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明朝名臣）
于谦简介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汉族，明代名臣，民族英雄。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祖籍考城（今民权县），故里在今民权县程庄乡于庄村。于谦的曾祖于九思在元朝时离家到杭州做官，遂把家迁至钱塘太平里，故史载于谦为浙江钱塘人。
生卒年：1398 ～1457年
性格特点：清廉正直，不畏惧困难和风险。
历史功过：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保卫京城和大明的半壁江山，拯救了无数平民百姓的生命。在他几十年的官场生涯中没有贪过污、受过贿，虽然生活并不宽裕，却从未滥用手中的权力，在贫寒中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操守。
名家评点：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于谦传记
少年立志 初露才华
于谦生于明朝洪武三十一年（ 1398）。他的出生地离西湖不远，就在杭州钱塘县太平里。
于谦生来聪明颖异，六岁时被送到外塾去读书，他不仅勤奋好学，而且逐渐显露出机变的才能。
永乐十年（1412），于谦已是一个十五岁的英俊少年了。由于他的才学，被录取为钱塘县儒学生员，生员也称诸生，就是平常所说的秀才。于谦并不是一个读死 书的书生。他胸怀大志，关心天下大事。受祖父的影响，他从小就爱慕苏武。诸葛亮那样的优秀人物。他的家自从他祖父时起，便收藏有一幅南宋丞相文天祥的画像。
他钦敬文天祥的气节品行，决心要做一个像文天祥一样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在文天祥的画像上写了一篇赞词，称赞文天祥“徇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以表自己的心志。于谦将这幅文天祥像悬挂在座位旁边，几十年如一日。
钱塘县所在的杭州是历史名城，对于谦的成长有很大影响。由于有不平凡的抱负，他“濡首下帷，足不出户”，勤奋读书，而且处事端敏，识大体。他喜欢读先秦两汉的典籍，喜欢苏东坡的文章，对古今天下何以兴，何以亡，何以治，何以乱尤为究心。
于谦锐意功名，却并不阿附权贵，时时显示出刚直端洁的品格。一次巡按御史到钱塘县学视察，指定要于谦讲书，以便有机会折服这个特立刚正的少年。于谦镇定自若，按照规定，向各位官员作揖行礼。然后，他要求各位官员一律跪在讲案面前。这一突如其来的要求，令官员们大为惊异。御史说：“按礼仪规定，在讲案前不应行跪礼。”于谦说：“今天所讲，是高皇帝的《大诰》三篇，我不敢不跪，各位官员也应该下跪。”高皇帝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大诰》是朱元璋拟写的诰文，是神圣不可冒犯的。于谦要求各位官员在《大诰》面前下跪，他们也不得不敬畏地跪下了。于谦的讲解详明贴切，无懈可击。最后，连挑剔的御史们也不能不佩服于谦的学识和胆量。
永乐十五年（1417），于谦二十岁。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为钱塘县的禀生。
廪生由官府每月给每人廪米六斗，还要给予鱼肉，并且免除其家二丁的差役。成绩好的学生才能考中廪生。在这个人文荟萃之地，于谦能以第一名录取为廪生，可说是初步显露了他的才华。
永乐十六年（1418），二十一岁的于谦成了婚。他的岳父是董锈，原在翰林院任职，是位刚直不阿之士，因直言得罪了权贵，被降为济南府学教授。董公的女儿是个贤德的女子。她熟读诗书，能作文辞，又习于女红。到于家后持家勤俭，谨事舅姑，是于谦的得力内助。
婚后第二年，于谦到山东拜省岳父董公。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远走异地。
虽然济南府也是一大都会，但与杭州的繁华相比，毕竟冷落多了。于谦第一次踏上满目疮痍的土地，这位以天下为己任的青年不禁黯然神伤，他为百姓的贫穷而悲伤，为官府的无能而悲愤。他在路过滕县的时候，曾和许姓知县讨论过人民流离社会不安的问题。此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不避艰险 初试锋芒永乐十八年（ 1420） ，正逢乡试大比之年。这一年于谦以第六名的成绩成为举人。第二年，于谦照例到北京去参加会试。
新年刚过，于谦乘船从京杭大运河离乡北上。与前次到山东不同，于谦更加成熟，而且已经是一位举人了。 永乐十九年（ 1421 ）明朝已经正式迁都北京，正是万象维新之时。于谦置身这全国政治中心，更加意气昂扬。他感到自己即将肩负国家重任。
三场过去，于谦列榜第一名。 于谦可以肯定成为进士了，但还必须经过廷试，由皇帝裁定最后的名次。这年廷试制策的题目是：“帝王之治天下，必有要道，粵自尧舜，至于文武，圣圣相传，日执中，日建中，日建极。千万世，帝王莫不守此以为天下治。联自莅祚以来，夙夜祗承，亦惟取法于唐虞三代，然而治效未臻其极者，何欤？”于谦认为这是受知于皇上，报效国家的极好机会，便倾其心胸，直言不讳。三月十九日，明成祖朱棣在奉天殿圈点试卷，殿内外传唱中试者的名次，声彻内外，响遏行云。但直到第三甲九十二名才唱到于谦。于谦只得到个赐同进士出身。于谦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结果，很久以后，才知道是由于他的试卷“策语伤时”所致。以于谦之饱学，他不会不知道当政者之所好，以于谦之年纪也不至于不懂得打顺风旗会有利于仕途。但是他的正直，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壮志，都不容他不直言政见。虽然于谦没有得到好的名次，但他为自已敢于言所欲言而宽慰，同时，他也明白了等待他的道路并不平坦。
于谦被任命为山西监察御史。监察御史隶属于都察院，虽仅为正七品官，但权力很大，专职察纠百司，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都有责任直言。御史外出可以代天子巡狩，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永乐末年，广西柳州府洛容、柳城。宜山、天河诸县少数民族曾发生叛乱。叛乱虽然平息，但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民族问题一直为明廷所关注。永乐二十一年于谦奉朝命到湖广地方考察官军功过，并赴川贵等地安抚瑶民、壮民。为接近百姓，于谦脱去官服，到瑶民中去查访，了解一些官军滥杀无辜的情况。对于这位办事认真的朝中大员，驻守当地的军官们很是敬畏。于谦秉公办事，当面斥责了他们的为非作歹，而且向皇帝报告了湖广川、贵官军贪功妄杀的罪行。朝廷下令各地官军不许邀功妄杀。瑶、壮民的情况因此多少有些改善。于谦的廉干，受到朝廷内外的一致称赞。
