被逮入狱，何以还知道皇上前二日说的话？何以同严嵩的口气那样吻合？这分明是严嵩等人在合谋陷害我。（2）现在朝中严嵩奸巧弄权，父子专政。在内诸臣受其牢笼，只知有严嵩而不知有陛下；在外诸臣受其钳制，亦只知有严嵩而不知有陛下。但正遇世宗在怒极之时，因而阅过奏疏后依然不改变意见。结果，夏言之罪名成立，被投入大牢。一些大臣如刑部尚书喻茂坚、左都御史屠侨等纷纷上疏要求另议，还是打动不了世宗的心。夏言妻苏氏发配广西，从子礼部主事克承、从孙尚宝司丞朝庆，皆夺职为编民。其后，严嵩屡在世宗面前谗言，终于使世宗下了杀心。嘉靖二十七年（1548）十月，夏言被斩弃市，终年六十有七。
夏言死后，严嵩一手遮天，祸及天下。人们开始思念夏言，为他死于非命感到可惜。隆庆初，夏言家人上书诉说夏言冤状，要求昭雪。穆宗下诏，追复夏言原官，特赐祭葬，谥“文愍”。综观夏言一生，自嘉靖十年入阁至嘉靖二十七年弃市，曾二度出任首辅，主持国家政务长达十三年之久。其间虽没有大的建树，且经常与严嵩以权势相轧，志骄气溢，但他不贪不奸，在封建社会中还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有才有志的大臣。最后因受严嵩排挤而死不得全尸，堪称大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