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战役（旅顺攻囲戦）

旅顺战役简介

旅顺战役：旅顺会战（日语：旅顺攻囲戦）是日俄战争中的一场陆上战役。日本陆军为夺取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母港，对其包围，最终攻占了中国辽东半岛旅顺口。战役共持续了5个月，是日俄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旅顺军港在20世纪初被各国普遍认为远东第一要塞。清政府最先在旅顺口修筑炮台工事作为北洋舰队的维修基地。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军仅花费了数天，以极小的代价攻克旅顺口。然而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参谋本部对战役的艰巨性准备不足，导致日军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旅顺会战亦是世界上首次大规模现代化要塞围攻战，被认为是10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的一次预演。双方将大量先进武器投入战场，如重型二十八厘米榴弹炮、速射榴弹炮、马克沁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和无线电设备等。防守方构筑由铁丝网，机枪和炮兵阵地组成的坚固要塞，一度有效阻止进攻方的攻击，并且给突击的日本陆军造成巨大的伤亡。

旅顺战役过程分析——

大事记：日本的兴起和俄国在远东的扩张

当美国和普鲁士分别为自己的帝国奠定基础时，日本也从竹幕后面钻了出来，不久之后居然也步其后尘。

造成这种激烈变化的原因有两个，一个为生物因素，另一个为工业因素。日本是个人口过剩的国家，所生产的粮食不够供养其人民。而在工业方面也生产过剩，使其贸易关系丧失了平衡。这两个原因都要求向海外扩张：一方面征服国外土地来容纳其过剩人口，另一方面征服国外市场以消化日本产品。因为工业国家之间的竞争极为激烈，所以无需多长时间，非西方化的日本就被吸入了资本主义漩涡。

一六三八年以来，除荷兰在对马岛上还保留着一个小规模的贸易据点以外，所有在日本的基督教和对外贸易均被幕府禁止，一切与西方的接触都被切断。一八五三年七月，美国总统菲尔莫尔派佩里准将率领四艘军舰去日本，以美国政府的名义要求与日本天皇谈判友好条约。这个要求被拒绝了，第二年三月，佩里又带着七艘军舰来了，因为幕府抵挡不住他的大炮，所以终于签订了一个条约，开放岛田和函馆做为与美国贸易的商埠。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终于被打破，竹幕被刺穿了，缺口就越扯越大，英国、俄国、荷兰、法国和普鲁士都纷纷向日本援例要求，也都获得了同样的特权。

要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首先应对日本当时的政府制度略做解释。从十七世纪开始，日本的最高权威已经由天皇移到了幕府大将军的手中，他成了这个封建国家的独裁者，这些封建诸侯就称为“大名”。每个大名都有自己的武士（藩士），都是职业军人，遵守一种武士规律，就是所谓“武士道”。他们都生活在古老传统中，激烈反对任何与欧洲人的接触，但是商人阶级却欢迎外国人，因为这可以增加他们的财富。结果日本人民分成两派，一派要求与西方自由交往，一派则断然拒绝。一八五八年，驻日美国总领事未经天皇同意（他仍具有批准条约的权力），就强迫幕府与他签定了一个新的商约，于是这些大名和他们的随从就开始杀害欧洲人，结果换回了更多的耻辱。这种情况日益恶劣，直到一八六七年二月天皇逝世，由他十五岁的儿子继位，这就是明治天皇（一八六七——一九一二年）。这些大名抓住少主当国的机会，发动叛乱，并强迫幕府大将军退位，结果就是一八六八年的革命，终于取消了幕府制，使天皇亲政。

如果考虑到这个国家的落后情形，就可明白日本的变法维新的确是个奇迹。这主要是因为遭受外国侵略的反应。如果白种人在火炮支援之下可以强迫日本与他们缔结商约，并给予种种特殊权利，那么素以文明古国自居的日本为什么不能照样模仿呢？火药带来的前途远景才是日本维新的主要动力。

一八六九年，所有二百三十七位大名都把自己的藩地归还天皇。一八七〇年，在横滨出版了日本的第一份报纸，也修通了横滨到东京之间的第一段铁路。一八七一年彻底废除了封建制度，两百万名武士都被资遣。接着又有许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一八七三年建立了一支国家陆军。在过去，军事职业是武士阶级的专利，现在变成了全民义务。征兵制建立了，陆海军都开始进行现代改革，陆军师从德法，海军则以英国为楷模，同时天皇也成了军队的神圣元首。虽然在一八八九年，日本也开始采取一种表面和有限的代议制度，但是陆海军却在国会的控制之外。

此时，由于欧美资本家愿意慷慨的供给财源，而且又有无限制的廉价劳力来源，所以日本很快由农业国家变成了工业国家。国家收入迅速增加，其中一半都用在军事方面。人口在一八六八年为三千二百万，到一九〇三年就增加到四千五百万。英国的造船厂为日本建造军舰和商船，并为其兵工厂提供机器工具；德国出售军用品，澳洲供给羊毛，南美供给肥料，马来亚供给锡与橡胶，斯堪的纳维亚供给纸浆，印度与美国供给棉花和废铁。西方成了日本的乳娘，日本在一代人中完成的成就，相当于欧洲二十代人的成就。日本原有的封建社会和十四世纪的欧洲差不多，可是当它踏入二十世纪的门槛时，已经成了一个完全装备的工业、陆军和海军强国。虽然如此，日本在外表上虽然已经西化，可是内心中还是充满了武士道精神回忆。

这种以军事权力为重点的惊人改变，必然会导致向外膨胀。毫无疑问一定会引起中日两国冲突，同时也注定要与欧洲国家发生摩擦——它们好比兀鹰一样，都在争食大清帝国的死尸。

在这些欧洲国家中，俄国是最可怕的，因它与中国接壤。此外，俄国大部份是个东方国家，在一五六七年就已与中国发生了接触，当时恐怖伊凡在北京开设了使馆。到一六八九年，即彼得大帝初年，俄国又与中国签订条约，使莫斯科帝国发展到了中国满州边界。到一八四七年，俄国向东扩张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一年，俄国的伟大行政家莫拉维耶夫伯爵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一八四九年，他在堪察加半岛东岸建立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在克里木战争中曾被轰击），次年又在黑龙江河口建筑了尼古拉耶夫斯克要塞。一八五一年，他又企图进一步获得黑龙江之线，在河岸上建立海兰泡和伯力两个镇市以后，一八五六年又利用《瑷晖条约》，使中国割让了黑龙江左岸上的大量土地，总面积为七十一万五千平方英里——有三个半法国那么大。

中国当时正为太平天国的内乱所困扰，伊格纳季耶夫将军利用这个机会——这也是俄国的惯用伎俩——他利用中国政府的恐惧心理，又获得了十七万三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即满州的滨海省，加上其六百英里长的海岸线。不久又建筑了海参威港。

其次，俄国又想侵占库页岛，虽然该岛南部早已属于日本，可是当时的日本却太弱，不足以对抗俄国的压力，一八七五年，双方签署协议，把全岛都割让给俄国，交换条件是俄国在名义上承认日本对千岛列岛的主权。

