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豪强叛乱（南陈平定江州叛乱）
江州豪强叛乱简介
江州豪强叛乱：天嘉年间，北朝由于周、齐两国世仇，不断相互攻杀，给陈朝留下了休养生息、巩固统治的良好机会。偏巧此时发生江州豪强叛乱，陈朝相继投入数支主力，最终剿灭豫章熊昙朗、临川周迪、东阳留异、晋安陈宝这四股地方叛乱势力。江州豪强叛乱，一起来回顾这一系列规模不大、烈度不高又旷日持久的战事。
江州豪强叛乱过程分析——
南朝陈天嘉六年（565年）七月，陈文帝陈蒨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消息，为祸数年的江州豪强周迪被斩首于临川，临川太守骆文牙以最快速度把周迪的首级送到京师建康。皇帝陛下心中一块悬着的大石头落了地，但这场为时6年的超级叛乱似乎耗尽了他的心血，8个月后他便溘然长逝。不知临死前的陈文帝是否会想起，永定三年（559年）他刚刚听说江州豪强叛乱时的心情……
乱世其惟武称雄——打遍陈朝名将者究系何人
公元6世纪中叶，南朝以侯景之乱为标志，揭开了最后一个朝代——陈朝的序幕。中国历史上第二高寿的皇帝梁武帝萧衍，没有处理好侯景投降事宜，后者遂以八百残兵起家，一路狂飙突进，挟十万之众打破台城，将梁朝撕得粉碎。
在平定侯景之乱的过程中，名位卑下的吴兴陈霸先凭借过人的才智和武力，逐渐崛起，并打败梁末第一军神王僧辩，于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年）十月建立陈朝，改元永定，是为陈武帝。
陈朝建立之后，军事形势极其严峻。在荆湘一带，前梁朝故将王琳与陈霸先势不两立，宣称要复辟梁室，发兵攻取湘州、郢州等地。王琳是兵家出身，长相奇伟，站直时头发长到垂地。他本是梁元帝（梁武帝之子萧绎）妃子的兄弟，掌握着万余人的兵力。王琳折节下交，对部下非常好，士卒皆乐为之死。面对这一心腹之患，陈霸先即位后，于永定元年（557年）十月即起倾国之兵西上进攻王琳，陈朝开国名臣猛将侯安都、周文育、吴明彻、徐敬成、周铁虎率兵倾巢出动，不料在沌口（今湖北汉阳东）惨败，除吴明彻外，其余4名大将全部被俘。本文主角之一、陈文帝陈蒨（时为临川王）临危受命，于永定二年（558年）八月再发兵5万西上进攻王琳。放眼北方，陈朝与北齐刚刚经历了几次大战，北齐入侵江南的10万大军全军覆没，两国结下了死仇。从地方势力一跃成为国家核心，陈武帝和他的陈朝遽然承担起四面八方的压力，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江州的四姓豪强，便是在这一时期拉开叛乱的序幕。
所谓四姓豪强，是指以豫章熊昙朗、临川周迪、东阳留异、晋安陈宝应为代表的四股较大的地方豪强势力。在梁陈易代之际，他们利用陈朝对外战争频繁、无暇顾及地方势力的机会，盘踞一方，彼此勾结，把江州这一广大地区几乎经营成豪强势力的自留地，给陈朝中央带来无穷的祸乱，以至于陈朝不得不投入全部兵力，派出开国名将轮番参战，最终花费6年时间才扑灭叛乱。
那么这四姓豪强究竟是什么状况，且来逐一梳理。
第一个是熊昙朗，豫章郡南昌县的大姓豪强。所谓大姓，即地方宗族势力的代名词。梁陈易代之际，侯景之乱带给江南极大的破坏，最突出的表现有两点：其一是中央政权被摧毁，江南几大行政区域呈土崩瓦解之势，荆州、湘州、郢州、扬州、江州、广州、益州各自为政，互相攻伐；其二是士族被大量屠杀，南朝二百余年来士族的衰落从量变完成了质变，他们不仅丧失了对中央政权的影响力，在地方的控制力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终于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这两个方面的变化直接导致地方豪强势力崛起。熊昙朗状貌奇伟，膂力绝人，他利用大姓宗族的影响力，号称保据乡里，不断召聚乡民扩大武装，就连附近啸聚于山林的桀黠群盗也往来应和归附。
彼时江南各地都出现了乡民聚党自保的现象，《陈书·文帝纪》载：“侯景之乱，乡人多依山湖寇抄，世祖独保家无所犯。时乱日甚，乃避地临安。……时宣城劫帅纪机、郝仲等各聚众千余人，侵暴郡境……”《陈书·荀朗传》载：“侯景之乱，朗招率徒旅，据巢湖间，无所属。……时京师大饥，百姓皆于江外就食，朗更招致部曲，解衣推食，以相赈赡，众至数万人。”《陈书·鲁悉达传》载：“侯景之乱，悉达纠合乡人，保新蔡，力田蓄谷。时兵荒饥馑，京都及上川饿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携老幼以归焉。悉达分给粮廪，其所济活者甚众，仍于新蔡置顿以居之。招集晋熙等五郡，尽有其地。”
中央政权为了笼络这些豪强势力，不得不授予他们所在州的太守之职，好让他们出力进攻侯景。各地豪强力量有大有小，与中央的关系也不尽相同。以荀朗、鲁悉达等为代表的势力与中央保持了一致，在陈朝建国过程中立下不少功劳，逐渐被吸收改编为国家武装力量。熊昙朗则是与中央对抗的典型代表。
