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朝鲜战争（壬辰抗倭援朝战争）
万历朝鲜战争简介
万历朝鲜战争：朝鲜壬辰卫国战争，又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日本称之为文禄之役，第二次称之为庆长之役，或合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朝鲜征伐，征韩，南、北韩称之为壬辰倭乱，第二次称之为丁酉再乱，中国称为朝鲜之役，与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合称为万历三大征。
万历朝鲜战争过程分析——
明代中、日、朝三方关系
万历二十年（1592），中、朝与日本之间爆发了一场国际战争，中国人称之为“援朝抗倭战争”，朝鲜称之为“壬辰倭乱”，日本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这场战争不在中国本土，爆发得很突然，完全出乎预料之外。日本战争狂人指挥凶恶的武士，气势汹汹地冲入朝鲜烧杀劫掠。朝鲜是中国的朝贡国，中国有义务保护它的安全。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明朝投入数十万官军，历经七年，才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中国为这场战争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金钱，将张居正辉煌十年所积累的家底几乎耗尽，国力因此大衰。
这次中朝联合对抗日本的“三国演义”，来得那么突然，去得又那么匆匆，突出表现了日方统帅丰臣秀吉的个人野心和狂妄，不惜铤而走险以求一逞。
此前数十年，日本处于战火纷飞的动乱时期，频繁的战乱成就了不少军事人才，如织田信长、今川义元、武田胜赖等，但像丰臣秀吉这样的战争狂人却绝无仅有。丰臣秀吉之后诞生了德川幕府，它对外严格执行锁国令，日本对华对朝的官方往来落入低谷，锁国时间长达近三百年。这就更显得“文禄、庆长”之役孤零、突兀，平添出丰臣秀吉的个人特色。
这场战争的涉外背景比较复杂，需要从明朝建国之初的对日对朝三方关系说起。
先说中日关系。明代中日双方最突出的矛盾，就是中国沿海频繁受到倭寇的骚扰。但这充其量只属于民间的海匪，或者受到一些地方大名的支持，还不能上升到国家意志。朱元璋在称帝后不久，也曾派遣特使前往日本，要求日本像朝鲜等国一样，对明朝进行朝贡，但同时又恼于倭寇之患，发敕书于怀良亲王，进行警告和威胁。结果日本软硬不吃，明朝对日关系没有明显改善。
十多年后，胡惟庸案爆发，数万明朝官吏牵扯其中。朱元璋无中生有地将日本与胡惟庸案联系起来，硬说日本支持胡惟庸谋权篡位，由此可见两国关系的冷淡和敌视。即便如此，朱元璋在给子孙所写的《皇明祖训》中，仍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即明朝绝不主动挑起对日战争。
明初的日本，廉仓幕府已经崩溃，正处于南北朝的分裂时期，战争不断，无论是对华采取友好政策还是敌对政策，在市町幕府还没有实现全国统一前，都理不出个头绪。开展对华友好关系，与中国进行朝贡往来，还掌握在个别西部的豪族大姓手中，代表不了日本中央政府。
市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试图恢复对明朝的贸易。建文三年（1401），他派遣博多商人肥富和僧人祖阿为使臣，前往南京朝贡建文帝。虽然建文帝困于靖难之役，也没什么积极应对，但中日之间邦交的正常化总算又开始了。当然，对中国来说，朱元璋去世后，对日敌视的政策一步步缓解，而后来上台的明成祖朱棣更是热衷于广揽外国君主，积极推行他所需要的朝贡外交。这个时候的中日关系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潮。明成祖朱棣和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之后，中日关系虽然有过波折反复，时断时续，还不时受到倭寇问题的干扰，但从中日官方的朝贡往来而言，属于温和中偏向冷淡，远不如中朝之间关系火热。例如在宣德七年（1432），双方均认可的堪合贸易协定，仍规定日本保持十年对华朝贡一次，每次人员不得超过三百，船只不得超过三艘。
相对于中日关系，明代的中朝关系则要密切得多。就在日本完成南北统一的1392年，高丽国大将李成桂废掉国王，自立为王，改国号朝鲜。这个名字还是朱元璋圈定的，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李氏王朝”。等到明成祖即位后，双方的往来更加密切。
这里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第一件事，继李成桂之位的李芳远，曾经和朱棣有过一面之缘，当时朱棣还是燕王，李芳远去南京朝贡路过北平，两人相见甚欢。等朱棣从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于永乐元年（1403）派遣使者，重新册封了朝鲜国王。之后李氏王朝遣世子入华朝贡，中方沿途的接送和护卫明显提高了 规格，而明成祖赐给朝鲜贡使的物品也大为丰富。
第二件事，中国与朝鲜比邻而居，长期以来都没有一个稳定的国界。明朝之前的元代，曾经将铁骑踏入朝鲜版图，但之后元朝衰微，朝鲜陆续又夺回一些东北的地盘。明朝建国后，东北地区仍属忠于元朝的纳哈出控制，直到洪武二十年（1387）纳哈出归降。这段时间内，无论明朝还是朝鲜，都希望在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扩张自己的势力。明朝的力量进入东北后，弱小的朝鲜变得敏感起来，担心朝鲜再遭重创。等到朱棣即位，他对蒙古采取进攻，对朝鲜采取友好的政策，划定了两国沿鸭绿江和图们江的中朝边界。实际上这是明成祖将辽、金、元以来，朝鲜半岛东北部的中国辖区领土让给了对方，是继唐玄宗、辽圣宗之后的第三次主动赐让领土。
再说朝日关系。在明代初期，朝日之间最严重的问题也是倭寇问题。“倭寇”这个词，就是先从朝鲜叫开的，然后才流传入中国。在北朝恭愍王在位的二十多年间，倭寇劫掠朝鲜一直有增无减，严重的时候京师甚至要戒严。等到辛禑执政以后，倭寇的入侵愈演愈烈，形势非常严峻，双方高层几经谈判交涉，都没有解决的办法。最后，朝鲜方面被迫采取强硬态度。1389年，朝鲜集中了上百艘战船，对倭寇的老巢对马岛进行了集中打击，取得大捷，焚毁倭寇战船三百余艘，摧毁了倭寇在对马岛的全部设施。
李氏王朝建立后，在三军体察使李从茂的率领下，朝鲜出动大小战船两百余艘，将士一万七千多人，于1419年第二次征伐对马岛。除了再次摧毁对马岛的军事设施外，还焚毁倭寇战船194艘，毙伤俘倭寇144名，取得了对倭作战的重要胜利。这一年也是永乐十七年，中国对倭寇的望海埚之战也取得大捷，歼敌2000人以上。因此可以说中朝两国几乎在相同的时间里，分别在不同的战场给予倭寇沉重的打击。从此骚扰中朝两国的倭患一度销声匿迹。1443年，朝日缔结《癸亥条约》，两国关系也步入正常化。
由此可以看出，在明朝开国后的一段时间，中、日、朝三国都经历了国家和王朝的变故，有的经历了改朝换代，有的完成了国家统一，国家出现了一种向上的朝气。从三国相互的邦交来看，都必须接受中国朝贡贸易作为交往的基础，之前由倭寇造成的麻烦，在中朝的打击下也逐渐得到了缓解，而贸易和外交上的正常化又成为主流。
