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堡围城战（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君士坦丁堡围城战简介

君士坦丁堡围城战：君士坦丁堡围城战，是奥斯曼帝国于苏丹穆罕默德二世领导之下对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所作的一次围城战，发生于1453年5月29日星期二。这不但标志着东罗马帝国最后的毁灭，及最后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死，这次征服亦代表奥斯曼对地中海东部及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在战略上决定性的一次成功。君士坦丁堡于1922年帝国崩溃前仍然为帝国首都，于1930年土耳其共和国官方将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

君士坦丁堡围城战过程分析——

战争缘起

1400年圣诞节，英王亨利四世在他位于伊森（Eltham）的行宫举行了一次宴会，不仅是为了庆祝佳节，更重要的是为了欢迎他的一位特殊贵客——希腊人的皇帝（有时候也被称作罗马人的皇帝）曼努埃尔二世。千年以前，不列颠还一度是罗马帝国的领地，不料时光荏苒，昔日的宗主此番踏上英格兰土地，却是为祈求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援助，以对抗东方入侵的穆斯林。在意大利诸国、法国巴黎，曼努埃尔二世一再遭到礼貌的拒绝，英格兰几乎是他仅存的希望。然而，英国王公贵族虽对拜占庭人雍容高贵的举止，洁白如玉的长袍印象深刻，却并不能在满足罗马皇帝要求方面压倒自己的法国对手——英格兰早先饱受黑死病之苦，与法国的战事断断续续，渐处下风（即英法百年战争），何况1396年尼科堡战役十字军刚大败于奥斯曼土耳其之手，为什么要替遥远的君士坦丁堡火中取栗呢？王国大法官亚当不禁感叹：如此高贵的基督教贵族却被萨拉森人逼迫得走投无路，多么可悲。哦，古罗马的荣耀如今何在？

◎曼努埃尔二世、海伦娜皇后与三位皇子

此刻的曼努埃尔二世皇帝，忧心如焚，无暇顾及英国人的这番唏嘘喟叹。欧洲另一端，奥斯曼土耳其苏丹，“雷霆”巴耶济德，正携尼科堡大胜的余威，围攻君士坦丁堡，以成就多年来穆斯林未竟的梦想。所幸留守的拜占庭共治皇帝约翰七世，不负叔叔曼努埃尔二世重托，率领首都军民苦苦支撑。曼努埃尔二世的外交活动倒也并非一无所获，法国的查理六世国王象征性地派遣布锡考特元帅率一支偏师进驻君士坦丁堡，但这支千余人的队伍仅仅是杯水车薪而已。1402年，巴耶济德向拜占庭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皇帝开城投降。约翰七世对使者回应道：“告诉你家主人，我军固然孱弱，然而笃信真神，上帝会给予我们克敌力量。苏丹欲战欲和，悉听尊便。”

自324年，君士坦丁大帝下诏于拜占庭旧址兴建“新罗马”以来，这座罗马帝国的新都先后经历了23次围攻，无论是波斯人、匈奴人、阿拉伯人还是基辅人，均受挫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或海岸，无法越雷池一步；唯有1204年，驻扎城外的西方十字军背信弃义，反戈一击，才突破了它伟大的城防，令帝国一蹶不振。此刻的帝国空有“罗马”之名，实际疆域只剩君士坦丁堡附近及希腊南部，岁入仅为鼎盛时期的2％，首都市民更被外国旅行家形容为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看上去，千年帝国是在劫难逃了。

然而此刻，上帝却最后一次眷顾了帝国。当巴耶济德率领帝国主力包围君士坦丁堡时，东方新贵帖木儿向他派来了一名特使，严词要求苏丹停止军事行动并归还以往窃取的拜占庭领土，但是苏丹却狠狠地侮辱了来使。随后巴耶济德仓促中止了围攻，回师安纳托利亚迎接强敌——帖木儿的兵锋此时已抵锡瓦斯。最后的决战于1402年6月25日在安卡拉爆发。巴耶济德本人极为傲慢自负，加之他的部队鱼龙混杂，很多士兵未经过良好训练并对苏丹的吝啬颇有微词——当帖木儿的大军（其中还包括来自印度的战象）发动猛攻时，奥斯曼的军队崩溃了。苏丹与其第二子穆萨均被帖木儿俘虏。唯一屹立不倒的苏丹军团反倒是塞尔维亚君主斯蒂芬的部队，他成功地救出了巴耶济德的长子苏莱曼以及他的一名兄弟。而苏丹第四子穆斯塔法在战役中失踪。帖木儿乘胜进入安纳托利亚西部，一路烧杀劫掠，攻城略地。巴耶济德在囚徒生涯中自尽身亡，奥斯曼帝国崩溃了。

土耳其群龙无首，骤然坍塌，陷入了接近20年的“大空位”时期，这无疑是让拜占庭中兴的天赐良机。曼努埃尔二世努力利用时局，收复失地，壮大帝国，并与苏丹的某位继承人结盟，无奈欧洲已是一盘散沙，各国心怀鬼胎，不愿对拜占庭施加援手。穆罕默德·切莱比于1413年击败了主要的王位觊觎者，获得内战胜利。幸好绰号“绅士”的苏丹与拜占庭皇帝私交甚笃，并无心加以进犯。

◎获胜的帖木儿检阅其俘虏巴耶济德，波兰画家斯坦尼斯洛·赫莱博夫斯基（Stanislaw Chlebowski）1876年油画

好景不长，1421年穆罕默德驾崩，长子穆拉德即位。后者表示愿与拜占庭维持良好邦交，但曼努埃尔二世皇帝受群臣蛊惑，错误地决定支持土耳其国内叛乱的穆斯塔法王子——这一决定换来的是1422年穆拉德对君士坦丁堡新的一轮围攻。不过拜占庭首都的坚固城防对此时的土耳其人而言依然是难以逾越的，师老无功后，他们不得不撤围而去。不仅君士坦丁堡暂时无恙，而且穆拉德一年后彻底平定了国内叛乱，励精图治，恢复并壮大了因帖木儿打击大伤元气的帝国。

1423年，曼努埃尔二世宣告退休，其长子，即新任皇帝约翰八世，确信只有求助西方才能挽救风雨飘摇的帝国。他不顾先帝的忠告，决心促成与罗马教会的共融，因为约翰八世明白，唯有罗马教廷才具备足够权威，将一盘散沙的西方天主教诸国号召起来，援救东方的基督教兄弟。此时，托大公会议运动（Conciliar Movement）之福，教皇终于从教会分裂中解脱出来（1418年德国康斯坦茨会议选举出马丁五世教皇，结束了长期两位教皇对立的时代）。约翰八世深知，只有通过某种“普世大公会议”才有可能促使国民接受两大教会的再次统一，而此时，教皇也无法对这项动议断然拒绝（因为教皇本人就是得益于大公会议而上台的）。经过漫长谈判，宗座犹金四世正式邀请拜占庭皇帝率代表团前往意大利进行会商。虽然约翰八世最初计划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最终还是妥协了。1438年拜占庭代表团前往意大利费拉拉参加会议，1439年会场移至佛罗伦萨（即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基督教史上第十七次大公会议）。双方代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约翰八世皇帝访问佛罗伦萨期间，当地著名画家皮萨内洛（Pisanello）为他制作的纪念章，上书：“约翰·帕列奥列格，罗马人的巴塞勒斯（basileus）及专断者（Autokrator）。”

◎约翰八世皇帝

◎穆罕默德二世

自1054年东西教会互相革除对方教籍，已过数百年之久，双方宗教方面的芥蒂不仅未见弥合，反而不断加深。例如对于“和子说”（拉丁语Filioque）、“炼狱”、圣餐仪式等诸多教义或礼仪，东西教会便存在尖锐分歧。东正教会对于罗马教皇所享有的“居先权”也不敢苟同，而坚称五大宗主教（即罗马教宗，君士坦丁堡、新罗马大主教和普世牧首，亚历山大和全非洲牧首，大安条克和全东方希腊教会牧首，耶路撒冷圣城和全巴勒斯坦牧首）一律平等。但此次大公会议，天主教占据主场优势，且拜占庭帝国有求于人，皇帝亦亲自在僧侣中调解游说——最后，东西教会的共融还是被强制通过了，多数与会的东正教主教、神父在教会联合的文件上签字同意。但此番教会的“统一”在拜占庭缺乏民意基础，代表团回国后，遭遇了民众抗议的惊涛骇浪。很多神父立即表示反悔，部分坚持统一的学者、教士不得不流亡海外。约翰八世并不成功的合纵努力，反倒导致了帝国内部思想的分崩离析。

当然，本次大公会议的作用也不尽是负面的。一支新的十字军被组建起来了。犹金教皇在1440年发出圣战号召，4年后，一支以匈牙利人为主的部队终于在多瑙河整装待命。然而，教皇特使强迫联军统帅，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匈雅提·亚诺什撕毁与苏丹订立的神圣条约，并进一步在战争方略上对他多加掣肘。苏丹穆拉德二世在黑海之滨的瓦尔纳（现今位于保加利亚境内）不费吹灰之力，便击败了这群乌合之众。最后一次试图拯救拜占庭的十字军就此烟消云散。这是西方国家为挽救拜占庭所做的最后一次重大尝试。此后，拜占庭的存亡就只能依靠苏丹了。

瓦尔纳告捷的同年，自忖帝国可以高枕无忧的穆拉德二世决定归隐田园，将王位传予年仅12岁的儿子穆罕默德二世。但他的大臣与军队对新任苏丹产生了不满，穆罕默德二世被认为早熟、固执而且傲慢，而此时欧洲前线偏偏又起了纷争（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德培此刻举兵抵抗土耳其帝国，多次击败后者军队）。公众的呼声与政治形势迫使穆拉德二世不得不再次出山，穆罕默德二世不情愿地退位了。这对年轻王子的自尊与声望不啻于沉重一击，在被流放的几年，他度过了放浪形骸的日子，直到父亲于1451年1月13日在亚得里亚堡逝世，再没有理由阻止他继承大统了，那一年，穆罕默德二世苏丹19岁。

此前三年，拜占庭帝国也经历了帝位更迭。曼努埃尔二世之子约翰八世（在位时间：1421—1448年）驾崩后，膝下无子，由弟弟君士坦丁即位。君士坦丁是曼努埃尔二世十位皇子中最具才能的一位。此时他已经45岁了，早年作为摩里亚（位于今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为拜占庭帝国采邑，一般分封与皇子，称摩里亚专制君主国）的君主便已崭露头角，证明自己是一名出色的战士与管理者，除此以外，他为人正直清廉，在处理桀骜不驯的兄弟关系时，也表现得慷慨仁慈。在帝国臣民眼中，他是一位亲民宽厚的君主，深受爱戴。因此，当他作为皇帝进入君士坦丁堡时，得到了首都市民发自肺腑的拥护。之前历任皇帝前往西方乞援时，许诺推行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的再次共融，这一决定在1438年的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得到正式通过，却在拜占庭国内掀起轩然大波，遭到多数民众与僧侣的反对。于是，国内权贵也因此分裂为“赞成联合派”与“反对联合派”。所幸君士坦丁用人并无门户之见，他的身边也的确聚集了一批能臣干吏：大公（Megas doux，相当于帝国海军司令，自13世纪开始，大公不仅可统帅海军，有时亦可指挥陆军）卢卡斯·诺塔拉斯属于反对联合派；而约翰·坎塔库震努斯作为皇帝挚友，同时也是联合派拥趸，获得Stratopedarches这一崇高头衔（Stratopedarches，希腊语στρατοπεδ ρχη ，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罗马头衔，最初含义为兵营长官，拜占庭中期以后，逐渐演变为一军队高级职务及头衔，13世纪期间，这一职务约相当于“军需长官”，即负责军队后勤补给等事务。但在帝国晚期，它仅仅是一种荣誉头衔，并不一定与军需有关）；梅托切特担任Grand Logothete（Logothete在希腊语中的本意是“精通算术、记账与推理之人”，Grand Logothete作为拜占庭帝国内政官员的总管，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总理”），他与担任Protostrator（该职务的前身为宫廷马厩总管，希腊语原意为“第一马夫”，拜占庭帝国后期成为高级军事将领头衔，仅次于“大元帅”）的德米图斯·坎塔库震努斯一道，可算作“中间派”。此外还有皇帝的心腹，也是他的秘书——乔治·弗朗茨，大体也持这种态度。

◎君士坦丁十一世

君士坦丁接手的这个国家虽然有着辉煌的过去，但此刻已沦为巴尔干地区二等小国。除首都及其近郊外，领土仅有伯罗奔尼撒的摩里亚及部分爱琴海岛屿。此外，黑海南岸由拜占庭科穆宁王朝后裔建立的特拉布宗帝国名义上承认君士坦丁的宗主权（君士坦丁属于帕列奥列格王朝）。而此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已然横跨欧亚，雄踞一方，君士坦丁堡处于土耳其领土的层层包围之中，势如危卵。乔治·弗朗茨被太后海伦娜派往土耳其宫廷通报新皇登基的喜讯，不免有些忐忑（此时拜占庭已沦为土耳其藩属），但苏丹穆拉德优雅地给予了批准，后者在统治晚期并不崇尚穷兵黩武，而愿意与拜占庭共存。君士坦丁堡市民不免如释重负。但仅仅三年后，仁慈的穆拉德故去，新任苏丹血气方刚，野心勃勃，土耳其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又将何去何从呢？

◎1180年的拜占庭帝国，绿色区域为塞尔柱土耳其人势力范围。

◎1450年的东地中海地区，紫色的区域为拜占庭版图，黄色的区域为奥斯曼帝国版图。

阴云密布

1451年2月18日，年轻的穆罕默德二世抵达埃尔迪内时，自大维齐（相当于大首相）以下全体土耳其高官亲自出城迎接。在苏丹宫廷，新帝安排了首次觐见。当年穆罕默德二世中途退位，父亲复辟，少不了诸多老臣幕后推波助澜。面对新主，众人不免心怀惴惴。然而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展现出十足的大度：大维齐哈里尔得到了留任，第二维齐伊萨克帕夏荣升安纳托利亚总督。萨鲁贾帕夏、扎加诺斯帕夏虽然历来与穆罕默德有隙，但仍然与首席宦官赛哈布一道，被任命为“助理维齐”。但对自己的至亲，穆罕默德二世就不那么仁慈了。他一面亲切接待前苏丹的未亡人（穆罕默德继母），一面命令手下前往后宫，将他的幼弟溺死在浴缸中（穆罕默德从此开创了奥斯曼帝国新任苏丹即位时便杀害兄弟的惯例）。去除心头之患后，穆罕默德二世还勒令继母改嫁于伊萨克，随夫迁往小亚细亚。

