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梨洲先生）

黄宗羲简介

黄宗羲：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学者尊其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是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政治思想理论家，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文学家、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他在清代前期与孙奇逢。李禺齐名，并称“国初三大儒”；自清末至当代，又与顾炎武、王夫之三人同被称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黄宗羲的一生经历曲折坎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

黄宗羲传记——

从少年“党人”到“蕺山”门徒

明朝天启初年（162年）的一天夜里，在山东道监察御史黄尊素的邸寓里，五六个人正围灯而聚，谈论朝廷时政，针砭时事，时而因神情激昂而高谈阔论，时而因义愤填膺而窃窃私语，脸上无不显出难施报国之志的悲愤神色。只有一个年仅15岁的少年，垂手侍立一旁，用崇拜的目光注视着这些人，聚精会神地听着大人们的谈话。似乎是第一次听到时局的危机和朝廷的黑暗内幕：君王昏聩、阉党篡权、忠臣遭排挤。小人得猖狂、饿狼争于前、饥虎追于后……他感到万分惊异，同时也对先辈们忧国忧民的精神产生了无限的敬佩，从而激发了他对国家对社会的正义感和责任感。这位15岁的少年，就是后来名扬天下的黄宗羲。

万历三十八年（161年）八月八日，黄宗羲出生于浙江余姚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家庭。据传在他出生的前一大，母亲梦见麒麟祥瑞，故给他起乳名为“麟”。在他的额角上，有钱币大小的红黑痣两个，“左右各一”，（《年谱》第九页）有人说这是“日月痣”，预示着他将有非凡的前程。

在黄宗羲7岁那年，其父黄尊素考中进士。第二年，被任命为宁国府（治所在安徽宣城县）推官，即审理刑狱的法官。在此后的5年里，黄宗羲一直呆在父亲身边，父亲时时耳提面命，谆谆告诫，从而使他养成了勤奋好学、刻苦不辍的坚强意志。每到晚上，黄尊素处理完公事后，便给小宗羲讲历史故事和当时国事，每当讲到朝政昏暗、国家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惨痛情景时，他便仰天长叹，激愤不已。这在黄宗羲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迹，促使他形成了善恶分明。嫉恶如仇的性格。此时的黄宗羲，年龄虽小却智胆过人，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天启二年门622年），13岁的黄宗羲自宁国府回余姚参加郡城当年的童子试。路过一座空楼时，里面传出阵阵开怀大笑和嘈杂的下棋声，他便独自走上楼去。当看到五六个人慌里慌张地四处逃散时，他却没有害怕反而追过去看个究竟。由此可见，童年的黄宗羲便有着特殊的胆识。

大启三年（162年），黄尊素升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来到北京。14岁的黄宗羲也跟随父亲到达北京。在北京的这一个时期，黄尊素严格督促黄宗羲读书学习，同时更注意塑造和培养黄宗羲的思想性格。黄宗羲喜欢看稗官野史之类的书籍，每每在完成额定的功课之后，他便偷偷地去寻找野史津津有味地阅读，常常读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一次，他母亲将此事告诉黄尊索，黄尊索不但没有责难，反而对此表示支持，从而使黄宗羲得以纵览各种各样的图书，开阔了眼界，有助于他跳出“八股文”的圈子。随着年岁的增长，他逐渐发现科举制度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醉心于科举的人即使做了官对社会也有害无益。

这时的明王朝，各种矛盾尖锐激化，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空前的危机，表现在：

第一，两千年的封建经济结构发生了局部的“裂变”：商品经济得到飞快发展，猛烈冲击着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在手工业特别是江南苏州、松江、杭州地区的纺织业中，出现了“机户出资，机_工出力”的新型生产关系——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与此相联系，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日益扩大的城市工葡业者阶层，或称新兴市民阶级，他们要求发展工商业，要求减轻或取消对建统治者的超经济剥削，因而与传统的社会关系和封建势力（如皇帝派出的税监、矿监）发生着日益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第二，国内民族矛盾激化。此时，东北的女真族（后称满族）迅速强大起来，并建十了自己的政权，女真族奴隶主的扩张野心也随之增大。为了向内地掠夺和扩张势力，女真族领袖努尔哈赤将进攻矛头指向明中央政权。双方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开始，先后进行了多次攻击战，明朝在军事上节节败退，丢失抚顺、沈阳、辽东等大片土地。

第三，15至门世纪，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并开始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时期。西方国家诸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商人、人主教传教士开始陆续来到中国。他们或传播西方文化，介绍西方宗教教义以及自然科学知识，对中国民众进行思想上的宣传和利诱；或侵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财富。如天后二年（162年），荷兰殖民者侵往入澎湖，强迫岛上居民建筑城堡，妄图长期占据，并且烧杀掳掠，肆无忌惮；天启三年（1623年），西班牙殖民者悍然侵占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等。似此种种劣行，愈演愈烈。

第四，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由于宦官控制朝廷，专权跋扈，残酷迫害正直的官员，引起了激烈的党争，主要表现为东林党人要求改革和魏忠贤阉党集团反改革的政治一斗争。黄宗羲的家庭被无情地卷入了这一场与明王朝衰亡密切相关的斗争漩涡。东林党是原吏部郎中顾宪城及其好友高攀龙等人在无锡故邑宋人杨时讲学处发起的，他们名为讲学，实际上是从事政治活动。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机，缓和阶级矛盾，东林党人要求改革朝政，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反对阉党专权。黄尊素就是东林党人中的一员，因为他刚直敢言，义能深谋远虑，成了东林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当时，东林党杨涟、左光斗等领袖人物经常到黄尊素家中共议时局，商讨对付阉党的办法，每每谈到深夜不止，为了不致走漏风声，黄尊素总是屏返家人，只把黄宗羲留在身旁，这就是本文开头时所介绍的深夜清议之场景。

除清议外，黄等素还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上书皇帝，尖锐地揭露和痛斥魏忠贤阉党的罪恶。他在上书中说：宦官控制国家政权，到头来受害的只是国家。并且极其悲愤地向大启皇帝发问：“难道陛下连江山社稷的前途都不考虑了吗？”（陈祖武《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二卷第378页）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黄尊素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之入骨。天启五年（1625年）初，阉党借故将他削职革官，放回原籍。但残忍的阉党势力并没有就此罢手，于次年三月利用走卒率实伪造证据，陷害黄尊素，诬告他谋反，把他从家中逮捕押送京城。与此问时，东林党人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等人也先后进到逮捕。这年，黄宗羲刚届17岁，他把父亲送到常州（当时有著名学者刘宗周在萧寺为黄尊素饯行），临别时，父子俩都意识到，这恐怕是他们的最后一别了，都禁不住潸然泪下。黄尊素抑制着撕心的痛苦和压抑，再三嘱咐宗羲，一定要认真读书，要努力钻研历史书籍，只有这样才能借以了解古今治乱的情况；同时要黄宗羲拜刘宗周为师，黄宗羲眼含热泪，强忍悲痛地点头答应。

果然，黄尊素一去之后便再也没能回来。在牢狱中，他多次遭到毒刑拷打，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但坚强的意志却使他坚决不向阉党势力低头屈服。魏忠贤气急败坏，密令爪牙许显纯、崔应元将黄尊素处死。六月一日，黄尊素遇害，年仅43岁。

噩耗传来，全家人痛哭不止，尤其是黄宗羲的母亲中年丧夫，悲痛难忍，多次昏厥过去。黄宗羲唯恐母亲哭坏了身子，带着热泪劝解母亲，可是母亲却哽咽着对他说：“你要安慰我，就不要忘记你祖父写在墙壁上的话！”顿时，在黄宗羲的脑海中浮现出11个苍遒刚劲的大字：“尔忘勾践杀尔父乎？”这句话是黄宗羲的祖父为了激励孙子为父报仇雪冤，特意在一堵墙壁上写下了春秋时吴王夫差用以自励的名言。这几个字犹如根根利箭，时时地刺痛着黄宗羲的心，仇恨的怒火在他心中燃烧，他默念着祖父的教诲，想起父辈们忧国忧民的事迹，便毅然下定了锄奸雪冤的决心。

