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骑兵（唐军武备、战马与战术）
唐代骑兵简介
唐代骑兵：骑兵，乘马作战的部队。主要使用骑枪、马刀、轻重机枪和轻型火炮等武器。既能乘马作战，又能徒步作战。通常执行追击、截击、奔袭以及侦察、警戒等任务。唐代骑兵以骑步并重，唐军中虽仍有甲骑，主要以中型骑兵为主（马无甲人重甲）。唐军主要发挥骑兵，作为机动兵力的优势，对抗敌国。
唐代骑兵·历史词解——
7世纪前期至8世纪中期，远东伟大的唐帝国进入了最辉煌时期。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这个时代被世界史公认为中华帝国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华历史上最具备开拓、探索与包容精神的时代。“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样浪漫地描述西域，同时又富有尚武豪气的诗句只能出现在唐帝国时期。上一个如此关注、探索西域的时期则要追溯至另一个伟大的时代——西汉，而在数百年之后，唐帝国将继续这条西行之路，并将其推进得更加深远。
中国古代王朝由于地理位置原因，整体框架较西方的大帝国，诸如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波斯帝国或者阿拉伯帝国，更加稳定，但这同样带来了问题——中国相对较难得到与其他多种文明直接交流的机会。同时因为海路在早期对中国影响较小，还无法便利地连通另一处重要的文明地带——欧亚交融处文明地带，所以往往掌握西域或利用“丝绸之路”直接或间接联络西亚的王朝。
如此，帝国会有着极佳的资源、信息、技术获取途径，文化风气上也毫不闭关自守，而是视野开阔，拥有充分积极进取的探索精神，同时具备着极大的包容性，王朝往往既强大也富有活力。而一旦统一中原却不掌握这条向西的重要通道，王朝就会在妄自尊大或者不以为然的自满状态下逐步沉沦，文化风气也变得固执封闭，技术不但不像过去飞速发展，而且有时还会出现倒退。
4世纪的西晋王朝就是一个这样的时代。各游牧民族借助西晋王朝的内乱，潮水般地涌入中原，王朝本身则在内乱中崩溃。各游牧民族为了争夺霸主地位也互相攻杀。无节制的战争与屠杀在这个阶段几乎没有停歇，经济与人口都遭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损失。这是一个毁灭的时代，但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占据江南的东晋王朝从西晋王朝的堕落状态中脱离，在南方站稳脚跟，通过长时期稳定的南朝演变，继续保存并输出着中原文化。而北方游牧民族混战的最终胜利者——鲜卑拓跋氏北魏王朝也进行汉化，实现了民族融合。北魏王朝广阔的视野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新文化习俗，甚至一直影响到南朝。这些变化也使中华文化转型并重新向外关注这个世界的运转，这直接带来技术文化上的革新，走向6—8世纪真正的辉煌。
◎《丽人行》，反映了唐朝妇女春日骑马出游的场景，展示了西域文化影响下的开放局面
两晋南北朝时期，在丰富的东亚与内亚各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交融中，大量的军事技术被革新。首先，中国地区率先发明了马镫。英国科技史学家怀特认为：“很少有发明像马镫这样简单却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马镫把畜力应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让骑兵与马结为一体。”马镫大大减少了骑兵的训练成本与时间，让他们更不易在战斗与冲击中从马背上跌落，而且马镫让骑兵更充分地利用马匹冲锋所产生的巨大动量带动骑兵武器，特别是骑矛来发动冲击，在冲击时也更不易被反作用力所困扰。在其他优势方面，马镫给骑手带来了更大的平衡，能让骑兵更为方便地解放双手在马背上战斗，甚至让骑兵在奔驰时，能同时使用剑与盾牌，或是双手持握重型长骑矛。虽然经过严格训练的无马镫骑兵也可以做到，但马镫让这一切变得自如与容易得多。
使用马镫正在冲锋的中国铁甲重骑兵
除了马镫之外，其他一些军事技术也在这个时期飞速发展。中国的全身马铠开始出现；重骑兵开始拥有保护全身的骑兵甲；之前在中亚骑兵强国帕提亚王国或是萨珊帝国盛行的、长度达到3—5米的冲击型长骑矛，也在中国得以广泛应用；而较东汉时代更高鞍桥的马鞍，也让中国骑兵的冲锋更加稳定。中国骑兵在这一时刻几乎登上了世界骑兵的顶峰水准，只是由于地区的分裂无法集中有效的力量。而进入隋唐统一时代后，中国庞大的人力物力、各民族的文化与技术革新结合起来，中原地区也不再以被动方式与内亚或东北亚游牧文化交流，特别是在唐帝国时期，向西域探索与扩展前所未有的强烈，中华帝国的军事力量也在这个时代达到了一个顶峰。
唐帝国无论是军事制度还是技术，都延续了南北朝时期至隋王朝的成果，而这个时代大部分重要的军事进步都与骑兵有关，因此在唐帝国的军事系统中，骑兵之重要性毋庸置疑，某些时候，甚至代表了王朝的兴衰与成败。唐代骑兵是这个外向的、兼容并蓄的、多文化王朝最坚实的军事支柱，并在不断的对外作战中担任当之无愧的主力。而由于唐帝国主动地在西域扩展，各种先进的骑兵战术得以交流，并能够大量引进西域、中亚、内亚的战马——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战马种群。唐王朝通过努力建设马政，拥有中原政权有史以来最大的军马规模，且引入世界的顶级战马马种，真正达到中国中原王朝骑兵最强大、最兴盛的时代。
敦煌壁画中唐军骑兵征战场景
战马
未先叙述唐骑兵的武器或是盔甲，而是将战马首先提出，完全是考虑到其对于当时唐帝国的重要性及远东地区的特点。中国并非资源贫瘠的国家，疆域广大，地缘又拥有东亚地带相对稳定的结构，故而整个军事机器往往可以较为稳定地制造大量的武器及铠甲交付军队。根据西汉时代《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的记载，武库中有大量的存货，这反映了当时兵器盔甲的持续制造能力。但中国地区的原始战马种群就没有这么乐观了。骑兵马匹主要是小型的蒙古马，从原始马种上来看，比西域、内亚、中亚的马匹要差得多——体型矮小、负重能力有限，直至秦代，都不太适合作为重骑兵进行肉搏冲击作战，从兵马俑反映的马的形象来看，马匹的耳朵特别长，马蹄较小，马鬃短，马尾细，肩高也很不理想。因此，中国社会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只有很少一部分骑兵装备了盔甲，他们主要使用弓箭进行机动作战而非近身搏杀。一部分中国北方的马种，虽然缺乏力量与负重能力，但具备“险道倾仄，且驰且射”的特点，具有充当灵活的移动射击平台的优势。而南方的马种性能可能更不理想。
马匹种群不够优秀会严重阻碍骑兵的发展：马匹负重能力欠缺，骑兵们就不宜披挂较重的铠甲；马匹爆发力不足，骑兵就无法顺利实施冲击作战；马匹速度不够快，骑兵最明显的优势高机动性就无法发挥。很少有理性的军事指挥官会强行让质量不佳的马匹负担全身披挂重铠甲的骑士，因为这很可能是灾难性或是毫无效力的。这在历史战役中也是有案例的。
◎公元前1世纪的日耳曼骑兵复原，其马种仍非常矮小
公元前1世纪左右，辛布里人（日耳曼人的一支）曾经入侵罗马共和国。根据历史学家考证，当时的马种就是非常差的，“非常不适合作战”。虽然马匹数量很大，但个头很小，价格在当时仅相当于一柄带鞘的剑，或是一头牛，或是一柄矛与盾牌。而辛布里人早期入侵罗马人成功，歼灭了罗马军团并大量缴获了罗马人的铠甲，于是在公元前101年与罗马著名军事改革家马略的决战中，辛布里人摆出了15000名身披重甲的骑兵，场面非常壮观，但这些坐骑平庸且“披上重甲的辛布里骑小马战士”没有真正的重骑兵作战经验、技术，战斗一开始，他们企图迂回罗马军团侧翼的行动就失败了，骑兵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们被马略的罗马新军拦截，然后被轻易地击败。
事实上，马匹种群不佳一直影响着日耳曼人的骑兵建设，虽然有部分游牧民族，如阿兰人的加入为他们提供了一部分优秀战马，但数量显然很不足。直至8世纪的法兰克王国，经由西班牙地区引入了来自北非的良马“柏布马”，这种情况才得以改观。最基础的“欧洲大马”种群才得以真正扩大。
中国地区同理。当战国、秦代骑兵只能主要利用坐骑充当移动射击平台时，同时代的中亚、西亚的斯基泰人与古波斯帝国均依靠控制地区的优秀马匹资源，建设了一支强大的重骑兵与弓骑兵队伍，而之后的亚历山大大帝也以马其顿北部的优秀马匹资源为基础，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支专业化的冲击性重骑兵——马其顿重骑兵队伍。
当然，中国地区的本土马匹也在逐步地改善。从杨家湾出土的汉代骑兵俑来看，这些战马较秦代，马耳变短，马蹄增大，口裂更大，胸脯更宽，肩高也明显增加。应该说，这让汉朝建立一支称职的、可进行真正骑兵作战的骑兵队伍有了基础。杨家湾出土的骑兵俑应该反映的是西汉早期周勃时代的状况。中国军马马种得到一次真正的巨大的提升，是在西汉汉武帝时代。在北方匈奴的威胁逐步增大后，军事冲突规模增大导致军事装备升级，使得汉朝必须拥有同匈奴一样强大的骑兵部队。之前文帝与景帝就很重视骑兵的建设，而由于国力的增强，在汉武帝时期，不仅大量骑兵部队被建设起来，良种马匹资源的引进与饲养也被重视。众所周知，汉武帝在骑兵建设上的执着是罕有其匹的，他在位时，汉朝的养马数量达到空前的40万匹。
秦代兵马俑，可以发现马匹同样较为矮小
杨家湾汉墓兵马俑，马匹较秦代骑兵明显更强壮高大
而在汉匈战争时期，汉朝向西域扩张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接触到内亚、中亚的优秀马种。当时的乌孙国（大致在今新疆伊犁河谷）出产良马，有的学者认为乌孙马就是现在伊犁马的前身。汉朝人认为乌孙马是极其优秀的，尊其为“天马”，汉武帝为了得到乌孙天马，不惜将江都王的女儿细君公主嫁给乌孙王，而她是和亲公主中身份最高的，即最接近真“公主”的一位，乌孙王则以3000匹乌孙天马回报汉朝。在面对更优秀的、当时世界顶级战马——汗血马时，汉武帝更是不惜血本，发动大量军队，对拥有此马资源的大宛进行冒险的远征，最终得到进入玉门关的1000多匹大宛马。汉王朝通过历史上罕见的非凡努力，不但保证了组建强大骑兵所需的巨大马匹数量，而且也尽当时所能地使战马具备较高的品质。
汉帝国相当推崇的“汗血马”，根据现代学者研究，可能就是著名的阿克哈-塔克马的祖先。这些战马起源于河中地区，与帕提亚重骑兵的尼萨马在大种上并无太大区别，可能会比帕提亚的尼萨马略小一点儿，但已经是当时原始马种中作为战马最卓越的马种之一。由此，中国虽然当时还未完全掌握该马的杂交育种技术，但起码，作为一个马匹种群相对不佳的地区，获得了一部分世界上最好的战马资源。
中国地区第二次大范围引入世界顶级战马资源就在唐朝，这次较汉朝的引入规模更大、影响更深。唐朝从初期就非常重视马政制度，从李渊时代开始，统治者就认识到了骑兵的重要性，把从突厥获得的2000匹战马以及从赤岸则（今陕西大荔西南、渭河北岸）获得的3000匹隋马，移至陇右，开始了马政建设。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在此基础上更是大兴马政。他挑选贤能，破格重用精通养马的刘武周降将张万岁，让其担任太仆少卿之职，专掌监牧养马24年之久。至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左右，监牧马匹增至706000匹，这个数量创造了中原王朝养马数量之最，这还不算军镇、驿站、闲厩的马匹。这些成果充分保证了唐军骑兵的马匹供应。当时唐朝，诸如唐太宗对待重要技术人才的方式，也完全不似中国封建时代后期的状态，唐军的“弼马温”地位很高，是非常受重视的职位，像张万岁这样的技术人才就拥有崇高的地位。
当然，唐朝早中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视骑兵的汉族政权，也是有一定波动的。自麟德元年马匹专家张万岁被免职后，由于“潜耗太半，所存太寡”，至唐玄宗开元初年，牧马仅存“二十四万匹”，可谓马政中衰。不过到了唐玄宗统治前期，整顿马政又一次被提到日程上来。玄宗选拔“奉公正直，不避权贵”的王毛仲担任检校内外闲厩并知监牧使，以精通养马的张景顺（张万岁的孙子）为副职，专职马政，其下又置“明闲牧马者”担任基层监牧官吏，迅速恢复并提高了马政机构的效能，然后又重新起用张万岁的旧令，恢复了原来行之有效的养马法规，马政又出现了复兴局面。至开元十三年（725年），监牧马匹又恢复到了43万匹，基本满足了唐军的需求。而到了天宝十三年（754年），仅陇右一处监牧马匹就达到了325700匹。
壁画中唐军骑兵部队
这个时代的唐帝国马政最大的贡献则是成功引进大量中亚地区的优秀马种——“即杂胡马，马乃益壮”，极大地提升了马匹的质量。据考证，当时引进杂交的应该是古哈萨克马（大宛马属于古哈萨克马）。这些马种，即使放至同时代欧洲或西亚，也是绝佳的马种。之前被汉武帝极其珍惜的顶级马种“汗血大宛马”，在这个时代成为“官马”。《唐会要》中对这种现象也做了详细的描述：“康国马，康居国也，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武德中，康国献四千匹。今时官马，犹是其种。”
这种状况也可以从唐三彩艺术品中得到印证，当时唐三彩均采用写实手法，马肩高腿长，身形异常健美，完全不似之前兵马俑中那些资质普通的马匹。“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大诗人杜甫的名句就是对这种战马超迈遒劲姿态最好的描述。
也就是说，曾经汉武帝非常重视的西域良马资源，在唐朝成为官方的标准马种。不仅如此，唐帝国还从各周边羁縻地区引入大量突厥、契丹、奚族的良马。唐朝成为较为成功地引入当时世界上顶级马资源并大范围饲养的时代。也就是说，这个时代，中国作为一个马匹原始种群并非特别出色的地区，却拥有了部分世界最好的战马资源。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同时代拥有强大骑兵的强大帝国或是王国，一般本地的原始马匹资源已经非常优秀。例如，东罗马帝国，其控制区的马其顿北部、色雷斯平原、小亚细亚及亚美尼亚的广大地区都可以提供优良战马，小亚细亚及亚美尼亚地区的马匹是与“大宛马”同种的“尼萨马”；更东方的波斯萨珊帝国掌握着“尼萨马”种群的核心地带——中亚地区；之后在7世纪中期接替波斯帝国的阿拉伯帝国，则同时掌握着“尼萨马”种群、阿拉伯地区及北非地区的优秀马种“阿拉伯马”与“柏布马”。