西方各国的大使们，根据穆罕默德二世早年被迫退位的经历，断言他胸无点墨，难成大事。这种乐观情绪随着穆罕默德二世爽快地承认先皇与西方国家签署的条约，而得到加强。威尼斯、匈牙利、拉古萨、罗德岛骑士团等纷纷与苏丹签署和约，并获得礼遇。第一个抵达亚得里亚堡的拜占庭使团原最为担忧，然而他们也得到了苏丹的安抚。穆罕默德不仅以古兰经起誓，务必会尊重拜占庭之领土完整，甚至还慷慨地许诺会为流亡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奥尔汗王子支付一笔不菲的年金。看上去新任苏丹将采取和平主义的统治政策，何况被他尊称为“拉拉”（意为老师）的大维齐哈里尔，素来同情希腊人，反对与基督教国家轻启战端。西方各国受到前方传来消息的麻痹，且经历了尼克波利斯与瓦尔纳两次十字军的惨败，无人愿贸然与土耳其大动干戈，自然也不会聆听那弦外之音。穆拉德老臣的势力固然不可小觑，但年轻的苏丹急于洗刷前耻，树立权威——最快捷的方式，莫过于在战场建立功勋。

◎穆罕默德二世

1451年秋，卡拉曼埃米尔易卜拉欣贝伊大约同西方人一样，认为新任苏丹软弱可欺，于是联合艾丁、格米延、门特瑟等酋长国掀起了叛乱。穆罕默德二世率军迅速进入小亚细亚，扭转局面，粉碎了叛乱。当伊萨克帕夏的军队占领门特瑟公国时，易卜拉欣贝伊也屈服了。在苏丹解除后顾之忧的同时，拜占庭皇帝却犯了一个致命的外交错误，这也成为压死骆驼的那棵稻草：君士坦丁派遣使节面见苏丹，提醒后者支付早先允诺的给予土耳其王子奥尔汗的年金，言外之意，就是提醒后者记住在君士坦丁堡尚有一位土耳其王位的潜在继承人。当使者抵达苏丹位于布尔萨的驻地并说明来意后，大维齐哈里尔既尴尬又愤怒。他此时已深谙主公的脾性，明白面对如此挑衅苏丹会作何感想。不仅他致力维护的和平政策因此受到冲击，甚至他本人的官位都有可能摇摇欲坠。然而苏丹仅仅是冷淡地回复使者，一切等他回到亚得里亚堡再作答复。但此事很可能促使穆罕默德下定决心，收回不侵犯拜占庭帝国的诺言。

1451年冬，返回亚得里亚堡的苏丹突然不顾拜占庭的抗议，在全国范围内召集了上千能工巧匠及大量民夫，计划第二年开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海岸线一侧的阿索马顿附近修筑堡垒，而该地距拜占庭首都仅咫尺之遥，属于后者领土。1452年4月15日，新要塞正式动工。多次斡旋无果后，君士坦丁十一世最终派出特使，同意土耳其修建要塞，但希望获得保证，要塞完成后不会发动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苏丹的回应是将使节投入大狱，稍后更处以极刑——战争已经无法避免了。

这座被称作鲁梅里（Rumeli Hisar）的要塞于1452年8月建成，其别名更能说明它的功用——Boghazkesen，意为“割喉之刃”。它与巴耶济德时期建于海峡对岸的小亚细亚堡遥相呼应，从东西两个方向，扼住了君士坦丁堡的咽喉，并能封锁海峡。苏丹继而发布诏令，要求所有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必须在土耳其要塞前停靠并接受检查（此举的实际意图为从海上封锁君士坦丁堡，因该城主要粮食及物资需要经海路进口），一旦违抗命令，则会遭到击沉。此举迅速击碎了西方国家的幻想，将意大利各商业国家置于了两难境地。对威尼斯而言，它既与土耳其保持了大量商贸往来，同时在拜占庭亦长期享有贸易特权，甚至于君士坦丁堡城内有一块租借地。经过痛苦的权衡，是年8月，威尼斯议会以74∶7的绝对多数，同意对拜占庭施加援手。但因共和国陷于意大利伦巴第的战事，与教皇国也谈不上和睦（教皇国此时仍拖欠上次十字军应偿付威尼斯的款项），援助的力度也十分有限，甚至议会还暗地指示黎凡特的威尼斯指挥官，在援助希腊人的同时，切不可挑衅土耳其。热那亚的态度更加暧昧。此刻，它在与死敌威尼斯的商业竞争中已处下风，君士坦丁堡北岸的佩拉殖民地（也称作“加拉塔”）对它殊为重要，何况黑海贸易是共和国的命脉，需要确保海峡的畅通——故而，热那亚政府虽然不反对公民以“志愿者”身份援助拜占庭，但决心在战争中严守中立。

◎保存至今的鲁梅里要塞

鲁梅里要塞竣工后，君士坦丁皇帝改变态度，致信教宗，表达了想与教会联合的强烈意愿。虽然东西教会分裂已久，互相憎恶，但教宗的目的是基督教的再次统一，而非坐视东方教会被异教徒毁灭。此时的教宗（尼古拉五世），反倒成为了号召援助拜占庭的中流砥柱。他游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希三世进行干预，但后者不过发出一篇空洞的“最后通牒”，既无实力，也无愿望，去与强大的土耳其一较长短。至于英法两国，正值百年战争的尾声，均疲惫不堪，无暇他顾。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倒是表现出些许兴趣，但他的援助需以拜占庭让渡皇帝头衔为代价，遭到了君士坦丁的拒绝。匈牙利人尚未从数年前的惨败中恢复元气，而且王国摄政匈雅提·亚诺什与要求亲政的年轻国王拉迪斯拉斯五世关系紧张（他恰好于1453年2月成年）。仓促之际，伊斯多尔，前基辅大主教（原为拜占庭神父，后被任命为基辅大主教，由于在大公会议上赞成联合，激起众怒，被俄罗斯人放逐，此刻正流亡罗马）被教皇启用，作为特使，于1452年5月前往君士坦丁堡。他带着教皇的资金与嘱托，在中途招募了200名弓箭手，稍后，米提林尼的莱昂纳德总主教也加入了他的队伍。10月26日，伊斯多尔一行到达君士坦丁堡，他随扈的部队虽然规模不大，但至少说明了一旦同意联合，教皇许诺并非空穴来风。拜占庭举国上下，欢欣不已。卢卡斯·诺塔拉斯负责八方斡旋，以促成与天主教会的正式共融。虽然形势逼人，且多数权贵均愿意做出妥协，但以金纳迪乌斯神父为代表的“拒统派”依然态度坚决，而莱昂纳德主教同样态度强硬，令卢卡斯头疼不已。不过以宗教上的妥协换取西方援助的观点，还是占据了上风。

1452年12月12日，圣索菲亚大教堂终于举行了庆祝东西方教会共融的神圣弥撒，皇帝与宫廷要员均到场参加。教皇与大牧首（当时缺位）在祷告中首次被并列提及，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决议也被公开宣读。伊斯多尔满怀喜悦地向教宗报告这一胜利。不过，凭借拜占庭的困局而强制通过的联合，不免有趁人之危的嫌疑。金纳迪乌斯为首的一批拜占庭教士、民众都拒绝参加仪式。甚至诺塔拉斯被教廷方面毫无妥协的谈判手腕触怒，事后情急之下，说出了“宁可在首都看到头裹方巾的土耳其人，也不愿看到顶着三层教冠的拉丁人”的名言，也可看出这等联合是多么的脆弱。

土耳其人也在进行着他们的准备。

1452年冬某日凌晨，苏丹紧急召见了大维齐哈里尔。哈里尔心怀忐忑，深恐会被苏丹就地免职，特意携带了一份厚礼。苏丹却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我只需要一件礼物——那城市！”（土耳其人习惯将君士坦丁堡称作伊斯坦布尔，意为“城市”或“到城里去”。）哈里尔虽然心有不甘，但也只能表示屈服。1453年1月，穆罕默德二世召开了全体重臣均参加的御前会议——攻城动员会。目睹主公夺取拜占庭首都的意愿是如此强烈，与会大臣与将军们自然无法反对。土耳其战争机器开动起来了。

一旦就开战达成共识，穆罕默德二世迅速命令帝国欧洲部分总督代伊·卡拉德贾帕夏召集军队，扫荡拜占庭位于色雷斯的市镇。此时，苏丹于上一年10月派遣进驻科林斯地峡的士兵们也开始袭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拜占庭领土，使统治当地的君士坦丁两位兄弟（德米图斯与托马斯，时任摩里亚专制君主国专制君主）疲于奔命，无暇增援首都。

不过，君士坦丁堡两面环海，要围困该城，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而这恰恰是游牧出身的奥斯曼人的软肋。穆罕默德决心改变这一切。经过精心筹备，1453年3月，一支庞大的船队已经在加里波利整装待发了。土耳其舰队大约包括6艘三桡战船，10艘二桡战船，15艘单层大型划桨战舰，75艘划桨大艇（fustae）以及20艘运输船，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单桅帆船及快艇（主要用于联络）。其中一部分老旧的船只，经过修缮改装，再次加入了帝国海军；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爱琴海沿岸新造的舰只。舰队司令为保加利亚裔改宗者苏莱曼·巴尔托古鲁。水手与桨手有一部分为囚犯或奴隶，不过多数为雇佣兵（甚至很多是希腊人）。看上去苏丹对舰队的重视甚至超过了陆军，因为他亲自任命了舰队各指挥官。

3月末，苏丹的海军起锚穿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拉马拉海，此举引发了基督徒的恐慌。直到此时，他们才第一次领略到土耳其海军的强大。

◎一艘希腊式三桡战船模型

之前土耳其两次围攻未果，除海军不力外，另一重要因素是缺乏足够的攻城手段。1452年夏，一位名叫乌尔班（Urban）的匈牙利工程师来到了君士坦丁堡并提议为皇帝研制火炮。拜占庭皇帝虽深感兴趣，但无法支付其理想的薪水，也无法为他的研究提供充分原料（拜占庭帝国末期，国家财政几近破产）。为君士坦丁试制了几门火炮后，怀才不遇的乌尔班决定前往土耳其碰碰运气。在土耳其，他立即得到了苏丹接见，并接受了详细询问。在宣称他的大炮足以击毁传说中的巴比伦城墙后，乌尔班正式被苏丹聘用，并得到了4倍于个人预期的薪水和一切技术上的支持。他花了三个月时间研制了一门重炮，该炮被苏丹置于鲁梅里要塞。11月中旬，一艘威尼斯商船在穿过海峡时因拒绝接受土耳其的检查，随即被土耳其的新式武器击沉，幸存的水手也被处死。深感满意的苏丹进而要求乌尔班建造一尊两倍大的巨炮。1453年1月，这座庞然大物终于完成，其长度达到了惊人的26英尺8英寸（约合8米）。大炮分为前后两部，后部装药，前部装弹，可拆卸运输（史称穆罕默德大炮或乌尔班大炮）。据说所用炮弹重达1200磅以上。大炮完工后，出动了700人及30头牛进行运输。在苏丹宫廷外，进行了首次试射。随着导火线点燃，大炮的轰鸣甚至在100斯塔迪昂（stadion，古希腊长度单位，约合176米）外清晰可闻，炮弹飞越了1英里，最后没入6英尺深的泥地。苏丹龙颜大悦。200名工兵被派去平整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以及加固桥梁。在随后的行军途中，土耳其则出动了60头公牛拖拽炮车，两侧还有200人护卫。与此同时，在乌尔班指导下，兵工厂也制造了其他一批火炮，不过就尺寸和威力来说均远不及这尊青铜巨兽。

◎穆罕默德大炮，亦称乌尔班大炮

◎乌尔班大炮未能保存至今，但采用同样设计，制造于1464年的达达尼尔大炮则比较幸运，甚至晚至1807年还老骥伏枥，击伤过英国战舰。1866年，它被苏丹作为礼物送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现收藏于英国朴茨茅斯的纳尔逊堡。

◎16世纪的土耳其新军士兵，图片来自：David Nicolle, The Janissaries, Osprey, 1995

当土耳其舰队在马拉马拉海巡弋，帝国陆军也在色雷斯集结完毕。奥斯曼帝国陆军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最为精锐的部分被称作“卡皮库鲁”（原意为国家奴隶）。这是苏丹直接控制的中央常备军。其中步兵主力为土耳其新军（Janissary，也可音译为加尼沙里军团）。依据德米舍梅制度（统治者有权征收五分之一战利品的制度），新兵是基督徒家庭的男童，他们自幼接受严格训练，改信伊斯兰教，终生禁止结婚，并只对苏丹负责。还有一支为苏丹充当护卫的皇家骑兵，被称作卡皮库鲁骑兵。此外，常备军团中还包括一支炮兵部队和工兵，甚至还有职业军乐团，称作mehterân。此时，以上各兵种的总人数约为12000人。

◎土耳其军乐队mehterân，图片来自：David Nicolle, The Janissaries, Osprey,1995

◎战斗中的西帕希骑兵

他们领取固定薪水，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纪律严明，是帝国陆军的中流砥柱。但从数量上看，陆军的主力则为西帕希骑兵（由各行省封建主提供），他们拥有私人土地，自筹装备口粮，平时务农，战时从军。而封建步兵则被称作皮亚德（piyade）；用于侦察、骚扰等任务的轻骑兵则称作阿金日；第三类是巴希巴祖克（bashi-bazouks），为临时召集的非正规军，他们鱼龙混杂，亦没有封地军饷，主要是为了劫掠和战利品而战。针对此次战役，苏丹集结了帝国几乎全部兵力，其具体数量迄今未有定论。希腊人夸张地声称苏丹动员了30～40万人，相对清醒的威尼斯人则断定土耳其兵力达15万人。不过根据更可靠一些的土耳其资料，这支部队大体包括8万正规军，2万杂牌军（主要是巴希巴祖克），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非战斗人员。

◎15世纪后期西帕希骑兵的甲胄

水路两军阵容鼎盛，且拥有空前的乌尔班大炮相助，穆罕默德二世踌躇满志，于3月23日离开亚得里亚堡，向拜占庭首都进发。

君士坦丁堡此时一片肃杀的气氛。目睹土耳其军容之盛，城中居民不寒而栗。不过，拜占庭人也因此尽释前嫌，全力投入到城防中来。在皇帝号召下，人们维修、加固了城墙，并清理了护城河。政府、教会、修道院甚至个人，纷纷出资，最后筹得了一笔可观的资金，作为军费。

◎阿金日轻骑兵

◎苏丹、乌尔班大炮与土耳其军队在进军途中。

早在1452年秋，拜占庭使节们便被派往各国寻求援助。然而其反馈多半是令人失望的。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仅仅同意让拜占庭人在西西里筹集粮草。热那亚只愿意援助一艘战舰，并将继续保持中立。教皇尼古拉五世愿意帮助拜占庭，然而在确认拜占庭实践与天主教共融的诺言之前，他并不愿意全力以赴。至于东方的东正教国家，则令人心寒地保持着沉默。甚至塞尔维亚作为土耳其藩属，还派出了仆从部队，去攻打自己的东正教兄弟。

