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梅利尼茨基大起义（东欧政治格局改变）

赫梅利尼茨基大起义简介

赫梅利尼茨基大起义：在波兰著名小说家显克维支的历史小说《火与剑》中，有一个绕不开的著名人物——哥萨克首领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这个名字因为轰轰烈烈的哥萨克大起义而响彻整个乌克兰大地。赫梅利尼茨基大起义，将为大家再现，赫梅利尼茨基是如何凭借一人之力，改变整个东欧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的！

赫梅利尼茨基大起义过程分析——

1646年，一个年逾不惑的哥萨克男人在波兰—立陶宛联邦的首都四处奔走。他敲开了一个又一个官衙和贵族的大门，却在吃了一个又一个白眼之后被拒之门外。这个哥萨克人之所以来到华沙，只因和国王驻奇吉林代表帮办——波兰小贵族尼耶尔·恰普林斯基发生口角，并为此被对方狠狠报复。这个出身行伍，并在在册哥萨克中有着不错职务的哥萨克人，起初对这次口角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毕竟自己大半生都在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出生入死，一个新来的小吏能拿自己怎么样？但他显然高估了自己，恰普林斯基趁他外出之际捣毁了他的庄园，用鞭子活活打死了他的儿子，还抢走了他的未婚妻。

这个悲愤不已的哥萨克人来到华沙，希望联邦政府能够为自己伸张正义，帮自己夺回庄园并严惩恶人。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等来的并不是什么正义，而是一场牢狱之灾。将他投入切尔卡瑟监狱的是在奇吉林主持大局的国王驻奇吉林代表亚历山大·科涅茨波利斯基，科涅茨波利斯基对他在华沙的所作所为十分愤怒，认为是在给自己的脸上抹黑。所幸负责看守这个哥萨克人的是他儿子的教父——切尔卡瑟团的团长斯坦尼斯拉夫·克里切夫斯基。克里切夫斯基不忍心自己的老友就这样死在监狱里，于是网开一面让他逃了出去。然而无论是华沙的权贵，还是科涅茨波利斯基，甚至克里切夫斯基都没有想到，这个哥萨克人的名字将在之后的数百年里响彻乌克兰大地，他就是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

荒原之地

古老的罗斯文明发源发源于今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古罗马时代的学者普利尼，在公元77年就已经在自己的著作《自然史》中，提到了生活在黑海北岸的斯拉夫人的先祖。至于斯拉夫人最早从何处而来，又是何时定居在东欧地区，在史学界尚存争议。不过罗马帝国尚未崩溃时，斯拉夫人就已经出现了，并开始分裂为不同的群体。6—7世纪时，东斯拉夫人形成了稳定的部落联盟和城邦。根据阿拉伯史学家的记载，到10世纪时，这些东斯拉夫人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贵族政体。后来，作为维京人一支的瓦良格人，通过水路进入了俄罗斯平原，东斯拉夫的王公们大量雇用这些金发碧眼的北欧人来扩充自己的军队。之后，融入了东斯拉夫社会的瓦良格人通过征战建立起了留里克王朝。基辅罗斯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之后罗斯民族也逐渐形成。

基辅罗斯在与拜占庭、保加利亚的交流与冲突中，逐渐被它们影响，最终在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统治时期，正式接受东正教，加入了基督教社会。不过基辅罗斯的统一并没能持续多久，大公雅罗斯拉夫一世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开始共同执政，基辅罗斯慢慢转变为封建制度。这种封建制度严重削弱了基辅罗斯的中央权力，将罗斯大地分裂成了无数公国。12世纪后，统一的罗斯国家彻底不复存在。

1235年，一个令所有罗斯王公们意想不到的灾难即将降临：成吉思汗统一了强大的蒙古帝国，其继承人窝阔台汗开始准备第二次西征。实际上，在这之前，蒙古大军已经试探性地向罗斯诸公国发起过进攻。虽然罗斯人在蒙古大军面前联合成一支军队，但依然惨败于蒙古大军之手。不过罗斯的各个大公们，显然只将这次蒙古入侵当作了一场意外。等蒙古军队撤退后，罗斯人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活。

1236年，蒙古大军再次汹涌袭来。他们迅速席卷了罗斯的广袤土地。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城市纷纷被攻破，基辅罗斯的心脏——基辅，也在1240年12月陷落。蒙古大军大肆焚毁古城基辅，基辅大公与一干权贵避入教堂，却被蒙古人一把火烧死。

不过蒙古人并没有留在罗斯地区建立新的汗国。将罗斯的城市一个又一个地焚毁后，蒙古人离开了罗斯地区，在钦察草原和黑海草原建起了金帐汗国。这场浩劫之后，罗斯地区一分为三：以莫斯科大公国 为首的东北地区的罗斯诸国，作为金帐汗国的藩属，臣服于蒙古人的统治；大诺夫哥罗德在蒙古入侵的灾难中得以幸存，因此依然传承着罗斯文明；西南地区的加利奇—沃伦公国成了基辅罗斯的延续者，大量逃避蒙古兵锋的罗斯人躲避到了这里。

加利奇—沃伦公国通过与邻国之间的巧妙斡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功保持着独立。然而加利奇—沃伦公国最后还是因为内部的政治博弈走向了衰落。1316年就任立陶宛大公的格季明整合了四分五裂的立陶宛公国，并进一步吞并了大量的罗斯土地。在这一侵占行动中，长期保持独立的加利奇—沃伦公国也未能幸免，乌克兰的土地遭到了立陶宛大公国的侵占。

立陶宛大公国的一系列扩张举动引起了邻国的警惕，相继点燃了与鞑靼人、波兰乃至莫斯科公国的战争。不过立陶宛人连战连捷，硬是将蒙古人的势力压缩到了黑海沿岸。加利奇—沃伦公国分裂之后，波兰虽然占领了其加利奇亚与沃伦地区的大量领土，但是对广袤的乌克兰平原却只能望洋兴叹。

罗斯人	蒙古骑兵

其实立陶宛人的统治对罗斯人来说，并非不可忍受。立陶宛大公国此时是欧洲少数还未皈依基督教的国家之一，因此对信仰东正教并对长期遭到天主教邻国敌视的罗斯人来说，接受立陶宛人的统治远比接受波兰或者信仰伊斯兰教的鞑靼人的统治要好得多。不过这一现状并没有维持多久，为了应付来自条顿骑士团的不断威胁以及在东部不断壮大起来的莫斯科公国，立陶宛与波兰不得不放下恩怨走向合邦的道路。

1385年1月，立陶宛与波兰代表在克拉科夫召开会议，协商合邦事宜，并最终于8月在克利沃签订条约，该条约也被称作《克利沃联合》。根据条约内容，立陶宛大公亚盖洛迎娶了年轻的波兰女王亚德维嘉，两人并不幸福的婚姻使东欧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波兰—立陶宛。虽然波兰—立陶宛最终成功击败了他们的仇敌——条顿骑士团，但是在他们控制的罗斯土地上，两国合邦却带来了新的问题。

立陶宛人在合邦后便开始皈依天主教，然而在信仰东正教的罗斯地区，天主教的传播绝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实际上，波兰—立陶宛联邦内部也充满了矛盾。波兰在立陶宛扶持起了亲波兰的势力，这一举动立刻遭到大量皈依天主教的立陶宛贵族的反对。罗斯贵族们的参与让立陶宛的内部矛盾变得彻底无法调节，立陶宛内战由此爆发。亲波兰派在波兰的支持下笑到了最后，但是这场内战使立陶宛贵族内部产生了大动荡，导致与波兰之间的联盟实际上名存实亡。但在1444年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三世去世后，波兰贵族却决定请求立陶宛大公卡齐米尔接受波兰王位。这对立陶宛贵族来说实在难以抉择，因为他们既想保持立陶宛的独立，又想保持与波兰的紧密关系，以确保立陶宛在内务以及外交中能够得到波兰人的支持。经过一番纠结后，立陶宛贵族同意卡奇米尔接受波兰王位。波兰与立陶宛的再次结合让立陶宛贵族们下定决心，要把他们获得的罗斯地区彻底变成立陶宛控制的行省。这一举措大大伤害了罗斯贵族的自尊心，面对罗斯王公们的抵制，卡齐米尔非但不在意，反而采取强硬措施，进一步激起了罗斯王公们的反抗情绪。但是在波兰—立陶宛面前，这种反抗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所有反抗均以失败告终后，有一股力量将触手伸向了这里，那便是逐渐摆脱鞑靼人控制的莫斯科公国。

伴随着15世纪金帐汗国的衰落与分裂，莫斯科公国不仅摆脱了鞑靼人的枷锁，同时还通过不断吞噬鞑靼人的土地来扩充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它与立陶宛在罗斯地区的争斗从未停止过。从伊凡三世开始，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就为自己冠上了“全罗斯大公”的头衔。伊凡三世及其继承者瓦西里三世，都在不断蚕食着立陶宛控制的土地。不过，这种蚕食无法撼动立陶宛在罗斯地区的统治，因为大部分罗斯贵族对于现状已经基本麻木。然而立陶宛在这个世纪的麻烦还没有结束：伴随着15世纪末奥斯曼对克里米亚的入侵，曾经游走在东欧强国之间的鞑靼人国度，摇身一变成了强大的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在奥斯曼人的支持下，鞑靼人不再向立陶宛人屈服，因此克里米亚鞑靼人很快成了立陶宛以及莫斯科公国最大的威胁之一。

15世纪末，鞑靼人几乎扫荡了立陶宛治下乌克兰的每一处角落。克里米亚鞑靼人对立陶宛的怨恨由来已久。在金帐汗国尚未彻底崩溃之前，立陶宛一边希望能够通过与克里米亚结盟来抵制其他鞑靼人的入侵；一边又与克里米亚的死敌金帐汗国结盟，以此牵制莫斯科公国的发展。然而，这一战略在乌格拉河对峙中，伴随着金帐汗国的撤退而破产。更意想不到的是，在这场决定了东欧格局的战争中，克里米亚不仅公开与莫斯科公国结盟，甚至起兵与立陶宛交战。在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的唆使下，克里米亚更是毫无顾忌地入侵乌克兰。基辅古城再次被付之一炬，乌克兰地区的大量居民被鞑靼人杀害或贩卖为奴。这样的入侵并不是只发生了这一次，克里米亚年复一年的洗掠让整个乌克兰都陷入了灭顶之灾。在入侵者面前，罗斯贵族们依旧保持着听之任之的态度，立陶宛大公国也束手无策。

决定与金帐汗国决裂的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	克里米亚鞑靼人

同时，波兰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与立陶宛不同，波兰更多地参与进了中欧的事务中，但它的敌人一点也不比立陶宛的弱。哈布斯堡对捷克和匈牙利的觊觎，让波兰在中欧的影响力面临崩盘的危机。环顾波兰四周，北方，虽然条顿骑士团已经被波兰驱逐，但是勃兰登堡却很快成长起来，代替条顿骑士团成为波兰北部的巨大威胁；东方，庞大的奥斯曼帝国依然是波兰挥之不去的阴影。此外，立陶宛与莫斯科公国的战争也波及波兰，不过波兰本身对再次合并的兴趣倒不大，毕竟不断崛起的莫斯科公国还没有成为波兰的威胁。对波兰人来说，合邦虽然会获得立陶宛的力量支持，但是牵扯进复杂的东欧事务某种程度上也会得不偿失。

16世纪60年代，转机出现了。受到宗教改革的冲击，盘踞在波罗的海沿岸古老的立窝尼亚骑士团开始分崩离析。立窝尼亚骑士团的内部事务由于伊凡雷帝的介入以及莫斯科的入侵而很快演变成了国际事件，立窝尼亚骑士团中的一些派系开始向波兰、立陶宛以及瑞典和丹麦求助。这场战争很快就因此变成了东北欧的一场政治大地震。

立窝尼亚战争对波兰与立陶宛两国都产生了极大冲击。立陶宛对莫斯科的行动根本无力抵抗，但立陶宛在立窝尼亚的利益却对波兰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大敌当前，波兰只好再次同意了立陶宛强烈的合邦要求，双方于1568年在卢布林城进行了有关合邦的正式谈判。

会上，波兰贵族狮子大开口，向立陶宛索要几乎所有的乌克兰土地，而虚弱的立陶宛贵族对波兰的过分要求毫无办法。不过除了这点，其他方面的谈判倒还算顺利。最后，双方终于确定两国合二为一，成为一个真正的联邦，不再像以前那样只依靠同一王朝的统治来维持断断续续的合并。

立窝尼亚战争

1569年，两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结合。波兰人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立陶宛手中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立陶宛也终于不再为鞑靼人与莫斯科人的进攻而头痛不已。

对伊凡雷帝和莫斯科公国来说，新诞生的波兰—立陶宛联邦 成了一个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在立窝尼亚战争中，莫斯科公国遭到波兰—立陶宛重创，无数士兵与贵族葬身沙场，这场战争也因此成为莫斯科公国自伊凡三世统治以来最大的社会灾难之一。

自由之民

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大背景下，15世纪鞑靼人的毁灭性洗掠改变了乌克兰社会。乌克兰大量村庄被毁，贵族们蜷缩于城市要塞，城外的农民则不得不自发武装起来，保护自己与家人的安全。在广袤无垠的乌克兰平原上，这些农民流动速度越来越快，他们为了生存，不惜主动袭击鞑靼人的营地，连荒无人烟的第聂伯河甚至更加遥远的顿河沿岸，都成了他们探索的目标。

这些游荡的农民冒着被鞑靼人袭击的危险，前往这些地方开垦土地。他们耕作、放牧、狩猎、捕鱼、养蜂，将生产的粮食、蜂蜜等产品贩卖到乌克兰西部及波兰，赚取巨大的利润。这种生活方式虽然带来了极大的收益，但是伴随而来的危险也是巨大的。第聂伯河沿岸的无人区并不在立陶宛与波兰的管辖范围内，这里没有法律，只有这些游民自己制定的规则与秩序，而且鞑靼人始终威胁着他们。因此，他们既是这片土地的开拓者，也是无畏的战士，由此被赋予了一个古老的名字——哥萨克。哥萨克，是对生活在黑海北岸的突厥语系游牧民族的一种称呼，意为“武士”“自由民”，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蒙古入侵之前的10世纪。不过，此时的哥萨克人不是那些古老的黑海游牧民族的后裔，而是来自乌克兰、莫斯科、立陶宛和波兰的农奴、破产贵族、商人以及一些鞑靼人，在刀尖舔血的生活中，他们变成了真正的勇士。

第聂伯河沿岸富饶的土地不仅吸引了哥萨克人，也吸引了波兰贵族。第聂伯河靠近鞑靼人的土地，贵族们不敢贸然染指，但是乌克兰有大量因鞑靼人袭击而产生的荒地，这些贵族便毫不留情地蚕食起来。为了抵御鞑靼人的再次入侵，这些大地主不断修筑城塞来保护自己的农民。不过他们通常不会前往庄园以及给农民建造的城塞，往往将其交给下面精明的犹太人去打理，自己则和家人住在华沙或者利沃夫这样的大城市，享受来自乌克兰的财富。这些贵族家族庞大又臃肿，他们所拥有的土地，甚至可以与已经消亡的那些罗斯公国相提并论。这种奢侈的生活，建立在对乌克兰农民的层层剥削之上，许多农民因此而破产，最后不得不选择加入哥萨克的队伍。

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哥萨克人开始向南扩展。当哥萨克人一步步接近鞑靼人的领地时，其社会结构出现了极大变化。向南前进的哥萨克人，在第聂伯河下游的一处河滩上建立起了一个防御工事，即后来著名的“扎波罗热”。由于乌克兰语习惯将这种简易营地称为“塞契”，因此这个地方又被称为“扎波罗热塞契”。不过，这种“塞契”营地并不能抵挡鞑靼人的扫荡以及来自北方波兰—立陶宛军队的清剿。因此一开始，扎波罗热塞契是流动的，里面的居民进行着耕种、狩猎甚至掠夺等工作。能够进入扎波罗热塞契的只有哥萨克中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则禁止入内。不过，哥萨克人同通常不会在扎波罗热塞契待很久，到了冬天，他们便会离开这里，回到位于周围城镇的家中，只有极少数人会留下来。

随着哥萨克规模的不断扩大，波兰—立陶宛逐渐改变了对哥萨克的态度。以扎波罗热为核心，哥萨克人的社会逐渐完善起来，在扎波罗热形成了以“盖特曼”（军事首领）为统治者的军事行政一体化政府。由于扎波罗热浓厚的军事色彩，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哥萨克人非常好战。当然，这也和鞑靼人的不断袭扰有关。当哥萨克人拥有自己的行政体系后，便开始对鞑靼人进行有组织的对抗。双方的战争已经不再局限于陆地，在海上，哥萨克人驾着一种能够搭载60人的小帆船扬帆远航，在黑海掠夺鞑靼人和奥斯曼人的商船及沿海城市。

此外，还有许多哥萨克人生活在波兰—立陶宛的边境城镇。这些哥萨克人与生活在那些营地的人一样，不听命于波兰—立陶宛政府，而是向自己的首领效忠。因此，哥萨克人被波兰—立陶宛视为潜在威胁。另一方面，哥萨克人所具有的强悍战斗力，又是波兰—立陶宛想要据为己有的。