天启七年（1627年），明熹宗死，其弟朱由检即位为帝，次年改年号崇祯。崇祯元年（1628年）春天，19岁的黄宗羲暗藏铁锥，带着由杭州陈眉公修改过的申冤状，只身启程，进京诉冤。当他到达北京时，统治集团内部已起了很大的变化。新即位的崇祯皇帝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机，接受臣下的谏言，削夺阉党职权，屏斥阉党。魏忠贤于是畏罪自杀。另外，崇祯皇帝给不少东林党人平冤昭雪，黄尊素平反后被追赠为三品官，予以厚葬。听到这个消息，黄宗获内心十分激动。但魏忠贤虽死，阔党残余分子还大有人在，当年直接谋杀他父亲的凶手许显纯。崔应元和李实等人还依然逍遥法外。于是，黄宗羲上书崇祯帝帝，感激皇恩浩荡，同时揭发许显纯等人的罪恶，坚决请求“立斩凶手，以慰忠魂”。（《年谱》第十九岁条）崇祯帝看过黄宗羲的奏疏，为其恳切言辞所打动，立即传旨刑部严加追究，从速审问。

五月的一天，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黄宗羲出庭作证。他袖藏铁锥，大步走进刑部威严肃穆的大堂。当那两个双手沾满了东林党人鲜血的刽子手吓得面如死灰地被拖到堂前时，黄宗羲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父子泣别、母亲的悲恸、祖父的大字。民众的悲惨困苦……一幕幕展现于眼前，他猛地冲了上去，左手揪住许显纯的前襟，右手举起带在身上的铁锥狠刺下去，直刺得许显纯鲜血淋漓，哀嚎求饶。跪在另一边的崔应元早已吓酥了骨头，倒在地上瘫成了一团。

直到这时，许犯还妄图开脱自己的罪责，说自己是万历皇后的外甥，按明律中的议亲之条，应当减刑。黄宗巅当即厉声质问道：“你是奸臣魏忠贤的走狗，害死无数忠臣良士，致使国家危机，朝纲不振，民不聊生。难道因为你是皇后的亲戚，就可以无视你胡作非为而免你一死吗？”说完之后，他又转过身去，挥拳痛打崔应元，拔掉他的胡须，祭奠于亡父的灵位前。（请钱仪吉《碑传集卷》第十一册）案情审定后，许、崔二犯都被判死罪。

同年六月发生的另一件事，更表现出黄宗羲伸张正义、嫉恶如仇的斗争决心。那个对黄尊素捏造罪名的李实，偷偷地托人送给黄宗羲三千两白银，妄图逃避审讯。黄宗羲大义凛然地予以拒绝，并立刻上书崇祯帝说，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下，李实还敢公开行贿，谁还会再相信他的辩词！最后朝廷判决李实充军发配。

家仇报完之后，黄宗羲联合一些遇害的东林党人的子弟，在诏狱中门祭祀父辈英魂，以告慰他们在天之灵。在祭奠时，黄宗羲还没把祭文读完便已泪流满面，众人更是号陶不止，连旁观的人都为之心酸落泪。当时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崇祯皇帝，崇祯帝也为之感叹不止。（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下册）这是带有进步倾向的社会力量同统治阶级中最反动。最腐朽的势力之间的一场生死搏斗。黄宗羲的锄奸事迹使他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从而为他以后与阉党阮大铖的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对他的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这年秋天，黄宗羲扶着父亲的灵柩，返回家乡。遵照父亲遗命，他跟随刘宗周求学。刘宗周（1578-1645年），字念台，号起东，学者称“蕺山先生”，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县）人。他从小饱尝人间辛酸，出生前四个月，父亲离开了人世。出生后，“家酷贫”北明史·刘宗周传》），孤J[寡母寄养于外婆家。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外婆家的资助下，考取了进士，时年24岁。27岁被召为行伺行人，“居官淡素自持，动必敕法，视权贵若浼焉”（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刘宗周登入仕途后，历官明万历、天启、崇祯和南明弘光数朝。他为官“不以面从为敬”（《明史·刘宗周传》），常常得罪皇帝，屡屡弹劾宦官奸臣而遭排挤，多次被革职为民，但他“进退不失宜，死生不易志”（《刘子全书·吴杰序阿，不遗余力地提出改良政策，匡时救弊，绝不苟且求荣。结果是仕途坎坷，五起五落，悲剧一生。他一生著述宏富，经后人整理成《刘子全书》和《刘子全书补编》。其学说继承王阳明思想，以“慎独”为主，强调为人要经常检查自己一切行动的动机，谨慎遵守道德的原则，他还提倡实事求是和亲身实践，对黄宗盖在治学和修身立世_立起到了极大的影响。

当时正是明朝末年，王学的流派中禅学大为盛行，各家思想层选而起，就拿绍兴地区来说，周汝登首倡于前，陶爽龄继起之后，各立讲坛，与刘宗周分庭抗礼，气焰颇为嚣张。黄宗羲年少气盛，见到这种情景，便邀集远近文士六十余人，大力打击异己思想，以壮大刘宗周讲坛的声势。此时江南文人结社之风很盛，黄宗羲也为一时风气习染，在以后的几年里，他追随刘宗周的同时，义频繁往来于南京、苏州。常熟、安庆、杭州等地，并广泛结交，与几社、复社、读书社的成员们诗文相会、呼应相和，因此结识了当时许多著名文士，如张溥、钱谦益、杨廷枢、汪逸等。

崇祯三年（1630年），黄宗羲在宣城人沈寿民的鼓动下，参加了科举考试。由于黄宗羲在内心深处对科举考试有鄙视的意识，所以难免名落孙山。此次落榜更进一步打消了他走“八股取土”的道路。他又记起了父亲的遗训和恩师的教诲，于是开始研讨经世济国的实学。首先，他遵照父亲生前关于读书人不可不通晓史事的教诲，潜心学史，把自己家中的藏书分门别类，有计划地一一细读。黄宗羲的坚强毅力是惊人的，常常是秉烛夜读，彻夜不眠。“苦心人，天不负”，经过两年的时间，黄宗羲终于将《二十一史》、《明十三朝实录》等浩秩巨著全部看完了。与此同时，他还广泛地研读了六经。天文、地理、历法、数学、佛教、音乐等方面的书籍。

黄宗羲深知学无止境。在阅尽家中藏书之后，他又离开家乡，遍游大江南北，求帅访友，探讨学术疑难之处，解开自己的困惑；同时遍访藏书之家，如饥似渴地借阅，有时甚至逐字抄录。经过苦读勤诵，在黄宗羲眼前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境界，丰富的学识把他带到了一个博大精深的领域，使他不仅在学术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他以史为鉴，通过历史这面镜子，敏锐地看到了当前的政治和形势，意识到了治乱衰亡，从而激发和坚定了他救国救民、匡扶正义的政治意向。

此时的明王朝已是风雨飘荡、摇摇欲坠。各地灾荒连年，赋税不断加重，农民与手工业者的起义风起云涌，以张献忠、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正以星火燎原之势迅猛发展。满洲贵族在东北建立地方政权（先称“金”，后改称“清”）后，对中原地区的侵略和掠夺更是步步紧逼。同时从个人资质方面看，朱由检是一个刚愎自用、心狭疑多的人，他不能任用贤能挽救危亡，却把明王朝的命运寄托在宦官身上。因此，阔党势力又逐渐重新抬头，死灰复燃。这使黄宗益非常愤慨，毅然于崇祯二年（1630年）参加了复社，展开了第二次反对宦官的斗争。正是这些斗争，为黄宗轰写出那部锋芒咄咄直指封建君主专制的巨著《明夷待访录》，做好了思想准备。

复社成立于崇祯二年（1629年），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文人结社，这种团体不仅在明朝绝无仅有，就是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它除了组织集会，讨论文章之外，更重要的是继承了东林党的传统，评议朝政。抨击时弊，这从他们的宗旨“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中就看得非常清楚。因此，复社的性质不是单纯的文学团体，而是带有十分鲜明的政治色彩。

声讨阉党阮大铖是复社最大的一次政治斗争。阮大铖是魏忠贤的一名走卒，曾经谋害过东林党人。崇祯元年，阉党失势，阮大铖被削职为民，躲在南京。但这家伙贼心不死，凭借自己长于诗歌词赋，利用当时文人结社的风气，搞起了“中江社”和“群社”，以图东山再起。他表面上假装正人君子的模样，讲文论道，但暗地里收容亡命之徒，拉拢那些卑劣文人。黄宗羲“恶大铖甚”（钱仪吉《碑传集》卷一三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阮大铖将来就是第二个魏忠贤。”崇祯十一年（163年）七月，周镳、吴应箕与黄宗羲等组织了复社中的140人，由黄宗羲和顾宪成之孙顾果为首，共同签名，发表了声讨阮大铖的《留都防乱揭》。