不过到了1453年2月19日，在收到威尼斯商船被击沉的噩耗后，威尼斯议会终于决定派出增援——2艘共装载800名士兵的运输舰以及15艘护航战舰。同时，威尼斯向教皇国、神圣罗马帝国、那不勒斯王国、匈牙利王国发出外交信函，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援助君士坦丁堡，否则该城将会沦陷。按计划，舰队由海军总司令雅科莫·罗瑞丹总体负责，具体指挥权则交给阿尔维索·隆戈。然而，威尼斯商人式的谨小慎微阻碍了援助的进度。舰队出发的最佳日期本应在3月底之前，否则达达尼尔海峡开始刮北风，将会大大增加航海的难度。但威尼斯舰队启程的日期最终却被定在4月17日。（随后又遭遇了一系列延宕，当舰队真正出发时，君士坦丁堡已经被围攻了整整两周。）

◎1500年左右的威尼斯帆船，来自：Konstam, Renaissance War Galley 1470—1590, Osprey, 2002

教皇对威尼斯的拖沓深感不安。他自费购买了一批食物和士兵，用三艘热那亚船只将他们送往君士坦丁堡。启程的日期大约在3月末。

不过，纵使多国政府对拜占庭的危机无动于衷，仍然有挺身而出，甘为拜占庭流血的勇士。君士坦丁堡威尼斯租界对皇帝就提供了全力支持。威尼斯大使兼租界长官吉罗拉摩·米诺托做出了如下表态：威尼斯人将竭尽全力帮助守城，未经允许，不会有一艘威尼斯船只离开君士坦丁堡。他同时保证威尼斯政府会派出援军，并亲自去信求援。两位威尼斯船长，加布里·特莱维森与阿维索·狄多，自告奋勇加入了拜占庭军队。同时，6艘威尼斯船与3艘克里特船（克里特此时为威尼斯殖民地）在得到许可后，也改装为战舰加入了拜占庭一方。按照特莱维森的解释，这是为了“上帝与基督徒的荣耀”。

部分热那亚人，对本国政府的绥靖政策深感耻辱，于是自发地招募军队，增援君士坦丁堡。其中较著名的有毛里西奥·卡塔内奥、格罗尼姆、莱昂纳多以及博恰尔多三兄弟等。1453年1月29日，拜占庭人迎来了热那亚名将——年轻的杰奥瓦尼·朱斯提尼亚尼。他为君士坦丁堡带来了700名精兵。由于朱斯提尼亚尼对守城战颇有心得，皇帝任命他为首都城防司令。尽管威尼斯人素来与热那亚不合，不过在朱斯提尼亚尼人格魅力的感召下，他们也愿意通力合作。许多佩拉的热那亚居民也自发前来相助，因为人们担心，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也意味着佩拉殖民地的末日。

还有部分战士来自更遥远的国度：加泰罗尼亚。其租界在领事佩雷·朱里奥的动员下也组建了一支部队。卡斯蒂亚王国的志愿者中包括著名贵族唐·弗朗西斯科，他宣称自己具有科穆宁王室血统，因此，将拜占庭皇帝视作自己的表亲。在朱斯提尼亚尼的军队里还包括一名德国工程师（一说为苏格兰人）约翰内斯·格兰特，而自幼在君士坦丁堡长大的奥斯曼王子奥尔汗，连同其整个家族，也表示愿为守城尽一份绵薄之力。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朱斯提尼亚尼或米诺托那般英勇，2月26日夜，6艘克里特船与1艘威尼斯船乘着夜色匆匆逃离君士坦丁堡。好在此后再也无人效仿它们。

拜占庭方面的海军，不计小型舰只及热那亚佩拉舰队，共有26艘舰只。其中，威尼斯5艘，热那亚5艘，克里特3艘，安科纳、加泰罗尼亚、普罗旺斯各一艘，拜占庭舰只则有10艘。多数为大型风帆战舰而非桨划船。该舰队的规模无法与土耳其相提并论，而陆上兵力可谓更加悬殊。

1453年3月下旬，当土耳其大军开始向色雷斯进发时，君士坦丁皇帝秘密安排其国务秘书弗朗茨详细调查全城可作战的男丁数量。虽然君士坦丁堡在极盛时期号称拥有百万人口，但此时全城人口已不足6万，大片城区无人居住，沦为花园、菜地。果然，调查结果显示，可作战的男性希腊居民只有4983人，外国人则有2000左右。这座拥有14英里城墙的伟大城市，能用来对抗苏丹十万大军的，仅仅只有7000人而已。

围城开始

1453年复活节后第二天（4月2日），土耳其先锋部队进入了拜占庭守军的视野。君士坦丁皇帝下令紧闭城门，摧毁了护城河上的吊桥，并在金角湾布下巨型铁链封锁港口。铁链一端固定于君士坦丁堡欧根尼乌斯塔（或称犹金塔），另一端则位于热那亚佩拉区的加拉塔（Galata），这一防御工事还得到了布置于海湾的木质浮桶的辅助。

4月5日星期四，苏丹亲率主力抵达城下。起初他尚担忧君士坦丁堡的远程火力，故谨慎地在较远处扎营，当发现城中并无重型火炮后（其实拜占庭也有一些火炮，但经试验，其后座力对墙体破坏巨大，无法架设于墙上使用），便移动到距城墙约400米处摆开攻击阵势。与此同时，守军也按部就班地进入了各自防守阵地。

君士坦丁堡之所以易守难攻，主要取决于它独特的地形与精妙的城防系统。城区大体是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半岛，仅西部与陆地接壤。陆上城墙从金角湾的布雷契耐区开始，直至马拉马拉海边的斯塔迪昂区，形状略微中凸，全长约4英里（1英里约合1.6公里）。北面的金角湾城墙从布雷契耐至阿克罗波利斯角，大体呈中凹状，全长约3.5英里。而阿克罗波利斯角至斯塔迪昂的城墙总长约5.5英里，基本按照半岛突出部的形状沿海修建，由博斯普鲁斯海峡迂回至马拉马拉海滨。紧邻海岸线一侧的单层城墙也被称作“海墙”，共有27道城门及两座小型设防港口。历史上，由于拜占庭帝国往往能够掌控制海权，海墙相对较少受到威胁。况且城市东侧的突出部一带水流湍急，敌人难以靠岸登陆，这里的工事还得到了马拉马拉海一系列浅滩、礁石的掩护。而北面的金角湾入口处得到巨型铁链的封锁，也显得固若金汤。

多年以来，外敌的主攻方向往往放在城市西部的陆墙一带。伟大的狄奥多西城墙是西部城防系统的主体，它由安提莫斯在狄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完工于413年）督造，共有三道防线。最外侧是近20米宽的护城河，其内侧还有一道带雉堞的胸墙，高约1.5米。在它与城墙之间有一条宽15米的平地，即外城台。敌军即使越过了第一道防线，也将面临高达7.5米的外墙，每隔55～100码还建有方形城楼（共96座）。外墙之后还有一块12～18米宽的内城台，随后是内城墙，高约12米，其间建有18米高的方形或八角形城楼，它们与外墙城楼犬牙交错，遥相呼应（内墙城楼同样为96座）。敌军在通过三重的城墙时，全程都处于守军的射程以内，其难度可想而知。狄奥多西城墙总长为5630米，平均总厚度达到20～30米。每隔不到30米就有一座城楼，主要的城门共8座。著名的有：“金门”，也被称作第一军用城门，过去常常是皇帝凯旋入城的首选通道。接下来是第二军用城门，继续往北是民用的佩格门，随后是第三军用大门、第四军用大门。邻接的圣罗马努斯之门地势最高。随后在莱卡斯河谷一带，地势骤降约30米，河流经排水管穿过城墙进入市区。在它200码以北，坐落着位于河床之上的第五军用大门。从此处始，地势再度升高并形成一个小丘（即“第六高地”），山顶矗立着查瑞休斯之门，今天被土耳其人称作亚得里亚堡门（因穆罕默德二世最终由此入城而得名）。莱卡斯河穿越的这一整段城墙被称作“中城墙”（Mesoteichion），它是整个狄奥多西城墙最薄弱之处（它的地势最矮，而对面地势较高，易受到敌人居高临下的攻击，同时穿墙而过的河流一定程度也削弱了城墙硬度，围城战中此处也是土耳其重点攻击地段）。在火炮问世之前，除去地震，任何武器都难以撼动狄奥多西城墙。然而，北侧末端的布雷契耐区作为整个战线的突出部，却是一个软肋。这里本属城郊，直到7世纪方被一座单层城墙纳入市区。原本君士坦丁堡的核心区域是城市东南的大皇宫区，不仅皇帝驻跸于此，圣索菲亚大教堂、元老院、大竞技场等重要建筑也位于此地。但十字军入城后，君士坦丁堡急剧衰落，皇宫破败不堪。曼努埃尔一世时期，在西北的布雷契耐修建了新皇宫。考虑到此地城墙的薄弱，皇帝大力加强城防工事，并修建了一条护城河——但它的质量依然无法与三重防线的狄奥多西城墙相比。它共有两道主城门，即卡里加利亚门与布雷契耐门，在同狄奥多西城墙的结合部，还有一座常年关闭的偏门，名叫科克波塔（是否存在这一城门，史学界尚有争议）。除此以外，在整个狄奥多西城墙以东约1.5公里，还矗立着更加古老的君士坦丁城墙。在外墙不幸被突破的情况下，如果拜占庭兵力充裕，还可退守这第二防线。

◎拜占庭时期君士坦丁堡地图

◎保存至今的金角湾海链

◎狄奥多西城墙示意图，来自：Stephen Turnbull,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Osprey, 2004.

君士坦丁堡城墙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其高大雄伟，而在于其设计的巧妙。城墙的设计，是要构筑一道互为掩护的多重城防系统，每一个部分都能对进犯之敌持续消耗，加之城外分布的若干要塞以及后方的第二防线君士坦丁城墙——如果兵力充裕，士气高昂，任何入侵者也难以撼动这座城市。不幸的是，1453年的拜占庭，兵力可谓捉襟见肘，帝国早已不复当年之勇。朱斯提尼亚尼与皇帝鉴于此窘况，认为只能集中兵力，守卫外墙，虽然内墙几乎被放弃，但尚能利用其塔楼发射武器。不过这也意味着一旦外墙被突破，君士坦丁堡便已无险可守。

君士坦丁堡历史上多次成功抵御外敌进攻，除了城防坚固以外，拜占庭秘密武器“希腊火”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一种液体燃烧武器，拜占庭人一般称之为海火（πρ θαλ σσιον）、液体火（γρνπρ）等，“希腊火”为阿拉伯人、西欧人对其的通俗称谓。据说，它最初于668年由叙利亚建筑师、工程师加利尼科斯（Kallinikos）发明并将配方带到君士坦丁堡，在此后800年中成为拜占庭的秘密武器。希腊火的准确配方历来属于最高机密，甚至禁止一切文字记载。虽然如利奥皇帝之《战术学》、安娜·科穆宁娜之《阿莱克修斯传》中都有所涉及，但均语焉不详。据专家考证和试验，一般认为其主要成分为蒸馏石油（俗称石脑油），在制作时混入一定比例的硫磺、沥青、松香、树脂等易燃物质（是否加入硝石目前还存在争论），通过加热而溶为易燃液体。它具有以下特点：可在水上燃烧，甚至遇水自燃；海战中拜占庭人一般在船头使用虹吸管喷射这种液体用于点燃敌舰（类似于现代的火焰喷射器），陆战中除虹吸管外，也使用装有希腊火的罐子作为投掷武器；发射时往往伴有巨响及浓烟。它既可以用投石机或人力投掷后再加以点燃，亦可预先点燃后用虹吸管喷出（除军舰用虹吸管外，拜占庭甚至装备了单兵使用的小型喷火筒）。希腊火的特性使它在海战及守城战中能发挥巨大威力，并多次拯救了帝国。不过希腊火并非火药，它必须借助氧气，才能速燃，而不像火药那样，在无氧环境下便可爆燃，因此，在火药时代到来后，便渐有落伍之虞。根据现有资料记载，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期间，希腊火虽未失传，但运用不多。个人估计这与帝国财政的困窘，及石油、沥青原产地（主要在小亚细亚）早已落入敌手有关，导致帝国无法像以往那样，大量生产、储备并在保卫首都的战役中利用它扭转乾坤，令狄奥多西城墙的功效也打了折扣。（依据李约瑟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相关的介绍，希腊火经阿拉伯人之手，最终传入中国，演变为宋代的“猛火油”，当然在配方上应该存在些许不同，性能上也会有微小差异。）

◎15世纪的拜占庭士兵，来自：Ian Heath, Byzantine Armies 1118-1461 AD, Osprey,1995

◎现存的亚得里亚堡门

4月5日，守军按照皇帝的分配进入各自阵地。君士坦丁率领希腊精兵亲自防守中城墙，朱斯提尼亚尼位于他的右翼，负责查瑞休斯之门。不过在形势表明中城墙为苏丹主攻方向后，朱斯提尼亚尼率领部队与皇帝合兵一处，查瑞休斯之门交给了博恰尔多兄弟及其士兵守卫。威尼斯大使米诺托率部负责守卫布雷契耐区的皇宫。他年龄稍长的同胞特奥多罗，负责守卫卡里加利亚门至狄奥多西城墙结合部的地段。兰加斯科兄弟与莱昂纳德主教负责金角湾一线的防守。在皇帝的左翼，卡塔内奥带领热那亚人与邻近的拜占庭皇族狄奥菲鲁斯·帕列奥列格的希腊部队共同负责佩格门。威尼斯人菲利波负责佩格门至金门的防线，至于金门则交由热那亚人曼努埃尔守卫。而在他的左侧，靠近大海驻扎的是德米图斯·坎塔库震努斯的部队。

◎现存的金门

海墙方面的力量就薄弱了许多。哈科沃·孔塔里尼负责防守斯塔迪昂区，他的侧翼被认为相对安全，便交给了希腊教士们守备。在他们东侧，守卫港口区的是土耳其王子奥尔汗及其亲兵。继续往东，邻近马拉马拉海岸的大竞技场及旧皇宫，交给了佩雷·朱里奥领导的加泰罗尼亚人。在他们北侧，负责阿克罗波利斯角的是教皇特使伊斯多尔及其200名佣兵。金角湾水域交给了威尼斯人加布里·特莱维森与阿维索·狄多的舰队。城中还保留了两支预备队。一支由拜占庭海军司令卢卡斯·诺塔拉斯率领，驻扎在佩特拉区城墙后，并配备了可移动的火炮。另一支由王族尼科弗鲁斯·帕列奥列格带领，驻扎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高地。在金角湾的铁链附近共有10艘战舰严阵以待，5艘属于热那亚，3艘属于克里特，1艘来自安科纳，1艘属于希腊，它们的指挥权很可能交给了热那亚人索里戈。大体上，皇帝的排兵布阵体现出将城内希腊、威尼斯、热那亚等各国军队混合编制的倾向，此举可以令将士们同舟共济，避免因国籍、民族分歧而造成的不睦。