这时，日本也开始踏上向外扩张的第一步。因为有少数遭受海难的日本水手在台湾受到土著虐待，日本遂入侵该岛。一八七五年中国政府答应赔偿损失，并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日本才撤兵了事。接着就发生了第一次朝鲜事件，一个朝鲜要塞向一艘日本军舰开炮。因为现在日本也学会了白种人的把戏，知道如何利用战争威胁作为外交武器，所以一八六七年，日本派一支舰队到朝鲜去，迫使其政府签订赔偿条约，并对日本开放三个商埠。这是一个重要收获，因为朝鲜是日本通往亚洲大陆的天然门户，而日本一向担心它会被俄国夺占，他们知道俄国想在朝鲜海岸获得港口，而腐化无能的朝鲜政府也决无抵抗俄国侵略的能力。

第二次朝鲜事件发生于一八八四年，在汉城的日本公使馆受到攻击。事件虽然和平解决了，但是因为俄国对朝鲜已经垂涎三尺，所以英国决心出面干涉，于一八八五年占领了朝鲜南岸的巨文岛——即哈米顿港——达两年之久。但当英国将该地交还之后，一八八八年，俄国又与朝鲜签订条约，将济物浦、汉城、釜山等港口开放为对俄的贸易商埠。

六年后发生了第三次朝鲜事件。从一八八四年起，朝鲜即已陷入混乱之中，到一八九四年酿成了革命，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求援。中国派两千士兵到汉城去，日本也照样派兵，结果造成了一次中日战争。日军每战皆捷。九月十五日，清军在平壤被山县有朋将军击溃，两天后在鸭绿江口的会战中，伊东海军中将也击败了中国的舰队。十一月二十一日，日本大山元帅进攻并占领了旅顺港，迫使中国求和，这就是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所签订的《马关条约》。

依照这个条约，中国把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都割让给日本，承认朝鲜独立，赔偿二亿两白银（合二千五百万英镑）。但是条约墨渍未干，俄德法三国即有干涉还辽之举，日本当时的国力不足以抵抗三个强国的联合压力，只好同意放弃辽东半岛，其交换条件为增加赔款三千万两。

中日战争结束之后，俄国驻北京公使即与李鸿章签订了一个条约。从一八九一年起，俄国已开始建筑西伯利亚铁路，到一八九五年就已经达到了中国边界。因为其终点为海参威，若能取道满州就可以节省六百英里路程。俄国以此理由向中国提出要求，李鸿章同意了。

接着在一八九七年，俄国又获得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并获准修建一条铁路，从哈尔滨延伸到旅顺和大连。差不多与此同时，德国获得了胶东湾的租借权，英国获得了威海卫的租借权，法国获得了广州湾的租借权。

不久又发生了祸乱，由于西方强国的竞争使中国的利益蒙受了极大损失。在忍无可忍之下，一九〇〇年爆发了所谓拳匪之乱。中国人开始杀洋人，并包围外国使馆。到七月中旬，经过八个星期的围困，八国联军（包括日本在内）才进入北京，救出了各国侨民。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才恢复和平，中国又被迫赔款四亿五千万两。

这个事件有两个附带结果是十分重要的。其一为日本有机会发现俄军缺乏效率，以及他们在远东维持巨大兵力的困难，因为困难是如此巨大，所以俄国虽然强大，但实不足惧。其二为英国对日本的能力颇感欣赏，为了保障远东的和平，一九〇二年一月三日，英国打破其一贯的孤立政策，与日本缔结了防御同盟。

两个月以后，中俄两国也签订了条约，依照这个条约，俄军应分批撤出满州。但是沙皇却没有撤兵的意图，一九〇三年他又设立“东亚大总督”来控制远东，并宣布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当日本得知朝鲜也被包括在这个势力范围之内时，就向俄国提出交涉，表示愿意承认俄国在满州的地位，但也求要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并且建议所有国家在这两个地区应享有同等的商业权利。谈判进行之际，一位名叫别佐布拉佐夫的俄国观察员却迫使朝鲜政府让步，获得了鸭绿江和图门江上的伐木权，这个计划与沙皇的宠臣们有利益关系。为了保护其私利，他们压迫俄国政府增强驻满州的兵力。因为这个原因，日本政府命令其驻俄大使努力交涉到一九〇四年二月四日，到了这一天仍无结果，次日日本即与俄国断交，并下达动员令。

围攻旅顺港

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是西方历史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这不仅仅是一个亚洲国家与一个半欧洲国家之间的战斗，更重要的是一场对西方在亚洲优势的巨大挑战。一九〇四年二月五日，日本吹响了战争号角，东方和亚洲所有民族都从沉睡中惊醒了。

从欧洲人的视角来看，似乎再没有比满州和黄海更遥远的战场，而这里对高度组织的陆军而言也是极不理想的战场。满州是原始而无道路的地区，虽然多山，但在平原和谷地中却有着高度化的耕种。主要作物是高梁，高十二英尺到十五英尺，会把整个平原变成丛林。夏天夜间极热，有时在室内都可以达到华氏一百一十二度，但冬天极冷。七八月份，甚至于常常到了九月，雨量极多，使地面变成泥淖。索罗维夫上尉参加了这场战争，他说：“泥泞深度可达马腹，重载车辆都会陷入泥中。只有中国人的板车（一个平板架在两个大轮上面）可从这种泥潭中通过。”雨季前后，到处都是尘雾，足以遮蔽视线。十一月到三月之间则是封冻期。

虽然如此，对军事行动而言，最大的困难不是气候而是交通工具。尤其是俄国人更受到这种影响，他们被迫在远离主要基地五千五百英里以外的地方作战——这是从莫斯科到旅顺口的距离。主要交通线是西伯利亚铁路及其从哈尔滨到大连的支线。在铁路旁边又有从奉天（沈阳）到旅顺的官道，全长二百六十二英里。

铁路的工程极其劣质，既无永久性路基，又是单轨，而支道、车站和车辆都无力担负大规模军事运输。更糟的是在贝加尔湖周围还有一个长达一百英里以上的缺口，而湖本身的宽度达三十英里。从十一月到四月之间，湖水结冰，货物可以从上面运过，在其他季节就必须使用原始的道路。为了说明这种运输何其迟缓，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通常把一个营从莫斯科运到旅顺港，要花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决定主要陆上作战方向的就是这两条交通线，此外即海上交通线。控制海洋对日本而言极为重要。朝鲜半岛一方面可使日本有一条比较安全的补给线直达满州，另一方面一旦战败，也可使日军有比较便利的基地可供撤退，所以这个地区对日本也十分重要。在朝鲜之外就是旅顺港，只要俄国舰队躲在港内，就足以威胁日军的海上交通线。所以日军必须向旅顺港进攻，因而必须分散陆军兵力不可。对俄国而言，这是极其有利的情形，因为他们的最大问题就是争取时间，在满州集中足够的兵力来迎击敌人。

可是旅顺却具有精神价值，足以象征日本的优势，这与俄国舰队的毁灭同等重要。一八九四年，日本本已占有旅顺，但因力弱终于不能据守。所以若能失而复得，不仅显得战争师出有名，更重要的却是表明日本要比俄国优越，也就是说亚洲要比欧洲优越。因此，不管战略上是否需要，攻克旅顺对日本而言是此次战争的精神枢纽。

决定战略的主要因素可以综合成为两点：西伯利亚铁路的缺口和俄国在旅顺的海军基地。只要这个缺口存在，那么俄军在满州的增援就无法加速。因为海参崴是封冻的港口，而旅顺却是不冻港，如果日军在下个冬季来临之前抢先占领旅顺，那么不仅在海参崴的俄国舰队将被切断，而且当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前来之后，若无旅顺，也就没有不封冻的作战基地。贝加尔湖畔的铁路缺口妨碍俄军在陆上作战，而冰冻也妨碍其在海上作战。最后，一旦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占旅顺，就可以集中全部陆军兵力来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决定性会战，一旦俄军战败，就可设法诱劝他们放弃战争。由此可知日本的战争目标是妥协而非总体性胜利——这是超出其能力限度之外的。

