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第一次元嘉北伐（元嘉七年北伐）

刘宋第一次元嘉北伐简介

刘宋第一次元嘉北伐：元嘉七年，宋文帝命到彦之率军北伐。四月，到彦之率五万之众，走水路由淮河入泗水，至七月才到须昌（今山东东平东），然后溯黄河西进。十一月，宋文帝命檀道济率兵伐魏，元嘉八年(431年）正、二月间，他北上救滑台，进至历城，二十多天中，打了三十多仗，重创敌军。檀道济粮尽退兵，宋军北伐至此完全失败。

刘宋第一次元嘉北伐过程分析——

开启元嘉时代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此语出自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之手，是其晚年名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流传千古的佳句之一。在这首词中，词人以古讽今，对即将到来的宋开禧北伐提出了委婉的劝谏，希望从政者能汲取历史教训，做好充分准备，完成光复河山的目标。然而，结果还是被他不幸言中，开禧北伐成了一次政治与军事冒险，最后以宋朝失败、宋金议和告终。历史真的是在不断轮回反复吗？词人口中念叨的“元嘉草草”又是如何一番情景呢？

距离辛弃疾生活的时代700多年以前，中国南方也有一个偏安政权，这个政权的名字跟词人忠于的朝廷一样，都是宋，且这个宋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也期望能通过北伐来恢复汉晋故土。在这个朝代最鼎盛的时期——元嘉年间，执政者宋文帝发动了三次北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也是本文要叙述的元嘉北伐。

刘宋景平二年（424年）五月二十五日 ，都城建康发生了一起惊世骇俗的政变——才做了两年皇帝的刘义符，被父皇留给他的辅政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废黜，远在荆州的宜都王刘义隆被迎立为皇帝。

刘义隆乃是刘宋朝开国皇帝宋高祖武皇帝刘裕的第三个儿子，身高七尺五寸（按西晋王浚妻子华芳墓出土的象牙制标准晋尺，1尺为24.2厘米，折合今日约1.82米，在当时的营养条件下，这样的身高算很高的了），从小便受到了比较良好的教育，读过当时主要的儒家经典和史书，擅长书法。景平二年时，他正十八岁，担任使持节都督荆益宁雍梁秦六州，豫州之河南广平、扬州之义成松滋四郡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他都督的六州正好是整个皇朝的西部，而且荆州自东晋以来就以“西陕”之名实，据长江上流，与下游以扬州为核心的东部呈分庭抗礼之势。

然而，刘义隆能坐上皇帝之位倒不是自身实力所致，而是封建皇位传承顺序和机缘巧合。就前者而言，宋武帝的儿子皆为庶出，所以最符合礼法的传承顺序就是长幼之序，即应该是长子刘义符、次子庐陵王刘义真，然后再轮到刘义隆。那么为什么接班的不是刘义真而是刘义隆呢？刘义真要做皇帝有两大阻碍。其一，他自己跟辅政大臣们的关系不好，也不被他们看重。当初刘裕考虑接班人时，就安排谢晦考察过他，但谢晦明确表示反对。其二，刘义真身边的人，如著名文学家谢灵运、颜延之也与辅政大臣存在矛盾，一直受到他们的排挤。刘义真曾经说，如果自己有一天得志（也就是做了皇帝），要提拔这些亲近的人做大官。这样一来，辅政大臣们是绝对不敢捧刘义真出来做皇帝的，给自己找不自在，并且在废黜刘义符之前就要先想办法处置掉这位庐陵王，废掉他的政治继承权。

处置掉一个王爷，这在普通人看来可能是匪夷所思的事，但对于掌握权力的人来说却轻而易举。首先，刘义真作为一个娇生惯养出来的纨绔子弟，性格往往有重大缺陷——情商低，容易任性胡为，所以很容易找出他的错误。按照当时的礼制规定，父母亡故要为之守丧三年。在此期间，穿什么服装、住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哪些事不能做都有讲究。比如，守丧期间是不能进食鱼肉和酒的，但刘义真却带着手下喝酒、吃车螯。车螯是文蛤的一种，也就是说，这位庐陵王仍然在吃海鲜大餐。这样的错误本来可大可小，更何况诸位王爷都有居丧无礼的情形，但既然要搞掉刘义真，那就要把他当反面典型了。接下来就是挖空心思罗织罪名，这就根本不需要刘义真犯错了。辅政大臣及其爪牙反复审视刘义真的日常行为，认定他的回朝请求是“潜怀异图”（即暗地打算造反），在旁人面前发的牢骚是“讪主谤朝”（即诽谤皇帝和朝廷），这些都是“罪大恶极”的行径。罪定了，还不能轻易处分，需要最大程度争取政治舆论的认可。于是，为了充分寻求惩罚皇子的依据，辅政大臣们甚至抬出死去的宋武帝刘裕，说先皇早有安排，曾当面跟刘义符以及辅政大臣说，只要庐陵王不听管教，就放黜他。当这些材料一股脑儿陈列在少帝刘义符面前时，本就对弟弟不满的他倒是乐见其成，于是，辅政大臣们借皇帝的手顺理成章将刘义真废为庶人。后来，他们又派亲信直接谋杀了刘义真，以断绝后患。刘义真一死，刘义隆便成为刘义符之下皇朝法统的合理顺位继承人。

中国民间有句俗语叫“皇帝人人想做”，高坐龙椅接受万民仰拜也算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梦了。可是与普通人的想象不同，那个龙椅一点儿也不舒坦，特别是在当时那个环境。为什么呢？这里有两大原因：

其一，当时皇帝与大臣之间的政治权力争夺超乎寻常。从东汉后期开始，确立优势经济地位的世家大族在中央与地方逐渐掌握政治权力，形成士族门阀势力。汉魏兴替前后，曹魏统治者采用的九品官人法被世家大族利用，加速了这一进程。到了东晋，中央内形成士族与皇族分享皇权的独特的门阀政治局面。到了东晋末年刘宋初年，两大政治集团在中央的权力平衡开始改变，皇权政治出现了复兴迹象。可是，历史的演进不是一帆风顺的，既得利益集团总不愿意轻易放弃或出让自己的权益，通过朝代更替跻身既得利益集团新成员的人又想坐享旧的政治遗产，确保自己的权益。

其二，每个朝代开国皇帝与第二代接班人的权力交接都是历史难题。作为刘宋开国功臣的辅政大臣们，是跟随刘裕枪林箭雨过来的，相互之间有充分的了解、基本的信任，对皇帝的权威也是俯首帖耳，但刘裕的儿子呢？黄毛小儿，既无恩威，又未必互信，出现矛盾就在所难免了。刘义符与辅政大臣之间矛盾激化，进而导致政变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在此。

现在，刘义隆被尊奉为皇帝，也需要面对类似的问题，特别要直面第二个原因引发的问题。正因如此，他和许多幕僚对离开荆州去建康继位是害怕的。直到亲信幕僚王华、王昙首、到彦之反复分析利害，觉得利大于弊，他才下定决心冒险走一回。王昙首还安排了特殊的安保措施——由荆州的士兵担任刘义隆一方的护卫，不让任何中央派来的接驾人员靠近，统帅荆州核心军力的镇西中兵参军朱容子甚至抱着刀守在刘义隆所在船舱的外面，吃饭睡觉都不离开。在这种奇怪而严密的保护下，船队自七月十五日从江陵出发，于八月八日抵达建康，路上一共花了22天。按照当时江陵至建康水路航程3380里计算，船队顺流直下平均一日150余里，算是正常的速度了。半路上，刘义隆还见到了黄龙负舟的奇异景象（这自然是迷信的穿凿附会）。面对这个“好兆头”，他表面谦虚说自己无德，心里恐怕是喜忧参半。

八月九日，刘义隆去郊外拜谒了父亲刘裕的陵墓初宁陵（今南京市麒麟门外麒麟铺）。随后，他回到宫城的中堂，经过四次虚伪的推让之后，举行了登基仪式，改年号为元嘉。三十日，他又去太庙敬告列祖列宗。至此，刘义隆算是正式完成了权力交接的仪式，成为刘宋第三位皇帝。 他就是后来被史书多加粉饰，称赞缔造了元嘉之治的宋文帝。

◎　宋文帝像

◎　今日宋武帝刘裕初宁陵前的天禄

◎　今人所绘景平二年政变的情景

宋文帝登基之初，王朝的大政依然掌握在辅政大臣们手里，但双方基本还是融洽的。对辅政大臣们而言，更换皇帝不是小孩子做游戏，不可能任由心意今天废这个，明天废那个，朝政和谐是他们期望的，要尽快稳定局势，确保他们的政治利益延续。对宋文帝而言，初来乍到，需要冷眼观察辅政大臣的动向，并逐步培养自己的力量，不宜过早出手，打草惊蛇。宋文帝为了安抚他们，将徐羡之从司空之位荣升司徒，傅亮加授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谢晦从抚军将军晋级卫将军。这些加官和晋升基本是荣誉性质，显示尊崇而已，并无太多实际意义。

当然，辅政大臣们也不是善茬。徐羡之早在刘裕南征北伐之时，就是刘裕在朝中总管家刘穆之的副手。刘穆之病死后，他又成为刘穆之的接任者。他不仅受到刘裕的充分信任，而且以“晓万事，安异同”受朝野推崇。傅亮则是刘裕的心腹谋士，整整十年的表策文诰均出自他手 。他不仅亲自充当逼晋帝退位的执行人，还在刘裕登基后“总国权”。谢晦多谋善断，堆积如山的公文和繁杂的事务能迅速恰当地处理完，深受刘裕赏识和信任。在刘裕代晋时，他就奉命担任警卫工作，后来又总管宫中保卫事宜。檀道济是晋宋之交的名将，自刘裕起兵时就一路跟随，屡立战功，在军中颇有威望。此外，他们为了废黜少帝，还拉拢了政治门阀、琅琊王氏的领军人物王弘。应该说，他们在朝中的势力盘根错节，具有极大的政治能量。

同时，他们对宋文帝是有提防的。他们安排自己人谢晦去补荆州刺史的缺，控制住这个西陕要地，作为他们势力的外援。万一宋文帝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他们可以同时在朝廷内和荆州遥相呼应。也就是说，宋文帝虽然顺利登基，却面临一个多方掣肘、自身难以发挥的政治局面。然而，一个正常人一旦拥有了行使无上权力的资格，他就会努力将其变成现实并予以确保，更何况他不是一个人，有许多人正想帮助他来维系自己的权益。要知道，宋文帝的部属也非等闲之辈。当还在做地方官时，刘裕就为他的幕府配置了不少高才，如王华、王昙首。两人均为著名的琅邪王氏之后，曾祖父同为东晋名相王导。王华蒙刘裕青眼，刘裕甚至亲自主持丧礼，为王华多年失踪的父亲发丧，以“收其才用”；王昙首则被刘裕称为“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前文所述，在是否要到建康做天子的问题上，两人不仅是宋文帝的铁杆支持者，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另外，殷景仁和刘湛也加入到宋文帝方面来。殷景仁是王导孙子王谧的女婿，他的岳父王谧与王弘、王昙首的父亲王珣关系匪浅，他的堂叔殷仲堪与王珣又属同一政治集团，共同对抗过晋末权臣司马道子与王国宝。他本人与刘义符有过一段主仆关系，文帝即位后迅速成为文帝腹心。刘湛则属于宋文帝弟弟彭城王刘义康的心腹，与殷景仁是好朋友。在面对辅政大臣势力的问题上，作为皇族成员的彭城王刘义康自然是宋文帝可以团结的力量之一。

在这个关键时刻，辅政大臣集团的短板开始显露了，因为他们是为了反对刘义符而团结起来的，当外部威胁减轻时，内部矛盾就尖锐起来。并且他们更多的是贪恋既得利益，而不是自己有非分之想（比如傅亮居然与到彦之、王华往来结纳，以求自保）。宋文帝由此突破、分化瓦解辅政大臣集团，利用王昙首的关系和三公之一的司空头衔拉拢了他的兄长王弘，又将最初反对废少帝，被拖上“贼船”的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团结到自己旗下。一面破，一面还要立。他迅速成立了自己的近身决策班子——由王华、王昙首、殷景仁、刘湛出任侍中。侍中随侍君主，可以商讨国家大事，这就为密谋策划提供了方便。藩邸旧人、宜都王文学谢弘微担任黄门侍郎，利用这个职务的“侍从左右，关通中外”实现了内外朝联络的方便。此外，藩邸腹心，铁杆支持他到建康做皇帝的到彦之被任命为中领军，不仅统管禁军部队，还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全国军权。王华又兼任中领军之下的右卫将军，王昙首兼领归中领军管辖的骁骑将军，控制住骁骑营，加上殷景仁本身就担任左卫将军，将禁军的控制真正落到了实处。四人与檀互为表里，与辅政集团的内外呼应形成针锋相对之势。

经过一年多的密谋和准备，宋文帝终于出手了。元嘉三年（426年）正月，一场干净利落的政治运动横扫辅政大臣集团。傅亮被诛杀，徐羡之被迫自杀，亲戚党羽也纷纷被处置。随后，宋文帝御驾亲征荆州，到彦之、檀道济率大军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平定谢晦，将其俘送建康问斩。至此，宋文帝和他的府邸集团终于彻底扫除了辅政大臣的势力，掌握了朝廷威权，正式开启了元嘉时代。

◎　王昙首	◎　殷景仁像

元嘉之治的起点

常言道“靡不有初”，掌握了大权的宋文帝自然想有一番作为。对一个封建帝王而言，所谓“作为”不过是内修文治和外立武功。正所谓“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所以我们先来谈文治。

首先不得不说，宋文帝继承了一笔不错的政治遗产——“义熙土断”。这是义熙八年（412年）和义熙九年（413年）间，刘裕尚是东晋臣子时主持的。土断的核心就是清查户籍，它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将不用交税服役的流民临时户籍（即白籍）改为需要交税服役的国家正式户籍（即黄籍）；二是对世家大族虚报户口，藏匿劳力进行清查。土断的结果能使国家增加许多纳税服役的户口，增强国家实力。此前，东晋权臣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是东晋在淝水之战中取胜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通常被认为是东晋南朝时比较彻底的一次土断，大大改善了东晋末年和刘宋初期财政、兵源的供应，保障了晋末宋初的平叛和开疆拓土的需要。由于土断过去仅十多年，因此其良好的作用尚未完全消退。

其次，宋文帝励精图治，着实推行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促进政治清明、有益于百姓的举措。元嘉三年五月，宋文帝下诏派遣十六位使臣巡视四方，考察地方官的治绩和作为，听取各地的舆论及治国建议，并督促郡县赈济老人、鳏寡孤独及重度疾病生活无法自理的人。从已知的巡视官员反馈情况看，这个举动起到了相当正面的作用。

其一，确实有不少问题通过这个渠道反映到了朝廷。比如始兴太守徐豁谈了武吏课税太重、征税年龄起点太低，郡内银矿课税死板、矿工生活艰难，中宿县少数民族俚民聚居区不产银矿却以银课税三大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其二，一批政绩出色的官员得到了奖励。比如“清勤均平，奸盗止息”的宣威将军、陈南顿二郡太守李元德进军号宁朔将军；“廉恪修慎，在公忘私，安约守俭，久而弥固”的彭城内史魏恭子得绢五十匹，谷五百斛；“治政宽济，遗咏在民”的前宋县县令成浦、“在事有方，民思其政”的前鲖阳县令李熙国、“自少清廉，白首弥厉”的山桑县令何道，各得绢三十匹，谷二百斛；徐豁更是以功绩突出，获奖绢二百匹，谷千斛。通过奖励这些人，朝廷树立起了良吏的榜样。

◎　江苏泗县出土的东汉时代画像石，描绘的是纺织场景。

其三，鼓励社会上的良风益俗，提倡节俭，反对浪费。宋文帝对报上来的孝行代表河南秦绵、吴逵，吴兴潘综，梓桐张楚，会稽郭世道、严世期都予以了表彰，批准了富阳县令诸葛阐之禁止与夏至日五色丝穿着相关的风俗。前者很好理解，那么后者呢？

据汉代应劭的《风俗通义》记载，汉代在五月初五日用五色彩丝系在手臂，传说可以延年益寿，辟除鬼邪疾病。南朝宗懍的《荆土岁时记》大致说法相同，但多了彰显妇人养蚕功绩的作用，以及夏至日吃粽子时亦用“练叶插五彩系臂”的提法（练叶即白绢做成叶形）。也就是说，五色丝要从五月初五用到夏至。据说，今日一些地方仍有类似风俗，戴一段时间后烧掉或者抛入河中。古代没有化工产业，彩丝染料取自天然，制作颇费人工。制作出来的彩丝纯粹为了装饰，之后又白白损耗，是有浪费之嫌。然而，民间风俗流传已久，以国家强力手段禁止又稍嫌苛刻，自然不会成功。但是，这一禁令将皇帝反对奢侈浪费的态度明白无误地传达给天下人和各级官吏，有一定积极意义。

◎　清朝乾隆时画家徐扬绘制的《端阳故事图》第六幅《系彩丝》，说明宋文帝的禁止没有效果，这种风俗在民间得到良好保存。

其四，推荐了一批隐世的人才，特别是文化人才。明据可查的便有雷次宗、陶潜、刘凝之、宗彧之。雷次宗是儒学大师，对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和《毛诗》（《诗经》）特别有研究。陶潜就是著名文学家陶渊明。刘凝之以德闻名，与富户出身的妻子甘贫乐道，乐善好施，妻子丰厚的嫁妆都分给了亲朋好友，有余钱或地方官给予的钱都用来周济穷苦人。宗彧之亦以德行和文章著称。虽然这四位都谢绝出仕，但反映了宋文帝在文治方面的态度。后来，在多次努力下，雷次宗终于在元嘉中后期两次出山去建康讲学，影响深远，不能不说这次征召有其积极意义。

◎　雷次宗像	◎　陶渊明像

此后，宋文帝继续坚持节俭与恤民的方针。元嘉四年（427年）二月，主管皇家车马的车府令建议更换皇帝御辇的车篷，并为车席边缘包裹代表尊贵的紫皮。宋文帝认为竹制的车篷还没有损坏，而紫皮又过于昂贵，所以没有同意。针对各地的水旱疾疫，他却不吝派人赈灾。特别是元嘉四年夏季的京师瘟疫，他不仅派遣医生和发放药品，还对无家属的死难者免费提供棺材，予以收埋。面对自元嘉四年秋开始的大旱灾，他在次年正月下《罪己诏》，认为“责深在予”，要求政府各部门直言朝政不足之处，不得隐讳。

◎　上海博物馆藏元嘉四铢钱

此间，在经济政策上值得大书一笔的，就是他积极筹划铸钱事宜，这是自西晋以来一个半世纪之后又一次官方铸钱活动。尽管元嘉四铢的实际开铸始于元嘉七年（430年）十月，此时第一次北伐已经开始，但讨论和准备应早于此时。根据目前对考古发现的元嘉铸钱陶范和钱币实物的研究，当时开铸的四铢钱有效仿汉武盛世改革之义，虽然多年未铸钱导致铸造技术退步，铜矿资源不足又稍有减重，但新钱仍然厚实足量，有利于市场流通，堪称善政。

宋文帝还给予了帝乡的百姓特殊照顾。这里所说的帝乡，不是彭城县，而是刘裕迁居的丹徒县。丹徒不仅是帝乡，还是刘宋王朝支柱北府兵的重要来源地，当地的乡亲有许多参加过刘裕的起义，甚至倾家荡产追随他南征北战 ，为刘宋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封建社会，对这样一片“龙兴之地”给予超常规的政策倾斜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元嘉四年二月，宋文帝来到丹徒县，拜谒祖宗的陵墓。三月初三，他又仿照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事 ，在丹徒行宫大宴父老乡亲，并下诏加恩免除丹徒县当年的租布，所有犯了五年以下徒刑的丹徒籍刑犯均立即予以释放，参与开国战事的军人家庭以及现在为将的家庭给予抚恤。当然，宋文帝的政策力度比不上刘邦的世代免除赋税徭役，这是大一统王朝与偏安政权在气度上的差异，更是南朝国家对民户控制力弱、经济实力不强，不允许在福利政策上开口太大的缘故。

除了百姓得益之外，朝廷上层政治的稳定与否也是衡量最高统治者作为的重要标准。作为一个封建王朝，君权交替是不可避免的大事，因此，太子被认为是国之根本（简称国本）。早定国本，确立名分尊卑，被认为是减轻王朝内斗的一种策略。宋文帝接纳了这一观点，元嘉六年（429年）三月二十五日，他立年仅4岁的嫡长子刘劭为太子。

权力分配和运作方面，随着辅政大臣集团被清洗，缺少了共同的敌人，表面团结一致的群体也开始分化，旧有的裂痕显现出来。起初朝廷的政治格局是王弘以录尚书事的身份主掌外朝（即为宰相），王华、王昙首以侍中身份主掌内朝。王华作为王氏不同分支的代表，本就与王弘、王昙首存在微妙的利益争夺，且他一贯功利心重，不甘人下，甚至直截了当感叹“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对不能大权独揽不满，加剧了内部斗争。幸喜的是，元嘉四年王华病逝，并未造成严重影响。

王华死后，王弘与王昙首这对亲兄弟同时控制内外朝就显得特别碍眼了。政治智慧丰富的王弘深谙月盈则缺的道理，也明白自己虽然跟幼弟王昙首政治协作关系尚算良好，但终非宋文帝的腹心，开始挖空心思找理由辞职。元嘉五年（428年）元旦，他以大旱多灾失德臣子有责为名，上表请求辞职。作为皇帝，自然是期望削弱一下王氏力量的，但不能王弘刚提出来就乘势让他走人，这样会伤到大臣面子和自尊，显出皇帝对宰相的不信任，所以宋文帝没有同意，反而下《罪己诏》承认为政过失。之后，王弘一边再三请求，一边提出调彭城王刘义康入朝分担自己的工作。宋文帝很好地把握了政治火候，他没有批准王弘的辞职申请，只是将其从司徒降级为卫将军，但继续保留开府权力，同时批准了刘义康入朝，与王弘共同“录尚书事”，分担具体的行政工作。