◎现存的一段狄奥多西城墙

守军装备了各种投枪、弓箭，甚至还有一些火枪与投石机。城中虽有几门火炮，但价值相当有限。首先是硝石的短缺，其次是，火炮的后坐力使它难以在城墙上使用。拜占庭方面真正的优势在于部分热那亚佣兵配备了远优于土耳其的铠甲，而很多土耳其士兵甚至是没有铠甲的。

◎现存的第二军用大门

4月6日晨，守军发现土耳其人也已经各就其位。苏丹派遣扎加诺斯帕夏率领一支大军部署在金角湾北岸，毗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高地上，以便监视并威慑佩拉的热那亚人。从金角湾至查瑞休斯之门，部署着卡拉德贾帕夏的欧洲军团，他们配有一些重炮以便攻击薄弱的布雷契耐城墙，尤其是它与狄奥多西城墙的结合部。莱卡斯河以南直至马拉马拉海一线由伊萨克帕夏负责，马哈茂德帕夏为他的副将。苏丹本人则率军于莱卡斯河一带列阵，正对君士坦丁堡“中城墙”。他金红色的营帐位于城墙外约400米处，前方是土耳其新军及其他精锐部队。苏丹营中也拥有最好的大炮，包括重型的“乌尔班大炮”。至于大量的非正规军，则零散地在主力后方布阵，随时准备提供增援。沿着整座城墙，土耳其人还开凿了一条堑壕，并修建土垒作为掩护，在工事上方他们建有木质栅栏，并预留了足够的间隙作为进出通道。

巴尔托古鲁领导的土耳其海军舰队使命之一为封锁港湾，切断海上补给增援——于是舰只日夜巡逻，并拦截一切企图靠岸的船只。但他更重要的任务还是突破金角湾的铁链防线。巴尔托古鲁将指挥部设在博斯普鲁斯港口“双圆柱”（Double Columns）附近。围攻开始后第10天，他还得到了10艘装备重炮——自安纳托利亚北部港口开来的战舰。

穆罕默德二世按照伊斯兰传统律法的要求，在正式开战前派出了和平使节进行劝降，声称只要交出城市，可以保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如果负隅顽抗，则必将生灵涂炭。拜占庭人予以严词拒绝，他们既不相信土耳其人的诚意，也不愿意背弃自己的皇帝。

苏丹沿城墙布置了14到15个炮兵阵地。乌尔班巨炮安放在苏丹帐篷前的显要位置——以便苏丹随时监督战果。由于重炮发射速度极慢，土耳其人聪明地设置了某种“炮兵群”，即在阵地布置一门主炮，同时环绕大量小口径火炮作为辅助，以兼顾炮击威力和频率。这支庞大的炮兵部队在前线足足占据了4英里宽的位置。劝降无果后，苏丹下达了炮击的指令。历史上首次炮兵协同齐射开始了。君士坦丁堡战场，顿时电闪雷鸣，地动山摇，石弹发出致命的尖啸，将高大的城墙砸成碎屑。“有时炮弹摧毁了整段的城墙，有时是城墙的一部分，有时是一座塔楼，或一段胸墙——没有哪座城墙足够坚固，可以抵御这样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当时的一位目击者这样形容道。至围攻第一日黄昏，查瑞休斯之门一段城墙遭到了严重破坏。不过每当入夜后，守军便迅速动员起来通宵达旦地修复城墙。土耳其军一时难以取得明显突破。穆罕默德决定暂缓强攻，而是让士兵们填充护城河，此外还命令坑道兵选择适当地形挖掘地道破坏城防。巴尔托古鲁率舰队于9日进行了首次试探攻击，但遭到挫败，便也决定在黑海分舰队到来前按兵不动。

4月12日，拔掉了城外几个孤立的拜占庭据点后，土耳其人重新布置炮兵阵地，再次开始炮击。不过这些早期大炮相当笨拙，调整炮架角度也相当繁琐。4月的雨水和泥泞更加剧了炮兵的困难。最重型的火炮，如乌尔班大炮，虽然威力惊人，但一天只能发射7次，其稳定性也令人怀疑（4月20日，乌尔班本人因炸膛事故而死）。然而不到一周的时间，莱卡斯河一带的外城墙多个地段已遭到几乎彻底的摧毁，同时护城河也基本被填满，修复城墙的任务越发困难了。尽管如此，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的朱斯提尼亚尼与部下还是设法修建了一道栅栏——主要以木料构成，其中填充点缀装满泥土的木桶，后者实际上扮演了雉堞的角色。他们还动用所能找到的一切材料，诸如石块、木材、灌木甚至泥土，来修补城墙。每当夜幕来临，城中的男女居民纷纷来到受损的墙头通宵抢修，以至于第二天黎明，土耳其上一次炮击的效果往往便化为乌有。但必须看到，狄奥多西城墙遭到的破坏越来越严重，一些结构上的损伤不是栅栏或木桶所能弥补的。

◎土耳其人布置大炮，来自：David Nicolle, Constantinople 1453, Osprey, 2000

◎土耳其人开始炮击，城墙被毁严重，来自：Stephen Turnbull,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然而，海上的情形则对基督徒有利。4月12日，在得到从黑海开来的援军后，巴尔托古鲁率军驶向金角湾的铁链，与拜占庭海军展开第二次交战。重型的基督教舰只在防御力上占据明显优势，并且其水手（尤其是威尼斯与热那亚人）训练有素，经验丰富，舰只即便起火也能迅速被舰上“消防队”扑灭；基督徒从高耸的桅斗发射的箭矢远比土耳其人高效，他们的投石机也制造了巨大破坏。巴尔托古鲁不得不鸣金收兵，退回到“双圆柱”。

在计算过陆墙的损坏程度后，苏丹自忖不待海上的突破便足以发起总攻。4月18日，日出两小时后，他下令对中城墙展开突击。随着战鼓与铙钹的合奏，土耳其轻重步兵，包括精锐新军，发出山呼海啸，越过护城河向城墙破口扑去。他们用携带的火把点燃了栅栏，并用长矛上的镰钩清除了悬挂的木桶。其中一些人还携带了梯子试图爬上尚且完好的城墙。战斗场面一片混乱。在土耳其发动总攻的狭窄地段，其兵力上的巨大优势被削弱了，而基督教士兵护甲上的优势令他们与敌人作战时分外英勇。负责指挥的朱斯提尼亚尼被证明无愧这份职务。无论意大利人，还是拜占庭人，均被他的骁勇无畏所激励，所有人齐心协力与之并肩战斗。皇帝本人并不在此处。由于担心这是土耳其人发动的全线攻击，他马不停蹄，四处巡视战场防务，并激励大家的士气。

战斗持续了四个小时。土耳其人撤退了。根据威尼斯人巴勃罗的日记记载，土耳其阵亡了约200人，而基督徒方面则无一死亡。

奥斯曼人首次突击城墙受挫，给予了守城者新的信心。如果传闻中的外援及时赶到，这座城市似乎还是可以渡过难关的。两天后，新的希望果然到来了。

四月的最初两周，君士坦丁堡附近一直刮着北风，教皇派出的三艘满载士兵与粮食的热那亚船只也因此滞留在希俄斯岛动弹不得。然而4月15日风向突然转北，这支小型舰队立即扬帆驶向达达尼尔海峡。途中它们意外地与一艘皇帝早先派往西西里采购粮食的运输舰相遇，后者也加入了热那亚人的队列。由于土耳其人将全部海军力量置于君士坦丁堡一带，达达尼尔海峡居然门户大开，毫无戒备。四艘船借机迅速驶入了马尔马拉海。4月20日清晨，君士坦丁堡海墙的守军发现了它们，与此同时，土耳其人也将此消息飞报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跃身上马，来到舰队司令巴尔托古鲁驻地坐镇指挥。后者被要求俘获或击沉这四艘舰只——万不可让它们抵达被围困的拜占庭首都。苏丹甚至威胁道：“如果这次任务失败，就提着你的脑袋来见我！”

巴尔托古鲁立即着手准备。考虑到风向朝北，他放弃了使用纯风帆战舰的打算，改用全部划桨船出战。约两三个小时后，只见千桨并进，这支庞大的舰队起锚前去捕获它的“牺牲品”。君士坦丁堡城中，没有守城任务的市民们，纷纷聚集到阿克罗波利斯角的斜坡上或大竞技场的顶端，驻足观望，焦灼之情溢于言表。与此同时，苏丹与随员则来到佩拉区附近的博斯普鲁斯海岸一带观战。

下午早些时候，土耳其舰队终于追上了基督教舰队。巴尔托古鲁在其三层旗舰上高声命令热那亚人降帆投降，而基督徒们置若罔闻，继续前行。于是土耳其舰队试图包围他们。此时的海面波涛汹涌，劲风大作。在这样的天气下，操作三桡或二桡战船显得尤其困难。何况基督教船只在吨位上占据优势，并获得过良好武装。基督教水手们居高临下向土耳其人倾泻着阵阵箭雨，或标枪投石；而土耳其人只希望发起接舷战或点燃敌船。在近一小时的时间里，基督教船只继续航行，并不断击退土耳其人的阻挠。然而，当他们抵达阿克罗波利斯角附近时，突然，风停了，四艘船的船帆无力地低垂着。雪上加霜的是，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向南的一支海流撞到了海角，向北回流。在君士坦丁堡城墙几乎触手可及后，这支舰队无奈地向苏丹观战的海岸漂去。

◎君士坦丁十一世与他的部下们

此刻，对巴尔托古鲁而言，俘获敌舰似乎唾手可得。他注意到如果距离过近，基督徒的火力会给他的舰只带来重大杀伤力，因此，他指挥船队围住敌舰，并保持一定距离，通过不断发射炮弹削弱对手，然后再尝试靠拢近战。接舷的指令发出后，巴尔托古鲁选择的对手是体积最大但武装相对薄弱的拜占庭舰只。与此同时，5艘三桡战船对付一艘热那亚船只，30艘划桨大艇包围了另一艘，40艘满载士兵的运输舰则对付最后一艘。战斗局面一片混乱。基督教船只训练有素——热那亚人身披重甲，面对火源能迅速扑灭，面对登船的敌人他们则有锋利的战斧。拜占庭的运输舰虽然并不适合作战，但却装备了“希腊火”，在过去800年中，这一秘密武器多次为帝国带来了胜利，在本次战斗中，也发挥了极佳作用。土耳其船只则受到划桨的拖累，各船的长桨时常纠缠在一起，进退不得，被敌人居高临下的射击重创。但因有苏丹督战，土耳其军舰前仆后继，死战不退。

拜占庭运输舰战斗最为惨烈。土耳其一波波的攻击，却一次次被英勇的拜占庭水手所击退。热那亚人虽有些自顾不暇，但还是注意到了拜占庭人的困境。他们果断起锚向拜占庭舰只靠拢，并排为一列。于是在观战的人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座拥有四座塔楼的城堡。这城堡成为混乱的土耳其舰队面临的铜墙铁壁。

后方观战的苏丹越发坐立不安。他不断高声对士兵鼓励着、诅咒着，徒劳地对巴尔托古鲁下达着各种指示；苏丹虽然重视海权，但对航海技术其实一无所知。心急如焚的穆罕默德甚至纵马跃入浅滩，仿佛要亲自投入战斗，直至其长袍被海水浸湿方有所觉察。

虽然基督教舰队表现英勇，但无奈寡不敌众，渐渐处于下风。黄昏时分，突然，起风了，恰恰是他们急需的北风！于是基督教船只从土耳其军舰丛中杀开一条血路，向金角湾海链前进。黑暗中巴尔托古鲁已无力再重整其舰队，虽然苏丹仍然咆哮着向他发布命令设置诅咒，海军司令还是决定率军撤回“双圆柱”。拜占庭人打开了海链，四艘船只安全驶入了金角湾。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胜利。这些船只突破重围，带来了急需的人手、武器和补给，并展示了基督徒高超的航海技艺。此番胜利对土耳其军士气的打击也是可观的——苏丹龙颜大怒，立即将巴尔托古鲁就地免职，家产充公，只是因巴尔托古鲁下属求情才免于将他处死。但这次挫败也迫使苏丹忖量如何控制金角湾。或许是受意大利顾问的影响，苏丹决定从陆上开辟通路，将舰队绕道送入湾内。

◎海战中使用希腊火的情景

◎苏丹舰队从陆路进入金角湾

如果要将船只从博斯普鲁斯运到金角湾，需跨越海拔60米的小山。但苏丹不愁缺乏人力、物力。早在围攻之初，土耳其工程师便已经开凿了一条通路，此时就派上了用场。土耳其人收集大量木料制造承载船只的带轮托架以及运输滑轨，金属滑轮也被铺放，成队的公牛亦准备就绪。4月21日，上述工作大大加快了。当数千技师与劳工忙于最后准备时，苏丹则下令佩拉居留区后的大炮持续射击，以吸引敌军的注意力，这一举措成功达到了瞒天过海之效。

4月22日清晨，一支奇怪的舰队出发了。人们首先将圆木捆绑于海上的船只底部，随后由大队公牛拖拽这些滑轮将船只牵拉上岸，在某些陡峭或困难的地段它们还得到了人力的辅助。桨手们则端坐于自己的位置，有节奏地在空气中划动长桨，风帆也一如既往地升起，如同舰队正畅游海上。一艘小艇在前方开路，一旦它成功翻越第一处斜坡，后方大约70艘各型战舰也纷纷鱼贯而入。

当天上午，金角湾的基督教水手及哨兵终于发现了土耳其海军的异动，一艘艘敌方舰只从春天河谷一带滑入了金角湾内。城中居民不免目瞪口呆。威尼斯大使米诺托、君士坦丁十一世、朱斯提尼亚尼及全体威尼斯舰长召开了紧急会议，人们纷纷献计献策。最后，一位来自特拉布宗的船长乔柯摩·科科毛遂自荐，愿意发动一场夜袭去火攻敌舰。御前会议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商定不可将作战机会透露与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则表态愿意提供船只作为支援。