唐三彩显示的唐代战马非常高大俊美，很可能是大宛种
在这些爆发力、负重与速度俱佳的战马的支持下，骑兵们就可以披挂较过去更重、防护力更完备的铁质铠甲，使用“槊”这种长骑矛，进行更专业的骑兵冲击作战，在长途奔袭与追击的场合，也可以保证卓越的机动性。在必要的场合下，这些优秀的战马也可以“甲骑具装”——人马均覆盖铠甲，作为具装重骑兵作战。
这时代的唐帝国，拥有出色的军事指挥官，训练有素的骑兵部队大量装备重型铠甲，骑乘最优秀的战马。不仅如此，当时大量的马匹不仅保证了骑兵的供应，而且使得大量唐军步兵也能骑乘军马，提高了机动性，与唐军骑兵一起组成远征军长途奔袭，使得唐帝国的“长臂”威力在多次对西域的战事中有所体现。当时唐朝在西域的扩展使王朝的军事成果得到了一种良性循环——成功的扩张使唐朝在西域拥有更多的资源、视野与贸易联系，反过来，成功大量引入军事核心资源（诸如各种西域的良马）又使得唐朝在西域的扩展更为成功。
与一些军事爱好者的想象不同，成功的“长途奔袭”往往并非依靠“轻装”来完成，而是以“多马”为基础。根据对13世纪蒙古西征军的复原，其庞大的骑兵中有40％的重骑兵，且其重骑兵装甲防护超过同期西欧的骑士，但这并不妨碍蒙古人做了人类历史上最远距离的骑兵奔袭，归根结底是因为蒙古军队拥有庞大的马匹数量。大部分蒙古骑兵拥有3—5匹备用马，这些马紧跟在部队的后面，在行军过程中，甚至在战斗进行时都可以随时更换。换马是按接力的方式进行的，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率的方式，只要行军线路中具备草场，就能保证蒙古军队无与伦比的战略机动性。
◎阿克哈塔克马，很可能是大宛马的后裔
7—8世纪的唐军备用马匹数量虽然略逊色于13世纪的蒙古军，但根据《太白阴经》记载，“马料，一人二匹，一军二万五千匹。朔方、河西，一人二匹。范阳、河东、陇右、安西、北庭，则二人三匹”。说明唐军大量骑兵拥有备用马匹，且这里也计算了乘马的步兵，因此骑兵的平均备用马匹数量应超过这个数字。数量庞大的马匹才是唐军能长途奔袭的核心，而非“轻装”。实际上，即使是完全不披甲的“轻骑兵”，在没有备用马匹的情况下，一样无法骑乘疲惫的马匹进行距离过远的奔驰。而且，“轻装骑兵”相对应的任务往往是侦查、骚扰、追击，因为他们缺乏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铠甲力量。如不能为攻击部队提供足够的防御力，军队就无法完成硬碰硬的作战任务，那么再“轻装”对于奔袭也是毫无意义的。
铠甲
前文提过，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骑兵技术飞速提高的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披挂重铠、防护全面的重装骑兵逐步成为骑兵的核心力量。因此，统一中国、拥有更高人力与物力的隋唐骑兵延续重视铠甲防护的传统，也是非常符合逻辑的。依据唐代《太白阴经》《通典》的一致记载，唐军无论步兵、骑兵，披甲率达到了60％，也就是说，几乎可以保证以近战肉搏为主要任务的部队全部披甲，只是一部分斥候、轻弓骑兵、轻装弓箭手或者辎重后勤人员没有甲胄。当然，其中既有作为重甲的铁甲，也有皮甲等轻甲，而现存资料还无法完全确定铁甲与皮甲的比例。
根据《唐六典·卷十六》记载，“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细鳞甲、四曰文山甲、五曰乌鎚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绢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有一曰木甲、十有二曰锁子甲、十有三曰马甲。今明光、光要、细鳞、山文、乌鎚、锁子皆铁甲也”。虽然我们还无法完全准确复原这么多种铠甲的式样，但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在13种盔甲中，有6种完全是铁甲，而如“步兵甲”及“马甲”中有一部分也应为铁甲，可见铁甲的比例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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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的重型金属札甲 | 唐中期加装腹部护具的重札甲 |
根据历史学家卡尔海因茨的意见，唐朝7世纪左右，是中国金属札甲发展的一个高峰，宽阔交叠的金属甲片覆盖全身，提供了完备而良好的防护。这种札甲比起用细密甲片编缀在织物上的细鳞甲来说，同等重量下防护力更高。而且，由于札甲是由绳索或皮带串连金属甲片制成，一旦损坏，只需要直接更换损坏的甲片即可，较鳞甲维修更为方便，因此，在汉代之后就得到了比鳞甲更广泛的使用。在唐帝国大量使用这种金属札甲的同时，突厥人或中亚草原民族也开始流行这一样式。
唐军札甲护颈与南北朝时期北朝高高竖起的盆领不同，转变为宽阔巨大的软甲护颈紧贴颈部，护颈被称作顿项，大得足以把前面的喉咙完全包裹，完全护住了嘴下方至锁骨的部分。唐军的盔甲中，最主要的就是金属札甲，这些铠甲中的一部分在胸前、背后有大型或小型的圆形、椭圆形铜质或铁质甲板（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的“明光铠”）。在这些札甲的复原中，胸前拥有较大护心镜的造型往往出于雕塑；而胸前护心镜较小、札甲甲片重叠交替并覆盖全身的盔甲，往往来自壁画。现代一般认为后者的实际作战装备数量在唐军中更高些。
虽然这种铠甲最早出现并非在唐朝，但唐代的这种铠甲，比起之前的，甚至是以具装骑兵闻名的隋军重骑兵的铠甲，编缀金属札甲甲片的甲裙要更大，为骑手腿部提供了更好的保护，腿甲往往一直延伸至脚踝，提供全方位的防御，且这种盔甲在资料中非常常见。而至唐朝中叶最繁华的“开元盛世”时，一些重甲在腹部又加装了圆形护具，提供更完备的防护。
当然，过分神话唐军骑兵的铠甲也是不必要的。确实，在世界范围内，唐代重札甲除了胸腿重点防护外，作为头盔的兜鍪、作为软甲护颈的巨大护项、作为肩甲的披膊、作为保护前臂的护臂，都非常齐全。这样的盔甲和同时代欧洲、西亚、中亚的相比，也算是拥有极强的防护力。但是，唐军中似乎锁甲的成分很少，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唐朝有限的锁甲主要是从中亚进口，因此不像同时代东罗马或萨珊的精英骑兵那样给予颈部硬甲（诸如锁甲）保护。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对于部分关节部位的防护，唐重骑兵是不如东南欧、西亚、中亚的东罗马帝国或是波斯萨珊帝国精英骑兵的。且比起穿着锁甲内衬、外部加挂重型札甲/鳞甲两层防护，甚至部分军事精英人员还加装了铁面具保护脸部的波斯萨珊王朝具装重骑兵，唐军重骑兵的盔甲略薄。
但也同时应该看到，萨珊帝国的军事人力资源不如唐帝国，且由于社会制度问题，萨珊帝国的贵族武士与平民士兵的装备差距极大，平民士兵往往无甲或披轻甲，完善的护颈防护和铁面具仅是极少数高级军事人员甚至将领的装备。唐军这种有些标准化的重装状态则应用于普通卫士（当然也是装备良好的军队），最著名的例子出现在壁画上，即唐初（643年）的“长乐公主墓仪卫图”。这种状态常常使唐前期的军队“鱼腩”部分较少，也较难被对方抓住攻破的机会，过去的罗马军团（当然主力是步兵）也长期处于这种状态。历史证明，这种状态对于战斗来说可能是更加稳定的。
马匹与马铠
从帝国战马资源来说，隋朝的优良马种可追述至南北朝时期那些鲜卑北魏从东北亚带来的优良战马，但不可忽视的是，隋帝国的本土马匹并没有改良育种记录，因此这些优良战马经过长时间的中原化繁衍，其数量应该是有限的。唐帝国前中期则成功育种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战马大种“尼萨马”，并将其“官马”化。实际上，这给予了唐军骑兵顺利披挂更重铠甲作战的充分条件。因此，一名“马匹不披马铠”的唐军重骑兵，其人员防护力超过隋帝国“人马俱甲”的重骑兵，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正在与罗马军团交战的萨珊精英重骑兵，装备非常精良，但人数有限，平均装备良好的罗马军团依然占据一定优势
谈及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重骑兵的定位问题。中国很多原始史料经常将人马俱甲、甲骑具装的骑兵称作“甲骑”（常见于汉代之后，因为汉代对皮甲才称为“甲”），同时一部分中国古典记录往往由于记录者本人对军事装备并不是特别了解及重视，经常用“铁骑”“劲骑”“骁骑”“精骑”模糊描述精锐骑兵，但是否为具装骑兵并不能完全确定。事实上，“铁骑”“铁马”也常用来形容披挂铁甲的战马，而“劲骑”“骁骑”“精骑”也不确定是否为具装骑兵。国内现代一些历史资料就根据这些古称，将“甲骑”作为重骑兵，其余就统统归为轻骑兵。同时，根据史料，马匹不披铠的唐朝骑兵在史料中出现的次数更多，容易出现“重骑兵在唐朝开始衰落，轻骑兵逐步代替了重骑兵”诸如此类的一些观点。这对于军事装备研究而言是不太严谨的。
◎唐代一名马匹不披甲的重骑兵，其人员防护非常完备
在当今较为普及的定义中，拥有突击力量、有较强的近战装备、相较于同时代良好的防护以及强壮的马匹，是重骑兵必须具备的条件。而并非以是否使用马铠来定义。唐朝同时代的法兰克重骑兵——墨洛温王朝或加洛林王朝骑兵，大部分仍马匹不披铠甲，这个习惯甚至一直保持到神圣罗马帝国的14世纪。即使是与唐帝国同时代的以“重型具装骑兵”闻名的波斯萨珊重骑兵或者东罗马帝国重骑兵，也并非在每一场战斗中都披挂马铠。
再引用一些既普遍又极端的例子：15世纪前半期英法百年战争中的两国骑士，以及奥地利、德国等西欧、中欧的骑士，已经开始使用防护力超卓的早期板甲或是全身板甲——诸如著名的米兰式板甲及哥特式板甲。这些板甲已经将骑士武装到了牙齿，防护力远超曾经使用的重型札甲、鳞甲或锁甲，他们同时也携带专业的骑枪，以骑矛冲击作为最重要的作战手段，但依然有非常多数量的板甲骑士的马匹并没有保护，而将他们列为“轻骑兵”是非常滑稽的。
◎15世纪英法百年战争后期中身穿全身板甲的法国骑士，马匹即使没有保护，也不可能将他们列为轻骑兵
另一个普遍案例就是，一些防护力并不特别出色、整体重量并不重，甚至可以快速长途奔袭的重骑兵，却采用了“人马俱甲”的配置。比如唐帝国同时代的阿拉伯帝国重骑兵，他们中的阿拉伯本土骑兵的人员防御，从记载看，低于身穿重札甲的唐骑兵，甚至可以算是中装骑兵，仅“穿着锁子甲，戴着头巾，拥有臂甲”。阿拉伯重骑兵的马铠虽然“全具装”，确实是全身保护，却是以一些较轻的简易材料制成的。这种马铠不能为阿拉伯本土具装骑兵在冲阵或肉搏中提供有效的保护，却可以有效防御大部分弓箭。因为阿拉伯帝国向东部征服的过程中遇到了新对手——突厥人，后者以高速骑兵及骑射为最主要的作战方式。在两者的战斗中，简易轻型马铠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当突厥轻弓骑兵使用“帕提亚”战术（国际上对“回马箭”战术的称谓）对阿拉伯重骑兵进行射击时，这种轻型马铠可以保护阿拉伯骑兵不会因坐骑中箭而丧失战斗力，并能让阿拉伯骑兵追上突厥弓骑兵。而在近战搏杀中，突厥骑兵完全不是阿拉伯骑兵的对手。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人员铠甲，还是马匹铠甲，其式样、重量与用途都是千差万别的。一款简易材料制成的“全身马铠”，与全身金属马铠相比，其重量可谓天壤之别。而即使用同一材料制作，诸如皮甲马铠，其厚度、保护面积、制作与披挂方式的不同都能造就出性能、用途完全不一样的马铠。因此，一名“全具装骑兵”，其整体防护远低于一名“马匹不披甲”的重骑兵，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规模庞大的“甲骑具装”也可能仅披挂简易材料（诸如毛毡）制成的轻型马铠。而一支“快速突袭”的重骑兵也可能人员都穿戴防护力超卓的铠甲，只是马匹没有披甲。实际上，无论是马铠，还是人员铠甲，都只是骑兵保护的一个环节，反映了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程度、不同风格的武装冲突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而已。
具装重骑兵之间的战斗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军事技术大发展的一段时期，特别是北魏开始定居之后，不仅南朝，甚至过去以骑兵为核心的北朝，都建立了可以形成坚固阵形、依仗大型椭圆形或者长方形盾牌、身披重甲的重步兵队伍。南朝的重步兵更是非常普遍，几乎是军队的核心。因此双方的“披坚执锐冲坚阵”的具装铁骑需求就更高了，南北双方均建立了以具装重骑兵为核心的骑兵队伍。至隋朝时期，也延续了这一状态——“骑兵四十队。队百人置一纛。十队为团，团有偏将一人。第一团，皆青丝连明光甲、铁具装、青缨拂，建狻猊旗。第二团，绛丝连朱犀甲、兽文具装、赤缨拂，建貔貅旗。第三团，白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素缨拂，建辟邪旗。第四团，乌丝连玄犀甲、兽文具装、建缨拂，建六驳旗……”根据《隋书》的记载，全军庞大的骑兵队伍已经达到了“一半铁甲具装”“一半皮甲具装”的全具装状态。当然，这种马铠披挂方案包含有隋炀帝个人的、一个并非妥善而安全的作战方案。尽管如此，即使是隋朝那些合格的帝王和将领，诸如隋文帝或者名将杨素，无论是在征服南朝的战争中，还是在远征辽东的战争中，都仍以具装骑兵为核心，只是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骑兵都披挂马铠。面对当时新兴起的、取代柔然人与隋帝国对抗的突厥帝国时，隋军由于以防御为主，仍以具装骑兵为核心。