战前三方国情与关系的变化
十六世纪，西方殖民者进入东亚地区，这里原来以朝贡为核心的国家关系开始发生质变。中国和朝鲜在一步步地走向衰落，而日本由于完成了统一则开始强大起来，军事对抗的因素凸显出来。
日本要发动侵朝和对华战争，必然有蔑视中朝两国的理由，换句话说，中朝两国内部的社会动荡、政局混乱和麻痹意识等因素，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自我膨胀。加上有了丰臣秀吉这样的战争狂人，终于在明万历年间酿成中日朝之间的国际战争。
先说战争爆发前中国的国情。明朝中后期的嘉靖、万历年间，政治腐朽但经济繁荣。一般情况下，人们总认为，政治腐败必然导致经济凋敝，其实不然。很多情况是经济繁荣刺激了专制政府的腐败。万历年间就是这种情况，政治上不求上进，经济上却突飞猛进。海外贸易的需求增长，使得大量外来资本，尤其是白银进入中国的货币流通领域，商品经济供需两旺，迅速发展。在发展经济上，由于海外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市镇间的商品经济蓬勃繁荣。在这种情况下，在江南一些地区，棉纺业、蚕丝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明朝中后期的几个皇帝，除了明孝宗稍好一些外，其余的几个都弃国家大事不顾，陷入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蝇营狗苟。有的追求享乐，有的贪图长生，宫廷的内耗和斗争趋向激化，受上流社会的牵连，导致全社会的吏治日益腐败。
嘉靖、万历年间，生产力迅速繁荣的最大动力，还是西方近代国家的资本涌入东亚，用大量的美洲（包括日本）白银购买中国商品，因此推动了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在隆庆到万历初期这段时间内，张居正历经十年推动变法改革，国家的经济有了很大起色。但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并没有改变整个国家政治黑暗、武备废弛、朝纲不振的现状。恰恰相反，张居正变法的成果之所以能够巩固二三十年，也是因为国家在这段时间没有爆发战争，是用和平环境中的发展换来的。
再看看战前朝鲜的国内形势。李氏王朝在经过早期的一段发展后，到十六世纪中前期也陷入严重的党争。宣祖初期，士大夫集团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以明宗王妃的兄弟沈义谦为首，官高爵显，拥有大量的财富，被称为“西人”。新派以金考元为代表，他和议政大臣尹元衡结为姻亲，被称为“东人”。双方为土地、财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使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极大地削弱了最高当局的执政能力，因此也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国家贫弱的本相已现。
这段时间的中朝关系实质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明朝来说，朝鲜是最重要的朝贡国，高层来往通常是每年数次，贸易文化的交流不绝于途，而且在倭寇问题上两国还多有配合。例如嘉靖二年（1523）著名的争贡事件，其中大内氏的一伙人乘船漂至朝鲜，朝鲜全罗道边将杀死33名日本人，俘获2人，解救了8名被掳去的中国人。朝鲜国王还派遣使臣把解救的中国人送回国内，因此得到嘉靖皇帝的赏赐。
最后是日本怎样一步步地走上侵略之路，并挑起了战争。1467年，市町幕府内部因继承问题发生武装冲突，引发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应仁之乱”。在内乱中，代表最高层统治的天皇和将军幕府权力式微，而各地拥兵自重的大名武士开始扩充势力，割据一方。从混乱的局面看，很有些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样子，而且持续时间达百年之久，至1550年代才逐渐开始了地域性的统一。
接着，各地领主又开始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战。1560年，势力还不是最强的织田信长，在桶狭间击败今川义元和松平元康，从此在这些领主中间领先，终于脱颖而出。后来他废除了将军足利义荣，把市町幕府的最后一位将军足利义昭控制在手，于1568年进入京都，为统一全国迈出了重要一步。1573年，他又废除了不甘心充当傀儡的义昭的将军职务，从此市町幕府灭亡。至1582年，全国66个州已经有30个置于织田氏的统治之下。
在日本向着全国统一迅速发展之时，踌躇满志的织田信长遭到家臣明智光秀的突然反叛。事情来得突然，他无路可逃，只好自焚身亡。这一突发事件让另外一位武将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人就是丰臣秀吉。在人生和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每个人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如果说织田氏扮演了一位顶天立地的盖世英雄，那么他的家臣明智光秀则是一个不知深浅的疯子，而丰臣秀吉就是一位运气很好的狂人。面对突然发生的叛乱，织田氏的部下丰臣秀吉率军讨伐，光秀的部队仅过了十多天就土崩瓦解，光秀切腹自杀。
丰臣秀吉
丰臣氏率众击败光秀，不但继承了他主人的军事遗产，而且继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资本。在3年的时间里，他先后用武力平定了四国、北国和九州各地领主的对抗，基本上完成了全日本的统一。1585年丰臣氏就任关白（丞相），接受天皇的赐姓和册封，开始操纵国事。由于国家的统一和长期的军事征战，日本的国力尤其是军事力量有了显著增长。尤其是领主之间为了获胜，开始引入威力强大的欧洲火器，这不但改变了战争的胜负，还改变了作战的方式，说成是军事革命也不过分。
十六世纪后期，日本国情的变化致使邻国遭殃。狭小的日本列岛已经容不下膨胀的军国主义，战争狂人丰臣秀吉将指挥刀对准了朝鲜半岛。关于这场战争，尤其是为什么日本刚完成全国统一，就急匆匆发动对外战争，学者们对此解释不一。
有的人侧重战争的经济因素，突出了战争的掠夺性质。认为当时中国平息倭患不久，使日本各阶层尤其是商人受到很大抑制，商路不通，贸易不畅，收入锐减，因此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亚洲各国进行掠夺。按照丰臣秀吉的野心，他不但要把魔爪伸向朝鲜和中国，甚至打算染指印度和现在的东南亚诸国。
有的人侧重于丰臣秀吉的军事政治野心，即发动战争不是为了商业集团或者经济利益，而是主要考虑自己军事集团的利益。当他还是织田氏家臣的时候，就曾经表示，要借助织田信长的军威，迅速平定中国地区（指本州岛中南部），把这块地方分成小块，赏给织田氏的部下老臣。因为他们很多立下了军功，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封赏。不过就是把整个中国地区全部拿出去，仍然不够封赏这些人，所以丰臣秀吉又表示，愿意亲率精兵进入朝鲜，席卷明朝四百余州，变成大日本之版图。当时掌权的是织田信长，他没有理睬丰臣秀吉的这个建议，认为是疯人的狂想，这件事也反映出丰臣秀吉对外扩张的意图由来已久。