在册哥萨克

1572年，波兰—立陶宛国王西吉斯蒙德二世下令组建一支300人的哥萨克队伍，并将这些哥萨克人收编入册，发放军饷。虽然这支哥萨克军团很快就宣告解散，但它的出现却是波兰—立陶宛建立在册哥萨克军团的开始。

到了波兰国王斯托凡·巴托里（Stefan Batory，1533—1586年）统治时期，出于战事需要以及避免刺激奥斯曼人的想法，国王开始再次尝试利用这些哥萨克人。他于1578年组织起了一支600人的在册哥萨克队伍，并命令切尔卡瑟和加涅夫的国王代表米哈伊尔·维什涅韦茨基担任队伍统领。这些在册哥萨克人作为一个军队团体，拥有大量特权和自治权：不仅内部有自己的法庭，还被免除了一切赋税和劳役；拥有土地所有权；允许自由捕猎和经商；还发放军饷。波兰—立陶宛专门给在册哥萨克人划拨了土地，用来维持队伍的运转。作为回报，在册哥萨克人效忠于波兰—立陶宛派遣的统领，并答应其“不擅自攻击鞑靼人”的要求。

波兰—立陶宛建立在册哥萨克队伍的政策，实质上是在哥萨克人中扶植起了一支特权基层，并通过他们试图将波兰—立陶宛的行政体系强加到所有哥萨克人身上。此后，在册哥萨克队伍虽然由于哥萨克农民起义两次被取缔，但还是发展到了6000人的规模。

当然，在册哥萨克队伍与波兰—立陶宛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一方面，波兰政府对它的两个邻居——奥斯曼以及克里米亚极不信任，它必须依靠哥萨克人为自己镇守东部边疆；另一方面，哥萨克人是造成波兰—立陶宛与奥斯曼、克里米亚关系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并且哥萨克本身还使波兰—立陶宛对乌克兰的统治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

此外，这支拥有特权的在册哥萨克团体，与在乌克兰拥有大片领土的波兰—立陶宛大地主之间同样矛盾重重。结果，大地主们通过对波兰—立陶宛施加的政治影响，使联邦政府在在册哥萨克的政策上变得反复无常，这种反复的政策又使波兰—立陶宛更加难以控制本就不稳定的边境。另一方面，在册哥萨克作为特权阶层，很容易引起哥萨克群体中其他人的不满。因为相比这些特权阶层，普通的哥萨克人不仅没有在册哥萨克的荣耀与特权，甚至在大地主的眼中，他们只是一群游荡在第聂伯河流域的暴民。大地主的压迫使他们随时都可能失去自由，成为对方的农奴。

乌克兰复杂的矛盾，很快就演变成了哥萨克人的一场场暴动。1590年，在大地主们的推动下，波兰—立陶宛议会通过了《关于哥萨克与乌克兰秩序》。该法令极大地倾向了波兰—立陶宛地主，因此在乌克兰遭到哥萨克人和乌克兰农民的抵触。1591年，在册哥萨克盖特曼特里什托夫·克欣斯基，与大贵族亚努什·奥斯特罗茨基公爵发生矛盾。前一年通过的法令很快就在这场矛盾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知通过法律诉讼无望的盖特曼特里什托夫带领在册哥萨克和扎波罗热哥萨克，围攻了奥斯特罗茨基公爵的庄园。大量不满波兰—立陶宛统治的哥萨克人和乌克兰农民不断加入，让暴动愈演愈烈，甚至威胁到了基辅。最后，在波兰—立陶宛国王的授意下，亚努什·奥斯特罗茨基公爵召集起了军队，寡不敌众的盖特曼特里什托夫·克欣斯基许诺，不再袭击地主庄园并退回扎波罗热。然而，他并不打算遵守诺言。1593年，他率领2000名扎波罗热哥萨克人沿着第聂伯河北上卷土重来，可惜的是，他中了波兰—立陶宛军队的埋伏而命丧黄泉。失去头领的哥萨克不得不退回扎波罗热。

克欣斯基掀起的哥萨克暴动被平定后，又爆发了谢韦林·纳里瓦斯科领导的暴动。讽刺的是，这位哥萨克首领在之前的克欣斯基起义中，效忠于亚努什·奥斯特罗茨基公爵，并与波兰—立陶宛军队一起镇压自己的同胞。正因如此，曾经与克欣斯基一起并肩作战的第聂伯河下游哥萨克们对他以及他率领的哥萨克人暴动持观望态度。当时，由于波兰—立陶宛正专注于摩尔达维亚的战事，无暇对哥萨克人的暴动做出反应，谢韦林·纳里瓦斯科因此顺利席卷了整个利沃伦，并且穿过加利奇亚进入了白俄罗斯，大有东进前往莫斯科公国的趋势。直到1596年，波兰—立陶宛政府才空出手来料理这次暴动。

波兰—立陶宛名将盖特曼斯坦尼斯拉夫·诺尔科夫斯基受命前往乌克兰镇压。他先网罗了大量乌克兰地主的武装组织，接着派人安抚尚未参与暴动的下游哥萨克人。不过下游哥萨克人对他的橄榄枝无动于衷。即使如此，诺尔科夫斯基还是顺利组织起了一支3000人的军队，足以与谢韦林·纳里瓦斯科一战。数场战斗后，谢韦林·纳里瓦斯科那支鱼龙混杂的军队终于不敌波兰军，开始向东退去。诺尔科夫斯基紧追不舍，并且阻止了扎波罗热下游哥萨克人对谢韦林·纳里瓦斯科的援助。由于哥萨克人大多带着家眷和财物，所以行军缓慢，很快就被诺尔科夫斯基的部队包围了。经过连续不断的炮击后，自知不敌的哥萨克人答应了诺尔科夫斯基提出的条件，交出了谢韦林·纳里瓦斯科一行人，试图保全性命。但是诺尔科夫斯基并没有信守承诺。哥萨克人交出谢韦林·纳里瓦斯科后，波兰军就开始对哥萨克人展开屠杀。谢韦林·纳里瓦斯科比部下多活了一段时间，他被送到华沙斩首示众，这场起义至此结束。

讽刺的是，谢韦林·纳里瓦斯科率领的哥萨克起义被镇压后，波兰—立陶宛与乌克兰的哥萨克人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17世纪初，波兰—立陶宛多处急需用兵，除了摩尔达维亚的事务外，与瑞典的王位争夺战，以及莫斯科因留里克王朝绝嗣爆发的灾难性的“大动乱”都需要兵力。

不过，当1613年莫斯科的年轻贵族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接受了沙皇的皇冠之后，波兰—立陶宛统治莫斯科的野心就宣告破灭了。大量被征召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人被波兰—立陶宛遣散，但这些人不甘心就此收手，于是他们重操旧业，袭击鞑靼人与奥斯曼人。这些久经沙场的哥萨克老兵战斗力极强。1614年，哥萨克人乘船攻破了安纳托利亚的锡诺普和特拉布宗。1615年，哥萨克人洗劫了君士坦丁堡的郊区。1616年，哥萨克人又攻破了克里米亚半岛上以贩卖那些被鞑靼人掠夺的人口而著名的奴隶贸易城市——卡法。

哥萨克人针对奥斯曼帝国和鞑靼人的军事行动，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带来了天大的麻烦。因为奥斯曼帝国对波兰人怒不可遏，他们将哥萨克人的所有军事行为都认作是波兰人的授意。因此，奥斯曼人在卡法被攻破的第二年，也就是1617年，对波兰—立陶宛发动了大规模入侵，以示对哥萨克人行动的报复。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威胁，迫使波兰—立陶宛改变了对哥萨克人的政策。1617年和1619年，波兰—立陶宛两次召见哥萨克代表，并依靠武力迫使这些桀骜不驯的人接受了苛刻的条件。可是，波兰—立陶宛在逼停哥萨克人的军事冒险后，却没有出台任何安抚他们的政策。所幸，波兰—立陶宛在对莫斯科和奥斯曼的战争中依然要依赖哥萨克人，因此对哥萨克人的管理一直是时严时松。

哥萨克舰队袭掠卡法

17世纪的波兰军队

与此同时，波兰—立陶宛对哥萨克人的差别对待也愈发明显。这使官方派遣到哥萨克人中的首领，即使在很多哥萨克人以及乌克兰人中拥有极高的威望，也不能赢得偏远地区的扎波罗热哥萨克的心。

被侮辱者的起义

17世纪40年代，波兰—立陶宛经历了无休止的战争与起义后，终于迎来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波兰—立陶宛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局势都可谓一片大好。此时，对波兰—立陶宛有着极大威胁的哈布斯堡和瑞典都深陷“三十年战争”难以自拔；奥斯曼帝国无休止的宫廷政变正在折磨这个帝国；莫斯科公国的情况稍好一些，经历了沙皇米哈依尔一世时期的休养，莫斯科已经逐渐从“大动乱”的阴霾中走了出来，不过因忌惮波兰—立陶宛的武力，没有贸然撕毁双方签订的和平协议。而原本不安分的哥萨克人此时也消停下来。虽然像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这样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哥萨克人依然层出不穷，但在波兰—立陶宛联邦统治下的乌克兰贵族武装得到了强化，而且波兰—立陶宛的分化策略使许多在册哥萨克不再与联邦对抗。

不过，波兰—立陶宛的贵族显然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稳定，他们毫不节制，继续扩大自己在乌克兰的土地，这使他们与哥萨克人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贵族们肆无忌惮地掠夺那些非在册哥萨克人的田产，许多哥萨克人因此沦为农奴。在册哥萨克的日子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因为他们的特权在贵族们的运作下，被联邦政府不断否认和削减。大量犹太人也参与了这场灾难性的土地兼并。在波兰—立陶宛的法律中，犹太人无权拥有田产，所以这些犹太人基本上是以贵族代理的身份来到乌克兰的，他们自然不会放过中饱私囊的机会。让信仰东正教的乌克兰农民以及哥萨克人忍受他们厌恶的犹太人的剥削，无疑又是一种精神侮辱。

奥斯曼帝国的苏菲派僧侣

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上层，对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其实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们以及他们选举的国王，对乌克兰的现状和那里将要爆发的危机并非一无所知，但他们并不打算因此得罪那些强势的地方势力。在世界历史上，波兰—立陶宛的政治结构可谓一个异类。虽然波兰—立陶宛有王室，但王室成员并不是世袭的，而是通过联邦议会选举产生的。这种奇怪的制度最早源自波兰，在卢布林合邦之后，立陶宛贵族也开始使用这种制度。不过波兰—立陶宛的国王大多不甘被贵族们操控，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战争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及威望。17世纪40年代，瓦斯蒂斯瓦夫四世就希望趁着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政治地震，发动一场对奥斯曼帝国的大规模进攻。然而安于享乐的贵族对国王的这次军事冒险强力反对，议会甚至拒绝向国王支付战争所需经费。瓦斯蒂斯瓦夫四世决定另辟蹊径，尝试能否刺激奥斯曼帝国，让它率先向波兰—立陶宛宣战。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让哥萨克人重操旧业，再次在黑海上向奥斯曼帝国的沿海进行大规模袭扰，使奥斯曼帝国对波兰—立陶宛发起报复性打击，造成两国交战的事实。

瓦斯蒂斯瓦夫四世召见哥萨克代表，向他们许诺了许多极为有利的条件，包括认可哥萨克人的地位，扩编在册哥萨克的规模等。非常巧合的是，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也是代表之一。瓦斯蒂斯瓦夫四世的军事冒险，虽然最后迫于贵族的压力而不了了之，但他在哥萨克人之间的威望却意外地提高了许多。不过与波兰—立陶宛的稳定局势相比，17世纪的整个天主教世界，却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东正教教堂

自从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教堂大门上后，欧洲宗教改革的浪潮猛烈地冲击了神圣罗马帝国。不仅如此，英国、瑞典等传统天主教国家也纷纷改宗，与罗马天主教会分道扬镳。在宗教改革以及“三十年战争”的冲击下，天主教内部世界的危机意识不断增加，核心宗教为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也同样如此。在耶稣会的影响下，波兰—立陶宛更加仇视信仰东正教的乌克兰。原本只有经济上的剥削，现在又增加了宗教迫害和威胁，这极大地触犯了乌克兰人以及哥萨克人的底线。在此前16世纪末的哥萨克起义中，宗教冲突的矛头就已初见端倪。当时由于天主教的侵入，乌克兰的东正教高层一分为二，分成了支持耶稣会、教会合并的教会合并派，以及要求维持东正教纯洁的东正教派。然而后者极为不幸，被联邦政府认作是联邦的反对者。哥萨克们作为正统的东正教信徒，为了捍卫信仰，在1625年顺从基辅司祭的号召，将迫害东正教徒的基辅市长扔进了河里淹死。

天主教神父在乌克兰的活动，时常被乌克兰人和哥萨克人认为是贵族的挑衅，联邦政府在乌克兰的统治根基被动摇了。天主教神父不仅恶化了与乌克兰东正教会的关系，并且让在册哥萨克们很忧虑：和平时期，自己的特权是否会随着天主教神父的传教而被取消；这些天主教神父很可能就是贵族派来试探哥萨克人势力的探子！更糟糕的是，联邦政府对哥萨克人进行的一系列军事部署，进一步增强了哥萨克人的危机意识。

为了防止哥萨克人和乌克兰人因乌克兰的土地兼并而发起暴动，联邦政府没有限制涉及地区的大贵族，反而对哥萨克人驻守的许多要塞的哥萨克人强行换成了德意志佣兵。在扎波罗热附近，联邦政府也派遣了一支由哥萨克人和西欧、中欧佣兵组成的警卫队，目的是防止扎波罗热的哥萨克擅自出海袭击奥斯曼帝国以及鞑靼人。

扎波罗热

哥萨克人虽然对联邦的大贵族恨之入骨，但又迫切希望能为联邦王室献上自己的忠诚。造成这一诡异情况的正是瓦斯蒂斯瓦夫四世此前的言行，他使哥萨克人觉得联邦王室不同于那些剥削自己的贵族，可以为自己主持公道，公正对待哥萨克人。这种心态又使哥萨克人觉得，即使是发动叛乱，也是针对贵族，而非针对联邦或国王的，甚至认为反叛和忤逆贵族，其实是对国王的一种效忠方式。在这一背景下，离开华沙的赫梅利尼茨基很快就找到了许多与他一样对贵族深恶痛绝的哥萨克人。

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其实是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人物。他的父亲米哈依尔·赫梅利尼茨基是一名在册哥萨克士兵。由于父亲在国王驻奇吉林代表手下当差的缘故，波格丹被送到一所耶稣会学校上学。在那里，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虽然这并没有改变他的东正教信仰，但他掌握了历史、地理、法律等知识，并可以流畅使用波兰语、土耳其语以及鞑靼语，使他后来在大都是文盲的哥萨克人中与众不同。

1620年，波格丹与父亲米哈依尔参加了波兰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这场战争对波格丹来说可谓是一场灾难，不仅父亲命丧沙场，他自己也沦为战俘，在两年后才得以回国。之后，波格丹在哥萨克队伍平步青云，仕途顺当。1644年，波兰—立陶宛许可法国人在乌克兰招募哥萨克人，这些法国人对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给予了高度评价。赫梅利尼茨基本人也前往法国，参与了1645—1646年的敦刻尔克包围战。由此可以想见，这样一个传奇人物遭遇了如此不平等待遇，怎么可能会善罢甘休？

1648年，熬过了圣诞节之后，赫梅利尼茨基及其追随者来到了扎波罗热。不过，他们没有贸然对扎波罗热塞契发动进攻，而是选择在第聂伯河下游，距离塞契大约一俄里的小岛上安营扎寨。一开始，驻扎在扎波罗热的那些亲波兰—立陶宛的哥萨克军队，并没有将这支小小的队伍放在眼里。然而，赫梅利尼茨基的威望和人脉，让他这个小小的营地在很短时间内得到了迅速扩张。

扎波罗热塞契遭到赫梅利尼茨基的兵马围攻时，扎波罗热警卫队表现得实在不堪一击，当地的在册哥萨克团长仓皇出逃，留下的哥萨克士兵则纷纷选择向赫梅利尼茨基效忠。之后，奇吉林的在册哥萨克士兵匆忙赶来救援，然而这些哥萨克人也立刻反水投向了赫梅利尼茨基。就这样，赫梅利尼茨基和他的起义军在扎波罗热站稳了脚跟。取得了初步胜利后，赫梅利尼茨基开始发挥自己的特长。为了让更多的哥萨克人加入自己的阵营，他利用口才煽动了很多哥萨克人和乌克兰人起来反抗波兰—立陶宛贵族的暴政。同时，他也通过自己的行伍经验，对之前几次哥萨克起义的失败原因进行了分析。