当日本决定其战争目标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为达到此项目标应该采取何种方法。第一点至为明显，要想攻陷旅顺，必须从陆上进攻。第二点，在攻击军北面，必须有一支掩护部队。第三点，如果这两支部队都以日本为基地，那么必须确保控制黄海——这就引到了海军的问题。

二月十日宣战之际，在远东地区双方的舰队实力有如下表所列：

| 舰船种类 |俄 国|日 本|

| 一级战舰 | 七 | 六 |

| 二级战舰 | 一 | |

|一级巡洋舰| 九 | 八 |

|二级巡洋舰| | 十二 |

|三级巡洋舰| 二 | 十三 |

| 驱 逐 舰 |二十五| 十九 |

| 鱼 雷 艇 | 十七 |八十五|

|炮艇及小船| 十二 | 十六 |

在俄国军舰中，有四艘一级巡洋舰驻在海参崴，一艘在济物浦，所以由斯塔克中将指挥的旅顺舰队在战斗力方面不如东乡中将指挥的日本舰队。虽然如此，但由于俄国在波罗的海方面拥有一支强大舰队，若能东来与旅顺舰队会合，那么在数量上就会占据决定性优势，日本在装甲军舰方面并无一艘预备舰，而且也没有一个造船厂有能力制造这种军舰。所以必须抢在波罗的海舰队从欧洲到达之前先击毁或俘获旅顺舰队。也就是说要加速陆上攻击行动。

虽然俄国有训练军人的总数为四百五十万人，而日本不过八十万人，可是现实却足以抵销这种劣势的大部分：当战争爆发时，日本就能将其常备陆军二十八万三千人中的大部份以及火炮八百七十门都迅速投入战场；可是在贝加尔湖以东的广大地区，俄国野战部队总数却不到八万三千人和火炮一百九十六门，另有要塞部队二万五千人和铁路守备队约三万人。由于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载能力太低，所以对这些部队的增援将极为迟缓。

双方陆军都是征兵制。日本的征兵制为三年期，而俄国为五年期，此后，俄国的军人就转为预备役，直到四十三岁。自从日本采取征兵制之后，其军事方面的进步颇为惊人。反之俄军却相当腐化，尤以预备军人为甚。他们不敢把预备兵编人常备部队，而使其成为独立单位。索罗维夫上尉说过：这些人都长着大胡子、胆怯、愚蠢、懒惰，好吃懒做，根本就不想打仗。

普法战争以来，在军备方面又已经有了长足进步。最重要的是普遍采用小口径弹夹式来复枪和无烟火药。这是在一八九九到一九〇二年间的布尔战争中首次大规模使用的。在这场战争中，有形敌人的旧有恐怖被无形敌人的瘫痪性恐怖所代替，使人们觉得到处都是敌人。现在进攻者笼罩在一种普遍的恐怖而不仅是局部危险中。防御者利用地面工事掩护，加上迅速发射的来复枪火力，可以分散极广，其程度是过去战斗中所未有过的，任何正面攻击都会被击退。在莫德河之战，南非军在七千七百码长的正面上只用了三千人；在马格尔斯芬坦之战，一万一千英尺长的正面上只用了五千人；在科伦索之战，一万三千英尺长的正面上只用了四千五百人。尽管人力如此单薄，可是这些正面还是不能突破。于是步兵正面攻击从此告一段落。

对于布尔战争的一般教训，德国的官方历史对此有扼要说明：“在南非的战争，不仅是子弹与刺刀的决斗，而且也是用机械操典训练出来的军人，与完全独出心裁自由作战的人民的决斗。在一支军队中，若所有人都能不为死板的形式限制，而能顺乎自然和合乎常识，这才是国家之福。”

除了用弹夹步枪以外，一八七〇年的粗糙机关枪又已为许多改良型式所代替——有加特林，加德勒，诺登费尔德，霍克齐斯，科尔特和马克沁等。马克沁机枪是由马克沁在一八八四年设计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了战场的女王。也许它杀伤人员的总数比任何其他兵器加起来都多，可是当它面世时，却很少为军人所注意。

自从有了来复线火炮之后，野战炮也大有进步。在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七八年间的俄土战争中，俄国将军奥卡诺夫说过：“炮兵会变成人类的瘟疫。炮兵由辅助地位上升为主要兵种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在一八九一年到一八九二年间，德国的威里将军和法国的朗格鲁瓦上校都提出了具体建议，这是走向这个目标的决定性步骤。几年后又发明了高速发射的野战炮，采用无后坐力炮车，并且加上了前部装甲，这是装甲再次进入战场的第一步。在这些改进完成之前，用弹夹的来复枪仍然是支配性的武器，以后速射火炮又开始向它挑战。因为不仅炮的射程较长，而且射速可与枪相等，同时使用间接瞄准方式，也使它成为不可见的敌人。

虽然在军备方面，日俄两军并无太大差异，可是在人员方面却有很大差异。在日本，忠君爱国、自我牺牲，无论在民间或军中，都被视为最高美德。在俄国却根本没有这一套。所以结果日本军人是服从荣誉和责任的教条，他们被称为“肉弹”和“大和魂”的象征。反之，克鲁泡特金对俄军却这样评论：“在这支陆军中想维持纪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对权威毫不尊重，而实际上权威却反而害怕部下。”关于精神方面的差异，克鲁泡特金的评论也非常有意义。他说：“就物质方面而言，敌军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但是我们对其精神因素却估计得太低。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多年以来，日本的教育一直是以尚武爱国的精神作为基础。在小学中，孩子们受到的教育就是爱国家和做英雄。整个国家对其军队有极深的敬仰和信心，人民都以服兵役为荣。他们能够维持铁一般的纪律，并深受武士道精神影响。此外由于俄国夺去了日本在中国已经到手的成果，也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敌对情绪，这一点我们也毫无认识。”

俄军不仅在精神方面处于真空状态，其效率之低也骇人听闻。譬如说：在旅顺港，俄军自己的军官被禁止查看要塞附近的地形，而日本参谋本部的人员化装成洗衣工和苦力，却可以在炮台附近到处乱跑而不受阻止。私用和军用的电话线没有分别，所以最重要的军事通信都可以为任何人窃听。在鸭绿江会战后，有支紧急需要的增援部队，因为接受的军服不合规定，居然又送回二百英里以外的某处以调换军服。

两军的战术和训练方面的差异也和精神方面差不多。日本是亦步亦趋的学习德国，而俄军的守旧程度却令人不敢置信。德·尼格列将军在《日俄战争的教训》一书中有这样的评论：“对刺刀的迷信被推进到最大限度，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必须上刺刀。军官用一切手段鼓励部下，把信心寄托在刺刀上。他们经常引用苏沃诺夫的说法：“子弹是疯狂的，只有刺刀是可靠的。”在火力方面，他们的思想也很奇怪。直到一九〇四年八月底，俄国人还是与阿普拉克辛的时代（一六七二——一七二八年）一样施放排枪。