1577年，丰臣秀吉给他的爱妾浅野氏写过一封信，表示要在有生之年，誓将中国的领土纳入日本版图之中。这话绝不是家里人私下的悄悄话，他还一再向外国人吐露出征服朝鲜和中国的意图。1586年，丰臣秀吉在大阪接待天主教耶稣会在日本的副会长、葡萄牙人柯埃留。会谈中，他一再露骨地表示要征服朝鲜和中国，扬言等到国内矛盾平静之后，将关白让给他外甥秀长，自己专门负责征服朝鲜和中国。因此，他要求柯埃留为其斡旋，希望能引进葡萄牙先进的远洋航海技术，充分装备两艘大帆船，并选配技术优良的船员，来给他的侵略行径保驾护航。
也有人从丰臣秀吉的个性入手分析，认为他性格怪僻，心理变态，是战争狂人，政治上极不成熟和稳重。的确，丰臣氏的这种病态心理，对发动这场战争起到了非常独特的影响力。如果是稳重一些的统治者掌权，不那么狂妄，不那么嚣张，比如之前的织田氏或者后来的德川氏，或许这场奇特的战争就避免了。
但是说到底，丰臣氏也是一名军人，即便是嗜血如命，也知道饭要一口口吃，仗要一个个打的道理。他难道不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不该做的如何创造条件硬做？从朝鲜到庞大的中国，再到印度和东南亚诸多的南洋岛国，岂能是一个日本就给吞掉？丰臣秀吉扭曲膨胀的心态，固然是造成战争悲剧的重要因素，但难道不是朝鲜和中国的孱弱现状给了他幻觉，似乎能出现一些可乘之机。在战争爆发之前，丰臣氏询问嘉靖年间的倭寇情况，想了解一些关于中国的情况。他听说明朝的官军和老百姓软弱可欺，不崇尚武力，整个社会看不起军人，很多军人都是因为犯了罪才充军当兵，当了兵之后也怯于作战，对倭寇天生恐惧，致使这些倭寇在中国如入无人之境。听说这些情况后，丰臣氏就很轻视明朝的军队。
并不仅仅是丰臣秀吉蔑视明朝的军事力量，当时新兴的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来到东亚后，也有同样的心态。例如当时一名西班牙籍的耶稣会士阿隆索·桑切斯，他提出只要派出一万多西班牙兵，再加上五六千的日本兵或数量相等的菲律宾兵，就能征服中国。这样蔑视中国的国力和军威，除了说明他们是一群无知的狂徒外，是否也说明中国的某些事实促成了他们头脑发热？战争就在这样一种主客观背景中爆发了。
战争爆发的第一阶段
一般来说，战争狂人的疯狂，通常是发动战争的野心和狂妄，而不是指备战环节中的疯狂。相反，为了战争能够更有把握获胜，丰臣秀吉必须在战前进行精心的准备。
首先是扩军。本来日本是以田粮作为征兵的条件，丰臣氏为了把土地、粮食和人口抓在手，开始整顿田粮制度。根据“太阁检地”得出的重新核定，每万石出兵250人。按照当时的国力，他在日本的西海、南海、山阳、山阴四道，共动员军队三十三万人，其中一线作战人员约二十万。
其次是造船。这次作战是日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渡海作战，必须征调建造大量的战船。丰臣秀吉命令沿海诸藩，也按照田粮制度的基础，核定各种战船的数量和吨位，同时征用相应的水手和俸米。战争爆发前，日军已经准备了战船千余艘。不过，这时日本并不谙熟海战，在战船的大小和构造方面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尤其不适合于渡海作战。
除此之外，日军还在弓箭、鸟铳和从西洋引进的新式武器方面，进行了充分准备。为了能获胜，丰臣秀吉让养子接替关白一职，而自己充任太阁，将大本营设在九州肥前海滨的名户屋，专一指挥对朝战争。万历二十年（1592，朝宣祖二十五年，日本文禄元年）五月，他在朝鲜、中国备战松懈的情况下，派遣十六万日军出兵朝鲜，在釜山登陆，挑起了战争。
万历十九年（1591），丰臣秀吉曾给朝鲜国王递交了一封国书，说他打算入侵中国，要借助朝鲜为先驱，共同进攻。这封国书措词傲慢，逻辑混乱，朝鲜一方当然不肯接受。因为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当时廷议的结果就把这件事报告给明朝。但是朝鲜自己并没有认真备战。
朝鲜不备战也是事出有因。朝鲜曾在万历十八年（1590），派遣使臣进入过日本。他根据所见所闻，向朝廷报告说，未来的日朝关系有一定的危险性，或许有可能发生战争。但当时朝鲜国内党争对立很严重，这个使臣是亲“西人”派的，他向朝鲜国王报告说必有兵祸，这就引起了“东人”派的极大不满，说这是危言耸听，动摇军心，最终的结果就是有人准备，有人不准备。
李舜臣的龟船
朝鲜水师提督李舜臣是一位有眼光的爱国将领，他早就不满国内承平日久，备战松懈。别的地方他管不了，于是就在水师上下工夫。为了能战胜日军，他一方面积极训练士兵，备战抗倭；更突出的贡献就是制造新型战船，名曰“龟船”。实际上这是一种铁甲船，头形似龟，船体似龟壳，覆以铁皮，并在铁皮上装有尖锐的铁钉和铁钩，造成对手无法跳帮和接舷，因此防御能力很强。同时从船头到船尾，船体全身设有数十个炮口，用来发射火器，而且前后左右还有铁制长杆，用来撞击敌船。这样就攻防兼备，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先进的战船。
不过除了李舜臣统辖的水师外，朝鲜全军的备战都很消极，二十万军队中能投入一线的不足三分之一。将领们从未带兵打过仗，主昏臣聩，只是战争的阴影越来越重，情报越来越多，已经接到有可能爆发战争的警报后，才委任了三名巡察使，前往前线督促备战。至于全国性的战前动员则根本谈不上。
相比之下，明朝从朝鲜得到丰臣秀吉寻衅的情报后，认为是日本的谣言和朝鲜方面小题大做，没有加强针对朝鲜的援助。相反，从前东南沿海的倭患还使中国人记忆犹新，于是在东南沿海部署了一般性的军事设施，要求务必堵截于外洋，各都司之间不得互相推诿和避战。
日本文禄元年（1592）四月，丰臣秀吉以肥前名户屋为据点，编制了近十六万人的军队，分别由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丰臣义智等大将率领，以釜山为目标入侵朝鲜。当时朝鲜前方的指挥官郑拨正在打猎，在毫无察觉中就成了他人的猎物。釜山第一天就丢了，然后，釜山周围的东莱、金海、密阳、尚州、忠州等相继失陷。
平壤之战
前方溃败的消息传入朝廷后，朝鲜国王李昖紧急召见大臣商量对策。史书上都说他优柔寡断，但在逃跑问题上却很坚决。大臣们劝说他坚守王京汉城，但他下令由次子摄政，自己逃奔到平壤，后来又逃奔义州，还想入中国躲避战乱。国王胆小如鼠，刚刚摄政的世子如何能管理得了乱局。守卫汉江和王京的文臣武将纷纷逃跑，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汉城，从登陆到占领王京，日军前后仅用了二十天。
朝鲜战争一开始，向明朝请求救兵的使者就不绝于途。但是朝鲜失败得太快，等明朝接待求救信使时，汉城已经丢失，而这个消息还没有传入北京。五月初，万历皇帝对朝鲜的战祸并未感到问题严重，只是派遣了级别较低的礼部官员薛潘传达圣谕，扬言要匡扶正义，派遣十万大军旦夕而至。到了五月底，兵部 尚书石星又派遣使者崔世臣、林世禄抵达平壤了解情况。六月初，在日军继续北进的压力下，李昖逃离平壤，出避爱州。等到传来朝鲜国王愿意“内附”的消息，明廷这才感觉到震动不小。
