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奉系军阀头目之一）

张宗昌简介

张宗昌：张宗昌（1881年-1932年），字效坤，山东省掖县（今山东莱州）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赴东北谋生。武昌起义后，亲率百余人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任光复军骑兵独立团团长。民国二年（1913年）7月，投靠冯国璋，先后任江苏陆军军官教育团监理、江苏将军公署副官长、总统府侍从武官长。后改任江苏暂编第一师师长。率部进攻护法军，任第二路总指挥。民国九年（1920年）兵败，所部被解散。民国十年（1921年）至奉天张作霖处，先后任巡署高级顾问、宪兵营长、绥宁剿匪司令、绥宁镇守使。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奉军第二军副军长。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改任宣抚军第一军军长。民国十四年（1925年）初，任苏皖鲁剿匪司令。4月任山东军务督办。残酷镇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造成“青岛惨案”。7月兼任山东省省长。1926年初，任直鲁联军总司令。民国十七年（1928年）8月，兵败下野，一度亡命大连、日本。督鲁3年期间（1925年-1928年），横征暴敛，捐税多达50余种，曾镇压济南工人运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由日本回国，潜居天津租界。同年9月3日，被山东省政府参议郑继成枪杀于津浦铁路济南车站。

张宗昌传记——

张宗昌（1881年一1932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臭名昭著的贪官。他崛起于北洋军阀统治后期，通过拼命扩充和培植自己的武装力量，霸占地盘，割据称雄，纵横捭阖，制造政潮，成为独占一方的军阀；继而依仗权势，残民以逞，横征暴敛，穷奢极欲，积累起大量的私人财产，仅督鲁三年（1925年～1928年）就聚敛钱财三亿多元。当时社会上曾流传着张宗昌为“三不知将军”：一不知兵有多少，二不知钱有多少，三不知姨太太有多少。

一

张宗昌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祝家村。其父张文福家贫如洗，仅有二三亩薄地和三间茅草屋。迫于生计，只好当喇叭手兼剃头匠，农忙时打短工。张文福育有一男一女。张宗昌幼年时得姑母资助，在本村私塾读书一年。十二三岁时帮助父亲敲饶钹，农忙时随父外出打工，后到同乡开的黄酒馆当伙计，闲时贩卖鱼、虾等海物，以补助家用。长大成人后，身材魁伟，膂力过人，食量极大，且性情粗野，胆大好斗。在乡间，张时常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在邻近村庄颇为知名，经常闯祸被人告到酒馆老板处。碍于乡里脸面，老板不便明讲，只好诱以闯关东，可以发大财。张宗昌听其劝告，十八岁时结束了四年的酒馆小伙计生涯，与同村人结伴下了关东。