成祖死后，由太子朱高炽继承皇位，改元洪熙，是为明仁宗。不料仁宗朱高炽即位不到一年就死了，由皇太子朱瞻基继承皇位，改元宣德，是为明宣宗。
在宣德朝，于谦处事明敏，而且因材貌英伟而引人注目。在奏对时，他声音洪亮，条理清楚，受到宣宗皇帝的眷顾。
宣德二年（1427），于谦奉命巡按江西。于谦在江西，廉明公正，一丝不苟，军民上下，有口皆碑。于谦曾审理－ 。桩久而未决的所谓叛党案。经过仔细调查分析，于谦发现这案子原是一桩冤案。他据理推翻了旧案，辨明了冤枉。于谦还曾处理桩涉及数百人死刑的案件。经过他的审理，数百遭冤枉的人被释放。江西南昌是宁王府之所在，王府官员属吏，仗着亲王的势力横行无忌。他们常借“和买＂的名义以搜刮民财，几近于抢劫，市肆商贾无不深受其害。于谦对为非作歹的王府官员给予严厉惩治。街市为之一－清，南昌远近无不称快。
于谦在江西兴利除弊不畏豪强权贵，名播遐迩，江西人奉之若神，甚至将其木主安置在南昌府的名贤祠，岁时祭祀颂扬其德，求其庇护。
宣德四年（ 1429），于谦回到北京。在北京为官比地方更困难，这里各路豪门势要比江西的宁王作恶更甚。但于谦秉公执正，明断刚直，一如在江西。他偕同锦衣卫官校，到长芦一带运河上搜捕走私食盐的官船，面对权贵佞悻，毫不妥协，凡有违法，一律参治。于谦的行为深得同列的赞许。当时于谦的直接上司右都御史顾佐也称许于谦的才能，并说自己比不上于谦。于谦赢得了长官和僚属的敬重。可以说，在宣德年间的政坛上，于谦是春风得意的。
于谦顺利登。上仕途，并且所向成功，更增添了他的锐气和豪情。他决心施展自己的抱负，不避艰险，一往无前。他借观赏《鲤鱼图》写下了一首诗，寄寓自已济世救民的志向
峥嵘头角伸非难，变化飞腾顷刻间。
等闲吸尽四海水，化作商霖拯旱千。
他要像一条化龙腾飞的鲤鱼，吸尽四海之水，将其化做甘霖，拯救在干旱中挣扎的饥民。这时的于谦，是何等意气风发。
胸怀壮志 心系苍生宣德五年（ 1430），河南、山西两省奏报发生灾荒。宣宗皇帝亲笔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任命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这一年，于谦三十三岁，从此，开始了他在山西、河南长达十九年的巡抚生涯。
于谦巡抚山西、河南，是明朝正式设立巡抚之始。巡抚受天子钦命，地方的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也就是行政、司法、军事机关都归其辖制。于谦胸怀壮志，走马上任，以一首《咏煤炭》抒发情怀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铲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他把自己比做煤炭，浑身蕴藏着充沛的光和热，不惜燃烧自己，为的是给天下带来浩浩春温，为的是照破沉沉黑夜。他要让苍生俱得饱暖，天下太平安乐，不辞辛苦，死亦甘心。
仁、宣以来，虽号称治世，但社会问题仍然很多。于谦来到河南，见到的是一片凄凉景象。他认为百姓疾苦便是官员的失职，他抨击那些隐瞒灾情的官员，开仓赈济，蠲免受灾土地应缴纳的粮草，想方设法救济灾民。
明朝制度规定，百姓的户籍不得随意改变，军户世代为军。如果军人病故，要由其家庭的壮丁补替，如在卫所的军户死绝，则要由其家乡的亲属接替。有时卫所离原籍很远，为了减轻原籍百姓补替军丁的沉重负担，于谦奏请求皇帝停止征军和长途押解，使“被灾之民。庶得少宽，而新徙之兵，亦不失所”。于谦还亲赴遭受水灾的开封等七府州县实地勘察，上疏请求以钞布代替粮税，把粮食留给百姓。于谦还设立预备仓，以备灾荒。办法是，每年三月，州县将缺粮的贫困户上报给布、按二司，从预备仓支给粮食，大口每年三斗，小口一半，在五月蚕、麦收获之后停止支放秋收后归还。年老残疾或特别贫困、无力偿还的，可以免予偿还，但预备仓储存原额要由官府补足。府州县官任期届满，如果界内预备仓粮储不足，不得升迁或调走。因此，山西、河南各有数百万石的存粮。于谦还多次捐出自己的薪俸救济灾民。
有一首民间歌谣记述了于谦的德政
凶年饥岁贫无粟，处处人民皆枵腹。
儿女卖与富家翁，一男止换六斗谷。
春来只有四斗粮，夹粞夹糠煮薄粥。
夫妻共食一月余，面渐旭贏皮搭骨。
引领看看作饿莩，精液耗干无泪哭。
忽闻巡抚到此邦，开仓赈济饥与荒。
示民出粟自捐俸，谆谆复谕富贤良。
幸蒙尚义诸耆俊，贷资输谷到官仓。
大家小户皆得食，顷间面色生容光。
鳏寡孤独俱有养，医药调理救灾伤。
召文杜母今复见，天遣恩官拯二方。
在饥荒之年，山西、河南粮食不足，于谦还派人到湖广、四川等地去买粮。如果其他省发生饥荒，有流民到河南、山西就食，他就要各县做出安善安排，帮助流民。
正统十年（ 1445） ，山东、山西、陕西的饥民大批涌人河南，到其年二月已达二十余万人。这对于谦的执政是个严峻的考验。于谦上书皇帝，请求将河南、怀庆二府官仓存粮八十余万石减价卖给饥民。于谦命令各地方官向涌人河南的流民发放田地、耕牛、种子，但暂时不收税。同时，他下令将流民编成里甲，单独管理，不与原住百姓混合。当时编人户籍的达七万余户。这次大规模安置流民的工作，使数万户的流民得以安生，稳定了北方社会。
于谦给河南的地方官建立了一条规矩，府州县官任期届满，必须对境内民户情况做一详细汇报，作为政绩考核的依据，因此地方官都不敢掉以轻心。在于谦的管理下，山西、河南的流民问题比较少。
于谦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希望百姓都能达到“衣食不亏租赋给＂的小康局面。
黄河流经河南，治理黄河，防止洪水泛滥是保障民生的大事。为使黄河不为害，他下令百姓厚筑堤障， 每五里设一亭， 每亭设亭长，负责督率民众，及时修缮。由于他的治理，使黄河的每次水患都得以遏制。当时人们对洪水还没有科学认识，他们希望得到神灵的保佑。于谦带领军民治河之余，铸了一尊铁犀，作为镇河之物。铁犀背。上的铭文，是于谦亲自撰写
镇厥堤防，波涛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
雨顺风调，男耕女织。四时循序，百神效职。