特列季亚科夫将军说：“我们的人都不习惯各自为战，在一条长散兵线中，当军官无法用口令指挥或以身作则时，他们就完全缺乏主动精神。幸亏我们是防御者而不是攻击者。”（见《南山和旅顺战斗经验》）。诺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俄国军官们大声的向士兵们问道：“弟兄们，告诉我为什么日本人是呆子？”士兵们就会全体应声附和说：“因为在进攻时，他们的火线展开得太宽。”

在战争的较高级指导方面，其对比也同样惊人。日本的指挥体系和参谋本部都以德国为楷模，而俄军的多数将领，照克鲁泡特金所说，都缺乏独立指挥经验，而参谋人员都是一些坐办公室的军人和官僚。宣战之后，沙皇的宠臣远东大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尽管毫无军事经验，却被指派为远东海陆军总司令。以后到三月二十七日，克鲁泡特金才到达辽阳专门指挥陆军，从这时起直到旅顺失陷，始终维持着双重指挥体系。旅顺失陷后，阿列克谢耶夫才被召回，克鲁泡特金这才成了沙皇的最高代表。这是一个致命的配合，因为这两人平素就互不相容，而阿列克谢耶夫虽不懂军事，却又偏偏遇事干涉，所以为害甚重。（克鲁泡特金出生于一八四五年三月十七日。在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的俄土战争中担任俄军参谋长。他是个很优秀的参谋军官，但作为统帅，却缺乏果敢冒险精神，虽然他自己说过：“在战争中最不怕死的人往往取得最后胜利”。）

一九〇三年，克鲁泡特金正在彼得堡担任军政部长之职，他认为一旦战争发生，最合理的路线就是撤出辽东半岛。八月六日他向沙皇提出备忘录，说明应采取防御政策。他说：“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若日本以其全部陆军兵力侵入南满，那么我们将无法守住该地区。所以如果我们估计旅顺能够孤立死守达相当长时间，为了避免被各个击破，应将主力向哈尔滨撤退，等到从俄国本土开来的援兵到达之后再转入进攻。”

这些建议与海军参谋本部的意见相冲突，他们认为：“依照现有两国舰队的对比，我们作战计划的基础是假设我们的舰队不可能被击败，所以日军在牛庄（营口）和朝鲜湾登陆都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说，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有了两个对立计划，一个想在陆上寻求决定性会战，另一个想在海上寻求决定性会战。前者是克鲁泡特金的主张，后者则获得阿列克谢耶夫的拥护，结果形成一连串的折衷方案。

一旦接管了在满洲的陆军指挥权，克鲁泡特金即开始照他的计划作战。但因为已经决定把舰队集中在旅顺港内，所以势必要修改他的原定计划。这对他而言，正如困在梅斯的巴赞军团与麦克马洪的关系一样。本来他想以哈尔滨附近为兵力集中点，比较靠后。现在却改以辽阳为集中点，即向南前进了三百五十英里，然后再从那里把部队向旅顺推进。

这样的修改却并未使阿列克谢耶夫满意。因为他认为旅顺舰队不可能获得制海权，所以必须坚守旅顺——这是俄国唯一的不冻港——以待增援。他本来驻在旅顺，当感到情况已经很严重时，就于五月五日北上，并命令克鲁泡特金放弃其防御计划。当克鲁泡特金还在犹豫时，他又说服沙皇把旅顺的存亡责任都加在克鲁泡特金身上。克鲁泡特金若有血性，此时即应辞职。

此时，日本方面也正在考虑他们的计划。他们认识到在这场决斗中，一切关键系于海军优势，但是他们也认识到，即使最强大的舰队专靠其本身也无法把俄军赶出满洲。可是若不将他们赶出满洲，或是在陆上使他们受到决定性失败，战争的胜利将殊少希望。所以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一）立即引诱俄国舰队采取行动，如果它拒绝会战，就把它封锁在港内，然后在俄军增援到达之前，先从陆地攻陷旅顺。（二）在舰队保护下，用三个军的兵力在朝鲜北岸登陆。接着第四军也跟着登陆，并以攻击或围困旅顺为目的，前述三个军则向辽阳运动，作为第四个军的掩护兵力。等旅顺被攻占之后，第四军也应赶紧北上以增援前者。目的为乘俄军未能获得数量优势之前，集中四个军以求赢得一次“色当”式胜利。

照后来的事实看，他们战略计划的唯一错误就是把俄国海军基地的强度估计得过低；他们以为还能象一八九四年一样，一鼓作气将它攻克。此外，他们又认为旅顺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所以它的失陷会和普列文的失陷一样——普列文失陷后，俄土战争也就随之结束。日本人甚至不等正式宣战，一断绝外交关系，他们就立即将计划付之实行。一九〇四年二月六日，东乡和他的舰队即从佐世保出发，第二天就在海上寻找俄国舰队，而另由一支鱼雷艇组成的支队，护送三艘运输舰运送部队前往济物浦。二月八日上午六时，东乡已经到了旅顺口外东面六十英里处的圆岛，那天夜间他向敌舰发动了一次鱼雷攻击，击中了三艘并把其余船只赶进港内。第二天，俄国舰队出海求战，双方交战达四十分钟之久，虽然还是没有决定性结果，可是这一战却宣布日本是有资格作为一等海军强国的，同时也宣判了俄国海军优势的死亡。此后，俄国海军就被迫采取守势。接着在二月十二日，日本海军又进行了一次攻击，从此直到五月三日，日本海军又进行了一系列封锁港口和布雷作战，其中有一次在四月十二日，结果俄国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中了水雷沉没，舰队的心脏和大脑马卡诺夫将军也同时殉职。（马卡诺夫是在三月八日接替斯塔克职务的。）

二月九日，日军在济物浦登陆，在这里为黑木将军的第一军建立了作战基地。二月二十七日，日军占领平壤，十四天后又占领了安州。五月一日，黑木与扎苏利奇在鸭绿江进行了这场战争的第一次会战，俄军被迫撤退。这是一个重要胜利，因为这使俄国在世界各国眼中大大降低了威望。一个相当弱小的东方国家，在第一个回合中就击败了一个巨大的西方强国，这个消息有如一颗流星，在亚洲的天空发出了闪光。

这次胜利使日本在朝鲜站稳了脚跟，下一个步骤就是孤立旅顺港。五月五日，日本第二军在奥将军指挥下，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师团，后来还加上第五师团，开始在貔子窝登陆。这是个冒险的作战，因为貔子窝在旅顺东北面只有四十英里。但这一次登陆却很成功，虽然费时约三星期之久。当领先部队登陆之后，奥即命令他们赶紧横跨半岛向亚当斯港挺进，留下第五师团保护背面，自己率领其余四个师团向金州前进，结果在南山与一个俄军支队遭遇。此时为五月十九日。川村将军也率领第十师团在大孤山登陆，在第一和第二两军之间构成联系。（这个师团日后获得增援，扩组成第四军，由野津将军指挥，他是七月十六日接任的。）

说来也很奇怪，日本第二军的登陆会使俄军受到突然袭击，而更糟糕的是旅顺的俄军主将斯托塞尔将军对突然降临的敌人也毫无迎击准备。四月十四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曾来过这个要塞准备组织该港的防御，可是当日本第二军的第一个支队登陆的那天，他就又匆匆北上了。一旦独立指挥，斯托塞尔立即显出庸儒无能。他的顽劣性格使他损失了许多的人员和火炮。下面是他所发的第一八七号命令，由此即可以想见其军事才能：“今天我在教堂附近遇见两位军官带着一位太太，她戴着军官的帽子，她认为这是不用说明的。这实在违反规律，因为照规律，退休军官和预备军人都不准戴军帽。”