这篇揭文把阮大铖的丑恶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指出：早在天后年间，阮大锨就为魏忠贤出谋划策，助纣为虐，残害忠良。如今，他又乘国家危难之际，“日聚无赖，招纳亡命”，扬言“吾将翻案矣”！尤其“阴险叵测，猖狂无忌”。目前，他潜伏南京，仍与阉党残余“交通不绝”，“其焰愈张”。大家要“戮力同心”，把阮贼扫除，以免酿成国家大患。他们坚决表示：“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如果有朝一日，阮大铖“威能杀士”，复社志士甘愿以“一身当之”“以寒乱臣贼子之胆”。

紧接着，黄宗羲又联合志同道合的文人学者，在桃叶渡举行大会，血泪控诉阮贼罪孽，痛斥这个无耻败类。在复社凌厉的声讨下，阮大铖犹如过街老鼠，人人痛骂。对于复社，他既恨之入骨，又极为害怕。于是，偷偷地溜到南京城外牛首山躲了起来。在以后的五年间，始终不敢公开露面。这场斗争，虽然打击了阉党气势，喊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取得了初步胜利，然而却没有像复社名士所估计的那样起到“防险愈固”（吴应箕《复社姓氏录》）的作用，相反在后来却给复社成员带来了没顶的灾难。

在这一段时期中，黄宗羲大体上还是处于观察社会。体验人生的时，正是为后来著述酝酿的时候，所以这一阶段他发表的著作还不多，如崇祯五年（1632年）有诗稿一册，崇须十二年（1639年）有《西台恸哭记注》、《冬青树引注》，崇祯十五年（1624年）有《忠端神弦曲》一卷。但由于涉世不深，阅历尚浅，在这些著作中除了一些愤世嫉俗的慨叹之外，还寻觅不出很有价值的思想资料。

从落第文人到领导抗清的左副都御史

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宗羲与同乡一起去北京再次应礼部会试，结果又一次名落孙山。当时的朝廷执政大臣周延儒准备推荐他出来做事，但黄宗羲见朝政混乱，时势艰危，已呈不可挽回之势，于是便坚决拒绝。回到家中以后，彻底打消了科途奋进的思想，再也无意争取功名，而将一腔忧愤之志转向读诗书，游山川。每日与弟弟宗炎、宗会同游四明山，谈古说今，一时间“东渐三黄”闻名于儒林。

崇祯十七年（十年）四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了所谓的“天崩地裂”的时期。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明王朝，终于被张献忠、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所推翻。但不久，请执政者睿亲王多尔衮打败了农民军，攻进北京。此时的明朝统治阶级中发生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投降了清朝，另一部分则力图抗清复明，恢复明王朝的统治。这年五月，马士英等人逃至南京，在那里以武力做后盾，强迫史可法等人共立昏庸的福王朱由崧登上皇帝宝座，年号弘光，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南明王朝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此时，黄宗益跟随他的老师刘宗周正在杭州，听到弘光政权建立并下诏官复刘宗周都御史的消息后，他们立即赶往南京，以期一展宏图，胤扶乱世。

但事实上，在弘光政权内部，由于福王昏聩，宰相马士英又阴险奸诈地玩弄“两手政策”：一方面提拔自己的羽翼担任重职；另一方面打击东林党势力，所以致使内部混乱，卖官鬻爵，一塌糊涂。到后来，马士英甚至违背众愿，千方百计使阮大铖入阁办事，并担任兵部侍郎（次年二月即升为兵部尚书）。这样一来，马、阮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排挤正直的官员，引进大批奸佞之徒，逐渐控制了弘光朝政。“得志便猖狂”的阮大锨一旦身居高位便凶相毕露，于1644年八月重修旧怨，开始报复复社人士对他的揭露和声讨。他利用手中的职权，编造了一份“黑名单”，名曰《蝗蛹录》（诬称东林党人为蝗，复社成员为蛹），大肆捕杀签署过《留都防乱揭》的复社人士。顿时间人心惶惶，时局紊乱，大批复社人员惨遭杀害。

黄宗羲也列名于“黑名单”中，所以当他踌躇满志地来到南京时，等待他的却是阮大铖蓄意策划的一网打尽复社志士的阴谋。幸而福王政权内的刑部掌院邹虎臣与顾果有亲戚关系，故意拖延逮捕时间，才使顾。黄二人得以逃脱。黄宗羲逃回浙东后不久，他的老师刘宗周因受马士英的排挤，愤然辞职，回到家乡山阴。

正当弘光政权内部纷争不止，上下不能一致的时候，清朝统治者趁机集中兵力，认真部署，对这个政权发动了猛烈的军事进攻。清军先后占领潼关、归德、徐州、毫州、盱眙等地，紧接着又毫不费力地夺得淮安和泗州，并对扬州形成包围之势。扬州军民在史可法的带领和鼓舞下坚守孤城，支撑了十余天，直至人尽矢绝，清军才占领了扬州城。此后不到十天，清军就以锐不可当之势攻破镇江，直取瓜州，并于1645年五月二十六日直入南京，弘光皇帝逃至芜湖被俘，弘光政权至此覆亡。

此时黄宗羲已经35岁。他从十九岁起，就同明王朝中以阉党为代表的最反动最腐朽的势力进行不断地斗争。在长期的政治风云中，他越来越意识到了整个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本质。对于他参加过的复社等文人社团组织，他也深感其“本领脆薄，学术庞杂，终不能有所成就”（《年谱》第三十五岁条）。作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之初，他也同一般封建士大夫一样持反对态度。但是，随着清军入关，福王朝廷崩溃，急转直下的形势使黄宗羲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江南各地人民纷纷举起反清义旗之际，他也迅速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之中。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了杭州，不久又攻下了山阴及整个浙西。清军素知刘宗周大名，因而劝他投降以利用他的声誉加强对人民的笼络。刘宗周面对福王政权的覆灭，悲愤已极，痛感绝望。于是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劝降，并效仿商朝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旧事，以绝食表示对清朝统治的反抗。

听到这个消息，黄宗羲沿途辗转，“徒步二百余里”（《年谱》第三十六岁条），来到刘宗周床前。但此时，这位明末思想泰斗、曾经五起五落不易志的老人已经绝食达二十天。他静躺在床上，身体瘦小而且佝倭，双目虚滞，形容枯槁，面颊上布满被沧桑世事噬咬的痕迹。当时意识到黄宗羲的到来，却没有气力张口说话，只是“以颌示之”（《年谱》第三十六岁条），见到老师这种情景，黄宗羲立刻“泪痕承睫”（《年谱》第三十六岁条），放声励哭。因为这位奄奄一息，风烛残年的老人，就是对自己谆谆教诲的恩师。自己始终敬之如父的人啊！黄宗素自己也曾说过：“羲幼道家难，先师麓山先生视羲如子。”（《明儒学案·黄梨洲先生原序》）应当说，师徒间的感情是极其真挚而深切的。三大后，刘宗周溘然而逝。

就在刘宗周绝食二十三日而死的时候。清政府再次向全国颁布剃发命，明令“京城内外”，“尽日剃发”（《清世祖实录》卷一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极大义愤。顿时大江南北，全国各地起义的军队望风而起，打起抗击清朝的旗号。从情势发展上来看，北方的抗清义师多半是以朴素的农民群众为主，他们潜伏在广大的农村中或据守山岳地带，坚持与清军抗战到底。而在江南一带，在清军进入浙江时，湖州、嘉兴、会稽各地的人民就都纷纷起来，沿着运河、长江等交通运输比较通畅的地方，划江而战，抗拒清兵。前吏科给事中熊汝霖。九江道金事孙嘉绩相继率众起义，“以一旅之师划江而守”（《年谱》第三十六岁条）。黄宗羲也受形势所感染，与弟莱弟宗炎、宗会在余姚黄竹浦招募义勇，“纠合黄竹浦子弟数百人，随诸军于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忠营’”。（全祖望《鲒埼亭集·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从此，黄宗炭进入了他经世救国的新阶段——开始了为时11年的抗清斗争。