亦尔有庸，传之无极。
明官府为了管理商业活动，增加财政收入，在各地设置了一系列税收机构。为了减少地方负担，防止舞弊，于谦上疏请求撤洮直省的税课司税课局，由地方官直接管理，请求取消济宁、徐州及南京上新河的船料关钞。商民无不欣喜称便。
于谦在河南、山西还有许多善政，比如修整道路，在大道旁种植榆树柳树；路边相隔一段距离要开凿水井，供行人乘凉饮水，等等。
于谦在山西、河南巡抚任上先后十九年，终年栉风沐雨，驱驰于山川道路之上，为国为民费尽了心血。十几年间，于谦已经齿落发白。
于谦为国操劳，难有闲暇顾及家事。他把妻子和女儿在留在北京，把家务抛在边。他的父母都在杭州老家，他以不能亲自奉养而自昝，便将儿子于冕送到老家。于谦要求于冕侍奉祖父母，还要努力研读经史，莫负青春。
于谦的妻子董氏，贤良知理，非常理解于谦的报国之心，勤俭操劳家务，为于谦分忧，二人常以忠孝互相勉怀。于谦《寄内》诗写道惟汝内助勤，何曾事温饱。
而我非不知，报主事非小。
忠孝世所珍，贤良国之宝。
尺书致殷勤，此意谅能表。
岁寒松柏心，彼此永相保。
由于操劳，董氏得了“气疾＂的病，常常发作，每次发作都要十几天。正统九年秋天，其妻董氏写信告诉于谦病情加重。于谦认为此病常犯，而其妻又在盛年，便不以为意。不料第二年董氏竟遽尔逝去。于谦大为悲伤。这一年于谦年四十八岁，他从此不再娶妻，也不买妾，更加尽心于公务。
于谦笃于名节，鄙视富贵安逸。他平日不敢枉费公家的一一个 钱，甚至夜间办公也吝惜灯油。他的《昼夜长短》诗写道
昼长宜官府，夜短省灯烛。
灯烛民膏脂，燃之非我欲。
于谦的德政恩泽遍于河南、山西，当他巡抚任满返京时，有人作诗相赠，称颂道
遍野儿重知望重，满朝公卿让才优。
劲松晚节坚贞操，鸷乌风高少匹休。
河南开封的民众，更在河堤旁建立了祠堂，立了于谦的塑像，把他与当地的神衹一同崇祀，以纪念他治河救灾之功。
有一个流传很远的故事，说的是，正统五年（1440）于谦因公务从河南前往山西。在太行山上有一伙强盗随后窥伺。他们要动手行抢，遭到于谦厉声斥责。当群盗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巡抚于谦时，大惊散走，说：“不知为我公也！＂可以看出于谦的声威和受到的普遍尊敬。
乱象丛中 一展雄才明朝宣德以来，政治上进入了一个稳定期。仁宗、宣宗父子相继执政，爱恤民力，慎于兴作，纠正了永乐年间好大喜功的作风，使负担沉重的百姓得到了喘息。
但是，朝廷上也逐渐形成一 。种无所作为，因循保守的作风。仁宗在位只一年，宣宗以幼冲即位。朝中之事，多赖先朝留下的老臣辅导处置，很多大臣任职时间都很长。老臣执政，虽然稳健，但多了几分暮气与保守，失去了进取之心。
英宗即位时年纪很轻，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等担心小皇帝过于劳累，规定皇帝每一早朝只许奏报八件事，前一日先把副封发到阁下，内阁把各事的处理方案送上。
皇帝依照拟好的方案传旨而已。这与明太祖、明成祖四鼓以兴，接待群臣，秉烛至夜，勤政不息的情况相去甚远。当时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号称“三杨”，都是四朝元老，太皇太后又有贤德，政务用不着皇帝过于操心。但正统七年（ 1442）太皇太后病逝，此前杨荣已经去世，杨士奇因他的儿子杨稷犯罪被处死也不再出政，杨溥年老有病无法理政，新进人内阁的马愉、曹弗等分量不够，而一个经验不足的小皇帝必须有所依靠，这使得一个人走上了政治前台，他就是宦官王振。
王振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本为儒士，充任教官，任职九年无功，即他的学生进学率没达到要求，按规定应当贬黜。这时皇帝下诏：无功的教官有子嗣者可以净身入宫服役。于是王振就给自己实施了宫刑，进宫在内书堂教授宦官读书。宣德年间，他被安排陪伴太子讲读，很得太子的欢心，太子对他也很尊敬。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英宗以少年做皇帝，王振被提拔掌管司礼监。司礼监是宫中最重要的宦官衙门，宦官二十四衙门以司礼监为首，它有机会影响皇帝的决策。英宗倾心于王振，甚至对王振称先生而不直呼姓名，多次赐给敕书予以褒奖。王振权力日重，公侯勋戚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有人甚至无耻地称他为“翁父＂。
于谦对官场的腐败情况极为不满。他刚直不阿，疾恶如仇，在诗中写道：“于今多少闲虎狼，无益于民却食羊。”他要削除民间的不平，也要铲除朝中的狼虎。
于谦不为流俗风（所动，他到京办事从不带礼物，有人对他说：“你进京既然不携带金银，宁无一二土物，比如蘑菇与线香之类充交际耶？”于谦举起两袖，说“吾惟有清风而已”。为此他写过一一首诗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于谦在山西河南十余年，颂声遍野。于谦担心盈满招祸，就在人朝时提出请求，希望由参政孙原贞来代替自己的职务。这一下招致了大祸。于谦从不讨好王振，王振见到于谦的上书，便示意要加以惩治。通政使李锡摸到了王振的心思，上书弹劾于谦，罪名是于谦因长时间得不到升迁而心怀不满，擅自荐举人代替自己，不懂得做大臣的规矩。结果，于谦被投人了监狱。于谦在狱中关了三个月。正赶上每年一度的热审。这时王振的气已经消了，而于谦实在没有罪过，就自己找台阶下说：“我见一个御史名字和于谦差不多，很想整治他一下。看来并不是这位于谦。”于谦被释放，但还是被降了职，改任大理寺少卿。
山西、河南的百姓知道于谦获罪贬职，便纷纷来到京城给皇帝上书，前后有上千封。他们称颂于谦的政绩，请求将于谦留任山西、河南巡抚。山西的晋王、河南的周王，也说山西、河南不可以没有于谦，请求将他留下。朝廷不得已，下令于谦以大理少卿之职，仍旧巡抚山西、河南。
由于朝政因循，无所作为，不仅朝廷上下怨声四起，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也不断发生反叛。正统年间，云南麓川（今瑞丽县）宣慰司的首领宣慰使名叫思任发。
正统二年（1437），思任发发动叛乱，四出侵扰，附近腾冲、南甸、孟养等地无不饱受其害。
这时，在朝廷内就如何处理麓川问题引发了一。场争论。大学士杨士奇等无意振作，不同意征讨，英国公张辅等力主派大臣专征。皇帝支持了张辅等人的意见，王振又一心要建立功业，想在荒蛮之地示威，于是决定征讨。经过长期征战，麓川之乱得以平定。朝廷先后共发兵五十余万，转饷半天下，付出了巨大代价。
东南地区人民的反抗也风起云涌。