隋末唐初统一战争时期，双方仍存在较多“披坚执锐冲坚阵”的场合。诸如著名的虎牢关之战，李世民亲率1000名精锐的“玄甲军骑兵”发动猛烈的冲锋，直接贯穿了整个窦建德大军的军阵，而胜利之后，“太宗亲披黄金甲，阵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也说明当时他的作战部队中是有大量马铠存在的。
但统一后的唐帝国面对的情况完全不同。唐帝国在西域、漠北、东北部都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展。同样是对抗突厥帝国，唐朝在大部分时期处于攻势。作为中国的第二个征服者时代，与南北朝时期双方都必须对抗敌方坚定的步兵阵形不同，扩展战争中的唐军较少碰上“披坚执锐冲坚阵”的场合。唐朝在西方与北方主要的对手，诸如西突厥、东突厥、吐谷浑、薛延陀、铁勒、契丹等，均为使用高速骑兵、拥有较大战略纵深的草原游牧民族。就他们的战术体系来说，最可怕的不是他们的进攻，而是他们的防御。他们并不防御某些战略要点，整个庞大、无法企及边界的草原都是他们的防御纵深，而且他们的一切都是可以带走的，追击他们的敌人若以步兵与骑兵组成合成军队，则无法通过劫掠他们的营地来获得任何补给。而往往追击者补给吃紧或者疲惫之日，就是草原骑兵们反击之时。因此，在进攻这些草原地区的时候，并不适合使用人马俱甲状态的唐军重骑兵，也不适合使用大量步兵结阵作战。最佳的选择，就是唐军重骑兵放弃马铠，保证优越的机动性，与轻骑兵一同高速奔袭或者长途追击。因此，在西域中部或北部，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唐军以人披重铠、马不披甲的“精锐骑兵”为核心在执行这些作战任务。这一点，下文还要多次详细提到。
唐朝西部的吐蕃帝国作为唐朝的一个宿敌，不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其军也较为重装。吐蕃具装骑兵“兵器有弓、刀、楯、槊、甲、胄。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人马俱披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也”（《通典·卷一百九十》）。但如此重装仍对作战效能影响较小，很可能只属于熟悉高原地理气候的本地人与马匹。因为习惯于普通草原或平原上驰骋的唐军战马往往因高原反应影响作战效能，坐骑身披重甲则更困难。但由于吐蕃帝国并非仅控制高原地带，唐军与吐蕃军队长期以来也处于打打停停的相持状态，因此，唐军在一些地区也会使用具装重骑兵对吐蕃作战。较为明确的记录出现在《唐全文》中，唐前中期玄宗时代与吐蕃的一次交战就是这种情况。这场战例也反映了当时各种不同装备的唐军骑兵在作战中的细致配合方式，非常有价值，之后我们还会详细叙述这个战例。
唐军不披马铠的重骑兵与轻骑兵
这样，统一后唐军各方面的战场，仅有辽东部分地区可以较为广泛地展示具装铁骑的威力。实际上，在适合具装骑兵发挥的地形与场合，唐朝骑兵就立刻呈现出与隋朝远征辽东时相似的装备结构。当然，唐太宗作为一位优秀的军事家，不会如隋炀帝般给所有骑兵胡乱披上马铠，而完全是根据需要。“帝（唐太宗）亲率甲骑万余与李勣会。围其城。俄而南风甚劲，命纵火焚其西南楼，延烧城中，屋宇皆尽。战士登城，贼乃大溃，烧死者万余人，俘其胜兵万余口。”（《旧唐书·卷二百一十一》）这段记录正展示了这位曾经在虎牢关取胜的统军帝王在贞观十九年（645年）率大军于辽东作战时使用大量具装骑兵的情形。在不需要长途奔袭、追击且地形合适的场合，唐军的大批具装骑兵就出现了。在围城作战时，考虑到要保护攻城器械、攻城步兵，具装骑兵确实比一般重骑兵更适合。因在短距离作战时，具装骑兵并不比一般重骑兵更缓慢，且拥有更强的防御，特别是对箭矢的防御更强，这对于对抗战场上拥有城垛远程火力的守方更有效，特别是在防止守方突袭或突围的时候，这已经在很多世界军事史的战例中得到了体现。
唐帝国的马铠相比南北朝或者隋时期的样式来说，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南北朝时期“一体式”与“组合式”马铠并存的状态，在唐朝逐渐变得以“组合式”马铠为主，“一体式”则逐步消失，变得更加“本土化”。所谓“一体式”马铠，往往就连马面甲也非独立的，从披挂上说，可以由一名随从或后勤人员以较快的速度以近似穿大衣的方式给战马连头带全身穿戴完毕，帕提亚王国或萨珊帝国常采用这种方式披挂鳞甲或札甲式的马铠。而“组合式”马铠是由5片单独的部分构成，分别保护马头、颈部、肩部至胸部、腰部两侧以及臀部，也就是“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与“搭后”，马臀部的护甲上还附着长羽毛作为装饰，称为“寄生”。当然，以上只是说明一种普遍意义的“组合式”马铠，并非固定为5片马甲。
一些与唐同时代的王国，诸如萨珊帝国或是东罗马帝国，为了保证具装骑兵的战斗力，骑兵不会在整个行军与战斗过程中始终端坐在披挂全套马铠的战马身上，避免让坐骑在真正需要强力冲锋的场合精疲力竭。因此需要备用战马，往往是一匹战马披挂铠甲，另一匹备用马则不披，行军时为节省具装战马体力，骑兵往往骑乘在备用马匹上。当然备用马也可能是其他的骑乘工具，例如在沙漠中骑乘骆驼来代替备用马。根据记载，两大帝国的人力资源并不充足，甚至为争夺兵源地（诸如亚美尼亚）常发生战争。那么在随从或者后勤人员过少，甚至是没有随从的情况下，“组合式”马铠相对而言是不太实用的，难以应对突发性战斗，战斗准备时间也过长。因此在同时具备马匹资源丰富与人力资源缺乏这两个条件时，两大帝国的具装骑兵大都采用了较为“一体式”的马铠。
如果拥有较多随从或后勤人员，“组合式”马铠的安装或脱卸会更快。根据《大唐卫公李靖兵法》的记载，标准的2万人作战部队，辎重军6000人、骑兵4000人、作战步兵1万人。这样来看，唐军后勤人员的数量是较为充足的，可以很好地满足这种安装方式。统一后的唐帝国人力资源显然是超越南北朝时期的，这很可能也是当时在中国地区“一体式”马铠逐步被“组合式”马铠取代的原因。而根据《旧唐书》对显庆元年（656年）唐军征伐西突厥的记载，唐军在战斗中为骑兵临时披挂马铠（“结为方阵，辎重并纳腹中，四面布队，人马被甲”），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即唐军在需要使用马铠或条件允许时，才从辎重队将马铠取出披挂在那些“有具装能力”的战马身上，且使用的马铠多为几件套的“组合式”。
比较典型的唐军“组合式”马铠形式
出土于陕西乾县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的甲骑具装俑，可以反映当时唐帝国“组合式”具装马铠的状态。这尊彩绘贴金俑通高350毫米、通长315毫米；马面帘贴金色；鸡颈、当胸和马身甲连缀在一起，刻出一排排细密的长方形甲片，整个下缘都包有朱红色的宽边，上面饰有彩色的花纹；搭后也刻出细密的甲片和包有朱红的宽边，束尾；在鞍后马匹臀部，有原插寄生的小孔。这与南北朝时期的“组合式”马铠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唐代具装甲骑俑，懿德太子墓出土
一些军事爱好者对古代骑兵也存在某些误解，会将其物化为现代战争中的“重型坦克”或“轻型坦克”，但这两者是不可以转化的。“重”向“轻”的单方面转化在骑兵史上倒是常发生的。根据11世纪初拜占庭军事手册记载，10—11世纪以高度重装闻名的拜占庭超重装骑兵，当将具装战马更换为快速战马的时候，甚至可以进行迅捷的“劫掠作战”。更不用说7—8世纪的并没有那么沉重的唐军重骑兵。因此，在辽东战场上展现“甲骑万余”壮观场面的唐军具装骑兵，卸下马铠，就成了在西域“快速突击骑兵集群”，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反过来，因为地区资源有限，“不具备重装能力”的骑兵想转化为“重装”，很可能必须依靠战功提升地位，依靠掠夺或缴获来增加财富。轻装骑兵不仅要获得重型铠甲，得到重装冲击训练，还必须拥有“可负担重甲并能保持正常战斗能力”的优良坐骑，这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因此，在17世纪之前，轻骑兵向重骑兵转变实为一种财富与地位积累之后的“进化”。实际上，这种进化在整个世界史范围都是常见形态，即成功的军事扩张导致整体上贫穷战士向富有战士转变，诸如13世纪的蒙古军队，也是随着不断的征伐成功，才越来越重装化。
武器
唐军骑兵依旧沿用南北朝时期广泛使用的、中国称为“槊”或者“矟”的矛作为主要武器，实际上就是专业性的冲击型长骑矛。相对于普通的马矛，这种武器不易掌握，但对于一支以冲击为核心作战方式的重骑兵来说，槊有着普通马矛无法比拟的优势，槊矛刃起脊较为明显、穿甲能力较好，同时也有着长度的优势。在世界军事史上，早在公元前334年，长骑矛的威力在马其顿王国对波斯帝国的格拉尼卡斯河战役中就得到了充分体现。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重骑兵“伙伴骑兵”装备着绪斯同骑枪，这是一种长11.5—13.9英尺（3.5—4.25米）的骑枪，而波斯骑兵还使用着短标枪与短矛。结果，“波斯骑兵无论人与马的脸都在被长矛（绪斯同骑枪）刺杀，他们的中央阵线开始后陷，两翼的骑兵也被突破，于是开始急切地逃命”。
《唐六典》记载：“矛，冒也，刃下冒矜也。长八尺曰‘槊’，马上所执。”这与之前《释名》的记录是一致的——“矛长丈八尺曰矟，马上所持，言其稍矟，便杀也”。也就是说，这种长达一丈八尺的长骑矛在这个时代是唐帝国冲击骑兵的主要武器，这与同时代一些骑兵传统优秀的地区，诸如波斯萨珊帝国、东罗马帝国的骑兵也大量采用3—5米的“康托斯”长骑矛也是一致的。关于长骑矛的重量，《通典》中记载：“名曰马枪，枪长一丈八尺，径一寸五分，重八斤。”
◎槊矛刃的形制
后来的《说唐》作为清代的文学作品，将很多著名的唐朝勇将兵器戏剧化。比如程咬金被描写成使用“三板斧”，历史上的程知节在《旧唐书》中则是“少骁勇，善用马矟”。同样，猛将秦琼冲击杀敌时，也是“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万众之中”，虽然没有说明是否为长骑矛，但从使用方式与当时的普遍模式来看，也应为槊。至于尉迟敬德，同样以使用马槊而闻名，他不但是使用槊的高手，还经常在战场上夺取敌人的槊反刺。这种，“将领骑兵甚至步兵皆用槊”的模式，或许表现形式不如种类琳琅满目的武器显得丰富有趣。但事实上，在世界军事史的记载中，军事力量较为强大的地区和组织，其武器往往是较为制式化的，可能仅是长度或者形制稍有区别。而那些武器装备依个人偏好出现在战场上，往往军事能力表现是较差的，说明该地区或组织的整体军事训练已经衰落，不得不依靠个人的技巧来作战。
关于骑兵的辅助武器，唐骑兵使用唐代著名的横刀。横刀是中国骑兵武器又一个时期的演变，在汉代至南北朝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骑兵刀“环首刀”到唐代演变为横刀，其特点就是柄末端没有圆环。这种无环首短柄长刀日益流行，在这个时代成为非常普及的武器。横刀刀身窄而直，刀尖下斜，柄、刀刃部交界处设有椭圆形护格。横刀一般刃长在0.65—0.95米，以0.70米以上为最常见。另一种骑兵的常用武器就是以动物筋角制成的复合弓（请注意不是现代的合成弓），“今长弓以桑柘，步兵用之；角弓以筋角，骑兵用之”（《唐六典·卷十六》）。横刀与弓这两种武器，唐军无论是步兵或骑兵，达到了每人必备的状态，“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觽，毡帽，毡装，行縢皆一”（《新唐书·卷五》）。而对于骑兵来说，唐军不仅是轻骑兵，重骑兵也与同时代的东罗马重骑兵类似，注重“双重重骑兵”，即主要运用长骑矛发动冲击作战，同时会装备复合弓进行远距离作战。这种状态在当时西亚、中亚骑兵战术比较发达的地区，是较为普遍的。
军事制度
府兵制度虽是源自北魏，却成为前期唐朝军事制度的代名词，因为该军事制度在唐初发展得最为兴盛。府兵，本泛指军府之兵。考虑到已有大量资料对唐朝府兵制度的详细构成做过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府兵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同期西方的东罗马帝国刚开始实行的“军区制”，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两种制度都极大地强化了同期两大帝国的军队，特别是骑兵的实力。府兵制度不仅节省了国家的军费开支，还保障了农业经济建设。同时，府兵“行军道”的管理方式使统兵大将也不易形成小的集团，有利于整个军事机构的稳定。
比较典型的唐横刀形制
加之唐太宗李世民本人就是非常优秀的军事统帅，对于战争指挥、军事建设非常专业而精通，也在之前的战争中积累了很高的军事威望。而跟随他在隋末唐初征战的将士，也往往个人能力超群且征战经验丰富，同时拥有较高的凝聚力，往往各高级将领密切协同配合，集中力量取得一个战场的完全胜利。这种非常积极的军事文化也不断给予渴望军功的战士以向上流动的空间，因此这个阶段，唐军府兵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是可以保障的，战斗力是卓越与富有主动性的。
贞观年间，这些战时出征、农忙时务农、和平时训练的府兵的定期教习非常严格。李世民曾亲率京师诸卫教习骑射，优者奖励，赐以弓刀绢帛，将帅也记功嘉奖；教习不精者，所属州府折冲都尉要受到惩罚，因此将士莫不发奋努力。经过多军训练、校阅，唐初的府兵训练有素、军容整齐，也保证了骑兵人员的作战素质。因此，在唐初，特别是贞观年间在西域的扩展与征战中，唐军几乎不断取得胜利。
任何军事制度都不可能长盛不衰，府兵制度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衰落。府兵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均田制”，一旦均田制难以执行或者被严重破坏，府兵制度就会走向破败。
唐帝国早期，由于隋末各路军阀互相征战，出现了大量的荒田，所以对府兵的授田，当时是可以保证的，这样也保证了这些“平时耕种，战时出征”的战士们的经济基础。这样，即使府兵的武器、装备、资粮一概自备，仍能保证他们的积极性，且当时府兵的社会地位也是受人尊重的。