明朝在判断日本发动战争上，犯有两个错误：一是低估了日军进攻的可能，二是错估了进军的线路。所以明朝一直在加强沿海的戒备，尤其是侧重在辽东、山东和直隶等地，以防倭寇事件再次发生。战争爆发后，明朝调集了一部分军队和粮草去山东，还从南方调集了水师来加强河北与天津的防御。同时从宣化、大同挑选兵马，户部发银招募新兵，以壮声威。
对朝鲜国王内附的请求，朝廷内部进行了争论。当时一种意见是同意朝鲜国王来中国，“择一善地居之”，以示抚恤，但是不同意中国出兵朝鲜。理由就是朝鲜自己不奋起抵抗，望风逃窜，尽弃国人，要把麻烦扔给中国。按照朝贡外交，朝鲜是中国的东邻，之所以将它列入对华朝贡，就是要通过四夷来替中国守藩篱；现在藩篱不守，已经失职，还要让中国替它恢复，留着这样的国家在朝贡体系内，还有什么好处！
万历皇帝像
不过，万历皇帝最后还是决定援助朝鲜。在他眼中，援助朝鲜好像并不复杂，打败蕞尔小国日本有何困难！只要通过一次军事行动，就能达到帮助朝鲜复国的政治目的。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这兵怎么出？仗怎么打？究竟是防御还是进攻？究竟是打海路还是陆路？明军最后还是选择了从陆路进入朝鲜，迎头痛击进犯朝鲜半岛的日军，没有采取围魏救赵、声东击西等军事策略。这主要是朝鲜当时受到极大的压力，损失惨重，不断地向明朝呼吁求救，而且日军直接威胁着辽东的安全。
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朝在海上的压力得到了缓解，可以保证明朝陆军腾出手，在朝鲜半岛与日军放手一搏。朝鲜水师此时的抵抗有声有色。李舜臣进行了认真的备战，而且他的龟船能攻能守，行进自如，所以在接下来的数月海战中连续获得胜利。五月，李舜臣的水师在玉浦焚毁击沉日军战船二十多艘，船上幸存的日军士兵弃船登陆，逃之夭夭。五月底到六月初，李舜臣又相继在泗川、唐浦、固城等地，击毁和焚毁日军船只，并且击毙了日将九州大名龟井真矩和来岛通久等，又在闲山大捷中击沉焚烧日本各种战船近六十艘，日将真锅左马允自杀身亡。朝鲜这一系列在海上的胜利，歼灭了日军海军精锐，粉碎了日军水陆并进的侵略计划。既然朝鲜水师已经稳定了海上形势，那么明朝在海疆上的防御压力相应就得到了缓解。
明朝虽然解决了出兵线路问题，放弃了严守海疆的防御方针，改由陆路直接援助朝鲜，但对丰臣秀吉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中国的思想认识不足，因此产生了轻敌意识，结果是初战失利。
在李舜臣水师胜利的配合下，明朝认为战胜倭寇并非难事，朝鲜之所以一路溃败，完全是自己无能。因此一开始仅派遣了济南史儒、戴朝弁各率一千兵援朝，然后又增派了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三千兵援朝，合计五千人马。当史儒带着几千人马到达平壤后，因不熟悉地形，而且正值暴雨时节，作战不成队形，马匹奔逸不止，初战史儒战死。祖承训的援军渡过了鸭绿江后，再战又遭到惨败，仅以身免。五千人马就这样没了，战报传至朝廷，一片哗然。
明军首战失利的原因，并非是怯懦不勇敢，而在指挥官的轻敌冒进，求胜心切，让骑兵冲入平壤城里，与日军发生巷战，明朝骑兵无法发挥野战的优势，在和日本陆军相遇后，猝然入城便被包围，遭遇到严重失败。
祖承训进攻受挫后，引起朝廷的极大震动，蕞尔小国的侵略如此难以对付，必须调兵遣将，认真备战方可胜之。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宋应昌被任命为经略，李如松被任命为征东提督，共率四万多明军再次赴朝参战。
当时有两种意见，其一是对日交涉，乞望通过羁縻式的和谈达到日本退兵的目的；还有一种声音较微弱，就是希望趁朝鲜艰危，将朝鲜土地据为己有。主帅宋应昌是坚决的主战派，他决心通过中朝联军的积极备战，消灭日寇，收复朝鲜。征东提督李如松更值得一说，宋应昌所率的四万多大军中，有三万属于李如松指挥。他是辽东总兵名将李成梁的长子，之前刚被派到宁夏平定哱拜之乱，取得卓越战功，现在又被万历皇帝提调到朝鲜前线。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李如松策划的第一战，是围攻日军防守严密的平壤城。平壤位于大同江畔，城池坚固，易守难攻。日军有一万五千的兵力驻扎于此，对于明军的到来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按照宋应昌的部署，平壤之役的部署在于围三缺一，留下一个豁口以动摇日军坚守的意志，在明军正面打击下，迫使敌人不得不突围而走。待到敌人退出平壤，在准备东渡大同江途中，尽量予以打击和消灭。
但是明军中这两位最高军事统帅意见尖锐对立。李如松认为宋应昌的部署简直是一厢情愿，根本不能采用，他决定先采用诱敌出城的战术。不过他左尝右试，日寇坚决不肯离城决战，这一招最终也没有效果。李如松最后同意集中兵力进行围攻。对平壤的攻城战，两位统帅达成了一致。
中朝联军的总兵力达到四万，远远超过了日军在平壤的防御兵力。艰苦攻坚战的序幕拉开了。阳光下明晃晃的武器铠甲耀眼夺目，城头号角锣鼓之声不绝于耳，城下战马嘶鸣，杀声震天。明军的火炮齐发，响声惊天动地。按照《李朝实录》记载，明朝的火炮火箭赤焰亘天，将城头日军的旗帜点燃，日军躲在矮墙后面，凭高用铅丸、巨石、开水对抗攀城而上的明军。明军围攻不下，李如松阵斩一人后挺身而出，大呼：“先登城者赏银五千两！”众将奋战更加勇敢，军士们鼓噪随之。日军抵抗不住，浙兵率先登上城楼，拔下了日军的旗帜，竖起了明朝的军旗。
面对蜂拥而上的明军，日军困兽犹斗，收缩在土窟之中死守。日将小西行长率六七千人固守在光亭土窟，剩余的日军约五六千人缩在七星土窟，等待时机准备突围。李如松下令四面堆积柴草，打算用火攻将敌人逼出土窟，但躲藏的日军暗中放枪射箭，给明军很大杀伤，包括李如松的坐骑也被铅丸打死。
明军连续作战，饥饿和疲劳达到了极点，在众将的再三请求下，李如松感到日军过于顽强，明军伤亡过大，土窟难以一时攻下，于是退师还营，修整再战。李如松利用这短暂的停战，派了一个军使入倭营传命：“以我兵力，足以一举歼灭，而不忍杀人命，姑为退舍，开你生路。速领诸将来诣辕门听我分付，不但饶命，当有厚赏。”
小西行长闻讯后，一时不知道李如松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根据之前的苦战，他知道日军已经无法再坚守平壤城，能平安撤军已经是无奈中的上策，但绝不能率领众将前往明朝军营，因为这算投降，放下了武器。小西行长也看出，明军暂时撤兵是伤亡过大，绝不是李如松的仁慈和大度，只要在谈判中强硬一些，就能尽力挽回损失。因此，小西行长提出要求：“俺等情愿退军，请无拦截后面。”李如松是位重信守诺的君子，却不是兵不厌诈的枭将，当时明军确已不堪连续作战，因此许下诺言，撤去重围。在没有沿路截杀的情况下，剩余日军全部平安撤离，在平壤之战打响的十天后逃回到汉城。
平壤之战以日军的失败告终，对明军来说，占领平壤原本是件好事，但宋应昌和李如松这两位前敌统帅又增添了新矛盾，主要问题出在李如松一方。
打了胜仗后，宋应昌向朝廷写了表功的奏折《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他通过生动具体的描述，如实汇报了明军在朝鲜前线的胜仗，而且多次提到李如松都督在战斗中的决定作用。他盛赞李如松在战马被鸟铳击毙后，仍“换马驰战，触冒毒火，鼻孔血流，犹左右指挥，往来督阵，神色不变”；还说他率领的军队在光复平壤后，“秋毫不许有犯，三军肃然。”