梁末陈初，岭南实力派萧勃率军北上进攻江州，与中央为敌。战争发生在熊昙朗本乡附近，他周旋于两方之间，一边哄骗萧勃的部将欧阳頠，声言帮他进攻陈霸先的大将黄法氍，但需要其支援一些甲杖物资，欧阳頠信以为真，便送给他300领铠甲；一边找到黄法氍，与之约定共同击破欧阳頠。待到决战那天，熊昙朗与欧阳頠以掎角之势向前，两军合战时熊昙朗却率军逃跑，欧阳頠被黄法氍打得大败亏输，熊昙朗趁机尽取其军马器械，充实了自己的力量。
除了对朝廷虚与委蛇、巧计渔利，对待本乡的小股豪强，熊昙朗也是耍尽手段，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势力。巴山豪强陈定也拥兵立寨自守一方，熊昙朗假意嫁女于陈氏，又伪称临川的其他豪强不同意两家结亲，有可能会武力干预，要求陈定派兵来接亲。陈定攀上这个大豪强，高兴还来不及，哪里会想到其中有诈。他派了300名甲士和本乡头面人物去接亲，不料被熊昙朗全数扣押。熊昙朗声称，想要人可以，一个一个按价赎买。可怜陈定小家小户，部下实力有限，哪里经得起这般黑吃黑。虽然史书没有记载他的下场，估计在熊昙朗面前讨不了好去。据《陈书》熊昙朗本传记载，“兵力稍强，劫掠邻县，缚卖居民，山谷之中，最为巨患”。
第二个是周迪，临川南城（今江西南城）人。侯景之乱时，其宗族首领周续起兵称雄于本郡，梁朝驻本郡太守萧毅畏惧豪强势力，拱手让出临川郡。周续所统诸军大将，都是本郡豪强，一贯骄横霸道、不服管辖，周续申明纪律要加以管束，结果众豪强不服，联手杀了周续，推举周迪做了临川郡守。周迪在工塘（江西南城东南40余里）筑起新城，继续扩大武装规模，实力越来越强。萧勃率军北上进攻江州，与陈军展开激战，周迪按兵不动，坐观成败。陈军大将周文育不敢得罪这位地方实力派，只是客客气气地请周迪提供一些必要的援助。周迪没有派兵援助，但给陈军提供了大量粮饷，为消灭萧勃起到了较大作用，周迪因此得到了江州刺史的职位。江州的范围大致包括今天江西、福建的大部以及浙南一部分，地盘极其广大，经过东晋南朝二百余年的开发，农业经济已相当发达。周迪这个刺史事实上并不能统管江州所有地盘，熊昙朗、陈宝应等豪强仍然各行其是，但能得到这一任命，无疑极大地刺激了他划境自守的政治野心。
第三个是留异，东阳郡（今浙江金华）大姓。他在本乡仗势欺人，连郡县长官都不放在眼里，一直是地方官的心头之患。侯景叛乱爆发后，各地豪强纷纷聚兵勤王，还在外地做县令的留异奔还东阳，大肆招募本乡子弟编成武装力量。大约是这种明目张胆的行动引发了官方的强烈不满，东阳郡的郡丞与留异产生了矛盾，留异凭借手中的武力，公然引兵杀了郡丞全家。东阳太守沈巡要带兵去建康台城勤王，大乱之际，无暇兼顾本郡这些事，与临川郡把太守让与周氏如出一辙，沈巡也把东阳太守之位让与留异。
留异似乎也抱有一定野心，想要借平乱之役进一步捞取资望和利益，便让他的侄子留超在东阳临时负责，他自己率子弟兵跟随沈巡北上救援台城。只是这位实力派并没有什么长远的见识，他也预料不到侯景之乱到底是什么能量级的叛乱。各地的勤王兵马在台城下被侯景击败，于是一哄而散各还本乡，留异好处没有捞到，灰头土脸地跟着梁朝临城公萧大连（梁武帝之孙，简文帝萧纲之子）回到东阳。
侯景攻下台城后，派大将宋子仙率兵追击萧大连于东阳。留异抵挡不住宋子仙，便反戈一击，带领宋子仙擒获了萧大连。由此，留异被侯景任命为东阳太守。然而他并没有得到侯景的全部信任，其妻小被带到建康作为人质，以控制其行动。
侯景之乱被平定后，留异先后被梁元帝和王僧辩授予官职。得到官方任命的留异愈加公开地扩大私人武装，俨然成了东阳一带的土皇帝。陈霸先收取三吴之地的战争中，留异虽然表面支持，并给陈氏提供粮饷，但实际上陈霸先很明白时下的形势，他不仅不敢征调东阳的兵力参战，还得对留异加以笼络——把陈蒨的女儿嫁给了留异儿子，以确保东阳不添乱。即使是这样，留异也不肯完全支持陈霸先，还暗中与盘踞在湘州的王琳通使往来。
第四个陈宝应，晋安候官人，是闽中四大姓之一。陈宝应之父陈羽是本郡豪杰之士，他充分利用了梁末晋安郡频繁出现的叛乱，游走于官军和叛军之间，一方面不断煽动大族发动叛乱，一方面又引导官军袭破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武装。《陈书·陈宝应传》甚至说：“由是一郡兵权皆自己出。”到了侯景之乱时，梁朝中央完全丧失了对地方政权的控制，陈氏在晋安的影响力更加强大，晋安太守萧云虽是梁朝宗室，也已无法压制陈氏，便主动将官位让与陈羽。陈羽夺得晋安一郡，自己主持政事，让他的儿子陈宝应管军。陈宝应极有谋略，他趁着三吴地区被侯景搅得一片糜烂之际，不断派兵从海道北上，抄掠浙东临安、永嘉、会稽等郡县，掠夺人口。同时他还带着晋安的米粟到会稽等地进行贸易，换来大批玉帛财货。彼时三吴地区天灾人祸横行，发生严重的饥荒，许多饥民都逃到相对富庶的晋安，充实了晋安的人口。陈霸先代梁后，为了安抚江州的形势，允许陈羽将太守之位传给陈宝应。到了陈文帝即位后，因为要应付湘州的战事，不得不对江州诸豪强表示出更大的诚意，于是陈宝应被录入陈朝皇族宗籍，家中子女无论大小都被赐予了爵位。
身逢兴运犹乱常——连珠炮式的地方豪强叛乱
陈永定元年，因为熊、留、周、陈诸人“共相连结，闽中豪帅，往往立砦以自保”，陈武帝遣给事黄门侍郎萧乾入江州，向诸豪强传达招抚的意图。