到了高宗统治后期及武则天统治时代，由于国家整体稳定，人口迅速增长，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土地兼并不断加剧，朝廷贵族官僚、城乡豪绅富商们纷纷凭借其权势财力兼并土地，均田农民是他们兼并的主要对象，导致均田农户日益贫困，逃户日益增多。当破产农民达到一定规模而纷纷成为“佃户”的时候，均田制就被破坏了。这些往日的府兵，既没有财力供应自己的军事装备，也丧失了参军的积极性，同时，随着经济情况的恶化，他们的社会地位也顺势下降。
然而这个时期唐朝的西域边界军事压力较过去增大。在击败了东突厥、西突厥、吐谷浑、薛延陀这些游牧民族，又攻灭了高昌、龟兹国之后，唐朝开始与当时较为强大的吐蕃帝国发生越来越多的直接接触，而后者也一改太宗时期的友邦状态而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高宗及武则天时期，双方不断发生军事冲突。吐蕃帝国拥有强大而装备良好的军队，社会结构为游牧与农耕结合，较为稳定，而且掌握着令唐军较难适应的广大高原地区。同时由于当时吏治的败坏，朝廷内部的动荡及府兵的衰落，唐帝国不能像过去唐初期那样迅速解决边界战争问题（“出征多不逾时，远不经岁，而能克捷”），而是与吐蕃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因此，唐军在青海、甘肃就必须长期驻扎大量军队，府兵的“平时耕种，战时出征”的时间节奏就会被完全打乱，他们常因边防局势紧张而不能按时番替。而在武则天统治时代，唐军在与吐蕃交战时较容易遭到失败，唐与当时兴起的后突厥以及与契丹的战争也出现了不利的局面，人力、物力消耗较唐初更大。而由于府兵为世兵，战争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难以得到补充。
因此，在唐中期，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就成了必然。实际上唐早期也会募兵，但多作为主要形式府兵制的一种补充和临时性行为，诸如唐代名将薛仁贵就是由于“募兵”而加入军队的。除了这种正式的募兵，也有像武则天时代短时间临时招募的“团结兵”作为对地方防御力量的补充。到了唐玄宗时代，则“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二》）。基本由募兵制度代替了曾经兴盛的府兵制度，“兵农之分”意味着职业化军队代替了农兵。
募兵制的特点之一自然是士兵由国家供给衣粮，同时要求招募对象本身具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如“善射、善泳、善骑”等等。有的时候为了保证兵员质量，也要进行选拔。当然，也有非常紧急、“饥不择食”的时候。募兵从理论上讲是“自愿投军”，当然实际操作上强制现象还是存在的。而募兵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士兵不再劳作，也不再进行更替，成为终身的职业化士兵（当然临时征募的“团结兵”不在此列），长期固定由某些将帅统领。
◎武则天
唐玄宗时代募集的中央军，开始被称为“彍骑”，且废弛得非常迅速，“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新唐书·志第四十》）。原来招募的彍骑士兵由于待遇太差而日益流散，于是在天宝十四载（755年），玄宗大量招募首都的闲散人员加入军队，他们根本不受军事约束，也很少参加军事训练，这直接导致了唐中央军作战素质的直线下滑，如果碰上战事，自然一触即溃。因此藩镇“节度使”的职业化军队成为唐中期对外作战的核心力量。由于长期征战，节度使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不仅掌握着最富作战经验的唐军本土军队，而且各边境少数民族军队往往也接受他们的调遣与指挥。
从积极的角度说，这些职业化士兵适应了中唐时期战线变广、战争周期变长的客观状况，而在一些优秀将领的统领下，也逐步扭转了对吐蕃、对契丹作战的不利局面，各个统兵节度使又使唐朝的影响和疆域在西域有了新的扩展。但从隐患角度来说，地方节度使和麾下将士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并且由于长期对外征战，其军事经验和战技能力远超唐中央军，“节度使”军队越来越成为唐朝对外战争的支柱力量，唐初以来府兵制“内重外轻”的模式也完全被打破，这也为未来的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埋下了伏笔。
在中唐时期，皇帝的直属职业化军队——禁卫军也开始崛起。唐太宗时期的“百骑”逐步发展为“千骑”，之后在唐中宗时代发展成为“万骑”（注意这里的“骑”并非特指骑兵），而“万骑”到了唐玄宗时代成为左、右龙武军。除此以外，唐太宗时代的左、右屯营被称为“飞骑”，在唐高宗时代发展成为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和左、右羽林军构成了唐朝中前期禁军的主要力量。在朝廷内部政权更替等场合，禁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除了卫戍首都安全外，也经常参与对外战争，因此仍保持着较高的战斗力。例如，开元二年（714年）十月，唐玄宗亲率大军征讨吐蕃，“诸色蕃兵二万人，京兆府兵一万人，飞骑二万人，万骑五万一千人，其马四万匹”。其中“飞骑”“万骑”都是唐禁军，而在这次大规模反击中，玄宗麾下薛仁贵之子薛讷率领唐军，于武街对吐蕃入侵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禁军相对于数量庞大的藩镇军队，仍显得人数有限，不可能单独起到有效的制衡作用。
过去的史料偏重于叙述唐中期之后募兵制度代替府兵制度、藩镇逐步做大的负面影响，但我们也要同时看到，土地兼并在古典农业社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此募兵制度在唐中期府兵制度已经破败的时期，也几乎是必须的选择。募兵制度造就的节度使军队，虽然成了之后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的隐患，但同时也扭转了唐高宗后期至武则天时代对外战事上的节节失利。各个节度使统领职业化军队各种成功地对外征战，使得唐朝对西域的扩展达到了顶峰，文化与经济上也出现了“开元盛世”的鼎盛局面。
唐朝皇帝与装备精良的禁军
实际上这种两面性一直就同时存在，并且在世界史上也不是孤立的，几乎形成了规律。罗马共和国成功扩张时期，也如唐朝一样依靠的是与唐朝农兵性质相似的“义务兵”。而到了共和国中后期，在罗马担任骑兵的贵族由于罗马扩张带来的财富积累，多数开始经营地产和商业，已经不太愿意再为共和国服骑兵役了。至于罗马军团的核心——步兵方面，大量的战争导致罗马自耕农破产，债务危机和土地兼并严重，导致原有罗马军团的主要构成——义务兵成分被很大程度地破坏，极大地影响了罗马步兵军团的战斗力。不仅如此，这个时代罗马的贵族政治同样逐渐走入腐败。这一切都降低了罗马共和国军团的战斗力与军人的积极性，导致在公元前113年抵御日耳曼辛布里人入侵的战争中，曾经无敌于天下的罗马军团以伤亡8—12万人的代价，惨败于装备、战术都较为原始的辛布里人，进而引发了巨大的危机。这当然并非辛布里人拥有远超罗马过去的对手——迦太基人、希腊继业者王国的战术与战力，而是曾经让罗马共和国百年强大的“义务兵役制”不再适合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需求。
和唐朝非常相似，罗马著名的政治家与军事家马略改革了兵役制度，将罗马的自耕农义务兵军队制度改为职业化军队制度，这个军事制度还未完全建设完成，马略手中那些职业化军队就将辛布里人打回了原型——通过两场决战，罗马军几乎全歼了辛布里入侵者。但也和唐中期负面状态的发展情况异曲同工——军事领导者常常带领有着较为固定的番号、与自己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职业军队，两者形成了紧密关系。军队与将领逐步挣脱出元老院的束缚，形成了苏拉、恺撒、庞培这样的军事寡头，而最终胜利者屋大维将罗马共和国转变为帝国。在经历了一整段罗马帝国的2世纪黄金时代（也非常相似地对应唐王朝的开元盛世），发展至3世纪，军人的势力愈发膨胀，出现内战不止的“3世纪危机时代”。因此从宏观上说，这仍拥有较为普遍的规律性。
罗马帝国3世纪之后也是内战不断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种军事制度，由于建立在不同客观环境基础上，具体执行的方式不同，执行起来也很可能千差万别，绝不可同一而论。比如唐同时期的东罗马帝国，之后其以农兵为基础的“军区制”兴盛了数百年，并未像唐帝国的府兵制度经过一百年左右时间就发生崩溃，也有其特定的原因。
因为就广大的领土来说，东罗马帝国的人口长期较少，较难出现唐中期人口激增、土地迅速兼并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同时，东罗马帝国面临的敌对势力较唐帝国更为广阔，加上东地中海的地缘，让罗马人总是倾向于掌握一支精锐的、能够约束制衡地方军区农兵的“皇家近卫军”。这支军队不但装备精良、数量庞大，且经常在各地与地方军区部队配合作战，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未像唐帝国的中央军在玄宗后期出现完全不能与藩镇军队对抗的局面。但即便如此，到了东罗马马其顿王朝的黄金时代，依然出现了地方军区，特别是大军区在长期作战中越来越专业、装备越来越精良而逐步让中央军感到压力（尽管中央军仍是最精锐的）的状态。因此，这种情况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备着相似的两面性，并且是难以长期有效控制与平衡的。
◎东罗马帝国兴盛时代的皇家近卫骑兵和禁军步兵，一直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
唐朝早期西域骑兵作战战术与战例分析
连续的突击与奔袭—攻灭东突厥
虽然根据《大唐李卫公兵法》，唐军的作战核心思想仍是步兵先释放大量箭矢，之后严阵接敌，骑兵与“奇兵”伺机迂回包抄冲锋，但有趣的是，包括兵书作者、名将李靖自己，在西域实际作战时往往将步兵、辎重丟在后方，单独率领精锐骑兵（有时候包括骑马步兵）进行长途的奔袭。正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作战具体方式一定要切实结合实际情况。而这种“骑兵闪击战”战术，正适用于当时唐军对东突厥的战场。
武德九年（626年）八月，李世民刚通过“玄武门之变”，得到了皇太子合法继承人的位置，并掌握了“节制天下兵马”的权力。而当时东突厥汗国势力还是较为强大和稳定的，东突厥赫利可汗趁唐朝政局不稳，率领10万骑兵入侵，李世民则与东突厥达成了略带妥协的“渭水之盟”，唐朝之后一直处于休养生息的状态。
东突厥汗国作为之前唐朝的强大对手，此后不久，却频频出现内乱，一部分突厥部族转而归顺唐朝——突厥突利可汗由于和赫利可汗的矛盾加深，向唐朝上表请求归附。随后，其所辖薛延陀等部也相继叛离。至贞观三年（629年），又恰遇暴风雪与干旱，大量牲畜死亡，发生严重的饥荒，族人纷纷离散。唐代州都督张公瑾于是上奏请求讨伐东突厥。唐太宗同意了他的意见，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张公谨为副总管，讨伐东突厥，又任命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合兵力十余万，均受李靖节度，分兵进攻突厥。
◎唐与东突厥之战示意图
贞观四年（630年）正月，李靖率领3000精锐骑兵（应该是不披马铠的重骑兵），冒着严寒，从马邑（今山西朔县）出发，向恶阳岭挺进。颉利可汗万万没有想到唐军会突然到来，兵将相顾，无不大惊失色。李靖探知这一消息，密令间谍离间其心腹，其亲信康苏密前来投降。李靖迅即进击定襄，在夜幕掩护下，一举攻入城内，俘获了隋齐王杨暕之子杨政道及原炀帝萧皇后，颉利可汗仓皇逃往碛口（今内蒙古二连浩特西南）。太宗对此大加赞赏：“古今所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在李靖胜利进军的同时，李勣也率军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与突厥军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遭遇。唐军经过猛烈的冲杀，将东突厥军队打得溃不成军。颉利可汗一败再败，损失惨重，遂退守铁山，收集残兵败将，只剩下几万人马。
东突厥在数次正面作战失败之后，逃窜到铁山，残余兵力仍有数万人。颉利可汗派使者执失思力谒见太宗，当面谢罪，请求投降，自己入朝抵罪。李世民派鸿胪寺卿唐俭等人抚慰，又令李靖领兵迎接颉利。
其实颉利可汗内心尚在犹豫，想等到草青马肥的时候，再逃回到漠北重整旗鼓。李靖率领自己的军队与李勣在白道会合，共同谋划道：“颉利虽然被打败，其兵马还很强大，如果走碛北一带，颉利可依靠旧部族，道路阻隔而且遥远，恐怕一时很难追上。现在朝廷的使节已经到了突厥营地，突厥颉利可汗一定觉得宽慰，如果挑选精锐骑兵一万人，带着二十天的粮草前去袭击，可以不战而生擒颉利。”二人将他们的计谋告诉张公瑾，张公瑾说：“圣上已下诏接受他们投降，大唐的使者在对方那儿，怎么能进攻呢？”李靖说：“当年韩信就是靠偷袭打败齐国的。唐俭等人不值得怜惜！”于是率兵夜间出发，李勣随后，行军到阴山，遇上了突厥一千多营帐，将他们全部俘获。
而颉利可汗对此并不知晓，见到大唐使者唐俭后十分高兴，内心稍稍安定，却不知道李靖派唐将苏定方带领200名骑兵作为前锋，趁大雾秘密行军向他的指挥所杀来。当唐军的骑兵距离突厥牙帐只有7里时，突厥兵才发现，颉利上马先逃，李靖大军赶到，突厥兵纷纷溃败。唐俭还算灵活，及时脱身回到唐朝。李靖军队杀死突厥兵1万多人，俘虏男女十余万人，得牲畜数十万头，杀掉隋义成公主，生俘她的儿子叠罗施。颉利可汗还想率领剩下的1万多人渡过沙漠，李勣则率领军队守住碛口，颉利兵至，通不过去，手下的部族首领均率兵众投降，李勣俘虏5万多人还朝。此战开拓土地从阴山北到沙漠，捷报迅速传到了朝廷。