正统十年（1445），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处仙霞岭一带的矿徒在浙江庆元县叶宗留带领下，揭竿而起。福建邓茂七自称“铲平王”带领民众反抗官府，与叶宗留遥相呼应。同时在广东则有黄萧养为首的“山海盗＂。
就在到处动荡不已，朝廷疲于应付之时，西北地区蒙古瓦刺部逐步强大起来成了对明朝的严重威胁。
这时于谦仍在山西、河南巡抚任上。正统十二年（ 1447），于谦接到他父亲的丧报，回乡料理丧事。按礼制，父亲死，儿子应守制三年，但国家多事，正在用人之际，于谦奉调为兵部右侍郎，进京效命，不得尽丧礼。第二年，于谦母亲也去世了。这时明朝与瓦刺之间的冲突随时可能爆发。于谦再次被急调回京，担任兵部左侍郎，佐理部事，再次不得终丧。
国家的危难需要有力挽狂澜的英雄。多事的时局为于谦提供了一个一展雄才的舞台。
土木之变 重振大明明朝是在推翻元朝统治的基础上建立的。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新建的明朝，控制塞北，曾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北伐，同时还在缘边地区修筑边墙，严守关隘，并用官爵赏赐吸引故元军民的归附。明成祖在继续洪武时期的羁縻怀柔政策的同时，曾经五次带兵亲征，迫使蒙古各部臣服。当时，蒙古地区已分为三大部：鞑靼、瓦刺和兀良哈。
正统初年，瓦刺部强大起来，其首领太师脱欢实际控制了鞑靼、瓦刺两大部。
正统四年（ 1439） ，脱欢死，也先嗣立。他以武力和联姻方式积极向西扩展，哈密、沙州。赤斤、肃州、罕东都成为他攫取的目标。对于关内，他也采取进攻态势，声言“纵不得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
由于明初以来对蒙古各部的优厚政策，有大批蒙古人来到内地居住。蒙古瓦刺等部一直以朝贡贸易的方式与内地进行交流，每年又有大批各部人涌人内地。
他们以马匹“人贡＂ ，朝廷对待这些“来使＂给予优礼，赐宴，提供食宿、稂秫，还要给予大量赏赐。赠赉。
按制度规定，瓦刺贡使每年每次不超过五十人，但是他们贪图得到朝廷赏赐的官职和财物，每年贡使增加到二千余人。明英宗多次下令限制贡使人数，瓦刺都不愿奉行。而且，贡使往来沿途常常进行杀掠，他们又裹挟各部一同来，向朝廷邀索贵重难得的东西。稍不满足，就制造事端。明朝对瓦刺等部贡使的支出与日俱增已经不堪重负，但如果强行限制，也可能使事态激化。
在内忧外患面前，必须拿出对策。举朝委靡，期待振作。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明英宗正统皇帝。英宗于宣德十年（ 1435 ）即位，当时只有九岁。但是，英宗年纪虽小，志气并不小。他决心继承父祖的事业，有一番作为。
他曾命兵部尚书王骥、侍郎邝垫议处边事，五日还没有得到回答，发怒说：“藐朕冲人耶？”把王骥、邝楚关进了监狱。明人评论这件事说英宗这时已经有了“鞭答四夷之气”了。
正统六年（1441）一十一月，年轻的明英宗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再次确定北京为首都。自明成祖死后，北京作为首都的地位，出现了动摇，仁宗与其父政见不合，他宣布北京再次称为“行在”。英宗恢复北京的地位，表明他重振大明雄风的决心。
正统二年（ 1437），广西麓川地区发生叛乱；正统十二年（ 1447），浙江矿徒叶宗留起义；正统十三年（ 1448），福建农民邓茂七发动起义，都是在英宗主持下坚决出兵征讨。而其背后的支持者正是王振。
英宗的豪气，使当时朝廷因循疲软和不思进取的气氛为之一新。 面对内外祸乱，所谓“辅政五臣”等元老，已经习惯了无所作为的状态。而振作进取是明朝的出路。不幸的是，带领明朝这条船向前行驶的是小皇帝和宦官王振。作为司礼监太监的王振仅靠自己的专横和巧言令色是不能赢得人心的。谁能就当时形势提出有效对策，谁就把握了政治主导权。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也先借口明朝减少进贡马匹的价值，联络各部，向明朝发动大规模进攻。大同守军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边报日至。明英宗派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马万人出兵抵抗。太监王振力劝英宗效法祖宗带兵亲征。明英宗毅然决定统兵亲征。朝中大臣合章上奏表示反对：天子至尊，不可躬履险要。但英宗力排众议，决心不改，下诏说：“虏贼逆天背恩，已犯边境，杀掠军民，边将累请兵救援。朕不得不亲率大军以剿之。”诏书下达二日以后，五十万大军（实为二十余万）就迅速集合上道了。
随同明英宗亲征的有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垫学士曹鼐、张益等。在北京由太监金英辅助明英宗的弟弟铖王朱祁钰居守，每天于皇宫阙左］坐东朝西接受群臣谒见。
此时，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带领的前军已在阳和全军覆没。死亡战土的尸体随路可见。随同亲征的将士的士气大受影响。镇守大同的中官郭敬秘密向王振进言：形势危机，绝对不可继续进兵。钦天监正彭德清也以“象纬示警”，劝阻说“不可复前＂。学士曹肅说：“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系天下安危，岂可轻进？”英宗与王振被迫决定回军。
这时，瓦刺的军队已经绕过独石口，攻破永宁，进逼居庸关。大驾如果从紫荆关回京可以避开敌人锋芒，保证安全。大军从大同向紫荆关行进。但行军四十里大军忽然改变方向，掉头向东，直奔宣府，改由居庸关进关。这一改变，使明军的危险大增。亲征大军八月初十日到达宣府，瓦刺军队已通近明军。
十三日，由朱勇带领阻击瓦刺军的明军三万人在鹞儿岭惨败。瓦刺军队继续南进。这一天，明英宗车驾从宣府到达土木堡，大军在土木堡驻营。
土木堡距怀来城二十里路，是居庸关通往宣府道上的一个驿站，四面环山，无险可守，又高亢无水。在这样的地方驻军从来为兵家所忌。这时，瓦刺军也先从西北的鹞儿岭（在涿鹿西北四十里）乘胜追来，阿刺知院从东北方向前来拦截明军归路。明军处于被动之中。十四日黎明，瓦刺军包围了明英宗所在的狼山。
明军人马众多，也先不敢轻举妄动，他要求与朝廷和谈。明朝派人前去谈判。