祝总斌先生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认为，“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是冲徐羡之等辅政大臣所发，并以谢晦造反时所发的檄文为据。此证尚不够充分，不仅王华在刘义隆幕府内争利史有明载，而且还有其他旁证。如《宋书·王华传》“上即位，以华为侍中，领骁骑将军，未拜，转右卫将军，侍中如故”，《宋书·王昙首传》“及即位……以昙首为侍中，寻领右卫将军，领骁骑将军”。依据丁福林先生《宋书校议》考订，王昙首传“领骁骑将军”前有“改”字。这一次看似完全没必要的职务微调，透露出王华与王昙首经历了一次换位。按刘宋王朝的官制，右卫将军与骁骑将军同为领营（有直接隶属其指挥的部队）的禁卫武官，品阶相同，但右卫在位次上高于骁骑将军。刘义隆荆州军府之中，王昙首为长史，本为首，而王华为“司马、南郡太守，行府州事”，掌握了实际权力。刘宋一般多以长史兼该州首郡，而在军事为重情况下，也有司马兼首郡，重要性超逾长史的情况，荆州过去正是有这样的例证。所以笔者猜测，王华对于这一武职任免有不同意见，认为自己理应在王昙首之上，而一贯善于折冲斡旋的王昙首及时做出退让。但退让不代表两人关系真的和谐无匹。西晋末年为司马睿巩固江东，安东司马王导曾与丹阳太守顾荣交换位置。刘宋建国前，王弘也曾接受徐羡之跃居其上的事实。基于王家人处理权力斗争的一贯套路及王昙首行事风格的了解，我们可以认为，王昙首对王华很可能使用了类似的身段。它无意透露出，即便看似谦退自持兄友弟恭的王昙首，未必将王华真正地看作“自己人”。反之，以王华的性格，不与人争，绝无可能。此外，《南史·谢弘微传》载，宋文帝曾感慨“谢弘微、王昙首年逾四十，名位未尽其才，此朕之责也”，同样43岁早早离世的王华却未得这样的评价，也可以看出宋文帝与这三人亲疏关系微妙的不同，以王华的敏感和个性，生前有所怨望实属正常。

◎　王导像

元嘉六年正月，刘义康正式上任。这位年仅21岁的王爷相当聪明，记忆力出众，见过的人和事都记得很清楚，在细节问题上十分精明，能从文件的细微处发现问题。政治老道的王弘索性将万事都推给他处置，自己悠闲自得——这实际上就是宋文帝想要的结果。不过，就管理尚书事而言，宋文帝对刘义康也不是没有制衡。刘义康上任后，琅琊王氏另一支的王敬弘从尚书左仆射提拔为尚书令，宋文帝的堂弟、《世说新语》的编纂者临川王刘义庆接任尚书左仆射，亲近宋文帝的江夷——刘裕的心腹、曾听从刘裕安排去监管晋朝宗室司马德文 ——出任尚书右仆射。不问政事混日子的王敬弘只是一座政治花瓶，他实际也没真正坐到这个烫屁股的位置上 ，掣肘的关键还是在后两位身上。

当然，不仅是外朝，整个政治格局都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比如当时内外军的军权掌握在殷景仁及其族叔殷穆之手，内朝王昙首仍然是宋文帝决策的左膀右臂。这些力量都在相互牵制。此外，王昙首继承了祖先“镇之以静”的施政方针和努力谋求各方势力平衡的政治传统，显示出在多个鸡蛋上跳舞的能耐。他煞费苦心地一面将刘义康的心腹刘湛外放荆州，一面又劝兄长王弘拿出自己军府兵力一半给刘义康，从一定程度上遏制刘义康的过度扩张，又不让他损失太大的权益。正是这种各方相互牵制的布局，政治操盘高手的悉心维护，元嘉初期政治呈现出相对稳定。

元嘉初年的南北形势

相对于内修文治，外立武功就要困难许多了，因为此时刘宋王朝的外部形势可不容乐观。要知道刘宋王朝的建立存在先天不足，自一代枭雄高祖刘裕登基伊始，他南征北讨打下的半壁江山就开始遭到北方游牧政权的蚕食。为了自己一人的皇帝梦，刘裕在收复关中之地后便匆忙返回建康，结果根基不稳的关中被匈奴后人赫连勃勃的夏国政权夺取。这次失利不仅丢掉了失而复得的汉晋故土，还损失了相当多的猛将谋臣和精兵。被皇帝宝座冲昏头脑的刘裕只得咽下这枚政治苦果。可是，他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的子孙还将继续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刘裕活着的时候，其威名尚著，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都很忌惮。等到他驾崩，尸骨未寒，当时控制了黄河以北的北魏政权就果断发兵南下。由于皇朝绝对权威的消失，朝廷内部各种势力忙于调整组合，辅政大臣与新皇帝刘义符正斗得你死我活，刘宋的应对一塌糊涂。虽然依靠一些健在的猛将精兵的奋战，全局未崩溃，但丢失了河南之地（即今河南中部地区）。名将毛德祖率孤军坚守虎牢整整两百天，因得不到增援城破被俘。河南之地的丢失，导致沿黄河的防御体系被打开缺口，形成楔入刘宋心脏地带的一个突出部。幸运的是，北魏君主明元帝在战争末期病死，北魏军队停止战事，才给了新登基的宋文帝以喘息之机。

◎　永初景平年间，北魏攻刘宋图

到元嘉三年时，刘宋王朝的北方还存在八个少数民族政权，他们分别是北燕、北魏、夏、仇池、西秦、北凉、吐谷浑与柔然。下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各政权的情况：

北燕为胡化汉人冯跋所建，位于今辽宁西南部和河北东北部一带，与北魏、柔然接壤。北燕实力虽弱，但境内经冯跋十余年统治，暂保偏安之局。在外交上，它与柔然、刘宋保持友好，因遭到过北魏的侵略而对其保持警惕。

北魏为拓跋鲜卑所建，已控制了现今河北省的全部、山西省的大部以及河南、内蒙古、辽宁各一部的疆域。自开国道武帝以来已历三君，但依旧处于上升期，一面对抗北方柔然的入侵，一面对外积极扩张。它与刘宋、夏、北燕、柔然都互为敌手。

夏，即前述的匈奴赫连氏政权，它控制着今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各一部分，具备一定的实力。它是刘宋的国仇，但自身最大的世仇和敌人是北魏。但在与北魏争锋最关键的时刻，一代战神、开国君主赫连勃勃病死，诸子不和，实际上丧失了扩张的能力。

仇池为氐人所建的政权，仅占据今甘肃成县以西的地区，但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刘宋西部的门户。在历史上，与南方政权友好是其主流，所以尽管刘宋代晋以后有所龃龉，并接受北魏的封号（有两头下注之意），但随着元嘉三年尊奉元嘉正朔，其君主杨玄被宋文帝封为使持节、征西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并认可其继承武都王王位后，双方关系逐步融洽。

◎　元嘉三年形势图

西秦是陇西鲜卑建立的政权，控制着今甘肃、青海一部分土地，处于夹缝生存的状态，虽然乞伏炽磐颇有才能和号召力，是地方一小霸，但力量有限。刘宋王朝建立后，曾加封西秦统治者乞伏炽磐为安西大将军，显然是想让西秦对夏进行牵制。而实际上，乞伏炽磐却屡屡兴兵北凉，以求扩张，因此宋书其后就罕见正式交往的记载了，也就是说关系趋冷。

北凉是卢水胡沮渠氏政权，占有今甘肃西部、新疆东部及青海一部。其君主沮渠蒙逊已在位二十余年，有一定的政治军事手腕，但囿于自身格局，不过制命一隅。在对外关系上，由于北凉远离中原，又伪作向慕王化 ，所以一直受到刘宋礼遇，高祖、少帝、文帝登基时，均给予过封赏。

柔然在《魏书》中称“蠕蠕”，在《宋书》中称“芮芮”，其本源难以细考，据说它的统治贵族集团与北魏的建立者拓跋鲜卑本源出一脉 ，但在历史长河中分道扬镳。当拓跋鲜卑进入中原求取富足生活时，柔然继续留在漠北，并利用这个机会爆炸式发展，暂时征服了各零散的游牧民族和群落，成为北方的强者。统一漠北之后，它又继承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历史传统，依靠强大的骑兵屡屡南下侵犯与劫掠，针对的就是已经离开漠北，初步在中原扎稳了脚跟的北魏政权。元嘉初年，柔然实力强大，又正值以勇武闻名的大檀在位，全力与北魏争雄，对北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吐谷浑据说是辽东鲜卑迁居河陇一带的后裔，在今青海、甘肃西南部、四川西部一带游牧为生。晋末宋初，吐谷浑不断东侵，与包括西秦、北凉在内的多个政权交战。为了能取得政治支持，自少帝年间起，吐谷浑逐渐加强了与刘宋的联系，其主阿豺在元嘉三年受封“督塞表诸军事、安西将军、沙州刺史、浇河公”（这本是少帝景平年间就批准授予的，但没有来得及正式册封）。

从上文可以看出，这些政权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北燕、仇池、西秦、北凉，他们都是地狭户少的小政权，各自在相对封闭的有限空间里挣扎生存，基本上对刘宋不构成威胁；一类是吐谷浑和柔然，他们属于游牧民族政权，占地广阔，虽然积极扩张中，但兵锋所指并非刘宋；剩下的北魏和夏又是一类，即刘宋的仇敌，其中北魏最具侵略性，对刘宋的威胁最大。

由此而论，所谓武功针对的便是北魏和夏，而且首选是北魏。一来，北魏对刘宋的威胁最大；二来，就算要攻夏，也得先收复北魏占领的河南之地。于是，刘宋与北魏这对命中注定的死敌，在元嘉初年便开始了新一轮生死较量。

刘宋的准备工作

从前文的记述可以看出，就中原地域而言，刘宋和北魏是两大强者，两者的对决显然需要大量的准备和策划工作。而且，当时政权众多，关系复杂多变，也需要一系列外交与军事手段，来结交己方的盟友和削弱敌人的支持力量。

关于双方的具体准备工作，已知的历史材料并不多。首先从刘宋方面来说，宋文帝的雄心壮志由来已久，他一心想要恢复汉朝的辉煌，将游牧民族赶回草原。元嘉三年清除辅政大臣势力时，宋文帝就用了北伐的名义。虽然这是为了秘密调动军事力量，但也反映了他内心的强烈渴望。随后，从元嘉三年到六年，他对北方边境诸州的军民主官进行了微调。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南兖州、南豫州和豫州这三州军政主官的更替：平定辅政大臣集团才七十七天，擒捉谢晦的功臣檀道济就从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位置上调离，改任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三天后，宋文帝的堂弟长沙王刘义欣接任南兖州刺史。从名义上看，檀道济的地位更尊崇了，但实际被放到一个无用武之处的地方。檀道济调任的同一天，宋文帝心腹爱将到彦之出任南豫州刺史。元嘉五年闰十月，属于宋文帝亲近之人的右军司马刘德武出任豫州刺史 。

元嘉五年正月十五日，宋文帝在玄武馆举行了大阅兵。跟现代举行阅兵式的意义不同，当时的阅兵除了检视军容风貌，还包括演习，这释放出了军事征伐的信号。具体检阅和演习的内容是什么呢？这就需要根据玄武馆的位置和北伐的需要去推测。玄武馆具体的位置，现已不可考，按《建康实录》记载的“阅武于北郊”推测，大致应该在今日玄武湖一带。而北伐需要舟师运转、车骑步兵配合，我们可以想见宋文帝应该检阅了水、车、步、骑诸军种，并观看了各军种配合的演练，最后甚至可能还进行了围猎。

就在大阅兵的那年，刘宋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探性攻击，以了解北魏军队的边境布防情况、反应速度以及战斗力（从后来实际北伐的路线看，可能还有战术欺骗的目的）。这次行动兵分两路：十月，安北将军、徐州刺史王仲德派遣步骑约二千余人攻击济阳（今河南兰考县东北）和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东南） ；闰十月，兖州刺史竺灵秀派王玄谟指挥步骑二千人进攻荥阳（今河南荥阳），威胁虎牢（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一带）。两路军马与北魏边防部队仅进行了有限的接触，随即撤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兖州州治本在滑台，失陷后可能寄治在彭城，所以竺灵秀不需要远程越境机动就可以攻击到荥阳这个位置。

外交战线也在同时运作。通过上一章节对各个政权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刘宋兵伐北魏，可资利用的盟友有夏、柔然、北燕三家。这三家各有缺陷。夏的最大问题就是政治心理关。夏为刘宋的国仇，今要做战场盟友，确实需要充分的觉悟和出色的政治智慧。而且夏愿意拿出多少诚意配合也是问题。柔然则远隔山海，文化差异又大，如何取得沟通和互信是关键。至于北燕，自保有余，助力不足，不能倚仗。可惜的是，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却很难发现有价值的有关元嘉初年外交措施的线索，也就是说，我们很难知道刘宋是否跟上述三家进行了具体的沟通。也许宋文帝和他的臣子们有过尝试，但没有取得值得记载的成绩 。

针对北魏的外交行动就直接得多了。元嘉三年八月，宋文帝派遣殿中将军吉恒出使北魏。殿中将军是负责宫殿内部警卫的军官，其品级仅有六品。出任这种职务的人一般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文化不高却死忠皇帝受到皇帝信任的武夫。以这种身份的人出使，也可以看出刘宋对北魏的轻视，一面在外交上刻意树威，一面又想传递明确的政治信息。其后在元嘉六年（429年）四月，宋文帝又派殿中将军孙横之出使。这一次，宋文帝让孙横之带话给太武帝，河南乃刘宋故土，要他趁早归还，要不然就会刀兵相见。应当说宋文帝此举过于冒失，因为谁也不会平白无故把得来的土地拱手让人，这等于是宣战。占据绝对优势的强者，对弱者发布这种最后通牒式的威吓，才能达成效果。实际上，当时刘宋与北魏的实力在伯仲之间，这种威吓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暴露自己的目的给对手警了醒。从当时北魏正与柔然水火不容的形势来看，可能宋文帝及决策班子打算借机施压，让北魏选择妥协退让。但是，他们显然没有充分了解太武帝及北魏决策层的态度、决心和魄力，也未能把握好这一策略的分寸，甚至错误估计了形势的走向，自始至终采取一旁观望的状态，没有果断地准备好军事力量在太武帝北攻柔然时打他个首尾不能相顾，给对手留下了可乘之机。北魏方面，太武帝对刘宋方面虚张声势的作风洞若观火，他大肆嘲笑宋文帝为“龟鳖小竖”，果断先出兵亲征柔然，以千里奔袭方式直取柔然王庭，一举重创了这个庞大而松散的游牧帝国。此后，柔然一蹶不振，刘宋也永远丧失了最佳的南北夹击机会。

◎　夏国石马像

◎　江苏南京东晋墓出土的持盾武士俑，刘宋军队也近似。

北魏的针锋相对

相对于刘宋紧锣密鼓的北伐准备，北魏又是另一番风格了。这首先源于政权组织和管理方式的差异。尽管拓跋鲜卑已经进入中原主政，并在一定程度上仿照中原组织方式建立了职官制度，但他们尚未接受汉化，缺乏文治的理念和人才，从上到下本质上还是一个游牧军事联盟式的组织架构。他们的官员没有俸禄，要靠战争中的掠夺或者搜刮百姓、经商等手段养活自身。这种主要依靠劫掠的生存模式，注定了这个政权需贯彻铁血扩张的政策，并保持一支强大的常备武力。北魏的军事力量由两部分组成：禁卫军和军镇军。禁卫军是中央卫戍部队，军镇军则是驻扎在各地的军镇内的部队。这些部队均由世袭军户组成，军户则主要来源于拓跋鲜卑部落及被征服的各少数民族部落。其中，作为军队核心军团的拓跋鲜卑实行全民皆兵。由于不断劫掠和扩张，北魏的军队始终处于战场的磨炼中，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可谓“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所以他们不需要大量的基础性准备，只需要领导层谋划和实施正确的战略。在这一点，北魏着实胜了刘宋一筹。

接下来是政权的决策与领导核心。与宋文帝进行较量的北魏君主，是该政权的第三位皇帝，可能仅比宋文帝年轻一岁的拓跋焘 。别小看这个年轻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经常遇到一些天才，他们小小年纪时，未经历长期的教育和培训就在某些方面具备超乎寻常的判断力和能力，拓跋焘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魏书》称其“聪明雄断，威灵杰立”。自16岁登基伊始，就表现出雄才大略和出类拔萃的统帅素质。那时，柔然牟汗纥升盖可汗（意为制胜可汗）大檀以为北魏新君年幼可欺，兴兵南下。拓跋焘亲率军队抵御，被柔然骑兵包围了五十多层，敌人的骑兵直冲他的马头。众人恐惧时，他却纹丝不动，镇定指挥，击退了柔然骑兵。第二年，为报此仇，拓跋焘指挥五路大军北伐柔然。大军在漠南留下辎重，仅携带15天的干粮轻装奔袭漠北，柔然人不敢接战而遁逃。并且，从其谥号太武帝和庙号世祖 ，就可以看出后人对其武功的认可。

◎　今人所绘太武帝像

太武帝身边辅佐的人才以胡人为主，特别是鲜卑军事贵族。这些人中以太尉长孙嵩（鲜卑）、司空奚斤（鲜卑）、司徒长孙翰（鲜卑）、尚书左仆射安原（辽东胡人）、侍中古弼（鲜卑），以及分典四部的八大人尉眷（鲜卑）、刘库仁（鲜卑）等人为代表。这些人的特点是：多以武勋立身，好勇善斗，一般政治远谋不足，欠缺文化修养。因为汉人出仕受到歧视，辅助太武帝的汉官比较少。这些人虽然不像宋文帝小圈子的那些人出众，但其中也有龙虎人物，最有名的自然是崔浩。他出身河北汉族门阀大姓清河崔氏，高门大户使他有学习的优厚条件，所以遍览经史及诸子百家著作，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知，是北魏朝高官中少有的学问丰富之人。他出仕北魏后，曾为道武、明元两帝之臣，尤其为迷信阴阳术数的明元帝信任，“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太武帝继位之初，他虽然一度遭到鲜卑军功贵族的排斥，但是凭借太武帝的倚重，重新回到决策层中，从太常卿晋升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太武帝不仅“每幸浩第，多问以异事”，还下旨指示各部尚书“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还有一位则是尚书令刘洁，他并非出身高门，已胡化，以作战勇猛和军功闻名，与鲜卑军事贵族关系紧密且亲善 。

◎　元嘉初年北魏攻夏图

太武帝和北魏决策班子分析了北魏要面对的各方势力，北魏尚未统一北方，四周树敌尚多，显然没有力量做灭亡刘宋的尝试，所以将眼光放到了稳定北方、削弱刘宋助力的方面。在外交战线上，北魏保持与刘宋往来，选派合适的外交使节出访。如元嘉四年出使者为员外散骑常侍步堆、谒者仆射胡觐。两人元嘉二年（425年）曾出访过刘宋，对情况比较熟悉。两人的官职均属于第五品，要比刘宋的使者规格高。而且，员外散骑常侍相对清贵，谒者仆射则是谒者台的主官，负责朝廷上的礼仪和秩序的维护、官员位次的引导，比刘宋派殿中将军为使要像样一些。对于其他势力，北魏采取远交近攻的对策。比如与仇池、北凉保持来往。元嘉三年，还与西秦结盟，共同进攻夏。

北魏军事打击的目标则是夏和柔然。元嘉三年，夏政权开国皇帝赫连勃勃去世，诸子不和，太武帝乘机御驾亲征，占据了长安。四年，太武帝再度亲征。他拒绝了群臣的进谏，以轻装野战军深入夏政权腹地，诱敌决战，取得大捷，并拿下了夏的都城统万。五年，北魏军队继续追击，俘虏了夏国君主赫连昌。虽然夏国另奉赫连定为主，并一度收复了长安，但实力已经大大损耗，只有苟延残喘的份了。

在重创夏国的同时，北魏太武帝还积极筹划对北方柔然的军事行动。元嘉六年，太武帝故技重施，以大军挺进漠南，舍弃辎重后轻装急袭漠北。这一次，他修改了出兵时间——不是原先秋高马肥的十月，而是草原刚开始返青的四月。这一招让柔然措手不及，部落许多重要人物被杀，大檀只好烧掉自己的毡帐，丢下大量畜产，带领本族人落荒而逃，当年即病死在异乡。原来柔然征服的诸如高车等部落见柔然贵族西遁，纷纷杀死柔然监视人员，投降北魏，人数超过六十万 。这一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柔然的势力，还为北魏带来了丰富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为后来的征战打下了基础。

北魏的一系列军事胜利，使北方的局面朝着有利于北魏、不利于刘宋的方向发展。如果再坐看北魏削平北方各势力，加强自身实力，则局面将更不利于刘宋。于是，一直在调整和等待中的宋文帝终于发动了北伐。

匪夷所思的攻势方案

元嘉七年三月初二，宋文帝正式下诏北伐 ：“河南，中国多故，湮没非所，遗黎荼炭，每用矜怀。今民和年丰，方隅无事，宜时经理，以固疆场。”按照宋文帝和刘宋决策层的设计，此次出兵的目的不是驱逐索虏、恢复华夏，而是收复河南之地，消除战略突出部，重建被北魏切断的以黄河为天堑的东西防御体系 。应该说，这个战略设计是理智的，是考虑了刘宋的实力、双方军力的优长、作战地区地利的条件和盟友的情况之后制定的合理战略目标。

有了目标，接下来就是能投入多少资源了。因为年代久远，档案资料缺乏，我们现在很难统计刘宋在经费和劳役上的投入了，但对军队力量可以进行估算。笔者选用的方式有二。一是用三国时吴国兵户每户的兵员数量、兵户数与正常民户数（含民户和屯田户）的比例系数为基础，结合刘宋的民户数推测刘宋实际兵户和兵员的数量。因为刘宋、东晋缺乏资料，三国吴国是最接近刘宋真相的母版。而用民户与屯田户之和，则是因为三国时代有大量屯田户，不属民籍，晋统一后屯田户改为编户，因此以民户和屯田户共同作为基数，相对更为科学。参照陶文牛先生《三国户口考》一文，可知吴国每兵户兵员1.74人，民、屯编户数82万户，兵户数13.2万 ，则吴国正常民户与兵户之比约为0.161：1。那么，刘宋的民户数是多少呢？《宋书·州郡志》记载统计，在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全国共约90.17万户。这个数据无疑是大打折扣的，因为南朝土断并不彻底，大量地方豪强隐匿户口。加上从元嘉到大明，刘宋内部屡经战火，对外又失地，也有大量户口的损失。但是，豪强隐匿的黑户口无法向国家提供兵源和徭役，不能计算在内。综合上述因素，我们以120万户作为基数计算，参照前述系数，可得出刘宋兵户数大约在19.3万，兵数大约在33～34万之间。

另一种方法是用刘宋时民户每户人口数作为系数，将东晋时某兵户群体兵员与家口的总数还原成户口数，然后根据该兵户群体的兵员数量，得出单个兵户的兵员数，再套入前一方法得出的兵户数中，计算兵员总数。按《宋书·州郡志》记载全国约90.17万户，517.4万人，每户人口约5.74人。《宋书·五行志》：“（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是年春，发取江州兵营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人，配护军及东宫。”按兵户军人、家口8500人计算，约1480户，每户有兵员1.35人。全国总兵数大约在26万。这个方法优势在于参考母本是东晋资料，比吴国更接近刘宋，但问题在于民户每户口数是否与兵户相一致，缺乏明确的证据；东晋的样本是地方个案，不是全国性的数据；兵户计算仍需要借助吴国底本的推测等。