张宗昌到东北后，到处流浪、闯荡，据称曾在辽宁营口一家“宝棚”为赌棍帮闲，在吉林三道沟矿区当过矿工，在哈尔滨一带淘过金，在宝局当过镖手，还参加过日俄战争。在哈尔滨时，张宗昌伙同程国瑞（掖县同乡）等七人抢劫了俄国人开的钟表店，杀死店主，将钟表变卖，购置枪械，然后流落北满当起了胡匪。他活动的范围主要是黑龙江绥芬河一带。数年的盗匪生活，使其养成了广交朋友、不吝金钱的脾性，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和娴熟的马技，在胡匪中很有威信。在客居此地的山东同乡中（主要是黄县、掖县人）声望日高。几年后，张宗昌凭借多年习得的打斗本领，与程国瑞辗转到俄属海参崴，在华商总会充当门警头目。当时海参崴一二十万的人口中，华侨占五分之三，其中多半来自山东省。他们在此经营饭馆、烟馆、戏院、妓院、赌场等行业及一般商业。为免遭胡匪侵扰，华商们组成华商总会作为保护和联络组织，呈准当地官厅设置门警。门警的主要职责是护伴该会的会计员按月到各会员商家去收取月捐，巡捕中国盗匪及协同。俄警缉查与胡匪有涉的大小盗案。张宗昌身高力大，胆壮敢为，粗通俄语，并深谙胡匪行踪，缉案颇为顺手，深得商会垂青。平日无事可办，张时常出入于茶馆酒肆戏园娼寮之间，寄情声色，倾心交流。凡有缓急借贷者，亦能尽力帮助，颇得仗义疏财之名，从而结识一班同乡青年，成为一种潜在力量。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的消息不断传到海参崴，华商受到很大震动。张宗昌抓住机会，在同乡中奔走鼓动，获取商会原有枪支，组织团体，准备回国参加活动。同时，结识革命党人张西曼，帮助其联络当地胡匪编练骑兵。民国元年（1912年）初，张宗昌带胡匪南下，当到达上海时，此地已光复。经过运动，张当上了光复军统领李征五所属骑兵团的团长。南北议和后，张部骑兵团被整编为江苏陆军第三师骑兵团，调驻徐州，担负防务。次年七月国民党在南京宣布“讨袁”，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命令冯国璋、张勋率北军经徐州进攻南京。张宗昌所在第三师奉黄兴之命扼守徐州，阻止北军南下。在徐州之南二郎山激战中，张的骑兵团被北军打败，溃不成军，张本人亦受伤。随后张便叛变投靠北军，得到冯国璋赏识，被委任为江苏省军官教育团监理，从此开始了他在北洋军阀中角逐的军事生涯。冯国湾出任江苏都督后，张宗昌通过与冯的关系，接受袁世凯四十万元贿赂，经过长期酝酿，于民国五年（191年）五月十八日派人刺杀了南方革命党入沪军都督陈其美。此后，张宗昌被冯视为心腹。民国六年（1917年）八月冯代理大总统后，任命张为总统府侍从武官长，不久又被任命为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第六旅兵员士卒成分复杂，“绿林’匪帮占相当比重，其枪械粮袜均由北洋政府直接供给。该武装力量此后虽多次被打散，但却成为张宗昌借以谋取政治权力、抢掠财富的基本依靠力量。

此时，段祺瑞内阁专恣揽权，对内欲以武力统一，解散国会，废止约法，从而引起以广州为大本营的护法战争。张宗昌第六旅成军未久，即被划归张怀芝指挥的第二路援湘军，从南京出发，经南昌进驻湖南醴陵。在争夺湖南的战斗中，张宗昌第六旅大败，在一路溃逃中大肆洗劫，对醴陵“城中财货钱帛，掳掠一空”。此役失利后，冯国璋念及张原为自己惜爱之人，令其收拾残部，重整旗鼓，立功折罪。张宗昌借以壮大声威，不遗余力招集旧部，放胆蛮干，竟在湖南占据了地盘，并被冯国璋将第六旅扩编成暂编陆军第一师，张当上了师长。张虽为冯所器重，但因不属直系，亦非皖系，待冯国璋一死便失去靠山，在直皖两系角斗中陷入孤力无援的境地，失去了地盘和军队，最后于民国九年（1920年）三月只身逃回北京。

民国十年（192年）九月，直系首领曹锟出任直鲁豫巡阅使，攀附无门的张宗昌便想投奔其门下，以图东山再起。他用从陆军部索得的欠饷二十万元，铸造了八个金仙寿星，以祝寿为名献于曹锟。曹喜出望外，遂拨一批枪械给张，以使其再组军队。然此时张有枪无人，加之吴佩孚的坚决反对，张投曹锟的美梦终成泡影，军队也未组成。随后，张便改换门庭，经山东同乡、盐务署长潘复和好友焦子静引荐，投奔了权势正兴。炙手可热的“东北王”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以“高参”的名义招纳旧部，并与一批失意的政客、军阀来往交游，积聚力量，并逐渐成为奉系军阀中的一支骨干力量。民国十一年（1922年）初，直、奉两系军阀矛盾激化，战争即有一触便发之势。张作霖为策应直隶战场作战，派张宗昌率苏鲁别动队入鲁，突击山东。张招集旧部和收编的地方土匪一千余人，在鲁东南的日照、郯城。临沂、临沭一带与当地警备队和山东督军田中玉的部队展开争夺战，然而始终未能得手，随着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的失败逃回东北。失意后的张宗昌蓄志重新崛起。当张作霖给其军饷枪支，命其镇压宣布独立的黑龙江讨逆军时，他由奉天一路北上，沿途招兵买马，扩大军队。讨逆军中多为山东老乡，对张素有好感，听其到来，非但不战，反而倒戈投械，使张大获全胜。因为张作霖解除了后顾之忧，张得到奖赏，被委任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兼绥（芬河）（东）宁镇守使和中东铁路护路军副司令。张宗昌随即大肆招募新兵，一是设立机构，搜罗在东北的山东人从军，一是派人人关到山东等地招收土匪及地痞流氓入伍。此外，他收容了逃入中国境内的原帝俄部队，人数有五六千人，并得到步枪。机枪、大炮、弹药、通讯器材一宗，将其中有技术的白俄兵组成工兵队，利用他们制造出一批在铁道上行驶作战的铁甲车。张以这支部队为资本，在奉系军阀中站稳了脚跟，成为实力派人物之一。