萧乾是南齐高帝萧道成的曾孙，其人只以书法、经义闻后，并无多大才能，派他去江州反映出陈武帝对江州并无野心。江州诸豪强在形式上表示拥护陈朝，陈武帝就势任命萧乾为建安（今福建建瓯）太守，但可怜萧乾一介文官，手下并无一兵一卒，未对江州形势产生任何影响。羁縻政策究竟只是暂时的，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拥有武力的江州豪强必将起兵作乱。
陈永定三年，熊昙朗最先发动了叛乱。
事实上陈武帝在经营西、北两面时，已经逐步对江州众豪强采取了一些动作。王琳及岭南萧勃与陈朝开战期间，新吴（今江西奉新）豪强余孝顷屡屡响应二者起兵，陈朝主力大军多次进击余孝顷部。永定三年，为了彻底消灭这一股豪强势力，陈朝开国头号大将周文育率军再次进攻余孝顷弟弟孝劢、儿子公飏所率残部。熊昙朗与周迪均参与了这场战役，听从周文育的指挥。而当年四月，临川王陈蒨、镇北将军徐度先后率众筑城于南皖口（今安徽安庆西，皖水入长江之口）。这一举动明面上是防备王琳沿江东下进攻，实则不止如此：南皖口与豫章郡距离很近，如果陈军彻底拿下新吴，又有了一座威胁江州的军事要点，那豫章就危险了。不管陈武帝彼时有没有对豫章产生想法，这两个行动都十分敏感，利益所系，熊昙朗从中嗅出不一样的味道。
周文育率诸军迅速击败余孝顷残部，新吴本来将毫无悬念地被陈军收入囊中，但湘州王琳出于唇亡齿寒的考虑，派兵东下援救新吴，陈军猝不及防，吃了一场败仗。熊昙朗所部万余人似乎并未参与到作战中，周文育率本部人马移就熊部，暂避王琳军队的锋芒。
胜负本是兵家常事，周文育对此并不十分在意。他是陈霸先帐下最得力的大将之一，幼时便甚有勇力，能够在水中来回游数里之远，平地起跳能蹦五六尺高，其家人让他读诗书，他说：“谁能学此？取富贵但有大槊耳！”因而学习骑射，练就一身武艺。后来他在梁朝名将陈庆之帐下效力，战功卓著。陈霸先平定广州后，周文育归入其麾下，在平定侯景之乱、进攻王琳、抗击北齐等历次大战中，周文育立下汗马功劳，深受陈武帝的倚重。
这场小小败仗并未挫动大军根本，以20余年戎马生涯的经验，周文育明白，只需稍事休整，利用好熊昙朗这支生力军，很快便能击退只有区区2000人的王琳援军。虽然已经有传言说熊昙朗似乎要有异动，但周文育考虑到新败之后部队数量处于劣势，如果先发制人造成内讧，势必会导致敌军趁乱进攻；况且熊昙朗如有异动，必会招致陈军主力的反制，对熊昙朗而言，这样代价未免太大。思之再三，周文育最终放松了对熊昙朗的防备。恰巧在这时，被击溃逃散的周迪派人送来了书信，说诸部败残人马都已收拢。周文育见信大喜，随即持信去见熊昙朗，意思是要他效法周迪，一齐为国家效力。然而熊昙朗在心里已经完成了所有转折。一边是陈朝的步步紧逼，一边是王琳的不断招诱，周文育的这场败仗最终促使他下定了决心——与陈朝分道扬镳！熊昙朗不由分说，在座间命人杀死周文育，并迅速分兵制住周文育麾下大小诸将，吞并其所部官军，而后率兵退过浊水，进入新滏县（今江西樟树市），沿赣江摆开城池据守，正式与陈朝为敌。其时，江州诸豪帅虽然互相勾结，但并未与中央撕破脸，熊昙朗公然举兵对抗中央，立时与其余豪帅产生了矛盾，其中尤以与新滏相隔不远的临川为甚。
熊昙朗要想在江州地区生存下来，单靠豫章一郡万万难为，何况豫章郡已被陈军借着平叛之机控制了许多地盘，于是熊昙朗仗着有王琳的声援，悍然举兵侵犯临川郡。据《陈书·周敷传》载，熊昙朗发动万余兵力进攻临川郡原治所（有别于周迪新建的临川工塘）。周敷是临川周氏中比较倾向于归附中央的代表人物，熊氏来攻，周迪主力又新败于外，于公于私，他都必须坚持下来。两家在临川城下大战，熊昙朗既失道义，又是客地作战，被周敷杀得溃不成军，奔逃50余里。熊昙朗本人与军队失散，其人马悉数被周敷所得，他狼狈地逃归老巢收拢余众，才算勉强稳住阵脚。
在周、熊两家大战之时，陈朝一反常态，并未采取行动。原因很简单，王琳的援军还盘踞在江州境内，况且陈武帝彼时已得重病，根本无暇顾及江州豪强的内讧。
作为陈朝数一数二的大将，周文育的死讯对重病中的陈武帝不啻千钧一击。在亲自为周文育举哀后，仅过了5天，连病带气的陈武帝不幸驾崩，他死前做出的最后一次军事部署，便是令镇北将军侯安都率兵继续进攻王琳的援军。后者不久后终于消灭王琳部将曹庆、常众爱等人，肃清了江州境内的敌军。
陈武帝驾崩后，侯安都率军北返，护送在南皖口筑城的临川王陈蒨入京即位，是为陈文帝。文帝天嘉元年（560年）二月，王琳趁陈朝国丧，举兵再次东下进攻建康，其兵锋迅速深入江州，占领了湓城（今江西九江）。陈朝急调临川周迪、巴山黄法氍等部赴援。熊昙朗闻讯，立即在豫章郡沿江连城，阻挡周、黄两部北上。可叹熊昙朗究竟只是一个据地自守的豪强，这次盲目的军事投机最终葬送了他的性命。
王琳与陈朝大战经年，虽然占据了湘、郢二州，还曾在几次大战中颇占上风，然而在政治上王琳死抱着前梁的法统不放，又与北齐暗通款曲，接受其封号，事实上已沦落为一个军阀。梁末10余年大乱，人心思稳，而陈朝是维系国家气运、保证生民乐业的希望所在，江南民心实已慢慢倒向陈朝，从这个层面来讲，王琳是决计战胜不了陈朝的。从军事上讲，经过数次大战，王琳始终无法攻入陈朝的核心区，其没有国家形态的军阀政权已慢慢显出后劲不足的颓势。熊昙朗选择与王琳同盟，实在是不智之至。
恶果很快显现出来。黄、周二部沿赣江北上受阻，于是立即合兵围攻熊昙朗。周氏痛恨熊昙朗去年进攻临川，因而进攻最积极。熊昙朗本来指望得到王琳的援助，岂料王琳的主力部队在芜湖决战中被精锐尽出的陈军一举消灭，王琳弃军逃入北齐。豫章城内闻知此信无不大惊，士众纷纷离散。周氏俘获熊昙朗部众万余口，熊昙朗本人逃入民间，后被村民斩杀，传首于建康，其全族皆被朝廷处死。豫章熊氏豪强至此宣告灭亡。