扎波罗热的哥萨克人

17世纪生活在第聂伯河流域的哥萨克人（包括扎波罗热），与后来的顿河哥萨克人和库班哥萨克人不同。他们大都以塞契为中心，过着半农半兵的生活。究其原因，躲进塞契、依靠城寨进行防御显然比在外野战要好得多。即使主动出击，哥萨克人大多也会与莫斯科一样，通过战车使自己免受骑兵的践踏。战车在东欧比在西欧要普遍得多。除了单纯依赖骑兵的鞑靼人以外，波兰—立陶宛、莫斯科、奥斯曼这些军事强国都喜欢在野战中使用战车。波兰—立陶宛使用战车主要是为了弥补步兵的不足，哥萨克使用战车的原因和方式，某种程度上与同样信仰东正教的莫斯科颇为相似。他们拥有优秀的步兵，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都继承了瓦良格人的血统；但他们的骑兵则相比较弱，尤其是哥萨克骑兵，他们的马匹大多是通过各种手段从鞑靼人那里获得的，而且，这些骑兵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极为不堪。毕竟以塞契为单位的哥萨克人，虽然并不缺少马饲料，但他们没有好的养殖条件，马匹通常被作为公共财产养在塞契里的马厩里。因此，久经战场的哥萨克人是波兰—立陶宛最好的步兵。通过长期与鞑靼人作战，他们变得擅长使用火枪与短矛，对战车的使用更是炉火纯青。波兰—立陶宛联邦政府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成功镇压哥萨克起义，靠的不是在册哥萨克与德意志佣兵组成的步兵，而是他们至今都引以为傲的骑兵。

波兰翼骑兵

哥萨克人的短矛长的不过2米，短的只有1—1.3米。与德意志雇佣兵的长矛相比，哥萨克人的短矛可谓粗制滥造，矛杆大多是用一些乌克兰当地质地较硬的木材简单处理后制成，因此无法使用太长时间，所以哥萨克人往往会将矛杆受损严重的部分去掉后继续使用，或者准备一些木材以便随时更换在战斗中损坏的矛杆。短矛略短的枪杆很适合在空间较小的地方使用，而且相对于长矛，短矛在肉搏上拥有的优势更为明显。在战场上，哥萨克步兵在火枪与战车的掩护下，负责将对面的骑兵或步兵拖入肉搏战。用这种战法对付防护较弱的鞑靼骑兵时效果并不差：由于有战车掩护，骑兵很难直接伤害到步兵；骑兵必须在战车前停下来寻找进攻方法，这一耽搁，骑兵具有的冲击优势不复存在，哥萨克人的短矛便可以发挥作用了。

翼骑兵最早是由斯蒂芬·巴托里带入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这位联邦国王出身匈牙利。匈牙利是一个东南欧国家，以强悍的骑兵著称。斯蒂芬·巴托里对联邦骑兵进行了整合，他模仿匈牙利骠骑兵，并根据联邦的实际境况进行调整，最终建立起了波兰—立陶宛骠骑兵，它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翼骑兵的雏形。这支崭新的骑兵队伍面临的第一个敌人，就是挑起立窝尼亚战争的伊凡雷帝。莫斯科公国在这场战争中被波兰—立陶宛打得几乎崩溃，骠骑兵可谓功不可没。

16—17世纪，波兰—立陶宛骑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首先是骑兵们的装备变得更精良。在立窝尼亚战争以及莫斯科“大动乱”时期，骠骑兵一般携带着与匈牙利骠骑兵一样的盾牌，弥补铠甲防御力的不足。到赫梅利尼茨基起兵时，翼骑兵已基本丢掉了盾牌，这得益于波兰工匠制造的甲胄发挥了极大作用。翼骑兵的武器大多是骑枪、马刀以及战锤，很多翼骑兵还会携带来自西欧的火枪。

翼骑兵的骑枪外形上虽与西欧的重型骑枪相似，但要更长一些。同时，为了让本应沉重的骑枪不影响翼骑兵的机动能力，这种骑枪是空心的，并且比西欧同行们使用的重型骑枪纤细很多。这种波兰空心骑枪带有配重球，方便骑兵握持。这种骑枪在战斗中不仅能在视觉上带给敌人巨大冲击，还能对步兵方阵以及骑兵造成不小的破坏。

波兰—立陶宛的轻骑兵

骑兵的马刀也是一种极富特色的武器。马刀对波兰和立陶宛人来说并不新奇，他们在与鞑靼人、奥斯曼人、莫斯科人作战时，敌人大多就挥舞着马刀进行拼杀。虽然不少波兰人仍旧习惯使用长剑来作为近战肉搏时的武器，不过仍有大量马刀通过贸易从西亚传入了波兰和立陶宛。斯蒂芬·巴托里时期，富有波兰特色的波兰马刀出现并流行起来。这种波兰马刀相对西亚马刀，刀身弯度变缓，有较短的刀镡和设计成锐角的柄头，而且刀尖是颇有特色的双刃结构。可以说，这种新式马刀考虑了波兰—立陶宛贵族使用近战武器的许多习惯，因此比那些沉重的弯刀更方便使用。因此，这种马刀迅速在整个联邦军队中传流传开来，甚至发展成为联邦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贵族们也热衷于将一些带有忠君爱国和宗教方面的短句作为铭文刻在刀刃上。

波兰—立陶宛的战锤也极有特色，是一种广受好评的武器，其良好的破甲能力以及对人体造成的巨大伤害，使波兰—立陶宛联邦议会严禁贵族携带这种危险武器进入会议现场。可以想象，脾气暴躁的联邦贵族携带其进入议会，将会带来何等血雨腥风。波兰—立陶宛装备的大多数战锤，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棱锤和钉头锤类似，但受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波兰—立陶宛还出现了大量用于仪式的战锤，这些战锤往往有夸张、华丽的装饰，因而成为将领地位的象征以及指挥棒。这些战锤很重，必要时也能充当杀器。

对此时的赫梅利尼茨基来说，装备精良的翼骑兵是自己最需要防范的敌人。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波兰—立陶宛的骑兵并不只有翼骑兵，还有为数众多的轻骑兵，他们大多是贵族奴仆或投靠的鞑靼人。这些骑兵虽然大多只是作为辅助力量，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战斗力。事实上，他们在翼骑兵发动冲锋时，常常包抄敌人侧翼或骚扰敌人。这些轻骑兵在装备上与鞑靼人有几分类似，都是以弓箭和马刀作为主要武器，较为富裕的，还会有一副比较好的锁子甲防身。

鞑靼人与哥萨克人会合

没什么可靠骑兵的哥萨克人，要与联邦军队正面对抗，显然是件很困难的事。前几次起义失败，无一例外都是由于哥萨克人在骑兵方面的缺陷。因此，赫梅利尼茨基如果想让自己的脑袋不与其他先烈一样挂上城墙，他就必须改变哥萨克人的骑兵劣势。短时间内提升哥萨克骑兵的战斗力并不现实，那么就只能为哥萨克人找一个可靠的盟友了。莫斯科似乎是哥萨克人最好的盟友，两者都有共同的信仰，最关键的是，莫斯科人也仇视波兰—立陶宛联邦，并且把“将所有罗斯故地纳入统治范围”视为责任。然而，莫斯科并没有涉入哥萨克起义的打算。在莫斯科看来，哥萨克人比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好不到哪里去，虽然信仰同样的宗教，但扎波罗热的哥萨克人入侵莫斯科的土地时，对教堂的破坏甚至比鞑靼人还严重。哥萨克人的叛服不定，也让莫斯科不敢信任。最重要的是，莫斯科在“大动乱”时期失去了重镇斯摩棱斯克，莫斯科通往第聂伯河的道路已被波兰—立陶宛死死堵住。既然不可能获得莫斯科的支持，赫梅利尼茨基的目光就落在了老邻居——鞑靼人身上。

鞑靼人作为哥萨克人的老对头，双方结怨颇深。不过所幸的是，鞑靼人与波兰—立陶宛的关系更糟，所以赫梅利尼茨基两次派遣使者前往克里米亚后，鞑靼可汗伊斯兰·格莱三世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汗大方地派遣了克里米亚最具影响力的贵族——长期驻守在边境地区的鞑靼名将图盖别伊，带领4000名骑兵去扎波罗热。不过，鞑靼人可不是什么慈善家，对赫梅利尼茨基施展援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克里米亚汗国背后的奥斯曼帝国，希望能够借此一举削弱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势力，并且让哥萨克人忙于战事，这样就不用担心哥萨克人再去骚扰奥斯曼在黑海沿岸的港口了。鞑靼人也绝不忘雁过拔毛，伊斯兰·格莱三世要求鞑靼人的军队在乌克兰与哥萨克人并肩作战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需要掠夺人口，卖作奴隶。赫梅利尼茨基答应了这一要求，最终为乌克兰带来了惨烈的血光之灾。

皮利亚夫齐战役

波兰—立陶宛当然不会坐视赫梅利尼茨基坐大。当赫梅利尼茨基进入扎波罗热塞契后，乌克兰方面立刻调兵遣将，准备在哥萨克人坐大之前扼杀这次起义。驻扎在基辅地区的王室军队统帅米科拉·波托茨基和科尔孙、切尔卡瑟地区的王室军队统帅马丁·卡利诺夫斯基立即决定，等4月冬天结束后就进军扎波罗热。不过与马丁不同，米科拉敏锐地察觉到了赫梅利尼茨基的危险性，虽然他不打算在冬天尚未结束就启程进军荒野，但还是决定利用残冬拖住赫梅利尼茨基。3月，米科拉派特使前往扎波罗热与赫梅利尼茨基进行谈判。特使表示，可以归还赫梅利尼茨基的庄园，以此换取赫梅利尼茨基结束叛乱；赫梅利尼茨基则立刻向使者提出了一大堆联邦不能接受的要求。很明显，他已不再信任贵族的许诺，况且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不可能结束战争。

谈判破裂后，赫梅利尼茨基并没有在扎波罗热的荒原静待敌军到来。4月寒冬过去后，他率先北进迎敌，希望通过这一举动，使军队得到更多在册哥萨克士兵和乌克兰农民的支持。毫不知情的米科拉·波托茨基继续着他的行军计划，他兵分三路，自己率领约6000人的主力部队驻守在科尔孙与奇吉林的交界处；另派在册哥萨克和德意志佣兵组成的水路部队，沿着第聂伯河南下；陆上先头部队则由他的儿子斯特凡·波托茨基率领，由在册哥萨克和波兰王室直属部队组成，其中占多数的为在册哥萨克，约4000人。斯特凡在哥萨克人中风评极差，他酗酒，对手下的哥萨克人十分粗暴，由他做统帅对先头部队来说是件极为危险的事。

哥萨克步兵

在斯特凡·波托茨基的带领下，陆路先头部队在乌克兰的草原上经过整整一周的行军后，抵达了第聂伯河的石滩地带。赫梅利尼茨基的起义军侦察兵抓到两名波兰俘虏，从他们口中，赫梅利尼茨基掌握了斯特凡和陆路先头部队的位置，因此双方在一个草甸相遇。

哥萨克起义军与先头部队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发生过几次小的对战。局势看起来对斯特凡·波托茨基颇为有利，只要他能一直拖住赫梅利尼茨基，待水路的先头部队前来会合后，就可轻而易举地击溃眼前这些哥萨克人。但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与哥萨克起义军相遇的几天前，水路先头部队发生了巨大变故。这支部队行进至石河湾时，在册哥萨克由于不满长官的粗暴行径发生了哗变，他们处死了长官以及随行的德意志佣兵后，立刻投靠了赫梅利尼茨基。对此一无所知的斯特凡还在一边打骂哥萨克人，一边等待水路部队前来会合，直到最后等来了水路先头部队已经投敌的消息。这个消息在斯特凡军营的在册哥萨克人之间迅速传播开来，早已对波托茨基父子不满的在册哥萨克人也学着水路部队的同胞那样，向赫梅利尼茨基倒戈了。局势瞬间逆转，斯特凡试图与赫梅利尼茨基谈判，同意他带着剩下的军队撤离。赫梅利尼茨基同意了他的请求，允许他带着武器和财物体面地离开。兴奋的斯特凡没有想到的是，这是哥萨克人和鞑靼人给他布置的陷阱。他带领部队撤退到峡谷时，迎接他们的便是鞑靼人的箭雨以及哥萨克人的战车。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哥萨克与鞑靼人大获全胜，斯特凡和一众军官成了俘虏，斯特凡本人不久死于坏疽病。唯一的幸存者是一个波兰仆役，他化装成农民逃过了一劫，并将先头部队惨败和斯特凡·波托茨基的死讯带给了米科拉·波托茨基。

石滩之战

获悉水路先头部队与陆路先头部队相继惨败的米科拉·波托茨基大惊失色，最令他感到不安的是在册哥萨克哗变这一消息，毕竟他和他儿子一样，都爱好虐待哥萨克人。米科拉决定向白采尔科维方向撤退，不过他并未一直撤退到基辅一带去依靠当地的城墙进行防御，毕竟大贵族们绝不允许叛乱的哥萨克人进入乌克兰的腹地。因此米科拉最后只能在科尔孙附近构筑壁垒，但赫梅利尼茨基却率领哥萨克和鞑靼人一路赶来。此时，由于获得了大量哥萨克人以及乌克兰农民的支持，赫梅利尼茨基军队的人数已经远远多于王室军队。

如何应对来势汹汹的哥萨克人和鞑靼人，联邦内部产生了极大的分歧。马丁·卡利诺夫斯基极力主张依靠壁垒迎战赫梅利尼茨基，而米科拉·波托茨基对这一提案并不感冒，他认为哥萨克人之所以能够击败斯特凡，完全是因为得到了鞑靼人的鼎力相助。加上流传的，对鞑靼人兵力极为夸大的不实谣言，他认定现在最重要的是尽量避免正面与鞑靼人交战。在他的坚持下，所有波兰—立陶宛将领都只能选择撤退。王室军队的动向很快就被哥萨克人发现了。哥萨克人立刻在王室军队撤退的路线上布下埋伏，他们挖掘壕沟，在里面插上削尖的木头，最后还在上面铺上了灌木。

对此一无所知的王室军队一头扎进了哥萨克人布置的陷阱。那里崎岖的地形又给混乱的王室军队添了乱。遭到哥萨克人阻击后，军队乱作一团，用来掩护士兵的战车被掀翻在地，士兵们彻底暴露在了哥萨克人的火枪之下。与此同时，带着哥萨克主力和鞑靼人的赫梅利尼茨基赶到了战场。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后，王室军队崩溃，其统帅米科拉·波托茨基、马丁·卡利诺夫斯基以及80名军官、8500名士兵和41门火炮成了哥萨克和鞑靼人的战利品。兴奋的鞑靼人追了逃亡的士兵整整30多公里才罢休。这些俘虏中，除了米科拉、马丁以及部分军官与士兵被家人赎出外，大部分人都被鞑靼人作为奴隶卖去了卡法。

科尔孙之战

石滩之战与科尔孙之战震惊了整个波兰—立陶宛。然而更加不幸的是，联邦国王瓦迪斯瓦夫四世，在科尔孙之战结束后不久就病逝了。波兰—立陶宛联邦被搅得天昏地暗，上层乱作一团，大贵族相互倾轧，试图让自己的家族在联邦高层获得更多的权力和支持，以便之后选定一位对自己有利的国王。乌克兰的哥萨克起义，贵族们早已无暇顾及。

在乌克兰，受起义军影响，许多不满贵族暴政的乌克兰农民和哥萨克人也揭竿而起。群情激奋的人们破坏、焚烧贵族的庄园，并把那些平日欺侮自己的犹太人用各种残忍手段折磨致死。除此之外，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联邦官甚至是王室军队，都成了他们的攻击目标。这场骚乱从基辅地区开始，席卷了博多利、波尔塔瓦、切尔尼戈夫等地区，原本富庶的城镇变成了惨不忍睹的废墟，政府机构也在乌克兰的惊涛怒雷中化为了灰烬。

为了报复乌克兰人的残忍行为，左岸乌克兰的波兰贵族亚列马·维什涅维茨基在其他贵族的支持下，表示定要乌克兰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重代价。亚列马出身于信仰东正教的立陶宛贵族世家，父母早亡，由叔父抚养长大。他继承了父母的大量财产，然而却并未成为一个坐吃山空的公子哥。他在耶稣会学校完成学业之后，便前往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地学习军事技术，还曾参与过俄波战争。虽然亚列马皈依了天主教，并大力推行耶稣会的“教会合并”政策，但他与其他波兰—立陶宛贵族不同，他与军中的哥萨克人一直保持着相当好的关系。因此，亚列马凭借个人威望，招募到了大量因乌克兰起义而被迫逃亡的难民。利用这些极其仇视哥萨克人和乌克兰人的难民，他组织起了一支6000人的军队。很快，乌克兰起义军与亚列马的贵族军队陷入了血腥的厮杀之中。由于乌克兰起义军的激烈抵抗，亚列马的军队无法进入基辅地区。他为了防止自己遭到与波托茨基父子一样的命运，只得不断后撤。1648年7月，乌克兰起义军进入乌克兰西北部地区。

激战中的乌克兰起义军与波兰—立陶宛军队

当波兰—立陶宛联邦因国王逝世而陷入一片混乱之时，赫梅利尼茨基却表现出一副岿然不动的气势。科尔孙之战结束后，他便率军前往白采尔科维休整，盘算军队该何去何从。他很清楚，波兰—立陶宛绝非一推就倒的花架子，虽然自己刚刚连打了两场胜仗，但始终未伤到联邦元气。农民起义军虽然势大，但仅凭他们难以动摇联邦的根基。对这一切洞若观火的赫梅利尼茨基，开始试着与联邦贵族谈判。他向华沙派出使节，表示自己并不是想反叛国家，而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用这种极端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同时，他还向贵族提出了议和的条件：

