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恩曾（特工老板）

徐恩曾简介

徐恩曾：徐恩曾（1896—1985），字可均，浙江吴兴人。1896年生于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家庭。国民党中统局长。著名的浙江财阀徐新六，是徐恩曾近亲本家。徐恩曾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回国后在上海当机电工程师。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参加陈果夫、陈立夫组织的中央俱乐部。1931年当上中统调查科长，成为中统的实际负责人。总部设在南京新街口附近正元实业社三楼上。徐恩曾老谋深算，藏而不露，懂一些心理学。1935年升任处长。1938年8月，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成立，任局长。后因参与中印缅边境交通线走私案被免职。

徐恩曾传记——

一、走上特工之路

奶油小生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徐恩曾生于浙江吴兴（1981年撤销，并入湖州市）水乡双林镇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徐恩曾的父亲死得很早，和千千万万个这类不幸的家庭一样，徐恩曾兄弟是由他们的母亲艰难地抚养长大，经历了人世间的许许多多辛酸和艰难。徐母早年在原籍生活，徐恩曾发迹后，徐母或住上海，或住杭州，却从未住过徐在南京或重庆的“官邸”。徐母信奉吃长素，于1942年去世。徐有一姊，亦早故。徐有兄弟四人，长兄徐恩源，为北洋军阀时期的一个官僚，势力不大不小，于1932年早亡；他的“杰出”贡献是，作为徐家的主要经济支柱，负责供给徐恩曾等三个弟弟的教育费用。次兄徐恩第，是一个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的工程专家，长期在上海电气公司或公用局做事。四弟徐恩培，抗战前在浙江地方银行担任总经理，马马虎虎够得上一个江浙小财阀的资格，据说，抗战期间在丽水被日机炸死。

在徐恩曾的直系亲属中，并无特殊的政治背景或靠山，但有两位浙籍的徐姓本家，对徐恩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一为金融家徐新六，一为大绅士徐青甫。徐新六虽为浙江杭州人，却是徐恩曾的近亲本家，于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赴英法留学，回国后到北京政府财政部做官，此后成为中国著名的银行家之一。这样出类拔萃的人，自然成为青年徐恩曾效法的榜样。徐青甫为徐恩曾的同族前辈，抗战前曾当过浙江省政府委员及财政厅长，抗战初期担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据说徐青甫曾当过蒋介石的塾师（在毛思诚所撰及蒋介石亲自审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并无记载），蒋对之十分尊敬。徐青甫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这一点对徐恩曾有一定影响。徐恩曾出道后，一方面为了利用徐青甫的背景作政治靠山，一方面确是出于对他的恭敬，故经常在私邸宴请，状甚恭顺。

徐恩曾于1913年从双林镇小学毕业，于1917年从省立湖州中学毕业。这一年的夏天，恰好徐新六由北京政府财政部佥事升为财政总长梁启超的秘书。那个时候的秘书不同于今天的概念，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吧，这在当时也就算一个不小的官了，何况还是在大名鼎鼎的“梁总长”手下做事。徐恩曾羡慕之余，决定学着这位徐大本家的样子，走一条“以工科谋官”的终南捷径，于是，考进了声名颇著的上海南洋公学上院电机工程科。其实，这个时候的南洋公学已改名叫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在这之前，该校还先后用过上海商务学堂、商务部高等实业学堂、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等名称。也许是南洋公学这个名字叫得久了，也许是这个名字叫起来简洁响亮，总之，校名虽然几经变化，在习惯上，人们仍以南洋公学称呼。南洋公学由清末著名买办官僚盛宣怀创办于1897年，分设四院，即师范院（师范学堂）、外院（小学堂）、中院（中学堂）、上院（大学堂）。后该院与两广大学堂、两湖书院、湖北自强学堂一起，并称为全国四大学府，成为我国当时著名的工科学校。1921年以后则以交通大学闻名于世。

与徐恩曾同时走进南洋公学上院电机工程科的同学中，还有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名震天下的人物，他就是邹恩润（邹韬奋的原名）。说邹恩润，许多人会觉得印象不深，但说到邹韬奋三个字，那就是无人不知了。十几年后，他成了使国民党专制统治发抖的著名新闻记者与政论家、出版家。邹恩润本就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他是这一年从中院升入上院的。这真是一次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巧合。徐恩曾与邹恩润学的都是工科，日后都脱离了老本行，“跳槽”搞起了政治；并且，他们两个人所从事的“政治”完全是服务于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政治制度。邹恩润为了烧毁专制政体犹如普罗米修斯，传递着民主自由的“神火”；徐恩曾恰似放出魔盒的美女潘多拉，为维护专制政体而助纣为虐、凶狠残暴，扼杀民主与自由。对于国民党日后的专制统治来说，他们一个是矛，一个就是盾了。

老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徐恩曾与邹恩润不但在南洋公学“聚头”，而且早年成了一对好朋友。他们正好住在一个寝室，又都是温文尔雅、仪态潇洒的青年学子，气质相近，语言投机，志趣相差也不算太远，一时竟有了相见恨晚之感，在同学中更有“双恩”之称，成为南洋公学上院一对耀眼的“双星”。20多年后，邹韬奋先生在《抗战以来》一书中，依然回忆到他对徐恩曾的印象，以及他们在学校时的情形：“徐先生的仪表和他的担任的职务，似乎完全不配合，他的表面上看来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他无论穿西装或中装，都漂亮整洁，在学校时，他的房间布置得最整洁讲究。”

邹“恩”长徐“恩”三岁，祖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永安，这两处方言都不太好懂。但是，邹“恩”在1912年即已遵父命考入南洋公学外院（附属小学堂），五年多的沪上生活，已经使他的一口上海话说得十分道地了。徐“恩”虽然生长在天堂福地的苏杭之间，距上海仅咫尺之地，但因乍离故乡故土，从衣着打扮到言行举止，都还是一副土头土脑的样儿。其他方面脱胎换骨的改造也许都不算太难，独一口土腔土调的吴兴话，顽固得很，很难掩饰他那“阿乡”的行状。邹“恩”不得不尽朋友之道，“两肋插刀”，帮他纠正乡音。由于他们是一对好朋友，见面又常以“老朋友”三个字戏称对方。然而，最大的问题也就出在“老朋友”三个字上。徐“恩”的吴兴话，总是把“老朋友”念成“老逢友”（徐大概猜到日后的冤家路窄，故以“狭路相逢”寓意），邹“恩”则教他读成鼻音很重的“老崩友”（邹大概猜到了日后的“道不同，不相为谋”，故以“分崩离析”寓意）。徐经过一番苦学苦练，虽然勉强念出了“老崩友”三个字，但总是脱不了奶油小生的娘娘腔，一口吴侬软语的嗲声嗲气的味道十分浓重。从此以后，徐的普通话开始夹带着很重的上海方言。20多年后，为共赴抗战，邹“恩”来到重庆，在张家花园与徐“恩”重逢。这个时候，两个人中一个是名震天下的秘密警察头子，一个是声誉卓著的民主自由之鹰。即使此时，邹“恩”仍不忘抓住机会揶揄徐“恩”几句。邹韬奋笑着说：“可均兄，你也是五尺男儿，怎么讲起话来老是轻声慢语，嗲声嗲气的像个大姑娘一样。”徐“恩”听了，不愠不恼，依然笑笑说：“恩润兄，你怎么几十年前的旧事，到现在还没有忘掉！”

邹恩润虽然在南洋公学从外院、中院，一直读到上院，数学、物理等课程的成绩也都不错，但他的兴趣却在国文及历史等课目上，对工科专业十分头疼。早在中院学习阶段，一方面由于家庭困难，一方面也是志趣所在，他开始向《申报》、《学生杂志》等报刊投稿，赚取的稿费则用于贴补生活。进入上院后，由于课程大量增加，酷爱的文史书籍与业余写稿都无法兼顾，精神痛苦自不必说，就连生计也大成问题。思虑再三，邹恩润不得不辜负父亲的期望，毅然作出抉择，抛弃“工业救国”的理想，另觅救己、救国良策。第一学期结束后，先行休学，找到一份家庭教师的职业，先赚得40元的月资垫底，再于一年后考取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主修西洋文学，副修教育，自感“在南洋时功课上所感到的烦闷，一扫而光”。邹“恩”在圣约翰大学文科读三年级，徐“恩”仍然在南洋公学大学堂电机工程科读三年级，两人所修之“道”固然不同，但友谊还在。徐恩曾得空总是到圣约翰大学与“恩润兄”一起叙旧，两人或交谈，或逛街，或郊游，玩得十分开心，每次必尽兴而散。“双恩”依然是一对十分要好的“老逢友”或“老崩友”。

1921年夏，徐恩曾在南洋公学上院的四年大学生活总算结束，领取了一张毕业文凭。但是，按照洋务运动以来的成例，大学毕业后若不出洋留学，好歹到国外走一遭，即便是“得道”，也是成不了“仙”的。自清末中兴名臣张之洞于1898年打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旗以来，留学风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就是鲁迅这样的大家，修的又本是医学，他自己也只好承认，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不得不到日本走了一趟，好歹扛了一块“留日学生”的牌头回来。徐恩曾学的是工科，这一“科”的月亮自然是外国的圆了。于是，经过一年的准备，徐恩曾自费于1922年来到了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先在西屋工厂实习，继而进匹兹堡的卡耐基工学院读工厂管理专业，于1925年获得硕士学位。至此，徐恩曾总算“功德圆满”，得“道”成“仙”了。

在大洋彼岸三年，徐恩曾的确从美国人那儿学到了不少关于工厂管理与电机专业方面的知识，特别是他掌握的无线电技术堪称一流。在这个时候，徐恩曾大概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改行做特务，因为他满脑子做的都是实业梦。比如，徐恩曾从美国带回的一本《美国实业建国名人传》，里面讲的都是一些垄断资本家的发迹史。徐恩曾把这些“世界大亨”们当成自己将要毕生追求的理想人物，特地叫人把书翻译出来，乐颠颠地逢人便要宣扬一番。徐恩曾回国后，依然长期订阅了两份美国英文科技期刊，以便对美国的新科技进行跟踪了解。不过，他的这些美国梦也仅仅是到此为止。追求美国的实业，他做不到；美国新科技，终究也没有能在徐恩曾的生命中扎根。相反，倒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他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公开场合，徐恩曾只要逮到一个机会，总要不遗余力地称颂一番美国人的文明，宣传美国的社会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美国的生活方式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生活方式，总之，一切都是美国大爷的“OK”。比如，若讲到国家领导人，总不外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如何伟大；若讲到现代工科，则必说“MIT”（麻省理工学院）造就的理工人才怎么优秀等等。与同学或懂英语的人讲话，则是满口的英语（徐的英语很流畅），并以此引为荣耀。即便是称呼爱妾费侠，也要来上一句英语：“Darling（亲爱的）”。甚至徐本人在当上特务头子后，在私人生活方面，也依然忘不了要刻意模仿美国的衣食住行。饮食方面爱吃麦片粥、牛尾汤、火腿蛋之类；家里请客，大都是西餐，并派人专程从上海请来西厨作正宗西餐，还为此置办了全套漂亮的西式餐具；衣着方面除冬季偶尔着长袍外，均以西装为主；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约上几个心腹亲信或知交，到野外举行“匹克涅克”（Picnic，即野宴）；20世纪30年代，一般中统特务还不会跳舞，徐却时常在家中举行私人舞会，开留声机，彻夜狂欢；至于美国人爱游泳、爱打猎、打网球，以及养猎狗等等，也都成了徐恩曾刻意追求的爱好。甚至在勾引女人方面，徐恩曾也是一位追求西方“新潮”的纵欲主义者。要而言之，徐恩曾虽不是一位在籍的美国公民，但也算是一位狂热的“美国迷”。

其实，徐恩曾在美国的最大收获，要算是参加了一个叫“健社”的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该组织由留美学生中的领袖人物陈立夫、曾养甫等人创办并领导。陈立夫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CC系的大头目；曾养甫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长，CC系的高干。徐恩曾后来出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长、交通部政务次长，在陈立夫、曾养甫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不能不说是从健社时期就结下了渊源。并且，因陈立夫等人提携的关系，健社的许多成员日后都成了国民党政坛的大牌明星，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陈立夫与曾养甫都是在1923年由天津北洋大学考取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留学生，学的是矿冶专业。陈立夫是浙江吴兴人，不但是徐恩曾的小同乡，据说与徐还有一层表亲关系。无论怎么说，差不多同时留美，又是同乡，还沾上点表亲（或许吧），这几条中，只要有一条沾上边，按照国民党政坛的成例，关系也就非同一般了。事实上，陈立夫确是对徐恩曾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物。没有陈立夫，也就没有徐恩曾日后的飞黄腾达；没有陈立夫，也就没有中国现代史上能够与戴笠齐名的特务头子徐恩曾，这大概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不过，徐恩曾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陈立夫这个小“表弟”对自己未来的极端重要性，因为他回国伊始，并没有想到要紧跟他的领袖陈立夫，自己很是在“黑暗中”苦苦探索了几年时间，走了一段工业与科技救国的“弯路”。这也难怪，就是连陈立夫自己也没有想到，一个苦兮兮的穷留学生，回国以后的两三年间就会一跃而成为中国政坛上翻江倒海的大人物，几年间就走完了许多人要奋斗几十年才能走完的路程。

出掌“中国第一台”

1925年，徐恩曾从美国学成归国。理想中的职业是什么呢？连他自己一时也没有搞清楚。

徐恩曾回国后找到的第一个职业是在上海南市自来水厂任工程师。“屈就”这个职业，大概缘于徐恩曾留美初期在西屋工厂实习过一段时间，可以用到从“美国大爷”那里学来的关于工厂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但徐恩曾的第一专长是无线电知识，这就未免有点屈才了。不过，对于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若是提到无线电几个字，不啻是天方夜谭。据说，在整个上海，也只有美商开洛公司装设了一座100瓦的无线广播电台，专门播送商情广告、音乐歌剧、教堂礼拜，成为他们经济和文化渗透的现代化工具。在如此落后的国度里，徐恩曾空有一身绝技，也是报效无门。

正是在徐恩曾归国的这一年，陈果夫在上海负责为国民党南方革命政府筹备后勤物资。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果夫听到了美商开洛公司的无线电广播，并为此产生了强烈兴趣，对无线电一窍不通的他竟突发奇想，要为南方革命政府筹备一座广播电台，利用无线电宣传国民革命。于是，陈果夫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远在广州黄埔的蒋介石，并询问是否需要网罗无线电人才。这个主意自然不坏，蒋介石即刻复电：很需要，希望罗致。如此，在1926年这一年，已经加盟南方革命政府的陈果夫，专程从广州来到上海，先后到上海龙华、杭州等地积极进行活动，多方邀请无线电专家赴粤，但一无所获。据说，原因是当时广东政局未稳，无线电专家无一人愿意为了专业对口而轻涉险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不过，令人困惑不解的是，陈立夫之兄陈果夫为何没有找到他的小同乡、有表亲关系的徐恩曾。既然徐恩曾在无线电专业方面身怀绝技，又摊上那么一层表亲关系，陈果夫要网罗这方面的人才，不可能不去找他。个中原因，无法得知。

陈果夫第一次筹建无线电广播电台的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这个计划。回到广州后，陈果夫力促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以及蒋介石出面，好说歹说，向南方革命政府的“财务大臣”宋子文讨了四万元大洋，一方面在广州筹备无线电学校，一方面在上海建立无线电制造厂。陈果夫把这两项工作都交给李范一具体负责。李范一是湖北应城人，同盟会会员，参加过武昌起义，1912年赴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后在美国的一个无线电制造厂工作，成为一位“半路出家”的无线电专家。1926年，李范一回国，立即成为国民党南方革命政府具体筹备建立短波无线电台的实际负责人，不久后即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军政厅交通处处长。于是，筹建无线电台的工作正式开始运转。

1927年4月，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筹建无线电台的工作更加迫切。此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静江打听到徐恩曾是真正一流的无线电专家，并且又是他老家吴兴南浔镇的近邻双林人，立即大生好感。于是，经陈果夫、张静江、李范一等要人共同援引、提名，国民党中央第95次常会批准，徐恩曾成为筹建中央广播电台的三名干事之一，他还同时兼任建设委员会无线电工程处的营业科长。当时，国民党已经掌握了东南半壁江山，徐恩曾向国民党靠拢，这中间的功名富贵，大概就是连呆子也能看出来了。于是，徐恩曾从上海自来水厂“跳槽”，正式介入筹建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工作。在筹建电台的同时，徐恩曾由李范一援引，还参加了军事委员会在南京筹建交通技术学校的工作。1928年春，该校正式招生上课，徐担任校办公室主任。是年秋天，该校改组，并入国民党中央军校，徐在第六期以后被裁去。实际上，徐恩曾这个时候的主要精力已经放在筹建中央广播电台的工作上，交通技术学校的事情亦已无力兼顾，所谓被裁一事，也就不去说它了。

1928年春天，陈果夫征得国民党意识形态专家戴季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的同意，委托李范一向美国开洛公司订购了一座500瓦的播音机，并选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后院作为台址。从此开始了装配铁塔及建造房屋的施工，并于当年7月着手装机。为赶在8月1日开播，徐恩曾与全体施工人员整日都扑在工地上，日夜兼程，终于按原定计划于7月中旬竣工。同月，国民党中常会第155次会议对建台计划予以追认通过，定台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线广播电台”。在筹建广播电台的过程中，陈果夫亲眼看到徐恩曾那种谨慎精细的工作作风与任劳任怨的吃苦精神，很是欣赏。于是，经陈果夫提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正式委任徐恩曾为第一任电台主任。

中央广播电台揭幕典礼于8月1日如期举行。本来，原定这一天国民党将有三大日程：一是追悼北伐阵亡将士，二是召开中央二届五中全会，第三才是举行中央电台揭幕典礼。这样一来，不但党国元老们早已云集金陵，就连党政军一把抓的总司令蒋介石也风尘仆仆地从北平赶了回来，这就给揭幕典礼平添了一番热闹。这一天，上午的追悼会开得很是悲壮而又振奋。下午的二届五中全会出了点麻烦，原因是汪精卫与胡汉民两派势力不肯“合作”，使到会人员未达到法定人数。蒋总司令不得不宣布会议延期举行，仅开了一个非正式的谈话会，就草草收场。这样，原先定为次要日程的中央广播电台揭幕典礼，一下子成为十分突出的政治活动了。徐恩曾这个电台主任，颠前颠后地忙个不停，满脸的笑容，灿烂如花，精神亢奋到极点。不过，这也难怪，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在如此重要的政治活动中成为一个重要角色。

从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于1920年9月在美国匹兹堡建立，到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成立，其间也只有八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美国开洛公司在上海建立第一座商用广播电台，其后北平、天津、辽宁、哈尔滨也都相继建立了广播电台，辽宁的播音机甚至达到2000瓦的功率。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已不能称为中国第一台（所谓“东亚第一、世界第三”的75000瓦强功率电台于1932年才开播）。但是，从代表国民党南京政权这一点来说，第一台的身分是不争的事实。加之当时国内已建成的一些电台，从内容来说，主要是商情广告加文化娱乐。而陈果夫从一开始就规定中央广播的任务，是宣传国民革命（实际上是一党政治），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党国喉舌”。从运用无线电台作为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来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台”。

所谓物以稀为贵，由于在南京尚是第一次建台，不但南京市民是第一次听说世界有这等史无前例的“宝贝”，就是见多识广的党国要人们也大都是第一次看见这类美轮美奂的“西洋景观”。于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后院的铁塔周围、机房内外，都挤满了要看西洋景的要人，南京市内能够拥有“收音机”的阔人们也都早早打开旋钮，等待收听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盛况。自然，处于这一旋涡中心的“奇才”徐恩曾，更是风光捞足，风头出足。

下午5时半，典礼开始，一身便装而又兴致勃勃的蒋介石同陈果夫、戴季陶、叶楚伧等要人鱼贯入场，行礼如仪，奏国乐、诵读总理遗嘱。接着，便是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叶楚伧等要人讲话，内容无非是中央广播电台建成，党国的根基将更加强固等等，大话、套话、空话一大篇。最后由李范一简单报告筹建经过，揭幕即告完成。

揭幕式即为首播式，在这之前，徐恩曾派出一批经过短期技术培训的收音员，携带五灯直流收音机（PCA16号），分赴江苏、安徽、湖南、河南、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省市党部，记录播音内容，并交由当地报章发表。在南京地区，徐恩曾则派人将收音机放置于一些公共场所或马路两侧，“免费”放音，一时吸引了许多“孤陋寡闻”而又好奇的看客围观，效果自然是大大的好。特别是在一般看客的眼中，像蒋介石、戴季陶、叶楚伧这等党国大佬们，不啻是封建时代高坐金銮殿的皇帝及王公大臣，虽然名声如雷贯耳，却是只闻其名未闻其声。今日有幸免费聆听蒋皇上、戴王爷及一干权臣们的“圣音”，不听白不听。“聆听”的结果，倒也不觉得“皇上”的一口浓重的宁波官话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见得好听到哪里去。至于“皇上”从头至尾说了些什么，由于不那么好懂，自然是不知所云，好在“圣上”的旨意讲的都是军国大事，本就与“草民”们不相干，也就由它去了。倒是这一天大凡在马路上听到“皇上”讲话的人，恰如阿Q进了一回城，不但身价陡增，多了一层向别人炫耀的资本，而且也增加了小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着实热闹了好几天。

创业伊始，百事艰难，最让徐恩曾伤脑筋的，一是收听率不易提高，二是节目不易罗致。当时，民间收音习惯远未形成；加之收音工具本就稀少，能买得起这种“捞什子”的市民就更少了；又因为所用直流收音机的电池较难补充，这些都严重妨碍了收听率的提高，使得党国的大计不能很顺利地传达到“小民”中间去，这实在是有点“妈妈的”了。另一方面，电台节目的罗致，也大成问题。当时，电台仅有七名工作人员，人手较少，同时也考虑“珍惜新颖之宣传利器，俭约使用”，每天暂定播出两小时左右。节目的内容，不外源于以下几个渠道：中央通讯社和当日各大报的新闻稿件，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通告，中央党部交办的宣传大纲，中央常会、中央政治会议、国务会议、立法会议、行政院会议的报告决议案等。除此以外，中央广播电台还有一项特别节目，这就是星期一在中央大礼堂现场直播“总理纪念周”，有时还在现场举行广播演讲。至于音乐节目，主要是播放唱片，周末特别音乐，大都为南京市政府管弦乐队前来大礼堂演奏。

总起来说，中央广播电台自建立以后，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充分发挥了“党国喉舌”的作用。也正是在这次筹建“中国第一台”的过程中，徐恩曾进一步与国民党（实为陈家党）发生了密切关系，从此跨进了未来的国民党主流派——CC系的阵营，成为CC集团的头号打手。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成了徐恩曾挤进国民党权力圈的第一个台阶。

脑筋急转弯

徐恩曾自参加筹建中央广播电台以后，既发挥了他在无线电知识方面的专长，又当上了第一任电台主任，应当说，这样的起点也不算低了。安安分分干下去，不但专业水平可以不断提高，而且名利地位也有保障。但是，徐恩曾并不作如是想。在他认为，中央广播电台虽好，总不外是个专业技术岗位，当到最后，无非是个技术官僚，能当出多大名堂？倘若以自己“学贯中外”的出身，混来混去，只是混进了这样一个冷衙门，未免于心不甘！再说，差不多同时留美的一批同学，陈立夫当上了中央党部秘书处长，成为党国要人，也就不去说了，就是等而次之的曾养甫、叶秀峰、吴大钧等人，都纷纷走上从政之路，做党官，做政府官，都做出了名堂，独自己还在中央电台主任这个冷板凳上熬，何日是个尽头？

当时，最让徐恩曾激动不已的是国民党政坛出现的“吴兴现象”。自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以来，吴兴籍出身的陈其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都先后在党内占据高位。蒋介石固然不算是吴兴籍分子，但他与这个“地域集团”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不但陈其美是他的革命导师与盟兄，而且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也都是他的“恒泰帮”兄弟（在拙著《国民党教父陈果夫》中已有详述）。并且，自蒋介石在南京开府以来，“吴兴现象”更是大放异彩，张静江、戴季陶是为党国元老，其地位之高，自不必说；陈果夫、陈立夫是为党国新贵，权力之大，也开始自成一体；朱家骅、潘公展等人陆续加盟，更使“吴兴集团”如虎添翼，实力大增（上述诸公都或先或后担任过国民党二届至六届的中央常委）。以一个县的地域，在数十年内，竟产生了如此之多的权臣，不但在国民党内是空前绝后，即便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不多见。研究“吴兴现象”在国民党史及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大概可以写一部皇皇巨著了。自然，这是历史学家的事情。

对徐恩曾来说，他不但认为自己在地域上属于吴兴“土著”，“吴兴集团”中理应有他的一席之地；而且还与陈家兄弟有着血浓于水的表亲关系。中国人原本就是一个十分注重血缘关系的民族，所谓“姑表亲，姨表亲，打断骨头连着筋”，也就是这层意思了。再说，自中央广播电台揭幕典礼及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之后（延期到8月8日召开），陈氏兄弟的权势在国民党内简直是炙手可热。“果兄”陈果夫出任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利用主持并推行国民党“整理党务案”的机会，大肆扫荡汪精卫的改组派势力，包办国民党三全大会，已经成为国民党内权倾一时的大人物。“立弟”陈立夫一身兼中央党部秘书处长与调查科主任的双重要职，左手抓党务，右手抓特工，成为位居国民党中枢要津的权要之一。尤其是“果兄”与“立弟”联手运作，在其麾下集中了一批“特别能战斗”的江浙子弟兵，形成了一个“党同”与“伐异”意识都十分强烈的派系集团，从而在国民党内独树一帜，实力大增。

陈氏兄弟在国民党政坛的翻江倒海与大红大紫，使徐恩曾在中央广播电台这个冷衙门里坐不住了。在徐认为：若论天时，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伊始，各方面正是用人之际，有这样好的机会，再不抓住，岂非“愚公”一个？正所谓“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若论地利，自己是正宗的吴兴“土著”，凭着这样一块金字招牌，“吴兴集团”中就不愁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若论人和，自己与陈氏兄弟又有“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表亲关系，果兄与立弟难道会眼睁睁地看着我这个表弟在官场失意不成？现在是天时、地利与人和三者皆备，岂有与官场无缘的道理？于是，徐恩曾找到陈果夫、陈立夫，直截了当地表示了自己要求从政，希望能弄个一官半职的强烈愿望。

陈果夫

 

据说，陈果夫对徐恩曾的“官欲”颇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做过官的，都知道做官好，有权有势，八面威风。其实，等到做上官以后，才知道做官其实也是个苦差事，不但先要学会当奴才，找靠山，才能在官场上立足；而且官场上最是个世态炎凉、翻云覆雨的所在，令人心寒齿冷。虽然是机关算尽，计谋用尽，往往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以徐恩曾在无线电专业方面的造诣，当个逍遥自在、与世无争的技术官僚，既可以捧一个金饭碗，占一把铁交椅；又可以在技术方面做出令人瞩目的成就，岂不是好？何必也要硬挤到官场这个浑水池里轧闹猛？陈果夫的意思倒也是一句大实话，别人是没有什么真本事才迫不得已，通过出卖良心，到官场上抢一碗饭吃，你老弟有这个真本事，何必来冒这个风险？

徐恩曾见陈果夫很有点不肯帮忙的意思，不禁急出了一头冷汗。倒是一旁的陈立夫，发表了一番见解，救了徐恩曾的“命”。陈立夫认为：乃兄的话自然也是不错的，可是，自辛亥举义以后，天下大乱，未有宁日。从外国的洋鬼子，到中国的北洋军阀，再到各省的土皇帝，一个个裂土分疆，自立为王，为非作歹，鱼肉百姓，把国家弄得乱七八糟。在这样一个乱世局面下，我们知识分子哪里能够安安心心、顺顺当当地搞工业，搞科技，一展所长？正是空有一身绝技，却是报国无门，所谓的“工业救国”、“科技救国”，自然也是一只画饼。政治好比是皮，科技好比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为今之计，只有先走弃技从政之路，把中国的政治弄好，等到国民党政权统一全国之后，再“还俗”科技，重操矿冶、无线电专业，那个时候的“工业救国”、“科技救国”，也才能有希望。因此，陈立夫不但欣赏徐恩曾的“脑筋急转弯”，支持他“破戒”出山从政，而且主动在陈果夫面前为徐恩曾说情，要为“可均兄”谋个一官半职。

陈果夫见徐恩曾官欲甚强，又见陈立夫讲的也不无道理，况且自己的班底初建，正是大肆招兵买马的时候，像徐恩曾这样的人，自然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了。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正好缺一个总务科长，经陈立夫建议，陈果夫也就顺手派了差。徐恩曾如愿以偿，喜不自胜之下，欣欣然地走马上任了。中央广播电台那边，则由徐恩曾推荐原南洋公学上院电机工程科的同学吴道一接任。从此，徐恩曾正式到中央党部做起了官。当时，中央党部实行的是部（处）、科、股三级架构，徐恩曾一出马就当上了科长，成为中央党部的中层官僚。1928年，徐恩曾正好30岁。而立之年，徐恩曾由陈氏兄弟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陈立夫

 

以中国官场上的成例，有三种人最易成名。一种人的成名，靠的是机缘，所谓“时势造英雄”，“运气来了，山也挡不住”；一种人的成名，靠的是亲缘，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上阵父子兵，下阵‘夫妻店’”；一种人的成名，靠的是地缘，所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徐恩曾现在是机缘、亲缘、地缘“三缘”皆备，日后在国民党官场上的“成名”，已不用怀疑。

总务科管的都是一些杂七杂八、鸡零狗碎的事情，从衣食住行，到吃喝拉撒，做的都是侍候人的事情。总务科长的职位，也就相当于中央党部的一个生活大总管吧。说白了，无非也是大奴才罢了。一般来说，做这种事的人，大都是吃力不讨好的。倘能讨得上头的赏识，下面便不说你好；若要下面说好，上头必定不满意。总之是，老鼠钻在风箱里，两头受气。大凡是有人格、有个性的血性汉子，都是不屑于屈就这种“半奴半主”的官位的。若以中国士大夫的高傲传统，更是看不上这种侍候人的苦差事了。

徐恩曾本是留学美国的大知识分子，又是身怀“绝技”的无线电工程专家，而且参加了中央广播电台的首创，贵为第一任电台主任，就凭这样的出身与经历，也就足以骄人了。但是，徐恩曾却降尊纡格地去钻营一个奴才式“管家”的职位，可见，在徐恩曾的头脑中，何谓尊何谓卑早有定见，这就是在他认为：无论什么职业，只要是做官，就比所谓的专家学者，尊贵一千倍，一万倍！正所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好。这也难怪，读书做什么？孔夫子教导说：“学而优则仕”；宋真宗在《劝学文》中更说得明白：“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只要肯读书，就有官做。徐恩曾当年所以要进南洋公学，也就是要仿效本家徐新六，从工科出身做官。如果知道今天读了工科，反不能做官，当初又何必要进什么南洋公学？在徐恩曾的眼中，何谓“无线电专家”？说到海底，一个匠人罢了，要权没权，要势没势，要名没名，要利没利，狗屁一个，不要说不能名列三公九卿，即便在三教九流中，也是要归于末流的。

徐恩曾到底是喝过几年洋墨水的新派人物，肚子里的真才实学也还是有的。于是，他运用从美国人那里学到的新知识，大胆对中央党部的总务工作进行改革，居然干得不坏。一年多时间下来，有几件事干得让陈氏兄弟刮目相看。一是利用出洋学到的管理知识，建立了严格而有序的文书档案管理制度，使原先比较零乱的文书档案，一下子变得井井有条，使用效率大为提高；二是利用他在南洋公学已掌握的电机知识，为中央党部新安装了一部电话总机，使各部（处）、科对内对外的电话联络更为方便、迅捷，工作效率自然也是大大提高；三是利用他在无线电方面的专业知识，亲自为中央党部设计了一套较为复杂的密电码，使保密功能大大增强；四是发扬地主兼商人家庭那种精打细算的祖传作风，在经费开支方面做到“厉行节约，开支合理”。据说，有时候经费捉襟见肘时，徐恩曾甚至不惜主动“放血”，自掏腰包贴补。在当时，大家都是挖空心思，竞相从官场上弄钱的时候，徐恩曾能有这种为党国无私“奉献”的精神，的确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赢得了陈氏兄弟对他的信任。同时，陈果夫已察觉到徐恩曾在特工方面的潜能。这也为徐以后出长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徐恩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与陈氏兄弟接触的机会自然更多了。据曾任中统特务的祝雅韵回忆：“陈立夫经常打电话来找，徐亦常在陈家，有时直到深夜。”徐恩曾对陈氏兄弟表示出一种特别的恭顺与听话。凡是陈氏兄弟所好的，徐恩曾绝对拥护；凡是陈氏兄弟所恶的，徐恩曾绝对反对。就是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徐恩曾也是无处不用心机。比如，每逢陈氏兄弟外出用车，徐恩曾不但要亲自调配最好的车辆恭候，而且要屁颠屁颠地亲自赶去为其开门关门。

在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之前，徐恩曾遇到陈果夫时，总是恭敬地称为“果兄”；遇到陈立夫时，则称为“立弟”。陈果夫生于1892年，年长于徐；陈立夫生于1900年，年少于徐。如此，徐恩曾称呼他们，兄之为兄，弟之为弟，无不当也。但是，徐恩曾自从来到陈氏兄弟手下做上党官后，称呼开始变化了。果兄固然也还叫果兄，立弟则不再叫立弟了，改为“立兄”，这就颇有点令人费解了。虽说“兄”大体上有两解：一为血亲上兄弟之兄，一为“官场”上的兄弟之兄（如仁兄、学兄之类），不过，陈立夫本已成了徐恩曾的兄弟之弟，现在一下子又变成了官场之“兄”，这中间的“脑筋急转弯”，令人有瞠目结舌之感。细究一下，徐恩曾的“急转弯”也不是转得毫无道理。明人《金貂记》中说：“朝廷序爵，乡党序齿。”徐恩曾过去对陈立夫以兄弟之弟相称，是按乡里规矩，以年龄大小排列次序；现在既已做上党官，自然按朝廷规矩，以官位大小排列次序，以官场上的兄弟之兄称呼了。明人《胭脂记》中又说“朝廷以爵为尊，又道是亲不敌贵，请受上礼”，此之谓也！

挤上特工小道

徐恩曾开始走上特工之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好奇心，或者说带有“玩玩”的初衷，哪里想到后来竟会驰名天下。

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之后，徐恩曾才第一次知道中央组织部内部还有一个颇为神秘的“党务调查科”。不过，也仅仅是知道而已，原因是“党务调查科”虽然设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内，但是自成体系，颇有点“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味道，并不与其他部门来往。不但外人不知道他们每日里都鬼鬼祟祟地在干些什么，就是徐恩曾这类终日在中央党部行走的要人，也并不清楚党务调查科在调查什么。不要说当时不可能想到他们日后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闹出那么大的一个局面，而且也没有想到将来就是自己去带领他们专干那些月黑杀人、风高放火的罪恶勾当！

令徐恩曾对调查科感兴趣的，也许并不是它的工作内容，而是它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及陈氏兄弟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比如，在中央党部内，部或处之下设科，科之下设股，部叫部长，处叫处长，科叫科长，名正而言顺。独党务调查科独树一帜，科长不叫科长，而是称为主任。第一任负责人陈立夫称为陈主任，第二任负责人张道藩称为张主任，第三任负责人吴大钧称为吴主任，当时的负责人叶秀峰则称为叶主任，此为一奇！其实，科长即主任，主任即科长，这样解释自然不能说错。不过，既然如此，为什么科长不叫科长，而要别出心裁地称什么主任呢？这主任的分量也许就有点不同于科长吧？这是徐恩曾对调查科的第一个感觉。

此外，调查科主任的升迁之快，也有点让徐恩曾眼热得不行。第一任科主任“立兄”很快升任中央党部秘书处长，这就不用说了。第二任科主任张道藩干了一段时间，即升任中央组织部秘书，也不去说它了。第三任科主任吴大钧，是与徐恩曾差不多同时赴美的留学生，干了大半年时间后，居然又跃升中央统计处处长，也升了官了。第四任科主任，由“立兄”的北洋大学同班同学并一同赴美留学的“铁哥们”叶秀峰继任，不用说，这姓叶的也交上好运了。总之，不管是谁，只要是一旦爬上调查科主任的宝座，也就恰如一登龙门，贵不可言了，徐恩曾每每想到这里，心里便冒出一股酸气，自思：都是中央党部的科长，也都是一样的做事，凭什么彼厚而此薄呢？这就有点让人看不懂了！这是徐恩曾对调查科的第二个感觉。

还有一点让徐恩曾困惑的是，党务调查科也就是那么十几二十来个人，也未见他们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是，这几个毛人用起“银子”来，恰如淌海水一样，哗哗直流。也不知道他们用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总之，他们用“银子”都是陈氏兄弟特批，还不许别人打听，真是潇洒得可以！据说，这个科权力很大，一个小干事到了地方上，都是吃香的喝辣的，神气得很。比较于总务科成天干些侍候人的差事，出了力还不落好，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这是徐恩曾对调查科的第三个感觉。

不知是出于关心，还是出于好奇，抑或是出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总之，不管怎么说，徐恩曾开始对调查科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从经费与物质方面，对调查科给予特殊照顾；对调查科的工作人员，他主动接近并予以关照；他甚至以一种竭诚的善意态度，对调查科前后任主任吴大钧与叶秀峰贡献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以表示他对调查工作的关心以及并不陌生等等。徐恩曾的这一手，使调查科的人多多少少对他产生了一些好感。大家都觉得这个新来的徐科长好接近，也好说话，好办事，善解人意，于是，也就乐于多与他相处，仕途上多个朋友多条路嘛！然而，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把他与未来的调查科主任联系起来，更没有想到这个见人一脸笑的徐科长，日后会雄踞中统王座15年。

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徐恩曾就已经有了染指调查科的意思，只是不便启齿罢了。据说，早在吴大钧升任中央统计处长的时候，徐恩曾目睹调查科主任的位子空了出来，就颇有问津这个科主任的“雅兴”。并且，利用一个机会，他鼓足勇气，当面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向“立兄”提了出来。陈立夫倒也是快人快语，把眼睛一瞪，干干脆脆地说：“党务调查科，你晓得这是干什么的？你是学电机工程的，调查科是做情报工作的，你根本不懂这一套。算了吧，你还是当你的总务科长吧，等有机会我同阿哥说说，给你调个适当的位子。”这是徐恩曾第一次从陈立夫口中听到调查科的任务是做情报工作。

徐恩曾虽然从“立兄”那里碰了一个钉子，但是并没有死心，对陈立夫所下的评语“你根本不懂这一套”一说，自然也就不服。这是什么话？学电机工程的，就不懂情报工作，也不配做情报工作，这样说，只有你懂，也只有你有资格？可是，你也不想想，你当初学的是什么？矿冶工程，找矿、炼矿的专业罢了，与情报工作有什么相干？风马牛不相及。不但你原先对情报工作什么也不懂，就是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他们也是一窍不通，张道藩学的是画画，吴大钧学的是统计，叶秀峰学的也是矿冶工程。他们哪一个是学过情报学专业的？既然他们都能成为情报专家，为什么独有我这个学电机工程的不能成为情报专家，这真是从何说起？徐恩曾内心不服，不服也就不死心，不死心也就想着要找机会老话重提，偏要玩玩这个“党务调查”，看看这个“情报工作”究竟有什么了不得！

一个人只要有耐心，机会总是有的。这一次，徐恩曾几乎不曾有过一分钟的犹豫，就迅捷而有力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据当时的调查科助理干事张国栋回忆，1929年12月，调查科主任叶秀峰因某一件事，与陈立夫意见不合。叶大概受到某种伤害，使得他从此对调查科的工作表示消极，并请假赴杭州休息，调查科的工作一时没有人负责了。叶秀峰这一“甩膀子”，大概弄得陈立夫有点措手不及。由于叶秀峰并没有正式辞职不干，所以陈立夫不能很快就任命一个新的科主任；又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调查科不能一日无主。这时最急迫的一件事，是需要有一个适当的人选能对调查科的工作临时负责一下，不让这个摊子“冷场”。此时，陈立夫大约想到一年多以前，徐恩曾曾对这个位子表示过强烈的兴趣。何不就让他过把瘾，也好试一试他有没有特工“天赋”？即便不行，他也就知难而退了。也许陈立夫当时的想法，只是看到徐恩曾平时对调查科表示出特别的关心，与调查科上上下下的关系也还融洽，并且又是自己的心腹亲信，忠心与驯顺都不用怀疑，于是，饥不择食，临时拉着黄牛当马骑，让徐恩曾帮叶秀峰看几天家罢了。于是，陈立夫派徐恩曾以总务科长的身分，兼代调查科负责人，临时负责调查科的工作。

叶秀峰

 

陈立夫与叶秀峰为什么事“不合”？张国栋先生没有提及（可能他也回忆不起来了）。不过，从叶秀峰与陈立夫在天津北洋大学及美国匹兹堡大学两度同学的深厚关系来看，一般的小事绝不会闹到叶秀峰“甩膀子”的程度。消极而至于请假，请假而至于要避到杭州去休养，这就表明了叶秀峰的一种强烈的不合作态度。而且，如果是一般的闹闹情绪，陈立夫也不至于要成立一个“看守内阁”，马上拉出一个无线电工程专家徐恩曾来兼代调查科的工作。显然，这在陈立夫来说，也是表示了一种强硬立场，暗示叶秀峰：调查科没有你，照样有人干！叶秀峰在杭州听说陈立夫任命徐恩曾兼代调查科的工作，态度更加强硬起来，并放出话来：徐恩曾“懂得什么调查！”在他的私心也许以为：徐恩曾那个奶油小生，像个没有骨头的妖冶女人一样，在总务科跑跑腿，做点杂事，花言巧语，百依百顺，讨得陈氏兄弟的欢心，也许能行。做调查工作，非大智大勇不行，他徐恩曾能吃这碗饭？等到他弄不下去了，立夫非重新请我回去主持调查科的工作，收拾这副烂摊子不行。到了那个时候，哼！再说吧，也还要看我有没有这个兴趣了。“甩膀子”，这在叶秀峰也是一时的赌气罢了。哪里知道这样的局面竟没有出现，从此竟让徐恩曾捡了个落地桃子。

徐恩曾从此走马兼任调查科的工作，这已经是1929年与1930年之交的事了。由于陈立夫说得很清楚，徐恩曾是以总务科长兼代调查科负责人，也就是说，总务科是他的本职，调查科只是兼职代理，一时半会罢了。这就好比一个大户人家，老爷有明媒正娶的大太太，又私下收了一个姨太太。某一日，大太太暂时离家几天，老爷不得不派姨太太临时管理一下家务。既有大太太在那里，姨太太也就不敢存“扶正”的奢望。身分不明，职分不定，自然也就不敢处处以“太太”自居。这就是徐恩曾当时的处境。所以，徐恩曾兼代伊始，也就处处存着小心，甚至在“兼代”之后，曾经派人到叶秀峰那里传话，以示恭顺。徐了解到调查科助理干事张国栋与叶秀峰曾经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里共过事，算是叶的老部下，便于在叶面前讲话。于是，徐派张专程去杭州探望叶，徐通过张假惺惺地向叶表示：他只不过代叶暂时管管家，希望叶不久就能回来。以表示对叶的谦恭与推重。这在徐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刺激叶，希望叶不要暗中掣肘于己；一方面也是为了探探叶的态度，看他是否还打算回来，以便于制定对策。张国栋回到南京后，向徐禀报：叶的态度很消极，天天打网球，并表示坚决不回调查科任科主任。徐闻报大喜。等到后来得知叶秀峰已被陈果夫派往江苏省党部任职，不再回调查科以后，徐恩曾才开始大干起来。这已经是1930年春天的事了，徐恩曾很快被“扶正”，并正式辞去秘书处总务科长一职，专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从此，开始了徐恩曾对“中统”长达15年的统治。

徐恩曾之出掌中统特务组织，表面上看，是出于一种偶然因素，被徐趁火打劫，捡了个便宜。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叶走徐来，也存在着某种必然因素，这就是基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严密控制党务调查工作的必然结果。

从一开始，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就牢牢地控制在陈氏兄弟手中。特别是陈立夫，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科长，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长，是国民党情报工作的开创性人物，称得上是国民党特工之父。随着陈立夫在党内地位的不断蹿升，调查科主任一职不再兼了，但继任者无不是他们两个兄弟亲自选定的心腹亲信。自1929年国民党三大以后，陈氏兄弟双双进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陈果夫被选为九人常委之一），一个继续出掌中央组织部，一个出掌中央党部秘书处；追随陈氏兄弟的一批党内新进，也都纷纷进入中央党部的各级机构，相互攀援，占据要津，其势大增；有的更进入中央执委会，成为党国要人。从此有了“蒋家天下陈家党”一说。以两陈为首的CC集团，开始占据国民党主流派系的地位。作为维护CC系政治利益的重要工具——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陈氏兄弟的心目中，自然也显得比过去重要了。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陈氏兄弟为强化对调查工作的绝对控制力，对调查科负责人任何桀骜不驯的表现，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叶秀峰无论多么能干，也无论他与陈立夫的关系曾经多么亲近，但是，只要他不能时时、处处、事事对陈氏兄弟表现出绝对的忠心与驯顺，迟早都要被赶出党务调查科，这是没有疑义的。叶秀峰去职，陈立夫很快选中徐恩曾兼代调查科的工作，也正是看中了徐恩曾的忠心与驯服。在一年多以前，陈立夫还刚刚对徐恩曾讲过：“调查科是做情报工作的，你根本不懂这一套。”徐恩曾也还是那个徐恩曾，调查科也还是那个调查科，何以去年还“根本不懂这一套”的徐恩曾，今年就忽然懂起了“这一套”哩？事实上，一切都没有变化，不同之处，只在于形势起了变化，陈立夫选择调查科负责人的标准，更注重于忠诚与驯顺程度，至于是不是具有情报工作的素质和经验，已在其次了。叶秀峰一念之差，被陈氏兄弟看出了他脑后的“反骨”，毫不“脚”软地踢出了党务调查科，让徐恩曾捡了个现成便宜。

其实，即使叶秀峰与陈立夫之间没有发生这样一次“不合作”的事件，也很难说他迟早不被徐恩曾挤走。固然，叶秀峰与徐恩曾一样，算得上也是CC集团的核心高干，并且与陈立夫的关系之深，已经到了称兄道弟的境地。但是，徐恩曾与两陈关系的亲近程度，似乎还要略胜一筹。这当然是叶秀峰难以匹敌的。况且，叶秀峰的同学关系仅是对陈立夫一人而言，与CC集团的龙头老大陈果夫则素无渊源。这样一来，叶、徐角逐，叶之落荒而逃，也就不足为怪了。

除此以外，叶秀峰的失败，要归咎于他在心理上对特工活动的某种轻视。当时，所谓的党务调查，主要是调查党内敌对派系的活动情况（诸如汪精卫的改组派等等），目的也主要是确立并巩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正统地位。这样的党务调查，当然不能得到举党一致的认同。同时，党务调查科还属于初创阶段，各方面都还远未形成规模，也未能在国民党内形成多大影响。叶秀峰自然也未想到一年多以后，调查科会凭藉顾顺章一案，大红大紫起来。由于叶秀峰对调查科的分量看得不重，依恋性也就不大。一旦与陈立夫产生了一些龃龉，自觉也无恋栈的必要。从叶秀峰来说，内心深处也还保存着一种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与傲气，一方面认为解决党内派系矛盾，运用特工手段似乎不够光明正大，终日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也觉得有些不屑；另一方面认为自己与陈立夫合作共事，原本是出于同学情谊，在人格上绝无点头哈腰、低眉敛首的必要，合则来，不合则去。有这些心理上的障碍，也难怪叶秀峰要倒霉了。叶秀峰吃亏就吃在当陈立夫成了党国要人以后，没有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确立一种新的僚属尊卑关系，等到叶秀峰把心态调整过来，已经是15年以后的事情。其时，徐恩曾垮台，叶秀峰再次出掌中统局。这一次，他已经知道如何处理与老同学陈立夫的关系了，也知道如何在老同学陈立夫的手下当一名忠实与驯良的部属了。有趣的是，徐恩曾兼代调查科负责人伊始，曾经派调查科特务张国栋向叶秀峰传话：他只不过代为暂时管管家，希望叶不久就能够回来。徐恩曾这一代就“代”了15年之久，而当初曾向徐恩曾表示决不回来的叶秀峰，15年以后也还是回来了。天下事原无一定之规，岂可把话说绝？

二、天生此“豺”必有用

从“包打听”到“契卡”

以一个学有成就的工程专家从事特务工作，以一个嗲声嗲气的奶油小生从事恐怖活动，这不能不说是陈立夫的突出奇招。其后国民党15年的特工史也充分证明：陈立夫这一招可以算得上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从此，中国少了一个工程专家，多了一个特务头子。不过，要说真正的功劳，不在陈立夫，而在陈果夫。是陈果夫的一言之功与一锤定音，徐恩曾才能坐上党务调查科长的宝座。

据说，陈立夫临时拖出徐恩曾兼代调查科负责人之后，心里总还有些心虚，他有两个问题放心不下：一是徐恩曾的气质，二是徐恩曾的专业。这两个方面似乎都与一个特务头子相去太远。他担心徐恩曾代理调查科科长一事可能在蒋介石那里通不过，也就迟迟不敢把这件事向蒋介石汇报。但是，老是拖下去也不是办法，丑媳妇迟早都要见公婆，这样大的事情，终归要向蒋介石禀报。徐恩曾这里，到底是用还是不用？蒋先生那里，是报还是不报？陈立夫自觉仅凭自己的智力，已经不能决断，只好就此事问计于乃兄陈果夫。

陈果夫上学不多，文化程度不高，用现在的标准看，也就是一个初中文化程度。但是他的真才实学得到国民党人的一致公认，就连胡适这样的超级大儒也不得不表示佩服。陈果夫的最大学问是精于人情，老于世故，性格深沉，虑事周密。倘若看人论事，不言则已，言出必中。这可以算得上是陈果夫的看家本领，也是陈果夫能够当上国民党CC集团的龙头老大，风云国民党政坛20余年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这一套功夫既非书本上可以学到，也非一朝一夕可以练成，必须要有非凡的悟性，再从实践中去慢慢磨练体会，方能有所成就。用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话来说，就是要交万人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才能修成这一套功夫。陈果夫与陈立夫虽属同胞兄弟，但在年龄上却相差了九岁。陈果夫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举义及二次革命，做过秘密会党工作，又下海经商多年，青年时期经历坎坷，几浮几沉，可谓更事多，阅历深，自非一帆风顺而又出道不久的陈立夫可比。

陈果夫的一套学问，既然大都来自实践，那么，随时随地注意从实践中学习观察，也就是他的一大绝招。比如，从接触徐恩曾的第一天起，陈果夫就在留心观察研究徐恩曾的为人与作风。三年多时间下来，他早已把徐恩曾里里外外琢磨了个透。于是，陈果夫把自己这几年来对徐恩曾细心观察、精心研究的心得体会，开始向陈立夫传授：可均这个人，举止斯斯文文、风度翩翩，说话轻声细语、和颜悦色，做事兢兢业业、踏踏实实，表面上看起来，真是一个让人放心的白面书生。其实，你只要从细微处去观察，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外秀中恶，心机缜密。比如，可均对我一口一个“果兄”，恭敬无比，这也就罢了，总算我比他年长。可是，他称你也是一口一个“立兄”，也是恭敬无比，道理何在？在兄称兄，在弟称弟，本无不当。若示尊敬，在官场上可以职务称呼，亦无不可。乱兄弟之序，呼弟为兄，这就有点心术不正了。

陈果夫接着说：可均这个人聪明机警，好学肯钻，悟性好，接受新事物很快，如果从事工业技术，必然是一流的专家学者，对国家社会都有大用。唯其官欲太强，利禄之心太盛，心术又不正，这样的人往往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倘若环境不好，最易误入歧途，害人害己，毁名毁身，所谓非“才”即“豺”是也。本来我不主张他从政，也就是这个道理。现在看来也是人各有志，不可强求。不过，如果将他用在特工一路，也就算是用其所长，必有“上佳”表现。他为中央党部密电码的设计足以说明。这在兵法上来说，就叫做：“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他将来的“成就”，恐不在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诸人之下。现在你先着他代理一段时间的调查科科长，等做出一些成绩，再由我和你一起向蒋先生说明，派他正式担任科长，也就是了。

陈果夫没有看错，也没有说错。徐恩曾从事特务工作伊始，党务调查科在各方面都已经初具规模，正在经历一个由初创期向发展期过渡的阶段。

国民党的党务调查活动始于南方革命政府时期，最初是仿照苏联共产党的体制和经验建立起来的。国民党一全大会后，实行联俄联共政策，模仿苏共体制，决定设立组织部、宣传部、调查部等基本党务职能部门，规定调查部的职能主要是调查统计党员的成分、学历、经历及掌握党内动态，并对社会政治进行一般性的调查统计活动等等。后因没有适当人选，调查部未能正式设立，而党内资料的调查统计工作，就在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具体承担这方面的业务。不过，这个时候的党务调查，主要还是党内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统计等，情报工作的成分并不占主导地位。

1926年5月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之后，蒋介石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蒋知道自己不可能主持组织部的日常事务，就任命陈果夫为组织部秘书，代理部长主持日常工作，党务调查工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但是，陈果夫当时的主要精力放在分共清党及整理党务方面，他也没有时间与精力具体研究党务调查活动，而陈立夫此时恰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科担任机要科长一职，这个科含有很大的情报工作成分。当时，国民党的情报活动创建伊始，一切从简，于是，陈果夫也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把党务方面的一些调查活动，一并委托阿弟陈立夫负责。这样，陈立夫一手托两家，左手负责军方的情报工作，右手负责党方的情报工作，成为脚踏党、军两界的情报“总管”，陈立夫开创国民党的情报活动也是始于这个时期。

1927年秋间，蒋介石因党内的派系倾轧第一次下野，陈果夫也经历了一个与蒋同进同退的阶段，1928年初随着蒋的复出而复出，并在2月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上，陈果夫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身分代理部长蒋介石重新主持部务。经过了这样一次浮沉，蒋、陈都意识到了党务调查活动的重要性，也都一致认为要强化这方面的工作。于是，陈果夫提议：把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正式办成国民党的专门情报机构，专事调查党员的思想、派系隶属以及反蒋派系与中共组织的活动情况等。不用说，这个科也仍然交给陈立夫具体负责并领导。这样，国民党真正意义上职业特工机构，是始于二届四中全会之后的党务调查科。蒋介石自然也是同意这个建议的。但是，蒋介石多了一个心眼，他叫陈立夫不要再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科长一职，而是将机要科的情报业务一并带到党务调查科，让他到党方去全力帮助陈果夫。至于军方的情报活动，蒋设计另在总司令部设立侍从副官一职，任命黄埔出身的军官担任，在军方另开辟一条情报渠道。从此，军方与党务的情报活动，正式分为两条线平行发展，是为日后中、军统两大特工“帝国”的源头，戴笠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跑到蒋介石身边从事情报活动的。不过，陈立夫等人谁也没有注意到戴笠这个“小瘪三”日后能成大气候，竟成为自己及党方特工活动的劲敌。蒋介石耍的这一手真是天纵“英明”，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了他的“远见”与“卓识”，多少年以后，这让陈立夫想起来就感到气馁。

二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陈立夫升为中央党部秘书处长，调查科长一职也仍然由陈立夫兼着。但这样一来，称呼起来好像有点不顺了。比如，在中央党部开会时，陈立夫成为与其他部长平起平坐的党国要人；可是，到了中央组织部召开部务会议时，陈立夫又成了与其他科长彼此彼此的一般干部了。为了理顺关系，陈果夫进行了一点小小的改良，单独将调查科科长的称呼改为主任，以区别于其他科的科长。于是，陈立夫在中央党部被呼为处长，在中央组织部则被呼为主任。萧规曹随，继任的调查科长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等，也都相继被称为科主任。然而，到了徐恩曾主持党务调查科时，陈氏兄弟感到需要进行正本清源了，如是，科长的称呼重新被改了回来。

陈立夫终究不是特工科班出身，又缺乏“明师”或高手指点，创建党务调查工作伊始，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用现在的话说，叫做“跟着感觉走”，无非是招兵买马，先找一些比较靠己的人，拉出一支队伍，组成班底，再开场唱戏。组织部原有负责党务资料整理工作的几个人，陈立夫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科带来了几名亲信，又从中央党务学校要来10名学生，这样，七拼八凑，加在一起也还不到20人。这就是国民党特工之父陈立夫“打天下”的最初班底，也是国民党情报工作的首创人员。

接下来的事情要比较地难办一点，搭台容易唱戏难，科里谁也没有真正干过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特务工作，一切都只能是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好在陈立夫有个绝顶聪明的脑瓜子，边想边干边学，慢慢地也就开始闯出点局面来了。根据陈立夫的设计，最初，调查科内部设了两个股，一个叫采访，一个叫整理，这些名称虽然都有些含糊，但都不算难听，甚好。采访股用了一个总干事，叫杨剑虹，是上海青帮出身，依靠帮会手段搞情报。以此推断，陈立夫开创党务调查活动之初，大概也只是上海租界“包打听”的水平。整理股用了一个总干事，就是吴大钧，吴是留学美国学统计的，运用统计学搞情报，当然是一个进步，不过，这中间的距离也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陈立夫也只能这个样子了。

使调查活动为之一变的是一批留俄回国的学生加入到了这个队伍，这批人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已经知道苏共有个叫“契卡”的组织，全名叫“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后改名叫“国家政治保卫局”），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惩办奸细、恐怖分子、怠工者、投机商人及一切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这是一支有组织有训练并能严守秘密的侦查人员也都是一些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不但具有明确的政治宗旨与政治热忱，对主义无限信仰，对团体无限忠诚，而且拥有至高无上、无所不在的秘密权力，这就使“契卡”成为苏共掌握的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工具，在苏共的政治生活中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陈立夫听了留俄学生对“契卡”的介绍后，很快产生了强烈兴趣，认为“契卡”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与组织形式，都与党务调查科十分相似。于是，陈立夫派人广泛搜集有关“契卡”的俄文书籍，组织人进行翻译，从而作为国民党情报工作入门的ABC，以便从中吸取营养，提高情报工作水平。此后，陈立夫又进一步学习借鉴了日本特别勤务人员（亦称“特高科”）的一些做法，并在党务调查科中成立了一个“特务组”，以此专事对付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这样，陈立夫就把国民党的情报活动从初期的帮会活动及上海“包打听”的水平，一下子提高到日俄现代化情报活动的水准，使建设规范化的国民党情报组织的时间，至少缩短了五年至十年左右。

但是，有一点是很可以遗憾的。这就是陈立夫以及后来的徐恩曾为首的一批国民党特工人员虽然在初始阶段学习了俄国“契卡”的模式与手段，实际上只是从一些已经公开发表的俄文书籍中，了解或揣测“契卡”工作的一鳞半爪。加之当时留俄学生的俄文翻译水平不高，对情报业务也完全是外行，翻译出来的东西常常是生硬难懂，半通不通，令人看了不免有云山雾海、隔靴搔痒的感觉，与真正的俄国“契卡”相去甚远。这样，在比照着做的过程中不得不糅进一些中国土生土长的特工传统手法，诸如帮会流氓及上海租界“包打听”的三脚猫伎俩等等。如此，比着葫芦画瓢，画出来的却是歪茄子，从此也就常常弄出一些笑话来，这是后话。

张冲与钱壮飞

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特工大头目中，徐恩曾能当上特务头子有他自己的独特路子，他既不能比同于陈立夫，也不能比同于戴笠。陈立夫与戴笠走的虽都是一条首创特工的道路，但他们有所不同。陈立夫是从大人物干起，戴笠则是从小人物干起。而徐恩曾走的是一条坐享其成的道路，他坐的是前面四任科主任打下来的天下，吃的是一碗“现成面”。然而，徐能坐稳中统王座，初期完全是靠了调查科两大高手的贡献，一位高手是张冲，另一高手就是钱壮飞了。

其实，在早期运用苏共“契卡”的经验建设国民党特工的过程中，真正的特工大师不是陈立夫，也不是徐恩曾，而是张冲。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几年中，调查科的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调查科的所有创造性成果，都可以说是来自张冲的贡献。完全可以说，张冲是调查科的灵魂与发动机，正是他的杰出贡献，才真正把党务调查科的情报工作水准，一下子提高到日俄现代化特工的水平。

张冲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而又经历坎坷的神秘人物。张祖籍浙江乐清，1923年从温州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铁道专门学校学习俄文，不久转入哈尔滨法政高等学校。在此期间，张冲秘密参加了国民党，并担任了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这个时候，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时期，张冲与共产党人亦有不少接触与联系，这对他后来的“向左转”有重要的潜在影响。苏联十月革命后，哈尔滨成为苏联白俄的一个重要聚居地，张冲因为在北京铁专学过俄文，与白俄交往也就比别人多了一份优势。于是，张冲不但结交了不少白俄朋友，而且竟与一位白俄小姐“白相相”，谈起了恋爱。“苦恋”的结果，不但赢得了这位白俄姑娘的芳心，而且是搂草打兔子，顺便把他在北京“铁专”学到的一点半通不通的俄语提高到了“国际”水准，说得十分准确流畅。这一点，对张冲后来的人生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为有着中俄联姻这样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背景，并且在国共合作时期又有与共产党人关系暧昧这样一个“前科”，于是，张冲被东三省的“皇帝”张作霖大帅视为有赤化嫌疑，将他“请”进了大牢，直到少帅张学良易帜后，张冲始得出狱，并被任命为国民党哈尔滨市党务指导员，这已经是1928年12月间的事情了。一段时间后，张冲调任国民党天津市党务委员，此后不久，张冲携妻挈子回到南京，一边通过中学同学、CC系大将、国民党土地问题专家萧铮向陈氏兄弟积极推荐；一边自己直接登堂入室，找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CC系老板陈果夫反映情况，效毛遂自荐的故事。陈氏兄弟一听说张冲是自己的浙籍同乡，先就有了三分笼络之心；经过一番恳谈，陈氏兄弟了解到张冲从事过国民党的秘密活动，蹲过张作霖的大牢，经过严峻斗争的考验，是一位坚定的国民党党员，于是，又有了五分好感；几次交谈下来，陈氏兄弟发现张冲不但才气纵横，而且老成持重，是个不可多得的可造之才，从此更有了七分爱意；继而听说张冲通晓俄文，了解苏联情况，是个“俄国通”，到此，陈氏兄弟认定张冲是一个十分人才了。当时正是党务调查科十分迷信“契卡”的时期，徐恩曾又是新来乍到，为加强党务调查科的力量，陈果夫与陈立夫商量后，决定任命张冲出任调查科采访股总干事，帮助徐恩曾开展工作。这个时候正是1930年的春天，徐恩曾于上一年底刚刚来到调查科，兼代调查科负责人。

张冲从事国民党秘密活动多年，党务工作的资历、经验与职级都是有的，而党务调查科采访股总干事一职在中央党部只能算是忝陪末座的“九品”党官，官位自然不能算是显赫，而且还要屈居“钻进”国民党不久的新进徐恩曾之下，未免有点摆得不平。但是，徐恩曾与二陈的关系之深是张冲所不及的，而采访股可以说是党务调查科的核心，位置十分重要。倘若不是陈果夫或陈立夫放心的亲信或心腹爱将，是绝对打不进的。陈氏兄弟一开始就把张冲放在这样的要津，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张冲在陈氏兄弟心目中的位置还是相当高的。

张冲自出任采访股总干事之后，果然不负陈氏兄弟的重托，很快使党务调查科的情报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改进党务调查工作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注意从基础抓起，注重对党务调查人员进行特工训练，以便提高党务调查工作人员的情报业务水平。当时，党务调查科在编制上，分科、股两级架构，人事也就相应实行科长、总干事两级负责制，总干事之下，设干事及助理干事若干人。这样，真正的外勤特务活动，也都是由干事或助理干事承担。于是，这些人的业务工作水平，往往成为影响调查质量甚至决定调查活动成败的关键。这些干事及助理干事的地位，在中央党部算是最低的，没有哪一位党国要人会将他们放在眼里。但一旦出了调查科，派到地方，便立即成了“中央大员”，权力之大不可想象。比如，调查科助理干事张国栋于1928年底被陈果夫、陈立夫派往两广方面，做了两个月的“两广党务视察员”，对两广地区的党务活动便有一言九鼎之威；调查科助理干事王保身于1930年被派往河北省党部任委员，一下子成了党务方面的“封疆大吏”，升迁之快，出乎意料；更有的调查人员扛着一块“肃反”大员的头衔下去，这就有了生杀予夺之权。想到一个人的生死之间全凭这些小特务的一闪之念，简直令人胆寒。不过，那个时候人们大约也还不习惯称这些人为特务或特工，比较常见的叫法叫“调工”，这个名称没有什么不好，即便是“特务”或“特工”这个名称，在当时也是“特别勤务人员”或“特别工作人员”的简称，有点神秘感，但不算很坏，至少不像后来那样臭名昭著、令人战栗。

张冲的训练手段首先是在系统研究“契卡”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经历和经验，根据党务调查科的实际，编写出特工教材，然后从中央政治学校（即原来的中央党务学校）与中央军校中招收学员，开办特别班进行训练。经过这样特别调教出来的党务调查人员，无论是政治素质上，还是从情报业务水平上，自然都不是原先半路出家的“老粗们”所能比拟的，这也使整个调查科的业务素质水平从整体上上升了一个台阶。

为了对各地的特工活动加强指导力量，张冲建议建立特工特派员制度，对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心城市派出常驻人员，加强对中共地下组织的侦查与破坏活动。一年后破获的中共巨案顾顺章事件，就是实施这一制度的最直接成果。与此同时，张冲还对整个调查科的内部体制与工作程序进行全面规划，以提高办案效率，增强快速应变能力。新任党务调查科长徐恩曾在张冲的循循善诱下，特工业务逐渐开始进入角色。由此说张冲对国民党特工的贡献，就在于他在党务调查科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为徐恩曾一年后的迅速发家、大红大紫，提供了一个机遇。

这个时候的党务调查科真是个藏龙卧虎的所在。除了张冲外，还有一个钱壮飞。不过，钱壮飞是隐藏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在中共党史上，钱壮飞算得上是一位扭转乾坤的红色特工奇才。即便是陈立夫、徐恩曾、张冲等国民党的特工高手，对钱壮飞的灿烂才华，也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其他都可以不谈，能够钻到国民党特务头子身边担任机要秘书，这样一个事实本身，就可以说明一切问题。仅此一点，也就可以证明钱壮飞的特工水平要高出整个党务调查科人员的许多倍，因为即便是徐恩曾这样的大特务也被他玩弄于手掌之中，一般等而下之的中小特务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想想看，从钱壮飞打进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几年中，上自陈立夫、徐恩曾等特务头子，中自张冲、顾建中等特工骨干，下自一般自命不凡的特务分子，竟没有哪一个看出了钱壮飞这位红色特工的蛛丝马迹。如果不是一年后出了个顾顺章案件，迫使钱壮飞不得不“自我暴露”，主动“出逃”，这事情还不定玩到什么程度才是个收场？如果真的让钱壮飞继续玩下去，那真要大看特看陈立夫与徐恩曾的政治笑话了。在多少年以后，这件事让徐恩曾想起来就感到后怕。

钱壮飞能打进国民党特工的大本营——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进而打到国民党特工主脑——徐恩曾身边，可以说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开创者与领导者周恩来的一大杰作。早在1928年4月，周恩来就指令在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简称中央特科，保卫中共中央安全的政治保卫机构）内成立情报科（二科），由陈赓具体负责，专事研究并派人打入国民党情报机关，进行反间谍活动。陈赓是黄埔一期学生，与陈立夫也可以算得上有那么一点沾边的师生关系，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一般人不知道的是，陈赓是经过真正的俄国“契卡”训练的高材生。1926年秋，陈赓就被周恩来派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在伯力学习了侦探和审讯，在海参崴学习暴动和劫牢，以及爆破、秘密通讯、射击等技术知识。陈赓本为著名的“黄埔三杰”之一，他极高的悟性与智慧，很快使他成为一位优秀的情报及特工奇才。现在，由正宗的共产党方面的“契卡”，来对付国民党方面的冒牌“契卡”，难怪要有徐恩曾的好戏看了。

陈赓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通过考试及运用人事关系，并利用徐恩曾举办无线电训练班招生的机会，将钱壮飞派遣过去，这是发生在1928年的事情。钱壮飞打入党务调查科，有一个天造地设的优势，这就是他与徐恩曾之间有着同乡加同学的深刻渊源。钱祖籍浙江吴兴，在湖州中学上学时，比徐恩曾低一个班级。钱壮飞从湖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医专，毕业后在北京挂牌行医。此后，他大概开始相信“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古训，不行医了，投身革命，先医社会，并于1925年在北京加入共产党。在才华上，钱壮飞简直可以说是个“完人”，他懂得医道，又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曾任北京美术学校教师），还能写得一手好文章（一度当过报馆编辑）。这么多的专长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而无数的人却终身不能得到哪怕是其中的一项，足见得上帝做事是多么的不负责任。据说在李大钊一案中，钱壮飞受到牵连，北京不能立足，只好南下上海，并接受周恩来与陈赓的派遣，打进由党务调查科在幕后主办的无线电训练班，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训练，居然也让他玩成一位精通无线电技术的行家里手。不用说，这样多才多艺的奇才，自然会很快引起包括徐恩曾在内的国民党要人的注意。

这期无线电训练班表面上由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主办，实际上是徐恩曾在背后主持。当时，徐恩曾还在中央广播电台做事，但是他同时还兼着国民党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的职务，说得上是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上级单位。徐恩曾主持这个训练班的目的，一方面是出于陈氏兄弟的委托，一方面也是出于自己的职责所在，即既要为中央党部及党务调查科培养电台报务人员，同时也要为中央广播电台培养电机使用、维修人才。

钱壮飞聪明过人，才华横溢，而且为人谦和，从无矜色。不用说徐恩曾大为欣赏，就是班内的同学也都深为折服，一个个将他引为好友。这个班办到1929年12月结业，其他人如何分配，徐恩曾大概顾不上那么多，他只知道第一个先将钱壮飞抢在自己手里，将他带到自己主持的中央党部秘书处总务科做无线电技术工作。徐恩曾出掌党务调查科以后，又将钱壮飞作为自己的基本班底，一并带了过去，并委任他担任机要秘书一职，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所有重要机密，都交给钱壮飞处理。

客观地说，徐恩曾不是一个庸人，他之所以信任、重用钱壮飞，原因是多方面的。欣赏钱壮飞的才华，看中他能说会写，会办事等等，固然是一个因素；看中他是自己的同乡、同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所谓家乡人，知根知底，如果连钱壮飞这样的同乡、同学都不可靠的话，世界上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呢！另外，当时正是调查科初创时期，没有反间谍的实践和经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哪里想到调查科成立伊始，共产党竟剑及屦及地派来了“眼线”卧底。再说，也不能说徐恩曾不存一点小心。事先，徐也从各方面对钱壮飞作了一番严格审查，通过了，没有问题，这才决定将钱壮飞留在自己身边。哪里知道他是在北洋军阀治下的北京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他还是鼎鼎大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派到自己身边的“奸细”！这样的事情，想起来就叫人心里发毛。

“钱壮飞事件”是国共两党情报斗争史上的一大奇迹，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除了钱壮飞以外，周恩来在抗战期间，还派出熊向晖打入到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秘书，先后数次把国民党天字第一号的机密情报送往延安，对保卫延安及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一个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一个是国民党反共第一线的军事统帅，竟然都用上了周恩来为他们刻意培养的红色秘书。周恩来算得上是一位专门为国民党要人培养机要秘书的专家，栽在周恩来这样的世界级奇才手里，徐恩曾输得不冤！

特工“新政”

徐恩曾出掌党务调查科举办的第一件特工“新政”，便是建立特务领域的最高秘密指挥机关。1930年以后，调查科的人员大量增加，仅从中央军校第六期的政治警察训练班中，一下子就分配了20人进入调查科，这当然是一批“新鲜血液”，也都是未来的特工“巨星”。然而，问题是他们都属于秘密性质，正所谓“身家不清”之人，自然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编制之内，便不能报上“户口”，也就难以进入中央党部这样的公开机关工作。加之丁家桥中央党部机关多、人员乱、不易于调查活动的秘密展开等等，徐恩曾思之再三，深感狡兔尚且三窟，何况调查科这样的秘密情报机关。但眼下要营造三窟，困难很大。不过，能多建造一个巢穴也是好的。于是，徐恩曾请示陈立夫同意，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中央饭店的紧邻，找到一栋半中半西的两层楼，以此作为党务调查科的又一个办公处所。

徐恩曾认为党务调查科既然是搞秘密调查活动的，办公地点、人员身分等等应该是越隐蔽越好，不可对外招摇。目前，设在中央党部内的调查科一举一动都受到各方注意，新的办公处所应该建设成党务调查科的秘密指挥机关，丁家桥调查科的人员，除总干事张冲、特务组长顾建中等少数几个大特务可以进出这里外，其他人不经特别安排，均不允许涉足。后来，徐恩曾发现这里三山五岳的人员进进出出，而门口又没有任何标志，反而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和猜测。于是，徐恩曾指示手下在门外挂上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装扮成一个商业机构，以此作为掩护。

从此，“正元实业社”成为党务调查科的秘密指挥机关，而且是特务绝密活动的场所。第一批进入这里工作的秘密调查人员，后来大都成为中统的高级特务。由于“正元实业社”完全是一处秘密巢穴，实际上它已经成了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真正核心与中枢神经，作为公开机构的丁家桥党务调查科，只承担一些公开的调查使命。国民党的特务活动，按公开与秘密两条线运作，应当说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后来，徐恩曾逐步抢到党务、宣传、文化、经济、税务、盐务、警察、交通等许多公开机构，作为中统的外围组织与公开机构，配合中统进行特务活动。于是，更进一步形成了“公开掩护秘密，秘密指挥公开”的特工原则。公开与秘密的分工有着严格的规定，这在早期的“正元实业社”时期便已形成了传统。据1928年6月便已进入党务调查科的张国栋说，他虽然算得上是调查科的特务元老，对“正元实业社”的大概情况也是知道的，但他在1931年7月离开调查科到日本上学之前，仅到过这个地方两三次。他回忆自己与当时在正元实业社工作的钱壮飞也见过面，但不熟悉。正元实业社对张国栋这样的特务工作的首创人员，尚且控制得如此严格，其保密工作的严格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徐恩曾出掌调查科举办的第二件特工“新政”，便是建立秘密的特务电台。对徐恩曾说来，玩无线电是他的“绝活”。为了加强特务联络，提高秘密情报的传递速度和质量，增强安全程度，徐恩曾决定首先在中山东路找到一处距正元实业社不远的地方，建立起党务调查科的电讯总台，并在上海、武汉等地分别建立分台，使各地的情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发送到南京特务指挥机关，大大提高特工活动的效率。中原大战期间，徐恩曾还命令在北平、天津建立了临时分台，直接与南京联系，搜集重要情报。不久，在全国设立的分台越来越多，这里很快成为一个覆盖全国的特工电讯中心。电讯总台的负责人是徐恩曾在南洋公学的同学，电台报务员也都是无线电培训班毕业的学生。其次，徐恩曾指示利用电讯总台楼下的门面，开办了一家电讯器材商店，一方面可以通过垄断性经营，赚取高额利润，以充实特务经费；另一方面可以监控电讯器材的流向，与中共的地下电台进行斗争，一石而二鸟。

徐恩曾举办的第三件特工“新政”便是加强与首都警察厅及宪兵司令部的合作。1930年，为了取得首都警察系统对特工活动的支持，便于开展秘密调查活动，陈果夫根据陈立夫及徐恩曾等人的建议，保荐自己的保镖陈独真出任首都警察厅督察长。从此，党务调查科与警察厅督察处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调查科甚至可以指挥督察处进行公开的特务活动，诸如借检查户口的名义，任意闯入私宅搜查甚或扣押人员等。由于在反共利益上的高度一致，徐恩曾与素有“谷屠夫”之誉的国民党“宪兵之父”谷正伦也有着很深的合作关系。1930年秋，谷屠夫甚至聘请徐恩曾为宪兵司令部顾问。接着，徐顾问又在宪司为调查科特务组长顾建中争取了一个名义，不但使双方更加方便地合作反共，而且徐、顾还可以从宪司月支车马费80元，这真是名利双收了。从此，徐、顾两人随意出入宪司，百无禁忌。由于宪司警务处是特务机关公开从事特务活动的主管单位，宪司军法处又是审理及判决政治案件的主管单位，这两个处也成为徐、顾联络的重中之重。结果，警务处正副处长卫持、欧阳向和军法处长周剑心都成为徐、顾的好朋友。于是，调查科逮捕的政治犯，大都送往宪司监狱关押。后来，为出于对中统的“真诚”支持，宪司索性网开一面，让徐恩曾在监狱里单独盖了一排平房，作为中统的专用监房，这个时期的监狱长姚儒栋后来甚至“跳槽”到中统人事室做官，可见这个监狱与中统的关系之深了。

由陈立夫“亲自缔造”、徐恩曾“直接领导”的党务调查科虽然正式开张两三年，有了长足进步，但也有美中不足之处。说起来还是经验不够，因而闹出一些笑话。比如，徐恩曾、张冲等人听说俄国每个“契卡”成员都持有一种特殊证件，这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派司”了。据说，有了这个派司，就有权对任何人进行搜查，直至进行扣押等等。这在苏联当时的国情下，当然是行得通的。但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区域有限，蒋介石号令所及，仅东南数省而已，其他省分都还是地方军阀在那里横行。特务如果失去了政权力量的保障，其作用当然是很有限的。但是，徐恩曾与张冲大概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只觉得特务的权力自然是越大越好，于是，也就不揣冒昧地给每个调查人员发了一张派司。特务们拿到这张派司后，一个个皆大欢喜，以为俄国“契卡”享有的特权，自己也就一样享有了，从此也是动辄搜查、拘押。哪里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据说，有一次特务在广州因强行搜查，结果被对方狠揍一顿，几乎送掉性命。事后一查，对方的后台是当地军阀，根本不尿蒋介石那一壶。

吃了这个哑巴亏之后，徐恩曾对发放派司总算有了新的认识，此后注意针对不同对象发给不同的派司。一般来说，职务较高或执行外勤任务的特务才能考虑发给调查证之类的派司，一般特务只发给职员证。职员证与调查证的区别是：前者只载明持证人的身分，不作其他用途；后者在注明持证人身分的同时，还载有“希军宪警机关予以工作上的协助”（乙种）和“准随身携带自卫手枪一支，子弹一百发”（甲种）等内容。能够持有上述证件的人，当然都必须是久经考验的正式特务，至于试用、雇佣或临时调用人员，按例都是严格禁止发放此类证件的。不过，后来随着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和特务统治的不断强化，调查证的发放范围也就无须控制很严了。此外，徐恩曾还发明了一种相当于出入证的证章，有纽扣那么大，上面只有一两个西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都是随便取用的，不代表任何意义。凭着这个证章，特务们就可以出入特务机关。为防止泄密，徐恩曾规定这种证章须每年更换，有时一年更换两次，这种证章按例只发给内勤特务。此外，从方便特工需要出发，调查科往往备有各个机关的证章，需要时，特务们可以随时领取，用完后及时交还。

从公开的党务调查机关过渡到秘密机构“正元实业社”，显然是国民党特工活动的一大“进步”，也是徐恩曾介入特工生涯的重要“新政”。这一阶段对于徐恩曾来说，只是一个进入“角色”的时期，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本身没有多少值得骄傲的本钱，所以对上下左右的关系，处理得也还是比较得体的。不但对陈果夫、陈立夫等权要人物态度谦恭有礼、小心进退，重大问题均直接向二陈汇报，或请二陈转报于蒋；就是与同僚张道藩等以及下属与张冲、顾建中等的关系，也都是比较融洽的。

由于“正元实业社”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离开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甚至从形式上也与公开的党务调查科分了家，又由于特工活动在运作过程中原本就具有专制性、独裁性、神秘性与黑幕性，这就形成了一个由徐恩曾一手控制的秘密“特工王国”，一个在国民党机构大全上没有任何记载的“徐氏黑店”，这对建立并巩固徐恩曾在“正元实业社”这处秘密巢穴中的至尊权势与无上权威，无疑起到了催化作用。“福者祸之门”，徐恩曾的得意之笔，同时也给他打开了一扇祸患之门。这就是钱壮飞利用这里的特殊环境及徐恩曾对他的高度信任，在“正元实业社”里为中共开展了一系列地下情报活动。

钱壮飞自改行当上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后，所从事的主要工作，便是替徐恩曾处理来往的文件电报等机密事项。这个职务算不上多么显赫，但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钱壮飞能当上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除了出于同乡加同学的特殊关系之外，主要是出于欣赏和倚重钱的多才多艺。徐恩曾是一个既有专长，又有广泛爱好的“玩家”，玩无线电，玩汽车，玩各种洋人的娱乐活动等等，徐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但是，也有两个东西，是徐恩曾最怕的，一个是写字，一个是写文章。徐恩曾的中文功底不行，或者说简直就是很蹩脚。不说别的，徐恩曾在中文中用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名字，虽然只有三个字，却从来没有写好过，弄得与他接触不多的人，不但看到这三个字要大伤脑筋，而且还要弄出一些笑谈。一次，中国工程师学会刊物上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竟将徐恩曾三个字改成了“徐思予”。徐恩曾自然知道这是自己的书法太蹩脚，不便责怪人家，索性将错就错，从此将“徐思予”这三个字作为自己的笔名，用之于署名发表文章。徐的中文不行，下笔太慢，自然文章也是做不好的。此外，徐亦不善言辞，开会亦少有长篇大论或滔滔不绝的雄辩之语出现，这都是徐深以为憾的地方。

钱壮飞写得一手好字，又写得一手好文章，这两点又都是徐的弱项。而徐恩曾现在当上了特务头子，成了“一店之主”，写字与写文章都是平时不可或缺的功课，既然自己不行，总得找个人捉刀。据此，徐恩曾想到要重用钱壮飞，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是钱壮飞能够在徐恩曾身边崛起的最大契机与缘由。况且，在当时的党务调查科里，也没有哪一个特务有这个实力可以与钱壮飞进行竞争。从钱壮飞来说，本来就是中共派来的“空子”，钻徐恩曾的空子，取得徐恩曾的信任与重用，是他此行的第一个目的。于是，只要是徐恩曾交代的事情，抑或是徐想到而没有交代的事情，钱壮飞都竭尽全力去做好，并且每一件事总是弄得清清爽爽、利利索索。不光是徐恩曾喊好，徐的上司、同僚、下属，也都人人说好，这真是刀切豆腐两面光。这样的人，徐恩曾也没有理由不重用。中统老特务王思诚是1930年从中央军校分配到“正元实业社”工作的20名政治警察之一，也可以说是徐恩曾的开山大弟子。在钱壮飞一案暴露后，王事后曾对张国栋说：“钱对人极为和蔼可亲，笔头又快，办法又多，确是干才。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他竟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钱壮飞在徐恩曾那里得到重用，这在徐恩曾的顶头上司陈果夫、陈立夫那里也是得到认可的。在当时的中央党部几乎已经办成湖州会馆的大背景下，只要是湖州人，就没有不被重用的道理，何况钱壮飞这样的天纵英才。还有一个例子也可以说明。当时，钱壮飞为了进一步帮助自己的同志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老巢，曾先后介绍李克农打进国民党上海情报机关——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介绍胡底打进国民党南京情报机关——民智通讯社（后来被钱壮飞派到天津创办长城通讯社）。李克农能够打入，一方面是经过了考试和钱壮飞的介绍，一方面就是利用了与陈氏兄弟的关系。李克农的岳父赵家艺是老同盟会会员，与陈其美是好朋友，故李克农的夫人赵瑛和陈家兄弟也都相当熟悉，有这种父执辈与子执辈的双重关系，李克农在国民党上海情报机关时，也很快站稳了脚跟。

这样一来，钱、李、胡三人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中，分别掌握着南京、上海、天津三处的情报活动，正所谓“三足鼎立”，互为呼应，几乎把陈立夫、徐恩曾辛辛苦苦赚来的一点共产党的情报，全部拿了过来。他们当时都接受陈赓的直接领导，被称为共产党早期的“情报三杰”。李克农后来成为中共情报工作的重要创始人与领导人，其情报工作生涯正是始于这一阶段。在情报三杰中，居于中心位置的，当然还是钱壮飞，因为他被“埋藏”在徐恩曾的身边，大凡送给徐的文电，无不让钱壮飞先“审阅”一下，以便确定其中是否有值得中共“虚心”采纳的部分。一方面是钱壮飞恪尽职守、任劳任怨、不计“报酬”；另一方面因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每到晚上或周末，总有应酬不完的社交活动，许多重大情报的处理都委托钱壮飞代拆代行，如此，钱壮飞的地位更加重要，情报来源也就更多。钱每得到重要情报，照例交李克农中转，由李克农就近送到陈赓那里，经陈赓转报周恩来及中共中央。

徐恩曾虽然对钱壮飞信任到死心塌地的地步，但也还没有完全丧失党国的原则。比如，他有一本同各地的国民党高级官员译报用的密码本总是不肯交给钱壮飞收藏，而是由他自己不辞辛劳地珍藏在贴身内衣的口袋里，24小时不离身。没有这个密码本，国民党峰层的核心机密也就难以搞到手。这样一来，饶是钱壮飞足智多谋，却总是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后来，钱壮飞与李克农精心设计，利用徐恩曾好色的致命弱点，在徐恩曾一次到上海视察工作时，先由李克农以某妓院有倾国倾城的名妓作诱饵吊起徐的色欲，再以徐不宜身带密电码逛妓院进行劝阻。徐在鱼翅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处境下，毅然将密电码交给钱壮飞保管，轻装“赴汤蹈火”去了。由是，钱壮飞终于将梦寐以求的密码本搞到了手。从此以后，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里，也就对共产党无秘密可言了。共产党并且能在随后发生的顾顺章一案中，抢先一步应变，避免了包括中共中央在内的许多重要机关被国民党特务一网打尽的惨剧发生。

三、血腥发家

逮住了“红色保卫局长”

鬼有鬼运气，狗有狗运气，徐恩曾也有徐恩曾的“狗运气”，这就是他出山不久，便碰上了在中国现代史上名噪一时的“顾顺章案”。

徐恩曾出掌党务调查科当上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又经过一年多的奋斗，玩得也还不坏，身边有了一个小小的班底，手中也多多少少掌握了一部分权力，在国民党内好歹也算是有了点“气候”。但是，若论在党国峰层的地位，这个时候的徐恩曾还只能算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不要说在“最高当局”蒋介石那里挂不上号，就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要人中，大概也只能算是个跑跑龙套的二三流角色。徐恩曾最终能够坐稳国民党特务头子的宝座是在中共的“超级叛徒”顾顺章“卖党”之后，中统大特务张国栋在谈到顾案与中统的关系时曾说：“顾顺章案发生，调查科更加受到蒋介石的重视。中统特务组织也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顾顺章案是中统特务血腥发家的一个关键性案件。”

“顾案”是徐恩曾第一次直接领导处置的重大行动案件。案件的发生不但大出徐恩曾的意料，而且也震动了国共两党高层领导，并且是在国共双方都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于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因而在顾案发生初始，弄得两党中央几乎都有点手足无措了，而它对当时国共两党所带来的冲击作用，简直就是山崩地裂、天地再造，其影响实在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描述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巨大的戏剧效果，原因就在于顾案的发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完全是基于一些偶然因素的作用。

徐恩曾出任调查科科长不久，按照张冲的谋划，作为“新政”的一个重要举措，便是很快向上海、武汉、开封等地派出了特派员，全权负责当地的特务活动。1931年4月25日，党务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运用的一个叫尤崇新的叛徒，在武汉江汉关轮渡码头附近偶遇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当场向尾随跟进的特务指认，顾顺章由此被捕。当晚，顾顺章主动“要见蔡孟坚”，随即向蔡供出自己的身份。令蔡孟坚不敢相信的是，历来的叛徒在叛变之初，大都还要三缄其口，掩饰一下自己的身份，而顾顺章不但公开亮出自己的牌头，而且像王婆卖瓜一样，将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大大地吹嘘炫耀了一番：我不是一个普通共产党，是共产党中央常委，与周恩来平起平坐；共产党党务我掌管大部分，任何秘密机关由我全部安排；我受过苏联“格别乌”训练，还是上海共产党中央红色保卫局长。说特务，我是特务的总管。

顾顺章的这一番自卖自夸自我溢美之词倒不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所谓“与周恩来平起平坐”自然是“臭美”，拉大旗作虎皮罢了；至于“共产党党务，我掌管大部分”一说，更是自己捧自己的臭脚；但是，要说到他是“上海共产党中央红色保卫局长”，是中共“特务的总管”，倒也不是言过其实。

顾顺章看出了蔡孟坚眼中的疑虑，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他来真的了，大言不惭地供认：“这次来汉口，是利用我变魔术，以‘化广奇’魔术团的名义为掩护，主要任务：（1）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边区任主席，张昨已由我派人掩护到达；（2）筹备布置共产党主席经粤汉路转株、萍路去井冈山，转移主席驻处。你今日找到我，可能对国共两党都有好处，我不能再多谈，留下重要问题，请你安排我与蒋委员长商谈。”顾顺章并一再关照，在他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要发电报，以免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顾顺章之所以这样闪烁其词，而又不肯于此时将钱壮飞的身份供认出来，显然是一种赌徒的“博彩”心理。在他认为，钱壮飞本是自己手中的一件“奇货”，总要等到面见“蒋委员长”的时候，才可以贡献出来。下车伊始，便给蒋先生一个惊喜，立一个殊功。倘若过早泄露，岂不是让蔡孟坚于中拦截，争去这样一个天大的功劳。

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蔡孟坚有“铲共专家”之称，在主持武汉特工活动期间，他曾经破坏了中共汉口地下党数十处机关，抓获中共长江局秘书长苏立民、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袁树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袁秉章等重要人物近百人之多。他曾经冒险潜入洪湖根据地，拍摄了不少红军与苏区人民活动的“珍贵”照片，这在国民党特工高干中简直就是开天辟地的“壮举”了。然而，这一切无不是蔡孟坚提着脑袋才搏到的战果。也许是这一次来得太过容易了，使得蔡孟坚在惊喜之下倒有些不敢相信了。共产党的大人物周恩来，他自然是知道的，那确是从蒋先生到国民党都在梦寐以求的共产党头子。而且，蔡孟坚也与大共产党打过交道，素来知道他们都是一些不易对付的特殊人物，许多人就是到死也不肯吐露半句真言。可是，眼前这一个轻而易举地被抓到的“阶下囚”，竟自称是一个“与周恩来平起平坐”，甚至比周恩来还来得重要的“大共产党”，而且是这种迫不及待要“卖身”的货色，这就有些令蔡孟坚不甚了然了。

蔡孟坚考虑了一下，决定向这个“与周恩来平起平坐”的“大共产党”问几个问题。当时，蔡孟坚的本职虽然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但这个身分属于特工机密，外界并不知道。蔡孟坚的公开身分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侦缉处副处长，他也只在这个公开身分的掩护下，进行特务活动。于是，蔡孟坚试探着问顾顺章：“你何以知道我蔡孟坚名字？”顾傲然回答：“国民党任何地区，主持反共的人名都知道，不必多问。”这就很有点客大欺主的味道了。不过，蔡孟坚也不示弱，他要顾顺章先交出中共武汉地区地下党的组织名单，这也有点主大欺客的意味。顾顺章亦不含糊，当即供出中共驻武汉的秘密交通以及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等重大机密情报。蔡孟坚马上组织警宪行动，果然破获了这两处机关，捕获十余名中共地下党员。至此，蔡孟坚开始相信顾顺章果是中共的一条“大鱼”，而且确有向党国自首的诚意。经向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请示后，蔡孟坚决定当夜派一班宪兵从水路将顾顺章解往南京，自己于次晨坐水上飞机先期直飞南京汇报。