他重视的都是这些杂务。虽然他在二月二十八日宣布“绝不撤退”，并且说“无处可退”；尽管如此，可是要塞中人口约有五万五千人之多，他却允许大量的储备食品输出。而在火车站货物堆积如山，等到一查看，才知道完全装着伏特加酒！

在他下面的就是要塞司令施米诺夫将军，他倒是个称职的将领，但斯托塞尔对他的行动却处处加以牵制。直到六月十八日，克鲁泡特金用电报通知斯托塞尔把指挥权交给施米诺夫，然后乘巡洋舰离开旅顺，他却把电报往口袋中一塞不去理会。照后来的事实看，这正与巴里柯的著名信件有异曲同工之妙。

斯托塞尔正这样糊里糊涂自寻死路之际，奥将军已准备进攻南山阵地，虽然俄军的防御很糟糕，但是其天然形势却很坚强。其位置是半岛的最狭窄部分，在高潮时两岸之间的宽度只有三千五百码。从日军前哨看过去，似乎是不可通过的。假如俄军能在这里使用全部守军，可能真会如此。因为事实上旅顺守军约有一万六千人到一万八千人，但在下面的会战中却只用了三千五百人，对抗奥将军的三万八千五百人。

日军攻击命令是在五月二十四日下达的，依照诺京记载，斯托塞尔的部下都不听他的指示，一面写着冗长的报告，一面做着与指示相反的事，在会战前夕可以说一切都乱糟糟，谁都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的理由。第二天日军攻入金州，次日上午五时，当南山的峰顶从云雾中露出时，日军已开始炮击，一个小时之后，日军的舰队支队也驶入金州湾参加炮击。到十一时，日军攻击失败了，但当他们再度进攻时，俄军炮兵的弹药却开始感到缺乏。下午四时，在日军右翼的第四师团，从齐胸深的海水中绕过了敌军左翼，直趋敌军后方。下午七时二十分，日本军旗在南山上升起，俄军向后方溃逃，到处散播恐慌气氛。特列季亚科夫将军说：“混乱情况已经发展到惊人程度，到处都是枪声。我率领几个军官赶往后方去恢复秩序。同时我又命令军乐队奏乐，军乐声使这些溃兵逐渐恢复了信心。”

在攻打旅顺的第一次会战中，日军的损失相当惨重。死伤总数共为四千八百八十五人。以作战人数比例而言，俄军的损失也很可观，共为一千四百一十六人，占总额百分之四十以上。这表示俄军单兵的战斗精神并不太糟。虽然日军为胜利付出了高价，可是因为大连港已经落入他们手中，所以这种高价也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发现干船坞仍然完整无恙，如果没有它们，那么他们的最后作战——旅顺之围——也许就会功败垂成。

大连被占领之后，日军第十一师团即在那里登陆，与第一师团合组成为第三军，由乃木将军指挥，他奉到的训令为向南把俄军赶进旅顺港，而奥将军则率领第三、第四和第五三个师团，向北前进以迎击斯塔克尔堡将军，他是南下救援这个要塞的。六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奥与斯塔克尔堡在得利寺遭遇，并将其击退。在一八九四年，乃木曾以一旅之众，只死了十八个人就攻占了旅顺。现在却暂取守势，以等待第九师团和其他部队到达，他们在七月七日已开始在大连登陆。七月二十六日，他发动了第一次攻击，经过苦斗之后攻下了西山，并于三十日占领凤凰山，这样一来，俄军的防线也总崩溃了，除大小孤山之外，在旅顺港永久筑城线以外防线中的俄军都全部撤退。经过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日军的攻势与旅顺守军的野战都告结束。

旅顺已经完全被围，除非克鲁泡特金能够南下解围，或是欧洲方面有援军到达，否则斯托塞尔就只能坐以待毙。决定被围部队命运的因素有三个——人员、粮食和要塞工事。 在五月十四日，除海军船员，在他指挥之下共有四万一千八百九十九人，火炮五百零六门。他的对手在获得第七师团增援之后，兵力已增加到六十三个步兵营，三个骑兵中队，十七个工兵连，和四百七十四门野战炮及攻城炮，总数也不过八九万人，所以俄军在数量上并不太居于劣势。

补给情形则不太满意。对人员四万二千名，马四千五百匹的守军而言，储备的物资估计有面粉一百八十天份，雀麦粉三十七天，肉类十八天（咸肉十三天，马肉五天），腌渍品十五天，糖一百九十天，茶三百二十天，秣草一百五十天。但是经常有闯过封锁线的船只带来补充品。

防御工事共分三道主要防线；

（一）一条坚强的堑壕工事环绕着旧城，但却没什么战术价值。（二）沿中国城墙距离旧城中心约四千码处，是一连串永久性混凝土炮台，中间由辅助工事和堑壕联系。这条线一直延伸到龙河以西，并把新城和港口都包括在内。（三）在这两道主防线之外，是一连串的设防小山和阵地。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塞东面的大孤山和小孤山以及西面的一七四高地、生子山、赤坂山、二〇三高地和法尔斯山。 这些工事中有许多尚未完成，并为高粱地所遮掩。有刺铁丝网比黄金还要珍贵，而车辆也非常缺乏效率。乃木的任务就是尽量迅速消灭这些要塞的抵抗力以确保制海权，然后他就可以回师北上与大山元帅会合，大山已于七月六日受命担任日本登陆军总司令。 日军的围攻线从路易湾（一七四高地以北）直到大河湾（即大河口），一旦大小孤山被攻占，第三军的位置即很巩固，而不用担心任何方面的攻击。所以乃木决定首先攻占这两座设防小山。 为了给攻击开路——大孤山的海拔高度约为六百英尺——于八月七日（星期天）上午四点三十分开始炮击，一直打到下午七时三十分，步兵才开始前进。但因为大雨和天黑，他们仅能在低缓的山坡上站住脚。整个战场硝烟弹雨，天上的乌云有如怒狮一样可怕。头顶上的险山好象高不可攀，直接天际——甚至连猴子也爬不上去。这是那一夜的景色。 第二天大雨一直下到下午三点三十分，于是日军再度开始炮击。这次炮击很有效，许多守军都被赶出其临时挖掘的堑壕，可是当日本步兵前进时，他们又回到阵地进行殊死抵抗。最后在下午八时，大孤山终被攻陷，而小孤山也在次日上午四点三十分陷落。 沙皇听说这些山地失守之后，即命维特格夫特将军——马卡诺夫将军死后由他继任舰队司令——率领舰队冲出旅顺港与海参崴支队会合。八月十日上午八时三十分，他开始执行这个命令，在云雾低垂中，他率领六艘战舰，五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冲出了港口。十一时三十分，被日本驱逐舰发现，到十二点十分，双方展开战斗。俄国舰队摆脱战斗企图逃跑；但是到下午四时十四分又被日军拦截，再度发生战斗，一个半小时以后，由于一颗十二英寸的炮弹爆炸，维特格夫特在旗舰“萨勒维奇”号上战死。他死之后，命令发生了混乱，结果这支舰队中有五艘战舰，一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逃回了旅顺港，其余船只则乘着黑夜逃往中国和其他港口，最后均被扣留，只有“诺维克”号沉没，这是唯一例外。 这样就结束了战争中的第一次真正海战，使日本在波罗的海舰队到达之前对海洋获得了绝对控制权。因为波罗的海舰队尚未准备就绪，所以乃木相信他能够在其出发之前先攻陷旅顺，甚至使波罗的海舰队永远不能出发。因此他决定向要塞发动突击。 这样的决定固然有理，可是对一个由弹夹式步枪，机关枪和速射火炮防卫的要塞发动突击，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个如此坚决的强敌，乃木将军认为自己可以轻易成功，实在是过份乐观了。 八月十六日，依照战争惯例，派军使到旅顺实行劝降，在遭到拒绝之后，乃木命令在十九日发动第一次总攻。选定的攻击正面是从七光炮台直达松树炮台，同时对一七四高地另作单独的攻击。多数战斗都发生在夜间，而且常常都是近战，情形异常混乱，下面是实际观战者和参战者的记载。 费里尔斯是一位随日本第三军采访的新闻记者，他于八月二十二日记录说：“已是凌晨一时，可是激烈的战斗仍未停息。俄军所有的九架探照灯有三架不断在战场这个地区中扫射，炸弹和火箭不断爆炸，火光烛天，月亮都显得黯然无光。深紫色的山映衬着碧蓝色的天，灰色的月光，探照灯的白光，炮口的红光，爆炸的黄色火焰，凡此等等形成极其特殊的景色。我观看过多次战争，却从未见过如此凄惨的场面。”