第一，扩编在册哥萨克，使其达到12000人。

第二，发放联邦拖欠了哥萨克士兵5年的军饷。

第三，保护东正教在联邦中的地位，归还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那些被霸占的东正教堂。

6月，似乎是为了表示自己的谈判诚意，赫梅利尼茨基率领军队退回了奇吉林。图盖别伊和他手下的鞑靼人则带着虏获的超过20万的乌克兰人满载而归，回到了克里米亚。

在华沙谈判期间，无论是赫梅利尼茨基还是波兰—立陶宛的贵族们，实际上都在磨刀霍霍。贵族们为了镇压乌克兰农民起义军和赫梅利尼茨基的军队，开始积极扩军备战。联邦以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为根据地，招募了一支由32000名贵族武装、8000名德意志佣兵、100门火炮以及无数后勤辎重组成的军队。赫梅利尼茨基则将手下的乌合之众整合成一支能够和联邦军队一较高下的军团。由于大量乌克兰农民和哥萨克人前来投奔，此时赫梅利尼茨基掌握的队伍已经接近十万人。其中，正规军也足有4万人之多。核心军队被赫梅利尼茨基分成16个哥萨克团，由那些在战斗中表现英勇的人做头领。这些人出身各异，有哥萨克人、乌克兰的小贵族、市民等等，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马克西姆·克里沃尼斯。此人被称作“歪鼻子”，是一个投靠来的起义军领袖，他在起义前的事迹基本难以考证，他的名字也基本可以认为是一个代号。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后，马克西姆也率领哥萨克和乌克兰农民揭竿而起，在与亚列马·维什涅维茨基的贵族军作战时一战成名。因此，赫梅利尼茨基任命他为骑兵头领。这支骑兵是赫梅利尼茨基从各部当中抽调组成的，显然是因为他对鞑靼人不信任了，所以决定组织起自己的骑兵队伍。

7月，赫梅利尼茨基决定停止谈判，因为波兰—立陶宛的军队此时已整装待发，哥萨克人也摩拳擦掌准备与贵族们大干一场。他动员完军队后，又请来鞑靼人的骑兵，然后大军开拔，挺进到了利沃夫北部的沃伦地区。此时，马克西姆·克里沃尼斯及其骑兵正在驱逐沃伦的波兰—立陶宛军队。赫梅利尼茨基决定在皮利亚夫齐根据地形安营扎寨。哥萨克人用带有火炮的战车围住自己的营地作为屏障，最后又把马克西姆的骑兵布置在外围作为机动部队。由于鞑靼人的军队还在路上，所以赫梅利尼茨基决定守株待兔，静待波兰—立陶宛的大军前来。

哥萨克人的军旗	哥萨克人的战车

9月中旬，联邦大军终于到达了沃伦。其统帅多米尼克·扎斯拉夫斯基并不急着和哥萨克人开战，而是带着军队在离哥萨克人营地不远的地方安营扎寨，与哥萨克人隔河相望。多米尼克是一个富裕、有权的大贵族，但论手段，与亚列马·维什涅维茨基相比，他就是个酒囊饭袋。再加上体型肥胖之故，他常被同僚们嘲讽。赫梅利尼茨基并不急于和这支庞大的联邦军队早早开战，但神奇的是，多米尼克居然也什么都没做。就这样，双方僵持了一周，除了发生过几次小规模试探性的战斗外，一直相安无事。

不过，与多米尼克·扎斯拉夫斯基的安逸不同，赫梅利尼茨基实际上一直在等待机会，准备一举消灭这支波兰—立陶宛联邦大军。随后，哥萨克步兵占据了沿岸河坝，并击退了联邦军队的几次小规模进攻；马克西姆·克里沃尼斯的骑兵则到联邦军队左翼等待决战开始。对此，多米尼克始终一无所觉。9月22日，鞑靼人终于迎着黄昏到达了这里。虽然鞑靼人的数量不多，但是鞑靼人的到来却给联邦军队造成了很大的不安。赫梅利尼茨基感觉时机已到，于是命令哥萨克大军立刻向联邦军队的营地发起猛烈攻势。与此同时，马克西姆的骑兵和鞑靼人一起开始对联邦军队进行迂回包抄。眼见大事不妙的多米尼克没有组织军队进行反击，而是焦急地想让军队有组织地撤离。但是他的意图被赫梅利尼茨基看穿了，于是哥萨克人立刻加强攻势，对殿后的联邦军队发起了猛攻，并完成了对联邦军队营地的包围。在哥萨克人的攻势下，联邦军队崩溃了。混乱的波兰—立陶宛士兵和德意志佣兵们，纷纷抛弃营地和武器夺路而逃。赫梅利尼茨基为了能够彻底消灭波兰—立陶宛的这支有生力量，早就下令不留俘虏，鞑靼人和哥萨克骑兵继续追杀逃跑的联邦士兵。多米尼克的大量火炮和辎重，就这样成了哥萨克人的战利品。

正所谓“一将无能累及全军”，皮利亚夫齐之战的惨败让整个波兰—立陶宛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此时，通往波兰本土的道路，已经毫无阻拦地向赫梅利尼茨基的军队敞开了，而联邦军队由于皮利亚夫齐之战的失利以及华沙大贵族的相互攻讦，此时根本无力抵抗赫梅利尼茨基的进攻。

不过，就下一步的计划，哥萨克人与鞑靼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鞑靼统帅图盖别伊坚持主张向波兰腹地进军。从军事角度看，图盖别伊的建议显然很合理，此时波兰—立陶宛的大片领土对哥萨克和鞑靼人来说已如探囊取物，如果放过这次机会，联邦贵族势必会统合起来，到时赫梅利尼茨基的军队必将成为新国王的首要对付目标。对鞑靼人来说，此时烽火四起的乌克兰遍布着武装的农民和哥萨克人，鞑靼人的劫掠已经让这些人对赫梅利尼茨基有了很大意见，相比之下，平和的波兰显然更具吸引力。而且，波兰富庶的城市和乡村未遭破坏，那里的贵族因为战争和王位继承问题而无暇分身，此时正是发起进攻的大好时机。

哥萨克团长们所考虑的自然与鞑靼人不同。他们并不打算扩大与波兰—立陶宛之间的战争，而是主张军队应停止进攻，待将鞑靼人打发回克里米亚后，就在斯卢奇河一带沿江驻守，一边巩固对已有土地的控制，一边严防联邦的报复性进攻。既然贵族们已经因为与自己的战争变得无力，那么只需稳固之前在战争中获得的土地，哥萨克人就有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

赫梅利尼茨基深知哥萨克团长们的短见。身处四战之地的乌克兰想要仅仅依靠哥萨克人的力量建立独立国家简直是天方夜谭，如今哥萨克人取得的军事胜利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鞑靼人，如果像哥萨克团长主张的那样送走鞑靼人，然后固守防线，那么哥萨克人很有可能在之后的战争中，受到联邦翼骑兵铁骑的践踏，任人宰割。另一方面，由于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位置的空缺，他打起了小算盘：面对自己气势逼人的军队，贵族们肯定不希望波兰腹地发生一场惨烈的大战，尤其是放鞑靼人进入天主教信仰区；那么，依靠军队和鞑靼人的威慑，自己就极有可能对即将进行的选王会议产生影响，使自己以及哥萨克们寄予厚望的杨·卡奇米尔继任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赫梅利尼茨基开始了军事行动。借着皮利亚夫齐之战的余威，哥萨克和鞑靼人的联军向南挺进，一路势如破竹，到达了联邦在乌克兰最后的重镇——利沃夫。驻守该城的主将奥斯特罗哥在赫梅利尼茨基的军队到达之前，见到了撤退到这里的亚列马·维什涅维茨基。然而亚列马在来势汹汹的哥萨克与鞑靼人大军面前也没什么底气，好汉不吃眼前亏，两人在赫梅利尼茨基大军到达前便逃之夭夭了。因此10月初，当赫梅利尼茨基到达利沃夫后，摆在他面前的这座名城实际上根本没有设防。当然，他也并不想让这座乌克兰西部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和文化名城，因为武力夺取而遭到难以磨灭的破坏，他开始向留守在这座城市中的乌克兰贵族施压：他带领哥萨克大军占领了利沃夫城外的高地，火炮居高临下对着城市，还派马克西姆·克里沃尼斯攻占了一个位于山头的高堡要塞。这样利沃夫城就处在哥萨克人的围困之下了。利沃夫城里的贵族被哥萨克大军吓得手足无措，最后迫于压力，开始与赫梅利尼茨基谈判。这些贵族和市民代表承诺，只要大军不进攻利沃夫，他们支付高额赎金。赫梅利尼茨基欣然接受，不过他拿到这笔赎金后，还得分一部分给鞑靼人，作为他们未能进入利沃夫掠夺的补偿。

至此，赫梅利尼茨基已如愿将几乎整个乌克兰地区都纳入到了自己的统治之下。10月下旬，在解除了利沃夫包围，把一部分鞑靼人打发回克里米亚后，他立刻挥师北上，目标直指波兰—立陶宛的首都华沙。然而，他的大军却在距离卢布林不远的扎莫希奇城停止了前进。哥萨克人爆发了严重的黑死病，就连马克西姆·克里沃尼斯也患病去世（一说是旧伤复发）。痛失爱将的赫梅利尼茨基向扎莫希奇城和华沙都派出了使节进行谈判。其中，前往华沙的使者肩负着一个重要任务：向波兰—立陶宛的贵族议会施压，迫使贵族同意哥萨克们认为对他们友善的杨·卡奇米尔成为新的联邦国王。不知该说前往华沙的使者不辱使命，还是说联邦贵族已被哥萨克起义折磨得焦头烂额，总之在联邦的选王会上，杨·卡奇米尔成了新一任联邦国王。他作为国王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平定哥萨克人的叛乱。11月，得知杨·卡奇米尔已被选为联邦国王后，赫梅利尼茨基立刻派出以伊万·吉利亚为首的使团，代哥萨克人前往华沙进行停战谈判。杨·卡奇米尔果然没有辜负哥萨克人对他的支持，他答应了哥萨克人的大部分要求，诸如：领土自治，自由进出黑海，扩编在册哥萨克，赦免所有起义军等。作为交换，赫梅利尼茨基必须立刻返回乌克兰。

这一协议其实是联邦和哥萨克双方都做出让步的结果。受乌克兰哥萨克起义的鼓动，波兰腹地也爆发了反对贵族的农民暴动。反观乌克兰，由于1648年战争的破坏，它正在经受严重的饥荒；雪上加霜的是，黑死病正在赫梅利尼茨基的军营和乌克兰大地上肆虐；更何况冬天正在逼近，在冬天进攻华沙实在太冒险了。既然波兰—立陶宛联邦已做出让步，那么也到了哥萨克人让步的时候了。赫梅利尼茨基放弃包围扎莫希奇城，将部队撤回到乌克兰。虽然很多人因为他与鞑靼人结盟而不满，但毕竟是他将行将崩溃的东正教乌克兰从波兰—立陶宛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的。

赫梅利尼茨基进入古城基辅

1649年1月，他带领哥萨克人到达基辅。在这里，他受到了无比隆重的欢迎。基辅牧首和恰好在基辅的东正教耶路撒冷牧首，带着基辅神职人员出城迎接。耶路撒冷牧首特意尊敬地称赫梅利尼茨基为“特级公爵”，并邀请他与自己共乘一辆雪橇入城。基辅城内的礼炮和教堂大钟纷纷响起，向这个曾经一无所有的哥萨克人献上祝福。基辅学院的学生也为他写下了冗长的颂赞词，将他称作“救世主”“摩西”以及“上帝赐予乌克兰之人”。然而，无论是此时欢度冬天的哥萨克还是已回家的乌克兰农民，谁都没有想到，战争才刚刚开始。

乌克兰往何处去？

此时，赫梅利尼茨基已经掌握了乌克兰的大片疆域，但他表现得极为低调。他虽然向国王表示自己会为东正教和人民而战，并说“波兰的公爵和贵族休想在乌克兰有立足之地”；但他默许了波兰—立陶宛贵族回到他们在起义前拥有的土地上。除了在册哥萨克外，其他哥萨克人与乌克兰农民都被打发回家。这些人自然不愿再屈服于联邦贵族，因此所谓的和平显得无比脆弱。赫梅利尼茨基此时对未来的真实想法，可以从他对莫斯科使节的态度中窥知一二。

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基辅的贵族们就为保卫东正教信仰派遣了使者面见莫斯科沙皇。然而，莫斯科对乌克兰事务没有兴趣，只模棱两可地表示，如果波兰异教徒的统治威胁到基辅东正教的存续，那么莫斯科君主作为“全罗斯的沙皇”将出兵从波兰人手中解救乌克兰人民。1648年起义爆发后，联邦致信莫斯科，要求其出兵协助镇压哥萨克人的叛乱，莫斯科方面认为这个要求合乎情理，就下令谢夫斯克的督军做好进军乌克兰的准备。可见莫斯科一开始对哥萨克起义并不支持。

1648年年底，赫梅利尼茨基通过耶路撒冷牧首与莫斯科方面进行进了一步沟通，并派哥萨克团长西路扬·穆热洛夫斯基前往克里姆林宫，觐见沙皇阿列克谢一世。然而，莫斯科的贵族们此时还是对他没有多大兴趣。不过，西路扬通过坚持，如愿以偿地见到了罗曼诺夫家族的沙皇阿列克谢一世。阿列克谢一世拒绝了西路扬关于援助乌克兰的陈情，并表示只有哥萨克人断绝了与波兰—立陶宛的联系，莫斯科军队才会接纳并保护他们。

莫斯科消极的态度使赫梅利尼茨基大为不满。在面见莫斯科使节的宴会中，他喝醉后，不仅当着使节的面大声称呼自己为“全罗斯的至尊”，甚至还出言不逊，说自己要摧毁莫斯科城、拆掉克里姆林宫，给那个坐在皇宫中的人难忘的教训。当然，醉话归醉话，赫梅利尼茨基很清楚争取莫斯科对自己是多么重要。为了将莫斯科拉入伙，他甚至多次提议威尼斯、乌克兰、莫斯科三国建立反奥斯曼帝国联盟。

莫斯科沙皇阿列克谢一世	莫斯科盐商暴动

莫斯科实际上也有苦衷，就在1648年，其国内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危机。新沙皇阿列克谢一世不善于处理朝政，同时又沉迷于猎鹰，所以将大小事务都一股脑地扔给了他的老师——大贵族鲍里斯·伊万诺维奇·莫罗佐夫。虽然莫洛佐夫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却极为贪婪，他大肆敛财，将自己的亲信和那些对自己溜须拍马的人都安置了官职，由于这种人太多，莫斯科公国出现了严重的冗官现象。最终，莫斯科的财政由于其胡作非为而出现了巨额亏空。为了弥补窟窿，莫罗佐夫下令对食盐征收高昂的赋税。于是乎，1648年，愤怒的盐商和莫斯科的市民忍无可忍，爆发了著名的盐商暴动。虽然最后阿列克谢一世亲自出面，平息了暴动，但莫罗佐夫及其党羽就此失势，阿列克谢一世不得不开始处理国事。

政治动荡，只是莫斯科不参与哥萨克起义的其中一个原因，哥萨克人与鞑靼人结盟则是另一个原因。莫斯科虽然不像波兰—立陶宛那样，对鞑靼人的宗主国奥斯曼帝国充满敌意，但对时常掠夺莫斯科公国的鞑靼人的态度却很谨慎。加上米哈依尔一世时期，莫斯科试图夺回斯摩棱斯克一战以惨败收场，莫斯科非常忌惮波兰—立陶宛的军事力量。

斯科公国的不作为，使赫梅利尼茨基不得不继续依靠克里米亚鞑靼人；但赫梅利尼茨基为了拉拢莫斯科而做的一系列举动，已经让鞑靼人产生了戒心。

1649年5月，深受哥萨克信任的波兰—立陶宛国王杨·卡奇米尔，宣布召集波兰—立陶宛的民团和所有的王室军队。这支大军被一分为三，主力部队由菲尔列伊、兰茨科龙斯基以及屡败屡战的亚列马·维什涅维茨基率领；国王杨·卡奇米尔率领由地方贵族组成的民团构成的后备力量；最后一支部队，则是由立陶宛人组成。这支大军的首要目标是沃伦，主力部队在加利奇亚和沃伦的交界处集结；立陶宛人组成的军团由立陶宛盖特曼拉季维尔率领，从白俄罗斯进入乌克兰北方，向基辅进军。

波兰—立陶宛国王秣马厉兵的同时，赫梅利尼茨基也在积极备战。虽然杨·卡奇米尔是他一手扶持上位的，但他心里很清楚，国王根本不可能给哥萨克人带来真正的和平，所以赫梅利尼茨基迅速动员起军队，克里米亚汗国可汗伊斯兰·格莱三世更是亲率大军前来为哥萨克人助阵。城镇中的市民、农民、小贵族乃至学生都纷纷响应赫梅利尼茨基的号召，准备为未来的战争献身。