二

民国十三年（1924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军阀组织“镇威军”。张宗昌为第二军副军长，率部在热河一带作战。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张率部入关，一路南下，进天津，占徐州，次年一月当上了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四月被任命为“督办山东军务”。虽图谋苏、浙、皖的计划落空，但也得到了一块自己的地盘，从此督鲁三年，开始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横征暴敛，无日不在搜刮之中，山东人民遭受了近代以来空前的洗劫和严重的灾难。

张宗昌在山东执政三年是“祸鲁”的三年，其敛财盘剥的突出特点是对民众进行敲骨吸髓式的榨取，予取予夺，毫不节制，即使在普遍贪污自肥的北洋军阀群体中也是颇具恶名的。张系胡匪出身的军阀，自言“粗人”、“武人”，根本不问吏治之道，仅仅热衷于穷兵黩武，掠夺民财。他曾对当时的财政厅长杜尚讲：“反正咱们拿到手里的是‘天杠’（赌牌九用语），能吃‘通庄’，只说要钱筹饷就行了，不必这么啰嗦。”这充分反映了张宗昌搜刮民财随心所欲、毫无顾忌的特征。张以军阀身份执掌地方政权，以军事高压作为统治手段，因而其贪财和苛敛采取明目张胆的手法，根本无需顾虑其他。其掠取钱财的方式主要有滥发纸币和军用票，设立各种名目开征捐税，强行勒索和借款，掠取对象除机构、商家外，还包括城乡广大民众。这是中国近代军阀割据下社会产生的必然现象，只是张宗昌做得更加恶毒罢了。

张宗昌督鲁后，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九月在济南设立山东省银行，以发行纸币，并代理省库。此前张宗昌在山东各地就推行使用奉票，发行金库券，随后更是大肆滥发山东省银行票。军用票、金库券、公债。民国十五年（1926年）五月，发定期有息金库券一千万元，督鲁三年前后共发行金库券一千六百万元。省银行初发钞票（省钞）三百万元，共计发行二千三百万元，在本省发行一千三百万元。张宗昌先后两次滥发军用票。第一次发行时间为民国十五年（192年）一月至十六年（1927年）一月，共印制军用票总额一千零三十万九千元，面值分为一元、五元、十元、一角、二角、五角等六种，实际发行七百五十万九千元。第二次发行时间为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一月至十七年（1928年）四月，面值仍分六种，发行额增至一千零二十五万元。为阻止军用票回笼速度，促其在市场上流通，张宗昌规定缴纳各种税款按三成搭收军用票，后又规定所有捐税一概禁收军用票。如此一来，军用票遂形同废纸，商民损失惨重。省城济南“商号倒闭，日有所闻，而地方银行如山东商业银行、东莱银行、道生银行等各大银号相继闭歇，盐业银行等各大银号以次收束，济南金融业亦即结束，城埠商号十有九空”。货币贬值，导致物价暴涨，社会上人心惶惶。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济南发生省钞挤兑风潮，十几人在兑换中被挤死。惨案发生后，民怨沸腾，舆论哗然。当时社会上就有这样的民谣流传：“张督办，坐济南，也要银子也要钱；鸡纳税来狗纳捐，谁要不服就把眼剜。”民国十五年（1926年）三月，张宗昌指示设立了山东国库善后公债局，开始发行公债，初定二千万元，济南、青岛、烟台、周村四埠共摊派发行六百四十万元。全省一百零七县共摊派发行一千三百六十万元。同年十一月，张宗昌令发行盐税国库善后公债二千万元，仍采用向各地摊派的方式办理。次年四月，张又令发行盐余公债四百万元，分两期偿还，以盐余作担保。同年八月，为弥补财政亏空，张令发行第二次国库善后公债三百万元。民国十七年（1928年）四月，发行讨赤军事公债一百万元，令各县商户资本额万元以上者摊派。如此频繁大量而毫无节制地发行公债，虽不可能照额定数完成，但发行出的公债券因很少能够兑付，所以几成废纸，商民钱财被榨取。