明军已经断水两天了，在谈判时瓦刺军暂时后退，王振下令移营就水。因为人多军士急于饮水，行伍大乱，队伍失去了控制。不料，瓦刺军乘机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明军指挥失灵，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士兵纷纷丢弃兵甲争相奔逃，被杀死和相互践踏而死的蔽野塞川。明英宗与亲兵乘马突围不成，下马盘膝而坐，被瓦刺军队捉去。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辇等大臣数百人死于此难，王振也死在乱军之中骡马二十万余，连同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
这就是土木之变。
当时的明朝正是全盛时期，皇帝竟然成了俘虏，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明英宗出征，本不是田猎游乐，只为效法祖宗，振作明朝，控制四夷。但是皇帝被俘直接影响了天下安危。
镇定自若 临危不乱土木堡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皇帝被俘，群龙无首，朝廷上下一片混乱。大街上到处是从前线跑回来的败兵。一些官僚富豪收拾细软纷纷准备逃跑。明朝的精锐部队大多在前方败没了。北京守军疲卒赢马不足十万，有盔甲的只占十分之一。
负责居守的铖王一。筹莫展，满朝文武手足无措，只是相聚痛哭。
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孙氏召百官集于阙下，明确了铖王的监国身份。
如何应付这突来的变故？铖王与大臣商讨战守大计。侍讲徐程说，根据星象的变化，应该迁都南京。于谦以兵部侍郎代理部事的身份上书坚决反对。他说“京师为天下根本，宗庙、陵寝、百官万姓、帑藏、仓储咸在，若一动则大势尽去。宋南渡之事可鉴也！”“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他请求马上征召各地的军队，誓死坚守京师。于谦的建议得到了皇太后和铖王的同意。在抗战派官僚的支持下，于谦担任起保卫京师的重任。
于谦得到铖王的批准，把南北两京和河南的备操军士、山东和南直隶沿海的备倭军士、河北和北京诸府的运粮军士都调来守卫京师。当时，在距北京九十里的通州有大量存粮，足够京军吃用一年。但为避免这批粮食陷于敌手，有人建议马上将其焚毁。于谦接受了应天巡抚周忱的建议，命令在京文武官员和军士，预支数月俸禄和粮饷，自行到通州领取，同时征用顺天府大车五百辆，起运通州官粮，并发放脚银，组织百姓运输。于谦还赏给新人伍的官兵、守城匠人、伙夫和皇城四门内外官军银两布匹，以鼓舞斗志。经过这一。番布置，使一时慌乱无主的人心稍稍得以安定。
二十一日 ，铖王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为安定民心，皇太后又下令立明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以示皇统并无改变。
长期以来，朝中一些人就对宦官王振心怀不满了。这时，他们把土木战败。明英宗被俘的责任都推给了王振。二十三日，铖王在午门临朝，都御史陈镒等联名上奏，要求惩处王振家族，说：“王振倾危宗社，请灭族以安人心。若不奉诏，群臣死不敢退。”刚刚主持国政的铖王迟迟不能表态，百官痛哭，声彻内外。拿不出主意的铖王打算逃避，起身推门而退，宦官将要关门，众人也随着拥入。不得已，铖王只好下旨籍没王振的家产，派遣指挥马顺前往执行。众人说，马顺是王振的死党，应该派都御史陈镒前往。马顺至此还不知收敛，呵斥众官。给事中王兹挺身而起，抓住马顺的头发痛斥：“马顺往时助王振为恶，今日至此，尚不知惧！”百官一拥而上，捶击踩踏，把马顺当场打死。接着，众人又揪出王振的党羽毛、王两个宦官，也将其打死。三人尸首被拽到东安门外，军士们还争击不已。不久，王振的侄子锦衣卫指挥王山，也被捆绑跪于朝廷。众人争相唾骂，喧哗不已，行班杂乱，完全失去了朝仪。
百官擅自打死马顺等人，也很害怕，心神不安。见到这个场面，铖王几次起身打算还宫。于谦看透了铖王的心思，挺身上前，拉住铖王的衣襟，说：“殿下止步。百官心为社稷，并无私念，也不会为乱。”铖王听了这话，心也定了下来，下令说，马顺有罪，应该处死，打死马顺等可以不追究。他还夸奖百官伸张正气，做得好，下令百官回到各自的衙门办事。众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纷纷拜谢而出。最后王振的侄子王山被处斩，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被处死。
这一天事起仓促，多赖于谦临危不乱。在纷乱中，于谦排开众人，保护铖王回宫，袍袖都撕裂了。众人离宫时，吏部尚书王直，一位忠厚的老臣，握着于谦的手感叹说：“朝廷正借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于谦在突发事变面前镇定自若，处事得体，毅然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得到举朝的敬重和信赖。
社稷为重 君为轻英宗在瓦刺营中，也先并不想加害他，相反，受到也先等人的优待和尊重。也先还派使者来说，要送英宗还京。但明朝方面怀疑也先的意图，担心也先以送驾为名大举入寇。于是，群臣联合向太后请求，赶快立一个新的皇帝。太后决定让铖王即皇帝位。铖王没有思想准备，吓了一跳，“惊让再三，避归铖邸”。于谦懂得铖王的心理，他劝说铖王：“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这时，都指挥岳谦出使瓦刺还朝，传达英宗的口信说，铖王在诸王中年长而且有贤德，命令他继承皇统，即位登极。
这样，铖王才答应下来。
九月初六，铖E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朱祁钰在危难中登上皇帝位，将要带领明朝渡过难关，于谦则是他的有力臂膀。
瓦刺军队在土木堡得胜，缴获了数十万盔甲、器械、牛马、辎重，气焰甚盛。他们围困宣府、大同，同时到处搜山，掳掠军民男妇，还以结亲为由探听明朝虚实，并勾结关内的蒙古人为内应。
明英宗成为他们手中的奇货。他们企图以送还明英宗为名，胁迫、诱使明朝守军开］迎敌。也先带着明英宗来到宣府城下，要求守将杨洪开门。巡抚罗享信说“奉命守城，不敢擅启。”罗亨信与总兵杨洪闭广］坚守，使也先无计可施。