1649年夏季，准备就绪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军开始向乌克兰发起攻势。赫梅利尼茨基决定再次利用联邦军队的分兵，各个击破。他的第一个目标是亚列马·维什涅维茨基率领的联邦军。此时，亚列马正带着他的军队孤军深入，准备穿过加利奇亚进入乌克兰的腹地。哥萨克与鞑靼人的军队迅速赶到了加利奇亚。没有预料到哥萨克人的行军速度竟如此之快的联邦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眼见大事不妙，亚列马慌忙带着残部退入兹巴拉日要塞。赫梅利尼茨基自然不会就这样放过他，哥萨克和鞑靼人紧跟其后，将兹巴拉日要塞团团包围。

波兰—立陶宛国王杨·卡奇米尔	向哥萨克人发出号召的赫梅利尼茨基

亚列马·维什涅维茨基及其部队被围困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王杨·卡奇米尔那里。杨·卡奇米尔立刻命令民团开拔，前往兹巴拉日要塞解救被困人员。亚列马率领的军队是这次军事行动的主力，一旦他们被围歼，那么这次行动必将和皮利亚夫齐之战一样以惨败收场。

不过，赫梅利尼茨基此时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由于自己带走了哥萨克人的主力，乌克兰极为空虚，从白俄罗斯南下的立陶宛军团利用了这点，一路势如破竹，已经逼近了基辅。为了保证基辅不落入立陶宛军团的手中，赫梅利尼茨基也分了兵，他派干将米哈依尔·克里切夫斯基团长去迎战立陶宛军团。但他低估了立陶宛军团的实力，这支哥萨克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让立陶宛军团无力继续南进，米哈依尔在洛耶夫的激战中战死沙场。与此同时，杨·卡奇米尔也率民团抵达兹博罗夫，并在此安营扎寨。他此时可能没想到的是，自己已成了赫梅利尼茨基的下一个目标。

由于兹巴拉日要塞数次强攻不下，赫梅利尼茨基决定围点打援：留部分军队继续进攻兹巴拉日要塞，主力袭取国王杨·卡奇米尔率领的民团。

8月15日，当杨·卡奇米尔率领军队横渡斯特利帕河时，哥萨克和鞑靼人突然发动了猛攻。杨·卡奇米尔带着一大批德意志佣兵和炮兵仓皇渡过斯特利帕河，并迅速建立起营地，险险逃过一劫；但还留在河对岸的民团军则没那么好运，他们没有任何掩护，迅速遭到哥萨克和鞑靼人的围歼。逃过一死的杨·卡奇米尔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哥萨克和鞑靼人已经将他的营地团团包围，鞑靼人甚至一度冲入营地，所幸被德意志佣兵们击溃。哥萨克人的火炮对着营地不断开炮，佣兵们毫无办法，杨·卡奇米尔只得尝试和鞑靼人谈判。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克里米亚可汗伊斯兰·格莱三世竟然同意与波兰—立陶宛结盟！作为报酬，联邦需要向鞑靼人支付一大笔金钱，并且允许鞑靼人自由在乌克兰掠夺。

鞑靼国王的突然背叛，令杨·卡奇米尔、赫梅利尼茨基甚至是鞑靼将领都错愕不已。由于鞑靼人的背叛，腹背受敌的赫梅利尼茨基只能放弃。面对波兰—立陶宛那些翼骑兵的铁蹄，缺少骑兵的哥萨克人根本难以为敌。

鞑靼人为什么要背叛哥萨克人？那是因为乌克兰自始至终都与莫斯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莫斯科与鞑靼人的关系却非常糟糕；正因为此，鞑靼人并不希望哥萨克人取代波兰—立陶宛成为这一地区的霸主。他们想要的是，双方保持一种均势，这样鞑靼人就能游弋于两者之间，收获自己的利益。

功亏一篑的斯特利帕河之战

如此局势下，赫梅利尼茨基只得与波兰—立陶宛谈判，以便在发生异变前尽早结束这场战争。联邦国王杨·卡奇米尔同样对这场战争心有余悸，见鞑靼人离开后也同意展开谈判。斯特利帕河之战开始仅三天后，8月18日，双方就签订了堪称重磅炸弹的《兹博罗夫协定》。这个协定，很快就引起了波兰—立陶宛贵族和乌克兰农民的愤怒。在此协定中，在册哥萨克的权益得到了保证，规模依旧维持在4万人；并且，大半个乌克兰都被划给哥萨克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掌管，这就是波兰—立陶宛贵族不满的关键。而乌克兰的农民们呢？协定虽然特赦了他们，但他们的命运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变，仍将作为农奴继续接受波兰—立陶宛贵族的责打！赫梅利尼茨基之前因为无视农民权益已经备受指责，此次签订的《兹博罗夫协定》对乌克兰农民权益的出卖，让大量农民对赫梅利尼茨基感到心灰意冷。赫梅利尼茨基本人甚至还亲自指挥了对乌克兰农民暴动的镇压，这让乌克兰农民对战争的前途感到无比沮丧。就在赫梅利尼茨基诸事不顺的时候，一个国家却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那就是克里米亚汗国的宗主国——奥斯曼帝国。

作为克里米亚汗国的宗主国，奥斯曼帝国对哥萨克起义有所关注也在情理之中。在《兹博罗夫协定》签订近一年后，奥斯曼帝国的使节突然来到乌克兰面见了身为盖特曼的赫梅利尼茨基。奥斯曼使节向赫梅利尼茨基表示，刚刚即位的帝国苏丹穆罕默德四世非常乐意支援哥萨克人反对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斗争，并希望赫梅利尼茨基能够派遣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谒见苏丹。

与此同时，哥萨克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莫斯科依旧不信任哥萨克人，并且这种不信任因为季莫什卡·阿坤季诺夫的出现到达了顶峰。1650年，季莫什卡·阿坤季诺夫出现在乌克兰，他自称是莫斯科“大动乱”时期的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的太子，在乌克兰煽动一些哥萨克人和乌克兰农民帮助他夺皇位。他的这一企图极为可笑，“大动乱”已经结束多年，罗曼诺夫家族早已坐稳沙皇宝座，这种拙劣的把戏很难起到什么效果。莫斯科沙皇要求赫梅利尼茨基将这个僭王引渡给莫斯科，赫梅利尼茨基却以尊重哥萨克的自由意志为由拒绝了。所幸，得到风声的季莫什卡·阿坤季诺夫不敢在乌克兰久留，逃到了匈牙利，这才避免了哥萨克和莫斯科之间的一场外交风波。

奥斯曼使者离开后，赫梅利尼茨基没有立刻向对方派遣使团，因为他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做：处理与奥斯曼帝国的另一个藩属国——摩尔达维亚公国之间的关系。

摩尔达维亚公国的大公瓦西里·鲁普尔虽然也是东正教徒，但他在波兰—立陶宛和哥萨克人之间却没有什么坚定立场。哥萨克起义伊始，他曾向赫梅利尼茨基保证，作为东正教的同胞，摩尔达维亚是哥萨克人坚定的盟友。然而种种迹象表明，瓦西里·鲁普尔不仅不打算出手帮助哥萨克人，甚至与波兰—立陶宛联邦相勾结。

就在赫梅利尼茨基想着如何收拾摩尔达维亚的时候，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闲不住了。虽然这些鞑靼人在斯特利帕河之战中背弃了哥萨克人，但他们明白赫梅利尼茨基此时根本不可能放弃两者之间的同盟，因此他们要求赫梅利尼茨基带领哥萨克人协助他们掠夺莫斯科。赫梅利尼茨基自然不敢冒着惹怒莫斯科沙皇的风险，跟着鞑靼人去惹事；作为交换，他拿朝秦暮楚的摩尔达维亚公国做了祭品。鞑靼人明白赫梅利尼茨基这一提议背后的含义，虽然他们并不满意这个结果，然而还是很乐意换换胃口，去摩尔达维亚公国劫掠一把。

1650年9月，赫梅利尼茨基亲自率领7万大军跨过国界，把摩尔达维亚大公瓦西里·鲁普尔打了个措手不及。他实在没想到赫梅利尼茨基竟然会对自己出手，更没想到鞑靼人会和哥萨克人一起行动。哥萨克团长达尼尔·涅柴率领本部一马当先，率先攻破摩尔达维亚公国首都雅西，鞑靼人则在后面兴奋地劫掠。虽然哥萨克人已控制了摩尔达维亚公国，但赫梅利尼茨基却无法将其纳入统治之下，因此他强迫大公瓦西里·鲁普尔将女儿罗赞达嫁给自己的长子季莫什·赫梅利尼茨基，作为双方缔结同盟的保证。这门亲事在他眼中还有一个好处：瓦西里·鲁普尔不仅仅是儿子的岳父，还是立陶宛盖特曼拉季维尔的岳父，通过这门亲事或许可以对立陶宛造成一定影响，从而在军事上瓦解波兰—立陶宛联邦。

乌克兰盖特曼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

赫梅利尼茨基瓦解波兰—立陶宛的想法当然不可能实现。此时的联邦政体已比第一次合邦要坚固得多。不过，乌克兰与摩尔达维亚公国倒是建立起了短暂的同盟关系，哥萨克不止一次被迫卷入了摩尔达维亚公国的内政冲突，就连赫梅利尼茨基的长子季莫什·赫梅利尼茨基也于1653年在保卫摩尔达维亚公国的苏恰瓦城战斗中阵亡。乌克兰与摩尔达维亚公国的同盟关系也在那时告一段落。

就在赫梅利尼茨基努力为乌克兰营造有利的外交环境时，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主战派势力也在飞速发展。1650年夏，在科尔孙之战中被俘的米科拉·波托茨基被家人从克里米亚鞑靼人手里赎回。同年8月，主张和平解决哥萨克问题的联邦总理大臣尤里·奥索林斯基病逝，这下子，联邦算是没有能够压制主战派的贵族了。米科拉以赫梅利尼茨基入侵摩尔达维亚公国为由，指责赫梅利尼茨基游走在奥斯曼帝国、莫斯科这些对波兰—立陶宛联邦不怀好意的国家之间，有意建立一个反对联邦的军事同盟。在他的主张下，部分联邦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集合，但是赫梅利尼茨基利用自己与摩尔达维亚公国之间的同盟关系，迫使其撤军。

虽然米科拉·波托茨基悻悻而归，但联邦贵族再次将赫梅利尼茨基视为联邦危险的敌人。1650年年底，联邦议会就乌克兰问题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贵族们肯定了主战派关于哥萨克人威胁的担忧，并且为了应对这一威胁，议会批准将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王室军队扩充到如今的两倍，并拨调扩军所需款项，同时还授权国王杨·卡奇米尔可以在必要时组织民团和征调贵族武装。

波兰—立陶宛联邦在秣马厉兵，赫梅利尼茨基却陷入了困窘中，连续作战的消耗，已经对乌克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在外交方面，虽然他将摩尔达维亚公国变成了盟友，但摩尔达维亚公国那点兵力根本不足以威慑联邦，犹豫中的莫斯科和难以信任的奥斯曼帝国显然远水不解近渴。因此，他只能再次请回不靠谱的鞑靼人与自己并肩而战。

摩尔达维亚的壁画

1651年年初，在国王杨·卡奇米尔的命令下，波兰军队在盖特曼科里诺夫斯基的带领下，于2月率先袭击了位于乌克兰西部边境的克拉斯奈。在与波兰人的激战中，曾经攻破摩尔达维亚公国首都雅西的哥萨克团长达尼尔·涅柴战死。拿下克拉斯奈后，波兰军队乘胜进攻西部港口重镇文尼察城，但是由于驻守当地的哥萨克团长伊万·包洪的顽强阻击，波兰军队无功而返。

波兰军队的突然袭击，宣布联邦与哥萨克之间的和平已经结束。6月，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后，联邦与哥萨克之间最大规模的战争在特里河对岸的小镇别列斯杰奇科拉开了帷幕。双方军队都在15万人左右，差距不大，不过哥萨克人除了13个哥萨克团和乌克兰民兵外，还有3—4万名由克里米亚可汗伊斯兰·格莱三世率领的鞑靼骑兵。由于在斯特利帕河之战中，伊斯兰·格莱三世曾背弃哥萨克人，因此对哥萨克人来说，鞑靼骑兵极不可靠。而对伊斯兰·格莱三世来说，赫梅利尼茨基与莫斯科的往来，以及对自己宗主国奥斯曼帝国的怠慢，都让他颇为不满。因此鞑靼人到达别列斯杰奇科后，甚至与哥萨克人分开扎营。显然，鞑靼人与哥萨克人的联盟出现了深深的裂痕。

波兰—立陶宛联邦则准备充足，杨·卡奇米尔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不再分兵作战，他和立陶宛大公以及数不清的联邦贵族让联邦军队看起来比任何一次都要强大。作为哥萨克步兵的替代，联邦召集了2万名德意志佣兵，这些来自中欧的战士在斯特利帕河之战中证明了自己在东欧也算合格的步兵。此外，联邦军还准备了大量的新式火炮。根据莫斯科与鞑靼人的作战经验，火炮与战车无疑是对付鞑靼骑兵最好的办法。因此，波兰—立陶宛人也决定采用这种办法。

从6月27日起，鞑靼人开始掠夺周围的村庄，并且不断骚扰联邦军营，试着迫使他们出战。不过联邦军队一直沉住气坚持到了29日。此时，鞑靼人已在伊斯兰·格莱三世的率领下占据了联邦军营地前面的山坡。无论哥萨克还是鞑靼人都急于能够尽快和联邦军队进行一场决战，因为第二天就是伊斯兰教的禁月。从禁月这一天开始，在接下来的整整三个月里，信仰伊斯兰教的鞑靼人都不能进行任何军事行动。因此，哥萨克和鞑靼人开始猛攻联邦军，一度击溃联邦军的左翼，歼灭了7000多名联邦士兵，缴获了大量旗帜，其中包括米科拉·波托茨基的帅旗，但联邦军还是守住了营地。当晚，杨·卡奇米尔彻夜祈祷。决战的时机已到，虽然昨天联邦军队遭遇了损失，但伤亡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30日，因为禁月的原因，鞑靼人不能再参战，这使联邦军队多了一项优势。杨·卡奇米尔将王室军队和德意志佣兵置于中心，亲自坐镇于此，两翼则各有一个大贵族率领的民团和贵族武装。为了防止出现逃兵，大军渡河后，杨·卡奇米尔就立刻下令拆毁所有桥梁。亚列马·维什涅维茨基在此向国王请缨作为先锋出击，他急于一洗上次被哥萨克人撵到兹巴拉日要塞的耻辱。得到允许后，亚列马带着一支由6个在册哥萨克团组成的军队向哥萨克人发动了猛攻。在火炮的轰击下，他率领的在册哥萨克成功摧毁了哥萨克人的前沿阵地，并到达了哥萨克人的战车前，赫梅利尼茨基急令军队后撤躲避其锋芒。不过，亚列马的在册哥萨克兵团同样损失惨重。哥萨克人反击后，他和后续赶到的德意志佣兵不得不撤出哥萨克人的营地。

鞑靼人也遇到了大麻烦。虽然由于禁月的原因，他们不能参与此时的战斗，但波兰—立陶宛联邦军显然不打算放过他们，不断向其营地发射猛烈的炮火。这多亏鞑靼人和哥萨克分开扎营，才使鞑靼人的军营毫无掩护地暴露在了联邦军队的炮火之下。在炮火的洗礼中，整个营地一片慌乱，一些鞑靼人当场丧命，更多人则落荒而逃。这时，赫梅利尼茨基也慌成一团，因为鞑靼人的不作为，哥萨克的侧翼不断遭到联邦军队贵族武装的攻击。遭受严重炮击的鞑靼人渐渐出现了想要撤退的苗头。一旦他们离开战场，哥萨克人的战线就有崩溃的危险。为了能够让伊斯兰·格莱三世留在战场上，赫梅利尼茨基独自一人前往鞑靼人的军营。然而这个决定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此时的鞑靼人一心只想离开战场，找个安静的地方过完伊斯兰禁月。在赫梅利尼茨基的反复劝说中，伊斯兰·格莱三世可汗对他的不满一下子全部爆发了出来。他下令扣留了赫梅利尼茨基，并不顾哥萨克人还在和联邦军队正在鏖战，就直接离开了战场。果如赫梅利尼茨基所料，鞑靼人的撤离使哥萨克人陷入了被动。不过所幸的是，哥萨克人并没有因为赫梅利尼茨基的离去而陷入混乱；相反，他们还尝试在黑夜对联邦军的军营发动夜袭，不过最后无功而返。

波兰—立陶宛联邦军队猛攻哥萨克营地

经过一整天的惨烈战事，无论是联邦军还是哥萨克人都已精疲力竭，因此7月1日一整天，双方除了有限的侦察以及清理战场外，都没有什么大行动。此时，波兰—立陶宛方面感到胜券在握，不过担心出现更大的伤亡，并没有急于出击。7月3日，联邦军成功占领了之前鞑靼人营地所在的山头，哥萨克人虽然带着战车试图夺回山头，但由于联邦军居高临下无功而返。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哥萨克人的营地承受了联邦火炮的洗礼。