张宗昌督鲁时期，不仅借款数额、范围不断扩展，而且方式多样，实同勒派，达到了民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地步。张上台伊始，便以库款支细、急需军费为名，向省内各县摊派临时借款，并派员分赴各县提解，各县勒派数额一万元至七万元不等。在其任内，数额较大的借款还有：民国十四年（1925年）十一月向青岛商会借款三百万元，同时向胶济铁路局借款三百万元；十五年（1926年）春节前向各县预借一百五十万元；同年六月，张令财政厅向各银行行息摊惜一百万元，用作军费开支；十六年（1927年）一月又以财政厅名义向山东省银行、中国、山东商业、东莱、交通、道生。通惠、泰丰、大陆、山左、中国实业等银行摊借一百万元，期限六个月，月息八厘；同年六月向济南商会借款一百万元；同年九月向济南各商家借款二百万元；十七年（1928年）一月，以东海、胶海两海关二五附税作抵押，向青岛商会借款一百万元；同时还向东纲公所和济南商会借款一百万元；同年四月张在倒台前夕向开滦公司借款五百万元。敛财活动扩展至省外。借款之后，张宗昌便以几无价值的金库券、公债券来抵偿，或一再变期，形成欠款，甚至根本不偿，等于变相掠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各派系军阀独揽大权，无分公私，公财就是私财，最后公财的很大一部分落入私人囊橐，各类财税机关变成私人钱袋。张宗昌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想怎橇搜刮，就怎样搜刮；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毫无制约，任意妄为。

张宗昌为维持其私有军队的开支和穷奢极欲的生活，督鲁三年除旧有税捐照征外，随心所欲地开征各种苛捐杂税，无穷无尽地吮吸民脂民膏。当时山东田赋征收的正税、附加税和摊派均已失去标准，附加超过正税五六倍以上。“征收正赋数目，每地了银一两至少是八元，多者征至二十元，漕粮每石的数目也是如此，总计自张宗昌莅鲁之日起至离鲁之日止，征起丁漕及附加捐税，其有账可查的，按照正额计算，各县有征至民国二十八年以上的。”田赋征收像脱缰的野马飞奔不止。据称张督鲁三年，山东仅田赋各项就消耗掉二亿八千万元，成为民国时期山东民众田赋负担最重的时期。除田赋外，任意附加的税项扩展到其他各税。这一阶段山东新增苛捐杂税不下五六十种，主要有：地了军事善后一次特捐、漕粮军事善后一次将捐、地了讨赤特捐。漕粮讨赤特捐、地了军事特捐、地了军事附捐、漕粮军事附捐、李黄堵口附捐、赈济特捐、河工特别附捐、汽车路附捐、营房捐、军事借款、善后公债、烟酒税费特捐、公卖费附捐、登记五成挂号费、登记印花、不动产登记、纸币执照费、纸币印花、长途电话费。烟苗罚金、营业牌照、军鞋捐、第一军甲子战役抚恤券、直鲁军讨赤战役抚恤券、验枪凭证费、枪照印花、修张宗昌生祠捐、张宗昌铸铜像捐、垫紫草费、慰劳将士费，等等。这些苛捐杂税有系一次征放的，有几年内连续征收的，也有附加在其他税种内征收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都是扰民的恶税。当时便有人写出对联讥讽道：“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这些千奇百怪、无孔不人的税捐仅仅是杂捐杂税公开征收的部分，至于勒索、摊派、敲诈的“无名”税捐仍是相当繁杂、混乱。特别是战事紧张时，军队衣食住行的一切用品均向地方摊派，当时山东各地所派征的实物达一百余种。苛捐杂税与按比例摊派甚至直接勒索连在一起，达到了无货不征、无物不征的地步，如此多而乱的苛杂使山东财税成了张宗昌的私人腰包，以致他以不知自己有多少钱而闻名。