何成浚与蔡孟坚虽然都看到了顾案对党国的重要价值，但是都没有理睬顾顺章于事先发出的警告：在他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要向南京发电报。何、孟为了抢功，不但于25日晚分别向陈立夫、徐恩曾发出十万火急的特急电报，而且一连发出六封之多。第一封电报上报告：“匪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特务活动的黎明（顾顺章化名）在汉口被捕。”第二封电报上接着报告：“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赴宁面呈蒋总司令。”第三封电报请求：“何长官电请陈部长，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黎明赴宁。”第四封电报就有点迫不及待了：“考虑到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押解黎明赴京。”第五封电报报告：“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指徐恩曾）禀报。”第六封电报则特地关照：“不要把黎明被捕自首的消息让徐身边的人知道，否则将上海中共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要落空。”

蔡孟坚对自己所犯的这个“历史性错误”在回忆录中作了一番含蓄的解释，认为顾顺章在武汉自首时“并未涉及我中央内有潜伏大间谍钱壮飞之事”。蔡孟坚以后每每想起这件事，总是禁不住火冒三丈，大骂顾顺章在被捕以后，还要“打埋伏”、卖关子，不肯立即说出有关钱壮飞的情况，以致天机泄漏，不能以竟全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蔡孟坚这样做也是有他的道理的，这就是他在发给徐恩曾的电报上均已注明“徐恩曾亲译”字样，也就是说电报用的是徐恩曾与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这自然是万无一失的了，哪里想到钱壮飞竟将必须由“徐恩曾亲译”的密码本也掌握了呢！蔡孟坚为之懊丧地说：“潜伏我中央的钱匪逃沪，使顾可能发生的作用与成就已全部消灭。”

另一个使蔡孟坚始料不及的原因是，4月25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六，徐恩曾早早去舞会等娱乐场所放松去了，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巢穴“正元实业社”里，只剩下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仍在勤勤恳恳地替党国“效劳”。这样一来，武汉连续发来的几封特急电报，无一例外地都落到了钱壮飞的手上。而且，正是有了这个周末，使得钱壮飞与中共中央能够争取到十分宝贵的整整一昼夜的应变时间。4月26日这一天，对于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真正是生命攸关的一天。

当钱壮飞破译了武汉的六封特急来电后，他自己也惊呆了。这个情报太重要了，他甚至怀疑：这会不会是敌人玩的一个花招和圈套，以此对他进行考验。如果这个情报一旦有误，而自己一旦上当，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不过，一个优秀职业情报人员的素质，又不容许他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丝毫的犹豫。假如这个情报确实无误，而又在自己手上贻误一步，那样会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钱壮飞更加不敢想象，也许正如蔡孟坚发来的电报中所说：中共中央机关将会被一网打尽。

钱壮飞所能做出的选择是：立即结束自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潜伏任务，赶回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情况。在这一天夜里，大智大勇的钱壮飞有条不紊地做好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步，钱壮飞考虑到当务之急，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将顾顺章已经叛变的消息送到上海中央机关。他知道当晚还有一班特快列车，11时开，次日晨6时25分到达上海。这在当时，是南京到上海最快的速度了。于是，钱壮飞立即写了一封信，报告了顾顺章已在汉口被捕叛变的情况，当即派地下交通员、女婿刘杞夫连夜坐车到上海送信，并反复交代：无论如何要迅速找到李克农，将这封十万火急的信件及时转交中央。

第二步，钱壮飞感到需要将自己平时为徐恩曾经管的银钱账目整理好，放到钱柜里，留交徐恩曾。接着，钱壮飞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对徐的“知遇之恩”表示感谢，同时，警告他不要陷害自己的子女，否则便将他的全部机密和丑事公布出来。这是钱壮飞的撒手锏了，他估计徐恩曾不至于冒这个险。

第三步，钱壮飞来到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通知长江通讯社的一位地下工作人员迅速撤离。然后赶到邮电局，给天津长城通讯社的胡底发电，以暗语通知他迅速转移。

在做完了这一切以后，钱壮飞立即赶到南京站，登上4月26日晨南京开往上海的头班车，亲自赶往上海中央机关报告情况。对于钱壮飞的这一行动，曾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聂荣臻给予高度评价：“万幸的是，我们在南京特务机关心脏中，安插了钱壮飞同志，从而使我们党避免了一场大灾难。钱壮飞同志非常能干，得知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后，因为情况万分紧迫，就立即亲自回到上海，向中央报告。”的确，对钱壮飞这一临机决断，无论怎么估价它的意义，都不算过分。

“超级叛徒”顾顺章

对于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来说，共产党的“特务头子”顾顺章简直就是他的一颗希望之星。

顾顺章是上海宝山人，早年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制烟厂做钳工，后来当上了小工头。顾顺章个头不大，身体较胖，鼻梁很高；平时言语不多，但做事工于心计，聪明机警，亦富有冒险精神，性格桀骜不驯，对舞枪弄棍尤有兴趣。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里，这种人出头的机会应当是很多的。果然，在1925年的上海“五卅”运动期间，顾顺章积极参加了制烟厂工会，领导工人举行罢工，组织工人纠察队，打击叛徒、工贼、流氓等等，表现相当勇敢。由此，顾顺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调入上海市总工会工作。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曾经对顾顺章的为人和特点作过生动的描述：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发言，生活浪漫。从杨之华的这个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顾顺章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历史地看待顾顺章这个人，也不能说他对革命没有作过一点贡献，否则便不能理解他在党内的地位为什么能爬那么高，能负起那么重大的责任。追根溯源，顾顺章在中共党内的崛起，是从赴苏联学习“契卡”技术开始的。1926年9月，顾顺章与陈赓、陆留一行三人，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实际上是接受“契卡”技术的系统训练。顾顺章等人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工作经验，接着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牢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特工及情报技术等等。据说，顾顺章的一手出神入化的魔术技巧，也是在此期间学会的。天赋加刻苦，使顾顺章很快成为苏联“契卡”的一代高徒。半年后，顾顺章学成回国，立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这实际上就是说，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致放心地将自己的生命交给顾顺章负责了。这一年，顾顺章年仅23岁。不过，这是一个经常出现奇迹的年代。

从此，顾顺章不但开始掌管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保卫大权，而且运用从苏联学到的现代特工技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创立中共早期的情报与秘密交通活动，不可否认，功劳也还是有的。随即，顾顺章参与组织并指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先后担任上海总工会纠察部部长、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这两个职务，更使得他声名大噪，基本上确立了他在党内作为上海工人领袖之一的重要地位。1927年5月，顾顺章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央军委委员兼军事部特务工作处处长，一度兼任武汉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卫士长。大革命失败后，在八七会议上，顾顺章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共产党中央常委”吧！中共六大以后，顾顺章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此外，顾顺章还兼任中央交通局长、中央特科负责人、特科行动科科长等要职，领导全党的保卫与情报交通等工作。特科“红队”成立后，原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等叛徒，即由顾顺章亲自指挥，使国民党特务机关极为震惊。在当时那样一个白色恐怖的年代，中共中央机关能够在上海这样一个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安家并活动，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最杰出的中共领袖人物当推周恩来，但顾顺章作为具体负责安全、保卫、情报、交通等工作的领导人，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严格地说，顾顺章只是一个流氓无产者，又没有经过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杨之华说他“平日不看文件”），因此，他从来就没有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是靠了当时特定的机缘，顾顺章才被历史的大潮推上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岗位。然而，正是随着顾顺章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和权力不断膨胀，他性格中的那些桀骜不驯、冒险蛮干、飞扬跋扈、胡作非为的流氓无产者的消极因素和负面人格也得到了畸形发展。出于野心，同时也是为了突出个人的政治作用，顾顺章经常无视党的秘密工作方针，企图以单纯的恐怖活动代替严肃的政治斗争，甚至策划利用数十名租界包探头目开会的机会，用炸药爆炸“一品香”饭店，组织力量抢劫私运毒品的外轮，以制造所谓“声势”等等。这些极具轰动效应而缺乏政治目的的蛮干行动，都说明顾顺章只是一个特工技术高明但头脑简单的政治流氓。所幸顾顺章的这些头脑发热的计划，都被周恩来、聂荣臻、陈赓等人及时制止。

此外，顾顺章的个人生活也日益糜烂和腐化。当时，顾顺章租赁英租界威海卫路802号整幢石库门房子作为“顾公馆”，家具陈设相当讲究；平时注重仪表到了不适当的地步，穿戴都是当时上海滩上最时髦的；甚至吃喝嫖赌样样都干，他把这些中央特科工作的掩护手段完全变成追求个人享受的目的。他的家里只有中央特科的情报科长陈赓、电讯科长李强能去。陈赓去了两次，发现顾顺章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当场予以规劝。顾竟说：“我找星相家看相算命，他们说我一脸福相，能逢凶化吉，将来会做皇帝。”陈赓回来后对特科的同事柯麟说：“我们两人如果不死的话，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

为了能搞到更多的金钱以满足自己的奢侈腐化生活的需要，顾顺章竟将情报活动的掩护手段——魔术变成自己的生财之道，在上海斜桥路22号开了一家奇星魔术社，又时常以“化广奇”的化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表演。为此周恩来曾严厉批评他要他少出头露面。顾竟于私下说：“每月20块钱生活费，我不赚点哪够花？”据说，中共党内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还能够听一些。其实，所谓的听一些他也只是阳奉阴违，并没有真正能听得进去。不过，也不能说周恩来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1930年5月，周恩来调广东省委常委兼省军委书记聂荣臻到中央特科工作，目的就是想通过聂荣臻来约束顾顺章的放荡行为，不再“放任他这样下去”。但是，顾顺章利用中央特科负责人的特殊地位与秘密权力，不断打击聂荣臻，使得约束的效果十分有限。

1931年3月，中共中央安排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苏区工作，中央为此委派顾顺章亲自由上海经武汉护送并布置路线。4月，顾顺章由鄂豫皖返回，路过武汉时，住在汉口法租界德明饭店。在这里，顾顺章认识了一名舞女，为之花天酒地，放纵淫乱，很快将盘缠花光。为了能使这种纸醉金迷、声色狗马的生活继续下去，顾顺章不得不想办法弄钱了。于是，他再一次违背秘密工作的悬禁，以“魔术家化广奇”的艺名大登广告，在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终至被叛徒发现。聂荣臻曾气愤地说：“顾顺章这个家伙，除了吃喝玩乐之外，再一个特点，就是乱干，为所欲为。”聂荣臻的这个概括，也许更能说明顾顺章的性格和为什么会叛变，正所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诸多迹象表明，顾顺章的叛变只是时间迟与早的问题，不是会与不会的问题。

让顾顺章颇感“傲然”的是，他这个叛徒总算当得不寻常，不但注定要在中共党内引起翻江倒海的巨澜，而且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也引发一场争夺“所有权”的大劫案。说到中共叛徒能引起如此轰动效应的，“光荣”也还得归于顾顺章。徐恩曾的特务头子的地位，正是在这次“大劫案”之后，得到了确认。

1931年4月26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日，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史上，却是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这一天，从武汉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在国共情报斗争最为激烈的长江沿线的三大中心城市，国共两党秘密战线上的所有神秘人物，几乎都出动了。一方面是中共“超级叛徒”顾顺章在国民党宪兵的拘押下，乘坐招商局轮船从汉口顺江而下，直放南京；另一方面是中共红色特工钱壮飞匆匆离开南京，赶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差不多在这同时，国民党驻武汉的特务头子蔡孟坚则乘坐水上飞机，从武汉先期赶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报告一切。

若按职级，蔡孟坚既然是调查科派往武汉的特派员，如何处置“顾案”，理应先向顶头上司徐恩曾报告一切。但是，据蔡孟坚自己说，他本人到南京后，“即赴中央党部见陈立夫秘书长”。可见，当时的徐恩曾即便在下属蔡孟坚等人眼中，权威也还没有确立。一旦涉及重大案情，一个个也都是毫无顾忌地越级找后台大老板陈立夫请示汇报，谁也没有把党务调查科的老板徐恩曾放在眼里。蔡孟坚只是提到一句，其时，“徐恩曾也在座”。此时此刻，徐恩曾扮演的角色，还只是一个敬陪次座的人物。于此可见，“顾案”之初，是陈立夫在直接领导处理。

在CC系特务机关内部，徐恩曾尚且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在“最高当局”蒋介石那里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实在说起来，当时的“蒋委员长”对徐恩曾这个人究竟有什么神通法术，甚至对他这个人本身，大概都还不甚了然。最明显的例证便是，在处置“顾案”伊始，蒋介石压根就没有想到或提到徐恩曾三个字，蒋总司令记得的就只有蔡孟坚这么个人。其时，陈立夫听完了蔡孟坚的汇报后，当场拿起电话向蒋介石报告“顾案”经过，并说明顾顺章要求晋谒，当面报告“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蒋在电话中当即谕示：“可让蔡孟坚偕顾随时来见。”无疑，蒋介石是将“顾案”的“光荣”归之于蔡孟坚一个人，不但徐恩曾没有资格陪同，就是陈立夫也被甩在一边。偏偏23岁的蔡孟坚，也还没有懂得如何将“功劳”与自己的上司共同分享，竟然心安理得准备独享这样一个天大的功劳。这也就不难想象，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由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功臣，“堕落”成CC集团的“国民公敌”，从而遭到CC系唾弃和围剿。

4月27日晨，押送顾顺章的轮船抵达南京下关码头，蔡孟坚一个人到码头接顾顺章下船。因陈立夫事先已有指示，要蔡孟坚将顾顺章先押到党务调查科设在中山北路的秘密办事处，蔡孟坚故将顾顺章先带到这里作短暂停留。岂知顾顺章下车伊始，一看这里的门牌号码，即出语惊人地对蔡孟坚说：这是我们的驻京办事处，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就是中共打入国民党的核心间谍，还介绍李克农继任他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秘书，安排共产党另一据点，“你们中央一切对付共产党重要资料每日由钱壮飞送上海租界，由我或周恩来核阅。我在汉口即知你是武汉负责人，就是钱某派女婿刘藉千（杞夫）作交通员逐日自南京、上海，送交国民党中央一切重要情报，连历次中央军围剿计划加上各地反共负责人名单，所以我查出你的名字。如果钱已逃上海，报告周恩来，则我的计划全部完了！”

这是蔡孟坚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天字号的重大情报，愕然之下，当即转告徐恩曾，并马上打电话报告陈立夫。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消息不啻是一枚重磅炸弹，在CC集团和党务调查科里爆炸了。据当时曾亲历其事的中统特务张国栋回忆说：“在顾顺章到达南京前十数小时，徐恩曾的私人秘书钱壮飞突然失踪了。当时我们看得出，开始徐表现得很紧张……他来到调查科与总干事张冲、干事顾建中悄悄地说上几句话，便又匆匆忙忙地离去。在发觉钱壮飞失踪后，徐十分紧张，简直到了惊恐的程度。”本来，在徐恩曾的眼里，钱壮飞是个“平日埋头做事，不问外务，不怕辛劳，忠于职守，事情做得又快又好，是个循规蹈矩的干练青年”。何曾想到他竟是个潜伏在自己身边的大间谍。这简直使徐对钱恨之入骨了。徐当即派出大批中统特务四出侦查缉拿，最终一无所获。

拔起萝卜带出泥，由“顾案”又牵出一个“钱案”，而“钱案”对徐恩曾的利害关系及重要性自然是无可言喻。如果说原先蔡孟坚刻意想把徐恩曾挤出“顾案”局外，徐恩曾也许还能默默忍受的话，那么现在在出现了“钱案”的情况下，徐恩曾无疑已经被逼上绝路，他必须作拼死一搏，坚决把“顾案”夺到自己手中。否则，如果蔡孟坚再从顾顺章那里将钱壮飞所知道的涉及自己的全部秘密和盘向老蒋托出，从此以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还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吗？所谓“困兽犹斗”，何况人耶？其实，从当时的处境来说，恐怕不但是徐恩曾作如是想，即便是身居高位的陈立夫，恐怕也是吴牛喘月，他不得不考虑一下，如果一下子将“钱案”的内幕全部抖搂出来，会在蒋介石那里以及国民党内引起什么严重后果。这就是陈立夫与徐恩曾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甚至不惜动用特务手段，立即将顾顺章严密控制起来，并将蔡孟坚反振出“顾案”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

“顾案”大劫夺

为了将“顾案”从蔡孟坚那里夺到自己手中，陈立夫与徐恩曾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由陈立夫派中央组织部秘书张道藩赶往蒋官邸，抢在蒋介石接见蔡孟坚与顾顺章之前，警告蔡孟坚不得将“钱案”向蒋介石报告。蔡孟坚回忆当时情形时说：“我与顾一同进入蒋的会客厅，发现彼时在陈立夫手下任秘书的张道藩坐在距离一座的位置上，他向我打招呼，不必介绍顾相识，我则将顾供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中央最高间谍，查已在逃种种告之。”从蔡孟坚当时的口气判断，他是准备将这件轰天大案向蒋介石如实报告。张道藩当即警告此事绝对不可报告蒋介石，并说蔡年轻要增加经验，不要使立公增加大麻烦。

张道藩这里刚给蔡孟坚打完预防针，那里蒋介石穿着长衫就走了进来。其时，蒋站着和蔡孟坚握手，称蔡努力，甚好甚好。蔡立即向蒋介绍这位就是向我方归顺的顾顺章。顾自以为已是蒋的“座上客”了，竟把手伸向蒋介石，作出要握手的表示。岂知蒋断然拒绝与其握手，仅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口气说：“你归顺中央，甚好甚好，以后一切听蔡同志安排，为国效力。”蒋介石站着匆匆说了句“再见”，又嘱蔡孟坚送顾回去后，即单独回官邸再接见一次。此时，顾顺章的热脸一下子贴在蒋介石的冷屁股上，不但原先准备好作为见面礼的一套“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连当面贡献的机会都没有，就是想跟“蒋委员长”握一握手的“殊荣”也没有能得到。到了这个时候，顾顺章似乎才明白在蒋介石的眼里，自己仍然不过是一个“阶下囚”而已。经历了这一番自讨没趣，顾顺章锐气顿失、心灰意冷，甚至连正眼瞧一下蒋总司令的勇气也丧失殆尽。

其实，顾顺章哪里知道蒋介石原本出身于盐商之家，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里鬼混多年．对商人的那一套“漫天要价”、“落地还钱”的本领，不但是洞察入微、驾轻就熟，而且可以说是修炼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了。一个已被中共唾弃的叛徒，竟想在他面前待价而沽，又岂是他的对手？在蒋看来：你顾顺章从中共带过来的核心机密，虽然都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但说到底，在整个中国，也只有我“蒋家店”才敢收购，也只有我“蒋家店”才会收购。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情况下，你顾顺章是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还有什么价钱好讲。

蔡孟坚送顾顺章到中山北路密点后，再次原车去蒋官邸面蒋，由蒋垂询“顾案”的具体经过。最后蒋嘱蔡对顾好好运用。这两次面蒋，蔡孟坚倒是没有敢在老蒋面前将“钱案”抖搂出来。但是，据蔡自己说，他倒“不是完全听张道藩的阻吓未向蒋介石实报，完全凭个人对陈立夫先生平常的慈祥风范，更以他与蒋介石关系，可能他本人不慎也有责任，故其时亦未敢向蒋介石透露”。这在蔡孟坚认为，他也是看在陈立夫的面子上，卖了一个天大的人情给徐恩曾。

然而，就在蔡孟坚第二次晋见蒋介石期间，徐恩曾采取了第二个断然措施，派人将顾顺章从中山北路密点带走，另行秘密关押，且不准让蔡孟坚知道关押地点。等到蔡孟坚兴致勃勃地从蒋介石那里拿着“尚方宝剑”，再次返回中山北路密点时，已经不见顾顺章的踪影。

这就等于是一次明火执仗的“大劫案”了，蔡孟坚对此大为光火，多少年以后，蔡孟坚仍然怒火冲天地撰文痛斥：“这是徐恩曾在个人恐惶中自惭形秽，不顾情理，将顾与我永远隔离。彼时我判断徐怕顾在我掌握下必能利用顾立大功，能受到蒋介石的嘉励。”蔡孟坚认为：是自己亲手捕获了顾顺章，蒋介石且亲口嘱咐自己“对顾好好运用”，又当着张道藩的面，指示顾顺章“以后一切听蔡同志安排”。现在徐恩曾“竟不遵蒋介石指示，将顾带走，与我永远隔离”，不但毫无道理，也公然违背了蒋令。蔡越想越气，当即去找张道藩，希望张能以见证人的身分，对这件事给个公道的说法。岂知张道藩不肯说话倒也罢了，竟再次为虎作伥，对蔡进行危言恐吓。张说：“蒋公虽让你指挥顾建功，你似应考虑，因京沪非你工作辖区，且你人生地不熟，如愿留在中央协助利用顾展开工作也好，否则，你不如回武汉，再建奇功。”

这样的外交辞令出自张道藩之口，实际上就是代表陈立夫与徐恩曾对蔡孟坚公开下逐客令了，那后面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大概就是：你如果再不识相，也就没有你的好果子吃了。蔡孟坚本也是聪明绝顶的特务头子，虽然有点年轻气盛，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训还是懂的，看看今天的情形不对，马上改口说：“虽有蒋公之命，我无意独揽顾案，徐不通知我，将顾与我隔离，这是他本人犯了重大错误，他愿自行掌握顾顺章，以免由顾再供出更多是非罪过，我以同情心与同志爱的情绪，绝不愿再介入运用顾再做些什么，我决定即日返武汉，请他们原谅，恕不再行辞别。”张道藩见蔡孟坚终于知难而退，当即表示称许：“你虽年轻，却能认清环境与立场。”环境是什么？立场又是什么？这在张道藩来说，也就意在不言中了，这就是：小子，算你识相，能够急流勇退，否则的话，决没有你的好下场！

蔡孟坚受到了这次刻骨铭心的惨痛打击，从此以后与徐恩曾形同路人，与党务调查科的关系也就逐渐疏远。据蔡自己说，他返回武汉后，仅与陈立夫及张冲通电讯。陈立夫是中央秘书长，蔡孟坚大概还不敢不与之“通电讯”；至于张冲，后来也已成为徐恩曾的对头，大概这是蔡孟坚继续与之“通电讯”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蔡孟坚从此之后，始终不肯对陈果夫与陈立夫表示谅解，即便在陈氏兄弟成立了CC系的核心组织“青天白日团”与“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之后，蔡孟坚也赌气不肯参加。相反，蔡孟坚与CC系的死对头政学系及复兴社，却打得火热，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同志关系”。蔡从1933年起，并在担任武汉行营侦缉处少将处长及武汉市警察局长期间，始终是徐恩曾的劲敌之一——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的知心玩友。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徐恩曾夺得了一个叛徒顾顺章，送走了一个干将蔡孟坚。但顾与蔡相比，自然是得大于失，依然是一桩赚钱的好买卖。事实上，徐恩曾也正是从“顾案”中积蓄起发家的本钱。

4月27日，徐恩曾将顾顺章抢到手中，立即与张冲、顾建中一起，对顾进行审讯。根据顾的交代，拟定了将上海共产党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其时，徐恩曾预定从28日起，对上海地区的所有共产党机关进行搜捕。

就在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紧锣密鼓地策划破坏中共中央机关的方案时，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也正在争分夺秒地采取应变措施，以期抢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动手之前，完成应变方案。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聂荣臻是这场大变故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在回忆录中感慨地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原因就在于顾顺章“曾是政治局委员，又长期负责特科工作，他对中央机关的情况和负责同志的情况，知道得非常清楚。还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常在他家里碰头，所以，连他的家属、亲戚以及佣人，都认识许多中央负责同志”。

顾顺章的叛变将会对党造成重大的危害。据说，当时从李克农、陈赓到陈云、聂荣臻，甚至一直到周恩来等所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哪一个听到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消息不是大吃一惊，有的甚至是目瞪口呆，几至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问题。

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周恩来在陈云、聂荣臻、陈赓等人的协助下紧急下令：一是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二是对顾顺章熟悉以及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尤其是中央特科的同志，都要尽快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三是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以及了解的重要关系；四是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联络方法和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五是立即迁移中共中央机关、共产国际驻远东办事处和江苏省委机关等重要机构的地址。当时，周恩来一身兼任的重要职务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事部长等，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在周恩来的杰出领导下，当天夜里，中共中央机关、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的派驻机关等全部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人都转移到新址，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被切断。聂荣臻回忆说：“两三天里面，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指示中央特科针对顾顺章采取了以下两个应变措施：一是由陈赓部署行动力量，准备伺机严惩叛徒顾顺章。当时，估计到顾顺章会亲自带领国民党特务赶到上海来破坏中共中央机关，故准备在火车站“守株待兔”，只等顾顺章一下火车，就给他来个措手不及，明正刑典。后来得知顾顺章未赴上海，此计划也就搁置。二是由聂荣臻指挥人员对顾顺章的住址迅速进行搜查，以更多地调查、掌握顾顺章叛变的有关情况。据聂荣臻说，在顾顺章的家中，“发现了顾顺章写给蒋介石还没有发出的一封信，说明他早就有叛变的打算了”。

顾顺章叛变伊始，听说钱壮飞失踪非常着急，他请求国民党特务快速将他留在上海的家眷接到南京。但是，当调查科的一批干员于七小时后赶到上海时，这里已经是人去楼空。其时，顾顺章在晋谒蒋介石之后曾经对蔡孟坚自叹：“以后我的前途，冀望蔡先生你一人维护，我当尽力立功。”顾顺章“尽力立功”固然不假，问题是他的前途，“蔡先生”并不能保护。这就是一个中共“超级叛徒”的结局：为了要得到更多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结果连自己已有的一份也失去了。

妄图捕获周恩来：只差一刻钟

4月27日夜间，徐恩曾带领调查科的张冲、顾建中等一批干员赶赴上海。28日早上，徐恩曾亲自指挥上海军警宪特机关，并会同英法巡捕房的力量开始了对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及所有地下党组织的大搜查。

这次大搜捕，对于徐恩曾以及国民党特务机关来说，有两个最重要的搜捕目标。两个目标中哪怕只有一个目标搜捕成功，也就是不世殊功了。第一个目标，当然是搜查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共产国际驻远东办事处等重要机关的原址，结果是一无所获。第二个目标，就是搜捕周恩来了。不用说，特务们自然也是扑空。接着，他们又连续搜查了几处周恩来常去工作的地方，据说，周恩来离开其中一处地方，距特务们到达时仅相差一刻钟，这是特务们常常引以为憾的：“如果没有钱壮飞走漏消息，定可捉到周恩来。”

除了破坏共产党机关与搜捕周恩来以外，徐恩曾这次到上海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企图捕获钱壮飞，以绝后患。当时，钱壮飞的爱人张振华在上海医院妇产科做医生，钱壮飞的家住在上海法租界新兴路新兴顺里4号。自然，这些重要情况都被徐恩曾从顾顺章那里掌握到了。大搜捕一开始，徐恩曾就派了一卡车戴铜帽子的警宪，风驰电掣似的开到了新兴顺里4号。在这之前，张振华已经得到党组织的通知，机智地躲开了，家里只剩下钱壮飞的母亲，老人冷静沉着、毫无惧色地与一卡车的“铜帽子”周旋。“铜帽子”们先是屋里屋外、角角落落、天上地下地翻找了一遍，只差挖地三尺了，结果一无所获。

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大概也不出徐恩曾的“神机妙算”，徐恩曾再呆也会想得到：聪明盖世的钱壮飞难道会坐在家里等待“铜帽子”来立功。于是，“铜帽子”拿出了徐恩曾事先拟定的第二步方案，开始与老太太纠缠，追问钱壮飞的下落。他们自作聪明地欺骗老太太说：钱先生已经到了上海，找他没有别的事情，有一笔很大数目的钱财，只要他出来签个字就属于他的了。可惜钱老太太当时根本就不晓得钱壮飞已经到了上海，这个消息她还是从“铜帽子”的口中第一次听到。一卡车的“铜帽子”把手中的几招使尽，只得悻悻然地空手走人。大概他们事先得到徐恩曾的特别“关照”，不敢过分为难老太太，以免惹恼了钱壮飞，把这位正在走红的“徐科长”的秘密全部抖搂出来，岂不是因小失大，吃不了兜着走了。

徐恩曾亲自指挥的这次上海大搜捕，因为有钱壮飞的报警，从而使中共中央机关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对于钱壮飞的这一功绩周恩来多次提到：要不是钱壮飞等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特务的手中。他们在对敌斗争中为保护党中央立下了丰功伟绩，使我们党少走了不少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们。不但共产党对钱壮飞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而且国民党也对钱壮飞的历史作用有刻骨铭心之痛。徐恩曾后来在用英文写的《一个特工的自述》一书中，依然懊悔不迭地埋怨自己：“一生中所犯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重用钱壮飞。”对这一不可原谅的“历史性错误”，陈立夫也是追悔和怨恨不已：“其时双方作渗透工作，无孔不入，可均兄录用钱壮飞，实为一大疏忽。”

虽然没有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这次上海大搜捕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带来的严重破坏，依然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造成包括中共中央机关在内的党的活动的停顿，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近于瘫痪的状态。出现这样的局面，是不难想象的。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地下党原先建立的一整套安全、保卫、交通等秘密运作方式，已经不能再用，而新的运作方式还难以在短期内建立。在当时的情况下，地下党组织及各级领导人不要说重新开展革命活动，就是连争取一个生存下去的空间，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极大威胁。聂荣臻说，徐恩曾“搜查了我们几乎所有的机关，只剩下一个汽车行没有被搜查，那是我们军委的一个联络点，顾顺章不知道”，“恩来、富春同志和我，在情况紧急时，都到过这个联络点得到掩护”。聂荣臻为了躲避顾顺章，搬家搬到了虹口区的提篮桥，据他自己说：“工作虽然在继续进行，但危险很大，我们这些过去与顾顺章交往很多的人，就经常待在家里，不敢上街。从那以后，组织上就已经在考虑我们这些人撤离上海的问题。”事实上，顾顺章不但指点国民党特务搜查了中共地下党的所有机关，而且还针对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特点，“亲自训练特务搞了一套对付我们的办法（聂荣臻语）”。因此中共中央机关后来也不得不搬离上海。除此以外，也还有一些来不及搬迁的机关如红旗报社、保卫组办公处、北四川路接头处等等遭到了特务的破坏，党的工作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失。

其次是多年来苦心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卓越的情报网络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央特科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钱壮飞到达上海后，李克农也很快撤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此间，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又一次用暗语给远在天津的胡底发了一个电报，暗示局势严重，必须迅速离开，胡底不久也安全到达上海。这样，中共早期的情报三杰，均因顾顺章叛变而“出逃”国民党特务机关。其潜在的情报价值的损失，无可测度。此外，中共先后打入南京、上海、汉口、天津等大城市宪特机关的许多地下工作人员，均因身份暴露而不得不提前撤出，未能及时撤出的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后遭到杀害的亦不在少数，损失之惨重，不言而喻。即便是已经撤出特务机关的中共“情报三杰”，由于徐恩曾、顾顺章追索甚急，在上海也已经无法立足，不得不迅速撤往苏区。在这期间，经周恩来的精心安排，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杰”分别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苏区。中央特科的“三骑士”聂荣臻、陈赓、李强也陆续撤离上海，李强于5月间出国赴莫斯科，陈赓于6月间赴天津（9月间又被派往鄂豫皖苏区），聂荣臻于12月间被派往湘鄂赣根据地工作，在途经中央苏区时被留下。12月初，中共情报工作的开创者与决策人周恩来也离开了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至此，中共原先以上海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情报网络，开始陆续转移到以中央苏区为中心，重新进行架构。后来，钱壮飞不幸牺牲在长征路上，胡底则被张国焘残酷杀害。在剩下的中央特科领导人中，后来产生了一个元帅（聂荣臻）、一个大将（陈赓）、一个上将（李克农），李强成为中共无线电事业的重要创始人。

另外，以恽代英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被顾顺章指认，很快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杀害。据蔡孟坚回忆，恽代英是顾顺章在27日和蔡一起去蒋介石官邸的途中，向蔡孟坚供认的。顾当时对蔡说：“共产党制度，高级中委每年须参加基层活动，恽代英是共产党高干，他在参加浦东基层组织，化名王作霖，化装工人发传单，为警察捕获，供称为不识字赤色群众，故发交你们的苏州反省院感化。我化了几千元运通费，已准这几日内移送南京总部军法处宣判释放，你可查明已否开释，恽是共产党重要人才。”结果，恽代英当日就被徐恩曾派顾建中、李熙元、王思诚等特务头目，拿着刊有恽代英照片的黄埔四期同学录（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教过四期学生），到狱中将恽代英指认出来。两日后（4月29日），恽代英惨遭枪杀。死时，恽代英谈笑自若，长歌就义。徐恩曾闻状，为之惊愕，以后每每提到这件事，他总是深怀恐惧地说：“共产党的可怕就在于此。”当时，因顾顺章叛变而被捕的中共党员不在少数，英国著名记者迪克·威尔逊在他撰写的《周恩来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中，称顾顺章“供出了有关共产党领导人和组织的情报，其结果是800多共产党人遭逮捕”。事实上，仅中央特科行动科的地下工作人员就有不少被杀害，亦有几个跟着顾顺章当了叛徒。

徐恩曾对这次上海大搜捕行动，可以说是倾注了全力。为了能不断扩大突击搜捕的效果，徐恩曾几乎三日三夜没有睡觉，完全到了废寝忘食的境地。其时，徐恩曾的母亲及发妻、女儿均住在上海高昌庙江边路109号。从28日开始，徐恩曾连续数天在上海与南京间奔来奔去，忙得脚底生风，熬红了眼，始终没有顾得上回家一次。他利用“顾案”奋力一搏，果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处，蒋介石听了陈立夫与徐恩曾关于破坏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及指认恽代英等中共高干情况的汇报，甚为嘉许。不日蒋又亲自召见徐恩曾，对他这次利用“顾案”而取得的反共成就当面称许，并对他说：有共无我，有我无共，必须放手大干。只求确有实效，一切不成问题。从此，徐恩曾不但正式确立了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的领导地位及在CC集团中的权要地位，而且也正式确立了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作为一个“优秀”特务头子的形象。与此同时，党务调查科作为反共特务组织的权威地位，也第一次在蒋介石的脑子里及国民党内得到了确认。徐恩曾与党务调查科都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从“超级叛徒”到“特务大师”

顾顺章投奔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使原先稀松平常的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在水准上有了一个提高，业务水平与行动能力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最主要原因是来自顾顺章所主持的特务训练工作。中统大特务孟真就认为他的特工技术，“够得上‘大师’级，无人能望其项背”。

顾顺章叛变伊始，就把在共产党里学得的东西卖得一干二净，不留一点存货，足见这个“超级叛徒”对国民党的“襟怀坦白”与“心底无私”。他喝着共产党人的鲜血，跨进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门。对这种人，徐恩曾自然知道他是决回不了共产党那边去了。但钱壮飞事件的惨痛教训，使徐恩曾心有余悸，不敢从一开始就对顾顺章这个“大共产党”放手使用，甚至在上海大搜捕之后，还把他关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监狱里，“优待”了一段时间。徐恩曾、张冲、顾建中轮番到监狱中与顾见面，调查科助理干事张国栋亦曾三次受徐的派遣，到狱中与顾谈话，并帮助顾购买一些生活用品，为顾口述的中共地下党的工作特点及情报活动技术作笔记等等。据张国栋说，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6月间他东赴日本之后。

这个情况很快得到改变，不久，顾顺章就被徐恩曾安排到南京城南双塘巷居住，同住在一起的还有中共叛徒王国栋、胡洪涛、李志远等人。徐恩曾另派自己的亲信特务王思诚作顾顺章的秘书，也与顾住在一起，实际上是对顾进行监视与控制。为保障顾的安全，徐恩曾并派调查科的特务林金生给顾作保镖。顾的日常生活，由保姆吴月宝照料。这样，顾的待遇不算低了。

在南京双塘巷期间，顾顺章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在徐恩曾的领导下主持党务调查科的特务训练活动。徐恩曾作这样的安排，说明了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说明顾仍然没有能得到他的真正信任，不肯让顾顺章接触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外勤活动；二是意在利用顾的特工所长，进一步提高中统特务的水准。训练特务的工作有两方面的内容：编撰各种特务训练教材，主持调查科的第一期特务训练班。

编撰特工教材的工作，由徐恩曾指派调查科的徐政、章志仁、朱秋白等亲信特务，帮助顾进行整理。在顾的指导下，特务们先后编撰整理了《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理工作》、《组织工作》等六册教材，约有50万字左右。这六册教材后来以“特工丛书”作书名，成为国民党特务训练工作的一部“圣经”。

第一期特务训练班的主要特点是：人数少，质量高。受训对象只有四个人，然而都是来自黄埔军校的六期毕业生，是1930年6月进入“正元实业社”工作的第一批中统秘密特务。其中的史济美、李熙元等人，后来都成为中统大特务。对第一期的学员人数控制这样严格，这在徐恩曾的考虑，一方面也还是出于对顾顺章不是那么放心，有一个逐步考察与了解的过程；另一方面意在通过第一期的举办，进一步摸索、总结经验，尔后再逐步扩大规模。由于人员少，学员素质亦较高，训练班虽然只有三个月时间，但训练的成果却十分显著，四名学员在顾顺章的亲自面授和调教下，其特工技术比起徐恩曾手下另外的中统特务，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仅以史济美为例，从顾顺章手下毕业后，即被徐恩曾授予中央特派员兼上海行动区区长的要职，全面主持国民党在上海地区的特务活动。史先后使用了吕克勤、马绍武等化名，从1932年11月上任，到1933年7月被中共特科击毙，虽然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但是经他主持破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重大案件就有多起，比如：两次破坏中共江苏省委，密捕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卢福坦，在租界公开绑架红军师长陈赓，逮捕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以及丁玲、潘梓年等，这些案件在当时都曾轰动一时。第一期特务训练班结束后，徐恩曾很快决定举办第二期训练班，地点在南京中华门内长乐街，这一次人数增加到20余人之多，不用说，训练也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顾顺章主持的特务训练工作，可以说得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致称许。中统大特务黄凯是张冲的高足，1929年3月在张道藩、吴大钧等人担任科主任时期，便已进入调查科工作，是中统的创始成员之一。此人素来自负，不肯将叶秀峰、徐恩曾这些后辈放在眼里。但是，黄凯在与顾顺章交往以后，也不得不承认：顾“对特务工作确有精明之处，如经他所绘图监制的各种假发、假须、假牙等化装用品，用起来真是惟妙惟肖。培养特工人员，有一套办法，成效快”。徐恩曾派在顾顺章身边的保镖林金生也说：顾顺章“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一张嘴很能讲，由于他过去长期在上海特科担任负责工作，所以对特别行动工作确有一套经验”。“他除了会变魔术戏法外，还有一个本领我很佩服，那就是他的化装技巧非常高明。一个人经他稍许化装，你就很难再认出来。我记得他曾用一种假牙往嘴上一套，人的模样就全变了。据他自己讲，在中共特科时，颇有神出鬼没之誉，主要就是靠的这种本领。当然他的这套本领也就成为他在特务训练班讲授的主要内容之一了。”曾经参加过第二期训练班的中统特务林成荫说：“训练内容是顾顺章主讲‘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一些打枪、擒拿、格斗、化装、盯梢、守候等特务技术。顾顺章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但对此道却经验丰富，不愧老手。结合他过去的经历，侃侃而谈，颇能吸引人。”这样多的特务都对顾顺章的特工技术交口称赞，也难怪徐恩曾要对他器重了。

顾顺章除了在特务训练工作方面对徐恩曾及国民党的特务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之外，另一个功绩就是根据他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经验，建议陈立夫、徐恩曾在上海地区设立一个强有力的特工机构，选派具有很强工作能力的重要干部前往主持，通过“以组织对组织”的办法，持续不断地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实施打击，以彻底动摇共产党组织在上海的根本。同时，顾顺章主张对“自首政策”必须彻底贯彻，以便通过自首分子的示范作用，对中共组织的破坏造成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达到架空、瓦解和最后消灭共产党组织的目的。顾顺章把他的这一套恩威并施、软硬兼用的策略，称为专门对付共产党的“两钳法”，无耻地吹嘘这是他“弃暗投明”以后深刻反思的结果。陈立夫、徐恩曾听了顾顺章的一席话，深以为然，当即予以实施。于是，派史济美赴上海主持成立上海行动区，继史济美之后，先后又有徐兆麟、韩达等中统大特务出任上海行动区长。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经中统上海区破获的比较重要的中共案件，除前述之外，最主要的是连续多次对临时中共中央机关的破坏，以致中央机关已经不能在上海立足，不得不迁入江西中央苏区。在这一段时间，中共原先在上海地区建立起来的组织，差不多损失殆尽。

与这同时，徐恩曾开始把吸收中共叛徒作为扩大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重要来源，使得大批中共叛徒陆续进入国民党各级特务机关，其中有不少叛徒甚至进入党务调查科工作（包括后来成立的特工总部、中统局机关），仅中统上海行动区先后录用的叛徒，就有数十人之多，这对于提高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反共能力，的确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恶劣作用。

由于徐恩曾的放手，在顾顺章身边形成了一个“叛徒小圈子”。除了前述的王国栋、胡洪涛、李志远等人以外，顾顺章又先后将他从中央特科带出来的叛徒童国忠、蔡飞、陈连生等人收在自己身边，这些特务本就是顾的亲信，心狠手辣、杀人放火，都为一时之“杰”。于是，这些人很自然地成为顾顺章主持行动工作的重要打手。

就徐恩曾这个人来说，做特务工作本是半路出家，自从顾顺章的叛投，使得他的特工技术水准提高很快，其中的一大“进步”，就是注重并精心运用“细胞”政策。原先，以徐恩曾为首的国民党特务一旦发现“赤嫌”，只求赶快破获立功，不注意培植扩大。结果，总是因地下党组织的严密和地下党人的坚贞不屈，每每事倍功半，收效甚微。自顾顺章向徐恩曾传授了中共情报工作中关于深藏深埋、长期潜伏的要旨后，徐恩曾大受启发，从此把培植“细胞”政策，作为特务工作的重要工作并形成以运用“特情”为中心的一整套的反共策略。在此基础上，徐恩曾接受顾顺章的建议，针对地下党人的气节特点，注重不断提高特务的“劝降”水平，从理论上“说服”被捕人员，以期通过釜底抽薪的手法，引诱他们背叛。这对于一些原本理论水平不高、骨头又软的中共地下党人来说，确有一定效果，以致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卢坦福、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盛忠亮等在被捕后，都被徐恩曾所派的“劝降”专家“说服”，“自首”叛变。

此外，徐恩曾还注意在顾顺章的指点下，有意识针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特点，不断提高特务的侦查与破坏水平。本来，中共地下党人由于长期生活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都训练出了一套反盯梢的本领，一般来说，单人盯梢鲜有成功的可能。顾顺章的手下有个叫陈连生的叛徒，绰号叫小白脸，是顾顺章十分得意的一个盯梢高手。1933年3月，当陈连生于法租界马路上发现陈赓时，双方立即展开了一场盯梢与反盯梢的大竞技。结果，陈连生仍然不敌陈赓，眼看就要被陈赓甩脱时，这个无耻的叛徒竟疯狂地扑上前去与陈赓扭打在一起，并拿出警笛狂吹一通，很快吸引租界巡捕上来将陈赓捕获，尔后引渡给国民党当局。据此，徐恩曾按照顾顺章的建议，将原先的单人盯梢，改为二至三人为一组的“立体”盯梢，专门用以对付中共的反盯梢，实施以后颇有收效。徐恩曾还要求：盯梢一旦成功，在发现被盯目标的工作处所或居住地址后，一般不是马上捕获，而是采用“顺藤摸瓜”的办法，在周围设点守候，注重猎获新的目标，以便扩大盯梢范围，不断发展破坏成果。这样，往往是盯牢一个，牵出一串，破坏一片，危害十分巨大。调查科能达到这样的工作质量，这在“顾案”发生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客观地说，顾顺章多年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工作，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里又能受到徐恩曾的推崇，肯定不会是一个庸才，一定也有他的过人之处。事实上，顾顺章能够骗取国共双方信任的重要本钱，也可以说是他的“绝招”就是顾顺章久历江湖，懂得人情世故，能够应付各种场面。中统大特务孟真在跟顾顺章接触后说：顾顺章这个人，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动物。但在平时却是另一副面貌，说话很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他在中统立下大功，为人又如此风趣可亲，故极得中统负责人的器重和优遇，中统待之如上宾，捧之如明星，要什么给他什么，甚至还要替他介绍女人，帮助他重组家庭等等。

这一时期，徐恩曾的确是对顾顺章恩宠有加。为了笼络顾顺章，徐不但指示王思诚出面当“红娘”，为顾介绍了一个叫张永琴的南京女子为妻，而且为他把婚礼操办得热热闹闹。婚礼在中央饭店举行，徐亲自到场祝贺，向来小气的“最高当局”蒋介石也派专人送来1000元的礼金，这在当时确是一笔巨款了（一个实习特务月薪30元、转正特务50元、正式特务95元。而当时一个小学教员的月薪仅有12元，好一点的也只有25元）。顾顺章成婚后，徐恩曾特地为他另找了一处公馆，地址在南京细柳巷4号，与他同住一院的有秘书王思诚，总务王国栋，会计樊岚（王思诚妻），保镖林金生、童名馨，徒弟陈连生等。从此，顾顺章开始在细柳巷4号自成一个小局面，在中统也算个特殊人物了。

扑朔迷离的顾顺章之死

从1931年4月25日开始，徐恩曾在自己的“福星”顾顺章的指点和协助下，把特务活动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这是徐恩曾在其一生的特务活动中打“江山”、夺“金牌”的时期，也是最有“建树”的一段时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从1933年底（一说夏天）开始，顾顺章突然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失踪了，谁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无声无息了好几年这才传出消息，说是顾顺章被徐恩曾处决了。至于死因，有说是顾顺章想去投靠徐恩曾的对头戴笠；有说是顾顺章于暗中组织“新共产党”；有说是顾顺章阴谋组织暴动；等等。以至直到今天，涉及顾顺章死因的种种说法，仍然有多种“版本”在流传。但是，有一点人们是确信无疑的，这就是顾顺章确是被他的“记名弟子”徐恩曾处决了。不过，透过顾顺章之死，我们倒是可以进一步看到徐恩曾的个性和为人。

早在顾顺章叛变伊始，周恩来就已经预见到了顾的叛变将对中国革命产生巨大的危害，决定要不惜一切牺牲，誓将其剪除以绝后患。所憾的是徐恩曾并没有让这个叛徒参加上海大搜捕，总算让他多活了几年。但是，中共高层丝毫也没有减弱对这个“超级叛徒”所怀有的刻骨铭心的愤恨。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署“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一体严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如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如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对于一个共产党的叛徒，在白区由周恩来亲自组织力量进行扑灭，在苏区由毛泽东亲自发布通缉令进行缉拿，这在中共党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由此可见这个叛徒是个标准的“国民公敌”，实在是死有余辜了。

顾顺章自卖党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没有好下场，这是没有疑义的。问题是他没有死在中共手里，而是死在顾为之立下那么多功劳的徐恩曾手里，倒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其实，从顾顺章叛党的第一天起，就已经有了预兆，注定了顾顺章既不可能和徐恩曾合作到底，也不可能对蒋介石或国民党效忠到底，这中间的原因就是基于：顾顺章既是个有野心的家伙，又是个喜欢蛮干的家伙，这两点注定了他会叛变共产党，也会“叛变”国民党。

顾顺章后期在中共党内种种蛮干、乱来的作风，已经充分表现，自无须多说。事实上，顾顺章的野心之大到了令人震骇的地步，这就是他梦想要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中间另搞一个局面，甚至幻想以此为筹码，开出与蒋介石合作的条件，成为在中国与蒋介石平起平坐的人物。对于这一点，顾顺章曾经向蔡孟坚作了透露，在与蔡一起谒蒋的途中，蔡曾经问顾：“你在轮船上，是否写好了向蒋公建议，如何对付共产党意见书？”顾竟口气狂傲地说：“何必预先写好，当面讨论检讨即可。”请注意，顾顺章在这里用的是“讨论”这个词。敢与蒋先生“当面讨论”问题的，其地位之高，也就可想而知了。蔡要他先透露一点消息，顾胸有成竹地说：“第一，把共产党变为合法政党；第二，共产党军队交出，分散插编于中央各军，如取消其武力，自然天下太平。”按顾顺章的想法，如果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他自然就是这个党的党魁了。顾顺章天真地以为，他的这个伟大的构想，一旦与蒋介石“当面讨论检讨”，一定会让蒋介石喜不自胜，并且蒋会当面请求、以至全力支持由他顾顺章出来领导这个合法的共产党。

哪里想到顾顺章第一次见蒋（也许是最后一次），被蒋居高临下地一唬，梦就被惊醒了一半，在回中山北路密点的路上，顾顺章支支吾吾地对蔡孟坚说：“我恐怕不仅不能促进中共对国民党放下武器，而保存共产党为公开政党。……以后我的前途……”顾顺章自然是聪明的，他已经隐隐约约地预想到他在共产党那边得不到的东西，在国民党这边很可能也是一个得不到。据蔡孟坚说，顾顺章后来遭到徐恩曾监视，在一次公开场合偶遇蔡孟坚，也仍然没有放弃他的建立所谓顾氏共产党的计划，惶然地对蔡哀求：“蔡先生你是我救命恩人，我建议由我组织新共产党，将真共产党大员争取，支持中央政府，未获准，请你出面支持。”蔡当然不会对顾支持（也不敢对顾支持）。其实，早在蔡孟坚最初向蒋报告顾顺章提出所谓“中央承认共产党为公开政党，促使共产党自动放弃武力”的计划时，蒋介石就曾经感到好笑地说：“顾已成为反共自首叛徒，还有什么影响力量，你仍利用顾相机指导运用，随时向我报告。”蒋介石一眼就已看出事情不是这么简单，顾顺章却一直在做他的梦。由此可知，顾顺章的政治野心之大，令人难以置信；顾顺章的政治头脑之简单，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顾顺章既有这样大的野心，而他的头脑又是这样简单，在国民党里迟早都要弄出事来，这是可以预料的；特别是他叛变后，不要说没有能当到“新共产党”的党魁，就是要想弄个一官半爵，也没有得到，仅仅在徐恩曾手下当了一名地位比较特殊的特务，比起在共产党那边的地位，可以说是大大不如。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顾顺章似乎有点懊悔了。但是，顾顺章的野心并没有熄灭。蛮干是他的一贯特色，他决定继续策划成立“新共产党”组织。所不同的是，他知道不可能指望蒋介石支持了，他决定避开国民党单独干。当顾顺章逐步得到徐恩曾的信任，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开始掌握了一部分权力时，顾顺章的野心再次急不可耐地膨胀起来。这段时期，顾顺章手下集中了一批叛徒，也训练了一批特务，据说总共经他训练过的行动人员约有1000余人，他甚至有权对这些人进行调遣。

不久，徐恩曾为了加强上海地区的反共活动，特地将顾顺章派到上海，赋予他自成体系地开展特工活动的特权。顾顺章有了这个机会，更认为是天赐良机了。从此，他在上海布置“眼线”，培植“细胞”，招兵买马，拉帮结派，很快形成一股势力。由于顾顺章在上海地区开展侦查、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确有成效，徐恩曾对其相当信任，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对顾的控制；加之调查科上海行动区第一任区长史济美是顾的得意门生，顾在上海的活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得到了史的谅解，顾的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这样，顾另搞一套的隐蔽性更大了。据顾顺章的学生、调查科特务林成荫回忆，蒋介石在作出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杨杏佛的决定后，最初是分两条线布置，将这项计划同时交给中统、军统组织实施的，顾顺章于1933年3月初就开始具体布置了，只因后来顾顺章出事，这个“成果”才被戴笠抢去了。

顾顺章建立“新共产党”的计划到了1933年，已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这一年初，顾到上海视察工作，曾分别召集在上海区工作的自首人员谈话。叛徒出身的上海区总部会计兼交通陈蔚如说，顾顺章到上海后就把他找去，先问他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继而说：“共产党固然不好，国民党更坏，但共产党的干部都是比较好的，能吃苦耐劳，要革命。你们要耐心地工作，我们好好利用这个调查机构来消灭共产党的组织，另成立新共产党组织。从现在起就要注意联系自首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最后，顾顺章还关照陈蔚如注意保密。这一次先后被顾顺章找去个别谈话的叛徒，计有五六人之多。上海行动区区长史济美未被找去个别谈话，但也未询问他们的谈话内容。

顾顺章的保镖林金生回忆说，顾成立“新共产党”的计划，是由顾的密友蒋云夫妇合谋的，蒋既不是特务，也不是叛徒，据说只是顾的同学。蒋云执笔起草了这个组织的章程、纲领，并且还拟订了一个五年工作计划。但在这些文件起草好以后，蒋云夫妇在顾顺章家中吃饭时，竟被顾顺章与他的高徒蔡飞毒死了。一天，顾对心腹林金生说：“你是个神枪手，我要配12个人给你，成立一个特务队，由你任队长。我们要首先把陈立夫和徐恩曾干掉。”林金生听了他的这番话之后，简直被吓坏了。好几天，林都被这件心事弄得瘟头瘟脑的，做事时心思也不能集中，结果，有一次替顾送信时，林又把信弄丢了，引起顾的不快和疑心。林素知顾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自己再不走，迟早都会死在顾的手里。于是，林借机逃离细柳巷，跑到徐恩曾那里告发顾顺章。徐对林自然是慰勉有加，并根据林的请求，将其派往陕西工作去了。

徐恩曾虽然听了林的告密，并未立即采取行动。这个时候的徐恩曾，已经不是两三年以前的那个徐恩曾了。他先是不露声色，暗中周密进行布置。第一步，先派人将顾监视起来，具体执行监视任务的特务，就是顾以前的左右手童国忠和张文农。徐恩曾的这一手果然厉害。当时，童和张为了洗脱自己，对顾夫妇监视尤密，随时向总部反映情况，丝毫不敢懈怠。第二步，徐恩曾开始对顾进行调查，把事实基本弄清楚后，才正式将顾顺章关押到镇江看守所，并于1934年送往苏州监狱关押。据说，在解往苏州的途中，因传说顾顺章会魔术、催眠术，怕他会施出妖术逃跑，行前竟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镇压顾的妖术。1935年，经陈立夫、徐恩曾向蒋报告，由蒋亲下手令：“顾顺章既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顾被枪毙在苏州监狱。

顾顺章的密谋暴露后，徐恩曾为了消除一些叛徒的恐惧心理，稳定军心，特派顾建中到上海视察工作。顾到上海后，曾召集特务训话，说：“有人野心不死，在搞阴谋活动，凡是被诱惑的同志，应该安心工作，特工总部不予追究。”不久，徐恩曾亲到上海视察，再次召集特务训话，对叛徒进行安抚。徐说：“我们的同志不要小看了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这是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有美好的前景。我们的同志，不但要认真地做好自身的工作，而且要把调查工作当作终身工作来做。要安心自己的工作，不要见异思迁，前途是有保证的。”徐恩曾的这一手也是厉害的，他不因顾顺章的垮台而大搞“株连”政策，也不因顾顺章的再次“叛变”而影响对其他叛徒的使用与信任，这就使一些原准备与顾顺章“同进同退”的叛徒，很快安下心来，继续做好特务工作。

对于顾顺章之死，徐恩曾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1935年春，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待他，日子一久，他仍感到不耐，要找政治上的出路。在我们这边找不到，又去和共产党勾结，向共产党提供我内部人事和业务报告。后又发现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往江西苏区的准备，我只好对他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的共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说顾顺章不安分，实行暗杀计划，可能是真的。说顾顺章想和共产党重新挂钩，准备逃往苏区，只要顾顺章神经没有出现毛病，这大概只能是徐恩曾的天方夜谭了。

顾顺章之死，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另有一个说法，是源于顾与戴笠勾结，企图见异思迁，弃徐而靠戴。顾与戴的挂钩，最初是从戴笠请顾顺章到军统特务训练班讲课开始的。戴为了与徐争宠，曾企图使顾脱离中统，到军统工作，并许以金钱与要职等等。顾因为在徐的领导下得不到信任，亦有倒向军统的倾向。据有的中统特务回忆，徐恩曾不能容忍顾对他的背叛，于1934年指示顾建中在某一次工作会议上以顾顺章“不服从命令，企图独树一帜”为名，拔出手枪要立即将顾顺章打死，事为会议主持者所阻。会后，顾即遭软禁，不久送往苏州关押等等。顾给戴笠的特务训练班上课确有其事；戴笠与徐恩曾为争夺顾顺章而争风吃醋亦有可能；顾顺章利用徐与戴的矛盾而于中挑拨离间左右逢源，企图从中渔利，也属正常。问题是，两统之间的矛盾毕竟属于统治阶级内部争风吃醋的矛盾，他们的这种“醋劲”会不会大到将顾顺章这样受到蒋介石关注的“超级叛徒”当场进行处决的境地，恐怕事情不会如此简单。除非是徐恩曾直接得到蒋介石、陈立夫的默许，否则，恐徐没有这个胆量，亦不会有这个权力。

四、特工总司令部

终于当上了“老板”

今天的人们提到徐恩曾，无不以中统特务头子呼之。一般来说，这只是一个广义的称呼，它既包含了徐恩曾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长达七年的历史，也包含了徐恩曾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处）长达八年的历史。徐恩曾主持国民党特务机关长达15年之久，他担任这些特务机构头目的职务，都是可以从国民党中央党部等公开机关的正式编制及组织条例规程中查找得到的。

但是，在这些公开的正式的机构编制或组织条例中，却隐去了一个最重要的特务机构，这个特务机构在前期既不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党务调查科（处），在后期也不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它是一个在任何公开机构和组织编制中都查找不到的“黑户口”，这就是完全处于地下性质的“特工总司令部”，简称“特工总部”。这个组织成立于1932年，结束于1938年，其最高负责人的职务叫主任，始终为徐恩曾担任。事实上，这个特工总部主任，是徐恩曾一生中担任的最重要的特工职务，也是他一生从事特务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徐恩曾无论是在初期担任党务调查科科长期间，还是在后期担任中统局副局长期间，在内部均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对手，与他争夺调查科及中统局的领导权，而唯有在特工总部时期，徐恩曾始终是一枝独秀，是这个特务机构的真正“老板”，在这个具有无限秘密权力的特工机构中具有无可摇撼的最高地位。另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特工总部时期，正是徐恩曾的特务活动最为活跃、“成果”最为显著的时期，徐恩曾一生中所破获的许多反共重案，几乎都集中在这样一个时期。即使从中、军统的整体状况看，如果说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特务活动属于戴笠时期，“光荣”归于戴雨农的话；那么在抗战前期，国民党的特务活动完全可以说是属于徐恩曾时期，“光荣”还得归于徐恩曾，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特工总部成立于1932年，有着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一是蒋介石通过调查科对“顾案”的处理，进一步看到特务组织在反共活动中的重大作用；二是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空前尖锐，蒋介石急谋通过加强特务活动，以巩固其独裁统治；三是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后复出，决定在军内成立复兴社、在党内成立青天白日团等法西斯组织，以维护他在国民党内外的领袖地位。为进一步发挥这种秘密的法西斯组织的特殊作用，蒋介石同时决定在复兴社之下设立特务处，以便借此强化特工行动技术及军事情报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蒋介石指示陈果夫和陈立夫，相应扩大党方的特务机构——党务调查科，以便进一步强化CC系的特务力量。陈氏兄弟据此责成徐恩曾拟订具体方案。

徐恩曾对如何扩大这个特务机构，显然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当时，有几个难题摆在徐恩曾面前：首先，党务调查科只是中央组织部下属的一个科级机构，无论怎么扩大，也只是一个科长的官帽，阔不到哪里去，比不上军方的特务组织，一成立便是处级机构（复兴社特务处），神气得很，虽然它那个处也是个“野路子”、“黑户口”，在官方的编制和组织条例上无踪可寻，但是，人家叫起来，好歹也是个“戴处长”，比起“徐科长”的称呼，在气势、身价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其次，中央组织部是个公开的党务机关，机构、编制、任务、经费、人员，都有一定之规，不好乱来，稍有出格，就要引起各方非议，如何能够“扩大”？而特务机关从本质上说，属于一种恶性工作，保持秘密性质，是掩护其生存、发展的最起码的要求。在中央组织部这样的公开机关里办特工，不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贼，名不正，言不顺，终不免有些心虚胆怯、底气不足；再次，徐恩曾为了避开中央组织部这样一个公开机关，另外办了一家“黑店”——“正元实业社”，但这毕竟属于“小儿科”，与特务活动的工作性质及意义都是风马牛不相及，难登大雅之堂，在蒋先生那里，自然也难以挂得上号。

徐恩曾苦思苦想多日，突然间脑海中灵智一闪，恰如醍醐灌顶顿感大彻大悟。一年前因处理“顾案”、枪决恽代英和上海大搜捕有功，蒋介石曾亲自召见并予以嘉许，并训示：有共无我，有我无共，必须放手大干。只求确有实效，一切不成问题。蒋既已有了“放手大干”、“一切不成问题”这个话，就没有必要再顾虑这顾虑那，作茧自缚，缩手缩脚，弄得瞻前顾后，鬼鬼祟祟的。现在蒋再次指示要扩大组织，壮大力量，可见特工力量在领袖的心目中，其地位已经异乎寻常，我们的行动已经大大落后于领袖的思想，再不抓住机会，放手搏它一记，这真是“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了。

于是，徐恩曾就此提出了一个建立“特工总司令部”的方案，这个方案的新颖之处就在于是一个“三无”机构，即：一无主管部门或挂靠单位，二无公开的单位名称或门牌号码，三无编制限制或人员定额等等。说白了点，从体制上来说，它既不沾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边，也不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边；从名称上来说，它对外没有任何名称，“特工总部”这个名字，只限于内部使用，而且在指导下属单位活动时，也只用化名、代号；办公地点既不设在中央党部等任何公开机关，也不公开挂牌（其实也无牌可挂）；从内部机构设置及人员录用上来说，全无限制和定规，一切只从需要出发，想设多少机构就设多少机构，想录用多少人员就录用多少人员。这样一来，就达到了秘密工作所要求的那种需求无限、权力无限、作用无限、威力无限的目的。况且，这个特工总部的名称，既响亮又牛气，比起戴笠那个特务处，自然不同凡响。至于特工总部与党务调查科的关系，徐恩曾认为可以通过一个班子、两块牌子的形式，达到暗通明不通的效果。即需要对外开展活动时，仍然可以打出党务调查科的牌头。而在内部，一律按特工总部的体制运作。

徐恩曾建立特工总部的构想，虽然强调了要在组织体制上脱离中央组织部，显然有独立于CC集团之外而另开山头的嫌疑。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方案得到陈氏兄弟的称许和赞扬。在他们以为：一是这个方案的确可以起到不受限制地扩大特务力量的作用，体现了蒋先生关于“必须放手大干”的意旨；二是这个方案符合发展秘密组织的要求，唯有秘密运用的权力，才是最有力量的权力；三是这个方案表明特工总部只是党务调查科的一个秘密运用机构，从本质上来说，它仍然是中央组织部的一个下属单位，并没有脱离CC系的控制；四是特务组织的独立性越强，秘密性越强，越便于他们的严密掌握运用。至于徐恩曾，在素来自负的陈氏兄弟眼中，他们还从来没有想到过徐恩曾有这个能耐能够裹挟特工总部跳出自己的手心，脱离自己的掌握控制。客观地说，这个时期的徐恩曾，既无脱离CC集团掌握、控制的动机与野心，也无另立山头的能力与条件。在当时的情况下，徐恩曾的野心至多只是考虑如何在爬上特工总部主任这个特务头子的宝座后，能够坐得更稳一点，特务自主权能够更大一点，在CC集团中的地位能够进一步提高一点，在蒋先生与陈氏兄弟面前能够更有面子一点罢了。至于另立山头的野心，那还是十多年以后的事，遥远得很。

建立特工总部的方案，很快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并予以实施。不用说，主任由徐恩曾担任。其实，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谈话，都很少有特务称呼徐恩曾的这个新职务，倘若是在正式场合，特务大都称徐为“徐先生”，倘若属于非正式的私人谈话，特务们则大都称徐为“徐老板”。事实上，“老板”这样一个称呼，确是反映了徐恩曾在特工总部里的地位与作用。

特工总部设在南京中华门内道署街132号（这里以后改称瞻园路），这条街只有100余米长，却建有一座巨宅。500年来，在这栋巨宅里先后住过两位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一个是明朝的中山王徐达，一个是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此外，清代的江宁布政使，民初的江苏省长都曾在这里设过衙门，足见这里是一块“王气”昌盛的“风水宝地”。王府由东西花园与正屋组成，国民党时期，正屋已由南京政府内政部占用，东花园由宪兵司令部占据，西花园就是瞻园，新成立的特工总部就设在这里。据说，“瞻园”两个字就是那位喜欢游山玩水的风流皇帝乾隆所写。他每到一处，都喜欢仿效“老孙到此一游”的故事涂鸦一番。从字面上理解，“瞻园”者，供人瞻仰的园林也，而现在这里竟成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巢穴，这倒也颇具讽刺意味。由于这里是一个绝对秘密的机关，故既不挂牌，也不设岗，然而在门房内却站着七八个彪形大汉，对进出人员均须进行严格盘查，外人非经通报允许，是不能进入的。

特工总部的内部机构最初很简单，仅设有指导、行动、训练等三个股，后来才根据需要不断完善。如果要增加新的机构，只需由老板徐恩曾根据需要提出，报陈立夫同意后，就可以设置了，既不需要报请哪一级部门同意，也不受编制、体制的限制，这就是特工总部的优越性之所在。特工总部的主要机构计有：书记室、情报科、训练科、总务科、总督察、设计委员会、电讯总台等。

徐恩曾所设的书记室，与我们今天所讲的书记，含义是不一样的，如果按工作性质作一简单的类比，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办公厅或秘书室。从权力上说，这个部门应当是特工总部的核心。为此，徐恩曾在书记室之下，又增设了组织、指导、审理、行动等四个组，举凡组织人事的安排布置、对中共地下组织的侦查破坏及逮捕关押、对被捕人员的审理劝降等等，均交该室处置。书记室书记濮孟九、副书记王思诚，这两个人都是徐恩曾手下大将。在吴大钧掌管调查科时期，濮孟九就是当时调查科的两名总干事之一，资格之老，连徐恩曾也要让他三分。王思诚在“正元实业社”时期，是徐恩曾身边仅次于钱壮飞的心腹。特工总部不设副主任，也就是说，不存在第二把手。但是，自张冲退出党务调查科、顾建中转往盐务部门后，濮孟九与王思诚也就成了特工总部事实上的第二把手与第三把手，每日里跟在徐恩曾后面跑进跑出，处理特工总部的一切重大事务。

情报科是特工总部的主要业务部门，科内设指导、编审、译电等三个股。按照特工总部的工作传统，情报科必须逐日编制《每日情报》一份，上列该科当日搜集到的有关共产党、爱国进步力量、反蒋派系及日、苏等各方面的重要情报。《每日情报》由徐恩曾规定油印二十余份，除送徐审阅和内部各部门参考外，还须按徐恩曾开出的名单，分送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何应钦等党政军大员参阅，特别重要的则由徐恩曾圈点或审批后，另用规定的格式纸张抄报蒋介石核阅。在《每日情报》的基础上，该科还须进行分类审查，逐月编成综合性的《月报》一册，同时不定期地围绕某一问题或某一事件编成《专报》。《月报》的发放范围很小，仅用复写纸复制数份供特工总部内部参考；《专报》的发放范围较大，有些被认为有价值的须铅印500至1000份，分送重要的党政军机关或重要人物参阅。徐恩曾在特工总部时期所做出的反共成绩，主要来自这个科的贡献。情报科的科长先后由徐兆麟、梁辅丞等大特务担任，老资格的大特务张国栋也曾经当过这个科的副科长。

训练股主管特务的政治思想、情报业务、行动技术的训练工作，按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说法，能够成为特务之“师”的，当然都要有些能够镇得住别人的“绝招”。因此，训练股被特务认为是集中了特工总部的一批高手，号称是个藏龙卧虎的所在。这个股的成员也有不少确有一些来头，诸如：股长王杰夫被称为是国民党特工训练“专家”，此公的职业是教人如何“杀人放火”。1935年2月，中共领袖瞿秋白在福建长汀水口镇地区被捕。6月，徐恩曾曾派这位“专家”到福建长汀劝降。初时，王杰夫傲慢地对身边的特务说：“我们有办法，比他顽固的我们作成功的例子很多。”当时，负责拘押瞿秋白的国民党将领李默庵、宋希濂都认为瞿秋白很顽固，很坚决，动摇不了，“我们作了不知多少工作，南京军委会也派了专员来，他们办理这样的案子很有经验，结果也是无功而返。”意思是军统特务不行，你们中统也不一定行。对于李、宋的这一番“狗眼看人低”的话，王杰夫听了很生气，他对手下的特务打气说：“李司令（默庵）和宋司令（希濂）都认为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好好干，作出成绩给他们看！”看什么，结果还是一个碰壁，不得不铩羽而归。

训练股里另有一位叫姚蓬子的特务，算得上是一位20世纪30年代的知名文人，一度常在鲁迅家中走进走出。姚蓬子在训练科的时间并不长，却备受徐恩曾的优待，据说，他后来脱离中统办书店去了。徐恩曾器重姚蓬子，主要是想利用他的一点文名，帮助特务进行反共宣传。但是，与儿子姚文元在60年代的“文名”比起来，老子姚蓬子在30年代的那点“文名”，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股员中还有个叫卜士奇的，曾被留俄同学称为“老大”，原因是他留俄甚早，曾任加仑将军的翻译，由此而与国民党的许多大佬都有过接触，蒋经国留苏，也得到过他的照顾。卜士奇后来被张冲要去，专门与苏联顾问打交道去了。

事实上，最能体现中统特工水平的，确是这个训练科。原因就在于这个科的特务大都有一些理论水平，“劝降”技术较高，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等人被捕后，上海区的特务在理论上说服不了李竹声，因而达不到“劝降”的目的，后来李被解往南京，由训练科的特务亲自出马“说服”，李果然被“劝降”过去了。此外，训练科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内部的一个小图书室，这里收集的是特务们破获中共机关时所查抄来的各种秘密文件和书报杂志，不断地日积月累，这里竟成为收藏中共早期资料的丰富宝库。国民党退台后，这批资料被收藏在台北青潭“荟庐”资料室，由于它以收藏中共第一手资料出名，不少资料更成为“海内孤本”，以至日、美等国的中共问题专家把“荟庐”当成取经的“圣地”，争相“朝拜”，弄得蒋介石骄傲得不得了，这大概是当初徐恩曾与训练科的特务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一大“历史贡献”。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在别人看来，徐恩曾当上了国民党特务头子，要权有权，要势有势，要名有名，要利有利，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物。人混到这个分上，也就算名利双收，该知足满足了。可是，徐恩曾仍然感到愤懑，感到不平。这就是，从1929年底到1932年间，他虽然是名义上的国民党特务头子，但是对党务调查科的许多工作并不能说了算，遇有重大一点的问题，上有陈果夫、陈立夫掌握航向；中有张道藩、叶秀峰说三道四；下有张冲、蔡孟坚等人掣肘牵制，这真是“为君难，为臣亦不易”！做官难，做特务头子更不易。究其原因，不外是徐的特工资历太浅，特工水平尚低。对徐恩曾来说，教训最深的当然是那个武汉的蔡孟坚了，一个“顾顺章案件”，一个“钱壮飞案件”，两案齐发，差点没叫徐恩曾翻船，幸亏当时有“立兄”拍案而起，又有道藩兄两肋插刀，再加上自己拼死一搏，总算把蔡孟坚这个家伙打落下水，赶回武汉坐冷板凳去了。

然而，令徐恩曾如鲠在喉的是，比起现在面临的最大对手张冲而言，蔡孟坚还算是好对付的了。蔡毕竟只是个娃娃，虽有大功于党国，老蒋也是宠爱有加，却是全不懂人情世故，更没有官场钻营和政坛相搏的经验，被张道藩两次虚声恫吓，就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张冲不同了，他不但是特务中的真正实力派，特工技术要高出徐许多，而且智慧高，个性强，是个不羁之才，运筹帷幄，每有建树，出谋划策，鲜有不中。尤其是张冲首倡向上海、武汉、开封等重要城市加派特派员制度，使武汉的行动工作始有重大起色。而顾顺章所以能在武汉被捕，此事绝非偶然，追根溯源，张冲应为第一功。徐恩曾的自我感觉一直是，张冲恃才傲物，十分自负，处处不肯把他放在眼里。每遇研究重大问题，徐的意见如与张的意见相左，则往往还是张说的算数，好像这个特务头子是张在做，倒不是徐在做一样。这岂不是喧宾夺主、欺人太甚了吗？更令徐不安的是，这个家伙虽然处处与自己作对，却被人视作是胸襟开阔的大将之才，人缘极好，不但弄得“果兄”、“立兄”对他言听计从，张道藩、叶秀峰与他过从甚密，而且自己手下的一班特务都一致对他赞不绝口，以至甘心为其所用。这样下去，自己特务头子的宝座，显然有被张冲取而代之之势。徐恩曾深感必须早谋善策，否则，时间不长，此位必定姓张不姓徐了。

徐恩曾虽然早有去张之意，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盖自己既无实力，亦无本钱，不得不施展韬光养晦之计，玩一玩“深沉”，等待机会发难。

“顾案”发生，徐恩曾自感机会来了，即着手反击。他处处对张冲严予防范，加以抑制。等到特工总部成立，徐恩曾自恃宝座已经坐稳，更是公开予张以难堪了。本来，以张冲的才干及威望，在特工总部徐主任之下，当一名副主任，已属屈才。但徐恩曾深知：如果让张冲这样的实力派人物坐拥第二把手的宝座，则自己的第一把手必定会被架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于是，徐恩曾来一个釜底抽薪之计，在特工总部的体制设置上，不设副主任一职，亦不肯将书记室书记的职务相属。而是另设一个设计委员会的机构，让张冲担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设计委员会由徐恩曾直接领导，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大都是参加过调查科创始活动的老特务，诸如顾建中、季源溥、李熙元、徐兆麟、丁默邨等人。但是，这个机构只是一个咨询单位，职责是遇有重大问题可以直接向徐恩曾提出意见或建议，至于采纳不采纳，或如何采纳，则全凭徐主任的“圣裁”了。

张冲本是绝顶聪明之人，到了这一步，当然明白自己虽对国民党特务活动立下过汗马功劳，然“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何况徐利用“顾案”已经在国民党政坛一炮走红，这个时候，自己若再与徐恩曾较量下去，容易被人看作有强枝弱本、喧宾夺主之嫌，徒然自讨没趣。于是，张冲找到陈果夫，主动求去，希望能调离调查科，另安排一个适当工作，以便为党国效力。陈果夫与陈立夫商量，认为张冲固然是一位干才，离开了调查科及特工总部，对国民党特务工作未免不是一个损失，但徐恩曾这两年多来，确也干得不坏，甚至比原来预料的还要好。现在徐、张之间，二马不同槽，也只好将张冲另行安排了。其时，陈果夫迷恋起电影事业，他本人甚至还利用业余时间撰写有关教育方面的电影剧本，筹建教育电影制片厂等等，于是，陈果夫将张冲安排到新成立的中央宣传部电影事业处任处长一职。由调查科总干事，一跃而成为中央宣传部的处长，这个安排不算差了。

为了能让张冲继续对特工总部作出贡献，陈氏兄弟仍要他兼任特工总部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目的是不让他一下子脱离特工战线。但张冲极为识相，自此以后，对特工总部的事概不过问，设计委员会自然成了“设”而不“计”的一个摆设而已。好在徐恩曾成立这么一个机构，本就是对付张冲的一个权变手腕，张冲不肯主持，他也乐得清静，从此特工总部成了他的独立王国，他可以随心所欲了。

几年后，张冲为国共合作谈判作出了重要贡献，竟一跃而成为受到国共两党器重的要人，先后出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处长及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其地位竟一跃而在徐恩曾之上了。1941年8月，张冲因病而逝于重庆，国民党方面的痛惜自不必说，共产党方面竟也惋惜不已，毛泽东、周恩来都予以极高评价。半个世纪后的1995年5月12日，浙江省乐清市将张冲先生的遗骨从重庆迎回乐清璀头村，归葬在生他养他的故乡。

“盗亦有道，娼亦有义”

自张冲被赶出特工总部后，徐恩曾顿觉松了一口气。但是，徐丝毫不敢放松对内控制的力度。其手段更辣，花样更多，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的操作制度，诸如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笼络、收买、关押、处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徐恩曾与戴笠同为蒋介石手下的两大特务头子，在对特务组织的控制手段上，两人有同工异曲之妙。所谓“同工”，这就是徐恩曾和戴笠都注意对特务加强组织控制与思想控制。组织控制即：加入特务组织之前要进行严格审查；须有两个以上的特务介绍（实行连环担保）；撰写自传及填写一份内容庞杂的“特工人员登记表”；填写一份像卖身契一样的誓词，举行带有恐怖意味的宣誓活动；制订严格的特务“信条”（法西斯纪律）；在内部设置督察部门（被称为特务中的特务）等等。思想控制即：对特务进行法西斯式的奴化教育，诸如：宣称蒋介石是“天下唯一，地上无双”的伟人。宣传特务是“领袖耳目”等等。徐恩曾还有几句口头禅，差不多每逢特务集会是必讲的，如：“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不为升官，不为发财。升官发财的人谁不是靠我们。我们若同他们一样，谁来替我们做保卫政权的工作？总裁说过：我们的主要力量，一是军事，二是政治，三是经济。我们担负的是政治工作的核心工作，谁看不起这工作，就是看不起自己，谁还要争官位就不配在我们这个团体里呆下去。”其实，这些花样差不多是所有特务组织都要运用的一些老手段，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

所谓“异曲”，这就是戴笠的统治作风素以霸王硬上弓著称，生杀予夺，嬉笑怒骂，皆能随心所欲；军统特务稍有小过，便有不测，以至滥用团体的法西斯纪律，以严酷生猛的统治作风而树威立信等等；而徐恩曾统治作风则颇有一点王道精神，从表面上看显得比较温和，很有点人情味的。其实，这是徐恩曾的一种以柔克刚术，说得明白一点，就是王熙凤的为人之道：“明里一盆火，暗里一把刀。”这是一种更为阴险毒辣的统治术。事实上，徐恩曾比较注意把一些现代管理理论吸收并运用到特务统治术中来，以加强对特务的控制。比如：通过阅读《怎样做一个成功的领袖》、《怎样驾驭人，管理人》、《领袖的技术》等，平时注重抓住特务的心理特点，力求从理论的高度，不断训练对特务的驾驭技巧。此外，徐恩曾与戴笠的最大的不同之点，在于徐深受中共叛徒（徐称为：“转变分子”）的影响，搞了一些所谓“以组织对组织”的内部控制花样。

自顾顺章加盟中统后，叛徒在特务机关中已经是日见其多，这些“犹大”虽然没有了共产党人的灵魂，但共产党人的那一套作风多少还在，比起国民党特务来，也就显得出类拔萃多了。徐恩曾对这些“转变”分子的方针是：“用其才，不信其德”。徐恩曾为此多次对手下的特务进行训示：“共产党在组织上、宣传上、工作方法上是有很多长处的，我们应当学它，学好了，就用来打它。”据此，徐恩曾反复强调：“我们对付共产党，必须以组织对付组织，以宣传对付宣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徐恩曾规定，只要不是核心部门和机要岗位（诸如徐的私人秘书等），“转变分子”还是可以大胆使用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由“转变分子”出任科长、副科长的，也很有了几个。这样，特工总部在内部传统上，也就较多地受到中共叛徒的影响。亚圣孟轲先生训：“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徐恩曾的影响下，顾建中、季源溥等特务头目，也就处处装出一副共产党问题“专家”的样子，言必称格伯乌如何，契卡如何，中共如何，却也未见得从中共那里学出个什么名堂来，弄到最后，总是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穷折腾。在徐恩曾的亲自倡导下，活学活用得好一点的，也就是所谓的重视思想工作了。

徐恩曾从许多共产党人的坚贞不屈中深受震动，认为共产党所以能有坚强的革命信念，甘为主义与理想献身，关键在于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质量很高，从而对其成员有很强的控制力。据此，徐恩曾决定引进共产党的这一套先进方法，为中统特务所用。于是，徐恩曾依样画葫芦地在特务中开展小组活动，提倡所谓集体意识，过小组生活。小组按行政单位划分，各单位主管就是当然的组长。小组之上为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的组长自然是徐老板了。小组生活一般每周过一次，开会时，先由组长带领组员高声诵读特务信条，虽然大都是一些陈词滥调，却也不乏一些真知灼见，诸如：“自视太高，自私自利，是内部分化的最大原因”；“互相猜忌，内部分化，是亡国灭种的主要原因”；以及要过俭朴生活，要帮助别人，要不断求知等等。诵读完毕后，便是开展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小组生活的内容十分广泛，大到对党国和团体的忠诚，小到个人家庭的隐私，如夫妻不和、婆媳不睦等，都在检讨批评之列。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后，便是组长传达核心小组的决定或指示，最后是报告人（由上次小组会指定）报告“读书心得”。所读的书当然都有严格规定，如中山先生的遗训等，陈立夫的那个不伦不类的《唯生论》，也在被指定的必读书之列。

小组生活一直坚持到抗战爆发，其时，因特务们居所不定，无法正常活动，才逐渐中止。1939年秋，徐恩曾突然心血来潮，觉得有必要在特务中再来一次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并决定先从组长以上的高级特务做起，以取得经验，再推广到中小特务中去。第二天徐便亲自主持召开高级特务会议，在徐的倡导下，发言果然踊跃，第二组组长王思诚首先对第一组提出批评，认为一组人浮于事，处事不公，且对二组的反共活动配合不力等等。第一组组长梁辅丞马上跳出来反击，讥讽二组的反共活动没有突出的成果，只知道浪费钱财，使得宝贵的经费一再超出预算等等。两位大特务一时间争得面红耳赤，后经第三组代理组长高謇充当和事老，双方才算告一段落，第一次高干会议就此不欢而散。以后又开过两次，结果弄得各方是非更多，成见更大，裂痕更深，徐恩曾眼看不好收场，再不敢在高级特务中提倡所谓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了。至于推而广之的话，亦不再提起。

徐恩曾曾经感叹地对他的秘书张国栋表露心迹说：“‘用人之道，恩威并济，缺一不可。’这是古人的经验，但必须继之以情。曹锟之于吴佩孚，李宗仁之于白崇禧，曹李庸碌无能，吴白精明能干，但后者一心一意拥戴前者，自己甘居其下，此即‘情’之大效，为恩威之所不及也。”正所谓“盗亦有道，娼亦有义”，这也许可以看出徐恩曾在内部控制手法上的一些技巧和特色吧！

徐的以“情”感人的小手腕很多，其中确有不少是常人不及之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大概是叫做“感情投资”吧。诸如：特工总部大小特务结婚，非有特殊情况，徐总要赶去做证婚人，非不得已，亦不提前退席；凡遇下属父母生日，他都要送一份寿礼，并亲自登门三鞠躬，虽说是装模作样，但在一般国民党官僚却也是不容易做到，甚至是不屑于做的；徐只要听说部属中有生了孩子的，也要送上几件小孩子衣服及小玩具，以示关怀助兴；特务中有“不幸”于“英年”早逝的，徐照例指示在清明节时，举办一次“死难烈士纪念会”，其时，“烈士”家属会得到一点慰问金，会后全体特务照例大嚼一顿，饱一下口福；一般特务要晋见他，徐多不拒绝，并且能耐心地让特务把话说完，然后说上几句表示“谅解长寿”、“理解万岁”之类的话，固然大都是一些不痛不痒之词，但在一些小特务来说，能得到老板的同情和谅解，发泄了内心的积懑，心理得到某些平衡，也就自感心满意足了；特务中如果确有一些不幸遭遇，徐恩曾听完后，往往还当场给晋见人一点好处，如批一笔小小的生活补助，给特务们某种心理补偿等等，数目虽少得可怜，却能收到奇效，所谓“礼不在多，有情则重”；逢年过节，对科级以上的特务，照例送一份特别费（一般为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三个节日，有时法外施恩，在阳历年关亦发一次），按亲疏远近，数额多少不等，但一般均在其本人一个月的薪津（薪水加津贴）左右。因此，科级以上特务的收入，一般要比同级党政机关高25％左右，这也就是做特务的好处和动力了；徐恩曾还指示在南京板桥购置了一大块荒地，盖了若干简易房屋（包括住宅和会堂），以解决特务的居住困难，并鼓励大特务们自盖私人住宅，统称之为板桥新村。对于特务们从事“第二职业”，在外面敲诈勒索拿外快的劣行，徐的原则是只要不惹出祸事，也就眼睁眼闭，不告不理了（有时告了亦不理）。若大小商家或厂家为自身安全计，暗中请特务当保镖（商家的眼力自然极准），徐亦从不干涉。为了满足特务们崇拜政治名人的“追星心理”，徐亦经常利用“总理纪念周”的机会，请当时所谓的大名人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潘公展、黄少谷、叶青之流，给特务们讲演，一方面给特务们灌输精神食粮，一方面让特务们瞻仰这些“大人物”的尊容，满足其猎奇心理，增加一次做特务的荣耀等等。

“这笔账很难算清”

徐恩曾在这些驾驭特务的小手段之外，还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所谓“联谊会”的组织，规定每个专职特务都是当然的联谊会会员。而他的一个撒手锏，就是在联谊会之下设立“联益储蓄银行”。初期的借口不外是认为特务们不会照顾自己的生活，一旦有钱在手，很快会花光，寅吃卯粮，造成生活上的困难，增加特工总部的麻烦。其实，徐的真正意图大概在于从经济上对特务进行控制，借以贪污自肥。参加联益储蓄银行的办法是，根据每个特务的月薪多少，由会计室按月扣留其中的2％、5％至10％（按累进制扣取）储进银行，没有特殊情况这笔钱不准动用；存款按照一般银行的利息标准计息，如另有余款，亦可随时储存，随用随取。这笔资金日积月累，逐年增多，竟成一笔巨款，徐恩曾开始动脑筋了。一方面，徐恩曾提出为特务们兴办所谓福利事业，诸如特务们需要贷款时可酌情解决；特务对联谊会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可以享受优惠价格；每半年或一年组织一次同乐会，开展聚餐、体育活动等；另一方面，则提出投向各种实业，以赚取更多的钱财。本来，死钱变活钱，以钱生钱，这也不能说错。问题是，如何投资、投向哪里，均由徐老板一个人说了算，更不要说涉及投资的安全性与如何对收益进行分配等这些重大问题了。这样一来，自然难免要弄出事来。

徐恩曾的第一个投资方向是南京中央商场，投资额为5000元，这笔投资不到一年就本利双收，效益出奇地好。首战告捷，使徐恩曾信心大增。但是，徐恩曾对商业投资并不真正感兴趣，原因就在于他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有浓厚的地主意识，他所向往的“理想国”，就是希望每个特务将来都能成为地主（当然首先是他自己）。于是，徐决定将联益储蓄银行的这一笔巨款用来购买土地，先后在江苏灌云、安徽屯溪、湖南株洲等处购买了大片荒地和田产，意在开办农场。其中的灌云农场，有地达两万余亩。徐的企图，就是想通过这种封建地主的土地经营方式，进行资本积累。为了提高农场的机械化生产水平，徐恩曾另向大特务顾建中控制的外围机构盐务总局借款五万元，用以向美国购置各种农垦机械。但是，特务们不断地储钱，联益储蓄银行不断地投资，中央商场与农垦农场也是不断地生财，特务们却从来没有收益。如此之大的一笔巨款运用得如何？收益哪里去了？徐恩曾不肯讲，特务们亦无人敢问，这件事也就成了每个特务心灵上一块医不好的心病。久而久之，特务们对这种强行扣发薪水，而又得不到半点回报的做法，啧有烦言，这简直就是形同公开抢劫，并且是“劫贫济富”了。想想看，特务们手中的这点造孽钱是好挣的吗？可以说是提着脑袋与共产党拼了老命才挣下的。可是，被老板像收税一样，一声不响地刮走，等于是丢进水里，连水花也不泛一下，岂不冤枉。

徐恩曾大概半夜里扪心自问，良心发现，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再耍一个花枪，在大会上宣布：把灌云农场分成若干股（据说是每股计100亩，合500元），按各人所缴纳基金多少，分给每个特务。特务们听说后，虽感到有些滑稽，但真能如此，好歹也算是当上一个“小地主”，过一下“有产阶级”的瘾了。从此，特务们望眼欲穿，等待徐恩曾的下文，而徐恩曾早已画上了句号，再无二话。特务们等待经年，竟是一只画饼，于是抵制联谊会的呼声日渐高涨。徐恩曾亦觉得再闹下去，自己也未免太无耻了，加之其时中日开战，蒋先生对富甲天下的东南半壁河山都顾不上要，至于特务们的这点小田产，在蒋先生眼里更是弃之如敝屣了。1937年秋天，徐恩曾终于恩准联谊会停办，但联谊会的款子，从此便不了了之。直到抗战末期，徐恩曾居然把这件事想了起来，他在中统局的一次纪念周上大言不惭地宣布说：“过去有些同志在联益银行有些存款，因为时间长了，币值又经过多次的波动，这笔账很难算清。今后同志们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来找我，我能够替同志们尽力解决。”“阎王”开出这么一张空头支票，“小鬼”哪里有这个胆子去兑现。从此，特务们存在联益储蓄银行的白花花的银子，就这么连本带息地被徐恩曾一扫而光，至于所谓的“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来找我”一说，特务们都不痴不愚，也都不难看出其潜台词意味着是什么？况且徐老板有言在先：“这笔账很难算清。”

徐恩曾贪污自肥的花样层出不穷，比如，特务们的月薪，规定一律由他单独造册领具，不允许自行其是。徐每月领得大批特务经费后，照例先存入银行，让它生出一笔利息，作出了“贡献”后，才能发到特务手中。这笔“黑息”完全是徐的“智慧”的结晶，自然大都进入徐的私囊，由他自由使用。如此月月加年年，其所得之丰，又是一笔巨款了。徐每月薪水是300元，实际上，他的请客可以支活动费、交际费，出门旅行可以支差旅费，房租、家具、水电、汽车、司机、厨子、奶妈，全部都是公费支出，连草纸也是“工作需要”，列入公费，由国税替他开支。至于他用公费购买枫林村的地皮，自造洋房，抑或用巨款给姘妇王书元在南京造三层楼的大洋房等等，照例都在特务经费中支出。更有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选举中央委员，徐恩曾派出季源溥、曹功锦等善于“公关”的特务，拿着大把大把的银子，四出活动，全力收买选票，把公家的银子花得淌水似的，终于捞得一个高票当选。

徐恩曾深知把戏不能玩得太久，否则必露破绽。要切实帮助特务们解决些切身利益问题，使他们能够死心塌地地供职，至死不渝，忠心不贰。在这方面，徐恩曾唯一不花钱的买卖便是封官晋级。说老实话，一个当官，一个发财，这都是让人开心的事情，何况是盼望升官发财，心理早已变得失常特务呢。

可是，在当时，特务是没有资格做官的，这本是源于国民党政府机关的一套所谓“铨叙制度”。即：政府机关大小官员都要经过铨叙甄审给予简任、荐任、委任的铨叙证书，有了这个做官的证书，才可以到国民党各级政府的大小机关任职。这虽然指的是政府机关，但各级党部机关亦可以比照办理，比如，按照党部工作人员的各自职位，由中央党部开具名册送到铨叙部，通过一番装腔作势的甄审，便也获得了“同简任”、“同荐任”、“同委任”的做官资格。