陈朝挟战胜之威，为了鼓舞士气，除了对芜湖大战中的诸将进行高规格封赏外，对平灭熊昙朗之乱的诸将也进行了赏赐。其中临川周敷进号为安西将军，受封鼓吹一部。
陈文帝此次行赏，特意忽略了临川周氏的一号人物周迪。从帝王心术的角度理解，他这么做似乎是为了培植忠于朝廷的势力。然而周敷和周迪的差距实在太大，如此赏赐不一，无异于向周迪挑衅。周迪早在永定元年王琳来攻时，便想借势“自据南川，乃总召所部八郡守宰结盟，声言入赴”，陈武帝当时察觉出周迪的异心，不许他带兵入京。可以说周迪心中一直有鬼，此时面对陈文帝的政治挑衅，周迪一下子炸毛了。
熊昙朗擅杀朝廷大将带来的示范效应是灾难性的，周迪左思右想，也产生了造反的念头。但还没等他有所行动，东阳留异抢先一步发难了。
原来，在消灭王琳之前，陈文帝便想解决留异这个心腹之患。东阳与建康地理距离最近，留异的势力相比周迪、陈宝应又最弱小，于是首当其冲，成了陈朝急于处置的对象。陈朝任命左卫将军沈恪为东阳太守，率兵前往东阳进行武力接管。留异不接受朝廷的诏命，率兵自东阳北出，在建德（在今浙江建德东）和下淮（今浙江桐庐东与杭州富阳区交界处）一线击败了沈恪所部。由于彼时陈军与王琳激战正酣，陈朝便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反而降下诏书，良加抚慰，暂时安抚住东阳一郡。
留异随之加紧备战，增派兵力戍守建德至下淮一线河口，防备陈军从钱塘江杀来。天嘉二年（561年）十二月，陈大将侯安都率军进攻东阳。留异先前与陈宝应联姻，将女儿嫁与陈宝应为妻，陈宝应闻知留异与陈朝开战，迅速遣兵助之。
侯安都是与周文育名位相亚的名将，是陈霸先起事讨伐侯景时的元从宿将。他原本也是始兴郡豪强出身，不过迥异于其他质朴无文的豪强，侯安都不仅武艺绝人，还颇通文墨，据《陈书》记载，侯安都“工隶书，能鼓琴，涉猎书传，为五言诗，亦颇清靡”，算得上乱世豪强中的一股清流。不过时当乱世，立功最快的途径还是从军，从陈霸先起事到陈朝建国的全部大战他都参与了，不仅能够作为方面之帅统领大军征战，还锐于亲临一线作战。陈朝立国前一年，北齐遣10万大军南渡入侵建康一带，侯安都敢于率12骑正面冲击敌阵，并且一举击溃之。他还曾单骑对战北齐猛将东方老，将其刺伤于马下。东方老是北朝名将高敖曹的部将，后者是名冠东魏的顶级名将，侯安都能够刺伤东方老，足见其勇猛。
侯安都获悉留异重兵屯塞于钱塘江口，明知再顺江而下先失地利，便兵锋一转，沿会稽、诸暨、乌伤（今浙江义乌）一带旱路，出永康（今浙江永康），直趋东阳；又遣临海太守钱道戢率军出松阳，两面夹击东阳郡；另以贞毅将军程文季率军出新安郡，进攻留异的部将向文政。为了确保成功，陈文帝不惜派他最信任的将军韩子高出征。韩子高容貌美丽，《陈书》本传称他“状似妇人”，陈文帝非常宠信他，几乎不离左右。但韩子高并非文弱之人，他颇善骑射，并且轻财下士，统军甚是得力，还一度统领台城禁兵，全权负责陈文帝的安全。
留异闻知陈军出旱路攻其侧背，不由大惊，弃郡不守，退守至桃枝岭，树大栅以自守。此地在今浙江缙云县桃花岭，从地理方位上看，留异主力本在东阳之北，他弃本郡不顾南逃至此，似乎是想寻求陈宝应的帮助。侯安都大军紧逼不舍，将留异堵在桃枝岭。留异被逼到绝路，在岭口与陈军展开殊死搏斗。
韩子高受钦命而来，是陈文帝的脸面，因此作战极为积极。他单马入阵厮杀，颈项、左面受伤，发髻都被削落一半。侯安都亲自到岭下参加战斗，被留军砍伤。南丹阳太守戴僧朔持单刀步行冲入阵中，救侯安都于危急。侯安都又令众军把攻城的大型器械连起来，像堡垒一样向前推进，进逼岭上关隘，他亲自在城下指挥作战，不料被流矢射中，血流至踝也不肯撤退。然而桃枝岭过于险峻，陈军进攻全无效果。侯安都于是改变战术，他根据附近地形逼仄的特点，指挥部队筑起大堰。到了天嘉三年（562年）夏天，雨季来临，山间大水涨满，侯安都便乘楼船浮水而进，船身涨得与岭上城墙一样高。陈军用楼船上的拍杆击打城墙堞楼，彻底击毁了城上的防守设施，一举攻入城中。留异大败，带着第二子留忠臣趁乱逃跑，到晋安投奔了陈宝应。侯安都俘获留氏子女兵甲，东阳留氏又被陈朝消灭。
留异举兵的同时，周、陈两家豪强都开始行动起来。先前陈文帝征周迪去湓城任职，周迪拒不受命，及至留异起兵，周迪遂决心起兵。此时陈宝应又送给周迪兵马钱粮，大力支持周氏起兵。大约在天嘉元年年底，周迪发兵，首先攻向临川郡周敷所部，其弟周方兴被周敷击败。但《陈书·周迪传》引天嘉三年尚书下符称“屠破述城，虏缚妻息”，可见周迪还派兵袭破了与工塘近在咫尺的述陂。述陂在古临川城之西15里，如此来看，周迪还是取得了一定战果。
周迪麾下另一部兵奉命北上偷袭湓城。彼时赣江流域水上交通及货运十分发达，周迪企图效法吕蒙白衣渡江取荆州的故技，让部队伪装成赣江上的商贾乘船向湓城进发。孰料事机不密，其计被寻阳太守华皎得知。华皎与韩子高相交甚深，亦是陈文帝的心腹之臣，他以寻阳郡太守的身份兼知江州事，似乎是陈朝预备来替代周迪的江州刺史的。华皎对临川方向十分警觉，闻讯立即发兵逆击，周迪的部队被击败，船只甲仗都被华皎俘获。