但李如松却多少有些看不起这位顶头上司。在平壤之战发起前，他对宋应昌“围三缺一”的方案不屑一顾，还放弃了宋应昌制订的用火箭、火炮袭击的计划，改用薄城而上的强攻。勇敢固然是李如松的长处，但他欠缺谋略，也造成明军许多不必要的伤亡。后来日军受围乞求撤退，他又自己决定放走了日军，使宋应昌的方案彻底落空。
平壤失守后，沿途日本守军自忖不支，中和、黄州、剑水、凤山之敌纷纷弃守，逃向王京，试图集中兵力猬集起来，确保汉城的安全。李如松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高丽古都开城，朝鲜郡县如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一起收复，归入平壤。中朝联合抗倭形势喜人，朝鲜北方领土完全解放。
北方的咸境道原来由日将加藤清正镇守，一直比较安全，兵力也没有损失，但在日军连续失败的情况下，自料无法孤立镇守，也一起撤退到汉城。原本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两路日军素有不和，平壤之战受挫后，日军士气不振，矛盾更加突出。但汉城毕竟是朝鲜的首府，又有咸境、忠清为之犄角，从地形而言，易守难攻。明军取得平壤大捷后，又占领了开城这座空城，出现了一个相对有利的主动进攻局面。但日军决定不再退却，不计代价死守汉城。
最初宋应昌认为，平壤的倭寇虽然有万余之众，但在日军系统中只是一小部分，所以应该急攻。现在汉城汇集了日军各路兵马，其势大合，力量壮大，攻击应该慎而又慎，必须等到我军粮草、军械、火器齐备之后，再一鼓作气发动总攻。但是李如松对如何进攻汉城，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接连在平哱拜之乱和平壤之战获胜，十分轻视日军，傲慢的态度使他听不进去宋应昌的话，于是径直向汉城进发。李如松率精兵三千作为前锋，哨探王京道路，打算分兵埋伏，打日军一个猝不及防。但当他行军至离王京五十里的碧蹄馆时，遭遇到日军的围攻。
日军将明军包围得水泄不通，明军将士殊死搏斗，奋战半日，直杀得人困马乏，弓矢耗尽。日军发现肯定有明朝大将被围在里面，因此搏杀得十分凶狠。裨将李有升用身体护着李如松，竟被日军砍倒肢解。等到明朝援军将李如松救出后，明军“精锐亦多丧失，过桥者尽死”。
新年伊始的朝鲜天寒地冻，又连遭雨雪，道路泥泞不堪，明朝擅长的骑兵战术根本无法发挥。而日军凭险据守，背山面水，沿着汉江连珠布阵，又在城中高置角楼瞭望，以逸待劳地等着明军的进攻。看到这种情景，明军攻城的底气开始松懈，勉强进攻，也被日军从城墙后面伸出铁铳频繁射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在进攻无效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明军退师返回开城。
停战与议和
《明史·李如松传》说，一开始，官军告捷平壤，锋头正锐，闭口不提日本向中国封贡之事。等到碧蹄馆兵败，李如松泄了气，他和宋应昌都急欲休整，而日军也弹尽粮绝，加之平壤之败，产生还乡之意，于是双方开始停战议和。的确明军赴朝作战，虽然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平壤，以后又陆续收复了一些被日军占领的城镇，但是冬季在朝鲜作战，环境太恶劣，加之日军作战顽强、帮朝鲜作战意义不明确等原因，终于导致了许多将士产生归乡的思绪，不愿再继续打下去。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包括经略宋应昌在内，都倾向于对日议和。
实际上，早在平壤之战前，兵部尚书石星就派遣浙江嘉兴人沈惟敬前往日营，目的是与小西行长议和罢兵。史书上说沈惟敬是个市井无赖，这个说法不确切，其实他更像个精明过头的商人。
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其实商人遇见兵不厌诈的军人，同样也要吃亏上当。小西行长对沈惟敬诡称，只要明朝按兵不动，日军将马上撤兵，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归朝鲜，双方还装模作样地达成十五天的休战协议。沈惟敬的报告送到北京后，朝廷大臣商量的结果是日本人不可信，对倭作战应速战速决。李如松在听到沈惟敬的报告后一脸怒容，斥责沈惟敬罪该万死，幸亏参军李应试从旁劝说，正好将计就计，用奇兵偷袭，在这以后才出现了平壤大捷。
碧蹄馆之役受挫后，按照兵部尚书石星的意图，宋应昌、李如松与日军和谈。他们根据沈惟敬的建议，向日军提出三个条件：归还朝鲜故土、返还被俘的朝鲜王子和大臣、丰臣秀吉上表谢罪。在放人的问题上双方没有争议；归还朝鲜领土也较为容易，日军同意先从汉城撤往釜山；但就丰臣秀吉上表谢罪，却有明显的分歧，最后达成的协议较为折中，即明朝派和谈使节前往日本，直接和丰臣秀吉进行最高级别的谈判。
万历二十年四月，日军放弃王京汉城南撤，退保釜山港，汉江以南千余里重新归朝鲜王国控制。《明史·李如松传》上说：倭寇弃王京逃遁，李如松与宋应昌入汉城，曾派遣士兵渡江尾随于倭寇之后，将击其惰归。但由于日军有所准备，步步为营，轮番休整和行军，明军找不出破绽，因此没敢进攻。
其实，日军是有组织撤退，并且有协议在先，对李如松来说，并非是敢不敢的问题。根据协议，明朝派遣和谈使节参将谢用梓和游击徐一贯抵达日本名户屋，谒见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对达成议和提出七项条件：一、纳明公主为日本后妃；二、中日恢复久已断绝的堪合贸易，希望官船商船同时往来；三、两国永结同好，互换誓词；四、朝鲜一分为二，北四道和王京归朝鲜，南四道归日本；五、朝鲜以王子和大臣各一人为人质，前往日本；六、遣返去年被俘的朝鲜两王子；七、朝鲜向日本宣誓，永不背叛日本。
现在需要看一下万历皇帝对日议和的态度。他表示可以传谕宋应昌，劝日本归还朝鲜半岛，日本只要能上表称臣，永为属国，就可以既往不咎。至于日本提出的这几项条件，都通通予以了否定。万历二十二年（1594）岁末，万历皇帝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下令从朝鲜撤军。他当时这样爽快，一是明军官兵思乡情重，盼望回国；二是日本的和谈使者小西飞来到了北京，和兵部尚书石星 会谈，万历皇帝认为和谈的指挥棒在自己的手中。
石星是铁杆的主和派，他极力优待小西飞，让他回国后，将石星提出的从朝鲜撤军、册封而不朝贡、发誓不再进犯朝鲜三个条件传达给丰臣氏，小西飞都表示接受。小西飞并不是一名合格的外交人才，否则的话，他就不会将丰臣秀吉的外交要求置之脑后。小西飞对比了一下双方的条件，只是觉得明朝的官员并不了解日本，但为了贪图眼前的享乐，于是就胡乱答应下来。但他这样满口应承，万历皇帝却深信不疑，感到很是满意，最后一厢情愿地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
万历二十三年（1595），万历皇帝向日本颁发诏书，任令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同那个夸夸其谈、精于算计的日本通沈惟敬一起，渡海前往日本，完成万历皇帝交给的任务。