然而，铨叙甄审需凭有案可稽的在编在册人员才可以送审。而特工总部的特务都是一些不在册的“黑户口”，特务们自己就谦称是：“私生子”。由于徐恩曾设计特工总部，从一开始走的就是“野路子”，全没有想到要找点“理论根据”，留点退路。现在临渴掘井，一时从哪里去找“关系户”来收留这些“私生子”呢？无人收留，就无法送审；不能送审，就无法取得做官资格；做不到官，眼下大小特务怎样摆平？虽然徐恩曾有一套大义凛然的特务理论，所谓“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不为发财，不为升官”等等，但到了这个火候已无济于事了。有的特务撕破了脸皮，公开向徐恩曾较劲，中统老特务刘不同就骂街：“天下乌鸦一般黑，明明是乌鸦，插上花毛也不会是凤凰。我是当婊子的，我不要砌贞节牌坊！说我们不想几个钱，那孔祥熙也可以称为孔夫子大圣人了。”刘不同素以卖粗出名，这一番全无廉耻的“婊子论”，却越发引起众多大小特务的共鸣。

徐恩曾急了，眼看久抑的火山要喷发，他想到蒋先生当初“必须放手大干”，“一切不成问题”的许诺，现在一切却成了问题，于是，只得硬着头皮到蒋先生面前再走一回通天的捷径。徐当面向蒋汇报了特务们面临的现实情况，不揣冒昧地向蒋建议：把国民党党务机关的特务一律报请中央党部作为“具有从事党务工作的年资，参加中央党部工作人员”送审。让徐大为感动的是，蒋不打任何官腔，竟当场批示照准。其实，在蒋介石认为：国民党机关的大小官僚有如过江之鲫，早已是数不胜数，人满为患。然而，官僚再多，也不缺几个特务的官帽。况且，特务这个工作，是不可没有的，没有了他们，谁来做我的耳目和心腹？

徐恩曾拿着蒋的“尚方宝剑”，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从此，做特务的每人都发了一张“甄审证书”，有所谓“同委任”、“同荐任”的，亦有所谓“同简任”的，每种之中又分若干级。然后拿了这个“宝贝”，再送铨叙部，经过一番官样文章，总算堂而皇之地变成了政府官员。从此，国民党政府机关的正式官员中，开始有了特务这个职业。本来都是一些来历不明的“黑货”与“私生子”，一下子都成为光明正大的党国“干部”。特务们皆大欢喜了。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

徐恩曾笼络控制特务的另一个花样，就是不惜把特务机关办成“夫妻店”、“兄弟行”与“家族村”，不但徐恩曾带头把自己的子侄甥舅、三姑六姨，大量引入特工部门，而且也鼓励特务们群起效尤，以达到多多益善的目的。结果，在特工总部中，夫妻、兄弟、亲友、邻居等，不但同场献技的现象十分普遍，而且满门“忠义”的情景也很“感人”。特务万大镛在人事室工作，他的哥哥在书记室当秘书，他的妻、妻妹亦分别在会计室和文书股为党国效力；特务李约勒加入了中统，他的妻子和妻妹也都义无反顾地成了党国的“无名英雄”；中共叛徒胡洪涛跟着顾顺章“反水”后，利用回丹阳家中的机会，竟把自己的表弟林金生、林成荫都带了出来，林金生成为顾顺章的保镖，林成荫成为顾顺章的学生。特务中较为普遍的是“夫妻店”现象，诸如：第一组有特务张彼得夫妇；第二组有叛徒王维理与张丽芬夫妇，叛徒郭乾辉夫妇；交通管理处有黄丹诚与张立夫夫妇、陈玉堂与胡淑宜夫妇，等等。若按国民党机关的官样文章规定，凡属至亲不得在一个机关工作，关系太靠近了，难免处事不公、一碗水端不平。但徐恩曾不怕，在他认为：特务这个行当，本是个臭名远扬的恶性职业，真正有权有势、有名有利的人，是不往这个行业里钻的。如果没有点好处，以天下之大，谁肯投奔你这个山头，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了。再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大家在这里都成了“特务世家”，正是一个“连环保”，也就都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存共存，一亡皆亡，也就不怕他不成为“朝廷心腹”，对党国、对团体不忠不义了。

徐恩曾提倡当特务要搞“全家福”，这当然是他的高明之处，但是，这并不是他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问题上，站得高、望得远、看得深，并且能够说出一番大道理的，是特工总部的后台大老板陈立夫。陈立夫曾经与徐恩曾、张道藩、余井塘等CC集团的高干们畅谈国民党人事关系的秘诀：我们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们党政军各级机关的人事关系。看起来，好像是蛮复杂的，其实并不太复杂，而是很简单。关系不外三种：一是政治关系，二是经济关系，三是亲友关系。政治关系是上等关系，政治关系就是组织关系，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样的事业，而且身体力行干了同样事业；以组织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生长一切应有之物，这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常规作法。有政治组织才有力量，用这个力量才可以产生政治要求所需的结果。北洋军阀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不及我们，所以他们完蛋了。共产党把这个关系当作唯一的关系，所以他们打不散，弄不倒，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许多人不重视这个首要的关系，另作打算，找到另外两种关系侵犯了这个最要紧的政治关系，是我们的致命伤。第二种关系，美其名曰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上下串通、营私舞弊、共同贪污的发财关系。如果军需同部队长没有这种关系，军需干不好，干不久，否则部队长是我们所谓聪明人要骂的大傻瓜；如果长官和总务关系好，除开钱以外，很难有别的主要内容。在发国难财的时期，这个关系压倒了一切其他关系。第三种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其实是裙带关系。老婆娘家的人，不止于是小舅子，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亲戚，凡是关系扯得上的人都应当列入这类关系。我们各机关里如若进行一次这种关系的调查，我敢说恐怕要占半数以上。这种关系不是我们发明的，中国自古就有，不过有时候厉害。有时遇着高明的帝王将相就压抑一下，可是不能消灭。凡是一个政府要倒霉的时候，必然是这种关系猖獗的时候。除开裙带关系，属于这一种关系的还有同乡、同学、同宗、同族、同什么什么这许多同，于是就靠着这个同字，一同升官，一同发财。我们要想打破它，什么办法都无效，只有用法子代替它，就是用第一种关系代替它，当然也代替了第二种关系。可是今日挟着后两种关系的贵人们扶摇直上，几乎把第一种关系排挤到难以存在的地步，这多可怕，这多危险！

站在国民党的角度看问题，陈立夫的确是一位明白人，他几乎是用一件“皇帝的新衣”，把国民党人事制度中的所有弊病与丑恶，都赤条条地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看得明白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包括陈立夫自己，他都没有能摆脱他所谴责的第二种、第三种关系，不用说他手下的徐恩曾了。自然，这也不能一味地责怪陈立夫与徐恩曾，正如陈立夫所说：凡是一个政府要倒霉的时候，必然是这种关系猖獗的时候。恰恰是国民党政府到了倒霉的时候，所以从CC集团，到国民党特务机关，都是裙带关系与发财关系猖獗的时候。陈立夫不能完全看到这一点，徐恩曾也不能完全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又不能说是个完全的明白人；也许他们心里明白，但明知做不到，所以嘴里不愿讲出来，这种大概叫做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吧。

就政治头脑来说，徐恩曾自然没有陈立夫那么明白，然而，就个人气质与性格来说，陈立夫又不及徐恩曾复杂了。在国民党内，陈立夫的强势作风与刚悍性格是出了名的，在这方面，他倒是个比较容易看得明白的人。但是，如果用这样的观点简单地看待徐恩曾，那就大错特错了，徐恩曾不是一个容易看得透的人，因此，要分析他的性格，不是个一言可尽的话题。

徐恩曾做了15年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其双手到底沾了多少共产党人和民主爱国人士的鲜血，这大概是徐恩曾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从共产党人这方面看，他自然是个穷凶极恶、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从政治上各为其主来说，徐恩曾做了这样多的坏事，不免要成为国民党的英雄人物了。恰恰相反，即使是在国民党的阵营里，徐恩曾也是个观感甚差、口碑不佳的家伙。不然，他的下场也不会那么不堪回首了。客观地说，徐恩曾的两面不讨好，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主要是他所从事的职业决定的。共产党人骂他是反共的刽子手，是因为他是国民党特务头子，以反共为职业；国民党人又骂他反共不力，是因为对他的反共职业期望值太大，而这个职业又不容易做出成绩。换句话说，即使换了别人，其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如果单纯从政治上看问题，徐恩曾算得上是国民党的英雄，但只不过是悲剧式的角色。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分析一下徐恩曾的个人气质与性格，却不是那么简单了，这方面始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即使是在徐恩曾“盖棺”多年之后，也是一个不大好“论定”的事情。总的来说，徐恩曾虽然是一个阴险毒辣、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却没有一般特务头子表面上所具有的那种凶狠霸道、满脸杀气的“吃相”，即便是在今天，许多曾经在徐恩曾手下工作过的中统特务，在回忆时也都讲到徐恩曾对部属很少发脾气骂人，平时甚至连重话都不大讲，对待叛徒尤其谦和客气，说话时柔声细语、面带微笑，确有一种温文儒雅的长者风范。

若就此认定徐恩曾对特务是一种菩萨心肠，那自然是大错特错。徐对待部属固然“谦和”，却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内在气质，许多中统特务，即便是濮孟九、王思诚、张国栋等追随徐恩曾多年的高级干部，对徐也是十分畏惧，奉命唯谨，深恐徐施以不测之威。据说，如果是徐主持召开高干会议，徐如有询问，大特务们都是谨言慎语、斟酌再三，生怕在徐面前说错了一句话而失徐欢心。事实上，徐对部属非常严厉，稍不如意，脸色一红一白，令人可怖，既叫一些特务下不来台，也让特务摸不清他将用什么方法来收拾你。徐骂人的话并不算难听，但用语颇多挖苦。比如，有时徐交代秘书代拟文稿，若不合其意，他并不指出你某一点写得不好，而是说你昨晚一定没有睡好觉，叫你先去睡上一觉，等头脑清醒了起来再写，如此弄得你啼笑皆非。徐的私人秘书李建华描述他的这种喜怒无常的性格时，深有感触地说：“有时令人喜出望外，有时令人痛不欲生。”

阴险而不蛮横，恶毒而不粗俗

徐恩曾的另一个特点是能够严守秘密，不喜多谈往事，几乎守口如瓶。平时，则喜欢装神弄鬼，故作神秘。他在一般特务面前从没有多话，命人做事也只有三言两语，甚至藏头露尾、莫测高深，一切只待部属自己去揣摩意会，这就不免使特务们在办事的过程中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在心理上就有了一种威慑感。大凡遇有重大问题不能决疑，徐一般也只和少数心腹大特务商量，诸如顾建中、濮孟九、王思诚等人，都算得上是徐的智囊人物。有时为了保密，甚至采用到郊外野游的方式，以避开众人耳目。在重庆时期，徐每遇大事，往往自己驾车，带着这些谋士，驱车到北碚、南温泉等处密商，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由于保密的需要，徐对自己的私人秘书也防范甚严（自然也是接受了过分相信钱壮飞的教训），方法就是对这些人决不使用太久，注意经常调换，以防私人秘书在自己身边太久，知道的事情太多，一旦不测，则易受其牵制。

真正了解徐恩曾底细的特务都认为，徐恩曾的个性大抵可以用“阴险而不蛮横，恶毒而不粗俗”这两句话来概括，也就是说，在他那温柔、儒雅的外表下，隐藏的是一颗险恶的居心。比如，在中统内部，特务因违纪而被徐下令扣押的，也不在少数。调查科特务叶敷英，因吸食鸦片，被徐扣押很久；特务胡洪涛在做青浦县警察局长时，因一笔小数目的贪污，被徐扣押年余。按国民党的惩戒条例，虽然关几天禁闭，并不算一件大不了的事情，想想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只因“不听话”，还被蒋介石关押了229天，如果相比于戴笠对手下大特务也是动辄关押，则徐恩曾偶尔摆弄一下这一个镇山法宝，简直就是“王道”的典范了。但是，徐生性多疑，对部属的猜忌防范心理特别强烈，对经过处分的违纪特务尤其如此。诸如，凡有特务被关押后，释放时大都要经过他的“个别谈话”，恢复工作时，也不加其他方面的惩处，以防特务对他怀有憎恨心理。但是，事情并不到此结束，徐恩曾照例还要在暗中布置心腹特务对其进行监视，经长久考察，确信这个特务没有不满情绪，也不再触犯什么，且对他怀有感激心理，他才算放心。对于中共叛徒，徐恩曾表面上客客气气，十分尊重，也能放手使用，以尽其才。但是，事实上没有哪个中共叛徒不在暗中受到严密监视，心怀异志的“超级叛徒”顾顺章自不必说了，即便是后来叛离红军的中共叛徒何畏（曾在张国焘手下任红九军军长），自进入中统后，徐恩曾不仅在衣食住行上极为关心照顾，而且把何的妻儿也接过来，一起招待。徐本人也不时到何住处看看，问长问短，表示关心，何感激涕零，也就在反共方面特别卖力。然而，徐密派另一个叛徒杨为同何接近，表面上是交流心得，研究问题，相互提携，共同“进步”，实际上则是奉命对何进行严密监视。与此同时，徐又命王思诚密派人监视何、杨的一举一动，每天均须书面报告。这样的连环监视进行了两年之久，才稍有放松。

徐恩曾的再一个特点就是为人鄙吝、爱财如命，把一个铜钱看得有磨盘大。徐的“算小”竟连自己身边的穷秘书也不肯放过。按规定，徐的私人秘书必须到他的公馆里为他做事，工作量之大每天均达十几个小时，可是除了一日三餐免费外，从徐那儿是得不到任何额外津贴与好处的。其实，这也就罢了，大凡在徐身边工作的秘书，也都深知徐爱财如命的习性，也都不奢想能从徐那儿得到额外的好处。问题是徐公馆每天来往客人很多，徐为了要穷秘书们帮他支撑门面，竟规定私人秘书的衣服要穿得像样些。可怜的是，这些穷秘书别无生财之道，如何能够“翩翩”？徐的私人秘书李建华有一次哭丧着脸对中统特务赵毓麟说：“我要学习唐朝的韩愈，写篇送穷文送走穷气。”据赵毓麟自己说：因为他的家眷在银行界工作，收入颇丰，经济上不觉困难，遇到和徐恩曾外出，在外饮食时，都要由他掏腰包，徐则心安理得地“打秋风”，摆出一副穷酸相，实在是让人不想看。

徐恩曾是一个变化莫测的多棱体，许多初与其接触的人，往往被他的表面现象或某一方面的个性特点弄得迷惑不解，似乎与头脑中的传言相去甚远。而实际上，这些传言或接触，虽然不能说不真实，但了解的都只是徐恩曾的一个方面，因而又可以说是不全面的。总之，无论什么人，要想三言两语地就概括一下徐恩曾的个性特点，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徐恩曾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复合体。

从本质上来说，徐恩曾的复杂与矛盾个性，是来自他的那个复杂与充满矛盾的生长环境。徐恩曾出身于一个封建地主兼商人兼官僚的家庭，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保守思想，资产阶级追求现代文明与个人享受的理想道德，封建官僚阶级的官本位意识等等，都在这个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少年徐恩曾在这样的家庭中耳熏目睹，近墨者黑，长大后成为一个集封建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大官僚阶级思想与作风于一体的“怪胎”，是毫不奇怪的。加之，徐恩曾从小就接受四书的教育，对孔圣人的“语录体”，情有独钟，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有“所过者化，所存者仁”等圣训，有着浓厚的封建道德和儒家思想；徐恩曾长大后进入南洋公学上院电机工程科学习，接着又赴美国留学，开始接受现代科技文明的教育，头脑中又逐渐开始向往先进的资产阶级文明，甚而唱出了把中国“统统交给美国代管50年，那时再交给中国人自己管，中国便可以富强了”的高论；徐恩曾当上特务头子后，通过阅读《墨索里尼成功史》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等书籍，积极参加CC系的法西斯小组织“青白团”的活动，又进一步接受了纳粹法西斯思想的熏陶，从而以墨索里尼、希特勒、蒋介石这样的法西斯领袖自许，立志要做一个强势人物。此外，徐恩曾对基督教、小乘佛教虽说不上信仰，但也喜欢凑凑热闹，与第三个老婆费侠结婚时到耶稣教堂举行婚礼。其母去世，请上几十个和尚念上几天几夜的佛经等等，也做得煞有介事。徐恩曾比较迷信的是阴阳八卦、看相算命等江湖术士的一套，他本人不但要偷偷地找一些所谓的“大相士”算命看相，而且还把一个恭维他有“出将入相”之相的江湖术士引到身边做特务，以“相术”贡献于国民党的特工活动。

徐恩曾如此兼收并蓄，自然会给他的思想个性带来复杂的影响。从徐恩曾平时崇拜的一些历史人物来看，也可以看出徐恩曾在思想上的矛盾之处。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三个人是徐恩曾终身崇拜的政治“大腕”，一个是被称为立德、立言、立功的“完人”曾国藩，一个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一个是中国现代工程师之父詹天佑。因此，徐恩曾常看《曾文正公家书》，甚至几次想学习曾国藩写日记，只因没有恒心，始终没有成功；徐由于崇拜主办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虽然当上特务头子，但对工程师的头衔仍奉为至宝，始终不肯放弃，不但积极参加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各种活动，甚至亲自动手为工程师学会主办的刊物写文章，而且通过多方钻营，被“选”为工程师学会副会长，成为工程师学会的实际控制人之一。但是，对徐恩曾影响最大的当为张之洞，因为徐恩曾的一生，实际上可以用张之洞的一句名言来概括，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也有称作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这就是说，徐恩曾实际上是一个以资产阶级现代科技文明包装起来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卫道士。从他的言行举止看，无不显示出他是一个充满洋味的新派人物，而在他的思想深处，则浸透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毒汁，“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徐恩曾。

特工渗透运动

中统特务向国民党政权的公开机关作渗透活动，是从向帮会力量的渗透开始的。最初，中统特务人微言轻，打不进正牌子的党政机关，只能先与帮会力量掺和到一起，鬼鬼祟祟地做点事情。自称是中统首创成员的黄凯回忆，他在出任调查科武汉特派员以后，徐恩曾曾给他和蔡孟坚发来一道密电，命他们参加洪门，拜洪帮大头目杨庆山为大哥。黄与蔡一起通过烧小香的秘密仪式加入洪门，成为杨庆山的小兄弟，被尊称为当家三爷，几个等而下之的小特务也摇身一变成了帮会分子，荣升为洪门五爷。这是徐恩曾觉察到帮会流氓的力量，通过特务中的骨干分子渗透到帮会中去的开始。不久，徐恩曾决定将武汉地区交给蔡孟坚负责，而将黄凯调任上海特派员。徐恩曾又给黄凯发来指示，命令他上任之后首先要完成三件大事：一、拜访脚踏青、洪两帮的大帮会头子杨虎；二、拜见上海闻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青帮大亨；三、拜杜月笙为师，加入青帮。黄凯对前两件事照办不误，对第三件事也没有异议，只是通过张冲向徐恩曾提出：“是否可以自行选择老头子？”张冲说可以。于是，黄凯拜陕西人、有学问的徐朗西为师，变成了上海青帮的第二流人物。

但是，青、洪帮都属于秘密会党性质，它的基本特性与特务组织相近，既不能完成秘密组织所不能从事的公开活动，也起不到为特务组织分流人员、缓解经费困难的作用。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许多地区的青、洪帮组织更演变成社会流氓与政治地痞合流的大杂烩。利用这些帮会流氓从事特务活动，虽然也可以办成一些事情，但力量终究有限，而且在与组织十分严密的中共地下党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可以说是于事无补，甚至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于是，徐恩曾、张冲等人不得不另辟蹊径，考虑如何向国民党政权的公开机关渗透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固然也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上海警察局等公开机关取得某些进展，但真正肯与特务组织合作的公开机关并不多，成果也不显著。应当说，中统大踏步地渗入一些公开机关，是从扛着反共大旗，抢占国民党反省院开始的。

国民党设立反省院始于1930年，据说，这是基于国民党内民主派的领袖人物邵力子先生的建议。自四一二事变以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概括起来只有一个字，这就是“杀”。当时有句口号：“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为了要追杀一个共产党，竟要拿九百九十九个非共产党人“垫背”，此等灭绝人寰的疯狂政策，能不能把共产党赶尽杀绝，且不去说它，只说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路“格杀勿论”下去，使社会处于极度恐怖之中。恐怕不等将共产党赶尽，国民党自己就被这种自毁政策“杀绝”了。邵力子是一位有头脑、有见地的政治家，他看不下去了，便向蒋介石建议：“得人心者得天下！”如此滥杀无辜、灭绝人性、丧失人心的屠杀政策，如何能得天下？蒋介石想想邵力子的建议不无见地。于是，蒋当即要陈果夫、陈立夫等人根据邵力子的建议，研究一个“不杀人”的办法。二陈兄弟又找了叶秀峰、徐恩曾、张冲等特务头子密议，一番苦心孤诣地讨论的结果是，决定在各省建立“反省院”，把捉到的共产党或“赤嫌”送进去，“吾日三省吾身”，强迫他们进行“反省”，从而将他们改造成忠于党国的“新人”。

按共产党人的看法，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由过去单纯的斩尽杀绝，过渡到用“思想感化”进行辅助，只不过是在暴力镇压的“一手”之外，又加上了政治欺骗的“一手”。也许邵力子的本意不在这里，不过，由“一手”政策变成了“两手”政策，这自然是国民党统治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相对而言，对共产党人的威胁也就更大了。

设立反省院，的确是国民党推进反共斗争的一着要棋，其效果，据说比过去一味地“杀！杀！杀！”自然要好得多了。只是，按国民党的统治体制，反省院隶属于司法院，受当地高等法院的管辖。成立之初，由于司法人员的反共水平太差，徐恩曾不满意，认为没有起到它应该能起到的作用，应予整饬，最好是将它交给反共权威机关特工总部直接掌握控制。徐恩曾为此从特工的角度，设计了一整套如何加强对反省院领导的管理办法，向陈果夫、陈立夫建议，由中央组织部出面，向司法部门接洽交涉，由调查科派人提高反省院的管理水平，扩大“自首”潮流，弱化或消解共产党人的力量，巩固党国的统治。徐恩曾认为，这里虽然涉及一个敏感的权力分配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只要打出反共的大旗，问题往往也就迎刃而解。果然，司法部门不但欣然接受陈氏兄弟的这一反共大计，而且还以谦谦君子的“大度”，接受了徐恩曾“得寸进尺”的要求：同意由中央组织部选派调查科特务担任反省院院长。这样，从1932年开始，计有首都反省院院长游定一与廖家楠、江苏反省院院长刘云、安徽反省院院长仲建辉、湖北反省院院长黄宝实与郭良牧等，已经改由特工总部的特务担任。

从此以后，反省院在形式上固然仍归属高等法院，而实际上已改隶徐恩曾的特工总部领导。徐恩曾甚至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科，主管反省院的业务，科长王剑虹、干事万大鋐等特务，以后也都成为中统局时期的反共专家。为便于指导公开机构反省院的工作，徐恩曾将这个科放在南京丁家桥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内办公，全部活动仍受特工总部控制。为了把反省院真正办成“徐氏客店”，徐恩曾接管反省院后，便开始进行整饬。第一步，就是对反省院进行“大换血”，对于反省院原有人员，除少数被吸收为特工总部的特务外，大都遭到被“整肃”的命运，并陆续由特务补充。

徐恩曾的反共水平，当然不是那些旧司法界人员所能比拟的，反省院改换门庭后，“反省”水平也开始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花头翻新，奇招迭出。比如在政治训练方面，徐恩曾“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三反”纲领，即：以全民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以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以“三民主义”（蒋氏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等等；在扩大“自首”的手法上，强调以巧妙的“政治宣传”代替单纯的谩骂诬蔑，以充满人情味的“思想感化”代替单纯的身心虐待等等；在政治宣传与“思想感化”过程中，注重倡导儒家礼教，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普遍性原理，故意摆出一副客观公允的口吻说：共产主义理想也许不错，但那是苏俄的东西，唯不适合中国国情，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了；对于青年人参加革命，徐恩曾以一种通情达理的大度口气说，这只是职业选择上的错误，非革命与反革命的选择，以此淡化青年的革命理想以及与当局的敌对情绪等等。为了测试“反省”成绩，徐恩曾规定在六个月“反省”结束时，须进行一次考试，试题不外是“对苏联的认识”、“中苏关系”、“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比较”、“自觉觉人说”等敏感的政治问题。如被特务认为考试不及格，则须留级，继续“反省”半年。“如果三期不及格，便要枪毙”（徐恩曾深知“思想感化”不是万能的）！考试及格的，则发给一张“准予自新”的证明书，从此被称为“自新人”，虽被释放，却要接受当地中统特务机关三年的管制（可见仍属于“异类”），参加所谓“自新人员训练小组”周会，汇报自己一周中见过什么人？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如若与特务的秘密监视记录稍有不符，就有重新入监的危险。如果“自新人”失踪，则株连亲属，父、母、妻、子、女等均可代其入监，以迫令“自新人”出现等等。

徐恩曾的这几手，颇见其反共“功力”。据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饬，“反省人”中叛变革命的虽然仍在少数，但大都办理了“自新”手续，与组织脱离关系，停止革命活动，也有继续坚持地下活动的，但已经是地下的“地下”了。徐对反省院的工作十分重视，除本人亲往视察外，还规定各反省院都要定期向他作工作报告，首都反省院院长廖家楠甚至可以“享受”参加特工总部工作会报的“殊荣”。据说，这个院还设有特别监狱，并配有电刑等各种“先进”刑具。可见，徐恩曾的“吾日三省吾身”也并不完全靠讲“大道理”，若仍有执迷不悟，而不肯“反省”的，对不起，亦只好大刑侍候了。反省院在卢沟桥事变后，于形式上宣布取消，但接着成立的“青年营”、“劳动营”、“和平救国团”等法西斯集中营，不过是反省院的别名而已。

继各省反省院特工化之后，徐恩曾渗透并控制的第二个公开机关是邮电检查所。国民党的邮电检查活动始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徐恩曾、张冲等人认为，利用邮电通讯进行反共侦查，是一大发现。1931年冬，经徐、张策划，决定首先从南京、上海两地开始，进行邮电检查活动，意在从邮电通讯中发现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活动线索。这项活动由秘密而公开，由布点而全面，声势竟越搞越大，以至很快在各大城市公开挂出了邮电检查所的招牌，到1935年成立以陈立夫为首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时，专门为之成立第三处（特检处），主管该项业务，可见这个时候的邮电检查，一定是卓有成效了。中统的邮电检查活动后来受到以戴笠为首的军统特务的挑战，到抗战期间，中统特务在军统特务的压迫下，不得不相继从邮电检查领域中撤出，这是自徐恩曾以下的所有中统特务都感到深为耻辱的失败。

相比较于反省院的早年夭折和邮电检查所的大权旁落，盐务缉私督察处算得上是徐恩曾渗透得最有成效，控制得最久的一个公开机关了。徐恩曾控制反省院主要是出于反共目的，控制邮电检查所重点是出于扩大情报来源，而控制盐务缉私督察处主要动机则是出于开辟新的生财之道。事情缘起于蒋介石在特工经费上的分配不公。此前，德、意军事顾问和复兴社头子刘健群都曾向蒋介石献计：要强化军队，首先要强化军方特工，把“纳粹”具体化。此计大概正中蒋介石的下怀，蒋大悦之下，把复兴社特务处的经费从每月20万元猛增到80万元，而特工总部仅从每月20万元增加到30万元（都在蒋的机密费项目中拨付）。蒋的厚彼薄此之举，无疑深深地刺痛了徐恩曾。俗话说：“一钱做单客，两钱做双客”，有一个钱才能办一个事，要想与戴笠一争短长，再向老蒋请求增加经费是不可能的了，非另筹经费渠道不可。徐恩曾向中统后台老板陈氏兄弟求援，并向幕后高参张冲等人问计。陈果夫在自己掌握的中央财委会华侨捐款项中每月拨出10万元，算是对徐恩曾的奥援；张冲拿不出钱，但贡献了一个扩大盐务调查机构的方案，用以解决特工总部的一部分经费问题。据说，张冲的这一建议，被陈立夫、徐恩曾、顾建中等人认为是“天才的发现”，并为之“欢欣鼓舞”。

所谓“扩大盐务调查机构”的方案，是指通过建立盐务督察制，在财政部盐务总局设立“盐务缉私督察处”，由特工总部派特务掌握运用。从中统这个角度说，在公，可以大量增加国库收入，巩固党国的经济命脉；在私，可以安插大批特务进入盐务缉私部门，还可以从缉私中捞取外快，以弥补中统经费之不足。张冲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正是1933年。其时，孔祥熙通过宋蔼龄的谋划，从小舅子宋子文手中一举夺得财政部长一职。孔新得宝座，固然是一副顾盼自雄、踌躇满志的样子，但因羽翼未丰，基础未固，却也不免有些惴惴不安，在党内的一些重要派系面前，也就越发地做出一副好说话的样子。如此，徐恩曾提出的关于中统特务插手盐务督察的方案，一经党国大佬陈立夫当面向孔祥熙说项，孔也就异常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徐恩曾派出手下的大特务杨兴勤、顾建中，分任盐务缉私督察处正、副督察长。此外，第一批经徐挑选赴盐务督察处任职的特务就达200余名。这些盐务“钦差”经过一番短期培训，即被派出，由杨、顾率领赴盐务缉私督察处上任。此后，以杨兴勤、顾建中为首的这批中统“新进”，依靠CC系和特工总部的团体力量，又陆续抢得一些地方催运局长的职务。又以后，因杨兴勤企图发展独立于特工总部之外的个人势力，被徐恩曾断然赶走，由顾建中、李熙元继任正、副督察长。从此，在徐恩曾的遥控下，中统特务在盐务界独树一帜，自成一系，成为一股很大的势力。

在盐务督察之后，徐恩曾的计划是兼办税务督察。遗憾的是当这项计划拟就时，孔祥熙在财政领域的宝座已经坐稳，陈立夫等党国大佬在他面前已经不是那么好说话了，拖到1936年，孔勉强同意由徐恩曾推荐了数十个特务担任税务督察。这批特务进入税务后，虽然也是锐意进取，反复钻营，并且也有极个别混到省税务局副局长、地区税务局长的，但在税务方面的力量终究有限，未能形成气候，以后又被孔手下的干将、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以特务不能兼税务为借口，裁撤不少（四川有六个税务分局长由中统特务控制，竟被高一次裁撤五个），中统在税务的力量也就日渐式微了。

盐务、税务之后，中统特务的“外放”活动卓有成就的，要算是打入司法界了。本来，司法系统选用法官、检察官还算是相当严格的，即便是具有大学或法律系专科毕业资格的人，在考试或录取后，都还须经过一段时期的学习，才可以派充法官。因司法界用人之严，故有“铁门槛”之称。科班出身的要跨过这道门坎尚且如此之难，何况“野路子”出身的中统特务了。但在1934年之后，情况为之一变。这一年，陈果夫扛起“司法党化”的大旗，率领CC军团，横扫司法界，先后将自己的亲信弟子洪陆东推为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相当于今天的第一副部长）、将洪兰友推为法官训练所所长。自此，法官录用资格与任免的大权，均入CC系之手，CC分子开始被一批又一批地引入法官、检察官之林。趁着这股狂潮，徐恩曾在取得陈果夫、陈立夫、洪陆东、洪兰友等人的同意后，争得了法官训练所第五、六两届学员的资送权。徐恩曾于是挑选了150名特务送入法官训练所，经过六个月的学习，即算是毕业，全部由司法行政部派任各级法院的检察官。从此，腰里别着手枪，心目中从不知法律为何物的特务，竟然也堂而皇之地进入检察官之林，要为中国的老百姓打抱不平了，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此外，被中统特务先后打入的公开机构，还有教育、文化、新闻、交通、粮食、农业银行等系统。这其中，被徐恩曾把持最久、影响最深的当数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了。从中央电台建立到最后结束，始终就是陈氏兄弟及徐恩曾掌握和运用的一块“自留地”。

在特工渗透运动中，徐恩曾总结了一套理论和方法，谓之“挖根移植”、“鸭卵鸡孵”、“换骨夺胎”等等。但是，让徐恩曾气馁的是，无论他使出什么镇山之宝或秘密武器，与特务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警察系统，中统始终未能真正打入，这不能不归之于戴笠防守之严密，也不能不说是徐恩曾之无能。中、军统在警察系统之争，也始终成为贯穿徐恩曾15年特工生涯的一条“热线”。

“猪多肉贱”

猪多肉贱，这道理人人都懂。所以，绝顶聪明的蒋介石在特工总部之外，又弄出一个复兴社特务处，使其与特工总部之间相互牵制。这样一来，不论中统，还是军统，谁都不能在他面前“坐大”。对于这一点，中统的后台大老板陈立夫说得很清楚，他说：“人办事，要用脑筋。用脑必先目有所见，耳有所闻。而且，耳与目不能只有一个，必须有双耳双目，才能兼收并蓄。因此，情报机关必须同时有两个，才能心明眼亮，决策无误。”这话说得委婉一点，但意思是十分明白的，即特务组织如果只有一个，领袖极易受其蒙蔽；有了两个，使其相互揭露、咬斗，他们也就不容易在领袖面前装神弄鬼了。

从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的整个历史来看，中、军统之争固然源远流长，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军统头子戴笠与中统头子徐恩曾之间，其实是既无夙怨，亦无新仇，用江湖上套话说，并无什么“梁子”。况且，戴笠在军方，徐恩曾在党方，本可以楚河汉界，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的。但老话说，同行是冤家，既然大家都是做特务，又都在蒋介石一个人手下做事，也就免不了像婊子在马路上拉客一样，争风吃醋、钩心斗角、磕磕碰碰的，弄出一些“鬼打架”的是非来。不过，从双方咬斗的规模与质量上来说，这个时期还只能说属于“小儿科”的范畴，毕竟没有达到像抗战后期那样“生猛海鲜”的水平。如果从争斗的态势来看，实实在在说，是中统发展在前，军统发展在后，许多领域自然是中统一步占先，风头出尽，处处压着军统。但戴笠偏是个不信邪的主儿，尽管拉“山头”拉得晚了一点，但并不自甘堕落，或妄自菲薄，在强劲的对手面前，倒也敢以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狂傲劲，处处要与陈立夫、徐恩曾等中统头目较劲，而且气势更壮，这就大出陈立夫、徐恩曾等党方特务头目的意料之外。两虎相争，也就免不了要有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了。

其实，早期的中、军统之争，尚无根本的利害冲突，咬来咬去，打的还只是一场“面子仗”，无非是在特务战线上，谁是老大，谁坐第一把交椅。当然，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戴笠要想从徐恩曾屁股底下争“老大”的交椅，殊非易事。但戴笠有个狗日的脾气，这就是霸王硬上弓，吃软不吃硬，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是要争。

据中统老特务黄凯回忆，在他出任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时期，因为先后破获并逮捕了中共高干杨匏安、第三党领袖邓演达、托派首领陈独秀等，又因为当时轰动一时的第三国际东方部主任牛兰案，以及上海虹口公园日军白川大将被炸死案等等也被外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误认为是黄凯所为。一时之间，黄凯成了党国的大功臣不说，竟糊里糊涂地被中统特务戴上“抗日英雄”与“国际侦探家”的桂冠。就在黄凯趾高气扬，志得意满的时候，祸事不期而至。他被通知赶回南京参加中统系统的高干会议。会上，陈立夫、洪兰友报告：戴笠在行动案件方面，已经后来居上了。据说，中统只在南京、上海、九江、汉口有行动表现，而军统的成果开始及于全国了。于是，中统高干们开始攻击黄凯，特工总部的工作落后，上海领导人要负责任，“因为他们成天抽鸦片、嫖妓女，私生活太坏，影响下级的工作情绪”。更有的主张“我们要学共产党，用铁的纪律巩固干部，该关的就关，功过不能两抵的”。

黄凯本是张冲的亲信弟子，与徐恩曾的关系亦好，与叶秀峰的关系则非常冷淡。于是，叶秀峰借机在这次会议上对黄凯大加攻击，厉声指责黄凯说：“黄同志在上海半年多了，布置些什么工作，除顾顺章外，你在共党中有多少内线？检查你的成绩，完全靠别人送上门来，如果不是军委侍从室照顾你（指杨匏安案、邓演达案、陈独秀案等，均为别人提供线索，黄吃的是“落地桃子”），可能整年不办一案。你再不努力，以后全部工作由姓戴的去做了。”黄凯对叶的指责不服，叶秀峰大怒，拍着桌子责问徐恩曾，姓黄的在上海有些什么贡献？徐恩曾也只好为难地说：“上海方面的工作确实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通过这次会议，陈立夫、徐恩曾等人作出决定，黄凯主动辞职，准备“好好反省一下”。同时成立肃反委员会，计划增设华东、西南、华北、华中、特区等五个分局，严订奖惩条例等等，决心与戴笠全面抗衡。

其实，从这个时期的“两统”之争来看，戴笠的势力固然发展很快，但也只是在行动案件方面有所表现，何况这些方面本就是军统的长处，并不能说是对特工总部构成了多大威胁，特别在反共成就与水平方面，军统则远逊中统多了。但党方特务机关对这个“面子”却十分重视，借批判黄凯以整顿中统内部的腐败作风。可想陈立夫、徐恩曾也是用足了功夫的。

在这场“面子仗”之外，又有一场双方围绕“超级叛徒”顾顺章而展开的“人才”争夺战。做特务头子的都知道人才难得，这在“党国”来说，似乎不是一件坏事。问题是，如果戴笠的特务工作做出了突出成绩，于徐恩曾的面子往哪里搁？反之亦然。这自然又是双方的私心作祟。战火依然是戴笠首先挑起，徐恩曾曾经大度地将顾顺章借给戴笠用一下。戴笠发现顾顺章确是一代“特务大师”，竟想把顾据为己有，好在徐恩曾很快发现了顾的“新共产党案”，随之采取断然措施将其扣押。于是，这场战火也就如芒硝火焰一般的起来，又如芒硝火焰一般的熄灭，一场箭在弦上的“顾案”争夺战，结果成了敲破狗食盆，大家吃不成。

从规模上来说，“面子仗”与“人才战”都还是小打小闹，算是一场小接触吧，双方都还没有发展到真刀真枪地对着干的境地，中、军统之间演出的第一场“全武行”，要算是在这之后引发的一场争夺特工势力范围的“阵地战”。

本来，从双方的势力范围来说，虽没有明文张榜界定，但在特务处成立之初，蒋介石对此也有约定俗成的分工，即特工总部所任用的特务大都是出身于党政、教育、文化等部门，对搞党派斗争及文化教育界方面的情报比较熟悉，因此，一般涉及这方面的情报或行动，则大都指定徐恩曾去执行；复兴社特务处所任用的特务大都出身于军校学生，对搞军事情报和监视军队各级将领、策反瓦解杂牌军队、排斥异己势力，以及搞绑票、暗杀等活动，驾轻就熟，因此，凡涉及这方面的情报或行动，一般指定戴笠去做。

对于这个分工，徐恩曾自无多大意见，因为军队方面的情报与行动，他既无人才，也无经验，又无义务，自然不必多管闲事。况且，中国的军阀，从蒋介石开始，脾气大都是很坏的，一言不合，就有可能招来横祸。所以，军事方面的特工活动，徐恩曾做不了。戴笠则不然，他对这个分工，甚为不满。戴笠深知，反共活动是蒋介石的既定国策，也是特务活动的重中之重，若按这个分工，反共方面的特工行动，只好归党方负责，自然是徐恩曾大占便宜。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戴笠对反共活动似乎也没有“真才实学”，他自己手下的一班汉子，在思想、道德、文化、气质等各方面的水准，均与中共人员相去甚远。加之戴笠在反共心情和反共策略上，又处处表现得急于求成，只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把中共地下党扑灭，大凡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线索总是迫不及待地一拥而上，赶紧收网、破获，结果总是因中共地下组织的严密与中共人员的坚贞不屈而使线索中断。

当时，陈立夫对于中统组织作为反共的权威机关，受到各方面的推重，也是颇为自许的，对于戴笠在特务行动中动辄绑票、暗杀的土匪作风，颇有些不屑一顾。一次，陈立夫被徐恩曾请到特工训练班讲述情报业务的政治要求。课后，陈对徐恩曾等人说：“戴雨农欢喜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这说明，当时军统和中统两大特务组织在特务活动的分工上，是各不相同的。

“鬼打架”的故事

中、军统的活动范围，虽然有约定俗成的划定，但是，有一个重要领域却难以界定，这就是邮电检查业务。又由于邮电检查业务对特工活动关系极大，这样一来，中、军统大战，也就随之在这个领域里如火如荼地展开，以至双方为了争一个情报，夺一个岗位，常常弄到大开杀戒的境地。1935年5月4日，蒋介石为了让徐恩曾与戴笠之间能够多一点“和为贵”的精神，少一点“鬼打架”的故事，下令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派陈立夫出任局长，派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出任副局长。局内设三个处：第一处即党政处，为特工总部方面的全部人马，处长由徐恩曾担任；第二处即军警处，为复兴社特务处方面的全部人马，处长由戴笠担任；此外，蒋还成立了第三处，即邮电检查处，主管邮电检查业务，处长派局本部秘书丁默邨兼任（后由金斌担任）。由此，邮电检查业务第一次独立出来，归入军委会体制，也就是出于减少中、军统矛盾的初衷。

从名义上来说，第三处自成体系，既不归一处，也不归二处，由局本部直接领导，似乎是一碗水端平，皆大欢喜了，其实却不然。三个处从合署办公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闹鬼”。围绕第三处的争夺，双方更是打得头破血流，鬼哭狼嚎。其实，所谓的合署办公，从一开始就停留在一纸公文上，再无下文，最起码的要求，便是连办公地点也从未合到一起。当时，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非园；一处对外联络地址仍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对内则在南京道署街132号（即中山王府）；二处对外联络地址在南京鸡鹅巷53号，对内则在南京洪公祠1号；三处的地址在山西路。局本部与三个处在四个地方联络，六个地址办公，真可谓政出多门，不知所从了。

从军警处处长戴笠来说，虽然在组织上并入了军事调查统计局，但在思想上压根就没有并入。他只知道他的顶头上司是中国的“第一号公民”、“万王之王”蒋介石，陈立夫、陈焯之流，算个什么东西，他从没有想过。遇有重大问题，戴笠照例是屁颠屁颠地往蒋介石那里跑，请校长“示下”；一般问题，对不起，也就不麻烦陈局长、陈副局长了，而是自作主张，自己拍一下板，也就决定了。可笑的是，蒋介石自己下令成立的军事调查统计局，又是自己直接任命的局长、副局长，可是，他竟然从未想到过凡涉及二处的问题，从体制与职责上来说，要听一听陈局长立夫、陈副局长焯的意见。戴笠怎么请示，他也就怎么指示；戴笠请示多少，他就指示多少。戴笠走了这个通天的捷径，陈立夫那个小小的局座，他也就更不放在眼里了。

结果，陈立夫坐在四条巷非园局本部的局长办公室里，终年收不到戴笠的一纸报告，发出的指示也是终年听不到一点回声，自知这个局长不做白不做，做了也是白做，不免就有了些冤气，多了些局长的脾气，是与非，也就更加“分明”。从此，在一处与二处的争吵中，索性就公开站在一处一边，为徐处长恩曾撑腰打气。

从党政处处长徐恩曾来说，自以为在政治地位上一处要高于二处，背后又有陈立夫作大老板，自然也不肯把戴笠放在眼里；加之戴笠从不讲究特工技术的粗鲁“吃相”，这在徐恩曾眼里看来，正如阿Q眼里的城里人，居然将长凳称为条凳，是很存着一种鄙视之心的。怀着这样的倨傲心态，徐恩曾与戴笠之间当然都不会有什么好脸色给对方了。不过，当时的一处与二处虽然都挂在军事调查统计局名下，实际上是隔处如隔山，双方并无什么公事往来，徐恩曾想找戴笠的麻烦，戴笠要找徐恩曾的麻烦，都不是那么容易，如果没有一个邮电检查处，成了双方急于要争夺的目标的话，是很可以比邻若天涯了。于是，许多“鬼打架”的故事，也就大都围绕三处展开。

从内部体制上来说，三处虽然直属局本部，但在工作内容上，主要是为一、二处服务。于是，徐恩曾与戴笠在表面上达成一个“君子协定”，邮电检查工作由两个处共同负责，邮电检查人员也由两个处协商派遣。比如说，在较大的城市，都设立了邮电检查所，如果所长由一处派出，则副所长须由二处派出，内部人事调遣，自然也要出以公心，尽量做到公平合理。

不过，官场上的事，讲究的就是一个翻云覆雨，说起来总是冠冕堂皇，做起来又都是男盗女娼，说的与做的从来都是两张皮，不搭界的。涉及三处的人事安排，第一个不买账的就是陈立夫，第二个不买账的要算是徐恩曾了。从三处的第一任处长丁默邨，到第二任处长金斌，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一处一边。丁默邨原是CC系的高级文化特务，在上海负责主编《社会新闻》刊物，借以从事反共活动；金斌原是首都警察厅的督察长，两个人都是陈立夫口袋里的人，并且都是由陈立夫一手保荐出任第三处处长。不但两任处长都站在徐恩曾一边，而且处内所设的指导、研究、总务等三个科长，也都由徐恩曾一手推荐中统特务应泽、陈季超、王汇百出任，使得中统特务在三处占有绝对优势。至于各大城市邮电检查所的特务，本来就是一处发展在先，二处发展在后，自然也是一处人员占优。有的城市邮电检查所，诸如南京、上海等地，从所长到一般工作人员，一处特务甚至占到十之七八，二处特务只占十之二三。所长一职也都是从一处派来，二处所能争取到的，大都是一个被架空的副所长。诸如南京邮检所的所长张志鹏、南京电检所的所长叶定，都是徐恩曾手下的特务，只有南京邮检所的一个副所长童襄是戴笠派出的。有时，二处即便能夺得一个所长职务，往往也要受一处副所长的欺侮。1935年，戴笠好不容易帮手下的特务俞耀夺得一个武汉邮电检查所所长职务，在赴任之初，即遭到一处出身的副所长高某的公开反对，俞耀亦只好忍气吞声地做事，以免闹僵了被赶走。有时，三处打着招考“特种通讯人员”的招牌，招收邮电检查人员，戴笠的人员打不进去，只好从社会上去物色青年，在暗中办理加入特务处的手续后，再秘密派他们去报名。据说，戴笠通过这种方法，曾经一次派出50余名特务打入三处工作。这固然也算得上是一支瞒天过海、暗度陈仓的奇兵，但戴笠为了要安排几个人进三处工作，竟要如此大动脑筋，可见徐恩曾当时对三处人事安排的把持程度，一定是到了水泼不进的境地，令戴笠为之头痛。

三处从上到下的实权都掌握在徐恩曾派来的特务手中，徐恩曾自然在通过邮电检查获取情报方面，要大为沾光。各邮检所凡有所获，按工作程序，首先要报送三处，然后再转送局本部处理。但在邮检所上报之前，已经由一处的特务在私下里报给徐恩曾了；到了三处承办该项业务的指导科科长应泽手中，在报送局本部之前，又再向一处密报一次，一处据此抢先处理后报送蒋介石，等到戴笠知道后，此事早成马后炮。如此，一处一步抢前，着着占先，这方面的工作更加主动。有时，二处的特务只能从一处特务那里偷看到一点，一鳞半爪地报告戴笠。戴笠由于不了解全貌，不敢就此处理，于是找出身二处的副所长核对，往往又是一问三不知，气得戴笠大为光火。二处的人被欺压到这步境地，戴笠内心的不平衡也就可想而知了。

据说，在有的邮检所里，一处与二处相互争斗，二处的特务因屡次失败，新仇旧恨，日积月累，以至内讧加剧，矛盾无法调和，不得不使出流氓手段，暗中将一处的特务置于死地。戴笠受压的状况，直到抗战以后，才有了转机。其时，蒋介石下令将邮检处（此时更名为特检处）划归军统领导，戴笠终于找到了彻底报复的机会，中统分子中，除少数与中统关系不深的低级人员转舵投入军统外，其余的百分之百被戴笠横扫出局。军统特务一个个扬眉吐气，莫不争相对中统特务进行报复。原南京邮检所副所长罗杏芳当上了重庆邮检所所长以后，公开发誓：“CC分子还想从我这里得到情报吗？对不起，老子请他们吃CC（湖南土话称尿为CC）。”话说到如此不堪入耳的粗俗地步，可见军统特务对中统的积恨之深。更有的军统特务利用职权，暗中检查中统函件，从中截取情报。徐恩曾与戴笠交涉，戴笠则一味与之打“太极拳”，敷衍搪塞，尔后指示手下特务改用更隐蔽的手法进行窃取，甚至加以扣留。徐恩曾恨之入骨，亦无可奈何，从此以后，只能尽量减少邮递，多用电报或秘密交通网的方法进行情报传递，以免泄密。

“共产党问题专家”

一般的说法，认为中统的历史虽然早于军统，但发展的结果，却是军统势力最大、人马最多、为祸最烈，相形之下，中统远逊于军统。其实，对此要作具体分析。即以反共来说，军统的为祸之烈，当在毛人凤时代。倘以戴笠时代来说，军统的恶名，一是始于暗杀史量才、杨杏佛、吉鸿昌等民主爱国人士；二是源于囚禁张学良、杨虎城等抗日爱国将领，这都是军统“行状”上的几大罪名。至于说到军统在戴笠时代的反共，其为祸之烈，远不及中统多矣！

从1931年4月“顾案”发生，徐恩曾就开始步入一个血腥反共时期。经徐主持直接破获的中共要案就有：1932年至1934年间，对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机关连续多次进行的破坏；1933年4至5月间，对中共江苏省委连续两次进行的破坏；1932年至1933年间，对共青团中央连续两次进行的破坏等等。在此期间，徐恩曾还领导特工总部先后对浙江省委、贵州省委、四川省委等中共高级机关实施了重大破坏，至于对中共区、县一级地下组织的破坏，当然更不是一个小数字了。

仅在“顾案”发生期间，被徐恩曾以及中统特务逮捕及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到底有多少，虽然已经无法查证，但是，用数以百计这个词概括，一定不是言过其实。据有的中统特务回忆及有关史料透露，仅在1932年12月至1933年7月的8个月时间里，经徐恩曾批准逮捕，并假手首都卫戍司令部在南京枪杀的中共党员，就有近百人之多。在共青团中央机关的两次大破坏中，先后三任团中央书记袁炳辉、胡敦云、王云程以及团中委吴振鹏、青工部长胡大海、团中央秘书长陈卓文等重要干部相继被捕，除吴振鹏坚贞不屈外，其他人全部自首。在这次“团中央案”中，光被捕自首者就达22人之多；从团中央机关到组织部秘书处、宣传部秘书处、接头处、保管室等重要机关，全部遭到破坏，团中央自成立以来所收集、形成、积累的大量宝贵文件资料（许多是来自第三国际、中共中央的珍贵文件），完整地落入徐恩曾的手中。几年间，相当多的共产党人与民主进步人士死在徐恩曾的枪口之下，几乎是更多的党内不坚定分子在徐恩曾的高压与诱骗下叛变自首，许许多多党的重要领导机关一次又一次地被徐恩曾率领的特务破获或破坏，这就是徐恩曾在反共方面的“为祸之烈”。徐恩曾在回忆录中，谈到顾顺章叛变案时，曾经说：“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的共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这当然是一个带有自吹自擂的数字，不过，即便打它一个对折吧，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徐恩曾在反共方面的“为祸之烈”。

徐恩曾能在反共方面形成一种巨大的破坏力，原因固多，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反共手法作了相应的调整，即由过去的一味逮捕、关押、屠杀的高压政策，辅之以一套比较系统的劝降、诱叛、“自首”的感化政策。在此基础上，徐恩曾十分注重通过特工训练班的方式，坚决地将这样一套“自首”叛变政策，系统地贯彻到大批中、下层特务中去，形成一个所谓“以组织对组织”的坚实基础，从而达到“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目的。特别是在实行“自首”政策的过程中，徐恩曾鼓励并提倡一种所谓“软着陆”的引诱方式，即一旦在基层发现了一名中共嫌疑对象后，并不是采取立予逮捕的方式，而是将他们称为“说服对象”，然后派出经过训练、具有较高劝降水平的特务，采取秘密方式来到说服对象家中，或者将说服对象带到偏僻的茶馆、清静的马路边，先与说服对象谈生活、工作情况，再谈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态度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说服对象自然是不会轻易表露自己的政治态度。这时，劝降特务就开始进行威逼利诱，宣传说：“你有妻儿老小，全家靠你养活，你参加反动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万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牵连吗？我们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点向政府自首，这样可以保证你的前途和家庭安全。何去何从，你要三思！”这些训练有素的劝降特务采取的最厉害的一着是，并不对说服对象作出马上逮捕的表示，而且还要再三向说服对象交代：“今天的谈话不要和其他人谈起，否则，对你有百害而无一利。”

据说，这样的谈话大都非常有效，原因就在于中共基层组织的党员，大部分都是在业工人，与中上层干部所不同的是，他们有家庭的拖累，有失业的危险。特务们虽然没有立即将他们逮捕，但他们既不敢逃跑（正所谓“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也不敢轻易将谈话内容向组织上汇报，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会招致组织上的怀疑，甚至被断绝组织关系。所以，多数说服对象在经过第二次谈话以后，就办理了秘密自首手续，被发展成为特工总部的内线细胞。尔后特务再利用这个内线细胞，用顺藤摸瓜的办法，寻找中共党内的纵向组织关系，对他的上级领导人、上级的上级领导人，一个一个地进行反方向的说服突破。凡愿意自首的，随即取得其照片（没有的则立即带其到照相馆照相），以防其变卦。

在中共地下党内发展内线细胞的同时，徐恩曾强调要加强对内线细胞的培训和利用，并规定凡发现中共组织内有不利于内线细胞发展提升的障碍，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铲除，以便为这些内线细胞打入更高一级的中共组织扫清道路。从而使得内线细胞在中共组织内部的职务不断提升，了解掌握的党内机密也就越来越多，对中共组织的威胁也就越来越大。当时，中共上海沪西区委的负责人徐阿六、闸北区委的负责人姚长庚等人，就是在特工总部上海区的暗中培植和运用下，一步一步地窃取了中共区委领导大权，这些“犹大”又进一步帮助中统特务窃取了关于中共江苏省委的重要情报，从而使中共江苏省委屡遭惨重破坏。在内线细胞的培植利用之外，徐恩曾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注意实施并运用细胞移植的方法，即将这一地区的内线细胞移植到另一地区的中共组织中去，正像癌细胞在人体内的传播扩散一样，通过不断的扩散作用，以便对中共组织取得一种大面积的破坏效果。

徐恩曾策划并推进的这种“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政策，在一段时期内，可以说推进得相当有成效。以上海地区为例，几乎整个中共沪西区委、沪东区委基层组织的活动情况，均在徐恩曾的掌握之中。如此，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危害之大，自不待言。按照徐恩曾的反共经验，这种由下而上地开展的扩大自首活动，一般来说，越往上，困难程度越大。原因是区以上的中共干部大都脱产，妻儿老小也不一定在本地，既无家庭拖累，亦无失业危险；加之这些干部参加中共组织时间较长，理论文化水平较高，政治意志亦比较坚定等等，企图通过突击说服来建立内线细胞的方式，往往不能成功，有时甚至遭到失去内线的危险。于此，徐恩曾则强调要把扩大自首潮流、布置内线细胞的方式，与抓紧线索、连续侦查的办法结合起来，在侦查到一定程度，难以取得深入一步效果的时候，就开始对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彻底破坏，以达到一网打尽的效果。

以徐恩曾的反共心得，实施这种“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政策，一是不能有急功近利的反共心态，徐恩曾要求中统特务应尽量深入工作，不要求速效，不急于破坏，惟要求尽量扩大破坏面，以期能够对中共地下党组织作彻底的破坏；二是对中共组织内部的运作情况要相当熟悉，针对中共组织不同层次的干部结构与素质情况，采取不同的反共对策，诸如：对中下层干部，或是文化理论水平较低或是参加革命时间较短的干部，打击的手段宜软不宜硬；对中上层干部，或是文化水平较高或是参加革命时间较长的干部，打击的手段则宜硬不宜软等等；三是在实施反共策略时，要求中统特务自身必须具备较高的反共水平，特别是担任所谓劝降、说服任务的特务，不但要有反革命的理论，而且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等中共理论，也要有相当了解。否则，只是一味地高喊“蒋委员长万岁”、“拥护政府”、“效忠党国”等空洞口号，耸人听闻地奢谈一些所谓共产党“共产共妻”、“欺宗灭祖”，以至共产党是“绿眼睛、红鼻子”的洪水猛兽等陈词滥调，不要说能否引诱一些中共分子（自然是革命意志不坚定者）自首叛变，就是能否说服中统特务自己，也大可怀疑。尤其是徐恩曾通过举办特工训练班及大力推进小组学习生活等形式，对提高特务的反共水平确乎有些效果。这些反共策略与反共手腕，自然不是“吃相”难看的戴笠之流所能比拟的。

据说，徐恩曾经过不懈地推进“扩大自首”政策的努力，在抗战前期，特工总部在中共各级组织，甚至在中共中央机关内，都培植有自己的内线细胞，直到中共中央到达延安之后，这些线索始告中断。正因为有这样的“煌煌成果”，在1928年至1937年的十年之间，中统始终成为蒋介石最倚重的处理中共问题的权威机关，徐恩曾也被“誉”为国民党内的所谓“共产党问题专家”。

需要提及的是，徐恩曾在推进“扩大自首”政策的过程中，曾经设计了一个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事件。40余年后，国民党特务制造的这一起欺骗事件，竟成为中共党内某些野心家、阴谋家用以向周恩来进行发难的一件秘密武器，在中共高层成为一桩历史“公案”。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天津创办觉悟社时用的化名，以后亦成为他在党内经常使用的化名之一。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成立并领导，专以叛徒及特务为惩治目标的中共中央特科行动队（亦称红队或打狗队），就曾经被许多党内的同志称为“伍豪之剑”。足见伍豪这个名字，不但在中共党内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而且具有极高的威望。自顾顺章叛变后，伍豪更成为徐恩曾等人追捕的首要目标。在蒋介石、陈立夫、徐恩曾等人认为，周恩来是当时中共党内真正意义上的头号人物，只要能抓住或设法搞垮了伍豪，共产党就失去了一位真正的领袖，其结局自然是不战自溃了。在“顾案”之后，蒋介石对戴笠也说过同样的话：“如果我们抓住了周恩来，整个共产党就会垮台。”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为配合推进所谓“扩大自首潮流”的政策，在中国共产党内制造混乱，瓦解中共党人的意志，1932年2月，徐恩曾与张冲共同策划了一起《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捏造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组织。这份假启事由张冲命特工总部驻上海特派员黄凯送上海各大报馆，自2月16日起，在《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时报》等各大报刊上，连续刊登。当时，确在一些政治识别能力不强的共产党人中引起了一些疑虑与猜测。其时，周恩来在中共党内的崇高地位、杰出才华与巨大威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如果连他这样的杰出领袖都公开叛变组织，那的确是会给许多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造成一种毁灭性的影响。在徐恩曾、张冲看来，此举不啻是给周恩来浇了一身的臭水，叫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如果伍豪不敢公开声明辟谣，那就等于是一种默认，在许多不明真相的人的眼中，也就起到了弄假成真的作用；如果伍豪胆敢公开在报纸上声明否认，也就等于是自投罗网了。如此，可叫伍豪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总归是一个洗脱不了的干系。当时，徐恩曾、张冲尚不知道伍豪早在上一年的12月初，就已离开上海，潜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去了。

轰动一时而又耸人听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登出后，徐恩曾、张冲等特务头目满怀希望地盼望了好几天，发现情况不大对劲。一是几天下来，并没有出现如当初所预料的那样有大批的中共党员向各秘密机关办理自首手续；二是在2月22日的《申报》上忽然出现了一则非常巧妙的辟谣启事：

伍豪先生鉴

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申报》广告处

这份启事岂不是摆明了告诉其他共党人士，那个“未刊出”的广告是奔着否认“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而来。张冲想到这儿，马上派出中统特务赴《申报》广告处追查，但终因伍豪过于“狡猾”，反侦查的措施设计得滴水不漏，竟未有任何蛛丝马迹好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法国大律师路易斯·巴和在《申报》上代登了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屑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41号6楼5号

电话：13239号。乙A1329

周少山与伍豪一样，都是周恩来的化名，这一点徐恩曾、张冲自然都是知道的。问题是伍豪这次请出一个洋鬼子的大律师巴和出来代为声明，真是大出他们意料。这则启事不但构思新颖、设计严密、措词巧妙，而且从形式到内容都无懈可击，既澄清了事实，又合乎所谓的党国法律，堪称政治广告的“极品”。况且，这个洋鬼子巴和也大有来头，他不但有法兰西帝国的律师执照，安然住在法租界大马路，有拿枪的安南巡捕保护，中国特务奈何他不得。而且此公曾经公开出庭为陈独秀辩护，显然是一位与共党关系密切的“政治律师”。无论是通过合法途径，还是“非法”途径，这一着棋看来都是输定了。据说，此前张冲得到消息，曾派特工总部的特务、上海警察局侦缉总队队长季源溥警告《申报》老板史量才，命令他拒绝刊登巴和大律师的这则紧急启事，但被史量才断然拒绝。史居然还用一种揶揄的口吻说：“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的观念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结果，这则启事在3月4日的《申报》上如期刊出。与此同时，周恩来在2月27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四期（用《实报》名义公开发行）上登出真正的《伍豪启事》，向全党说明事实真相，指出：“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污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

由徐恩曾、张冲亲手炮制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事件，固然是对周恩来等中共党人的造谣污蔑，但是，从政治上各为其主来说，这也只是国民党特务在特工手法上的一个运用，在任何敌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都还会出现这样的“杰作”。可悲的是，40年之后的1972年，在中国共产党高层，几个野心家、阴谋家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竟然把这样一件早已大白于天下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重新翻检出来，当作一件秘密武器，向周恩来进行攻击。当时，治疗膀胱瘤刚刚出院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次为自己进行辩护。他在夏天的一个会议上，专门就所谓的“伍豪启事”问题作了录音报告，随后把所有的材料都送至中央档案馆，“以免今后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再造谣”。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准备到医院去做手术（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大手术），这时，有人告诉他，1932年的“伍豪事件”再度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搬了出来。周恩来立即在生与死的阴阳界口停下了脚步，他当即令人拿来了1972年夏天的会议录音记录，在上面签了字，写下了日期和时间，然后才神态安然地进了手术室。

这真是一个道来令人心酸的历史镜头。一个共和国的总理，一个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早已成为中国革命象征之一的老布尔什维克领袖，居然要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为一个莫须有的历史问题，反复进行自卫式的辩护，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事实上，问题不在于这样一桩历史旧案早已有了铁证，问题也不在于党内有几个野心家、阴谋家要利用这件莫须有的事件制造事端（过去有，今后难道就不会有吗），问题在于像周恩来这样一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的伟大革命家，他以自己60年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尚不能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能够证明一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呢？况且，所谓的“伍豪事件”还是说得清的，因为它有许多铁证；如果没有这些证据呢？它还能说得清吗？世界上又有多少事情是都能说得清的呢？

这样一个插曲，大概是徐恩曾、张冲在炮制“伍豪启事”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令张冲没有想到的是，五年之后，他与周恩来在国共二度合作的谈判过程中，由一对冤家对头，又成了一对好朋友。

“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

中统教父陈立夫有一句名言：“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这是要求抗日的学生运动把蒋介石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陈立夫当面向蒋先生夸下的海口。海口当然也只是海口，搞不过共产党也仍然是一个搞不过，实力这玩艺，是没有办法夸口的。不过，话说回来，作文章、讲话如何？一时也难以评述，就搞学生运动来说，倒也不失为陈立夫的一个强项，当然也算得上是CC系特务的一个强项。强到什么程度？固然也很难说，但总算有点骄傲的资本，这在国民党内部，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康有为发动并率领1200名举人，在1895年举行“公车上书”开始，中国的学生就有了“干预政治”的传统，这也是清政府和历届北洋政府深感头痛的一个问题。国民党南京政府遇到这个麻烦，是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一枪未放（据考，张学良原是想放的，然蒋介石不让放），就把东三省全送掉了。丢失了这么大片的国土，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政府“冷静”得都像没事一样，好“激动”且热血未凉的学生们看不下去了。于是，他们纷纷通电、集会、游行、示威，要求政府与日绝交，对日宣战，收复失地。接着，各地学生纷纷派代表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进行请愿，这也就是“共和”制度下的又一次“公车上书”了。9月28日，第一批到达南京的上海学生，联合南京学生，约有2000余人，冒着倾盆大雨，步行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当面与蒋委员长谈谈北上抗日的问题。蒋心里发毛，借故推辞，不肯出面，另派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出面应付。蔡先生虽然是极受学生敬重的革命元老，且满腹经纶，但事关抗敌御侮的大计，如何可以乱说呢？结果是，蔡院长只好代蒋委员长饱尝了学生的几记老拳，顺带着外交部长王正廷被打，办公室挨砸。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这是蒋介石等没有想到的。为了制止事态进一步发展，蒋一方面布置军警力量，决心在必要时进行武力镇压；另一方面调动特务力量，伺机对学生运动进行破坏。于是，陈立夫所吹嘘的“搞学生运动”开始了。其时，陈立夫把徐恩曾找来，经过一番谋划，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派特务刺探学生运动的情报，首先是搞清学生运动的内幕，弄清是否其中有共产党在秘密操纵策划，伺机以恐怖的特务方式进行破坏；其次是派特务打入学生内部，重点是争夺学生运动的领导权，使学生运动为我所用。徐恩曾奉命，迅速在学生运动极为活跃的北平、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的大学院校，布置并加强特务力量。初期，徐恩曾大概是经验不足，特务们与学生打交道时，动辄采取高压手段，对学生进行绑架逮捕等等，此举不啻是以油灭火，学生运动更是如火如荼、气势大张。其时，顾顺章在上海因绑架了八名学生运动领袖，导致上海市长张群遭到学生队伍的围攻。中统特务的这一策略，曾遭蒋痛斥。徐恩曾于是马上改弦更张，重点采取从内部对学生运动进行破坏的策略，这一手很快奏效。

11月下旬，浙江学生界的2000余名请愿代表到达南京，他们打听到国民党宁方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中央大学礼堂召开，蒋介石与张学良都在会场。请愿队伍的主席团据此迅速作出决定，冲击中央大学礼堂，迫使蒋委员长出面接见，并答应学生的三条请愿要求：一是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二是要求蒋委员长立即北上指挥抗日；三是要求立即武装学生开赴前线作战。学生们认为这三条请愿要求都不算过分，也都不难做到，因而发誓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并且，学生们深知蒋的出尔反尔是出了名的，故决定要等到欢送蒋委员长北上大会召开之后，才能返杭，以防蒋中途变卦。

浙校学生此举果然有效，蒋迫不得已出面“训话”，大意是：国防、外交这些国家大事是政府的事，政府会管的；学生的责任是把书读好，学好本事，报效国家，闹风潮是不好的。接着说到主题，不免便令人啼笑皆非了。蒋说：你们都是浙江人，浙江是文化礼仪之邦，西湖有岳王庙，供着岳武穆，你们要好好学习岳武穆，学习他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准则云云。最后蒋欺骗学生说：关于你们的要求，晚上我派人来给你们详细的回答。你们听完回答就回杭州去，不要再闹了，安心读书吧！说完，蒋马上就退走了。这时，受徐恩曾布置的一名特务（为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担任党义及三民主义课程的教师），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跳上主席台，说他代表全杭州的请愿学生，对蒋委员长的讲话完全满意！当时大会主席团成员分散在学生队伍中，代表们又来自杭州14个中等以上的院校，绝大多数学生都是互不相识。徐恩曾玩的这一手，立即将杭州的学生队伍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大家都以为这个特务是大会执行主席指定的代表，上台作表态发言的。这家伙讲完后，趁着大家一愣之际，立即宣布散会。徐恩曾一击得手。

当天晚上，张道藩按照陈立夫、徐恩曾等人共同研究的方案，代表蒋介石对杭州请愿学生进行所谓答复。张故示神秘地说：中央给你们答复的一些话都是绝密的，你们要保证不传出去。张对学生提出的三条请愿要求的答复是：第一，关于要求政府立即抗日的问题，中央已经决定马上对日宣战了；第二，关于要求委员长北上指挥抗日的问题，委员长已经作出决定，几天后就要北上指挥作战；第三，关于立即武装学生开赴抗战前线的问题，你们的意见是好的，由于就要作战，军火库里的枪支弹药都发给军队了，还不够用，正在赶造中。首先要武装军队，然后才考虑武装学生，所以现在不能发，以后会发的。

对于张道藩的答复，学生们似乎无话可说，枪支当然要优先供应军队使用，学生应该等一等的。不过，学生代表对于委员长“几天后就要北上指挥作战”的回答不太放心，当即追问：是什么日子，好准备开欢送大会。陈立夫、徐恩曾、张道藩都是绝顶聪明之人，对这一点也是早想好了的。于是，张故作镇静地说，具体日子告诉你们是可以的，但是你们谁敢担保委员长的安全？张威胁说：日本航空母舰就停在长江口外，日本人的侦探和汉奸到处都是，谁敢担保？欢送大会绝不能开，目标大，日本飞机更容易轰炸了。学生们一下子被老奸巨猾的张道藩唬住了，也就老老实实地说：这样的保证我们做不出。张道藩马上说：那么就不能告诉你们了，其实，谁也不可能作出这样保证的，你们要相信政府，相信委员长，对日绝交、抗战、收复失地，政府马上要实行了，情况紧急，你们明天就回去，中央给你们派火车。张进一步威胁说：现在是战争时期，首都外来人多，对治安有影响，你们若不走，宪兵就会来找你们麻烦的。

在张道藩的高压政策下，虽然仍有不少学生代表坚决表示：不看到蒋委员长北上，决不返杭（真拿他们没有办法）；但也有不少学生代表，已经被徐恩曾派出的特务，在暗中进行了分化瓦解，这些学生对张道藩的答复表示满意，认为要看到委员长北上是不可能的，还是快快返校为好。于是，在徐恩曾运用特务手段的威逼、欺骗、利诱下，第二日已有十个学校的代表返杭。剩下四个学校的代表，坚持留下，他们找到张道藩，表示要问明委员长北上抗日的确切时间，准备开欢送大会。到了第二天晚上，徐恩曾又派出两名特务，来到请愿学生的驻地金陵大学，对四校学生代表说，中央党部通知，南京军情紧急，必须明天一早动身返杭，否则将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由宪兵来押走。这是命令，必须遵照执行等等。第三日晨，徐恩曾早早派特务，将这四校学生代表强行送上开往杭州的直达汽车。至此，杭州学生代表全部离开南京。徐恩曾二击得手。

徐恩曾虽然以特务手段分化瓦解了不少地方的学生请愿队伍，但由于布置较晚，各地的学生运动彼伏此起，风起云涌，一时如何能完全瓦解完毕。11月25日，到南京敦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日的各地学生已达两万人以上，其声势之大，仅凭徐恩曾手下的几个小特务，已经是无能为力了。12月5日，蒋使出最后的一招撒手锏，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请愿学生进行镇压。北京大学300余名学生在游行示威时，185名学生被捕，30余人被打伤，一时国内外舆论大哗。12月15日，蒋介石想想内有反蒋派系压迫，外有学生运动捣乱，这个烂摊子不好收拾，索性来了个金蝉脱壳，第二次宣布下野，令他大为头痛的学生请愿问题，被他甩给继任者处理。12月17日，三万余名学生举行联合大示威，结果在珍珠桥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联合屠杀，33名学生当场被打死，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珍珠桥惨案”。鲁迅先生曾为此写下《“友邦惊诧”论》、《逃的辩护》等著名篇章，愤怒谴责国民党当局：“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下心来读书。”并说：“古时候，做女人大晦气，一举一动，都是错的，这个骂，那个也骂。现在这晦气落在学生头上了，进了挨骂，退也挨骂。”学生请愿，“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南来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鲁迅先生骂的国民党当局，这个“当局”当然也就很有徐恩曾的一份贡献在内。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学潮，令蒋介石大吃苦头，从此总算领教了中国学生的厉害，故第二次上台后，蒋把对付学生运动的问题，作为一件治国的要策，交给陈立夫、徐恩曾研究处理。命令他们必须采取内外结合，标本兼治的手段，尽快研究解决，彻底平息学潮。

据此，陈立夫与徐恩曾先后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在学生内部组织反动学生组织，诸如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中国文化协会、诚社等。其中，仅在中央大学，就先后建立了生路社、民锋社和自强社等CC系外围特务组织，从青年学生中发展特务，以落后学生对付先进学生，从内部分化、瓦解学生运动。在成立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时，第一批入盟的167名学生，均为来自各大中学校的CC系特务，并在特务头子叶秀峰、张道藩的带领下，举手宣誓：“绝对服从蒋委员长训示”、“如背誓言，甘愿受最严厉的处分”等。随后，由监誓人徐恩曾发表长篇讲话，说什么“同盟是选择优秀学生组织起来的”，今天是大家走上“光明的政治道路的开端。只有绝对服从蒋委员长才有前途，反对蒋委员长的都是我们的敌人”。接着徐恩曾宣布了八条严格的法西斯纪律，进行约束。徐恩曾还轮流请同盟的组长以上干部到饭馆吃饭、谈话，做深入的教育和笼络工作。第二，加强对各地学生的法西斯教育。陈立夫亲自带头到北平、天津等地的大学校园演讲《唯生论》，并大办反动的学生刊物，策划十教授发表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等等，以期淡化学生的阶级斗争意识，瓦解学生的斗志等等。第三，建立由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奂、洪兰友等人为首的五个学运指导小组，组织各大城市的大中学生到江西参观，以便“寓训练于参观之中”。通过参观国民党“剿共”的战绩，了解共产党的情况，研究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参观途中，专程上庐山接受一周反共训练，并由蒋介石、陈诚、贺衷寒作“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攘外必先安内”和“尊老师敬父母服从领袖”等方面的讲演等等。自此，国民党特务在许多大中学校中，均布置了较为强大力量，对学生运动的破坏作用日益明显和增大。

1935年12月，在中共的秘密领导下，北平学生开始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抗日救国运动。12月17日晚，南京中央大学等七个学院32个科系的学生代表集会，做出了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决议。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分子窃得消息后，立即向徐恩曾密报。徐主持召开了一个通宵的会，秘密商量对策，采取应变措施。其掌握情报之迅捷准确，反应之迅速灵敏，比之九一八事变时期，大有“进步”。18日晨，“同盟”分子按徐恩曾制定的应变对策，提前一小时敲响了紧急集合钟，然后便预先占领了便于控制会场的“阵地”。大会开始，未等学生代表把话讲完，“同盟”分子、特务刘伯谦突然从人丛中跳出，先以极“左”的面貌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讲话，然后高呼：赶走学生会中的野心分子，成立新的援救北平同学的学生救国会！接着，早已安排好的“同盟”分子一个个上台发言，表示响应，要求改选学生代表和主席团。“同盟”分子这次发动的突然袭击，打乱了会议组织者原先的部署，使会场形势立变。在同盟分子的裹挟下，大会经过改选，特务分子刘伯谦、杨博清和复兴社分子陈清成了主席团成员。

徐恩曾一击即中，立即命令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特务项本善，赶到中央大学附近的一家小旅馆租下房间，设立临时指挥部，要刘伯谦、杨博清等“同盟”分子随时前往汇报情况并接受指示。这一天，项本善得到消息，南京各校学生预定当日下午游行请愿。为此，项对学生中的特务分子传达了徐恩曾的指示：绝对不许学生队伍冲击国民政府机构；不许学生队伍到鼓楼日本使领馆闹事；全市学生集会必须在18日结束，不许延续到第二日；割断南京学生与外地的联系，阻止上海学生到京，防止北平学生南下等等。

徐恩曾的破坏学生运动的方案步步得逞。下午4时许，13000人的学生请愿队伍出发，来到行政院时，已被层层宪兵挡在广场，只允许各校主席团进入，由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代为接见，翁说了一番不着边际的话进行勉励，对学生的各项所请，除蒋委员长不能亲自出面回答学生问题外，均“允为考虑”。但学生代表要的就是蒋介石出场，于是，便有学生高喊：“一定叫蒋介石出来！”又有学生高喊：“他不出来，我们冲进去！”如此，便有人开始骂：“狗屁主席团！”又有人接着骂：“打走狗！”这时，会场情绪逐渐升温激愤而开始失去控制。特务刘伯谦再次跳出来大喊：请愿的答复我们是不满意的，是敷衍的，没有诚意的。这样的请愿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要改请愿为示威，要喊“九一八”以来四年没有喊过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于是，隐藏在学生中的“同盟”分子马上呼吁响应。至此，原先要求“蒋介石出来”的呼吁当即被岔开，学生队伍开始沿国府路、太平路、中华路、新街口等街道，进行游行示威。

这时，许多学生都认为游行示威的目标是到鼓楼日本使馆，谁知在快到鼓楼时，走在前边的刘伯谦、杨博清向主席团中的复兴社分子陈清说：“告诉纠察队，使队伍转保泰街到中央大学去。”纠察队大都是复兴社物色的“可靠分子”，且一个个身强力壮，有的竟也能比划几手三脚猫的拳脚功夫。如此，大多数同学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竟稀里糊涂地被“同盟”与复兴社分子引领、裹挟着回到中央大学，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在徐恩曾的精心预谋下就此瓦解。此后，学生们虽然继续进行了一些不同形式的斗争，但在徐恩曾指挥的“同盟”分子的捣乱下，也都被分别破坏了。随后，北平学生代表到南京与爱国学生进行联络时，竟由徐恩曾派出“同盟”分子、特务杨博清进行“招待”，结果可以想象，他们整天被“同盟”分子包围，连一次单独活动的机会也没有，不得不铩羽而归。据此，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北平学生爱国运动，逐渐在全国平息下去，它们也终究没有达到“九一八”时期的学生运动水平。这其中的原因固多，但徐恩曾成功地运用特务手段，不断地从内部对学生运动进行破坏瓦解活动，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蒋介石到陈果夫、陈立夫，都认为徐恩曾这次破坏学生爱国运动非常成功，并且给予嘉勉、表彰。为了进一步“戒骄戒躁”，总结破坏学运的“宝贵”经验，徐恩曾于1936年1月5日到15日，在南京专门办了一期“同盟”分子参加的“紫竹林讲习班”，会上由徐恩曾传达了蒋介石对他们的特别嘉奖，张厉生、张道藩、洪陆东、洪兰友、叶秀峰等一批CC系大头目也都纷纷到会捧场。徐恩曾更是利用一整天时间进行讲演，不外是说：这次学生运动就是同共产党战斗，就是“领袖”所说的“七分政治”的一部分。现在军队是我们的，宪兵、警察是我们的，共产党竟能发动学潮，我们得费很大力气去应付闹事，从这一点来说，应当说是我们的失败。我们这次能扑灭学潮，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决不能骄傲。我们要根本不许他们动弹！如果还让他们像现在这样干，就是我们太不行。这个道理是“领袖”训示的。接着，蒋介石接受陈立夫、徐恩曾等人的建议，为彻底消弭学生运动，亲自召集大学校长、部分教授及学生代表，开了一个所谓“聆训会”，进一步布置和贯彻如何制止、破坏学生运动的方针大计。经过这次破坏学运的考验，为陈立夫在两年后出任教育部长、徐恩曾出任中统局副局长创造了最初的条件。

五、创立“中统帝国”

蒋介石的特工“削藩”计划

今天的人们，一谈到中统，自然都知道指的就是由陈立夫亲自缔造和领导，并由徐恩曾直接指挥的那个国民党特务机关。但是，严格地说，这样称呼是不够准确的，因为真正的“中统”组织，那是在1938年3月的国民党临全大会以后的事情，在这之前，国民党内是没有“中统”这个称呼的。但是，要说清中统前身从1928年2月到1938年3月之间的演变过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原因就在于在这十年之间，这个特务机构在名称上变来变去，实在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比如，这个国民党特务机构开始叫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后来随着中央党部的机构升格，又改称党务调查处；1935年以后又出现了一个名称，叫军事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对内又称党政处；1937年9月以后，一度又称之为大本营第六部第四组，如果再加上“特工总部”这个内部机构名称，那么在这段时期内，由徐恩曾所坐拥的这个特务机关，在名称上就有四个之多。从徐恩曾的职务来看，开始叫党务调查科科长，后来称之为党务调查处处长。不久，徐恩曾提升为中央组织部秘书，这是对外的职务，对内的职务则是特工总部主任。此后，党务调查处处长一职名义上由特工总部书记濮孟九出任，实际上仍在徐的掌握之中。再以后，徐恩曾则出任军事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少将处长，大本营第六部（部长陈立夫）第四组组长。可以想见，如此令人眼花的机构名称和特工职务，实在不是一个局外人所能弄得清楚的。

这些特务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曲曲弯弯的。从大的方面说，党务调查处、军事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与大本营第六部第四组等这些公开机关，都必须接受秘密机关特工总部的领导，它们之间的关系，有时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或者三块牌子。如特工总部与军统局第一处和大本营第六部第四组的关系，他们的负责人分别是徐主任、徐处长、徐组长，但万变不离其宗，变来变去都是徐恩曾一个主子，这种事情好办。有时则是两个班子、两块牌子的关系，如特工总部与党务调查处的关系，特工总部主任是徐恩曾，党务调查处长则是濮孟九，不是一个主子了；但是，两个班子也好，两块牌子也好，说到底，都还是徐恩曾一个主子领导。在特工总部，徐是主任，濮是书记室书记，徐是濮的主子；在中央组织部，徐是部秘书，濮是处长，徐实际上仍是濮的顶头上司。所以，濮出掌党务调查处，所起的作用不过是相当于徐恩曾的一个“门房”而已。

从特工总部与党务调查处之间的人事安排与经费使用的方式上，也可以看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如，党务调查处作为公开机关，它有明确的人员编制与经费定额。但是，到了徐恩曾这里，公开机关是哪些人？秘密机关又是哪些人？都是一笔糊涂账，从来没有分清过；即使是这些公开机关的人员经费发放，亦不是照组织编制办理，而是由徐恩曾大包大揽，统一领取，统一发放。这样，就连特务们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哪个庙里的小鬼，领的是哪一处的薪水？至于上级发给他们的薪水是多少？他们也就更无从知道了。特工总部总务科会计股总干事蔡均平，是徐恩曾的外甥，据说，每次到上级部门领取薪水时，都是由他带着各人的私章一手办理，特务们从不过问，也不容过问。客观地说，这些公开机关的全部经费，包括办公费、活动费、工作人员经费等等，都只是特工总部经费来源的一部分，也只是它所需经费的一个零头，另外的则需蒋介石、陈果夫按月给予补贴，以及徐恩曾多方面进行筹措等等，这笔账实在也是一笔说不清的无头账，只好让它糊涂到底了。

中统前身十年演变，虽然挂牌的公开机关与不挂牌的秘密机关有好几个，但真正发挥作用的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挂牌的公开机关党务调查科，一个是始终不挂牌的秘密机关特工总部，至于后来的党务调查处、军事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大本营第六部第四组等等，事实上都是虚有其表，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党务调查处时期，已经是一切权力归特工总部，濮孟九所能起的作用，也仅仅是替徐恩曾扛一块公开机关的招牌，领一份公开机关的薪水罢了。到了军事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时期，也仍然是特工总部在起作用，第一处所发挥的效果相当有限。加之当时蒋介石对军事调查统计局的作用有意加以抑制，事实上也使该局成立不久就处于夭折状态。

军事调查局成立于1935年5月4日，它与后来由戴笠主持的军事调查统计局，名称虽然一样，但遭遇迥然不同，原因就在于它出生不久就成了蒋介石的一个弃儿。从这个局成立之日起，陈立夫就始终没有能以局长的权威号令过戴笠的第二处，蒋介石亦从没有让戴笠接受过陈立夫的号令，调统调统，调而不统，岂非咄咄怪事？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固然，蒋介石之为人，是很会吃后悔药的，说话不算数，说了也白说，这是他的擅长之处，但这一次的后悔药吃得如此之快，也颇令局外人费解。

其实，这中间的隐情，局外人固然看不明白，但局内人一看便知。特别是蒋介石、陈立夫、徐恩曾、戴笠这些局内人，遇上这种微妙的事，都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从蒋介石这个人来说，考虑问题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与立足点，这就是为了夺取权力和巩固权力。他的权力哲学中，有三个东西是非抓不可的，也从未假手过别人，这就是军队、财政与特务。军队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他的天下就是靠一班黄埔生打下来的；财政的重要性，也无须多说，在宁、汉对立时期，他靠的就是江浙财团的雄厚经济实力，才击败了气势颇壮的武汉政府；说到特务的重要性，也是毋庸多说，陈立夫主持的军事调查统计局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当初在成立党务调查科和特工总部时，蒋介石大概是一念疏忽，竟没有想到特务工作对党国是如此重要，结果全权交给陈氏兄弟经营，等到特工总部气势大张，蒋似乎警醒过来，但发现特工总部已成陈氏兄弟的“私家镖局”，弄得蒋也难以过问，几成局外人了。据此，蒋不得不祭出他的“看家宝贝”，对特务力量分而治之，在军方另成立复兴社特务处，使特工总部不能独步天下，这是蒋为了制约陈氏兄弟的权势，预先埋下的一步暗棋。几年下来，效果也不能说没有，甚至可以说不错，但似乎距离蒋的预定目标还相当遥远。结果是，特工总部的力量继续膨胀，陈氏兄弟的权势继续坐大，CC军团的势力更加猖獗，不但党内党外都大为紧张，就是蒋本人也有点坐立不安了。

为了达到强本弱枝的目的，蒋考虑了一个削弱陈立夫的特工权力的计划，这就是通过成立军事调查统计局的办法，逐步将特工力量统一到自己手中。蒋的如意算盘是，把特工总部、复兴社特务处和邮电检查处等三大特工权力机构集中到一起，派陈立夫担任局长，表面上看，这是在加强陈立夫的特工权力，实际上却是一个“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策略，办法就是在陈立夫的屁股后面安上一条尾巴，派老资格的首都警察厅长陈焯任副局长，以期对陈立夫起到牵制作用，使得陈立夫不能为所欲为。此外，三大特务机构收归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领导，都成了军方的特务组织，自己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所有特务组织都抓在自己手中，免得让陈氏兄弟于中“代劳”，以售其奸了。这样，军方的特务组织本就归我领导，现在仍归我直接领导，我的还是我的；党方的特务组织原先不归我直接领导，现在亦可以归我直接领导，你的也是我的。

但是，蒋的这个特工“削藩”计划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原因是这个计划是蒋的一个“想当然”，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带有明显的应付性质。这说明蒋在这个阶段虽有与陈氏兄弟争夺特工权力的企图，但在策略上并未考虑成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事实上，到了这个阶段，陈立夫固然不能以所谓的调查统计局局长身分直接领导戴笠，但蒋介石企图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分来直接领导徐恩曾，也非易事。其中的秘诀便是，陈立夫早已从实践中建立了一整套严密控制特工总部和徐恩曾的办法措施，不用说此时徐恩曾对陈氏兄弟依然忠贞不贰，退一步说，即便徐恩曾想要玩点小花样，作出一点自行其是的表示，恐怕也殊无可能。

陈立夫：中统“董事长”

陈立夫控制徐恩曾的手腕很多，要而言之，不外是这样几条。一是把徐恩曾看成是比一般亲信故旧还要更进一步的“自家人”，处处加以笼络，使徐产生一种强烈的知恩图报心理；二是对特工总部的一应重大问题，坚持务实不务虚，从业务发展到重大案件，从人事安排到经费筹措，陈立夫都要亲自过问，并且切实帮助解决。这样，陈立夫不但对特工总部的内部情况始终了如指掌，徐恩曾不敢暗中“打拐”，而且在具体的人和事两个方面都介入很深，形成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三是通过建立CC系的核心组织“青天白日团”，加强对徐恩曾的控制。青白团是陈果夫创立的一个派系组织，其核心领导层是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常务干事会。除陈果夫、陈立夫外，张道藩、叶秀峰与徐恩曾都是七人核心层之一。大凡涉及CC系活动（包括特工方面）的一应大政方针，均在这个七人核心领导层的讨论与决策范围之内；四是强调所谓的“团队精神”，坚持特工总部的一切重大活动，均须服从CC军团的整体利益，不允许与CC系的政治利益背道而驰；五是建立了一个由陈立夫亲自领导的特工总部的所谓“高干会议”制度，参加会议的除特工总部的科长以上高干以外，还吸收张道藩、叶秀峰、张冲等调查科特工元老参加，既做到集思广益，强化民主决策，也在CC系高层中增加了特工活动的透明度，加强了团体监督，使徐恩曾不能对特工总部的重大活动专擅大权，独断独行，以脱离陈立夫的掌握。

正是通过这些方法，多少年以来，中统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性格及传统作风，这是与戴笠领导的军统完全不同的。军统只接受蒋介石一个人的指示，除此之外，一切权力归戴笠。并且，蒋介石对军统的指示，也只是通过戴笠私下接受并传达，这样，戴笠接受多少，传达多少，执行多少，全凭戴笠对“革命领袖”的忠实程度了。所以，在军统来说，戴笠是真正的特工之王。但中统的情况不同，中统是陈立夫一手创立的，又经过了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等几代特务头子的运作，才传到徐恩曾手上，因此，在中统内部，不但陈立夫的影响很深，就是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的关系也是千丝万缕，始终还在。并且陈立夫也从没有放弃过对中统具体的领导。

这样，在陈立夫的精心策划下，中统走的是另一条路子：既接受蒋介石的指示，同时也接受陈果夫、陈立夫和CC系核心高层的指示；蒋介石对中统的指示，必须经过陈立夫和CC核心层过滤一下，才能传达贯彻到徐恩曾那里。事实上，徐恩曾每年到蒋介石那里直接接受指示的机会是很少的，据多年在徐身边工作的中统特务祝雅韵回忆：“蒋介石对于徐恩曾并不是很宠用。徐每年见蒋介石至多不过两三次，都是年终、年尾汇报活动情况。”可见，徐恩曾与蒋之间隔着很厚的一层帷幕，这一层帷幕就是陈立夫与CC系核心层。也就是说，中统在某种意义上实行的是集体领导体制。如果把中统比作一个股份公司，徐恩曾固然可以说是这个“公司”的总经理，但总经理之上还有一个董事局，这就是CC系核心层；董事局还有一个董事长，这就是陈立夫。徐恩曾只能在董事长和董事局的控制下，主持“公司”的日常工作，这就是中统在领导体制上的最大特色，也是与军统完全不同的特色。如果蒋介石要想从陈立夫手中争夺对特工总部的控制权，即不但要争夺对徐恩曾的控制权，而且要争夺对这个“董事局”的控制权，事实上，蒋介石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这就是蒋介石不可能从陈立夫手中夺走特工总部的主要原因。

徐恩曾（前排左三）与陈果夫（前排左四）等合影

 

所以，在军事调查统计局成立以后，蒋介石很快发现这个机构形同虚设，并不能利用它从陈立夫手中夺到中统组织，相反倒有可能让陈立夫控制整个特工系统。于是，蒋采取断然措施，削弱以至取消军事调查统计局的作用，并且默许以至鼓励戴笠在其中进行捣乱，这就是军事调查统计局成立以后，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同时，蒋还试图通过其他渠道，来削弱陈立夫的特工权力。国民党五全大会以后，蒋终于抓住陈立夫操纵大会选举的罪名，大做文章，下令要扣押陈立夫。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选举时，陈立夫为第一高票，比蒋介石还多出四票，陈立夫当然懂得这个结果的凶险之处，便在统计时故意擦去一个“正”字，减去五票，从而屈居蒋介石之下。如果这是代表了党心、民心所向，蒋自然也是无话可说。问题是有人告发，陈立夫一方面利用大会秘书长的权力，在组织选举时作弊；一方面利用CC系及特工总部的力量，大搞派系选举。这两条罪名都是不轻的，蒋自然会相信这个揭发，不然，自己得票率怎么会与一个陈立夫不相上下？于是，蒋大发神经，下令扣押陈立夫。陈闻讯之初，心胆俱裂。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一边躲入浙江天目山“养病”，一边再从容请出元老重臣向蒋说情，甚至把陈其美的遗孀姚文英也请到南京面蒋哀求，始得蒋谅解。陈立夫虽然躲过了一场牢狱之灾，但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的要职，却被蒋乘势削去。