攻灭东突厥的主力——马匹不披甲的唐军重骑兵
最后，颉利可汗逃至灵州西北，想从那儿投奔吐谷浑，但唐将李道宗领兵继续进逼，颉利率几名骑兵趁夜逃跑，最终仍被抓住，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率领大批兵力包围沙钵罗营帐，俘虏颉利送回长安。对东突厥的战争在不停歇的“骑兵闪击战”下结束，曾经在隋朝、唐朝初期一直对中原地区具备重大军事威胁的东突厥汗国，宣布灭亡。
在这些作战中，作为统帅的李靖充分发挥了“精骑”的优势，首先保证在首战中可以击败突厥人，然后就用这些精锐骑兵进行不停歇的追击。因为所谓一支军队被击溃，大部分情况下指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员都被杀或被俘（除非围歼战），而是其指挥系统和管理系统被暂时或永久性重创或摧毁，很多人员既没有被杀也没有被俘，而是跑散了。他们是否还听主帅的指挥重新加入战斗，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甚至他们仍在军事编制中，却不一定在这段不利的时期遵循统帅的命令。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剩百余骑”逃走的统帅没隔多久就又组织了一支可观的军队，这些军队往往大部分都不是后组建的后备军，而是统帅重新召集的旧部。这些旧部究竟能不能召集得回来，就只能看统帅的本事和客观形势了。而不停歇的“骑兵闪击战”就是为了让对手的统帅没有条件组织军队，始终处于逃亡与崩溃的状态中。所以在议和期间，李靖才不顾上命，坚持继续进行打击，使得颉利可汗没有任何时间可以组织反击力量直至被完全摧毁。
这种“骑兵闪击战”自然有自己的条件。如果敌方控制区多阵地、城池、要塞等工事或天险，敌方只需要少量的兵力即可完成防守任务，我方骑兵进入敌领土还要担负繁重的攻坚任务，那么“骑兵闪击战”是难以完成的。所以往往这种成功的战例出现在对纯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后者控制区域地形广阔，往往无险可守，没有稳定的防御阵地体系，虽然有利于移动的优势，但一旦被对手发现具体位置，遭到突袭，将毫无抵抗力，甚至会造成整个防御体系的瞬间崩溃。这样李勣才能做到“世绩继之，军至阴山，遇突厥千余帐，俘以随军”；苏定方才能做到“乘雾而行，去牙帐七里，虏乃觉之。颉利乘千里马先走，靖军至，虏众遂溃”（《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三》）。其实包括李勣、苏定方等很多唐军名将都深明其道——往往是首先击败对手，然后精锐骑兵一直追击，直至完全击溃对手。
李靖
这次对东突厥能“一战定乾坤”，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作战的整体性。作为统领全局的领袖，唐太宗本身就拥有极高的军事威望，这使得军队的主帅李靖及各高级将领，如李勣、苏定方、李道宗等之间进行了严密配合，富有极高的凝聚力，密切协同，从而集中力量迅速取得一个战场的完全胜利。这也是唐前期对外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重骑兵下马战术——诺真水之战
贞观十五年（641年），由于东突厥的灭亡，薛延陀逐步强盛，薛延陀真珠可汗命令儿子大度设征发同罗、仆骨、回纥等族兵马总计20万人进攻已经归顺唐朝的突厥人阿史那思摩。大度设亲率其中3万名骑兵进逼长城，李勣则率领唐军及突厥仆从军队进行拦截。大度设的军队从赤柯泺向北撤退，李勣则率领唐军及突厥精锐骑兵6000人抄近路拦截，跨越白道川，在青山追上敌军。
薛延陀军队狂奔数日，在诺真水勒住兵马，摆开阵势准备战斗，大度设的战阵横亘十里地。作为唐军先锋的突厥骑兵首先与他们交战。薛延陀的军队对于下马作战非常熟悉，“使五人为伍，一人执马，四人前战，战胜则授以马追奔”（《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六》）。而且他们使用下马作战对阵突厥人有多次取胜的经验。下马列阵的薛延陀军队射出漫天箭雨，果然又挡住了突厥骑兵攻击，于是突厥骑兵开始退却，薛延陀军队则对败退的突厥军队进行追击。
这时唐军的主力骑兵也到了。薛延陀的步行弓骑兵万箭齐发，唐军骑兵的战马纷纷被射死。这时李勣果断让骑兵们下马，转换成枪阵，手持长槊向前猛冲，薛延陀军队在唐军步行枪骑兵的猛烈冲击下溃散。这时候，作为副行军总管的唐军名将薛万彻率领数千骑兵迂回敌后发动突袭，将薛延陀军“五人为伍，一人执马”中的那些执马者全部俘虏，失去坐骑的薛延陀骑兵只能步行逃亡，在唐军骑兵潮水般的追杀面前完全崩溃，有3000多人在战场被杀，5万人被俘虏。
◎反映唐军下马重骑兵的壁画
可能有人会疑惑薛延陀为何骑兵下马迎敌而非在奔驰的战马上作战。这里顺带提一下弓骑兵步行战法。在整个中世纪，欧洲、西亚、中亚及远东都有这样的战例。处于攻击阶段的弓骑兵，无论是“骚扰”战术或是“震荡”战术，当然必须拥有马匹载具。但列阵交锋时，弓骑兵的马匹载具并不拥有优势。而且，在马上列阵射击由于地形限制（很难有让所有骑兵都完全于一线摆开的地形），会造成单位面积火力的不足，而步行弓骑兵则可以密集列阵，发挥倍数的射击火力。
因此盔甲相对不甚完备的突厥骑兵很快在薛延陀军队密集的箭雨面前败下阵来，而李勣麾下这些不披马铠的重骑兵到达时，也是“薛延陀万矢俱发，唐马多死”，这说明唐军的骑兵是非具装骑兵。为了追上游牧骑兵，唐重骑兵不得不牺牲马匹的防护力，当遇上密集的火力阻击时，伤亡自然要远大于具装状态，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但唐军竟然在箭雨中仍能下马持马槊（用的是马槊也说明他们并非是骑马步兵，而是李勣临时指挥骑兵下马作战）进行冲击，并且击溃了薛延陀的军队，这也说明唐军的盔甲较为精良，不然在箭雨中可就不仅是“唐马多死”了。如果唐军用于追击的骑兵仅是轻骑兵，遇上同样的情况，此次攻击是注定失败的，甚至会遭到薛延陀军队的全面反击以致战役失败。
步骑配合战术
如上所述西域地形和面对游牧民族特点等原因，唐骑兵在进攻作战中的主力位置是难以撼动的。根据专门研究唐朝军事史的历史学家卡尔海因茨的意见，唐军前中期最常见的战术就是，“以震撼性的重骑兵冲击战术为核心，步兵与轻骑兵予以配合”。虽然相对骑兵表现次数较少，但在唐朝中前期西域扩展时期，在开放地域进行的主要会战中，步兵也会在一些战役中成为核心，显示出极其高昂的士气及作战素质。唐军步兵能在地域广大的西域进攻战中跟上骑兵进行长途奔袭，无疑要归功于当时强大的马匹供应与畜群形成的后勤保障。根据历史学家乔纳森·卡拉姆·斯卡夫推测，中国军队可能依靠牲畜而不是补给车辆来获取食物，这也是草原游牧民使用的策略。
唐军下马重骑兵复原图
6世纪末期—7世纪前期，西突厥汗国也曾经与东突厥汗国一样兴盛一时。由于西突厥地缘更加靠近西亚地区，他们在强大的时候甚至会威胁到唐初同时代的波斯萨珊帝国，经常涉足东罗马帝国与波斯萨珊帝国这两大强国间的军事冲突。7世纪前期，东罗马著名的希拉克略皇帝带兵与萨珊帝国鏖战，西突厥曾作为盟国，由首领统叶护可汗派出4万名骑兵攻击萨珊帝国的第比利斯地区。
在东线，强大的西突厥汗国也企图通过拉拢与支持高昌国，以“代理人”战争的方式与唐朝争夺西域地区的控制权，并攻击唐朝在西域的附属国焉耆国。而这个时代，唐朝在西域已经征服了吐谷浑，正准备集中力量经营西域，因此唐太宗知道高昌国背叛唐朝的消息后，决定下令讨伐。
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李世民命令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带领薛万彻、契苾何力、牛进达等名将，共率15万唐军及突厥与附庸部落5万名骑兵进攻高昌。根据《大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勒石纪功碑》记载，“铁骑亘原野，金鼓动天地”，场面极其壮观。高昌王本以为高昌国离长安有七千余里，粮草运输极为困难，军队数量大则容易后勤不济，因此不设防备。但此时的唐军已经非常熟悉西域长途奔袭的后勤补给系统，侯君集大军依然完成了远征，到达高昌城。经过对城市的围攻，高昌国于次年（640年）八月投降。唐朝随即安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并驻扎守军。
而到了贞观十八年（644年），原被唐朝援助的焉耆国也在西突厥的威逼利诱下叛唐，唐太宗随即命令郭孝恪在八月统领3000步骑兵，20天就解决了战斗。之后另一个西域国家龟兹也在西突厥的压力下与唐朝敌对。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命令原东突厥人阿史那社尔为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为副大总管，统领唐军及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等部落军队十多万人，攻击龟兹国。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军的攻击再次取得成功。
到了7世纪前中期，西突厥内部分裂，高层内讧不断，国势转衰，逐步丧失了与唐帝国在西域争霸的能力。唐帝国却在这个时期相继攻取了高昌、焉耆、龟兹等西域国家。西突厥为阻挠这一趋势，发动对唐帝国的战争，但进攻以失利告终，唐帝国则离间西突厥的高层，使得突厥汗国的分裂加剧。
永徽二年（651年），原被封为唐朝都督的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击败了竞争对手乙毗射匮可汗，招降其余西突厥部落，拥兵数十万，自立为沙钵罗可汗。他自觉唐太宗逝世，有机可乘，于七月叛唐并发兵攻打唐帝国的庭州。之前唐帝国派遣梁建方、契苾何力以及程知节（就是程咬金）发动了几次反击与征讨，但都没有完全达到作战目的。到了显庆二年（657年），唐高宗再次派遣军队，分南北两路讨伐西突厥，这次北路的主帅就是在永徽六年（655年）征讨时任前军总管、表现非常出色的苏定方，南路则由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和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统领，作为安抚大使招安西突厥在南方的各部。
◎唐高宗
苏定方在这次作战过程中还招降了许多西突厥部落，使他们为唐军作战。十二月，苏定方军抵达金山（今阿尔泰山）西，击败了西突厥的木昆部，该部俟斤归降。唐军征发了其中千余名骑兵加入远征军。在这以前，五弩失毕部之一泥孰部不服从阿史那贺鲁的统治，被贺鲁攻破，其首领的家属被俘。这时，唐军从贺鲁的一部分败兵中找到泥孰部首领的妻子，并在右领军郎将薛仁贵的建议下，将这些家属归还给泥孰部，并且赠予财物加以抚慰，后者非常感激，跟随唐军一起进攻贺鲁。苏定方、薛仁贵恰当的感化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西突厥本来就不容乐观的分裂状态。
当时，唐帝国不仅是中央政府最高统治者，包括军队的很多指挥官，诸如之前叙述的李靖或是名将苏定方，都在多次西域的战争中熟悉了游牧帝国的政治文化——游牧联盟是通过分配战争掠夺和确保部落财产安全而形成的，当统治者未能兑现诺言时，游牧联盟就变得脆弱。唐军指挥官们明白，不满的部族容易改变忠诚度，自然他们也会利用这一点。
◎壁画中拥有马匹作为载具的唐军骑马步兵
当苏定方率军到达曳咥河（今额尔齐斯河）西时，阿史那贺鲁已经集结了胡禄屋阙啜、慑舍提暾啜、鼠尼施处半啜、处木昆屈律啜、五弩失毕几个部落，共计10万名骑兵前来与唐军交战。苏定方则率领汉军与回纥军共万余人迎战。他将步兵驻扎在河谷南岸的有利地形组成长枪（步槊）如林的密集阵形，而将精锐骑兵放置在北原。贺鲁注意到苏定方兵力少得多，且驻扎在南岸的又是步兵，就两翼迂回，将唐军步兵团团包围，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全面冲锋。但他也应该意识到，唐军步兵的素质远非当时游牧部落的步兵可比，而拥有骑乘的牲畜、能跟随骑兵进行长距离奔袭的唐军步兵，更应是府兵步兵的精锐或是辅助军部落中的高阶战士。
唐初军队受自北魏延续而来的传统影响很深，即在骑兵与步兵之间更重视前者，但并非像游牧民族一样过分轻视步行作战。实际上，自北魏时代在中原定居之后，重装步兵也同样越来越受重视。唐前期的府兵步兵，也由于训练严格，士气高昂，延续了唐统一战争传承下来的尚武精神，同骑兵一样拥有称职的作战素质。之前在唐统一战争或是对辽东的远征中，唐军手持长矛的重步兵已经多次发挥出强大的战力。诸如对王世充、窦建德的虎牢关之战，以及驻跸山大战等。只是在西域扩展时，由于地理因素，骑兵表现出色更加频繁。
按照《通典》或《太白阴经》记载，较长的矛即是“槊”，无论是步槊，还是骑槊，唐军几乎所有骑、步兵人手一槊，同时人手一弓。“枪，十分，一万二千五百条”，“弓，一万二千五百张”。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前线持盾的“排甲”，还是不持盾、仅持槊的重步兵，甚至是兼顾肉搏与射击作战的弩手，都装备有矛，且几乎每个人都有使用弓射击的能力。
弯弓射击，很可能来源于武德充沛的北魏个人传统，而长枪的训练，则是唐军步兵系统化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唐李卫公兵法》中步兵训练最多的就是长矛。“第二声绝，诸队一时捺枪卷幡，张弓拔刀；第三声绝，诸队一时举枪；第四声绝，诸队一时笼枪跪膝坐，目看大总管处大黄旗，耳听鼓声。黄旗向前亚，鼓声动，齐唱‘呜呼！呜呼！’并去声。齐向前，至中界，一时齐斗，唱‘杀’齐入。”“闻金钲动，即须息却行，膊上架枪，侧行回身，向本处散立。第一声绝，一时捺枪，便解幡旗；第二声绝，一时举枪。”“枪头并举与肩齐。又鼓一搥，齐唱‘杀’声，枪旗尽开。”兵法中同时也记载了步兵队形的进退有据，对步兵队形轮换的记录也非常细致。
根据《太白阴经》记载，唐军作战部队的披甲率达到了“六分”，也就是60％，这里再排除轻装骑兵、斥候与轻步兵、弓箭手等轻装人员，那么组成枪阵的绝大部分士兵都应是披甲步兵。参考壁画资料，诸如643年的“长乐公主墓仪卫图”，可以看出携带弓矢、披挂重型札甲、手持长矛的重步兵装甲十分厚重。