综上所述，姑且取第一种方式的结果。参照当时兵户之配置，并不是全国均摊的，边境、军事守备要点必然多，内陆相对稀少。我们大致将刘宋境域划分为西部战区（益、梁、秦）、中部战区（荆、雍、湘）、东部战区（豫、兖、徐、青）、京畿外围警备区（南、豫、扬、江和南兖、南徐位于江南的侨郡县）、京畿中央禁军区（建康）和其他区域（宁、交、广）。最后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剩下的西部战区应该最弱，而中央禁军力量应该最强。照此估算，东部战区、京畿外围警备区和中央禁军力量大约在20～25万之间。实际北伐中，调动的也基本是这三个区域范围内的力量 ，大约10万人。因为还需要留下必要的守卫兵力和机动应急兵力，所以这基本是当时可投入的最大力量了。他们所使用的装备，也几乎动用了建康中央武库的全部家底 。

那么又该如何分配和使用资源，去达成战略目标呢？要进攻河南之地有东、中、西三线。东线是沿黄淮与江淮间诸多天然水系和人工水道进入黄河，然后溯河而上，进军洛阳（今河南洛阳）。中线是从寿阳（今安徽寿县）出发，从淮河以北诸支流沿岸北上，兵逼许昌。西线是从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出发，穿越南阳盆地，进入河南之地。当年，刘裕兵伐后秦就是三线并进，一举拿下。如今的局面与伐后秦时略有不同，不需西线的策应，因此为集中兵力，放弃了该线。而且常言道“北人善马，南人善舟”，对南方军队而言，利用舟船来运输部队和物资是最主要的机动方式，不仅运输量大、成本低，而且隐蔽性也较好 。于是，水运更为便利的东线就成了主攻方向。

东线的推进将充分利用天然水系和人工河道。各军走淮、泗、中渎诸水，在彭城集结，然后经菏水（南济水东段）、桓公沟（由东晋权臣桓温下令开挖，以利于水运输送部队物资）、济水入黄河。这是兵伐后秦时，刘裕亲帅主力走的路线。整个东线将投入8万人，其中5万人出击，3万人留在北伐的大本营彭城作预备队。中线则沿淮河以北支流河岸进军，以一支精锐的骑兵队直插虎牢，一支步兵部队随后策应。这基本上是当年王镇恶、檀道济前锋军的行军路线。这次投入骑兵8千人、步兵1万人。依照诏书的要求，两路军马“便速备办，月内悉发”，以求兵贵神速。

可接下来拟定的作战计划就令人大跌眼镜了。宋文帝拍板的居然是一个奇特的“相机而动，后发防人”的方案。这八个字是笔者的总结，实际按照宋文帝的意思是，如果北魏军队已经动员南下，那么部队立即挺进黄河一线，抢在北魏军队之前控制河南之地；如果北魏军队没有南下集结，那么部队就驻扎在彭城一线不动。这个计划相当的别扭和荒诞，明明是去北伐的，为什么敌人不来，就不动了呢？笔者认为，最好的解释是，宋文帝对自身的力量没有自信，又自作聪明想当得利渔翁。在一边是北魏，一边是刘宋、夏、柔然的对峙局势下，他不想先招惹北魏，使之矛头对己，造成北伐困难。他期望夏和柔然成为出头椽子，然后刘宋再从中取栗。除非北魏将自己列为第一打击目标，否则不需要尽快行动，避免失去先机。

◎　王镇恶隐匿舟师官兵的情景图

当然还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天象。对迷信的古人而言，天象是人间万事的镜像，可以晓谕人间的祸福。元嘉七年（430年）三月（具体哪一天不知，很可能是北伐诏书颁布之后），负责天文观测的官员报告“太白犯岁星于奎”。这里笔者特意用了报告二字，而不是从天象写起，是因为这个天象很可能不存在，但又确实被动机不明地记载了 。这句话是用当时天文界的专业术语描述的，字面意思是金星在奎宿这个位置冲犯木星。那么，它的内在含义又是什么呢？占星在古代是一门高科技的“科学”，仅一个“太白犯岁”的方式不同、表现不同，具体解释也就存在差异。这里因为历史资料的缺乏，我们仅能参照《开元占经》中转《荆州占》的内容：“太白与岁星斗，相乱，有灭诸侯，人民离其乡；一曰民多死者。岁星逢太白，曰斗，有土功，岁旱，天下大饥；先举兵不胜，必受其殃。太白与岁星合斗于东方，有兵于外，必有战斗。于西方，必有亡国，死王，白衣之会。”加上奎宿对应人间分野，就当时而言，大致是徐州和兖州的部分地区，而三月份其在天空的位置大约是偏东。我们大致粗浅地整理一下，可知三点：一是有战乱，会导致徐、兖一带地方长官丧亡，人民流离失所；二是谁先挑起战争谁失败，反受其害；三是必有对外的战事。面对来自上天的信息，那个时代的人心有所怵也合理了。

◎　北伐攻势图

总之，因为史料缺乏，我们无法确定宋文帝这一奇特方案策划的真实动机了。

然后，宋文帝还做了一件更出人意料的事。他在宣布北伐后，先派遣殿中将军田奇出使北魏，向太武帝再一次重申了自己的意图：“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他把自己只收复河南失地，不进军黄河以北的想法明白无误地告诉了对方。这话本身并不算暴露战略目的，因为外交战线的斗争本就虚虚实实，但这种软弱的表述和反复重申充分反映了宋文帝底气不足，实质上等于告诉对手：自己不想扩大事态，畏惧与北魏正面冲突。这就好比一个强壮的孩子抢了弱小孩的玩具，弱者不停地哭叫：“你把东西还给我，你把东西还给我，你不还给我我就抢回来！我就把我的玩具抢回来不动你其他的东西！”这其中的高下立判。

◎　使用Stellarium虚拟天文软件，在Espenak & Meeus（2006）时间变量体系下，在430年农历三月时间段无法测得太白冲岁，而在430年11月8日发现一次，符合史籍有关十月太白犯岁的记载。

贤愚驳杂的将帅

无论调动了多少资源，策定了怎样的计划，最终还是要交给人去完成，所以北伐军事指挥官的选择特别重要，甚至从很大程度上决定北伐的成败。宋文帝精心选择的总统帅是自己的堂弟、时任后将军、南兖州刺史的长沙王刘义欣。这位不满三十岁的王爷将坐镇彭城 ，在名义上节度全局，并指挥驻扎在彭城的预备队。刘义欣的父亲是刘裕的弟弟长沙景王刘道怜，后者虽然久历戎职，但“素无才能”“贪纵过甚”，主要依赖军府中的能人将佐辅弼。犬父是否犬子这个不好乱说，我们只知道刘义欣在这次北伐前也是遍历军职，甚至做过中领军这样的职位，却没有明确的史料表明他在这些职位上立过任何功勋。也就是说，眼下的他在旁人眼里是个靠血缘纽带吃饭的公子哥，他能出任这个职位得益于政治可靠和对军队比较熟悉。此外，就在刘义欣离开南兖州进驻彭城的同时，由高祖时代的元勋老臣，已经五十五岁的胡藩出镇广陵，暂时代理南兖州的军政事宜。

与总统帅相比，前线实际指挥官就像样一些了——宋文帝选择自己的心腹爱将到彦之出任，明确归他节制的将领包括王仲德、竺灵秀、尹冲、段宏、赵伯符、竺灵真、庾俊之、朱修之等。到彦之还兼任东线的总指挥官，统帅东线出击的五万人马。

也许在普通文史爱好者眼里，只有以万里长城自喻的檀道济是刘宋的名将，其实刘裕这个农民出身的人手下猛将如云，在刘宋开国之前比檀道济位高功重的军事元勋大有人在，而到彦之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彭城郡武原县人，跟宋武帝刘裕是户籍上的老乡，曾追随刘裕讨伐农民起义军孙恩部，立下过不少战功。刘裕起兵反对桓玄时，作为老部下自然是要跟从的，但不知什么原因，家在广陵的他听到刘裕军队攻克广陵才去投奔，结果错过了会合的时机。据说，到彦之是在准备出发时恰好听到了捷报，事后刘裕批评他来晚了，他也不做解释，而接纳他来投奔的人员又不替他申明，于是就在刘裕心里落下疙瘩，继续从原职做起。实际上，历史真相到底如何，谁也不知道，在那个世道，首鼠两端或者先心存观望都是正常的。其后到彦之又屡经戎阵，既有打击农民起义军辎重部队惨败和被谢晦挫败的灰头土脸，也有守荆楚二十战的威信卓著。在刘宋建立前，他因军功被封为佷山县子（爵）。要知道，那时檀道济也只有男爵，比他低一级，倒是王仲德是侯爵，比他高。总之，就当时来看，宋文帝的这个选择不算最孚人望，也不能说坏。不过，过去的辉煌只代表过去，现在是英雄是狗熊，只有到战场上真刀真枪走一回才能分辨。

在到彦之麾下的众将中，倒也不乏刘裕时代的元勋旧将。列第一位的王仲德本名王懿，因名犯司马懿，而以字称呼。他参与刘裕讨伐桓玄；北伐南燕二十余战“每战辄克”；面对卢循大军逼境，不仅坚决反对迁都，还攻守皆有成绩“功冠诸将”，被封新淦县侯；北伐后秦又是前锋部队总指挥，后又担任诸军总指挥。这样一位可独当一面的大将，本是北伐元帅或前线总指挥的有力竞争者，但因为血缘和人脉两不如，只能屈居此位。竺灵秀、段宏也都是跟随刘裕沙场征战的开国将领。竺灵秀曾在王仲德隶下北伐后秦。段宏则是鲜卑人，原南燕臣子，国亡投奔刘裕，曾辅佐刘义真和刘义符，经历了关中之败。

◎　江苏丹阳市建山金王陈村南朝佚名墓出土的武士画像砖

剩下的诸将里，尹冲为后秦臣子，卷入政治内斗而投奔刘裕，曾为征虏司马、南广平太守。理论上他也应该参与了刘裕伐后秦的作战。赵伯符为国舅爷赵伦之的公子，“少好弓马”，以讨伐蛮人有了将帅的名声（因为身边有高人辅助），喜欢主动参与灭火和讨伐土匪的活动，受到过刘裕的称赞。当然，赵伯符的本质不过是位喜爱冒险的“公子哥”。竺灵真在史籍中缺少生平记载，但观其名可能是竺灵秀的兄弟或亲戚。庾俊之的信息也极少，只知道他在宋文帝登基之前担任仓部郎中，主管全国的仓储事宜。南北朝时代，文臣和武臣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位官员历经文武多职的情况很普遍，所以不能因此确定他一定没有军事才干。笔者怀疑他在军中负责的就是后勤事宜，这对一个前任仓储管理头头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只可惜缺乏史料印证。朱修之亦是相类，他先前曾经做过益州主簿和司徒从事中郎，都是文职，现在却领兵出征，其表现有待观察。

当然，勾查诸史料之边边角角，还有一些零散的将领。比如高进之、杜骥、垣护之、李元德、申谟、沈庆之、崔模、姚耸夫、王蟠龙等等。高进之本是檀道济的左膀右臂，以足智多谋、精于计算、善制攻城器械而闻名。到彦之久闻其名，专门请他来襄助。然而，高进之颇有自己的见解，认为到彦之不是帅才，此去必败，所以虽然至军前，却自请担任押运粮草事宜。杜骥的高祖就是西晋名将、平定吴国的杜预。他是在刘裕平定关中时，与家族一起投奔的，担任各位刘氏王爷的辅佐，眼下正担任刘义欣后将军府的录事参军。他将跟随到彦之前进，更像是刘义欣安排在大军中的眼线。垣护之可谓元勋旧将，刘裕平南燕随家族投效，之后参与平定司马休之，以殿中将军之职出征。李元德恐怕也是宿将，参与景平年间抵抗北魏入侵，元嘉初年担任宣威将军、陈南顿二郡太守，因治绩升宁朔将军，可能正以此职率部出征 。沈庆之就是前文指点赵伯符伐蛮的高人，“忠谨晓兵”。可惜的是，这样一位将才在30岁才被赵伯符的父亲赵伦之相中，开始崭露头角。作为一名后起的“老”秀，时下已经45岁，只挂了个殿中员外将军职务，以偏裨之身跟随赵伯符行动。姚耸夫亦是偏裨将领，是开国元勋刘粹部属，以勇武果断、力大无穷著称，是个敢死队长的材料。其余史籍缺载，详情无知。

◎　清代画家任薰《历代名将图》中的沈庆之

最后，值得书一笔的是，刘宋时代最声名显赫的将领——檀道济，此时却被继续闲置在江州。不到最危急的时刻，宋文帝是不愿意使用这颗烫手的政治山芋的——如果让檀继续立功，该怎么安置他呢？

一个人的不动如山

显然，刘宋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和准备想绝对保密是困难的，更何况北魏派了许多间谍在刘宋境内活动。比如镇南将军、徐州刺史叔孙建就派遣了一个名叫僧护的僧侣到彭城刺探情报（古今中外，间谍最好的伪装身份之一就是宗教人士）。根据他的报告，刘宋北伐军前锋徐卓之部已挺进到彭城，到彦之的主力尚在泗口（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袁集乡桂塘村附近），沿途戒严，并征发马匹，明显是要出兵了。

◎　浙江余杭闲林埠出土的南朝僧侣画像砖，作间谍的僧护可能就是这副打扮。

类似的情报应该不止这一份，于是在刘宋边境卫戍的将领纷纷上表，请求增兵三万人，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打击正在集结和运动中的刘宋军队，挫其锐气，使之不敢犯境深入。他们还凶残地建议杀光边境地区的河北流民，避免这些人成为刘宋军队的向导。

◎　崔浩像

太武帝没有急于表态，而是将此事交给大臣们商议。嗜血好斗的鲜卑贵族纷纷赞成主动出击，只有汉臣崔浩反对。他认定，北魏先前对周边政权的一系列军事胜利已经让刘宋破胆，而当下的刘宋军队行动只是一种防御姿态。如果现在就杀过去，因为对方防御要点戒备森严，而且会拼全力争夺，恐怕很难占到便宜。就算对方一时侵入魏国境内，也不用担心，等到秋后马肥，北魏的骑兵可以很容易驱逐他们。他甚至还对南方的边防将领倒打一耙，说这些人看见北方和西方防御柔然、夏的边将屡立战功，大发战争财，因此故意夸大南方的威胁，也好立功发财。他的话说服了太武帝，放弃了主动出击的念头，继续观察局势的进展。需要说明的是，现在在学界有一种流行观点，说崔浩是个身在魏营心向宋的人，因此处处维护刘宋，甚至其死也与通宋有关。这些真相已不可辨，但仅就这段评述来看，他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第一，北魏军长于野战，短于攻坚；第二，野蛮贪婪的鲜卑军事贵族期望通过战争，掠夺敌人领土的人力、物力资源。

尽管南方将领的意见遭到否定，可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既然皇帝不同意主动进攻，那么换成积极防御试试——他们再次提出刘宋军队已经来了，自己兵力极少，难以抵御，请求派遣幽州以南地区的精兵南下，并在漳水大造船只分派给黄河渡口，以完善防御。这次朝廷公卿们又是集体表示赞同，要出动五千铁骑助守，还建议派遣东晋在北魏的流亡人员去边境引诱边民。

在这个节骨眼上，崔浩又一次扮演了反对派。他大肆批判这些都不是上策，认为北魏如果采取这些举动，会让刘宋误认为北魏要灭宋扶晋，会动员全国力量抵抗。当宋军集结后，发现北魏并非集结了灭宋的力量和具备了灭宋的计划，那么他们会乘自己兵力集中的机会进击北魏。宋军的虚张声势反而因为北魏的冒失变成现实，这是相当得不偿失的。他又嘲讽东晋的流亡人员都是些微末人物，只能招揽一些无赖之徒，根本起不了作用。他建议等四月份出使刘宋的人员回来，听了他们的情况汇报后再作计议。

◎　二十八宿分野图

这次崔浩的意见没有立即被太武帝接纳，于是，他又祭出了天象命理这个大杀器，罗列了五条：第一，现在不好的气聚集在扬州；第二，今年是庚午年，存在着自刑，谁先出兵谁败；第三，日食让白天晦暗，发生时太阳正处于斗、牛宿的位置；第四，引发祸乱的荧惑位于翼、轸宿的位置，有发生变乱和国丧的可能；第五，太白星尚未显现，谁进兵谁失败。有关这五条，需要小小解释一下。第一条很好理解。第二条需要注意一点，这里的刑并非后世命理学所谓的“刑冲克害”的刑，而需要按星象学的解释，理解成克的意思。庚午自刑即午火克庚金，自相残杀。而在自刑这种情况下，谁先有举动，谁先受创。第三条斗、牛宿的分野位置就是扬州，这话的意思是说日食这一对君主不利的天象对应的是宋文帝。第四条翼、轸宿对应的是荆、湘、江诸州，也就是暗示时任荆州刺史刘义恭、江州刺史檀道济等可能有变。第五条参照《开元占经》转《荆州占》：“太白已入而未出，先起兵者，国破亡，祸及一世。”这五条综合起来而言，翻译成白话就是两句：其一，今年的运势对宋文帝很不利，国内要大乱，甚至还有丢失皇位和性命的危险；其二，今年谁先出兵动武，谁就会失败。

最后，崔浩总结自己的观点，认定刘宋既不修人事，又忽视天象不利，还将面对春天水少不利舟行的情况，所以必败无疑。

从表面上看，崔浩的理由似乎编得很勉强，但应该看到北魏军队主力在北，他们刚参加了去年下半年对柔然和高车部落的进攻，需要休整和喘息。而且，自元嘉三年以来，北魏年年皆有大仗，强行从北方迁来的各部族经常激变，需要派兵防备。当年春天，北魏政府强行西迁河西的部分敕勒（即高车）就叛乱而走，引动魏军追讨。就这一背景而言，崔浩反对连续作战倒也合理。同时，北魏正处于对己方外交战成果不明了的状态，需要做必要的了解。而且，他对刘宋王朝的内部矛盾都点到了要害上，可谓卓有政治眼光。但是，等待与战备并不矛盾，崔浩让北魏束手坐等情势明朗，究竟是书生之见还是别有用心就见仁见智了。

太武帝对崔浩的观点是基本认可的，越是未开化的人越容易崇拜超自然的力量，天象命理之事很可能已经说服了他，但统治者的理性告诉他“有备”才能“无患”，要给他的臣民一个交代。于是，他听从了群臣的意见，决心采取积极的对策。他下令幽州以南选拔一批士卒集结于黄河，又在相、冀、定三州（今河北南部）造三千艘船只备用。

龟步河渚与逐步设防

就如同北魏间谍报告的那样，刘宋的十万北伐军誓师出发了。尽管出于军事保密需要，未必大张旗鼓，但说他们威风凛凛，旗甲鲜明还是不过分的。踌躇满志的北伐军总统帅刘义欣向河南之地的吏民发布告示，以王师自居，称：“（我）莫府忝任，禀承庙算，剪爪明衣，誓不顾命，提吴、楚之劲卒，总八州之锐士，红旗绛天，素甲夺日，虎步中原，龙超河渚。兴云散雨，慰大旱之思，吊民伐罪，积后己之情。师以顺动，何征而不克，况乎遵养耆昧，绥复境土而已哉！”言下之意，此次北伐战略得当、兵精甲足、顺天应人，所以刘宋必胜，北魏必败，因此要求他们“幸加三思，详择利害”，及时输诚归化，不要站错了立场。

◎　陕西省平利县乌金乡出土的车马出行画像砖。笔者认为此图也可以视作军队出行来理解。

为了管理可能收复的河南之地，早在三月初八，宋文帝就预先任命北伐军中的尹冲为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颍川兖州之陈留二郡诸军事、奋威将军、司州刺史。从任命内容来看，宋文帝不仅预备让尹冲担任河南之地的行政、军事长官，还期望他对关中（雍州）和河东（并州）有所进取。

可北伐军的进军，并不像刘义欣在告示中鼓吹的那样神气活现。主力自四月份从淮河沿线推进，到七月份才进入济水抵达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据说是因为泗水水浅，舟船行动困难，每天只能推进十里。这样的速度莫说是“虎步”，简直是龟速挪移。况且，南方军队依赖舟船转运，春季雨水不足这样的因素应该早有针对预案；泗水又基本在刘宋境内，对河道水文应该早有调查，如何会出如此纰漏？更甚者，如此进军，在目前的史籍中却无任何批评或调整战略的记载，让人匪夷所思。联系先前的北伐方案，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即北伐军的缓进是在计划内的，为了等待合适的时机。也许有人问，北魏不是已经在战备了么？笔者认为那种准备是有限的，不符合宋人预想中的大举兴兵。

北伐军推进得慢，北魏方面也从容地逐步加强战备。此间，首先是太武帝见到了刘宋的使臣田奇，后者清楚地转达了宋文帝的意思。太武帝是个强势的君主，在言辞上也不肯落人下风，他很强硬地回复：“我刚出生，胎毛还未干的时候就听说河南是我们大魏的领土，你们有什么道理来拿？你们一定要来，那就来好了，我先让让你，到冬天黄河封冻，我自己再拿回来！”太武帝这番话可以与刘裕伐南燕时回复后秦王姚泓的话对比，其中颇有刘裕之风骨，比宋文帝更像其父。倘然刘裕长寿些，与太武帝对阵，是否会有生子当如拓跋焘的感慨呢？

◎　《历代古人像赞》中的宋武帝刘裕像

架空不叙，细品太武帝的话，可知他已经乾纲独断，采纳了崔浩的反击战略。当然，作为一个军事家，他自己有更完备的设计。他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在骑兵，刘宋优势在舟师，夏秋多雨，利于敌，秋后马壮，利于己。更何况连年战事，自己消耗很大，西线夏国军队又在蠢蠢欲动，所以没必要现在就与刘宋为河南之地进行决战。他采取以退为进、诱敌深入的方式，以空间换时间。

当然，事情得一件一件办。五月十三日，太武帝借刚平定敕勒叛乱之机，发布诏书：“近遣尚书封铁翦除亡命，其所部将士有尽忠竭节以殒躯命者，今皆追赠爵号；或有蹈锋履难以自效者，以功次进位；或有故违军法私离幢校者，以军法行戮。夫有功蒙赏，有罪受诛，国之常典，不可暂废。自今以后，不善者可以自改。其宣敕内外，咸使闻知。”战事将近时，赏功罚过，严肃军纪，并且不仅在朝廷内部宣示，还对万民公开，其训诫警示用意十分明显。六月，他又任命平南大将军、代理丹阳王拓跋太毗 驻扎黄河之上，统率幽州以南选拔出来的军队。同时，东晋宗室司马楚之被封为安南大将军、琅琊王，驻扎颍川（今河南许昌市东） ，招纳反刘宋的势力。