顺治二年（164年）闰六月，浙东各路义师共迎明宗室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建立了又一个南明王朝的政权——鲁王政权，并颁行黄宗羲编纂的《监国鲁元年大统历》作为律历。从清顺治二年闰六月“划江而守”到次年六月这一年间，黄宗羲先被鲁王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继而任监察御史。其间，他励精图治，尽职尽责，力图做出一番大事业，以施平生抱负。但事实上，鲁王政权黯淡的前景和危机的局势，决定了黄宗羲的努力只是徒劳而已。

当时，鲁王政权根基不稳，飘摇浮动，在军事、政治上都执行了一系列毁灭性的错误策略，从而使这个政权日趋灭亡。首先，鲁王政权的军事力量，以原总兵方国安部为首，驻扎在钱塘江一带；原定海总兵王之仁所部驻萧山县西部地区；孙嘉绩、钱肃东守瓜里。但方国安、王之仁之流并无远大抱负，刚刚取得一点点胜利便沾沾自喜，不思进取，只热衷于封官晋爵，执行苟安的策略以苟延残喘。这样就致使鲁王政权在军事上多次失去战略时机，处处被动，从而始终处于消极防御的位置。其次，唐王政权与鲁王政权的内讧使抗清力量发生分化，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在鲁王就监国位的同时，福建方面由郑芝龙、黄道周拥立唐王朱章键在福州做了皇帝，建号隆武。这样南明就有了两个并立的政权。隆武帝与鲁王从辈分论是叔侄，当唐王在福州做了皇帝时，颁发诏书到浙中鲁王方面，要求彼此团结，共御强敌。在鲁王方面，黄宗羲、孙嘉绩等人申明大义，主张鲁王以皇太侄身份与隆武政权和衷共济。但其他请臣如方国安等则主张“坚不奉诏”，与之断绝关系，竞被会正采纳。结果致使唐鲁双方势如水火。隆武方面甚至以为“时事之可忧，不在清，而在鲁”（邵廷采《东南纪事·鲁王以海》）。双方统治者为争夺领导权，使南明政权内部变成了仇敌，把对外矛头转而向内，给清朝以各个击破的机会。另外，鲁王政权内部也并不和睦融洽。朱以海懦弱无能，方国安、王之仁等仗着自己兵权在手，专横跋扈，滥用私人。顺治二年十一月，断送了弘光政权的主要罪魁马士英偷偷溜进方国安营中，并准备朝见鲁王，混个一官半职。听到这个消息，人们非常气愤，纷纷要求斩杀马士英。但由于方国安的庇护，使马未受严惩。不过，在黄宗羲、熊汝霖等人的一致反对下，马士英也未能钻进鲁王政权。从此方国安与黄宗羲、熊汝霖等人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起来，并最终导致“分饷之议”（黄宗羲《鲁纪年》卷上）。“分饷之议”是明鲁王政权内部腐朽势力和进步势力之间的一场斗争，斗争的结果是自毁长城，首树抗清义旗、起兵斗争的孙嘉绩、熊汝霖从此便一无兵权，二无粮饷。

面对这么多的艰难情况，黄宗羲感到无比沉痛。他心急如焚，克服种种限制和阻挠，整顿军纪，策划进攻，继续保持顽强的斗争意志。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黄宗羲根据当时的局势，提出由海宁收复海盐，直取濒临杭州湾的海口重镇乍浦。这个新的进攻方案得到熊汝霖、孙嘉绩等人的支持。熊汝霖部按照计划西进，攻入海盐，但由于兵力单薄，未能继续前进，只好返回。这时，孙嘉绩将他率领的火攻营全部交与黄宗差指挥，再加上王正中部共约三千多人，改变进攻路线，先由海路进入太湖，联合太湖附近的抗清义师。顿时，整个太湖岸畔沸腾了起来，百里之内的民众，每天送来酒肉慰劳他们，战士们群情激奋，都下决心狠狠打击清军。但是，由于清军对义军的举动有所觉察，因而加强了戒备。当黄宗素的队伍由太湖出发直奔乍浦时，大批清军已在杭州一带集结，正准备渡过钱塘江，直攻绍兴——鲁王政权的老巢。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黄宗亲和王正中的义军在兵力上远少于清军，明显地处于劣势；再加上鲁王再三派人召黄宗亲回守绍兴，因此只能中止进攻乍浦。但从客观上说，这次行动的确是一次极具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

顺治三年夏浙江大旱，钱塘江水很浅，有的地方甚至水涸沙涨。这就使绍兴暴露于清军面前，再无天险可恃，局势极端危机。而负责守卫钱塘江南岸的方国安却得过且过，不做认真的战斗准备，从而给清军造成了可乘之机。五月二十七日夜，清军从北岸顺利地策马过江，直扑鲁王阵地。可方国安却醉卧帐中，沉沉酣睡。直到清军的炮火打到营地时，他才猛地警醒起来，顿时吓得面无人色，不战而逃。主帅一逃，士兵们更无心战斗，于是清军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打到绍兴城下，并于六月一日占领绍兴。鲁王及其几名近臣乘船入海避祸，黄宗羲于乱军中收拾余部五百余人，避入四明山坚持斗争。

四明山位于浙江宁波府和绍兴府之间，与天台山相连，方圆八百余里，四周高山环绕，峻岭起伏，地势非常险要，山中到处是密林和可拓垦的沃土，义军在此处安营，既可以防守，也可以耕种自给，因而自唐宋以来，此山一直是农民起义据险扼守的地方。黄宗羲以四明山为抗清根据地，率领自愿跟随他的五百余名战士，在四明山内外“流动迁居”（陈祖武《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并与四明山中的“大岚洞主”王诩和由湖州来的冯京第等人联合，发表了共同的抗清作战策略，其大意是：义师所以难以制胜，实由于各家不能团结，同时又由于富户所办的团练是为了保持个人利益的，往往引导清兵，自相残杀；如果我们的队伍，努力同心，注意敌人的形势，敌人势力过大的时候，我们就暂时躲避，一旦敌人力量懈怠，我们就集中力量勇猛地去攻击他们，这样是可以出奇制胜的。（黄宗羲《四明山寨记》）。

这个策略是比较正确的，它既指出了当时所有抗清武装力量不团结的弊病，又提出了正确的作战方针，从而使四明山中的军队作战目标明确，力量大大增强。

山居的这一时期，黄宗羲为了逃避清兵的追捕，变姓易名，将主要精力用在了历算研究上。《春秋日食历》、《授时历》。《故大统历》、《推法授时历》、《假如回回历》、《假如西历》、《假如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图要义》等著作都是在这两年前后写成的。但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黄宗羲仍无时无刻地在惦念着鲁王的下落，并时时筹划着要重新恢复鲁王政权，匡复明朝，尽展心中郁积之志。

顺治六年（1649年）六月，黄宗亲终于得到鲁王的消息，原来朱以海自绍兴逃出后，辗转浙闽沿海一带，后由福建到浙江，驻于台州（今临海）东面海边的健跳所。于是，黄宗益把四明山事务交于王翊，千里迢迢地渡海前往健跳所，到达后，被鲁王封为左副都御史。但这时的左副都御史只是一个空头衔，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政权或兵权，带给黄宗羲的不过是一段短暂而艰苦的海上漂泊生活。在这大势将倾，岌岌可危之时，监国只不过是一些握有兵权的人——即所谓“悍帅”之流控制权柄，在政治上苟延残喘而已。所以，文官文臣诸如大学士沈高菜户已部尚书吴钟峦。兵部尚书李向中等，就根本没有什么分量，只是如同木偶一样紧跟着悍帅团团转。

黄宗羲曾提出舟山、崇明“相与首尾，窥伺长江，断其（清军）南北之援”的作战计划，但由于鲁王政权内拥有兵权的定西侯张名振勇而无谋且心胸狭窄，不能与当时同在舟山的文臣通力合作，致使大部分文臣处于闲置之地；再加上张名振又滥杀带兵将官，使原本就不多的军队愈发涣散，黄宗羲的这个计划自然没有实现的可能。面对如此现实，黄宗羲感慨至极：“觞余于鲸背之上，落日狂涛，凄然相对，但觉从古兴亡，交集此时，何处容腐儒道得一句！”（黄宗羲《思旧录》）此中的凄凉，足以催人泪下。但是，曲折的经历最能教育人，也最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思索，正由于黄宗羲经历了这样的辛酸和愤懑，所以才促使他对封建政权的本质进行探讨和挖掘，从而在思索中有所发现，奠定了以后著述的思想基础。