蒋在罢免陈立夫的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时，为了不过于刺激CC系的感情，曾故意征求陈果夫对继任人选的意见。蒋对不听话的亲信部属，其一贯手腕不外先是击一猛掌，打得你晕头转向，然后再亲切地安抚一下。这就叫刚柔相济，恩威并施。所以，蒋把陈立夫拉下马来，又叫陈果夫推荐继任人选，这也是蒋的人情练达之处。陈果夫奉命，当即提出以徐恩曾、张厉生、叶秀峰等三人为先后顺序，供蒋圈定。在陈果夫的意思，当然是寄希望于徐恩曾的。盖因徐、张、叶三人，虽然在表面上都是CC中人，但在与陈氏兄弟的关系上大有区别，徐是心腹大将，叶亦属亲信干部，张因为与陈诚关系较密，只能入于“另册”了。陈果夫素知蒋的猜忌心重，且喜别出心裁，于是，在名单上玩了点小花样，布置了一个头，一个尾，把最不喜欢的张厉生放在中间。应当说，陈果夫此举对蒋的心理是把握得很准的，一般来说，蒋在圈定人选上，对亲信部属推荐的人选，大都按顺序从第一名圈起；有时，蒋别出心裁，来一个突然袭击，也会从名单上的最后一名圈起，以示他不受人利用。换句话说，如果这中间不是出现了一件意外情况，说不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宝座，大有可能是徐恩曾去坐了。

陈立夫

 

陈果夫这个推荐名单呈蒋后，不知怎么竟走漏了风声，事为一些特工总部的特务所悉，他们当然都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中央组织部历来是陈家兄弟的“责任田”，即使陈家兄弟不种了，这块“责任田”也不要落入他人之手。徐、叶都是陈氏兄弟心腹，也是中统的头目，理应是“责任田”的继任“责任人”了。这些特务本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加之不甘于寂寞，立功心切，竟啸聚了一批人，到中央军校蒋官邸去向蒋介石请愿。这样一来，事情被弄坏了。蒋最恨的就是被人要挟，更忌被特务胁迫。现在这些中统小特务也跑出来发表意见，干预党国高层人事，成何体统？于是，对于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一职，蒋在圈定名单时，索性来了一个“猛虎掏心”，从中间圈起。这一来，竟便宜了一个张厉生，真是福从天而来，转眼间成了继任的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的唯一人选。更令陈氏兄弟没有面子的是，张厉生自坐上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宝座后，便反出“山门”，投靠“小鬼”陈诚，成了CC系的“异类”。

从此，陈立夫“在野”几近两年时间，剩下一个军事调查统计局局长的头衔，也就更成了一个摆设，不为蒋所重了。直到1937年9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情况才稍有改观。其时，蒋介石把军事委员会改造成为大本营式的包揽全国军政大权的统帅部，以何应钦为参谋总长，以张群为秘书长，好像是左右丞相。下设一至六及管理等七个部。其中第六部为党务、特务部，主管战时民众动员事宜等，蒋以陈立夫为部长，徐恩曾、戴笠分任组长。但是，这样一个权力显赫的第六部，事实上并未真正运转，1938年初便停止活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其业务由陈诚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接管。紧接着，蒋筹划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同时，蒋也开始了对包括中统在内的整个特务体制进行改组。蒋介石的特务统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高开高走”的中统局

多年以来，由于徐恩曾的全部身心都放在反共事业上，对抗战事业便有些顾此失彼。七七事变之初，国共携手，开始了全面抗战大业。徐恩曾糊里糊涂地尚未弄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大规模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爆发。又隔了两天，8月15日，南京遭到日军的首次空袭。特工总部由于事先没有适当准备，在面临空袭时仓猝迁移，内部一片混乱，所有的组织活动几乎全部陷于停顿。

由于淞沪战场日益吃紧，国民党中央党部也算是知己知彼，对中国军队不抱幻想，决定先期西撤湖南衡山。为此，徐恩曾决定特工总部分三批撤离南京。第一批的撤离时间是在1937年10月，主要对象是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的一批人员，由特工总部书记室书记兼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处长濮孟九率领，与中央党部大队人马一起，浩浩荡荡、从从容容地搭乘专车经徐州、武汉转南岳衡山去了。第二批的撤离时间是在11月19日，这一批撤离的特务较多，除特工总部的大部分人员和家属外，还有所属南京邮电检查所人员，以及中苏文化协会所办的《中苏文化》半月刊部分人员。此时，淞沪抗战已至尾声，参加淞沪战役的中国军队大部西撤，日军前锋正在沿沪宁线向南京急进。倏忽之间，大势顿去，南京城已经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了。于是，这一次的撤离很有点“悲壮”与“仓皇”的味道。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大小机关过于庞大，大都又拖到日军即将兵临城下的时候纷纷西逃，彻底大搬家，此时，最紧张的也就莫过于逃跑用的交通工具。铁路专列自然是没有的，水运工具也是十二分地紧缺。好在特务的手腕不可等闲视之，徐恩曾经过全力争夺，总算抢到一艘约3000吨的建国号轮船，把这一批领袖的“耳目”和“保镖”、党国“精英分子”与“无名英雄”一股脑儿装上建国轮，惶惶然送出日军的虎口南京。11月22日傍晚，船到达战时的临时政府所在地——汉口，此时距南京陷落只剩下三个星期。

徐恩曾没有与部属一起搭乘建国轮西逃，而是“坚持”到第二天，作为特工总部的最后一批撤离人员离开南京。此前，徐恩曾已经指定亲信特务谢永存赶到芜湖，为他秘密搞到一艘小火轮，预先开到南京，作为他西撤的专轮。兵荒马乱的年头，为了防止自己辛辛苦苦抢到的逃生工具被别人武装劫夺，徐恩曾不敢将这艘火轮停在江边，而是偷偷泊到靠近南京的一条不为别人注意的小河汊里，并派武装特务上船看守，以防不测。20日，徐恩曾携姘妇费侠、私人秘书端木子、亲信谢永存及卫士等，作为第三批撤离人员，“从容不迫”地登上小火轮，溯江而上。此时，沪宁线上已是炮火连天，一片生灵涂炭、腥风血雨的凄凉、惨痛景象。

建国轮上的中统特务及家属先期到达汉口后，临时住进紧邻法租界的黄陂路平汉铁路特别党部楼上。因徐恩曾此时仍在途中，汉口的特务一时群龙无首，一个个乐得东游西逛，惹是生非。这时，东南沿海及华北等前方的许多中统特务，也纷纷向汉口蜂拥而来，因无人约束，终日花天酒地。等到徐恩曾十余日后姗姗来迟，这一场“狂欢节”早已闹得天昏地暗了。由于国事纷乱，大敌当前，对于特务们在“小节”上的一时有失检点，徐恩曾这次是眼开眼闭，没有苛责。

因汉口也不是国民政府的久留之地，加之地方狭小，房屋及生活设施都十分紧张，各方面极其混乱，徐恩曾决定对人员进行疏散。当时，在汉口总部只留下两部分人，一部分是由王思诚、谢永存、高謇主持的机要室，以便处理临时紧急任务；一部分是由梁辅丞与张国栋主持的情报科，以便负责处理情报工作。同时，留下一些精干的总务及电讯人员。其他特务都分别疏散到湖南长沙、益阳、衡山等地暂住。为了使来来往往的特务有个落脚点，徐恩曾一方面以汉口黄陂路特别党部作为特工总部的临时办公机关，一方面派青帮头目刘伯琴、赵承三等特务在汉口法租界开办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铁路饭店。该饭店里娼妓、烟枪、赌具、酒菜等吃喝玩乐一应俱全，以此吸引囊中颇为丰厚的中统特务。

徐恩曾从1937年11月到达汉口，到1938年10月西撤重庆，在武汉总共停留了近一年时间。时间虽短，却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正是在汉口期间，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宣布成立，徐恩曾正式登上了中统王座。

根据国民党的官方文件所载，成立中统局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抗战大业，加强防奸防谍及巩固后方治安任务的需要。这样的理由冠冕堂皇，谁能说错。其实，个中真情是为了适应国共二度合作抗战的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反共斗争的需要。这些当然只能在秘密文件和秘密会议上讲讲了，在公开的文件和公开的会议上是拿不出来的。除此以外，也还有一个原因，是蒋介石为了削弱陈立夫对特务系统的控制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蒋在筹划成立中统局的过程中，经过精心设计，连走三着棋，终于将陈立夫排挤在新的特务领导体制之外。

第一着棋：蒋赶在中统成立之前的1938年1月，任命陈立夫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就这个职级本身来说，并不在中央党部的部长职级之下。但是，由于陈果夫早在1931年就已经离开中央党部，出任导淮委员会代理委员长、江苏省长等职务，这样，自1926年以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第一次双双都被赶出中央党务系统。对于从党务系统起家，并号称是“蒋家天下陈家党”的陈氏兄弟来说，在中央党部里没有一席之地，并不意味着是个好消息。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步为随后切断陈立夫与新成立的中统局在组织上的联系打了埋伏。

第二着棋：蒋在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党内CC系的“青天白日团”、黄埔系的复兴社、汪精卫的改组派等一切派系小组织，成立大一统的三民主义青年团，这是一个被黄埔系控制的“第二国民党”组织。结果，国民党内的小组织解散了，国民党外的大组织出现了，陈氏兄弟不但面临着一个比复兴社、改组派更为强大的派系对手，更为严重的是，青天白日团解散后，原先以团体7人核心层控制特工总部的形式将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中统的董事局被取消了。这样，陈氏兄弟与徐恩曾既无组织上的隶属关系，又无实质上的控制措施，这就为以后徐恩曾对陈氏兄弟产生离心倾向埋下了伏笔。

第三着棋：蒋在国民党临全大会上，宣布对特务体制进行重大改组，分别建立军事调查统计局与中央调查统计局两大特务组织。军统局由原先的第二处（即军警处）升格建立，中统局由原先的第一处（即党政处）升格建立，原先的第三处（即邮检处）划归军委会，另成立由军统局控制的特检处。如此，多年来围绕争夺邮电检查大权而发生的一系列“鬼打架”事件，总算有了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法。在“两统”人选的安排上，蒋更是用心良苦，下令军统局局长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代，戴笠任副局长并主持实际工作；中统局局长由中央秘书长兼代，徐恩曾任副局长并主持实际工作。

从中统局的体制结构看，在蒋的精心运作下已经发生了重大而又微妙的变化。首先，从体制上来说，中统局第一次脱离了中央组织部系统，“高开高走”，归中央党部直接领导，这就意味着陈氏兄弟至少已不能在表面上像过去一样，对它发号施令了；其次，新任中央秘书长朱家骅表面上是一位大CC，然而又是一位出了名的铁腕人物，素以善于揽权的强势作风著称。由这样的人兼代中统局长一职，显然有抑制陈氏兄弟继续染指中统局的意思；第三，无论是军统局还是中统局，又都规定以副局长主持日常工作，这就在事实上规定，这两个局都享有特殊地位，以中统为例，如果从表面上看，它已经不归陈氏兄弟领导；如果从实际上看，它也可以不归朱家骅领导。这样，中统到底隶属谁？服从谁？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给了徐恩曾一个自由选择的空间。

其实，蒋对中统体制作如此新颖别致的架构，私心不外是：他不希望出现由陈氏兄弟继续控制中统的局面，但也不希望中统就此落入朱家骅的口袋。以朱家骅兼代中统局长，不过是制约陈氏兄弟的一着棋罢了。蒋的真正目的是要中统局能像军统一样，直接听命于他本人。

成立中统局，对于陈立夫来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打击；对于徐恩曾来说，却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渔利。盖因中央调查统计局不但是堂堂正正的国民党正式机关，比之过去那个“野路子”的特工总部，自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中统局在级别上相当于部级，名不见经传的“徐主任”，一下子升格为位高权重的“徐副局长”；更使他兴奋不已的是，在蒋介石、陈立夫、朱家骅这样一个“大三角”中，他成了被三方争夺的宠儿。靠蒋？靠陈？靠朱？皆能随心所欲，临机应变，以谋求最大利益，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了。

1938年5月的一天，在汉口黄陂路特工总部临时住所，徐恩曾召集所属科长级以上干部20余人开会，说明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和临全大会决议成立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兼任，他本人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等等。接着，徐按照中央党部制定的中统局组织条例，宣布了各组、科、室临时工作人员名单。自此，特工总部以中统局的名义开张。

8月间的一天，喜讯从天而降。徐恩曾接到侍从室通知，由徐亲率中统局科长以上干部赴武昌行营官邸，蒋予以赐见并垂询。据中统特务张国栋回忆，这一天，“朝圣”的中统特务约在15名左右，都穿戴整齐，装饰一新，于晨8时左右，就在徐恩曾的带领下，早早地从汉口渡江，来到武昌行营。他们先在蒋官邸外面的大会客厅里等候了近一小时，始由蒋的侍从副官引导，进入里间约五六十平方米的一间会客室。在此地屏声静气地等了约半小时，蒋介石才从一道厚重的帷幕后面慢慢地走出来。不少特务虽然已经充当了许多年的“耳目”和“心腹”，却是有幸第一次瞻仰到“英明领袖”的风采。于是，大家起身肃立，对领袖行注目礼；领袖“皇恩浩荡”，吩咐赐坐。于是，蒋从侍从人员手中接过被召见人员名单，逐个点名，点到某人时，此人即起身、肃立、注目。蒋照例先用那锐利的鹰眼，对此人扫视端详一番，然后便按名单上提供的此人年龄、籍贯、学历、经历之类，略问数语，并在名单上划个符号或写上几个字。点名之后，蒋开始对这批“耳目”与“心腹”进行训示，大意是说调查统计工作如何如何重要，应在原有成绩的基础上做得更好，尽心竭力地完成新的任务等等。最后是徐恩曾代表大家接受训示，表示效忠领袖与党国，努力去干，不负所望等等。蒋于此连说了几声“好！好！”便起身重新慢慢地踱进厚重的帷幕后面去了。“圣上”传见，于此便告结束。据说，徐恩曾带领特务们出了蒋官邸，为表示庆祝，便找了一处地方，开怀豪饮、大嚼一顿，尽兴而散。

这时，日本人从南京接踵而至，一场大战再次迫近，国民政府大小机关的头目各自怀揣大印，继续西迁重庆。徐恩曾不甘落后，于九月初即派局本部秘书濮孟九，率领一个“先遣组”，先期赶赴重庆，进行部署。10月，中统局人员分三路向重庆徐徐而退。一路由中统局第二组组长王思诚率领走江，第一步搭轮到达宜昌，从宜昌再改川江轮船继续西进，于同月下旬到达重庆；一路由中统局第一组组长梁辅丞率领走陆，通过顾建中等中统老特务的关系，从财政部盐务总局借来七八辆大卡车，满载大小特务及重要物资，浩浩荡荡地直奔重庆而去；一路仍然是走陆，由徐恩曾本人亲率老婆费侠、私人秘书端木子、保镖王继善等数人，分乘两辆小轿车，经湘、桂、黔等省，缓缓到达重庆。

中统西撤的大队人马来到重庆，由先期赴渝的濮孟九抢到九道门兴华小学与储奇门药材公会楼上的房屋（两处之间有门可通），将中统局暂时安顿下来。不久，又抢到更为宽敞的两路口川东师范，于1939年7月迁入，此处同时设有财政部、教育部、重庆市政府等重要机关。中统居于川东师范的最高处，居高临下，俯瞰一切，重庆市政府好像在其脚下。能抢到这块宝地，据说是费侠的湖北同乡、中统专员方仲豪物色、接洽并交涉才弄到手的。这处高地成为中统在抗战时期的“鹰巢”。

精密的特工机器

中统局作为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之一，它的内部机构经过了一个初建、扩建与改组三个阶段。汉口时期是中统的初建阶段。因当时的环境与形势所迫，加之筹建之初，徐恩曾为了打开局面，临时建立了几个主要的组、科。而中统局内部机构的真正建立，或者叫扩建，是在到达重庆以后的事情。

无论是在党务调查科时期，还是在特工总部时期，徐恩曾对内部机构的设置原则，主要是按照工作性质进行划分。当时，因工作对象一致，都是为了全力对付共产党，在这个大前提下，不外是区分情报、行动、训练等各个专业，设置相关科室。到了中统局时期，情况为之一变，一方面是民族战争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过去完全不被特工总部重视的反奸防谍活动，不得不提上中统工作的重要议程；另一方面是共产党几乎成了“合法”政党，公开的反共口号不便再喊了，但反共大业远没有完成。据此，中统局在抗战时期的主要活动将面临两条线作战的处境，一条线是以日伪为主要工作对象，开展反奸防谍活动；一条线是以中共为主要工作对象，开展反共防共活动。

按照两条线作战的需要，徐恩曾在架构中统内部机构时，决定将过去按专业分工的原则改组为按工作对象进行分工，分设三组一处一室，即第一组（情报与总务）、第二组（中共及其他党派调查）、第三组（党政与日伪调查）、交通管理处、会计室等。其时工作人员约在200名左右。从1939年起，为适应强化反共活动的需要，中统内部机构不断增加，人数最终达到700名左右。1942年，中统局进入改组扩大阶段，设立了与组、处平行的内部机构达17个之多。分工更为精细与专业，分别是第一组（敌伪调查）、第二组（党派调查）、第三组（党政调查）；交通管理处、统计处、经济调查处；秘书室、人事室、机要室、会计室、专员室、资料室；训练委员会、纪律审查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后改称侨务小组）、考绩委员会、党员调查网建立委员会等。此外，中统还建立一个称之为“生庐”的秘密机构，由徐恩曾与顾建中亲自掌握，成员大都出身于省党部委员的高级特务，专门研究、设计对共产党的破坏活动，其工作性质大致相当于特工总部时期由张冲主持的设计委员会。

这也只是中统的大概情况，所谓几处、几室、几委等等，说法也不尽一致，盖因中统内部机构的生生灭灭、编制员额的增增减减，变化既大，情况也比较复杂，完全不受中央党部组织条例的约束，而且也不需要报告蒋介石批准。因此，像内部机构设置这一类不大不小的问题，徐恩曾比在特工总部时期有了更大的决策权。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徐恩曾拍了板，便可以交代下面执行。

中统局的机构既多，变化又极频繁，很有点让人无从说起的味道。其实，变来变去，它在抗战时期所从事的防奸反谍与反共防共的两大任务始终没有变化。由此，也决定了一开始设立的敌伪、党派、党政等“三大组”的基本架构，始终没有变化。第一组原先主管文书、人事、机要、情报指导与编译密电码等，后来人事、机要等业务划出，成立人事科与译电室，均归局长室直接管辖，另将日伪调查划归第一组主管，故第一组也称敌伪调查组。第二组主管党派调查，实际上是以中共为主要工作对象，兼对其他进步团体。第三组原先主管党政调查与日伪调查，日伪调查划归第一组后，变成了专管“党员调查网”的管理与运用以及党政经济调查活动等。

中统局的核心和灵魂，也可以说是它的水平和权威，都体现在第二组的党派调查活动上面，徐恩曾自始至终对第二组的活动予以非常重视。什么叫党派调查？1939年秋，中统局兼局长朱家骅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中统主持了一次局务会议，对党派调查问题发表谈话。据说，这次局务会议是朱兼局长在八年抗战期间仅有的一次机会，因此，这一次讲话可以视作是他就任中统特务头子以后的施政演说。朱家骅对党派调查所作的解释便是：党派调查就是对共产党的调查，是我们的工作中心，而且是唯一的工作中心。当前国共合作抗日，将来势必决裂，无共存之理，故应及早防治。本局过去党派工作是有经验、有条件、有成绩的，今后必须以此为中心，更加努力做出成绩，也只有此一项可以做出成绩。本局任务在组织条例中虽列有党政调查、经济调查、日伪调查等等，但这些都是陪衬的。对抗日，总裁自有办法，无须我们担心。如果党派工作做得不好，即使党政调查等做得再好，也不能算是有成绩。只要党派工作做好了，即使其他各项做得都不好，也算是有成绩，有利于党国，就能得到总裁的重视和嘉奖。朱家骅不愧是大学教授，几句话，对于党派调查的重要性不但说得直截了当，而且说得斩钉截铁，用今天的术语说，就是“一票否决制”了。一切善良淳朴的人真不敢相信，在国共合作的口号下，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就是持这样的反共观念来处理国共关系的。

在中统内部，地位比较特殊一点的，要算是交通管理处，该处主管中统电台、通讯以及沦陷区的交通，对解放区的秘密交通也在其主管范围之内。交通处的特殊之处，在于国民党中央党部与所属各省、市党部的来往电报，都由该处负责收发；所有发往沦陷区各省、市党部的书面文件，也由该处负责运送。这就是说，该处既是中统局的交通管理处，也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交通管理处。于是，这个处的交通设施经费、各项办公经费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用，都由中央党部直接拨发，并为此专设总务科，各项收支不受中统局会计室支配。据此，该处在各省市雇用了相当多的蟹脚，诸如反动帮会、盗贼集团、码头地痞、封建把头和汉奸流氓等下三滥的人物，以便建立所谓的隐蔽交通，其实是黑线交通。为此，该处喊出的口号是：只求达到目的，不问是否犯罪。这个地下的黑线交通网得到中统派在交通部的大特务季源溥的密切配合，交通部西南公路系统和铁路系统的黄色工会，大都被季源溥掌握，黄色工会中的许多成员被交通处雇用，成为中统地下交通网的黑线分子。为了表示对该处的重视，徐恩曾亲自兼任交通管理处处长，日常工作由徐白光负责。徐白光在中统的地位相当于濮孟九、王思诚，属于徐恩曾手下第一等大特务。此人满脸横肉，言行粗鄙，最善于和下三滥的江湖人物打交道，正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中统的另一个特殊部门是所谓专员室，该室归局长室直接指挥，担任设计和联络任务，如有临时性的重大活动，也大都交由这个室完成，也有个别的专员被安置到其他部门。所谓专员的职级弹性极大，有的仅次于局长职级，也有相当于组长或科长的。人数亦没有定额，最多的时候达到30多人。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机构成为徐恩曾对一些资格较老，而又不受重用的大特务进行照顾性安置的一个“橡皮袋”。

中统的外勤派驻机构，为各省、市及铁路部门设立的调查统计室。中统局成立后，原属特工总部领导的各省、市肃反专员和特务室一律撤销，在此基础上成立调查统计室，简称省室。省室的职业特务多少不一，少至十几人，多达百余人，视情况而定。省室在所属各县设立调查组或派出调查员。

省室的工作性质和局本部一样，工作水平则有高有低，其中被局本部评为专业工作第一等、经常受到徐恩曾表扬的是为黔室（即贵州省调统室）。黔室的负责人程惕予，原是中共叛徒，长于组织和训练工作。据说，这个特务头子的绝招有四手，第一手是对团体纪律抓得特别严格，在贵阳、安顺、镇远一带的交通线上，很少发生特务敲诈勒索和招摇撞骗的事，这在内外都是一片乌烟瘴气的中统局，确是大奇，程惕予也以这种姿态博得当地土豪劣绅富商巨室的拥戴。第二手是注重特务的学习和过小组生活，以此作为对特务进行训练的重要手段，这大概也算是从中共带过来的方法了。程惕予特别重视对专案进行事后讲评和总结检讨，对特务们的工作方式与方法不拘于俗套，随时随地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对手下的特务进行言传身教。这一手从前陈立夫视察时也大为欣赏，逢人便说：“共产党的方法可以用，用了替我们办事，很好！”第三手是利用贵州籍的CC头目张道藩、谷正纲、谷正鼎等人在贵州的关系，替黔室办事，与军统抗衡等等。第四手是在贵州与天主教的法国神甫合作，在石门坎地区做了一次长达三年的调查工作，写了长达十万字的专案材料送重庆，极受徐恩曾的赏识。由于黔室的突出贡献，徐恩曾特地选调了一批人到局本部工作，前后达十余名之多。据说，这批特务的工作能力、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都相当高，特别是纪律性强，故深得徐恩曾的宠爱。

省室中最差的、经常受徐恩曾批评的是湘室，湘室负责人韩中石与手下的特务热衷于党团摩擦，结果，在薛岳的治下CC系处处受压制，活动无所施展。韩中石到重庆述职，徐恩曾指着他的鼻子大骂：“张荫梧是一个摩擦专家，是共产党所讨厌的摩擦专家；你这个摩擦专家是对内生是非，造障碍的傻瓜！”没有想到徐恩曾这一骂，竟骂出一个人样了。从此，湘室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作风竟有所改观，虽与三青团的宿怨太深，一时无法化解，但与湖南军统的关系，据说大为改善，且能合作反共了。

在省室之中，地位比较特殊的是重庆实验区。在徐恩曾的本意，“实验”就是“示范”，通过“实验”，取得经验，尔后在全国各省室中加以推广。由于它负有如此重要的使命，又由于它地处陪都京畿，故这个特务机构的人数是全国最多的。因中统局本部的特务大都是一些伏案设计的文特务，对行动工作不甚擅长，徐恩曾于是将涉及武装行动的任务，大都交给这个区完成。重庆实验区的优势，也就在它的行动工作，大凡逮捕绑架、拘押刑讯等恶性行动，都是这个区的专长。该区区长陈庆斋是一个帮会流氓出身的老牌特务，也是一个专搞行动工作的老枪。从南京时期，他就提着脑袋跟着徐恩曾干行动工作了，故徐恩曾对他十分倚重。陈庆斋由此也网罗了一批如狼似虎的鹰犬，专替他做杀人放火、绑架刑讯的勾当。结果，这个区最是臭名远扬，受到国民党内不同派系的一致攻击，一度因气焰嚣张到公开持枪闯入行政院机关捕人，破坏了蒋精心营造的“民主形象”，被蒋视为不会办事，连带着徐恩曾也受到训斥。但徐深感中统不能离开这个区，否则屁股后面没有一个拿枪的，中统就更不会办事了。所以，陈庆斋一直干到徐恩曾垮台，后转任中统西南区的总负责人。

徐恩曾在抗战期间，曾经建立过一支中统的“国际部队”，这就是与英国情报机关合作成立的缅甸、新加坡和留印华籍海员等三个海外工作队。但所谓的缅甸工作队，在渡过怒江后，只走到滇西的保山，就再也不敢前进，无论徐恩曾和英方如何催促，都被该队以经费不足、医药条件太差和交通不便等借口挡回，徐恩曾鞭长不及马腹，只得以师久无功而将该队解散，工作队长李竹瞻不敢再入中统，也就自行离去。所谓的新加坡工作队在经过英方情报机构训练后，虽然向新加坡派过数名人员，但未起什么作用。只有留印华籍海员工作队在印度工作了大半年时间，后因留印的海员急剧减少，该队亦无存在必要，徐恩曾只好令其返回重庆。由于中统与英方的合作全无成果，不但受到英国人的轻视，而且受到蒋介石的批评。

十万“阎罗”与九大“太保”

中统组织的庞大，不是积于上层，而是重在基层的扩展和渗透。除军、警、宪这些领域被军统把持外，国民党的其他党政机构，上至中央各院、部、会，下至各省市政府和县以下机关，可以说都有中统发展的“蚯蚓”（不暴露身分的中统秘密特务）。根据1941年中统人事科考绩表统计，这一年的中统人数是：局本部488名，重庆实验区137名，各省市9655名，各部会2000余名，民众团体300多名，外围骨干690余名，合计约13270余名。据中统特务陈蔚如回忆，中统人事科长孙翼谋也曾对他透露：“我们局里大概有13000多正式调查工作人员。”这是指按月在中统领取薪水的职业特务，另据中统特务赵毓麟回忆，如果将本身已有社会职业、不在中统支取薪水的义务调查工作人员计算在内，总数当在10万人以上。

中统特务的来源相当庞杂，大致由五类人员组成。一为调查工作人员，简称“调工”，与特工总部时期的“特工”相同，所不同者是分工比过去更为精细，如调工身分有专任调工、兼任调工和义务调工等三种。所谓的专任调工，也就是职业特务，按月在徐恩曾那儿领薪水；兼任调工是指在党务、行政、财经、司法等部门有正式职业的特务，他们在徐恩曾那儿领取津贴或车马费，但须向中统提供情报，接受中统指挥；义务调工不支薪津，亦无正式名义，完全出于一种“奉献”精神。不过，这类特务大都是想依靠特务的力量，以达到个人目的。二为党员调查网，这部分人都是潜藏在各级党政机关中的特务，据说，由局本部直接掌握的入网特务在3000人以上，如果加上各省室的入网特务，据说是一个10万人的概念，这是中统的整体力量所在。三为通讯员，按来源有学生通讯员与特约通讯员的区别。学生通讯员以在校的大专学生为限，特约通讯员分布于社会各阶层。这两类人数量也非常大，据说全国加起来，也是一个10万人的概念。四为外围分子，有秘密的基本外围与公开的普通外围，前者如“三民主义革命青年社”，后者如“学生生活社”等。这部分人无法估计，因为并不是参加了外围组织便为中统做事，其情况比较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五为特种情报工作人员，简称“特情”。这是潜伏在革命队伍和进步团体内的内线特务，也就是特工总部时期所说的“细胞”。他们是特务中最机密的一类，其“打入”与“拉出”的方法，与特工总部时期也大体相同，只不过效果大为逊色，远达不到特工总部时期的数量与质量了。上述五类特务，除外围分子外，合计在20万人以上，也许中统对自己的力量有些虚张声势，不过，无论怎么说，称中统是一个10万大军，大概是不用怀疑的。

这样一支10万人的庞大队伍，分布全国各行各业，以秘密方式进行活动，其潜在势力到底有多大，实在是难以测度。不过，玩特工，在大多数情况下数字并不能说明一切，事实上，大多数特务都属于滥竽充数的货色，真正的高手并不多。若从党务调查科时期算起，最有影响的老牌特务当数顾建中、濮孟九、王思诚、季源溥、谢永存、徐兆麟、吴星伯、张国栋、王保身等九人，他们都是徐恩曾手下的大将，在中统内居有极重要的地位。如果论资历、论能力、论贡献、论影响，他们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统九大“太保”。

顾建中是徐恩曾手下的第一位大太保。他在徐恩曾心目中的作用，也就相当于毛人凤在戴笠心目中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毛人凤那样有官运。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中统急于向外扩展，而盐务界又是旧中国最肥的差事之一，所以顾建中被徐恩曾派到盐务界打天下去了。顾建中后来当到两淮盐务管理局长的高位，生活之富裕，中统无人能及。由于顾挟特务力量，在盐务界扩充势力甚快，大触盐务总办缪秋杰之忌，顾、缪久不相容。适在此时，徐恩曾想往政界高层发展，但又不肯放弃中统基业，故于1941年将顾建中调回中统局本部，不给任何正式名义，只以徐的私人代表身分，替他坐镇川东师范，主持中统常务工作。实际上，这也就有培养“徐恩曾二世”的意思，顾本为调查科老人，资历、水平、贡献，也都是有的，中统特务对他也都有一种崇敬心理，称之为“顾先生”。故顾虽无名义，但号令全局并无多大困难，若不是后来朱家骅横插一杠，这中统局长的宝座，徐恩曾之后，大概也就非顾建中莫属了。

濮孟九的地位与顾建中不相伯仲。特别是顾建中到盐务界打天下以后，濮孟九事实上也就成了特工总部的第二把手了。濮孟九是留德学生，徐童年时代的同学。此人的特点，一方面是性情软弱，不敢负责，缺乏魄力，一切听命于徐；另一方面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长于管理，精于内勤。多年来，濮被徐恩曾付以看家守院的重要角色。徐被提升为中央组织部秘书后，主动把党务调查处处长的要职付与濮担任。多年来，濮由特工总部书记室书记至中统局主任秘书，终日坐在办公室里，不是批阅文件，便是同内部各部门头目接触，很少出头露面，是个让徐恩曾绝对放心的老幕僚。1939年8月，侍从室第三处成立后，陈果夫看中了他的老实可靠和精细敬业，调他到侍三处任第七组（对外调查组）组长。1941年，濮感到当了十余年的幕僚也没有当出什么名堂，油水也不丰，于是，学着顾建中的样子，抽身到粮食部打天下去了，先是出任粮食部调查处处长，后担任管制司司长，成为粮食界的特务大头目。

王思诚在中统的地位仅次于顾建中、濮孟九。但是，他对中统的影响比顾、濮都要深。其原因就是王思诚自进入党务调查科后，一直到徐恩曾垮台，他都没有离开中统一步，是追随徐恩曾时间最长的老特务。王为人思虑深远，长于谋划，长期出任特工总部书记室书记、中统第二组组长、中统局主任秘书等要职，是中统的实权派首领，徐对他言听计从，从谏如流。徐恩曾后来虽然将顾建中召回局本部，付以主持中统日常工作的重任，但徐始终将自己的私人名章交给王思诚代拆代行，以此对顾进行牵制。如果说徐恩曾是贾府的大总管王熙凤，那么王思诚就相当于王熙凤身边的平儿，所起的作用是那种心腹通房大丫头的角色，正如贾府大奶奶李纨揶揄平儿时所说的一句话：“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总钥匙。”王思诚也就是徐恩曾身边的一把“总钥匙”。王自己亦在纪念周上直言不讳地说：“我自军校毕业后，得以追随徐先生，自以为得明主而事之，决心终身不贰。”徐恩曾垮台后，王思诚自知不容于叶秀峰，也就主动外放，到粮食部任督导处处长去了。

季源溥在特工总部时期，初任南京区区长，继任上海警察局的侦缉总队总队长，兼特工总部上海区副区长，同时成为上海青帮的重要头目。季在上海甚至也开香堂，收门徒，成为上海滩上兜得转的大人物。也正是凭着这些关系，季才能对抗戴笠的围剿，成为上海警界里硕果仅存的中统大特务。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后，季源溥玩不转了，被徐恩曾派到铁道部任劳工科长，继任交通部人事处帮办。季源溥曾经脚踏特务、警察、帮会三大领域，故长于交际，擅长组织工作，自进入交通界，便积极筹组工人福利协会，拉拢工人中的上层分子入会，成为交通界黄色工会的大头目。季源溥原是叶秀峰手下的四大将之一（另三位是徐兆麟、吴星伯、王保身），在徐恩曾手下不算是很得意。徐恩曾垮台后，叶秀峰上台，季旋即被叶召回局本部，委以第二处（党派调查处）处长、中统局上海办事处处长等重任。中统局后来改组为中央党员通讯局和内政部调查局后，季一跃而成为党员通讯局副局长与内调局局长，成为中统的末代局长。

谢永存是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陈果夫的嫡传弟子。此公长袖善舞，惯于交际，通达人情世故，重感情，讲义气，颇有人缘，确是一位干才。与其他太保不同的是，谢出道甚早，当特务较晚。20世纪20年代末，谢便由陈果夫派遣赴安徽芜湖、滁州等地任党部委员、芜湖《民国日报》社长、安徽省党部书记长等要职，极得陈果夫的赏识。抗战以后，谢进入中统，先后任科长、专员等职，实际上是陈氏兄弟打入中统的一根楔子，借以对徐恩曾起监视与牵制作用。谢一方面在徐恩曾手下担任第三组长，主管全国党政经济调查，建立并领导“党员调查网”；一方面又在陈果夫手下担任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通讯处主任。据此，中央政治学校的许多毕业，或未毕业的学生，或安徽籍的门生故旧等，便通过谢的介绍，或进入中统局工作，成为中统职业特务，或加入“党员调查网”，成为“网”上分子。这样，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在中统便成为一个很大的势力。加之，在局本部与省室以上的高级特务中，以安徽人的实力最为雄厚，这些人自然奉谢为首领。于是，有人称中统内部形成了一个“皖政系”，这就逐渐引起了徐恩曾的警惕。1943年，盛世才投蒋，国民党在新疆成立省党部，徐恩曾趁机将谢“推上去”。谢由是出任新疆省党部委员及组训处长、新疆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处长、新疆省党部书记长等职，成为党国要人，并经常乘飞机来往于渝新空中，后因飞机失事丧身新疆哈密地区。

张国栋是从1928年便已进入党务调查科工作的老特务。顾顺章案发生后，其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仍被徐恩曾召回中统工作。据说，张个子不高，脸型及行止也颇像日人，特务与他同事多年，就连他太太的国籍也没有弄清，一说是日人，一说是中国的台湾人。因张氏夫妇在日本生活很久，日常谈话都用日语，被中统特务视为一对怪物。张的行止固然颇“怪”，但为人却是锋芒内敛，遇事谦退，不肯得罪人，颇得上下的好评；加之他以日本人对上司的绝对服从心理与刻板认真的工作态度对待所分管的业务，对徐忠心耿耿，对工作精细不苟，不偷巧，卖死力，也深得徐的宠爱。张把自己的权势和名利欲望都融入棋道，业余爱好围棋，棋术之精，中统特务中鲜有对手。张的精湛业务及与世“无争”的人生之道，使得他在中统不被人所忌，地位相当稳固，先后担任第一组组长、局本部秘书等要职，成为徐恩曾手下最重要的亲信之一。后来徐恩曾垮台，叶秀峰上台，张以他的这种为人之道，仍然得意，叶对他大加笼络，甚至在他的老婆早逝后，叶积极张罗着为他物色新太太，热心作证婚人等等。1947年，中统局改组为党员通讯局，张转到内政部人口局任帮办兼第四处处长。

徐兆麟也是叶秀峰的四大将之一，在徐恩曾的手下，比季源溥更不走运。在特工总部时期，徐在上海当了不到一年的区长，反共十分卖力，自认为工作相当出色，但徐恩曾说他在一个重要案件中有泄密嫌疑，从此不被重用。中统局时期，徐以其中统老资格，仅仅被徐恩曾派为与军委会办公厅联络的少将专员，做一些场面上的外勤活动，后期任中统纪律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冷板凳一条，终日无所事事。叶秀峰打回中统，徐兆麟从此福星高照，被委以南京办事处主任的要职。其时，季源溥任上海办事处主任，两个人一下子都成了中统高级特务中生活最为奢侈的阔佬。季在上海住的是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一座富丽堂皇的住宅，出入是汪伪大特务吴世宝的防弹轿车；徐在南京中华路的私邸金碧辉煌。可见，这两个人得意后，在生活享受方面都有一种强烈的补偿心理。

吴星伯与王保身是叶秀峰第一次主持党务调查科时期的四大将之二。叶被徐恩曾挤出调查科后，吴、王两人与旧主肝胆相照，采取同进同退的态度，先后离开调查科，转入其他部门工作。叶秀峰打回中统后，两人也双双奉召回局，吴出掌交通管理处，王主持督察室，是为中统的两大要津。交通处本就是一个肥缺，吴又善于抓住战后到上海接收的机会大肆敲诈，大发汉奸财。他的理论是：“做汉奸的，不一定都是坏人。本局在上海、南京、杭州一带，就有不少忠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在表面上担任敌伪职务，实际上忠心为国。这次我们首先到上海去，必须慎重行事。”于是，吴星伯“慎重”的结果，是“解放”了大批汉奸，为自己狠赚了一票。接着，吴纸醉金迷、酒色丧身，叶秀峰居然说他是“积劳成疾”，甚为惋惜。而知道吴底细的特务，莫不骂他是“死有余辜”。

中统九大太保中，王保身算得上是一个特殊人物。从政治上来说，他自然也是一个国民党大特务，与其他的八大太保总归是一丘之貉罢了。但就其生活与操守而言，王的洁身自好，多少还能算得上是中统这股浊浪中的一线清流。王靠固定的薪俸生活，也能过清苦的日子，较季源溥、徐兆麟、吴星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王任中统督察室主任，权力与责任是相当大的。要想在这个岗位上有所贡献的人，大都是能够为他心目中的政治理想献身的悲剧性人物。在当时，这种人一般被称为“特务中的特务”。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勉强地作一比较，大概相当于“纠风办”主任一类的角色。王主任就任督察大臣，看到中统被徐兆麟、季源溥等人弄得乌烟瘴气，甚为痛心，于是决定整饬中统“吏治”，下令对徐兆麟在南京办事处时期的各种不法行为详细进行侦查，然后向叶报告，结果徐一度被打下去了。王扳倒了徐，踌躇满志，又想摇动季源溥。但季树大根深，与叶勾结很紧。季不但安然无事，而且官运亨通，做官竟一直做到王的顶头上司。王保身劳而无功，从此败下阵来，一蹶不振了。

事实上，中统的重要干部远不止这九大太保，与他们处于同一层次的重要骨干，还有郭紫峻、杜衡、陈建中、万大鋐、杨为、王秀春、陈庆斋、潘泽筠、高謇、刘不同、王吉甫、李鸿基、郭乾辉、蒋静一、孙翼谋、彭精一、徐政、先大启、王维理等，他们在中统的历史上都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

中统虽然是一支庞大的特工军团，但就其所能来说，大多数都是一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徐恩曾本人就承认中统的大部分人都是饭桶。固然少数特务也有某一方面的专长，但在抗战时期，大后方民生凋敝，百业艰难，天地万物以吃饭为先。于是，为了谋一口饭吃，不少人“误”入中统这只贼船。重庆时期，中统内部曾流行过几句打油诗：“专员多似狗，科长满街走，秘书无人问，组长人人求。”中统局的专员之多，实在是到了令人看不下去的境地。当时的情况是，国民党各省市的许多党部委员下了台，又无适当的新职可就，只能找到陈果夫、陈立夫门下，讨一口饭吃，也有直接找到徐恩曾求职的。其时党政机关都是人满为患，且有编制限制，唯有中统的饭碗取之不尽，于是，这些人大都做了中统专员，实际上是只拿钱不做事，弄得局本部许多资深特务想做专员而不可得，不免满腹牢骚。徐恩曾为此骂街：“人人都想做专员，本局不是要成为专员局了吗？”

徐恩曾对于手下的特务究竟有几斤几两重也不是不知道，徐曾经有一次问计于赵毓麟，说：“你看本局人数虽多，但大部分是饭桶，要怎样才能把人员安排得妥当，务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赵毓麟经过研究，给徐恩曾上了一个书面建议，认为用人应讲求质量，要因才器使。并建议可将中统特务分为四等：第一等的，是见识宏远，厚重少文，然能寄以非常之任，独立工作，不致有失。第二等的，是能言善辩，擅长文墨，出则与各方接洽，临机应变，游刃有余；入则处理文牍，筹拟各种方案措施，无不中的。第三等的，奉职守法，刻苦耐劳，对于上级交办事项，殷勤从公。第四等的是，鹰犬之使，追踪敌人，看守监护，能讲求行动工作的技能，日求进步。这四等人，需要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细心体察等等。徐恩曾接到这个报告后，大为欣赏，批交顾建中、郭紫峻、王思诚、张国栋等四人研究。但四位大将研究结果，认为中统特务不同于一般党政机关职员，几乎每个特务都奉命做过不少坏事，都掌握有党国的机密大事，一旦没有团体纪律约束，极易对党国造成危害。还有不少特务固然生活恶习很多，他们做不了大事，但他们都是党国的“有功之臣”，也不可以轻易精简。于是，顾建中的“锦囊妙计”是：“这批人是没有用的了，但是又不能甩掉他们，只能把他们当作金鱼一样放在缸里养着！”顾建中一锤定音，赵毓麟“因才器使”的建议，从此不再被徐恩曾提起。

“你们愿意做酒囊饭袋吗？”

中国人常说：“知子莫若父。”其本意也就是说：对一个人的了解，莫过于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以此推而广之，也就没有人能比徐恩曾更知道中统特务的现状了。所以，徐恩曾骂特务，有一个字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这就是“饭桶”！这个词不见得粗俗到哪里去，用在这些特务的身上，那是再恰当不过了。尤其是到了抗战时期，中统面临着两线作战的任务，一只手反共，另一只手要对付日伪特务和汉奸。但是，从“四一二事变”到“七七事变”，国民党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国策只有一个：“攘外必先安内”；目标也只是一个：消灭共产党。何曾想到未雨绸缪，进行防奸反谍方面的准备和训练。结果，不但是国民党在军事上没有国防；而且在特工活动中也没有汉奸日谍的概念。卢沟桥一声炮响，如何开展日伪调查？如何进行反奸防谍斗争？如何适应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开展海外情报活动？这些都成了中统的“新问题”。中统当然也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见解与办法。这方面的事例比比皆是，只略举一个海外情报活动方面的例子，也就足以说明全部问题了。

中统过去涉及海外情报工作的全部内容，也就是“如何利用华侨身分，在海外布置反共调查活动”、“如何控制华侨领袖，使其不被共党利用（吸取陈嘉庚的教训）”、“如何适应当地环境，取得合法地位，隐蔽政治目的，发展外围组织，进行反共斗争”等等。至于涉及专题性质的材料，或需要掌握了解某一地域的详细资料时，中统完全是两眼一抹黑，拿不出一点像样的东西来。抗战时期，为了配合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开展中英情报合作，徐恩曾决定在重庆举办一期海外情报人员训练班，需要有东南亚相关国家的背景资料，中统自己愧无这方面的情报来源，只好厚着脸皮向别人借了。徐恩曾找到中央党部海外部商借，弄来的所谓情报，大都是针对富商侨领的社会地位，如何防止他们接近共产党的书信、报告之类，其他方面情报一无所获。徐恩曾找到军委会军令部商借，他们曾经编过不少所谓海外情报的小册子，并且都当作宝贝一样，在上面标上“极机密”三个字，其实，也都是一些驻外武官从西方国家公开发行的报刊上抄来的普通新闻报道。诸如：《棒喝团军事组织真相》的小册子，是从报刊上东抄西凑来的早已陈旧的浅释，全篇没有半点秘密文件的参考价值；《苏格兰场警探工作记闻》的小册子，是从美国黄色刊物上选译编成的，可信程度极低。徐恩曾找到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商借，王倒是十分大度，并且将他苦心搜集的日军对东南亚国家（包括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的调查资料全部贡献出来。事实上，这些所谓的资料也早已见之于公开书刊，内容也已相当陈旧。但是，由于日军当年的调查记载十分翔实精细，分区细项的资料都有统计数字，比起徐恩曾手中已经掌握的一点所谓海外谍报资料，可算是十分的丰富和先进了。

国民党的情报机关不能提供出有价值的海外情报资料，倒是潜伏于天主教界的间谍头目于斌帮了徐恩曾不少忙。于斌为黑龙江人，14岁受洗信奉公教，1919年进入吉林省城天主教会开设的神罗修道院，后转上海震旦大学预科法文组，1924年赴罗马传信大学读哲学、神学，获宗教学博士，回国后依靠国民党官方的关系，逐渐爬到南京区总主教的地位，并与徐恩曾交上了朋友。重庆时期，徐恩曾经常派中统局本部第三组组长高謇与于斌联系，交换情报。因高謇为留意的法西斯特务，与于斌有一层留意同学关系，双方合作甚为融洽。为此，徐恩曾请于斌吃饭，席间谈到需要了解泰国亲日派华侨的活动情况，于斌答应供给参考资料。徐恩曾随后便派人取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一份英文打字复印的文件，长达64页，其内容不仅为中统所不知，便是中央海外部、外交部情报司也都未能掌握到如此及时、详尽。于斌的秘书潘朝英得意地说：我们为了教会事业，稍为多知道一点，如果真要打听什么，比任何机关都方便些，因为我们的教友遍天下，而且他们对神职人员百分之百地忠心守密，不过我们不是搞这个的。徐恩曾听到这番话后，评述说：他们必须搞情报工作，没有这个，他们就不能保产保业，更不能作世界系统的发展。他们的历史传统就没有把政治和宗教分开。但是他们处处隐蔽，把宗教摆在前面，这样是对的，倘若像我们有许多工作人员，什么都不懂，事情办不好，还要装出一副难看的吃相，把人家当猪猡，他们天主教的人员不会这么低能的！

徐恩曾深感中统特务的无能，于是，每逢需要在中统局本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讲演时，徐恩曾最爱说的几句话就是：“本局在英美各国，等于是国家的参谋本部或战略地理学院，为党国提出有重大价值的建议，你们大家应努力学习，提高水平，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最忌饱食终日，无所献替，那样就成了饭桶，你们愿意做酒囊饭袋吗？”英美各国的参谋本部或战略地理学院到底是什么样子，徐恩曾没有介绍，特务们也不知道，不过，中统内部面临着这样一个“酒囊饭袋”的局面，这是每个特务都清楚的。并且，也没有哪个特务愿意当酒囊饭袋。为了改变这样一个“饭桶”的局面，徐恩曾深感需要进一步加强特务的训练工作，以便适应抗战新形势的需要，不断提高特工业务水平，真正把中统建设成英美国家“参谋本部或战略地理学院”那样的组织机构。

应当说，中统是一向重视训练工作的，早在特工总部时期，便设有一个训练科专司此项工作。重庆时期，开始因碍于中统组织条例的规定，主管训练的部门没有设立，这项工作便有些放松。加之，一批批新成员进入中统工作，业务水平及政治素质都急剧下降，徐恩曾这才感到缺少主管训练的专职机构，是中统组织建设的一大缺陷，不能不予以改进。于是，在1939年冬，重新成立训练委员会，以长期主管训练的老特务王杰夫为主任委员，局本部组、处长级的王思诚、谢永存、梁辅丞、张国栋、张炎茂等大特务，均为委员。特务训练工作重新被提上中统的重要议事日程。比较而言，这段时期中统在训练方式和训练内容等方面，都比特工总部时期有不少新的发展。

从训练方式上来说，徐恩曾规定分在职训练和离职训练两种。所谓在职训练，不外是特工总部搞的一套“小组学习”的翻版，在局本部内按职能科室划分组别，编为若干个训练小组，每星期开小组会一次等等。但在学习内容方面，比之过去，有了重大改进。一是在开会学习时，不再宣读所谓的“特工信条”了，而是改为宣读CC系教父陈果夫亲自主持制定的国民党“党员守则”十二条，由“党员守则”代替“特工信条”，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二是增加了如何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利用“合法手段”对付共产党的研究课题，这当然是一篇很大的文章，事实上，中统在整个抗战时期，几乎都在做这篇文章，遗憾的是，从没有交过卷。

徐恩曾对中统的小组学习可说是十分重视，不但频繁地检查督促，而且亲自为之制定学习课题。徐恩曾规定局本部及省室以上的高级特务，要加强对马列主义书刊的研究，尤其要组织学习讨论共产党的“党的建设”问题，以便达到“知己知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目的。徐恩曾通过这种方法是不是真的“知彼”，抑或真的能治“其人之身”，自然是大可怀疑。

1941年4月至5月，为了强化对局本部特务的学习训练，徐恩曾决定集中四个星期左右的时间，组织局本部特务边工作、边学习、边训练，美其名曰“训练月”。具体办法是：将局本部全部工作人员编组为一个总队，总队之下划分为若干中队，中队之下再划分若干小队等。徐恩曾派中统九大太保之一的大特务王思诚为总队长，特务齐耀荣、林桂庭为中队长。训练方式采取准军事化的模式，每天早晨先集合升旗，继而分若干小队进行操练，然后举行小组会。午后集合，主要由徐恩曾讲解“党员守则”12条，每两日一条。有时亦邀请潘公展等CC大头目来讲话。训练月结业还举行了一次联欢会，最后则由局本部主任秘书刘次萧写出“训练月”总结，一切也就功德圆满了。

大量编印书刊发给特务学习，以不断提高特务的理论与业务水平，是徐恩曾的另一个训练手法。据说，在徐恩曾的指导之下，中统编印过的各种训练书刊达近百种之多，总其名为“奋斗丛书”。所谓的“奋斗丛书”，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专门用于对内训练的书刊。如徐恩曾本人写的《知彼工作》，中统反共专家、第二组组长王思诚写的《怎样与中共作斗争》，朱家骅的亲信、局本部主任秘书刘次萧写的《明大义，识大体，知进退，守分寸》等等。这几种书都被列为中统特务必读的基本教材。至于老板徐恩曾写的《知彼工作》一书，更是了不得，完全被当作特务工作的“圣经”，印发给特务学习。说到其内容，其实并无多少新鲜之处，无非是将苏联“契卡”的小册子、顾顺章的“特工丛书”拼拼凑凑、改头换面，然后再加上国民党的一些政治语言，炒成的一个大杂烩。第二类是专门用于指导特务如何开展反共活动的书刊。如中统反共专家、第二组副组长万大鋐写的《中共的剖析》，中共叛徒、局本部研究室主任周光亚写的《唯生史观与唯物史观》，中统大特务王思诚写的《中共理论的分析与批判》，局本部第二组第三科（主管对共产党的侦查与行动业务、中统核心的核心）编写的《如此边区》、《边区风貌》、《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军事政策》、《中共的文艺政策》、《野百合花及其他》等等。

在这些书刊中，以王思诚写的《怎样与中共作斗争》、《中共理论的分析与批判》最受徐恩曾的重视，被中统特务奉为反共的“教科书”，称之为中统十多年反共经验的高度总结，鼓噪它从理论到组织，从宣传到行动，都有一套系统的办法。遗憾的是，徐恩曾即使拥有这样的“稀世之宝”，中统的反共斗争在重庆时期，仍然没有“杰出成就”，国民党也仍然是一个失败。

中统特务的所谓离职（脱产）训练，也就是通过举办训练班的形式，利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对某一方面的专业进行突击集训。中统训练活动虽然搞得很多，其实，比起军统戴笠的巧立名目、班次频繁、规模宏大来，相差简直不可以道里计，这也是军统在抗战时期比中统发展更快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中统也有中统的特色，相比较于军统而言，中统在规模与数量上固然远不及军统，但在内容及质量上，要比军统来得精致，这就是陈立夫曾经在中统高级干部会议上谈到有关训练工作时，所提出的训练原则，大意是：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我们不许可用那种北洋军阀招兵的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就算是自己的兵。我们要找孙猴子，找了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一百个猪八戒，等等。这就是中统特务以及整个CC分子的培训原则。事实上，陈立夫与徐恩曾有没有找到“孙猴子”，到底找了多少“孙猴子”，这当然是他们的一个秘密，绝无告诉别人的道理。不过，他们不讲也罢，从徐恩曾在抗战中期以后便现出气数不足的样子揣测，中统是不是有“孙猴子”，抑或有几多“孙猴子”，也就可想而知了，否则徐恩曾不会那么背时，总是遭蒋介石的痛斥了。

一个孙猴子＝一百个猪八戒

按照陈立夫的“找了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一百个猪八戒”的指示，徐恩曾在举办特务训练班过程中，在总的指导思想上，贯彻了一个质量优于数量的原则，也就是说，宁要“少少许”的孙猴子，不要“多多许”的猪八戒。这样，中统特务数量虽多，但是，真正经过科班训练的特务并不太多。

“少少许”的招生方法，是中统进行特工训练的主要特色，其主要精神就是说，在招收学员时，选择的范围要广，挑选的人数要少，以一定的数量来保证入选学员的质量，这种“广种薄收”的“甄别”制度，比起戴笠那种“放进篮里就是菜”的“抓壮丁”多少要“进步”一些。的确，戴笠举办特务训练班，很有点像北洋军阀招兵的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几步，差不多就算是军统特务了。所以戴笠的特务来得容易，这在戴笠那里，有个说法，叫做“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换句话说，戴笠在抗战时期举办的各种训练班有数百个之多，人数亦在10万人以上，这样大的“市场”需求，即使举着旗子，也仍然有人数不足之虞，如何可以挑挑拣拣？徐恩曾的训练规模和名目，都远不及戴笠，“市场”需求也就比军统小得多，自然可以在特务来源方面，附加一点条件，“矮子当中拔将军”了。比如，中统在重庆时期办了一些特务训练班，并不从社会上直接招收，而是从公开的训练机构中有选择地进行选拔，然后拿回去进行“加工”，贴上自己的“注册商标”，也就成了正宗“产品”了。

比如，抗战初期，沦陷区的大批知识青年离乡背井，逃奔大后方，希望能找一份战时工作，一来有个安身之处，挣一口饭吃，二来可以为抗战救国出力，报效国家民族。三青团看准了这一点，便在重庆市江北治平中学设了一个青年招待所，以免费食宿、介绍工作作号召，收容男女青年，最多时达千人以上。然后报经蒋介石批准，由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拟具办法，由三青团派人从中央军校特训班选调教员和管理人员，对这批青年进行政治训练。徐恩曾了解情况后，便通过中央训练委员会的关系，先后从这个训练班的学员中吸收了大学、专科、中学生，以及小学教师、溃散部队青年军官、沪宁一带小职员等，计约30余人，给以进一步的特务训练，结业后试用三个月，从此便录用为中统特务。这样，中统特务首先在文化素质上，就要比一副粗坯相的军统特务略胜一筹。

徐恩曾在训练思想上也与戴笠有高下之分。“道可道非常道”，在徐恩曾认为，特工技术固然是“小道”，但特工事业却是“大道”。所以，徐恩曾主张特务必须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政治权术，非如此不能肩负“党的军队”与“政治警察”的“伟大”使命。在这一点上，戴笠有不同的认识。戴笠在举办特务训练班时，也很注重进行政治训练，但戴笠心目中的特务政治，无非是：特务要绝对服从团体，团体要绝对服从家长，家长要绝对服从领袖。所谓的团体，也就是军统组织；所谓的家长，当然指的是他本人了。戴笠在军统训练班实施政治训练的全部内容，就是强化每个特务的团体意识，树立家长的绝对权威。为进一步达到这一目的，戴笠在训练班里建立了一整套的法西斯纪律，几乎将特务的人身自由剥夺殆尽。

徐恩曾当然也是十分重视特务纪律的，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与戴笠有不同的手法，他甚至在“中央青年干部训练班”全体官佐会议上公开强调：“忽视精神教育，什么训练都办不好；完全靠纪律，也办不好事体。”徐恩曾所认为的精神训练，就是热衷于组织各种各样的理论学习，除了孙中山的著作之外，蒋介石的《总裁言论》，陈立夫的《唯生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戴季陶与周佛海关于三民主义的著作等等，都在学习之列，甚至也组织学习《政治学概论》等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书籍，研究意大利政治权谋家马克维里的政治权术及学说，并注意结合学习研究纳粹统治的所谓政治技术问题，以训练和提高每个学员的权变技术。这样的特工训练之道，简直不是在训练特务，而是在培养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了。不过，徐恩曾的确这样做了。比如，在讲授《政治学概论》时，其要点包括：政治哲学的历史根源；政治目的与政治手段的关系；政权问题（革命政变，政权的夺取与保持）；政治技术与群众心理；先秦政治思想选介（权术部分）；人类生物性的体察与政治运用；社会势力的诱导与运用（民族的、传统的、封建的、宗教的、伦理的、一般风俗习惯等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与唯物主义；议会政治与布尔什维克的比较研究（都加以否定，唯有国民党的“一党政治”最好，标签是：有限自由与适度民主的集权论）；三民主义的政治效用（蒋氏“三民主义”而非孙氏三民主义）；等等。其实，讲授如此高深的“学问”，对不少特务来说，差不多也是对牛弹琴，特务们既弄不懂，也不需要懂。

在特务技术的训练方面，中统训练班也表现出较高的水平。仅以特务训练所开列的“宣传工作课程”来说，所谓的“宣传工作”，也就是指如何训练诋毁共产党的技巧，这在陈立夫、潘公展等反共专家来说，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所以，陈立夫为训练班亲自写了一篇《宣传工作刍议》的小册子，交给徐恩曾转给青干班班本部。所谓的“刍议”，其内容有：1）正面自吹自捧和正面骂人，有时候恰好是在帮对方做宣传，如果老是这样，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凡事不吉，诸事不宜；2）拿事实出来，揭开对方的一角幕给民众看，不要做大文章，少用形容词，不要因为某件事伤了自己的心，用一些令人发指之类的话以塞篇幅。注意效果，千万不可以写鸣冤禀帖式的东西，也不可以“包打天下不平”的好汉气派代替平心静气式的新闻笔法；3）第三者的中立态度始终是不可缺少的，多研究心理学，担任宣传工作的人不懂心理学必然吃力不讨好；4）如若程度不够，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形不许可，最好不要使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否则会弄巧反拙；5）宣传者的语言和行动要符合本身情况，否则在对方势力范围或是在中央力量所不及的地区肯定要出毛病。个人吃亏，组织也遭损害；6）若要宣传工作有收获先必须播种，播种之前还要做些土壤工作，因此要就地找班底物色助手。平时多做准备，有事可免忙乱；7）不要使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要插假花，假花插得好，可以使人产生美感，有时候不弱于鲜花。但是要注意时间和地点以及人物等，不可千篇一律地笨干，露底等于不设防；8）宣传品不可滥发，最好利用现成的园地下种，开花结果，即令是一张油印的县“民报”都不可放松。地方势力主办或支持的报刊要想法打进去，即令是投稿能被刊载也是好的。不可标新立异，以出风头的打算来另起炉灶的办法有时候是自找麻烦，而不是省钱或耗费的问题；等等。

陈立夫不愧是CC集团的一位主帅，单从这篇《宣传工作刍议》的所谓“技巧”来看，就可知他不是一位等闲之辈。德国法西斯文化特务的巨头戈培尔有一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单纯依靠一种数量的无限重复，来取得一种宣传效果，这样的“雕虫小技”比起陈立夫“变幻莫测”的大手笔，真正是班门弄斧了。不过，陈立夫很“谦虚”，他在附给徐恩曾的信中，专在信的末尾郑重声明说，这篇“刍议”仅供参考。

徐恩曾对陈立夫的这篇“刍议”，大为佩服，为了取得一种所谓的“名人效应”，徐恩曾特地请大名鼎鼎的反共理论家及宣传家叶青到特务训练班讲授陈立夫的这篇“刍议”。但是，叶青大概自诩自己也是一位“大家”，不屑于对陈立夫的“刍议”照本宣科。于是，在讲授中，只是根据陈立夫所提的几点原则，又自作聪明地另搞了一套，增加了许多“令人发指”的对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进行谩骂的词句，结果宣传效果适得其反，学员们不但不感到叶青的讲授比陈立夫的“刍议”有什么高明和新鲜之处，甚至对叶青本人所赚得的一点浮名也大为失望，认为所谓的反共权威，其水平不过尔尔。

陈立夫在反共宣传中，不但言传，而且身教。当时，徐恩曾对特务训练班每天都排有“精神讲话”的课程，这类课程大部分都由徐恩曾本人主讲，有时也请陈立夫、张道藩、叶秀峰等CC系大人物到班讲话。其中，尤以陈立夫的讲演对学员们影响最大。演说时，陈立夫总是语气亲切，态度斯文，气质儒雅，像自己人对自己人说话一样，绝无那种君临天下、不可一世的傲气，使得这些学员们对这位党国的大人物顿生好感。在中间休息的时候，陈立夫还“随便地”与大家聊天。陈立夫说：我同你们谈话的内容，你们应该听得懂，任何公开讲演都不便这样讲的。这批学员将被派到华北沦陷区去工作，其中多数人心存疑惧，个别的甚至打算请长假以逃避分配。陈立夫针对特务们的这种心理，鼓励大家说：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在别的地方遇到困难，吃了苦头，得不到半点支持和温暖，在我们这里就不会，绝对不会，只要你不出卖组织，天大的事体我陈立夫包下来！陈立夫讲到这里，连连拍胸，一副说话算数的样子。这些学员都是初入中统，阅历浅，经验少，就像一个徒步涉水的人一样，尚不知中统这条河的深浅，对特工之道更是知之甚少，看了陈立夫这番高超表演，为之动容，莫不信以为真，有的竟以能进入中统而为之荣幸。等到这些学员真正懂得做特务的“酸甜苦辣”时，已经是陷之太深，悔之亦晚了！

徐恩曾对情报与行动技术方面的训练，看得比较简单。训练科编有一本《情报业务概要》，约有50万字的一厚本。其内容十分庞杂，从外国间谍书籍和中国兵书上对情报工作的泛论，到蒋介石在江西苏区推行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剿共方略；从中共组织及进步团体的活动特点、掩护方法、隐蔽习惯及交通方式，到江湖帮会组织的沿革和内幕；从特务技术的化装术、射击术、驾驶术、摄影术，到跟踪、盯梢、擒拿、刑讯、逼供等等，都在这一本洋洋大观的“百宝全书”之内。徐恩曾规定，对于新分配进来的特务分子，在三个月的试用期内，一般不分配具体事做，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专看这一本“宝书”，然后再由训练科派专人与之作个别谈话，询问其阅读这本“宝书”的心得体会，对理解比较肤浅的部分，再加以解释，训练便算结束。其中，对于实用技术，一般只限于对行动特务进行传授，在各级特务机关担负内部勤务、政治工作等伏案办公的特务，则任其自学，学多与学少，学好与学差，这全靠每个特务自己的悟性了。

调统“没有什么不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徐恩曾把中统这个特务组织吹得如何的天花乱坠，也不论徐恩曾把特务这个行当说得如何的妙不可言，而中统特务中还是有不少人不愿在这造谣生事、鹰视狼步、滥杀无辜的部门中久留，他们一旦谋得一处更好的去处，便毫不犹豫地“跳槽”。

可是，徐恩曾本人并不把中统看成是个专干恶性行动的特务机构，而是看成是相当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参谋本部与战略地理学院一类的战略情报机构。对于一些有背景而在中途加入中统的特务，徐恩曾在与他们谈话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说：“调查统计这个名词，没有什么不好，但很多人不愿进调统局，将来你如不愿意长期在局内工作，我可代为安排到经济部或交通部、邮政储金汇业局等一些部门。”也正因为这一点，徐恩曾对一些违背团体纪律，私自“跳槽”的亲信特务，虽然极为不满，但也不愿意以团体纪律相威胁，进行严厉制裁，“项本善事件”，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项本善是安徽人，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未离校就已经是一个活跃的CC分子，进入特工总部后，长期在情报科主管情报工作，在“一二·九运动”时期，他就是奉徐恩曾之命，躲在南京大石桥小旅馆里，秘密策划、指挥中央大学的特务，镇压南京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大黑手”。项的特点是平时不多讲话，但思路缜密，每逢开会研究问题，都能说得出一套办法，是中统上上下下公认的一位情报工作专家，亦深得徐恩曾的赏识，不属于徐恩曾心目中的那种“酒囊饭袋”之类。此人还是一位立场坚定的“独身主义”者，一直到死都忠实于自己的“主义”，不肯作半点“通融”；况且，虽属“单身贵族”，私生活中却没有一般特务乱搞女人的恶习，这简直就是与徐恩曾走了两个极端了。项唯一的爱好，就是整天守在办公室里，研究并处理情报业务，这样的人能在情报工作中做出成绩，并且能得到徐恩曾的倚重与赏识，是不足为怪的。1940年夏天，项在第一组已经五年之久。在这个组里，他的地位是仅次于组长张国栋的核心特务之一。

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项本善突然向徐恩曾提出要到三青团中央调查处工作，这真是大出徐恩曾的意外。三青团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掌握在国民党实力派军人陈诚手中，并且成为蒋介石用来抑制CC集团的一张牌，因而党团对立成为重庆时期国民党政坛斗争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个时期的陈诚简直是红得发紫，一身兼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央训练团教育长、三青团书记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要职，在中央是中枢权要，在地方是封疆大吏，一般来说，一个人发迹到这种地步，要说他没有政治野心是不可能的。

陈诚抓三青团有一个重要的设想，这就是要建立三青团调查处，搞自己的特务组织，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据此，陈诚指令他的亲戚郭骥负责，拼凑班底，筹建调查处。郭骥深知自己对情报工作是外行，故上任伊始，就四处张罗，拉拢人才，充实班底。项本善与郭骥都是南京中央大学同系同班的同学，平时来往颇多，交情很厚，现在郭骥要招兵买马，当然不可能不想到项，而且第一个要找的对象也就是他。郭的说词有两个：一是凭陈诚已有的权势及未来的政治前途，自然不是徐恩曾之流可以比拟的；二是只要项肯“跳槽”，就是三青团调查处的实际负责人。项本是聪明人，陈诚在政坛上如日中天的地位，那是连呆子也看得出来的，并不需要郭来给他上课。现在郭来作说客，不但要把项与陈诚联系起来，而且许诺的又是一个独当一面的显赫职位，这样优厚的条件和灿烂的前景，只要项的脑子还没有出毛病，那是绝对不会拒绝的。于是，项背着徐恩曾，先是多次与郭秘密商谈；接着在郭的引荐下，与陈诚秘密见面，数次密谈，陈诚十分满意，并且认定项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情报专家，三青团调查处要有成就，非此人不行。如此，陈诚也就诚恳地力挽项本善屈就三青团调查处负责人的工作。有了陈诚的承诺，项的决心始下，于是，毫不犹豫地向徐恩曾打了一份辞职报告。

项本善本是陈立夫所说的那种“孙猴子”，现在“小鬼”陈诚要将他挖走，徐恩曾岂肯甘心。于是徐一再劝项，并以种种美丽的许诺，要他打消去意。但是，项本善抱定“宁为鸡头，不为牛尾”的古训，死硬不从，双方一时竟闹得很僵，至而翻脸。结果，项深为伤感，徐也是好不伤心。可是，徐的“大度”也就在这里，他生气尽管生气，伤心也尽管伤心，倒是始终不肯对项使用“家规”，进行纪律制裁。闹到最后，徐深知已是泼水难收，最后还是放他走了。这在徐恩曾的私心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本人之常情；况且，君子不断人“财路”，现在项有更好的发展，原是不好过分逼迫的。遗憾的是项本善离开中统时间不长，竟至夭折。当时，项担任了三青团调查处的筹备工作，很快延揽了一批情报人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初具规模，陈诚对此也很高兴，渐有将其培养成心腹的打算。此时，陈诚还兼领湖北省政府主席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要职，驻留地在湖北恩施。因此，项要当面向陈汇报工作，就要从重庆长途跋涉到湖北恩施。不幸的是，一次项在赴鄂途中，因汽车翻车致死，此时距项脱离中统还不到半年。这个时候，可以看出“独身主义”者的远见卓识了，项既无家事需要向太太交代，亦无子女留恋不舍。真所谓：赤条条来去人间无牵挂，路漫漫出入泉台好轻松，省却麻烦。不过，中统特务能够像项本善这样顶风“跳槽”的，毕竟还是少数，因为项的后台是陈诚，真要闹起来，这是连陈果夫、陈立夫也不能不给点面子的，遑论徐恩曾了。

事实上，许多特务虽然鄙视特务工作，但由于当时主客观环境及中统纪律的约束，即使到死，也不能出中统一步，周亚光就是突出一例。周是湖南平江人，与徐恩曾的第三房太太费侠同是留俄学生、中共叛徒，中统时期担任局本部第二组第四科主管对共情报的总干事，后任中统局专员，负责研究室的工作，并审查国民党党政军高级人员出国时申请领取的外交部护照。此公虽堕落为叛徒，但也不能不说是个人才，精通俄、英两国文字，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都有相当造诣，马列主义理论更是说起来一套一套的，令人眩晕，素有中统“大秀才”之誉。难得的此公还是个国学“大家”，诗词歌赋，样样来得，甚至星卜占卦，也门门在行，为人又极风趣，中统同事都喜欢找他算命看相，据称非常灵验。

周亚光虽然是一位饱学之士，且工作积极、人缘甚好，但是他头上的那顶叛徒的帽子，好比是阿Q头上的那块癞疮疤，使得他不论工作态度如何“端正”，总归是属于身家不清的“异类”，在徐恩曾那里也就不能受到真正的信任和使用。然山不转路转，石不转磨转，周被徐恩曾冷落了多年，却在抗战期间忽然“吃香”起来。盖因在抗战以前，中统在共产党内部布置有许多“内线”，对中共的动态，据说是“了如指掌”。像周亚光这一类叛徒，尽管号称是“中共问题专家”，但徐恩曾处理中共问题时，并不一定要向他垂询下问。中共中央到了延安以后，中统原先布置的线索全部中断，对其动态便一无所知。然而，以中统过去的声誉和当前职责所在，又不能对中共的动态一无所知，这就把徐恩曾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逼着第二组拿出能够让上面满意的中共情报，即便不能满意，能够把他们糊弄过去也是好的。

在这种尴尬、惶恐的境地下，周“大秀才”显出他的才干了。周利用中共在重庆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将报上有关八路军、新四军的消息，逐日登记、分析、综合，整理出一条发展路线；在此基础上，再结合日军的攻势，寻找出其后方空隙之所在，从而分析、推测八路军未来的动向。如此，一份神秘兮兮的情报就这样产生了。据说，其准确性通常都在六成以上，达到这样的水准，也就能将上面糊弄过去了。这样，总算救了徐恩曾一命，表明每月中统拿了那么多的活动经费，并没有白吃干饭。从此以后，徐恩曾每逢参加由蒋介石主持的特种会报，规定均须由周亚光为他准备撰写有关中共活动情况的汇报材料。一时间，周在中统竟被誉为“情报圣手”，亦成了中统内部公认的“中共问题专家”，徐恩曾也开始改变了一些看法，视其为自己分析处理中共问题的镇山之宝，喜欢得不得了。

周亚光能够有此佳绩，全靠他的修养素质和深厚的情报业务功底，既熟悉中共运用战略战术的一些基本规律，也熟悉中共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的主要特点，以及中共的战斗作风；既了解中共和日军的战场态势，也懂得如何运用统计学从事情报工作等等，这样才能有十猜六七中的成绩。据周亚光的顶头上司、第二组第四科科长孟真回忆：“在他之后，国民党情报圈子里，不乏闭门造车之徒，但不是遣词造句不似中共的文风，便是对中共的作风习性茫然无知，徒凭自己的主观意愿，推断对方的心意，所以这些人的‘作品’，一眼便看穿破绽，无人能及周的水平。”

周亚光虽然得到徐恩曾的宠爱，第二组的头目王思诚、孟真等人对之也是青眼有加，但周的内心并不痛快，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苦恼。周本是搞中共情报的，对共产党的蓬勃向上当然也就比别人有更多的了解，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就看得比别人更为清楚；自己既当叛徒，又当特务，都是令人不齿的职业，弄得人不人鬼不鬼，死不死活不活，蝇营狗苟，虽生犹死。如果不是自己贪生怕死，岂会落到这一步境地。但是，周与项本善不同，既不会有人为了赏识他而来挖中统的墙脚，他自己也不敢有任何异心，竟至于“跳槽”他去，眼看着自己将被特务这个职业套牢，从此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了。这样一想，周不免万念俱灰，悲观绝望之极，从此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以至纵情酒色、自生自灭，以了此残生。结果，到了1943年，周亚光便由于患鼓胀病而一病不起。

周临终前，徐恩曾与费侠一同去医院看望他，周神志清醒，写下遗嘱，第一句就是：“余向有自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之感！”息夫人是春秋时息侯的夫人，楚文王灭息国，将其据为己有，她在楚宫共生两个孩子，但默默无言，始终不和楚王说话。楚王问其故，息夫人答：我一个妇人嫁了两个丈夫，不能殉节，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唐初诗人王维读到这里，大为感叹，当即写下“莫以今时宠，难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的诗句。这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哀。周的遗嘱还叮嘱老婆将儿子抚养成人，老老实实地做工务农，“切不可当公务员”。最后嘱咐家人在他的墓碑上写上一句：一个失败者之墓。费侠与周亚光经历类同，本有同病相怜之感，读了周亚光的遗嘱，竟触景生情、潸然泪下，大有物伤其类的感慨了。

最大难题：生计问题

其实，就绝大多数中统特务来说，在重庆时期的最大难题，是生活条件太差，甚至经常吃不饱肚皮，所谓“跳槽”，所谓鄙薄特务工作，都还在其次。“民以食为天”，特务固不能算是“良民”，但吃饭是第一要紧的大事，那是不会不懂的。中统刚到重庆初期，因为是新成立中央调查统计局不久，从名义上说，已经算是国民党的党务机关了。但是，国民党内又从未有过这样一个人马众多的奇怪衙门。因此，如何参照铨叙条例给特务们加官晋爵，尚未制定出相关规定。既无条例，便不好给官，亦不好定级，特务的薪俸也就不好名正言顺地领取。但特务也要吃饭，薪俸又不能不发，于是，发给特务们的月费就叫“生活费”。后来，通过徐恩曾的力争，这个问题总算解决，中统局的局长相当于中央党部各部的部长，副局长也就相当于副部长，以下处长、科长、总干事、干事、助理干事、录事等，也都按职定级，按级给俸，各得其所了。

抗战初期，特务们“生活费”的起点线一般定在110元左右，这大概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最低工资”了。事实上，这个收入在初期还算是不错的。随着1939年大后方发生第一次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公务人员这才感到单靠固定的薪水生活已经是入不敷出了。本来，党务人员待遇较政府为低。而中统的待遇又较党务人员为低，所以，中统特务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以至首先陷入困境。尤其是一些家庭负担比较重的中下层特务，日子更加难过。他们每天都要为吃饭发愁，哪里还能想到“跳槽”高就，或鄙薄特务工作。到了1940年的冬季，不但物价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继续飞涨，而且重庆市人口已是战前的几倍，加之日机轰炸，住房已是相当的困难了。这个时期，蒋介石的特务统治也到了登峰造极、畸形繁荣的境地，重庆局本部一扩再扩，人员一增再增，特务和家眷住房的矛盾都更加突出了。

据中统特务赵毓麟说：“抗战时期，一切因陋就简，很多低级调工人员，吃的是夹着沙子的糙米，穿的是破旧衣服，无固定住所，卧室在拼凑的办公桌上，早收夜铺，只有少数人能够住进中统仅有的一座二层楼宿舍里，每室住上四至六人。”这也就算是中统“高干”才能享受的特殊待遇了。那时，赵毓麟任局本部第三组第六科科长，因此有幸住上了中统的“高干楼”。但是，与他同住一室的竟有七人之多，分别是：局本部秘书郭紫峻、专员刘象山、统计处处长马可福、人事室科长孙翼、第一处第一科科长李达三、局本部文书股副股长刘国刚。郭紫峻原是陕西省党部委员兼书记长，后来当上中统局副局长；刘象山为山西籍，与财政部长孔祥熙、监察院长于右任、监察院秘书长王陆一等党国大老均有来往；李达三后来也当上两路（京沪、沪杭）特别党部书记长。这些人不但在中统局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高级特务，即便在国民党党政机关里，也算得上交际极广的二三流的党国要人了。他们的日子尚且过得如此艰难，至于一些无权无势的中小特务，其生活的艰辛之处，也就可以想象了。

在一般人看来，要说国民党特务竟有衣食住行之愁，岂不可笑。事实上，国民党时期的情况也是十分复杂的，并非是只要当了特务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从此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中统特务的生活状况也是一样。总的来说，重庆时期与南京时期的生活状况不一样，高级特务与中小特务的生活状况不一样，局本部的内勤特务与一些地方上的外勤特务生活状况不一样，在秘密机关工作与在公开机关工作的生活状况不一样，如此等等，不好一概而论。即以徐恩曾来说，身为国民党特务头子，中统的一号人物，又是一个贪财好货的角色，吃喝玩乐，追求享受，都是出了名的，以他的生活而言，一定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腐朽透顶了，或者也就是像阿Q所说的“我要什么就是什么”了。事实上，在抗战时期，徐恩曾每天的美味佳肴，也就是早晨一碗原汁鸡汤面，中午为四菜一汤，与家人及秘书等一大家子一起用餐。徐恩曾大概熬不过这样“清苦”的生活，就只好在每天晚上变着法子用公款摆宴席，打牙祭。但是，徐恩曾毕竟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中统特务可以享受如此豪华的生活。即使在国民党内，除了像孔祥熙、宋子文这样的豪门之外，就以于右任、戴季陶、吴稚晖、陈布雷、陈果夫等党国元老或要人的日常生活来说，虽然不至于有衣食之虞，但也绝无铺张浪费的恶名，在大多数场合下，都还是比较克制自律的，以免遭人非议。就是唯我独尊的蒋介石，平时为了矫情自饰，在生活上也还注意节敛，不至于铺张浪费，挥霍享受，以损其“圣誉”。当然，在那个时代里，真正的清廉朴素、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人，恐怕已经很少有了。

客观地说，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多数中统特务的生活水平也还是比较低的。为了解决这个迫切的生计问题，徐恩曾不得不另谋善策，于是，就有了唐家沱的集体生活的试验。这在中统的历史上，也算是一件新鲜事，并且一度在中统人员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举措，竟是徐恩曾的第三房太太费侠最先创议的。说到中统的生活状况，不能不说唐家沱的“集体生活”；说到唐家沱的集体生活，不能不说费侠；说到费侠，不能不说一下徐恩曾的私生活。

严格地说，费侠并不是中统特务，因为她从未担任过中统的任何职务，亦从未办理过任何加入中统的手续。但是，又从未有人怀疑过她的中统特务的身份与重要地位，也从未有人小看过她对中统的重要影响。这原因就是：此女既是徐恩曾的老婆，又是一位善于通过指点徐恩曾而“干预”特务的“贤”内助。费长于谋划，善于交际，她与徐恩曾的关系，既是一种性爱的结合，又是一种政治的结合。所以，费侠对中统的许多重大决策莫不参予；加之，徐恩曾对其宠爱有加、言听计从，这就造成费侠在中统形成了一种特殊地位，其对徐恩曾的影响之深，使得她在中统很有一点“女王”味道。其实，费侠本是留俄学生、中共叛徒，思想活跃，能说会道，这样的人能够与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结婚，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

在费侠之前，徐恩曾已经有过两房妻子。发妻梅子瑛，系徐的原籍浙江吴兴人，曾在启明女校肄业。初时，两人感情尚好。徐恩曾为自费赴美留学，故在经济上得其助力甚多。但在徐恩曾做官以后，生活开始浪漫糜烂。他在感情上与梅氏逐渐疏远，既不肯把梅氏接到南京居住，本人也很少回家。偶一回家，也是楚河汉界，不肯与梅氏同居。梅氏在精神上受此打击，一方面加入教会，同时吃斋念佛，以寻求寄托和精神解脱；一方面身心不堪虐待，体弱多病，夫妻感情也就更加疏远。1932年，梅氏曾到南京去作过最后一次努力，失败以后便长期分居了。梅氏虽与徐正式分居，但并未解除婚约，依然住在徐家，与徐母同住，也很少找徐的麻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梅氏才向法院呈请与徐离婚，算是解除了早已名存实亡的夫妻名分。徐与梅氏生有一女，名徐凤兴，在俄文广播学校毕业，平时在家为人教授钢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时，尚未结婚。徐恩曾在1934年买了一块地，为梅氏母女建造了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外面有花园，是为梅氏母女的冷宫。徐恩曾对待梅氏的态度，集中表现了他内心深处的那种浓厚的封建夫权主义意识，以及对女性的残酷榨取和虐待。应当说，在徐的三房妻子中，梅氏算得上最为贤惠、对家庭最多贡献，但却是牺牲最大、生活最为不幸的一个。对于这样的女人来说，与其说她的丈夫还活着，还不如说早已死了。

徐恩曾娶第二房妻子的情况十分复杂，也十分无耻。徐与梅氏关系疏远后，一方面到处渔猎美色，一方面与同在中央党部做事的王书元姘居，一同住在南京中山东路。据说，“正元实业社”的名字即由王而起。“正”指蒋中正，“元”就指王书元了。果真如此，那就有一点对蒋先生戏谑的味道了。徐与王生有一女，名徐凤珍，乳名小毛。徐、王关系，在徐的私心，固属逢场作戏，但在王的想法上，却是十分认真的。王甚至为此提出条件，要求徐与梅氏离婚，与她结婚。徐的本意也就在玩玩而已，哪里有弄假成真的心理准备；再说，梅氏本无过错，也还需要继续利用她照顾老母，岂能舍本逐末。于是，徐认定一个原则：继续玩下去是可以的，结婚之说，坚不同意。王见不能达到目的，终日吵闹不休，以至精神一度失常。徐发现再与这样的女人姘居，不但没有味道，而且也是一场十分危险的游戏，索性与她分居，“拜拜”了。不久，王书元在中央党部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做事，另与人同居，却依然不肯对徐恩曾放松，屡次找徐闹事，索要金钱，扬言要告到监察院，让徐身败名裂。徐怕败坏名声，曾叫中统女特务祝雅韵写匿名信劝王不要纠缠吵闹。以后，徐将南京的一块地产送给王书元，并在特务经费中屡次拨款给她，造了一幢很大的楼房，作为对她的身心补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王死于香港。女儿徐凤珍由徐抚养，长成后改名徐伯正，在金陵女大农艺系毕业，解放后分配在中山陵园工作。

王书元用尽心机，要做徐的第二房太太，终于没有做成；哪里知道王的姐姐王书青并未用心，却成了徐的第二房太太。王书青为燕京大学肄业，但据说文化程度很差。王书青本为有夫之妇，丈夫田鸿宾，与王结婚后赴美国留学。在此期间，因王书元与徐恩曾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脑子渐渐吵出了毛病，王书青闻讯后，特地到南京来看望妹妹，结果被徐恩曾一眼看中，从此扭住不放。或许是王书青迫于徐的特工权势，或许是徐渔猎女色的手段高明，总之是王书青继其妹之后，也成为徐的姘妇，并在1932年生有一女，名徐凤青。这时，田鸿宾从美国学成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徐不肯“割爱”，便倚仗特务势力与田谈判，强迫田写下字据，让出妻子。田虽有教授的头衔，但一介儒生，手无缚鸡之力，怎敢与徐恩曾谈什么条件，也就乖乖地写下字据，“心甘情愿”地把妻子贡献给徐恩曾享受。徐恩曾当然也没有“亏待”王书青，由姘居而正式结婚，把“太太”的头衔赏给了王书青，是为抚慰。从此，王书青成为徐的第二房妻子，妹妹没有争取到的权利，却让姐姐无意得之，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徐与王书青结婚后，住在南京石婆婆巷3号，与南京中央大学教职员宿舍仅一墙之隔。有时凭窗远眺，王书青望见她与前夫的子女，心中百感交集，禁不住潸然泪下。王书青与徐恩曾在生下一女后，又连生二子，名善邦、善民。徐娶王书青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后来他的特务头子的宝座，也差不多是栽在这个女人的手上，这是后话了。

唐家沱的“集体生活”

徐恩曾找的女人，一个比一个厉害，但真正厉害的角色，要算是他的第三房妻子费侠。费是湖北省钟祥人，据说，留俄时曾与蒋经国同学。回国后，她叛变革命，初期便住在中统于南京中山门外设立的留俄归国学生招待所内，由国民党供给他们生活，并负责介绍工作。有一次，徐恩曾到所里去训话，费侠代表留俄学生作答辞。费素有姿色，生活浪漫，且能言善辩、说话动听，一下子就引起了徐的注意，便介绍她到中央宣传部，参加《中苏半月刊》的编辑工作。从此，徐费之间来往日密，关系异常，虽经王书青坚决反对，终亦无效。1937年春，徐患猩红热，住南京中央医院。费侠感徐的知遇之恩，不辞劳苦，主动赶去伺候，精心服侍了一月有余，把徐恩曾“收拾”得死心塌地。徐精神愉快，身体很快康复，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费搬到一起，同居一处，并表示这一回非费侠“不再”另娶了。

当时，陈果夫、陈立夫既对徐恩曾这种朝三暮四地玩弄女性的婚姻之道不以为然，同时也感到出身中共叛徒的费侠绝非等闲之辈，担心徐恩曾驾驭不住，会影响特务大业和党国大计，因而明确表示反对徐、费结合的态度。但徐恩曾早已被费侠迷住了心窍，哪里听得进去，坚决不肯从命。陈氏兄弟想想以自己的法力之大，尚不足以降服徐恩曾，剩下的顶尖高手也只有一个蒋先生了。于是，陈氏兄弟不得不把“老法师”蒋介石搬了出来，这就是志在必得了。蒋居然也就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从万忙之中抽出时间，专门召见徐恩曾，予以“垂询”。蒋单刀直入地问徐：“你有把握吗？她是受共产主义理论毒害很深的人，能说会道，你不要看简单了。”徐竟拂逆蒋意，表示宁愿不做官，也要娶费侠为妻。蒋见不能说动徐恩曾，想想自己原先也有过两妻一妾，比徐好不到哪里去，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此事不在公事之内，不便过于勉强，只好由他去了。事实上，蒋在男女关系上的观念，比陈氏兄弟要“开放”多了。陈果夫、陈立夫自始至终都是一枝独秀，而蒋的妻妾之多，正与徐恩曾不相上下；在蒋、陈，这自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在蒋、徐，这简直就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徐见蒋并没有十分为难，便开始正式筹备结婚了。1938年春，徐、费住在汉口特务陈乐三家里，订立婚约，正式结婚。徐为了让费侠满意，对这样一件人生大事不肯草率从事。为了搞得煞有介事，甚至还跑到汉口的一个耶稣教堂里举行婚礼。当时，除了一些中统高级特务参加外，前往祝贺的人很少，仅为十人左右，且都是其直接下属，诸如顾建中、王思诚等，场面颇为冷清，即便连陈果夫、陈立夫这等亲近的人也不肯“光临”。费侠婚后“多产”，计先后生育有子女四人，在徐的三妻一妾中是“阵容”最为壮观的。费侠的母亲为一旧式家庭妇女，自徐、费正式结婚后，就一直住在徐家，费侠所生子女，概由她照顾。费有一妹，也住在徐家，代费侠主持其所办的酱油厂、纺织厂等“费氏家业”。重庆时期，徐恩曾一家住重庆国府路78号。

徐恩曾自忖：这一次婚姻是在冲破了重重阻力之后，才获得的幸福成果，思其来之不易，自当珍惜珍重。于是，重婚复重婚的闹剧，总算打上了一个句号。但是，徐本是纨绔子弟，又是一个坚定的“肉欲主义者”，玩弄女性，私蓄外宠，仍然不能收敛。而且此人为渔猎女色，寡廉鲜耻，全无人格，朋友妻、部属妻，只要看中，无不勾引上手，甚至对自己手下的第一号心腹亲信、大太保濮孟九的妻子萧蕙芬，也千方百计地接近勾引，关系甚不寻常。至于中统女特务中略有姿色的，更是他的第一猎物。调查科女特务赵德恺和柏商云，绰号分别是赵飞燕与杨贵妃，都成为徐的掌中玩物。徐如此不择手段地猎色，费侠深感烦恼苦闷，但又不敢拂逆徐的欢心，为了固宠自保，只能对徐侍奉惟谨，以讨徐的欢心。中统特务赵毓麟说，1943年夏，徐恩曾邀请他同车去游重庆北温泉，费侠带着儿子小明同行。当时，费侠新病初愈，因汽车颠簸而凤体不胜娇弱。此时，费侠因病借故对儿子小明说：“你的姨妈这样多，妈要是死了，还不知道哪个姨妈来照顾你呢？”其哀怨之意，溢于言表，然徐听了无动于衷。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徐恩曾既荒淫无度，长“盛”不衰，顾建中、季源溥、熊东皋等中统大特务也乐得争相仿效。据中统第三组组长王秀春说，顾建中为了所谓工作关系，在上海曾与七八十个女人姘居过，这简直是一个连队了。局内男女特务之间装神弄鬼，也是非常随便。第二组的女特务黄洁简直是个“性解放”的激进分子，今天和这个男特务“白相相”，明天则与那个男特务通宵不归。据说，其“面首”至少在十个以上，这也是一个班了。发展到抗战后期，事态越发不可收拾，以至局本部内公开闹起情杀案。交通处一个张姓男特务，手持利刃，在局本部职员宿舍门口，将另一名女特务面部劈伤，血流如注，伤势很重。徐恩曾闻讯为之骇然，深感如此争风吃醋，也闹得实在不像话了，不得不予以训示。于是，徐把他们喊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劈头盖脸地大骂了一通，最后恨恨地说：“你们不学我的长处，却专学我的短处！”徐倒是说了一句大白话，没有撒谎，不过说话的味道不大正，好像有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意思。徐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正可恶之至，亦复可笑之至。据说，费侠后来因年老色衰，不能讨徐的欢心，竟将自己的内侄女带在身边，时常让她陪徐游憩，其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费侠虽忝属女流，然到底是经历不凡，识见自然也有独到之处。与徐结婚后，费表面上不介入中统公事，但在幕后对徐助力甚大，成为徐的高级智囊与重要军师。费不擅长文墨，但善于辞令和交际。通过她的关系，有一批留俄学生中的叛徒及湖北籍的特务，奔走于费侠之门，从而获得了徐的重用，诸如周亚光、叶涤凡、熊东皋、方仲豪等特务，都是因为这方面的关系，而巩固了自己在中统的地位；托派头目、反共宣传家叶青及西门宗华等人也都是通过费侠的关系，而与徐恩曾来往甚密。此外，费为了不断巩固徐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经常与国民党中委吕晓道、陈逸云等人混在一起，关系甚密，从而在中统内外形成一个坚实的费氏小团体。