有关拓跋太毗，史料记载极少，只知道他曾参与讨伐夏政权，从后来他被人替换，史籍无名来看能力有限。司马楚之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馗的八世孙，因刘裕为代晋诛杀司马氏族人而流亡民间。后来，他聚众于长社（今河南长葛县老城）与刘宋对抗，有一定的军事指挥能力。当然，太武帝主要期望他能扰乱刘宋后方，并不奢望他能左右形势。

虚幻的兵不血刃

七月初，一路磨磨蹭蹭的刘宋北伐军终于转入黄河，开始逆河而上扑向北魏的边防军镇。北魏边防军队按照太武帝的布局，选择不战弃城而走，走之前还点火烧掉城里的一切。自东而西，两千余里战线的四座重要军镇——碻磝、滑台、虎牢、金墉，分别于七月初三、七月十四、七月二十六（后两座同一天）弃守。北伐军轻而易举地进占河南之地（颍川一带除外）。据各正史，北伐军的行动是兵不血刃，但《建康实录》记载（很可能是转引《宋略》）王玄谟在虎牢击败了北魏军队，斩了其大将大赤歇末——个人觉得这段记载很可能夸大，北魏军队后卫与刘宋军前锋存在小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更高。

对于前线总指挥到彦之而言，出发前他一定设想过边境城塞攻防苦战的情形，但是如今形势的发展出乎意料，简直让他喜出望外。要知道，这次北伐就是宋文帝让其建功树威的，能有个良好的开局便是成功一半了。他安排朱修之驻扎滑台，据守这一全军进退的关键枢纽。又以尹冲、杜骥、姚耸夫三支部队逆黄河而上，尹冲军进占虎牢，杜骥军屯驻金墉，巩固要点；姚耸夫部机动作战。剩下的主力大军集中驻扎于黄河渡口灵昌津（今河南延津东北）南岸。这里距离河北的政治中心邺城大约150里之遥 ，摆出了一副随时进军河北的架势——难道是到彦之被表面的胜利冲昏头脑了？笔者觉得，此事包含了多重可能性。就当面的情势而言，北魏将不战而退的边境军队和幽州以南的征调军队都集结到黄河北岸，他们在数量上与到彦之率领的北伐军主力相当，甚至更大（分析见后文），对黄河南岸的刘宋军队形成巨大威胁。而到彦之的决定正是针对这一威胁，他的进攻架势可以迫使北魏军队加强对邺城一线的保护，就地转入防御，不敢轻易在其他地点重兵南下。就整个战局情形而言，自八月起，夏国也似乎有了针对北魏的实际行动（具体见《不可靠的盟友》一节）。盟军的加入，很可能会造成更好的战略态势，所以事先把军队集结到一个合适的攻击出发阵地，也是应对局面变化的准备。还有一个方面容易被人忽视，即这一举动也许是刘宋决策层对北伐战略进行调整的结果。因为在七月二十三日，一向沉稳持重的王昙首病故，年轻急躁的宋文帝和弟弟刘义康在决策中的影响力变大，面对进军的空前顺利，他们是否有了更多冒险的念头？虽然历史资料不足，但留下了令人遐想的空间。

北魏方面也依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各种政策。七月十七日，太武帝下诏：“今诸征镇将军、王公仗节边远者，听开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员。”这实际上是要求边镇自行扩充幕僚和实力，准备应对非常事态。次日，他又任命自己的舅舅、驸马都尉、大鸿胪卿杜超为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太宰、诸军节度，进爵阳平王，坐镇邺城，统管集结在黄河北岸的军队。他还加封已经不在人世的外公杜豹为镇东大将军、阳平景王，外婆为钜鹿惠君。杜超既与太武帝是舅甥关系，又娶了南安长公主（未知其与太武帝辈分关系），亲上加亲，因此在政治上十分可靠。只是，他先前虽然参与过高层军政决策，却未真正担任过军队职务，缺乏军事指挥经验。在这一点上，太武帝与宋文帝的思路同出一辙，毕竟风雨欲来之时，稳定才是压倒一切的。

杜超统帅的大军是一支庞大的力量，虽然正史并没有记载这支部队的具体数目，但可以根据史籍中的蛛丝马迹进行推测。首先是来自幽州以南的临时调动的地方军队，即杜超都督的冀、定、相三州军镇军。按照先前群臣请求的三万人来看，实际调动的部队可能符合这个数目或略大于这个数目，也就是说有3～4万人。还有一支便是河南四大军镇撤回黄河北岸的部队。翻遍史书，大约可以明白，北魏一地之军镇未必只有一军，一军正常在五千，也有不足的情况。目前对于四大军镇未发现一军以上的充分证据，为谨慎起见按4～5军计算，则合计数目为2万～2.5万。前后数据相加，杜超部队的人数大约是在5.5万～6.5万。而此刻隔河对望的到彦之，除了彭城的预备队以及金墉、虎牢、滑台驻军外，实力不足5万 ，反而比北魏军队要弱。

在这种并不完全占优的情况下，到彦之还是做了一次进攻尝试。八月十二日，姚耸夫率领机动部队数千人渡过黄河，进攻重要的渡口——冶坂（今河南孟州市吉利区西南黄河北岸）。刘宋军队此举的动机可能是模仿刘裕的却月阵之战，在河北以一次干净利落的作战，打击正在河内地区集结的北魏军队，挫败他们的战斗意志，使之彻底不敢渡河南下。然而，两次战斗实际情况却存在诸多不同。首先，却月阵之战有刘裕亲自统率的大军在南岸，而这次南岸除了金墉和虎牢的守军外，并无强有力的统帅与军力后盾。其次，上次担任战地指挥官的是出身将门，“果锐善骑乘”的朱超石。从却月阵之战中可以看出，他掌握战争节奏十分到位，又带断槊作为最后终极杀器，具有智勇双全的素质。而且部下像胡藩、刘荣祖皆勇猛善射之人，尤其后者“少好骑射”擅长“以寡克众”。此外，参战的重要将领丁旿是刘裕的贴身卫士队长 ，曾经亲手殴毙刘裕的对手诸葛长民，民间流传“勿跋扈，付丁旿”的谚语。其所率七百人，亦是刘裕近身亲卫部队为基干。然而，这次呢？前文在介绍北伐军将领时就已经谈过，这位姚耸夫是一位敢死队长的材料，并不适合脱离统帅独立率部作战，更何况是第一次独当一面。姚耸夫的部下虽然未必缺乏猛士，但如果领导他们的人缺乏谋略，那就危险了。

关于军镇力量，《魏书·杨椿传》“自太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这里的中山即定州）；《魏书·太祖纪》“以龙骧将军日南公和跋为尚书，与左丞贾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镇邺”；《魏书·尉古真传》“太宗初，为鸿飞将军，率众五千，镇大洛城”；《魏书·刘洁传》“洁与永安侯魏勤率众三千人，屯于西河以镇抚之”；《魏书·王慧龙传》“后拜洛城镇将，配兵三千人镇金墉”。从中可以看出，正常的一军数量大约在五千人。刘洁的三千应属镇抚河西敕勒的临时例子，王慧龙则非鲜卑核心集团的将领，配给部队未必完全。又，关于四大军镇军数的计算，有两处可疑。一是虎牢镇曾设镇大将，见于《魏书》于栗磾、陆俟两传。有镇大将是否意味着统率超过一军的兵力？史籍没有明确的证据。为慎重起见，该镇按1～2军计算。一是前述王慧龙事仿佛在说明金墉镇有两军，但洛城镇与金墉的关系不详，可能就是金墉城或洛阳周边驻军营地均属洛城镇管辖，且王慧龙“配兵”的兵从何来也很可疑，可能是来自原金墉镇的驻军划分而出，故而暂以1军计算。

◎　内蒙古呼和浩特北魏墓葬出土的北魏武士俑

◎　北伐军西进态势图	◎　当年却月阵杀伤情景图

北魏军队的反应也很快，他们迅速调整部署，以名将安颉统率部队迎击，并安排平南将军公孙轨率一部驻屯壶关（今山西壶关县东南），以备不测。姚耸夫部渡河之后，遭遇的正是安颉的部队。安颉出自辽东胡人，以“辩慧多策略”和“善绥士众”而出名，曾经在缺粮缺马的不利境地下，自选壮勇，巧妙作战，生擒夏国君主赫连昌。当勇将遇上智将，结局就可想而知了——刘宋军队大败，被斩首三千余级。凶悍的姚耸夫还是凭借一身蛮勇冲杀了出来，甚至还斩杀了拓跋焘的叔叔英文特勒 。他带着残兵和英文特勒的脑袋一路退到黄河边，由于北魏军队追赶得急，姚和一部分人得以登船，还有一部分人被黄河的波涛吞没。

挨了这当头一棒，到彦之不再蠢动，他要安心保住自己已得的胜利果实。

不靠谱的盟友

前文说到，刘宋可争取的具备一定实力的盟友有两家，一是柔然，一是夏。柔然新破，无法组织起反抗的力量，甚至还对北魏示好，因此能有所作为的就剩夏了。因为史料缺乏，我们并不知道夏与刘宋之间的合作细节，特别是关于夏开始实施军事行动的具体时间。尤为可叹的是，《资治通鉴》对这段历史的陈述存在严重的问题 ，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根据现有素材梳理，笔者推测在八月十二日姚耸夫进攻冶坂之前，夏与刘宋已有了明确的沟通，并提出了所谓合兵灭魏，瓜分河北之地，恒山以西归夏，以东归刘宋的方案（参见注《魏书·铁弗刘虎传》引文）。夏军进行了动员，由君主赫连定的弟弟赫连谓以代率一支万人以上的军队为先锋，兵逼鄜城（今陕西洛川县土基镇富城村），先进行试探性攻击。赫连定本人集结数万人为后援，视情形而动。

面对西线突发的情况，太武帝果断地调集军队，准备先解决来自侧面的敌人。这时，北魏的群臣集体站到了太武帝的对立面。他们认为刘宋的北伐军还在黄河一线，乘坐舟船机动，可以随时北上进攻，如果主力向西先跟夏军作战，等于敞开房门让刘宋军队打进来，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太行山以东都保不住了。太武帝见又是大家都反对，便征询崔浩的看法。跟前两次相同，崔浩还是不赞同群臣的意见。他为太武帝分析了局势，认定刘宋与夏的盟友关系十分淡薄，他们都希望对方大举行动自己从中获利，所以“有似连鸡，不得俱飞，无能为害也”。他还指出，照他最初的预计，刘宋北伐军是奔着收复河北来的，应该将舟船屯聚在黄河之中，兵力兵分两路，东路攻取冀州（今河北冀州市），西路进兵邺城。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北魏就不该兴兵向西，而应该先集中兵力击破刘宋军队，避免腹背受敌。但是现实中，刘宋军并没有采取这种作战方案，反而将部队推进到整个河南之地，把大军分散在西至潼关、东到滑台的两千余里战线上，分点据守。就此看来，他们根本就没有进攻河北的意思，纯粹是利用黄河天险，想保守住河南之地而已。最后，他建议太武帝不要心存犹豫，乾纲独断先出兵扫平夏国残余势力，挟胜利之威出潼关，以猛虎下山之势横扫河南之地，可获全胜。

太武帝其实并不是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只是在群臣反对时，要寻找一个人来说出他想要的观点，为他决策拍板提供依据。于是，西征很快纳入轨道。八月二十日，太武帝在南山围猎——这当然不是享受，对游牧民族而言，围猎就是军事检阅和演习的一种手段。应该在差不多时候，西征的先锋军由平西将军、始平公拓跋隗归指挥的部队增援鄜城前线了。为了避免后顾之忧，八月二十四日，太武帝还任命六十一岁的老将长孙道生为征西大将军，加强在黄河上的兵力，配合拓跋太毗——这一支应该是从驻扎平城的中央禁军中选拔的有生力量。

◎　元嘉七年北魏攻夏图

北魏征西前锋军的行动十分顺利。九月初六，拓跋隗归在鄜城一举击破夏军，生擒其将王卑，斩杀万余人。赫连谓以代逃回了夏地。捷报传来，西征主力的行动也加快了。九月二十一日，他的御驾抵达夏国故都统万城，在此集合军队，布置对夏国的最后一击。

夏国皇帝赫连定也没有坐以待毙。赫连谓以代失败后，他就留下弟弟上谷公赫连社于、广阳公赫连度洛孤守卫都城平凉（今甘肃华亭县西），自己率数万大军赶到鄜城防御拓跋隗归。然而兵贵神速，他率领这么大一支主力军，在短时间内未能击破北魏征西前锋部队，导致自己陷入被动。

太武帝没有指挥大军与鄜城一带的赫连定正面交战，而是极为聪明地攻敌必救——直扑平凉城。途中他还故意将平凉郡和安定郡封给西秦，促使西秦出兵，袭扰夏的后方。十一月初三，太武帝抵达平凉城外。他先让随行的赫连昌以前任君主和兄长的资格出面劝降，遭到赫连社于拒绝。随后，太武帝便在平凉、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城以北泾河北岸）之间布置了大包围圈，等待夏军主力自投罗网——标准的围城打援。

此时，听说后方告急的赫连定，急匆匆从鄜城前线奔回。他可能意识到太武帝正在等着他，但他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只能拼力向前决战。他留下一部分军队守卫安定，自率主力三万步骑来救平凉。结果没有任何悬念，夏军落入包围圈里，被困在鹑觚原之上，只能结阵自保。由于这座山缺乏水源，数日之后，夏军便口渴难耐，如果继续坐守只有死路一条了。十五日，赫连定率部突围，但脱水的军队毫无战斗力，迅速被击溃。赫连定幸运地单骑脱逃，西奔上邽（今甘肃天水市）。魏军乘机攻下安定。到十二月十五日，平凉守军出降。太武帝顺势东下，关中一带夏国守将均弃城而逃，除了上邽鼻屎之地外，夏国基本被平定。现在，太武帝可以彻底放手出来对付刘宋了。

◎　彩绘骑马吹号角俑

颟顸的河防

北魏军队针对刘宋的反击，要比一般人想象中来得早。对军队战斗力有充分自信的太武帝，未等击败赫连定，就授权黄河前线部队展开反攻。制定这一决策的具体时间不详，但是在九月二十日，正赶赴统万城途中的太武帝下令，为其未见过面的生母——密太后杜氏修建祭庙，地点就在杜氏的家乡，也是杜超挂帅镇守的邺城。如果说地点纯粹出于巧合，那这个时机就太意外了。显然，太武帝此举有以亲情与皇恩加诸舅舅的嫌疑，可能就在那天的前后几天里，他做出了反击的决策。

太武帝的反击显然经过精心谋划，他确定的方案是先以黄河以北西线的军队进攻洛阳，再东进虎牢，仿佛是一记标准的右勾拳，砸向刘宋河防的左翼。由于决策的过程史书无载，后人只能根据基本的形势作推测，如此行动大致有两点长处：一是北魏军西进已经吸引夏军将主力集结到渭水以北，而长安以东地区也将采取守势，没有能力东进配合刘宋军队，进攻洛阳、虎牢的部队将无侧翼之忧；二是一旦攻占洛阳、虎牢，将剪除刘宋军队的左翼，占据黄河上流的地形优势，再行东下如破竹之势，且侧翼之忧最小。第二个侧翼之忧需要解释一下，因为刘宋军队主力依赖水运，西线并非主攻，所以以步兵威胁东下部队的侧翼的能力不足，难度也较高。而如果在邺城一带渡黄河进攻，不仅直接面对刘宋军队主力，刘宋军队还将利用黄河与济水进行增援，甚至从战线东侧包抄北魏军队。

北魏军队西线进攻的主官是足智多谋的安颉。他首先投入一支精锐部队渡过黄河进攻洛阳一带，这是试探性的攻击，只要进攻顺利，北魏大军便会全面渡河。

此时在黄河南岸的数万刘宋军队，正处于一种沿河分散防御的状态，享受着“千里河防无战事”的轻松。尽管老将王仲德认为狡诈的北魏军队不战而走是一种假象，他们此时正在河北集结大军，准备等待黄河结冰后再南下。但是，太武帝自九月开始的西征，带来了新的战局变化，这很可能导致刘宋指挥官们的误判。笔者分析，在到彦之以下大部分将领看来，北魏实力虽厚，但不具备两线开战的力量。当下，其主力军西征夏国，就算取胜，今年内也将无力南下，而河南大势已定，只要各自加强防御，便可高枕无忧。来年北魏若思进犯，也要再等秋高马肥，则数月之间河南之地的防御体系将进一步加强，完全可以应对。所以，众将是一片欢天喜地，没有注意到危险的临近。

在这种松懈的气氛中，到彦之又做了两个决定。一是调整部署。他留下沿河防御的部队后，与王仲德一起率主力离开灵昌津，于十月初五退驻到滑台以东 。其实北伐军主力留在更上流的位置对北魏是一种威胁，对整条河防来说，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撑，那为什么到彦之却选择退呢？据《建康实录》记载，当年“九月河冰可涉，灵昌众军还固”，意思是黄河在九月就结冰了可以行走，所以采取了后退固守的策略。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小冰期，气候相对寒冷，但九月河南段的黄河就冻结到可行走的地步还是令人匪夷所思。漫巡典籍，对两晋南北朝时相关事宜梳理，虽然未发现充分的证据，但零散的记载显示黄河“冰合”的时期要稍迟一些，而现代科学与文献结合的研究也有间接佐证。因此，笔者怀疑这是某位原始记录者为了给到彦之开脱，故意虚构的。在笔者看来，到彦之后退实际原因应是枯水期又至，兵马集中在前线，物资转运供应压力较大（据说前线已经出现了粮荒）。既然前线尚无要紧战事，那么可以将主力后撤到进退合宜的阵地，方便救粮和休整，紧要时再增援一线。

◎　邺城遗址出土的青石角螭首

到彦之的另一决定是安排最勇猛的姚耸夫去执行拖钟的任务。在中国古代，音乐是政治和道德教化的重要手段，孔子就认为人之学“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具体来说，官方宫廷雅乐与国家政治密不可分。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论是祀还是戎都需要音乐的辅助，特别是前者。《易》云“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到东汉明帝时又扩大至“宗庙宜各奏乐，不应相袭，所以明功德也”，即每位过世的皇帝都有自己的祭祀雅乐（不能理解为哀乐）。要演奏雅乐，就要相应的乐器。宫廷雅乐需要“八音迭奏”，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种质地的乐器一起演奏。金为八音之首，包括钟、镈、錞、镯、铙、铎。然而，中原蒙尘，无从将西晋时代成套的国家乐器带到江南，所以东晋建立时窘迫到了“无雅乐器”，不得不“省太乐并鼓吹”，完全不成体统。第三位皇帝晋成帝虽然努力恢复，但“尚未有金石也”，即无法组成完整的雅乐乐队。直到晋孝武帝太元年间，这些乐器才齐备，刺史距离开国已逾60年了。尽管乐器齐备了，问题还是存在，因为这些后造的物品与先前的多少毕竟有些差异。更为重要的是，既然宫廷雅乐如此重要，能演奏它的乐器自然而然也被赋予高度的政治象征意义。当时，如何体现江东政权是天下正朔，是真正合法的天命所授呢？能继承西晋的国家乐器就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所以，有志于天下的刘裕在平定后秦后，曾安排专人收罗关中洛阳一带的旧编钟，载运回建康。可惜的是，当时有一口大钟失落在了洛阳附近的洛水，还没等打捞起来，北魏军队就进占了河南之地，它也就没机会再见天日。现在，既然北魏军队短时不会来，就赶紧把它运回来吧。于是，姚耸夫带了一千五百名健壮军士去执行这一重大政治任务了。

◎　今日的黄河下游，冬季已难见到整河封冻的情景，倒是冬末春初要防凌汛（上游来的河冰）。图为濮阳市台前县2008年1月凌汛的情景。

◎　中国古代宫县组织形式，所谓宫县即皇室乐队。两晋南朝宗庙祭祀时，“宫县在下，琴瑟在堂”。

在到彦之进行谋划的同时，朝廷也针对前线局势进行了相应调整。十月初一，南豫州与豫州合并为一。这一举措充实了豫州管区的力量，作为北伐将领之一的时任刺史刘德武，可以调动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加强防御。同一天，宋文帝的亲弟弟竟陵王刘义宣以左将军军号出任使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徐州刺史，但未进驻彭城，而是驻扎石头城遥领。这一件事殊难理解。按照常理，坐镇徐州多年的王仲德参与北伐离开徐州，必然留下可信官吏处理行政与军府事务，朝廷理应给予信任，以安其心，但为什么要在这个关键时刻，让一个未成年的王爷取代他，并在后方遥领此职呢？（刘义宣的年龄《宋书》记载有矛盾之处，据许福谦论定出生于义熙十一年，至元嘉七年仅16岁）从王仲德的经历看，刘裕伐秦他为帅；刘裕登基分封功臣，他封户达2200户，仅次于檀道济的兄长檀韶；他又是太子左卫率辅助和警卫太子；可见王仲德是刘裕信任的将帅，而不是宋文帝的腹心。所以，他不仅不能出任北伐主帅，还属于被新皇帝敲打的主要对象——未成年王爷出镇，府州僚佐由朝廷派遣，这样就能直接插手徐州的府州事务，撼动王的私人势力，使其顺从新皇帝的权威。宋文帝要整治元勋老臣有其政治合理性，但他显然选错了时机。现在北伐尚在进行，这样明枪暗箭地来搞政治压制，会让军营中的王仲德乃至其他将领倍感寒心。此举堪称经典臭棋。

西线崩溃

与刘宋军队的麻痹大意相反，北魏军队明显做了充足的反攻准备，这点从主将安颉选择渡口上就看得出来。在当时洛阳以北的黄河沿岸，集中了多个渡口可以使用，分别是孟津、富平津、小平津、冶坂津、委粟津、硖石津等。由于古今变迁比较大，所以不少渡口今日已经很难精确定位。可以肯定的是，前三津位于今日孟津县会盟镇的境内，也就是相对东边的位置。其中孟津、小平津在东汉时节就是环卫洛阳的八关之一，而富平津则是西晋时杜预造的浮桥所在。这些津渡连接着前往洛阳城的主道，通行便利，但刘宋军队防守和监视的严密程度肯定很大。后三津则位于会盟镇以西的白鹤镇境内，按从东向西排列依次是冶坂津、委粟津和硖石津。冶坂津太靠东面，曾有浮桥（北魏明元帝时于栗磾所造），又是姚耸夫曾来之处，刘宋方面比较熟悉，而硖石津则太靠西，相对而言，委粟津是个合适的选择。还有一点值得说，就是从西面的津渡过河，有可能利用邙山西部的豁口和山谷进军，直插洛阳西北，这样可以绕开东三津延伸过来的主干道，一定程度上能掩蔽行动，达成军事上的突然性。可惜，史籍记载不详，笔者也未能实地探查，无从证实了。