因此，当西突厥骑兵围攻并冲向苏定方训练有素的步兵部队时，苏定方命令步兵占据有利地形，以“长矛如林”的状态向外组成坚实的重装枪阵。占据数量优势的西突厥骑兵未能用万马奔腾的冲击气势震骇唐军步兵，“三冲不入”，几次冲击均告失败。
◎使用步槊的唐军重步兵
待到冲击失败的西突厥骑兵兵势疲惫、士气受挫之际，苏定方命令驻扎在北原的精锐骑兵发动冲锋。阿史那贺鲁的军队被唐军骑兵的猛烈冲击击溃，唐军乘胜追击30多里，歼敌并俘虏数万人。接着就是典型的，与李靖破东突厥几乎如出一辙的不停歇骑兵长途奔袭追歼战。次日苏定方再次整军进击时，就有西突厥人整部落的组织前来投降，而他坚持对游牧敌人的“骑兵闪击战”原则，不顾大雪天气，坚持追击——“虏恃雪深，谓我不能进，必休息士马。亟追之可及，若缓之，彼遁逃浸远，不可复追，省日兼功，在此时矣！”而阿史那贺鲁带领越来越少的残部继续逃亡，最终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被擒获，曾经在中亚叱咤风云的西突厥汗国宣告灭亡。
唐军劲骑冲击西突厥骑兵
根据现有中国史料，对西突厥的军事风格难以完全考证。但同时代的东罗马帝国与西突厥有很多交集，6世纪末著名军事家皇帝莫里斯的著作《战略》中对西突厥军事风格有充分的记载，因此，他们军队的状况也可以从这本宝贵的军事手册中得到佐证。首先，以上叙述的西突厥部落容易被分化的特点就被清晰记录：“他们会因变节和开小差遭到严重的损害。他们的谈判易变，就和他们组成的很多部落一样，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亲切和团结的感情，如果一小部分叛乱开小差受到款待，那么更多的人会效仿。”
虽然西突厥的社会组织较为原始和松散，但莫里斯认为，总体上说西突厥的军队还是较为强大的。“突厥人和阿瓦尔人关注自己的军事组织，这使得当碰到激烈战斗的时候，他们比其他的斯基泰人国家更强大。”
皇帝本人对西突厥人的骑兵队形也非常称道，说他们“战线分为三部分，但单位大小是不规则的，所有的单位都密集排列，并形成一条长的战线。这样他们就能在战斗中用任何方式来快速支持任何单位。因为他们不仅仅让自己形成一条战线，不像波斯人，将上万名骑兵的命运孤注一掷。突厥人建立了两条线，有时候是三条线，在纵深分配他们的作战单位，尤其是他们的人数很多的时候，这样他们很容易进行任何的行动”。
至于西突厥军队的装备，由于游牧民族生产力限制与原始的部落组织形式，他们的骑兵显然不会如同时代东罗马帝国或是萨珊帝国那样“重装”，很可能轻装人数的比例要高一些。但西突厥军队也并非全员轻装的“牧民军队”，因为根据《战略》的记载，他们较过去的匈人更加重装，并且有一定规模的贵族具装骑兵。“他们装备着链甲、剑、弓和骑枪。在战斗中，他们中的大多数用双重攻击，骑矛悬挂在他们的肩膀上并且持弓在手，两者对他们都是必需的。他们不仅自己穿戴盔甲，而且他们中显赫成员的战马，也在马前覆盖着铁马铠或毛毡马铠，同时他们特别重视骑射的训练。”
◎左与右均为当时突厥人的精锐重装骑兵部队
关于装备风格，中国方面留下来的后突厥时代的“阙特勤碑”虽然离额尔齐斯河之战有数十年的时间差距，但也可以进行一定补充。碑文上说：“我们（突厥军队）与沙吒将军的军队交战。他（阙特勤）首先骑灰马塔地克啜进击。此马在那里被杀。第二次，他骑灰马沙钵略奄达进击。此马在那里被杀。第三次，他骑披甲栗色马叶勤悉利进击。此马在那里被杀。他们将一百多支箭射中他的甲胄与战袍，但是他未让一箭射中脸部或头部。”这也说明突厥人如果可能，还是很愿意让自己的贵族也“人马具装”。
且根据作战时的记载，“阙特勤骑白色阿兹曼（马）进行突袭。他用长矛刺杀六人。在肉搏战中，他用剑砍杀第七人。第二次，我们在库沙曷与阿跌人交战。阙特勤骑着他那深褐色的马阿兹突袭。他用长矛刺杀一人”这说明骑矛和剑对突厥人至少有着与弓同等的重要性，并非如匈人那样特别倚重马弓射击。因此，西突厥骑兵在额尔齐斯河包围了苏定方的步兵之后，并非像薛延陀那样先“万矢俱发”，而是充满信心地对唐军人数处于劣势的步兵发动了规模浩大的骑兵冲锋。
◎西突厥精锐骑兵
《战略》中对西突厥军队的弱点也多有提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具备多种技能或战技熟练，他们也没有用任何东西来训练自己，除了面对敌人时的勇气。”这说明西突厥人不会像唐前期的府兵一样，拥有较为严格的、系统的军事训练。而且有趣的是，《战略》记载的突厥的战术几乎与苏定方遇到的情形是一致的——“就算敌方形成密集的步兵阵形，他们仍待在马上作战不步行，因为他们不能长时间地步行作战，长期在马背上训练的他们缺乏步战训练。”如果面对敌方严整而富有纪律性的手持长矛的重步兵，更不用说步兵正处于有利地形，即使是当时最具冲击力的波斯萨珊重骑兵或是东罗马帝国重骑兵，都会三思而后行，然而西突厥人轻视步战训练的传统让他们对自认为“弱小”的步兵发动义无反顾的冲锋。
异曲同工，苏定方与《战略》使用了同样的对付西突厥人的办法——“如果手中有一支步兵部队在场，将军就应该将这些步兵以所属国家习惯的方式安置在前线。应该根据图中所示方法布置突出战线，那就是，将骑兵布置在步兵后面。”
此时额尔齐斯河，西突厥骑兵在围攻唐军步兵时被密集的枪阵所阻挡，“三冲而不入”，继而士气低落。虽然己方骑兵冲锋失利对任何国家的军队士气都有影响，但西突厥的反应很可能更为明显，《战略》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突厥军队缺乏韧性的特点——“这个国家和其他的国家不一样，输掉首战的时候就放弃战斗。”这种缺乏韧性的状态与西突厥的社会组织特点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西突厥的骑兵分队战术是精良的，个人骑兵战技也是优秀的，但西突厥社会和军事组织较为松散，使他们的骑兵在遭遇强力骑兵突击冲锋时容易崩溃。苏定方的成功并不是个案。在时代相差不远的6世纪末至7世纪初一场波斯萨珊对突厥的战争中，萨珊名将巴赫兰·楚宾统领12000名精选的“阿斯瓦兰重骑兵”对阵突厥人和嚈哒人联军30万人（人数很可能是夸大的），波斯人在伏击战中发动突击让后者完全崩溃，突厥处罗侯可汗则在这场战役里中箭身亡。之后7世纪初，西突厥与嚈哒庞大的入侵联军再次被波斯萨珊以2000名阿斯瓦兰重骑兵为核心的军队击溃，西突厥指挥官同样在战斗中身亡。
◎反映萨珊名将巴赫兰·楚宾与突厥骑兵作战的细密画，乘坐具装战马的突厥指挥官在战斗中阵亡
现在在额尔齐斯河就是这种状况再现。作为进攻方的唐军，其本来长距离行军的精锐骑兵在北原得到休整，防御方的西突厥骑兵反而因为“三冲不入”而马匹疲惫、士气低落，这时候就是唐军的反击时机。苏定方命令北原的“劲骑”立即趁突厥人队形混乱、士气低落时发动猛烈冲锋，在30里的战线上展开激战，斩杀突厥人马数万，导致突厥全军崩溃。
《战略》中的记载也反映了这种局面——“使用一支骑兵部队，应该前进对付他们，用密集的阵形，不间断地，集中地和他们进行肉搏战。或我们军队的一部分维持阵形，同时另一部分进行袭击，这也是有效的。”苏定方也正是用一部分步兵维持阵形，另一部分骑兵进行袭击。这也说明，中国这里虽然尚无流传下来的手册对突厥军队进行类似的细致分析，但作为熟悉西域游牧民族军队习惯的唐军主帅苏定方，在实战中形成了与《战略》相似的判断与对策，最终取得完胜。
苏定方不仅有强大的军事指挥能力，人品也非常正直，这不仅体现在唐军内部，即使面对对手，他也非常讲究为人原则。当之前永徽六年程知节对西突厥征伐失利、唐军撤退时，苏定方为前军总管，当时有西突厥的部落来投靠，行军副大总管王文度担心他们因唐军撤退而反叛，主张杀死他们而获得财物，苏定方就不同意这种做法——“如此，自作贼耳，何成伐叛？”瓜分财物的时候，苏定方什么都没拿。但当时的朝廷总体上还是公正的，程知节、王文度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因此在显庆二年，苏定方此次作为主帅，统领对西突厥的征伐并取得决定性成功，与他高尚的品性是分不开的。在灭亡西突厥后，苏定方让“诸部各归所居，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问疾苦，画疆场，复生业，凡为沙钵罗所掠者，悉括还之，十姓安堵如故”。如此仁义的民族政策巩固了西征的成果，确保了当时西域的安定。
而再之后他作为主将前往辽东战场时，还向朝廷提出任用之前多有纠纷的王文度，其原因就是王文度虽然在西域屡屡失利，但跟随太宗皇帝征讨过辽东，且攻克卑沙城有功，熟悉辽东那边的情况。即使两人曾有过私怨，也不影响其人事安排。但有趣的是，这么一名能力超群、品德出众的将领，在后世的文学作品里，诸如《说唐》《隋唐演义》，因不为人所知道的原因，被完全颠倒丑化，诸如虚构他杀死形象俊美的罗成（罗成本身也是虚构的）这一段故事等，这是需要加以区分的。
额尔齐斯河之战是苏定方军事生涯上的巅峰，作为高宗时代的唐朝第一名将，他的征途远未结束。他在辽东再次给予敌军强大的打击。而西突厥汗国的崩溃也并未让这位名将西征的步伐停止，苏定方在西域又击败了吐蕃军队与反叛的西域诸国。之后，唐朝在西突厥境内全面设置州府，对归附唐朝的西突厥诸部加强羁縻统治，唐朝的势力也因此延伸至中亚。到龙朔元年（661年），唐帝国统辖的西部疆域已直抵咸海，达到了唐高宗时代的疆域顶峰。
唐朝中期西域骑兵作战战术与战例分析
吐蕃的军事压力
唐高宗统治后期至武则天统治时期，唐朝的军事则遇到了一定的挫折，这不仅与上述的府兵制度崩坏有关，也与当时国内政争倾轧、朝廷动荡有关，唐朝的军事力量在这个时代受到了削弱。契丹在北方反叛，突厥人默啜通过打击契丹势力得以兴起。之后默啜的后突厥势力逐步脱离唐朝的控制，连续侵袭与劫掠唐朝的国境，并经常击败唐朝军队。唐太宗时代的“友邦”吐蕃帝国，则成为当时唐朝在西域最强大的对手。
吐蕃在其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崛起，由山南匹播城迁都逻些城，兼并了苏毗（位于今青藏高原）、羊同（位于今青藏高原）等部，又破党项、白兰，成为非常强大的势力。吐蕃在唐太宗时代与唐朝有些互有胜负的小冲突，之后两国通过“和亲”互为友邻。到了高宗时代，随着两国疆域都在不断扩展，吐蕃国力不断强盛，其执政宰相禄东赞扩张的信心也与日倍增，开始试探性进攻之前已经被唐击败并向唐臣服的吐谷浑。唐高宗因为唐军当时正在辽东作战并且已经取得很大战果，不愿被西域过多牵扯军事力量，吐蕃遂趁机进入西域，并使得一部分西突厥势力前来依附。在龙朔三年（663年），吐蕃对吐谷浑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吐谷浑被攻灭。唐朝开始与吐蕃进入战争状态。
吐蕃当时作为西域大国，疆域辽阔，兵多将广，“地直京师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胜兵数十万”。而吐蕃与唐一样武德充沛，士兵以战死为最高荣誉，连世战死者被称为“甲门”，而临阵败逃者，用狐尾垂在头上以示侮辱——“重兵死，以累世战没为甲门，败懦者垂狐尾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作战时的后勤则是游牧与耕种兼顾，一旦开始作战则以掳掠为主——“师无馈粮，以卤获为资”。
与唐前期扩展阶段的各游牧民族对手不同，吐蕃重步兵是唐军非常强硬的对手——“其战必下马列行而阵，死则递收之，终不肯退。枪细而长于汉者。弓矢弱而甲坚。人皆用剑，不战亦负剑而行。”（《通典·边防六》）说明吐蕃重步兵拥有极高战斗意志，他们也往往拥有自己的坐骑，在这些方面完全不逊色于唐军远征军中的重步兵。此外，他们的装甲防护非常出色，甚至可能还略高于唐军重步兵。并且其长枪较同样精于使用长枪的唐军步兵“步槊”更长，且每个人都背着剑。总之，吐蕃重步兵装备精良而意志超群。
因此作战时，吐蕃军队能做到“每战，前队尽死，后队乃进”，展示了极高的战斗意志。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也说明吐蕃军队的阵法与古罗马步兵或唐军步兵不同，是不包含队形轮换的，士气高昂却略显粗糙。同时，与唐军步兵延续自北魏的射箭个人传统不同，吐蕃军队“弓矢弱”，在射术上是逊色于唐军步兵的。
吐蕃军队的重骑兵，根据记载，装备也非常精良，“兵器有弓、刀、楯、甲、胄……人马俱披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也”（《通典·边防六》），“其铠胄精良，衣之周身，窍两目，劲弓利刃不能甚伤”（《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也就是说，交战的时候，吐蕃会使用高度重装、全身披挂锁子甲、仅露出双眼、武装到牙齿的具装重骑兵参战。而更重要的是，吐蕃的核心地带在高原地区，如此重装且对作战效能影响较小，很可能只有习惯当地高原地理气候的吐蕃人员与马匹能做到。更习惯于普通草原或平原上驰骋的唐军战马可能被高原反应影响作战效能，这种气候地理条件下，若唐军坐骑身披重甲则更困难。但由于吐蕃扩张后控制地域广大，并非仅限于青藏高原地区，因此在高原反应不是特别强烈的地区，比如河西交战时，唐军也会使用自己强力的铁甲重骑兵与之交战。
吐蕃军队强大的战斗力并非仅体现在与唐军的交战中，在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吐蕃成为西域最强大的王国，到达了巅峰时期，甚至与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阿拉伯帝国开战。当时的阿拉伯正处于阿拔斯王朝黄金时代的哈伦·拉希德统治时期，仍在801年被吐蕃军队击败，后者兵锋直达撒马尔罕与喀布尔（阿拉伯军队主力部队仍在西线面对拜占庭帝国当然也是重要因素）。虽然之后吐蕃由于外交失利，遭到了阿拉伯帝国、唐帝国、回纥部落三面夹击而崩溃，但仍能说明吐蕃王国军队出色的战力水准。
吐蕃重装部队
唐朝在乾封二年（667年）由名将薛仁贵统率一支5—10万人的军队，进击吐蕃，并企图护送灭国的吐谷浑部落返回故地。而这次作战由于副大总管郭待封不听薛仁贵号令，被吐蕃名将论钦陵突袭，辎重尽失，薛仁贵之前进击顺利的军队只能退守大非川，在这里遭到了论钦陵倾巢而出的大军围攻，遭到大败，唐军伤亡惨重，吐谷浑全境均被占领。
吐蕃军队