东昌县（今江西吉安东南）人修行师响应周迪，率兵攻打庐陵郡郡治。庐陵古城在吉水县以北，是赣江中流重镇。庐陵太守陆子隆本是吴地豪帅张彪的部将，陈朝攻灭三吴豪强时，陆子隆归入陈文帝帐下，并受到了充分信任，一度被调入内廷担任皇城宿卫官。后来他被外放到不是很太平的江州诸郡县任职，透露出文帝对江州的一些图谋。陆子隆经历过侯景之乱的残酷战争锤炼，对付修行师这种地方上的豪强自是不在话下。他把精锐部队调出郡城，然后紧闭城门，把城中部队都藏起来，示之以弱，修行师果然上当，未及认真部署便仓促攻城，陆子隆指挥部队内外夹击，将修行师打得全军覆没，其本人被押送至京师，后被叙用为陈将。
天嘉三年三月，陈军仍在全力进攻留异，但面对周迪的猖狂挑衅，陈文帝毅然做出了消灭周迪的决策，并部署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军事行动。他任命后来名震南北的大将吴明彻为吴、江二州刺史，作为此次战役的统帅，调发多个方向的军马，合力进剿临川。具体的兵力部署如下：
第一路，吴明彻主力，下辖吴兴太守胡铄、宣城太守钱法成、天门和义阳二郡太守樊毅、合州刺史焦僧度、建州刺史张智达，沿江直下临川工塘，而原隶属于吴明彻的吴州刺史陈详自吴州进攻周迪在濡城的别营；
第二路，高州刺史黄法氍节度前安成内史刘士京、巴山太守蔡僧贵、南康内史刘峰、庐陵太守陆子隆、安成内史阙慎，奔临川故郡治；
第三路，寻阳太守华皎、巴州刺史潘纯陀、郢州刺史章昭达合兵一路进攻工塘；
第四路，原隶属于周迪的镇南将军司马刘广德、隶属于章昭达的平西将军司马孙晓，与北新蔡太守鲁广达和安南将军鲁悉达兄弟合兵一路，共约1万人，从旱路出兴口；
第五路，远镇湘州的镇南将军徐度发一部兵，越过罗霄山脉远道来攻临川；
第六路，广州刺史欧阳頠率其弟交州刺史欧阳盛、太子右率欧阳邃、衡州刺史欧阳晓，北上进攻临川。
这六路大军虽不知其具体兵力数字，但已是陈朝开国以来最大规模的用兵。所征之兵遍及扬、吴、江、郢、湘、广诸大州，声势之大，远非周迪这个一郡之豪所能比。
吴明彻率主力军最先抵达临川工塘，连城与周迪对攻。因为周迪占了地利，陈军久攻不下，此时陈军内部的问题暴露了出来。吴明彻虽是陈朝名将，但他投靠陈霸先较晚，在陈霸先平灭侯景、入据京口时代方才被纳入陈系将领，就资望来说，他远远不如周文育、侯安都、徐度等人。而其余五路军马中，徐度是陈霸先起事时的谋主，地位之高无庸赘言；黄法氍是江州豪强出身，历来与建康陈系将领没有什么交集；华皎、章昭达是陈文帝的心腹和故交，论政治资本，丝毫不亚于吴明彻；欧阳頠都督广、交、越等十九州诸军事，是岭南天字第一号实力派；鲁悉达、鲁广达和樊毅也都是各自地方的豪强实力派。将如此众多的老将、实力派、豪强揉到一起作战，协调难度可想而知。再加上吴明彻性格刚直，在统御部下、协调诸军的过程中激发了许多矛盾，导致诸军无法合力作战。
大概到当年九月间，陈军仍然无法取胜，陈文帝决意换帅，遣其弟安成王陈顼到临川前线总督诸将，吴明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被准以本号还朝。陈顼以皇弟的身份督战，陈军士气为之一振，诸军的矛盾也被暂时压下去，进攻立时显出成效。周迪以一郡之力对抗陈朝倾国之兵，终究独力难支，在陈军的持续攻击下败下阵来。天嘉四年（563年）正月间，工塘城终于被攻破，周迪妻小被擒，他本人逃到晋安陈宝应处。
但这并不意味着周迪的彻底失败。
江州豪强之所以能得势，根源在于江州多年来的政治传统。周迪和其他许多豪强一样，在经营当地经济、把控地方军政上下了极大的功夫。在陈朝统治秩序尚未深入到江州时，本地民心实际上更多地倾向于周迪。侯景之乱时，周迪起兵保据一方，从不掠夺乡民，还把一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督促他们恢复生产，使得本郡人民都有一定积储。在此基础上，周迪建立起严密的征调补给体系，使临川一郡粮草丰给，邻郡遇到荒年缺粮的，临川还有能力赈济，这在梁末大乱的大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周迪还严格加强政治控制和文化教化，使本郡乡民都服从于他。作为一郡之首，周迪也不摆架子，他为人质朴，素怀信义，轻财好施，保持了本乡本色，所以临川郡人都对他十分信服。有这样的民众基础，周迪很快于天嘉四年六月卷土重来。
临川郡民群起而响应，拥护周迪复入临川。东兴、永成、南城诸县蜂起响应，一时间临川郡内战火重燃。陈朝遣大将章昭达率军征讨。
章昭达是江东寒人势力的代表人物，其家祖居于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祖父在南齐出仕为广平太守，父亲在梁朝任职扬州议曹从事，他本人在梁朝也当过东宫直后。章昭达为人倜傥，轻财尚气，结交广泛，是个英杰，美中不足的是他盲了一目，是个“独眼龙”。关于盲眼，还有个小小的趣事。他年少时找人看相，相士说他面貌太完美，如果想发达，必须有一些小损伤。后来章昭达醉酒堕马，摔伤了鬓角，他十分高兴，以为这是发达的吉兆，岂料相士却说未必，结果到了侯景之乱时，章昭达率本乡武装援救台城，混战中被流矢射瞎一只眼，相士这才说他不久后便会富贵发达。后来章昭达与陈文帝结为至交，被任以将帅之职，宠遇超出同侪。