在黄宗羲抗清失败的同时，清政府却已稳定了其在全国的统治，并注意安抚人民，消除隔膜，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有了较大的缓和，故而可以集中兵力对付鲁王政权。所以，鲁王政权的灭亡只在旦夕之间，黄宗羲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结局的必然性。遂于同年八月，借口清兵要“录其家口”，“陈情监国”，“间行归家”。（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但是黄宗羲不忍心坐视鲁王政权的覆亡，所以在返家以后，他仍然与四明山及海上抗清武装常相往来。在鲁王军队屡战屡败的情况下，当鲁王派使臣前去征召并让他与侍郎冯京第“乞师于日本”时，他还是毅然前往，借得洪武钱数十万，有力地支持了鲁王政权。（黄宗羲《日本乞师记》）。

不久黄宗羲与抗清武装有来往的事被人告发。清政府将他和四明山首领王诩等人的画像张贴通告，悬赏捉拿。形势变得非常危急，顺治七年（1650年）九月，侍郎冯京第兵败被捕，与之共事的黄宗炎同时被捕。黄宗羲闻讯，秘密赶到郭县，与高斗魁等人合谋组织营救，终于在行刑的前一天将黄宗炎救出。与此同时，清军加紧了对鲁王政权的军事进攻。顺治八年（1651年）七月，在叛将的引导下，清军作大包围的局势分三路进攻舟山。而鲁军瞬息万变恃舟山有蚊门天险可以高枕无忧，就孤注一掷地奉着鲁王用舟师由海道北伐吴淞，希图乘虚攻打清军后路，以解除舟山之日。不料吴涨防守得十分严谨，鲁军不能得手，相反，鲁军的大本营——弹丸大小的舟山却被清军一举攻克。鲁军溃散，鲁王虽被部下救走，但所部非死即散，鲁王政权从此瓦解。

政权虽然覆亡，黄宗泰却没有停止抗清活动。顺治十一年（1654年），鲁王所属定西侯张名振自海口派人与黄宗首联络，重议抗清事宜，但来人在大台被清政府抓获。这时，黄宗炎与冯京第旧部散而复合，并接受慈水寨主沈尔绪的资助，从事抗清活动，直至顺治十三年（1656年），事情败露，黄宗羲又被指控为祸首，遭到清政府指名追捕。

以后几年间，黄宗羲为了逃避官府缉拿，隐姓埋名，东徙西迁，在绍兴、杭州间辗转躲藏。“无年不避，避不一地”，就如同一个游侠一样。（黄宗羲《南雷文定·避地赋》）有一次，由于疲劳过度，他竟昏倒在沙滩上。他的亲属也因受株连而流离失所，八口之家在那个艰难的环境中病故了一半，家中房舍在一年内又两次遭受火灾。但所庆幸的是，黄宗羲自己在亲友的帮助下，终于没有落入清军手中，他曾为此深有感触地写道：“半生滨十死，两火际一年，”“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黄宗羲《南雷诗历》卷一）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军打败由郑成功。张煌言所拥立的永历政权，郑成功率残部败退至台湾，清朝完成了统一。在这种情况下，黄宗羲不得不承认并接受了现实，于是在冬天奉母从躲藏地安山龙虎山堂返回故居——浙江余姚黄竹浦，开始了下半生的著述生涯。他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所作的《山居杂咏》诗中写道：“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也岂能奈我何？”在另一首《王老峰顶万松坪同阁古古夜话限韵》诗中也写道：“身滨十死不言危，天山名山尚好奇。”（《年谱》）他不畏艰险困苦，克服“屋崩”、“粮绝”的天灾人祸，把“十死”置之度外，在争取自己的理想方面充满了无限自信，甚至可以说是踌躇满志的。

清朝统治者经过几十年的军事镇压和政治“安抚”，完全稳固了统治。这在广大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归附了清朝；有些人躲进了深山或者干脆削发为僧，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消极抵抗；还有一些人清醒的看到了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已经确立的事实，看清了因腐朽而终于覆灭的明王朝已不可能恢复重建，只是出于对祖国和民族的强烈责任感，他们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探讨经国济世的实学，整理和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在一条新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这些人中，黄宗羲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从《明夷待访录》的著述到《明儒学案》的编撰

顺治十八年（166年），清朝顺治帝去世，康熙皇帝即位。此后，清政府逐步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发展社会生产的重大措施，清初社会开始转向安定和发展。此时黄宗滚已年过半百，近二十年的辛苦遭逢、颠沛流离，使他不觉“老冉冉其已至”。（黄宗羲《南雷文定·避地赋》）以顺治十八年（1661年）至康熙二年（1663年）间所陆续撰成的《易学象数论几》、《明夷待访录》为标志，黄宗羲开始了专门的著述和讲学生涯。在长达24年的著述生涯中，大体上可以以康熙七年（166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阶段，黄宗羲主要是在整理自己抗清期间所积累的学术思想资料；而在后一个阶段里，他则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了讲学和对经书的研究上。

我们应当看到，对于黄宗羲这样一个民族意识强烈。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来说，其哀莫大于亡国！明朝的覆亡，清朝的建立，尽管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是我国东北地区一个文化落后但兵民强悍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以武力统一了中国；但在当时的黄宗羲以及与他相类似的深明“夷夏之辨”的知识分子来说，则确确实实认为亡国了。他们虽曾拿起刀枪，与“夷狄”进行过殊死斗争，但终究挽救不了故国倾覆的命运，于是痛定思痛，作亡国教训的总结，不能不对“乱天下”的“夷狄”怀着深切的仇恨，所以，黄宗羲在抗清斗争失败后所写的第一部政治理论著作就是充满反清民族主义精神的《留书》。他在《留书》中发出的“情至之语”便是“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以留书·封建》）在这之后，黄宗羲在《行朝录》《弘光实录钞》、《海外恸哭记》、《西台恸哭记注》等许多历史著作和诗文中都深情地寄托了他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尤其是着力于表彰抗清志士冒死犯难、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例如，他为抗清名将张煌言写墓志铭时，一开头就深情地写道：

“语曰：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所谓慷慨从容者，非以一身较迟达也……就中险阻艰难，百挫千折，有进无退者，则文文山、张苍水两公为最烈”。（黄宗刘南雷杂著·兵部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

不仅对烈士如此，而且对始终能保持民族气节的“亡国之遗民”也同样深情地予以表彰。他在《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中说：

“嗟夫！亡国之威，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悯黍离，涉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阳笛而不怀旧友，是无人心矣！故道民者，天地之元气也……只此忠义之心，维持不坠。”

黄宗羲对于“夷狄乱天下”的憎恨，对于抵抗“夷狄”的侵略和坚持不与“夷狄”政权合作精神的表彰，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所培育出来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黄宗羲自顺治二年（1645年）组织世忠营，开始投入武装斗争，其间的艰难和忧愤使他加深了对现实的理解和认识。对于他这样一个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封建专制制度弊端痼疾，故作为深刻历史反思的启蒙思想家来说，恨莫过于专制！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以及明末一大批主张社会改革的正直官员和东林党人士，都惨死在君主专制的淫威之下，这自然是黄宗羲的切肤之痛。所以，经过长时间的痛定思痛和酝酿，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完成了他的巨之一——《明夷待访录》初稿，次年十月“雨窗削笔”（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序》）即补充修改完毕，并写了序言。这本被现代人称之为“奇书”、“怪书”和“中国的《社会契约论》”的《明夷待访录》，其书名标题用典古雅、寓意深刻，直接反映了作者的写作宗旨。“明夷”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的卦名，《易传》释“明”为日、释“夷”为灭，故“明夷”意谓日入地中，比喻贤人逢暗主而不能显其明智；“待访”二字出自“箕子之见访”，正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自序中所云：“吾虽志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触，遂秘其言也。”殷纣王的叔父箕子曾“被发佯狂为奴”，周武王释箕子之因并求教于箕子，正是贤臣遇明君而倡其政见的先例。黄宗羲以箕子自比，撰著兴邦治国的大作，期待圣君明主前来造访，充分说明《明夷待访录》一书如邓牧《伯牙琴》一样，是寄希望于未来的。（参见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明夷待访录〉题义诠释》篇）。