第二天夜里，诺京从俄军方面对战斗有下述记载：

“夜里十一时，乃木发出了进攻讯号，于是由活人构成的“山崩”向我们滚滚而来，从谷地和沟壑中，到处都有日本人钻出来。步枪、机关枪和火炮纷纷发射，探照灯的闪光上上下下，火箭像金蛇一样飞舞，天空中挂着几百个大火球，使星月黯淡无光，也使英勇的日本步兵睁不开眼睛。他们前进，扑倒，跳起来又向前奔，然后再倒下来。在探照灯的闪光之下，炮弹的爆炸火光更显得血红。到处都是喊声，兵器的碰撞声和爆炸声。最后，逐渐归于沉寂，攻击还是被击退了。在我们的前面已经没有一个活人——到处都死伤枕藉，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夜。” 凌晨二时又进行了第二次突击，又失败了；隔了一个小时，进行了第三次突击。诺京记载说：

“在讯号发出之后，又有一阵新的人潮向前推进。这些已不象人，而象疯狂的野兽。我们的火力都失去了效力。人潮向前不断滚动，他们不断从中国城墙的缺口中向前滚动。” 虽然如此，日军还是被击退了，到八月二十四日拂晓，日军的第一次总攻终于结束。其战果为攻占了东西蟠龙山和一七四高地，其余目标还是完全保留在俄国人手中。

这一场恶斗，俄军死伤三千人，而日军则死伤一万五千人以上。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教训，使乃木认识到要塞的东北面是无法突击的，只好采用正常的围攻办法，那也许要延长几个月之久。这就是说大山元帅已经不再能等待乃木第三军的增援，所以在八月二十五日——即乃木最后一次攻击失败的次日——大山发动了他的三个军，进行了一次辽阳会战。假如乃木的八万人能够赶上参加，结果可能会使日本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可是事实上，克鲁泡特金于九月六日还是向北溜走了，俄军死伤共计一万六千五百人，而日军却损失了二万三千六百一十五人。 从这次会战起直到九月十九日为止，在第三军的正面上没什么大事发生。日军向本土要求运送重榴弹炮来以便击碎永久性要塞。同时也开始进行有体系的坑道战。 这些工作进行之时，乃木又选定了下一次的进攻目标：东区的水塔要塞和寺庙要塞，西区的生子山和二〇三高地。若说乃木在一八九四年曾经有过占领旅顺的经验，那么他在此之前没有注意到上述阵地中的最后一个实在不能说不奇怪，因为他应该知道从这个山顶可以看到港中的全貌，所以它是俄军整个防御体系的总枢纽。 到九月十三日，围攻工事已经推进到距第一个目标八十码以内的地方，于是在十九日实行突击，并于次日将其攻克，而寺庙要塞也在同一天攻陷。同时日军也向生子山和二〇三高地发动突击，虽然生子山已于九月二十日被攻陷，可是对二〇三高地的每一次攻击都被击退，因为日军每次都固执地用密集纵队前进，所以损失非常巨大。即使这些攻击成功了，也往往得不偿失；假如失败了，徒然提升了敌军士气。如果不是由于月底运来了第一门二百八十毫米的榴弹炮，使围攻作战的方式发生了改变，那么也许只有等饥饿来逼迫这些要塞投降。 就象前文所说，炮兵现在已经变成了主要兵种——共有四百七十四门加农炮和榴弹炮，加上六英寸和八英寸的木质堑壕臼炮，现在都开始采取行动。在这些火炮中，威力最大的还是二百八十毫米（十一英寸）榴弹炮——总共只有十八门，支援它们的有十六门五点九英寸炮和二十八门四点七英寸炮。所有炮兵与炮兵司令部之间都有电话联络，补给基地为大连。这种十一英寸的榴弹炮射程达一万码，炮弹重达五百五十磅。日军向旅顺一共发射了一百五十万颗炮弹，其中有三万六千颗是十一英寸的，被称为“火车弹”，因为它们在飞行中所发生的响声就象火车驶过一样。第一门十一英寸榴弹炮是在十月一日开始轰击的，诺京有下述描写：

“从七光山的炮台，有巨大的烟柱夹着沙石一同升起，好象一颗大树突然升入天空，然后再倾倒下来。象钟表般的有规律，沿着东北正面，在不同的方向上，每隔几分钟都有这种幻象式的大树升起，接着我们就可以听到可怕的爆炸吼鸣。这一天在二龙山和七光山的炮台中了八颗炮弹，使穹窖遭受到了巨大损毁。”