陈朝开国诸将帅，以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徐度、吴明彻、章昭达等并为一流。其时杜、周二将已故，侯安都因为过于跋扈被处死，徐度因政略强于军事而被派出去镇守湘州，吴明彻能战但刚刚经历了劳师无功的挫折，因此陈文帝派出章昭达领衔进剿周迪。
周迪余部虽然啸聚甚快，但在陈军主力打击之下全无招架之力，迅速被击溃于临川，周迪脱身藏匿于山野之间。章昭达在临川展开了大规模搜索，为了获知周迪的下落，甚至杀了一批当地乡民豪强。临川士民心向周氏，无论如何也不肯透露周迪的讯息。章昭达无奈之下放弃了寻找周迪，因为他还有更大的任务——消灭陈宝应！
对陈朝来说，是时候解决陈宝应这个江州最后的豪强了。留异、周迪举兵反叛时，背后都有陈宝应送粮送兵，而且他敢于接纳留异，便是公然反叛朝廷。有了消灭熊、留、周三姓豪强的底气，陈文帝不需要再瞻前顾后了。
天嘉四年十二月，陈朝发三路兵进攻闽中诸郡。除章昭达率主力越过东兴岭直趋建安外，另有余孝顷、程文季等率水军自海道南下，直攻陈宝应老巢晋安；韩子高率禁军一部自旱路南下支援，与章昭达会于建安。据《陈书·陈宝应传》引天嘉四年尚书符，另有义安太守张绍宾、南康内史裴忌、轻车将军刘峰、东衡州刺史钱道戢等合为一路，岭前十九州诸军事欧阳纥（欧阳頠之子，此时欧阳頠已去世）为一路，新任江州刺史黄法氍为后援。参照临川之战诸路并举但实际只有主力作战的情况，这几路兵实际上也只是声援。
陈宝应最初与留异结亲时，会稽名士虞寄（初唐名臣虞世南的叔父）看出他要造反，数次规劝他不要妄动。虞寄与其兄虞荔都是会稽高士，陈宝应想借他的文名招揽人心，故而一直十分尊重他，但在对陈朝的态度上，陈宝应内心十分坚决，虞寄劝谏时，陈宝应并不正面回应。一次陈宝应听到侍人读《汉书》中“蒯彻劝韩信反汉王刘邦”时，蹶然而起说：“蒯彻可谓是智士。”虞寄反驳他说：“蒯彻之谋，让郦食其丧命于齐，让韩信滋长不臣之心，何智之有？你不如读一读班彪所作《王命论》，这才是知晓顺逆的正论。”陈宝应十分不悦。虞寄唯恐祸及自身，便假托脚疾隐居起来。陈宝应百般相请他也不肯出山，陈宝应甚至用上了晋文公请介子推的手段，派人烧虞寄的屋子，虞寄宁可死于火中也不出来。到了留异反叛时，陈宝应派兵助战，虞寄又作书劝谏陈宝应，他在信中列了十条所谓“顺逆之理”，都是一些正统所归、人心向背以及形势分析的大话，陈宝应看后大怒，本有心加害，考虑到虞寄是民望所在，才放了他。
周迪第一次举兵时，陈宝应便派兵入据建安。陈朝委派的建安太守萧乾是一介文士，手下素无兵卒，陈宝应逼来时，他狼狈地弃郡而去。“独眼龙”将军章昭达与陆子隆一到建安，便与陈宝应展开大战。陈军远道而来，陈宝应军却以逸待劳，两军一交，章昭达部失利，被陈宝应俘获鼓角等物资，幸赖陆子隆率部力战，击退陈宝应，才暂时稳住战线。
陈军势大，闽中兵少，陈宝应便沿着山水之势树起许多木栅抵御陈军。陈军数次进击均无法得手，于是章昭达将诸军分布于闽江两岸，伐木造筏，在上面竖起拍杆，并用大索连起来列营。陈宝应屡屡挑战，章昭达只是按兵不动。
成长于三吴地区，自幼习于水边，章昭达是陈军中最擅长水战的大将。560年，陈军与王琳决战于芜湖，两军水师在江面大战，正是章昭达运用近身拍击战术，击毁、击伤王琳无数大舰，为陈军获胜立下大功。此次，想必章昭达也打算采用这一战术。果然，到了暴雨水涨之时，章昭达水军大出，抵近陈宝应木栅，以拍杆猛击，尽破其水上寨栅。陈军又发步兵进攻陈宝应陆寨，两军正合战时，自海道攻入晋安侧后的余孝顷、程文季所部杀到。陈宝应前后失据，被陈军击溃，闽中诸郡随即逐次削平，陈宝应和留异都被俘获，送入建康斩首示众。
天嘉五年（564年），不甘心失败的周迪，不顾四姓豪强势力基本已被摧毁的现实，再次招引乡人部众，作乱于临川。刚刚征讨过陈宝应还未归还本郡的宣城太守钱肃，暂驻于东兴，在乱军围逼之下投降。吴州刺史陈详率所部兵马进剿，此公在第一次围剿周迪时曾袭破周迪濡城别营，然而此次他似乎低估了周迪的能量，率部轻进至南城，结果被叛军击败，阵亡。
原来镇守临川的周敷被调任南豫州任刺史，此时也随军征讨。大军行至定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与周迪对峙。周迪见陈军势大，便用计透骗周敷，声称两人原系同宗兄弟，戮力同心效忠陈朝，如今不愿再兵戎相见，希望待罪还朝，并提出要与周敷登坛立誓。周敷轻信了周迪的鬼话，到其营中升坛立誓，不幸当场被杀，时年仅35岁。
这个小小的插曲并未产生多大影响，陈朝再遣中护军程灵洗为都督，发众军从鄱阳别道进剿。程灵洗是海宁人，少有勇力，一日能步行二百余里（南朝时二里大约相当于今一百四五十里），又善于骑射。侯景之乱中，此公率乡兵坚决抵抗乱军。陈霸先与王僧辩火并时，程灵洗在台城与陈霸先大战，不敌被俘，后为陈将。程灵洗与其子程文季都是一时勇将，在陈朝历次大战中均有功绩，虽然稍次于侯安都、吴明彻、章昭达等一流将帅，仍是名显于当时。
可怜周迪被陈朝顶级名将轮番收拾，饶是他颇有民众基础，在陈军主力的坚决打击之下，终于再也支持不住：乱军被打得星落云散，周迪与十余名心腹辗转藏匿于山野洞穴。陈朝严令临川诸县加强搜索，追寻周迪的下落。周迪左右从人耐不住逃命的辛苦不断逃散，一天他遣人到临川的集市上买鱼，被临川太守骆文牙侦获，随即派遣勇士潜入山中，终于抓住周迪，并迅速斩于当场。