张宗昌如此穷凶极恶地搜刮民脂民膏，聚积大量钱财，一是用来支付其私有军队日趋膨胀的军费开支，再就是维持其纸醉金迷、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张督鲁时，竭力扩充势力，军队由八个军扩编为三十几个军，人数由十万扩大到二十万，一度号称四十万。这样庞大的靠自筹军饷的私有军队，其军费开支的浩大可想而知。张任山东督军仅数月就列支军费二千二百余万元，民国十四年（1925年）支出军费三千多万元，十六年（1927年）多达五千多万元，超过历届统治山东的北洋军阎的数倍乃至十几倍。军队人数的骤增，军费开支的随意性，以及各种负责官员的肆意贪污，是造成军费支出浩繁的主要原因，最后只能向民众榨取，使民众蒙受一次又一次的洗劫。张宗昌生性好赌、好色，成为北洋军阀中的代表人物。张嗜财，且经常是狂赌。他率领的部队平时不发军饷，待筹集到钱财后，仅以部分分发给各军军长，军长亦以领到的一小部分发给各师师长、旅长。他们常应张之邀请，拿着整包的军饷，到其府第赌博。赌博的方式以打“牌九”为主。张以为“麻将”速度太慢，不够刺激，不够爽快。开赌时，他必先指定几个姨太太在赌桌旁边服侍，甚至要副官处预备若干女子待命。如果他本人是大输家，连输不已，则叫副官准备酒饭，宣布休息，退入自己的寝室，某姨太太或女子即须应命随他同入，据说经过这样的“休息”，可以转换牌局的手气。他曾因一时高兴，与几个妓女在督署豪赌，赌注竟是当年全省的教育经费。《政海轶闻》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实：“张（宗昌）挥金如土，嗜赌如命，一掷数万金全无吝色。湘人薛子奇主持《黄报》事，其人也豪于赌，明日断炊，今宵必罄所有乃已。张大奇之。薛屡以津助《黄报》为请，有所得，辄携赴赌局，一夕而尽，次日，往气如故，习以为常。某已张挟公债三十万予薛，曰：‘吾作一次之赠与，免君朝朝过我矣。’时币面债价尚有七八折，薛顿富，纵赌益力，不期年，挥霍净尽，《黄报》风雨飘摇如故也。时人谓为两奇：盖自有津贴以来，未有若张之豪放者；自办报以来，亦未有若薛之‘善用’津贴者。”张宗昌以嗜赌交结朋友若此。

张宗昌多妻多妾，“姬妾多至数十人，开军阀界之新纪录。各人之身世，非出自青楼之人，即被强婚之民女。”其中即有苏州夫人、杭州夫人、天津夫人，也有高丽太太、日本太太、白俄太太。南洋太太。总人数随时有变动，或死或逃，或遣散或送人，又随时添补新的，以致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有多少，成为他的“三不知”之一。他用横征暴敛得来的钱财维持荒淫无度的生活，在北京西四牌楼北大街石老娘胡同人称“师府”的家宅，有姨太太居住区，均是新建的平房，每两三间一个单元，总数有四五十个单元，室内有床榻、沙发、梳妆台、衣框，并附有西式的浴室。每个姨太太均配有副官一人，护卫二人，汽车一辆，杂役若干。铺张奢华之风可见一斑。最受宠爱的七姨太买一只卷毛狗，花费三千块大洋，日食牛肉牛奶鸡蛋等食料，并有专人看护。她装裱一座楼房花费五六千元，一双珍珠鞋价值四五千元。据称：“张宗昌在鲁时，每年开支，比前任督军多至二十余倍。”