到了6日，哥萨克人似乎再也无法支撑下去，因此派了使者前往联邦军大营面见杨·卡奇米尔。杨·卡奇米尔大喜过望，下令停止炮击，并准备与哥萨克人互遣人质。他要求哥萨克人立刻放下武器，这样联邦可以再次特赦他们。然而，哥萨克人并不是真的打算投降，团长们趁着联邦军停止火炮射击的间隙，聚在一起开始选举新的盖特曼。8日，察觉到了情况不对的杨·卡奇米尔下令对哥萨克人进行炮击，此时哥萨克人已选举出了新的盖特曼——伊万·包洪。伊万·包洪出身于哥萨克贵族，曾长期为波兰—立陶宛联邦服役，并在与莫斯科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战斗的前线奋战过。1648年，富有侠义心肠的伊万·包洪毅然加入了哥萨克起义，并依靠出色的战斗经验，很快成为一位哥萨克团长。

阻击联邦军的哥萨克殿后部队

伊万·包洪宣布拒绝联邦提出的谈判条件，并立刻组织哥萨克人与联邦军展开炮战。为了能够彻底击溃哥萨克人，在哥萨克拒绝谈判条件的第二天，波兰盖特曼科里诺夫斯基就越过哥萨克人侧翼的河流，准备给对方来个合围。此时，哥萨克人的营地半数已被压制到沼泽地带，如果侧翼也遭到围攻，那么身后的沼泽将使他们无路可退。不过沼泽同样限制了波兰军队，因此科里诺夫斯基迟迟未能完成对哥萨克人的包围。趁着这个机会，2000名哥萨克立刻开始了为大军搭建桥梁的任务。不过由于撤军太过匆忙，加之只有一座桥梁可供庞大的军队使用，哥萨克人乱作一团，大量后勤物资、武器、财物被抛弃，许多哥萨克人落水淹死。惨烈的景象使一些哥萨克团长甚至决定放弃过河，攻击联邦军营地试图突围。联邦军队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痛打落水狗的机会。为了阻止联邦军继续追击，伊万·包洪还准备了一支300人的殿后部队。这支小小的殿后军拼死战斗，直到全军战死沙场。他们的牺牲换来了哥萨克大部队顺利脱离战场，为之后的战争保住了重要的有生力量。

长达13天的别列斯杰奇科之战，几乎是哥萨克起义以来遭遇的最惨烈的失败。虽然在伊万·包洪的指挥下，哥萨克人避免了全军覆没，但损失仍难以估计。波兰方面记载，在这场战斗中，哥萨克人损失了3万多人，然而从乌克兰近年的考古报告来看，这个数字显然过于夸大，苏联历史学家估计的1万人可能更贴近现实。

伊万·包洪

然而，对哥萨克人的打击并未就此结束，比别列斯杰奇科之战更严重的灾难发生了：就在哥萨克人鏖战之际，立陶宛盖特曼拉季维尔带着立陶宛军团再次从白俄罗斯南下，一路攻城略地，先是攻破重镇切尔尼戈夫城，接着攻破了乌克兰的心脏——基辅！立陶宛人野蛮地抢掠了十余天后，才大摇大摆地沿着乌克兰北部往西离开了，赶去和联邦军队的主力会合。

别列斯杰奇科之战后，杨·卡奇米尔决定返回华沙，他将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米科拉·波托茨基。与此同时，花了重金才从鞑靼人那里赎回来的赫梅利尼茨基看到了军队的惨状。为了能有效牵制波兰—立陶宛，他先是派基辅团长安东·日安诺维奇以及族人帕夫罗·雅年可-赫梅利尼茨基，带领使节团前往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接着，整编从别列斯杰奇科之战撤回的军队；然后，号召反对波兰—立陶宛的起义农民入军，并很快召集到大约5万人的军队，足够与联邦军队一战。

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使团，意外得到了哥萨克人的老仇家奥斯曼帝国的高规格接待。与莫斯科不同，奥斯曼帝国对哥萨克起义充满了兴趣，使团很快就见到了此时还年幼的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四世。之后，哥萨克代表团与奥斯曼大维奇尔——穆罕默德·科普吕律进行谈判。科普吕律家族是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名门，而穆罕默德则是以铁腕反腐、整顿吏治著称的政治强人。谈判中，奥斯曼人向哥萨克使团提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提议：只要哥萨克人愿为奥斯曼帝国苏丹效力，哥萨克军队接受奥斯曼帝国的监护和保卫，那么哥萨克人在乌克兰危在旦夕的事业将得到摩尔达维亚公国以及奥斯曼帝国军队的鼎力相助。同时，奥斯曼人还提议哥萨克人在君士坦丁堡设立常驻代表，方便双方沟通。

与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使团相比，赫梅利尼茨基面临的困境就要严峻多了。虽然杨·卡奇米尔带走了相当一部分联邦军队，但留下来的联邦军仍有7万人，而且与鱼龙混杂的哥萨克人不同，这支军队士气高涨、装备精良。两军在白采尔科维一带对峙，那里对赫梅利尼茨基来说可谓一个五味杂陈的地方。他曾经横扫波兰—立陶宛的王室军队，然后豪气冲天地来到这里；如今他再次陈兵于此，虽然兵力远比那时要多得多，但是却是一副颓唐之像。好在乌克兰的天气此时成了哥萨克人的盟友，秋季的乌克兰平原阴雨连绵，这使联邦军队的后勤供给出现了困难。加之长时间的行军，联邦军内部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就连在乌克兰长期征战的亚列马·维什涅维茨基都不幸中招。仿佛是上帝开了一个玩笑，3年前，曾在战场上和他水火不容的哥萨克名将“歪鼻子”马克西姆·克里沃尼斯，也是在秋天的阴雨中病逝的。这两个从战争伊始就兵戎相向的对手，就这样在同样的天气中，因为同样的原因在事业达到巅峰时离开了人世。

领军的赫梅利尼茨基

承受不住后勤压力以及瘟疫横行导致的严重减员，波兰—立陶宛贵族再次提出议和。赫梅利尼茨基也急需时间重建因别列斯杰奇科之战处于崩坏状态的军队，于是在10月28日，哥萨克和联邦军达成了《白采尔科维协议》。这个协议比之前的任何协议都更苛刻：在册哥萨克的数量被急剧削到了2万人，哥萨克盖特曼的行政区也被压缩到了已被立陶宛人严重破坏的基辅地区。基辅虽然是乌克兰的中心，却不是哥萨克人的中心。除了基辅外，其他地方再次成为联邦的行政区，贵族们又一次将哥萨克人和乌克兰农民变成了自己的农奴。同时，这个协议还禁止赫梅利尼茨基进行任何外交活动，他不得继续与鞑靼人为盟，亦不准与莫斯科或者奥斯曼帝国进行接触。如此苛刻的协议，自然只是赫梅利尼茨基的缓兵之计。

无数乌克兰农民在听闻了协议的相关内容后，大规模逃亡到了莫斯科南部。当联邦军队进驻到切尔尼戈夫、布拉茨拉夫以及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后，立刻遭到了当地农民和哥萨克人的强烈反对。令赫梅利尼茨基窃喜的是，这样一条对波兰—立陶宛贵族极为有利的协议，竟然在华沙议会上遭到否决！显然，华沙的贵族们一心想要彻底剿灭哥萨克人，不留给对方任何立锥之地，然而他们的固执却让联邦军队再次被拽入到乌克兰这个无底洞去。

“大洪水”时代

乌克兰的战事，以及哥萨克人和奥斯曼帝国的外交活动，终于引起了莫斯科的关注。虽然哥萨克人最后否决了投靠奥斯曼帝国这一提案，但是如果他们的战事进一步恶化，谁也无法保证他们不会投靠奥斯曼。这也是奥斯曼人对乌克兰局势这么有耐心的原因所在。

17世纪的莫斯科城

1652年3月，赫梅利尼茨基再次派使节前往莫斯科。此时，乌克兰战云密布，哥萨克与波兰—立陶宛联邦之间的战争已迫在眉睫。鉴于上一次鞑靼人恶劣背叛造成的惨烈结果，使团向沙皇阿列克谢一世表示，希望莫斯科能够接纳扎波罗热军 及其控制下的土地。莫斯科的确需要哥萨克人的效忠，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奥斯曼帝国的势力在东欧坐大；另一方面，哥萨克人与波兰—立陶宛坚持不懈的战争，已经证明了他们所具备的战争能力。因此，如果能够收编他们，莫斯科必将得到一支非常可靠的，能驻守边疆的军队。但令莫斯科高层踌躇的是，他们对乌克兰知之甚少。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莫斯科在欧洲的一系列战争大多发生在西北地区，因此对乌克兰地区缺少情报基础，甚至关于哥萨克人的社会构造、行政事务等都是通过双方使者才了解到的。况且莫斯科在乌克兰缺乏统治基础，加上波兰—立陶宛、克里米亚这些强敌环伺，很难说最后不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出于谨慎，莫斯科向赫梅利尼茨基提议，带着所有哥萨克人脱离乌克兰。莫斯科表示可以接收扎波罗热军，并在顿河和梅德韦季查河地区为哥萨克人划出用于安身的土地。赫梅利尼茨基的使者探查后，失望地发现这是一片无人区，因此果断拒绝了莫斯科的提议。与此同时，哥萨克人和联邦的战争迫在眉睫。由于切尔尼戈夫和布拉茨拉夫两个地区的农民暴动日渐激烈，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大规模起义事件，联邦军队决定撤出第聂伯河左岸地区。这等于拱手将这里送给了哥萨克人。赫梅利尼茨基立刻抓住机会，在1652年4月进行了军事动员，随后安排主力赶到奇吉林，而另一部分哥萨克兵团则被他部署到了左岸，以防立陶宛人从后方突然袭击。此时的形势对哥萨克人极为有利：之前赫梅利尼茨基再次出兵摩尔达维亚公国，已确保摩尔达维亚会站在自己这边；波兰—立陶宛方面，贵族大多忙于恢复自己在乌克兰的庄园，对赫梅利尼茨基保持着一种莫名的乐观态度，认为他不过是被拔掉了爪牙的老狼。

实际上，向联邦雪耻的渴望，让赫梅利尼茨基的战争主张在奇吉林举行的秘密军事会议上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哥萨克团长的支持。不过由于赫梅利尼茨基与莫斯科之间的谈判没什么实质性进展，他不得不再次“不计前嫌”，请来克里米亚鞑靼人为自己助阵。

波兰—立陶宛对哥萨克人的战争准备并不是毫无察觉，尤其是赫梅利尼茨基带领哥萨克和鞑靼人入侵摩尔达维亚公国后，很多联邦贵族就意识到战争还将继续。

当联邦一支由骑兵和德意志佣兵组成的军队率先开拔到布格河旁的巴托格小镇时，这里立刻成了赫梅利尼茨基的目标。5月22日，哥萨克和鞑靼人到达巴托格小镇，鞑靼人率先向联邦军队发难。一支鞑靼人的小部队绕到联邦军营地的西北方向后，立刻与联邦骑兵爆发了激战。虽然一开始联邦骑兵成功将鞑靼人驱走，但等鞑靼骑兵的大部队赶到后，疲劳的联邦骑兵被鞑靼人赶回了营地。

鞑靼骑兵与波兰—立陶宛骑兵战成了一团	巴托格之战

与此同时，哥萨克人也接近了联邦军营地。5月22日，双方之间的决战正式爆发。此时，联邦军营地遭到哥萨克和鞑靼人两面夹击。哥萨克人迅速突破了波兰步兵的阵线，大量联邦骑兵向营地收缩，并且出现了溃逃迹象。为此，愤怒的联邦军指挥官甚至下令德意志佣兵向那些逃兵开枪。哥萨克人绝不愿意错过这个复仇的好机会，他们杀死了所能抓到的每一个波兰—立陶宛人，不论这个人是贵族还是普通士兵。联邦军为了阻挡这些发疯的哥萨克人，不得不点燃干草堆。然而，无论联邦骑兵和佣兵如何挣扎，在伊万·包洪突破了联邦军的防御后，一切都变成了徒劳。此时，巴托格变成了哥萨克人对联邦军施行杀戮的屠宰场。在血腥的屠杀中，8000多名联邦军以及大量贵族被杀，包括统帅卡里诺夫斯基和国王杨·卡奇米尔的一个王子。逃出生天的只有不到1500名联邦骑兵，巴托格之战以哥萨克的完胜而告终。

巴托格之战对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都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杨·卡奇米尔为了报复这场失败，放猎犬咬死了哥萨克战俘，而哥萨克人也杀了大量联邦军战俘以示报复。总之，波兰—立陶宛联邦依然敌视哥萨克人，即使赫梅利尼茨基已经收复了大量失去的土地，但是新上任的波兰盖特曼斯坦尼斯拉夫·波托茨基在给他的信中，仍然口吻强硬地以战争相要挟。同时，还在乌克兰的联邦军队和贵族武装仍然不断发动袭击。谁都明白，巴托格之战后，必将迎来更大规模的战争，并且双方都相信，这场战争的胜利者绝对会是己方。

不过，赫梅利尼茨基并没有盲目乐观，鞑靼人先前的几次背叛实在让他刻骨铭心。于是在1652年12月大战即将爆发之际，他又一次派出使团前往莫斯科，希望能得到沙皇军队的支持。他此时极为冷静，在长年的战争中，乌克兰已变得疲惫不堪，能不能得到莫斯科的帮助，成了哥萨克人存亡的关键。1653年4月，赫梅利尼茨基接着派使节前往莫斯科。这次他的态度极为强硬，乌克兰的局势已经不允许莫斯科的贵族继续犹豫了，使团直白地向沙皇表示，如果莫斯科继续拒绝接纳扎波罗热军，那么哥萨克人将不得不考虑鞑靼人的建议，派出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投靠奥斯曼帝国。6月，沙皇阿列克谢一世召开了缙绅大会 。虽然此时莫斯科已有意接纳扎波罗热军成为莫斯科公国的一部分，然而这次缙绅大会的走向却很奇怪。很多莫斯科贵族对即将到来的战事漠不关心，乌克兰的问题就这样被忽视了。

迟迟未能获得答复的赫梅利尼茨基，又一次找鞑靼人帮忙共同对付波兰—立陶宛联邦。1653年8月，联邦国王杨·卡奇米尔率领2万大军再度兵临乌克兰。赫梅利尼茨基虽然再次召集乌克兰的军队，但是多年的战争使乌克兰农民的响应远不如前。9月末，在鞑靼人的帮助下，哥萨克人成功将联邦军队围困在卡缅涅茨城以南、德涅斯特河旁的日瓦涅茨。然而这次无论是联邦军还是哥萨克人，都没有了之前决一死战的激情，双方疲惫地对峙着。只有偶尔发生的小规模战斗让人想起此时这里还是残酷的战场。随着深秋的到来，阴雨天气又一次使联邦军出现了严重的疟疾和后勤不足现象，杨·卡奇米尔故技重施，重金买通了鞑靼人让他们撤离战场。鞑靼人显然也厌倦了无止境的对峙，他们再次扔下哥萨克人返回了克里米亚。无论是联邦军还是哥萨克人，此时都已无心恋战，双方跟在鞑靼人后面纷纷撤出了战场，哥萨克与波兰—立陶宛联邦之间最后的大战，就在这样的阴雨中草草落下帷幕。

12月，与生擒联邦国王再次失之交臂的赫梅利尼茨基，此时忽然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莫斯科公国终于同意接收扎波罗热军！他赶忙前往奇吉林。此时，莫斯科使节为了见到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已经在奇吉林等了足足两个月。莫斯科使节向赫梅利尼茨基以及全体哥萨克人，传达了莫斯科缙绅大会在10月做出的决定：莫斯科正式接受扎波罗热军与扎波罗热军占据的土地。赫梅利尼茨基为了这个答复等了太久，如今，在波兰—立陶宛联邦和自己极为虚弱的时刻，莫斯科终于低吼着加入了战局。

此次到来的莫斯科使节是罗吉翁·斯特列什涅夫和马尔杰米扬·布列季欣两人。他们告诉赫梅利尼茨基：沙皇的军队已准备与波兰—立陶宛联邦一战；莫斯科在华沙的使节团已离开波兰—立陶宛联邦，等他们到达莫斯科后，沙皇将宣布对扎波罗热军以及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的谕旨。

至于为何有莫斯科使臣在华沙，那是因为，在赫梅利尼茨基与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同时，莫斯科同样在跟波兰—立陶宛谈判。莫斯科使节与好战且盲目乐观的联邦贵族进行了数周和谈，但最后在贵族们“不服就灭了你”的“愉快提醒”中宣告谈判破裂。波兰—立陶宛的态度使莫斯科方面在10月召开的缙绅大会中认真探讨了乌克兰问题。根据使者传回的消息，联邦和克里米亚有相互勾结的行为。为了能够转移鞑靼人对乌克兰的兴趣，联邦多次向其提议去洗劫莫斯科公国。联邦这一行为，实际上已经单方面破坏了双方之间的和约，因此莫斯科无须继续顾虑双方关系恶化问题。罗吉翁·斯特列什涅夫和马尔杰米扬·布列季欣两人，实际上并非唯一的使节，在他们的身后，由大臣瓦西里·布图尔林率领的庞大莫斯科使节团正缓慢越过两国边境。大喜过望的赫梅利尼茨基一边与瓦西里通信，一边安排人手准备隆重接待这支使团。至于会谈地点，他和哥萨克团长经过商议后决定定在佩列亚斯拉夫城。