至此，为祸数年的江州四姓豪强终于全部灰飞烟灭。
其若驭朽陈文帝——步履艰难的“天嘉小康”
消灭江州四姓豪强是陈文帝统治时期主要的军事成绩之一，其意义与平灭王琳、击退北周入侵湘州平分秋色，是稳定国防形势、扩大国力的基础性战争，这一系列战争基本贯穿了陈文帝时代。对陈文帝来说，消灭江州豪强的成果无疑来得有些太晚，周迪被斩后没几个月，这位生于忧患、终生谨慎、压力山大的皇帝便因病去世了。
陈文帝的一生是十分艰难的。其父陈道谈在侯景之乱中阵亡，他随陈霸先起事，多次遇到杀身之祸。陈霸先一族人丁不旺，兄陈道谈、弟陈休先都先于陈霸先去世。陈霸先平侯景时，为了取得江陵梁元帝的信任，还把仅存的儿子陈昌和侄子陈顼（即陈宣帝，陈文帝的弟弟）送到江陵当人质。江陵被西魏攻陷，陈氏兄弟都被俘虏到长安。后继无人这一尴尬情况直到陈霸先去世时都没能解决，永定三年，他唯一的儿子陈昌还被北朝扣留在长安。面对皇帝新亡、宗枝薄弱的现实，陈霸先的心腹中书舍人蔡景历（负责下发皇帝诏命）、中领军杜棱（掌京师禁兵）秘不发丧，急召在南皖口筑城的陈蒨还朝。陈霸先遗孀章皇后更想让自己的儿子陈昌回朝即位，陈蒨也过于谨慎谦让，不敢站出来接位，关键时刻，大将侯安都力排众议说：“如今四方未定，哪有工夫去等陈昌回来，临川王有大功于国家，理应即位。”然后按剑上殿，威胁章皇后把玉玺交给陈蒨，随即解开陈蒨的头发，把他推到孝子主丧的位置上，这才勉强完成了帝位交接。
陈文帝即位后，除了陈霸先留下的军事力量较为强大，其余都很糟糕。
统治版图上，只有扬州一带统治比较稳固；郢州、湘州都被王琳占据；岭南虽是陈霸先起家之地，但也先后由萧勃和欧阳氏控制；江州则是最闹心的一块地方，针插不进水泼不入。
经济上，江南连年战乱，百姓流离，素以鱼米之乡著称的三吴地区竟然出现了饥荒，陈朝的国库捉襟见肘。陈文帝在应付战争的同时，多次下诏减省皇室用度，减轻百姓负担，并以国家诏令的形式劝课农桑，陈朝朝政在外有大战的情况下，慢慢恢复了元气。与三吴地区战乱频仍、百业凋敝对比鲜明的是，江州、闽中经过南朝二百余年的开发，农业经济逐渐兴旺起来，而且由于侯景之乱波及江州较少，这片区域比较繁荣和稳定。
政治上，陈朝面对的难题最大。陈初政局呈现出王纲不振、豪强遍地的特点。国家统治力量在地方上反不如豪强有影响力，许多地方豪强掌控了地方政权，并且可以私相授受，在子弟中世袭交接，不顾国家意志。例如，巴山黄法氍被调离本郡后，其太守职位给了族人黄法慧；大将程灵洗的部众在他去世后由其子程文季统领；大将徐度在湘州刺史任上去世，其职务便由儿子徐敬成承袭；岭南欧阳頠去世，广、交等十九州诸军事便由其子欧阳纥接管。不仅地方上的军权和政权是这样运行，连在朝为官的大将也是如此，如侯安都、周文育、吴明彻等大将都有其子代为统领部众、出征时代监政事的记录。这种政治格局无疑极大地削弱了中央的权威，使梁末以来天下碎裂的趋势延续了下来。
江州正是这种政治传统的典型代表，四姓豪强的势力强大到地方官不得不主动让位，将地方军政财大权悉数交给豪强，江州俨然成了独立王国。这种胶缠甚深的问题，甚至要比王琳这种单纯的外敌更难解决。陈霸先在世时无暇顾及江州豪强的问题，全都留给了陈文帝。
用左支右绌来形容天嘉初年的政局一点也不过分，陈文帝一面要应对上游王琳的严峻挑战，一面要全力解决东南腹地豪强问题。北朝周齐两国也虎视眈眈，不时骚扰。为了搅乱陈朝政局，北周还使出极其阴狠的一招——把陈昌放归南陈，名义上是两国修好放还人质，实际却为挑战陈文帝的法统地位，引发南陈宗室内战。陈文帝机敏地应对了这一政治危机：派大将侯安都亲自过江迎接陈昌，并在过汉江时巧妙地设计了一场溺水事故，让陈昌合理地死在了江中，化解了一场大难。
在打击豪强问题上，陈文帝更是艰难。为何？因为陈霸先本身就是地方豪强出身，侯景之乱中，陈霸先依凭的基本武力就是以侯安都为代表的始兴豪强。要强化皇权就必须打击豪强势力，这是非此即彼的问题，不存在和谐共容的环境，然而要抵御外敌又必须依赖豪强武力，陈文帝在两难环境中如履薄冰地一路前行。他一面对开国诸老将极尽尊宠，好让他们率兵征战；一面又在打击江州豪强的过程中搞区别对待，宣布只消灭与朝廷敌对的首恶，余人不计，同时又极其欢迎豪强归附朝廷。像临川周敷、巴山黄法氍、新蔡鲁悉达等都是招抚政策带来的良将，即使是曾经与陈朝为敌的，也尽量优待，只要归顺便可叙用，例如王琳的部将潘纯陀、孙玚，新吴洞主余孝顷，还有响应过周迪叛乱的修行师，都归为陈将。
对侯安都、淳于量、吴明彻、徐度、章昭达等大将，陈文帝丝毫不敢怠慢，不仅在官位上宠之以贵，对诸老将的家兵部曲也都承认他们的私有属性，默认他们的兄弟子侄对家兵的继承权。但这一切的前提都是诸将能够发挥正面作用，一旦出现与中央离心的倾向，陈文帝也是毫不犹豫地进行打击。熊、留二氏起兵反叛后，陈文帝对豪强势力更是深恶痛绝，以至于在留异叛乱刚刚削平、周陈二姓已萌叛意的情况下，发生了陈朝唯一一例诛杀大将的恶性事件。