除了利用地利，安颉还充分利用了人和，即利用熟识南方情况的向导——由晋室宗亲司马灵寿召集的两千名所谓“义军”出现在北魏军队序列中。司马灵寿的伯父司马国璠与父亲司马叔璠早在桓玄与刘裕争锋时就逃往南燕。刘裕灭南燕，他们逃往后秦；刘裕灭后秦，他们又逃往夏；北魏占领夏国都城统万，他们又归顺北魏。可能就是在他们的招引下，司马灵寿和弟弟司马道寿也来到北魏。身负灭国亡家之痛，又急于在鲜卑人面前证实自己的价值，他们自然十分卖力。

十月二十二日，在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后，安颉率领部队乘坐新制的战船，从委粟津成功渡过黄河，登上了南岸。一场血与火的厮杀就此揭开序幕。

北魏军队过河后，首先就扑向洛阳城。此时，负责洛阳一带防务的正是建武将军杜骥。与安颉的气势汹汹比起来，后者可谓是热锅上的蚂蚁。杜骥能掌握的兵力应该只有数千人，与北魏军相较，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唯一能够依赖的就是洛阳城西北角的要塞金墉城。金墉城始建于魏明帝时期，是为了加强洛阳的防御而建。其城区属于整个大洛阳的一部分，西墙和北墙就是洛阳的外郭，东、南两墙为另筑。城圈南北长约310米、东西宽约240米，城墙墙体宽度在10米以上，高度应在8米以上 ，东北角与外郭相连处还有百尺楼。然而，自西晋末年以来，洛阳屡经战火，作为军事要塞的金墉城自然损坏严重。杜骥率部进驻后，负担着修葺的重责，但满打满算他们才修了两个多月，不可能将其充分修复。战备不足，再加上天寒地冻，粮草缺乏，所以从军事上而言，他根本不可能守得住这座虚幻的要塞。既然守不住，那就只有逃和降两条路。作为武将，杜骥这点气节还是有的，投降不可能，所以他决心效仿金墉城的前任主将——河南太守王涓之，选择弃城而走。但是这样一来，作为守土有责的将领，迎接他的将是死罪判决。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两全其美呢？有，那就是找个人来替他背黑锅。人急则邪智生，这位西晋名将、一代大儒杜预的后人在生死利害面前节操尽丧，他派人告诉在洛水搬钟的姚耸夫，说金墉城已经修理完，十分坚固，粮食也十分充足，就缺少守卫的人，请他先回来一起守城立功，运钟的事情先放一放没问题。姚耸夫是个直肠子的武夫，不懂文人那些肚肠里的文章，一听这话就兴冲冲带领兵马回来了，等进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一腔热忱消散，气呼呼地又带兵走了——从隶属关系而言，姚耸夫过去是开国元勋刘粹的部下，现在亦非杜骥的直属部属，自然不必事事听杜骥调遣。但他没想到就是这一看似无害的抉择日后害了他的性命——他的突然离去，让阴险的杜骥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随后也弃城南逃。

◎　北魏军西线攻势图

当然，根据这段记载，也可以分析出刘宋军队应该发现了北魏军渡河，至少是安颉兵临城下之前就发现了情况。否则，杜骥来不及通知姚耸夫，安颉也不会放任城外刘宋军队回城加强防御力量。同时，杜骥没有选择迎头拦截或击敌半渡，可能是他认为自己的实力不够以及丧失了斗志。

◎　北魏洛阳城址复原图，注意金墉城（丙城）的位置。	◎　洛阳城西北角甲乙丙三城情状。

杜骥这一逃跑，最开心的就是鲜卑人了。安颉于二十三日顺利杀进了洛阳，这一天南方的天空正冬雷滚滚（按民间传统说法，冬雷预示有战事会损害国家，并且是利客不利主）。根据《魏书》的记载，这场战役北魏军队斩首五千余级，擒捉二十名刘宋将领。细品这个战绩，却令人疑窦丛生——刘宋军队主将临阵脱逃，无论是洛阳本城还是金墉城内都不会有像样的部队戍守了，所以很可能是随杜骥逃跑的部队被安颉追上了，毫无斗志的他们就像当年的青泥惨败一样，遭到了对手的屠戮。当然，也不排除安颉的功绩存在一定水分。

金墉城不过是小试牛刀，接下来安颉乘胜从大道进军，进逼第二个目标——虎牢。在途中，他会合了来增援的龙骧将军陆俟、统万将军和归率领的禁军部队 。陆俟、和归均是鲜卑部落首领的后人。陆俟的父亲陆突是道武帝部下武将，屡立战功。陆俟自己生得十分聪明，性格又强势，主管选举事宜有主见，不屈服于外来的压力。太武帝伐夏时，他曾作为统帅指挥部队镇守北方，防备柔然，是一名有魄力和才能的将领。和归则是道武帝时代宠臣和跋的小儿子。和跋多有军功，后被道武帝杀害，但受到太武帝的重视，祭奠不绝。和归曾参与太武帝伐夏战役，颇有战斗经验。

虎牢镇的守将乃是司州刺史尹冲和荥阳太守崔模。尹、崔二人与杜骥同属南渡投奔刘裕的北方人，但是他们没有像杜骥那样不战而走，而是组织了一些像样的抵抗。然而，金墉城的丢失仿佛多米诺骨牌的起点，对本就不稳的军心产生了冲击，加上可能寡不敌众，因此城池陷落了。尹冲很有血性，从城头跳下，以死殉国；感情丰富的崔模则做了俘虏。不过，由于战场混乱导致三人成虎，传回刘宋的信息变成了尹冲和崔模都跳城而死，并以此记入《宋书》。更为荒诞的是，在《魏书》和《北史》明确记载尹冲战死、崔模降魏的情况下，司马光不知何据，居然在《资治通鉴》中又误记为两人均降。1956年版《资治通鉴》又未予充分核证，引得丁福林先生大叹“遂使（尹冲）千古忠骨，几遭百世之冤”，也算是一道奇景了。（论证见《宋书校议》P383—384）

从二十二日渡河到二十八日攻占虎牢 ，满打满算，安颉只用了七天，可谓神速。至此，从滑台以西直至潼关的千里西线，彻底崩盘，刘宋军队被打垮了半边，河南与河北两支北魏军队对下游到彦之主力形成钳形夹击和居高临下之势。

吓破胆的逃跑将军

正当安颉在西线行动的同时，北魏军队总统帅杜超也将主力集结到了七女津（今河南范县南或西南），摆出一副准备渡黄河的姿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七女津，在州西北……《志》云：州北三十五里有七女泉，出蚕尾山，旧注于河，今入积水湖会汶水。七女津当即其处。”一些资料也沿用此说，今人因此将七女津的位置定于今日东平县西北（或称老湖镇九女泉村）。此说显然谬误。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清时代的汶水河床离南北朝时期的黄河尚远，倒是与济水基本相近，北魏军队在当时情况下断无已渡黄河，隔济水与刘宋军队对峙之理，故而光绪《东平州志》引用顾书之说后又加评语云“今按在山为泉，渡处为津，虽同名七女，当是两处”，着实正确。故而笔者依据历史地图与两军对阵形势推测，判断七女津在今日范县南或西南的说法较为准确。

此刻刘宋方面的统帅到彦之还不知道西线金墉城也遭到攻击，面对北魏军队大兵集结压境，他出于正常的反应，进行了一番有限的阻遏尝试——十月二十三日，到彦之派王蟠龙率一支小部队逆流而上，接近七女津，准备盗取和破坏北魏军队的船只，拖延他们渡河的时间 。这样一次特种作战不幸失败了，北魏军队发现了他们，在交锋中王蟠龙战死。

不久，到彦之接到洛阳、虎牢失守的消息，他立即做出了一个非常丧心病狂的决定——烧了全部船只，步行逃回南方。根据史书记载，他是在眼疾加重、军中疫病流行和缺粮的状况下才做出的这个决定。但是，在笔者看来，历史真相可能并不像史书记载的那样单纯。尽管疾病有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但实际的因果很可能被历史记述者倒置了。因为战场上信息的不对称，到彦之眼中的局面很可能会是这样：抢船失败，导致不知道何时北魏军队就可以渡河杀来；洛阳、虎牢在短时间内失守，整个西部战线瞬间崩溃，很可能是太武帝已平定夏国，率领北魏主力军从关中杀出来了；而前述的两线夹击，根本不是他能够抵御的。这一切让他焦虑、恐惧，在重重压力下，他不仅眼疾加重，还丧失了自信和决策能力。初冬时节，在军营这样的人群集聚区引发局部疫病，实属正常，但在他眼里被无限夸大。此刻，他唯一想的就是如何尽快逃回去，由于泗水干涸，行舟不便，因此步行就比坐船快。

◎　可能是马耳谷口的齐长城风门道关，此处有路可分别抵达淄川（古盘阳城）和青州（古东阳城）。

与近乎吓破胆的到彦之相比，其他冷静理智的将领还是不少，因此，他的决定遭到部下极为强烈的反对。王仲德是反对者中的温和派。虽然徐州后院不安稳，但他还是诚恳地为到彦之分析了三点：其一，洛阳和虎牢的丢失，都是势所必然，不用太过恐惧；其二，河南之地的北魏军队距离东平尚有千里（实际应为400多里），前面还有滑台的我方重兵集团，不用跑这么快；其三，如果现在就弃舟逃跑，军心就散了，军队也会散。最后，王的建议是坐船沿济水而下，到兖州与青州重要交通枢纽马耳谷口 看情况再决定。

殿前将军垣护之更为激进，他写信给到彦之，明确反对逃跑。他提出让竺灵秀率军支援滑台的朱修之，确保这个战术要点，另外主力则在到彦之的指挥下渡河前攻河北。他还发牢骚说：“当年北伐时，那是连年争战之后，又没有人又没有粮，仍然大胆向前争夺，不肯轻易撤退。现在青州粮食丰收，济水后勤线畅通，军队供应充足休息良好又没有损失，正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这个时候如果任意放弃滑台，丢失已取得的功业，就对不起朝廷的任命哪。”在这里插叙一句，细心的读者显然注意到，前面说部队缺粮，为什么垣护之这里却说供应充足呢？是不是一定有人在说谎？我们说，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面对同一种情况，不同性格不同观念的人会得出不同结果。比如著名的半杯水测试，悲观的人认为只有半杯，乐观的人认为还有半杯。同样，如果部队存粮不足，开始控制粮食供应，但有消息粮食会运到。这时，乐观的人就不会认为这是缺粮，悲观的人就可能想，万一运输有个耽搁，那就完蛋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各自从各自角度出发的叙述，是带有目的性的。可能粮食供应并不充足，但也没有缺到饿肚子的境地，但想撤退的，就夸大粮食问题来作为撤退的借口，想立功的，又缩小粮食问题作为继续坚持的依据。

◎　刘宋诸将对策态度图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反正到彦之根本不敢和北魏军队正面交锋，所以他完全听不进垣护之的话，但又真的担心部队半路一哄而散，自己变成光杆司令，于是原则上采纳了王仲德的建议。十一月十日，他留下竺灵秀带一支部队守卫须昌，自己则率主力向济水进发 。

按照王仲德的构思本意，一是要阻止到彦之立即弃局而逃，导致全局崩盘；二是想机动到青州一带，变外线作战为内线作战，依托当地的人力、物资，加强右翼的防备，一旦北魏军队南下，还可以西出兖州地界，对其侧翼构成打击。但到彦之根本没有想那么多，当刘宋军沿济水抵达历城（今山东济南市）后，他没有选择继续东下，而是舍舟登岸，烧掉了船只和军械，一路朝彭城跑步而行——现在，没有人能阻止主帅的歇斯底里，他们还没有跟敌人接触，就上演了一场丢人现眼的溃败马拉松。

逃跑的还不止到彦之一个，奉命驻扎须昌的兖州刺史竺灵秀也跻身逃跑的行列。大概没有沈林子这样智勇双全的将领指挥他，他就找不准自己的位置，看情势不妙也决定逃跑。不过，不知是他不敢离开兖州故境，还是为断后需要，他带着部队跑向了兖州最南端的湖陆县（今山东鱼台县东南）。

马耳谷口（马耳关）是青州与兖州之间重要的通道。史书有两点明证。一是《十六国春秋·南燕录》记载“姚兴大悦，还超母妻……超悦，遣公孙五楼率骑二千迎于境上，超亲率六宫迎于马耳关”；一是《魏书·慕容白曜传》记载“白曜自瑕丘遣将军长孙观等率骑入自马耳关赴之。观至盘阳，诸县悉降”。姚兴是后秦君主，超即南燕君主慕容超。前一条直接证明马耳关可至广固（位于刘宋青州治所东阳城之西侧）。后一条则证明瑕丘（刘宋时位于兖州鲁郡境内）可通过马耳关至盘阳城（刘宋时青州清河郡治所）。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中提出马耳关“为兖州 通般阳 （唐淄州，今淄川）、东阳（旧广固，唐青州，今益都）之要道。通东阳即取前考莱芜谷东北段；通般阳，则直北行……亦见马耳谷在泰山以东地段。以莱芜谷道释之，亦无不合”。就此推测，王仲德的转移路线应是从济水入泷水至盘阳城，或从济水到梁邹戍，沿泷水河谷到盘阳城，然后沿莱芜谷（即马耳谷）北段去马耳关。形势有利则从马耳关穿莱芜谷西进鲁郡一带，侧击北魏军队，不利则从莱芜谷东北段退东阳就粮。

◎　南燕主慕容超像

东线败局

到彦之在历城决定逃跑，很可能是听说了北魏大军渡河的消息。对仓皇龟缩的刘宋军队，北魏军队唱起了“穷寇需迫”的戏。十一月十二日，集结在七女津的北魏大军渡过了黄河——当时黄河可能尚未结冰，他们依靠的应该是那三千艘木船。北魏军的统帅杜超没有妄动，实际战地指挥官是征西大将军、汝阴侯长孙道生，镇南将军、寿光侯叔孙建的组合。相对于总统帅杜超，这两位既是鲜卑嫡系贵族，又是经验丰富的带兵将领。长孙道生在太武帝的祖父道武帝在位时，就侍从于皇帝身边，掌管机密事务；在明元帝在位时，参与过对北燕和刘宋的战争；太武帝继位后又远征柔然和夏。他一个鲜卑人，以汉人英雄霍去病自居，可见汉文化影响之深和志向之大。叔孙建的父亲跟道武帝兄弟们一起长大，从小就在道武帝身边，与安颉的父亲一起参与谋划军国大事。他以“沉敏多智”和“治军清整”为人称道，曾平定刘虎的叛乱以及参加景平年间对刘宋的征伐。在后一事件中，他一路南下，横扫青兖二州，包围刘宋青州治所东阳城（今山东省青州市）。若非檀道济救援及时，青州也将沦陷于北魏之手。

◎　国家博物馆藏，高38厘米的北魏骑兵俑，1953年陕西草场坡出土。

北魏军队过河，等于切断了滑台守军的退路。此时，北魏军队有三个选择，要么大军回头全力进攻滑台；要么以滑台为诱饵，大军集结在四周，围歼刘宋的援军；要么将滑台交给其他北魏军队，主力全力追击刘宋各路溃军，并将战线深入刘宋腹地。就兵法而言，留坚城在后，就贸然全面深入显然不是一个合格指挥官的选择（此时安颉所部尚未抵达滑台）。而大军掉头，困围坚城，使得机动兵力无法发挥也非上策。于是，笔者分析，史籍缺载的长孙道生部在当时并没有全力进击，而是留在了东平附近，监视滑台守军，同时防备逃往青州方向的到彦之主力和其他可能的增援力量，准备“围点打援”。

史籍明确记载叔孙建部承担了向南追击的任务，他还得到了王度部中央禁军五千铁骑的援助。王度是北魏开国将领、皇亲国戚王建的孙子，随同太武帝讨伐夏国和柔然，均立有战功，可谓久经沙场。仅仅四天后，如虎添翼的叔孙建就带着追击部队一路挺进到湖陆，咬住了竺灵秀军。已经丧失当年血气之勇的竺灵秀根本不在军中，他借口湖陆一带老百姓家中有粮，他先去查收，带着亲信跑了。没有主将的军队毫无斗志，很快兵败，损失五千余人。

◎　东线溃败示意图

为了调整东线军团的指挥体系，并激励前线采取积极的作战，太武帝于十一月二十日加封叔孙建为正式的丹阳王，晋升征南大将军，都督冀青徐济四州诸军事——也就是说，东线前线第一顺位指挥官从长孙道生改为叔孙建，并鼓励他进军青徐济三州（冀州在北魏控制下）。毫无疑问，长孙道生长期在北线（对柔然）和西线（对夏国）作战，不如长期在南线（对刘宋）的叔孙建更熟悉情况。

获得提拔的叔孙建并没有贸然深入，因为彭城一带刘宋还集结着相当的力量，并且在他眼里，到彦之的主力还在自己左侧后的青州一带，打击这支野战军、消灭外围刘宋军队的有生力量才是当务之急。也许正是为了和长孙道生一起夹击去往历城的到彦之，或有情报显示到彦之正从历城南下逃跑，需要拦截其退路，叔孙建掉转马头，沿当时徐兖之间的大道经过邹县（今山东邹县东南）北上鲁郡（今山东曲阜市）一带。但是，他未能与到彦之的主力遭遇，最后只好放弃，转驻范县（今山东梁山县偏西） ，与长孙道生一起等待刘宋军队救援滑台的机动部队，准备实施围点打援。

叔孙建为什么未遇到到彦之的主力呢？原因可能有三：其一，到彦之的大军团就如同王仲德预料的那样，由舟转步就已经各自奔散了；其二，在叔孙建尚未北上时，到彦之就已经率部星夜南下，逃到彭城了；其三，到彦之的军队不敢走这条路，是经其他路线逃归的。三点都有可能，但一和三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笔者只对第二种进行复原推测，供读者参考：

按照这种逃跑方式，到彦之行军的路线从“东平”（对应是治所秦城的范县，也是唐朝时的范县）起，沿黄河、济水水路到历城，然后转陆路从历城经瑕丘、邹县、滕城、沛县至彭城。水路实际里程不详，但参照严耕望先生在《唐朝交通图考》中的相关表格可得出濮州经济州（即碻磝）到齐州（历城）距离为500里以上。“东平”（范县）在濮、济之间，又参考《元和郡县图志》，范县到濮州为60里，则总距离为440里以上。水路应比陆路曲折一些，按顺流150余里计算，用3天时间应属合理。再按严书所述计算，从历城至瑕丘330里，瑕丘至邹县60里，邹县至滕城80里，滕城至沛县70～80里，沛县至彭城120～130里。依十一月十日撤退和日退120里计算，到湖陆之战的夜晚宋军前锋可能抵达滕城。此时，部队因为急行军，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掉队人员。之后在前进中的某一天，接到了湖陆惨败的消息，于是绕道回彭城，但此时军心已散，基本上是溃逃了。等叔孙建从湖陆赶过来时，已经逮不住到彦之的大部队了。

危局中的调整

尽管叔孙建没有攫取到彦之主力军这枚硕果，但他的南下对刘宋王朝而言，确实十分骇人。从湖陆到彭城不到200里，北魏军队如果以骑兵南下，快的话，一日一夜便可抵达。彭城内惊慌失措的将佐竟然向刘义欣进言弃城逃跑。史籍未记载此人是谁，要知道，此刻在彭城一带还有三万预备队尚未动用呢。这样的将佐跟到彦之一样，完全是被北魏的军力吓破了胆。令人欣慰的是，就和杜超表现尚可一样，刘义欣经受住了考验。他坚持驻守彭城不动摇，使得淮北一带没有土崩瓦解。

其实，宋文帝及其决策班子对前线局势的变化反应并不算慢。在北魏军队渡河前，他们就对前线的情势做出了完全悲观的判断，认定凭刘义欣的能力无法应对这样的危机，必须通过临阵换帅来改变局面。那么该选谁呢？宋文帝万分不情愿地打出了自己最后一张底牌——十一月初十，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檀道济被任命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率各路军马伐魏。

檀道济后来死于宫廷政治斗争，并由此留下了“自毁长城”这一千古流传的成语。檀道济是名将不假，可他究竟名在哪？檀道济追随刘裕，讨桓玄一族，战卢循徐道覆及荆州群寇，伐后秦，可谓战功累累。特别是伐后秦，檀道济作为先锋，从淮水沿线北上，一路直取许昌、洛阳、潼关，不仅高奏凯歌，还以不杀俘虏留下美名。宋文帝登基后平谢晦，到彦之先败，也是檀道济赶到，扭转了前线的局势。当然，我们说一个将领的成长和一生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细究史籍他也有失败的记录。他随荆州刺史、刘裕的弟弟刘道规拦截卢循、徐道覆，便有败绩。前文所述到彦之追击农民军辎重兵败，他也有份。不过有一句话说得好，胜败兵家常事，也不必就此认为他是徒有虚名。至少现在，他是刘宋王朝唯一可以倚赖的统帅级武将了。

檀道济要从后方到前线，并整顿可用的兵马需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宋文帝及其决策班子继续对前线进行调整。十二月初九，原北伐军统帅刘义欣正式调任豫州刺史、使持节、监豫司雍并四州诸军事——这个新的职务并不轻松，等于将与北魏接壤的整个西线交给他了。就此可见，宋文帝对刘义欣先前的表现并非不满。同时，58岁的开国老将，以“清谨刚正”闻名的吉翰临危受命，接替已经殉国的尹冲出任司州刺史。此时，吉翰的身体状态不算好，这也算是情非得已了。

当然，前线局势恶化成这个样子，不追责也是不成的。于是，到彦之被免官，投进了大狱。他的副手王仲德也被撤职 ，军号则从安北将军降成了宁朔将军，发给檀道济军戴罪立功。在这非常时刻，杀鸡儆猴是必须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兖州刺史竺灵秀毫无意外被认定弃军逃跑，予以处斩。然而，血淋淋的惩罚似乎并没有带来什么令人振奋的气象，当晚，建康城内祝融肆虐，大火一直蔓延到太社的北墙。太社位于建康城南秦淮河畔，是祭祀土地和谷神的场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还有，太社的对面就是太庙，跟前者一样是王朝的象征。所以，说得不好听一些，这次大火简直就是社稷倾危的警示，在心理上肯定给时人极大的震撼。