《明夷待访录》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四制、兵制、财计、胥吏、阉宦等13个部分（下文所引只注篇名而不注书名）。它是黄宗羲唯一的一部政治专著。是他结合自己几十年斗争实践对历史研究和明代政治所作的总结，也是中国学术史上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是贯穿于全书的指导思想。黄宗炭这个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有紧密的联系，同时也是明末以来“明亡之思”的直接发展。明朝灭亡的历史，使人们初步看清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本质；清军攻占各地时的暴行，加深了人们对封建统治者残酷本性的认识。正当各地人民反抗清初残酷统治之时，腐朽的南明王朝反而成了抗清斗争的羁绊，这种鲜明的对比深深印入黄宗羲的心中。明亡之际，儒生士大夫无不注目于这样一个问题：明朝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清初学者的答案多种多样：或认为明亡于“流贼”之害；或认为阅党专权、朋党之争是“明宗社存亡之一大机关”（文秉《先拨始志·序》）；或认为明亡于科举失人才、将才（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自序》）；或认为“宦官无制”、“外戚优逸”、“兵权过操”是导致明亡的主要因素（查继佐《罪惟录·帝纪总论》）；但更多的人则认为明王朝从根本上亡于“守令贪残”。“武臣骄蹇”等造成的政治腐败，这一看法首先来源于崇须皇帝“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的无耻论调。针对这一论凋，学者莳菊逸民反诘道：“亡国之臣，谁使之处枢要。侪士途？”（莳菊逸民《明季见闻缉录·序》）锁录山人《明亡述略》则反其论而云：“兹烈帝承神宗熹宗之失德……而明之亡也决矣。”对崇祯帝的批判由此拉开序幕。批判的展开，必然要超越对某一君主罪过的清算而演化为对整个君主专制的批判，黄宗羲便是当时批判君主专制的主力健将。他超越崇祯一朝的时空局限，开始从整个君主制度和政治建置上去寻找朝代兴亡的内在原因。他认为，上古时代，“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国君不仅从属于天下百姓，而且也直接为百姓服务，所以，“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而现在情形却颠倒了过来：“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君主们为了争夺天下，使用了各种残暴手段，“茶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目的就是为了“我（指皇帝）一人之产业”。及至夺到政权以后，又“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并已妄想把皇帝的宝座传之“万世”，总之，以“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这就是帝王们的所作所为。对此，黄宗羲愤然发问：“岂设君之道因如是乎？”（难道设立国君的目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吗？）

在批判了君主专制之后，黄宗羲进而说：现在天下百姓怨恨他们的君主，“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他明确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岂天地之大，于兆人百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在他的笔下，从来被认为至高无上的“天子”，被剥掉了神圣的光圈：“天子”并不是什么神权天授，不过是普通人中的“一人一姓”而已。因此，他进一步提出了“向使无君”（假设没有君主）这一从根本上否定帝王的大胆设想。这种设想在当时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毕竟是一种非常卓越的思想，它提出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期，犹似在漫漫的长夜里出现的一道划破天际的流星，耀人眼目。

对于那些为君主和王室效忠的官僚，黄宗亲辛辣地斥之为皇帝的“仆妾”。他们从“君之一身一姓”出发，“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穷凶极恶地为皇帝“敲剥”天下百姓，以求得主子的欢心。黄宗素认为在这样的君臣手中所掌握的法律，必然是“一家之法”，而根本不是“天下之法”，他们利用这种法律来“检桔天下人之手足”，结果是“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也就是说，压迫人民的封建法律意繁密，意将激起人民的反抗。他直截了当地说：这种法律实在是“害天下”的“非法之法”！黄宗获尖锐地提出了法律为谁所用的问题，揭穿了封建君主利用法律来图其“利欲之私”，明白地表达了反对压迫人民的封建法律的思想。

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还有力地鞭挞了封建思想和窒息人才的科举制度。他认为为这种制度服务的所谓学校纯属是“富贵熏心”的势利场。他鄙视那些以皇帝之是为是、以朝廷之非为非的读书人，对有真才实学但却被埋没于“草野之间”的人们则表示深深的同情。

针对明代皇权专制高度强化的弊端，黄宗羲提出了一系列制约君主专制的设想。突出表现在他提出了较为详备的抑止绝对君权的方案。首先，他主张建立平等的君臣关系限制君主专制。他在《原君》篇中认为臣的职分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君臣关系是共治天下的“师友”，诚所谓“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彼此相互唱和，共同协力。因此，君对臣不得任意支使，臣对君不可一味愚忠，而应有独立的人格，“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

其次，提出恢复宰相制的建议。黄宗羲在《置相》篇中云：“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因此，要复设宰相，使天下大事皆由宰相上传下达，且“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宰权的设置，无疑是对君权的一种牵制和分割。

再次，主张以法制来抑制君主专制，强调“有治法而后有治人”，通过法治的巨大约束力，把君主制度纳人“公天下”的轨道。指出自三代以下的法是专制君主“为一己而立”的“一家之法”，是保障君主专制的“非法之法”，只有建立有益于天下的“公正之法”，才能达到法治的目的。

复次，提出了设学校以监督朝政的设想。黄宗羲在《学校》篇中指出，学校除了培养人才。传播知识，还应制造舆论。议论朝政、公正裁断是非，是一个教育与参政议政功能合一的新型机构，“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由此，又提出了规划设立新型学校的具体办法：其一，选择当世大儒充任太学祭酒，并给予其与宰相对等的政治地位。每月初一日，皇帝、宰相及其他大臣都必须到校听祭酒讲学。皇帝在听讲时“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其二，通过公议选举，由地方名儒担任郡县学官，每月初一、十五，“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讲学时，对“郡县官政事得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向民众公布官府的错误。在黄宗亲的这一学说中，把持这些学校的著名学者，仍然是封建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说不可能完全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同所谓的“宰相传贤”，把希望寄托于个别“贤人”的主张一样，都反映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在猛烈抨击封建君权。法律、专制主义和要求一定的民主权利等方面，都显示了他极其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敢于大胆批判旧传统。旧制度的斗争精神，并对以后的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等先进的经济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强调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这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这种“农本商末”的观点就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步伐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黄宗羲对这种过了时的传统观点，对于“本”与“末”，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衣食卜铺张浪费，婚丧时奢侈宴祭，生活中迷信巫佛，这些“皆不切于民用”的东西才是“末”，必须“一概痛绝之”；而工商同农业一样，“皆本也”，即都是国家经济的根本。为了发展工商业，他提出要统一货币，主张开设宝钞库（银行），以金银作为纸钞的基金；随时可以兑换，使市场上“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此久远之利也”。这些看法和主张，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扩大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是我国近代先进的经济思想的先声。

《明夷待访录》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总的说来，黄宗羲的政治经济思想，表明他是站在时代的前列的。由《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看出黄宗羲认为自己的学说能把国家由黑暗引向光明，但学说的实现却有待于“明主”的求访采纳。同时代的大思想家顾炎武读完该书后，给予极高的评价，说若是实行书中的主张，则“百王之敝可以复起”，历代王朝的衰敝可以改变，国家可以振兴。同时，顾炎武还指出：“古代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明夷待访录》附录，《顾宁人书》）在其后的梁启超更进一步说道：

“此等论调，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而后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发，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在完成《明夷待访录》这部巨著后，黄宗羞于康熙二年（1663年）四月，北渡钱塘江，抵达崇德，应友人吕留良邀请，在吕氏梅花阁任教。吕留良早年曾在浙西参加过抗清斗争，是崇德的著名学者。他们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在杭州相识，从此一见如故，此后直到康熙五年（1666年）初，黄宗羲于每年春夏间都在梅花阁课徒授业，讲学之余，他与吕留良、吴之振。吴尔尧等人赋诗吟唱，共同编选《宋诗钞》，相处得极其融洽。康熙三年（1664年），当著名学者钱谦益辗转病榻的时候，黄宗炭等人曾结伴到常熟探望，见到他们的到来，钱谦益非常欣慰，便把丧葬事务托给黄宗羲，并请他代写《庄子注序》等三篇文章，他都一一点头答应。