科科的计划是以两艘大型运输舰为前锋，它们的侧舷以大捆的羊毛或棉花加固以抵御炮弹。两艘大型帆船居后作为护卫。隐藏其中的两艘桨划船则借机潜入土耳其舰队中军，发起火攻。不幸的是热那亚人知道了这一消息，出于自尊，他们要求与威尼斯人共享荣誉，为了等待热那亚人，计划被推迟至28日。而一名获知消息的热那亚人却将此密报苏丹……

4月28日，拂晓前两小时，两艘运输舰（威尼斯、热那亚各一艘）悄然驶离了佩拉的城墙，2艘威尼斯帆船紧随其后。同行的还有3艘小型划桨船，每艘拥有72名桨手——由科科坐镇指挥——以及一批小型火攻船。当他们乘着夜色向敌方舰队靠近时，突然，土耳其岸炮发出轰鸣。夜袭败露了。科科的旗舰在第一轮炮击中即被击沉，科科本人亦葬身海底。两艘运输舰则被多次命中，好在损伤尚不严重，但大半小船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土耳其人尤其集中火力，猛攻特莱维森的帆船，后者不得不下令弃舰逃生。黎明时分，土耳其舰队也开始主动追击，基督徒们只得且战且退，约一个半小时后，剩余的舰队退回了它们的下锚处。夜袭失败了。

君士坦丁堡的士气受到了沉重打击。事实证明土耳其人已经很难从金角湾被驱逐出去了。虽然土耳其人还不能完全掌控制海权，毕竟基督教舰队实力犹存，但港口区已不再安全，皇帝则不得不考虑海墙会遭到敌军攻击的可能性。反观土耳其方面，在将半数舰队运入金角湾，并击败基督徒的夜袭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取得了一次辉煌胜利。虽然苏丹似乎仍然将主攻方向定于陆墙，但他现在收紧了对拜占庭的封锁，并有进犯海墙的能力，同时，战场上的成果还能对佩拉的热那亚殖民地施加更大影响，并迫使他们在战争中置身事外。金角湾的胜利还取得了一项意外的收获——希腊人与威尼斯人开始对热那亚人心生芥蒂。虽然他们敬佩如朱斯提尼亚尼一般的英勇之士，但佩拉似乎已成为叛徒的大本营。如果没有人走漏风声，苏丹怎能提前预见拜占庭的夜袭？没有热那亚人的默许，苏丹怎能将舰队从佩拉门前送过？不考虑战场上的损失，基督教盟友彼此的猜疑，恐怕是最致命的。

进入金角湾后，苏丹与驻守佩拉附近的扎加诺斯帕夏及博斯普鲁斯的海军总部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土耳其人用大约上百只纵向捆绑在一起的空酒桶修建了一座横跨金角湾的浮桥，可供五名士兵并排而行，甚至还安放了大炮。于是军队在大炮掩护下可以在佩拉区与君士坦丁堡陆墙之间通行无阻——君士坦丁堡的形势越发危急了。

◎土耳其舰队奇袭金角湾，基督教守军惊惶不已，来自：David Nicolle, Constantinople 1453

希望褪去

苏丹并没有因眼前胜利而对城市发起总攻。他更愿意长时间消耗对手。炮击连绵不绝，从未停歇。每至入夜，君士坦丁堡市民则抓紧时间修复城墙。土耳其舰只在金角湾已经来去自如，基督教舰队不得不随时严阵以待。从上一次短兵相接以来，一个星期过去了，守军无人阵亡。但这座城市面临着另一难题——供给短缺。除非迅速获得补给，否则城中军民将会因饥饿而不得不投降。

考虑到这一点，皇帝召集威尼斯领导人及本国贵族商议对策，并决定派出一艘快船，经达达尼尔海峡南下去寻找米诺托许诺过的威尼斯增援舰队。5月3日深夜，从金角湾驶出了1艘小型双桅帆船。12名船员，均乔装为土耳其人模样，他们未受干扰地穿越马拉马拉海，进入了爱琴海海域。

拜占庭人无从得知，谨小慎微的威尼斯政府虽然派出了援军，但直到5月7日，舰队司令罗瑞丹才接到指示，前往科孚岛。随后按计划他将在特内多斯岛休整至5月20日，方可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威尼斯人虽意识到君士坦丁堡面临的威胁，却误以为拜占庭首都坚固的城防足以长期坚守。而教皇更是晚至6月5日，才筹措到足够经费，准备雇佣第二批共5艘威尼斯军舰，前去增援——此时君士坦丁堡已然陷落足足一周。

在城市里，疲劳已经开始考验守卫者们的神经。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间长期的积怨，此时已爆发为公开的争吵。君士坦丁皇帝极力居中调停，勉强维持着热那亚与威尼斯表面的合作，但联军内部的裂痕却是越来越深了。

另一方面，苏丹对久攻不克也感到焦躁，便通过热那亚人提出了进一步劝降条件：君士坦丁堡如果立即投降，市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可获保证，至于皇帝本人，则可以退至摩里亚继续他的统治。尽管不乏有皇帝智囊建议他暂离开首都，日后徐图东山再起，但皇帝平静地拒绝了上述动议。他担心放弃了都城会导致整个抵抗分崩离析，决定和首都生死与共。

◎土耳其军坑道战的失利，来自：David Nicolle, Constantinople 1453

劝降未果，5月7日，日出四小时后，土耳其发动了新一轮总攻——攻击重心依然是中城墙一带。潮水般的土耳其士兵携梯子及带倒钩的长矛，通过被填平的护城河，接下来是一场持续三小时的苦斗，但最终奥斯曼人未能突破已经受损的城墙即栅栏。除希腊火以外，拜占庭人将一些手炮装填5到10枚核桃大小的铅弹，当做“霰弹枪”使用。当奥斯曼士兵从狭窄的城墙豁口蜂拥而至时，他们便从极近的距离发射——效果是敌军血流遍地，在有些地段尸体甚至堆积到了城墙的高度。

随着土耳其攻势的不断加强，5月9日威尼斯人决定进一步分拆舰队，部分舰只的船员上岸协助防御城墙严重受损的布雷契耐区。这次调动总算在千钧一发之际完成了。13日深夜，土耳其人发动了又一次总攻，主攻方向恰恰在布雷契耐区与狄奥多西城墙结合部。得到水手增援的拜占庭联军殊死抵抗，击退了这次进攻。

16日及17日，土耳其舰队主力两度从双圆柱巡弋至海链处，摆出攻击态势，然而拜占庭人防守严密，土耳其舰队甚至未发一弹便悻然退回了港口。21日土耳其方面又做了突破海链的最后尝试，同样无功折返。这很可能是因为土耳其海军士气低迷，并且苏丹与舰队司令都不愿冒再次失利的风险。

与此同时，土耳其人开始计划挖掘地道突破城墙。扎加诺斯帕夏在军中找到了几位士兵，曾在塞尔维亚的诺沃布罗多挖掘银矿——他们旋即被要求负责在查瑞休斯之门附近挖掘一条地道，因为那里的土壤被认为适合作业。为了不引起守军注意，坑道兵们决定从较远处开挖，但试图穿过护城河的努力被认为与穿越城墙一样艰难，该方案最终不得不放弃。于是他们转而挖掘单层的布雷契耐城墙，突破点定在卡里加利亚门附近。5月16日他们的作业被守军发现了。幸运的是，拜占庭军中同样藏龙卧虎。卢卡斯·诺塔拉斯找来了富有经验的工程师格兰特，格兰特挖掘了一条针锋相对的地道，成功地连通了土耳其地道，并将坑道中的木质支架付之一炬——倒塌的地道令多名土耳其工兵当场殒命。这次失败令土耳其人休整了数日，不过从21日起他们又恢复在多个地段的挖掘工作，主攻方向依然在卡里加利亚门一带。在格兰特指导下，诺塔拉斯的希腊部队再次挖掘了反地道（countermine）——守军时而用浓烟熏出敌军工兵，时而引用水塔的蓄水灌入坑道中，敌人一次次被挫败了。

一计不成，苏丹又生一计。18日清晨，中城墙的守军眼前出现了一座骇人的木质巨型攻城塔。底部装有车轮，木质骨架外用牛、骆驼皮覆盖，内有阶梯，直达塔顶平台，而整个攻城塔与外墙城楼同高。塔顶密布攻城梯，同时还可掩护那些填挖护城河的工兵。整个18日苏丹的士兵都忙于修建通过护城河的道路，到天黑时，工程基本完工。部分护城河被石料、泥土、柴枝所填充，而攻城塔则被缓缓移动到新建的道路上以测试其强度。但入夜后少量守军潜出城外，在护城河边的填土里埋设炸药桶。剧烈的爆炸令攻城塔轰然倒塌，并杀死了其中的士兵。到第二天清晨，部分护城河又被清理出来，而临近的城墙、栅栏也得到修复。其他的土耳其攻城塔命运也与之类似，在逆袭中部分被摧毁，残存的也撤出了战场。

5月23日，基督徒们取得了最后一次重大胜利——希腊人成功包围并俘虏了大量敌方坑道兵，其中包括一名高级军官。在严刑拷打后，他供认出了所有土耳其地道的位置。格兰特据此得以在两天内逐一摧毁了它们。此后，土耳其人彻底放弃了通过坑道战攻城的努力。

虽然阵亡人数不多且士气依然高涨，但守军已疲惫不堪。武器补给，尤其是火药，已经日益短缺，食物匮乏也达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在5月23日，获得坑道战胜利的那天，基督徒的希望又遭到一次沉重打击。当天下午，1艘船只在土耳其舰艇追击下驶入了马拉马拉海，它成功地摆脱了追兵，乘着夜色驶入金角湾。起初人们欣喜地以为它是增援舰队的先锋，后来才发觉竟是20天前派出搜寻威尼斯舰队的那条双桅船。他们遍寻爱琴海上各个岛屿，毫无所获。但忠心耿耿的船员们明知此行生死未卜，毅然决定返回拜占庭向皇帝复命。听闻此事，君士坦丁皇帝不禁泪光闪烁。西援无望，这座城市只能依靠我们自己，依靠基督、圣母与建城者圣君士坦丁的保佑了，皇帝说道（事实与之不符，威尼斯舰队此时正在途中，如果双桅船多停留一些时日便很可能带回它的消息）。

随着希望日渐渺茫，异兆则频频出现。每个人都想起了一则古老预言：帝国将亡于和最初的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同名的皇帝之手，并且他们的母亲均叫海伦娜（与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情况恰好吻合）。另一预言则声称，帝国在满月渐渐成形时是不会灭亡的，过去一周人们士气高昂，也是受它鼓舞。然而自24日满月后，月亮随即转缺，意味着危险也到来了。更糟糕的是，满月的当天夜里居然出现了长达3小时的月全食。第二天，人们手捧圣母像在君士坦丁堡街头上游行。当队伍缓慢、肃穆地行进时，圣像突然从摆放的铜质平台上滑落下来。人们慌忙赶去准备扶起画像，却发现它犹如铅一般沉重，几人合力才将它搬回原处（圣像本是木制的）。此后又骤然下起了雷雨，道路变为了沼泽——游行不得不终止。第二天清晨，浓雾笼罩了整个城市，这种现象在以往的五月是从未有过的。人们将它解释为神迹，是为了掩护耶稣与圣母离开首都的。城内流言四起，守军的斗志也开始动摇了。

大臣们又一次奉劝皇帝放弃首都，去更安全的地方积蓄力量。面对大臣的喋喋不休，皇帝身心俱疲，竟然一度昏厥过去。当他苏醒后，再次答复说，他绝不叛离自己的人民，将与首都共存亡。

◎拜占庭时期的君士坦丁堡复原图

不过，在土耳其阵营，同样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围攻已持续七周，土耳其大军却进展甚微。守军固然疲惫不堪，资源匮乏，城墙也固然损坏严重，但奥斯曼军队尚无一人能够逾越其防线。此外还存在西方干预的风险。穆罕默德二世的间谍提醒他已有一支威尼斯舰队出发，甚至有传闻声称他们已经抵达希俄斯岛。苏丹军队的士气也开始消沉了。水军的耻辱暂且不论，陆军迄今也未赢得一场胜利。君士坦丁堡坚守得越久，苏丹的威望就会越发遭到削弱。

在宫廷中，老维齐哈里尔及其同党依然对战役大唱反调。之前，苏丹对此一概不予理睬。此时或许为了安抚群臣，或许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按穆斯林传统，除非异教徒顽固抵抗到底，否则应该给予其投诚的机会），苏丹最后一次提出了和平建议，一位名叫伊斯梅尔的年轻贵族被选作特使派往君士坦丁堡。苏丹提出，如果希腊人交出城市，可以带走一切随身财物，保证其人身安全并可自由迁往它处；甚至如果皇帝能交纳10万金币的年金，撤围也可以考虑。有一两位拜占庭大臣认为同意支付年金或许能够赢得喘息的机会，但多数人知道，这笔天文数字远远超出了拜占庭的能力。谈判破裂了。

5月26日，穆罕默德二世召开了他的御前会议。大维齐哈里尔帕夏，以功勋元老自居，在分析了西方干预的可能后，建议苏丹同君士坦丁媾和，然后于灾难发生前体面地撤退。第二个发言的是扎加诺斯帕夏。他素来与大维齐不和，并知道苏丹也深有同感。在发觉穆罕默德二世隐忍着的愤怒后，扎加诺斯提出了反对意见：欧洲诸国是一盘散沙，难以团结起来对抗土耳其；即使威尼斯果真派出了舰队（况且这未必属实），其船只数量与兵员依旧远逊于土耳其大军。他谈到了对基督徒不利的神迹；谈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同样年轻并用更少的军队征服了半个世界的帝王。箭在弦上，岂有后退之理？许多年轻将领也纷纷站起来支持扎加诺斯。苏丹精神不禁为之一振，这才是他所希望听到的话。他随即要求扎加诺斯走出营帐，到军队中去倾听士兵们的想法。扎加诺斯很快带来了令人激动的答复。他说，每个人都坚持立即发动进攻。于是苏丹宣布，总攻将尽快发起。

从这一刻起，哈里尔想必已明白自己时日无多。他历来是基督徒友善的朋友，具备一名虔诚的旧派穆斯林应有的宽容，与有违正道、傲慢自负的扎加诺斯或穆罕默德二世大相径庭。他是否曾收取希腊人的贿赂至今已无从考证，不过他的政敌含沙射影地暗示过，而苏丹也乐于相信（君士坦丁堡城破后不久，大维齐哈里尔被免职，稍后更被判处死刑）。

城中的军民很快知晓了这一决策——苏丹营地的基督徒将会议详情绑在箭头射入了城墙。

自周五到周六，针对陆墙的炮击达到了空前程度。夜里，人们发现土耳其一方灯火通明，士兵们忙着用所能找到的各种材料扎实地填埋护城河，同时将大炮安置于新造的炮架上。星期天，土耳其人集中火力轰击中城墙。三发重磅炮弹击垮了一大段墙体。负责监督修复工程的朱斯提尼亚尼被一块弹片击中受了轻伤，退至后方花费几小时包扎处理伤口后，他于日落前赶回了前线。