沙皇出行

1654年1月10日，离开边境城市普吉夫利城的莫斯科使团，坐着雪橇到达了佩列亚斯拉夫城。赫梅利尼茨基与瓦西里·布图尔林会谈后，双方正式确定在1月18日举行扎波罗热军对沙皇的效忠仪式。当天早上，赫梅利尼茨基召开了哥萨克团长的秘密会议。向莫斯科沙皇效忠一事，不仅关系到乌克兰未来的政治立场，同样关乎每个哥萨克人的利益，因此他慎之又慎，极力想避免因为向莫斯科效忠而导致的军队分裂情况。这场会议的结果是，哥萨克们决定按照原计划向莫斯科沙皇效忠。这场会议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极有可能是参加了会议的哥萨克团长们都不愿意留下文字记录。从后来乌克兰的历史来看，这场会议很可能出现了分裂意见，最后同意向莫斯科沙皇效忠，应该是慑于赫梅利尼茨基的威望。不管如何，哥萨克人在结束了会议后跟着赫梅利尼茨基来到佩列亚斯拉夫城的广场，举行了哥萨克拉达（群众大会）。

在冬日凛冽的寒风中，包括12名哥萨克团长在内的大部分高级将领和官员、士兵代表、市民来到佩列亚斯拉夫城广场，等待沙皇使节。作为哥萨克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在使节到来前先对在场的人做了演讲。他表示，经历了如此之多的浴血奋战，此时虚弱的乌克兰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可供乌克兰和哥萨克人选择的君主有奥斯曼帝国苏丹、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克里米亚汗国可汗以及莫斯科公国沙皇。这四位君主中的前三位都对乌克兰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害，唯有莫斯科公国沙皇不仅与乌克兰有共同的信仰，而且为我们每个人提供庇护和安身之所。同时他还向所有人表示，他绝不会强求人们必须与他做出一样的选择，任何人有不同意见都可以离开，自己决不为难。除了没有出席的另外几个哥萨克团长、基辅牧首在内的东正教神职人员以及扎波罗热代表，所有人都以欢呼声表达了对赫梅利尼茨基的支持。

目睹了哥萨克和乌克兰人对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的支持后，瓦西里·布图尔林放心地将沙皇谕旨交给了赫梅利尼茨基。一切都看起来都完美无缺，双方达成了还算愉快的共识。然而，双方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偏差，赫梅利尼茨基可谓见多识广，他了解波兰—立陶宛，了解法国，了解奥斯曼帝国和鞑靼人，但不巧的是，他不了解即将效忠的莫斯科公国。莫斯科公国使节瓦西里也不了解哥萨克人，他和莫斯科大部分贵族一样，在哥萨克的起义之前甚至不知道扎波罗热到底在哪里，也不清楚哥萨克人是怎样选举自己的领袖。因此，无论是赫梅利尼茨基还是瓦西里都认为，大家都是东正教徒，对方和自己应该差异不大。

正是这种想当然，很快就给双方带来了大麻烦。结束还算愉快的午餐后，赫梅利尼茨基带领哥萨克将领与瓦西里·布图尔林来到了佩列亚斯拉夫城的大教堂。按照双方约定，哥萨克人将在这里举行向沙皇宣誓效忠的仪式。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双方爆发了冲突。在赫梅利尼茨基的认知中，宣誓效忠应该是双方就自己的义务共同宣誓；但对君主至上的莫斯科沙皇来说，向别人宣誓是对皇权的极大挑衅。因此，赫梅利尼茨基按照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惯例要求瓦西里代表沙皇宣誓将保护乌克兰不受波兰—立陶宛的侵辱，保证不损害乌克兰的小贵族、哥萨克人以及城镇居民的自由和权利时，遭到了拒绝。瓦西里强硬地表示，向臣民宣誓是对沙皇权威的挑衅。这自然激怒了赫梅利尼茨基，他将这种行为视作对他和哥萨克人的轻视，因此立刻在众目睽睽之下转身离开教堂，留下不满的瓦西里和手足无措的哥萨克将领们。

在场的哥萨克团长纷纷安慰脾气火爆的沙皇代表，劝他在哥萨克的盖特曼面前按乌克兰人的规矩行事。但瓦西里·布图尔林拒绝妥协，无奈的哥萨克人只能去劝说赫梅利尼茨基屈服。最终的解决办法是，瓦西里对哥萨克人承诺，扎波罗热军的一切特权和优待，都将有沙皇赐予的证书来进行保证，赫梅利尼茨基也正式向沙皇宣誓效忠。这个不愉快的插曲之后，一切都按照事先安排好的流程平稳进行。瓦西里在下榻处将沙皇赐予的权杖、旗帜、长袍以及盖特曼的头冠隆重地交给了赫梅利尼茨基，之后乌克兰小贵族进行了宣誓效忠。接下来，莫斯科使团开始巡回乌克兰，接受所有乌克兰人和哥萨克人的宣誓效忠，然而这个过程却充满了许多不愉快。有很多人反对乌克兰归顺莫斯科公国，其中就包括获得“哥萨克第一骑士”称号的伊万·包洪和哥萨克团长伊万·西尔科，两人明确拒绝向沙皇效忠。同样坚决反对的还有基辅牧首谢利韦斯杰尔·科西夫，他不仅反对俄、乌两国合并，还反对将基辅教区纳入莫斯科大牧首的管辖。因此在基辅，莫斯科使团成员被赶出了基辅东正教堂，只能另寻他处接受基辅当地一些乐意归顺莫斯科的人宣誓效忠。

沙皇仪仗队	罗曼诺夫王朝时期的莫斯科军队

当莫斯科使团完成接受效忠的仪式后，赫梅利尼茨基才后知后觉地想起自己似乎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犯了一个极为低级的错误：忘记在宣誓效忠前先和莫斯科使团商谈扎波罗热军归顺的条件！幡然醒悟的他急忙找到瓦西里·布图尔林谈判，瓦西里却对此嗤之以鼻。面对哥萨克人提出的留下书面保证的要求，他表示，既然自己作为沙皇代表已经答应了哥萨克人的要求，哥萨克人再提出别的请求就很失礼，况且乌克兰大小官员都已表示效忠沙皇，一切只需等候沙皇处置。赫梅利尼茨基自知理亏，虽然仍试图让瓦西里留下书面协议，但最终没得到可靠保证。

射击军

瓦西里·布图尔林带着使团离开乌克兰后，赫梅利尼茨基急忙召集哥萨克团长商议了一份呈给沙皇的请愿书。之后，这份请愿书被托付给大法官萨莫伊罗·扎鲁德内和佩列亚斯拉夫团团长，他们带领数十人组成的使团前往了莫斯科。与波兰—立陶宛大战在即的莫斯科没有为难使团，经过两周的谈判，双方达成了都还满意的协议：莫斯科答应了十一条“哥萨克请愿书”，并赠给哥萨克人三道沙皇恩准的手谕。莫斯科给哥萨克人的条件，比波兰—立陶宛给的要优厚很多：第一，莫斯科确认了扎波罗热军和乌克兰小贵族享有的权利、优待以及保有的田产；第二，在册哥萨克人数允许达到6万人，并规定了相关的军需和军饷；第三，保留哥萨克的地方行政机关以及自主征税权力，沙皇官员不得干涉乌克兰的内政，盖特曼政府拥有独立的外交自主权；第四，在宗教方面，保留基辅牧首；第五，在内政上，莫斯科破天荒地保护了乌克兰农民的权利，规定他们不用再受封建依附关系的束缚，莫斯科沙皇因此受到了乌克兰农民的热烈拥护；第六，在军事方面，莫斯科有保护乌克兰不受鞑靼人侵犯的义务，并且将在乌克兰和波兰—立陶宛联邦边境驻军；第七，最关键的是，莫斯科将会进军长期以来被波兰—立陶宛联邦霸占的斯摩棱斯克！莫斯科与波兰—立陶宛之间的战火就这样熊熊燃起！

当时的莫斯科公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跨越了欧亚两大洲。广袤的西伯利亚为其提供了大量毛皮作为重要的外贸产品，使莫斯科有财力维持一支大军。不过，由于莫斯科公国内部的政治博弈，国内军事情况极为复杂。莫斯科的军事力量主要有四种：

一、由市民组成的射击军、传统的贵族征召军队，人数约有13万人，其中4.9万人为骑兵，6.4万人为步兵（射击军）。

二、来自德意志、英国、法国的雇佣军以及新制团部队，共9万人，其中5万名是骑兵，3.8万名是步兵。

三、由哥萨克人、鞑靼人等组成的辅助军队和西伯利亚军役人员，约15万人。

四、莫斯科炮兵团。

17世纪，莫斯科的总兵力约为37万人，其中最为庞大的莫过于大名鼎鼎的射击军。射击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留里克王朝时期的著名君主——伊凡雷帝。这位知名的暴君不仅是莫斯科历史上第一个正式戴上沙皇桂冠的君主，也是莫斯科公国军事体系的奠基人。早期射击军很大程度上模仿的是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从各个城市中挑选人来进行训练和武装，他们直属于沙皇军队，其军官也由沙皇信任的宫廷贵族以及一些服役贵族担任。这样安排，一方面增强了沙皇手中的军事力量，稳固了皇权；一方面又大大削弱了贵族势力对军队的影响。新的射击军在伊凡雷帝时期的战争中有着不错的表现，而在“大动乱”时期，从对伪季米特里一世的压制中可以看出射击军此时仍旧战力不俗。不过随着“大动乱”中皇权不断更迭和波耶贵族们的衰落，射击军团长们开始篡取权力，贵族们也有意利用射击军为自己谋取利益，射击军变得臃肿起来。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上层意识到了射击军的种种问题。虽然出于稳定政局的考量没有裁军，但开始对这支庞大的陆军进行西化改革。

新制团士兵

在“大动乱”中，瑞典曾一度和莫斯科公国缔结了共同对抗波兰—立陶宛的同盟，而瑞典更是派出了军队参与了莫斯科与伪季米特里二世的内战，以及对波兰—立陶宛的战争。在这个过程中，瑞典步兵强悍的战斗力引起了莫斯科的关注。务实的莫斯科高层发挥了“拿来主义”精神，将瑞典人的训练方式和一些战术战法引进了射击军。同时在瑞典的影响下，莫斯科军中逐渐去除了鞑靼时代留下的“百人长”等称呼，而用“上尉”之类进行代替。在“安静的沙皇”阿列克谢一世统治时期，莫斯科中央军达到了近十万人。除了射击军和贵族骑兵，雇佣兵和新制团部队在莫斯科军队编制中也有重要地位。在欧洲招募军事人才对莫斯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很多军事技术就是靠这些人传到的东欧。在伊凡三世时代，依靠欧洲工匠，莫斯科公国成功用火炮使金帐汗国望而却步。在伊凡雷帝时代，欧洲工匠带来的新式火炮与火绳枪，帮莫斯科轰开了喀山汗国的大门。而在欧洲技术人才到达的同时，许多雇佣兵也来了莫斯科公国。目睹了射击军日渐膨胀的沙皇，对这些雇佣兵青睐有加，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娴熟的军事技巧，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抑制射击军。新制团部队则是有别于射击军和雇佣兵的另一支庞大部队，他们的军官大多是从德意志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召集来的，因此他们的训练完全是西式训练，甚至制服也有别于其他莫斯科军团，装备更不必说，大多都是一些仿制西欧的武器。

进入罗曼诺夫王朝后，莫斯科的铠甲出现了多样发展。在此之前，其铠甲主要受伊斯兰国家的影响，有着浓厚的西亚风格。在罗曼诺夫王朝时期，莫斯科开始大量引入西式盔甲，尤其是波兰—立陶宛和瑞典的，如波兰特色的龙虾盔、西欧风格的船盔等。

莫斯科公国的军事力量虽然不及奥斯曼帝国，但依然是波兰—立陶宛联邦极为危险的敌人。1654年寒冬过去后，莫斯科和哥萨克人便开始了他们与波兰—立陶宛的战争，长达13年的“俄波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此时的立陶宛兵力相对比较薄弱，尤其是白俄罗斯地区，因此莫斯科很快就将这里作为主攻方向。在另一边的乌克兰战线上，哥萨克人和莫斯科援军的任务则是拖延波兰军前进的脚步。1654年4月，沙皇阿列克谢一世离开莫斯科，御驾亲征波兰—立陶宛占据的莫斯科故土——斯摩棱斯克。赫梅利尼茨基希望能在沙皇面前展现哥萨克的战斗力，因此派得力战将伊万·佐洛塔连科率领所部18000人前往白俄罗斯为沙皇助阵。就在战事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赫梅利尼茨基迎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瑞典国王卡尔十世的使节。由于相继爆发了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以及“俄波战争”，一直被联邦天主教贵族压制的立陶宛新教贵族开始抬头，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亚努什·拉齐维乌和博古斯瓦夫·拉齐维乌。在波兰—立陶宛的联邦体系中，波兰人一直是联邦主体，立陶宛的新教贵族则处于被压制一方。这些立陶宛人的长期不满，很快就被瑞典人所利用。

瑞典人对波兰—立陶宛的宣战还在酝酿之中，而莫斯科却已在立陶宛一路势如破竹。由于立陶宛地区城防落后，加之缺少守卫人员，斯摩棱斯克以及白俄罗斯的大量城市纷纷被火炮轰开了大门。之后，甚至连立陶宛人的古都维尔纽斯也落入了莫斯科手中。

此时的赫梅利尼茨基面临着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因为地理原因，乌克兰被夹在波兰与克里米亚之间。由于不确定鞑靼人会继续与哥萨克人结盟，还是与波兰—立陶宛结盟，因此无论赫梅利尼茨基怎么安排军队的行动，都有遭到波兰—立陶宛军队与鞑靼人两面夹击的风险。所幸经过观察，赫梅利尼茨基确信波兰人也处于无法贸然行动的境地。不过，这种情况最终因鞑靼人的外交转向而结束。新即位的克里米亚可汗穆罕默德·格莱敏锐地察觉到，如果波兰—立陶宛被莫斯科吞并或者遭到瓜分，那么克里米亚汗国将会遭遇危险。所以他放弃了与哥萨克的同盟关系，表示将支持波兰—立陶宛人对抗莫斯科。在鞑靼人的帮助下，波兰于1654年秋季开始向布拉茨拉夫地区发动大举进攻。

局势对赫梅利尼茨基极为不利，波兰人将乌克兰视作了扭转战局的钥匙。波兰盖特曼斯坦尼斯拉夫·波托茨基兵临布拉茨拉夫城，当地团长瓦西里·托米连科力战之后不敌败走。临走前，他下令一把火焚毁了布拉茨拉夫城，以防其落入波兰人之手，然而这无法阻止波兰人前进的脚步。之后，波兰人继续挺进，将伊万·包洪和他率领的哥萨克人围困在乌曼城内。所幸乌曼城城防严密，波兰军队在这里和哥萨克人陷入了僵局。伊万·包洪的坚守为之后哥萨克和莫斯科联军的反攻争取到了极为宝贵的时间。再来看鞑靼人，当波兰人在乌曼城下鏖战时，他们本性不改，四处破坏劫掠乌克兰村庄。在他们的蹂躏之下，布拉茨拉夫地区化作一片荒芜，超过10万乌克兰人被鞑靼人抓去克里米亚做了奴隶。

莫斯科公国的炮兵

就在鞑靼人沉迷于劫掠的时候，赫梅利尼茨基在白采尔科维召集了5万名哥萨克人和6000名莫斯科人作为援军。1655年1月，赫梅利尼茨基带领大军迎着寒风抵达了乌曼城。见攻下乌曼城的机会实在渺茫，波兰人立刻放弃攻城，在王室军队统帅斯特凡·恰尔涅茨基的指挥下与前来援助的哥萨克和莫斯科军队对峙。由于寒冷的天气影响到了火器的使用，斯特凡果断下令波兰士兵与哥萨克—莫斯科联军进行近战。在乌曼城下的皑皑白雪上，双方进行了殊死搏斗。莫斯科士兵丢掉火枪使用弓箭射击波兰人，但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哥萨克人悍不畏死的勇气，他们最终成功击退了波兰人的进攻。这场乌曼之战，无论对哥萨克人、莫斯科人，还是对波兰人、鞑靼人来说，都是惨烈之极，筋疲力尽的双方各自撤军。鞑靼人在乌曼之战遭遇重创后，穆罕默德·格莱可汗同意了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中立，随后便一路劫掠回到了克里米亚。哥萨克和莫斯科援军休整了数个月后，在1655年夏季试图进攻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地区，然而克里米亚鞑靼人再次出动，赫梅利尼茨基无功而返。