于谦请求朝廷褒奖杨洪，并积极安排战守。他起用了一批刚直善战的将领，充任各重镇的长官；任用在狱中的石雷为总兵官，率领京营兵马；推荐广东东莞县河泊所闸官罗通为兵部员外郎，把守居庸关；四川按察使曹泰、山东都指挥韩青把守紫荆关；任命大同副总兵郭登为总兵官，镇守大同；同时对失职无能的官员给予处罚。于谦还下令修筑龙门独石、居庸关、紫荆关一带缘边大小关隘，催请工部赶造军械，号召人民献纳谷草，充实军备。贴出告示，告知军民职官百姓，杀敌报效者一律按功行赏；同时严防间谍密探潜入关内。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京城内外及各边塞的防务形势大大改善了。
也先以明英宗为要挟手段，企图逼使明朝议和。但于谦说：“社稷为重，君为轻！＂这句话出自孟子，经于谦说出铮铮有声。他传谕各边镇，无论明英宗到何处，守将都不可轻出。为了江山社稷，可以把国君阻挡在外。于谦能如此决断，可以看出他独力撑天，不惜粉身碎骨的高尚精神。九月六日，明朝立铖王为皇帝，也先以明英宗要挟手段就完全失效了。
明朝拒绝和谈，又不受诱惑，也先一时无计可施。但是，瓦刺在土木堡的轻易得胜助长了也先的野心。于是，也先决定对北京大举进攻。
夺取大都 保卫北京十月初一日也先脱脱不花挟持明英宗掠过大同，攻破紫荆关，向北京进发，声称要夺取大都。另外，瓦刺军两万人从古北口、密云，三万人从宣府。洪州堡，攻破居庸关以西的白羊口，向北京进发。北京危急
这时有人建议完全拆除北京城外的军民房屋，以便屯兵；有人建议在北京城外挑筑深壕；也有人提出全军退守城内，坚壁清野以避敌人锋芒。
于谦主张出城迎敌，主动打击敌人。他说：“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于谦派遣各个将领，率师二十二万，列阵于北京九门之外
陶谨列阵安定门外
刘安列阵东直门外
朱瑛列阵朝阳门外
刘聚列阵西直门外
顾兴祖列阵阜成门外
李端列阵正阳门外
刘得新列阵崇文门外
汤节列阵宣武门外
石亨、范广、武兴等列阵德胜门外
于谦身为兵部尚书，坚决要上第一线。 他命令兵部侍郎吴宁代理兵部事务，亲自率军布阵于德胜门外，迎击瓦刺的主力。于谦躬擐甲胄，身先士卒，临阵督战。
他下令将九门全部关闭，规定：“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他面临三军，以忠义报国的道理晓谕将士，泪流满面，慷慨激昂。将士无不感奋，勇气百倍。守城部队军容整肃，决心与北京共存亡。
十一月十一日，瓦刺兵临北京城下。他们把明英宗放在德胜门外。于谦派副总兵高礼、毛福寿等在彰仪门（即广安门）土城之北迎击瓦刺军。高礼、毛福寿等一举打败了瓦刺军的先锋，斩首敌兵数百人。明军首战告捷，军威大振。
也先乘胜而来，又有明英宗在手中，十分骄横，本想在几天之内攻克北京。这时见到明军严阵相抗，没有取胜的把握，便提出与明朝讲和，要求派大臣迎接明英宗。明朝派右通政王复等到土城去见明英宗。也先嫌他们官小，不与接洽，要求于谦前去谈判，遭到坚决拒绝。
十三日瓦刺军队进攻德胜门。于谦命石享等在城外民间空房内埋设伏兵，另派小队佯败诱敌。瓦刺派一万多人攻城。明军以火炮迎击。范广跃马冲入敌阵，石亨伏兵骤起，大败敌军于城下。也先的弟弟李罗、平章卯那孩中炮而死。瓦剌军转攻西直门，又被打败。不得不退往郊外。
十四日，两军再战于彰仪门外。京师居民也配合官军阻击敌人。他们爬上屋顶，用砖石打击敌人，呐喊声震动天地。瓦刺军再次败退。
战斗持续了五天。瓦刺军受到坚决的抵抗，死伤很多，士气低落。这时瓦刺围攻居庸关的军队在与明军激战七天七夜后也遭到惨败。此时的也先，已无心战斗又听说各地勤王的军队很快就要来到，他担心归路被截断，便于十五日夜拔营逃走了。明军奋起追击，以火炮袭击敌军，击毙敌军万余人。也先率军向良乡方向退去。十七日，也先拥明英宗出紫荆关，沿路烧杀抢掠。于谦派兵追击，再败敌军于固安、霸州，擒获敌将阿归等四十八人，夺回被掳掠人口一万多人，牲畜不计其数。
瓦刺军所到之处，人民纷纷拿起武器，抗击敌人，使瓦刺军遭到沉重打击。
也先以武力攻破北京的企图被粉碎了。北京免于蹂躏，关内人民的和平生活得到了保护。
景泰元年（1450），瓦刺又连续两次发动对明朝的进攻，并且仍然企图利用明英宗打开关门。明朝边军接连打退了瓦刺的进攻，他们利用明英宗的伎俩也没能得逞。
以战逼和 不辱使命在明朝另立皇帝，特别是在军事上节节胜利之后，明英宗便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开始瓦剌送还明英宗是一个阴谋，到后来，明英宗就成了他们的一个包袱，迫不及待要将其送还。
也先被迫向明朝请求讲和。景泰元年（ 1450）三月，大同参将许贵上奏说：“迤北有三人至镇，欲朝廷遣使讲和。”于谦说：“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困，不从则速变，势亦不得和。（许）贵居边疆重地，框怯若此，何以敌忾！”从此，关将没有人再敢提出议和。
明朝人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敌方不能得胜，势必求和。敌方求和，自然会送还被扣留的明英宗。相反，如果由明朝提出讲和。那么只能听任敌方的要挟。景泰帝一心任用于谦，坚决抗战，是一步胜棋。与南宋的情况相比，当时徽、钦二帝被金人俘获，宋朝一意与金人讲和，所以徽。钦二帝最终不能返回。明朝当时被称为“全盛之天下”，土木之变只是一时军事指挥失误造成的。瓦刺不能在军事上战胜明朝，在政治上也必然处于弱势。
但是，景泰帝并非真心想要迎还英宗。因为英宗一旦被送还，他自已的皇帝位子是不是保得住就成了问题。宋朝一味讲和，造成徽、钦二帝不能回还，如果景泰帝学宋高宗的做法，求和退让，放松了军事，英宗便永无送还之日。好在景泰帝心计不深，没有这么多盘算，一心任用于谦，坚决抗战。以战逼和，最终迫使也先将明英宗送还。
也先一再派遣使者来到朝廷求和，并表示要送还明英宗。吏部尚书王直率领群臣上书景泰帝，说：“也先求和于我，请还乘舆，此转祸为福之机。望陛下俯从其请。遣使往报，因察其诚伪而抚纳之。奉太上皇以归，少慰祖宗之心。”景泰帝说“设彼假送驾为名，来犯京师，岂不为苍生患？”他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后来瓦刺阿拉知院又派使者来讲和，再次请求送还明英宗，景泰帝说：“联念也先屡请送大驾回京，以故遣人赐书授赏。乃也先诡诈反复，今阿拉又使至，朕欲从尔，但闻也先仍聚众塞上，意在胁挟，义不可从。即阿拉必欲和好，待瓦刺诸部落北归，议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战也。”当时也先仍聚众塞上，而明朝讲和，就无异于城下之盟。景泰帝断然拒绝讲和，也是明智之举。但是，当也先在军事上失败，真心要送还明英宗的时候，景泰帝一味拖延，就未免是出于私心了。