◎　檀道济像（《中国历代人物像传》P1047）

遭受极刑处罚的还不止竺灵秀一个，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可比竺冤枉多了。他就是蛮勇非常的姚耸夫。弃金墉城而出的杜骥跑回南方后，恶人先告状，说自己原来打算坚守金墉城，但是姚耸夫一进城就跑了，导致守军士气尽泄，都开始跑，所以自己守不住了。不管杜骥是跑到南方某地给宋文帝写的信，还是接受宋文帝派遣人员审问时的陈述，总之这话最后被带到宋文帝那儿了。姚耸夫作为偏裨小将，皇帝是根本不需要审问的，加上宋文帝又在气头上，直接下旨让建威将军郑顺之去执行极刑。此时，姚耸夫正在寿阳军中，他很可能根本不知道杜骥已把自己给告了，还在翘首以待再次派他上前线的机会，那样就可以重新立功。然而，他没有等到这一刻，郑顺之带来的是死亡的讯息，一颗被用错的棋子永远消失在了淮水边。

◎　建康南部建筑分布，注意太社的位置。（底图摘自潘谷西的《中国建筑史》P64）

斩一个偏裨小将，自然有人替补，史书也不会去记载，但竺灵秀斩了必须有合适的人替补。正月十二日，左军将军申宣调任兖州刺史之职。申宣的家族本是南燕政权的官僚，刘裕北伐南燕时，举族投靠。他的堂兄申永就曾经担任过兖州刺史。相对而言，申氏一族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了解，有一定的人事基础。不过，此刻宋文帝的任命还带有另一层深刻含义——被围在滑台的东郡太守申谟是申宣的亲儿子，为了儿子，申宣一定会尽心尽责。但一切真如皇帝想的那样吗？

黯然神伤的救星

帅换了，将杀了，一切还是要战场上见高下。宋魏两军重新在东线围绕滑台展开了血腥厮杀。由于历史资料缺乏，我们不知道檀道济是什么时候从哪里赶赴前线的，随身带了多少后方增援的人马（笔者猜测应该不多）。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檀道济赶到了彭城，并集结了4万多人的部队。从檀集结部队的位置来看，他的部队主力很可能是原先在彭城的预备队；而从所属的部将中包括原北伐军的王仲德、段宏来看，还收罗了到彦之的溃军。他匆匆完成部队的组织，然后带领他们从彭城北上，尝试解除滑台的包围。

尽管黄河封冻，北方各河流水枯，南方军队还是得依赖水运线。那么，问题就来了，究竟檀道济走的是哪一条路线呢？据《建康实录》记载，他是杀向成皋（即虎牢）的。如果此说确实，那么檀道济理应是沿着当年伐后秦时沈林子、刘遵考那一路军的路线，乘舟沿汴水攻向河南之地。但是，翻看地图，他如果走这条线路救援滑台的话，就根本不可能路过寿张县（今山东东平县西南），而史籍明确记载檀道济与北魏军队在寿张县遭遇 。其他还有什么路线呢？细看地图，自彭城而北救援滑台可走到彦之主力原来的路线，沿桓公渎北上后不是东入济水，而是西入南北两济水，溯流而上，选择合适登陆点从陆路救援。然而，据史念海先生考证，南北两济水在当时已经断流，所以桓温和刘裕的北伐都不曾经此路而上，檀道济自然也不可能，他只能遵循到彦之的老路。这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战术问题，当他沿着济水向东北方向进军时，身后不断拖长的后勤补给线就完全暴露在滑台以东的北魏军团面前。这对刘宋军队来说将是致命伤。

问题还不止一个。其实，檀道济并没有与北魏军队作战的经验。首先，北伐后秦时，他有没有与北魏军队会过面，史籍没有记载。其后，景平年间，北魏军得知刘裕病故，大举入侵，跟元嘉七年情况的类似，他也是临危受命，前去救援前线守军。当时，朝廷给他的任务有两个：救东阳和救虎牢。由于兵力不足，他选择舍弃虎牢，先援救东阳。结果，他还没见到北魏军队，对手就烧掉攻城器具遁走。这次救东阳虽然功成，但虎牢失守，河南之地尽丧。

话又说回来，檀道济对北魏军队没有直观感受，同样的，北魏军队也不熟悉檀道济。对不熟悉的对手采取什么样的战法，就体现了指挥员的个性和指挥风格。檀道济是个参与废皇帝的行动都能安睡如常的人，其性格特点自然是拿得起、放得下，因此指挥风格也是大开大阖，直捣黄龙——既然是救援滑台，那就全力以赴去实现目标。同时，他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在水运不济、后勤供应紧张、救援任务压力大又受到政治猜忌的情况下，他只有十分干脆地选择速战。

叔孙建则是另一类人。前文曾述他的间谍发现刘宋在进行北伐的准备，接到报告后，叔孙建即上书：“臣闻为国之道，存不忘亡。宜缮甲兵，增益屯戍，先为之备，以待其来。若不豫设，卒难擒殄。”也就是说，他是个老成持重的指挥官。而且与传统上认为的不同，东线魏军在兵力上的优势可能不太大 ，所以他选择了以逸待劳、诱敌深入的策略。他精心挑选了范县一带作为主力的驻扎地。这里正位于黄河以南、济水以北、滑台以东，又是济水入黄三角区的基线位置。从这里，他可以很方便地选择在济水或黄河或济水入黄的三角端点拦截刘宋军队；或者等刘宋军队进入济水、黄河后，向南威胁其后勤补给线。如果刘宋军队直接找他挑战，则处于渡河进攻的不利境地，而南北济水的断流，使他基本不用担心刘宋军队会西进威胁其后背。自十一月后，他率领的东线北魏军就平静下来，厉兵秣马，准备迎接这位南国战神的挑战。

檀道济率领的解围部队出发后，一路顶着西北朔风，在水量不足的河道艰难前行。元嘉八年（431）正月十五日，在上元节（即今元宵节）这个重大日子，檀道济终于抵达寿张县境内，并与叔孙建统带的北魏阻击部队遭遇了。先是，檀道济指挥王仲德和段宏击破了北魏军一部。随后，他挺进到寿张县北面的高梁亭，以正兵与北魏军对阵牵制，以段宏和台军将领沈虔之率奇兵袭击，击败了北魏宁南将军、济州刺史寿昌公悉颊库结的部队，并砍了对手的脑袋。从领兵将领予以分析，第一战可能是王仲德统领的北伐军余部和段宏所统的鲜卑具装甲骑作先锋，挫败北魏前锋部队——有竺灵秀的人头在后高悬，他们一定尽力作战以求减轻罪罚。第二战则可能是运用人数不多（大约在千人到数千之间）的鲜卑具装精锐甲骑和中央禁军的步兵精锐，针对敌军阵或防御线的薄弱点发动的进攻。

接着，刘宋军队继续挺进，二十多天里与北魏军队交锋达数十次，据说是刘宋军队连战连胜。这种作战态势非常不符合常理。细细品味，最有可能的是檀道济摆出了一副气势汹汹、全力向前救援的架势，但骨子里还是极为审慎地推进，企图以他自己高超的战术指挥弥补战略上的劣势，寻找敌人防御和指挥的缺陷——这既是一种战术要求，也是对宋文帝平时不信任，临到危机时才驱使自己卖命的一种微妙心态反映。然而，这种作战态势也不是单边就可以促成的，显然他的对手也不是善茬，坚决回避主力大决战，以小规模小部队战斗诱引檀道济进军，使之暴露自身弱点，特别是那条后勤线。在双方的斗智斗勇中，刘宋军队占了些战术上的小便宜，略居上风，但北魏军队也没有犯下大错，既避了直接决战，又像牛皮糖一样成功迟滞住了刘宋军队。

◎　站在今日梁山峰顶向南俯视，下方是近年新挖的梁山泊。注意，照片中左侧远方就是古代巨野泽的位置，那里有条清澈的济水流出，出水口就是清口。可以想象在刘宋时代，战船千艘从远方驶来的样子。

随着檀道济沿济水向东北进军，战线不断延伸，后勤线也越来越暴露，他在进攻和保护后勤上终于难以兼顾了。这时，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降临的叔孙建和长孙道生没有丝毫手软，立即派出精干的轻骑袭击檀道济的后方（很有可能是邸阁，即当时所谓的军事仓库），焚烧了他储存的谷草，切断了他的补给线。现在，檀道济的军中开始缺粮，尽管他的声威使得军队还能凝聚，但凶猛的攻势不得不缓和下来。从那时起，时间变得对南国战神越来越不利，他无法击破北魏军队的阻击，又不能丢下滑台不管，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但是，战神的烦恼很快就以一种悲剧的方式解脱了——二月初十，滑台城陷落。

◎　檀道济增援滑台作战示意图

高梁亭的具体位置，其实是分析高梁亭之战的关键点，可惜目前没有太多足够信服的资料。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称“高梁亭在县东北”，这个县便是寿张县，但刘宋时的寿张县址与清初顾祖禹的寿张县已非一地。顾同书云“寿张故城《志》云：在今县东南五十里”。寿张迁新址是在明朝洪武十三年。也就是说，假设明朝以前的方志资料编纂人员确认地点正确，而他们记述的话又没有被顾祖禹所参考的地方志的编纂人员简单照抄的话，那么“高梁亭在县东北”一句应该是新县城的东北，即在寿张故城西北50里的东北方。照此推论，高梁亭应在刘宋时寿张县城的北面（可能西北、偏北或东北都有可能）。参照地图，从新旧县城的位置进行推测，高梁亭很可能位于黄河、济水形成的三角区，即檀道济进军路线上。而《建康实录》和《魏书·岛夷传》云“高梁山”，当时寿张县西南为梁山，控扼巨野泽流出的济水。刘宋军后勤线从桓公渎经巨野泽到济水，此为攻防要点，无论保护还是破坏都需进占。若高梁山真指此山，或山下有高梁亭，则高梁亭之战恐是叔孙建对刘宋军后勤线主动进攻的作战。考虑到《建康实录》错误相对较多，《魏书》相关内容可能同源，所以在正文中采信前一个推测，并按此推测行文。后一个推测供有兴趣的人参考。

滑台：落日孤城

滑台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据郦道元的《水经注》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郑国的廪延邑，但民国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却对这一观点不太赞同。后世又有以黎阳东岸故城逯明垒为滑台城者，但《水经注》中明确两者非一。由于年代久远，沧海桑田，各种记载又差异很大，今日想要判断滑台具体的来历已相当困难，所以在这里对滑台的来历不厘清。需要看到的是，郦道元毕竟是北魏时代的人，到过当年的滑台城，其对城本身的状态叙述应符合实情。根据他的注释，滑台是一座三重城，其中的小城称为滑台城。根据笔者判断，滑台曾是翟魏和南燕的都城，设三重城的可能性非常大。不过，按翟魏、南燕两国当时的力量和各自君主驻滑台的时间，外郭的大城很可能没有城墙，中城的城墙可能也很不完备。到了刘宋北魏争锋时代，中城城墙很可能已经损坏，其中的小城成为防御核心。按照附近白马墙村考古发现汉代城址夯土，可以初步判断为汉朝白马县城，滑台城在当时规模大于该县城的可能性极其微小。尽管白马县城规模目前没有数据，从秦汉城邑考古已有资料推测，滑台小城最有可能是一个单边长度在几百米的城池 ，容纳万余军队略显拥挤，但在非常时期可以接受。

滑台城虽小，但它坐落在黄河岸边，上接灵昌津、下控延津，号称“四通八达”，是兵家必争之地，曾经多次易手。东晋年间，谢玄、刘牢之北伐曾派兵据守。晋军失败以后，为丁零人翟辽所占据。后燕开国皇帝、一代战神慕容垂出兵消灭翟氏，滑台又落入他手。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慕容德南奔滑台建立南燕。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北魏军队在南燕叛臣的引导下，攻入滑台，成为新主人。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伐后秦，王仲德率水师经滑台，北魏地方官闻风而走，凭空为晋军所得。

刘宋王朝建立后，位于宋魏交锋一线的滑台更是战云翻涌。永初三年（422年），北魏大举南下，倾力攻围滑台。刘宋名将、冠军将军、司州刺史毛德祖派冠军司马翟广率兵增援。翟广募勇壮入城助守，结果宁远将军刘芳之好不容易才率八十多个人突进了城内。尽管有翟广在外犄角，兵力上占据优势的北魏仍然攻进了滑台——十二月二十二日，滑台城东北角被攻具破坏崩塌，滑台主将滑台戍主、宁远将军、东郡太守王景度弃军逃跑，守军溃散，王的幕僚宁远司马阳瓒宁死不屈，战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

◎　一般认为滑县城关镇即古滑台城，图为民国《重修滑县志》中的县城图（即城关镇）。

◎　图为清朝康熙25年姚德闻编纂的《滑县志》中的县城图

本次北伐，南方军队又一次兵不血刃收复了滑台。随后，为了有效控制这个黄河防线上重要的军事枢纽以及北伐军的战术支撑点，到彦之特意留下一支超过万人的重兵集团和相当一批军械物资。他还选择了建威将军朱修之作为新的滑台主将。朱修之出身将门，其祖父便是著名的东晋襄阳守将朱序。朱序这个名字大家并不陌生，他可是淝水之战中的重要人物。他长期坚守襄阳城，屡破前秦军，后来被前秦军俘虏后，更是身在秦营心在晋，不仅向晋军统帅泄漏前秦军机，还在前秦军后退列阵时大喊秦军败了，为淝水之战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在参加谢玄北伐时，朱序还亲自率部收复过滑台。就此而言，朱修之身上多了份祖宗的荣光需要维护。令人担心的是，将门之后的他长期从事文职工作，戎马经验不足。而在朱修之的部下里，可以作为他的补充的就是李元德——跟北魏军多次交手，有一定的作战经验。

北魏军最早是从十一月十九日开始进攻的，主将便是安颉。从十月二十八日拿下虎牢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天，为什么安颉没有一鼓作气呢？其一，连续占领金墉和虎牢，特别是在虎牢遭到顽强抵抗后，部队需要休整。其二，潼关以西与夏政权接壤，需要确认西线巩固之后才能行动。

◎　《淝水之战》

由于史籍惜墨如金，我们现在很难知道北魏军进攻的细节了。但是笔者认为，以安颉的足智多谋，一定不会死打硬拼，用尸体去换城池。通过早期的试探性攻击后，安颉应该转入了长期围攻——依当时的情况看，他应该十分清楚城内守军的实力与金墉、虎牢有所不同，特别是了解了城内缺乏粮食的事实。他一定挖掘了围城的长沟，并且在滑台下游的河上设置了阻击线，同时利用这段时间打造各种攻战器械。

不久，北魏军得到了增援——司马楚之带着一部分助战的北魏军队和他在河南之地招募的人马赶来会合了。先前，安颉刚开始进攻滑台的时候，他们在河南之地清扫刘宋军队的余部，并成功在长社对宋军小部队进行了攻击。司马楚之的抵达对守城的刘宋军队心理上是一次打击。他们的援军毫无踪影，粮食也宣布告罄。朱修之继承了祖父的气节，李元德、申谟等将领也都支持他的选择，他们继续顽强地坚守着孤城。在冬天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军士们把城内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拿出来填肚子，甚至将粮仓和房子内的老鼠都烤来吃（想必那时的老鼠都是干瘦无肉的）。

就在滑台守军陷入绝境的时候，城外的北魏军队也面临着危机。南国战神檀道济尽管没有重创东线机动兵团或者撕开北魏军队的阻击线，但毕竟给对手施加了极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安颉不能坐待城内守军饿毙或者出降，而必须有所动作了。于是，审时度势的他及时发起了攻城的战斗（突破口也许就是曾经崩塌的东北角）。

北魏军的攻势是可以想见的，各种攻城器械，加上冲锋在前的少数民族和司马楚之、司马灵寿部步兵肉盾。在如狼似虎的敌人面前，城内饥饿不堪的刘宋军队没有多少抵抗力量了——毕竟气节不能当饭吃。坚守了79天的城池陷落，面黄肌瘦的朱修之、李元德、申谟以下万余人没有力气学习阳瓒，均做了俘虏。至此，刘宋军队收复的河南之地全部重新沦陷，北伐的成果丧失殆尽。

值得补叙的是，朱修之的被俘还留下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据说，朱修之被围滑台的消息传到南方，他的母亲也听说了。正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老太太日夜忧心。一天，老太太突然发现有乳汁流出，下意识觉得情况不妙，就告诉家人：“我已经老了，突然又有了乳汁，这是个不祥之兆，可能我要失去儿子了。”后来证实，那天正好是滑台陷落的日子。初看此故事，笔者也十分讶异，怀疑这是古人的意淫，但翻阅了现代医学妇科著作之后否定了这一想法。其实朱修之母亲患的是高催乳素血症，这是一种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失调的内分泌类疾病。导致这种病症的原因很多，归结起来有三大方面，一是生理性的，比如运动、精神刺激、性交刺激等等；一是病理性的，比如脑垂体肿瘤或创伤、肾上腺功能减退、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结核病、组织细胞增生症等；一是药物性的，比如服用抗癫痫药、抗抑郁药、利血平、西咪替丁等。显然身在古代的朱母不可能是吃药吃出的病，疾病影响的可能性有，但无法质证，所以最大的可能还是精神刺激。思儿成狂和提心吊胆导致内分泌紊乱，出现了这样的病症。古人缺乏现代医学的知识，将之演绎成传奇，然而身为现代人完全可以找到相对科学合理的解释。

◎　大同西京文化博物馆藏北魏持盾武士俑

最后的荣光

滑台陷落的消息很快在前线传播开来，这种传播始作俑者很可能就是北魏军队，他们要打击檀道济部队的士气。可惜史书没有记载这个消息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檀道济军中的，但它绝对让檀道济悲愤不已，又长舒一口气。他悲愤的是，自己没有能力解救那样一支顽强的军队，丧失了许多忠臣良将；长舒一口气的是，他终于可以从两军胶着的战线中解脱出来，把剩下的将士带回家。不过，现在要做到后一点也是相当不容易。他的补给线已经被北魏军切断，军中携带的粮食也快要吃完了，军队中的意志动摇分子已开始选择叛逃。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该如何摆脱敌人，成功并安全撤退呢？俗话说“檀公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檀道济对撤退有着自己的思考。他放弃了按原路返回的想法，选择了与到彦之退却相同的路线——刘宋军队将放弃后路和补给线，继续全力向前，沿济水而下，到历城附近弃舟登岸，再步行返回。我们很难想象战神与到彦之选择了相同的退路，但檀面临的情况显然与到彦之不同，因为他已经没有多少周旋余地了。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一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檀道济等进至济上，二十馀日间，前后与魏三十馀战，道济多捷。军至历城，叔孙建等纵轻骑邀其前后，焚烧草谷，道济军乏食，不能进。”照此说法，檀道济是一路告捷打到了历城，可是只要会看地图，就知道这种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司马相公虽然是个伟大的史学家，值得尊敬，但在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时，还是无法做到每个细节都梳理清楚、考订详细，留下了令人遗憾的疏忽。更为重要的是，温公作为一个文人，就像多数传统文史学者那样，缺乏足够的军事学素养和敏感，对战事的描述和解读显得过于随意，缺乏正确的分析手段和足够的考证深度。古人缺乏学科交叉的意识和能力可以理解，但现代研究者就不能再止步于此了。

闲言少叙，二月二十四日，刘宋军队开始撤退。北魏军队可不想这么轻易就放过战神，他们要“将剩勇，追穷寇”，以获取更大的胜利。于是，叔孙建率领部队紧紧跟上。当宋军船队抵达历城附近登岸之后，北魏的追兵也很快逼迫过来。此时，因饥饿、惶恐而叛变的人直接将刘宋军队快断粮的消息透露给了叔孙建。这可是个重要情报，意味着刘宋军队中人心已经浮动，正可以“以治待乱”“、以饱待饥”，倾力出动，给予致命的一击。

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是双方统帅的性格和作风主导了作战走向。檀道济十分大胆果断地采用了瞒天过海的冒险策略（这个策略是不是他提出的，此处先不讨论，见下文）。这个策略在史籍中有两种表述：一是李延寿在《南史》中的“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馀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谓资粮有馀，故不复追，以降者妄，斩以徇”，一是许嵩在《建康实录》中的“命军中高唱量沙，散布余米，明旦去之。虏夜闻量筹，晓见弃粟，谓降者欺已，斩之”。两者区别在于，李版量的是覆盖了粟米的沙，所以是量米的情形为北魏的侦察人员看见，误以为宋军粮食充足；而许版量的就是沙子，粟米是故意撒在地上的，北魏侦察人员晚上听见了量“米”的声音，白天看到撒在地上的粟米，才误会宋军粮食充足。李延寿是唐太宗时代的人，许嵩是唐玄宗、唐德宗时代的人，理论上李的记述早，应该更可信，但可能事实未必如此。因为李、许都不是原始记录者，都是抄过去材料的。李的材料源头无从判断，而许的材料可能来自裴子野的《宋略》。之后，宋真宗修《册府元龟》按照许版记述（可能也是直接抄的宋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以南史为本。具体分析上述描写，笔者认为古代没有夜视与望远设备，如果在沙子上覆盖粟米来伪装，说明敌人侦察人员混入军营可以近距离观察，那么这些侦察人员更进一步接近确认也不是难事。相对而言，借夜幕掩人视线以声响动静启人疑窦，白日则粟米撒地故布疑阵，两者结合完成对视听的双重混淆，更加符合正常逻辑，所以笔者倾向于许版的故事更真实。

不管历史真相如何，这条计策达到了檀道济想要的效果。前文已经说过，叔孙建是个老成持重的指挥官，这样的将领谨慎求稳又不愿付出太大代价来获得胜利。当年他就是不肯牺牲更多的人去换取濒临绝境的东阳城，主动撤离，让檀道济救援成功。这一次，他认定对手还有充足的粮食，对于是否追击犹豫起来。此时，檀道济又及时再押上了一个砝码——在开拔中，他自己穿着便衣坐着手下抬的舆，像一位士族春游一般缓缓地穿过全副武装的军阵，指挥部队行动。看到一代战神这种不合常规的表现，叔孙建终于彻底动摇了，他怀疑刘宋军队是故意示弱，引诱自己进入伏击圈，而那名叛变者是整个引诱计划的组成部分。他选择了放弃追击和斩杀了那名叛变者，让檀道济安全地返回了南方。