费侠的最大杰作是在抗战时期，积极主张通过仿效苏联建立集体农庄的办法，组织集体生活，开展“生产自救”活动，以解决中统特务的生活及住房困难问题。1940年，重庆市政府为减少日机空袭损失，决定疏散市区人口，便在郊区建造了许多疏散住宅，其中有一处建在长江之滨的唐家沱。此处因距市区三四十里，没有公路，交通不便，故虽有100幢二层楼的小洋房，却很久无人入伙。费侠听说后，就鼓动徐以廉价租金承租下20余幢，除留下二三幢作办公之用外，其余的作为家属宿舍，动员特务家属迁往居住。这样，一方面分流了一部分职员眷属，解决了重庆局本部的住房困难；一方面在唐家沱地区组织家属从事农副业生产，又可以解决特务们的物质生活困难，两全其美了。徐恩曾听了这个新颖而有创见的建议，大为欣赏，于是便交代由费侠具体组织实施，并由此成立了一个“集体生活管理处”的领导机构。不用说，费侠成了这个处的主任，另调第七科女特务胡淑宜到该处任总干事，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徐、费经过一番策划动员，以及胡萝卜加大棒的说服加压服，果然有几十户家属如期迁往。

在唐家沱，费侠设计和建立了一套“乌托邦”式的集体生活制度。诸如：为了把家庭主妇们从厨房中解放出来，安心生产，费侠设立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规定凡居住唐家沱的特务家属，一律不准自行开伙，均须到公共食堂用餐，小孩亦送托儿所；为节约时间，提高劳动效率，费侠规定从采购到家庭洗衣、清洁等一应家务，都有专人办理，不劳个人操心；便是个人“方便”的卫生间，也不准各家各户私建，大小便一律到公共厕所，等等。根据这些规定，并按照各人志愿和条件，由费侠分配谁办食堂，谁办托儿所，谁负责洗衣采购，谁从事环境卫生和家庭劳动等等。余下的人，则编入生产队伍，从事缝纫、做豆腐、养鸡、养鸭、养鱼、养猪等生产性项目，所得纯利大家平均分配。

新的“社会制度”，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活形式，集体劳动，集体生活，对于这些特务家属来说，真是耳目一新，闻所未闻，于是，开始时大家兴致极高，也都踊跃参加。所有的人，每天从起床、吃饭，到上工、散工，再到熄灯、就寝等等，都按照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动作，统一行动，真正是整齐划一，进退有序，颇类似于军事化的军营生活。费侠对自己的这一杰作，很是得意，认为此举不啻是开创了战时生活的新途径和新风气，很有在党国全面推广的必要。

然而，几天下来，最初的新鲜感过去，麻烦出来了。大家第一个不习惯的是每天“出口”、“进口”两道关。说到“出口”，家家都无厕所，不方便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也许白天还可以将就“方便”，到了深更半夜和风天雨天，就甚感“不便”之处。于是，大家便不约而同地买来痰盂、便罐，偷偷地使用，只准一处口岸“出口”的禁令便被打破，“出口”方面的“走私”活动，也日渐猖獗，到后来人人如此，法不责众，费侠也就眼睁眼闭，由它去了。

“出口”一统的局面既被冲破，“进口”方面的情况也很不妙。最初，费侠严格规定所有的人都要到食堂吃饭，并且要求一桌人到齐了才准动筷。这样，先到的人便有些委屈，认为这样的规定便有不合理之处。开始，饭是尽量吃，菜却有定量。于是，一桌人便都算计：饭有的是，也就不必着忙；菜既不多，便须有超前意识，否则便要吃亏。如此，一碗饭尚未吃完，菜早已是一扫而空。至于口味各异，众口不一的菜肴，更是比比皆是。结果是，大家都是一个不满意。一个月下来，食堂也就成了一个吵架的场所，或说食堂烧得口味不好的，或说卫生状况太差的，或说伙食太贵的，或说经手人员贪污揩油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食堂人员自以为出力颇多，反受不白之冤，于是，大家互相埋怨，吵成一团。不少人深感“大锅饭”难以下咽，下班回家，也就自备小炊，以补不足。如此，“进口”方面的“走私”现象，也就渐渐出现。加之其时生产成绩不佳，收获甚微，食堂来源不足，也就越办越差，三个月以后，公共食堂率先解散。至于参加缝纫工厂的工人，不少人原先都过惯了游手好闲的生活，最初入厂，只是出于一时的“时髦”和“新潮”，新潮过后，久而生厌，于是，也是一个关门大吉，大家散伙。

唐家沱的集体生活开办之初，因一个个劲头十足，人人称道，出现了一派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现象。费侠也就忙不迭地向徐恩曾报功，徐恩曾亦感到得意，也就忙不迭地向各方面吹嘘。事情传到几个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耳朵里，于是有于右任、谢作民等人，表示想从重庆搭轮船到唐家沱去参观考察。徐恩曾闻讯，出于慎重起见，先一天赶到唐家沱视察，通知胡淑宜预作准备。徐恩曾带着一脑子由费侠灌输的美好形象，来到唐家沱，先参观集体宿舍，结果不是想象中的整齐清洁、有条有理，而是乱七八糟、污浊杂乱。原先十分的热情，一下子减去五分。接着，徐恩曾来到公共食堂参观，岂知这里的情况更糟，饭里泥沙掺杂，难以下咽，大人叫，小孩哭。剩下的五分热情，到此一分不剩了。徐恩曾垂头丧气地回到重庆，深自叹息：“幸而我先去看一下，否则真要大出其丑！”于是，组织国民党中央委员参观的计划被借故取消，唐家沱的“乌托邦”国，也就在无声无息中解体。

六、“一点两面”战略

“临死抱佛脚”的潜伏部署

中国历来是个惯于以“事变”进行历史划分的国家，比如说：卢沟桥一声炮响，史称七七事变，中国从此进入全面抗战的历史时期；而点燃卢沟桥事变的导火索，便是六个月前在西安发生的双十二事变，史称西安事变；点燃西安事变的导火索，又是五年前在沈阳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据此，史学界取得的共识是：中国抗战的开端，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差不多有六年时间，结果，中国的东三省丢了，华北丢得差不多了；上海幸亏有个一·二八抗战，中国军队探头探脑地打了一下，结果是一个“谈和”，同意日本在上海驻军，但中国却不能在上海设防。从此以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口岸，差不多都在日军陆海空火力的威胁之下。国家已经弄成这个样子，比之慈禧老太后听政时的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如果说情形不是更加糟糕的话，那么至少也是一样的糟糕。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的抗战进行了这么多年，作为国民党最庞大的情报机关之一的特工总部，对日军竟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情报调查活动。特工总部的敌人始终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它的神圣任务始终也只有一个：与中共作斗争。七七事变之后，日军从华北、从上海，开始向中华民族大举进攻，中国进入国共合作抗战的新时期。接着是，上海失败，南京失败，连带着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上海、南京都蹲不下去了，不得不逃往武汉，逃往重庆，一路上风风雨雨，颠沛流离，吃足了苦头。从这个时候开始，徐恩曾才瘟头瘟脑地似乎感觉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敌人似乎不应是一个，至少在理论上应当这样理解，即除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不共戴天的敌人之外，也还有一个如何与日伪间谍及汉奸作斗争的问题，这才开始考虑并部署对日伪的情报调查活动。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在特工总部提升为中统局之后，徐恩曾将特工调查活动分为两个大类，一个大类是日伪调查，一个大类是党派调查。徐恩曾是有“政治头脑”的，日伪调查活动的核心是除奸反谍，抗敌御侮，属于保家卫国的民族大业，应当让人家看到这是中统最重要的业务，所以，徐恩曾决定由第一组来承担这方面的业务；至于党派调查活动，则由第二组负责。外敌第一，内敌第二，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如果从中统的作战方向上来说，抗战初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日伪调查活动，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武汉、南京、上海等东部地区，这是中统的东线作战方向；一个方面是党派调查活动，也就是对中共的调查活动，主要集中在以西安、延安为代表的北部地区，这是中统的北线作战方向。立足以重庆为中心区域的大西南地区，是其“一点”；面向华东地区开展日伪调查，面向西北地区开展党派调查，是其“两面”，这就是徐恩曾在抗战初期在特务活动中执行的“一点两面”战略。尽管他在两个“面”上所用的分量并不相称，尽管后来的“两面”实际上只剩下“一面”，但无论怎么说，在抗战初期，他还是多少开展了一些日伪调查活动的。

中统的日伪调查活动始于七七事变之后，严格地说，是始于淞沪八一三抗战之后。其时，徐恩曾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军队西撤，特工总部派驻上海地区的特务机构怎么办？是与国民党军队一并西撤，还是潜伏下来活动？徐恩曾反复考虑，认为上海既是国民党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也是中日及国共较量的重要场所，在这样一个地方，国民党特务机关不能不有所布置。最后，徐恩曾决定：撤出一部分，也留下一部分，把久在上海活动、身份已经暴露或容易暴露的特务全部撤走，把身份未被暴露或不易暴露的特务留下，同时另调进一部分特务充实，加强潜伏力量。与此同时，徐恩曾对上海地区的特务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派原先叶秀峰手下的四大将之一、一直未能受到重用的徐兆麟为上海区区长，另派陈宝骅为特工总部驻上海特派员，派苏成德为特工总部上海区行动队长，派自己的心腹亲信蔡均平、王阆仙掌管财务。在此基础上，徐恩曾又加派了一批电讯及行动人员，以进一步加强上海区的通讯能力和特务武装的行动能力。

对沦陷区特务的活动方式，徐恩曾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决定把特工总部上海区化整为零，分成若干个小单位，每个单位都配备一部小型电台，让他们各自行动，独立作战，相互间不发生横向联系。区长统管全局，负总的指挥责任；区长之下设若干忠实可靠的交通员做联系工作等等。徐恩曾当时自信地认为：他的部下虽无日伪调查活动的经验，但因为长期与中共地下组织较量，搞潜伏、撒“蚯蚓”是行家里手，又有这样一套部署，可以说是万无一失；即使一些个人、一些单位受一些损失，也无碍大局，仍可以达到长期潜伏的目的。当时，特工总部上海潜伏区是中统设在沦陷区最大的特务机构。在这同时，徐恩曾也对江苏及南京地区的潜伏组织作了相应的布置。在撤离南京时，设了一个“南京留守处”，指派徐兆麟兼主任，陈均为办事员。徐恩曾认为他们都是本地人，社会关系较多，指示他们在结束留守任务后，便转入潜伏活动。

1937年9月，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国民政府被改组为大本营统帅部，中央党部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政训处等单位被改组为大本营第六部，陈立夫任部长，徐恩曾任第六部第四组组长。陈立夫与徐恩曾共同商量并决定，各省市党部的特工组织，一律改称战地特种工作团，任务是调查日伪间谍、汉奸的活动，搜集敌伪情报。1938年1月，第六部随着大本营统帅部的撤销而撤销，“战地特种工作团”也只好停止活动，而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则拒绝接受这批所谓的“战地特种工作团”。如此，大批人员仍然只好回到徐恩曾在汉口设立的特工总部，所谓的“搜集敌伪情报”，当然也只剩下一句空话。这就是徐恩曾领导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在1937年度所开展的调查日伪情报的活动。

1938年在汉口期间，徐恩曾进一步对华中及武汉地区的潜伏组织做了布置。按照党特合一，广设网点，扩大搜集情报，控制沦陷地区的原则，徐恩曾成立了中统华中区和汉口市调查统计室，华中区主任由中统局专员兼汉口市特别党部主任林景伊担任，汉口市调查统计室主任由中统局总干事、汉口特别市党部书记长先大启担任，另有总干事史希侠及干事、电讯、内外交通人员等20余人，并配属有一个20人左右的行动队，由中统局专员丁谨任队长。此外，还成立了一个外围武装特务组织汉阳县人民自卫总队。这样的潜伏力量，在沦陷区特务组织中是仅次于中统上海潜伏区的庞大机构。

10月以后，徐恩曾率中统局总部人员，西退重庆。此时，中统留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特务，开始先后进入了潜伏状态。但是，还没有等到他们开展日伪调查活动，问题便接二连三地暴露了。盖因过去中统特务组织始终以中共为唯一的敌人，对日伪调查活动，既无必要的思想认识，也无一定的物质准备，更无真正的组织活动及业务训练；加之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以后，国民党政权迅速西撤，中统在各方面都还没有具备相应条件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地转入真正意义上秘密工作，进入地下潜伏状态，这种“平时不烧香，临死抱佛脚”的潜伏部署，其失败的结局完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首先，徐恩曾从来就没有对中统特务进行过潜伏状态下的特工活动及任何心理、生活及业务方面的严格训练。在特工总部时期，徐恩曾打着“以组织对组织”的旗号，将特务机构转入秘密活动，以对付中共地下组织。但在这个时期，中统特务有国民党政权的庇护，他们根本不可能也无须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秘密活动。从心理上来说，他们为了能借助政权的力量，扩大特务势力，甚至处处要亮出“牌子”，拉大旗作虎皮。所谓的“秘密状态”，也只是成了一句自欺欺人的口号。现在，他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失去政权力量庇护，环境变了，对象变了，力量对比也变了，而骄横、招摇的心理、行迹早已养成，短时间改变不了，这就注定了要出事。

其次，中统特务平日里大都是养尊处优、为虎作伥惯了的，并且也早已习惯了舒适安逸的生活，现在一下子要他们转入危机四伏、艰辛困苦的地下生活，怎么能够适应？况且，在这些国民党特务中，有不少人都是没有民族意识的人渣，有奶便是娘，只要稍经汪伪特务和汉奸的诱惑，便忙不迭地投奔过去，欣欣地做起了“和运先锋”。

再次，日军在上海、南京豢养的一批汉奸特务，绝大多数都是从中统反水过去的，对中统特务的活动方式、行为习惯、人事关系、内部特点等，都极为熟悉。所以他们破获中统潜伏组织也就特别方便，拉中统特务下水也就特别容易。而许多中统特务落水后，为了邀功请赏，将功折“罪”，也就摇身一变，转过身来便帮助日伪特务更为凶狠地向当初的同类进攻，这就在中统内部造成了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落水”，一串“落水”；破获一处，一片皆白。于是，徐恩曾从南京、上海、汉口西撤不久，中统在这些地区的潜伏组织大都被破获、摧毁，绝大多数中统潜伏特务均被逮捕，除少数有骨气的被汪伪杀害外，其余的大多数人摇身一变当起了汪伪特务。

叛变之潮

第一个出事的便是中统江苏省调查统计室主任周先农。早在徐恩曾从南京西撤汉口不久，周先农便把江苏省长陈果夫于撤退前拨下的10万元特工维持费席卷而去，江苏省的中统特务组织从此便大伤元气，于无形中解体。徐恩曾在汉口闻讯，既舍不得那10万元巨款转眼间便无影无踪，又觉得自己被周先农这个王八蛋捉弄得太惨了，弄得在陈氏兄弟面前扫光了面子，气得心口疼了好几天。

接着出事的便是中统南京留守处。1938年一二月份，在日伪特工的压力下，南京留守处主任徐兆麟被赶出南京，逃回汉口，办事员陈均被捕后，率先投降了日伪，后来竟出任汪伪政府的江苏省江宁县长。1938年4月，徐恩曾感到江苏及南京地区的形势不妙，把徐兆麟重新赶了回去，令他回上海筹设中统局东南督导区，下设上海、南京、苏锡、宁镇、松嘉、杭州等六个分区。徐恩曾派徐兆麟为督导区主任，派胡均鹤为秘书。直到1939年夏，徐恩曾始商得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同意，派韩的小同乡汤靖一到苏北淮阴重新筹建中统江苏省调查统计室，苏锡、宁镇分区随即划归江苏调查室领导，徐任命汤为主任，这才算恢复了江苏省区的特务组织。

但是，新成立不久的中统东南督导区南京分区还是出事。1939年夏，南京分区组织被日伪特务破坏，分区潜伏特务被捕的被捕，出逃的出逃，纷纷作鸟兽散。从此，中统东南督导区的潜伏特务均把南京地区视为虎狼之窝，再没有特务敢领命赴汤蹈火，深入到南京这一日伪的心脏地区从事潜伏活动。这时，恰好东南督导区宁镇分区主任姜颂平因不肯接受中统江苏省调查室主任汤靖一的指挥，被汤加以托派的罪名欲行逮捕，姜逃到上海被徐兆麟保护下来。徐知姜颂平在江苏已难以安身，于是向徐恩曾保荐姜任南京分区主任，徐亦随即电委。可是，姜颂平9月初率领一些电讯、交通人员上任，9月底就被日伪特务组织逮捕，另有电台台长奚永修、译电员黄杰等三人同时被捕。不久，在先期叛变的中统东南督导区指导员胡静轩、东南督导区苏锡分区主任唐天石等汉奸的“感召”下，姜颂平与上海分区主任邓达谧也都举行了参加“和运”的宣誓仪式，摇身一变，也成了汪伪汉奸特务机构的重要干部。

就在东南督导区南京分区第二次被日伪特务破坏的同时，中统在上海及沪宁、沪杭两铁路沿线的潜伏组织和人员，除徐兆麟只身潜逃外，其余全部被捕，总计先后被逮捕的人员计100余人，中统在这一地区的组织几被一网打尽，这是徐恩曾所布置的潜伏组织在抗战期间所遭受的最为惨重的损失。从此以后，中统在上海、南京地区的特工活动一蹶不振。徐恩曾在重庆得悉，气得要命，眼看自己在上海地区经营多年的一点老本都被他们玩完了，何以向蒋先生交差？

哪里知道南京、上海的余痛还没有平息，武汉地区的坏消息又接踵而来。武汉沦陷后，徐恩曾布置在武汉地区的特务头目林景伊、先大启、丁谨、史希侠等“大侠”，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搞什么日伪调查活动，终日无所事事，正好凑成一桌，每晚在扬子饭店开出房间，打麻将、玩扑克，通宵豪赌，美其名曰：掩护开会。就在这一片乌烟瘴气之中，行动队长丁“大侠”率先和中统女特务、交通员李美贞勾搭成奸。随后，调查室主任先“大侠”不甘落后，也与李美贞出现了暧昧关系。一时间，先“大侠”与丁“大侠”的关系大为紧张，双方争风吃醋，相互间几至动武。总干事史“大侠”聪明绝顶，于中看出了色之大用，也不甘寂寞，便让自己的妻子出来折冲尊俎，八方周旋，竟成为被各方倚重的重要人物。结果，在史“大侠”的巧为利用下，调查室的权力于此也就慢慢集中到史的手中。

这时，总揽武汉地区党务、特工大权的林“大侠”，以人地两熟、不便开展工作为借口，先期只身逃回老家浙江温州。不久，先大启也借口被汪伪特务盯梢，仓皇逃离武汉。如此，CC系和中统派驻武汉地区的党特组织，一度流于真空状态，总干事史希侠在未得徐恩曾派令的情况下，也就临危“不苟免”，自封为汉口市调查室副主任，代行主任职权，等到先大启避过风头，再度回来时，大权已经被史希侠总揽过去。所幸先大启失权而不失利，他挪用特务经费3000元在汉口汉正街开设一家香烟店，并且声明在先，不许部属赊欠。调查室干事、中统特务朱家鼎因赊烟不成，便公开骂街。适于此时，军统的潜伏组织“武汉特组”组长周经武与中统互相猜忌，积不相能，便于暗中拉拢朱家鼎，伺机让中统大触霉头。1940年6月，朱家鼎再次向先大启借支未遂，又经周经武唆使，一时恨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便径向武汉地区的汪伪特务头目、武汉政治保卫局局长张孟青自首叛变。接着，朱便带领汪伪特务上门讨伐，将汉口法租界潜伏电台和据点全部破获，除汉阳办事处主任黄石、行动队长丁谨、电台台长袁流沙等少数几个漏网之鱼外，史希侠等20余人全部被捕。经过这一番“较量”，朱家鼎总算觉得自己扳回了一局，发泄了胸中的一口鸟气。此后，史希侠等十余名中统特务索性集体叛变投敌，摇身一变，也成为汪特武汉区的情报人员，与朱家鼎又成了“同志”。此时，林景伊闻讯逃往重庆，先大启逃黄冈，丁谨逃汉阳，汉口四“大侠”自此下水的下水，逃跑的逃跑，国民党在武汉的党、特潜伏组织陷于瘫痪。这是中统汉口地区的潜伏组织第一次被日汪特务横扫一空。

徐恩曾在重庆听到中统汉口潜伏组织几至全军覆没，不由得目瞪口呆。1940年9月下旬，徐与先大启取得联系，当即逼迫先大启带着电台再进武汉。先大启惊魂未定，哪里还有再入虎穴的胆量，然徐的命令又不敢违抗，只得跑到黄冈设立了电台，在外围做点敲边鼓的活动，算是“打回”了武汉。11月，林景伊也被徐恩曾逼回武汉，奉徐的命令，对原汉口市调查室组织进行改组，徐派原汉口特别市党部委员兼孝感县长周文化为市党部书记长兼汉口调查室主任，以便依靠周来重建中统汉口地区的潜伏组织，徐哪里想到，此时的周早已成了一个出卖国家民族的“异类”。

原来，周文化嗜赌如命，日夜不下牌桌，尚在孝感县长任上时，便于1939年2月的一个晚上，在玩麻将时被日军逮捕，随即发表出卖祖国的讲话，获释后到伪汉口市政府建设局任工程师。因周是林景伊在武汉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当林第二次到汉口“组阁”时，周得林的推荐，不但升官，而且掌握了中统在汉口市的组织。周任新职，第一件事便是任命他的姘头叶占麟任调查室交通员。由于周、叶经常出双入对、招摇过市，很快又引起了汪伪特务的注意，并于1941年7月间将周逮捕。汪特表示，如果周能献出林景伊，便可以将他释放。周认为自己好比是一个曾经卖过一次“肉”的女人，既已有了第一次，何在乎第二次？于是，周毫不犹豫地将老师林景伊的住地献出。林很快被捕，被解到南京。因林与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邨、汪伪头目梅思平等人，原先都是CC系高干，相互间十分熟悉。于是，由丁、梅一手斡旋安排，派专机将林送到香港，再转回重庆，终于回到徐恩曾身边。林既被汪特逮捕，却又能安然无恙地回到重庆，这中间的“黑市”交易虽没有公开，但个中的“秘密”不言自明。周文化出卖了林老师，果然被汪特释放。周于是带着姘头叶占麟出走黄冈县，从此“安居乐业”，享起了天伦之乐。这是中统汉口地区的潜伏组织第二次被日汪特务铲除。

两次组阁，两次失败，徐恩曾仍不甘心。1941年10月，徐恩曾决定对汉口特务组织进行第三次改组，再委中统鄂室主任陈鹏为汉口市党部委员兼书记长，杨虔洲为党部委员兼调查室主任。陈、杨吸取前面两任书记长和调查室主任失败的教训，以“大人不涉险地”的古训，再不肯亲赴武汉市区活动，只叫市党部委员欧阳良烺潜入汉口，选定汉川人刘剑开设在汉正街药帮巷的茶栈，设立汉口市区办事处，主持一切。欧阳良烺本是个鸦片烟鬼，每日里眼睛一睁，要办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吞云吐雾大过烟瘾。欧阳因挥霍无度，亏空经费甚巨，连带着刘剑茶栈的资金也被挪用。刘剑大为恼火，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蚀本生意，为了弥补损失，刘来到汪特武汉政治保卫局张孟青处，报告了中统汉口市区办事处的情报，以达到向张孟青换取一笔奖金的目的，算是不无小补。结果，欧阳良烺等多人被捕（欧阳不久被日本宪兵杀害），徐恩曾重建武汉潜伏组织的计划第三次遭到失败。

徐恩曾不甘心汉口潜伏组织的一次次失败，于1942年12月第四次进行重建，调国民党鄂南办事处主任袁雍为汉口市党部委员，杨虔洲仍为委员兼调查室主任。袁本为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统局长朱家骅推荐而来，而杨虔洲本为徐恩曾的人。此时，朱、徐暗争甚烈，对徐忠心耿耿的杨虔洲为表示自己的“凛然大义”，坚决不愿与袁一起共事，便电徐请示。徐复电，令杨辞去汉口市党部委员职，专任调查室主任，原属中统人员，一个不准交袁。从此，汉口市的党、特组织正式分开，杨的调查室也成了独立王国。杨本来以汉口市警察局特高科长及汪特武汉区特约情报员的双重身分作掩护，自认为是万无一失，岂知还是被日本宪兵逮捕后叛变的军统特务周经武指认而被捕。因杨在担任警察职务期间，与日本宪兵特高科少尉神谷关系密切，杨暗中打通神谷的关系，从而被释放归家。杨捡得一条性命，星夜弃眷逃往黄冈。从此，杨再不敢轻涉武汉一步。杨发给徐恩曾的情报，一是根据汉奸报纸《武汉报》、《大楚报》编写，二是站到长江边上远远地瞭望上下水的船名，从中观察武汉日伪有没有征集马车、民船等方面的活动，若有异常，便发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到重庆，向徐报告，说根据打入日伪机关的内线密报，敌人企图进攻长沙云云，杨一时竟被重庆誉为潜伏区的“情报专家”。至此，所谓的武汉地区的日伪调查活动，早已名存而实亡了。

抗战之前，徐恩曾经常吹嘘搞潜伏是中统的看家本领、老行当，在这方面中统有独到之处，可以与任何对手比高低。到了抗战期间，徐恩曾不复再提这一“看家本领”了。并且，差不多从1939年开始，中统以汉口、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中心区域的潜伏组织与日伪调查活动，就已经在汪伪特务的沉重打击下土崩瓦解了。对徐恩曾来说，东线方向的战事已经没有什么作为，也没有什么要“牵挂”的了。

“中统克星”李士群

从1939年开始，徐恩曾便对日伪调查活动的政策重点作出重大调整，这就是采取蒋、汪合流的策略，从过去的以布置潜伏组织进行调查活动为主，转移到以利用汪伪特务提供一些情报为主。当时，中统潜伏特务大都从不同渠道、通过不同形式，接到了这样的暗示：“凡在沦陷地区的人员，上面有指示，遇到危险不能存身时，‘可以’自投汪精卫的特务组织，免遭日寇毒手；遇到共产党新四军确切对象，来不及行动时，可以到汪精卫的特务组织那里去报捕。”这样的传达与指示当然不会有什么“红头文件”可以证实，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徐恩曾文集”可以看到明确无误的记载，但是，只要看一看抗战中期以后中统在日伪调查活动方面的所作所为，可知此言不谬。

事实上，徐恩曾作出这样的政策调整，亦属不得已而为之。一是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反共已经被重新提上国民党的重要议事日程，日伪调查活动已不被国民党高层所重视，一些反共的“鹰派”人物，甚至提出了要借日汪之手来消灭中共，名之曰：“以毒攻毒。”这种浓厚的反共氛围，更使得徐恩曾重于党派调查活动，而轻于日伪调查活动。二是在这段时期内，中统布置在沦陷区的潜伏组织，大都被日汪特务扫荡殆尽；重新派进去的特务，也是屡派屡败。最可恨的是，这些潜伏特务在日伪调查活动方面作不出一点贡献，但在被捕后，大都很快叛变，并且在助纣为虐、指认同门、讨伐同类方面显得特别的熟练和投入。结果自己派到沦陷区的潜伏人员，大部分都跑到日汪特务那里去做事，扩充了日汪特务的阵容。至此，徐恩曾深感自己手下的这一批家伙，不但是“酒囊饭袋”，而且简直是没有做人的资格。

徐恩曾作出利用日汪特务进行日伪情报调查活动的决策，另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构成日伪特务机关——汪特76号的主体成分，大都是从中统分化出去的一批特务。说它们就是第二个中统，大概有点言重了；说它们脱胎于中统，是不为夸大其词的。这些中统特务在“落水转帆”后，为了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大都采取脚踏两只船的办法，一方面积极为日汪特务机关做事，一方面又在暗中寻机向重庆中统组织输诚，为日汪特务机关做事是真做，向蒋方中统机关输诚也是真输，这就为他们的现实利益和未来的政治前途投了一个“双保险”。在他们认为：今后中国的政坛上，无论是谁来做主子，自己总归都是“甘蔗两头甜”。于是，到抗战中期以后，徐恩曾在不需要派出潜伏特务的情况下，便已经有了许多自愿投到其门下的“潜伏特务”。与此同时，一些所谓的日伪情报也就源源不断送来，这真是卖鸡的撞上了买鸡的，瞌睡送来了枕头，从此，蒋方与汪方的特工组织暗中开始了合作运动。

徐恩曾一生中最为“传奇”的特务活动，就是在创建和发展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的同时，一不小心，又替汪伪汉奸创建了一个中统特务组织。前者名之为“蒋中统”，后者名之为“汪中统”，前者称之为“大中统”，后者称之为“小中统”。

“汪中统”与“蒋中统”的最大相似之处，就是它的主要头目和重要骨干，以及在内部架构形式等方面，无不是来自徐恩曾的“蒋中统”。“汪中统”成立初期的三大特务头子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都是老资格的中统特务，“汪中统”成立初期的名称便叫“特工总部”，整个儿是徐恩曾所领导的国民党特工总部的一个“盗版”。提起“汪中统”，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上海的沪西魔窟——极司非尔路76号（今天的万航渡路435号），就会想到那个76号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就会想到在抗日战争时期，正是它们追随日寇甘当鹰犬，残害忠良，破坏抗战，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危害，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最为肮脏、最为黑暗的一页特务统治史。

无论是在蒋方特工总部时期，还是在汪方特工总部时期，李士群都可以说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罪恶之花，也是一个让人难以全部解读的“谜团”。从李士群最初的堕落历史中可以看到，正是徐恩曾及国民党中统组织所具有的那种虚伪、狡诈、残忍、贪婪的法西斯性格的沃土，才培养出了如此之多的卖国求荣的汉奸之花。

李士群于1907年3月20日生于浙江遂昌，早年丧父，家境并不富裕。然而，贫穷使他蒙受了耻辱，也刺激了他的野心。20年代，李士群到上海美专读书，家庭已经无法供给其生活来源。所幸他以其聪明、勤奋，再加上一点小手腕，很快赢得了富家小姐叶吉卿的芳心。其时，叶一边在复旦大学读书，一边资助李士群完成了学业。叶不但有美色、有银子，而且有才干、善决断，颇有一种“女侠”之风。李士群一生中数度陷入困境，都是叶“女侠”救他出“苦海”。李士群的微末出身与身无分文的经济地位，以及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和投机心理，很容易使他将共产主义运动作为自己的“理想”选择。大革命时期，李士群在革命潮流的裹挟下，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李士群在上海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活动。不久，为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通过托人走了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始得保释。随即，李士群向季云卿投了门生帖子，从此，李士群与上海的流氓帮会势力拉上关系。打通了这一条门路，为李士群十年以后利用帮会流氓势力在上海滩上打天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1932年，李士群在上海被特工总部上海区的特务逮捕，随即叛变，被委派为上海区直属情报员。据说，这个时期李士群同时还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是不是这回事，尚有待考证。不过，此后在李士群身上出现的一些令人不解之谜，那是有目共睹的。

李士群当初曾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为上海《社会新闻》写过一些稿子，并由此与《社会新闻》社社长、CC大特务丁默邨相熟。李士群叛变后，一度转到丁默邨的门下，一边参加编辑《社会新闻》，一边以外勤记者的身份从事特务活动。《社会新闻》是一本16开32页的大型周刊，因其编排形式新颖，文笔流畅有趣，倒也办得灵活。唯其内容专以刊登所谓中共秘闻的形式从事反共，极尽攻讦诋毁、造谣诬蔑之能事，是当时上海滩上颇有名气的“谣言公司”。加盟这个反动刊物的丁默邨、唐惠民、李士群、张师石、陆蔼云等，无一不是中共叛徒。其社长丁默邨、编辑唐惠民、记者李士群等，被人看作是《社会新闻》的三大台柱。有意思的是，这三名国民党的中统文化特务，后来正好成为“汪中统”成立初期的三名正、副主任。中国人有一句古训，叫做“薰莸不共器，枭鸾不比翼”，大白话就是臭味才能相投，此之谓也。

涉及李士群身上的不解之谜，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20世纪30年代前期，特工总部上海区曾经发生了两起大案，一起是上海区区长马绍武于1933年7月被击毙在上海小花园弄口，另一起是上海区行动股副股长陈蔚如于1933年10月被人刺伤在广西路。马绍武本是在妓院请客散场后遭人暗算的，特务们虽然一致推测是中共特科“红队”所为，但马绍武的行止究竟是何人泄漏，却一直未能弄清。徐恩曾对此大为恼火，曾经电令上海区限期破案，然终究未有任何进展。陈蔚如一案颇有些特殊，这一天，陈蔚如赴丁默邨和李士群的宴请，席终已至夜深，陈由李士群单独送至广西路中段，从而遭人暗算。陈之大难不死，完全是在中了一枪之后，靠了一位站岗的巡捕赶来援救，结果这位巡捕饮弹而亡。第二天，陈躺在医院病床上向上海区区长徐兆麟讲了这次事件的经过，并怀疑这次行动是丁默邨与李士群共同策划。徐恩曾闻报，分析马绍武一案与陈蔚如一案有相似之处，两案可能都是丁默邨与李士群所为。不几天，丁与李被作为重大嫌疑犯，一起被捕押到南京。丁默邨在CC系中地位较高，又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鼎力相助，故在拘押一段时间后很快获释。只是苦了李士群，一因人微言轻，无权无势，二来也需要有一个人为这件事负责，于是，李只好老老实实地吃官司。

但是，无论徐恩曾怎么大刑侍候、三堂会审，李士群总归是一个死不承认。徐弄不到口供，又无旁证，不好结案，只好将他关押在走马巷特工总部南京区侦行股办事处。这时，在上海区任情报员的叶吉卿，闻讯李士群出事后，当即带了大批珠宝，在上海区侦行股长的陪同下，赶到南京大把赠金，大把赠银，到处送礼，层层贿赂，终于走通了徐恩曾的门路。据说，徐恩曾先是亲自在办公室接见叶吉卿，听取叶的“申诉”理由；然后又由叶“舍命陪君子”，陪同徐过了一宿。结果以一夜的露水情，换得徐的一纸手谕，不再追查。李虽获释，但这件事终究没有说清，所以徐恩曾又在他的屁股上拖上了一条尾巴，规定李不得擅离南京。不久，徐格外开恩，指派李任特工总部编译股编译员及南京区侦查员等职。1933年底，李又任留俄学生招待所副主任兼留俄同学会理事。从此以后，马绍武与陈蔚如被刺案，也就成了中统的两大奇案。即使后来特工总部上海区破获了两名中共特科“红队”队员后，也未能弄清是谁人所为。不过，有一个说法，是李士群把马绍武与陈蔚如的行止，事先透露给中共地下组织，由中央特科对马、陈予以制裁。因此，马、陈两案均有李士群暗中参与策划，但李士群从未在任何场合佐证过这一说法，此说也只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了。

但是，以李士群的野心、智商和手腕，天生就不会是一个安分的人。就在李士群蛰居南京期间，上海的CC系三巨头吴醒亚、潘公展、吴开先，秉承CC系首领陈果夫、陈立夫的旨意，建立了法西斯组织“干社”，丁默邨在社长吴醒亚的提携下，担任掌握实权的干社干事长一职。在干事长之下，分设各组，计有文书组、事务组、情报组等。情报组的主任和干事，便由丁默邨力荐他的“哥们”李士群、唐惠民担任。真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闻名上海滩上的反共谣言公司《社会新闻》社的丁、李、唐“三条汉子”，再次纠合到一起。“三条汉子”在干社，同进同出，如影随形，始终抱成一团。即便是每日午晚两餐，也都一起包给名闻上海的美丽都川菜馆。由该菜馆将十分丰盛美味的饭菜送到干社所在地——上海公共租界汉口路绸业银行大楼三楼“上海联欢社”，供三人一起用餐。自然，伙食费也由丁干事长大笔一挥，在干社的公务费用中列支了。如此，与其说干社是上海CC系三巨头吴醒亚、潘公展、吴开先在当后台老板，不如说是丁、李、唐“三条汉子”在具体运作经营。由是，便又有了一件更为惊人的大案发生。

1936年夏，李士群在干社干事长办公室秘密安置了一只二尺见方的小皮箱，被知情人发现：里面满满排列储放着一条条三四寸长、铜元粗的管子样的东西，每条管子的一头还装有电线样的细线绳。于是，知情人当即向社长吴醒亚告发，吴立派一批干员及反爆破专家赶到现场，发现皮箱内满载爆炸物，一旦引爆，干社所在的五层大楼就会被炸成废墟。吴醒亚闻讯大怒，当即命人分头密捕了李士群及上海市警察局调查科的数名同伙，连夜乘特快车秘密押送南京交徐恩曾处理，徐派人将他们送至特工总部的南京郊区板桥镇监狱拘押。经过这一事件的打击，干社随即暴亡。而李士群究竟要利用这箱爆炸物采取什么行动，从吴醒亚到徐恩曾，都不曾透露只言片语，李士群本人更是不露任何口风，这件事也就成了一个“永久”的秘密。至于丁默邨虽然在干社中重用李士群，对此事负有用人不当的领导责任，但这时的丁默邨担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少将秘书兼第三处（邮电检查处）处长之职，一时与徐恩曾、戴笠齐名，成为陈立夫手下的心腹大特务之一，在地位上比李士群高出许多，这样一件用人不慎的“小节”问题，自然无人追究。

李士群虽有“前科”，但依然是有惊无险，最后安然无恙地被放出，可见其人必有不同寻常的手腕。徐恩曾率特工总部西撤前夕，深感其人的深不可测与危险陛，索性来一个以毒攻毒，命令李士群“潜伏”下来，从事日伪调查活动，由日本人去对付他。仅从这一点便可看出，对徐之为人，有所谓“阴险而不恶毒”的说法，大概也有几分道理。如此不可测度的枭雄人物，竟想依靠日本人去制服他，岂不是往阎王门上送鬼。如此一来，徐恩曾于无意之中，给日汪送去了一名无比出色的汉奸特务头子。

事实上，李士群因在徐恩曾手下郁郁不得志，野心破灭，早已心怀异志，要改换门庭了。

“我是流氓我怕谁”

李士群接受潜伏任务后，住在南京中央路大树根76号。他雇了一名年轻女佣，不久两个人勾搭成奸，恰好这名女佣就是日本特务。于是，双方一拍即合。1938年上半年，李士群让这名日本特务先赴香港，为自己出逃预作准备。夏秋之际，李士群接到徐恩曾的派令，接任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并预发了一笔特务经费。在李士群来说，这不啻是雪中送炭了。李士群当即用这笔款子做路费，避开中统在广州一带的耳目，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海防，逃往香港。并由日本女特务陪同，拜见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慧眼识“珠”，经过一番交谈，认为李是个人才，但在人地生疏的香港难以发挥作用，便将他介绍给在上海的日本领事馆书记官清水董三。从此，李士群在日本特务清水董三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为日本驻沪领事馆从事情报活动。在所有附逆当汉奸的中统特务中，李士群是第一个自己主动打出中统的汉奸特工。

李士群“打天下”的第一步，自然是要拉人入伙，拼凑班底。但是，他从哪儿去找人呢，想来想去，他熟悉的只有中统，要找人也只有到中统里去找，挖一下徐恩曾的墙脚了。于是，李找到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他的中统老同事、《社会新闻》社“三条汉子”之一的唐惠民。唐此时任中统上海区情报员，李士群找上门来，几乎没有说什么“客气话”，唐也就欣然入伙了。接着，CC系一条线上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刘公坦、市党部委员汪曼云等人，在李士群威逼利诱下，次第“下水”。尤其是汪曼云，不但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身居要职，而且是杜月笙的学生，脚踏军统、中统两只船，在上海滩上是一位兜得转的大人物。本来，李士群要拉他下水，以为汪总要扭扭捏捏的拿一拿架子，做作一番，不会那么顺当，岂知事情的经过竟大出李士群所料。

其时，李通过章正范的关系，得以秘密会见汪曼云。两个人一见面，李就开门见山地说：“我投奔日本人，是因为过去中统对我手段太辣，要借此报复一下，出出气；同时，也因为太穷，想在日本人那里骗上20万元，然后滑脚溜走，并不想长干，希望老兄能了解我的苦衷，如有对我不谅解的人，请代为解释，能照应的地方，望多多照应。”李士群要报复一下中统，出出气，竟然想到要当不齿于人类的狗汉奸，这真是欲“减”之罪，何患无辞！至于说到他当汉奸的第二个理由，是因为太穷了，要从日本人那里骗上一笔巨款，然后滑脚溜走。不用说日本人的钱是不是那么好骗，也不说这种理由能不能骗过汪曼云，只说李士群居然会想出这种理由来，也就滑稽到家了。其实，李士群很聪明，他知道这种弥天大谎自然编得十分可笑，不过，他正是要通过这种让人一眼就能看穿的谎言，才能测试到汪的真正态度。果然，汪并不重视李说了什么理由，他重视的是李如此“坦率”，也就直言不讳地开出条件：“万一我被日本人抓住，老兄将何以善我后？”李显得很爽气地回答：“简单得很，只要说与领事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有联系就行了。”就这样，双方达成互相“谅解”的协议，汪曼云也就“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成为李士群那条线上的人。从此以后，李得汪曼云等人相助，又与杜月笙搭上了关系，在上海滩上脚跟才开始站稳。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李士群就从事情报工作，并且从中共地下党员干到国民党特务，又从国民党特务干到汉奸特工，因此，对于特务工作的一套内幕，李士群是懂得的，深知特务这碗饭，不是那么好吃的。玩特工，特别是要玩出一点名堂来，光凭“热情”和“投入”不行，还必须有一批训练有素、富于特工经验的骨干分子。现在仓促之间，需求甚急，当然不可能慢腾腾地办班培训，唯有从中、军统中拉人“下水”一途，既迅速而又便当，是为上策。但李士群了解，在蒋介石的特务圈子里，自己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既无声望，又无地位，无论是对军统，还是对中统，都没有什么号召力，仅凭李士群这三个字，是打不响的。于是，李士群想到了居于“三条汉子”帅位的丁默邨，并在清水董三面前将丁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的地位、声望及才能，大大地吹嘘了一番，表示愿请丁出山坐第一把交椅，自己甘居副席。得清水首肯，李士群便委派汉奸特务、丁的湖南同乡翦建午专程潜往大后方相邀。

76号特务组织头目丁默邨（左）、李士群

 

这个时候的丁默邨，正处于郁郁不得志的失落时期。20世纪30年代中期，丁默邨与徐恩曾、戴笠同为陈立夫出掌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时期的三大处长，地位只在伯仲之间，被称为特工界“三剑客”。中、军统成立后，徐恩曾与戴笠都如愿升官，成为独当一面的特务大头目，唯独丁默邨执掌的第三处被裁撤，划归军委会办公厅。丁一脚踏空，在军委会挂了一个少将参议的空名，好不寂寞，这才知道一日无权、人人都嫌的悲哀与痛苦。偏偏祸不单行，张国焘投蒋初期，丁奉蒋介石、陈立夫之命，负责招待张国焘，顺手牵羊，弄了几个小钱，不想又被戴笠到蒋面前告了他一状，揭发他贪污招待费，结果受到蒋的追查。蒋一气之下，认为中统不会办事，竟把张国焘从CC系及中统手中夺过来，移交军统戴笠“运用”。这样一来，竟连陈立夫和徐恩曾等人对丁也不能谅解了。丁闹了个没趣，心灰意冷，只好闷闷不乐地远避昆明“养病”。就在这个时候，翦建午找到昆明，说明来意，不啻正中丁的下怀。丁本就是个毫无国格、人格的无耻政客，又正处于丧魂落魄的时期，自感在蒋介石的手下混了多年，也没有混出个名堂，还不如到日本人手下做事，没准闹出一个新局面，也未可知。况且，自中日交战以来，国民党一败再败，再打下去，说不定蒋介石亦成降虏，到了那个时候，按中国人先入山门为大的传统，以蒋介石之尊，没准也还得对丁尊称一声“大师兄”！

大凡与丁默邨见过一面的人，都对其印象甚深。丁身材矮小、骨瘦如柴，一副蟹壳脸，两眼阴沉，见了人，嘴巴一动一动的，好像有千言万语要说，但结果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使人一望而有“阴险冷酷之感”。于是，丁来到上海，在见到CC系的老同事汪曼云等人后，为了表示自己不是遭蒋遗弃的丧家之犬，不得不动一番脑筋，装模作样、煞有介事地捧一下自己的臭脚，丁说：“我这次是奉立夫之命而来的，因为在大后方，大家看到抗战如此进行下去，实在不是办法。共产党的抗战到底，是要抗垮国民党，是唯恐中国不乱。为了国家的前途，立夫要我到上海来开路，一俟时机成熟，他也要来的。不过，在条件未成熟的时候，我们应替他保守秘密。”

丁默邨的这一套鬼话编得云遮雾罩、藏头露尾、虚虚实实，汪曼云自然也是将信将疑，但到底不好到重庆去找陈立夫当面质对，也就未便当场戳破。倒是李士群不肯买账，李对丁的心理早已研究透了，也早已想好了对策。所以，李等到与丁一见面，便直截了当地戳穿了丁的西洋镜。李既得意且无耻地说：“听说国民党已经不要你了，这种乱世，我们哪里不能打天下？吃饭要紧，什么名誉不名誉，我已经同日本人挂上钩，决心当汉奸了。”说完便掏出一支手枪和一叠钞票，朝桌上一掼，接着又说：“怎么样？你愿意干，就收下这钞票开销，我们一起干，你仍然是我的上司，一切听你的话行事。不干呢，也不要紧，我李士群是汉奸了，丢了你的面子，你就拿这支手枪打死我！”

丁原本还想以对付汪曼云的招数，来对付李士群，好歹把“汉奸”这两个狗屎烂臭的字眼遮掩过去。没有想到李士群不吃这一套，一上来就把裤子扒得光光，赤裸裸的一丝不挂，来了一个彻底的“原形毕露”、“真相大白”。这大概就叫“我是流氓我怕谁”了。李的这一招弄得丁一时竟无辞以对，也无计可施，不但觉得在这种境地下，说什么话都是多余，使什么招数都是白搭；而且感到自己既要做婊子“卖肉”，又扭捏作态地不肯脱衣服，不免有点装腔作势、掩耳盗铃了。丁一愣之下，转念一想，深感声色狗马、男盗女娼、苟延残喘，何必还要顾念什么虚名假誉，赤条条的一丝不挂，反而一身轻松。想到这儿，丁与李心有灵犀一点通，两个人不禁抚掌相视而笑。这真是乌龟莫笑鳖，大家泥里歇。从此，丁默邨也就当仁不让地做起了“老大哥”，李士群暂时屈居“二老板”。这也是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三条汉子”如蝇逐臭地第三次走到一起。

丁、李、唐三逆的再次合伙，对日汪特务组织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丁、李等人首先是从上海特别市党部吸收了一批无耻的党棍“归队”，其次从青帮老头子季云卿那儿接收了一批帮会流氓入伙，再次从社会上网罗了一批批恶霸、地痞、马路政客、失意军人、三教九流加盟等等。第二，丁、李等人先是以大西路（今延安中路）67号作为据点，继而以忆定盘路（今江苏路）95弄10号洋房作为基地，最后则选定极司非尔路76号作为巢穴，这便是令人闻之色变的76号特工魔窟了。第三，丁、李等人与汪精卫合流，成立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以CC系要员周佛海为主任委员，丁默邨为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为秘书长。特务委员会下设“特工总部”，以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从组织名称到内部机构设置，无不仿照徐恩曾的特工总部进行架构。从此以后，汪伪76号正式开张，充当汉奸，甘当走狗，破坏抗战，残害忠良等等，无恶不作，令人齿冷。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汪伪76号与中统上海区的潜伏组织经历了一个由对立到合作的阶段。

“蒋中统”与“汪中统”

76号开张后，丁、李、唐等汉奸特务头子就已经意识到：要想在汉奸特工方面创出一个局面，光靠一批乌合之众是不行的，必得有一批中、军统方面的行动高手入伙，才能提高汉奸特工的质量。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夺取蒋方特工组织的计划。问题是：“三条汉子”过去与国民党军统不在一个山门，加之双方封锁很严，故而在人事上全无交往，也就难以直接拉拢，一切只好先从中统方面入手。

于是，“三条汉子”把徐恩曾布置的潜伏特务这笔账理了一遍，分析了一下各方面的情况，决定先从中统上海区副区长苏成德身上下手。苏为山东济宁人，曾任特工总部南京区行动股长、特工总部特务总队队长等职，也是一位颇受徐恩曾宠信的重要特务。丁、李与苏原本交好，故苏之为人，丁、李都是了然于胸，只须动之以利，晓之以威，也就不难得手。果然，丁、李找到苏，一番恐吓威胁，接着又是一番“耐心说服”，苏很快入伙，成为76号的一员健将，先后出任76号的顾问、第三厅厅长、南京区区长等职，以后甚至当到汪伪警政部特种警察署署长、伪首都警察厅厅长、伪上海警察局副局长等要职，俨然是汉奸中的一位大特工了。

苏成德的“下水”，不但葬送了徐恩曾原先布置在上海、南京地区的整个潜伏组织，而且对国民党潜伏特务附逆起到了一种“头羊”的恶劣作用。先是中统上海区的全部人马，除区长徐兆麟只身潜逃外，其余40余名干部几乎全军覆没。这些中统特务被捕进76号，有的稍稍受刑，便忙不迭地转舵了。有的一进76号，看到副区长苏成德已经抢在前头当起了汉奸，也就不愿落后，未等大刑侍候，也就主动投汪了。结果，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全部为丁、李所用，其中如中统上海区的副区长胡均鹤、组训股长邓必谧等，均成为76号的重要成员。在中统上海区之后，中统布置在南京以及江苏不少地区和沪宁、沪杭两路的潜伏组织，差不多都遭到严重破坏。接着，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三青团上海团部、军统上海区等，均次第被76号破获，且无论是党、团分子，也无论是中、军统特务，一旦被捕后，大都奋不顾身地“跳火坑”，成为汪伪汉奸特务。据中统特务张国栋估计，在整个抗战时期，仅投汪的中统特务，总数就在一两千人以上，相当于一个加强团了。

上海、南京地区历来是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根本和基地，蒋介石西撤后，曾指示徐恩曾和戴笠要对这一地区加强潜伏布置，以便使局面能够有所控制。事实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不但徐恩曾原先布置的中统潜伏力量都成了替汪伪准备的一份“嫁衣裳”，而且像丁默邨这样的中统高级干部，竟然从远在大后方的昆明，不远千山万水，屁颠屁颠地赶到上海去入伙，欣欣然地做起了汉奸特务，真是国格、党格、人格一格不格，也令整个CC集团大失面子。陈立夫与徐恩曾甚至认为：丁默邨一日不除，对留在沦陷区工作的CC系分子和中统潜伏特务将一日不得安宁。于是，陈、徐决定以丁默邨为首选目标，施以杀手，第一是铲除心腹之患，打击汪特气焰，挽回局面；第二是杀一儆百，以儆效尤，挽回人心；第三是向蒋介石交代，消除影响，挽回颜面。如何下手，徐恩曾也已想好了一条妙计，故而胸有成竹。盖因徐与丁在过去都是一起酒肉征逐、赌吃嫖窑的好朋友，中统特务的长与短在丁是一目了然，故能够有的放矢进行打击；而丁的所长与所短在徐也是一清二楚，亦能够投其所好地进行还击，这便是由徐恩曾精心设计的一条美人计。

在蒋介石的特务圈子里，专以渔色为能事的声色狗马之徒比比皆是，而徐恩曾、戴笠、丁默邨是其中的三大“采花高手”，徐、戴两个人的种种荒淫无耻及恶行恶状自不必说，即以丁默邨来说，虽然病骨支离、弱不禁风，肺病已到了第三期，却依然靠着壮阳药纵欲无度。丁的好色不但早已被徐恩曾引为是“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的同道，而且在整个国民党特务圈子中，也是为人所共知和令人所不齿的大淫棍。徐恩曾要设计铲除丁默邨，想到的第一条锦囊妙计，自然便是运用美人计了。

徐恩曾设计的这场美人计，主角叫郑苹如，20多岁的芳龄，出生于一个检察官家庭，上海法政学院毕业，因其才貌双绝，于1937年被吸收加入特工总部，成为受中统直接运用的一名高级情报人员。1939年秋天，徐恩曾向郑苹如下达了铲除丁逆的密杀令，要郑利用自己的美色接近丁，密作杀丁的布置。郑苹如战前在民光中学读书时，与校长丁默邨有过一段师生关系，利用这一点，郑苹如很快与丁接上关系，又很快成为丁的情妇。这一年的12月10日，郑设计准备将丁骗到自己家中，拟利用这一机会将丁打死。但是，丁毕竟是一位老特务，多情复多疑，好色亦好命，车到郑的家门口，却无论如何不肯下车，终于让丁滑脱。12月21日，郑第二次将丁诱至静安寺戈登路口西比利亚皮货店，企图利用购买皮大衣的机会，由预先埋伏的枪手将丁击毙。丁进入店堂，便已嗅出四周的气氛不对，随即掉头狂奔而出，枪手们猝不及防之际，情急发枪，已经晚了一步。丁已冲过马路，丧魂落魄地钻进防弹汽车，急驰而去。此次功亏一篑，郑苹如的身份已经暴露，随即遭捕被杀。

徐恩曾布置的潜伏组织被日伪特务破获，擒贼擒王的“美人计”又未能成功，两招都使完，只好使出最后一手，再从已经下水的汉奸特务中拉人“上船”。盖因徐恩曾此时看出不少汉奸特务在“落水”后，都想预留一条后路，企图两面获利。第一个与中统重新接上关系的，就是76号的第三号大人物唐惠民。唐在任“汪中统”南京区区长时，不仅利用南京区的电台与重庆的“蒋中统”交换情报，甚至还在南京为“蒋中统”招兵买马，办起特务训练班，替“蒋中统”培养特务骨干。后因唐卷入丁、李的权力斗争，被李士群抓住把柄，予以撤职关押、永不起用的处分，“蒋中统”与“汪中统”联系的第一个渠道被切断。

继唐之后，“汪中统”中与“蒋中统”联系的渠道越来越多，以至竟连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邨后来也都与“蒋中统”接上了关系，重庆中统局有个绿色的密电卷宗，代号为0042，即为汪伪极司非尔路76号丁默邨来电。据说，之所以将此卷编为0042，其意即在将76号拆为7与6，7乘6等于42。并且，徐恩曾规定：凡有0042号密电，均须由译电室主任直接送徐亲译，毋庸他人代劳。当时，仅丁默邨与徐恩曾之间联系的密台，就达四部之多（分别置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奉徐之命，先后从重庆到上海与丁默邨等汉奸特务联络的中统特务，就有军委会东南工作团主任赵冰谷，教育部驻沪专员陈宝骅，中央组织部专员林景伊，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参议杨思义，中统局驻沪专员嵇希宗等多人。从此，在汪伪政权中，周佛海与军统、丁默邨与中统（同时亦与军统）开始走上了合流的道路。

抗战胜利后，在国内外反法西斯进步力量的压力下，丁默邨终以汉奸罪被送上审判台。其时，丁自撰《自白书》与《辩诉状》、《补充答辩书》等，文字达27000余字，为他在投伪期间配合中统进行日伪调查活动及协助抗战大摆臭功，披露了他在抗战期间与重庆中统相互“建立秘密电台”、“供给重要情报”、“通知调换密本”、“营救中央人员”、“接送中央人员”、“掩护中央人员”、“维持中央与陷区交通”、“维护中央实力”、“请中央派员到杭”等“不朽”功绩。在《自白书》第三章及第四章中，丁追忆“在南京时期为中央之工作”计23项，在“浙江时期为中央之工作”计17项，真可谓“劳苦功高”，当汉奸竟当出这样大的功劳，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更令人不齿的是，丁在《自白书》中，竟把“反共党”、“请设反共机构”、“扫荡京郊奸匪”、“力劝日人继续剿匪”、“领导特工转向（‘以全力对付奸党’）”、“扫荡浙西奸匪”等种种唆使日人进行反共活动的丑恶情事，也拉出来向国民党进行丑表功，可见其丧心病狂与无耻堕落到何等地步。在《辩诉状》中，丁竟自撰了一份《在伪组织时期协助抗战事实一览表》，表中以英文字母作为序号，从A开始，到Z结束，竟将26个英文字母全部用完（惜乎英文字母太少），可见“功劳”之大了。更有甚者，在审判丁逆期间，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到陆军总司令部，从陈立夫秘书室，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等，为丁逆营救中央人员或协助抗战的事实作证的函件，竟达37份之多。然无论丁逆如何巧言自辩，也无论徐恩曾与中统局及其他国民党大员如何凛然“作证”，丁逆终究没有能逃脱制裁。1947年7月5日，丁逆在首都监狱被送上断头台，“子弹由脑后进，由仰面左眉边穿出，当即毙命”。其时，徐恩曾被蒋介石作出“终审判决”，免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亦已成了遭蒋家王朝遗弃的丧家之犬。“汪中统”与“蒋中统”的两个代表人物下场都有点不太妙，这大概是徐、丁当初都没有想到的。

一次失败的“对共外交”

综观徐恩曾在抗战时期所推行的两线作战策略，大抵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在抗战初期对于两线作战属于平均用力的比较温和的摩擦阶段，二是在抗战中期将工作重心向反共方面过渡的转变阶段，三是在抗战后期以全力反共而被视为反共不力的技穷阶段。

从1928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中统因反共有功而成为处理共产党问题的权威机关，徐恩曾也因屡出反共佳绩而成为所谓的“共产党问题专家”，一时备受蒋介石和国民党各方的关注与倚重。但是，卢沟桥一声炮响，国共二度合作，从蒋介石到国民党，都在口头上唱起抗日救国、与民族共存亡的调子。这对依靠反共起家、依靠反共见重、依靠反共闻达的徐恩曾来说，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的才识、他的专业、他的光荣、他的成就等等，顷刻间成了空白。于是，徐恩曾一时无所适从了。许多中统特务怀着辛酸、失落、寂寞的心情，黯然神伤地离开了国民党的特工总司令部。一部分特务通过陈立夫转入军委会第六部工作，一部分特务外调担任税务及盐务督察，一部分特务钻进法官训练班接受法律专业训练，准备在结业后出任地方法院检察官。中统原有人员，特别是具有丰富反共经验的老牌特务，一下子减少一半。

徐恩曾虽然痛苦、彷徨，但并不糊涂、麻木。他深知反共仍将是国民党的基本国策，反共也仍将是中统工作的基本内容，这样一个关系党国命运的大战略，可缓而不可免，切不可妄自菲薄、自暴自弃而无所作为。他多次对手下的大特务王思诚、梁辅丞、张国栋明确地提出，“反共，消灭共产党，是我们的历史任务”，“为着我们的发展和前途，只有集中力量消灭共产党，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抗日是暂时的，次要的；反共是长期的，根本的，第一位的”，等等。在强调必须继续把反共摆在特工活动重要位置的同时，徐恩曾进一步提出了要将过去公开奉行的反共旗帜，转变为在秘密、“合法”形式下开展反共活动的策略思想，并在反共政策、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活动。

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徐恩曾在紧急布置上海、南京地区的特务潜伏活动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在百忙之中，派遣高级特务刘桂、范振中、田昆生等人，潜往陕甘宁边区周围，建立并领导那里的反共特务组织。特工总部西迁汉口时期，徐恩曾为进一步加强以边区为中心的特务活动，先后派出了三组特务，驻扎在边区的边缘地带，对中共的活动进行实地监视。中统特务孟真就是徐恩曾当时派出的这三个组的成员之一。

在当时的情况下，孟真也许没有能够准确、深刻地领会徐的高深的反共策略，以为徐所讲的“实地监视”，便是要他进入边区进行一番实地考察。于是，孟在1937年冬到达西安后便向陕西省民政厅厅长彭昭贤要了一个“视察员”的名义，以到延安视察省政设施为名开始了深入延安的“探险”活动。据孟真说，他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伍云甫的安排，搭乘八路军的一辆无篷卡车，冒着塞北高原上的凛冽寒风来到了延安。他先是会见了中统同事、陕西省政府派出的肤施县（即延安县）县长马濯江，接着拜访了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再接着参观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他接受了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消费合作社食堂举行的宴请，并在宴会主人罗瑞卿的建议下“慷慨解囊”，献出法币10元作为合作社的股金。在猝不及防之中，他被中共打了一次“秋风”。

孟真的延安之行，历时一月有余。1938年2月，孟回到汉口，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探险”报告，叙述此行的观感。他认为陕北地瘠民穷、物资匮乏、生态条件极差，但共产党人朝气蓬勃，中共未来的动向实不容忽视。

孟真把徐恩曾布置的“实地监视”，领会成“实地考察”，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延安历险记”，没有想到竟歪打正着，开创了中统特务潜入延安进行特务活动的先河，不但为他自己，也为中统、为徐恩曾赢得了坚持反共斗争的重要“声誉”。中统局开张后，孟真以此大功，竟夺得了中统局核心中的核心——第二组第四科科长的宝座。该科唯一的任务就是策划反共，被视为中统开展反共特务活动的“发动机”。

在孟真的延安之行后，先后又有中统特务牛道一、杨博清利用国共合作之机，混入延安从事特务活动。牛道一原是CC系的外围组织——北平诚社的学生，抗战初期一度潜入延安当过延安师范的教务主任，回到重庆后，他也凭借在中共首都延安从事过潜伏活动的老本，被徐恩曾调入中统，参与国民党的反共“圣经”《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制定。

据说，由于牛道一对反共活动颇有“见解”，功劳又大，年纪亦轻，从陈果夫、陈立夫，到朱家骅、徐恩曾，都有了器重、栽培之意。一时之间，他竟成为CC系内部许多权要竞相关注、属意的重要人物。从出身来说，牛本是原北平诚社社长、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张厉生的人，进入中统后，徐恩曾对他亦不薄，甚至吸收他参与中统某些核心机密的研究和策划。1939年11月，蒋介石派中央秘书长兼中统局长朱家骅为特使，秘密飞往世界法西斯的“圣地”——德国柏林，晋谒法西斯“老大”希特勒，牛道一又被朱家骅选中，以特使身分随行。到了德国，被朱留下接受国际保安部——第五纵队的训练。从此以后，牛成了朱家骅那条线上的人。牛道一在CC系内的走运与吃香，说明了中统的反共活动再次得到国民党高层的重视。

在孟真、牛道一之后，又有原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学生、参与破坏一二·九学潮的中统特务分子杨博清，装扮成一个热心爱国的“纯洁”青年，被徐恩曾派遣潜入延安，混入抗日军政大学上学。杨在抗大结业后，再次从延安出来，回到重庆做官。许多中统大特务都承认，“边区的老百姓都是共产党的，内线难建立，化装有危险，进得去，出不来”。但是，杨博清这样一个中统小角色，居然能进得去，也能出得来，也就算是有点小能耐了。相比较而言，牛道一与杨博清混入延安的时间都不及孟真早，在特务中的地位也不及孟真重要。所以，他们后来也都未能像孟真那样，仅仅凭着第一个混入延安的“新贡献”与“老资格”，在中统执反共“牛耳”，稳居要津，又是升官又是发财，真是一招鲜吃遍天了。

在抗战初期的反共活动中，徐恩曾引为得意的一大杰作，便是派出中统特务马濯江出任延安县长（1936年以前称肤施县，故国民党称肤施县长）。此前，国民党虽已承认红军控制的陕甘宁边区20多个县为中共根据地，但为了维护中央政府的“面子”，仍然坚持要由陕西省政府委派县长，表示政府“主权”未失。这原是学的阿Q先生的“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之举，并无实际意义。中共出于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也就不在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上争论不休，所以也就给了蒋介石一个面子，同意了。国民党权要们对于争得的这一“伟大”胜利，欢天喜地，额手相庆。此时，徐恩曾也以他灵敏的特工嗅觉，看到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特别是延安县所属地区，自然是中共的“行都”所在，不啻是中共的京畿重地，地位之重要，可以称之为是中国“第一县”，对世界的影响之大自不必说。徐恩曾自忖：如果能从蒋先生那里把委派这一要职的权利抢到自己手中，派遣一名中统特务出任延安县长，既可以树立并增强中统的反共形象，又可以利用这一重要位置，在中共的心脏地区从事特务活动，掌握中共首脑机关的活动情况，岂不大妙？！

徐恩曾以反共作撒手锏，经过力争，终于就这一问题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的同意。据此，经徐恩曾推荐、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委派，中统老特务马濯江出任延安县长，县署就设在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延安。马濯江原是中共叛徒，抗战前由特工总部进入国民党财政部税务督察处工作，并被派驻西安，督察陕西省税务。其实这只是马的公开身分，马的秘密身分则是中统陕西省调统室的一名高级特务，参与策划并指挥中统陕室的重要特务活动。这一次，马就是以国民党财政部税务督察处陕西省税务督察的公开身份，被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命为延安县县长的。按照徐恩曾的指示，马濯江出任延安县长的任务，一是窥测并刺探中共中央机关的内情动向，以尽可能多地掌握中共的高层机密；二是向延安地区的人民散布相关谣言，制造混乱，离间民众与中共的关系；三是物色对象，相机发展中统成员。

1938年10月，马濯江率领一个经过精心挑选并物色的“内阁班子”，以中共“京畿县长”的身份赴任，正式在延安“开府”，挂牌成立“延安县政府”。此后，马“县长”利用各种公开场合，与延安各方面加强接触，以期迅速打开局面。马濯江按照徐恩曾的密旨和鼓励，原以为可以大干一场，借此建一不世之功，哪知道结果却是大出所料。

首先，延安地区的老百姓对他这个“县太爷”并不买账，对所谓的“县政府”更是不予理睬。当马濯江的中共叛徒的身份在当地传开后，真诚、善良、淳朴的老百姓对他这种朝三暮四、背信弃义、出卖革命的变节行为，更表示一种不屑的厌恶态度，这使马“县长”颇为难过，也颇感难堪。

其次，县政府无事可做，也无法工作，即便是“县府”大员找上门去，也要被当地的老百姓和基层政权组织顶回去。一方面是县政府的任何训示都传达不下去，一方面下面的任何情况也反馈不上来，他们得不到下面的一点消息，也了解不到基层的一点状况，两眼一抹黑，什么事情也无法做，什么情报也搞不到，实在是尴尬之至、苦恼之至。更重要的是，面对延安地区基层政权组织目无中央政府的叛逆行为，面对延安地区的这些胆大包天的“刁民”，“马县长”既不能派出差役，将为首分子缉捕镣铐，在明镜高悬的大堂上以大刑侍候；也不能上奏“朝廷”，仰赖皇恩浩荡，派官军剿平镇抚。现在，一切的委屈，一切的痛苦，只能由“马县长”自己打脱牙齿和血吞，默默地承受。这对于中国“第一县”的“马县长”来说，确是不好受的。

再次，中共的防范之严密与周到，实在是大大出乎马濯江的想象。马“县长”尽管使出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地进行情报活动，也难以刺探到中共内部的任何情况，也就更谈不上发展特务，布置潜伏任务了。马只觉得不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一双双警惕、锐利的眼睛注视着他，他的一言一行莫不遭到严密监视。如此一来，“马县长”锐气大挫，信心大减，久而久之，渐生怯意，自知仅凭自己这点道行，也不是做延安县长的料。在这里，上斗不过中共，下斗不过“刁民”，一切只有识相，三十六计，走为上了。

1939年清明节，蒋介石派出以国民党元老张继为首的一批大员，到陕西祭扫黄帝陵，马濯江亦奉命参与祭扫。时张继任主祭，马与另一“县长”任陪祭。在祭扫后的一次筵席上，马借机向张提出陪送其返回西安的请求。张不知是计，也就顺口应允。随后，马回到西安后，便向中统及陕西省政府报告，中共暗中策动延安地区老百姓，采取种种对抗措施，不但使他的“县政府”无法工作，还将他们赶了出来。马以此为理由，从此滞留西安，再不敢返回延安县长任上。

此后，陕西省政府将这件事报告重庆，国民党中央开会讨论，就此事作出两点决定：一是同意陕西省政府将马濯江的延安县长职务免去；二是指令徐恩曾就此事当面向周恩来提出抗议。徐恩曾接到指示后，事先与中统高级特务商议此事，认为此事无疑是中共理亏，盖因他们既同意国民党政府在延安地区派驻县长，就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支持他们的工作，岂有暗中策动老百姓将他们赶走的道理？徐恩曾甚至满怀信心地认为：现在延安“县政府”的一班人员，都被赶了出来，中共竟不闻不问，即使周恩来善于巧辩，对于这一点，总是说不过去的。如果国民党以牙还牙，也动员重庆地区的群众，将中共驻渝人员逐出重庆，中共又将何以自处？

徐恩曾正是带着这样的必胜信念，由局本部第二组第四科科长孟真陪同，来到重庆军委会政治部周恩来副部长办公室，会见周恩来，进行交涉。徐恩曾本来设想，这次交涉，即便不能达到让中共同意陕西省政府重新派遣人员进驻延安的目的，也要让中共对此事表示一番歉意。只要周恩来一旦认错，然后就借机做上一篇大文章了，让中共在舆论上吃一次败仗。当周恩来在办公室里听完徐所讲的来意后，先是轻描淡写地将此事的责任往延安地区的群众身上一推，表示此事与中共无涉，这一手固然也在徐恩曾的意料之中，但接下来的一番话却大出徐恩曾的意外。周说：“群众之所以闹事，和马县长本人的出身有关。别人不知道，你徐先生应该知道。我们那边最厌恶从我们那边出去的人，陕西省政府不该派这种人来，故意使我们难堪，群众心里有气，故而出事。”周恩来于此语气一变，用一种较为婉转而又略带讥讽的口吻说：“那位马先生党性很强，干党务工作，是把好手。至于干政治工作嘛，哈哈！”说到这里，周做了个手势，两臂直伸，再从左到右转了一圈。这意思就是：干政治工作不能直来直去。

雄赳赳、气昂昂地打上门去问罪的徐恩曾，一时间竟被周恩来嘻嘻哈哈一阵，以这番不软不硬的“花言巧语”，来了个釜底抽薪，一下子闹了个无辞可对，原先想好的一套兴师问罪之词，竟无从说起了。徐恩曾原告反成被告，虽然于心不甘，然仔细一想，也觉得当初派中共叛徒去做延安县长，确是有欠思考，当时仅仅想到利用马濯江了解中共情况，熟悉中共性格和作风的“长处”，可以与中共“融洽”相处，便于开展特务活动。不想此事捅在中共的痛处，触犯了他们的忌讳，从而弄巧成拙。这样一想，徐也有些感到这事到底做得有点鲁莽，内心反而多少对中共有点歉然。徐恩曾本不善言词，在周的这番入情入理的遁词下，自是无话可说，也就只好以苦笑视之。这番失败的对共“外交”，使反共专家徐恩曾亲身领教了周恩来的才智和手腕，自感在国民党的同一阶层中，没有谁能同他相比，这就不免使这位名著天下的特务头子对未来的反共活动，平添了一层忧愁。

“反共工程师”的得意之笔

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到1938年的武汉保卫战，学者称之为第一期全民抗战阶段。其间虽然只有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但对徐恩曾与中统来说，却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上海、南京西撤武汉、重庆，完成了两次千里大迁徙；从特工总部改组为中央调查统计局，完成了内部组织架构上的一次大跃进。而中统的另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当面之敌增加了，从原先的一个敌人——中共，变成了两个敌人——中共和日伪。于是，徐恩曾不得不摆出一副两线作战态势，以他的左手打倒日伪，进行防奸反谍活动；以他的右手打倒共产党，开展反共防共活动。

实事求是地说，在第一期全民抗战阶段，徐恩曾虽然执行的是两线作战的战略，但并没有把反共防共活动摆到中统的主要议事日程上来。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忙于两次大迁徙和组建中统局，徐恩曾已经无暇抽出更多的精力顾及反共问题；二是面对敌国强寇的入侵，作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头子，不得不在布置沦陷区的潜伏组织和如何开展日伪调查方面有所安排；三是全民抗战初期的两年，可以说是在八年全民族抗战期间国共合作抗战的“蜜月”时期，在这样一个全民族合作抗战、团结御侮的大环境中，如何逆潮流而动，开展反共活动，各方面也都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徐恩曾借鉴。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中统真正把工作中心转到反共方向上来，应当说是在1939年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以后。

武汉沦陷以后，国民党军队元气大伤，继续采取大踏步西撤的战略，美其名曰：以空间换时间。至此，日军侵占的领土之大，差不多是十个日本本岛。到了这一步，日军开始露出了底气不足的迹象，终于无力西进了。于是，日军放慢了西进的节奏，采取稳扎稳打的战略，美其名曰：以时间换空间。自此，中日战事转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感到战场上的压力减轻，而中共武装力量在敌后迅速发展壮大，重新使国民党感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国民党内的顽固保守势力开始抬头，防共反共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在检讨全民抗战第一阶段战事的同时，重新制定反共方针。首先是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及《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定下了“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的论调，提出“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六年那样（指1927年的四一二事变前后），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若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接着是原则通过了由徐恩曾起草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从所谓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规定了如何防制共产党的二十三条具体办法。于是，国共合作抗战的“蜜月”时期结束，两党关系开始进入多事之秋。从此，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地在反共问题上闹鬼，磨擦纠纷和反共惨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如果说蒋介石是一位老而弥坚的“反共之父”，由他亲自吹响了新一轮的反共号角；那么完全可以这样说，徐恩曾是一位辛勤劳作而又默默无闻的“反共工程师”，是他精心设计和具体推进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从事反共活动的计划。正是蒋介石的“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的反共号召，加上徐恩曾的反共理论与实践，终于孕育出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样的“怪胎”。五届五中全会以后，这个《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不但成为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和推进反共路线的一部“圣经”，具体规划了如何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总的战略方针，而且根据这一“母体”文件，不断衍变产生出诸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子”文件，这些“母子文件”中，仅提出的各种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办法，就达数百条之多。以此观之，称《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策划和推进反共活动的纲领性文件，是能够担当起这个资格与“光荣”的。

在联共抗日的大旗下，如何进行反共活动？这是从蒋介石到陈果夫、陈立夫等反共老手都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徐恩曾这位反共新秀却开出了“药方”，这真是没有想到的。徐根据自己与中共生死搏斗了近十年的宝贵经验，提出：以坚强的国民党组织来对付坚强的共产党组织。亦即“以组织来对组织”的反共策略。据此，徐恩曾在《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中，一开始便明确提出：“查共产党在本党权利所及之区犹能猖獗活动长足发展，考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本党组织工作之不健全而予人以可乘之机实为主要因素。目前共产党控制下之陕北，彼能无论男女老幼悉于各种组织之中，而由该党分子予以切实之领导与控制，遂造成今日形同铁桶之陕北特区，不但外人不易轻入，即入内亦难立足，更无论有所活动。本党目前防制异党活动之方，亦唯有采取此种坚强组织之办法方能奏效，盖即所谓以组织对付组织之意义。”

在徐恩曾贡献的二十三条“以组织对组织”的救党救国的大计中，按对症下药的原则，区分为“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两大类型。

所谓“积极方面”，也就是针对国民党组织涣散的问题，对症下药，徐恩曾开出了诸如“坚强国民党组织”的十条“药方”，其核心内容不外是：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各界民众均应加入一种团体；这类团体限期半年内成立，已成立而组织涣散的应切实整顿；这些团体均应派进国民党人发挥领导作用；凡不能发挥领导作用的国民党人应进行撤换；对失学失业青年均应送战地服务团；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及教育机构均应大量派遣国民党人进去工作；各级地方党部均应大量吸收青年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地方政府应大量使用国民党员担任保甲长职务；建立保甲通讯网与实行联保连坐法以强化基层组织建设；等等。

所谓“消极方面”，也就是针对如何防制共产党组织的问题，有的放矢，徐恩曾开出了十三条“药方”，中心内容不外是：“对异党之非法活动应采取严格防制政策”；对未经批准的中共武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解散”；对各种救亡社团，未批准的一律取缔，已批准的要进行严格考查和限制，发现有异党分子渗入的要进行清理整顿；各机关负责人监督考查不力要负渎职之责，禁止进行阶级斗争宣传和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不许中共开办报章杂志、书店和印刷所，强化邮电检查活动；各级党政机关应于每星期进行会商并相互交换情报；各地党政军机关应通过联席会报并将情况随时分别呈报中央；等等。在其他秘密文件的补充阐述中，徐恩曾进一步强调：“制裁共产党，要运用民众方式，党政机关避免直接出面，尤其避免党派斗争之痕迹”；“注意技巧，避免下面冲突”；“地方务求严密，中央可示宽大”；“政府秘密策动，借次缓冲”；等等。

徐恩曾主持制定的这个防制异党“二十三条”办法，虽无什么石破天惊之举，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提到反共，只知道打打打、抓抓抓、杀杀杀的老国民党人来说，的确有一种耳目一新之感，也深感在当时联共抗战的大环境下，也只有采取“以组织对组织”的“软手段”，才是反共防共的“华容道”，除此之外，别无阳关大道好走，这的确是国民党在反共策略上的一个重大转变。据此，徐恩曾拟就这个方案后，很快得到陈立夫的赞同，并由陈立夫陪同，一起送交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核阅，后经蒋介石指示后，反复加以修改审定，于1939年4月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的名义，并标示“极密电”，下发各省市党部及政府执行。并在文件中强调：“本党应付异党之对策与办法，在此团结御侮时期，关系极为重要，应以绝对保守秘密为原则，倘不慎而泄漏入异党分子手中，则不仅易滋误会，甚且发生磨擦”；故“必须层层负责，尽量避免书面传递之方法”；等等。可谓用心良苦。

根据《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总体要求，徐恩曾在自身反共活动的策略方面，也做了重大调整。在《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中，专门规定了“关于特务方面”的7点工作方针，着重强调要派遣本党忠实党员及优秀青年，“打入共产党各级组织，从事内线工作，刺探其内情，并分化其力量。”“打入共产党所操纵之各种民众团体及游击部队，起党团作用，分化其组织，并夺取其领导权”等等。为此，徐恩曾根据特工总部时期在中共内部培植“细胞”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提出了“放长线钓大鱼”的方针，要求中统特务把破坏共产党的重心，放到在共产党组织中建立内线方面，强调要深入工作，不要求速效，不急于破坏，而要埋得越深越好，越隐蔽越好，以达到尽量扩大破坏面，对中共组织实施彻底破坏的目的。抗战中期，中统对中共南方工委的破坏，可以看作是徐恩曾运用这一方针的成功范例。

早在1940年3月1日，国民党政学系的头子、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就根据《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精神，决定在江西成立特种工作委员会，并把它作为全省统一的特工总机构，以避免各派系特务组织之间的矛盾和磨擦。因为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反共，所以，经徐恩曾力争，特工委主任由省党部执行委员、中统赣室主任冯琦担任，中统特务庄祖方任总干事。在冯、庄的控制下，特工委组长以上的职位均被中统特务把持，据此，特工委实际上成了被中统特务御用的重要工具，这是中、军统角逐过程中，徐恩曾在江西战胜戴笠而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特工委主任冯琦在20世纪30年代初原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在顾顺章一案中被捕叛变，从1934年起便被派到江西出任特务室主任等职。特工委总干事庄祖方在30年代初是共青团中央交通组组长兼团中央组织部干事，也是在顾顺章一案之后，在特工总部上海区对共青团中央的破坏活动中被捕叛变，参加中统特务对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破坏活动，抗战初期，被派到江西进行反共活动。冯、庄两个人都是中共叛徒，也都是富有反共经验的老牌特务。相比较而言，由于冯文化程度较低，而庄文化程度较高，特工委的许多反共谋划均出于庄之肚腹，故庄实际上是特工委的“台柱”和“二老板”。

“政治皖南事变”

中统对中共南方工委的破坏，是抗战时期中共组织所受到的一次最为惨重的破坏，是国民党在军事上发动皖南事变以后，制造的一起政治上的“皖南事变”，因而也是一次震动国共两党的重大事件。

中共南方工委事件始于1940年。这一年的冬天，中共南昌市委书记张绍祖被江西特工委特务逮捕，经冯琦与庄祖方威逼利诱，张自首叛变，供出了中共吉安妇女支部书记万国英，由万再供出她的上级领导——中共赣西南特委组织部长李照贤、秘书李贡珊等，二李亦相继被捕叛变。这样一来，就使中共赣江河流工作委员会与中共前方工作委员会遭到重大破坏。循此线索，冯、庄等特务进一步扩大战果，迅速逮捕了中共江西省委交通李铁拐，李接着叛变，又供出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骆奇勋，由骆进一步诱捕了中共新任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代理省委书记及军事部长颜福华、省委统战部长林民风等省委高级干部。颜福华被捕不久亦叛变，并供认了省委机关工作的全部人员，江西省委的电台遭到彻底破坏。在颜福华的裹胁下，电台台长林云生等人也先后叛变。至此，中共江西省委机关为国民党江西特工委及中统赣室所控制。

徐恩曾在重庆接到赣室的胜利捷报后，十分兴奋，当即密电冯琦、庄祖方及赣室主任章志仁等江西省的中统特务头子，要他们注意利用中共原江西省委电台，取得与中共南方工委的联系，迅速扩大战果，以达到彻底破坏中共南方工委的目的。据此，冯、庄、章等人密谋后，为了对中共南方工委封锁消息，他们决定将吉安地区所有中共人员及其家属全部拘捕，以切断江西中共地下党组织与中共南方工委所在地广东大埔方面的任何联系，然后威逼原中共江西省委的电台人员，仍照过去的信号、波长、密码，时断时续地对中共南方工委电台发出呼叫，以骗取信任。至1941年冬，中统特务基本上已经掌握了中共南方工委的活动情况。

至此，对于下一步的工作方针，江西省两个最大的中统特务组织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以章志仁为首的赣室特务为一派，这一派认为：破坏中共南方工委的时机已经成熟，主张立即收网，否则便会贻误机会；以冯琦为首的特工委为一派，这一派则认为：需要继续深入了解和掌握整个南方工委的活动情况，放长线，钓大鱼，务作彻底破坏。其时，两派各持己见，吵闹不休，争执十分激烈，并且都有电报向徐恩曾报告情况，陈述各自的主张。

于是，在1941年11月间，徐恩曾在重庆局本部亲自主持召开高级谋士会议，专门就掌握破坏南方工委的时机问题进行讨论，出席会议的对象为局本部秘书王思诚、第一组组长张国栋、第二组组长张炎茂、第三组组长谢永存等少数几个核心大特务。岂料在这个中统的核心会议上，也发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谢永存、张炎茂两员大将支持章志仁的主张，认为这是一个多年不遇的重大案件，了解程度也已相当深入，是到了彻底进行破坏的时候；谢、张建议首先破坏中共南方工委的电台，可以从中寻找新的破坏线索，否则，如果下手太晚，一旦被对方发现，将会前功尽弃。王思诚、张国栋两大高手则支持冯琦的意见，认为这一案件目前正处于关键时期，许多重要案情尚没有掌握，贸然动手，极有可能行百步而半九十，功亏一篑，需要继续隐蔽，务求掌握整个情况，然后一网打尽；王、张并建议徐恩曾指定由富有行动经验的庄祖方统一负责这一案件，以减少当前在行动方案上意见分歧、政出多门的弊病。徐恩曾反复权衡两种意见的利弊，最后决定采纳王思诚、张国栋的方案，去电指示冯、章、庄等人，务必互相协力，周密计划，继续深入，非到万不得已之时，不得动手破坏，并随时将情况具报；并指令该案由庄祖方具体负责，以明确责任，减少分歧，统一事权，提高效率，收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之效。

庄祖方受命具体负责中共南方工委案件后，立即制定了一个彻底破坏中共南方工委的行动方案。为进一步深入获取南方工委的情报，庄祖方一方面亲自对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进行审讯，施以酷刑，诱降逼供，迫使谢办理了假自首手续；一方面则利用江西省台与南方工委电台的联系，设计诱骗南方工委干部部长兼组织部长郭潜（原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到江西进行联系并检查工作。当郭潜到达粤赣边境的韶关曲江后，即被庄祖方派遣的中统特务密捕，郭随即叛变，并疯狂地带领中统特务先后逮捕了中共曲江交通站负责人司徒丙鹤及交通员等三人、中共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组织部长饶卫华及译电员等八人，进一步掌握了中共南方工委的内部情况。据此，徐恩曾在得到中统赣室及庄祖方等人的报告，并发现中共南方工委情况有异后，决定立即收网，开始了对南方工委进行彻底破坏的大搜捕行动。

接到徐恩曾的命令后，庄祖方立即策划并布置彻底破坏中共南方工委的行动方案。就在开始行动的前一日，郭潜又供出了一个重要情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廖承志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刚刚撤回国内，参加中共南方工委的领导工作，现潜伏在粤湘边境的乐昌县。庄闻讯大喜，当即亲率精干的行动特务十余人，在叛徒郭潜的引领下，于1942年5月30日赶到乐昌，将廖承志同志密捕。接着，庄祖方指挥一批批中统武装特务，开始了对中共南方工委的大规模破坏和搜捕活动。

此前，由于谢育才利用中统看守人员的疏忽，潜逃回到中共南方工委所在地，及时向组织上报告了中共江西省委被破坏的情况，当即引起南方工委书记方方同志对整个形势的警惕，并迅速作出应变措施，安排机关及人员疏散转移。但是，已然晚了一步。就在中共南方工委人员迅速进行转移的过程中，庄祖方率领的一批武装特务赶到了南方工委机关所在地——位于粤闽边境的大埔地区，先是南方工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及交通员被捕；其次是南方工委高陂交通站被破坏，交通站负责人杜国宗与区委书记、高陂中学校长王道生被捕；再次是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及交通员等人被捕。接着，庄祖方趁夜率特务直扑南方工委书记方方所在地新村，所幸当地群众发觉了中统特务的企图，立即敲锣吹号，点起火把，大呼“土匪来了！”一时间，声震四野，此起彼伏，人声鼎沸。新村群众的这一神来之招，可谓奇兵突出，大出庄祖方等中统特务的意料，当场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落荒而逃。方方始幸免于难。

一个月后，庄祖方在郭潜的引领下，再次突袭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工委副书记苏曼、工委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市委委员张丽贞、梁耀宝、南方工委交通员张海萍等29人相继被捕，这就是著名的“广西七九事件”，是为中共南方工委事件的尾声。据说，此时徐恩曾正在广西出席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利用这一机会，他曾专程赶到桂林，协调庄祖方、郭潜等江西特务与中统桂室主任梁学基等人的行动，以便对广西境内的南方工委进行彻底破坏。

至此，在中共南方工委事件中，徐恩曾指挥中统特务在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先后逮捕的中共党员、进步群众300名左右。受打击最为惨痛的仍是江西省境内的中共地下组织，全省赣西南、赣西北、赣南3个特委，1个前方工作委员会，1个赣江河流工作委员会，44个县委，200余个区委、支部遭到破坏。事实上，讫1942年秋，江西省几乎所有的县委、区委、支部均被中统特务一扫而空，虽有少数干部未落敌手，但原先的组织亦基本瘫痪。

在中共南方工委事件中被捕的中共重要干部，诸如廖承志、张文彬、苏曼等，均被关押在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内，徐恩曾为的是进一步诱迫他们叛变。大多数中共党员虽经受长期折磨，然始终一身正气，威武不屈，大义凛然，忠贞不渝。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铁骨铮铮，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广西工委副书记苏曼等三人为保守党的机密，在狱中自缢；更有许许多多的无名英烈，所表现出来的浩然正气，惊天地，泣鬼神，永垂青史。廖承志同志则因他的凛然正气和高风亮节，使中统特务对其无计可施。后被辗转解押重庆，经中共及各方面民主进步力量出面营救，始被释放。

中共南方工委事件涉及面之广，破坏面之大，被捕人员之多，在中共历史上，尤其在抗战期间，都是空前绝后的，它的确是徐恩曾贯彻《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坚持“放长线钓大鱼”手法的最大成果。对此，蒋介石曾经予以当面表扬，并发了一大笔奖金，以示鼓励。徐恩曾亦将这一事件引为自己一生反共的得意之作。庄祖方亦因在此次反共活动中建功颇伟，受到中统的嘉奖、记功，提升为赣室主任，抗战胜利后获国民党中央颁发的抗日胜利勋章，升为中统局设计委员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因反共而升官倒也罢了，毕竟还能自圆其说；因反共而获抗日胜利勋章，这真是让人看不懂了，岂非是滑天下之大稽！

大本营里的反共“老枪”

看徐恩曾这个人，确有点“雾里看花”的味道，不容易让人一下子估透，且不提他的白面书生的长相，也不提他的娘娘腔的声调，更不提他的儒雅风流的气质，就从他所学的知识结构来说吧，本是工科出身，在无线电工程方面，也颇有了一些成就，若继续钻研下去，其前途当不可限量。哪里知道此公竟然脑筋急转弯，完完全全地抛开了工程专业，劲头十足地玩起了政治，当起了令人不齿的国民党特务，岂非是以其短，击其长，事倍而功半？况且，此公的不善言辞、表述迟钝是人所共知的，对历史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似懂非懂，半通不通，用江浙一带的民俗语言说，叫“半吊子”。从一般人才学的观点上来说，这样的人根本不宜进入政治圈子，尤不宜进入政治中的政治——特务圈子。对于这一点，不说其他人了，便是对徐恩曾知之颇深，并且将徐恩曾引入特工之路的国民党特工之父陈立夫，也曾经表示过怀疑，深虑徐恩曾在调查科长的岗位上不能展其所长，贻误党国大计。结果呢？所有的这些忧虑都是多余的，十余年的特务政治玩下来，证明徐恩曾竟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全才、通才，不但能从事特务工作这样的恶性活动，赢得了“特务大师”的“美誉”，而且能够起草《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样的反共“圣经”，赢得了“反共专家”的名号，这真是让人刮目相看了。

“老枪”徐恩曾

 

其实，徐恩曾并非奇才，在反共方面，也并没有什么大能耐，他能在中统特务头子的岗位上“外行”领导“内行”，特别是能在反共活动方面做出别人所不能达到的“成就”，除了他的权力欲、野心欲以外，除了他的不耻下问和虚心好学以外，除了他对特工活动的投入与热诚以外，他的最大的长处，就是对反共人才的“爱惜”，尤其是善于笼络、运用中共叛徒，从而在中统内部始终保持了一股“高素质”、“高能量”的反共力量，这是任何一个国民党机关，包括戴笠领导的军统特务组织所不可能达到的水平。即以反共“圣经”《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来说，名义上是徐恩曾亲拟和起草，风光和好处都让他一个人占去了，其实却是中统内部一批反共专家集体智慧的产物。为了能储存和运用这批反共“人才”，不使他们在抗战初期的转变阶段流失，徐恩曾把他们都集中到局本部第二组以及中统研究室这两个主要的反共机构中，让他们能一展所长。诸如王思诚、杨为、万大鋐、吴若萍、周亚光、杜衡、沈哲臣、章志仁、何畏、陈建中、陈蔚如等反共老手，这些人或是从调查科时期就开始从事和主持反共活动，或是从中共队伍里分化出来的无耻叛徒，他们每个人差不多都有一两手从事反共“绝活”或“看家本领”，也完全称得上是国民党内进行反共斗争的一流人物。有这批“反共专家”垫底，徐恩曾才能在反共方面有不同寻常的表现了。因此，与其说徐恩曾自己是什么反共专家，不如说徐恩曾手下储存了一批反共专家。与其说徐恩曾有什么反共长才，不如说徐恩曾重用了一批反共长才。在这些方面，徐恩曾确有一些从不外传的“祖传秘方”。