康熙六年（1667年），黄宗羲辞去吕氏馆事，前往绍兴讲学。绍兴是刘宗周的故乡，以前刘宗周曾在这里讲过学，轰动一时。到绍兴后，黄宗羲与过去一同跟随刘宗周求学的友人姜希辙商议，恢复了刘宗周兴办的、中断了二十多年的证人书院。证人书院在当时十分活跃，黄宗羲的讲学轰动了大江南北，同时代的史学家全祖望曾说：“东之鄞，西之海宁，皆讲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全祖望《神道碑文》）第二年，他又在宁波创立证人讲会，在整理刘宗周遗书的同时，大张旗鼓地宣讲刘宗周的学术主张。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之下，陈赤衷等人也闻风而起，在宁波创建讲经会，浙东各地，一时人才辈出，经史之学蔚为大盛。

这期间，黄宗羲讲学的主旨就是“以申蕺山之绪”（全祖望《神道碑文》），论学风则主张实用，反对空谈，提倡追求根抵，反对抄袭。他还十分强调读史和博览，并强调读书应融会贯通。

为了讲学的需要，黄宗羲把宋元迄于明六、七百年间的“学术文献”作了系统的检阅，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编定《明文案》；更于次年（1676年）编著了中国历史上一部大规模的哲学思想史——长达六十二卷的《明儒学案》，并为晚年辑著《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以志七百年来儒苑门户”做了必要的准备。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论学的代表作，其内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将明朝学术思想的发展，按学说宗旨、学派系统，分门别类地加以排列，“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自序》），共立学案十九，叙及学者二百余人。在体例上则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著者，总则诸儒之案”（《凡例》）。各学案又都冠以叙论，作简括的介绍说明，随后分列本案各学者，并依次叙述他们的传略。在各叙传中，除了介绍生平，还扼要介绍主要学术观点，并加以评析；同时节录各学者的重要著作或语录，列于叙传之后，提供了解各家学术见解的具体资料。黄宗羲用发展的眼光来考察学术思想的演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综合归纳等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是他在研究水平_上高出许多前辈和同时代学者的重要表现之一。

第二，黄宗泰明确提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凡例》）。这就是说，他认为人云亦云的人无足轻重，但是有水平、有独创见解的，所谓“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哪怕“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也要加以重视。综观全书，他基本上贯彻了这个原则，因而书中也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各家学术观点，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表明的那样：“羲为《明儒学案》，上下诸光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

第三，黄宗羲论学奉王阳明、刘宗周为宗，但他不一味盲从，对于他们学说中的不当之处，黄宗羲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树立不同观点。例如，他对王阳明十分强调“去人欲，存天理”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不以为然，因而批评说：阳明先生经常讥讽宋代理学支离破碎，而一到实际中自己却总又“重蹈覆辙。”总之，他能比较全面地看待姚江学派；而且对其他各派学说，也能比较客观地加以记述和评价。

《明儒学案》在刊印之前，就已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彼此传抄，竞相阅读。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刻印问世后，清代学者推崇备至，著名史学家全祖望认为这本书是“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薮也”。就连禁书极严的清朝统治者在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也收录了此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然对此书价值有所贬低，说它在学术上存门户之见，但也不得不承认该书对于考见各派学术的源流得失以及明末党派之争有借鉴作用，“亦千古之炯鉴央”。在学术渊源上与黄宗羲异趣的汤斌称赞说：“先生著述弘富，一代理学之传，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事功文章，经纬灿然。真儒林之巨诲，吾党之斗构也。”（《南雷文定》附录《交游尺牍》）。

另外，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和其他著作中所反映出的哲学思想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具有很深的造诣。有明一代，前期是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后期是王阳明心学占统治地位。但到明末清初，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出现了严重的理论危机，都难以回答“天崩地解”时代提出的种种新问题。正如黄宗羲所批评的：“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俞巧乎！”（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他就是在时代对于新哲学的呼唤下着手整理宋元明哲学资料的。他的后半生，长期沉浸在深刻的哲学思考中。

黄宗羲师从刘宗周，因而刘宗周所提倡的“工夫与本体亦一”的“慎独”说对他无疑起了极大的影响。但他的哲学思想不全来自师说，也不尽同于师说。他较之刘宗周，经历的变故更大，读书更多，见闻更广，视野更阔，因而思索更深。全祖望曾说：“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良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壁，自来儒林所未有也。”（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虽然黄宗益还没有达到集大成的地步，但他确实是宋、元、明七百年儒学的综合整理者和批判者，又是明末清初社会大变动的理论批判者，他在哲学上的成就主要有两点：

一是创立了“理气心性”统一论。黄宗羲在宇宙本原和理气关系问题上，接受并发挥了张载的“太虚即气”说和刘宗周的“理气是一”论，如他在《太极图讲义》中说：“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在《易学象数论》中说：“夫太虚，烟蕴相感，止有一气。”在《甘泉学案》、《河东学案》中说“理不能离气以为理”、“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理”……显然，他所讲的“气”，是客观的物质之气；而所谓的“理”，则是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这无疑是唯物主义的理气统一论。

在《孟子师说》一书中，黄宗羲进一步论述了气、理。心。性的复杂关系。他认为，气是最根本的，万物皆由气变化而生；理是气的运动变化规律的体现，它不能离开气而独立存在；人的形体也是由气变化而来的，人的生命本体是一种特殊的、包含着知觉的气，而在这心内流行着的“理”就是性。性包含着自然秉性和道德修养两个方面，它不能离开生命本体而独立存在，但又对生命本体的流行方向起着规定作用。由此可见，在黄宗羲讨论心性与理气的关系问题时，他是心性理气统一论者。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也阐明了上述见解。他认为“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黄宗羲《诸儒学案中》）。在这里，他试图克服前人在自然观与社会伦理观方面存在的理论矛盾，而提出了“理气心性”统一论，力图用唯物主义的理气统一论去解释社会历史问题，这可以说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一个进步。

二是建立了以“一本万殊”的理论为指导，以“会众合一”为原则去把握和整理学术发展史的方法论。这个“一本万殊”论是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的指导思想。虽然他的“本”和“殊”的具体含义，只是“儒者之学”和在儒学范围内的百家之学，是不包括佛老之学的，但这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意义，它说明真理是在各种“一偏之见，相反之论”的讨论和争鸣中求得的，各种“一偏之见，相反之论”都可能包含着真理的颗粒，由此形成人类认识发展的大树。因此，作为哲学史、学术史的整理者和研究者，要善于从各家各派的“不同处”撷取真理性知识，善于把握各家宗旨，透露其人“一生之精神”，这才有益于学术的发展。

黄宗羲的“一本万殊”论既是一种反映学术发展史的学术史观，也是观察和把握学术史的方法论。但作为方法论，它主要是分析的方法，不是归纳的方法。而这种归纳的方法，就是他在《万充宗墓志铭》中所概括的“会众以合一”加方法。历史文献浩如烟海，一个历史学家或哲学史家，如果没有正确的观点和科学方法的指导，没有“会众合一”的学术归纳能力，那么他写出的学术著作，就只能是材料的堆积，犹如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当然，所谓“会众合一”并非要使众家之言去合一先生的立言标准，而应当取众家精华剔除糟粕，使之融会到反映时代精神的历史潮流中去。

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即在完成《明儒学案》后，已经六十六岁的黄宗羲再渡钱塘江，北抵海宁，应知县许三礼的邀请，公开讲学。无数学者云集海宁，倾听黄宗羲的讲学。此后，黄宗羲一直往返于余姚、海宁间，主持海宁讲席共达5年之久。

持节尽瘁众望所归

“人生七十古来稀。”到康熙十八年（167年），黄宗羲已年满70岁了。但是他并没有因年高体衰而颐养天年，而是更加勤奋、刻苦地著述和讲学，不仅给当时的知识界培养了万斯同、万斯大等一批著名经史学家，而且还为后世写下了五十余种、近千卷的著述。

清初，几十年的战乱使广大人民饱受涂炭之苦，迫切要求安定和统一。清朝第三任帝康熙亲政之后，励精图治，力谋使清王朝的统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康熙皇帝很清楚，抗清武装斗争虽已过去，但许多汉族知识分子还是以明朝为正统，对清朝仍心存敌意。像黄宗羲这样的大学者，品德清高，学识渊博，是学术界和人民心目中极有声望的人物，如果能争取他们为清政府所用，对于安定社会，振兴文教，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于是，清政府及其官员曾先后四次聘请黄宗亲出什做官。