万历二十四年（1596）正月，李宗城等人到达釜山，看到日方在厉兵秣马，积极备战，即将要再度侵犯朝鲜。他知道这次赴日将凶多吉少，不是被砍头，也要被长期监禁，吓得连夜弃玺书逃走。副使杨方亨找不到自己的上司，就向朝廷报告说正使失踪。因为杨方亨没有确切报告说日本即将动武，这就又造成了万历皇帝的误判。他只是龙颜大怒，下令四处搜捕李宗城，改任杨方亨为正使，沈惟敬为副使，其余条件不变，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一定要到达日本。
这年九月，丰臣秀吉在大阪城接受明朝使臣带来的册封诰命书、日本王印信及明朝的冠服。当宣读诰命至“万里叩关，恳求内附”等典型的中国朝贡辞令后，丰臣秀吉果然大为震怒。用丰臣秀吉自己的话说，就是：“吾欲王则王，何待明虏之封；吾为王，天朝奈吾何！”不过他震怒的样子只是给日本人看。对明朝使者，他要继续耍花招。第二天，丰臣秀吉穿上明朝的冠服，在大阪城设宴招待前来的使节。这无非是释放一个障眼的烟雾，为战端再起争取一个有利的开局。
所谓谈判，无非是亮出可以接受的条件，还有能给对方的承诺，按照力量的博弈最后达成协定。中国和日本在朝鲜战争问题上，要求相距甚远，根本无法达成一致。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战后的中日关系。日本方面不但要求册封，还希望明朝的公主嫁给日本天皇，更希望达成日方所需要的朝贡贸易。
但是对日本的“封贡”要求，明廷一直议而不决，反对的声音异常强烈。像来自沿海前哨的福建、浙江等地，长期遭受倭寇侵扰，巡抚许孚远最反对与日本往来。他认为丰臣秀吉是“猖狂岛中，滨海岌岌”，建造战船以数千计，征兵诸州以数万计，无非是窥视中国，以求一逞。他说所谓对日封贡，无非是有人认为，如果此次封贡不成，倭寇必然大举入侵。其实这是不知道丰臣秀吉的狂妄野心，他侵华意图久已有之，封贡亦来，不封贡亦来，不过是早来和晚来的关系。因此坚决认为不能对日妥协，只有认真备战方是上策。
也有一些人希望对日议和，早日停止战争，如蓟辽总督顾养谦。他正要代替宋应昌赴朝鲜处理撤兵事宜，为了早日打发日本撤出朝鲜，因此极力主张对日采取缓和态度。他提出的封贡方案是贡道定在宁波，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选择能臣为使节，宣谕日军早日归国。至于朝鲜国王李昖，为了早日收复失地，保土安民，也力促万历皇帝允许对日封贡。
从这些情况来看，所谓各方的封贡之争，只不过是借战争事端，最大化满足各自的眼前利益。日本有日本的要求，朝鲜有朝鲜的打算，国内各级官僚也是一群本位主义者。万历皇帝在封贡问题上举棋不定，也不知道如何解决。他能力平庸，完全要听从大臣的意见。兵部斟酌利害得失，建议万历皇帝提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封贡要求，结果是老调重弹，和之前相比没有任何变化，完全不能达到日方的希望。于是才有了丰臣秀吉的震怒，发誓再和明朝决一雌雄。
当然，中日和谈达不成协议，也和朝鲜有一定的关系。在明朝的方案里，万历皇帝表现得还算有些气节，他始终没有拿朝鲜的利益作为与日本和谈的筹码，坚持要求日本退出朝鲜。丰臣秀吉当初的狂想就是要假道入明，当然不肯从朝鲜撤兵。形势的发展总是要超出双方最初的设想。
战端再起到中朝胜利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末，双方“议和”彻底破裂，丰臣秀吉派遣小西行长立刻返回朝鲜前线，屯据在釜山大营。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初，另一员日军大将加藤清正也到达朝鲜，屯踞在机张旧垒。二月，丰臣秀吉完成再次进犯朝鲜的战争部署。
丰臣氏这次计划是先攻占全罗、忠清两道，因此动员了八个军十二万人，加上之前仍在釜山的日军，共计十四万人。明朝看到战事再起，派遣新任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军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镐经略朝鲜军务，并派陆军总兵麻贵、刘綎、董一元、水师总兵陈璘等，陆续率军开赴朝鲜前线。
日军这次侵朝，加藤清正最为积极，因为他上次战功卓著而且损失很小。相比之下，损失最大的小西行长则主张和谈，甚为消极。为了能不打仗，小西行长向朝鲜使者透露了战争爆发的时间和具体的作战部署。他暗示了半天，看到对方还是一脸糊涂，麻木不仁，干脆派出部下会见朝鲜庆尚右兵使金应瑞，详细透露日本的入侵计划。但这绝不表明小西行长成为朝鲜收买的日本卧底，或者上演《无间道》中的间谍。与其说他是透露日本的入侵计划，不如说是炫耀日军兵力，主要是想吓唬住朝鲜，迫使朝鲜接受日军的条件求和。小西行长还有一个打算，就是退而求其次，让日军看到朝鲜认真备战，当加藤觉得无机可乘后，早日退兵，撤回沿海或者按兵不动。
金应瑞把小西行长透露的情况报告给朝鲜王室，但他们并没采取相应的对策。因为朝方觉得有明朝在背后撑腰，小日本这次进攻是强弩之末，难有作为。
七月，日军大举进攻驻扎在闲山岛的朝鲜水师，朝鲜水师几乎全军覆灭。水师原主帅李舜臣遭诬告下狱。新任统制元钧原本不是水师出身，不懂装懂，刚愎自用，因此他改变了李舜臣的治军方略。也可以说他是昏庸无能，拢不住手下兵将，指挥乏术。还可以说他是胆小怕事，在日军优势兵力围攻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逃跑，脱身登上陆地后，结果还是被杀死。但整个水师因没有准备仓皇列阵，被日军团团包围。就这样，朝鲜的战船尽被烧毁，士卒焚溺殆尽。
闲山岛在朝鲜西海口，右障南原，为全罗外藩，一旦失守则沿海无备，而且可以从这里扬帆直达中国。现在闲山岛被日军攻陷后，不但朝鲜顿失海上屏障，连中国的登州也受到日军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国王只好从监狱中放出了李舜臣，官复原职，这样才使朝鲜水师转危为安，逐渐恢复了活力，为夺回制海权，最后击败日本做好准备。
陆军方面，日军分左右两路同时发动攻击。右路六万余人由加藤清正率领，左路五万余人由小西行长率领，进攻全罗和忠清两道。战役重点是左路的南原之战。明朝副总兵杨元以三千人孤守南原，加上朝鲜李福男的援军也不足四千，经过五昼夜的血战，南原失陷。全州守将陈愚衷闻讯后立刻向北逃跑，守 军溃散，全州以南地区落入日军手中。中朝联军从全州至汉城的防御随之瓦解。
前线不断败绩，明军退守王京汉城，京师再次大震。王子嫔妃等先行撤退，朝鲜的零星守军到处阻击日军，但众寡悬殊，于事无补，不能挫其大势。形势紧急，人心惶惶，有的想放弃汉城，有的想干脆退到鸭绿江，直到杨镐率领四万明军从平壤抵达汉城，与总兵麻贵率领的八千人会师后，才算稳定住了局势。
九月，杨镐、麻贵发动了一场稷山突袭战，挫败了日军进攻的锐气。有人认为，稷山大捷是中方以少胜多的战役，麻贵所部八千人抗击住了十二万北进日军的攻势。在交战之前，明军秘选了两千勇士埋伏在稷山，趁日军未及列队，发动突然袭击。喊杀之声震动山谷，火炮齐发，硝烟弥漫，在突然袭击下，日军有五六百人阵亡，伤者不计其数。这次以少胜多的战役，不但显示了明军强大的战斗力，还阻止住了敌军的北进步伐，对战局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是清代著名史学家谷应泰认为，所谓稷山大捷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杨镐等人在冒功。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稷山大捷只是恰好利用了日军的不和与矛盾。当时左路的统帅小西行长认为，右路统帅加藤清正轻敌冒进，而他自己早已厌倦了在朝鲜的作战，于是主动退屯在井邑，离王京六百里。在这种情况下，加藤清正也不敢孤军深入，退屯于庆尚，离王京四百里。稷山大捷是日军未曾受到重创的情况下，主动退兵的结果，是被前线的明军将领夸大了。从邢玠所能动员的总兵力来说，只能达到日军的一半，他曾计划动员十万人发动冬季攻势，这也是纸上谈兵。