王思诚是徐恩曾手下最为得力的反共专家，也是继顾建中以后，在徐恩曾手下主持反共活动的第一要角。王长期担任第二组组长，即便在提升局本部秘书以后，徐恩曾仍然分工他主管第二组的工作，不但中统的许多重大反共活动均由其直接策划和实施，而且中统的许多反共理论及经验总结，也都出自其人之手。事实上，与其说中统的反共特工活动是徐恩曾在领导，不如说是王思诚在主持更为准确。

王思诚在反共方面的一手“绝活”，就是敢于在他所把持的局本部第二组内，从人事安排到工作作风等各个方面，把中共的一套进行大胆“移植”。王思诚认为：共产党之所以屡打不垮、屡剿不灭，就在于它们是一个不同于任何社会团体的特殊政治组织，不但具有特殊的政治目标、道德伦理和行为准则，而且具有特殊的工作作风和内部纪律，以对付一般社会团体与政治组织的方法来对付他们，不但无效且会反受其制。因此，对付中共，最有效的方法是两条，一条是“解铃还须系铃人”，以中共叛徒来对付中共；另一条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中共的作风来对付中共，以中共的法宝来对付中共。对于这两条，王思诚都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的。

从人事安排上来说，中统局本部第二组既是中共叛徒的大本营，也是使用叛徒最为大胆的国民党机关。据中统特务赵毓麟回忆，“该局第二组，有一段时间，自组长、副组长、科长以至总干事、干事、助理干事等，是清一色的叛徒”。把如此重要的一个核心机关，全部交给中共叛徒去主持，这不能不说是徐恩曾的精明与大度之处。问题的关键在于，徐恩曾和王思诚不仅仅是为这些中共叛徒提供了一个饭碗，让他们做官发财，重要的是给他们创造了一个政治上较为“宽松”的环境。这些特务早先由于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结果背弃了自己原先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出卖了自己原先与之一起战斗的同志，成为一群可耻的“犹大”。这在他们来说，在灵魂堕落的过程中，自然也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刻骨入髓的心灵搏斗和心路历程的。唯其如此，这些中共叛徒也就往往比别的特务有着一颗更为敏感、更为复杂、更为自卑的心，这就是叛徒周亚光在临死时为什么会发出“自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的叹息。因此，这些叛徒们常常会因心理的极端不平衡，发两句牢骚，说几句怪话，发泄一点不满情绪等等。这些话传到了徐恩曾与王思诚的耳朵里，但徐与王都懂得这是叛徒求得自我心理平衡的一种手法，只有让他们得到这种平衡，才能使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在反共方面的聪明才智，从而更好地效忠党国。因此，对于叛徒平时流露、发泄的一些“不健康”的情绪，徐、王也都不搞什么小题大做，而是在做好内部监控的基础上，让这些情绪自生自灭。于是，叛徒们不但心理平衡了，而且也有了一种政治上的安全感，也就对徐、王更增添了一层知遇及感激之情，反共的劲头也就更足了。

从工作作风上来说，王思诚是热衷于布置中统特务搞小组学习最为积极的一个特务头子。在第二组里，王思诚开出马列书籍及刊物名录，作为小组学习的参考课目。对于苏共的《联共党史》及中共的《党的建设》等重要读物，王思诚甚至规定为小组学习的必读书目。学习过程中，先由万大鋐等反共理论水平较高的特务拟出提纲，进行主讲，尔后再组织各小组的特务分子进行讨论，借以提高中统特务的反共水平。为了能使小组学习搞得更为生动活泼，王思诚还将学习过程设计成辩论会的形式。先就小组学习的内容进行调查，针对某个不易掌握的学习难点，设计出辩论题，再请出所谓精通马列的理论专家、中共叛徒如吴若萍之流，充当反辩手。辩论时，先由吴若萍装扮成共产党的领导人，“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用共产党的观点，以共产党的思想方法”进行反辩，公开进行卖丑（故意露出破绽）。在此基础上，再由参加辩论的特务充当正辩手，对反辩手在辩论中露出的破绽进行批驳，此时，会场上，或辩论或评点或总结，说这里不像，那里失真等等，一再演习辩论，直到抓住中共理论的“致命之处”，将其驳斥得体无完肤，国民党理论大获全胜，方才罢休。此后，王思诚再引导特务们进而研究如何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方法，与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以达到动摇共产党组织的思想理论基础、扩大自首潮流的目的。王思诚的这一手到底有多大效果，自然不用再说了，否则国民党也不会被赶出中国大陆。不过，王思诚的这一套做法，倒是在国民党内独树一帜，也算是一个反潮流的杰作吧！

中统第二组第五科科长万大鋐 ，也算得上是中统推进反共活动的核心人物，特别是在校勘中共教材《党的建设》及撰写指导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读本《党员须知》两项活动中，万可谓呕心沥血，建功颇伟。《党的建设》是延安抗大的一本教材，约在1939年前后，由中统湘室主任高謇搜集到手，呈送万大鋐 。万认为该书虽已残破，页次亦多有颠倒，但阅读之后，觉得其主旨是阐述中共在抗战新形势下的战略与策略转变问题，是研究与了解中共路线、方针、政策的一份重要材料，有较高价值。故万大鋐主张加以整理校正，由中统签署意见，呈报蒋介石。

然而，此件送到当时任第二组组长的张炎茂手中，张到底是反共的眼力不够，竟认为此书本也平常，完全没有抄报蒋的必要。万表示不服，将此事上诉到徐恩曾与王思诚那里。王此时虽已升任局本部秘书，但仍然分管第二组的工作。王研究了这本教材后，亦认为这确是一本好教材。于是，王向徐恩曾汇报之后，决定支持万的意见，并核定由万校勘后，用特定的报表纸正楷抄录，以徐恩曾及中统的名义报送蒋介石。

蒋的反共眼光之高，自然是独步天下了，所以他能一眼看出这本中共教材的不同寻常之处。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蒋对这本教材不但反复把玩阅读，看得非常用心，而且遇到会心之处，就用红蓝铅笔，写下眉批多条，诸如：“此节重要足资参考”，“所见甚是，本党同志也应如此”，“本党同志宜加警惕”，“吾人亦采用”等等。随后，蒋把陈布雷找来，当面交代：一是将此书加上他的眉批翻印若干册，分送党政军高级干部阅读，这也就是好酒大家喝、好书大家看的意思；二是叫陈果夫参照此书和他的眉批，起草一份有关国民党组织和训练的教材。

陈布雷不敢怠慢，将此书与蒋的眉批翻印后，用红皮精装，但不好称之为“红宝书”，而是称之为“眉批本”，分送有关高级干部。据说，抗战时期，凡前方有军政大员回渝述职，蒋照例先赠一本“眉批本”，着他回去看完，然后才有资格再来这里接受反共机宜，可见此书在蒋心目中的地位之高了。中统亦有幸分得蒋的“眉批本”两册。徐恩曾看到此书得到蒋的空前重视，喜不自胜，便用白报纸32开本平装，翻印了1000册（没有蒋的眉批），分发中统各组、室及重要特务阅读。后来，军委会亦不甘落后，也将中统的“翻印本”拿去大量翻印，发给各级军事机关和部队军官阅读参考等等。不久，蒋召见《党的建设》一书的搜集人、校订人高謇、万大鋐、王思诚等，面予嘉许，并发给一笔奖金。

陈果夫奉蒋命撰写一份国民党的“党的建设”教材，因其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向中统借人，徐恩曾将万大鋐给推荐上去。于是，万跟着陈果夫在重庆南温泉春风楼（即陈果夫在中央政治学校的官邸）住了两个多月，由陈果夫娓娓述说往事，由万执笔，以通俗文字写成两万余字的《党员须知》，经蒋审定后，印发国民党各级组织，从而大量流行（此事在拙著《国民党教父陈果夫》一书中已有详述）。

王思诚、万大鋐等人反共，重在务实，称得上是反共实干家；而杨为的反共却重在务虚，称得上是反共理论家。杨是中统局专员兼研究室主任，江苏人，留俄学生中的共产党叛徒，杨的反共绝活是对马列主义颇有研究，对中共理论比较熟悉，对共产党的组织工作与保卫工作亦颇了解。早在张国焘、何畏叛变投蒋之初，徐恩曾便派杨为等中统特务与张国焘、何畏谈话，一起与张、何研究共产党的路线与策略问题。独杨在每次谈话后，能及时整理出详尽的谈话记录，并提出具体问题，加以综合分析，进行推演判断等等，然后送交徐恩曾审定后，转呈蒋介石过目，蒋对杨的分析判断亦颇有赞许之意。由此，奠定了杨为在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杨在中统内部逐渐有了反共“谋略专家”的声誉。在国民党参政会阶段，蒋介石曾两次对杨为主持中统政治战的“功绩”传令嘉奖。难得的是杨为竟能做到“不伐其功，不私其利”，在人前人后都说这是“徐先生领导有方”和“前辈先生的成绩”。这样一来，从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开始，到王思诚等一干中统核心大特务，都对他不存戒心，并引以为心腹。实际上，杨相当自负，认为他的那一套东西，是中统老特务所不及的，甚至自诩自张冲之后，中统就数他对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最精通的了。由此，在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俄文书刊。平时，特务看到的是：他整天都在钻研共产党的资料，有时甚至在灯下仍孜孜不倦地阅读研究；外出时，他的上衣口袋里经常插着一份《真理报》，口衔烟斗，踱着宽步子，装扮出一副知识渊博的学者姿态，以沽名钓誉。一些不知底细的中统小角色，看到他这副莫测高深的样子，无不崇敬得五体投地，也都赶前赶后地尊称他是“杨老师”。

在中统内部，由于杨的头上戴着一顶“苏联问题专家”的高帽子，故在抗日战争初期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先后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徐恩曾命令杨为对此进行研究。杨于是奉命做了一个研究报告书，题目是《斯大林在夹攻中》，断言纳粹德国必打苏联，日本同时出兵进占西伯利亚。后来，纳粹德国果与苏联开战，杨为得意得不行，遇到机会便大讲他那份研究报告书，很有点“预言家”的神气和派头。可是，日本进占西伯利亚的战事却久不见动静，许多中统同事不断地向他打听，弄得杨自己也不好意思了，只好不复当初的派头。此后，杨以“苏联问题专家”的身份，被派往新疆主持特务机关的活动。

自然，徐恩曾手下的所谓一流反共老手，远不止这些，诸如张国栋、谢永存、徐兆麟、杜衡、陈建中、周光亚、王杰夫、王维理等等，亦非寻常之辈，在徐恩曾打天下的过程中，也都是建功颇伟的一批反共“老枪”。遗憾的是，随着国内外政治大势的发展，以及国共势力的消长，到了抗战中期以后，这些“老枪”们的“枪法”也就越来越差了，即使是曾经风云一时的徐恩曾，此时也到了智穷力竭、反共无术的尴尬境地。最为可笑的是这样一件事：1943年12月22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山四路官邸亲自主持召开甲种会报。这是一个专事研究防共反共问题的最高级情报会议，出席会报的都是国民党各情报机关的头目以及蒋身边的高级谋士与军政大员，会报内容大都是交流共产党活动情报、重大反共案件的处理及如何深入反共防共等等。自抗战中期以后，徐恩曾因反共乏力，愧无新功，屡遭蒋的白眼，不免有些惶恐无状。徐在这次甲种会报时，也许是为了急于扭转颓势，重新引起蒋的注意，故而慌不择言，大发宏论，建议：为了对共产党进行分化瓦解，可以组织另一个共产党。以徐恩曾这样一个反共老手，竟天真有趣地贡献出这样一个反共妙策，这真是令在场的国民党峰层人物和一干特务头子们没有想到的。这段小插曲被国民党的情报总管唐纵在日记中记了下来，口气中颇有揶揄和不敬之意。

捣鬼无术的《大汉晚报》

对于徐恩曾来说，手下集中了一批反共的“一流人才”，其中也不乏确有一点真才实学的“高手”，诸如那个短命的周光亚，等等。也可以说在反共成果方面，没有哪一个国民党机关或特务组织能有超越中统的“佳绩”，即便是以特工王戴笠为首的军统组织，虽然其特务势力后来居上，成为蒋手下的特工“大哥大”，但是，要说到反共，在整个抗战时期，军统仍然做不过中统，戴笠也仍然做不过徐恩曾。对于这一点，蒋介石的情报总管唐纵就讲得十分明白。一次，因戴笠出巡各地，唐纵以“帮办”身分，代戴笠主持军统的总理纪念周。会间休息时，唐纵与一群军统大特务闲谈，党政处副处长叶翔之趁机向唐纵打听：“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首屈一指？”唐纵不假思索地回答：“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多一些；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指军委会军令部二厅，从事军事谍报活动，实际上仍是军统掌握的公开机关），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活动，中统占优势。”此时的唐纵，虽然在军统兼着一个帮办的职务，但他的本职，仍然是在侍从室第六组负责综核、处理各特务组织的情报，择其要者向蒋介石报告。应当说，评论中、军统的优劣短长，在国民党内，唐纵是唯一有资格说话的一个人。况且，在中、军统之争中，唐纵历来被看成是军统的人，现在，这篇“各有所长”的评论出自唐纵之口，其权威性当是毋庸置疑的。

中统作为反共权威机关的地位，在国民党内固然是稳如泰山，但是，徐恩曾有一块心病始终无法言说，又无法消除，这就是进行反共舆论的宣传问题。在徐恩曾认为，与中共较技，无论是在情报工作方面，还是在行动工作方面，中统多多少少都能拿出一些成果，即便是山穷水尽了，也可以闭门造车地编造一份，糊弄一下上头。其实，说到搞反共情报，抑或是破获中共组织，究竟真的成分有多少，假的成分有多少，货真价实的有多少，捕风捉影的又有多少，也只有天晓得了。反共特务活动样样好掺水，好做假，好糊弄，独反共舆论宣传活动不好糊弄。这样东西是白纸黑字，有目共睹，高下之分立见分晓，抹不了，赖不了，玩不过就是一个玩不过。况且，其他特务活动都可以依靠政权的力量，玩不过时就来个霸王硬上弓，不怕它不服。唯独舆论宣传活动，是个玩嘴皮子的差事，要靠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国民党特务是有劲也使不上。偏偏国民党的道理都是“短腿子”，跑不远，与中共的舆论宣传摆到一起，总是当场现丑。最著名的卖丑事件，便是中统特务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三条汉子”战前在上海办的“谣言公司”《社会新闻》，结果在各方进步舆论的夹攻下，“谣言公司”办不下去了，《社会新闻》关门大吉，“三条汉子”一起到上海当了汉奸特务，索性遗臭万年了。

丁默邨的“谣言公司”被比下去了，徐恩曾还不服这口气，决意要与中共再较量一番。汉口时期，徐亲自创办了一份《大汉晚报》，派中统特务梁辅丞任总编辑，王思诚任发行人，办起了一家新的“谣言公司”。为了掩盖其特务面目，徐规定所有工作人员均用化名。经费名义上由私人集资投股，实际上是徐恩曾从中统特务经费中拨给一定的补助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再给予一部分津贴。该报的编辑由中统第一组副组长张国栋及情报科的骨干特务充任，最后由第一组组长梁辅丞总其成。新闻来源一般是抄录中央通讯社的消息，但每天都煞有介事地载有“本报专电”数条，这也就不容易了。中国的老百姓都是老实人，初始看到这几条“本报专电”，不疑有诈，也就图个新鲜，从掌中拨出几个铜板，买一份报纸回去浏览一下。于是，《大汉晚报》创办之初，销路居然也还不错。

其实，所谓的“本报专电”，都是由中统所属各级特务机构送上来的一些“注水猪肉”，分量是不少的，然质量则大令人可疑。饶是如此，梁辅丞在编发之前，还要再来一次加油添醋，装神弄鬼，越发地弄得离事实不着边了。比如，攻击八路军、新四军的运动战是“运而不战”，游击战是“游而不击”，发动人民战争是“扩充实力，借势坐大”等等，这不但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越说越不像话，而且也就渐渐露出了它的狐狸尾巴。正所谓孙悟空七十二变，不但可以变飞禽走兽，还可以变出一座土地庙，眼睛变成窗户，嘴巴变成大门，独有尾巴比较难处理一些，只好变成旗杆，竖在土地庙后面。这样一来，本可以说是万全的了，岂知还是被二郎神识破了它的机关：“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土地庙）后面的。”于是，孙悟空只好再变回去。徐恩曾办“谣言公司”，从《社会新闻》到《大汉晚报》，名称不同了，编辑人员也换了，但要命的是一个反共嘴脸，就像孙悟空的尾巴一样，没得办法遮掩。于是，正直诚实的人士看了《大汉晚报》的反共的宣传后，也就识破了它的庐山真面目，知道它是从哪一座山头上下来的“英雄好汉”了。从此以后，这家“谣言公司”的“产品”销路锐减，影响渐微。

梁辅丞为了挽回颓势，吸引读者，曾经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灵丹妙计”，这就是先在当日的显著版面刊登新闻预告，谓“本报明日将有重大新闻发表，希望读者注意”云云，等到第二天作为头条新闻登出来的东西，内容仍不外是老一套，转弯抹角地反共罢了。这样的手法玩了几次，越发不灵了，报纸销路从此一蹶不振。从1938年4月创刊，到9月便已经无法维持生存。10月份，借着国民党政府西撤的混乱之机，徐恩曾决定趁势收篷，关门大吉。好在这个时候早已没有人要看“贵报”，无声无息地结束后，居然也就没有引起什么“社会震动”。不知道是徐恩曾居心叵测地隐瞒不报呢，还是中央宣传部的这班老爷压根就没有注意这份报纸，总之是，报纸停刊以后，中央宣传部依然照发“津贴”，徐恩曾则装聋作哑地照领不误。直到年底，中央宣传部似乎才明白过来：《大汉晚报》早已寿终正寝了。但是，被徐恩曾“骗”领的几个月津贴，已经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到了重庆，徐恩曾有了自知之明，不敢再创办什么“谣言公司”，与共产党争雄了。不说其他的，只说《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官办大报吧，经费何其充足，阵容何其雄厚！比较而言，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力量何其弱也。然而，就这么一份《新华日报》，不但风行重庆，而且风行全国，弄得国民党上上下下寝食不安。论职责，对《新华日报》的编辑、发行进行监视、封锁、破坏，本是中统的重要任务，然使尽九牛二虎之力，有何收效？说起来，连徐恩曾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后来，蒋介石斥责徐恩曾反共不力，没能有效地封锁、阻止及破坏《新华日报》的发行，是重要原因之一。

徐恩曾虽受斥责，倒也并不气馁，暗自认为：国民党的报纸是为政府歌功颂德的，本就不容易取悦于人；共产党的报纸是对政府攻讦诋毁的，本就易于哗众取宠。国民党在舆论宣传方面搞不过共产党，是所处位置使然，这就像一场辩论中，卫道者的高调总不如叛道者的反调更能抓得住听众一样。可是，蒋先生一时糊涂，竟让共产党把报纸办到了陪都重庆，让他们跑到我们家门口来大放厥词，放肆地对政府进行攻击，自然对我们大不利。国民党如果要有效地进行反击，也要把我们的新闻机构办到共产党的“首都”延安，跑到他们的家门口唱反调，这才能显示是在同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

徐恩曾等了多年，这个机会居然被他等到了。1944年春，在重庆的不少中外记者为了能采访报道陕甘宁边区的真实情况，一致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前往边区采访的强烈要求。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抵挡不住中外新闻界的强大压力，几经踌躇之后，终于斗胆报告蒋先生获得恩准，允许成立一个“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往边区。为了不使这个活动出现异常情况，吴奉蒋命，将这一任务交给徐恩曾具体负责。徐冥思苦想了好几天，决定派中统局专员杨嘉勇与中央宣传部秘书邓友德共同筹备组团并负责带队。又经一月筹备，参观团组成，计21人，其中有英国路透社、苏联塔斯社、美国美联社等外国著名通讯社记者七人，其余为重庆各报和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为了遮人耳目，该团正式组成时以立法院编修谢葆樵为团长，以邓友德为副团长，中统特务杨嘉勇则以中央通讯社特派员的名义冒充记者，随团出行，暗中对该团的活动进行秘密指导与监视，并前往延安相机进行特务活动。据说，军统得到消息后，曾要求派人参加，徐恩曾断然加以拒绝。

在该团出发前，徐恩曾秘密召见杨嘉勇，面授机宜，指示他到了延安以后，如见到毛泽东，可以毛的湖南同乡、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的名义代为致意，然后趁机提出在延安建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延安分社的要求。杨奉命随参观团到达延安以后，虽然先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但在那样的大场面，有洋记者一个个抢在前头，哪里还有杨嘉勇这个冒牌货的说话机会？恰逢延安组织了一次盛大的文娱晚会，表演颇有深意的“桃园结义”、“打渔杀家”等节目。演出时，杨的座位与毛泽东不远，杨思之再三，觉得机会不能再失去了。于是，利用演出时幕间休息的机会，杨鼓起余勇，走上前去，语气颇怯地向毛泽东转达萧同兹的问候。毛泽东点点头说，同兹是我的老朋友，多年不见了，他身体好吗？杨旋即以萧的名义提出在延安建立中央社分社的要求。毛泽东当即回答说：可以的，不过先要告诉他，在此地建分社是要亏本的。杨问为什么？毛说：因为我们此地没有人要看他的报纸和电讯。杨返回重庆后，将前往延安的见闻和感受写成详细报告送徐恩曾，同时将毛泽东关于建立中央社分社的答复如实写进报告。徐将杨的报告摘要抄报蒋介石和吴铁城，并对杨此行给予嘉奖。至于在延安建立中央社分社一事，或许是蒋、吴及萧同兹等人不同意做亏本买卖，或许是徐恩曾自己就没有这个胆量，总之是，徐恩曾不复再提了。

“‘老朋友’，我希望你帮点小忙”

其实，搞舆论宣传，徐恩曾败在共产党手上，并不算冤枉，在中国，有谁是他们的对手？徐恩曾真正伤心的，是他的“老朋友”、中国的出版文化业“巨头”邹韬奋，竟然也跟着共产党走，而且是九头牛也拉不回，这太令徐恩曾伤心了。从1926年开始，邹韬奋就涉足新闻出版文化，办报刊、办书店，自成一家。特别是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生活书店，在中国的影响力之大，可以说已经跃居国民党官办的新闻出版文化事业之上，其“托拉斯”式的生活书店集团，奠定了他在中国出版文化界“巨头”地位。据徐恩曾多年跟踪，多方调查，邹韬奋不是共产党，却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不拿共产党的津贴，却专替共产党讲话。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邹韬奋就在上海主办《生活》周刊，宣传抗日救国活动，从此以后就闹得国民党当局不得安宁，徐恩曾与邹韬奋这两个当年上海南洋公学的“老朋友”，从此走上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人生道路，分道扬镳了。其时，徐恩曾本着“老朋友”的身分，不但亲自出面进行规劝，而且于暗中派遣特务进行秘密监视，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然终未成功。1933年7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徐恩曾派出特务广泛散发一份“黑名单”，邹韬奋的大名赫然列于其中。靠了这个手段，才将“老朋友”逼走国外“考察”。不久，《生活》周刊亦被扣上一顶“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红帽子”，予以查封了。

徐恩曾本以为，经过此次一吓一逼，这位“老朋友”总该要温良顺驯一些了。谁知两年后，邹韬奋从国外回来，又在上海办起了什么《大众生活》周刊，依然是为共产党说话的腔调，依然是一个不与政府合作的态度。尤其是邹韬奋竟利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机会，与沈钧儒、马相伯、章乃器、陶行知等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主张，完全是站在反对政府的立场上，处处唱反调，气得蒋介石大发雷霆。所幸经徐恩曾多年来派特务密查，确证邹韬奋没有加入共产党，尚属于可以教育好的知识分子。由是，蒋介石命令中央派负责同志出面，代表中央与邹谈话，予以训示儆戒。本来，国民党中央有意指派由徐恩曾充当“谈话人”，无奈徐恩曾认为：如果是出于“老朋友”的私谊，自己已经多次规劝，都是劳而无功，这一次自然也不见得有多少效果；如果是出于公事公办，自己亦不便出面施加压力，况且以“老朋友”的个性，施压亦未见得有多大用处。于是，国民党中央另指派CC系的大将张道藩、复兴社的大将刘健群一起出场找邹韬奋谈话，以示党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精诚团结”与“高度一致”。

事后，徐恩曾从张道藩那里了解谈话经过，不觉也有些哑然失笑。先是张道藩绕山绕水地说了三个多小时，邹韬奋只是装聋作哑地不表态。张道藩是国民党教父陈果夫的亲信大弟子，CC集团的第一员虎将，经事多，阅历深，精于人情，老于世故，张素知邹韬奋这种人，有自己的眼光和判断，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价值定位及人生追求，不是轻易能够受别人左右的，更不是三言两语式的一席谈话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于是，张也就耐住性子，不紧不慢、不愠不躁地诠释蒋先生手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要旨，其意也就是让邹韬奋能慢慢地转过思想弯子。但是，具有法西斯狂热情绪的复兴社大太保刘健群忍不住了，他见张道藩是个“温吞水”，说了半天，仍是不着边际，便打断他的话头，直截了当而又气势汹汹地对邹韬奋说：一切问题“全凭领袖的脑壳去决定”，“全国人一切不必问，也不该问，只要跟着领袖的脑壳走，可以万无一失”。邹韬奋见刘健群说得如此天真，而又充满“童趣”，不觉失声大笑起来。刘发现自己的这一招不但不灵，且邹对领袖有大不敬之意，便进一步恫吓：“老实说，今日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将来等到领袖的脑壳妙用一发生效果，什么国家大事都一概解决。那时看来，今日被杀的邹韬奋不过白死而已！”邹韬奋听到这里，越发感到好笑，对刘健群的“领袖脑壳论”既不敢恭维，亦不肯苟同，并说：“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老奸巨猾的张道藩对这类谈话原本就没有抱多大的期望，邹韬奋愚顽不化，执意不听“劝告”，将来是咎由自取，也就罢了，倒是刘健群见自己发明的“领袖脑壳论”不但没有产生效果，反招来对方的一顿讥笑，刘大为不满，当场含怒拂袖而去。

蒋介石听了张道藩与刘健群的谈话汇报后，以为张、刘在国民党内不过是二三流角色，也许是他们的身分不够，不能起感召作用，也许是他们不会说话，不能起醒悟作用。于是，蒋接受徐恩曾等人的献策，决定由自己亲自出马，与邹韬奋面谈一次，以示“天恩”下沐。对于这次谈话的方式，蒋精心做了安排。先是由“江湖皇帝”杜月笙亲自“护送”邹来到南京，另派特工之王戴笠到车站“迎接”，由这样两个“黑白无常”出场并陪同，蒋的深意就在于：一方面是明示，邹如应召，则安全有绝对保障；一方面则暗示，邹如不应召，也就难逃厄运了。岂知邹韬奋并不买账，竟远走香港，拂袖一去3000里。蒋先生虽有如意算盘，然邹韬奋不肯中计；杜月笙的江湖势力虽大，戴笠的特务势力虽强，只是力不及海外。这一来，蒋、杜、戴甚至徐恩曾都被惹恼，祸根也就种下了。

1936年8月，邹韬奋从香港回到上海，与救国会的其他负责人一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徐恩曾当即派遣特务跟踪监视邹韬奋的行动，并在蒋的旨意下，于11月23日凌晨，将邹韬奋及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逮捕，押送苏州监狱拘禁，这便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其罪名，据说是“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密谋鼓动上海总罢工，以遂其扰乱治安颠覆政府之企图”云云。这一事件引起了以宋庆龄为首的全国人民及一切进步爱国力量的公愤，认为爱国无罪，应当立即释放七君子。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一方面迫于西安谈判时的承诺，一方面又不甘心于白忙乎一阵而无罪开释，便命令徐恩曾把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送庐山，由蒋与他们面谈一次，企图开出价码，予以“有条件”释放。徐恩曾受命后，当即指示由特工总部老特务张国栋偕同行动组组长马啸天赴苏州“陪送”七君子去庐山。行前，徐亲自找张、马两人密谈，交代有关事宜。然而，正在张、马等人在苏州办理“陪送”手续的过程中，七七事变发生，蒋介石顶不住海内外各界进步力量的压力，不得不将七君子无罪释放。徐恩曾虽然遵命办理，但仍在暗中派中统特务对七君子予以监视，随时了解他们的活动，向蒋密报。

邹韬奋出狱以后，鉴于全面抗战的形势已经形成，一边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分，在政治上积极推动各派政治力量团结抗日；一边通过创办《全民抗战》三日刊和生活书店，从舆论上进一步发动全民抗日救亡。结果，《全民抗战》三日刊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抗战刊物，仅在汉口时期，发行量就高达30万份；而生活书店的分支店，在全国达50余处，都是当地经营进步书刊的中心，成为抗战中的一支文化大军，邹韬奋不但俨然成为新闻集团的巨头，他办的刊物和书店更成为左右当时舆论宣传的重心之一。如此之多的阵地，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当然不能使国民党安心睡觉了。于是，徐恩曾与潘公展密谋对策，决定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彻底拔掉这颗眼中钉。

1939年7月4日，先由潘公展单独找邹韬奋谈话，开出谈判的条件。潘公展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战时新闻检查局副局长等职，并负责经营国民党最大的官办出版机构独立出版社与正中书局等，为国民党文化特务总头子。据此，潘公展向邹韬奋提出第一个条件：生活书店与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组织总管理处或董事会，由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并派遣总编辑。不用说，邹韬奋自然不会接受他的这个条件，潘公展碰了一个硬钉子。不久，徐恩曾与潘公展再度派参政会参政员、CC党棍刘百闵与邹韬奋谈判，提出第二个条件：由中央党部派党代表常驻生活书店监督一切。并威胁说，这是蒋总裁的意见，不能违反的。“如拒不接受，后患可虑，生活书店将会全部灭亡。”邹韬奋听到这里勃然大怒，大声回答说：生活书店已经接受法律监督，不再接受其他监督；而且人有人格，店有店格，接受监督等于失去店格，“失去店格就是灭亡，与其失去店格而灭亡，还不如保全店格而灭亡。我的主意已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徐恩曾与潘公展两招失败，决定在查封生活书店之前，再由徐恩曾与潘公展一起出马，以“老朋友”的身份，作最后一次“招安”。8月前后，徐、潘先后数次约邹韬奋谈话，有几次索性约邹到徐恩曾家中面谈。谈话中，徐开门见山地对邹韬奋说：“老朋友，你有你的政治见解，我完全同情你的苦闷。在这个年头谁满意现状哩？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我只希望你帮点小忙，你可以做到，就是希望你不要替共产党说话。这个要求总不算过分吧？”邹韬奋以锐利的目光透过深度近视眼镜望着徐，当场便回答说：“办不到！我不是共产党，我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愿意说赞成他们的话，照法律应该有这个自由。我今天承你同潘部长在这里约见我，我没有别的希望，也只希望你们帮点小忙，做到或做不到在你们，我希望你们允许我有这个自由。”这一次谈话约20分钟，谈到这里是正式交锋。徐没有等到潘公展插嘴，马上便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拥护你有自由，不骂国民党的自由，好不好？老朋友！在此地吃吃便饭吧，快中午了。”邹表示婉谢，起身告辞走了。徐亦不再挽留，回头却对潘公展说：“这种书呆子不要正面打击他，你们只公开敷衍他好了，等我来收拾他！”

第二次谈话，双方一上来就是短兵相接、刀光剑影。先是邹韬奋语多讥讽地当场诘问徐：“你学的是电机科，应该做一个电机工程师才是，现在却干着这样的营生，真是出人意料！”以邹韬奋的意思，不做电机工程师，去做特务头子，这真是自甘堕落、丢人现眼。徐恩曾真是好脾气，不愠不恼，面带微笑，而且还能用怡然自得的语气自我解嘲，徐说：“我有什么办法？总裁一定要我担任这个职务，只有等到革命成功之后，再去干我的工程师吧！我现在已经干了，只有干下去！”以徐恩曾的意思，这个营生固然名声不好，但总裁十分重视，我既干了，就一定要干下去。这就很有点“高官我自为之”的味道了。

说到这儿，徐恩曾语气一变，当着邹韬奋的面，对共产党兜头就是一阵破口大骂。邹自然知道这是徐的“职业病”，并且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于是，他也就不客气地反问徐：“依我们老同学的友谊，彼此都可以说老实话，你是主持特务的，依你所得的材料，我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徐倒也坦白地说：“我‘跟’了你七年之久，未能证明你是共产党。”“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对我说了许多关于共产党的话？”邹韬奋简直是觉得好笑了。徐当即以蛮横霸道的口气警告说：“到了现在的时候，不做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其间没有中立的余地，无所谓民众的立场！你们这班文化人不加入国民党就是替共产党工作！”

邹韬奋当场反驳说：“我的工作是完全公开的，无论是出书或出刊物，无论是写书或写文章在刊物上发表，都经过政府所设立的审查机关的审查，审查通过的文章不能再归罪于我吧？如果我们做的工作是为共产党工作，审查机关是国民党的机关，为什么通过呢？”徐也不与“老朋友”绕圈子，当即不打自招地说：“有许多事情不能见于法令，与审查的通过不相干，要你自己明白其意而为之。”邹大义凛然地驳斥说：“所谓‘明白其意而为之’，大概是仰承旨意的意思吧！做一个光明磊落的国民，只能做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光明磊落的事情。遵守国家法令就是光明磊落的事情，我不能于国家法令之外，做任何私人或私党的走狗！‘仰承旨意’的玩意儿是我这副硬骨头所干不来的！”徐恩曾真是“好脾气”，邹韬奋把话说得如此刻薄，竟然未能将他激怒。

邹韬奋

 

徐见不能在辩论中占到上风，当即话头一转，开始劝邹韬奋研究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并提出把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合并等等。邹表示对三民主义已读过多次，即便如此，仍然“愿安承教”；至于加入国民党及生活书店与正中书局合并事宜，则表示决不在国民党的高压下屈服，否则便是没有人格了。徐见邹把加入国民党视为没有人格，大概刺到了他的痛处，很有点怒形于色地质问：“什么？你把加入国民党视为屈膝，这是什么话？这是侮辱国民党！”“中宣部主张生活书店和党办的正中书局合并，是表示看得起你邹韬奋，看得起‘生活’，你真该赶紧接受！没想到你会这样？”又一次谈话不欢而散，徐恩曾悻悻然走了。

徐恩曾及潘公展等国民党特务头目在几次较量均未得手后，终于图穷匕首见了。几个月后，国民党特务便发动了对邹韬奋主持的进步出版文化事业的血腥围剿。从《全民抗战》杂志，到生活书店出版的所有书籍，一律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禁书，各地的生活书店几乎全都遭到查封，人员遭到拘捕，邹韬奋本人在重庆也难以安身，不得不逃亡香港。在港期间，邹韬奋为著名报人范长江主办的《华商报》撰写题为《抗战以来》的连载文章，揭露徐恩曾、潘公展等国民党特务头子执行蒋的旨意，钳制舆论、摧残进步文化事业的种种手段。至此，邹韬奋先生总算对徐恩曾这位当年上海南洋公学的老同学、老朋友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邹韬奋先生回忆说：“徐先生的仪表和他担任的职务，似乎完全不配合，他的表面上看来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他无论穿西装或中装，都漂亮整洁，在学校时，他的房间布置得最整洁讲究。”令邹韬奋及所有诚实人不可想象的是，在这一片“灿烂”的外表之下，竟掩藏着一副蛇蝎心肠！

“饭桶！连谣也不会造”

造谣也要有大学问，这是老实人绝对想不到的。因为不会造谣而被人骂为“无能！饭桶！”这在许多人看来，大概也要算是一条新闻，其实却是旧闻了。

舆论宣传本是需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从事的一项职业，但是，从丁默邨主办《社会新闻》，到梁辅丞编辑《大汉晚报》，无不成了捣鬼也无术的“谣言公司”；从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到邹韬奋主持的《全民抗战》与生活书店，无不成了风行全国、深入人心的进步舆论工具。一反一正的教训，这使徐恩曾多少明白了一个道理，搞公开的舆论宣传，是共产党的“绝活”，国民党是做不过共产党的。然而，国民党可以扬其长，避其短，另辟蹊径，采取秘密宣传的方式，运用心理作战术，动摇共产党人的信心与信念，使其内部出现分裂，自相咬斗，不战自溃。

徐恩曾发明了这个新的秘密武器，颇感兴奋。在依靠政权的力量，强行摧毁了邹韬奋的出版文化集团——生活书店后，徐恩曾便开始着手筹划所谓的心理作战活动，亦即有计划地制造谣言和扩散谣言。最初，徐恩曾在中统局本部专设一个研究科（后改称“秘宣科”，亦叫做“心理作战科”），放在中统第三组，任务便是专门制造谣言，定期向各省市调查统计室颁发“秘宣”要点，指示他们扩大宣传，达到徐恩曾所提出的“使假的变成真的”要求。同时，徐恩曾指示编辑出版《专报》，组织特务以无党派人士的名义和笔调，撰写各种小册子20多种，广泛印刷传播，诸如《陕北见闻》、《如此边区》、《中共整风运动》等等，内容则采取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真真假假、半真半假的手法，借此诬蔑、攻击八路军、新四军及共产党和解放区，使人们不明真相，受骗上当。这中间，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轰动一时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

此前，中统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感到很多青年学生爱读茅盾的《中国之一日》，敬佩中共各级干部的艰苦朴素、同甘共苦的奋斗传统，并向往解放区的生活，便决定有目的地制造这一方面的谣言，宣传什么“解放区军民，生活十分艰苦，难以度日，而高级领导人，则生活奢侈”等等，并引用解放区作家王实味所著《野百合花》一书作证。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的军事封锁下，延安地区的经济陷入困境，不得不通过军民大生产运动，解决最简单的衣食问题。据说，也就在这段困难时期，王实味曾与同事为了争夺一件过冬用的棉大衣而大吵大闹，相互间产生了不和。这本不算什么大事，亦属物质生活水平低下时的正常现象，用今天的话来说，无非叫个思想境界不高。但是，王实味是个作家，作家的任务是写书，写书是发泄个人情绪的最好渠道，而王实味恰好为棉大衣等问题蓄积着一股不太健康的个人情绪。于是，王实味在写《野百合花》这本书时，将个人的这种不满情绪糅了进去，并且加以发挥，形容延安的高级干部平时沉湎于“舞回金莲步，歌啭玉堂春”的轻歌曼舞之中，置大多数人的艰苦生活于不顾，这当然不是一种真实情况。但这样一来，徐恩曾便如获至宝，命令中统的“谣言科”利用这本书大做文章，散布谣言，推波助澜，制造混乱，以攻击解放区的生活。取得的效果自然不同凡响，因为有延安作家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作证，也就颇迷惑了一些人。中统的“文章”做大了，王实味便也就倒了霉了。

在开展这类心理作战攻势时，徐恩曾规定不得再使用过去惯用的所谓“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欺宗灭祖”等公式化的攻击性语言，而是注重通过中统反共专家对中共内部情况的掌握程度，针对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或由于经历不一致，或由于职务上的更动等等，由此进行分析判断加“合理”推演，找出中共高层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重大分歧，想象他们必定会像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血腥斗争一样，由此而相互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争权夺利等等。据此，中统“路透社”充分运用“大胆假设，无须求证”、“空穴来风，假语村言”、“似若可信，查无实据”等手段，大量生产出各种诋毁中共组织和八路军、新四军及解放区形象的垃圾谣言，使人们在似有似无中产生迷惑和怀疑，以动摇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

为达此目的，从1941年开始，徐恩曾便指示在中统局内部专门成立了一个分化瓦解委员会，以手下的第一号反共要角王思诚为主任委员，专事策划、设计这一类的“心理作战”活动。“南方工委事件”发生后，徐恩曾进一步委任郭潜为这个委员会的书记，以主持该“阴谋机构”的日常工作。郭潜受宠若惊，也就更加特别卖力地工作，制造出所谓“中国共产党内分裂出一个非常委员会”的特大谣言，宣传“非常委员会”已经召开了“代表大会”，发表了“非常委员会宣言”等等。而所谓的“宣言”，不过是郭潜闭门造车、熬了几个通宵赶出来的一部拙劣作品罢了。当时，徐恩曾对郭潜这样的“中共高干”的水平十分迷信，满以为他弄出来的东西一定会不同凡响，也就寄予莫大期望。据此，徐恩曾派了许多特务到重庆、贵阳、昆明、成都、西安及陕甘宁边区周围，大肆散布郭潜“发明”的这个谣言。哪里知道，看热闹的只是徐恩曾及其手下的一干中统特务，共产党那边却全无动静，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反映。一段时间过去，特务们的差旅费用了不少，效果却是微乎其微，徐恩曾不免有些失望，这才知道叛徒终究是叛徒，郭潜原先虽为中共高干，但他既能甘心做叛徒，也就证明他的水平不过尔尔。

郭潜第一次“失手”，似乎并不甘心，为了能在徐恩曾面前有所表现，竟由所谓的“心理作战术”发展到“人身攻击术”，卧薪尝胆地编写了《新红楼》和《某某传奇》等两部谣言大书，广为散发。但这一套粗制滥造的东西，一望而知其水平之低劣，破绽百出，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便连徐恩曾看了，也认为这种货色，便是国民党也骗不了，不要说去骗共产党了。

中统发动谣言攻势的鼎盛时期是在1944年秋冬间，其政治背景不外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将很快上升到主导地位，国民党急于要看到共产党的不战自乱、不攻自破，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一时难以采取更有效措施的情况下，通过运用心理作战术，亦即发动谣言攻势，瓦解或削弱共产党组织，自然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有如此重大的作用，当然不可等闲视之。于是，这一次的谣言攻势得到了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亲自关注，并予以训示，蒋对徐恩曾说：当前人心浮动，特别是青年学生，对现状不满，倾向延安，是共产党造谣煽动所致，应设法对付。开展“秘宣”活动，告诉青年真相，揭穿共党阴谋，很好！鉴于这一项工作意义特别重大，蒋指示必须集中整个国民党的力量来做。蒋随后规定“秘宣”总导演由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来做，徐恩曾予以协助，具体活动交由中央党部秘书处、宣传部、中统局三家共同负责。据此，中央党部秘书处派出秘书潘公弼，中央宣传部派出专门委员魏绍徵，中统局派出第三组组长王秀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整个“秘宣”活动的策划、部署、实施及指导。

三人小组成立后，工作颇为积极，频繁地开会策划和实施，魏绍徵曾两次到成都检查指导工作。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以及吴铁城与徐恩曾协商的结果，这项活动名义是三个部门共同负责主持，但具体活动完全由中统特务承担。于是，三人小组的办事机构，顺理成章地设在中统局，中统也仍然交给第三组心理作战科，心理作战科也仍然是原先的那批人在做。事实上，真正起主导作用、满腔热诚地蹦上跳下地做的，也仍然是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中统局第三组组长王秀春、心理作战科科长赵毓麟（原第七科科长）等三人罢了，所谓其他两个部门的负责人，既不熟悉其中的过节，也插不上手，不过是一群“看客”。至于集这次大规模造谣运动的总设计师、总制片人及总导演三大要职于一身的，当属徐恩曾无疑。“光荣”归于徐恩曾！

为了具体落实蒋介石的“圣意”，及早在“秘宣”方面做出成绩，徐恩曾建立了造谣“责任制”，给王秀春和赵毓麟作出规定：每周必须编造谣言一至二条，然后通电中统各省室指派富有经验的特务，化装成普通群众或工人、学生及商人等，在公园、电影院、茶楼酒馆、学校等公共场所，把谣言说给过往行人听。这一步骤，徐恩曾称之为“放谣”。两三天之后，再由主管人员指派另一些特务到放谣地方探听虚实，检验放谣的效果。这一步骤，徐恩曾称之为“收谣”。为了能检测到放谣的真实效果，徐恩曾规定放谣内容事先不允许让收谣的特务知道。如果是中统各省室主任放谣、收谣，则须将情况详细报告局本部，局本部根据斗争需要和具体情况，发出下一次放谣的纲目要点等等。

从谣言的内容上进行区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制造所谓中共不抗日的谣言，谓之曰“二八政策”，即“二分抗战，八分扩充实力”。宣传“八路军的对日作战方针是敌来我去，敌去我来地游而不击。游，是扩充地盘；不击，是培养实力”。二是制造所谓中共内部分裂的谣言，宣称中共内部历来存在两大派，一派谓之“土包子派”，一派谓之“国际派”，两派名攻利夺，争斗激烈等等。三是制造所谓解放区种植鸦片的谣言，捏造“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勒令人民种植鸦片，陇东、陕北与宁夏各地民众骨瘦如柴，均系受鸦片毒害所致”等等。

这样一来，不但整个中统几乎都成了“谣言公司”，而且与过去相比，中统的谣言攻势呈现出规模化、系统化、制度化的态势，其中最为耸人听闻的两大谣言便是：“徐向前刺伤毛泽东案”及“八路军与日军勾结案”。在制造所谓“徐向前刺伤毛泽东”的谣言时，中统特务是颇花了一番功夫的。徐恩曾、王秀春、赵毓麟等一众谣言高手认为：徐向前率领西路军西征失败，损兵折将，几乎是只身一人回到延安，必定受到排挤，其心中怀恨之深自不待言。徐等人并且认为：徐向前是张国焘的亲密追随者。张自延安出走后，徐必定会受到毛的严密监视，从而剥夺其在军队中的领导权等等。徐于是对毛积怨甚深，也就可以干出这种骇人听闻的举动。如是，这条谣言便被徐恩曾精心制造出来，宣称：“共产党主席毛泽东被徐向前密派人行刺，现毛已受重伤，中共高级领导层，陷于一片混乱。”后来，徐恩曾为了能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宣称毛泽东已经“不治身亡，已为侦察机关侦察到，延安正在开追悼会”等等。当时，徐恩曾与王、赵等人分析，这类谣言虽然腿短，跑不多远，便要现出狐狸尾巴来，但即使是一时的痛快，也是好的，因采取这种秘密方式进行传播，中统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只要能引起一时的混乱，即使后来证明是谣言，也已经给人一种假象，即徐向前是反对毛泽东的。据说，当这个谣言放出后，徐恩曾派人出去“收谣”，听说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学生对这一谣言颇感惊异，确曾辗转传播，互相探询真相，徐恩曾很是得意了一番。

1944年，侵华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以支撑南洋战事，从中原开始，大举南下，先后占领了豫、湘、桂等省的交通线，国民党军队被日军打得溃不成军，海内外为之震动。据此，中统为了能替国军挽回“声誉”，也就大力制造并宣传所谓“驻山西的八路军与太原日军占领军某部签订维持现状互不侵犯协定，从而使日军能从山西战场抽调力量，向国民党战场进攻”的谣言，并附上一张伪造的八路军将领与日军代表合影的照片，以证明其“真实”性。这样一来，便有了国民党军队“失败有理”的论据。

至于解放区种植鸦片的谣言，徐恩曾也是动足了脑筋。宣称：“共产党在其控制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山西省部分地方，强迫当地农民种植鸦片，按亩征税，并走私贩运至山西、河北等地出售，毒害群众，自己大获其利，换回所急需的药材、五金、布匹等物品。”徐恩曾制造谣言也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知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妙用，于是，在这一条谣言的后面，也附上一张陕甘宁边区政府特税局征税的单据照片，分发各省市调统室，作为放谣时的实证。

古人有训：“谣言止于智者。”谣言的致命弱点，便在于它是谣言，是个自欺欺人的东西，虽然像肥皂泡一样，在阳光下姹紫嫣红，色彩缤纷，然终究是一个“泡”，飘不高，也跑不远。依靠谣言打天下的史实，闻所未闻。如此，中统的谣言攻势“攻”了一段时间之后，便已经是败象百出，呈末世景象，不唯共产党没有人信它，便是老百姓也觉得这些谣言大大的不可信。久之，“放谣”的中统特务也觉得没意思，积极性大为下降，有时不免马马虎虎、装模作样地出去兜一圈，就算完事。而“收谣”的特务，自然也难以再听到什么“鼓舞人心”的大好消息，这就难怪徐恩曾要不高兴了。

1944年11月间，徐恩曾在川东师范局本部局长办公室召集会议，内容便是检查谣言放、收效果。徐坐在大办公桌前，出席会议的高级特务顾建中、王思诚、张国栋、张炎茂、王秀春等人，则坐在周围的沙发上。徐首先命令王秀春报告一段时期以来实施心理作战的情况，然后便瞪着眼睛追问这些谣言放出去以后，究竟收到了什么效果？王哑然，一时不知所措。徐见状便跳了起来，大骂王秀春：“无能！饭桶！连谣也不会造，还谈什么消灭共产党！”因为不会造谣，所以不能消灭共产党，这倒也是徐恩曾的一大高论。徐恩曾接着大骂：“像你这样的造谣，连我都一点没听到，还谈什么效果！”

在座的高级特务见徐恩曾大动肝火，一个个噤若寒蝉，默然不语。隔了好一会儿，中统副局长顾建中及第一组组长张国栋才应景地说了几句，缓和会场气氛。王秀春挨了一顿臭骂，懊恼至极，第二天向张国栋发牢骚说：“老板的要求也太苛刻了，造谣就是造谣，谁当真的？除非是特别耸人听闻的谣言，不然是不会有意无意地传播的。”又说：“重庆人口七八十万，放个谣言，谁能保证人人都能听到？”聪明的张国栋听到这里，马上暗示王秀春可以将谣言放给徐恩曾听。王心有灵犀一点通，回去后，便马上布置特务到徐公馆——重庆国府路78号附近放谣。果然，这些谣言很快就被徐的司机、保镖、厨师以及私人秘书叶涤凡等人听到，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向徐恩曾汇报，徐大为满意，称赞王秀春“在工作上有所改进”。

徐恩曾精心策划的放谣活动，“谣”到最后，竟“谣”到自己头上，可悲的是，他自己还浑然不知，真所谓“自谣自收”，自家掘墓自己埋了。如此心理作战，其效果和结局，也就可想而知。到了1944年的年底，这样一个由蒋介石面授机宜、吴铁城亲自挂帅、徐恩曾直接指挥的心理作战攻势，也就悄然无息地寿终正寝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七、内外交讧

客卿与主官

在整个抗战时期，徐恩曾反共的劲头虽然很高，但反共的成果远不可与战前相比了。其原因，一方面是当时毕竟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形格势禁，徐恩曾要反共不能不受到大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是中共经过25000里的大迁徙，可谓卧薪尝胆，从组织到思想都更加成熟，其战斗力亦远非战前可比，徐恩曾要反共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此外，也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情况，这便是徐恩曾的中统特务头子的“王座”，受到朱家骅势力的挑战，中统内部形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权力争夺战。“狗咬狗，两嘴毛”，两恶相争的直接结果，便是严重削弱了徐恩曾的权力基础及中统的反共力量，其影响所及，甚至成为导致徐恩曾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朱家骅得以插手中统，从大背景上看，缘于蒋介石防止陈氏兄弟权势不断膨胀的政治考虑，是国民党高层权力斗争的“组歌”之一；从小背景上看，则是缘于朱家骅与徐恩曾在初期两恶相济、相互利用的需要，是徐恩曾引狼入室的直接后果。

最初，蒋介石在设计中统、军统这两个特工机构的时候，虽然分别任命贺耀祖以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代军统局局长，任命朱家骅以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代中统局局长，仅任命戴笠与徐恩曾为副局长。但在实际运作上，中、军统的这两个副职与其他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的副职是截然不同的。在其他国民党党政军机关，都是以正主管官负实际责任，掌握本机关的人事权和经济权，副主管官只是像做客卿一样，有虚名而无实权，唯有中、军统这两个特务机关独树一帜，正主管官是有其位而无其实，形同虚设，从人事、经济到具体业务等实际权力，都完全操于副主管官之手。平日在公文来往中，蒋介石对两局下达手令，也只提副局长的尊姓大名，对正局长并不提及。比如，对中统局的手令，一开头就写着：“中统局徐副局长恩曾”字样。这样一来，贺耀祖与朱家骅即便想要过问两统的事情，看到蒋先生这种行文方式，也只好免开尊口了。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贺耀祖不问军统的事情，是真不问，盖因蒋、戴关系十分直接，戴笠有什么问题都是直奔蒋介石那里请示汇报，真正的军统局长其实是蒋介石，以贺耀祖的个性，一来也未必想过问军统的那些黑幕，二来便是想过问也不会如愿。

然而，朱家骅的情况便有些不一样。首先，朱家骅是以中央秘书长兼代中统局长，在当时，中央秘书长位于中央各部之上，号称在党内是仅次于总裁、副总裁之后的第三把手。以这样的实力地位来遥控中统，这便使徐恩曾不能不有所顾忌；其次，朱家骅不但是蒋介石浙江籍官僚集团里的第一流红人，而且具有第一流的政治野心与权力手腕，抓权、揽权、争权的欲望本就十分强烈，现在既挂了一个中统局长的头衔，有这么一个抓权的机会，便没有个不欲过问的道理；再次，徐恩曾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因CC系的原因而隔着一层，不似蒋、戴关系那么直接，这就在蒋、徐之间出现了一块政治上的“空白地带”，便于朱家骅以“第三者”的身分插足其间，以售其私；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朱家骅本是CC系那条线上的人，这在徐恩曾及陈立夫等人，原先都是把朱家骅当作自己人看待的。既有这么一层关系，朱家骅以国民党第三把手、中统局局长、CC系“自家人”等三重关系，要过问中统的一些事情，徐恩曾便不是那么好拒绝。朱家骅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趁势将自己的势力打进中统，最终形成了一股与徐恩曾抗衡的重要力量，徐恩曾在赶走张冲之后，在中统形成的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就逐步被打破。徐恩曾的中统“王座”，竟被“自家人”朱家骅抄了一个底，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不过，以朱家骅过去的政治面目，徐恩曾也没有理由对他不相信。

就其政客作风与手段来说，朱家骅堪称是国民党内的一流人物，不要说徐恩曾这样的二流政客（一流特工）未必是他的对手，便是陈果夫这样的一流高手，也都一时疏于防范而被他打了个措手不及。朱家骅在国民党内崛起的过程，便是其施展政客手腕而纵横捭阖、折冲尊俎的过程。就政治集团而言，朱家骅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徐恩曾、潘公展等人一样，都属于国民党“吴兴中委集团”的中坚人物。朱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曾先后赴德、瑞等国攻地质学，回国后经蔡元培援引，初在北京大学教授德文和地质学。1926年因声援五卅学生运动及参加国民党翠花胡同派的活动，遭北洋政府通缉而潜行南下广州。初始，朱走对了路而摸错了门，在出任石井兵工厂秘书时，因表现不好而一度遭蒋扣押，这是朱家骅早期政治活动中所遭受的第一次挫折。随后，经好友挽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出面缓颊，朱始获释，转任中山大学教授。从此，朱家骅终身视戴季陶为恩师而执弟子礼，经戴一手提携，并走通张静江与丁惟汾的门路，朱得以出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浙江省民政厅长、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等职，一路打入政坛，并进一步依靠元老派人物的提携，进一步打入国民党高层，这可以视为朱家骅施展政客手腕的第一阶段，也是他在政坛上初试锋芒、一展身手的开始。

但是，由于朱在浙江省政府民政厅长任内，尾巴夹得不紧，初因利权均沾问题与省主席张静江发生交讧，次因插手浙江省党部的选举而遭陈果夫的打击，在张、陈的联手高压下，朱一度在政治上陷入困境，这是朱家骅早期政治活动中所遭受的第二次挫折。从此，朱家骅改弦更张，韬光养晦，一方面继续跟紧戴季陶等元老派人物，一方面则投靠国民党主流派CC系，方得左右逢源，风举云摇，成了被各方瞩目的红人，先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浙江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等要职，被视为是蒋介石浙江籍官僚集团的核心人物。脚踏元老派与CC派两只坚船，利用国民党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而从中渔利，这可以视为朱家骅施展政客手腕的第二阶段，也是他的政客手腕已经成熟的一个标志。

在本意上，由于朱家骅对CC系的政策是基于利用，而非加盟，正所谓“以势交者，势尽则疏；以利交者，利尽则散”。朱家骅出任中央秘书长，以党内第三把手而论，地位已经在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之上，CC系的利用价值自然也就相对降低。随后，朱家骅再兼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再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再兼代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再主持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一、二、三期班务等，一时之间，其权势之大，权位之高，活脱脱的一个货真价实的“政治暴发户”；其崛起之迅速，简直是乘飞机，坐火箭，令人目不暇接。至此，朱家骅的第一个感觉是，凭自己的地位、权势和实力，也是到了自成体系，自立山头打天下的时候了。据此，朱家骅开始广泛搜罗天下英才，拼凑班底，从而迅速形成一个令人注目的“朱家骅系”。

朱家骅在教育界当过北大教授、中山大学代校长、中央大学校长，又当过教育部长，抓过中央研究院，还占着中英庚款董事会这个机关，兼任中德协会会长、中法比瑞同学会会长等职；在政界当过浙江省民政厅长，并由他一手创办了浙江警官学校与浙江自治专修学校等两所朱氏子弟学校，当过交通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在朱的“人才库”里，既有一批所谓学术界的精英，又有一批所谓政界的官僚，朱的班底虽然杂了一点（有“多国部队”之称），但人才也还是雄厚的。只是由于朱家骅系与CC系一样，其主体也是依附在国民党各级党部这条线上，双方进入的地区是一个，盯着的目标是一个，想得到的好处也是一个，这便应了《醒世姻缘传》上说的一句话：“这一个槽上也拴得两个叫驴么？”如此，彼此之间发生矛盾、磨擦和斗争，自是必然。此外，CC系久已存在，根深蒂固，既占据有利地形，斗争经验也丰富，所谓“一动不如一静”，这就占住了以逸待劳的优势；而朱家骅系则方兴未艾，后来居上，以一种“光脚汉子不怕穿鞋仔”的决死锐气，猛冲猛打，显得特别能战斗，两强相遇亦如两虎相斗，自然是不死即伤了。况且，朱家骅系可以看作是从老CC系分化出来的一支力量，双方知根知底，情况熟悉，咬斗中也就能谋定而后动，抓住对方要害，往死里打，这样一场恶战，自然是十分的精彩了。一旦站稳脚跟，便不失时机地与CC系分道扬镳，打出自己的旗号，在原先CC系的地盘上“跑马圈地”，全面争夺国民党各级党部的领导权，从而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可以视为朱家骅施展政客手腕的第三个阶段。

朱家骅

 

朱家骅要夺取CC系的地盘，中统局不但是一个重要目标，而且可以说是一块肥肉。这是因为在抗战初期，CC系在复兴社、政学系、孔宋集团等各派政治势力的联合钳击下，政治上正处于一个低谷时期。加之，蒋介石也嫌CC系过于嚣张，采取“以团制党”的战略，从组织上有意稍加抑制，CC系的气势也就远不及从前了。可是，唯有中统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庞大特务组织，在这一场明争暗斗中，不仅未受任何削弱，而且继续处在扩充和膨胀阶段，在当时整个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里，立于比较稳定的地位，这就更让朱家骅看着眼热，执意要将其抓到自己手中，形成自己的一块领地。但是，朱家骅也不是不知道，中统历来被视为是CC系的核心力量，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防守之严密，自然是不用说的；而且多年来经徐恩曾苦心经营，中统也已经变得相当坚硬结实，外力是难以打进的，即便自己现在头上戴着一顶中统局长的大帽子，俨然是中统的上司了，其实，蒋先生交代的意思很清楚，那只是顶着一个空头名义罢了，从人事到经费的实际权力，无不被徐恩曾死死地抓在手中，这就等于是捡到了一只空心大萝卜，外表虽然好看，其实并无多少实惠。如此一想，朱家骅自忖：要打进中统，明火执仗是不行的了，不得不曲径通幽，玩点手腕、耍点诡计了。

朱家骅曲径通幽的第一个策略，便是以经费换人事。朱以中央秘书长的职权，掌握着中央党部系统的经费分配大权，中统局隶属中央党部系统后，有很大一部分特务经费也就划归中央党部系统名下领取。钱这个东西谁会嫌多呢？自然是多多益善了，何况当时中统正处于改组扩建时期，所需经费之殷，也就不必说了。徐恩曾有这样一个难处，也就盘算如何能利用朱家骅的权位，为中统局多弄点票子。朱家骅虽然是学者出身，但是，钱这个东西的种种神奇妙用，也还是颇有研究的，“一钱做单客，两钱做双客”，这是宋人陆象山的治学名言，无非也是有钱好办事，财大气则粗了。徐恩曾既盯着朱家骅的票子，朱家骅也就不客气地以票子作撒手锏，向中统安插人事了。中统局成立初期，在人事上调整颇多。1939年8月，局本部主任秘书濮孟九调侍三处工作，朱家骅便剑及屦及地以中央秘书处的名义，推荐他的亲信刘次萧接替。此后又相继推荐李光灼任会计室主任、郑尧柈任统计处长、陈介生任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郑逸梅任文书科长（后任专员）、童世纲、胡祥麟任中统局专员等高级职务，特别是中统局专员室职级较高的专员中，朱家骅分子几乎占了一半以上。从徐恩曾来说，这个时期一方面需要在经费上得到朱家骅的接济，一方面考虑到朱家骅与CC系的历史渊源（当时还没有完全破裂），对于朱家骅屡次在CC系禁区组织的“越位”进攻，也就没有能坚决予以拦截。由是，朱派分子也就借着这机会，长驱直入，鱼贯跟进，很快在中统内部形成了一个围着朱家骅转的小气候，朱家骅一击得手。

朱家骅曲径通幽的第二个策略，便是既挂名也视事。本来，朱家骅挂衔局长，只是一个“甩手掌柜”的看客，本无权也无须插手中统局内部人事及经济事务，但朱家骅既存有私心，也就顾不得“避嫌”二字，只要能伸得进脚的地方，便不问是坡是坎，水深水浅，横竖先把一只脚踏进去再说。

首先，中统局委派人事，朱家骅提出要由他与徐恩曾共同署名，朱还把私人名章交给自己的亲信高越天，以便让徐恩曾在处理重要局务时，在需要局长盖章的文件上替他盖章，一方面表示他对中统的问题并不放松，重大问题须得有他的名章才能生效，一方面也借此对外造成一个印象，即中统的事情是他与徐恩曾一起在做。

其次，朱家骅在私下里指令主任秘书刘次萧，代他处理局内事务，重要问题须直接向他请示，重要文件也要由他签了字才能生效等等。

再次，朱家骅平时注意利用各种机会到中统局视察或讲话，1939年秋，借加强党派调查的名义，朱亲自到中统局主持召开局务会议，大唱了一通“党派调查，就是对共产党调查”论调。后来，朱家骅到西北地区视察，其视察内容本与党派调查没有关系，但朱在返回重庆后，又没事找事地借故到中统讲演，大讲了一通所谓振兴大西北的希望在于发展畜牧业云云（据说，朱有一部分不合规定的开支，也由中统在特务经费中代为报销）。朱因为兼职多，每到新年举行团拜，照例是他最忙的时候。但朱的方针是，再忙也忘不了抽出时间到中统去敷衍一下，由徐恩曾把全局的特务召集起来，满面春风地见个面，说上几句吉利话，再拱手向大家喊上几句“恭喜！恭喜！”然后再行色匆匆地赶下一站。如果能从日理万机中安排出一点闲暇，朱家骅便驱车来到中统局所在地的川东师范网球场，约上徐恩曾打一场网球，同时故意利用这种轻松的气氛处理中统的公事。此时，凡徐有所求，朱莫不答应，以便借此调整与增进同徐的“革命友谊”。如此，朱家骅对中统的内部事务，不但挂上了名，而且视上了事，其在中统的势力也在稳步增长。朱家骅再击得手。

连环妙计：一石三鸟

朱家骅大张旗鼓地率朱派势力打入中统，对中统内部事务更是有枣三杆子，没枣也是三杆子，有事没事都要插一脚，弄得徐恩曾大伤脑筋，但囿于当时诸多因素，双方又不便马上翻脸。这倒也不全是因为朱兼着中统局长的名义，手中还抓着一老把票子，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这就是陈果夫、陈立夫等CC系头目还不想一开始便与朱家骅把关系闹得很僵，意想或许还有个转圜的余地。

从陈氏兄弟来说，当时CC集团的处境确是不妙，不但上有蒋先生的抑制，外有黄埔系、政学系、孔宋集团的钳制，而且在朱家骅之前，早有CC系大将、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打出“山门”，这真是到了一个四面楚歌的境地。本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是陈果夫、陈立夫先后经营了十年之久的CC系的大本营，自张厉生背叛后，许多忠于陈氏兄弟的壮士差不多都被赶了出来，陈氏兄弟痛失根本，全线摇动，其痛苦可想而知。现在朱家骅又成了“张厉生第二”，挟党内第三把手——中央秘书长的权势，企图连中统局也席卷而去，陈氏兄弟岂能坐视不管？问题是，上有蒋先生，外有黄埔系，前有张厉生，后有朱家骅，对手如此之多，CC系如果四面出击，必然是力量分散，难以奏激水漂石、鸷鸟毁节之功效。况且，当时张、朱与CC系的力量都集中在中央党部这一弹丸之地，一国三公，政出多门，真是如鲠在喉，吐又吐不掉，咽又咽不进，难受至极。如果要一下子将张、朱的势力都驱逐出去，以蒋的猜忌心理，结局自然是势不可能。为今之计，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张背叛在先，朱背叛在后，先集中力量击张，得手后再回师击朱，才能握有胜算。据此，在陈氏兄弟与徐恩曾的策略是：对张取攻势，可以大打出手；对朱则取守势，应尽量敷衍。这也就是徐恩曾在其初期，对朱咄咄逼人的攻势，隐忍不发，刻意周旋，委曲求全的重要因素。

但是，徐恩曾不反击不等于不设防。实际上，对朱家骅势力的步步侵入，徐恩曾莫不在暗中采取各种措施，筑堤打坝，固守待援，予以防范。诸如：朱家骅派了一批亲信大将到中统任主任秘书、处长、专员等高级职务，自以为得计，认为占据了主任秘书、会计室主任等中统要津，也就不难控制整个中统的局面了。然而，徐恩曾运用“全场紧逼”的盯人战术，在每一个朱派分子身边，都安排一个徐派分子盯着。朱派分子任正职，徐派分子就任副职；朱派分子任副职，徐派分子就任正职，对朱派分子予以严密监视。朱派分子固然捞到了几个要职，但比起铺天盖地的徐派分子来说，不啻是汪洋中的几个孤岛，大海中的几片孤帆，也就难以有所作为。

即便如此，徐恩曾并不肯对这批朱派分子有所放松，仍在暗中策动大小特务对其进行围剿。首先是在中统内部制造对朱派分子不满的空气，但凡有一个朱派分子进入中统局任职，马上就在徐派分子中引起一阵骚动，于是，便有人公开大发牢骚，甚至是照着面大骂：“我们出生入死辛辛苦苦地打天下，他们坐享其成，一来就是高位、高薪、高待遇！”这样一来，弄得朱派分子十分尴尬难堪，上任伊始，便先失了三分锐气。其次是在工作中采取不合作主义，朱派分子新来乍到，对特工之道大都是外行，业务不熟，背景生疏，对各种黑幕更是不甚了了，不免有些力不从心。但是，一旦朱派分子“不耻下问”，徐派分子不是装聋作哑，爱理不理，便是横眉冷眼地反诘对方：“你是领导，为什么问我们？”如此一冷一顶，不要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烧不起来，便是想要烧个冷灶，也往往是没有表现的机会。徐派分子中也有手段高明一点的“老猾”，比如科长之类的“基层干部”，既不想和朱派分子合作共事，也不想与这些中统新贵闹翻，索性就来个软抵抗，找一个“莫须有”的理由，请长假不上班，消极怠工，弄得这些朱派分子简直无法开展工作。

朱家骅（右一）与陈氏兄弟

 

徐派分子的后台是徐恩曾，徐恩曾的后台是陈氏兄弟，这是人人都看得出的。因此，有时即使是朱家骅亲自出马，有的徐派分子也不肯卖个面子，而是当场给以辞色，使之难堪。中统西迁重庆初期，朱家骅为了笼络人心，在取得国民党中央的同意后，决定给中统局全体特务发委任状，明确实职。徐派分子奉到徐的密旨，便来个“君命有所不受”，上下串通一气，对朱的“美意”表示不予接受。朱家骅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弄得不上不下，进退两难，尴尬至极，只得拖着徐恩曾出来做工作。徐恩曾又做神汉又捉鬼，自做巫婆自跳神地一番表演，徐派分子才装得勉为其难地接受下来。只是，经过这样一番折腾，倒好像不是朱家骅给徐派分子在施恩，而是徐派分子赏了朱家骅一个面子，朱为此气得不行。

还有比这种场面更令人难堪的。一次，朱家骅兴之所至，表示要到中统局和大家见见面，讲讲话。朱的本意，无非是扩大一下影响，以免大家遗忘了他这个朱兼局长。于是，朱家骅着徐恩曾作出安排。然而，就在主席台上，当徐恩曾向大家介绍朱兼局长的身份时，台下竟有人大声起哄，一个特务高呼：“喂！站在上边的是谁呀？”又有一个特务呼应：“怎么不认识啊！”朱家骅何曾想到过会有如此尴尬的情状出现，固然怒容满面，但是既不便当场发作，也不好命徐恩曾事后拿问，只好悻悻然地走了。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朱家骅总是鼓不起勇气到中统视事。

当徐派分子正在中统局里大张旗鼓地对朱派分子进行“围剿”的时候，陈果夫、陈立夫也在积极谋划着将朱家骅赶出中统，以绝后患。而且，从实施的结果来看，如果不是蒋介石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此事几乎可以成功了。原来，陈果夫等人认为，朱家骅所以能够兼任中统局长，无非是靠挂了一个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如果要将朱赶出中统，最好的办法就是来个釜底抽薪，将朱从中央秘书长的宝座上赶下来，岂不是让他的中统局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吗？从理论上来说，陈果夫也就称得上是算无遗策了，因为朱不任中央秘书长，以什么理由来兼任中统局长？岂知凡事都有例外，陈果夫固然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权术高手，但是，无论他怎样算度，总是算不过蒋介石，这是毋庸置疑的，朱家骅终于是有惊无险。

陈果夫发起的这次偷袭缘于汪精卫叛国投敌。本来，朱家骅的中央秘书长得以比过去的中央秘书处秘书长高升一级，成为党内高于各部之上的第三把手，不过是出自戴季陶献计，目的只是为了借此抑制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不让汪与中央党部各部直接发生关系。但是，到了1938年底，汪精卫一逃，情况也就起了变化，一是以中央秘书长牵制汪副总裁的利用价值失去，二是所遗副总裁一职，也就有不少人踮着脚在巴望。而自认为最有希望自然接班的，当然是首推朱家骅了。况且，朱已经爬到中央秘书长的高位，党内的第三把手，坐三望二，一步之遥，也是人之常情。朱认为：就是按部就班、论资排辈，这国民党“副帅”一职，也是非自己莫属了。

然而，蒋对副总裁一职的安排，却有自己的想法。蒋认为：原先在国民党临全大会上增设副总裁之职只是出于容纳汪精卫的目的，本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楚。现在汪氏既走，总裁一职，天下唯此独大，卧榻之侧，再无他人的鼾声，乐得从此高枕，岂有走了一个副总裁，再设一个副总裁的道理？况蒋久历江湖，深知人心不可测度，朱的忠心虽然没有什么问题，但其才华出众，智慧甚高，精明干练，作风强悍，权势欲望强烈，这样的人不可不防，何必在赶走了一个汪精卫以后，又再为自己培植一个“朱精卫”？这是蒋当时对副总裁一职的想法。然而，蒋的“寡人之疾”是：当涉及一些敏感问题时，只肯意会，不肯言传，目的是让“臣子”猜测揣摩、趋附迎合。因此，当汪副总裁被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视听”后，蒋从此虚悬副总裁一职，并不肯做出任何安排，其意即有“利器入手，不可假人”的意思。蒋的这个心事在别人看来，也许还要动一番脑筋，猜测一下，但权术大师陈果夫早已是洞若观火，一目了然。

于是，陈果夫针对蒋的这个心事，设计了一条连环妙计：推出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叶楚伧到中央党部夺取中央秘书长朱家骅的大权，把朱家骅赶到中央组织部夺取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的大权，把张厉生赶到中央党政考核委员会去当一个无足轻重的主任委员。如此，可谓“一石三鸟”：一是叶楚伧是著名的南社诗人，素有洒脱飘逸的诗人气质，虽久居高位，却是不善弄权，遇事推诿，由他出任中央秘书长，蒋一定可以放心；二是朱家骅不当中央秘书长，便不好再兼中统局长，让叶楚伧来兼中统局长，必定是不闻不问，乐得让徐恩曾专擅一切，中统从此也就可以回归CC系；三是以朱家骅去夺取张厉生的中央组织部大权，正可以收以毒攻毒之效，从此可以将CC系的“犹大”张厉生彻底赶出中央党部系统，既根绝了后患，又总算稳住了CC系在中央及各级党部的阵脚。

不能说陈果夫的这个“一石三鸟”之计设想得不好，但是，正如同《周易》所说：“小狐渡水，污濡其尾。”陈果夫一心想着算计别人，也还有比他更厉害的高手在算计他，这位高手就是蒋介石。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对党政高层人事及机构进行部分调整，陈果夫抓住这个机会，以侍从室第三处主任的身分，把这个计划袖呈蒋介石。蒋一看，果然是龙心大悦，深合“朕意”。于是，蒋一声令下，张走朱来、朱走叶来，各就各位，就职视事。

只是，等到朱家骅向叶楚伧交卸中央秘书长之后，兼职中统局局长的交卸问题，却不见了下文。朱家骅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居然可以“拖油瓶”，将“兼中统局长”一职带到中央组织部，继续挂名视事，岂非可恶？而新任中央秘书长叶楚伧亦敬中统而远之，懒得去争，岂非迂腐？至于历来对特务工作抓得很紧的蒋先生，这一次竟十分健忘，岂非滑稽？这真是大出陈、徐等人所料。朱之揽权，叶之推诿，倒也还可一说，只是蒋先生居然视而不见，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殊令人费解！中统局局长由中央秘书长兼任，这在武昌珞珈山国民党临全大会上分别成立中、军统两大特务组织时，蒋介石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何以言犹在耳，倒不算数了呢？况且在半年前，贺耀祖向张治中交卸侍一处主任，也是连着军统局长的兼职一起交卸的，贺并未“拖油瓶”，把“兼军统局长”一职带到重庆市长的任上，何以朱家骅倒可鸠占鹊巢，泰然处之？

显然，这正是蒋的精心安排，其意就在于继续实施“以朱制陈”的策略，不想让中统这一庞大的特务组织完全控制在陈氏兄弟手中。这正同《红楼梦》中那个马屁高手薛宝钗所说的一句话——“二嫂子凭她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一样的道理，陈果夫凭他怎么猾，再猾不过老头子。蒋的这一“默许”政策，从此使陈果夫及徐恩曾大吃苦头，不但原先将朱家骅赶出中统的期望彻底落空，而且朱家骅自进了中央组织部以后，亦认为自己圆不成“坐三望二”好梦，坏便坏在陈果夫、徐恩曾这一批CC系巨头手上，为了报复CC系的这一箭之仇，竟然比先前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还要凶狠几分，索性处处撕开面皮，毫无顾忌地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党务大权，不问皂白地向盘踞在各级党部的老CC分子横扫过去，直打得陈果夫叫苦不迭。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整，CC军团才逐渐恢复元气，整合力量进行反击，将朱派分子的进攻势头弹压下去。

1940年以后，徐恩曾发现陈果夫的“釜底抽薪”之策，已不能将朱家骅从中统局长的宝座上赶跑时，不得不另谋对付朱的良策，以至考虑采取强硬手段了。其时，朱手中已经没有了中央党部经费的分配大权，但依然把中统局兼局长的权力看得很大，还是不断地向徐恩曾下条子，继续向中统局打入自己的亲信人员。最令徐恩曾不能容忍的是，朱竟堕落到引狼入室的境地，将军统特务也引入中统，给中统造成心腹大患。此事缘于朱在浙江省政府任民政厅长时，曾兼任浙江警官学校校长，该校一、二期毕业的学生都算得上是朱家骅的得意门生。浙警校后来被戴笠接收，成为培训军统特务的一个基地，一、二期中有不少学生被戴笠拉入军统，成为军统大特务，何培荣等人就属于这种情况。何培荣虽然秘密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但是自朱家骅兼中统局长后，何又找到朱家骅谋职，朱在商得徐恩曾同意后，直接指派他出任四川省调查统计室主任。川室是徐恩曾手中最为重要的省室机构之一，可见徐让出这个位置，朱是做了很大努力的。此后，朱又陆续介绍了不少浙警校的学生到中统任职，诸如蒋华选、徐光袷先后充任西康省调统室主任，沈贵德充任甘肃省调统室主任等等，朱并介绍浙警校毕业的卢沛到掌管中统核心机密的机要室工作。徐恩曾后来一查，发觉这些家伙都是军统特务，大怒，认为朱家骅这是存心利用军统来挖中统的墙脚，帮助戴笠来整垮他徐某人，以便全面夺取中统的权力。

中、军统之间楚河汉界，井水不犯河水，相互严加防范，这在CC系也是历来列为悬禁的，现在这道防线竟被朱家骅撕开了一个缺口，陈氏兄弟自然也是大为震怒，亦于暗中鼓励徐恩曾对朱采取强硬措施了。

朱、郭倒徐联盟

徐、朱矛盾总爆发的第一个高潮是陈介生事件。陈介生是黄埔五期学生，原是复兴社分子，其后成为三青团骨干。陈曾经留学德国，因这一层关系，故与中德协会会长朱家骅发生了渊源，被朱介绍到中统工作，出任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成立该处的目的，本是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交通部和经济部的要求，利用特务手段，一方面搜集沦陷区的日伪经济、财政、交通情报，一方面获取敌后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经济、财政及交通状况。这些情报逐期汇集后须先送局本部审查，加盖印信后分送财政部、交通部和经济部。故该处的经费亦由财政部、交通部、经济部分摊，不劳中统局破费分文。该处的人事安排，也是由陈介生提出名单，由中统局加委，徐恩曾仅指派了自己的一位亲信、中统局专员霍志澄加入该处，其目的则为监视陈介生的活动。徐恩曾考虑霍志澄为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生，也可以算是朱家骅的学生，以此能够利用霍的“两栖”身分，在朱、陈之间进行周旋。

由于特经处的经费、人事、业务相对独立，又有朱家骅为之撑腰，陈介生也就能我行我素、独断专行，不怎么买徐恩曾的账，甚至将特经处设在中统局之外，以便脱离徐恩曾的掣肘，自成一系，天马行空，成了中统特工帝国中的一个独立王国。徐恩曾当然不愿看到这样的局面，亦曾多次对陈介生提出警告，初期朱、徐关系尚好，陈还能有所收敛，一旦等到朱、徐矛盾激化，陈哪里还把徐放在眼里，发展到最后则拒绝接受徐的指示，表示要为朱出一口鸟气。徐忍无可忍，为了还朱以颜色，断然下令，免去陈的处长职务，改组特经处，令其移交。陈亦抗不受命，拒不移交，双方以至形成僵局。徐恩曾至此已无路可走，为了维持权威，彻底打击朱派分子，当即派出中统行动队武装接管特经处，将陈介生一伙朱派分子驱赶出去，另派中统特务李超英继任处长，重新组建特经处。

“陈介生事件”不但弄得朱家骅非常难堪，而且也大煞了中统朱派分子的锐气。这伙人原先以为朱家骅位高权重、树大根深，又是蒋介石面前的第一等红人，总还有些依靠感；又以为徐恩曾在蒋介石面前，终究只是个二流人物，以徐的实力，当不是朱的对手，靠徐总是靠不住的。现在看到朱、徐大打出手，徐恩曾拿出硬家伙，派出几个武装特务，就将朱的亲信大将陈介生打得落荒而逃，而朱竟爱莫能助，已知朱的手段不过尔尔，属于“张飞卖豆腐，人硬货不硬”那种角色。真干起来，也还不是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对手。这伙人联想到陈介生原是他们中的一位领袖人物，其下场尚且如此不堪，自己比之陈还要不如，今后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想到这里，一伙人也就更加惴惴不能自安，开始想着如何在朱、徐之争中图存自保，抑或是另谋出路了。

对于朱家骅来说，自从没有了经费作撒手锏，在徐恩曾面前说话本就不甚响亮，正所谓“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现在又因“陈介生事件”被徐恩曾敲了当头一棒，更是威风扫地，从此便露出了门神老了不捉鬼的颓势。徐恩曾一击得手，见朱家骅并非三头六臂，拿不出什么高招，也就气势大张，加大了对朱派分子围剿力度，徐、朱矛盾更加尖锐激化。徐的文件或报告送到朱那里，朱往往久拖不办；朱的指示与手令到了徐那里，徐亦是不肯遵命。朱、徐都是大人物，两强对峙，对他们自己，倒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只是苦了下面一些办事人员，常常是看了朱的脸色，还要受徐的辞色，真正是“老鼠钻进风箱里——两头受气”。这中间第一个感到不好办事的，便是局本部主任刘次萧。

刘是山东人，一向在教育界服务，对“小学”造诣甚深，学识俱佳，素有“山东才子”之称。刘到中统局做事，虽然出自朱家骅的介绍，但其风度和才学倒也博得全局特务的赞赏。问题是朱、徐各不相罢，水火不能相容，刘作为主任秘书，首当其冲，许多事情本与刘风马牛不相及，但朱、徐意见不能统一，往往都把怒气发泄到他的身上。刘虽然每天都是辛辛苦苦的做事，不但不落好，反而里外不是人。刘本是大知识分子，虽然屈就到特务机关做事，混一口饭吃，但内心深处的一股傲气，也还没有完全失去。刘久受冷遇，一气之下，深感与其每日里受这种夹板气，倒不如一走了之。于是，刘商之于朱家骅，便辞了局本部主任的职务，由朱介绍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去了。

刘次萧一走，朱派分子又失一大将，阵线更加不稳。于是，又有一些朱派分子或急流勇退，弃中统而去；或“安分守己”，在两派中曲意周旋；或暂观风向，以决定去留等等，朱派势力已不复初期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声势。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朱家骅引进中统的一些亲信故旧，固不乏党棍或政客之流，亦有不少颇有些真才实学，除了刘次萧之外，另有中统专员童世纲。据说童是一位图书馆学专家，进入中统，因学非所用，不能施展所长，故默默无闻。后来，此公到了美国，受命主持普林斯顿大学中文图书馆，历时二三十年之久，备受美国学术界的推崇。童去世后，校方为纪念他的贡献，特在图书馆的借书台上，竖立一块小铜牌，上写：“来此借书的人，都该感谢童世纲博士。”中国人重视专家学者，便是把他们送去做特务；美国人重视专家学者，便是让他们发挥学业专长。鲁迅先生在《电的利弊》中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其实，也不只是童世纲博士有如此遭遇，便是徐恩曾也一样，徐的美国同学，多少人都在无线电工程方面作出贡献，独徐恩曾回到中国做起了特务，这便是中外对无线电工程专家用法之不同。

“陈介生事件”显示了徐恩曾与朱家骅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决不妥协的强硬姿态，也使朱家骅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斗争策略了。朱深感如果继续还以这种“乌龟打架——硬碰硬”的老例相互咬斗，能不能取胜还在其次，首先是朱派分子中大都是一些白面书生或专家学者，这些人让他们做官当老爷是可以的，要他们真刀真枪地与徐派分子大打出手，不但没有这个贼心，也没有这个贼胆。朱家骅是有自知之明的，深知仅凭自己从外边引进的几个亲信分子，肯定不是徐恩曾的对手，必得改弦更张，转变策略，另辟蹊径。兵法上说，曲径通幽，“此知迂直之计也”。贾府的那个贾探春也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现在，以中统这样的“大族人家”，单从外头杀去，自然也是“杀不死的”，不若也让他们“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以坐收渔利，岂不是好，这就是“以迂为直”的战术了。据此，朱家骅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物色，终于选定老资格的中统大特务郭紫峻为自己的策反对象，把他培植成徐的异己力量，让他们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朱认定：郭野心、胆识、才干兼具，且不为徐所重，正可养虎遗患于徐。果然，朱与郭一拍即合，双方很快结成反徐联盟，开始了新一轮的倒徐活动。

应当说，朱家骅没有看错人，他的这一手是相当厉害、相当有效的。郭紫峻是山西人，毕业于山西大学，历任陕西省政府教育厅科长、处长、民教馆长等职。抗战初期，郭转任陕西省党部委员及书记长、军事委员会特种工作团团长、省政府图书杂志审查处处长等职，亦为中统陕西省室的重要负责人，因在西北大学及西北各省大中学校大肆发展中统的外围势力，为西北王胡宗南所不容，经陈果夫向徐恩曾推荐，由徐将其调回，安排为局本部秘书。但徐并不让郭负责具体工作，只在训练委员会蹲了一段时期的冷板凳。其人因久在西北地区活动，与徐恩曾素来没有渊源，故不为徐恩曾所重，在徐的本意，也只是把他当作一个闲人，奉养起来，坐支一份干薪度日，令其自生自灭罢了。哪里知道郭原是一个“六国贩骆驼”的阴谋家，加之长期坐镇西北，独当一面，久经磨练，早已练成了一个极具手腕的大野心家，其作风之泼辣，诡计之多端，心机之缜密，城府之深沉，竟不在徐恩曾之下。郭自回到中统局后，早就不满意于一个毫无实权的局本部秘书一职，多次从徐恩曾那里谋权，又因徐防范甚严，均未成功，郭曾满怀怨恨地说：“别人都是亲儿子，我想当干儿子还不要。”话说得这样粗俗不堪，可以看出郭对徐的怨恨之深。郭因不安于其位，一方面冷眼旁观，分析局内的“阶级阵营”，分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一方面窥测方向，谋划对策，等待机会。郭究竟不是寻常之人，时间不长，便也看出了朱、徐之间的矛盾，深感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筹码。由于“英雄”所见略同，卖鸡的撞上了买鸡的，因此，朱家骅也就没有费什么劲，就将中统的一员大将从徐恩曾的麾下，拉上了自己的“贼船”，并使他很快成为徐的一员劲敌。

“我请求你自动向总裁辞职”

1942年4月，徐恩曾经陈果夫和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共同向蒋保荐，得以兼任交通部政务次长一职。据此，徐有了进一步向政界发展的野心。为了能从中统局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腾出精力向高层谋求发展，徐将自己最得力的助手、中统老特务顾建中从广东盐务局调回，授以私人代表的身分，每天坐在局长室，代他批阅中统日常文件，主持中统局常务工作。顾在中统虽然没有正式名义，但是，由于局内人员对老调查科出身的人，总有几分崇敬、畏惧心理，也就对顾比较尊敬，称顾为“顾先生”，也有的特务直接称顾为“代副局长”。同时，顾的为人比较“公平”，用钱比较大方，亦能获得下面的好评。在徐认为，顾是与他生死与共了十余年的“老朋友”，忠心不贰，堪当他的继承人。自顾回到中统后，徐也就放心地把中统的日常工作交给顾处理。由于徐一度忙于谋官，对中统的工作便有所放松，历年积存的各种矛盾也就逐渐暴露出来。在朱、郭联盟建立后，这就为郭紫峻找到了攻击徐恩曾的靶子。

于是，郭利用自己“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的有利位置，广泛搜集中统内部的各种丑闻和徐恩曾的恶行恶状，暗中向朱家骅报告，不外乎中统内部工作如何松懈，效率如何低下，纪律如何废弛，人事如何倾轧，道德如何腐败等等。有时如嫌分量不够，郭不免添油加醋，加些合理想象的成分，更显得材料生动翔实、富有力度。

其时，中统特务中议论最多、反感最大的便是饭桌上的腐败问题。因顾建中等一班大特务，借口工作需要，终日酒食征逐，大吃大喝，一个个养得红光满面；而一般小职员，糙米素菜，也就罢了，米中还掺杂砂粒，实在是难以下咽，不少特务由此而患肠炎，大部分人面黄肌瘦。圣人有言：治国之道，不患寡，而患不均。国难时期，大家生活都很艰苦，这个道理说得通，正所谓檐前水，滴滴同。但现在情况殊异，变成了上层酒肉臭，下层皮包骨，这就使得许多特务都想不通了，结果是人言啧啧，问题丛集，矛盾加深。特务中上层与下层生活如此悬殊，以至连徐恩曾也感到看不下去，于是便在总理纪念周上说：“我们请客宴饮，为的是解决工作上的问题；如果毫无目的，日夕请客吃饭，那便是无聊！”其实，最大的无聊便是徐本人，当时他为了谋官，也是终日在私邸中设宴豪饮。

中统内部的这些腐败现象，原先在朱家骅都是若明若暗的，现在都由郭紫峻事无巨细地一一报告，且豪饮时间、吃喝地点、参与人员等，都是十分的准确、详尽，朱自然是喜不自胜。据此，朱一方面表示深恶痛绝：“局中如此腐败，殊为可叹！”一方面则一一向蒋呈报，并在蒋面前积极引见，让郭直接面蒋告状，进一步引起蒋的重视。这些情况，在蒋有很多都是闻所未闻的，现在由朱、郭一一道来，不禁大起警惕，徐恩曾的倒霉也就由此而起。

原先朱、徐交恶，朱走上层，徐抓基础，一度势力相当难分伯仲；后来因徐使出蛮力，朱便有些力竭不支阵脚摇动。就在此时，大将郭紫峻横刀立马，加盟朱派，不啻是斜刺里杀出一支奇兵，使得形势立变。郭又是搞阴谋的一个老手，对中统内幕且十分了然，知道如何泼徐的臭水、拆徐的烂污。于是，朱、徐平衡的局面遂被打破，形势逐渐向有利于朱派势力方面转化，徐恩曾穷于应付，败象百出，在形势最为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曾一度考虑将中统划出中央党部。消息传出，CC系大为惊恐，陈氏兄弟不好直接出面力争，便由徐恩曾向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表明CC系的态度：“表示一切可让步，惟欲将中统局划出党部范围，则非力争不可。”后经蒋、唐等人权衡利弊，此事始作罢论。然经此一战，徐的基础已经动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朱家骅是善于总结经验的，他通过观察，认为徐在中统的势力强大，关键是有一批忠实鹰犬为之奔走，特别是替他在中统局坐镇的顾建中，可谓是徐的第一号心腹死党，头上虽无名义，却起着第二副局长的作用，不将此人弹压下去，难以从根本上击垮徐派势力。对于徐将顾建中调回局本部，朱是深为不满的，故朱每每遇见顾建中，只以“顾秘书”呼之，故意贬低顾的身分和抑制顾的作用。朱进一步设计：以目前的态势，要将顾赶走，尚无可能；但是，如果能将郭紫峻保荐为中统局副局长，这样一方面可以使郭从此感恩不尽，对自己更加忠心，另一方面也可以取代顾的“第二副局长”的地位，还可以从徐的手中夺取到更多的实际权力。由是，朱家骅以加强该局领导为由，暗中向蒋保荐郭紫峻出任中统局副局长。

对于蒋来说，一是因为早就从朱家骅那里对郭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知道郭是忠于自己、忠于党国的一个好同志；二是经朱引见，当面听取郭对中统内幕情况的报告，过去是耳听为虚，这一次是眼见为实，对郭的观感不坏；三是认为中统在陈氏兄弟与徐恩曾的控制下，几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现在能有一个敢于向自己报告真实情况的人上来，配合徐恩曾做事，对党国来说，未见得是什么坏事。有了这几个方面的念头，等到朱家骅保荐郭紫峻任中统局副局长的签呈送上，蒋也就批可。

朱家骅深知国民党的事情是十分复杂的，因此，保荐郭紫峻一事，也就做得十分机密，签呈竟绕过了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这一正常渠道，直接送到陈布雷手上，请他直达蒋介石那里。陈布雷是老夫子，做事喜欢循规蹈矩，他认为这种事不应该绕过侍六组，于是，就在呈蒋前与唐纵商量。唐在1943年6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陈主任（布雷）约我商谈，朱骝先（即朱家骅）保荐郭紫峻为中统局副局长事。余告主任云，朱、徐冲突已表面化，吾人既不能从中做主，亦唯将实情上闻，为之转呈而已。”朱、徐交恶，唐纵是情报总管，当然知道得很清楚。而且，唐清楚朱、徐交恶已到了这一步，不是自己能解决得了的，于是，明确主张将朱的保荐函上呈。在6月9日的日记中，唐对这件事进一步作了追记：“很奇怪，朱部长何以怀疑我想攫取中统局？陈主任这里还替我讲点公道话，我不但不想中统局，而且不想军统局。朱部长在保郭紫峻任中统局副局长，其呈表不愿经过我的原因为此。”