早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年初，黄宗羲的弟子董允瑫由北京南返。在临出发前，当时的清朝侍读学士叶方蔼专门赋五古诗一首，交董允瑫转赠给黄宗羲。这首五古诗的结句说：“勿著羊裘去，苍茫烟水滨。”这首诗显然是在试图规劝黄宗羲结束隐逸生涯，出来为清廷效力。但是，黄宗差却丝毫没有动摇隐居著述的念头和信心。多年的曲折艰难的经历和广博精深的学识，使他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危害及其罪恶本质有了透彻的认识。他已不再留恋覆亡的明王朝，因为那已如昨日尘烟般远远逝去；也不再跟抗清斗争失败时一样仇恨和敌视清王朝，但也不会向之屈膝投靠。他曾经深有感触地说：“我年轻时，拜刘蕺山为师，但在那时，我喜欢同气节刚劲的人交往，井且好高骛远，总想成就一番大的事业，而同时又免不了受科举恶习的沾染，因此，所学的知识太浮躁了！天移地转，经过多少年的艰难曲折和困苦经历，使我深受再造和启迪。如今，将所有的藏书都一一翻阅细读，心中许多凝塞问题才找到了答案。所以，我真为过去所掌握的东西太浅薄而深感悔恨！”（黄炳豆《黄宗羲年谱》第五十九岁条）因此，当接到叶方蔼的赠诗后，黄宗羲当即次其韵仍作五古诗一首奉答。诗的结句，一反叶氏原意，写道：“勿今吾乡校，窃议东海滨”（陈祖武《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二卷）明确表明不付清廷的志向。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议修《明史人特开博学鸿儒科，以“诏征博学鸿儒”的名义，命令地方三品以上的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并由康熙皇帝“亲试录用”。这时，侍读学士叶方蔼又利用为经筵讲官之便，将黄宗羲推荐给康熙皇帝。黄宗蕉在京任职的弟子陈锡暇闻讯后大吃一惊，因为他深知老师根本不愿做清朝的官，如果强迫征召的话，定会导致极为恶劣的后果，所以就从中代为力辞，这第二次征召才就此作罢。

叶方蔼见黄宗羲执意不出，便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与徐元文一道以《明史》馆总裁的身份，聘请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万言参加撰修《明史》。《明史》的撰修是有关祖国历史和文献整理的一件大事，黄宗羲对此寄予了颇大的关注。因此，在送万斯同等北上时，特意赋诗相赠，以“太平有策莫轻题”相告诫。（黄宗羲《南雷诗历·送万季野贞一北上》）

康熙十九年（1680年），徐元文又向康熙皇帝推荐了杰出的史学家黄宗羲。康熙帝对黄宗羲这个名字早已听过多次，于是立即命两江总督和浙江巡抚以礼相聘，但黄宗羲“以老病坚辞不行”（全祖望《鲒埼亭集·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最后，在徐元文的一再要求下，才让儿子黄百家北上修史，并曾就此致书除元文，不无牢骚地写道：“今吾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康熙帝知道不能勉强要求黄宗羲正式参加官修《明史》之事，就下了一道特旨：凡黄宗益所有论著和他搜集的明代史料，皆由地方官抄录进京，交给史馆。所以，黄宗羲虽然没有直接参编《明史》，却为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他史学造诣极深，对明代史事十分熟悉，所以每逢修史时遇到重大疑难问题时，史官们总是通过书信请他指教，有时派人千里送槁，求他审正修改，才算定论。对此，黄宗素每次都不辞劳苦地予以答复。

康熙帝再一次听到臣下力荐黄宗羲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这时黄宗裁已81岁高龄。据《黄宗益年谱》八十一岁条记，当康熙帝问朝廷大臣徐乾学：“海内有博学治问，文章尔雅，可备顾问者？”徐乾学回答：“以臣所知，止有浙江黄宗羲，学问渊博，行年八十，犹手不释卷，曾经臣弟元文奏焉。”康熙帝于是说：“可召至京，朕不任以事，如欲回，即遣官送之。”由此足见黄宗羲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此事终因黄宗羲“老病”而作罢，空惹得康熙帝“叹人才之难如此”。

此时，虽然黄宗羲岁高年迈，体弱多病，但是他却丝毫没有放松读书与著述，反而因为自知时间已不太多，更加刻苦，正所谓“老牛自知夕阳短，无须扬鞭自奋蹄”。黄宗羲一生最爱藏书，虽已年逾古稀，但他仍嗜书如命，访书若渴。他家中的“续抄堂”是浙东闻名的藏书楼，藏书颇为丰富，但黄宗羲犹嫌不足。为了掌握更多的文献资料，他四处走访，或借阅抄录，或设法购回。东南地区特别是浙东、浙西地区的私人藏书处几乎让他走了一个遍，如钮氏世学楼，黄氏千顷斋，钱氏绛云楼，祁氏淡生堂等。康熙十二年（1673年），他曾到宁波范氏天一阁阅书，后来还写了一篇《天一阁藏书记》。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年），他以七十四岁高龄，还在江苏昆山徐乾学家的“传是楼”查阅了多达三百余种的文集。他曾告诫一时学者：“当以书明心，不可玩物丧志。”（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二老阁藏书记》）把书搜集到之后，黄宗羲便现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不完成决不休息。在他的诗中，对此进行了描述：“一生将计数千载，百里还看九十行。”这些诗句道出了他对待著述的乐观态度，也反映出他在晚年为完成著述而只争朝夕的精神。

康熙十九年（1680年），黄宗素将旧有文稿加以整理，选取其中一部分付刻，名为《南雷文集》，后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再次将该书旧刻文集加以删削改定，命名为《南雷文定》重行刊刻。此外，为了保存明代的重要文献，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黄宗泰就开始搜集整理，名为《明文集》。为了编选这部书，他四出访求古籍，夜以继日辛勤工作，历时8年之久，直到康熙十四年（1675年）才完成。在晚年，黄宗蒙因为原来的编定有不少的遗漏和缺憾，于是员新进行编整，并把该书扩为482卷，直到他逝世前夕才脱稿，并正式定名为《明文海》。此书参考了明朝各家文集2000余种，黄宗羲为该书前后费时26年，并指出“非此不足存一代之书”（黄宗素《明文海》卷首）。当时，他已是79岁高龄，被当时学者誉为其时之“斗杓”。

但是，黄宗素自知年岁高迈，恐将不久于人世，回首一生，漂泊无定，饱尝流离。“乱离人，不如太平犬”，他痛定思痛，更有无限悲凉和感慨！于是在这一年预筑生扩，“内设石床”以年谱》七十九岁条），准备以之为归宿。

康熙三十年（1701年），黄宗台以82岁高龄，遨游黄山，显示出他虽老但不服老的昂扬斗志，但毕竟年岁不饶人，不堪长途跋涉，次年七月他便患重病卧床不起。病中从北京传来《明儒学案》将在北方刊行的喜讯，他便抱病向儿子黄百家口授《明儒学案序》。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七月，黄宗羲以86岁高龄寿终正寝。在此之前，他曾告诫家人两件事：第一，要求他死后一切从简，“即于次日界至扩中，敛以时服，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槨，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现铭健纸施纸钱一概不用；第二，要求家人在墓前架“石条两根”，刻上：

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

诏钞著述，同虞喜之博文。

（《年谱八十六岁条）

黄宗羲的这种做法，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因为在那传统的礼教严重束缚着人们思想的时代，作为一个名震朝野的人物，居然在丧葬时不用棺槨，标榜风节，“不做佛事，不做七七”，这不能不说是对盛行于当时的佛教和礼学礼仪的一种严重挑战。这正反映了黄宗素唯物的人生观。后来，他的门人这样解释此事：“公自以身道国家之变，期于速朽，而不欲显言其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这是有失于黄宗羲的原意的，是为转移清政府视线的一种有意曲解而已。

纵观黄宗羲一生的重要著作及其在史学、哲学、文学、美学乃至数学、天文、地理自然学科多种学科的广阔领域中，都获得了相当的造诣。他不仅在当时对于清代学术的发展和学风的演变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对于后世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启蒙作用，被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推崇，将其著作《明夷待访录》节抄、复印、秘密散发，鼓动了民主思想，推动了改良思潮。梁启超称其著作“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一再介绍黄宗羲等人的进步思想，动员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

黄宗羲在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时代，始终坚持了崇高的气节和高尚的品德。他是我国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为本民族的学术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黄宗差勇敢地抨击反动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正是作为启蒙思想家所具有的特色。他的著作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