五月即将过去，花园及灌木丛中的玫瑰盛开了。然而月光是惨淡的，对拜占庭人而言，月亮是帝国的象征，因此末日即将到来的想法，沉重地压在他们心头。

帝国末日

5月27日，苏丹骑马检阅了整个军队并宣布即将发起总攻。随行的传令官不时停下来告知众人，按照伊斯兰传统，破城之后可自由劫掠三日。苏丹以真主、穆圣、四千位先知、先父亡灵及自己后世子孙的名义起誓，君士坦丁堡的一切财富都将公正地分配给军队。这一番声明引发了阵阵欢呼。即使城墙以内的人们也能听见土耳其人狂喜地呐喊：“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此为清真言Shahada）

当夜，土耳其阵地上，灯火通明，宛如白昼，大群工人忙着填充护城河并在上面楔入火炮底座。他们士气高涨，横笛、竖笛、战鼓与鲁特琴为他们彻夜伴奏。火光如此明亮，以至于守军一度误以为奥斯曼人的军营失火了，他们簇拥到城墙去观赏火灾，然而当他们明白事情真相后，不禁双膝跪地，开始祈祷起来。

午夜时分，灯光熄灭，土耳其人的工作突然停顿下来，一切又重归岑寂。这是因为苏丹将周一定做休息日及赎罪日，以便士兵们在周二的总攻前得以休养生息。而苏丹本人则将这一天用于检阅全军，并对部队下达各种指示。他骑马进抵双圆柱，召见了新任海军司令哈姆扎贝伊。哈姆扎被告知在第二天务必将整个舰队部署于金角湾及整个马拉马拉海。不论巨舰或小舟，他们将携带攻城梯，在任何可能的地段，尝试登陆并攻击城墙；如果事实证明此方案难以奏效，退而求其次，他们也要做出佯攻的姿态以牵制守军兵力。接着苏丹召见了佩拉区热那亚长官，要求后者保持中立。下午，穆罕默德二世骑马经过了整个陆墙战线，与指挥官交谈，并对士兵们发表热情洋溢的动员演说。当发觉一切都符合心意之后，他召集重臣及将领参加了战前最后一次御前会议。

穆罕默德从战利品与宗教使命双重角度，阐释了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他督促自己的将领们展现勇气并保持纪律，不拿下该城绝不停止进攻。随后他命众人各自返回营帐，养精蓄锐，但几位主要将领则留下来等待苏丹进一步指令。扎加诺斯帕夏在分拨一部分人手支援海军进攻金角湾一带海墙后，被要求率领余部穿过浮桥参与对布雷契耐区的进攻。卡拉德贾帕夏列阵于他的右翼，直至查瑞休斯之门。伊萨克与马哈茂德率领亚洲军团，将负责从圣罗马努斯之门至马拉马拉海的漫长地段，攻击重点位于第三军用大门附近。苏丹本人负责在莱卡斯河谷一带发起总攻。部署完毕后，苏丹用了晚膳，随即进入了梦乡。

◎君士坦丁十一世戎装像

整整一天，城墙外是一片异样的沉寂。甚至乌尔班巨炮也暂停发射。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最后的危机就快到来了。士兵与市民们终于尽释前嫌。当墙头的士兵忙于修复受损工事的同时，一支庞大的队伍被组织起来了。与土耳其营地一片肃静形成了鲜明对比，君士坦丁堡市内，教堂响起了钟声，信徒肩上扛着圣物走过大街小巷，他们还特意在受到严重破坏的城墙前驻留片刻，以期得到天主的庇护。尾随的游行队伍中，不论是希腊人还是意大利人，东正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同声高唱赞美诗，并一次又一次重复着恳求天主怜悯的祷词。皇帝本人也加入其中。当游行结束时，他召集显贵及将领，去参加御前会议，并发表了演说。他的讲话被两位与会者记录下来，一位是皇帝的秘书弗朗茨，一位是莱昂纳德总主教。君士坦丁告之他的听众，总攻即将开始。对于其希腊臣民，皇帝强调人们应该随时做好准备，为了自己的信仰、国家、家庭及君主而牺牲。他谈到了这座帝国首都昔日的荣耀与高贵传统。他谈到了异教苏丹背信弃义，挑起了这场战事，妄图用自己的伪先知（指穆罕默德）取代真神基督。他督促人们牢记自己为古希腊罗马先贤英烈之后，需无愧于家族名声。于他而言，他已经做好准备，为自己的信仰、城市和人民献出生命。接着皇帝转向意大利人，感谢他们巨大的贡献并表达了在接踵而至的战斗中对他们的信任。他祈求人们，不论国籍族裔，不要畏惧敌人的惊人数量，也不要对敌人的战争机器心怀惴惴——保持士气，保持坚定！在上帝的眷顾下他们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在场的每一位与会者纷纷起身向皇帝表示他们将为他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君士坦丁则走到每个人身前，恳请他们的谅解——如果先前曾有冒犯的话。受皇帝感染，人们纷纷互相拥抱，就像壮士赴死前的表现一样。

长日将尽。有整整五个月，由于认为圣索菲亚大教堂受到了拉丁人及叛教者玷污，虔诚的希腊人拒绝前往该教堂参加弥撒仪式，但在这个夜晚，纷争停止了。人们涌入圣索菲亚大教堂。除了守城将士，几乎没有市民能够拒绝在如此绝望形势下的宗教和解。那些认为与罗马联合为不赦之罪的教士，也走上祭坛，与他们的联合派教友共同主持仪式。而枢机主教也与从不承认其权威的东正教主教共处一室。人们忘却了教派的纷争，共同告解。教堂顶部的金色马赛克，镶嵌出基督、圣徒及历代拜占庭皇帝、皇后的图景，在千盏烛火下微微摇曳；在人们的注视下，教士们最后一次身着华服，伴随弥撒的韵律缓缓移动。此时，此地，君士坦丁堡教会方实现了真正的联合。

御前会议结束后，大臣与指挥官们也参加了这次联合礼拜。礼毕后他们旋即奔赴各自岗位，并抱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朱斯提尼亚尼与希腊、意大利战友越过内城墙，进入到外城墙及栅栏的预定位置，身后的内城墙大门随即奉命关闭，以防止他们擅自撤退。

夜间稍晚时候，皇帝本人骑着他的阿拉伯牝马前往大教堂做了祷告，接着穿过夜幕笼罩的大街返回位于布雷契耐的皇宫，并召集家人相见。和亲人道别后，时间已近午夜，在忠心耿耿的弗朗茨陪伴下，皇帝再次上马，巡视整个陆墙，确定一切井然有序，内城门也已关闭。在他们返回布雷契耐区的途中，皇帝于卡里加利亚门附近下马，与弗朗茨共同登上布雷契耐城墙最外角一座城楼。在这里他们可在黑暗中眺望左侧的中城墙与右侧的金角湾。城楼下，土耳其人将大炮移过护城河的声音清晰可闻。卫兵告诉他们，这一行动自日落时分即已开始。从这种距离上他们也能目睹奥斯曼军舰驶过金角湾的灯光。弗朗茨与主君共处了一小时左右，随后君士坦丁让秘书离开了——他们此后再也未能重逢。最后的战役开始了。

5月28日，星期一下午，天气晴朗。当太阳偏西，阳光开始直刺守城者的双眸——利用这有利时机，土耳其军营开始了行动。数以千计的士兵完成了护城河的填充工作，另一些则开始移动大炮与其他攻城器械。日落后天空转而阴云密布，并下起了倾盆大雨，但这并没有妨碍土耳其人的工作。对面的基督徒面对此情此景，却只能束手无策。大约凌晨一点半，苏丹判断万事俱备，便下令发起最后的总攻击。

整条战线的土耳其军杀声震天，在军号、战鼓、横笛的伴奏下，他们如潮水般发起了攻势。基督教守军以逸待劳，静静等候。作为预警，毗邻外墙的教堂敲响了大钟，接着全城教堂的大钟逐一响起，连三英里外索菲亚大教堂的信众也清晰可闻。每一个可战斗的男子都回到了他的岗位；妇女，甚至包括修女，也加入他们，负责修补城防以及为士兵运送饮水。老人与儿童则走出房门，涌入教堂，祈求庇护。在黎明前的数小时里，会众们都在静静等待与祈祷。

对城墙上的守军而言，可就无暇祷告了。苏丹的计划十分小心谨慎。尽管他对士兵们发表了轻视敌人的讲话，但过往经验告诉他需要尊重对手。在这次攻击中，他计划在出动精锐之前，先分批消耗、削弱敌人。因此，苏丹首先派遣非正规军（即巴希巴祖克）上阵。这支部队有数万人之多，由不同国家、民族的冒险家构成，有土耳其人，但更多的是那些来自基督教国家的人，如斯拉夫人、匈牙利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甚至希腊人，为了苏丹允诺的报酬和战利品，他们不惜与基督徒兄弟为敌。他们大部分自备武装，其武器也是五花八门，有弯刀、投石器、弓箭，甚至少量火绳枪。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首次突击往往气势汹汹，然而一旦受挫就有崩溃之虞。深知其秉性的穆罕默德于是在他们后方安排了一支装备皮鞭与锤矛的督战队，其任务是督促部队奋勇上前并严惩动摇的士兵。在督战队后则是苏丹自己的新军队。即使有个别巴希巴祖克越过了督战队的阵线，也会被守株待兔的新军士兵用弯刀就地正法。

巴希巴祖克发起了全线攻击，不过重点依然在莱卡斯河谷一带。战斗异常惨烈。巴希巴祖克面临的对手装备更精良，训练更有素，而且他们还受到自己庞大数量的拖累。攻守双方以自己的方式激战不休。守军的希腊火与投掷物令密集的敌兵遭遇惨重伤亡。然而前有丰厚战利品的诱惑，后有督战队的弯刀威慑，虽有部分士兵溃退，但大部分依然坚持进攻，甚至一度利用攻城梯爬上了城头，但后劲乏力，被披甲的守军砍倒。朱斯提尼亚尼与其希腊、意大利部下历经两小时苦战，确保了防线不失。穆罕默德无奈地召回了巴希巴祖克，但削弱守军的目的已然达到了。

部分基督教士兵希望这不过是一次孤立的夜袭，目的为测试守军实力；他们都渴望获得喘息机会。但土耳其人不会令他们如愿以偿。在第二次攻击前，他们几乎没有时间重整战线，修复栅栏。通过特有的军装与胸甲，人们判断出此次发动进攻的是伊萨克帕夏的安纳托利亚军团，他们如潮水般涌过罗马努斯门以外的小山，进入河谷，围绕着中城墙的缺口。邻近的教堂，报警的钟声再次响起，不过很快就淹没在乌尔班大炮炮群的轰鸣之中。短短几分钟时间内，安纳托利亚军团发起了冲锋。与巴希巴祖克这样的非正规军不同，安纳托利亚军团装备较好，纪律严明，作为虔诚穆斯林，都渴望获得第一个进入君士坦丁堡的殊荣。在狂暴的军乐声中，他们冲向栅栏，踩着彼此的肩膀搭起攻城梯，并试图杀出一条血路。乌云遮月，火光昏暗，战场局面一时难于分辨。安纳托利亚军团与之前的巴希巴祖克一样，在狭窄的战场反而受到人数的拖累。守军飞石如雨，不断推倒攻城梯，并与敌军展开白刃战，安纳托利亚军团的纪律与坚韧徒劳地增加了其伤亡。拂晓前一小时，第二次攻击已显疲态。然而，此时一发重磅炮弹准确命中了栅栏，并将它击垮。空气中扬起了漫天尘土，火药形成了黑烟也阻碍了守军视野。一支约300人的安纳托利亚部队乘机冲向新形成的这个缺口，并高呼城市已尽在自己手中了——但在皇帝君士坦丁的领导下，基督教士兵发起反突击，包围了他们并歼其大部，剩余的残兵不得不退回护城河。这次失利令安纳托利亚军团退出了战场。在胜利的欢呼中，守军又一次开始修复城墙工事。

在其他地段，土耳其军也缺乏进展。南部的陆墙附近，伊萨克持续施压以阻止守军驰援莱卡斯河谷，但是，由于其自身精锐被抽调，他无力发动大规模突袭。马拉马拉海一带，哈姆扎贝伊的舰队甚至难以接近海岸，少数登陆的士兵也被此处防守的修道士或奥尔汗王子击退。至于金角湾的舰队，更只是摆出佯攻姿态，并无攻击的意图。布雷契耐区一带的战斗比较激烈（该地城墙为单层，相对薄弱）。在港口附近的低地，扎加诺斯率军渡过浮桥发起了坚决的进攻，而高地的斜坡上，卡拉德贾的部队与之遥相呼应。不过米诺托及其威尼斯战友抵住了扎加诺斯的攻势，博恰尔多兄弟所部则负责抵御卡拉德贾的攻击。

◎今天收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的古老火绳枪

安纳托利亚军团的失败令苏丹暴怒不已。不过，根据之前与拜占庭人鏖战的经验，苏丹恐怕也不指望他们能一蹴而就。穆罕默德二世为首个突破栅栏的士兵开出了高额悬赏，但内心里想必还是更期望殊荣由自己的亲兵——加里沙尼军团（即新军）获得。将这支精锐部队投入战斗的时机到了，成败在此一举，一旦新军也遭遇挫折，攻城必将难以为继。穆罕默德迅速下达了出动新军的命令。在基督徒能够得到休整并修缮工事之前，一阵枪林弹雨洒向了他们，在一番准备射击后，土耳其新军，迈着整齐步伐，开始快速向城墙行进。与巴希巴祖克或安纳托利亚军团杂乱的冲锋不同，他们的阵列井然有序，并不受敌军箭矢的干扰。为他们助威的军乐声势如此巨大，以至于透过炮击的间隙，远在中城墙右侧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也清晰可闻。穆罕默德二世亲自来到护城河后督阵，并对眼前经过的亲兵们高声鼓励。加沙里尼军团英勇地涌向栅栏，扯下悬挂在栅栏上的木桶，劈开加固的木梁，并在适当位置安放云梯。他们前仆后继，绝无恐慌，攻击一批又一批地反复着。基督徒已经筋疲力尽了，在超过4小时的战斗中，他们的喘息时间屈指可数，不过守军也深知一旦后退将万劫不复，于是仍然拼死作战。在他们身后，教堂的钟声再度响起，市民们祈祷的低语缓缓升入天际。