◎　檀道济唱筹量沙情景画

唱筹量沙是中国军事史上最经典的计策之一，千年传颂，然而究竟发生在哪里，又是否完全出自檀道济的谋划呢？关于前一点，据《明一统志》和《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发生于碻磝山（今平阴县东阿镇西南狮耳山）。在南北朝时，碻磝山附近有关城，城南有三个土堆，就是所谓唱筹量沙处，也被人称为“虚粮冢”。尽管这一记述在明朝以前的史志中无从查证，但是从地理上说，碻磝山在巨野泽以东和济水沟通黄河的四渎津以西，正位于救援滑台的轨迹线之上，又是两山（碻磝山与鱼山）夹济水的险要之处，所以可能性非常大。但碻磝山尚属兖州地界，距离历城大约在150里以上，以檀道济曾进至历城的记载来看，稍嫌遥远。又，此处舍舟登岸距离历城经肥城（今山东肥城县）南下彭城的大道距离甚远，直接向东穿山而至肥城一带则显得过于狼狈，是张飞断长坂之举，不合史籍记载的从容撤退之义。至于说三个土堆就是量沙处，恐怕附会的成分更大些。

关于后一点，笔者认为，在檀道济以外，历史还有一种可能性。首先，投降北魏军队的叛变者很可能是管粮草或熟知粮草辎重情况的人。其次，先前到彦之的粮草押运官高进之，此时很可能正在檀道济的身边出谋划策。因为第一点，刘宋军队才能断定粮草方面的情报已经泄漏，并有针对性就粮草问题设计迷惑北魏人；因为第二点，以高进之对粮草部门人员的熟悉，以及他巧智多谋又长于计算的性格，很可能会向檀道济进献建议，并得到这位老上司老搭档的认可。当然，这里并非论定檀道济就是个粗鲁的莽夫，一定想不出这样的计策，性格外粗疏内细致的将领也很常见，读者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善意而有趣的推测。

◎　平肩舆的图形，1为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朱绘彩漆屏风上的，2为河南邓县南北朝墓彩色画像砖上的。可以窥视檀道济乘舆出巡的样子

青州悲喜剧

檀道济的撤退并不意味着彻底落幕，叔孙建尾随而至历城一带又激起了新的涟漪，上演了全新的大戏。说是戏，自然有喜剧也有悲剧，有光荣也有耻辱。前者便是历城的“空城计”。大多数读者所了解的“空城计”，来自《三国演义》，是其智状妖的诸葛亮在西城冒险以空城面对魏国大军，让生性多疑的魏国主帅司马懿退兵的故事。这是民间文艺家的虚构，寄托了普通百姓对孔明这位智者的喜爱之情。然而本章节要叙述的这次空城计却是历史的真实。

在檀道济撤退到历城后，尾追而来的北魏军队或其一部也形成了兵逼历城的架势。历城是济南郡的治所，当时的主官是武烈将军、济南太守萧承之。萧是南兰陵郡兰陵县人 ，萧氏是当地大族，家族中的萧文寿为宋武帝刘裕的继母，所以萧氏一族也颇受重视，特别是萧文寿弟弟萧源之一支，对宗族多有提携。萧源之儿子萧思话在元嘉三年十二月做了青州刺史，便提拔萧承之跟随他到济南郡上任。大家若以为萧承之只是一个靠裙带关系升迁的人，那就错了，他是一个富有军事经验的人，曾参与蜀地平定谯枞的叛乱，颇能安抚地方。面对铺天盖地来的北魏军队，他的防御思路是守住城池据点。从某种角度而言，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北魏军队长于野战、短于攻城，长于速战、短于持久，只要坚守住城池，敌军迟早会撤退，一旦轻易放弃城池，想再收复就难了。

当然，战略设想是一回事，实际操作又是另外一回事。你要守就必须有兵有粮，萧承之粮可能不缺，但缺的是兵。按照刘宋的兵制，地方郡有兵户组成的郡兵，有的太守可能有超过国家额定兵户编制外的私人部曲，以及在紧急状态下还可能从民户中直接选拔精壮。由于缺少可靠的历史证据证明萧承之有超规定的私人部曲，也不能确定他有征发民户的行动，所以只能推测历城所在的济南郡郡兵数量——理论上不会超过两千人 。现在，我们能明白萧所面对的危局——檀道济四万军队尚且绕着走，他这点人又如何面对优势之敌呢？然而，睿智大胆的他采取了两个普通人不敢使用的冒险策略：主动出击和空城计。第一个策略很有些像三国时代张辽守合肥，面对孙权的大军，以小而精的部队主动出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挫伤敌人的锐气。萧承之也是如此，带着数百士兵（应该是挑选出的青壮精锐）就冲向北魏的前锋部队。北魏大军逼退了战神檀道济的主力，自然对刘宋州郡地方的力量比较轻视，没有预料到会遭到这样的反击，一时受挫。等他们缓过劲来，萧承之已经带着胜利的部队退回了历城。北魏军队自然不甘心，而且一定想乘着檀道济退却的机会，夺取一些城池作为心理补偿，于是大军云集城下，做出进攻的架势。

◎　萧承之墓永安陵石刻。萧承之之子萧道成代宋做了皇帝后，册封他为宣帝。

接下来的空城计就更惊心动魄了。面对城外成千上万野蛮嗜血的敌人，萧承之下令全城偃旗息鼓，大开城门。他的幕僚都吓坏了，纷纷来劝阻说：“敌众我寡，将军为何还如此轻视敌人？”萧承之却回答道：“今天我们坐守孤城，情况十分危急，如果还要对外示弱，那就会激起对方进攻的欲望，将我们赶尽杀绝，所以眼下只有摆出强势姿态，才有一线生机。”以上这句，笔者是对史书记载的原话进行了完整的翻译，即将隐含的意思全部写出来。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萧承之自己也是没有底的，他就是赌这一把，赌叔孙建是个疑心病重、用兵谨慎的人。看过前文的读者都明白，他这是赌对了。叔孙建长期在青州方向作战，而萧承之自元嘉初年出任济南太守，数年来一定对当面的敌军将领有所了解，加上可能耳闻目睹檀道济撤退的种种情况，所以他才敢赌这一把。叔孙建本身对檀道济的撤退就疑虑重重，更是担心历城是檀吸引他深入的又一诱饵，刘宋军队早已设下埋伏等他入瓮（比如檀道济乘叔孙建东攻历城，突然杀个回马枪，切断其西退归路），所以兵锋一晃，即行返回。

◎　青州战局示意图

话说回来，在面对巨大的危机时，一个家族会涌现英雄，也会出现丢人现眼之辈，萧承之的上级——督青州及徐州东莞诸军事、振武将军、青州刺史萧思话就是后者。从前文所述萧刘两家人的关系可知，萧思话是宋文帝的表叔。小时候，他充分显示一个官二代的做派——不读书，喜好赌博和游荡，整天爬上房玩耍，打细腰鼓和给邻里惹是生非。父亲亡故后，突然改变性格，喜欢读经史之书，学会弹琴并且技艺出众，不仅书法不错，还能骑马射箭，受到宋武帝刘裕的赏识。后来，年纪轻轻（27岁）就做上领兵刺史（即带将军号、开府督一州军事的刺史），主掌一方军政大权。

也许对这位表叔的能力不太放心，在滑台尚未陷落的二月初六，宋文帝安排彭城王刘义康手下掌管军府军事事务的平北司马韦郎接任青州刺史，调萧思话到后方任职（这个安排或许就是出自刘义康的建议）。出人意料的是，韦郎还没来得及赴任，檀道济便撤军了，北魏军队大举进逼青州之境。萧思话不得不硬着头皮亲自应付完这一局。

北魏军队的出现是在萧思话意料之中的，他得知檀道济回师的消息后，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在他看来，一旦檀道济的北伐军离开，以青州自身的力量肯定无法抵御北魏军队的反击，所以恐惧万分的他制订了“委镇保险”的策略，即放弃主要城市，守卫险要之地。他还担心北魏军队一部会再次威胁彭城，切断青州与后方的联系，对青州形成大包围之势，故而先安排振武参军刘振之出屯彭城以东的下邳（今江苏邳州市南古邳镇） 。可是，他的策略遭到了萧承之的反对，后者劝谏他保镇才是上策，但他没有听进去。二月二十八日，北魏军队还没出现在东阳城外，他就按照自己的计划带着部属逃往平昌郡（今山东安丘市西南）。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百姓开始了打砸抢烧，将城内官方积聚的来不及运走的物资尽数焚毁。虽然北魏军队没有光临东阳城，但造成的损失不可计数。最后，当他弃城逃跑的消息传到下邳，那位刘振之也仿效他的上司，弃城而走。恐慌迅速在淮泗一带蔓延开来。但是，就在这种“狼来了”的氛围中，帝国与北魏的边界线却缓缓平静了下来，官员和百姓们也在惴惴不安中恍然明白，战争终于结束了。

细究史籍，对萧思话听说檀道济退兵、下达委镇保险方案、萧承之劝谏三个时间以及萧承之劝谏的方式，可以做一个有趣的推测。前文已叙，檀途径历城是撤退的中途，而非撤退的起点。翻阅《中国历史地图集》，就算按照最近的撤退点（济水通黄河处）计算，此点到历城的距离大约相当于历城到济州一半，按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推定的里程数计算，济州到齐州的一半即130里。加上历城到东阳还有超过300里的距离，则总距离接近450里。按唐代安禄山造反的报告速度，《旧唐书·玄宗纪》：“冬十月壬辰，幸华清宫……十一月……丙寅，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蕃、汉之兵十余万，自幽州南向诣阙……壬申，闻于行在所。”范阳至长安在2530～2550里之间，华清宫又近一些（长安通化门至昭应县约60里，昭应县东南2里即华清宫所在的骊山），驿报传送了6天，基本上一日一夜在400里出头。檀道济退兵是二月二十四日，若他提前一天派快马告知萧思话，则萧思话最快二十四日得知檀退兵。由于历城东阳300里的距离，萧思话不可能找萧承之赶到东阳城去商议，很可能是他派人将早已拟定的计划告诉萧承之，最快二十五日萧承之得知委镇保险方案。萧承之必然请传达计划的人带口信或书面信函劝谏，最快二十六日带给萧思话。又，刘振之最快二十四日离开东阳南下下邳，按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的推定，青州至下邳727里路，他作为官员不一定能像报信人员那样赶路，扣除夜晚休息，则最快二十七日抵达下邳。以上均为推测，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　南朝青州东阳城城墙遗址。

本节内容的时间节点与《南齐书》的内容不合，具体考证如下，按《南齐书·高帝纪》：“七年，右将军到彦之北伐大败，虏乘胜破青部诸郡国。别帅安平公乙旃眷寇济南，皇考率数百人拒战，退之。虏众大集，皇考使偃兵开城门……虏疑有伏兵，遂引去。青州刺史萧思话欲委镇保险，皇考固谏不从，思话失据溃走。明年，征南大将军檀道济于寿张转战班师，滑台陷没，兖州刺史竺灵秀抵罪。”文中所谓皇考，即齐高帝萧道成之父萧承之。观其文义，萧承之守济南以空城计退敌是在元嘉七年。但细究史籍可以发现，《南齐书》作者萧子显仿佛没有时间观念一般，记述错误百出：

第一，《魏书·叔孙建传》：“建与汝阴公长孙道生济河而南，彦之、仲德等自清入济，东走青州。刘义隆兖州刺史竺灵秀弃须昌，南奔湖陆。建追击，大破之，斩首五千馀级，遂至邹鲁。还屯范城。”此处，叔孙建追击的是竺灵秀，邹鲁、范城皆在兖州，而行军亦不经青州。可能危及青州区域的如《魏书·长孙道生传》“遂诱义隆将檀道济，邀其前后，追至历城而还”是元嘉八年的事了。

第二，按萧子显的说法，“青州刺史萧思话欲委镇保险，皇考固谏不从，思话失据溃走”是在元嘉七年，但实际上按《宋书·萧思话传》“八年……索虏南寇，檀道济北伐，既而回师，思话惧虏大至，乃弃镇奔平昌”，是元嘉八年。《宋书·文帝纪》更明确记载：“（元嘉八年二月）癸酉，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引军还。丁丑，青州刺史萧思话弃城走。”

第三，萧子显说元嘉八年“兖州刺史竺灵秀抵罪”。《宋书·文帝纪》则记载“（元嘉七年十二月）乙亥……兖州刺史竺灵秀有罪伏诛。”

可见萧子显此段根本未做基本考证，为给祖宗脸上贴金，任意剪接资料，信口雌黄。

◎　年轻时的萧子显

北君欢喜

元嘉八年（431年）二月，声势浩大的元嘉第一次北伐终于彻底落下帷幕。一场决出胜负的战争结束后，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这一次，欢喜属于北魏一方。二月二十四日，就在檀道济刚刚回军的那天，太武帝回到了首都平城。他来到太庙，按照古礼召开庆功酒会，一面向祖宗表功，一面慰问功臣，并评定和记录功勋，不仅留守的百官有赏赐，士兵也免除了十年徭役。虽然从时间上看，这一次可能更多涉及扫平夏国的事，但亦应该不乏反击刘宋的内容，特别是此时距离攻下滑台已经有足足十二天，报捷的消息一定传到平城了。

三月二十九日，太武帝又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从滑台返回的安颉。这是一次足以震撼人心和彪炳战功的献俘仪式，罗列展示了万余名面黄肌瘦、垂头丧气的战俘和足够装备三万人的鲜亮的兵器铠甲，充分显示出新兴帝国掌权者的自信和对武功的推崇。刘宋军队的将领和士兵则在体力刚刚恢复后，遭受了一次深刻的精神羞辱。

◎　北魏平城城址推测图

接下来，胜利者要以胜利者的姿态来沟通了。闰六月十六日，太武帝派散骑侍郎周绍出使刘宋。由于史籍对这次外交并无详细记载，我们很难知道双方具体谈了些什么，但有两件事可能就发生在这次沟通中。一个是为太武帝求亲。也许有人会奇怪，北魏打赢了还要提亲？没错，这个心态可能很复杂，既是一种力量的炫耀，如历史上的匈奴威逼汉朝一样强迫南方政权和亲；也是一种文化自卑心理的作用，即以娶华夏帝家女为荣。对于这件事情，宋文帝认为没有商量余地，果断予以拒绝。另一个便与前文提到的英文特勒的首级有关。在姚耸夫退驻寿阳时，将这枚首级也带了回来。尽管姚已被处决，可这份战利品仍然保存在南方。太武帝提出以百匹好马为代价，将首级换回。在这个问题上，宋文帝乐得让步求实惠，批准了交换的提议。

相对于刘宋方面的软硬兼具，其他政权就恭顺得多了。面对北魏同时击败刘宋和夏，并几乎消灭了夏政权，他们十分惶恐，纷纷对北魏示好。首先便是柔然。根据《魏书》记载，先是柔然南下的二十多名巡逻人员被北魏抓住，然后太武帝赐给他们衣服将他们送回来，新任的敕连可汗吴提（大檀的儿子）就感恩戴德，派人上平城朝贡。依笔者看来，真相是对北魏既怕又恨却无可奈何的柔然被迫屈服，以求得喘息之机。而被放回的这帮人则很可能一起目睹了盛大的献俘仪式，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就在周绍出使刘宋的当天，柔然的进贡使臣也抵达了平城。太武帝为了达成长期羁縻的效果，对其他国家宣示自己的豁达态度，也放低了胜利者的姿态，特别优待了他们。

接下来就轮到了北凉的沮渠蒙逊、吐谷浑的慕璝。八月七日，前者派自己的儿子沮渠安周入朝侍奉太武帝——其实就是来做人质，以表示归顺之意；后者上表请求太武帝批准吐谷浑将擒获的夏国末代君主赫连定押运到平城——这就是邀功示好了。不知是北魏接待方的有心安排，还是真的巧合，他们在同一天到达正在河西巡幸中的太武帝车驾前，结果当然是皆大欢喜：四天后，北魏册封慕璝为大将军、西秦王（按汉晋之制，大将军是最高军事统帅，在很多时候掌握军政大权，北魏如此滥封滥授，可见缺乏对中原官制的认知）；九月十六日，回到平城之后的太武帝下诏册封河西王沮渠蒙逊为假节、加侍中、都督凉州及西域羌戎诸军事、行征西大将军、太傅、凉州牧、凉王，并听从崔浩的意见，特别安排重臣尚书李顺兼任太常卿为使臣，前去颁发册书。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更像一个国家的北凉政权得到了更多政治上的重视。

最后一个是因柔然帝国崩溃而归顺的敕勒人（即高车人）。十月一日，太武帝出塞巡视漠南。十一月十日，北部敕勒首领莫弗库若于率数万骑兵驱赶数百万头鹿赶到北魏皇帝的驻地，为太武帝的大规模狩猎活动献上丰厚的礼物——在柔然垮台后，漠北暂时形成权力真空的情况下，北部敕勒明确承认了太武帝的统治权威，释放出恭顺的信息。这里的北部敕勒，实际是留在蒙古草原的高车族人 。对此，太武帝自然是龙心大悦。狩猎活动结束后，他慷慨地赏赐驻地的文武和归顺人员，并让中书侍郎邓颖撰写颂文，在漠南刻石为铭，让自己的功德可以流芳千古。在那一刻，北魏帝国及其统治者太武帝一起达到了国运和人生的第一个高峰。

然而，不是每一位襄助太武帝一起建立如此基业的功臣都有幸分享这一切了。取金墉、定虎牢、夺滑台的安颉当年就死去了，太武帝感念他的功勋，极尽哀荣——追封他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从西平公进爵为西平王，赐谥号襄。按古代谥号的字义，需“辟地有德、甲胄有劳、因事有功、执心克刚、协赞有成、威德服远”可谓之“襄”。从安颉的战功看，着实每一条都符合。

有幸生受国褒的功臣还是大多数。当年九月，长孙嵩、崔浩、长孙道生分别加柱国大将军、司徒和司空衔。后两者是与本次军功有关的。崔浩作为几次关键的定策者，受封三公是实至名归。长孙道生前线搏杀有功，但升三公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政治资历和家族实力。另外，陆俟被封建业公、改任冀州刺史；和归从成皋男进爵为高阳侯；司马楚之加封散骑常侍。前两者是酬功无疑，后者则是尊其位，安其心——为让军队和国家获得休整，招司马楚之返回北方，避免他在边境招引流亡和叛逆，引起事端。

◎　敦煌第249号窟中的壁面狩猎图，作于西魏时代，反映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狩猎情景。由此可以窥测太武帝大猎于漠南的盛况。

其他已知的与事者，杜超、叔孙建、拓跋太毗、王度、王慧龙等不知奖赏为何。上述诸位，杜超已经权位颇高，叔孙建在战中已经加官进爵，可能不在官爵上再行赏赐。拓跋太毗则可能表现不让人满意，其后也就湮没无闻。王度、王慧龙则可能是史书简略所致。

南君哀戚

相对北魏的声威赫赫，刘宋王朝就纯然是灰头土脸了。这次北伐的失败让刘宋损失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资，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需要一段时间恢复元气。元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北魏举行盛大献俘仪式的前一天，宋文帝下诏：“自顷军役殷兴，国用增广，资储不给，百度尚繁。宜存简约，以应事实。内外可通共详思，务令节俭。”当然，压缩财政开支，增加积累率只是一种手段，重要的还在于开源。作为农业社会的古代，农业生产是万事之本。要推动农业生产，首先要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六月初六，现代人看来十分吉利的日子，宋文帝宣布大赦天下。闰六月二十一日，宋文帝又下诏要求地方官员奖励生产：“自顷农桑惰业，游食者众，荒莱不辟，督课无闻。一时水旱，便有罄匮，苟不深存务本，丰给靡因。郡守赋政方畿，县宰亲民之主，宜思奖训，导以良规。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当然，对农民可提供的物品和劳力也不能无限制地征收。二十六日，宋文帝再派出隶属监察部门的侍御史对司法部门进行审查，对户调征收、徭役征发进行重新核定，以避免激化阶级矛盾。

◎　广东佛山东汉墓葬出土的红陶工艺品《水田和船》，表现的是南方水田耕作场景。

鉴于北魏的军事压力，宋文帝对边境地区的行政区划和官员做出了一系列调整，以适应新形势：

二月二十八日，在萧思话放弃青州的当天，太子右卫率刘遵考出任南兖州刺史。南兖州虽然不与北魏直接接壤，却是军府重镇，是北方防线的预备队。刘遵考虽然“为政严暴，聚敛无节”，没有什么大才，但他是宋武帝刘裕的族弟，而且长期跻身军旅行列，政治上足够可靠，又有一定军事资历。

四月初五日，后军参军徐遵之调任宋魏对峙第一线的兖州，担任刺史。这个徐遵之的来历不详，可能出自后军将军刘道产的军府，也可能是后将军刘义欣军府的成员（按常理，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六月三十日，自宋初以来江淮间最大规模的行政区划调整揭幕。原管辖淮南江南侨郡县的南徐、南兖两州予以实土化，并调整所辖区域。长江以北的诸侨郡县及原徐州江北地区实土划归南兖州，治所定于广陵。扬州的晋陵郡及南兖州在江南的九个侨郡归属南徐州，治所在京口。各州所辖郡县也进行了合并调整。这样的调整还扩展到附近的豫州 。调整所涉及的范围内，顺理成章地进行土断 ，从一定程度上清理了民户户籍。此举的好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完善了江北和京畿附近的行政管理格局，特别是军事区划格局——原来在江北只有一个有实土的徐州，南兖和南徐的力量分散在江北江南各处，没有统一的规划。现在，以南兖州作为江北防御的屏障和核心，以南徐州拱卫京畿，在徐州背后形成两道有力的防御线。一是充实了南兖、南徐两座军府重镇的实力，能动员更强大的力量。由此，刘宋王朝能更加有效地应对北魏可能突破徐、兖、青一线，甚至越过淮河深入淮南地区的军事威胁。这样的两个重地，还是由皇族的人来管理值得信任——南徐州的大任继续由分掌国务工作的皇弟刘义康负责，南兖州则交给另一个弟弟竟陵王、左将军刘义宣。刘义宣辞去原来的徐州刺史职务，将其交给司徒司马、辅国将军吉翰。前者实际未到任，由幕府班子处理事务 。后者本出任司州刺史，因为到彦之败退太速，未来得及实际上任。现在，他以假节、监徐、兖二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统管东部战区的中路。

闰六月二十七日，以施政惠民又能果断处置变乱的左军谘议参军刘道产出任持节、督雍梁南秦三州、荆州之南阳竟陵顺阳襄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远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兼襄阳太守。这位刘道产就是前文注中刘简之的儿子，不仅父亲是开国元勋，自己亦为刘宋建国付出了辛劳 。分析他的职务可知，他的前一个职务是辅佐左将军刘义宣，是朝廷的安排；他现在的职务则负有对北魏的西线、中线两个战区的重大责任，还要处置对仇池的军事决策以及对内管理、镇压蛮人的事务；由此可以看出宋文帝对其的倚重。