张宗昌督鲁时期，利用封建裙带关系，奉行地方威权主义，实行专制统治。由于吏治腐败，上行下效，张宗昌周围的官员队伍相当一批成为贪污自肥的高手。张的两个姨太太分掌两公署印信，大姨太袁素娥常住督办公署，掌管督办印信，七姨太孔氏常住省长公署，掌管省长印信。张的官员队伍中有一个庞大的“掖县帮”，如省长、财政厅长、河务局长、胶澳商埠局总办，以及军长、师长一批。张得志后，他的同乡纷纷来投，多被收留委用，因而当时便有了“会讲掖县话，就把马刀挂；学会掖县腔，能把师长当”的说法。张宗昌任人唯亲的做法，使之与下属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山东省银行总办蒋邦彦操全省金融大权，利用发行省钞、军用票的机会质污五千万元。政务厅长毛振鹗则另有贪污妙法，他向每县各推荐一个亲友，索要三十元薪金，而不到差办事，实则有名无人，全省百余县，每月可得三千余元，三年之中累财十万元以上。财政厅长杜尚助张搜刮钱财，除一般赋税外，巧立名目，开征新税，从中谋取好处。盐运使吴保诚、张梦熊先后借追索欠款、整顿盐税为名，向盐商索要海防费、登记费数百万元。烟酒公卖局长吴宝彝任职三年，积资至二百万元。禁烟局长姜寰以“寓禁于征”为名，许可各县公开种植鸦片，并且公开贩运，以谋得巨款。山东印花税处长洪梦松在印制税票时舞弊，加价虚报，共制票额四百万元，多报印价十万元落入自己腰包。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山东官场之腐败。

三

张宗昌督鲁三年，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使山东人民备罹万难，半个中国惨遭涂炭。张上任不到半年，便爆发了浙奉战争。他奉张作霖电令，率领八万大军与孙传芳部在徐州以南展开激战，最后张军败退回鲁。此役中，张部深入苏。皖境内，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随后鲁豫战争又起参加双方在鲁西、鲁南、泰安等地接战，开始张军节节败退，后经拼命反攻，遂保住山东地盘。民国十五年（1926年）初，张宗昌部与直隶督军李景林组成直鲁联军，发动了对北方国民军的战争，先后攻占天津、北京。随之，张宗昌把在山东的种种苛政施之于北京。他委派各级税官进行搜刮，强迫商民使用奉票和山东军用票，对广大民众大肆榨取。正当奉系军阀在北方猖獗之时，民国十五年（1926年）七月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了。经过一年半的反复拼杀，期间张宗昌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山东，但仍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二月，张宗昌由南线缩龟山东老巢。

民国十七年（1928年）初，国民党实施旨在消灭奉、鲁军阀的第二次北伐，四月战火燃至山东，国民党各路大军分途包围济南。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为维持在华权益，挽救张宗昌的灭亡，再次出兵山东。张宗昌暗中与日本勾结，企图借以驱逐南军。但张宗昌的军队士气低落，稍一交锋便土崩瓦解。山穷水尽的张宗昌在北伐军包围下，于四月三十日晚逃出济南，随后撤至德州、沧州、天津、滦东，部队溃败而被收编。九月二十一日张宗昌化装逃至大连，寻求日本庇护。

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张宗昌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纠集一些散兵游勇在烟台登陆，与刘珍年部展开争夺战。在蒋介石的全力支援下，张宗昌图谋在胶东起事，又惨遭失败。此后，张宗昌逃往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张宗昌在吴佩孚、孙传芳函邀之下，于十月离开日本回到旅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九月，他以回籍扫墓为名，从北平窜到济南。当时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发现其阴谋重新占据山东，便决心除掉张。三日，在韩的指使和策划下，山东省政府参议郑继成以为其叔父郑金声报仇的名义，在济南火车站将张宗昌击毙，终年五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