栅栏附近的战斗已进入短兵相接。在将近一小时的时间里加里沙尼军团几乎没有进展。基督徒们甚至认为对方的攻势已经开始减弱。可惜命运弄人。在布雷契耐城墙与狄奥多西城墙交接的转角处，有一处城楼遮蔽下的偏门，被称作科克波塔（Kerkoporta）。多年以前它便处于关闭状态，但老人们还记得它的存在。恰恰在围攻发起前，为了方便突击敌人侧翼，科克波塔门再度被开启。可是如今某些归来的士兵却忘了锁上身后的小门。一些土耳其人注意到了这条入口并借此冲进了城台，顺着楼梯向城墙顶端进发。门外的基督教士兵目睹此情景，急忙回师夺回了科克波塔门以阻止更多敌军通过。混乱之中，大约50名土耳其军进入了城墙。他们势单力孤，所能做的，不过是在某座城楼降下圣马可旗（威尼斯国旗，因此处由威尼斯军队负责把守），而升起了一面土耳其星月旗。然而在胜负分野之际，命运遗弃了拜占庭人，这或许便足够了。

日出前片刻，一颗近距离射出的火枪子弹击中了朱斯提尼亚尼并穿透了他的胸甲。由于血流不止及巨大的疼痛，他斗志全无，恳求部下将他送往后方。一名部下奔向在附近作战的皇帝，并索要通往内城墙的小门钥匙。君士坦丁闻讯急忙赶到朱斯提尼亚尼身边，希望他不要放弃战斗。但后者已经崩溃，坚持要撤退。门打开了，他的卫兵护送他穿过城市，来到码头，并登上了一艘热那亚船。他的军队注意到主将的撤离。其中的一些人或许认为朱斯提尼亚尼只是退往内城墙防守，但更多人认定战役已经失败了。部分士兵恐惧地高喊：土耳其人已经突破城墙了！在小门重新关闭前，热那亚人蜂拥着从此处逃命，唯独留下皇帝与希腊士兵孤军奋战。

这一阵恐慌恰巧被护城河畔的苏丹发现，他振臂高呼：“这座城市已经是我们的了！”他严令新军再次发起冲锋，并召唤由一位名叫哈桑的大力士率领连队投入战斗。哈桑从残破的栅栏中劈开一条血路，向着获得首个入城之人的奖赏奔去，大约30名新军士兵紧随其后。但哈桑本人被投石击中，倒地阵亡，大约70名同伴也一并战死。剩余的士兵守住了突破口，并且不断得到涌来的新军支援。希腊人坚持抵抗，但敌军的庞大数量迫使他们退往内墙。内墙前有一道沟渠，某些地方被挖掘得很深以便获得泥土加固城防。于是很多撤退的希腊士兵受困于深沟之中，身后高耸的内城墙也显得遥不可及。已登上外城墙栅栏的土耳其军居高临下，开火射击，这不啻于一场对希腊人的屠杀。很快，大量新军抵达内墙，未经抵抗，便攀爬而上。不久，有人便发现科克波塔上方城楼升起了土耳其国旗，土耳其全军发出阵阵欢呼：“城市已经被攻占了！”

◎希腊画家笔下土耳其军入城后的战斗场面，图中骑白马者为皇帝君士坦丁

当皇帝正在劝说朱斯提尼亚尼时，便被告知土耳其军突破了科克波塔门，他立即骑马赶赴那里。一切都太迟了。热那亚人起了恐慌，混乱之下，大门已无法守住。土耳其士兵源源不断地涌入，博恰尔多兄弟手下兵力不足，难以将敌人击退。君士坦丁翻身上马，飞奔回莱卡斯河谷一带中城墙的突破口，此时身边仅余三骑，分别是自称为皇帝表亲的西班牙人托莱多的唐·弗朗西斯科及其堂兄弟狄奥菲鲁斯·帕列奥列格，以及忠心耿耿的侍卫约翰·达尔马塔。他们四人徒劳地期望能够重整希腊军队，但大屠杀已经难以遏制了。他们下马并一度坚守了朱斯提尼亚尼撤走的那道小门几分钟。但兵败如山倒，大门处挤满了忙于逃命的希腊士兵，越来越多的加里沙尼军团在其后紧追不舍。狄奥菲鲁斯高喊道：“与其苟且偷生，毋宁以死殉国！”随即他便消失在人潮中。此刻，君士坦丁深知，他的帝国已然覆灭。他不愿苟活于世，扔掉自己的皇家纹章，与仍在左右的弗朗西斯科、达尔马塔一道，追随狄奥菲鲁斯而去。这是皇帝最后一次露面。

城市已经失陷的呼喊在街头回荡着。金角湾及其海岸，基督徒与土耳其人都看到了布雷契耐城楼上升起的土耳其国旗，而仅仅几分钟之前，拜占庭双头鹰与圣马可雄狮（威尼斯国旗）还在这里飘扬。各处的抵抗依旧持续了一段时间。科克波塔门附近，博恰尔多兄弟率部坚持在城头战斗，但他们很快便意识到已经无力回天了。于是从敌军中杀出一条血路奔向金角湾。三兄弟中的帕罗被俘并被杀害了，不过其他两人则成功登上一条热那亚小船，成功避开了土耳其舰只的注意，安全抵达了佩拉区。在他们侧翼，布雷契耐皇宫一带，米诺托及其部下被重重包围，许多人阵亡，而米诺托本人与手下的显贵们则沦为了阶下囚。

发现城墙入口已被土耳其大军瞬间掌握了的情况后，金角湾的土耳其舰队急忙派兵登陆海滩，进攻海墙。除禾瑞亚门以外，他们未遇激烈抵抗。而在这座城门，2艘克里特船只的海员凭借三座城楼殊死抵抗，拒绝投降。在其他地方，希腊人纷纷逃回家里以期保护自己的家人，而威尼斯人则奔向自己的船只。附近的渔民发现大势已去，便主动打开了佩崔恩门，以换取土耳其人不侵犯他们家园的许诺。

莱卡斯河谷以南的陆墙沿线，基督徒虽成功顶住了土耳其的攻击，但此时此刻，越来越多的敌军通过城防缺口涌入市内，四散开去，打开了所有城门。在城墙作战的士兵们发现自己陷入了重围。在企图逃生的过程中，很多人被杀死了，不过多数指挥官被俘。

马拉马拉海中哈姆扎贝伊的舰队同样看到了信号，并抢滩登陆。在斯塔迪昂区，为了避免住宅与教堂遭到劫掠，守军望风而降。但在他们左翼，土耳其王子奥尔汗及其部属深谙倘若落入苏丹手中会有何下场，决心拼死一搏（奥尔汗最终在战场自尽）；驻扎在旧皇宫的加泰罗尼亚部队也坚持到了最后时刻，直至全军覆没。负责守卫阿克罗波利斯角的伊斯多尔枢机主教发现情势危急，需要离开岗位以求自保了，于是便乔装为乞丐，并成功逃亡。

虽然苏丹依然控制着部分军队作为其卫队或宪兵，但多数将士已经陷入洗劫城市的狂热情绪中。水兵们由于担心被陆军抢占头功，显得尤为急不可耐。他们忙乱弃船上岸的行为拯救了许多基督徒的生命。当包括特拉维森在内的一些希腊、意大利海员被俘获时，其他许多人却未受到土耳其人的阻止，成功与留在舰上的那些船员会合，并做好了战斗准备。还有很多人在起锚前仓促地爬上了军舰，甚至泅渡而来。在目睹城市沦陷后，舰队司令阿尔维索·狄多乘一叶轻舟前往佩拉，询问热那亚当局的意向——究竟是希望他们的同胞留在港湾继续战斗，还是打开海链离开？他许诺无论热那亚当局做出何种决定，他的威尼斯船只必会唯马首是瞻。佩拉总督建议不妨先派出一名特使面见苏丹，让他在任由基督教舰队离去和冒险与威尼斯、热那亚开战之间做出选择。但这项建议在当时无异于天方夜谭。根据威尼斯人巴巴罗日记的记载，佩拉总督甚至关上了城门，以至于狄多无法和战友们会合。然而船上的热那亚水手们却在佩拉城墙外下锚，并声称希望与威尼斯人一道离去。在他们的坚持下，狄多获准乘坐他的单桅小船离开。他径直驶向金角湾海链，后者此时依然是关闭着的。两名狄多麾下的水手用斧头砍断了海链加拉塔一端的皮绳，于是海链顺势漂开了。在向港湾的舰只发出跟随的信号后，狄多驾船驶过了这条缝隙。7艘来自佩拉的热那亚船紧随其后，很快，大部分威尼斯战舰、4～5艘拜占庭帆船以及1～2艘热那亚战船也加入进来。他们尽可能地多停留片刻，以便尽量搭救那些游向他们的难民，随后整个舰队通过海链，乘着强劲北风，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南下马拉马拉海，向着自由驶去。

◎城墙告破，君士坦丁皇帝英勇殉难。来自：David Nicolle, Constantinople 1453

◎拜占庭帝国国徽

◎奥斯曼土耳其国徽

哈姆扎贝伊旗下大批水手此刻已擅离职守，进城大肆劫掠，故而无力阻止狄多舰队的行动。他聚拢尚听号令的舰只，通过残破的海链，进入金角湾。在这里的港口，他俘获了剩余的基督教舰只。到中午时分，整个港湾区都已经被土耳其人掌控了。

市区里还存在小股抵抗。金角湾入口处，克里特水手们以三座城楼为依托，坚守阵地，岿然不动。到下午早些时候，他们发觉自己已然完全孤立，终于不情愿地向土耳其指挥官投降了，条件是他们的生命与财产需要得到保障。他们的两条船随即在城楼附近靠岸，土耳其人对其英勇也敬佩不已，没有施加任何阻挠，于是他们登舰启程，驶向克里特岛。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进入君士坦丁堡

苏丹得到胜利的消息已有数小时之久了，不过他一直等到下午，在最初的屠杀与劫掠得到控制后，方才举行盛大的入城式。与此同时，他返回营帐，接见了惊恐的市民及佩拉总督派出的代表团。苏丹急于知晓拜占庭皇帝的下落。但对此众说纷纭，一般认为皇帝在最后的混乱中英勇战死，其首级被两名士兵进献苏丹。穆罕默德对君士坦丁的死讯感到满意。现在他不仅仅是苏丹，还俨然是奥古斯都，是凯撒，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了。在精锐新军卫队及大臣们的陪同下，他策马缓缓向圣索菲亚大教堂走去。教堂大门外，苏丹下马躬身，拾起一捧泥土，从自己头巾上撒下，以示对真主的谦逊。他进入教堂，并驻足参观了片刻。随后，穆罕默德下令，将索菲亚大教堂改建为大清真寺。离开教堂后，苏丹穿过奥古斯塔广场，走向旧皇宫。据说苏丹目睹皇宫一片凋敝破败的景象后，触景生情，低吟起某位波斯诗人的诗句：“蜘蛛在库斯老的宫殿中织网，枭鸟在阿弗沙布的城堡上挽歌。”（这一段轶事的原始出处应该是亲历了君士坦丁堡战役的土耳其历史学家图桑·贝格的编年史。但对于诗句的具体文本，不同资料的表述略有差异。这里采用的是罗杰·克劳利的版本。某些历史学家将波斯国王“库斯老”换作罗马的“凯撒”，而席代岳先生翻译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文版更是归化为：“蜘蛛结网昭阳殿，枭鸟哀鸣子夜歌。”）

穆罕默德，这位年仅21岁的“新罗马皇帝”，深知不可于马背上治天下。城破仅一日后，他便收回成命，要求停止劫掠，恢复城市秩序。至此，全城死难人数总计不过4000余人，相较当年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后血腥屠城的劣迹，土耳其人应算相当“文明”的了。他亦深谙恩威并施之道：一方面礼遇“拒统派”神父、学者金纳迪乌斯，授予他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头衔，并给予希腊居民宗教信仰与自治权利；一方面用莫须有罪名，将投降的拜占庭大臣（以诺特拉斯为首）一一处斩。

1481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带着无数战功，与世长辞，葬于君士坦丁堡一清真寺内。此时新生的君士坦丁堡，城市建筑日新月异，作坊与市场一片繁荣。自被征服以来，它的人口增加了四倍。苏丹摧毁了拜占庭皇帝那座破败的首都，以一座崭新、辉煌的帝都代之，在他的安排下，各宗教、各民族的臣民们共居一城，得以共享秩序、和平与繁荣。

然而，对文艺复兴以来，将古希腊罗马视作母体的西欧人而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却是一次难以言状的精神冲击。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欧人对前来乞援的拜占庭皇帝已司空见惯。虽然帝国日薄西山，虽然德意志王公也自称神圣的罗马皇帝，但却无人能拥有拜占庭皇帝的权威与高贵。尽管俄罗斯此后成为最强的东正教国家，并因拜占庭公主曾与莫斯科大公联姻而号称“第三罗马”，但也并不能使西欧人匍匐在俄国沙皇脚下。吟游诗人的挽歌，与主教们激情四溢的演说，更能令惶恐的欧洲人感觉到古老文明终止的切肤之痛。这份伤感与惋惜未免于事无补：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已坠于土耳其半月刀锋下，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也身着紫色披风，骑着白色骏马，驰向天边，永远地消失了。

◎昔日的索菲亚大教堂，今天已被土耳其政府改建为博物馆

战后沉思

硝烟散尽，千年罗马帝国已宣告从历史舞台正式谢幕，而新兴伊斯兰强权俨然崛起，后世史学家出于各自立场，对此或欢欣鼓舞，或扼腕叹息。回顾这一事件，国内历史爱好者最关心的，恐怕还有两个疑问：一、1453年5月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能否避免？二、拜占庭首都的丧失在历史上造成了何种影响？

对于第一个疑问，有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拜占庭帝国此时早已病入膏肓，回天乏力。面对强悍的奥斯曼战争机器，即便查士丁尼皇帝再世也无计可施。然而，奥斯曼帝国实力虽强，却也没到战无不胜的程度。1456年，穆罕默德二世挟攻克君士坦丁堡之威，进犯贝尔格莱德，被匈牙利摄政匈牙提击溃，苏丹本人负伤，帝国精锐损失惨重。贝尔格莱德的城防远不如君士坦丁堡坚固，却能击退土耳其围攻，那么，至少从理论上来讲，拜占庭也有保住首都的能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战败主要是因为一些细小的历史事件，如击中朱斯提尼亚尼的那颗子弹、因疏忽没有关上的科克波塔门、因风向不利而延宕的威尼斯增援舰队等——它们固然对战争的结局产生了影响，但显然不能算关键因素，夸大这些事件的后果甚至有逃避责任的嫌疑。