仪凤三年（678年），唐军扩充招募士兵，在李敬玄的带领下发动对吐蕃的反击，在承风岭又遭到论钦陵迎击而失败，前锋军几乎全军覆没。幸而当时唐军将领、百济人黑齿常之在不利的情况下以敢死队夜袭吐蕃大营，造成吐蕃军的混乱，才使得唐军主力安全返回。载初元年（689年），武则天命唐军征伐吐蕃，再次遭到大败。虽然将军王孝杰在692—694年反击吐蕃取得成功，重新收复了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并且“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但仅过了两年，王孝杰与娄师德在素罗汗山遭遇吐蕃名将论钦陵的军队，又遭到大败。
总体上说，这个阶段是吐蕃处于攻势，而唐帝国处于守势。虽然有黑齿常之与娄师德这样的优秀将领在一些战役中给吐蕃以打击，但毕竟在大规模决战中，唐军输掉了主要战役。这与前面叙述的唐帝国朝廷内部动荡及府兵制度的衰败是分不开的，而未来取而代之的募兵制度也处于初期与不成熟的状态，只能作为一定的补充。因此这个时代，唐军的实力较之早期统一战争期间或是贞观时期，都是有较大的下降的。
转型时期的骑兵战术—间接路线的骑兵突袭
均田制的破坏与府兵制度的崩坏极大地影响了基础兵员的战斗力，这可能造成唐军中最多的基础部分——步兵作战能力最直接的下降。太宗时期，在与松赞干布和亲之前，唐蕃两军也有过初步的试探性交锋，当时的唐军并不落下风。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将牛进达通过夜袭击败吐蕃军队，使吐蕃退军，吐蕃转而通过奉献黄金与珍宝前来求亲。到了7世纪中后期阶段，我们可以发现，在统一战争期间或是早期扩展西域时期拥有高昂士气与斗志的唐军步兵，很少在记载中出现。而吐蕃，从记载看，又非常精于步兵特别是重步兵作战。那么，“其战必下马列行而阵。死则递收之。终不肯退”的吐蕃步兵遭遇府兵制崩坏的唐军步兵，显然是容易占据优势的。
这个时期，唐军也未必缺乏高级将领与后勤人才，但由于则天女皇执政期间，国内有政争之倾轧，统领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往往是完全没有军事能力的亲信，很多优秀将领并不能得到足够稳定的信任，有的因诬告而死，例如名将百济人黑齿常之，而有的则被免职，例如前面说到的养马专家张万岁。在张万岁被免职之后，马政荒废，管理不善，仅夏州一地的牧马就死亡与失踪184990匹，且“潜耗太半，所存太寡”，至唐玄宗开元初年，牧马仅存“二十四万匹”。作为军队核心力量的骑兵自然会受到削弱，步兵、骑兵的战力、物质支持都受到了削弱，极大地降低了整个唐军的实力。这也是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大规模阵战中唐军几次败于吐蕃的重要原因。
因此，这个时期，唐军的骑兵战术一改昔日在西域长途奔袭、长驱直入的风格，转而进行机动防御，先使用各据点阻击吐蕃军队的大规模进击，再利用其精锐骑兵优势，在吐蕃军队不加防备的时候发起突袭。本来就擅长骑兵突袭与夜袭的唐军名将黑齿常之就深谙此道。且根据吐蕃军事制度，吐蕃军队出动的时候往往全部落包括老幼一起出动，相对来说，这种情况是难以做到良好的哨探警戒的。吐蕃精于阵战，却经常被敌军突袭得手，这种情况在记载中大量出现。
黑齿常之在承风岭失败的战役中，就使用500人的敢死队夜袭吐蕃大营成功，这才造成了唐军主力的安全返回。永隆元年（680年）七月，吐蕃论赞婆、素和贵等人率领3万士兵侵扰河源地区，驻扎在良非川。黑齿常之率领精锐骑兵3000人，趁夜突袭吐蕃军营，杀死2000多吐蕃士兵，缴获羊、马数万头，使后者不得不撤退。而在开耀元年（681年）五月，黑齿常之又率领1万精兵，再次在青海击破了论赞婆的军队，烧毁了吐蕃军的辎重储备，并且缴获了大量的羊、马、铠甲。几次作战之后，吐蕃人畏惧他的军事能力，不敢触犯边境。
现代英国军事理论家B．H．利德尔·哈特在其所著的《战略：间接路线》中就提出了这样一种军事理论：与把决战视为作战的主要手段和最高原则的观点不同，而力主以微小代价来取胜的主张。在这种模式下，真正目的并不是寻求决战，而是要尽量削弱敌人的抵抗能力，破坏其稳定性，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从而以最小的军事消耗和最低限度的损失使敌人屈服。
利德尔·哈特在他的书中大量列举与唐时期相差并不久远的、6世纪东罗马帝国名将贝利撒留在防御时灵活实施“间接打击”的案例。确实，这个时代的东罗马军队与高宗、则天时代的唐朝军队有相似之处，同样处于步兵的一个衰落期，而骑兵，特别是重骑兵，则是军队的中坚力量。贝利撒留也是在与来自东西方的、各种兵力均占优势的敌军交战时，充分发挥自己优秀重骑兵的力量，进行机动防御。即在作战中避免与敌人做直接的硬拼，而是采取各种巧妙的方法，力求出其不意地打击和震撼敌人，使之惊慌、动摇，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
东罗马名将贝利撒留在西线面对的敌人——大迁徙民族哥特人与法兰克人，实际上在军事组织上与吐蕃非常相似，也是“全民皆兵”，可动员非常庞大的力量，并且以战功与勇气为豪，“他们认为任何胆怯甚至短暂的撤退都是一种耻辱。在激烈的肉搏战中他们冷静地蔑视死亡，无论是在马上还是步行”。但他们与吐蕃一样，也因为人员混杂，没有系统完善的哨戒管理系统，较易被突袭、夜袭、伏击等各种军事策略所困扰，“他们容易被从战线背后和侧翼伏击，因为他们忽视侦查员和其他安全措施对他们自己的保护。用弓箭手在夜间攻击他们往往造成伤害，因为他们总是杂乱无章地扎营”。因此东罗马军队当时的运作策略就是，“对付他们尽量避免激烈战斗，特别是战斗的早期阶段，而尽可能利用精心策划的伏击、偷袭以及策略”（关于东罗马名将贝利撒留及当时作战记载，详情参见笔者所著《战场决胜者006：重骑兵千年战史上册》）。
◎壁画中的唐朝重步兵
如黑齿常之这样经验丰富的唐军指挥官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并获得成功。但总体上说，因为阵战失利，唐军整体在西域还是处于守势，只是没有让吐蕃的军事成果进一步扩大。到了圣历二年（699年），吐蕃国内发生巨大的政治动荡，昔日连续击败唐军的第一名将论钦陵被吐蕃赞普器弩悉弄逼死，论钦陵的弟弟论赞婆和论钦陵的儿子论弓仁投奔唐朝（当时是武周时代）。政治与军队高层的不稳定让吐蕃也出现了自己的一个军事衰落期。在久视元年（700年），吐蕃大将麹莽布支率领数万人攻打凉州，兵至洪源谷，打算围攻昌松县。唐军将领唐休璟率数千唐军迎击，他见吐蕃军衣甲鲜盛，对部将说：“自从论钦陵死后，他兄弟论赞婆归降。麹莽布支成为新敌军首领，想要炫耀武力，所以吐蕃国中贵族子弟都跟着他。虽然他们人马看起来装备精良，但军事素养不会好，看我为诸君攻取他们。”于是唐休璟亲自披甲上阵，跃马冲杀，六战六克，斩杀了吐蕃两员副将，斩获2500多人，并积尸做京观。从这个时期双方的交战可以发现，优势逐步开始转化。
而到了唐玄宗统治前期，如上所述，上层政治趋于稳定，已经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将主要招募方式改为募兵制，使得民众的负担大为减轻，也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并提升了唐军的战斗力。8世纪前中期，作为唐中期军事机构核心力量的“节度使”开始出现，边防军在这些地区最高军政长官麾下，在脱产状态下训练与作战，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力量。而唐军中本来就不事生产的禁军，在这个时期也扩大化。无论是“万骑”发展成的左、右龙武军，还是“飞骑”发展成的左、右羽林军，均构成了唐朝中前期禁军的主力。而且这个时期，唐军禁军也是装备优良、战力卓绝。再加上马政在玄宗统治前期得以复兴，世界上顶级战马资源——尼萨马种成为唐朝的官方马种，整体数量也得以恢复。唐军在西域对吐蕃的战争逐步又掌握了主动权。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唐朝军队在西域的反击就不仅以“骑兵突袭”为有效手段了，经常会在决战与会战中击败吐蕃的大军。这个时代，也是强大的唐军骑兵的第二次崛起。
唐军将领与唐军禁军具装重骑兵
铁骑的复兴—唐中期西域骑兵的战术
唐玄宗统治前期，唐军在西域与吐蕃的交战中逐步掌握了主动权。开元二年（714年）八月，吐蕃相坌达延与大将乞力余率精兵10万，进驻兰州，进攻临洮（“吐蕃精甲十万寇临洮军”），夺取唐朝的大批监牧马匹。唐玄宗随即起用之前被契丹击败的薛讷（薛丁山的原型），将其任命为摄左羽林将军，陇右防御使、右骁卫将军郭知运率属将杜宾客、王晙、安思顺（安禄山的无血缘表兄弟）前往抵御。到了十月，吐蕃再次发动进攻，唐玄宗下诏御驾亲征，“诸色蕃兵二万人，京兆府兵一万人，飞骑二万人，万骑五万一千人，其马四万匹”，共计10万兵、4万匹军马。
从军队组成可以看出，在节度使还未兴起的阶段，唐朝军事力量的恢复是以禁军为先导的，这里的“飞骑”与“万骑”均为唐玄宗时代的禁军，其中有大量的禁军骑兵。10万军队中有7.1万人都是禁军，足以说明这个时代，唐朝禁军除维护宫闱禁地、保护首都安全的职责外，在对外战争中拥有同样的重要性，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核心力量。
十月十日，薛讷的大军与吐蕃大军对阵于甘肃临洮以东的武街。吐蕃大将坌达延的10万人驻扎于武街南面的大来谷。唐将王晙统率2000余唐军，精选其中勇士700人，穿着吐蕃的军服，对驻扎在大来谷的坌达延军队进行了深夜突袭。前军杀入吐蕃大营中大声呐喊，而在5里之外，王晙还设置了大量的鼓角，在前军夜袭时战鼓与号角齐鸣，杀声震天。吐蕃军队以为唐军主力全部杀到，在混乱中自相践踏，整个大军乱成一团。
不久，唐军主将薛讷率领唐军主力赶到，稳定住军心的吐蕃大军则在武街谷拦截薛讷的主力唐军，排开战阵，连绵数十里，不让他们与王晙的军队会和。但显然声势浩大的吐蕃军营仍没有处理好哨戒与营地安全问题，王晙再次发动了夜袭，继而大破吐蕃。薛讷趁势率主力与王晙首尾夹攻，吐蕃军队全线崩溃，坌达延率领残部向洮水逃窜，唐军紧追不舍，共斩获虏吐蕃军数万人，“贼余党奔北，相枕藉而死，洮水为之不流”。唐军还夺取了7.5—7.7万匹马，同时缴获大量牛羊（《新唐书》《旧唐书》中对此战缴获牛羊数有4万、14万、20万、40万多种记载），所有之前被掠夺的马匹全部被夺回，吐蕃将领六指乡弥洪也被生擒。因此在这个节度使军队还未崛起的阶段，唐军以禁军为主力，又利用对吐蕃屡试不爽的“夜袭与突袭”，取得了一次非常重大的胜利。
到了开元十八年（730年）之后，虽然双方的拉锯战依旧，但优势越来越向唐军方向倾斜。天宝元年（742年），河西节度使王倕奏破吐蕃渔海及游弈等军。这场作战虽然战果颇丰，却并非决定性战役。但由于记录者樊衡是节度使王倕的幕府掌书记，他的职务如同古罗马、拜占庭军队中参战的军队执事，因此才有了一次过程记载非常详细精彩的战报，是非常宝贵的唐中期骑兵战术资料。
中国战史的大部分作者是文人，而非像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那样，或是由有文化的军官记录，或是由军队执事记载。同时，由于文人没有亲身参与战斗，记载的重心往往偏向于政治或是战略，对前线军官（有时候并非高级前线军官）的指挥、士兵的表现，各种分队战术或作战方式缺乏详细记录。樊衡却由于职业缘由，以亲历者的角度对整个战役过程进行了详细记录，特别是罕见地详细记载了唐军中各种骑兵——重型铁甲骑兵、中型骑兵、轻型游骑兵及西域辅助骑兵互相配合，完成一场精彩的骑兵战例。这份战记不仅对战争场面进行了几乎第一手的现场描述，同时对唐军各骑兵分队指挥官的姓名，都记录得一清二楚（他们中的部分人员之后成了高级军官）。
根据《全唐文》中《河西破蕃贼露布》记载，天宝元年，河西唐军于冬季集中了5000名精锐骑兵，以都知兵马使、左羽林军大将军安波主为主帅，先锋使、右羽林军大将军李守义为副将，还有马军副使李广琛等将领，对吐蕃发起攻击。担任书记官的作者樊衡本身带领3000名步兵与骑兵接应他们。另让行军司马、大理司直摄殿中侍御史卢幼临带领步兵500人声援，干扰吐蕃的判断。又命令将军混大宁、契嘉宝带领步兵进入吐蕃境内，以为掎角之势。
唐军十二日到达了新城南方，吐蕃军队发现了唐军，开始焚烧野草，以影响唐军骑兵的补给。但唐军已经预知此次攻击行动会被吐蕃发现，因此继续前进，十五日到达清海北部。在这里，唐军遭遇了吐蕃军2000名骑兵，双方展开了一场精彩的骑兵对决战：
波主乃使先锋使大将军李守义领铁骑一千穿贼之中，取首而阵；又使先锋副使郎将安贞领铁骑二百摩贼之垒，斩馘而旋；又使中马军副使李广琛领勃律马骑一千攻其旁；又使节度总管李朱师等领兵八百骑亢其下，使右马军副使张仁贤以游兵一千敌其南北东西。左右横集，而兵气初锐，马逸不止，弓矢三注而连发，长剑四按而无前。初淫废而苟在，终蹂践而皆尽。谁为其后，徒言魂魄归天；不报国恩，翻闻肝脑涂地。则向之为寇，今已歼焉。自朝至于日中，凡斩二千余级。十六日进至鱼海军，千里烟尘，百道旗鼓。（《全唐文·河西破蕃贼露布》）
在这段战史记载中，樊衡对唐军骑兵的描述出现了“铁骑”“骑”“游兵”的区分，这显然是有用意的。中国很多原始史料经常以“铁骑”“铁马”来形容披挂铁甲的战马，也就是具装重骑兵。同时，一部分中国古典记录也会由于记录者本人对军事装备并不是特别了解及重视，更注重写意的表达而非事实。甚至，在用到“骑”这个词的时候，只是说人数，而非骑兵，比如“精兵一万骑”，只是表明有1万名精兵，并非说1万人全是骑兵。这在本文之前描述唐军“飞骑”“万骑”征讨吐蕃时也有说明。
还有许多这样对骑兵模糊状态的描述，诸如“十万突厥铁骑”等，往往这里的“铁骑”只是为表达凶猛的气势，而非确认突厥人拥有10万名铁甲重骑兵；而“轻骑”往往在描述中也只是为描述骑兵出击迅速，而非确认这支军队全部由轻骑兵组成。
◎东罗马帝国军队中快速重骑兵（中）与超重装骑兵（右）的装备对比，最左为轻骑兵