丰臣秀吉受惑于前方战事，改变了自己的侵朝计划。他对能否攻下汉城心里没底，于是命令日军停止进攻，只是在占领南方的全罗、忠清两道之后，就撤回到釜山沿海一带，将这场战争变成了持久战。所以第二阶段前期的战争特点，一是中朝联军在对抗战中败多胜少，二是日军对朝鲜的侵害罄竹难书，变成日军对朝鲜的烧杀抢掠。美丽富饶的全罗道原来是朝鲜的米粮川，经过日军惨绝人寰的蹂躏，还能动的当战俘掳去，不能动的就地屠杀，朝鲜南方变成了血流成河的无人区。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底，援朝明军陆续到达朝鲜，中朝联军策划发动一次攻势，打击气焰嚣张的右路加藤清正部。当时中朝联军总兵力有五万多人，被分成左中右三路，分别由左副总兵李如梅、中副总兵高策、右副总兵李芳春率领，经略杨镐同提督麻贵负责主攻方向。
十二月二十日，明军到达庆州，进攻蔚山，蔚山之战打响。这里驻扎的日军仅有两万，在日本援军还没到达的时候，守军凭蔚山的险要地形拼命死守，使攻城的明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头两天的攻城战中，明军获得了小胜，之后日军便依靠坚固的堡垒，迫使明军打攻坚战。日军凭高向下用火炮轰击，击伤了不少明军。由于地形不利，“我师仰攻，多损伤”。但毕竟日军的兵力薄弱，这个时候势均力敌，谁胜谁负都很难说。
日军阵营也在苦苦支撑，等待着有利的情况出现。他们被围困在绝地，饮水和粮食都成了大问题，“倭难水道，饷难继，第坐困之”，如果围困时间再长一些，明军或许能争取到更多的主动权。守军久盼的援军终于从水道来了，不过兵力很少，不足以通过强攻战胜中朝联军，于是日本援军虚张声势，造成一种沿江而上尽是日军的假象，竟唬得前敌总指挥杨镐策马西奔。明军斗志全无，四散奔逃。加藤清正纵兵逐北，明军损失逾万，游击卢继忠所属三千人全被歼灭。
蔚山之战以明军的失败而结束，但也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成为双方死拼的消耗战。日军参加防御蔚山的有一万六千多人，但损耗过万，最后生还的将士也不过五六千人。
明军之所以在蔚山之战中功亏一篑，主要是战术单一，强攻硬打。先是在攻坚战中落入下风，转瞬间又自寻惨败，被日军追杀。而明军能从蔚山败退到庆州，再退到汉城，则是前线最高统帅在指挥中犯了严重错误。明军由于事先没有摸透敌情，没有做好石城攻坚战的准备工作，结果屯兵城下，只能寄希望于强攻来结束战斗，但最后的结果只是徒增伤亡。倘若明军事先能预料到蔚山之攻坚远甚于昔日的平壤，或许会准备更多的火箭、火炮等攻城器械，在给予敌人重大杀伤之后，后续部队也能跟上扩大战果。但情况发展正好相反，明军在蔚山之战损伤过多，士气受到很大影响，已经产生退却和谈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援军的到来，最终导致前线最高指挥的判断错误，从撤退变成了溃败。
蔚山之战后，日军损失较大，因此也改变了一些战法。它的所属兵力现在只有六七万人，盘踞在从蔚山到顺天的朝鲜南部沿海地区，目的是要站稳脚跟，长期固守，等待时机进攻中朝联军。而明朝方面鉴于蔚山之战的失利，迫使总 督邢玠继续向朝廷请饷增兵，积攒更大的力量来歼灭盘踞之敌，于是战场上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万历二十六年（1598）二月，副总兵都督佥事陈璘被任命为御倭总兵官。那位在蔚山之战失利的杨镐，落得弹劾罢职的下场。在万历二十六年的上半年，陈璘的广兵、刘綎的川兵、邓子龙的浙兵陆续调入朝鲜。邢玠把援朝的军队分为三路，再加上水师，希望来个水陆并进，分别围剿。
从九月下旬到十月初，明军对日军的一些据点进行了战术性围攻，但没能取得显著效果，一个重要作战目标也没有攻下，相反损兵折将逾万人，再次失利。正在这个时候，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征服中朝的野心马上烟消云散，很快做出了撤军的打算。既然明军在陆地作战中一无所获，那么水师在海上围追堵截撤退的日军，也就成为最后的一线胜机。
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方面决定密不发丧，以保证日军能从朝鲜安全撤离，撤军时间定在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11月5日。为了保全侵略者的颜面和撤军安全，日本方面向明朝提出几条和谈要求，例如以朝鲜王子为人质，朝鲜每年向日本缴纳稻米、虎皮、豹皮等贡税。但中朝联军从间接渠道探听到了丰臣秀吉的死讯，于是加紧准备给日军最后一击，这项工作主要是由水师承担。朝鲜方面将追击的重任交给水师提督李舜臣。中国方面也非常重视水师，按照大学士沈一贯的建议，万历皇帝下令筹办一支舰队前往朝鲜海域，由御倭总兵官陈璘亲自统辖。这支水师的给养由天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港口运送，最后和朝鲜水师联合部署投入战斗，在露梁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釜山和蔚山的日军撤退后，小西行长的左路军殿后，最后撤退。这时中朝水师已经封锁了海路，于是他求援于岛津义弘。18日，岛津义弘率五百艘战船前来应援，经过露梁海面时与中朝水师发生激战。
在战役开始之前，陈璘与李舜臣部署如下：年逾七旬的老将副总兵邓子龙部伏兵于露梁海，李舜臣部伏兵于南海岛的观音浦，陈璘率主力伏兵于竹岛及水门洞港湾。日军船队自光州直过露梁海，陈璘命令邓子龙和李舜臣率领巨舰打先锋。李舜臣的船只冲向敌舰被包围，陈璘的船只赶来救援也被包围，海面上布满了弓矢，火炮迸发出眩目的光焰，连同鲜血染红了海面。敌我双方从隔海拼命厮杀，发展到旗舰中的接舷，日军跳上陈璘的船企图行刺，陈璘的儿子陈 九经用身体来掩护，受伤后鲜血淋漓。陈璘的旗舰被包围得像铁桶一般，无法突围，他干脆命令下碇不动，用火炮轰击日军船只，而日军也用鸟铳仰射明朝水师官兵。当日军试图再次接舷强行而上时，明朝水师的船只较高，于是改用长枪俯刺，日军落水者数以千计。继而明军又从高处向日船投掷喷火筒，不多时，两百多艘日船便燃烧起火，赤火烈烈，浓烟翻腾。
战斗之激烈使双方都分不清敌我，混战一团。明军先锋邓子龙被敌船团团包围，他率两百名勇士跃上朝鲜的战船，向敌方投掷火毬，奋勇追杀日军。但在激战中，明军火器误中邓子龙战船，船上火起，兵士在扑打火焰和避火时，造成船体摇摆，日军趁明军手忙脚乱疏于进攻，蜂拥而上，明军再和日军肉搏已经力不能支，邓子龙英勇阵亡。
朝鲜水师提督李舜臣前来救援邓子龙，发虎踞大炮连中敌舰。在硝烟蔽日的交战中，李舜臣被敌方飞丸击中，身负重伤。李舜臣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临牺牲前对侄子李莞说：“战方急，慎勿言我死。”李莞遵照李舜臣的指示，继续用李舜臣的名义发布作战号令，督军作战，直到杀退日舰。