波兰—立陶宛骑兵正在与莫斯科军队激战

相对步履维艰的赫梅利尼茨基，北线的莫斯科军队的攻势则要顺利得多。到1655年7月为止，莫斯科已经将大半立陶宛收入囊中。唯一不愉快的是，哥萨克人派来的援军此时正占据着白俄罗斯南部，这些哥萨克人有意将他们得到的土地并入扎波罗热军的统治范围。更令莫斯科公国感到不满的是，由于这些哥萨克人了解白俄罗斯的情况和社会构造，他们在白俄罗斯远比沙皇更受欢迎。

就在沙皇的霸业开展得一帆风顺之时，虎视眈眈的瑞典出手了。1655年7月，莫斯科军在立陶宛大肆攻掠时，瑞典人突然从北方入侵波兰。由于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乌克兰和立陶宛的战事上，因此被瑞典这出其不意的一击弄得手足无措，波兰大半土地包括华沙在极短时间内就被瑞典拿下。大量立陶宛人倒戈，许多波兰贵族也望风而降。见势不妙的波兰—立陶宛国王杨·卡奇米尔带着一群不愿落入瑞典人手中的耶稣会教士，急忙逃往西里西亚，向奥地利哈布斯堡寻求援助。

瑞典人突然加入战事，对赫梅利尼茨基来说似乎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好事。首先，他不用再担心波兰人重兵压境；其次，这在外交上为他提供了更多回转空间。实际上，赫梅利尼茨基此时也有野心。虽然莫斯科给自己和哥萨克人开出了丰厚的条件，但其使节在佩列亚斯拉夫城对自己的羞辱以及双方在一些细节上的分歧，让他灰心丧气。因此，他开始接触瑞典人，试图建立一个瓜分波兰的联盟，并通过这种方式扩充自己的势力，借机摆脱莫斯科沙皇的控制。

不过瑞典人并不受波兰人欢迎，他们最大的差别在于宗教信仰不同。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对与信仰东正教的乌克兰人都抱有敌意，更何况是入侵自己国土，长期与天主教世界为敌的新教国家——瑞典。1655年11月，瑞典大军行进至光明山修道院时，就因为信仰冲突与该修道院的修士发生了冲撞。自视甚高的瑞典军队，认为自己拿下了如此多的波兰城镇，区区一座修道院自然不在话下。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座修道院及其招募的民兵竟然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瑞典人从秋季苦战到冬季，一直未能拿下修道院。对瑞典人来说，在这座修道院消耗的大量物资或许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但他们感到愤恨的是，强大的瑞典军队竟拿不下一群民兵和基本没有什么军事经验的修士。更为关键的是，这场拉锯战使许多波兰天主教徒对捍卫自己的信仰充满了信心。在他们的支持下，波兰—立陶宛国王杨·卡奇米尔得以回到波兰，他重振军队与瑞典人交战，波兰战事愈发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即使每次与瑞典人交战，杨·卡奇米尔拙劣的军事才能都使他战败，但他逃到乌克兰的利沃夫地区后，总能再次招募起庞大的军队。

波兰—立陶宛的翼骑兵铠甲	瑞典军队围攻光明山修道院

与此同时，莫斯科与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虽然莫斯科公国恨不得将这些曾经在“大动乱”中蹂躏自己国土的波兰—立陶宛人碎尸万段，但战争如果继续扩大，瑞典必将增加在波罗的海南岸的影响力。瑞典本就是莫斯科的敌人，此时还霸占着在立窝尼亚战争中夺取的莫斯科在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如果波兰—立陶宛毁灭，那么在未来莫斯科公国将直面瑞典的威胁。这是莫斯科公国无论如何都不想看到的。

1656年夏，莫斯科公国开始与波兰—立陶宛谈判。莫斯科希望能够用和谈的方式，迫使看起来穷途末路的波兰—立陶宛承认被莫斯科吞并的土地归其所有，并且在5月正式与瑞典断交。然而几个月后的10月，赫梅利尼茨基却在奇吉林集结了大军。他对莫斯科公国与波兰—立陶宛的谈判行为极为不满，因此决定重新开启与瑞典的谈判，建立起一支包括哥萨克、瑞典以及刚加入反对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在内的反波兰—立陶宛联盟。这个联盟自然不包含正在与波兰—立陶宛谈判的莫斯科公国。

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原本是游离在波兰—立陶宛联邦和哥萨克之间的一个奥斯曼帝国属国。波兰—立陶宛的惨烈处境，让它看到了大捞一笔的机会。因此在1656年2月，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大公尤里二世·拉科奇派使者前往奇吉林，向赫梅利尼茨基传达了公国愿与哥萨克人并肩作战的意愿，双方很快在9月签署了“永久同盟”协议。于是，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也成了瑞典国王卡尔十世的拉拢目标。

想要彻底铲除波兰的反抗势力，就必须夺取波兰—立陶宛国王对抗瑞典的大本营——乌克兰的利沃夫地区，而最容易达成这一目的的自然是赫梅利尼茨基的哥萨克军队。不过，在利沃夫等乌克兰西部土地的归属问题上，瑞典和哥萨克人起了争执。瑞典坚持认为，彻底消灭波兰后，乌克兰西部应该归瑞典人，这一要求自然遭到哥萨克人的强烈反对。随着1656年5月瑞典与莫斯科之间爆发“俄瑞战争”，哥萨克与瑞典的同盟关系受到严重冲击，赫梅利尼茨基陷入两难境地：在对波兰—立陶宛的战事中，瑞典是极为重要的盟友，但继续保持同盟关系，则是对宗主国莫斯科赤裸裸的背叛。

长年的战争和繁复的外交活动大大透支了赫梅利尼茨基的健康，此时的他积劳成疾，但紧迫的战争和外交局势使他没有时间修养。1657年1月，瑞典国王的全权特使来到了奇吉林。此时，两面受敌的瑞典在东欧急需一位新盟友，赫梅利尼茨基及其扎波罗热军便是一个极好的选择。如果能促使哥萨克人脱离莫斯科公国，不仅可以削弱莫斯科公国的力量，也可以让其与波兰—立陶宛腹面受敌。不过在谈判中，瑞典虽然同意将白俄罗斯划给哥萨克人，但其对乌克兰西部的坚持，让谈判陷入了僵局。于是最后，瑞典只好表示还会再派遣使团前来谈判。

1657年1月，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大公尤里二世·拉科奇率领3万人的军队越过喀尔巴阡山，在乌克兰的加利奇亚与哥萨克团长安东·日丹诺维奇率领的2万名哥萨克人会合。与此同时，瑞典军队开始策应哥萨克与特兰西瓦尼亚军队的行动，并很快攻陷了波兰—立陶宛联邦的首都华沙。6月，瑞典的使节来到奇吉林面见赫梅利尼茨基。为了稳固双方的同盟关系，瑞典同意将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波兰—立陶宛境内的古罗斯国土全部交给扎波罗热军，并且不再强求哥萨克人脱离莫斯科公国。不过，扎波罗热军要继续策应瑞典在波兰的战事。

瑞典、哥萨克、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同盟，不仅引发了莫斯科的危机意识，同样刺激了中欧国家的敏感神经，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以及中欧的天主教国家。它们在“三十年战争”中曾经因为瑞典的渗入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心有余悸的哈布斯堡皇帝费迪南三世虽然无力在军事上支援波兰—立陶宛，但试图斡旋波兰—立陶宛与乌克兰之间的关系。

局势很快向着不利于瑞典、哥萨克、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方向发展：瑞典的敌人丹麦不愿坐视波兰—立陶宛被瑞典等势力肢解，于1656年夏季向瑞典宣战。丹麦的出兵完全打乱了瑞典的军事部署，因此瑞典人仓皇丢下尤里二世·拉科奇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军队，急匆匆与丹麦人作战。尤里二世·拉科奇和哥萨克人也不好过。哈布斯堡的援军已经前往波兰—立陶宛，鞑靼人的援军也在5月与联邦军会合，将孤立的特兰西瓦尼亚军包围在波多利地区。绝望的尤里二世·拉科奇最终选择向联邦军和鞑靼人投降。

不过，身陷包围圈的并没有哥萨克人。因为在此之前，哥萨克团长安东·日丹诺维奇率领的2万名哥萨克人发生了严重的哗变，他们抛弃特兰西瓦尼亚军直接开拔回到了乌克兰，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了赫梅利尼茨基之子——尤里·赫梅利尼茨基率领的军队中。无论这些士兵是对赫梅利尼茨基背叛莫斯科沙皇的行为感到不满，还是受到了莫斯科公国方面的挑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赫梅利尼茨基正在失去对军队的控制。此时的赫梅利尼茨基重病缠身，如风中残烛，军队的背叛与瑞典的抛弃无疑给了他沉重一击。他精心策划的瓜分波兰—立陶宛的计划不仅成了水中月，自己还必须承受宗主——莫斯科沙皇的愤怒。幸好他很快就不用为俗世的事务烦恼了。1657年8月6日，曾在东欧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病逝于奇吉林，赫梅利尼茨基大起义就此结束。

17世纪自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开始，在波兰—立陶宛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战争，被波兰人称为“大洪水”。“大洪水”并非是国人理解的波兰民众反抗外国侵略的“洪流”，而是苦难的、令人哀叹的灾难，就如同《圣经》中洗涤了世间的“大洪水”。对乌克兰来说，赫梅利尼茨基的病逝实际上是“大衰退”的开始。赫梅利尼茨基出于一己之私，将16岁的儿子尤里·赫梅利尼茨基推上了盖特曼的宝座，然而尤里并没有执政多久，就被擅于心计的全军总录事伊万·维戈夫斯基取代了。伊万一改之前赫梅利尼茨基与波兰—立陶宛对抗的政策，试图通过与波兰—立陶宛结盟，恢复与鞑靼人的联盟，以此来摆脱莫斯科公国的控制。

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病逝

伊万·维戈夫斯基这一举动可谓铤而走险。虽然之后在鞑靼人的帮助下，他镇压了反对自己的哥萨克团长，并在与莫斯科的战争中一度攻入莫斯科公国，但在哥萨克和乌克兰人的反对声中，他最终还是被拉下了宝座，并在出逃波兰—立陶宛联邦后不久就被联邦处决。之后，尤里·赫梅利尼茨基再次被推上盖特曼宝座，年轻的他实际上成了莫斯科公国的傀儡。

1660年，莫斯科和波兰再次爆发战争，尤里·赫梅利尼茨基见莫斯科战事不利，趁机倒向波兰—立陶宛联邦。由于左岸乌克兰的哥萨克团长们极力反抗，最终乌克兰以第聂伯河为界一分为二，左岸地区与基辅归莫斯科公国及后来的俄罗斯帝国，右岸乌克兰则归属波兰—立陶宛联邦。即使如此，左岸乌克兰与右岸乌克兰的内部内斗仍没断过。哥萨克人的内斗，让一直对这一地区抱有兴趣的奥斯曼帝国抓住了机会，于1672年对乌克兰发起了军事行动。在莫斯科军队与哥萨克人的紧密配合下，奥斯曼帝国始终未能踏足左岸乌克兰，但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则要惨烈得多。联邦军队节节败退，奥斯曼人和鞑靼人在一些哥萨克贵族的支持下大肆劫掠，将这片地区彻底变为废墟。直到维也纳之战后的大土耳其战争中，波兰—立陶宛联邦才夺回了这些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的土地。

尾声

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在今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有着极高的评价。不同之处在于，乌克兰常把1654年归顺莫斯科当作是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的结束。现在很多乌克兰历史学者，将赫梅利尼茨基起义视为乌克兰争取民族自由的起义。哥萨克人拿起武器的那一刻或许的确是为了自由，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哥萨克人与乌克兰人实际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虽然在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的很多重要战役中，乌克兰农民的支持是获胜的重要因素，但双方之间只是合作关系，而非共生关系。在拥有共同的敌人——波兰—立陶宛时，双方可以亲密无间地并肩作战，但当出现利益分歧时，他们又会分道扬镳。这就是为什么赫梅利尼茨基会多次出卖乌克兰人，乌克兰人也时常公开与哥萨克盖特曼对抗的原因。因此，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与其说是为争取乌克兰民族独立，倒不如说是哥萨克人为自己的权利而战，同时乌克兰人也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战。赫梅利尼茨基及其军队进入扎波罗热时，他们的目的非常明显：建立一个不受波兰—立陶宛联邦控制的哥萨克自治政府。这一目标的实现，自然不是以1654年向莫斯科效忠为结束标志，因为此时波兰—立陶宛的军事威胁仍然盘踞在每一个哥萨克人头上。真正标志哥萨克人摆脱波兰—立陶宛束缚的，其实是1655年1月发生的乌曼之战。并不是说通过这一战哥萨克人成功摆脱了波兰—立陶宛，而是这一战后波兰—立陶宛身陷“大洪水”，不断与莫斯科、瑞典、勃兰登堡等军事强国作战，无力再对哥萨克人构成威胁。

维也纳之战

可惜的是，赫梅利尼茨基为哥萨克人争取到的自由没能持续多长时间。由于莫斯科利用了伊万·维戈夫斯基改弦更张投靠波兰—立陶宛导致的动荡，在尤里·赫梅利尼茨基登上盖特曼宝座后极力打压哥萨克人，乌克兰一分为二，无论是左岸乌克兰还是右岸乌克兰的哥萨克人都不得不依附莫斯科或波兰—立陶宛生存。赫梅利尼茨基一生的奋斗依然以悲剧收场。

对深受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影响的三个国家——波兰—立陶宛、莫斯科、克里米亚汗国来说，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是改变东欧政治格局的大地震。首先，这场大起义对之前在联邦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波兰贵族的打击极为惨烈，这也直接导致了立陶宛新教贵族抬头，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便是瑞典入侵。之后，因为战争影响，波兰—立陶宛联邦多次试图选举外国君主为联邦获得外交优势，然而这又为后来的波兰王位争夺战埋下了伏笔。“大洪水”之后，波兰—立陶宛在军事上唯一的亮点，大约就是在维也纳之战和大土耳其战争中的表现。不过这也并不能挽回波兰—立陶宛曾经东欧霸主的地位。进入18世纪后，波兰—立陶宛内部又陷入了严重的宗教迫害，联邦的毁灭几乎不可避免。

看似获利最大的莫斯科，实际情况并不乐观。之前的“盐商暴动”足以说明莫斯科公国的财政十分困难，而与波兰—立陶宛和瑞典的战争，对其财政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与此同时，由于掌握了奥斯曼帝国长期觊觎的左岸乌克兰，其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也随之爆发。这正是莫斯科公国自留里克王朝的伊凡三世开始，在外交上一直努力避免的。所幸的是，阿列克谢一世死后，他的儿子费奥多尔三世是一个比父亲更加称职英明的君主。在他的努力下，莫斯科公国不仅化解了财政危机，同时在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面前保护住了来之不易的左岸乌克兰，并且由于奥斯曼帝国军队在右岸的蹂躏，大量乌克兰人逃到了左岸。左岸乌克兰由此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取代右岸成为乌克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些移民也动摇了哥萨克人的统治基础，为之后俄罗斯帝国正式吞并乌克兰奠定了基础。

最后是克里米亚汗国，鞑靼人在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期间可谓最有特色。他们四处掠夺，随意更换阵营，给哥萨克人、波兰—立陶宛人、莫斯科人都带来了巨大麻烦。鞑靼人虽然是奥斯曼帝国的藩属，但它很明显有极大的外交自主权，然而克里米亚可汗常常目光短浅。如果说哥萨克人倒向莫斯科公国损害了波兰—立陶宛联邦和克里米亚的利益，那也是鞑靼人自己造成的。他们一次又一次无底线的背叛不仅使哥萨克人损兵折将，也让哥萨克人产生了危机意识。

之后，鞑靼人的宗主国奥斯曼帝国对乌克兰的侵犯实际上也不明智。奥斯曼人在乌克兰的粗暴行为使他们几乎变成了乌克兰人的敌人，毕竟仅仅依靠部分哥萨克人的支持显然难以在这片土地上长久立足。更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盲目扩大战事，将莫斯科公国拖入了反对它的阵营，而莫斯科公国原本可以成为它在东欧反对波兰—立陶宛的盟友。更令奥斯曼帝国意想不到的是，莫斯科公国后来成长为了毁灭其藩属国克里米亚，并最终将它覆灭的俄罗斯帝国。

最后要提的是赫梅利尼茨基在1654年犯下的一个大错：他率领哥萨克人向莫斯科公国效忠前竟忘了与莫斯科使节签署一份书面协议。这个错误堪称他一生最大的污点，直接导致哥萨克和莫斯科后来产生了诸多矛盾，莫斯科以及之后的俄罗斯帝国正是利用这一漏洞来削弱哥萨克人的特权。不过，这一错误也不应该被过于夸大。1654年的哥萨克实际上正处于虚弱状态，因此与莫斯科公国签署正式的书面协议，未必能得到比当时莫斯科公国口头许诺的更好的条件。莫斯科公国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帝国削弱哥萨克人的特权是徐徐渐进的，并且基本上都是利用哥萨克的内部矛盾。因此，与其将所有责任都推给赫梅利尼茨基，倒不如说是哥萨克人的短视导致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