但唐代总体还是较后世的记载更偏重于写实记载而非写意，而且《河西破蕃贼露布》这种记载方式并非孤例，《新唐书》里记述安史之乱，唐将李光弼在河阳决战对阵史思明主力叛军时，麾下郝廷玉冲阵使用的是“三百骑”，而另一名将领论惟贞冲阵使用的则是“二百铁骑”，也是这种有意区分的情况。所以在一段战斗描述中有意用“铁骑”“骑”“轻骑”来区分的话，几乎可以断定他们为不同的骑兵军种。“铁骑”一般是装甲非常厚重的重骑兵，并且很可能是人马具装的铁甲重骑兵。“骑”一般指代普通骑兵，而以唐军普遍的披甲率与作战方式来看，应该是同样身披铠甲、以冲击战为主，但马匹不披铠甲的“快速重骑兵”，在牺牲马匹防御力的同时，增强了机动性，特别是追击、长途奔袭或是迂回包抄的能力。“游骑”则是指代机动力最强，但几乎不披盔甲或者披挂轻型盔甲，以弓箭作为主要武器的骑兵，在唐代，他们主要是配合重骑兵作战。唐军这种骑兵组合状态与当时世界上骑兵战术先进的地区，诸如东罗马帝国或是波斯萨珊帝国，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在这场与吐蕃的骑兵遭遇战中，先锋李守义带领铁甲重骑兵1000人，这应该是这支精锐唐军骑兵中装甲最重的骑兵。双方猛烈的对冲中，唐军重骑兵直接从吐蕃骑兵队列的前方开始，贯穿撕裂了整个吐蕃骑兵的阵形——“穿贼而过”，“取首而阵”。这是非常典型的重骑兵突击方式，也是这场骑兵战最核心的战术，其他骑兵的一切战术都是配合这个行动。早在7世纪初，唐太宗李世民就在虎牢关战役中使用过这种战术，用1000名最精锐的“玄甲骑兵”贯穿了整个窦建德10万大军的军阵。这种战术往往能让重骑兵在极短时间内造成敌军军阵的崩溃。
另一名将领安贞则带领200名铁甲重骑兵，他们的战术是“摩贼之垒”，即接近敌军阵形协同打击，分散敌军对李守义冲阵的1000名铁甲重骑兵的注意力，因此他们就用200人，也不过于深入敌阵冒险，只是接近敌阵，并且“斩馘而旋”，即杀伤一些阵前的敌军，造成敌军的损失与士气下降就返回。实际上在三国时期，吕布攻击张燕时就使用过这种重骑兵战术——“与其健将成廉、魏越等数十骑驰突燕阵，一日或至三四，皆斩首而出。连战十余日，遂破燕军。”（《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但显然，汉末的吕布没有最重要的另一支更有力量的重型铁甲骑兵进行突击，显然从时间效率上也并不很理想。400年后，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各种技术进步，中国的重骑兵战术已经非常成熟，两支有力协同配合的唐军重骑兵则在一瞬间就锁定了战局。
李广琛带领的则是勃律国（一段时间之内是唐朝在西域的附属国）的辅助西域骑兵，虽然现在还没有勃律国骑兵构成的记载，但从当时周边西域王国或民族（诸如西突厥、嚈哒、阿瓦尔等）的骑兵使用特点来看，勃律国的骑兵很可能是不太重的重骑兵与轻骑兵混编的，很难定位，因此就也简称“骑”。他们攻击了吐蕃骑兵的侧翼，很明显也是为了掩护李守义的铁甲重骑兵1000人。东罗马帝国的军事手册《论军事》的记载也验证了这种战术的合理性：“突骑兵的指挥官必须派遣他的50名骑兵穿过铁甲重骑兵两边任意一边的间隔并转移到铁甲重骑兵的右翼，另50名奔驰到铁甲重骑兵左边，让敌军远离他们的侧翼以至于他们不能转移或者扰乱、破坏铁甲重骑兵的冲锋，如果有大量的敌军攻击铁甲重骑兵的侧翼，那么给他们支援。”
另一名唐军本土骑兵指挥官李朱师带领800“骑”，充当了“侧翼包抄者”的角色，这种任务显然交给唐军人披甲、马不披甲的“快速重骑兵”是最合适的。他们快速机动到吐蕃骑兵背后袭击，并切断了吐蕃骑兵的退路。从这场骑兵战的描述来看，场面也是非常激烈与壮观的。唐军的士气高涨，战马在战场上不停地奔驰，且骑兵们“弓矢三注而连发，长剑四按而无前”，吐蕃的骑兵被击溃，随即四散奔逃。
这时，唐将张仁贤带领自己那些不披甲或是披轻甲的轻骑兵“游兵”，使用分散的散阵，对四散奔逃的吐蕃骑兵进行追击，“敌其南北东西”。轻骑兵的灵活与高速在追击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从清晨战到中午时分，已经“凡斩二千余级”。也就是说，在唐军轻、重骑兵的良好协同作战下，吐蕃这支2000人的骑兵部队几乎被全歼了。
◎唐军互相配合的重骑兵与轻骑兵
从这次骑兵交战我们可以认识到，唐中期开元、天宝年间的骑兵采用的是专业化分工模式：铁甲重骑兵、快速重骑兵、轻骑兵有严格的分组，并非如突厥式将轻重骑兵混编成各分队作战，也非如波斯萨珊那样追求有气势的、一鼓作气式的大举猛冲。同时也可以发现，在西域，唐中期由于主要对手的变化——唐军面对的并非是依靠高机动性的游牧民族，而是拥有“前队尽死，后队乃进”坚实阵形与身披重铠的吐蕃军队，唐骑兵的组合与太宗时期大不相同。同时，依据前文所述，唐朝拥有较多优秀的、高大强壮的军马，也可以支持较多的重骑兵以人马俱甲的状态作战。因此唐军骑兵中“披坚执锐冲坚阵”的铁甲重骑兵比率大为增加了，在非高原地带面对吐蕃军队的时候，很可能大量有条件的唐军重骑兵会给他们的战马披甲，进行具装作战，比如这次参战的唐军骑兵，其中有1200名铁甲重骑兵、800名普通的突骑兵、1000名轻骑兵及1000名勃律国辅助骑兵。铁甲重骑兵的比例已经非常之高。
开元年间的唐军重骑兵在攻击敌军骑兵
在歼灭了吐蕃骑兵之后，安波至的这支唐军骑兵在十六日到达了吐蕃鱼海军驻地，吐蕃的军队前来迎战。唐军主帅安波至命令前军副使傅光越在吐蕃军队前进路线上埋伏，而让节度总管唐朝英先攻击，然后假装撤退，结果吐蕃军在追击时被埋伏的唐军骑兵突击，伤亡惨重。许多将领都被唐军俘虏——“斩鱼海军大使剑具一人，生擒鱼海军副使金字告身论悉诺匝，生擒弃军大使节度悉诺谷，生擒游奕副使诺匝，生擒副使金字告身拱赍，生擒鱼海军副使银字告身统牙胡。其余偏裨，难以尽载。”（《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二·河西破蕃贼露布》）而且斩首3000级，还俘虏了1000人，缴获了牛、马、羊与骆驼共8万多头。
安波至这支唐军骑兵的传奇历险远未结束。收获颇丰的唐军还没清点完缴获与俘虏，吐蕃的大量救兵已经赶到了，并且将唐军“合围数重”。但这支唐军将士的士气非常高涨，完全不惧怕吐蕃军队的包围，下马摆出圆阵，将俘虏与缴获牲畜围在中间，阻挡住吐蕃军队。当时有的吐蕃俘虏看到救兵来了要造反，就立即被唐军杀死。唐军也担心大量的牲畜造成军阵混乱，刚缴获的牲畜也只好烧掉。而到了晚上，唐军抓住吐蕃军哨戒不严的机会，突围出去。
之后的七八天，唐军在返程途中，由于是冬季，补给奇缺，他们就靠吃冰雪解渴，吃随身带的干粮充饥，而吐蕃主帅莽布支也发动重兵，想要围歼这支唐军精锐骑兵。就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作者樊衡调动的援军赶到了，包括唐将刘之儒的2000骑兵。得到援军的唐军掉头发动反击，击垮了追击的一支吐蕃军，后者则趁夜逃走。
樊衡这时劝说安波至，吐蕃肯定以为唐军下一步的行动是返回自己的领土，这个时候唐军若发动一次突袭，吐蕃军队肯定无法料到。安波至表示同意，给予儿子安思顺2000名精锐骑兵，又给予哥舒翰（之后河西著名的唐军统帅）1000名精锐骑兵，从小路借助山丘的掩护，趁夜色到达吐蕃大营附近，在清晨突然发动袭击。吐蕃军队猝不及防，遭到大败。唐军骑兵又“擒金银告身副使三人，斩首千余，俘囚二百余人，获牛马羊驼共三千余头匹”，这才返回唐朝的领土。
这一段《河西破蕃贼露布》的价值，不仅在于是极少数涉及唐开元、天宝年间骑兵分队战术的详细记载，更因为本文出自前线幕僚——了解军事、直接参与战斗的军事参谋之手，因此特别详细与“接地气”，具备非常真实的战争过程。此文并不出自朝廷中央大员，或是不谙军事的文人、史官之手，因此在这里我们看不到“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的天选主帅，也没有“吾已算定”谋无遗策的军师，士兵更不再是战场上的数字，仅被描写为天选主帅与神奇军师成功过程的附属品。
在樊衡的文章或者说战争记录中，我们看到了出于唐玄宗视角的命令与实际工作执行条件差异并不小。唐玄宗要求的是“使乘不虞以袭之”，了解情况的前线将领知道这是无法完成的，但经过主帅与幕僚对实际工作方案的讨论，采用了一种虽然“贼果知备”，但依然可能完成任务的方案。
而战斗过程也是一波三折，频出无法预知的事件与不利场面，每个事件都需要前线主帅安波至谨慎处理，稍有不慎，或者选择方案错误，这支精锐唐军骑兵可能就会在吐蕃境内全军覆没。将士们的心理状态也随着战局的变化而不停改变。刚出征时士气新锐，在骑兵对决中大获全胜，信心十足；在歼灭吐蕃“鱼海军”，缴获大量有价值的辎重、牲畜后，更是意气风发；但随后被吐蕃大军团团包围，之前丰厚的缴获只能忍痛毁掉，人员好不容易突围成功，之后又被围追堵截，在冬季“马无龁草之所，人无抔饮之地，共食冰雪，传餐糗粮”，过足了苦日子；而当援军给养一到，本来只想着返回唐朝土地的唐军胆气又壮了起来，甚至还趁敌军不备再反戈一击，取得成功，获得大量缴获而胜利回国。其艰难与波折岂是一句“庚子，河西节度使王倕奏破吐蕃渔海及游弈等军”可以描述。
唐军的轻骑兵部队
作者的描述是如此细致，读者甚至可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唐军骑兵们随着战局形势而发生的心理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河西破蕃贼露布》的这种记载方式与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时代传于世的军事史料著作相比，反而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是因为，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时代传于世的记载——《远征记》《恺撒战记》《晚期罗马帝国史》《战史》《历史》等，往往出自直接参与前线军事工作的文职人员，比如《战史》的作者拜占庭的普罗科比，或是《历史》的作者拜占庭的利奥；有的著作则是出自有文化的参加了同时代战争的军官，诸如《远征记》的作者希腊的色诺芬，《恺撒战记》的作者恺撒，或是《晚期罗马帝国史》的作者阿米安。他们都亲历了战场上刀光剑影交织、战马冲击奔腾的场面；在矛盾撞击之时，箭矢与标枪横飞之际，他们也都参与并耳闻目睹，自然能叙述出真实而惊心动魄的故事与记录。作为一位直接参战的节度使幕僚书记官，唐代樊衡的记载也是如此，自然其价值与精彩程度，远不是那些处于中央朝廷、端坐于朝堂、不谙军事，甚至藐视军事的士大夫虚妄吹嘘的作品能相比的。
◎唐军具装骑兵俑
这次唐军出征的前线主将安波至，实际上就是“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的非血亲叔叔，而安波至的儿子，之后率领2000精锐骑兵给予吐蕃军反戈一击的那位安思顺，也就是安禄山的无血缘堂兄弟。安思顺曾与安禄山关系很密切，后来还成为河西节度使，但安禄山叛乱后，其大部分亲戚，包括安思顺，都坚决地站在唐朝朝廷这一边。可惜由于另一名将哥舒翰与安家的恩怨，再加上唐玄宗的判断失误，安思顺被误杀，这都是令人唏嘘的。
开元与天宝时代，唐朝与吐蕃两大强国交战中，优势仍在唐朝一边。自749年开始，唐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不断取得胜利，唐朝势力向西推进到青海湖至黄河河曲以西一线。而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与封常青则不停击败吐蕃及吐蕃在安西与北庭附近的盟国。750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领着安西都护府的唐军部队，在兵力等条件并不充足的条件下，翻越帕米尔高原，征服了亲吐蕃的小勃律国与车师国，在征服小勃律国时，甚至吐蕃援军没有来得及支援，高仙芝与唐军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唐朝在西域的扩张也达到了极限。
辉煌背后的问题依然存在，并且还在不断扩大。至8世纪中期，唐王朝依旧没有如东罗马帝国一样建立一支经常驻扎在地方、能征善战、足以与地方军队抗衡的中央军队，禁军虽然有一定战斗力，但规模比起节度使们统辖的军队仍是严重不足，“外重内轻”的局面进一步加强了。“节度使”军队才是唐军在中期对外作战的核心力量。从军队管理结构上说，唐玄宗本人并非出类拔萃的统军帝王，其军事威望自然无法与唐太宗李世民相比，而中央军素质的衰落也让他只能依靠权术制衡来控制各节度使。
当然，唐玄宗统治前期，这种制衡是较为成功的。甚至可以这样说，直至安禄山刚开始叛乱之时，大部分的节度使及将领都是忠于唐王朝的，甚至包括安禄山的堂叔安波至、堂兄弟安思顺，并且愿意主动承担平叛的工作。但晚年的李隆基对局势多次判断失误，并在多疑中诛杀了名将高仙芝、封常青，之后又误杀了忠于唐朝的安思顺，再之后又强令驻守潼关的哥舒翰出战，导致叛军攻破潼关，夺取长安，天下大乱。因此，虽然节度使势力逐步难以控制是一个趋势，但安禄山叛军能在前期取得如此连叛军自己都难以想象的胜利，唐玄宗还是难辞其咎的。
无论如何，天宝十四载至广德元年（755—763年），曾为唐朝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与后继者史思明发动的叛乱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规模巨大的内战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虽然7年之后安史之乱被平定，但中华帝国最强大的骑兵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安史之乱晚期，骑兵与马匹资源的巨大消耗尤为明显，整个唐王朝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挫伤，对西域的控制则明显削弱了。因此这个时代，吐蕃帝国趁机崛起，并在军事上对还未从内战中恢复的唐帝国形成压制——前者夺取了河西、陇右地区且深入唐朝内地烧杀掳掠，甚至短期地占领过长安。吐蕃的军事力量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巅峰。吐蕃帝国甚至同时还与世界头号强国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开战，在801年击败了阿拉伯军队，兵锋直达撒马尔罕与喀布尔。
9世纪初，唐朝依靠外交的成功，逐步让吐蕃帝国数面受敌。阿拉伯军队于812年发动对吐蕃的反击并取得成功；唐朝名义上的“盟友”回纥军队也从北部攻打吐蕃；唐军则在著名军事家韦皋的指挥下，在维州、雅州之战中连续给吐蕃军队以重大打击。至9世纪中期，也有诸如张议潮这样的传奇英雄建立的“归义军”从吐蕃帝国手中收复了西域的瓜、沙等十一州，重新归属唐朝。成为众矢之的吐蕃帝国逐步丧失争霸能量，直至在9世纪末的混乱与奴隶暴动中灭亡，成为失去威胁唐帝国能力的部落。而这个时代，骑兵维护帝国领土与声誉的战斗，就是其他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