从某些方面看来，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如果应对得当，或许本是可以避免的。

从拜占庭方面来说，1054年东西教会的分裂及1204年被十字军攻陷首都固然可悲，但却是皇帝们很难力挽狂澜的。不过，11世纪末期，阿莱克修斯皇帝为了换取意大利人海军支持，不惜授予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国内的贸易与关税特权（后来也授予比萨人与热那亚人此特权），从此意大利商人在拜占庭畅通无阻，希腊商人无法与他们公平竞争。这直接导致了拜占庭工商业衰落与国家税收的锐减。帝国末期，国家岁入不足正常时期的2％，皇帝大婚仪式上的珠宝居然都不得不用玻璃赝品代替，政府财政状况的捉襟见肘可见一斑。公平地说，当初几位拜占庭皇帝饮鸩止渴式的外交政策，早已为1453年的悲剧埋下了祸根，而这本是可以避免的。其次，十字军攻占拜占庭首都并建立拉丁帝国后，流亡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帝国，励精图治，恢复军区，原本已有了中兴迹象，但1261年，米哈伊尔八世草率地派出一支数百人的部队前往君士坦丁堡近郊一探虚实，不料引发了市民的自发起义，他们推翻了拉丁皇帝，迎接王师凯旋入城。这原本是一大成就，但尼西亚帝国此时的实力还不足以收复整个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仓促入主君士坦丁堡，迫使此后的拜占庭皇帝以帝国欧洲部分为重心，而忽略了东方的异教徒，虽然收复了巴尔干、色雷斯的很多领土，但小亚细亚却逐步失陷于土耳其人之手。如果米哈伊尔具有远见卓识，理应巩固帝国在亚洲的基地，暂缓进军欧洲，因为不论从人口、财政还是军事上看，此时的小亚细亚都远比巴尔干重要。至此，拜占庭失去了一次复兴的良机。

◎现位于雅典的君士坦丁十一世塑像

拜占庭复兴的另一次良机便是帖木儿击溃奥斯曼帝国并使其陷入混乱时，强敌土崩瓦解，拜占庭本可以乘势收复失地，东山再起。然而此时的拜占庭政府，大体上碌碌无为，甚至有坐以待毙的嫌疑。浪费掉这一黄金机会后，土耳其人迅速恢复元气，于1422年重新对拜占庭发起攻势。即便拜占庭一一错过了以上机会，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也本可以做得更好。君士坦丁为人宅心仁厚，有君子之风，颇受爱戴，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即位时，他的兄弟德米图斯原本心怀异志，觊觎皇位，但却得到了君士坦丁的宽大处理——将他与另一兄弟托马斯册封为摩里亚专制君主，这是一大失策。帝国危难时，需要积蓄力量，增加集权，新任皇帝却大肆册封，以至于首都被土耳其围攻之时，摩里亚的两位皇弟隔岸观火，未施援手。如果君士坦丁直接掌控摩里亚，将两位兄弟置于首都严加看管，被围城时或许能从摩里亚得到一批援军，从而扭转战局。在同西方教会联合一事上，皇帝虽看出此事势在必行（没有西方援助，单独抵御土耳其无异于痴人说梦），但碍于国民阻力而摇摆不定的皇帝并未以强力手腕实施此事，导致国内民众分裂，西方援助不到位。最后，穆罕默德二世即位之初，皇帝便派遣大使前去讨要流亡在拜占庭的土耳其王子奥尔汗的年金，这不啻于一记外交上的昏招。穆罕默德连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都能痛下杀手，安能容忍拜占庭豢养一位土耳其王位的觊觎者？此举反而坚定了苏丹征服君士坦丁堡以杜绝后患的决心。而这本来也是可以避免的。

◎教皇尼古拉斯五世

西方的基督教国家教皇国、威尼斯、热那亚错误的东方政策，相当程度上葬送了拜占庭帝国。上述三国若能精诚合作，尚有机会在土耳其做大前挽救帝国。热那亚本应最为热心，因为它在黑海拥有大量商业贸易，君士坦丁堡是其商路的咽喉，如果被土耳其人攻占，会对热那亚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然而该国居然在战争期间严守中立，坐视拜占庭沦亡，其表现可以用鼠目寸光来形容。教皇国与威尼斯虽然决定参战，但也投鼠忌器。直到君士坦丁堡沦陷时，威尼斯17艘战舰组成的舰队，还在爱琴海观望。而教皇尼古拉五世第二批为数6艘的增援舰队，因为薪资问题，还在意大利本土讨价还价。当城市沦陷的消息传来时，西方国家悔之晚矣。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也曾号召发动十字军夺回君士坦丁堡，但这已经难以实现了。威尼斯的投机并未换来和平，此后若干年，它不得不独自与土耳其交战，最终在100多年后的勒班陀海战中一雪前耻——但如果威尼斯在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战役中改变作战态度，与土耳其的这些交战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土耳其内部也并非一块铁板，无懈可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年轻有为，锐意进取，但也存在年轻气盛，行事鲁莽的缺点。例如他下令向威尼斯商船开炮，导致后者不得不卷入战事，就不是明智之举。土耳其二号人物——大维齐哈里尔帕夏，更是众所周知的亲拜占庭派，这位被新苏丹尊称为拉拉的老臣，历来主张与拜占庭和平共处，并且得到了手握重兵的小亚细亚总督伊萨克帕夏的支持。一旦土耳其大军师老无功，便极有可能引发内部的党争甚至政变。

对当时的拜占庭而言，较为有利同时能够实现的场景是：教皇国与威尼斯的23艘增援战舰如约及时抵达，考虑到之前4艘基督徒战舰都能冲破数十艘土耳其舰只的围追堵截，然后抵达拜占庭，那么，教皇、威尼斯联合舰队击败徒有其表的土耳其海军还是很有希望的。如此一来，拜占庭及其盟友便能掌控马拉马拉海、爱琴海的制海权，不仅君士坦丁堡的防守压力大为减轻，而且补给、粮食均可由海路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位，从而避免了遭围困封锁之虞。考虑到城中守军最多也不超过7000人，拥有大约5000名士兵及海员的舰队，可以说是一支不折不扣的生力援军。君士坦丁堡苦于人力匮乏，以至双层的狄奥多西城墙亦仅外层能够派兵防守。但援军到来后，重点地段（如“中城墙”）便可布置两条战线，甚至可以预留一支预备队——5月28日一处城墙被突破便全军崩溃的那种现象，就大约不会出现。土耳其的乌尔班大炮固然威力惊人，但并不成熟，一天最多只能发射七次，甚至乌尔班本人也因大炮炸膛殒命沙场。因此，即使土耳其通过强攻击毁了部分城墙，只要人力物资充裕，守军也可以做到迅速修复。而奥斯曼帝国后方并不稳固，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摩里亚等国无不在虎视眈眈。当然，拜占庭要在野战中击败土耳其陆军也是勉为其难，最终理想的结果可能是苏丹与皇帝经过长期的消耗战后，皇帝最终做了一定让步，然后双方签署和约，苏丹体面地撤退……

历史无法重演。可以想象，即使拜占庭度过了1453年的危机，如果国际形势未有巨大改变，它至多也只能延缓若干年寿命而已。帝国内部已经朽坏，一旦外援断绝，即刻便有亡于外敌的危险。如果说千年帝国的灭亡最终是难以避免的，那么，1453年的这场战役，又在历史中产生了怎样的回响呢？

1453年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不过沧海一粟。拜占庭已然入土。即便没有土耳其的致命一击，它的末日早晚也会到来。认为君士坦丁堡陷落促使希腊学者涌向意大利，从而促进了文艺复兴的观点，在我看来，是站不住脚的。这之前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大批希腊学者便已经前往意大利定居。帝国的灭亡或许加速了部分希腊精英的迁徙，但这并非根本原因。如果说意大利的海上贸易出现了某种衰退，那更多也是因为地理大发现的缘故，而不能归咎于土耳其人控制了海峡。至多，热那亚在1453年后的迅速衰落与它有关，而威尼斯则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还保有黎凡特地区兴盛的商路。如果君士坦丁堡还掌握在基督徒手中，土耳其对欧洲的入侵也许将放慢步伐，但虚弱的拜占庭并无法遏止，西方国家也未见得可以从此高枕无忧。君士坦丁堡的安全更多地是充当西方心理上的屏障——只要它还在基督徒手中，危险似乎就不是那么迫切的。但土耳其的崛起已经是所有人必须面对的了。

◎俄罗斯帝国的国徽，与拜占庭国徽高度相似，可见两者渊源

尽管如此，1453年5月29日依然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意味着古老拜占庭文明的终结。在长达11个世纪的岁月里，屹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这座城市，知识精英得到尊重，无数经典得到传承与弘扬。没有拜占庭抄写员与注释者的努力，今天我们必然无法了解如此多的古希腊著作。君士坦丁堡同样是一座艺术之都，在历届皇帝多年的支持鼓励下，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流派，兼具古希腊的理性以及浓厚的宗教情怀。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市民们崇尚自由贸易，不论种族，皆以希腊罗马继承人自居，并为自己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而自豪。但这一切都一去不返了。土耳其苏丹并不鼓励他的基督教臣民钻研学术。没有了政府大方的赞助，拜占庭艺术也开始走向没落。新君士坦丁堡依然是座辉煌的世界大都市，经济繁荣、人口稠密，密布着华美的建筑。但它的美丽是为了表现苏丹的权威，而非基督教的上帝，它的居民因不同信仰而陷入分裂。君士坦丁堡的确获得了重生，此后若干世纪它成为旅行者们探访的目标；但它已经是“伊斯坦布尔”，不再属于拜占庭帝国了。

◎穆罕默德二世的花押

对土耳其人而言，这是一项光辉的成就，半个世纪前，土耳其人还因被帖木儿击溃而羞愧，而眼下它又重新屹立在地中海之巅。自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开始，穆斯林们就梦想着能够拥有“新罗马”。如今，年轻的苏丹使他的臣民得偿所愿，并为自己凝聚了巨大的威望，也奠定了他未来数十年统治与征服的基础，无愧于他最终获得的“征服者”这一称号。苏丹继承了凯撒的头衔，奥斯曼接过了罗马的衣钵。从此，历任苏丹便获得了法理上的支持，可以对欧洲大肆扩张，以重建“罗马的辉煌”。无论是从心理影响上还是从政治影响上来说，攻占君士坦丁堡都可算作奥斯曼成为一流强国的一个标志。

另一个由此得益的国家是俄罗斯。君士坦丁堡已然陷落，皇帝殉国，东正教的领袖不复存在了。在俄国人看来，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恰恰是因为拜占庭人妄图与西方教会和解，犯下了叛教之罪的缘故。他们认为自己此时不仅在宗教上毫无污点，还拥有东正教世界唯一保持独立的政权，并且实力与日俱增。难道莫斯科大公没有资格继承东正教帝国么？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或许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统治，并自称继承了拜占庭皇帝的特权。然而，在俄罗斯人看来，真正的基督教帝国已是俄罗斯了。“君士坦丁堡已经陷落，”1458年莫斯科大主教写道，“这是因为它放弃了真正的信仰。但在俄国，信仰依旧存在，历经七次普世大公会议，基督教信仰通过君士坦丁大帝传至了伟大的弗拉基米尔。如今世间仅存一个真正的教会，那就是俄罗斯教会。”弘扬东正教已成为俄罗斯的使命。正如1512年菲洛修斯神父在一封致大公巴希尔三世的信中所说：“基督教帝国已经沦陷，取代昔日罗马皇帝的是我国统治者。西罗马与东罗马帝国均已灰飞烟灭，但第三罗马将会永存……您将会成为世界基督徒之共主，成为所有虔诚信徒的皇帝。”俄国人也开始强调君权神授，将莫斯科称作第三罗马，并以重现拜占庭荣光作为此后历代沙皇的梦想。于是，俄国人成为东正教世界中，唯一因君士坦丁堡陷落而受益的民族。对传统拜占庭境内，在异族奴役下呻吟的东正教徒而言，若不考虑距离的遥远，仍有一位强大的东正教君主屹立不倒，便足以给予他们些许安慰；他们甚至希望能从俄国获得某种保护，甚至有朝一日，后者能将他们从奴役中解救出来。当俄罗斯崛起后，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历次战争，便有了“圣战”的意味，并在东欧的基督徒中获得了不少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沙俄对土的作战计划，还以“收复”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为重要目标。

拜占庭末期的英勇抵抗也给苏丹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对希腊人心存敬意。穆罕默德二世素来仰慕希腊学识，此刻他发现古希腊的英雄主义也并未完全消泯。当秩序恢复后，或许正是这份钦佩促使他相对公正地对待其希腊臣民。大牧首从苏丹处争取到的条件使希腊教会及大部分人民在米勒特自治下再次得到联合。对希腊人而言，未来必将充满艰辛，但亡国却并未亡教，已算不幸中的万幸。大多数希腊人坚守信仰，忍辱负重。当“征服者”穆罕默德健在时，他们的待遇尚算不错；然而当他去世后，继任者往往不了解希腊文明，甚至以作为伊斯兰世界的皇帝，作为哈里发或圣战斗士为荣。很快，奥斯曼帝国高效、公平的行政机构开始走向衰落。希腊人不得不以欺骗应对腐败，以不忠应对不公，以阴谋反对阴谋。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历史令人扼腕，并且可称得上颇不光彩。但是，尽管有种种错误与缺陷，教会毕竟幸存下来了，而只要教会存在，希腊精神就不会真正消亡——最终他们在19世纪初迎来了希腊的再次独立与自由。

西欧世界，怀着长期形成的对拜占庭文明的羡慕与嫉妒，深信教皇对东正教派分裂基督教是滔天大罪（进入20世纪，罗马教皇正式对教会分裂及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的事情向大牧首致歉，标志两大教会开始重新走向和解，尽管距离1453年已逾500年），同时也对君士坦丁堡最终的沦陷抱有一丝愧疚——决定将拜占庭从记忆中抹去。西欧无法否认自己曾从希腊获益良多，但往往认为这只发生在古典时代。参加希腊独立战争（1821—1829年）的西方希腊同情者们谈论着伯利克里与塞米斯托克利斯等古希腊先贤，却无人提起以身殉国的君士坦丁。相对而言，农村地区保留了更多传统。人们还记得君士坦丁堡陷落时所谱写的悲歌——因其骄奢自满与叛教行为而遭到上帝的惩罚，不过最终英勇奋战，虽败犹荣。他们记得那可怕的星期四（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日期1453年5月29日恰好是周四），迄今真正的希腊人还把这天作为一个不祥的日子。在今天的雅典，人们还能发现后人树立的君士坦丁十一世戎装铜像；在希腊的许多修道院，拜占庭双头鹰的旗帜依然飘扬；而在现代的伊斯坦布尔，穆罕默德二世墓穴的大门处，还摆放着一颗记载其赫赫武功的巨型炮弹。

◎原本位于君士坦丁堡赛马场的镏金铜驷马，现安放于威尼斯圣马可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