十二月，在连续第二年的冬雷惊撼中，宋文帝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撤销湘州，还并荆州 。荆州位居西陕，实力地位足与下游扬州争锋，对中央权威构成威胁，正是为了改变这一情势，宋武帝分荆州为荆、湘两州，以求从经济角度削弱荆州（因为立湘州军府的计划遭到反对，实际未分荆州军权）。如今，宋文帝开历史倒车，实在是不得已，他更需要一个强大的荆州作为自己的臂膀。

在大调整的同时，宋文帝并没有进一步追责，因为他很清楚到彦之败后，大局已定，没人能只手回天。四月十四日，撤军回到南方的檀道济上表请求责罚，但宋文帝拒绝了他的要求。对于战场牺牲的将士，宋文帝进行了抚恤。特别是对守节而死的尹冲，追赠前将军。宋文帝写给弟弟江夏王刘义恭的书信里还真情感慨：“尹冲诚节志概，继踪古烈，以为伤惋，不能已已。”对于滑台坚守最终投降的诸将，他没有苛求成仁，甚至写诗赞颂：“逆虏乱疆埸，边将婴寇仇。坚城效贞节，攻战无暂休。覆沈不可拾，离机难复收。势谢归涂单，于焉见幽囚。烈烈制邑守，舍命蹈前修。忠臣表年暮，贞柯见严秋。楚庄投袂起，终然报强仇。去病辞高馆，卒获舒国忧。戎事谅未殄，民患焉得瘳。抚剑怀感激，志气若云浮。愿想凌扶摇，弭旆拂中州。爪牙申威灵，帷幄骋良筹。华裔混殊风，率土浃王猷。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

◎　元嘉八年行政区划调整前实土州情况图（左），调整后情况（右） 

至于中央决策层，随着王昙首的过世和王弘等老一辈群体的逐渐淡出，如何替补人才成为最棘手的问题。首先，为了填补王昙首的位置，原来外放的刘湛通过殷景仁的推荐被召回。其次，自北伐之前，宋文帝就将年轻的皇弟刘义康视作王氏组合的接班人，这一方案继续运作——元嘉九年（432年）王弘亡故后，由刘义康接管了王弘遗留的扬州刺史之职，这是王弘最后一个保留的实权职位。自北伐后期开始，刘义康在尚书台形成了绝对权威，“专总朝权，事决自己”。在这种氛围下，尚书左仆射刘义庆害怕遭祸，借天象不利为名请求外放为官。宋文帝虽然下诏抚慰，亦难以挽留，同意了他的请求。

当然，正常的皇帝不会傻到把权力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在刘义康之外还有别的制衡力量。领军将军殷景仁就是代表。在北伐之前，他正逢母丧，本该守孝离职，但皇帝夺情把他接回军府上任。前文已提到的刘湛回归，便说明了他在决策中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军权，除了殷景仁坐镇领军府外，管理外军的护军将军殷穆在离职后，由文帝心腹、北伐败将到彦之出任——尽管外战不行，可在皇帝心里，他就是政治可靠的臂膀。

尚书左仆射刘义庆害怕遭祸，借天象不利为名请求外放为官一事，目前流行的说法是宋文帝对刘义庆的猜忌所导致，但笔者认为这一观点相当不确切。这一观点的源起很难查证，笔者看到的一份材料是已故周一良先生1982年10月2日赴日讲座的稿本，提到宋文帝“有长期患病的痛苦经历，具有一定的神经质和猜疑心很强的性格，他对朝廷中地位较高的大臣，几乎没有一个不怀疑……文帝的兄弟们的命运，也不比大臣和将军们好多少”，所以得出《宋书·刘义庆传》中“世路艰难”是“指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与冲突而言的，特别是由于文帝猜疑心，所造成的与其他人的冲突而言的。文帝这种猜疑心很重的性格，引起了亲王和大臣们极高的警惕。他们内心深处总是担心，会在何时何地遭受刑罚或被杀掉，每日都生活在忧叹悲愁之中”。宁稼雨先生在《刘义庆的身世境遇与世说新语的编纂动因》中更是延伸，指出宋文帝“因为担心自己重蹈少帝被弑的悲剧，加紧了对其他大臣包括自己兄弟和宗室的肆虐杀戮和严格控制”，然后举竺灵秀、檀道济、刘义康等宗室大臣之死，认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义庆在元嘉八年乞求外放，“这实际上是借故离开京城，以远离是非之地”。

◎　刘义庆像，当代画家陈立言绘

宋文帝有强烈的猜疑心和他猜忌宗室、大臣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元嘉八年刘义庆的外放是否是宋文帝直接猜忌刘义庆本人呢？第一，根据《宋书·文帝纪》和《宋书·刘义庆传》可知，刘义庆自元嘉元年出任丹阳尹到元嘉八年，有九年之久，同时又在元嘉六年出任尚书仆射。丹阳尹是京畿行政长官，所以刘义庆在京城前八年都不想走，为何偏偏到第九年要走？为何尚书仆射之职册封时不辞，任职第二年时不辞，要到第三年才辞？第二，北伐惨败，刘义庆的兄弟、北伐总统帅刘义欣只是换了职务，身为尚书台重要人物的刘义庆不是引咎辞职，而是以星象不利自身辞职，是不是太诡异了？其实，正如笔者在正文中的描述，不是宋文帝猜忌刘义庆，而是刘义康的势力壮大，让刘义庆无法安身尚书台。更为重要的是，宋文帝想让刘义庆成为自己在尚书台钳制刘义康的棋子，但偏偏他不是个杀伐决断、喜爱政治斗争的亲王，而是个文艺范，想脱离斗争漩涡。最明显的佐证就是，在刘义庆离开后的元嘉九年，宋文帝迫不及待地安排自己的心腹殷景仁出任尚书仆射，对刘义康形成牵制局面。因此，就算这事要安个猜忌宗室的名分，也是针对刘义康而非刘义庆。文史界讨论问题有一种思维惯性，就是谁得出一种评判或结论，只要被主流接受，就什么都套用这一评判和结论来解释，却不注意套用是否合适。而且，过去研究力量不足，如今又过分注重所谓“研究的意义”，导致对形而上的讨论过多，为说明问题而凑材料，忽略细节的推敲。出现将竺灵秀的死也归入宋文帝对大臣的猜忌这种荒唐的案例就不奇怪了（竺灵秀死因前文已提及）。

最后，在外交上，宋文帝维持了一定的强势态度。坚决拒绝了北魏方面和亲的要求，只同意了用马交换英文特勒首级的事。这多少算保留了些颜面。

简评

元嘉七年的北伐，是刘宋王朝建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北伐，也是宋文帝登基之后第一次收复失土的尝试。然而，这次没有像他父亲那样“气吞万里如虎”，而是惨败而归，究竟是为什么呢？一场战争的胜负，首先要从战场上找显而易见的军事原因。再说得明白些，就是比作战环境条件、比军事战略、比战术、比将帅指挥艺术、比武器装备、比后勤供应、比士兵的数量和质量。现代战争因为信息源较多，资料丰富，可以详细对比，古代战争就无法做到精确对比，但大致上还是可以从史料和考古材料中一窥端倪。

所谓作战环境条件，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里的天时很简单，春夏马瘦，不利于北魏，秋冬马肥，不利于刘宋。雨水多则利于刘宋运输人员物资，雨水少则反之。总体而言，双方五分对五分。

地利条件却是北魏稍占优势。首先，无论水运还是陆地行动，刘宋军队北伐的线路都是从地势低处向高处进攻，处于仰攻的不利境地。其次，河南之地除了东西部少数地区外，主要部分位于广袤平整的黄淮海平原，利于骑兵驰骋和机动作战，易攻难守。再次，虽然地面河沟亦有纵横，特别是黄河河道形成限隔南北的屏障，但不少河流冬春缺水甚至结冰，无法有效起到阻遏作用，甚至缺水结冰对刘宋军队的水运生命线是一种巨大的损害。最后，河南之地夺回后，刘宋与北魏隔千里黄河相持，防线绵长，容易顾此失彼。唯一对刘宋有利的是，北魏政权北有柔然西有夏，南有刘宋内存乱，是四面受敌之状；而刘宋除西部小范围与夏接壤外，主要面对北魏一个敌人。

◎　广袤而平坦的黄淮海平原适合北魏铁骑发挥

人和这里只分析民心向背。我们注意到刘裕灭后秦时，有“百姓竞送义粟”。之后，他想返回建康时，又有“三秦父老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数千间，是公家屋宅，舍此欲何之？’”到元嘉二十七年北伐时，有卢氏人赵难“驱率义徒，以为众军乡导”。可见北方还是有不少人心向刘宋的。但是，也有诸如东晋司马氏后人这样的群体追随北魏。在无法量化比较的情况下，只能认定双方都有一定的支持力量。

在这样的作战环境条件下，审视双方采用的军事战略，北魏与刘宋可谓平分秋色。前文已述，北魏处于多敌环伺的状态，虽然自身军队战斗力强，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因此选择以退为进，先弃河南之地，收缩战线，集中力量，等待适合的时机（冬季）再行出击，是为上策。不过，后期出击选择双拳并举，同时打击夏与宋，显得有些过于自信，负担了不必要的风险。刘宋方面则注意到了双方军事力量的差异，选择了一个有限的战略目标，即收复河南之地，而不是消灭北魏，亦显示出战略制定者的高明。可是，得到河南之地后，错误地选择千里布防，未能集中兵力应对变化，造成了局面被动。至于刘宋跟夏的联盟战略，是一个正确的抉择，但由于历史资料极少，对于其合纵的细节不详，只能约略看到双方均首鼠两端，实际发挥的作用不大。

那么战术呢？由于本次北伐具体作战细节很少，我们很难讨论双方的具体战术。大体而言，北魏军队在骑兵使用上具有先天优势，南方亦有车阵战术克制。本次暂不详细介绍这些战术（因为第二次元嘉北伐有真实战例），但笔者要说，战争十分复杂，不是这种战术就一定胜于那种，要看实战中的具体发挥，这就牵涉到下一个问题——将帅的指挥艺术。

关于双方将帅，史书讨论得很多，但大多是从整个历史阶段进行评价，流于泛泛。在此，有必要结合本次战役重新审视。首先来看统帅方面，我们说一个好的统帅，不是每个计策都出自他，事事由他完成，而是在情势瞬息万变、信息大量充斥又真假莫辨的战场，能迅速准确地把握住战局的核心要素，果断地采纳和及时贯彻适用的战略战术，并合理地分配将领和军队去执行任务。北魏太武帝就是这样一个统帅。他两度采纳崔浩的意见，贯彻和运用了正确的战略，在开战之初避开了刘宋北伐军的锋芒；中盘又没有被刘宋和夏虚有其表的配合迷惑，果断率中央主力西进，并以一部增援东线，而两线的反击在时机和力量的掌握上也都显得恰到好处。在用人上，对长孙道生、安颉、叔孙建、陆俟、王度以及东晋流亡人士的驾驭和运用，都可圈可点。虽然有时也有唯亲的成分，但属于合理的政治考量，没有贻害战局。以上种种，充分彰显出太武帝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与睿智，可谓是天才的军事家。与之相比，宋文帝就差一些了。尽管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宋文帝在军事决策方面的表现，北伐后期换帅檀道济也算及时，但还是有令人疑惑的地方，比如为什么不在最初就派更合适的檀道济或王仲德为帅？宋文帝显然对自己驾驭将帅的能力没有信心，纯出于政治考量选择听话的到彦之，对不信任的人不是弃之不用，就是自以为大局已定，在战场上直接烧前朝功勋老将的后院敲山震虎，对军心肯定有重大影响。同时，就算是心腹为帅，他仍然对兵权的下放不信任，又以千里之外“遥制兵略”来控制军队，构建了错误的指挥体制，违背了军事指挥的基本原则。而且“遥制兵略”这一情况，也间接证明千里布防的错误是得到他的首肯的，进一步暴露出他在军事指挥上的无知和愚蠢。虽然宋文帝战后曾赞赏垣护之的主动出击方案，并予以升官，但这一方案提出时的背景是在洛阳、虎牢均失守的情况下，只能说明宋文帝认可局势变化后的应急对策，与局势变化前的千里布防决策没有任何关系。其次，战后褒奖积极主动的将领，亦不能排除是宋文帝鼓舞人心的政治手腕。

在其他前线将领的比较方面，也是北魏明显占了上风。比如安颉进攻滑台，叔孙建、长孙道生拦截檀道济援军时，对作战节奏和时机的把握都十分出色。作为对手的到彦之就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了。换句话说，北伐这样的作战场面显然超出了他能力胜任的范围。此外，王仲德因指挥权问题未能充分表现；竺灵秀的弃军而逃简直就是品质恶劣；杜骥的自私自利虽然有客观因素，但他居然全副智商都用来坑队友，内斗内行，外战外行，就令人发指了。唯一值得称许的就是檀道济，虽然滑台未能拯救，且与叔孙建、长孙道生的对抗也是互有损伤，但以他面对的内外情势，已经算做得不错了。

◎　今人绘宋文帝画像，突出表现其文质的一面，而他在军事方面确实是个门外汉。（原载顾志华等编《中国帝王百传》P321）

武器装备的比较是一个很难澄清的角度，时至今日，双方都没有足堪使用的实物，或者相对完整可信的记载来做比较。由于南北拉锯战剧烈，相互武器易手和沟通机会极多；加上游牧民族掠夺人口和北方人口南逃反复发生，技术工匠在南北差异性理应有限。所以在笔者看来，对普通士兵而言，当时南北各方的武器装备就算存在品种或质量差异，理论上对双方战斗力影响也有限。当然，两边都有值得重视的地方。北魏作为游牧民族，本对攻城的器具并不熟悉，介入中原之后，已经开始学会运用各种攻具进攻坚固城垒。景平年间进攻的使用攻具已是明证，本次进攻滑台更是一种补充证明。刘宋在征服南燕后，鲜卑具装的引入对南方甲骑的实力和运用有相当的提升。本次北伐统率骑兵部队的段宏就是南燕降将，他在檀道济援救滑台时的表现便可作为重要的旁证。

后勤保障是值得说的一个重点。在这次作战中，北魏军队大部分时间处于内线作战，加上入侵刘宋境域不深，又以劫掠为生，后勤压力相对较小。反观刘宋军队，后勤供应的问题就大得多了。尽管水运比较便利，但仍然需要千里转输 。由于刘宋军队并未完全控制住黄河航道，运输自然增加了不少阻力。雪上加霜的是，太武帝不是慕容超那样的幼稚短见之徒，他进行了一定的坚壁清野，河南之地又屡经战火，民户稀少，根本不能像刘裕伐南燕那样“停江淮转输，馆谷于齐土”。所以在北魏反攻时，许多部队出现了缺粮少食的情况，这也是造成部队溃散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檀道济救援滑台的失败也是间接源于后勤线的缺陷。由此可见，后勤保障的问题对本次北伐影响巨大。

◎　刘永华先生复原的南北朝骑步兵形象（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P90）

士兵的数量方面，从前文所述看，北魏动员的是部分中央禁军、河北三州与河南之地的军镇兵，而刘宋动员的主要是江淮一带的力量。两家都没有倾尽全力。对北魏而言，这是多面受敌的结果，而刘宋情况则不详，过分依赖水军线路和只取河南之地是可能的原因，但这样的解释还不够充分。另外，从先前各节中兵力对比的零星分析可以看出，在多数情形下，双方士兵的绝对数量基本是半斤对八两，没有哪方特别占优势。至于单个士兵的素质，南方也不输于北方。在唐宋以前，南方被视作蛮荒之地，民风剽悍，以勇武为尚。《三国志》云“丹杨山险，民多果劲……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又云丹阳“精兵之地”；《晋书》云“吴越剽轻”；《隋书》更是总结江淮一带“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但是，双方士兵的战斗力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北魏军队骑兵的比例显然要高于刘宋军队，其骑兵，特别是用于突击的甲装重骑兵的素质和战术运用也更强于刘宋军队。竺灵秀面对王度部铁骑的追击时弃军而逃，不能不说有畏惧其冲击力的成分。其二，北魏军队，尤其是鲜卑人组成的核心部队，其战斗意识和整体战斗素养要强于刘宋军队。特别在河南之地收复后，主客、攻守易位，“剽轻”的南方兵坚守的意识不足，思归心切，是遇到困难就溃败的原因之一。

综合前述文字，刘宋北伐失败在军事上的因素主要包括五点：一是在地利上处于相对劣势；二是军事战略制定不完善；三是选任将帅不堪任，指挥体系有严重缺陷；四是军事力量不具备压倒性优势；五是后勤保障不够力。除了第一点基本属于自然条件以外，其他四点都有深层次原因，即他们都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根源于国力、体制和君主能力三方面的政治经济问题。

◎　南朝丹阳墓砖画中甲骑兵，这应该就是鲜卑具装的甲骑兵。（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P234）

先来谈国力。在古代，我们无法比较GDP和主要工农业产品数值，比较户口数也存在相当难度，但是可以做一个大致的推测。当时北魏控制着黄河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按《中国人口史》估计的十六国人口起点1800万，推测其人口数当在1200万以上。刘宋方面呢？在前文讨论北伐可动员兵力时，笔者有个户数120万的估计值，并且还有按宋书统计计算出的每户人口约5.74人，以此测算大约在700万不到。然而，这不是真实的人口数字。自东晋偏安以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世族地主私有制发展到了极致。他们一面按照国家占田占客（客是佃客的简称，佃客即佃户）的法令合法占有土地和劳动力，一面又非法侵占国家山林田地，大量收容亡户、超标占有佃户，所以大量人口被隐匿，无法体现在国家户口的统计数据中。由于对这部分人口缺乏足够的统计数字，所以无法精确计算总人口，只能估测刘宋总人口不低于1000万。从上述估计数字来看，北魏还是要强于刘宋，但应该看到自晋末以来，尽管南北双方都有争战，北方遭到的破坏要比南方大一些。而且北魏作为游牧力量入侵中原，尚未全面实施恢复生产力的措施，统治手段粗野残暴，不能完全将已有的优势条件转化为自身的实力。如张尚谦先生就判断北魏社会经济由建立在掠夺基础上的贵族私有制经济和带浓厚村社色彩的部民经济组成，被征服民族所谓的“编户”，只是一种借代称呼，并没有转化成真正意义的国家编户，所以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协调，农业经济经常处于疲软和困难的状态。就这点而言，双方力量维持均衡是一个可接受的判断。

◎　甘肃博物馆藏砖画牧马图，是对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写真。北魏虽然进入中原，依旧保留游牧文化的残余。（陈履生等《中国人物画魏晋卷》P137）

在体制这一点上，双方的差距似乎也不算大。也许有的人一谈北魏就是蛮夷之国，南朝就是文明之邦，认为有体制上的优势，这个未必。只有适应生产力和社会条件的体制，而没有绝对的先进落后体制之别。北魏在经济制度上定然输于南方（见前面国力的讨论），但政治制度的实效反而要略胜一筹。虽然自立国起，北魏就推行了一定的汉化政策，但其行政管理还保留着游牧政权的特色。其一，血缘亲近的部落贵族依旧占据高位，掌握巨大的政治权力，并由子孙接力传承。他出为将，入为文臣，以军事功勋为荣，为评判能力的标准。长孙道生、叔孙建、和归、陆俟等就是其中的典型。而早期投奔的胡人和胡化汉人功勋贵族也类似，如安颉、王度等。其二，国民基本以部民这一形式接受统治，人身依附关系相对稳固。在这种状态下，处于王朝的初期或上升期时，核心团队凝聚力大于离心力，基层组织有执行力，军事动员力量强大，勇武善战及好战者易于涌现，并出人头地。但是，这种方式在内政方面显得过于简单粗暴，增大了阶级摩擦和矛盾，不利于长期统治。刘宋则延续并发展了东晋的制度，处于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转折的关口。当时，有三个特色对军政影响巨大。一是在政治转折期，皇族势力与门阀势力之间矛盾突出。二是旧的门阀制度依然强大，九品中正制继续从相当程度上保证高门甲族以及地方豪强的政治经济利益。三是在政治和社会文化层面，江左政权一贯保持着重文轻武的特点，武人地位不高，兵户身份低贱且逃亡严重。特别是随着王朝进入稳定期，文治的重要性趋于提升，军功贵族尤其是先朝武勋开始受到抑制。当这三个特点叠加作用时，削弱了统治阶层的内在凝聚力和行政能力，阻碍了各类人才、特别是军事人才的选拔和升迁，挫伤了军人的进取心和抑制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大大不利于国家军事机器的运作和发挥。

◎　明朝才子唐寅所绘《兰亭雅集》。士族虽然诞生了诸如王羲之这样的才子，但多数人沉迷于特权保护下的优渥生活，成为垮掉的一代。

实力上相差不大，体制上又不占优，就只能看君主的水平了。在古代人治社会，统治者所能发挥的空间要远大于现代。他的作用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在具体军政事务上的决策能力，组织决策班子、选拔任用将帅并使之发挥作用的能力等。从前述关于统帅的讨论已知，太武帝是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完美，而宋文帝在军事决策和任用将帅上存在相当的短板，甚至恣意妄为。这里还需补充的是，在决策班子的组织和发挥作用方面，宋文帝的问题也开始初步显现。比如原有决策班子中王氏集团的淡出，有自然的因素（王弘的老病、王昙首的亡故），有政治平衡的因素，有寻求皇权政治回归的正面因素，但也有为树皇权而过火排挤的因素。特别是王昙首亡故后，宋文帝及其决策班子对北伐的指导出现重大失误，对前线千里设防和缺粮境地没有足够重视，导致恶性后果。如果决策班子无人发现问题所在，说明他不够知人善任，如果是提出异议未被他采纳，说明他不够纳谏如流。无论如何，问题的根子系于宋文帝一身。

至此，我们可以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了。宋文帝的第一次北伐从时间选择上讲，正好处于开国锐气未尽，自己又充分掌权，而北魏尚未充分消化北方资源时，不能算仓促；从战争准备上讲，不能算完美，但也绝对称不上“草草”；但是，君主本人能力的缺陷，政治和军事制度不符合举国争胜的需要，将帅不得其宜，实力又非压倒性优势，缺乏可信有力的盟友，再遭遇到军事机器异常强大、统帅能力非凡的对手，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最后要说的是，这次北伐的失败是影响深远的，它带给这个以正朔自居的王朝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双重打击。直到二十年后，宋文帝才敢于发动第二次北伐，除了内政因素外，这次失败留下的阴影也是重要原因。当然，我们又要说，宋文帝还是幸运的。因为北魏四面受敌，在同时击退刘宋和灭亡夏国之后，已经士马疲惫，抽不出力量继续维持战略进攻。历史既让宋文帝勉强保住了颜面，又给了刘宋王朝一个很好的喘息契机。如果能利用好这个机会，重新振作，增强自身实力，收复河南之地的机会至少还是存在的。宋文帝是否抓住了这个机遇呢？且看下一次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