岛津义弘的援军来了五百艘战船，其中被俘获的有一百多艘，被烧毁的有两百多艘，其余的仓皇逃跑。小西行长在西路倭桥，指望着援军蔽海而来，却只见露梁海上烈焰冲天，知道日本援军大败，于是暗中从外洋别道逃窜。东路加藤清正的援军看到败局已定，也立即后退逃跑。
在陆地上，总督军门邢玠传令刘綎、麻贵，要对所有日军营寨进行清剿。由于日军已经逃遁，所以刘綎进入的只是一座空城，城内只有三名朝鲜人。但是日军仓皇逃窜后，丢下的物资却堆积如山，铳炮、火药、兵械、日用物资等无所不有。露梁海战后，朝鲜国土上已经没有了日本侵略者，历时七年的援朝抗倭战争终于宣告结束。
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邢玠留下万世德、李承勋等统兵一万六千人暂驻朝鲜，率领其余四路总兵回国。万历皇帝在御门接受征倭告捷，枭首日寇战俘平秀政、平正成，传首九边。
这场长达七年之久的抗倭援朝战争，给三国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对日本来说，丰臣秀吉两度进攻朝鲜，共有十多万将士死于不义的战争。战争消耗也累千上万，不计其数。侵略朝鲜要跨海作战，必须征造战船。出征之前，日本军阀就征造了大型战船578艘，中型战船575艘，共1153艘。这些费用无一例外地落到了日本老百姓身上。除了造船，日本老百姓还要承担水手、船户等“军役”，沉重的负担造成百姓大批逃亡，到处都是耕田荒芜、人走楼空的景象。
对于侵略头子丰臣秀吉而言，他损失之大，莫过于加速了政权的破灭和家族的消亡。丰臣氏的部下在他死后，各自为政，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以军事将领加藤清正为首的强权派，以大名石田三成为首的文吏派。在侵朝战争时，德川家康养精蓄锐没有出兵，他与强权派联合，从而在1600年的关原之战中稳操胜券，奠定了自己称霸全国的新格局，建立起江户（德川）幕府。又经过两次大阪作战，他彻底消灭了丰臣氏家族。玩火者必自焚，丰臣秀吉妄图侵略朝鲜、占领中国、称霸亚洲的黄粱美梦，终于彻底破灭。
对中朝两国来说，这场战争虽然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复旦大学的赵建民教授认为，如果从战争的影响来分析，这场援朝战争是世界上少有的表象和实质不相符的战争，意思就是说，战争之后的各国利弊得失，并不跟战争的胜败相一致，中朝两国虽然名为战胜国，却没有获得应有的胜利者形象，属于一无所得的“惨胜”。
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尽管朝鲜取得了胜利，但它的大半土地却遭到日军铁蹄的蹂躏，国家落入民穷财尽的困境。战争爆发之初，朝鲜人民已经死者相枕于道，“水口门外，积尸如山，高于城数丈”。朝鲜的军队，尤其是陆军基本上被击垮。战争爆发时，朝鲜能动员的军队还有近十八万人，等到对日最后一战时，朝鲜军队不过两万五千人。丰臣秀吉曾残酷地命令部下割鼻代首，目的是用来统计人数，而割下的鼻子至少在十万以上。在战争中，至少也有五六万被日军俘获的朝鲜人被强行送往日本做苦力，战后朝鲜的总人数减少到战前的六分之一。
战后的朝鲜满目萧然，经济凋敝，阡陌之上，榛莽遍地。战乱使原有的田籍、户籍均遭损毁，造成了战后政府无法征收赋税的局面，以至于朝廷不得不卖官鬻爵，换点金钱惨淡维持。一开始许诺“百石为三品，三十石为五品，后则一二十石，升嘉宾堂上，而人无愿者”。由此可见，战争不但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也使国家政治的根本——官员制度和统治能力与方式，产生 了实质性的变化。
不过，之后数十年，朝鲜对明朝的抗倭援朝和国家再造之恩，表示了充分的感谢和怀念。从朝鲜的君主到臣民，对明朝派出军队入朝作战，皆持欢迎态度，对援朝的将领一再表达了感谢之情。从许多事情上可以看出，朝鲜军民的感谢是真情实感、肺腑之言，绝不是那种与时仰俯、随波逐流的牵强态度。
例如万历时期任兵部尚书的石星，在抗倭援朝之战爆发时主持军务，他一开始力主出兵，给朝鲜君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石星并没有亲自赴朝指挥战争，而且后来还被罢官废黜、获罪入狱，如果没有深厚的感激之情，朝鲜或许会在政治上紧跟万历皇帝，表示一些对万历皇帝此举的理解与支持。尽管如此，朝鲜君臣仍不忘石星在关键时候的援手，光海君在位时，他们向明廷提出给石星申冤，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朝鲜感念石尚书的恩德。
再如赴朝参战的大将中，功劳最卓著的当属李如松，因此也最为朝鲜君臣和民间所崇敬爱戴。朝鲜在平壤为他和石星立祠，匾额上大书“武烈”。用朝鲜国王宣宗的话来说，给援朝的将士立祠树碑，就是要让明朝人民知道朝鲜的知恩之情。
数十年后，努尔哈赤崛起，建立后金，从此开始了与明朝的军事对抗。在萨尔浒之战前，明朝表示要向朝鲜借师讨逆，朝鲜明确应允了要求，口号是“助顺讨逆”，派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率三营兵马共一万三千人，过鸭绿江来援助明军，被编入刘綎一路。朝鲜这一态度，显然也是因为明朝之前的援朝抗倭。
但是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也牵连到协助刘綎作战的朝鲜军队。代善率领后金军向明军和朝鲜支援军的混合编队发动进攻。明军执竹竿长枪，身着布甲和牛皮甲，朝鲜步兵身着纸短甲，列开一层层的鸟铳和大炮向后金军施放。火药的浓烟、行军的尘埃、旷野的暮霭把双方视线弄得远近不辨，后金兵舍生忘死向前冲击，刘綎战死后，很快就结束了战斗。
朝鲜军向后金军投降，代善与诸位大臣商议，同意朝鲜的两位元帅到后金大营中投诚。这次战败导致了光海君的下台，不过主要原因并不是失败本身，而是他在大明与后金之间采取的某种灵活政策，或者说是畏惧投降，没有对大明尽心尽力。朝鲜王太后在对外的宣告中，指责光海君“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己未征虏之役（即萨尔浒之战），密教帅臣观变向背，卒致 全师投虏，流丑四海”。由此可见，朝鲜在明清战争中的立场，是坚定地站在明朝一方，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对明朝的忠心和感恩。
对中国来说，这场战争也给国内的政治、军事带来了严重影响。政府耗费巨大，给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危机，甚至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安危。据史料记载，明朝抗倭援朝战争的第二阶段，从邢玠出关至班师回朝，仅从朝廷那里花费的饷银就达八百万两，这还不算非中央政府直接支出的费用，例如添置器械、马匹和火药等。有学者计算，明朝为抗倭援朝战争七年的总支出，应该不少于两千四百万两白银，相当于明朝两年半的总收入。所以《明史·兵志》上说：“朝鲜用兵，百万之积俱空。”国内明显的疲弊状况给东北满洲的兴起带来了机会。努尔哈赤在明朝时受封为“都督佥事”、“龙虎将军”，在抗倭援朝战争结束仅十多年后，随即起兵反明。明朝因为抗倭援朝战争所造成的实力衰减，也是它与后金屡战屡败的一个原因，这更加加速了明朝败亡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