景泰帝在文华门召见廷臣，表示要拒绝阿拉讲和的请求。王直等人进言说“必遣使，无贻后悔。”景泰帝看大臣们如此坚持，就不高兴了，一下说出了心里话“朕非贪天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当初推我做皇帝的是你们，现在你们又要迎还太上皇，太上皇回来后我怎么办
于谦看出其中关键，从容地向景泰帝进言。化解他心中的疑团，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固理当速奉迎，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词矣。”景泰帝听了于谦说“天位已定”，也就是说皇位已命定在景泰帝，无可改变了，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马上改口说：“从汝，从汝。”他倚重于谦，信任于谦，当然要听从于谦。于是，明廷派出以礼部右侍郎李实为首的使团，出使瓦刺。李实刚走，瓦刺的使臣又到，在王直等的请求下，明朝又派右都御史杨善等出使瓦刺。礼部尚书胡淡说：“上皇在瓦刺久，御用服食，宜付善等随行。”胡淡请求给明英宗带一些衣服食品，但景泰帝却不予理睬。
不久李实回朝，传达也先的话，也先说：“迎使夕来，大驾朝发。”于是，廷臣们开始讨论派遣迎还明英宗的专门使节。景泰帝却说：“杨善既去，不必更遣。但以奉迎意致也先，即令善迎归足矣。”这样，景泰帝虽然派了使者前往瓦刺，却没有一句提及迎还明英宗的话，更不同意派专使迎还。他内心还是不想迎还英宗。
七月二十七日，杨善到了瓦刺，第二天见到了也先，也先问：“敕书何以无奉迎语？＂杨善很机敏，说：“此欲成太师令名，使自为之。若载之敕书，是太师迫于朝命非太师诚心也。”杨善巧言善辩，既说得也先开心，又不辱使命。但史家评论说，杨善的辞令不过是明朝实力的外表而已。如果没有主战之君臣，努力杀敌的将领，敌方岂能被口舌所挫败？自古以来实力就是谈判基础。
杨善到瓦刺的第三天拜见了英宗，又过了两天，英宗就从瓦刺动身回还了。杨善手无迎还文书，只凭口说，就在短短四天使英宗成行，一时人们称赞杨善不辱使命，同时耻笑也先的前倨后恭。然而，无论如何，明英宗的迎还，都要归功于景泰帝和于谦的坚决抗战上。明朝政权转危为安于谦是第一功臣，所以被人称为“救时宰相＂。这是对他最高的赞誉。
也先送还明英宗，是在景泰元年（1450）八月。也先同时要求恢复与明朝通贡互市的关系。明朝抗击瓦刺的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关内外的和平秩序得以维持，关内的正常生活得以保护。
改立太子 事变根源景泰帝并不诚心迎还明英宗，所以用什么礼仪迎接明英宗，成了争论的问题。
礼部尚书胡淡安排了一套礼仪，上报给景泰帝，但景泰帝指示：用一舆二马在居庸关迎接明英宗。到安定门再换法驾。给事中刘福说，这样的礼节太薄。景泰帝说“昨得，上皇书，具言迎驾礼宜从简省。朕岂得违之？”景泰帝借明英宗的话来贬低迎接礼仪，众人就不敢再说话了。这时，一个小小的千户龚遂荣，写了一封信给大臣说：“奉迎宜厚，主上当避位恳辞，而后受命，如唐肃宗迎上皇故事。”当年唐朝发生安禄山之变，唐玄宗退位，避难于蜀中，后来叛乱平定，唐肃宗迎还太上皇唐玄宗，不仅礼仪隆重，而且避位恳辞皇位，等唐玄宗正式确认，唐肃宗才又坐到了皇位。
大臣们一听龚遂荣此言，无不惊喜，说这真是“礼失而求诸野”。但景泰帝心怀疑虑，万一避位恳辞真的被明英宗接受，岂不弄假成真了！景泰帝坚持已见：“第从朕命，无事纷更！”而且把提建议的龚遂荣关进了监狱。
八月十五日，明英宗回到京师，从东安门人皇宫。景泰帝迎拜，英宗答拜，相抱哭泣，不过两人对于传授皇位，还是推让了一番。最终英宗被送到南宫，百官随之进入，举行朝见之礼。
但是后来，景泰帝不准群臣朝见明英宗，对于迎还上皇有功的杨善，也仅仅给以很少的赏赐。明英宗与外人的往来受到严格限制，明英宗居于南宫几等于囚徒。
从此数年，远离了政治舞台。
景泰帝不仅自己不放弃皇帝的位子，而且想改变皇统，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景泰三年（ 1452）五月初二，景泰帝将明英宗的儿子太子改封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同一天，景泰帝下诏废皇后汪氏，立杭氏为皇后，因为汪氏不同意改立太子。而新太子朱见济是杭氏所生。这两件事，既不符合礼制，也违背道德，因而引起许多人的批评。
然而，第二年十一月，新立的太子病死了。太子之位再次成为问题。于是，百官纷纷上言，要求恢复明英宗长子的太子地位，而且请求恢复汪氏的皇后地位。
景泰帝没有超人的胸襟，对上言的官员痛加刑罚，并追查主使。他怀疑这些人的后台是关在南宫的明英宗，逼迫他们交代与明英宗勾结交通的情况。这使得关在南宫中的英宗十分难堪，激化了景泰帝与英宗之间的矛盾。也使得官僚队伍发生了分裂，成为以后的事变爆发的导火线。
英宗下诏 于谦惨死太子的死，使得朝廷的政治前景不明，因为景泰帝没有别的儿子。而一旦英宗长子老太子沂王回到太子之位，就可能对支持废除太子的人实施报复，支持景泰帝的人将面临险境。所以，有人建议将沂王赶快安置到他的封地，断绝人们对他的期望。同时，另外选亲王之子，在宫中培养，将来立为太子。在这场太子废立的斗争中，没有明显的记载说明于谦参预了其事。于谦尊奉儒家“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信条。谁做皇帝在他看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护国家和百姓的利益。
景泰八年（ 1457）正月丙寅，这一天是元旦，但是例行的朝贺被取消。为什么呢？因为从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景泰帝就病了。正月十二日，为行祭天礼，景泰帝带病住在南郊（今北京天坛）的斋宫。他把武清侯石享召到榻前，命他代行祭天之礼。石亨看到景泰帝病得厉害，估计不会活得太久了。石亨退下后与都督张轨、左都御史杨善及太监曹吉祥商议，如果景泰帝死去，与其顺理成章地立太子或者恢复老太子让他来收拾我们，不如迎太上皇复辟，以建立“不世之功＂ ，我们都成了功臣，可以邀功请赏。他们去找在土木之变发生后主张南迁的侍讲徐理商议。徐理在国家危难时主张南迁，因而遭到群臣的鄙视，于是他就改了名字，叫徐有贞。徐有贞大喜，认为机会来了。他说，这件事一定要得到关在南宫的英宗的确切答复才可以。他们在设法通知太上皇并得到确切答复后，就加紧行动了。他们决定利用边境警报为借口，以防备万一为名，调兵进人大内，发动政变。十七日，石亨等人带兵打开南宫，迎接明英宗进人皇宫实现复辟。