这些可怕的武器在围攻战中的效力，可以与一四五三年穆罕默德二世的大轰击相比。俄军的永久性要塞马上开始崩溃，而对日本人也同样重要，因为从生子山上已经可以望见港口的一部分，所以有几艘俄军军舰也被击中。对二〇三高地的坑道作业已经开始，乃木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东线，现在进行的工作都是为了准备在十月三十日进行第二次总攻。十月十六日，日军攻克二龙山的前进堑壕；二十六日，又攻克松树山的前进堑壕，同日又攻下了二龙山的斜堤防线。十月三十日上午四点三十分，在二龙炮台下有一颗地雷爆炸了；上午九时，日军对七光炮台到松树炮台之间的所有工事同时发动突击。日军又是以密集队形进攻，所以还是受到了重大损失，终于被击退。霰弹，手榴弹和侧射的机关枪使日军死伤枕籍。三十一日，日军再度进攻，还是被击退了。 尽管俄军拼命抵抗，可是旅顺内部的情形却在迅速恶化。粮食缺乏，病兵日增，高级指挥人员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妒嫉和对立状况；当克鲁泡特金在沙河会战（十月十二日——十四日）后撤退的消息传来后，更使防御者感到绝望。这就是十月十五日的情况，在这一天，经过无数次延误之后，波罗的海舰队在罗热斯特文斯基指挥之下，终于离开里堡向东方进发。它包括八艘战列舰，四艘装甲巡洋舰，八艘巡洋舰，九艘驱逐舰和一些辅助船只。虽然其中有许多船只都是超龄的，但因为日本的战列舰已由七艘减为五艘——两艘被水雷所击沉——所以假如这支舰队能与旅顺舰队会合，那么东乡就可能会被击败。因此日军遂有不惜一切成本击毁港内船只的必要，也就等于必须攻占二〇三高地，于是日军定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发动第三次总攻。在这一天，波罗的海舰队才刚刚离开达卡，向印度洋进发。 从第二次总攻失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三次总攻开始之前，在这个中间阶段，主要都用在地下战斗方面。巴尔特里特在《旅顺》中说：“整整一个月中，在狭窄混凝土地下室的混浊空气中，到处都有地雷爆炸的威胁，还有手榴弹，刺刀和子弹，日本工兵在世人所看不见的地方顽强奋斗，想把同样顽强的对手赶出地下工事。” 第三次总攻选择的目标还是与第二次完全一样，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东方正面还是和上次一样，结果也是同样损失惨重。现在乃木将军决定不惜一切成本攻占二〇三高地。为了准备起见，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进行了连续炮击。 二〇三高地的阵地在天然和人工两方面都具有极高强度，有一个巨型堡垒，有两个核堡，完全用有刺铁丝网围绕，它与法尔斯山之间的空隙有几道障碍物掩护。在赤坂山上也有一个强大的堡垒，并由构筑优良的堑壕线保护，在它的右翼还有另外两个较弱的堡垒。这三个山头均由特列季亚科夫上校指挥，共有兵力约二千二百人。 炮击一直延续到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此时整个阵地好比火山爆裂一样。炮击停止了，日军开始向二〇三高地和赤坂山发动突击。在黑暗掩护之下，他们冲到了铁丝网边，在那里纠缠了一夜又一整天。诺京说：“他们疯狂的打下去，直到筋疲力尽，丧失知觉时为止，整个整个的营被从地面扫除。”在黑夜中又继续炮击，到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八点三十分，日军又进行了另一次突击，但被特列季亚科夫上校领导的反击所击退。在赤坂山上也发生了类似的战斗。 十一月三十日，战斗继续，一直打到十二月四日。天气晴明而又寒冷，诺京说：“这不是人与人的战斗，而是人类与钢铁，燃烧的石油、炸药和尸臭等的斗争。”最后到十二月五日，乃木已经完成准备，又向这些顽抗的山头再进行另一次突击。一个团攻击赤坂山，一个旅攻击二〇三高地。

突击在上午十时与十一时之间开始，到下午一点三十分，才有日军一个连攻入了二〇三高地顶上的堡垒，发现只剩一个防御者还活着。快到下午五时的时候，战斗中止了，在山顶的碎瓦颓垣中，可以看见日本国旗在尘雾满天的空中飘扬。

巴尔提里特说：“这个山头对和平会议而言可说是个理想地点。自从法军攻击博罗迪诺要塞之后，还没再看见过这样多的死尸堆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内。日本人的死尸十分难看，因为他们的皮肤变成了绿色，显出极不自然的样子。没有一具死尸是完整的，在炮弹碎片，破碎武器的堆积中，到处夹杂着零碎的肢体和骷髅。”

这种血肉的成本有多大呢？俄军战死四百人，而日军的死伤则在一万人到一万一千人之间。

虽然成本如此高昂，可是这场死亡投资的收获就是俄国舰队，从二〇三高地的山顶可以看见它们停在港内的位置。十二月六日，日军开始炮击这些船只，到第二天就全部击毁了。这样东乡的舰队可以返回国内进行整补，以便再出海迎击波罗的海舰队，后者还只刚刚要到达马达加斯加岛。 围攻战现在已经接近尾声，因为单靠饥饿就够了。一切捕鱼工作都已停止，四十镑还买不到一头猪，一个鸡蛋价值六先令六便士，三十六磅大蒜要六十四镑。十二月八日在旅顺的每天口粮配给标准规定如下：半磅饼干（在面包配粮之外），四分之一磅马肉和八分之一品脱伏特加酒。 粮食的缺乏和一般情况的恶化，使斯托塞尔将军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军事会议，结果大家决议认为尽管舰队已经毁灭，可是现在考虑投降似乎还是太早。所以围攻还是继续进行，现在这个阶段几乎完全是进行坑道和埋雷工作。十二月十五日，有颗十一英寸的炮弹打进要塞，击毙了康特拉坚科将军，他是一个人格高尚，精力过人的军人，守军对他具有充分信心。他的死使守军的希望也随之消失。

攻击军的主力现在指向七光、二龙和松树等炮台。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两点三十分，在七光炮台下有两颗地雷爆炸了，炮台上涌起大量尘雾，把它完全笼罩起来。这在它的西北角上炸出了一个∨形的大缺口。就有好几百黑衣的人形往这个缺口冲击。日本步兵没有浪费一分钟，不等烟尘散尽就已经冲到缺口中。虽然如此，战斗还是一直延续到十二月十九日清晨，守军才投降。二十八日，二龙炮台也被炸毁；三十一日，松树炮台也遭到了相似的命运，有间屋子内储存着一千多颗手榴弹，爆炸之后炸死了全部守军。最后到一月一日，在七光炮台附近中国城墙上的守军也撤退了，他们退到万台，但不久就被赶出去了。 万台被攻占后，旅顺要塞的命运也就注定了，斯托塞尔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没有与施米诺夫将军商量就致书乃木要求投降。在获得日军同意谈判的答复之后，一月二日上午，他就挂起了白旗。代表们在中午时见面，用英语交谈，到下午九点四十五分签订了投降条约。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大部分俄军都丢下武器开始抢劫。

一月四日，所有尚未攻陷的要塞全部交给日军，此外还有火炮五百四十六门，炮弹八万二千颗，子弹二百二十五万发和相当数量的粮食。八百七十八名俄国军官和二万三千四百八十一名士兵走出要塞，变成了日本人的战俘。 这场围攻战的损失总数如下：俄军死伤及失踪数字为三万一千三百零六人，日军死伤及失踪数字为五万七千一百七十八人，还要加上病员三万三千七百六十九人，其中有一万一千零二十三人是脚气病患者。

投降结果使乃木的第三军被放出来增援大山元帅，这样他就可以集中大约三十万人的兵力以对抗克鲁泡特金的三十一万人。二月二十三日在奉天（沈阳）展开了这场战争中的最大一次会战。正面宽度为四十英里，双方都挖了堑壕。一直打到三月十日，奉天城才被日军占领，克鲁泡特金向哈尔滨撤退。俄军死伤六万人，被俘二万五千人，而日军的损失为七万一千人。 直到此时，这个该死的波罗的海舰队才缓缓东来，带着一大堆补给船只。五月九日进入中国海，五月二十七日在对马海峡遭到东乡攻击，结果被全歼。克鲁泡特金说：“罗热斯特文斯基不但不能帮助我们陆军，反而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因为他的舰队在对马被击败了，所以才会当我们已经集中了百万大军，正要准备前进的时候，反而只能谈和了。”事实上双方均已力竭，日本是在物质方面，而俄国则是在精神方面——圣彼得堡早已发生暴动和罢工了。六月十日，美国总统出面调停，双方开始谈判，终于在八月二十九日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同意撤出满州，把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和库页岛南部让与日本。此外更是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支配地位。