这起事件的主角便是陈朝首屈一指的大将侯安都。侯安都平灭留异、拥立陈文帝即位，功勋之高，朝野无人能比，他慢慢变得骄傲自大：向文帝奏事时，已经封好的奏表马上要呈上，侯安都突然想起来忘了某事，便随意拆开，添上某某事项；与文帝宴饮时，他随意箕踞斜倚，不尊重皇帝的威仪。有一次饮酒正酣，侯安都想起自己拥立皇帝的得意之作，便问文帝说：“此时的感觉比当临川王怎么样？”这样极不礼貌的问题让文帝非常不满，于是没有回答。侯安都反而再三追问，文帝心知这个莽夫是要夸耀自己的功劳，便强忍着不高兴道：“虽说我即位是天命所归，但与明公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能臣恃功而骄是常有的事，侯安都的所作所为反映的不过是其自身修养不够，说白了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真正触怒文帝的是侯安都招纳士人、庇护不法之徒。侯安都自诩是陈朝第一功臣，招纳了不少文士武将，或是举行骑射较艺，或是进行诗赋答对，根据其优劣进行赏赐，俨然一副天子之下即我的派头。其部下将士也被带得骄横异常，许多人在京师横行不法，一旦被问罪便跑去找侯安都，侯安都则庇护他们使其免罪，隐然与朝廷分庭抗礼。
历来权贵私纳士人、结党营私都是大忌，根本原因就是这种行为实际上是臣子在与皇帝争夺人心并扩大私人力量。况且侯安都手握重兵，还经常不知收敛，皇宫遇到火灾时他带兵入殿，这是对皇帝的极大威胁。一旦此人行为更加放肆并超出一定界限，将会酿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后来周迪反叛，朝野都以为一定会任命侯安都挂帅去平叛，结果文帝任命吴明彻统御诸军，这无疑是在释放疏远侯安都的信号。同时，陈文帝派钦使多次查问侯安都部下犯法之事，侯安都心怀惴惴，想通过中书舍人蔡景历探听文帝的虚实；然而陈文帝决心已定，很快即逮捕侯安都，并专门下诏痛斥其意图谋反，赐死于台城西省。
侯安都事件实质是陈文帝对豪强势力公开宣战，然而这场宣战却显得很力不从心。虽然诛杀侯氏令大大小小的豪强有所收敛，但帝国武力的基本盘仍然是各路豪强在支撑。陈文帝在加紧培养自己亲信将领的同时，不得不继续依靠像黄法氍、鲁悉达、樊毅等豪强进行征战。他能做的，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限制豪强势力扩大，然后用时间消灭那些功勋卓著的开国宿将。皇帝做成这样，实在是不容易，故而《陈书》评论文帝：“及国祸奄臻，入承宝祚，兢兢业业，其若驭朽……”
陈文帝在位7年，留下一个国势粗定、民生恢复的良好局面，后世称之为“天嘉小康”。结局善则善矣，个中忧恼，也只有文帝自知了。
南朝二百余烬起——剿灭豪强战争的军事意义
从军事层面来看，南陈消灭江州豪强意义深远。
陈朝承梁末余烬，江南本已残破至极，濒临亡国之危，陈霸先忽施擎天之手，打理出一派大好江山，竟然又将南朝国脉延续了三十多年。然而比起宋齐梁三朝，陈朝领土狭小，东边丧失淮南地，中部丧失荆襄，西部失去益州，只以大江为限，与北周、北齐对峙，形势可谓极其险恶。北朝周、齐两国，国力、军力都远远强于陈朝，对南朝领土都垂涎三尺。特别是北周，接连夺下益州、荆州两大区域后，又企图染指湘州一带，所幸北人不擅水战，最终陈军反击成功，稳住了西线形势。
天嘉年间，北朝由于周、齐两国世仇，不断相互攻杀，给陈朝留下了休养生息、巩固统治的良好机会。偏巧此时发生江州豪强叛乱，陈朝相继投入数支主力进行围剿。而这一系列战争因为其规模不大、烈度不高又旷日持久的特点，成为陈军主力极佳的练兵场。
其一是强化了陈朝对地方军队的控制。陈军先后投入平叛战争的将领极多，开国大将侯安都、周文育、吴明彻相继为帅，使得陈霸先一系的大将有了统御指挥地方军队的机会。第一次进剿临川周迪时，吴明彻主力序列中便有豪强樊猛的部队。樊氏豪强在侯景之乱中自为一军，原是与陈霸先分庭抗礼的豪强，此时经过统一的指挥和调度，逐渐融入陈军序列。
其二是锻炼了诸军的协同能力。在举国规模的战争中，诸路兵马协同是一个重大问题，如果协同不好，规模优势便发挥不出来。陈文帝在统筹规划江州一系列战争时，进行过两次大手笔的诸路合击，他的眼光无疑是十分高远的。虽知要做到诸路兵马分进合击并不现实，但进行这一番调动，相当于对全国军队进行了一次协同训练，让处于各自为战状态的陈军第一次有了共同的作战目标和统一的行动。这么做的意义是十分显著的，最直观的效果便是太建北伐。陈宣帝继位后，于太建五年（573年）发动了南朝最后一次北伐。太建北伐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分路进击，在西起豫州、东至大海的广袤战线上，分为两个方向、四路大军一齐发起攻击。太建北伐的对象北齐左支右绌，完全无法应付，陈军迅速进军至淮水一线，将国境线前推至梁朝极盛时的区域。太建北伐的统帅便是第一次进攻周迪的吴明彻，西路军首将是黄法氍，东路军首将是徐敬成，他们均在围剿江州豪强的战争中独领一路部队。从一定程度上说，江州系列战役几乎是太建北伐的预演。
往者已矣，当时、当事之人如陈文帝、吴明彻等辈，毕竟不能像后人一样对讨伐豪强战争做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或许他们在发动战争时，心中想的只是：尽人事，听天命。或许，从未来不可预料这个层面上讲，陈文帝比我们更能享受到前途不可知的期许与乐趣。而这，正是与命运搏斗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