对于宫里发生的事，景泰帝一点也不知情。天刚亮，景泰帝听到钟鼓声，大惊，问左右说：“是于谦吗？”过了一会儿，知道是太上皇复位了，已经无可奈何，连说“好，好
明英宗复辟第二天，下诏逮捕少保于谦、王文，学士陈循萧铉、商辂，尚书俞士悦江渊，都督范广，太监王诚舒良、王勤、张玉等人。他命副都御史徐有贞以兼任翰林院学士直内阁，典机务，不久又晋升为兵部尚书，兼职如故。将前礼部郎中章纶从狱中释放。提拔为礼部侍郎，因为章纶曾经上书建议恢复英宗长子的太子地位。徐有贞嗾使言官弹劾内阁大学士王文倡议迎立外藩，并且污蔑于谦。经过勘察取证，于谦、王文迎立外藩并无实据。但是徐有贞说：“虽无显迹，意有之。”司法官员萧维帧等阿附新贵石亨等人，竟以“意欲”二字给于谦、王文定案。
二十二日，明英宗下诏，杀害于谦、王文，籍没其家。罪名正是他们“意欲迎外藩继承大统＂。王文愤怒不满，目光如炬，争辩不已。于谦则显得很平静，他对王文笑笑说：“辩就能活命了吗？没有用！他们不论事实有无，就是要置我们于死地而已。”
案子已经确定，明英宗于心有所不忍，说：“于谦曾有功。”徐有贞一听， 直奔到英宗面前，说：“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要复辟就要找个正当的理由，只有把于谦等人定罪，复辟才师出有名。英宗这才下了决心。王文、于谦与太监王诚舒良、王勤、张玉等被处斩，妻子到边远地方充军。
于谦对于明朝有再造之功。于谦力主“社稷为重，君为轻”，打破了也先的要挟，最终使英宗得以回还，但也就是这句“社稷为重，君为轻”，为于谦种下了灾祸。
清白留世 千古传诵于谦在兵部任职时，北有瓦刺也先，福建有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湖广、贵州、广西瑶、壮、苗、僚等各地的叛乱也接连不断。为平定这些叛乱，各种指挥征调，都靠于谦大力运作。于谦智虑明敏，遇事剖断如流，当日的公务绝不留到第二天。当时军马倥偬，变在俄顷，于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同僚部下只是接受指令而已，大家无不骇服。于谦统军，号令严明，即使是勋臣宿将，有一点点不合纪律，于谦也要向皇帝请求下旨予以严厉批评。他的一纸命令下达，万里之外立刻执行，没有不严肃对待的。于谦的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人可比。
土木之变后，于谦担任兵部尚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戡平祸乱，部署有方，因而被称为“救时宰相＂。
于谦至性过人，一心投入公务，忧国忘身。明英宗回归后，于谦从来不提自己的功劳。景泰帝也深知于谦，对于于谦提出的奏请没有不听从的。景泰帝曾派人到真定、河间采野菜，到直沽造干鱼，这虽然算不了什么大事，但于谦认为这会扰民，向景泰帝进言停止，景泰帝立刻改正。景泰帝要启用一人，一定私下征求于谦的意见。而于谦也必定会不避嫌怨，照实回答，毫无保留。于谦性格刚烈，遇事有不如意，就抚胸而叹，说：“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武清侯石亨因为统军失律而被削职，于谦为他请求皇帝宽宥。后来石享得到了重用。石亨功不如于谦，而得以封侯，于心不安，就到皇帝面前为于谦的儿子于冕要官。于谦知道后，说：“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石亨为此大为羞愧愤恨。于谦因为清正，得到皇帝的重用，却树了一些敌人。
于谦对自己很节俭，他的住所毫无修饰，仅蔽风雨而已。景帝曾赐给于谦一座大住宅。于谦叩首辞谢，说：“去病竖子，尚知此意。臣独何人，而敢饕此？”他说霍去病不过是一介武夫，尚且知道不居功。我于谦是什么人，敢随便贪图奖赏吗？景泰帝不同意。但于谦在新宅，始终不居住正堂，而是把景泰帝所赐的玺书、袍铠、弓箭冠带等安放在正堂，加上封条，每到年节打开看一看。当时国家多事，于谦常常忙于公务，就睡在值房不回家。景泰帝任用于谦，也关爱于谦，于谦有痰病，疾病发作时，景泰帝就遣太监兴安、舒良轮番去探望。听说他使用的东西太俭省，就命令宫中为他准备。景泰帝甚至亲自到万岁山（今北京景山）砍竹子，榨汁赐给于谦治病。有人说皇帝宠于谦太过，太监兴安等说：“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令朝廷何处更得此人？”于谦死后被抄家，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抄家人看到正堂锁得甚严，一打开，发现都是景泰帝所赐的东西。
于谦走赴刑场的时候，阴霾翳天，路人无不嗟叹。太监曹吉祥部下有一个指挥叫名朵耳，敬佩于谦的忠贞，以酒酒地，祭奠于谦而恸哭。曹吉祥知道了对他连打带骂，将他扑倒在地，第二天他又去祭奠恸哭于谦。都督同知陈逵感佩于谦的忠义，冒着被治罪的危险，收其骸骨，为之安葬。一年后，于谦归葬杭州。
于谦有大功于国家，却被无辜处死，天下无不为他称冤。皇太后起初不知于谦被杀死，知道消息后，嗟叹哀悼了多日。英宗后来也为杀于谦而后悔。于谦死后，石亨的亲信陈汝言代为兵部尚书，不到一年，贪赃上万，英宗召大臣们来看，说：“于谦在景泰一朝得到信赖，但是死无余资。陈汝言的资财为什么这样多呀？”石享俯首不能回答。遇到边境有事，大家更是怀念于谦。当时有人写诗“鹭鸶冰上走，何处寻于谦表达了人们的痛惜之情。
明宪宗即位之初，于谦的儿子于冕被赦免还乡。他向朝廷上书讼冤，于谦因而得以恢复官职、赐予祭祀。皇帝的诰敕说：于谦“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明孝宗弘治二年下诏，追授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在墓旁赐建旌功祠，年节进行祭祀。万历年间，皇帝下诏，改谥于谦为忠肃。
在今天北京东单裱褙胡同有一座于忠肃祠，那里是于谦的旧居。于谦被平反后这里成为纪念他的祠堂。
于谦墓在浙江杭州西湖畔的三台山麓。杭州和他曾任过职的河南、山西，都对于谦奉祀不绝。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诗虽然并不是于谦所作，但它是于谦精神的真实写照。于谦的精神将千古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