若与这次战争的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死伤数字和财富的消费作一对比，那么这种得失的份量实在太小。因为欧洲国家对这次战争的结果只作如此衡量，所以实在是不幸之至，他们完全忽视了这次战争的革命性。它不仅造成了战术上的革命，而且也使世界事务的发展改变了方向。

战争开始时，俄国的战术完全和十九世纪初期一样；虽然日本的战术是以欧洲最近的教范为基础，但从头说起，其陈旧程度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下面所引述的文章可以当作例证。 辽阳会战之后，有位日本军官对法国武官发表过如下谈话：“当你注意到这里的一切与我们平时在国内训练之间的差异，无疑会大吃一惊。我们自己所感受的惊异程度也差不多。你一定知道，我们的操典与欧洲陆军完全相同。在开始时，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依照操典行事，但是牺牲却极为巨大！我们学会了这个教训，感谢我们所获得的经验，现在我们知道不仅不应过于迅速的向前，而且还应尽量利用掩护。”

原因在于枪弹和炮弹的威力日益增大，也就是说战场变成了弹丸的世界。于是无人地带日益加深，双方战斗人员相距越来越远，因此会战的决定性结果也就更难获得。进一步说，会战的时间日益延长，迫使攻击者和防御者都必须加深对圆锹十字镐的依赖性，结果又使双方在精神和体力上极易匮竭。若与一八七〇年和一八七八年的战争作一比较，差异十分明显。虽然交战人员有数十万之多，可是战场上却好象空无一人，而战场上充满了子弹，每一发都足以打击战士的精神力量。所以，智慧的纪律变得比自动的纪律更为重要。从一九〇五年以后，军人就不仅要服从，而且还要思考，知道如何生活和如何战斗，不是以小时来计算时间，而是一连许多天。为了求生，所以圆锹十字镐与步枪成为相辅相成的兵器，正如剑与盾一样。同时铁丝网、机关枪和手榴弹的重要性更是日益增高。 虽然如此，在此次战争之后，机关枪又不再为人所注意，正如一八九九——一九〇二年的布尔战争后的情形一样。俄国人称它为“魔鬼的喷水壶”。《肉弹三勇士》一书的作者佐久里这样说：“弹带把枪弹送入枪膛，好比电影放映机换片子一样。请听它的声音！从近处听，只是迅速和连续的哒哒声，在深夜沉寂的远处听来，声音好象织布机一样。这是一种恐怖的声音！俄军把这种机关枪当作最好的朋友。当一支军队攻击敌方阵地时，毫无疑问，是机关枪使我们最感苦痛和受到最严重的损失。”克鲁泡特金所说也与此大致相同：“机关枪的价值现在变得如此巨大，使我们感到不可一时无此。照我的意见，每个步兵班应有机关枪一挺，派六个人去背负它和它的弹药。”

由于枪弹、堑壕和铁丝网使阵地正面逐渐变得无法加以攻击，所以炮兵的重要性日益增强。间接射击的方法完全打倒了直接射击的方法。特列季亚科夫将军对此有如下评论： “这里的事实明白的使每个人都认清了炮兵的真正价值。若能使敌方的炮声归于沉寂，就可以不经过特别困难的战斗而占领敌方阵地；因为一旦将敌方火力控制住之后，就可以任意选择攻击点，把自己的全部炮兵火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然后只要用相当少的人员即可以将其攻占。”

这里应该记住的是，在这场战争中，野战防御工事都只是一条单独的堑壕线，这是可以用大量炮兵火力来压倒的；假如是纵深防御形式，由于当时的野炮射程还不能够覆盖它们，所以也就无法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那么英国目击者霍姆少校的话就是完全正确的： “我获得的最大印象就是炮兵现在变成了决定性兵种，而所有其他兵种都变成了辅助品。炮兵的重要性已经无法再强调了，因为如果其他情形都相等，那么拥有最好炮兵的那一方面就几乎总是可以获胜。”

“我深信炮兵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所以是否应裁减其他兵种以大量增强炮兵，也是值得考虑的大问题。因为必要时，步兵大约只要三个月的时间即可训练完成，而炮兵却是无法临时拼凑的。” “由于炮兵发展的突飞猛进，开始使人感到步兵火力的有效射程已不再能够超过六百码，超过这个距离之外，敌方的炮兵火力就可以阻止步兵使用步枪。”

可是在战后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战术上的变化，野战炮兵的需要，机关枪与铁丝网合用所具有的迟滞能力，都为人所忽视。日本在对七光炮台进行的最后攻击中使用了砒质毒烟，可是以后却没有人注意，或是联想到它的含意。 比这些战术变化更重要的还是日本胜利对世界事务的影响。这使俄国国内的革命细菌滋长得更为迅速，而终于一发不可收拾。也使德国对其东方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全力向西，使欧洲的权力平衡终告破坏。这也使英国放弃了孤立政策，这也正是“不列颠和平”的基础，为了重建平衡，它与德国日益疏远，而与法国日益亲善。此外，战争也向白种人的优势发起了挑战，唤醒了亚洲和非洲各民族，这对所有殖民帝国都是一个致命打击。虽然在当时这些后果很少为人所认识，可是帕夫诺维奇在《民族政策与殖民政策的问题以及第三国际》一书中却有下述评论：“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对亚洲人民的生活具有极大影响，正和法国革命对欧洲人民的影响一样。它促成了土耳其革命，使哈米德因之倒台。它也使波斯人获得了强烈刺激，使它同时对内改革，对外独立。对中国也一样。但是在每个地区，都由于欧洲的干涉而使民族自由的梦想未能实现。”

在非洲的影响也同样广泛。狄赛是一位在非洲住过四十年的英国人，他在《埃及的前途》一书中有过下述的评论：“过去土著们都深信即令他们再勇敢，也还是注定会被欧洲人击败。可是现在却突然觉醒了。因为俄国一向被人认为是欧洲最大的军事势力，现在却居然被日本击败了。陆军败逃，海军毁灭，要塞被攻占。日本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不管其他情形如何，他们既不是高加索人也不是基督徒。当然，这些非洲土著对日本还是一无所知，可是所有非洲人却都直接或间接的知道了，在远东的俄罗斯入侵军已经被一个素不知名的非欧洲民族击败了。” 但是这场世界性的革命却是在印度——不列颠帝国权力的枢纽——真正发展成形了。安德鲁斯在《印度的复兴》中说过：“甚至在极遥远的村庄，农民们都在纷纷谈论日本的胜利。一位在西亚有长期经验的土耳其领事告诉我说：在内地到处都可以看见这样的现象。亚洲已经在行动，几个世纪的迷梦终于被打破了。这是世界史中新的篇章的开始。亚洲的旧日光荣和伟大似乎又将恢复。”

普拉德汉在《印度的独立奋斗》中也有同样的看法：“日本胜利对印度人心的影响是不可能再加以夸大的了，印度学生开始研究日本历史，想发现其战胜欧洲最大强国的原因。他们的答案是日本人的爱国主义、自我牺牲和民族团结。这才是军事能力以外的奇迹力量。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和一九〇九年，印度学生纷纷到日本去留学，他们回国之后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中坚份子。” 所有这些事实都是这一战的后果。这是在亚洲的最东面打的，四百五十多年以前，在欧洲的最东面也有过一次同等伟大的冲突。一九〇五年的旅顺陷落，与一四五三年的君士坦丁堡陷落，都同样是历史上为数极少的真正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