朱的保荐函以不信任唐纵为由，绕过了侍六组，但绕不过侍二处。且朱素来信任陈布雷，故连不愿经过第六组转呈的原因也直言相告。在国民党内，陈虽然自称不在派系之内，以便处理问题时力求做到一碗水端平，但要真正端平，又谈何容易？比如，朱的保荐函经过他的手里转呈蒋介石，并很快得到蒋的批可，蒋的批复再次回到陈的手中，陈这时开始踌躇了。在陈认为：朱、徐交恶，本是朱与陈氏兄弟交恶的一个重要分战场，现在朱利用不正常的手段将郭保荐上去，这一来必然会使陈氏兄弟与徐恩曾都处于十分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如果我就这样照转下去，陈氏兄弟知道后，岂不是陷我于不义，此正人君子所不为也。于是，陈布雷便把蒋已经批准郭紫峻为中统局副局长一事暗中向陈氏兄弟作了透露，并索性一起通知了徐恩曾本人。

徐恩曾闻讯，不啻是惊慌失措。此前，徐本已商请陈氏兄弟出面，保荐顾建中为中统局副局长，现在被朱家骅捞了个先，不但不好向顾建中交代，威信尽失，且如此一来，朱、郭在中统的势力必然更加嚣张，将何以善后？于是，徐恩曾连夜央求陈氏兄弟出马，一方面转请陈布雷暂缓发布蒋的批复；一方面火速签请蒋加派顾建中为副局长。陈氏兄弟的签呈送上去后，蒋倒也爽气，居然一并批下。其实，在蒋的私心：多一个副局长与少一个副局长，本无所谓，倒是乐得让他们相互牵制，不至于失控坐大。如此，中统局在一夕之间，便有了徐、顾、郭三个副局长，几有人满为患之感了。不过，在正式公文上，即在以蒋的名义写给中统局的快邮代电上，开头仍是写着“中统局徐副局长恩曾”字样，可见，此副局长与彼副局长，在分量上是不一样的。

中统局“一国三公”，大家都成了副局长，政治分量接近，矛盾也就更加尖锐。“徐副”固为“首副”，但对“顾副”、“郭副”说话的口气，终究不好像过去那样以部属视之，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况且，中统由原先的“徐副”一枝独秀，一夜之间冒出了三个副局长，成为三强争雄。这样的格局，谁都知道是蒋对“徐副”的信任度打了折扣。这样一来，“徐副”的气势也就大不如从前。从“顾副”来说，本指望由自己代替“徐副”统治中统，不想“徐副”未去，倒又冒出一个气势咄咄逼人的“郭副”。这样一来，不要说“徐副”上去了未必轮到自己做中统老大，就是“徐副”能不能上去，也大成问题。“顾副”一看这个苗头，心中大为泄气，工作上也就远不如过去卖力，许多事情也就能推则推，能诿则诿了。从“郭副”来说，由一个坐冷板凳的中统秘书，一跃而为副局长，其得意之情，自不必说。况且，郭认为自己这个副局长并未走徐的路子，而是得朱之援手，由蒋钦点到中统“卧底”的，也就很有点“顾命大臣”的味道，从而更加自命不凡起来。

至此，“徐副”这个“首副”，也许只有“顾副”还对他买点账，可到了“郭副”眼里，也就是狗屁一个。在郭的动机是：一来自己这个副局长是朱家骅为之力争的，为报答朱的“举贤”之恩，自然要全力向徐恩曾进攻；二来自己这个副局长是蒋摆到这里准备接班的，自然也不能不做点事，让蒋看到自己不是在白吃干饭。于是，郭对徐不恭不敬是不用说的了，而且自认为大家都是副局长，地位平等，利权自然均沾。这样，郭在局中，开始公开向各处室发展自己的势力，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寻衅闹事，唯恐不乱，弄得局中鸡飞狗跳、不得安宁。郭、徐咬斗到了最为白热化的时候，以至于郭公开逼徐下台，让他接掌中统大权。其时，在川东师范局本部局长室里，郭对徐说：“我为着你，为着整个团体，我请求你自动向总裁辞职，由我来过渡一时，然后再交还给你。”郭如此明目张胆地“逼宫”，自然激起了徐的极大愤怒，且遭徐断然拒绝。郭见话不投机，当即冲着徐恩曾大声说：“我不是为着我个人，而是为着挽救本局于危亡！”说完了这番话，郭掉头便走。徐则大骂郭出卖了自己，企图想篡夺他打下的江山，并表示决不屈服、决不退让等等。不过，这个时候距徐的垮台已经不远了。

朱、郭联手倒徐，后期竟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境地，即便是违背特工悬禁也在所不惜。1944年5月26日，陈果夫亲率CC军团，将朱家骅从中央组织部长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同年11月，朱“在野”半年之久，重新回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上任伊始，便以中统局兼局长的身分，给徐恩曾下了一道手谕，令他开列在教育部及重庆教育界的“党网”名单，送他审核。徐恩曾拿到这份手谕感到十分为难，如果不开列名单，朱毕竟还是局长，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甚至还会被他加一个抗命的大帽子；如果开列名单，朱是教育部行政主管，一旦知道了自己手下哪些人在为中统做事，这些人恐怕也就凶多吉少了，更何况朱这一次是带着对CC系的刻骨仇恨到教育部主事，旧恨新仇，自不会给这些“党网”分子好果子吃。徐左右为难，久不能决，只好用一个“拖”字来对付。然而，朱丝毫不肯放松，不但自己在电话中一再催促，而且派郭紫峻坐索。郭绕过徐恩曾，亲自找到第三组组长王秀春追逼，王被逼不过，只得将教育部及重庆市教育局的“党网”名单全部交了出去。结果，这批隐藏在教育界的特务分子，被朱家骅一下子全部“挖”了出来。从此，教育界的党网分子几被“一网打尽”，再无多大作用，而朱的教育部长宝座，也就自感安稳了。徐恩曾损失了这批重要力量，心口疼了好几天，一迭声地大骂郭紫峻出卖了本局利益，是团体的“犹大”等等。

老政客吴铁城的鬼谷子术

其实，对于徐恩曾来说，最大的危险还不是来自朱、郭联盟对他的上下夹击，而是来自陈氏兄弟对他的一天天疏远。中统特工帝国原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一手创立，徐恩曾能够雄踞中统十数年之久，也完全是得自陈氏兄弟的援引和支持，中统能够一步步发展坐大，也是与二陈的耳提面命和全力支持分不开的，许多重大决策均出自二陈的策划，一些重大事件甚至是陈立夫在幕后直接指使或指挥，特别是在党务调查科及特工总部时期，蒋介石对中统的许多指示往往都是直接对陈立夫下达的，再由陈立夫传达到徐恩曾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蒋介石一直把中统当作是陈立夫在做。

事实上，在全面抗战以前，中统从人事、经济到重大业务，莫不决于陈氏兄弟之手。徐恩曾对二陈交代的事情，未有不奉命唯谨、唯命是从的。徐恩曾除了私下称陈氏兄弟为“果兄”、“立兄”外，大凡在公开场合，莫不恭而敬之地称为“果夫先生”、“立夫先生”，从不冠以“陈”字。陈立夫每次到局演说，无不受到热烈欢迎。徐即便是需要向蒋介石报告情况，也从不敢直趋蒋官邸，一般都是由陈立夫代转代达，除蒋亲召外，由徐直接面蒋报告的情况是少之又少的。可以这样说，从1930年徐恩曾进入党务调查科，到1938年成立中统局，中统表面上是徐恩曾在做，实际上仍是陈立夫在做，真正的中统头子还是陈立夫，而不是徐恩曾。

徐恩曾与陈氏兄弟的这种荣辱与共、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最主要的原因：一是CC系的核心小组织——青天白日团被蒋介石亲自砸烂，陈氏兄弟控制徐恩曾及中统的力度有所削弱；二是在特工总部升格为中统后，蒋介石在CC系与中统之间打进了中央秘书长这一个楔子，从组织上割断了陈氏兄弟与徐恩曾之间联系的“脐带”，这就使得陈氏兄弟终不能像过去那样名正言顺、随心所欲地对中统发号施令了，陈氏兄弟与徐恩曾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出现了松动现象。但是，由于徐恩曾及中统组织与陈氏及CC系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荣辱与共、水乳交融的关系，非一朝一夕可以分开，正所谓“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贴天飞”，在许多问题上，徐恩曾基本上还是唯陈氏兄弟的马首是瞻，中统也还是跳不出CC系的圈子，双方也还保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

到了抗战中期以后，陈、徐之间的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开始起了变化，这在外人也许是难以觉察的，但就陈、徐自己来说，对于他们之间的每一点细微变化，都是冬天里喝凉水，点点滴滴在心头。之所以出现这个变化，有多方面因素，但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便是徐恩曾在兼任交通部政务次长以后，产生了要进一步向上爬的政治野心。并且，徐恩曾不是通过二陈兄弟的提携来实现自己的欲望，而是走了中央秘书长、政学系老政客吴铁城的门路，这便触动了陈氏兄弟身上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也触动了CC系的悬禁。如此，徐恩曾之被CC系抛弃，正如张厉生、朱家骅最终被CC系抛弃一样，这是免不了的。

徐恩曾荣升交通部政务次长，一般人都以为是陈氏兄弟的功劳，自然，陈氏兄弟是有功劳的，但真正的功劳应当说是来自中央秘书长吴铁城的举贤荐能。1941年4月2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八中全会，决定由吴铁城接替叶楚伧的中央秘书长一职。叶去吴来，朱家骅还是没有交卸中统局长的意思，吴铁城自然也不好意思“相煎太急”。但吴与叶不同，吴是政学系那条线上的老政客，不但有很强的权力欲，而且精于古代纵横家鬼谷子的权术，合纵连横，通权达变，执柯作伐，“拔城于尊俎之间，折冲席上”，为万人所不及，是著名的国民党“说客”，诸如中国现代史上的宁、汉两府合流，张学良易帜、东北军入关拥蒋，国民党宁粤沪三方合作等重大历史事件，吴都是重要的幕后策划人物。蒋为了酬谢吴的“说功”，先后以上海特别市长、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要职相委。在国民党内，吴固然不以大野心家著称，但也不是那种甘于当伴食宰相的人物，他既做了中央秘书长，却兼不到中统局长，未免有点于心不甘。然而，吴作为老政客，对这个问题又有自己的想法。吴认为：与其扬汤止沸、火中取栗，去争一个“兼中统局长”的虚名，不如绝薪止火，去抓实权、捞取实惠。徐恩曾是中统的铁腕人物，只要能把徐抓在手里，收为己用，也就等于抓住了中统，又何必要锱铢必较于一个兼局长的虚名假誉。

此外，吴在笼络徐恩曾的手腕方面，也要比朱家骅高出一筹。吴为中央秘书长，中央党部的经费分配大权开始转到他的手中，“一钱做单客，两钱做双客”的把戏，自然也是懂的，并不需要朱家骅来点拨。况且蒋之能打天下、坐天下，吴铁城会用钱，不但立有大功，且是出了名的。1930年，蒋与冯、阎之间发动中原大战，双方正杀得难解难分，结果被张学良高张蒋先生的龙旗，率劲旅东北军入关拥蒋，冯、阎联军顷刻间作鸟兽散。其间，蒋使用的一件秘密武器，便是吴铁城挟数百万大洋，对东北军各方收买笼络的结果。而且，吴铁城拉拢徐恩曾还有比朱家骅更厉害的地方。吴虽然高高在上，做惯了官僚，但是，吴因久历宦海，深谙官场上各种人的心理。在吴认为：像徐恩曾这种人，在国民党政坛沉浮了这么多年，早已变成了一个官混子，除了做官，其他本领一概不会了。如何钻营做官，也早成了他的本能和最大愿望。因此，要把徐这种人收为自己的死党，只懂得在他身上花几个钱是不行的，必得在做官方面给一点实惠，才能真正把他争取过来，让他死心塌地地做自己的“顺民”。吴铁城深知，徐恩曾是陈氏兄弟的人，要把徐推上去，不拉上陈果夫、陈立夫是不行的。不然CC系会攻击吴是在挖他们的墙脚，蒋也会猜忌吴的居心。于是，吴请出陈果夫一起保荐，以加强特务活动为名，签请蒋批准由徐恩曾兼任交通部政务次长。

吴铁城的这一手，弄得陈氏兄弟颇有些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就陈氏兄弟的内心感情来说，让徐恩曾升官，既有不便拒绝的一面，也有不太情愿的一面。自己人升官发财，争还争不来，岂可阻挡？再说，终究也是扩大了CC系的地盘，于情于理都不好不支持吴铁城的提议；但是，鉴于“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张厉生、朱家骅都是羽毛丰满以后，便飞离CC系的。又鉴于中统本是CC系的一张王牌，绝不能再失去控制，让他人染指。所以，当时陈果夫在支持徐恩曾升官的动议之后，曾谆谆告诫他说：中统是我们的基本，交通部是我们的发展，仍应把主要精力放在中统方面，不要因为担任了交通部次长，便放松了基本。蒋接到吴氏与陈氏兄弟共同签呈的保荐函，亦认为军统先后掌握了警察、缉私、稽查等公开机关，对特务活动确有帮助。军统、中统，都是党国的“统”，手心手背都是肉，为了一碗水端平，不致让陈氏兄弟和徐恩曾说自己偏心，也就决定把交通部门这个公开机关交给徐恩曾掌握，以便更好地为反共特务活动服务。但是，蒋对徐也存了一份戒心，初始，蒋曾经召见徐，明确告诉他，中央的安排是要求他利用职务的方便，在全国范围布置一个完整的调查网，以便从更大的范围内开展特工情报活动。这意思就是说：徐这次升官，完全是出于特工需要，不要有其他方面的野心。

徐于无意之中，当上了交通部政务次长，恰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不但喜悦之情难以形容，而且感激之情也是难以言说。在徐，原以为吴铁城不过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如何对别人予取予求是知道的，未必懂得关心照拂别人。因此，吴在就任中央秘书长初期，曾与徐表示亲近，但徐揣测吴的动机，不外是跟朱家骅一样，想着如何利用自己罢了，也就处处存着一份警戒，并不特别表示热情。谁知道吴竟不是朱的那种小家子气，以至有提携自己做官的大恩大德，真是山高水长，没齿不忘。

吴铁城

 

徐任次长，吴建首功，一时之间，徐感激吴的知遇之恩，竟有超过陈氏兄弟的感觉。《圣经》上说：“欠债者就是债主的奴仆”。这种话出自“上帝”之口，大概是不会错的了。徐恩曾既得了吴铁城这么大的好处，从此，也就铁下一条心，心甘情愿地做吴的奴仆，日夕奔走于吴的门下，供吴驱策，为吴前驱了。过去，徐为了表示对陈果夫、陈立夫的尊敬，不问是真兄，还是假兄，也就一律称为“兄”，自己谦称“弟”；而徐为了表示对吴铁城的恭顺崇敬，无论写信或是当面请示汇报，则必称“钧座”，或称“铁老”，自称“晚”，可见在敬意上，已经比对陈氏兄弟进了一步。后来，蒋介石手令由吴负责协调中央秘书处、中央宣传部、中统局三家，共同策划对共开展所谓的“心理作战”活动，徐不但甘做“铁老”的跟班，而且吹捧吴为“天才的情报家”，这已经不是恭敬，而是拿肉麻当有趣了。试想一下，中统之父陈立夫为特务情报活动呕心沥血地奋斗了20余年，也没有能享受到如此“殊荣”，现在吴铁城竟在无意之中得之，岂不是滑稽无聊！

谋官之道

徐恩曾从此献媚于吴铁城，不但表现得热情主动，而且表现得兢兢业业。徐是做特务的，能拿得出手进行孝敬的，也无非是一些特务情报。于是，徐规定：中统各种情报，都要抄送吴一份，诸如汇编的《每日党派情报》、《每日党政情报》、《延安广播》，以及各种专报，都要按期分送，从不间断。甚至徐与中统“女大侠”费侠私下经营的酱园坊、豆腐坊、织布厂等夫妻店生产的产品，也要按时择日地“进贡”一份，这当然是一点小意思，请吴笑纳，不成敬意。吴若是对徐偶有所求，徐几近于受宠若惊，更是表现得十二分的感动、二十四分的投入了。

吴铁城是惯于浮在上面做大官的人，手下颇缺乏精干得力的心腹干部，甚少基层力量，故蒋有一些要吴策划的重要文件，吴往往要拿来请徐代拟。抗战后期，就整个国际大形势来说，世界法西斯败局已定。这时，蒋介石除了以很大精力考虑战后对共政策的设计外，也在开始考虑战后建设及复员问题。为此，蒋令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等三大秘书长共同负责起草一份战后复员方案，以供参考或战后备用。张、熊与吴一样，做大官做惯了，这样的“小事”哪里肯亲自动手呢？一番谦让，张与熊推给吴，吴则想到了“顺民”徐恩曾。于是，吴写了一张二指宽的条子，着人送到川东师范中统局本部，上面虽寥寥数语，对徐却有千钧之力。吴在纸条写道：“可均同志：总裁让我和张、熊两秘书长拟战后复员方案，盼速代拟一份。铁城。”

从工作职责上来说，战后复员方案与特务工作风马牛不相及，与徐何干？但是，徐接信之后，却是奉命惟谨，精心布置。第一步，徐先将吴的条子拿给局本部几位高级特务传阅，具体进行磋商。于是，便有第一组组长张国栋提出：既然是战后复员方案，便应特别强调“和平统一建国”，“只有在统一的前提下，才能和平，才能建国，这里首先是政令、军令的统一，要求共产党交出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军权和政权；其次为财政的统一，统一税收，废止边区银行和钞票”等等。这样，复员工作便与反共活动紧密联系起来，也就与特务工作密不可分了。第二步，徐邀请了几位密友兼谋士到局座谈，计有交通部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农民银行经理吴任沧、中央执行委员赖琏、骆美奂等人。这些人都是CC系中的所谓经济建设专家。徐一边用好酒好肉进行招待，一边请他们就所谓“战后复员”这个中心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第三步，徐亲自拟定了所谓“战后复员方案”的大纲，然后再找人起草、充实、润色等等。徐的中文水平本来很蹩脚，大凡涉及文字方面的东西，徐无不是命中统内部的秀才捉刀代笔，自己从不肯动手。现在这么一个不痛不痒的东西，竟由他亲自动手起草，绞尽脑汁地替别人做嫁衣，足见吴对徐的重要性。方案定稿后，徐又命中统文书科总干事魏怀欣工工整整地抄录一遍，这才亲自呈送吴铁城，以示一丝不苟。

其实，徐一个劲地猛拍吴的马屁，历经数年而不衰，虽有知恩图报的成分在内，但更深的心机则是企图从此以吴作政治靠山，进一步谋取国民政府特任级阁僚的高位。本来，就徐恩曾的政治眼光与钻营手腕来说，在国民党内都算不上是顶尖人物，亦属于“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之流。但是，对于谋官之道，徐恩曾也还是略懂一二的，这便是要做大官，必得在朝中有大老提携，否则是永无出头之日的，正所谓“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的道理。徐认为：遍观朝中大权在握的权势者以及有能力提携自己的大老，也就非吴“铁老”莫属了。这是因为：自己忝为陈氏兄弟手下的一员虎将，但以自己在CC集团中的地位与资历论，是难以从陈氏兄弟那儿得到援手的。

首先，徐恩曾意识到：CC系高干中，真正靠陈氏兄弟保荐而出任部长级职务的，可以说少而又少，或者说至今尚没有。朱家骅于1932年出任交通部长，本是出于戴季陶的举荐，其时朱与CC系还没有结成稳定的联盟；张厉生于1935年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并非出于陈氏兄弟的本意，同时也是缘于陈诚的大力推荐；事实上，朱、张当部长都不是CC系的功劳，与陈氏兄弟无涉；曾养甫于1942年12月出任交通部长，缘于他是交通工程专家，在督办修筑抗战大后方的生命线滇缅路时，又立下新功，应当说，他在蒋那里也是挂了号的。曾当部长，陈氏兄弟自然也是出了劲的，但未必起到多大作用。

其次，徐恩曾深知：即以CC系本身来说，可谓人才济济，“英才”辈出，比自己能力强、资格老的高级干部，大有人在，诸如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洪陆东、洪兰友等人，也都还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当上国民政府部长，以自己等而次之的地位和资历，按部就班地排队，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坐上部长宝座。

再次，徐恩曾清楚：这几年自己与陈氏兄弟的关系，已经是大不如前，即使有那么一个“入阁”的机会，二陈肯不肯主动“拉兄弟一把”？大可值得怀疑！与其等待二陈开恩施舍，还不如认准吴铁城，把功夫下足，说不定倒能走出一条终南捷径，也未可知。况且，以吴在国民党内的老资格和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也是有这个能量的。

徐恩曾为了谋官，企图绕过陈氏兄弟这一关，走吴铁城的捷径，这在陈氏兄弟眼里，自然被视为是一种“异数”，一种离心倾向，是步张厉生、朱家骅后尘，企图脱离其掌握的开端。故陈氏兄弟倍加警惕，不但不肯出手相助，反于背后暗施掣肘之策，使徐孤军奋斗，这就为徐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不过，徐恩曾也是做了几手准备的。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何况一个好汉还要三人帮呢。于是，徐在猛拍吴铁城马屁的同时，也在多方面争取其他权势人物的照拂。

军政部长兼参谋总长何应钦是国民党军界的元老和“不倒翁”，其在军界的势力深不可测。何因屡受陈诚的压制，故遵循“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与CC集团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共同语言。据此，徐恩曾对何颇为恭谨，有关中共方面的情报必主动送何一份，并先后派高级特务徐兆麟、杜衡充任参谋总长办公室会报秘书，为之主管中共方面的情报。

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也是不容于军界黄埔系集团的桂系头目，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白一样成了徐恩曾笼络的重要对象。其时，徐在重庆附近的汤峡口办有农场，白在汤峡口附近建有别墅，徐、白也就有了机会常常相约同去休假，并颇多共同语言，据说，两家关系“非常融洽”。徐与桂系的重要干将潘宜之、邱昌渭等人也是常相往来，关系素睦。

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是蒋介石的心腹谋士，在蒋介石面前有极大的影响力，且与CC集团的关系素来不错，在中、军统之争中，陈也是颇多倾向中统。陈的私人秘书兼管家蒋君章曾由陈推荐，兼职中统局秘书，从1943年当到1945年。徐恩曾垮台后，蒋君章虽不再担任秘书，但于暗中仍与中统往来。平时，徐恩曾对陈布雷是恭而敬之、敬而亲之，有一些呈蒋介石的急件、密件，也就直接请陈代转代呈。在蒋身边，另有侍二处第四组长陈方、侍从室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等人，与徐关系比较接近。

徐在原侍一处主任、后任重庆市长的贺耀祖身上也下了不少功夫。贺虽然忝为军统局第一任兼局长，与戴笠关系颇多不睦之处，徐趁隙而入，与之修好，果得贺氏好感，贺甚至还将自己的湖南同乡郑延卓介绍到徐处录用，徐不但将其安排为中统专员，且以客卿待之，一度请郑住在自己家中。1941年粮食部成立，经徐力争，该部督导室由中统与三青团共同派人经营，徐便推荐郑延卓出任督导室主任，许多中统老特务也只好眼睁睁地屈居郑之下。诗曰：“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在贺耀祖任重庆市长时，立将前任市长吴国桢坚持要撤销的中统渝室，假以统计处的名义，绕过行政院的组织条例，改头换面地保留下来。

对于戴季陶、吴稚晖、张继等国民党元老，徐恩曾也是小心侍候，巴结逢迎，以便在关键时刻能够为己撑腰。其时，张继老婆崔振华任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负责人，该会所属的一个保育院设在歌乐山。某日，张夫人突然灵感大发，怀疑院内有共产党，要徐恩曾速派要员进行调查。徐不敢怠慢，立派特务蒋兆麟前往。蒋在那儿工作了一段时期，并没有能找出共产党，崔甚为不满，徐又赶快换了一个特务刘介鲁前往。行前，徐特地向刘交代：“你去的任务主要是应付好老头子和他夫人！”刘心领神会，专在讨张继和崔振华的欢心上下功夫，这才在保育院站下脚来。徐恩曾在权势人物身上所下的功夫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不能专为别人打天下”

1941年秋，徐恩曾在一次中统高干会议上直言不讳地对手下的几位组长级大将张国栋、张炎茂、谢永存等人说：“我们不能专为别人打天下”，“我们不能专干保卫政权的特务工作，而让政学系的人去做大官，发大财，我们也必须分享一份”。这番无遮无拦的肺腑之言，不啻是摆明了要向政学系下“战书”，从政学系的势力范围里挖出一块“肥肉”了。

事实上，徐之要“做大官，发大财”的野心，由来已久。徐本是喝过海水留过洋的新派人物，在内心深处也还残留着一块鄙视特务的“净土”，企图能走正途谋一个出身。然而，徐是大革命之后依靠了陈氏兄弟的提携，才开始进入国民党阵营“打江山”的，既无“革命老本”可啃，也无反共新功可居，为了飞黄腾达，追求权势，又不得不抄一条捷径，先从特务干起，企图一步登天，这是徐在心灵深处的一个矛盾所在。到了全民抗战中期，徐自认为干特务十年有余，功劳、苦劳、疲劳都不算小，理应有所酬劳，也到了往正途转移，向特任级政务官的宝座发起冲击的时候。况且，徐的自我感觉是，论才识，古人有“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一说，今人又有“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的口号，而自己融会古今，学贯中西，不但对电机工程技术十分精通，而且对世界新科技了如指掌，这样的专才、通才、全才，可以说是独步国民党高层，无人能及的了。圣人有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自己这一身本领不用来报效党国和领袖，岂不是可惜了。

徐恩曾把自己看成是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材，不要说看不起政学系的那些大官僚和黄埔系的那些小军阀，就连CC系里共同跟着陈氏兄弟打天下的一批同僚，在他的眼里也颇有些不屑一顾，徐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庸碌之徒罢了。朱家骅的不堪和无聊，这在徐是早有定论的，自然是不必说的了；张厉生过去对徐常有批评，指斥徐生活糜烂、人格低下，徐亦反唇讥讽张是假道学、太古板，是一个不能跟上时代的落伍分子；对于同样生活糜烂的张道藩，徐又摆出五十步笑百步的派头，很有点瞧他不起，批评张沉湎酒色、生活荒淫、不能自拔；叶秀峰一方面为人不够大度，斤斤计较，谨小慎微，一方面喜欢在部属面前摆着个铁青面孔，说话声色俱厉，使人感到不好相处，徐恩曾也就一则嘲笑他是“小儿科”，为人琐碎小气，没有大家风度，一则批评叶不懂为官之道、拿腔作势、故作威严；曾经与徐同任中央组织部秘书的洪兰友，因对陈氏兄弟恭谨有加，办事勤勉，在一班同事中也以八面玲珑、善于周旋而著称，颇得CC系圈子中一班同僚的好评，而徐依然是看他不起，批评洪守成有余、开拓不足、有将才而无帅才。当时，叶楚伧任中央党部秘书处秘书长，徐借机说：“兰友将来是要继承楚伧先生衣钵的，我是不能。”语气中充满了一种洋洋自得的自信与自负，那意思是说洪兰友只是一个秘书人才，自己的才具远过于他。在CC系核心圈子中，与徐关系较好一点的，一个是先后任铁道部政务次长、滇缅路督办及交通部长等职的曾养甫，一个是先后任中央广播电台台长及中央广播事业处处长吴保丰。曾养甫是徐的留美同学，且为人谦恭随和；吴是徐的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且都是工程技术专家，故徐与他们的关系尚能融洽。徐与另一个CC大将潘公展因是吴兴小同乡，故关系也算密切。

在CC系阵营中，徐恩曾的地位不是很高，但是一个权力很大的实力派人物，这是因为：

首先，就朱家骅、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潘公展、洪陆东、洪兰友等人来说，虽然一个个贵为部长、次长级的大人物，但职务常有调动，忽而掌管这个部，忽而又到了那个部，时而抓党务，时而做行政，不能久居一地，根既不深，蒂亦不固，自然不能形成稳固的“根据地”；况且这些人党方职务居多，坐而论道，好名而轻实，比较而言，自然不如徐恩曾十数年来一直在苦心经营中统特务组织更有实力。

其次，因蒋介石长期奉行以特务治国的方针，抗战时期，特务力量得到畸形发展，中统特务组织也一度达到它的顶峰阶段；加之，特工力量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孔不入，上至蒋介石，下至普通公民，无不切实感受到特务力量的威慑作用，徐恩曾作为国民党的两大特务头子之一，自然有不可测度的影响和作用。

再次，由于徐恩曾与陈氏兄弟之间的至亲及同乡关系，长期以来始终被陈氏兄弟看成是第一号心腹死士，以至于涉及CC集团核心力量的联系活动，诸如CC阵营中部长级以下的一些中央委员、省府委员、厅处长等要员，大都交给徐恩曾负责联系，这就使徐在CC集团中居于一种起承转合、上传下达的重要位置，极具威权。当时，许多从外地到重庆开会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或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如赖琏、骆美奂、骆美仑、吴任沧等，经常是吃住在徐的家中，徐为此在家中另备客房一间，湖南的中委赖琏在徐的家中曾住过半年以上；至于一些因公干、述职、调动或候差的CC系地方首要分子，每到重庆，除拜访陈氏兄弟外，无不要到徐官邸拜访。正因为徐恩曾长期以来在CC集团中扮演着这样一个特殊角色，故在自我感觉上，徐从来都是把自己看成是CC系的第三号实力人物，其势俨然凌驾于其他CC分子之上，这也是使他不安于做一名中统特务头子的重要原因。

徐要谋官，要打天下，向政界高层发展自然需要找一个突破口。在当时，“内阁”要津和“封疆”之职，大都由政学系分子把持，颇令CC分子及黄埔系大将们为之不平。无论是CC，也无论是黄埔，大凡要想成为“内阁大臣”或“封疆大吏”，必定要与政学系树敌。换句话说，只有推下去一个政学系分子，才能把一个CC系或黄埔分子推上去。徐恩曾亦不例外，他要“入阁”，必定要打倒政学系，并且提出的口号，就是要到政学系那里去“分享一份”。不过，徐的理由更堂皇一点，“我们不能专为别人打天下”，那意思表达得很明确：政学系的天下本是他帮助打下来，今日“分享一份”，固属理所当然。

当时，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中，有两个政学系盘踞的要津成为徐恩曾觊觎的重要目标，一是交通部，一是经济部。徐恩曾已经当上了交通部政务次长，由次扶正，不但顺理成章，而且较有希望。但徐恩曾认为，其时的交通部长为老资格的政学系大将张嘉璈，此公是北方财阀的领袖人物，也是一位声誉卓著的老银行家。张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该行能成为中国金融界的“大哥大”，张有扛鼎之功。30年代初，因与宋子文、孔祥熙几次争夺金融界领导权，被宋、孔以政权的力量赶出中国银行，在孔之下屈居中央银行副总裁之职；1935年，又被孔氏赶出中央银行，转任南京政府铁道部长；1938年初，因铁道部并入交通部，张改任交通部长。徐深知，张是一位玩政治的老手，早在清末民初，就已经在政界、金融界几进几出了。张既有外国势力作背景，也有政界大佬做后台，又有财阀集团支持，在朝在野的关系都是盘根错节，未必容易对付。况且，自珍珠港事件以后，所有的出海口及重要的交通干线几乎丢失殆尽，仅剩下滇缅公路这么一个黄金通道，号称是国民党政府的生命线，早已成为各派政治势力和权势人物争夺的重要目标，相继成立了西南运输公司、中缅运输总局、战时运输管理局等重要机构朋比分肥，并有蒋介石的表弟俞飞鹏、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等皇亲国戚在那里把持节制，所谓的交通部早成了一个空壳子和冷衙门，真正有野心的人是不肯到交通部烧冷灶的。

在徐恩曾眼里，经济部的情形正与交通部相反。经济部组建于1938年的汉口时期，由吴鼎昌控制的实业部、翁文灏控制的资源委员会、宋子文控制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张静江控制的全国建设委员会等重要机构合并而成，其主管的业务十分庞杂，可以说除了财政之外，其他经济方面的工作，都归这个部主管，包括工业、农林、商业、矿业、水利、电业和实业等等，部之下主管经济的各种权力机构多如牛毛，其职能几乎相当于战前的半个行政院了，经济权力之大，令人垂涎欲滴。偏偏这么一个为各方瞩目的经济部部长竟为地质学家翁文灏所得，以至于连陈立夫这样的国民党要人，一度企图“屈就”经济部长一职，亦未能如愿。

据徐恩曾的认识，这个翁文灏固然也算是一个政学系分子，但是，他之能当上这样一个大官，倒不是他会钻营，也不是他在治国安邦方面有多大能耐，只能算是因缘时会罢了。其实，细说起来，翁文灏与徐恩曾倒有许多相似的地方。翁1889年出生于浙江鄞县，为徐恩曾的浙江大同乡；翁是一位少年才子，14岁便考中秀才，19岁赴比利时卢汶大学攻地质、岩石专业，23岁被授予理学博士，这样一个崇尚“科技救国”及留学“镀金”的经历，大致上也与徐恩曾差不多；翁23岁回国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夺魁，被分配到农商部地质科任佥事，并与地质科长丁文江一起，成为中国地质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为培养造就中国地质学家奠定了初步基础，从此，翁在中国地质研究方面，颇有杰出成就。如1920年5月甘肃大地震后，翁经过考察，写出了《甘肃地震考》等一系列地震学论著，此外由他创立的东亚燕山运动学说等，均是中外瞩目的重大地质学成果。徐的影响及贡献都不及翁大，但以徐在无线电专业方面的造诣和影响，以及出任中央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的经历而论，徐与翁亦有相似之处。

然而，翁文灏跻身国民党政坛的方式却与徐恩曾迥异，这就是翁是被蒋硬拉进去，徐是主动谋取的。翁是成果卓著的地质学家，本与政治无缘，但在九一八事变后，曾以国防建设原料制造专家的身分，与蒋见过一次面，使蒋对翁的学识、见解、风度及浙籍出身，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就为他以后跻身政界开辟了一条捷径。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后，蒋为了改善国民政府被党棍、官僚、政客把持的形象，点缀一下所谓的民主政治，敲锣打鼓、闹哄哄地搞了一个“学者从政”运动，于是，这个地质学家很自然地被蒋选中，一下子出任万人瞩目的行政院秘书长。对于翁的政治背景，当时同样以“学者从政”身分而入阁的经济部常务次长（原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就有过一段精辟的诠释，何在回忆录中说：“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

徐恩曾正是看中了翁的不属于“圈内集团”的政治背景，而将他作为自己的“猎物”。据徐恩曾冷眼旁观，这位翁部长不但不懂什么官场权术，甚至也不懂如何做官，简直是白糟蹋了这么一个官儿。最为可笑的是，翁做官，竟不懂得要有自己的班底，虽然做了好几年的行政院秘书长兼资源委员会秘书长，又做了好几年的经济部部长，上面既没有依附什么过硬的政治靠山，手下又没有网罗一批心腹亲随，一味地靠他那块“学者从政”的牌子打天下，真是迂腐、天真得可笑，以致翁做主管官，实权差不多都操在副职手里，翁当资源委员会秘书长，但委员会的实际问题大都定夺于副秘书长钱昌照之手；翁当经济部长，部中一应大事也都掌握在政务次长秦汾手里。通常情况下，任何机构的总务处长都是主管官的亲随，独翁文灏做不到这一点，经济部总务处的头头竟也是秦汾的心腹，岂不可笑？况且，自翁出任经济部长以后，正是国家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在日军的长驱直入下，国军一路猛退，国家的经济重心和繁华富庶之地，尽入敌手，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只剩下西南一隅，经济形势自然是十分糟糕，生产枯竭，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危机日甚一日，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边缘。经济形势如此恶劣，经济部长的日子自然极不好过，事实上，老百姓对政府部门每生诽谤自不必说，便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也是怨言丛集，蒋介石为此也是大伤脑筋，经济部早已成为各方攻击的众矢之的。据此，徐恩曾认定经济部恰似政学系的腹部，选准这个软档发起强大攻势，正所谓尽占天时、地利、人和！

“猎官”计划

为了实现夺取经济部的目标，徐恩曾经过了长期的精心策划，其间解决了一个最大难题，就是根据“鱼和熊掌”兼得的原则，制定了一个安定后院的方案。这就是既要把中统死死抓在自己手中，又要通过中统这块政治跳板，实现其“入阁”目的。

徐恩曾在决定向经济部部长发起攻击之初，对于如何处理好中统局这块领地，一度曾处于彷徨不决之中。据中统大特务赵毓麟回忆：“在1942年，我见徐恩曾的思想深陷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想脱手，另谋一个政务官位置，名正言顺；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中统拥有的这么大的人权和财权。最后，他的策略是以中统为根据地，向经济部或交通部这些被政学系首要掌握的部门进军。”徐认为，中统是自己的老巢，是自己安插私党的大本营和捞取经费的摇钱树，也是自己夺取更高权力的阶梯和本钱，万不可失，否则，中统一失，不但谋不上部长，恐怕连自己已经到手的次长也要一笔勾销。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考虑，徐恩曾决定把自己的死党，也是徐自认为手下最有资历、最有才干的第一员大将顾建中从广东盐务局长的任所调回，替他坐镇局本部看家护院，全权代他处理一切事务。徐认为，顾在中统的资格之老，固然不能算是由他一手提拔的，但毕竟双方合作了十余年时间，对其性格、气质、能力、作风等各方面，都十分了解。以徐十数年的观察和考验，顾自然也是有野心的，但尚算不上是那种锋芒毕露的铁腕与强势人物，徐自信以自己的才干，也是完全能控制掌握得住顾的。

当然，凡事都不可不防一着，为了防止顾建中在局中竞揽大权，徐采取了三条抑制措施：一是在初期不给顾任何名义，只是以徐的私人代表的身分，利用顾原先在中统的地位及人事，代他处理局务，待徐打进经济部并站稳脚跟后，再保荐顾出任中统副局长；二是规定凡中统的重大情报和事务，仍须送到徐的私邸——国府路78号，交徐批阅，以防顾一手垄断；三是徐将自己的私人名章交给自己的“通房大丫头”王思诚掌管，在顾决定的重要问题上签字画押，对顾进行必要的牵制。徐的如意算盘是，自己把中统暂时交给顾建中，既可以稳做中统的太上皇，对中统发号施令，予取予求，又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谋官活动，不致顾此失彼，被人抄了后路，弄得赔了夫人又折兵。

顾建中当然也是忠实贯彻了徐的这个谋官意图的，不过，顾在徐的眼里，也并非做得十全十美，最不能令徐放心的，就是顾在局中秘密结党，培植个人势力。顾一方面尽量拉拢第三组的先后两任组长谢永存、王秀春等人，一方面则残酷打击徐的亲信心腹、私人机要秘书李鸿基，以形成自己的班底。李在顾的排挤下，郁郁不得志，被放在机要股当股长，终日把各地调统室寄来的文电分发到各组、处、室、会，实际上等于做了个总收发员。李无所事事时，便坐在办公室里长吁短叹，或在办公时间趴在桌上猛睡。徐对顾如此打击自己的亲信，心中极为不满，但为了拉住顾为自己卖命，又不便为这点“小事”与顾撕破脸皮，只能暗中对李表示慰藉而已。后来，陈氏兄弟将朱家骅赶走，重新打回中央组织部，经徐活动，李被调到中央组织部任机要秘书，坐在部长室与部长陈立夫对面办公，这件事才算稍稍摆平。

徐恩曾安定“后院”之策既定，便开始具体筹划并部署向经济部发动进攻了。

翁文灏是著名的地质学专家，就任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长，虽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专业对口，但多少还能说得通；倘若比之徐恩曾以无线电专家的身分，去做国民党特务头子，实在是名正言顺、学以致用得多了。徐恩曾自忖：要想以学非所长、才非所用作借口，把翁拉下马来，由自己顶上去，自然不会成功。如果对经济形势一味采取诽谤、攻讦的策略，单纯地向翁身上浇臭水，固然能证明翁之不善经济，但也未必能证明自己就是经济部长的最佳人选。因此，当务之急是要能由自己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提出一篇稳定经济形势的“施政纲领”，让蒋看到自己在治国安邦方面的雄才大略，证明自己的经济之道，确有比翁更加高明的地方，岂不是“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了。

问题是，徐恩曾很清楚：自己对经济之道，其实所知也很有限，不用说不见得比翁文灏高明到哪里去，便是连许多起码的经济知识，也并没有能搞懂，遑论是面对党国这一副神仙都无能为力的烂摊子了。不过，徐恩曾自信比翁文灏高明的地方，是自己懂得如何通权达变，借力打力，这便是由自己集中一批经济专家，组成一个智囊团，发挥他们的智慧，搞出一个东西来，何愁不能成功？再说，以中国之大，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不但是大有人在，而且简直是多如牛毛，只要自己礼贤下士，多方网罗，又有名利引诱，不愁找不到一批有济世之学的有识之士，也不愁弄出一篇让蒋先生刮目相看的“稳定经济方案”。如此，只要蒋先生龙心大悦，看出自己的可造之才与可用之处，再辅之以其他方面的措施，这个经济部长的宝座，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据此可知，徐恩曾的经济之道，其实也仍然是一个“猎官之道”，与经济之道本身，并无任何关系。

徐恩曾将他的“猎官”计划付诸实施了。

第一步，徐恩曾便是想方设法，广泛搜罗经济行政方面的人才，以为染指经济部的班底。特务赵毓麟在进入中统前，曾先后做过湖南省政府财政厅及资源委员会锑业管理处视察，据此，徐恩曾不但将其视作经济长才而拼命拉进中统，又于1942年夏天另给赵写了一封信，说：“兄英才博识，在过去同学或同事中，有无如兄者，望广为延介。”徐急于拉人入伙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此外，徐对于CC集团中一些在经济行政方面的人才，无不加以笼络，诸如：骆美奂做过几年导淮委员会土地处处长，骆美仑一度充任西康省交通局长，李中襄曾担任过南昌行营食盐、火油管理局局长兼九江市政委员会委员，赵祖康曾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股股长，赵棣华为交通银行总经理，吴任沧先后任农民银行及中央信托局总经理，潘公弼为日本法政大学经济科毕业生，祝平为德国莱比锡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博士，并先后任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教授、江苏省政府农村金融救济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土地局局长，田昆山曾任甘肃省政府委员，方治曾任安徽省政府教育厅长，谢作民长期把持国民党侨务工作，另有如做过一些党务行政工作的齐世英、吕晓道、赖琏、吴宝丰等，也都是被视为在经济行政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人物。其实，这些人中，除赵棣华、吴任沧、祝平等少数几个人可以称得上是金融、地政专家外，其他的人没有一位能够称得上是经济长才，不少人只是对经济、行政略懂一点皮毛罢了。盖因CC系本是一个党棍子集团，党务人才济济，经济人才却十分凋零。于是，能有几个对经济一知半解的CC分子，自然也被徐恩曾当作宝贝一样，引为重庆国府路78号的座上客，成为徐恩曾谋夺经济部的高级智囊团中的重要分子，这也就是“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的说法了。

事实上，在徐恩曾的经济智囊团中，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这些CC分子，而是徐从社会上邀请的一些经济名流，比较著名一点的计有：四川财阀、粮食部政务次长刘航琛，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楼桐荪，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陈长蘅，以及先后任立法院秘书长的梁寒操、吴尚鹰等，这些人既是经济界的活跃人物，又号称是经济界的权威，对经济形势的内幕及如何稳定、改善经济工作，也都说得出一套见解。

在这些经济智囊中，尤以刘航琛备受徐恩曾的推崇。早在“四川王”刘湘当年督川时，此公就是四川省政府的财政厅长，被时人称为刘湘的大管家，也是四川省握有实力的大财阀。到了国民党重庆政府时期，刘一身兼有重庆打铜街川盐银行董事长及陕西路川康平民银行董事长等两个显赫职务。特别是川盐银行，在当时的重庆可谓是声名赫赫、身价不凡，一是该行办公大楼有六层高，为当时重庆的最高建筑，二是该行位于打铜街上，该街当时号称是重庆的“华尔街”，有了这两条，也就使人对刘在重庆经济及金融界的实力不敢小觑。刘航琛身材矮短，貌不惊人，说起话来，却是高谈阔论、口若悬河，这在本身对经济之道也是“半瓶子晃荡”的徐恩曾听来，简直是振聋发聩，如听福音了。徐从此对刘十分崇拜和迷信，刘的许多观点，都被徐恩曾奉为改善经济形势的金针。

另有一个徐继庄，算得上是徐恩曾的远房本家，此公曾经在宋子文手下得意多年。宋子文掌中央银行时，徐曾先后任中央银行蚌埠支行经理、南京分行副理、济南分行及汉口分行经理等职，后来曾一度出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的要职，成为金融界的一大红人，后因与孔祥熙不睦，且妨碍了孔家的既得利益，故被赶下台来，贬到交通部邮政储金汇业局坐起了冷板凳，此人成为徐恩曾咨询经济与金融问题的重要幕僚之一。

徐恩曾结交了这些财政经济及行政管理方面的专家长才后，便亲自带着中统的经济专家赵毓麟，开始了广泛的联络活动，或登门求教，当面聆听教诲；或下帖宴请，终日酒食征逐；或开会讨论，一座竟日高谈。于此，徐恩曾则极其谦恭地不耻下问，虚心听取这些专家对经济形势的意见。

在此基础上，徐恩曾决定针对当时令蒋介石最为头痛的经济与物价问题，指示赵毓麟执笔起草两份文件，题为《稳定经济的紧急措施》及《加强管理物价的方案》，集中表达和阐明他对稳定及改善经济问题的看法，主要观点不外是“取缔经济违法行为，平稳民生日用物价，开创今后经济巩固基础”等等，认为财政上依靠印刷机，滥发钞票，是造成物价飞腾的主要原因。解决的办法是：改发行纸币为发行物价证券，这种证券的储备不是黄金、白银、有价证券等，而是实物，即粮食、食盐、食糖、棉花、棉纱、棉布等。为了适应这一从货币储备到实物储备的转变，国家亦改征税为征实，不独田赋征实，就是盐、糖、烟、酒、棉织品，以及与民生日用攸关的物品，均须经详密统计后一律征实。同时，在大后方尚称完整的川、康、滇、黔四省，大力提倡生产，奖励先进等等。为了调动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亦须逐步取消当时实行的“平价”、“限价”等物价政策，要求根据大众的心理，因势而利导之。征实之后，对在职的广大公教人员及官兵发给薪饷时，也一律改发实物，即发给物价证券，仅搭给少量的纸币以为零用之资，最终则是逐步以物价证券代替法币。持有物价证券的人，可以到规定的所在地换取自己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向当地的田粮管理处、盐务局、花纱布管理处及日用品管理处等机构，凭票换取物资。徐恩曾这些观点，也可以看作是他“竞选”经济部长的一份“施政纲领”。

党务机关“不得捕人”

徐恩曾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边紧锣密鼓地准备经济改革和稳定物价方案，一边则企图通过其擅长的特务手段从政治上打垮翁文灏，把他从经济部长的宝座上赶下台来。徐先是密令潜藏在经济部的党网特务，加强对经济部活动的监测，以寻找能够发难的突破口，诸如经济部有无重大的贪污案件，是否有潜伏的中共党人与进步人士等。这样一道密令下来，不啻是给经济部的党网特务下了一道“密杀令”。“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大凡做特务的，无事还要生非，何况还有徐恩曾的这道命令。1943年秋间，徐恩曾从经济部党网渠道得到情报，谓部内某职员有共产党嫌疑。徐恩曾凭直觉也能猜得到，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嫌疑”二字，是大可以打上一个问号的，说穿了，其实与“莫须有”三字是相距不远的，若不是特务的大胆假设与捕风捉影，则很有可能是挟嫌报复、蓄意诽谤，无非是想邀功请赏，滋生事端而已。历来，在国民党内排斥异己的最有力手段，莫不是给对手戴上一顶“共产党嫌疑”的红帽子，徐恩曾本是精于此道的老手，这其中的过节岂有不知道的。若照常例，局本部对这类情报大都有一个继续监测和取证的过程，并不轻易采取拘捕等极端措施。然而，徐恩曾此时正一心想着如何能将翁文灏拉下马，好早日圆自己的部长梦，恨的就是找不到翁文灏政治上的岔子，现在能有这样一个“重磅炸弹”可以利用，徐岂会轻易放过？

于是，徐恩曾拿出特务的撒手锏，以“共案”罪由，下令中统重庆实验区区长陈庆斋对经济部的这名职员予以逮捕。陈奉徐令，即交给素有行动经验的该区行动科科长张文农执行。张对这种事是做惯了的，自认为是小事一桩，接到命令后，也就没有予以特别重视及多加考虑，即亲率两名干员来到经济部，以友人来访为名，将这名“中共嫌疑”诱骗到经济部会客室，然后当场亮出特务的牌头，企图挟持这名“中共嫌疑”一同前往中统重庆实验区部，也就算完成任务了。

弄不清这名“中共嫌疑”是真共党，还是假共党；亦不知他是老谋深算，还是惊慌失措。总之，当经济部的这名“中共嫌疑”来到会客室时，即已发觉势头不妙，等到弄清张文农等人的企图时，也就不待特务下手，当即拿出中国的老百姓对付比自己强大的对手通常采用的故伎，三十六计走为上，拔脚开溜，企图先逃回自己的办公室再说，并且一路上大呼大叫。头脑简单的张文农见状，只得变密捕为明抓，立即持枪衔尾急追进去。结果可以想象，光天化日之下，特务拿着枪，有恃无恐到公开在国民政府机关捕人，当即引起经济部机关绝大多数职员的愤怒和恐慌，张等见众怒难犯，不敢继续追索下去，只好暂时鸣金收兵，先回区报告，再另行筹划办法。徐恩曾闻讯后，虽然气得要命，但也不好再派人到经济部强行捕人，只是把陈庆斋、张文农大骂了一通了事。

问题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徐恩曾想了，翁文灏却不依了。在翁文灏来说，一是认为自己脚正不怕鞋歪，心中无鬼不怕鬼，徐恩曾在这里装神闹鬼的，索性趁势大干一场，闹个水退石清，日后才能把腰板挺直，否则不清不白的，终究是落在人家手里的一个把柄；二是认为自己是海内外知名的地质专家，原本就没有强烈的做官愿望，只因得蒋先生的知遇之恩，才勉为其难地忝居经济部长这一高位，合则来，不合则去，闹它一场，大不了仍旧回去搞自己的“燕山运动”罢了；三是认为徐恩曾派特务到经济部逮捕自己手下的职员，竟然不让自己知道，而且公开持枪追捕，弄得部中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大家都感到没有人身安全感，如此行事，自己这个部长还能做得下去吗？不把这些特务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以后何以能号令部属？又何以能让手下人安于其位？四是翁文灏早已听说徐恩曾有夺取经济部的企图，翁固然不是十分恋栈，但徐用这种卑鄙手段逼自己让位，则是翁所不愿意的，自然也是于心不甘，决计借此机会作一次反击。

于是，翁文灏亲到蒋介石面前告状，怒不可遏地表示：特务如此横行无忌，何以为法度？如果连政府机关的办公秩序都不能维持，连政府职员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自己这个部长亦做不下去了。在当时，翁文灏固然算不上是蒋介石的浙江籍官僚集团的核心人物，但是，由于他的学者名流形象和清廉耿介声望，在以贪污腐败著称的国民党政府中，早已在起着一块遮羞布的作用。蒋如此想：如果现在连这块遮羞布都要揭去，岂不是既有碍政府的观瞻，也易遭共党和盟邦的攻击！无论如何，翁文灏不能叫他走的。只可恨中统局这些家伙太不会办事，既不讲究策略，行动又如此粗鲁，成何体统？于是，蒋把徐恩曾召来，先把他大骂了一通，并令他将重庆区长及执行人员撤职，扣押查办。随后，蒋给徐下了一道手令，大意是：捕人之事，应由有权机关办理，该局是党务机关，不得捕人。如此，才算是将徐恩曾与翁文灏的事情摆平。

徐恩曾返局后，不得不遵蒋的指示，表面上敷衍一下，先将重庆区长陈庆斋撤职，次将该区行动科长张文农扣押，以示查办了。接着，徐另派中统局秘书张国栋兼任重庆区长，对区部机构进行组织调整。张赴任时，徐一再吩咐：你的主要任务是整饬内部，提高工作效率，提高行动技术，不要打击下属的积极性。并说：“总裁这一手令，是责备教育我们的行动技术太差，过于鲁莽，要求我们提高技术，用更巧妙的隐蔽方法去进行活动，而不是根本不许我们再干捕人的事。”徐恩曾说得并不错，这以后由中统捕人的活动虽有所收敛，但从未真正禁止，尤其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特务捕人，可以说更加猖獗了，但蒋并未想起他曾经下过一道中统“不得捕人”的手令。事实上，由于特务任意捕人一事，早已在重庆政坛闹得沸沸扬扬，朝野侧目。就在1943年的2月，蒋曾因军警公然闯入交通部长张嘉璈、粮食部政务次长刘航琛家中搜查，以及军统特务逮捕汤增敬一事，训斥过军统头子戴笠：“为何未经批准，先自擅捕，此权力由何赋予？”蒋骂得痛快，忘得也快，这以后军统的任意捕人，比之从前，实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闯入经济部公开捕人一事，不想被翁文灏杀了一个回马枪，害得徐遭蒋痛骂一顿不说，而且一下子封死了徐企图以特务手段搞垮翁文灏的途径。徐双管齐下的策略从此只剩下“一管”：寄希望于通过拟定《稳定经济紧急措施》与《加强管理物价的方案》，用这两块“敲门砖”，一举敲开经济部的大门。从此，徐更是以全部身心，精心策划和炮制这两份“经改方案”。方案定稿后，徐恩曾便迫不及待地指示心腹人员，用精致的纸张铅印了若干份，一是命人分送有关财经机构及人员，以扩大影响；二是由自己上门亲呈吴铁城、张继、戴季陶等元老派人物过目，并当面进行了一番自我宣传；三是由中统文书科副科长陈缓之专门以工楷抄写了一份，呈送蒋介石。这以后，徐便如秀才待榜那样，以焦急不安的心情，日夜等待蒋介石这位最高主考官“放榜”。当时，徐恩曾的感慨确是：数年含辛茹苦，成败在此一举！

1944年夏天，侍从室传来消息，蒋介石要为这件事专门召见一次徐恩曾。徐惊喜交集，手持一卷《稳定经济的紧急措施》及《加强管理物价的方案》，按时赴上清寺官邸谒蒋，中统局的一批高级特务闻讯后，一个个也都是诚惶诚恐，神情紧张，深感今后的进退浮沉，生死荣衰，也都在此一举。更有一部分徐的亲信特务，自动地齐集徐宅，恭候消息。两个小时后，徐恩曾返回，当大家看到徐恩曾吹着口哨下车，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气，便都有了一种胜利在望与大功告成的预感。果然，徐恩曾兴致勃勃地告诉大家：总裁认为所提经济改革方案不无见地，俟详细研究后再说。大凡了解蒋的个性与作风的人，都知道蒋能对部属说出一句“不无见地”的话，这也就算是最高奖赏了，也就差不多算是对“经改方案”表示肯定了。于是，特务们一个个像吃了定心丸一样，喜气洋洋，似乎徐的经济部长的宝座已经坐上，纷纷暗中筹划着将以有功之臣，跟着“徐部长”走马上任，到“内阁”做事了。

岂知事出意外，一个月两个月，以至三个月以后，蒋介石对这件事是再无下文，徐恩曾先还表示信心十足，不断地进行自我宽慰；渐渐地便有些忐忑不安、神情焦急起来；再以后便是大失所望、心灰意冷了。终于又等到蒋介石再次召见徐恩曾。据说，这一次只有一个小时。谈话中，蒋不再记得上次所讲的“不无见地”的一席话，一上来，便批评徐所提方案“主张虽新，但行不通，反会滋长纠纷”。接着，蒋面露愠色地说：我要你在党员调查网上用功夫，调查党政军文教部门有些什么人对政府不满；在“特情”上用大力，侦查共产党的破坏活动，设法加以防范与制止；财经诸事，自有主管者在，你不必多分心。这不啻是当头给了徐一记闷棍，从此也就给他的谋官活动判了“死刑”。徐的这一活动，前后历时三载，真可谓机关算尽、脑汁绞尽、力气使尽、路子走尽，到最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辛辛苦苦地白忙乎一场也就罢了，而且还受到蒋的斥责，并招致各方非议，这真是羊肉没吃到，反惹了一身膻。

半路上杀出吴鼎昌

蒋先生褒则褒以“不无见地”，贬则贬以“滋长纠纷”，如此前言不搭后语，其中有何缘故？徐恩曾经过打听，原来是他所提的两个“经改方案”，遭到了政学系首脑人物吴鼎昌的强烈反对，这才导致蒋在认识上发生了重大转变，终将他的方案弃置不用。对于吴鼎昌的手段，徐恩曾自然是了解的。吴在国民党内算得上是一位亦官、亦商、亦文的三栖人物，实力深不可测的“复合型”老政客，在朝野各界，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既有能够杀伐决断、敢作敢当的强悍作风，又是长于密室策划、发踪指示、通权达变的一流高手。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吴鼎昌就活跃在国民党政坛上，并与国民党内老资格的政治家张群、熊式辉一起，成为政学系后期的三巨头之一。

与张群、熊式辉等政客出身的政学系头目不同，吴鼎昌是国民党内的一位真正的财政金融专家。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回国后又得清政府学部赏洽商科进士，先后任东三省总督署度支、交涉司顾问，中日合办本溪湖矿务局总办，大清银行总务科长、江西分行监督等职。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吴参与制定改组章则及银行条例等筹备工作，任中国银行正监督等职。袁世凯窃国时期，吴成为工商界的一位活跃人物，先后任临时工商会议副议长兼工商部顾问、造币总厂总裁等职，曾为袁复辟帝制而四出奔走，被授予上大夫衔，吴的政治野心从此被刺激起来。段祺瑞执政时期，吴转任中国银行总裁，兼任金城银行董事、盐业银行总经理等职，挟其金融实力而得以出任财政部次长等职。1922年以后，吴先后发起并具体筹划组织北方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大银行，成立联合准备库、联合营业事务所及储蓄会等机构，均由吴亲任主任，所谓“北四行”集团就此形成，吴从此成为北方金融界的主要首领。

作为一个现代大资产阶级政客，吴鼎昌与中国封建官僚及地主阶级政客所不同的是，他更懂得新闻舆论工具在现代资产阶级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从1924年开始，吴就凭借其雄厚财力，不断打入新闻界，先后津贴《国闻周报》、《国闻通讯社》，出资盘购《大公报》等重要报刊，并亲任《大公报》社长兼《国闻周报》、《国闻通讯社》社长等职。20世纪的20年代，吴不但被视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一位报业集团的大老板，而且俨然是一位新闻舆论界教父式的重要人物。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吴鼎昌审时度势，立即采取“政治南下”战略，通过新闻舆论与蒋的反共政策遥相呼应，达到挟《大公报》等舆论喉舌以自重的目的。从此，吴引起了蒋的注意。1932年，吴经政学系早期的重要头目黄郛拉拢，与翁文灏等人一起，成为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这是吴第一次向国民党南京政府伸脚，并与蒋介石手下三大政治派别之一的政学系挂上了钩。1935年12月，在国民党发动的所谓“学者从政”运动中，吴也以学者的身分，出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实业部长，并创办了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中国造纸公司等官僚资本企业，在国民党财政金融等机构中兼任的重要职务计有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委员会委员、财政部金融顾问第一组委员、全国钢铁厂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农本局理事长、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董事长等等，成为国民党财政金融界的核心人物之一。自1937年11月起，调任贵州省政府主席，以其铁腕和强悍作风垄断全省经济命脉，先后成立了贵州企业公司、农矿工商调整委员会等经济领导机构，创办的化工、玻璃、火柴等公司有16个之多，对恢复与重建大后方的经济，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自清末民初以来的30余年间，吴鼎昌从北洋政府干到南京政府，并在金融、工业、商业、财政等财经各个领域都留下了足迹，这种资历，不用说CC系、黄埔系中无人能及，便是号称经济与行政方面人才济济的政学系，也拿不出第二个。正因为这一点，吴以他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学识，始终是蒋介石最为倚重的少数几个财政经济顾问之一，大凡涉及需要制定重庆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问题，吴不但具有重要的建议权和影响力，而且也是参与决策的核心人物之一。除了吴需要随时应召，到重庆述职备蒋咨询外，蒋有时甚至亲赴贵州，当面问计、垂询于吴。据吴的政治密友何廉回忆，1943年4月，蒋曾在贵州住了几天，每日与吴讨论经济问题，“他们每次讨论时，委员长总是要吴推荐一些经济学家为他工作”等等。吴在财政经济问题上，与蒋的关系之近，对蒋的影响之深，自然不是徐恩曾这样的特务头子能够望其项背的。

可以想见，徐恩曾用拼拼凑凑的方法，草拟的两份“经改方案”，蒋不但会拿给吴鼎昌看，以征求他的看法，而且吴的只言半语，会在蒋的心目中起到一言九鼎之力。加之，经济部本是由吴鼎昌的实业部改组扩充而成，翁做经济部长，也是吴从实业部长任上主动让贤的结果，以便使肥水不流外人田，把经济部办成政学系的自留地。

当吴鼎昌听说徐恩曾这样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特务头子，竟然也懂得了经济之道，不知从哪里窜出来，对财政经济问题指手画脚，不断发表意见，并且还草拟了所谓《稳定经济紧急措施》、《加强管理物价的方案》，开始对党国的财政经济贡献大计了，这真是丑人多作怪。吴鼎昌是什么人？三朝元老，一个精明透顶而又历练老成的官僚，他从前清政府玩到北洋政府，从北洋政府玩到国民政府，在中国政坛上纵横驰骋了数十年之久，什么样的人没有玩过，什么样的事没有见过，徐恩曾这点雕虫小技，想在他面前闹鬼，岂不是可笑至极。

所以，当蒋介石把徐恩曾贡献的“经改方案”刚刚拿出来，吴便以他老政客的眼光，一眼就看穿了徐的目的：企图染指经济部，挤兑他的亲密战友翁文灏。况且，吴原本就是财政经济的行家里手，又有多年实业部长加地方封疆大吏的行政经验，对国民党经济危机的现状、实质、后果以及解决的办法，岂有不考虑的，问题是大后方民生的凋敝加国民党政治的腐败复合在一起，其经济问题早已成了一团乱麻，什么样的手段都已经是无效的了。对此，吴的眼光和考虑自然又要比徐恩曾用特工手段拼凑出来的这么一个大杂烩要深刻和高明得多了。自然，吴于公于私，都不会袖手旁观，吴要帮翁文灏一把，这是可以想见的，于是就给徐恩曾已经策划经年的诡计画上了一个句号。

吴鼎昌

 

面对蒋介石的虚席问计和不耻垂询，吴鼎昌开始条分缕析地给他“上课”了。吴一上来就毫不客气地说，徐恩曾所提的这两个方案，完全是徒有其表、纸上谈兵，这样的坐而论道，不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会造成书生误国、徒滋混乱的局面，给党国带来更大的危机。吴认为，不用说当前国家和政府都没有条件设立如此庞大、公正的行政机构来掌握和分配如此之多的实物，即使是有这个条件，也丝毫不能解决问题。盖因大后方经济危机的核心问题是生产不继，求大于供，实物远远不能达到实际需要控制的最低限度。加之，徐的“方案”中关于控制实物的数量，都是根据一厢情愿的估算得出的，既缺乏精密的统计，事实上也远不足以满足实际需要的数字；何况在实物分配过程中，还会有官僚机构的渎职草率、不法分子的贪污自盗、具体办事人员的恂情克扣、种类上难以调度平衡等许多负面因素，使本已存在的实物分配缺口，不断地撕裂扩大。

说到这里，吴鼎昌进一步危言耸听地对蒋进行虚声恫吓：如果持有实物证券的人，拿着政府发给的证券而屡次兑换不到实物，你想这时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所谓“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那时的局面岂不是更加糟糕，后果岂不是更加严重吗？不用说徒然给窥伺一侧的共党分子制造攻击、诽谤及煽动闹事的口实，即使没有共党分子的心怀不轨，如此危机四伏的局面，哪怕就是一只什么“阿物儿”暗中跑出来撺掇一下，抑或是登高一呼，都有可能像干柴烈火一样引起社会动乱，岂不是给政府增加了大麻烦，自取其辱了。说到这儿，吴用一种表面不那么认真，而实际上深藏机心的玩笑语气说：徐可均懂得什么经济之道，他找了一伙人，东拼西凑地弄出这么一个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东西，无非是为了向蒋先生“猎官”罢了。“幸于始者怠于终，善其辞者嗜其利”，信哉斯言。

蒋介石初始听到吴鼎昌的“徒有其表，纸上谈兵”几个字，也还有点不以为意，觉得未必就没有一点价值；接下来听到吴所作的层层剖析，蒋开始肃然了；等到再听吴说到徒然给共党制造攻击的口实，以及“引起社会动乱”一番话，简直就坐立不安了。到了这一步境地，徐的两份经济方案，也就差不多被蒋枪毙了；哪里知道吴竟是雪上加霜，画龙点睛地冒出了“猎官”两个字，这无疑是戳在蒋的痛处了。吴素知蒋的个性：高傲自负，不甘受人挟制和暗算，最恨的就是部属自作聪明地耍弄或愚弄他。现在，徐为了猎取经济部长的宝座，竟通过找人炮制所谓措施和方案，作“猎官”的敲门砖，以遂其愿，这不啻是触犯了蒋的大忌。所以蒋听了“猎官”两个字，如梦初醒，深悔自己原先竟被蒙在鼓里，以为徐恩曾果真有什么挽救党国经济的灵丹妙药，原来都是一些败鼓之皮，幸亏自己多了一个心眼，否则，岂不是中了他的诡计，贻笑天下？

蒋的性格历来是好走极端的，这样一来，不独徐恩曾积数年之功的“经改方案”付之东流，经济部长的宝座从此失之交臂，而且连带着已经到手的交通部政务次长、中统局副局长的宝座，也是坐不安稳了。相反，翁文灏的经济部长一职不但稳如泰山，而且政治行情继续看涨，几个月以后，翁兼任中美合作组建的战时生产局局长，全面主持战时军需生产。半年以后，翁更是一路飙升，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委，并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部长，成了风云一时的国民党要人。这时的吴鼎昌，亦因屡次贡献大计有功，被蒋视为汉初张良那样的谋略专家，为便于早晚垂询大计，蒋于1945年1月将吴调任重庆国民党政府文官长，成为参与谋划和决策党国大计的核心幕僚与权臣。1945年9月，吴兼任制订战后经济重建计划的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局长是蒋介石兼任）。翁文灏和吴鼎昌得意了，倒霉鬼只剩下一个徐恩曾。巧合的是，就在吴鼎昌于1945年1月18日进入中枢，被任命为重庆国民政府文官长时，几乎是在同一天，徐恩曾被蒋免去本兼各职，赤条条地成了一个光杆平民。吴之升官，徐之免职，这其中也许有诸多因素，但当初吴鼎昌对徐恩曾的重重一击，可以说也是导致徐恩曾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道不同，不相为谋

其实，徐的“经改方案”中固然有许多不切实际之处，但蒋初时的评语“不无见地”并非是信口开河。当时重庆国民党朝野对管理物价及改“征税”为“征实”，实行以证券兑换实物的供应方式，已经讨论多时，并在许多要人中达成了共识，认为不啻是稳定经济、控制物价、摆脱危机的办法之一。最早受到关注的是粮食价格问题，早在1940年11月份，重庆的米价已经涨到每斤一元以上，当时普通公务员的月薪大都不足百元。至于普通居民的生活，无不感到大成问题。为此，蒋亲自下令，饬由全国粮食管理局每日供应重庆市大米1000市石（每市石100市斤），每石限价60元，分配给党政军公务员及其眷属。接着，侍从室第二处的第六组组长唐纵、第四组组长陈方，都先后拟制了平抑物价的具体办法，并由蒋批转行政院经济会议研究会办等等。到了1941年9月，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居里曾公开批评中国在管理物价上的失误，认为任何国家当战事初起，即宣布统制办法，而中国“战争初期，听其自然，及暴涨不已，始行统制，而奸商巨贾已大量囤积，以致法令失效，势必引起社会极度不安”。

这以后，朝野关于物价管理的方案层出不穷，几乎在一夜之间，便涌现出无数的“物价管制专家”，并由讨论统制物价和统制物资，进一步发展到讨论改征税为征实的全面统制方案。1943年7月2日，国民党行政院就曾经通过一个关于棉纱、面粉统税征实的方案。9月28日，蒋给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亲下手谕，指出今后财政经济与实施办法：1）平定物价；2）公务员发给实物，如米盐油布燃料定量分配；3）大都市实行凭证购物；4）奖励商人抢购物资；5）充实县乡合作社，依据户口人数分配粮物，以为集中分配之中心机关，希照此拟订具体方案呈核。直到1944年8月4日，蒋在重庆黄山召开会议，讨论通过调整部队案。总计235个师，提出裁并11个师，调整59个师44个团，保留兵员以500万为限。为了提高官兵待遇及解决副食马乾案，以切实节省糜费等等，蒋规定的军需保障方案，即为核实员额，以发给实物为原则，不足之数再呈请增加经费等等。可见，提出所谓的改“征税”为“征实”，改发放“薪金”为发放“实物”，并非自徐恩曾始，并且已有不少单位及领域在试行这一方案。

不过，这些改征税为征实及发给实物的方案，始终未能得到切实推行。其原因不外是：这一方案本身仍属于治标之策，实行起来极其复杂，流弊甚多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掌握财经大权的孔宋集团及政学系权要的非难和阻挠。早在1940年12月，侍从室二处第四组组长陈方就根据蒋的旨意，拟定了平抑战时物价办法，被蒋介石完全采纳，“并令孔副院长主持”。但孔并不赞成，在孔看来太严峻繁难。侍从室二处第六组组长唐纵为此评论说：“这是与孔本身利益不利之故。”孔为国民党财经当局的最高主管，孔不积极，平抑物价的方案自然是难以得到推行。

进入1941年，大后方的物价更如脱缰野马，一日千里地疯涨不止。蒋坐不住了，指令由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牵头，会同经济部长翁文灏、交通部长张嘉璈等人，进一步讨论落实侍从室所拟分期平抑物价的办法。唐纵在日记中记述：“孔副院长、翁部长、张部长等均不同意，惟在表面上呈复委座时，避重就轻，敷衍塞责，将来定无结果。平价购销处的舞弊，逮捕的人均一一释放，此案亦将无结果。”唐纵气得大骂：“现在还在资本家官僚把持得势之时，凡是违背他们利益时，任何主张意见，均无法实施。故虽委座苦口婆心，痛哭流涕，终无效力。”蒋为这件事也气得不行，当时曾将行政院秘书长、政学系的大将魏道明叫到官邸听训，蒋斥责说：“你们副院长、各部部长，以为我不懂经济，其实我何尝懂军事懂外交。我的军事是苦干成的，今日外交的形势也是我们苦干的结果。如果你们懂经济，拿出办法来，否则就应听我的话，照我的意见做。”懂经济的不肯拿出办法，拿出办法的又被认为是不懂经济。可见，在管制战时物价及制定战时经济政策等问题上，当时两种意见斗争十分激烈，孔祥熙与政学系大致是站在同一战线上，即便是蒋的意见也贯彻不下去，并且，蒋不但对孔有不满之心，对翁文灏等人亦有不满之辞。

事实上，吴鼎昌之所以要在蒋面前极力诋毁攻讦徐恩曾，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打退徐恩曾对经济部的进攻，维护政学系的整体政治利益；一方面也是因为徐恩曾提出的管制物价和经济的方案，与吴所主张的经济之道格格不入。徐要依靠政权的力量对物价和经济进行严厉管制，吴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进一步放开物价和搞活经济，道不同不相为谋。况且，吴关于放开物价及繁荣市场的政策，已在他治下的贵阳得到成功的试验，吴对此不但充满信心，而且深为自负。

全民抗战中期，因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加之一些国民党官僚勾结富商巨贾，趁机操纵市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民怨沸腾。据此，行政院国家总动员会议，根据蒋的指示，依据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取缔市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紧急条例”，利用中、军统和三青团等特务组织，设立经济检察组，在大后方各大都市进行经济检察工作。

当时，贵州因居于川、康、滇、黔诸省战略要冲，成为西南物资集散中转的重要通道，故被各特务组织视为经济检察的重点区域。结果，贵州中、军统和三青团联合组成了经济检察指挥部，成立了60多个突击检查队，徐恩曾亦派出以赵毓麟为首的中统经济检察组奔赴贵阳进行指导。当赵毓麟一行来到贵阳市一看，远非他原先想象中的贫瘠景况，市场上是一片畸形繁荣的景象，自东南沿海各省迁来内地的大工厂、大公司及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争相开业；中山公园内，摆满地摊，人声嘈杂等等。当吴鼎昌看了中统经济检察组所持的国家总动员会议的密件，听说此次突击检查中如发现各大中小企业有囤积居奇的紧俏物资，将予以封存、平价拍卖时，吴当即表示反对，并说：“检察经济，取缔非法经营，安定国计民生，固然重要，但应以不妨碍发展经济为度。”吴还自命不凡地说：抗战以来，各省均由军人主政，“独贵州省由我文人主持，我将以振兴贵州、开发贵州宝藏资源为己任。”

结果，这次行动检查出了大量违禁物资，而贵州市面也突然由畸形繁荣变得冷冷清清。此时，恰好CC系大将、行政院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回乡探亲，途经贵阳时，特地到经济检察指挥部视察，极口赞誉经济检察搞得好，扶助了正气，压制了歪风。吴鼎昌对此大为反感，吴直言不讳地认为：通货膨胀、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这些看起来极不正常，但有其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一面。凡有上述毛病的地方，经济必然繁荣。你说它是虚假繁荣，它却可以持久下去。如果管得过严，卡得过死，反而堵塞经济畅通的渠道，必然导致经济萧条，死气沉沉。吴说：问题在于适度疏导，不使通货恶性膨胀，市场无货供应。至于怎样掌握才是适度，吴始终没有做到，自然也是一个说不出。只是，前后闹腾了有半月之久的经济检察，虽然查封了大量物资，但在经济检察组回到重庆后，大都被吴下令发还原主，受损者仅为一些缺少背景的中小企业。所谓的经济检察，最后也只成了一幕雷声大、雨点小，便民不足、扰民有余的闹剧。

虽有孔宋集团及政学系权要强烈表示反对，但蒋介石在管制物价方面也仍然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1944年1月17日，蒋采纳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建议，由行政院实施《管制物价方案》办法草案，其主要内容就有：各省市限期成立物价管制委员会，统一办理有关管理物资物价事宜；国家总动员会议及各省市物价管制委员会，应与经济建设策进会及该会驻各地办事处密切联系等等。这个方案固然因孔宋集团和政学系权要采取不合作态度，在实践中并未起到什么作用，但通过它可以看到蒋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由此可知，徐恩曾关于稳定经济和物价的两个经改方案，当时确是迎合了蒋一度主张的依靠铁血手段，对经济实行严厉管制的种种想法，故而才能有蒋之“不无见地”的评语。蒋所以对徐草拟的“经改方案”弃置不用，其主要原因不在于蒋要不要“经改”，而在于吴鼎昌抛出“共党制造动乱”和“猎官”这两大撒手锏，的确是触到了蒋的要害，否则，徐恩曾或许偷袭成功，亦未可知！

徐恩曾猎官未成，反遭蒋一顿痛骂，闹了一个灰头土脸不说，关键是增加了蒋对他本已形成的恶感，认为他是不务正业，放弃对反共情报活动的领导，使中统工作长期没有起色等等。对于徐恩曾来说，这真是既失之东隅又失之桑榆了。

“这充分表现了你的腐败无能”

自珍珠港事件之后，蒋介石认为有美国“老大哥”站出来与他并肩作战，抗战胜利的局面不啻已经奠定。蒋至此不但松了一口气，开始分出一些精力，注意到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战后的经济建设问题，一个是战后的国共关系问题。关于经济建设，蒋主要是借助中央设计局，从制订战后规划着手，做一些文案工作。中央设计局是一个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计划委员会一类的机构，成立于1940年10月，初期只是虚应故事，并无多少实际活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形成后，蒋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觉得战后的经济问题不能不关注了，于是调政学系大将熊式辉及何廉分任中央设计局正副秘书长，熊是大野心家，何是经济专家，两个人都想在经济设计方面弄出点名堂，进行战后“设计”的劲头也就特别足。据此，这才可以说有了战后经济的设计与规划。不过，这项工作相比较于蒋对战后国共关系的关注而言，只能说是等而下之的支流末节，盖因在蒋认为，国共关系问题不解决，战后的天下未知姓蒋，还是姓共，经济建设何从谈起？

对于战后的国共关系问题，蒋的既定国策依然是“剿”而非“抚”，并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便将侍二处早已拟就的一份“特种行动委员会工作实施方案”，批交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切实研究核办”，指示要利用抗战后期的有利局面，及早从政治上、军事上、宣传上加强对中共打击的力度。但是，当时还是全面抗战时期，反共活动毕竟不好放开手脚进行，以致公开破坏国共合作抗战这个大局。于是，蒋寄希望于通过中、军统这两条特工渠道，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这便是蒋当初同意将徐恩曾升任交通部政务次长的首要考虑。等到蒋终于弄清徐恩曾并没有深入领会他的“圣意”，不但不能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相反却一心扑在谋官之道上，蒋对徐的厌恶之心也就油然而生。

1943年2月24日，蒋召集由各情报机构负责人参加的官邸甲种会报，蒋当场责备徐恩曾利用廖承志一案邀功，并责备徐“兼交通部次长未发生作用”。这一年的8月，蒋曾经两次对中统局的工作失误批令严办，均因陈布雷“主张扬清即是激浊，不必过分干予”，应取慎重态度，而压下未办。11月13日上午，蒋亲自在尧庐主持召开党政会报，出席会议的计有何应钦、陈果夫、张群、吴铁城、王世杰、陈布雷等人，另有戴笠、徐恩曾、张镇等特务头子列席。在会上，蒋大骂负责经济调查活动的中统局“没有检举贪污不法上来，可见做事不负责任，也就是本身不健全，不敢检举人”。蒋痛恨不已地说：“当年满清腐化，所以本党革命得以推翻其政权，今本党党员，成了当年八旗子弟，眼望自己的腐化，不胜痛心！”当天晚上，蒋见到陈布雷，仍然心有余愤地说：“上午所言，有无补救办法，难道就让我说了这番话算了不成。”蒋对徐的失望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最让蒋不满的，是徐恩曾未能在反共特务活动方面有所表现。1944年4月，日军大本营为打通平汉路，发动了河南战役，国民党河南守军汤恩伯所部40万大军，被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15万精兵，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一月之间，汤司令丧失兵力五万余人，丢失城池38座，河南省全境陷于敌手，举国震惊，天下哗然。

蒋为了判断日军战略动向，当即召集各特务机关的头子，到重庆上清寺官邸参加甲种会报。会议期间，蒋曾向出席者询问关于山东、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及中共武装部队情况。当蒋问到徐恩曾时，徐由于多年来忙于“猎官”，对中统的活动有所放松，疏于过问，未能掌握第一手情况，事前又没有充分准备，汇报中不免浮光掠影、肤浅潦草，有的问题在蒋不断的诘问之下，他甚至是张口结舌，无法自圆其说，昏昏然不知其所以然，显得十分尴尬狼狈。

比较之下，军统头子戴笠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等人，都能各展所长，在蒋面前滔滔不绝、巧舌如簧地讲了一大套，条分缕析，头头是道，深得蒋的赏识。在当时，军统的强项是策反汪伪汉奸集团的主脑人物，以及在开展中美情报合作活动中，都有上佳表现等等；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判断苏德战争、日美开战等重大国际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地点方面，都有不俗成果。蒋认为反共本是中统的强项，徐本应在反共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相反，徐因不务正业，做中共的情报工作毫无建树，甚至还做不过军统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现在竟被戴笠和王芃生后来居上，实在是无辞可遁了。于是，蒋当时便面有愠色，严词斥责徐恩曾，并要他集中精力，抓好反共活动，做出成绩来。蒋的这一次严词训斥，也可以视作是对徐发出的一个警告信号。

徐恩曾在反共活动方面没有做出蒋所期望的成绩，在其他特务活动方面，更没有军统玩得转，这就要让蒋失望了。即以开展国际情报合作活动来说，中美情报合作由蒋划给军统负责，中英情报合作则由蒋划给中统负责。但是，实践的结果，却是中美情报合作搞得生气勃勃、成果不菲，而中英之间的几次情报合作都搞得虎头蛇尾、半途夭折，英国人也为之大不满。中、军统两相对照高低立见，蒋对徐也就更增添了一份鄙视之心，认为徐不会做事。徐因为在国际情报业务合作方面总是做不出成绩，被蒋轻视，不免有些惶然，为了能有所表现，也就不免草率从事，甚至放弃原则，不顾人格国格。其结果，更是事与愿违，声名一泻百丈。

1944年6月，中统局应英方情报部门的要求，曾秘密召集一批人交英方情报机关运用，秘密派赴南洋群岛马来亚工作。经徐恩曾事先与英方商定，此项人员出境不经正式手续，由英国军用飞机载运至印度再请求领发护照。英方提出这批人离华后为英国情报机关工作，不得与中国方面通讯等，徐为了表示中统与英方合作已经成功，也就迫不及待地全部接受了英方的“迫降”条件。在有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参加的讨论中英情报合作的会议上，唐纵认为英方提出的条件，完全没有平等可言，简直是从中国招去了一批雇佣兵，中统所持的这种“合作”立场不妥，故加以制止。然徐恩曾一再要求准许这批人出境，甚至说：即便算作汉奸，也不只是这几个人。唐闻之大怒，认为这种话由徐讲出，成何体统？唐鄙视徐恩曾之心油然而生。事后，唐向蒋报告，蒋亦认为徐的这种“合作”，简直就是出卖主权，太不成话，指示应坚决予以制止。

令蒋大失所望的是，徐做不出反共情报，又做不出国际情报，居然连内部反蒋分子的情报也做不到，简直是废物一个。1944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内贴出一幅“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的“反动”标语，蒋闻报大为震怒，认为中央党部历来是CC系的大本营，戒备之森严自不必说。因此，蒋认定这种事绝不会是共产党所为，一定是本党内部有人对自己不满。蒋对这件“天字第一号”的大案极为重视，严令徐恩曾彻查具报。徐恩曾自然不敢懈怠，动员局本部第三组及其指导的中央党部党网，加上局本部重庆实验区等特务机构，几条线一起出动，内查外调，上侦下察，使出浑身解数，始终一无所获。蒋几次向徐追逼结果，徐总是无法呈复。蒋气得当面申斥徐说：“在我们的心腹重地，出现这样的事，既未能事先加以防止，事后复不能查出究竟，实在有忝职守。”久之，蒋对徐失去信心，认为这是他多年来企图“猎官”，工作不力，不务正业，见异思迁，导致中统工作质量急剧下降的结果。这一年，有个美国人，叫拉铁摩尔的，到解放区走了一趟，写了一篇《解放区见闻》，顺手多印了一份送给蒋介石过目。蒋阅后，批给徐恩曾看，内有“如此因循泄沓，尸位素餐，将来死无葬身之地矣”之句，以发泄对徐的极端不满。

自此以后，蒋也就认为徐这个人简直是毫无用处，常常在一些情报会议上，对徐无端训斥。最可笑的是，蒋的私生活遭到外界非议，竟然也把这笔账算到徐的头上，斥责徐没有及时汇报，足见蒋在这段时间里，对徐的印象之坏。1944年秋，蒋主持召开官邸甲种会报，出席会议的除徐恩曾、戴笠、王芃生、郑介民、宣铁吾、张镇等警宪特等各界头目外，还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等人。会上，蒋劈头盖脸地严厉责问徐：“共产党造谣言，说我与护士同居，破坏我的威信，你为何不对我报告？”“《新华日报》天天登载反对我、反对党国的言论，你为何不负责任，听其发行传播，这充分表现了你的腐败无能。”

蒋的这一番训斥不但大出徐的意料，而且可以说是毫无道理。其一，所谓蒋与第二夫人陈洁如重归于好，陈扮作护士到某处与蒋幽会的流言在党内外不胫而走，一时闹得沸沸扬扬，重庆朝野几乎无人不知，怎么就徐恩曾知道这是共产党造的谣言，目的是为了破坏蒋先生的威信；其二，据徐恩曾所知，共产党并不擅长、也不屑于制造这类谣言，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里面竟有事关反共斗争成败的大学问；其三，事涉后宫的风流韵事，飞短流长，空穴来风，真假莫辨，这种事即便是发生在一般小民身上，也最是忌讳别人知道，遑论事主又是天下唯此为大的蒋先生，徐恩曾怎可以妄加评述；其四，事涉蒋先生儿女情长的私事，本不在特务工作的职责范围之内，徐恩曾既不辨真伪，又无凭无据，哪里竟有这个胆量，想到要跑到蒋先生那儿报告，邀功请赏；其五，所谓听任《新华日报》的发行传播一事，固然可以说是徐恩曾的腐败无能，但是，军统头子戴笠同样是负有阻止《新华日报》发行传播任务的，并且也未成功，就连三青团当时也都动员起来，几乎是全力从事这方面的任务，也都没有成功，现在戴笠一样在座，蒋何以只责徐，而不责戴呢？由此可见，这个时候蒋对徐恩曾的批评训斥，已有许多是带着个人主观好恶，颇有些情绪化了，往往是有理三扁担，无理也是扁担三，有的训斥不但不见公道，甚至是无事生非，毫无道理可言，完全是为了发泄他对徐的恶感，达到平衡个人心态的目的而已。

徐恩曾屡次挨蒋申斥，倒也不愿意破罐子破摔，从此堕落下去，为了表示一下他的振作，重新恢复中统在蒋心目中的地位，徐曾经想出了一套“中兴”的措施，诸如在局本部里提出了“争取时间，追求效果”的口号，要求所有特务都要以这一口号为目标，一致行动，做到“一人一事，事事有人管，处处无闲人”，并且把原来每天工作八小时，改为每天工作十小时，上午从6时工作到12时，下午从1时工作到5时。最初几天，徐恩曾率先垂范，每天准时于6时到局，上班后先到各办公室巡视一番，然后才回局长办公室，或处理文件，或召集会议研究问题。一时之间，上上下下风气为之一变，中统很是出现了一点弃旧图新、卧薪尝胆的味道，人人都力图重新振作起来，做出点能够让蒋为之骄傲的成绩，这是中统历史上一段回光返照的“中兴史”。

哪里知道中统早已成了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一只死蟹。“中兴”了前后不到一个星期，徐恩曾第一个坚持不下去了，正所谓“温柔乡是英雄冢”，清晨6时，正是拥美高卧、睡意正浓的时候，徐恩曾不敌美色与倦意，渐渐地便有些起不来了。一星期后，6时已过，局本部各处室不再看到徐老板的身影。上行下效，既然大老板已经做不到了，大小特务也就认为没有必要再辛辛苦苦地坚持下去。各处室的人员，先是觉得原来的八小时已经够用，再增加两小时便感到无事可做，大家只好一起喝茶、看报、聊天。不满一个月，结果是“涛声依旧”，故态复萌，一切又都恢复老样子，仍然是八小时工作制。所谓“争取时间，追求效果”一说，自然不再有人提起；至于“一人一事，事事有人管，处处无闲人”的口号，也不复有人再提。敬业精神历来比较强的局本部秘书张国栋曾向徐恩曾提出建议，认为这一“中兴”活动仍应坚持下去。徐恩曾没有明确答复，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地说：“积重难返，一时改不过来。”张国栋后来才知道，徐的这一手仍然只是一个邀功请赏的权变术，目的只是想把“中统已有一番振作”的风声传给蒋介石，只要蒋的观感和视听有了转变，便算达到目的。岂知这一套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虎头蛇尾的官样文章，暗中早由郭紫峻汇报给朱家骅，再由朱汇报给蒋介石，蒋对徐的观感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

八、“两统”大血战

赵理君杀人案

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徐恩曾的背时和倒霉，也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生于毫末”和“起于累土”的过程。事实上，自从徐恩曾就任交通部政务次长之后，徐恩曾的垮台就已经是“见微而知著”了。本来，蒋介石在并不十分情愿的情况下，为了加强特务活动，不得已赏了徐恩曾一个交通部政务次长的头衔，这本是“馒头落地狗造化”，取之于一个侥幸而已。岂知徐恩曾竟认了真，从此利令智昏、得陇望蜀，一心一意在“猎官”上下功夫，使得他走上了内外交讧、上下交攻的境地，并且与实力强大的政学系结成了死敌，在吴鼎昌的重重一击之下，根基摇动，在蒋心目中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岌岌可危了。说起来，这也是他咎由自取、自作自受了。

不过，说到底，徐恩曾毕竟是经营了十年有余的一代特工大师，不但有大功于蒋家王朝和陈氏兄弟，而且在朝中的关系也是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尽管内有朱家骅、郭紫峻联盟在中统后院放火，外有翁文灏、吴鼎昌等政学系大将在上层刮风，弄得徐险象环生、败象百出，但也还未到马上倒台的境地。这些人虽然都是高高在上的党国权势人物，但还算不上是徐的真正对手，原因就在于朱、翁、吴等人都是特工圈子之外的人物，难以抓住徐的要害问题给予致命一击，这便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道理了。郭紫峻是圈内人物，但毕竟比徐低了一个档次，力量不够，也就难以有大作为。事实上，徐的真正劲敌是军统头子戴笠，最终给予徐致命一击的，也正是缘于戴笠的揭发和攻讦。戴笠原是一代特工之王，心机和手腕都不在徐恩曾之下，况且与徐都属同道，懂得若要杀人，应当从哪个部位捅刀子，方能置人于死地。

中、军统之间的相互咬斗由来已久，到了抗战中期以后，咬斗的质量进一步升级，甚至到了生死搏杀的境地，轰动一时的“赵理君杀人案”，就是这段时期两统血战升级的“煌煌战果”。

赵理君是戴笠手下著名的心腹杀手，也是在上海滩黑白两道中都叫得响的“老枪”。赵是四川人，黄埔五期毕业，早在复兴社特务处成立初期，就被戴笠网罗到手下，在上海地区负责行动工作，其为人心狠手辣、果断干练，每遇重大行动，能临危不乱、指挥若定，深受戴笠赏识。20世纪30年代前期，上海曾经发生过两起轰动海内外的重大血案，一起是发生在上海法租界的暗杀杨杏佛案，一起是发生在沪杭国道上的暗杀史量才案。杨杏佛是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建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执行委员兼总干事，史量才是上海著名的《申报》、《新闻报》的老板，手下拥有数万名读者，这两个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民主进步爱国人士，在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发动抗日救国的舆论宣传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影响，因而一先一后地中了老蒋的黑枪。

“杀杨案”与“杀史案”都是戴笠就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以后亲自组织实施的轰天巨案，既是他出山之后从事绑架暗杀活动的扛鼎之作，也是他在蒋介石手下打江山的发迹之作，正是依靠这两起血案，从而建立和巩固了戴笠作为蒋介石身边第一杀手的地位，而具体承担并实施这两起枪杀行动的暗杀组组长就是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快刀手”赵理君。由于这两起轰动天下的血案，被蒋介石与戴笠遮盖得严严实实，成为天字号的黑幕，而赵理君又是这两起血案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关键人物，如此，赵不但在戴笠手下得到特殊照拂，便是在蒋介石那里也是挂了号的。全面抗战爆发后，一方面是赵理君在上海已无法立足，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像赵理君这样的微妙人物不宜放在沦陷区做潜伏工作，于是，戴笠将赵理君内调重庆局本部，任行动处行动科科长。

八年抗战时期，老奸巨猾的山西“九尾狐”阎锡山奉行“存在就是真理”的政治哲学，继续玩弄他的鬼谷子术，实行拥蒋、通日、联共三面政策，“在三只鸡蛋上跳舞”。阎这种惯骑三头马的政治手腕当然是蒋介石所不愿看到的，据此，蒋给戴笠下令，派出得力干员，封锁晋南到河南洛阳的通道，严密监视、检查和控制人员往来，防止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渡河到晋南转延安及华北敌后解放区。戴奉命，当即保荐以反共刽子手著称的赵理君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员兼洛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命赵率大批特务，严密掌握和控制从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

赵理君原是一个嗜杀成性的杀人魔王，也是一个完全丧失人性的冷血动物，其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种种暴行，就是在军统内部，也为许多特务所齿冷。军统大特务沈醉本也是戴笠手下的一名杀手，在老百姓眼中，这便算是大坏蛋了。可是，在沈醉的眼中，赵理君又是一个大坏蛋。1942年7月26日，沈在日记中写道：（赵）“与余相识亦已九年，但毫无感情可言，其外表内心均为一典型之大坏蛋也！”从沈醉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赵理君究竟坏到什么程度，大概不是天性善良人可以想象得到的。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典型之大坏蛋”，却成了戴笠的心肝宝贝，在戴的娇宠下，赵越加凶残暴戾、无恶不作。在黄河渡口，赵以例行检查为名，行敲诈勒索、巧取豪夺之实，完全是胡作非为，无所不为。赵指挥手下一班如狼似虎的特务，对来往人员，有稍不遂意的，轻则打骂，劫夺财物，重则把人打死，然后投入黄河灭迹。一时间，黄河渡口竟如鬼门关，令人有闻之色变之感。中统本与军统不睦，得到这些传闻后，认为这不啻是打击军统的一个突破口。于是，洛阳地区的中统特务便数次派人，夹在渡河群众中从事特务活动，搜集赵理君谋财害命的真凭实据，有预谋地将赵理君的所作所为拍成照片，整理成有理有据的揭发材料，向蒋鼎文的第一战区长官部控诉。据说，中统特务混在黄河渡口的群众中搜集材料时，竟也曾遭到赵理君手下的鹰犬痛打或劫掠，亦有被打死后推入黄河的。可见，中统为得到这批材料，曾经付出了血的惨重代价。结果，赵理君虽有戴笠为之辩解和力保，但仍然受到有关方面的严厉训斥。

这一来，不啻是太岁头上动土了。赵理君恼羞成怒，决意一不做、二不休，寻找一个机会，用铁血手段对洛阳地区的CC分子和中统特务进行血腥报复。1942年3月15日，在赵理君的指使下，一批军统分子竟惨无人道地将中统方面的洛阳十二区专员常孝儒、洛阳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等教职员计六人密捕活埋。这桩轰天大案，赵理君本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中统特务既已盯牢了他，岂有不怀疑是赵下的毒手？结果，经过一番内查外调，很快弄清了原委，并掌握到了可靠证据，以急件分送重庆中统局本部和第一战区长官部。徐恩曾闻报，为之惊骇莫名，整个CC集团也都怒不可遏、群情沸腾。恰在此时，戴笠刚从洛阳视察离开不久，徐恩曾等人更认为这是戴笠在背后策划，并亲自前往布置及主持此事。于是，中统把赵理君到河南后所有劣行都整理出来，由徐恩曾送陈立夫转呈蒋阅，陈并在蒋面前哭诉，要求严惩主要凶手赵理君，以告慰被害同志的在天之灵，同时追究主谋戴笠的责任。

蒋接到CC系的翔实报告，亦为之震惊不已，当即把戴笠找来，又骂又打地闹了大半天，命令戴笠回去迅速查办具报。到了这个份上，即便赵理君是戴笠的亲儿子，戴也没有这个胆量庇护了。于是，戴给第一战区的军统机构下令，将赵理君逮捕拘押，并在洛阳组织军事法庭，就地对赵理君进行审讯。1942年8月，戴笠特地派手下的大特务、军统华北办事处主任文强赶赴洛阳参加“三堂”会审，又于11月份赶到西安，亲自听取文强关于赵理君杀人案的详情和会审结果。在这之前，戴笠坚持认为赵理君即使有罪，也罪不致死，自听了文强的汇报后，始同意呈请蒋批准将赵理君就地正法，一方面平息CC集团及中统特务的一片讨伐呼声，一方面也表示向蒋交差。

可笑的是，自赵理君杀人案被中统揭露后，戴笠在向各方面解释赵案内情时，居然宣传赵理君是共产党，其暗杀洛阳行政专员的动机，是为了破坏他与陈氏兄弟及徐恩曾等人的关系等等。侍六组组长唐纵听到戴笠对此所作的解释，颇不以为然，并当场揭穿了戴的这一瞒天过海之计。唐说：“赵为共产党何必于此时为此事，其可为之事甚多也。今破案完全出于报复行为。”戴笠受了唐的一顿抢白，这才无话可说。事实上，赵理君之死，戴笠深感痛惜。戴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上报告这一案情时，多次流露出深为惋惜之情，并指示军统的有关部门，将赵的尸体运到成都龙泉驿军统公墓厚葬，另指示军统人事、会计和总务部门对赵的家属厚恤，以示安慰照拂。此后，戴笠每次路过成都，都要抽出时间，到龙泉驿公墓对赵理君等“死难”特务凭吊一番。到了这个时候，戴笠也不再提赵理君是共产党一事了。从CC集团和中统来说，固然以六条汉子献出生命的代价，才换来了赵理君的一颗人头，这个买卖毕竟损失太大，但总算是杀了一下戴笠的威风，挫了一次军统特务的骄横之气，也算是一点聊胜于无的心理补偿吧。

中统局“有撤销可能”

中、军统之间相互咬斗，竟发展到自相残杀的境地，一方面固然是两统积恨经年，愈演愈烈的后果，不打不足以摆平；另一方面则是蒋介石自实行特务统治以来，国民党内各种矛盾愈演愈烈的结局，有着十分复杂的政治背景。其中的主要原因便是蒋介石在依靠特务势力巩固自己独裁统治的同时，也导致特务势力借势坐大，最终形成了一股尾大不掉的政治势力，反过来又威胁到蒋的统治地位。

到了抗战中期，中、军统势力都发展到了畸形繁荣的鼎盛时期，中统力量的急剧膨胀自不必说，而军统的力量比之中统，更有一番令人触目惊心的兴旺景象。当时，在戴笠的手下，已经拥有五万余名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职业情报人员和凶狠枪手，拥有20万名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调动灵活、行动迅速的特务武装，掌握有庞大的国家警察和保安机关，控制着陆、海、空三军组织严密的谍参系统和布满各地的稽查机构，而且还领导着全国各地的交通检查、邮电检查、航空检查、运输监察、经济缉私、税警武装等各种检查机构。戴笠的军统组织已经布满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在美国陆、海军两大特工系统中，围绕争取并控制与军统开展的中美特工技术合作权的问题，双方引起了一场剧烈的争夺，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他要会见一下戴笠这位中国的神秘人物，但蒋介石没有让罗斯福如愿。

特务势力的不断坐大，使得徐恩曾、戴笠等特务头子的政治野心得以滋长和膨胀，并在政治上提出了能与自己实力相称的要求。徐恩曾之所以敢于不守本分，不安本位，无事生非，公开向蒋“谋官”、要官，说穿了，就是因为他手中掌握着十万中统特工；抗战期间，军统的势力已经远远超出中统之上，所以，戴笠的野心比之徐恩曾更为狂妄。戴笠不但企图依靠特务势力在国民党高层乘隙结党，窃弄威福，或赚骗无节，或呈告无据，或举荐无因，种种不善，在在生事，难以尽述；而且利用军统与美国海军情报部门进行特工技术合作的专利权，企图挟美国人以自重，向蒋介石谋取国民党海军总司令的宝座。

徐、戴的特务势力和政治野心使蒋大为头痛，也使蒋忧虑日增，从此更使蒋大为警惕。蒋深感中、军统的力量都已经发展到了令人难以放心的程度，若不能加以抑制，必将有不测之患。此外，自珍珠港事件后，蒋认为自己已经成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四强”领袖之一，在党内外、国内外的统治地位都更加稳固，对特务势力的依靠作用已经减弱，而徐恩曾、戴笠的大权在握、阳奉阴违、嗜权作势、威福自加，已经成了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一种“异数”，早已到了不能使蒋放心的境地，必须及早予以抑制，否则，如果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

据此，自抗战中期以后，蒋介石悄悄地发动了一次对两统特务势力的围剿运动，以便对以徐恩曾、戴笠为代表的中、军统特务势力进行抑制。仅以蒋打击中统的腹案而言，先后曾经设计了三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考虑撤销中统局，据蒋的情报总管唐纵在日记中透露：“就其部署而言，徐可均调交通部次长，中央调查统计局有撤销可能，而雨农部分工作似有过于庞大之势，委座图有以控制之。”对特务机构的建立与取消，唐纵是了解蒋的腹案的第一人，这个方案由唐纵说出来，可见得不是妄语。但这一意图后来未能实现，于是，蒋又设想了第二套方案，这就是企图借助朱家骅的闹鬼，把中统划出中央党部，以脱离CC集团的控制和掌握，削弱徐恩曾及中统的力量。这一套方案也曾经在唐纵的日记中得到证实，说明所言不虚。但这一步方案因遭到CC集团的强烈反对，蒋亦未敢实行，只好将此案腰斩。据此，蒋无计可施，只得祭出最后一招法宝，实施第三套方案，有意无意地默许及鼓励朱家骅与郭紫峻在中统闹事，且一反常规，一下子在中统内部提拔了两位新的副局长，与“徐副”平起平坐，造成“一国三公”的态势，以分散徐恩曾手中的权力，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至此，徐恩曾的地位已经是大为动摇，势力也是大为削弱了。

平心而论，就蒋介石的初衷来说，最初的“围剿”与打击的对象并非是针对徐恩曾与中统，至少在主要方面不是如此。这是因为，以徐恩曾为代表的中统特务势力虽然终日热衷于蝇营狗苟的攻名夺利之道，未能以全力贯彻蒋的旨意——集中精力从事反共活动，背离了特务工作的宗旨，但是，要说中统已经对蒋的统治地位构成了某种威胁，似乎还缺少依据。相反，以戴笠为代表的军统势力，确是另一番景象，特别是戴笠手中握有一支20万武装特务的兵柄，以及密布朝野的军统杀手，这都使生性多疑的蒋介石不能泰然处之，不能不有所忧虑，也就不能不有所筹划。因此，蒋在抗战中期发起的这场“围剿”与打击特务势力的“秘密战争”，其初期目标完全是指向戴笠和军统。然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徐恩曾作为两大特务头目之一，加之他本身也不够检点，也就不能不受到牵连。尤其是在这场“秘密战争”的后期，经戴笠巧为策划，转移斗争大方向，将祸水引向徐恩曾。结果，徐恩曾竟成了这场“秘密战争”的牺牲品。从结局上来说，这固然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但是，倘若洞悉了这场秘密战争的全过程，对于出现这样的一个戴存徐亡的结果，又感到不足为奇了。盖因戴的狡诈与徐的昏聩，本是这场秘密战争的必然结果。

“秘密战争”的初期，蒋对军统的“围剿”与打击的力度，确乎要比中统大得多，从以下几例中可以得到充分证明。早在1942年3月26日，也就是距珍珠港事件之后三个多月，蒋就秘密召见唐纵，密令：“对两个调查统计局工作要调整，对两调统局工作人员要考核”。蒋密嘱唐纵必须每日前往中、军统局本部视察一次，协助徐、戴指导工作。为了防止被徐、戴于中欺骗，隐瞒真相，蒋要唐纵能直接与两统的中下层特务接触，以便能从他们口中了解到真实情报。蒋认为，唐纵对中、军统的经费使用情况暂时不必过问，而只要能将中、军统的人事情况掌握到侍从室第六组手中就可以了，这可以视为是抑制特务势力的关键一着棋。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明确地发出要对特务势力进行监视与抑制的信号。从此以后，唐纵一反以前对戴笠及军统处处进行袒护的态度，开始按照蒋的密令，运用自己在两统内部建立的秘密渠道，于中搜集徐、戴及两统的内幕情报，特别是搜集了大量不利于戴笠的情报，及时报蒋。

蒋、唐的这次秘密谈话，可以视作是蒋介石运用特工之道的一次重大策略转变，也可以看作是蒋介石对特务力量从放手发展转到适度抑制。有一个统计数字，也许颇能说明这个问题。即在1942年3月26日到1943年3月26日的一年间，唐纵仅在日记中记载的对戴笠不利的检举情报，就有51处之多；而在这之前的一年时间里，即1941年3月26日至1942年3月26日期间，唐纵在日记中记载的对戴笠不利的观感，仅有3处。51比3，一下子上升了16倍。

可以想见，唐纵搜集了这么多对戴笠不利的材料，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切实按蒋的密令，对戴进行秘密监视与抑制。因此，以唐的职责，他在得到戴笠的这些材料后，必定是要如实向蒋介石报告的。与戴笠的情形正相反，徐恩曾这一段时间完全不在唐纵的视野之中。其间，唐纵在日记中，竟没有一处是记录对徐恩曾不利材料的。唐纵的这一“疏忽”，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不会因为徐恩曾是一位圣人，完美无缺到没有任何问题，也不会是因为徐的问题隐藏得很深，唐纵搜集不到。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徐当时还没有被唐列为跟踪注意的重点对象，深层次的原因，这是因为徐的特务势力还没有对蒋构成严重威胁。

“监察之监察”

事实上，蒋在这场“围剿”特务势力的秘密战争中，初期不但没有把徐恩曾及中统列为打击的主要目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扬徐抑戴的意图。就在蒋向唐纵发出对两统局的工作“要调整”、“要考核”的秘密号令之后一个星期，蒋于4月3日手令徐恩曾兼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徐不但未受到任何影响，反而升了官。又过了三个星期，至4月24日，蒋再次手令唐纵兼任军统局帮办。蒋的这一任命，表面上的理由是要唐纵协助戴笠主持与处理军统业务，但那背后的真实意图，是连呆子也能看得出来的，无非是一个“掺沙子”的手法，在戴笠一手遮天的军统独立王国中，打进去一个“异己”分子，一方面使戴不能在军统局内为所欲为，以抑制戴的异动；一方面给唐提供一个名义，便于唐就近对戴进行监视。况且，唐是以侍六组组长的皇家近侍身分兼职军统局帮办，这就使得唐的身份具有一种“钦命大臣”的意味，这在戴来说，自然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

这以后，蒋再一次发出手令：“加强第六组组织，担任对各情报机关及考核机关之考核业务。”蒋同时批准增加第六组的业务与人员，“增设副组长一人，审核股股长一人，秘书参谋四人，书记司书四人，并增加对情报机关训练业务之考核事项。”蒋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通过不断加强侍六组的权力与实力，以加强对两统特务势力的有效抑制。蒋甚至一度暗示，考虑由唐纵来取代戴笠，出任军统特务头子。但是，唐纵深知军统早成了戴笠的虎狼之窝，自己没有能力进行驾驭，故而对蒋的方案不甚迎合，且表现得十分冷淡，唐纵多次在私下表示：“不愿意接手调统工作！”

从抗战中期开始，徐恩曾虽然也因反共及工作不力数次遭蒋申斥，但比起蒋对戴笠采取的严厉打击措施，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为了能削弱戴笠手中的特工权力，以便逐步剪除戴笠的羽翼，消除特务势力对自己的威胁，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对军统势力进行抑制的重大措施，最明显的几例便是：

1．戴笠得到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支持，私下将军统局特务总队扩编成特务团，并多次向蒋申请正式编制，以便成立。但是，戴的报告送到蒋介石那里，蒋坚不同意，并明令戴撤销该团。戴无计可施，便数次运动何应钦出面说项，且一次一次地将成立特务团的报告送呈蒋阅。蒋则坚不屈服，也就一次一次地驳回戴的报告，表示非撤销不可。这一来，弄得何与戴大为狼狈。最后，经戴笠呈报何应钦签复，将特务团改为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监察队，蒋才勉强表示罢休。这表明蒋绝对不让戴笠以任何借口企图掌握特务武装力量的明确态度和坚定决心，同时，这件事也在戴笠的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2．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是主持研究并破译无线电密码的机构。该机构初由戴笠派人创建并直接控制，另由蒋派侍从室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兼任该室副主任兼主任秘书。结果，在该机构内部长期形成戴、毛两派争权夺利的局面。原先，蒋对此眼睁眼闭，听任他们相互咬斗，并不加以干涉，以便于控制。但到了1941年以后，蒋突然下令，要戴将技术研究室交毛庆祥负责，毛于是升任技术研究室主任，戴派在该室的特务，不是被赶出，就是转舵投毛，使戴在无线电技术研究领域失去一块重要领地。1943年初，蒋进一步下令，将侍从室机要室、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军用译电业务管理处等机构合并，在侍从室单独设立一组，专管此项人事行政，仍由毛庆祥负责管理，这样一来，凡是无线电方面的行政、人事及业务权力，无不落入毛庆祥手中。蒋并命令毛庆祥，凡有关技术研究室的情报，均直接呈送蒋阅，不必经侍从室二处六组唐纵处转达，以防戴笠从中渔利。戴、毛之战，戴以全败而告终。

3．蒋明确要戴笠“专任特务工作，要把带兵的事交出来，忠义救国军和缉私部队都要交出来”。1943年8月与1945年2月，蒋手令解除戴笠先后兼任的财政部缉私署署长和货运局局长两个要职。其时，缉私署已经拥有20个团的兵力，且武器先进，训练有素，在戴笠的调理下已经成为一支庞大的特务武装。为了防止戴笠交权后仍然控制这支缉私部队，蒋决定派铁腕人物宣铁吾接任。宣曾任蒋的侍卫长，为蒋经国的至交，也是戴的死对头。宣上任之始，即以蛮力对戴笠的势力进行大清洗。在这同时，蒋指示要将忠义救国军及别动军的领导权全部收回。戴笠至此表示决不放手，一边与蒋巧为周旋拖延，一边请出何应钦及密友胡宗南等人向蒋进言说情。形格势禁之下，蒋亦不敢逼之过甚，最终做出让步，决定由胡宗南派出军事干部进行整顿。蒋、戴斗法，在这一件事上，斗了个平手。

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打击军统势力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吹毛求疵，小题大做，不断抓住戴笠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加以严厉训斥，以打击戴的自信心、锐气及威风。蒋在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成立初期，曾经派进去两个人，一个是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一个是会计室主任徐人骥。在蒋的初衷，自然是要通过郑、徐从情报和经费两个渠道对戴笠加以监视。特别是在军统的经费使用上，蒋是始终盯住不放的。蒋的经验是：只要把住了经费关，对手就难以跳出自己的掌握。

蒋介石打击及抑制军统势力，首先也是从特务经费问题上发难的。早在1941年3月22日，戴笠派徐人骥到蒋那里报销400万元特别费，蒋当即向徐询问戴笠使用经费的有关情况，结果，蒋这一次不但不予报销，反而命审计处审计军统过去对特别费的使用情况，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现象。1943年，蒋派侍一处主任兼军统局局长林蔚亲自饬查，从而得知各特务机关的经费使用及来源情况，在1942年度，中统局每月经费为47.7万元，国际问题研究所每月经费为37.5万元，而军统局每月经费高达482.2万元。军统局的经费支出大大超出了蒋核拨的数目，其亏空已达数千万元之巨。到了1944年，军统每月亏空达千余万元之巨。据后来唐纵调查得知，军统经费的亏空部分，大都是戴笠从各方面自筹解决，其渠道有四：一是买卖外汇黑市；二是货运局匀补；三是抢运物资弥补；四是伪钞。但凡资金周转不灵之时，则通过宋子文主持的中国银行垫支解决。蒋闻报为之大怒，当面斥责戴笠“不应该向中国银行借钱，借钱便有被人收买之虞”。蒋同时责成唐纵“对于各情报机关之经费、人事组织，应严加考察。经费不许流用过大”等等。唐纵经过统计后得出结论：军统从1932年正式成立时的145人，发展到1943年的在编人员24575人，每月经费开支达到1487余万元。然而，军统呈报蒋介石的情报却在逐年减少。以1942年计，军统局平均每十人中，仅有两至三件报告。唐纵感叹：“每一件情报，国家已付去13000余元之代价矣！”唐纵一笔一笔的把账算得这样清楚，蒋介石对戴笠还会有好脸色吗？

郑介民是蒋介石安插在军统的另一颗钉子，先后任特务处副处长、军统局主任秘书，始终为戴笠的副手。1940年夏，戴借口要加强南洋地区的国际情报活动，将郑介民派赴南洋地区，前后近两年之久。郑走后，蒋与军统之间秘密联系的一条重要渠道被切断，蒋一时对军统情况若明若暗，大为光火，一再斥责戴笠何以把郑介民派出去。又因这段时间发生了赵理君杀人案及军统特务擅自逮捕汤增敬案等，蒋已对戴笠窝着一肚子火。不意又因戴笠借一件滇缅路走私案，设计逼蒋腰斩素有宋蔼龄毛脚女婿之称的林世良案，惹怒了孔氏家族，被宋美龄大吹了一阵枕头风，弄得“后宫”一度不和。蒋认为这是戴笠做了一个圈套让他去钻，更是大光其火，把戴笠找去劈头盖脸地一顿训斥，骂得戴几无地自容。

从此以后，戴笠大触霉头，在蒋那里开始处处不顺了。1942年7月30日，英国情报人员欲见戴笠，戴向蒋请示可否接见，蒋恶狠狠地批示：“凡外国人应由军令部交涉，你无此责任，以后不得再与外人接见，凡英美人士见过汝者，其在背地无不表示轻侮，汝须自知。”以蒋的口气，这简直不是批示，而是辱骂、讽刺加挖苦了。

在这期间，蒋不断地运用压制军统、抬升中统的平衡手法，以削弱军统的势力，军委会外事局和顾问事务处供职人员的组织训练，过去一直都是由军统负责联系的，在这期间，蒋突然下令将“外事局与顾问事务处供职人员之组织训练”，交由“中央调查统计局负责办理”。如此公开地压制军统偏袒中统，在过去几乎是从未有过的。

其时，蒋甚至手令成立了一个专门用以监视戴笠的四人小组，其成员由侍卫长俞济时、缉私署署长宣铁吾、宪兵副司令张镇、侍从室二处六组组长唐纵组成。这是一个监察机构，表面上的任务是“考核监察各特务与缉私机关，包括中央与军委会两调统局、宪兵司令部及缉私机关与部队，使其成为监察之监察”。它似乎一视同仁地将徐恩曾、戴笠都排除在外，但是，它的主要矛头实际上是直指戴笠。

戴笠连连遭蒋痛斥，事事不顺，处处受制，以他的聪明自然十分清楚事态的严重性，且自忖如果不能扭转颓势，自己迟早都将遭到蒋的毒手。戴笠在这段时间里，不但忧心如焚、惊恐莫名，而且心灰意冷、自暴自弃，甚至一度产生了辞职他去的念头。戴曾多次与唐纵密谈，表示“他计算所有财产并不亏空，如果移交，随时均可交卸”。这就是说，他已经做好了随时准备下台的准备。1943年2月12日，戴在与唐密谈时，说到这些年所受的苦痛和委屈，“不觉眼泪夺眶而出，伤感无已”！戴说：“他已决定辞职，不登高山，不见平地，他要使大家了解他的艰难与苦心，比较比较。”并说“他想出国，他想往英国一行”等等。诗经上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戴笠准备休息一段期间了。

戴笠是独步天下的特务头子，这种话只能看作是一种特务手法，当然不可以当真。就以戴笠来说，他何尝有过挂职下野的打算，他与唐纵作如此“推心置腹”的交谈，一方面或许是诉说心中的苦闷，平衡一下心理；一方面或许有投石问路的意味，通过唐纵的口气来揣测蒋的腹案。唐纵当然是了解蒋的方案的，于是，唐当即“劝他爱惜羽毛，缓和外面之阻力，逐渐在政治上求发展，不可拘于特务工作之一隅”。唐的话也是再明确没有了，这是劝告他见好就收、急流勇退，不必抓住特务工作不放，以防有不测之祸。戴笠听了这番话，有如五雷轰顶，一时瞠目结舌，竟不知如何置词回答了。

第一目标与第二目标

从抗战中期开始，由蒋介石亲自发动的这场抑制特务势力的“秘密战争”，是国民党高层第一次对特务势力实施的打击政策，也是国民党特务势力从畸形繁荣的顶峰，开始走向衰落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场较量，前后延续了四五年之久，直到徐恩曾垮台，戴笠暴死，才算告一段落。蒋氏与徐、戴斗法的过程，可以说是起伏变化，层出不穷，一波三折，风云诡谲，一片腥风血雨和刀光剑影。然而，由于斗争始终局限在蒋介石和几个心腹亲信之间秘密进行，不但外界没有感觉到任何震感，就是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员，也并没有意识到蒋对特务势力已经采取了某种抑制政策。

其间，因侍六组组长唐纵处在蒋与各情报机关发生联系的中介点，居于起承转合的关键位置，故不论蒋介石要对特务势力采取什么措施，都需要借唐纵之手才能进行，甚至有的谋略还直接出自唐纵的策划。无疑，唐纵是这场秘密斗争的一个核心人物，也只有唐纵对这场较量的产生背景及发展过程，了解得最为清楚。由于唐纵对这次事件在日记中作了一些记录，我们今天才看到了这场争斗的许多内幕。蒋与特务势力之间的这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大战，归根到底，仍然是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与权臣之间那种权力争夺的继续，也是任何一个以特务治国的社会必然带来的副产品，从大唐女皇武则天手下的大特务来俊臣、周兴，到明代永乐年间设立的由宦官提督的东厂特务机构等等，推行特务统治的结果，到最后都是造成特务势力畸形膨胀，形成权重震主、强枝弱干、尾大不掉之势，反过来又威胁到最高统治者的自身安全。于是，最高统治者不得不重新剪除或抑制特务的势力，明代东厂机构几起几落的废立，最是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蒋的精心运作下，这场削弱特务势力的“秘密战争”，一方面使戴笠的军统势力有所抑制，初步达到了蒋的预期目的；另一方面则加剧了中、军统之间的咬斗，使中统的势力也有所削弱，两统之间的相互牵制，也有助于蒋介石对两大特务组织分而治之，进行严密控制。

从根本上来说，徐恩曾与戴笠一样，都是势力过于嚣张的特务头子，两者都是蒋介石打击特务势力的主要目标。在蒋的铁砂掌下，徐和戴都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政治压力，深恐自己成为这次“秘密战争”的牺牲品，最终落得一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徐、戴的这种惶恐无状和惴惴不安，源于他们感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已经受到严重威胁，正变得日益狭小。为了达到固位图存、邀宠自保的目的，徐、戴都开始动起脑筋，绞尽脑汁地运筹谋划，一方面希冀能在自己所主管的特务活动中有所振作，做出让蒋介石满意的成绩，以取得蒋的谅解，免遭被蒋唾弃的命运；另一方面则是中、军统之间都增强了打击对方的力度，都期望能一举将对方打翻在地，形成在特工势力中独擅胜场、一花独放的局面，以加强自己在蒋氏心目中的地位，若用大观园中的新派人物林黛玉的话来说，这就是“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这样一来，两统相互敌视和咬斗的大战，不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由于徐恩曾与戴笠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变策略，也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本来，蒋氏这次打击的对象，戴笠是第一目标，徐恩曾只能算是第二目标，蒋氏所采取的许多严厉措施，莫不是针对戴笠的军统势力，中统在初期只是陪衬而已。徐恩曾如果应对得法、收缩战线、养精蓄锐、壮大实力，完全可以借蒋之手，趁势把戴笠打翻在地，从而彻底解除军统势力对中统的威胁，达到巩固自己权位的目的。然而，徐恩曾的利令智昏使得他根本不能看清当时的严峻形势，自然也不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因而在策略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反而放过戴笠和军统势力，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实力强大的政学系，想从政学系手中争夺经济部这块肥肉，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反观戴笠，则采取了十分狡猾的应变策略，先是韬光养晦、收缩战线，重塑形象，努力转移蒋的视线，极力把特务势力对蒋形成的威胁感和恶感，用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手法，悄悄地转移到徐恩曾及中统身上，形成徐、戴位置互换的局面，让徐恩曾变成蒋的第一打击目标。这就使得形势逆转，不但徐恩曾在与戴笠的争斗中，明显地处于下风；而且戴笠最终借蒋之手，把徐恩曾赶下了中统老板的宝座，击败了中统势力；戴笠自己也乘势突破了蒋的围剿，摆脱了被蒋清洗和唾弃的命运。于是，军统势力重新得以膨胀，其势更加嚣张。直到战后，蒋似乎才如梦初醒、幡然省悟，不得不第二次对戴笠和军统势力发起清算运动，这就使得戴笠比徐恩曾多得意了一年多时间。

戴笠

 

徐恩曾在这场“秘密战争”中的最大失误之处，就在于他不退反进，为了谋取经济部长的高位，向政学系宣战，这就触犯了兵家所谓树敌过多的大忌，使得他的对立面，除了蒋氏、戴笠、朱郭联盟之外，又增加了政学系这一股劲敌，四股力量合力出击，这真是强敌环伺、四面楚歌了。可以想见，以徐恩曾的那点实力，即便是对付其中的任何一股势力，都是力不从心、凶多吉少，遑论“四面”合围了。加之徐恩曾的猎官目标，本身也违背了蒋介石关于运用特务势力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对特务头子可以许以重权，但不得授以高位。何况徐恩曾所选择的“猎官”目标，恰恰又是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最为关注、政学系头目最为敏感的经济部。经济部长翁文灏又是一个“学者从政”的典型，原是蒋介石用来装饰门面的一面旗帜。可以想象，对于这样的特殊人物，即使蒋有什么不满意之处，出于维护大局的需要，也是要加以谅解和极力保护的，不要说在翁文灏的背后，还有那么多的政学系巨头予以奥援。因此，徐恩曾竭尽全力地谋取经济部长一职，完全可以说是一个下下策。

就戴笠来说，在抗战中期本来处于比徐恩曾还要困难的境地，上述一系列事件使他的处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时他已经到了寝食不安、坐卧不宁的地步，据唐纵回忆说，戴笠这一段时期噩梦频频，有一次他跟唐纵讲：“睡后有时呼吸不继，有时惊醒自摸手枪位置。”戴笠虽然没有明说他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噩梦，但他既说了“自摸手枪位置”，大概也就不难看出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了。

但是，戴笠到底不是一个平庸之辈，面对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险恶局面，他绝不甘心束手就擒、坐以待毙，而是决心作搏浪一击、死中求生。唐纵曾经说，戴笠的“整个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是赌博式的”。戴笠自己也认为：“在政治上论力量，谁有力量便是谁胜利。”这正如自然界生命发展的全部秘诀就在于吃与被吃，低级动物被高级动物吃掉，弱小的生命被强大的生命消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如此而已。

据此，戴笠方针是：要摆脱危机，关键就在于要继续加强自己的实力。戴笠清楚：增强实力并不是指一味出击，它有时也需要撤退，作迂回式的前进。这正是戴笠的所谓“针不能两头尖”的人生哲学。于是，戴笠一方面韬光养晦，巩固根本；一方面转移目标，蓄势待发，退一步、进两步，以达到最后卷土重来的目的。

戴笠的“金蝉脱壳”计

就在徐恩曾利令智昏、惹火烧身地向翁文灏的经济部长之职发动进攻的时候，戴笠正在一心一意地施展他的金蝉脱壳计。

首先，是注意经营好“后院”，加强对军统内部的控制。与徐恩曾的“不务正业”不同，戴笠认为军统是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失去了军统，自己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后果不堪设想。就野心来说，戴笠与徐恩曾都有，而且戴的野心更大，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也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戴笠从没有想到过要脱离军统，去另创一番基业。戴笠的策略，始终是注意立足和运用军统这个秘密特务组织，以此作为基点，再向其他方面伸出触角，拓展势力。戴笠一度甚至设想将军统改造成政党，以参与角逐战后的议会政治。

因此，戴笠不但始终将军统的一应大事紧紧抓在自己手中，而且将自己的心腹毛人凤摆在军统代理主任秘书的核心岗位上，替他看家守院，以防不测，这就使得戴的后院一直比较稳定，与中统高层之间风波迭起的争权夺利、钩心斗角相比，军统高层可以说是“太平天国”了，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事实上，纵观军统内部，谁也没有能力和资格对戴笠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不要说自毛人凤以下的一批军统大特务，其地位与实力均与戴笠相距千里，戴对他们要打要骂，要撤要关，只在一念之间；即便是与戴笠的地位本在伯仲之间的唐纵、郑介民等军统大头目，也都没有能力和胆量，对戴笠的地位进行挑战。蒋介石虽然一度想捧唐纵这个“角儿”来取代戴笠，但唐最终是烂泥抹不上墙，懒牛拉不上场，一无胆量，二无能力，三无自信，终于连蒋也对他失去了信心，认为唐确是一个守成有余、开拓不足的幕僚人才，缺少能够统帅军统的那种雄才、霸气，从此也就不复作如是想。据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戴笠在军统的皇权皇威。

其次，是进一步加快与美国特工合作的步伐，企图达到打美国牌藉以自重的目的。与徐恩曾自抗战中期以后对特务工作逐步放松与放手不同，戴笠始终致力于在特务工作中能做出令蒋瞩目的成绩，以增强自己在蒋心目中的利用价值。戴笠认为，特务工作能不能被蒋看重，关键是看在他的心目中认为你有没有利用价值。古来固然有“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一说，然而，倘若在狡兔未死、高鸟未尽、敌国未破的情形下，难道走狗会烹、良弓会藏、谋臣会亡吗？何况军统自抗战中期以来，工作渐趋活跃，成果日益明显，尤其是中美情报合作业务，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甚至引起了中美高层的瞩目，只要自己抓住不放，自能被蒋见重，不会被轻易抛弃。

1942年，军统与美国海军情报署开始了情报合作活动，并随之成立了主管这项合作业务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这就是著名的中美合作所。该所由戴笠与美国海军特务梅乐斯分任所长、副所长，其业务内容主要有：由军统尽可能供给美方有关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一切情报；协助美方在中国沿海及内地指定地区建立气象和水文研究机构及无线电台；对美方在华失踪、伤亡人员，协助寻找和救护，并保护美方在华人员安全等等。美方则无偿供给军统必要的武器、无线电器材、气象器材和交通、医药器材，由美方帮助军统训练忠义救国军并配发美式武器装备等。

中美合作所成立后，戴笠很快得到了美方的大量无偿援助，其中仅交通、气象、医疗器材就有：中小吉普车200辆，10轮大卡车2000余辆，可以用于装备156座气象台站的相关设施，可供1000张病床使用的全套医疗设备及医药用品，先后调拨的特工器材和武器达9000余吨等等。而军统供给美方的有关日本陆海空军方面的情报，也引起了美军情报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在美陆海军情报部门中引发了一场争夺，从而第一次使戴笠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特工头子。更重要的是，戴笠利用与美海军情报署开展特种合作的机会，与美国海军界的一些权势人物建立了比较深的关系，并以美海军承诺帮助中国重建海军作为筹码，相机谋取中国海军总司令一职。从此，戴笠打起美国牌，挟美国人以自重，蒋介石投鼠忌器，戴笠的地位得到了相当的改善。这与徐恩曾在中英情报合作中，不但弄得无功而返和丑闻百出，而且企图通过出卖“主权”来沽名钓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再次，是大力策反以周佛海为代表的一批汪伪实力派要员，进一步玩弄打“汉奸牌”以自重的目的。抗战期间，在沦陷区潜伏的大批中统分子纷纷落水，沦为日伪汉奸，这使蒋大为不满，徐恩曾亦为此多次遭蒋申斥。固然，在沦陷区潜伏的军统特务落水的也不是小数字，但比起中统来，还算是少的。并且，从整体上看，军统组织与日伪特工的斗争始终没有间断，尤其是军统组织在策反汪伪要员方面的成就之大，连蒋介石也不得不刮目相看。至抗战后期，汪伪南京政府的行政、军事、特工等重要领域，几乎都有重要人物落入戴笠的掌握。先后被戴笠掌握运用的汪伪要员计有：汪伪南京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兼上海特别市市长周佛海，伪社会部长（后任伪浙江省省长）丁默邨，伪司法行政部长兼安徽省长罗君强，伪浙江省长傅式锐，伪考试院副院长缪斌，伪军委会参谋总长鲍文樾，伪海军部长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伪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伪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庞炳勋，伪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等等。

如此之多的汪伪大员，都纷纷投奔到戴笠的门下，一时之间，戴笠几成汪伪南京政府的“影子内阁”，这不但使军统的实力大大增强，地位进一步巩固，也使戴笠在蒋心目中的利用价值有了新的提高。特别是戴笠掌握着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与日伪进行和谈方面的许多机密情报，事涉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悬禁，直接影响蒋介石在盟军中的威信和形象，也直接影响到蒋在国民党内外的统治地位，不但触及蒋最为敏感的神经，也是蒋最为忌讳的机密。戴笠自掌握了这方面的全部秘密后，无疑成为蒋介石不得不加以笼络利用的心腹人物。有此原因，使得蒋介石在抗战后期不得不放慢“剿戴”的部署，以防对戴逼之太甚，事出意外。

第四，是不断收缩战线，减少磨擦，以缩小军统的对立面。当徐恩曾还在昏头昏脑地四面出击的时候，戴笠已经在为自己精心修理篱笆，弥补与左邻右舍的关系。戴笠深知：蒋所以要发起打击和抑制特务势力的运动，一方面是自己与徐恩曾手中的特工力量日益庞大，正在发展成为一个让他难以控制，也难以放心的“超蒋”力量，正所谓“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另一方面，则是近年来特工活动过于招摇，与各方面的矛盾过于尖锐，从而招致方方面面的强烈反对，正所谓“树大招风”。

据此，戴笠一反徐恩曾老敌未去，又树新敌的作风，尽可能地注意与各方缓和关系，消解矛盾，化敌为友，求得有关权势人物的谅解。诸如：为了极力讨好第一夫人宋美龄，戴笠三次主动到蒋夫人那里，主动承认错误，以便能换取蒋夫人的信任，借此弥合与孔氏家族的关系；为了与蒋的心腹亲信毛庆祥讲和，戴笠主动放弃了在无线电领域方面与毛庆祥争夺控制权的念头；戴最为重大的让步，是忍痛交出了令蒋最为忌讳的兵柄——缉私部队与特务团等庞大的特工武装，以减少蒋介石的猜忌和恐惧；并采取相当严厉的整肃措施，对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进行整训，改造匪气，注意改善与忠义救国军所在地域第三战区的关系，以减少来自顾祝同等军界将领的攻击；等等。

为了躲开蒋的正面打击，缓和各方面的攻击和非议，戴于1943年春夏之间，利用陪同梅乐斯赴东南沿海视察作为借口，离开重庆前后达半年之久。由于戴笠离开了旋风的中心，一度使得蒋介石发动的这次“秘密战争”，一时顿失重心，许多抑制措施甚至不能落到实处，其打击的力度和效果，自然也就大打了一个折扣。对于CC集团联合李士珍、宣铁吾等一些黄埔系将领对戴笠的轮番进攻，戴笠均采取技术上退让的办法，不予正面回击，能绕则绕，能躲则躲，美其名曰：“天下之大惟有德者居之，多行不义必自毙。”

其间，戴笠在许多方面的小心谨慎，有时甚至到了忍声吞气、故作软弱的境地，以博取有关方面的同情。黄埔学生出身的綦江警备司令部司令、綦江战干团副教育长周振强，擅自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的一名稽查员枪毙。这无疑是公开向戴笠的特务势力宣战了，重庆稽查处督察长沈醉素知戴笠的霸王性格，从不让别人碰军统特务一根汗毛。抗战初期，因军统特务张超被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下令枪毙，戴笠竟用泼皮手段，在蒋面前又哭又闹地纠缠不休，要蒋为张超复仇。因此，沈醉不待戴笠指示，就亲率40名稽查特务坐着两辆大卡车，赶往綦江去抓捕周振强。岂知戴笠得到消息后，立命人打电话把已经走到半路的沈醉等人拦截下来，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制止了这起报复行动。戴笠如此“胆小怕事”，以“德”报怨，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为了能改善军统形象，不愿因一个小特务的性命，再肇事端，触犯蒋怒。

第五，是注意整饬军统内部风气，并注意约束自己家族成员过分招摇的不法行为。戴笠分析：蒋介石所以要发起打击和削弱特务势力的活动，一个重要借口便是中、军统人员行动招摇，风气太坏，给社会各界的观感甚恶。中统的丑闻之多，自不必说，就以军统来说，由于团体极度膨胀，人员庞杂，监督不严，整饬不力等等，以至争权夺利，横行不法，内外勾结，徇私舞弊，坐地分赃等现象，早已是层出不穷，如不能采取严厉措施加以抑制，必将引火烧身，玉石俱焚。

相比较于徐恩曾而言，戴笠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这就是戴笠对军统的控制力很强，正如唐纵收到一封署名盛世英的匿名电码所揭发的那样：戴笠“常以希特勒自命，专横独断，高下任心，随喜而赏，随怒而罚”。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军统特务中，自毛人凤以下，任何一个大特务，无论他的后台多硬，来头多大，戴笠都有随时将其训斥、撤职，以至关押禁闭的特权，这与徐恩曾连一个中统秘书郭紫峻都制服不了的无能状况，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正是凭着这种对军统特务的生杀予夺之威，戴笠在军统内部发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整肃”活动，仅关押的军统少将以上高干前后就不下十来人，等而下之的一般军统特务也就更多了，亦有一些军统特务虽然犯了罪不致死的过失，但因戴笠要立信树威，更为了要做给蒋看，从而沽名钓誉，也就不惜拿他们开刀，大开杀戒。戴笠甚至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禁闭人员训练班，规定犯过失禁闭一年以上者，必须入该班接受短期培训，然后才可以分派工作，可见被关押人员之多。不过，也有许多被禁闭的特务，其实都是一些性格刚直之士，因不能讨好上级而遭忌被押。一些军统大特务哀叹：“中国有这么一个宝贝，真不知驯服了多少三头六臂的英雄。”这在相当程度上，也的确使不少军统特务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并使军统的处境亦有所改善。

在整肃军统的同时，戴笠还注意对其母蓝月喜与其子戴藏宜在家乡弄权作势的行为进行约束，以防被蒋抓住把柄，或遗人攻击的口实。1942年6月，浙江江山县戴公馆被日军焚毁，驻防江山县的国民党第三战区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为讨好戴笠，立即向其母蓝月喜赠款三万元。戴笠在重庆闻讯后，力劝蓝氏退还赠款，另由自己出资修房。其子戴藏宜在乡中趁乱揭竿而起，收留散兵游勇组成自卫团，自任团长。戴闻讯大惊，立命军统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和军统第三战区督导组长郭履洲立予制止，迫其子交出部队，自动解除团长职务。戴深知其子亦非善类，如果再私搞武装，掌握武力，不但极易引火烧身，到时候毁了他自己不说，而且一旦被蒋知道，还将殃及池鱼，连累自己，甚至被蒋抓住把柄一网打尽也未可知。真要如此，岂不是因小失大，悔之莫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抗战期间，徐恩曾利用交通部政务次长的职权，纵容、默许前妻王书青进行走私活动，闹得丑闻不断，后来甚至闹出人命，结果被戴笠抓住大做文章，弄得蒋介石雷霆一怒，徐从此大触霉头。戴笠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自己也就特别小心。

戴笠的这些“金蝉脱壳”之计一一实施之后，果然产生了预期效果，戴笠在蒋心目中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起来，形象也颇有些改善，这使得蒋开始有些犹犹豫豫地下不了手了。然而，戴笠最终能够从这场蒋介石亲自领导的打击特务势力的活动中脱身，最关键的一步是得到了唐纵的合作，从而使整个形势逆转，发生了有利于戴而不利于徐恩曾的变化。

总裁不敌“总理”

在蒋介石发动的这场抑制特务势力的“秘密战争”中，可以说，唐纵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简而言之，唐的作用是：助戴则戴胜，助徐则徐强。这是因为：蒋的初衷只是要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和削弱特务势力，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取消特务势力。说白了，蒋只是要借此机会清除过度膨胀的特务势力对自己的统治地位构成的威胁，力求把特务势力约束在自己能够绝对控制与掌握的范围内。因此，这就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对这场“秘密战争”，蒋既不想闹得沸沸扬扬，也不想假手于人，而只想在自己的直接领导下，借助于侍六组这样一个特殊机构，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贯彻实施。这样一来，可以说，成败的关键，只系于唐纵一身。

所以，自抗战中期以后，蒋从各方面加强侍六组的权力和地位，力图把中、军统置于唐纵的领导之下，企图达到以唐抑戴、以唐制徐的目的。蒋对唐纵能有此特殊信任和倚重，是基于：唐纵的拥蒋与反共，不在戴、徐之下；而唐在自律及操守方面，却要在戴、徐之上。特别是唐纵素无个人野心，权力欲望不强，这是最让蒋感到放心的。唐纵所以能够成为蒋手中一张运用自如的钳制戴、徐的王牌，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这一点，徐恩曾没有能够看出，而戴笠却是看准了的，这正是徐的昏聩与失策之处，也正是戴的精明与得计之处。徐的失败与戴的成功，也都是建筑在这一点上。于是，戴笠为了对付蒋的“围剿”，从而开始了一场与徐恩曾，同时也是与蒋争夺唐纵的激烈较量。

戴笠比徐恩曾优越之处，是他与唐纵的关系较深。唐纵出身军统，原是戴的亲信下属，唐之进入侍从室，与戴笠的大力推荐不无关系。故唐纵自成为蒋的情报总管后，在中、军统之争中，对戴笠不无偏袒。侍六组在1942年曾经草拟了一份反共计划书，这在当时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下，自然是一件最高机密了。岂知后来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截获了一份中共发往延安的密电，经破译竟是这份反共计划书的原文，如此党国的核心机密，竟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蒋为之震怒，严命追查。经反复排查，虽未能破案，但有关专家意见，怀疑这是军统方面泄漏所致。然而，唐纵经过分析，却表示不敢苟同，认为“此事之泄漏有三处可能：一本组；二联秘处；三徐可均。如属本组，不致有其他未祥之语；如属联秘处，则不知拟了半年的计划，忽然批下要详拟订的经过；因此怀疑中统局了。”唐纵的这个分析自然是放了军统一码，而对中统大不利，这样一来，因有不同意见，大家混战一场，此案也就不了了之。

唐纵虽有庇护军统之嫌，但是，他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深得“中庸之道”，在中、军统之争中，大搞平衡术。唐不但心机缜密，手段巧妙，精于通权，善于达变；而且注意以蒋的好恶取舍为第一标准，即便对戴笠有所偏袒，也注意场合和把握分寸，尽量不露出痕迹和破绽，以免遗人以口实，招蒋猜忌。有时为了避嫌，唐在军统及戴笠之间有意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不惜落井下石，以揭露军统黑幕和打击戴笠作手段，达到取信于蒋的目的，从而赢得了蒋的赏识和宠爱。这样一来，即便中统和徐恩曾方面有什么不满，因难以抓到攻讦的把柄，也只得作罢。特别是在1942年3月26日，蒋发出打击特务势力的信号以后，唐已经揣测到蒋的真正用意是要把抑制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势力作为首要目标，抑制以徐恩曾为首的中统势力只是第二目标，于是积极揭露军统黑幕以迎合蒋的需要，这就更赢得了蒋的信任。

比如，唐纵于1942年5月14日就任军统帮办职，其后奉蒋命到军统了解情况。6月24日，唐纵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调查取证，对军统内部情形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于是面蒋报告。蒋首先询问唐纵，何以传说外面的人才不能进入军统？唐纵答复有两个原因：“一对戴怀恐惧，二待遇太低，原有人员均不肯卖力气。”唐的这个答复是相当厉害的，也显然没有为戴笠美言几句的意思。可以想象，戴笠如果没有他原先的背景，仅凭唐纵的这个答复，蒋就很可能会将他打倒。在唐纵呈蒋的情报中，对戴笠最为不利的是一次匿名电码代电。1942年10月，唐纵收到一份直接发到侍从室转蒋介石收的匿名电报，署名盛世英，电报通篇都是揭发戴笠的恶行恶状，称“戴副局长小有才能深自矜夸，常以希特勒自命，专横独断，高下任心，随喜而赏，随怒而罚，居功诿过，大失人心，故耳提面命，部属置若罔闻，威胁刑逼，人皆愍不畏死，独夫之像已成，倾颓之势莫挽，如此而欲其达成任务也难矣”等等。据唐分析，这份匿名电报似系军统局中人。如何处置，以唐纵当时的权力，对这种来历不明的匿名材料，是完全可以压下不呈的。但唐纵考虑了数天，最终还是决定通过呈请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核夺后上报。可以想见，这样的刁状送到蒋的手里，蒋心里是何滋味，是不言而喻的。

唐纵大义“灭”戴的这一手，使蒋看到了唐纵对自己的耿耿忠心，也就更加坚定和放心地实施以唐制戴的策略。这样一来，使戴笠又进一步看到了唐纵的重要作用，反过来又刺激了戴笠要借重唐纵来解脱自己的策略。至此，戴设计：先将唐纵“策反”过来，将蒋、唐原先计划的先打戴、再打徐的“两打一”局面，变成蒋、唐、戴联手打徐的“三打一”局面，最终使自己摆脱困境，渡过难关。后来的事实证明，形势正是按着戴笠的策划，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结果，危如累卵的形势，开始从戴笠身上转移到了徐恩曾身上，最可怜的是，徐恩曾对这个已经变化的形势，依然是浑浑噩噩，全然不觉。可以说徐恩曾要与老猾狡诈的戴笠斗法，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戴笠是特工之王，其情报人员不但遍布国中，即便是蒋的身边，也安插着许多眼线。可以说，蒋每日里的一举一动，戴虽然不能说了如指掌，但做到心中有数，也还是有这个把握的。比如，唐纵居于侍六组的有利地位，于中屡有不利于戴的情报呈蒋，使得戴屡遭蒋的痛斥，戴岂有不怀疑的。十余年来，在戴笠的苦心经营下，军统早已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自毛人凤以下，没有戴的批准，谁也不可能有私自见蒋的条件。因此，据戴的推测，蒋能够掌握他那么多的隐私和军统的内幕，只有两个人可以向蒋提供这方面的情报，一是郑介民，一是唐纵。即便如此，郑介民虽然有直接见蒋的资格和条件，但一是毕竟机会不是很多，不像唐纵这样方便；二是郑介民已经一心一意到军令部二厅去发展自己的天地，并无在军统与戴笠一争短长的欲望；三是郑介民胆小，魄力不大，戴笠是深知其人的。据此，戴笠认定：暗中搞他的，必定是唐纵。有一次，戴笠对唐纵说自己很怀疑郑介民在委座面前讲了他的坏话。这与其说是在诋毁郑介民，不如说是在敲打唐纵，颇有点敲山震虎、指桑骂槐的味道了。

唐纵

 

戴笠认定唐纵对他起了很坏的作用，比郑介民还要坏的坏作用。但是，唐与郑不一样，郑虽然兼军令部二厅副厅长，但二厅是搞军队谍报的，仍归军统指导，因此，郑仍然可以说是戴的部属，戴可以控制他。而唐就不一样了。唐虽然是军统局帮办，但这只是一个兼职，唐的本职是侍六组组长，从职权及所负责任上来说，唐可以说是戴的顶头上司。唐到军统，也可以说是蒋的“钦命大臣”，戴是不好对他指手画脚的。戴对唐怀疑、猜忌、不满，当然不好当面向唐责问，更不好进行讨伐，何况向蒋呈报军统的情况，本是唐的职责。于是，戴笠只能通过他自己的独特方式，向唐表示他的强烈愤恨和不满。

1942年7月间，戴笠曾有一次约唐纵到设在乡下的戴公馆吃午饭，唐因事未去被戴视为“投之以桃”的举动。7月22日上午9时，唐纵往访戴笠，戴“报之以李”了，当即以生病为由拒绝与唐见面。这一天晚上11时半，唐再次电话戴笠，戴拒接电话，只让侍者回话，他已就寝。唐纵“颇疑其对我有误会”。这一天晚上，军统大特务周伟龙来访，密告唐纵，戴笠近日情绪很低劣，原因是近来屡次受到蒋的诘责，戴由此怀疑郑介民与唐纵对他有不利的举动，尤以蒋对各情报机关业务的重新分配，戴怀疑是唐纵居中一手操纵，故对唐纵大不快、大愤恨。唐纵表示：“自从委座吩咐我到调查统计局以后，即憧憬黑影重重。雨农之误会，在我早在意想之中。”以唐纵作为蒋介石身边的情报总管的身分、地位和权势，不啻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尚且情不自禁地讲出“黑影重重”这样令人惊心动魄的感想来，可见当时特务头目之间的激烈较量，已经到了何等凶险莫测与不择手段的境地。

戴笠不愧是一位“人精”，用《水浒》中那位大名鼎鼎的娇娃潘金莲的话来说，“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得人！”戴笠深知：自己在这场与蒋、徐斗法的过程中，唐纵是一着关键棋子，第一，蒋如果要抛弃自己，另找人取而代之，能代替他的也只有唐纵。第二，自己如果要转变劣势，把蒋“倒戴”的祸水引到徐恩曾的身上，也必得唐的支援，才能成功。但是，戴笠素知唐纵也是一位老特工，以唐的为人和才识，绝不是一般人或一般手段所能控制驾驭的。实际上，唐纵能够赢得蒋的信任和器重，除了他对蒋的忠心耿耿与埋头苦干之外，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能谨慎自持，自爱自重，平时严守秘密，不到外面拉关系，不好出风头，更不拉帮结伙，以免受制于人。在中、军统及徐、戴之争中，唐办事尚算公平、公正与公允，基本上是保持着等距离关系，以示不偏不倚。加之唐在情报和谋划工作中勤于思考，善于揣摩蒋的心理活动，大凡是唐纵所出的点子、所提的方案，均能抓住蒋对特务工作的部署及对情报需求的重点，故深得蒋的赏识。在蒋的特别重视和唐纵的持久努力下，侍六组由当初负责综合、校核、整理上报各个特务系统情报的一个办事机构，一跃而成为帮助蒋介石直接控制和运用各特务机关的重要政治谋略与情报指导机构，成了侍从室的核心部门之一。戴笠意识到，对唐纵这类城府颇深及自制力较强的“内廷”要员，简单的笼络与施恩，并不能使其轻易就范，必须在精心设计后，采取恩威并施及又打又拉的两重手段，使其对自己既有所依靠，又有所畏惧，不让他一味地依附蒋来打击自己，才能达到目的。戴认为，尤其是要打掉唐企图火中取栗、趁势渔利的幻想，防止他趁机对自己取而代之，从而把唐在其中所起的消极因素降到最低程度。

戴笠对唐纵的笼络，主要是从经济上下手。当时，唐纵虽然在侍从室工作，身居内层，但与重庆社会接触甚少，为人又谨慎小心，矜持矫饰，不愿卷入贪污舞弊事件，加之抗战期间，大后方经济凋敝，物价高涨，故生活常感拮据。戴笠抓住这一点，以补助车马费作借口，每月从经济上对唐给予帮助。在抗战前期，因蒋、戴关系尚好，唐、戴关系也比较正常，唐纵对戴的这种小恩小惠，也就来者不拒。有时，唐感到入不敷出，甚至主动伸手向戴要钱，戴亦予以满足。一次，唐以准备修葺房屋作借口，直言不讳地写信向戴借（其实是要）2000元钱。唐上午写信，戴下午就派人送来了支票。抗战中期以后，蒋、戴关系紧张，唐纵成了蒋借以制戴的撒手锏，唐、戴关系也随之进入“冷战”阶段，唐知道戴的钱是有毒的，自然不敢再当伸手将军，向戴要了。戴笠知道唐的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和处境，于是，主动将唐的车马费增加到每月800元之多，这个数字之大，相当于当时唐纵以少将组长所支领的月薪，在唐的生活来源中，是二分天下占其一，如此之大的诱惑力，也就使得唐始终不敢潇洒痛快地予以拒绝。这样一来，在唐的心理深处，不啻是依然有一根看不见的绳索，被戴笠在那一头死死地牵在手中。

唐纵于1942年5月兼任军统局帮办后，为了避嫌，对军统会计室送来的这一年5、6、7月份的车马费曾表示拒绝接受。但在7月30日，唐纵从专门掌握侍从室财务的侍一组组长陈希曾处听到，蒋介石每到过年过节，对侍从室人员均有赏赐，侍从室主任为一万至二万不等，组长级为三千至五千不等，只有唐纵一人没有。对此，唐纵虽然在口头上表示：“予夺操于委座之手，有无于我如浮云。孔子曰：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取也。”但明眼人不难看出，字里行间的那一股酸味已经很浓了。这一年的中秋节，蒋按例犒赏，组长中仍然独缺唐纵，而侍六组秘书尚且人人领有一份，唐纵的涵养再好，也是再也忍受不住了，于是醋意大发，心理失衡，在日记中写道：“自惭才能浅薄，所以年节犒赏独不及我。论成绩自问不下于人，或者启示今后之方针，不在职务之成绩，而在职务之外者乎？”就在这时，老奸巨猾的戴笠派人送来8、9月份的车马费1600元。到了这个时候，唐纵想通了，不再避嫌，也不再孤芳自赏、矫情自饰了，不拿白不拿。于是，唐纵决定：“调统局之交通费乃不退回，嘻嘻！为善之难也！”心安理得，痛痛快快地收下了戴笠的1600元。这时，唐纵从内心里开始对戴笠有了一种微妙的感激之意。

或许蒋确实是有不能见谅于人的疏忽，或许蒋过去是为了对唐纵进行考验，或许蒋已经知道唐纵在经济上得到了戴笠的补助，总之是，蒋意识到再不对唐纵施恩，等于是将唐纵推到戴笠那边去了，于是开始加倍对唐纵进行补偿。1942年的12月25日，蒋依例对部属进行新年大犒赏，这一次，蒋派陈希曾给唐纵竟送来5000元之多。陈并说，侍从室只有他与唐两名组长是5000元，其余的组长只有2000元。唐对此颇有些不解了，又在日记中写道：“为何而加赏？中秋以前，为何唯我独无？均不得而知。拟寄母亲数百元，并分送同事穷苦者数百元。”

到了1943年12月，蒋再次将唐纵的年赏提高到一万元之巨，然而，这一次被戴笠抢在前头了。早在这一年的11月份，戴笠就将唐纵的车马费提高到每月2000元之多。至此，蒋、戴简直是在以花花绿绿的钞票作武器，相互进行施恩于唐纵的竞赛了。虽然如此，据唐自己说：“私人经济，负债一万元。全年生活尚过得去，至年底生活更形困难。”一方面是当时物价日益高涨，一方面是来得多用得多，唐纵的生活也就始终处于“负债经营”之中。人穷摆不起富狠，如此，唐纵对来自蒋、戴的金钱攻势，也就来者不拒，多多益善了。然而，蒋固然为一国之尊，却不能不照顾到方方面面，手头终不如戴笠阔绰，至1944年中秋节，戴一次赠金竟达两万元。唐只好自嘲地说：“真是受之有愧，而却之又不恭。”1945年的春节前夕，戴笠派人送来年节费，竟达十万元之巨，这真是令蒋望尘莫及了。唐纵望着平生第一次有人送来这么多的花花绿绿的钞票，颇为犹豫踟蹰，他在日记中写道：“应否接受，考虑良久，假如不受，彼必疑我与彼离贰而衔恨。”到了这一步，唐纵连拒绝戴笠贿款的胆量和勇气也没有了，戴的手腕，实在有神鬼莫测的功力。

其实，唐纵并没有说出自己的全部心思，这就是：如果真的要叫他把这笔巨款退回去，他下得了这个决心吗？盖因金钱这个东西，实在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魔力，毕竟是有钱买得鬼上树，即以唐纵来说，虽然自爱，但终究不是金钱的对手。其时的重庆政坛，有一句颇为流行的口头禅：“这事‘总裁’办不到，非请‘总理’来办不可。”意思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办不到的事，金钱能办得到。因为国民党的票子上印有孙中山总理的头像，所以人们把法币称为“总理”。到此，戴笠在“总理”的支持下，终于打败了蒋总裁的进攻。唐纵得到戴笠如此之多的馈赠，也不能不在蒋、戴之争中左右逢源了，唐固然不敢违背蒋的旨意，公开对戴笠进行庇护，但也不敢公然激怒戴笠，以邀蒋宠，于是，唐开始小心谨慎地在蒋、戴之间两面敷衍，甚至为了保戴过关，不惜助戴为恶，把蒋的打击矛头，有意识地引向徐恩曾，以此图存自保。

倾斜的“特工三角”

如果说，戴笠仅仅是依靠“总理”的力量，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打破了唐纵在中、军统之间的平衡，将唐纵彻底笼络到自己一边，这就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化了。戴笠有一句口头禅，这就是“一手拿钱，一手拿枪”，这正可以看是戴笠收服唐纵的全部手腕。事实也正是如此，戴笠对唐纵进行的银弹攻势，固然是一个重要手段，但并非是戴笠的唯一手段，在银弹之外，戴还有另一个手段，就是炸弹攻势，对唐纵辅之以种种恫吓、威胁、裹挟等手段，不但使得唐在蒋、戴之争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最终取“中庸之道”，保持一种守势；而且在戴、徐之争中，明显地倾向戴笠，一方面以瞒天过海之计，把蒋对特务势力的恶感巧妙地引到徐恩曾身上，一方面作军统的后援，与军统携手合作向中统进攻，最终导致唐、戴、徐特工三角的倾斜，为徐恩曾的彻底垮台准备了重要的组织条件。

唐纵在特务处时期，一直在戴手下工作，算得上是戴的亲信大将。因此，唐纵是深知戴之为人的，戴笠的心狠手辣、阴险恶毒、心机奸诈、精于权变等，唐纵不但十分了解，而且可以说是素有领教，这就使得唐纵对戴笠始终深怀一种畏惧之心。唐纵与戴笠斗法，虽有老蒋作坚实靠山，但每每想到戴笠种种变化莫测的报复手段，就不免要瞻前顾后，不敢造次，以免与戴结仇后，或许会有不测之祸。戴笠本是稀世奸雄，加之久历江湖，熟悉了解各种人的心理状态，他吃准了唐纵胆小怕事的心理，也就不时地施以威胁、欺诈手腕，以增强唐纵对自己的恐惧心理。应当说，戴笠的目的是达到了的，这就是唐纵在监视、控制军统过程中，常常处于被动应付状态，始终不敢对戴施以杀手。有许多时候，唐纵甚至不敢承担蒋要他抑制戴笠权势的任务，这就使得蒋打击军统势力的初衷，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早在1942年3月26日蒋第一次找唐谈话，密令侍六组要承担对两统进行考核、监察的任务时，唐纵就充分表现出他那种胆小怕事的个性特点，并在私下向人透露自己的心曲，表示：“委座给我这个任务，甚难担负。他们决不愿我考核他们的人事。做不通，委座以为我没能力，做通了，我也不愿做这工作。”

4月3日，唐纵已经得到消息，自己将兼任军统局帮办。唐对此不喜却忧，表示：“必须设法摆脱。”并在第二天反复向戴解释“不能担任之困苦情形”，“希望不能实现为佳”。唐对戴的恐惧心理于此可见一斑。4月24日，唐正式接到蒋的手令：“派唐纵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帮办，此令。”唐当即商请侍一处主任贺耀祖与侍二处主任陈布雷，“请求代向委座报告，收回成命”。陈布雷认为收回成命不可能，只能请求在侍从室执行任务，暂缓公布命令。贺耀祖则表示同情，认为唐所持几点理由，均甚正大。

5月14日，唐纵正式赴军统上任。这一天，戴先是为唐举行晚宴，饭后举行到局上任仪式。岂知在唐按时赴约时竟被戴的卫兵扣留在门口，不得进去，使唐大为尴尬和狼狈。旋即，戴又派人出来假惺惺地向唐表示道歉。在唐上任伊始，就先给一个下马威，戴笠通过这一手，借此警告唐纵：军统仍是戴笠的军统，生杀予夺，只操于戴一人之手。唐无故受辱，却也只好容忍，并以阿Q精神自我安慰说：“好在我是不愿去的，否则太不吉利。”饭后，正式为唐纵举行就任军统局帮办的欢迎仪式，程序是：先是戴笠致欢迎词，然后由唐纵致答谢词。但是，当戴笠致完欢迎词后，唐纵却始终不敢站起来致答谢词，借以表示他是以戴的旧部属关系来军统局工作的。

在戴笠实施的残酷斗争与无情打击中，对唐纵刺激最深的一次，要算是魏大铭结婚事件。按军统禁例（实际上是戴笠规定），军统特务在抗战时期一律不准结婚。但军统无线电专家、局本部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公然抗命，在1943年3月1日于重庆江北乡下举行结婚仪式。为了表示没有违反军统禁例，魏在结婚时采用宗教仪式。这无非是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手法，企图逃避戴笠的打击罢了。不过，对于魔王戴笠来说，他要惩戒魏大铭，是不会理睬什么宗教信仰的。

事实上，因魏大铭与唐纵的关系较深，魏公然抗命结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得到唐纵的默许与支持的，故魏举行结婚仪式，特邀唐夫妇出席，一方面表示感谢，一方面则企图借唐的大旗作虎皮而已。唐明知宴无好宴，一旦出席，不啻是表示公开支持魏的婚事，但出于情谊，不便推辞，故只好偕夫人唐次建赴宴。婚宴之后，毛人凤得戴密令，故意邀请唐纵陪同魏大铭一起到戴公馆向戴笠说明情况，一方面要魏向戴负荆请罪，以求得戴的谅解；一方面则请唐保驾，至时对魏给予遮挡。唐不知其中有诈，且出于朋友大义，也就不便推脱，与毛一起，陪同魏大铭来到戴公馆。

戴笠看到唐纵与魏大铭等人来到，当即对魏大加训斥，然后便反复征求唐的意见，对魏如何处分。唐出于维护戴的威严，主张对魏记过一次，以示魏未能遵守军统禁例。在唐的意思，既是给戴一个台阶，也是给魏一个帮忙，以便能把这件事就此摆平。

不想唐纵刚刚讲完，戴笠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急转弯，竟当场对魏说：“我特准你结婚，并发给你一万元。”据唐自己后来说：“我闻此言，如雷贯耳，既然施恩，又何必要我来主张，心中大为不乐！乃追问人凤，彼对大铭事何以要我同来？岂非故意使我为难！是否有意破坏我与大铭之感情，而故示其权威！事前我劝其暗中结纳，公开训斥，以示恩威并用之意，而彼曰：‘我何能为此！’但竟为此，其权诈令人可畏！”若以唐纵已经拥有的地位来说，军统局帮办一职，并不在戴笠的军统局副局长之下；而侍六组组长一职，算得上是戴笠的顶头上司。可是，戴笠不但将唐纵玩弄于股掌之中，且借魏大铭违禁结婚一事，当面对唐纵予以难堪和羞辱，戴笠的凶狠霸道，阴险毒辣，真令人有不寒而栗之感。

为了进一步打击唐纵的自信心，戴笠的手段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戴甚至派人给唐纵透露：即使在国民党高层，也有许多人甘心为戴所用，提供情报，以示戴的势力十分强大，其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一次，戴笠的一位亲信特务故意向唐纵透露消息：侍三处副主任李惟果便是戴运用的高层情报人员之一，李并在私下告诉过戴“布雷先生对第六组批评不好，谓六组控制不住两个调查统计局，唐某魄力不够，不能控置审考股的（即新成立的专门考查、监察两统局活动的机构，隶属于侍六组）”等等。

果然，唐纵听了这个情报，深感“出人意料之外，有许多人供给雨农情报的，何浩若、李惟果”。唐纵并以阿Q的精神胜利法表示：这个情报如果确实的话，他很愿意乐闻，因为他根本不愿管理这个工作，从而也可以使戴笠减少对他的敌意。不过，唐纵对这个情报的可靠程度颇表示怀疑，因为“就常情论，布雷先生不会有此批评。惟果之为人，诚可注意也”。

戴笠为了打击唐纵，居然将何应钦这样的军界元老都调动起来，由何向陈布雷进言，说唐纵在侍从室很得力，但是委座交办之事，希望交办而不必查报。许多事情都是唐于中乘隙生事，“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嫌”。陈布雷本是一介老夫子，他听了何应钦的话，并没有想到这是戴笠的奸计，而是很负责地转告唐纵，大概也是要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意思，结果，唐大为气馁与颓唐。

戴笠打击唐纵最为厉害的时候，甚至到了唐纵以军统局帮办的身分，连局本部的一辆小车，也调动不了。一次，唐准备到城里做一套礼宾服，以便能比较体面地出席有关外交场合。据此，唐拿出帮办的职权，向局本部叫汽车，局本部回答说汽车已下乡。等到唐纵无奈地步行走出门口，却亲眼看见他要的一辆小汽车从他面前疾驰而过，唐纵为之愤恨不已，发誓从此以后再不向军统局叫汽车。

在戴笠的沉重打击下，唐纵从此灰心泄气、锐气大减，不但不敢再与戴笠斗下去，而且在处理与军统及戴笠有关的问题时，常常是能推则推，能拖则拖，得过且过，以求平安。1944年初，蒋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两统的抑制力度，下令由唐纵、俞济时、宣铁吾、张镇组成四人监视小组，被情报机关内部称为“监察之监察”。四人小组成立后，在侍一处主任兼军统局局长林蔚主持下，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草拟“监察之监察”方案，并由唐纵签呈报蒋批准。按照方案，必须成立一个具体办事机构，以具体承办四人小组下达的“监察之监察”的有关事宜。

考虑到侍六组与该机构的工作性质相近，侍二处主任陈布雷主张这个办事机构应以放在侍六组为宜。不想唐纵对此坚不同意，坚持应将该机构放到主任室。并陈明两点理由：“1．因我与军统局有关系，恐易引起其他机关之疑忌；2．因设在六组找人不容易，设在主任室，比较容易物色人选。”陈布雷对这类黑幕机构，自然也是敬鬼神而远之，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故对唐纵的这种向上推诿的态度，颇不谅解。然而，侍一处主任林蔚对唐纵的处境表示谅解，并提议由侍一处副主任、侍卫长俞济时担任这一机构的负责人，当即被各方通过，俞济时亦欣然表示接受。随后，唐纵将此案呈复蒋批准时，竭力避免提到该组织机构与侍六组有任何关系，表示：“以免牵连在内。我实不愿参加此项工作也。”

1944年7月，蒋命唐纵进一步拟定对各情报机关与宪警缉私机关之监察办法，唐自己说：“这是一个树立权力的机会，而我推开予人主持。布雷先生批评我，公正恬淡，不与人争权争势。张参事对于监察之监察计划语人，谓我拟了计划，交人执行，这计划毫无力量，张是希望有一个新的力量产生，而我不予其便，故怨我。”无疑，唐纵的这个态度，戴笠一定是大为满意的。

徐恩曾要“与狼共舞”

这以后，唐深感夹在蒋、戴两人之间，左右受气，上下交攻，实难做事，据此产生了离开侍六组的念头。9月21日，唐纵第一次向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提出离职的请求，经陈一再恳留，并体谅唐业务繁重，愿为唐“物色秘书，以为助理，其情意殊可感！”唐不好再说什么，但离职的念头终未打消。10月26日，唐在日记里写道：“近来委座时常直接找我，或者手令饬我办事，而有将各情报机关交我指挥之模样，我均设法避免深入，我希望离开现职，不胜惶恐！”从戴笠一年半以前决定辞职出国，到唐纵“不胜惶恐”地希望离开现职，其间戴与唐的处境，相互换了一个位置，两人心态的急剧变化，何其之快？

1945年1月29日，唐纵实在经受不了这种长期的精神折磨和恫吓，决定于第二日主动晋见蒋介石，直接向蒋提出外放的请求，以便能尽快离开侍从室第六组。因为在这之前，唐纵曾多次向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提出调职请求，均未被陈接受，并且不肯代为向蒋转呈，唐百般无奈之下，只得越过陈布雷，直接走通天的捷径了。所幸的是，当唐提出外放的请求时，蒋当场表示同意，并指定唐纵入中训团党政高级班受训。2月2日，蒋补发了调唐纵入高级班受训的手令。但到了第二天，陈布雷便告诉唐纵：“第六组如此重要，目前无法离开”，并已签请委座同意。唐纵这才发现，无论他怎么精心策划，但还是越不过陈布雷这座“珠峰”，于是，脱离侍从室的方案只得泡汤，唐只得在侍六组这个令人尴尬的权位上，继续与对手们周旋下去，只是，唐的锐气已是差不多丧失殆尽了。

戴笠在修理了唐纵这个强大对手和关键人物之后，终于站稳了脚跟，开始重新获得蒋的信任，戴的情报，又一次在蒋那里吃香起来。对于这一点，就连唐纵也有些眼热嫉妒了，他曾经对这一现象作过深入研究，并在11月5日的日记中，认真记下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唐对此颇有些愤然地说：“作情报的人，何以喜检举人的小事？因为他没有大的情报，只得报告小事，如果没有报告，将无以表现其成绩。处理问题时，小事情容易处理，大事情顾虑多，不易处理，所以为长官者，容易接受小问题，而不易接近大问题。戴最了解此中问题。他唯一需要的是上面的信任，对外、对下，一切无所顾虑，换取信任的手段，他最优为的。”戴笠是一位情报老手，唐纵也是一位情报老手，所以唐纵能识破戴笠的手段。唐纵虽有这番经验之谈，但是，他对戴笠邀恩固宠、施展权变的这些老手段，颇有些无能为力，只能发泄一点内心的醋意而已。不过，从个性上看，唐纵也颇有些不屑于此道。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戴笠以银弹、炸弹等十八般武器，彻底炸掉了唐纵的自尊心、自信心，使得唐纵在戴笠的淫威下，不得不再次携手合作，从而既巩固了戴作为国民党特工王的地位，也使得唐纵在中、军统之争中，开始有了更为明显的倾向性，袒护军统和戴笠，打击中统和徐恩曾，与戴笠携起手来，开展倒徐活动，这也成了抗战后期唐纵领导的侍六组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如此，徐恩曾的处境就更为困难了。

本来，蒋要打击的第一目标是戴笠，第二目标才是徐恩曾，现在唐纵竟放过“首恶”不打，专打“次恶”，这在唐纵来说，亦属于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从1942年以来，蒋就反复交代唐纵，必须对两统进行“监察之监察”，以抑制特务势力的日益膨胀。现在，戴笠的特务势力是那么强大，自然是不可能有所表现了，倒霉的也就剩下了徐恩曾领导的中统势力。这正如唐纵所说：“没有大的情报，只得报告小事，如果没有报告，将无以表现其成绩。”打不倒戴笠，只得打倒徐恩曾，否则，“将无以表现其成绩”。

自然，也不能说徐恩曾对唐纵没有表示过笼络与借重的意思，这中间，徐恩曾曾多次到侍六组汇报工作，以求得唐的支持和谅解。在一次由徐召集的中统系统的高干会议上，徐特意邀唐与会指导。徐借机向唐提出，应“彼此互谅，不宜遇事禀报委座为言”。唐亦同意此说，并主张“各情报机关之间，以信代疑，不宜因疑及忌”。问题是，在唐、戴、徐的这一场特工三角大战中，唐贯彻蒋的旨意，既然不能助蒋倒戴，亦只好不得已求其次，助蒋倒徐了，否则何以向蒋交代？关键是，徐恩曾在争取唐纵的过程中，既无戴笠的眼光，也无戴笠的手腕，更无戴笠的雄厚实力，自然不是戴笠的对手。

更为可笑的是，徐恩曾面临来自蒋和唐纵的强大压力，一度竟想到“与狼共舞”，通过联合戴笠的军统势力，来对抗蒋的特工“削藩”活动。1943年间，在蒋“围剿”特务势力最为紧张的阶段，徐恩曾特意在中统信谊堂设宴，亲自招待戴笠、郑介民、毛人凤、赵龙文等一班军统巨头，表示与军统讲和。戴笠认为徐恩曾的这一举动触犯了蒋的悬禁，更为蒋所不容，不啻是拖军统下水，形成同归于尽的结局。故戴虽然到场，却只是虚应故事，未及终席便借故匆匆离去。军统的二老板郑介民虽然挨到终席，然对中、军统讲和一事始终不置一词，却在席间答非所问地大讲反共情报的新策略，并故作神秘地将一张伪造的八路军军官与日军军官在山西合影的照片出示众人，以夸耀自己的反共手段如何高明。结果，这一班军统巨头白白叨扰了徐恩曾的一顿美餐，不但不肯放弃打倒徐恩曾的既定方针，反而进一步加强了攻击中统的部署。

拍案惊奇之一：偷运假钞案

戴笠借助唐纵之力倒徐，最为致命的打击，是缘起于假钞案、伪钞案与王书青走私案。

假钞案的发生，颇有些传奇色彩。

1943年，中统一辆满载钞票的专车，在通过重庆三斗坪检查站时，因负责押运的中统特务提供不出任何运钞的手续，被军统检查人员将人车一起扣留。军统特务怀疑这批钞票来路不明，便将钞票送中国银行检验，得知这批巨额钞票确系由中国银行发行，倒也不是伪造，但这批钞票的票号，早在抗战初期即已全部注销作废，从而鉴定这批钞票均为假钞。

原来，还在1938年10月间，因武汉三镇沦陷在即，国民党政府机关及滞留武汉的大批人员及重要物资，急切间西运重庆。其时，虽有水、陆、空三路并进，日以继夜地抢运，但因战火迫近，时间紧张，运具缺乏，路况、水况复杂，使得运输十分紧张繁忙。当时，中国银行尚有一批巨额钞票未能运走，只得临时征用一辆大卡车，从陆路西运重庆。该运钞车中途经过湖北某地一个村庄时，因风闻日军将至，而汽油亦已耗尽，驾驶与押运人员自感钞票诚可贵，但生命价更高，于惊慌失措之中，来不及将钞票焚毁，只将车辆稍事伪装隐藏，便弃车徒步潜逃，在辗转到达重庆后，自感此案事关重大，自然不便如实呈报，于是，便一起向中国银行谎报：因途中汽车备油已经耗尽，车辆不能继续行驶，已按紧急情况下的处理办法，及时将钞票全部焚毁等等。其时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这种情况随时可能发生，中国银行既信以为真，也无法核实，认为只要没有资敌，也就由它去了，所要做的一件事，便是按例行公事，将该车所载钞票的票号报请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注销，并通报各分支银行备查。

岂知运钞人员在弃车而逃时，风闻而至的倒不是日军，而是中统湖北省调查室的特务，他们发现这车无主的巨钞后，便立即封存保护起来，然后向重庆局本部报告，请示处理办法。于是，此案送到徐恩曾手中。徐恩曾原是见钱眼开之人，接到报告，心中一亮，也就不假思索，便指令中统湖北省调查室对此车钞票妥加保存，等到视情况许可时，相机派专人押运重庆局本部处理。

徐恩曾又是利令智昏了，他既未想：天不落金，天不落银，天上何以会落钞票？也未想：是否应到财政部或中国银行咨询一下，暗中摸一摸情况，看看这中间有什么可疑之处，以免事出例外，至时措手不及。也许徐的初衷是等钞票先运到重庆再说，也许徐的私心是想独吞这笔巨额资金。总之，徐恩曾的一念之差，终于铸成大错。

当中统连人带车都落入戴笠之手后，麻烦来了，戴笠立即以“中统局偷运假钞案”为题，亲向蒋上了一份签呈，报告中统特务私运假钞，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破坏抗战大局等等。蒋接到报告，一看人赃俱在，又有中国银行的旁证材料，一应俱全，当即批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将押运员判处死刑，以明法纪，以正刑律。军法处接到蒋的手令后，也就选定了腰斩的“黄道吉日”，通知中统其时派人到刑场收尸。据中统特务陈蔚如回忆：1943年10月间，他从缅甸情报区回到重庆局本部后，曾被临时安排在总务组事务科工作。有一天，总务科长王汇百通知他与卓叔华一起到军法处收埋尸体。因宪兵司令部军法处常在巴县冷水场枪杀犯人，于是，陈、卓二人先到冷水场附近的乡间买好了棺材和殓尸用的各项用品。当时卓叔华告诉陈蔚如，在这之前，他已经来收过一次尸，后通知改期，定于今天执行，因此这已经是第二次了。陈、卓两人这一次在刑场附近等了很久，还是不见动静。陈忍不住了，便跑到军法处探询消息。军法处的法官回答说：“我们已经打电话向蒋委员长请示，因为正在做纪念周，还没有得到准确的指示，我们只好再等等。”

原来，这中间有一个过节。自从戴笠将假钞案捅到蒋介石那儿后，徐恩曾已知事情不妙了。等到蒋已把押运员批了一个腰斩后，徐感到押运员这个官司不但吃得冤枉，而且是代自己吃的，自己必须设法予以营救。徐并且意识到，如果不把此案弄清，无疑是落在军统手中的一个把柄，迟早也是一个祸害。

于是，徐恩曾向中国银行查询钞票既非伪造，何以又已注销的真实原因。经中国银行询问原押运员和司机后，这才弄清原委。徐恩曾深知发生这件祸事的根源，本在自己做得轻率，未能深入一步掌握情况，结果造成如此被动的尴尬局面。于是，徐恩曾第一步先向军法处据理力争，设法将此案缓期执行。宪兵司令部向来与中统的关系较深，经徐多方运动，军法处也就同意据情向蒋介石请示，由蒋批准将死刑执行时间改期，这就是卓叔华第一次收尸未成的原因。第二步，徐恩曾决定抢在改期执行之前，向蒋申请将此案撤销。

问题是，徐恩曾这一段时间正是背运的时候，因中统重庆实验区的行动特务擅闯经济部捕人问题，刚刚遭蒋痛斥，现在凭空又冒出一个假钞案，徐如何敢到蒋面前去申诉？因此，徐只好转请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出面斡旋。偏偏这个时候的陈氏兄弟，一方面对徐的见异思迁已有戒心，不愿出死力作徐的后援；一方面也是老于江湖，摸熟了老蒋的脾气，深知蒋既已有了戴的先入为主之见，此事恐不易进言；若此案深究下去，必然牵涉中国银行、财政部一系列部门的重大失职问题，恐亦难善后。在二陈的意思，亦有不愿意为了一个小特务的死活，竟弄到自己赤膊上阵，过多树敌。但二陈经不住徐恩曾再三再四的恳求，终究不便拒绝，只想一个“拖”字了事，一味推诿没有进言机会，以至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直到改期执行的时间也已到了。这一天，恰为星期一，中央党部由蒋亲自主持，举行总理纪念周。等到纪念周结束后，二陈抓住机会，硬着头皮上前，向蒋陈述了假钞案的具体经过与事实真相。蒋于是允请从轻处分，并由军法处紧急通知冷水场刑场，此案第二次展期。陈蔚如回忆那一天的情况时说：“到了中午，还不见人来，我们再次去军法处打听，那个法官对我们说：因为有人说情，现在又改期了，你们回去吧。我们这才将殓品退了，回重庆复命。事务科长王汇百听完我们的汇报后说：‘好了，刑期一改，可得救了。’”果然，此人后来被保出狱。

正所谓“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就在假钞案风波未能完全平息期间，一起伪钞案又将徐恩曾逼入绝境。

1943年春间，戴笠急电军统浙江省缉私处处长赵世瑞，令其于新安江上设点秘密守候，谓近期将有两条偷运赝品新法币的商船通过，令其拿获。同时，戴自己亲赴东南沿海地区视察，以便直接处理此案。赵接电后依计而行，果然如期破获，计截获赝品新法币193万元，并当场逮捕了押运员高子文、夏伯良和程憾。经讯问，押运员高子文、夏伯良等人均为中统特务，并持有中统的证明文件等等。于是，赵一边将三名押运员严刑讯问，以期彻查此案，一边将钞票送到中国银行检验，确认这些钞票均是赝品新法币。时戴笠正在巡视途中，接电大喜，当即指示将高子文、夏伯良、程憾等三人押运重庆，同时指令赵世瑞设计诱主犯程士范来渝归案，待全部人赃俱获后，借此对徐恩曾发动攻势，以达彻底倒徐的目的。

原来，自抗战中期以后，大后方经济凋敝，日用物品奇缺，造成物价飞涨，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但在东南沿海各省以及与沦陷区接壤的前沿地带，通过蒋日汪之间进行物资交换活动，从而形成一种畸形“繁荣”景象。尤其是距沪、杭不远的皖南、浙西等区域，因处于新安江上游，这里既是敌我交界的两不管地带，又据有新安江这样一条重要交通线，从而成为蒋、日、伪物资交换的重要集散地。安徽屯溪场口与浙江淳安，就是在这样的战争背景下，成为抗战时期两个著名的阴阳界口，一时竟有小上海之称，大批沪、杭工业品运集该地，供东南、西南各省采购内销。

为了进一步利用场口和淳安这两处阴阳界口开展物资交流活动，缓解大后方日用物品奇缺状况，经国民党行政院国家总动员会议允许，并经蒋同意，决定借助中、军统的特务力量，分别组织物资采运公司，抢购敌伪物资，直接运往大后方销售。由于这项活动有巨额利润可图，于是，中、军统都非常积极，军统在浙江淳安成立了通济公司，中统则在安徽屯溪场口成立了利通公司，既当特务，又做商人，成为抗战时期国民党商界的一大特色。当然，特务办公司也不能不有一些掩护，戴笠的通济公司由大名鼎鼎的杜月笙出面主持，徐恩曾的利通公司没有这么大的来头，但由于他兼有交通部政务次长的职务，于是由徐打着交通部的名义派人成立，内中也仍然是中统特务在那里主持，诸如经理沈春霖、采购主管杨间赋、运输主管高子文与夏伯良等人，无不是徐恩曾选派的中统特务。

中统的利通公司成立后，为了便于在上海地区开展业务，便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安源公司，由中统局长朱家骅写信给上海的好友程士范，请程出面主持并担任经理，利通公司派杨间赋任副经理，任务是替利通公司在上海组织抢购敌伪物资。作为交换，程士范则派其长子程憾赴场口利通公司任副经理。此外，安源公司与利通公司又在上海合组成立上海安利办事处，由高子文任主任，任务是负责与日军特务机关秘密联系，一面策划所谓蒋、日、汪“全面和平，共同反共”事宜，一面从事所谓和平交换物资活动。自此，中、军统的这两个特务公司从重庆运出桐油、水银等物资，从东南沿海地区换回棉纱、布匹、文具、纸张、五金、交电、西药等日用品。

但是，不论这班中统特务怎么上蹿下跳，利通公司的手面终不如通济公司那样开阔，做起生意来自然不如通济公司那样翻云覆雨、大开大合。这其中的缘由，不外是杜大耳朵神通广大、江湖势力雄厚的缘故，无论是黑白两道，还是朝野各方，没有杜月笙打不通的关口，也没有杜月笙越不过的障碍，自非徐恩曾这帮小打小闹的蟹脚可比。

此外，戴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秘密武器，这就是他有着用不完的花花绿绿的钞票。当时，戴笠得到蒋的默许，打着破坏敌伪金融的旗号，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一家仿制汪伪储备券的印钞厂，大量印制伪储备币，用以到沦陷区抢购物资。如此，既有包打天下的杜月笙在前台主持，又有永不枯竭的钞票工厂做坚强后盾，徐恩曾自然不是戴笠的对手了。

就在这个时候，程士范也在上海找到一条“生财之路”。

1937年，国民党中央银行撤离上海，即将中华书局代中央银行印制10元法币的铜版运到香港中华书局保存。香港沦陷后，铜版被日本特务机关得到，又再次运到上海，大量仿印十元面值的法币。因程士范与日本军部上海特务机关的渊上等人素有交往，于是，渊上出面找到程士范，提出以一元伪储币比40元赝品新法币的优惠比价，请程帮助推销。程本商人，政治头脑简单，认为以一买40，有如此之大的赚头，真是不赚白不赚了，当即以安利办事处的名义，拿出五万元伪储币，一下子购买了200万元赝品新法币。可是，等到程士范把这批伪钞买到手后，才发现这种钞票在上海不能流通，等于“套牢”了五万元伪储币券。程为了解套，只好通过安利办事处高子文密电重庆朱家骅，意在请朱帮忙，能否将这批伪币运回重庆，用以收购老百姓的桐油和水银等，“也可以收一本万利之效”。这在程来说，本是转嫁危机的困兽之举，原不足为奇。岂知电报发到重庆中统局本部，还没有送到朱家骅的手中，就被徐恩曾截住，留中不发了。徐早与朱不合，认为这样“稳吃三注”的美事，与其让朱过问，还不如自己直接做了。于是，徐另电上海安利办事处高子文，指定运钞时间、路线、地点，由高等密运重庆交徐恩曾处理。

在当时的战争状态下，中、军统组织与日军及汉奸进行物资交流活动，开展经济上的互通有无，就其性质来说，已经是一种资敌与通奸行为，不啻为政治上的悬禁。可是，徐恩曾走到了这一步，仍不知反躬自省，竟然一步步堕落下去，干起了从事伪钞买卖的无耻勾当，从日特那里弄来伪钞，坑害国家，戕害人民，这真是伤天害理、利令智昏了。以此可知徐的为人，确是一个只知渔利而没有政治头脑的昏聩之徒。

拍案惊奇之二：贩运伪钞案

本来，徐恩曾自认为这件事做得十分机密，除了几个直接参与办理此事的特务外，在局中也只有顾建中、郭紫峻等核心高干才了解一些情况。一次，郭紫峻因事带着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李直峰，来到坐落在重庆国府路黄家垭口小土山军统电讯处长魏大铭的家中，商谈一个中统报务员的归队问题。郭在谈完公事后，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竟将中统这样一件机密大事拿出来闲谈，以此走漏了风声。魏大铭本是戴笠手下一等一的大特务，特务的悟性与敏锐，早已使他养成了善于从只言片语的闲谈中，捕捉与发现重要情报的才能。郭紫峻虽然说得云山雾罩，藏头露尾，但魏大铭很快就把握到了其中所潜在的重大价值。等到郭、李走后，魏立将此事禀报戴笠。戴笠的反应当然更为敏捷，这一年的3月，戴借口赴东南沿海地区视察，结果亲赴安徽屯溪地区秘密进行布置，果然是一击而中，将程士范、高子文等徐恩曾手下几位从事物资走私与贩卖伪钞的大将一举拿获，派人将他们先期押回重庆，关入土桥军法执行总监部看守所。

戴笠将程、高等人严刑讯问，把此案原委弄清后，等不到自己亲回重庆处理，在出巡途中便亲拟一本，控告中统局勾结日特，贩运伪钞等等，证据齐全，言之凿凿，不容抵赖，亦不容辩驳。5月24日，戴笠的签呈先是到了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手中，陈阅后大为震惊，为了慎重拟签呈蒋的意见，陈亲自召集唐纵、陈方等处中两位高手，讨论研究具体案情，考虑到两统之间相互攻讦，以至势不相容的情状，陈布雷提出对此案要慎重处理，其意亦有替徐开脱的意思，陈方赞成陈布雷的看法，唐纵也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因此案涉及中统以至CC集团的整体形象和声誉，在徐恩曾的一再请求下，就连CC系的龙头老大陈果夫也出山说话了。陈果夫的手段自然更为老到，他表面上对伪钞案这一敏感话题避而不谈，却绕山绕水地给蒋介石上了一本，提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两统交讧的问题，建议调郭紫峻或濮孟九到侍从室任职，主持审核两统局的工作。陈果夫的这一签呈，的确有着绵里藏针的功效，至少有两方面的潜台词：第一，此案是两统相互攻讦咬斗的结果，其真实性自然令人大可怀疑；第二，唐纵出自军统，由唐纵主管两统业务，自然是一碗水没有端平，表明蒋先生对中、军统厚薄不均。

蒋大概想想陈果夫的建议并非没有道理，加之1943年期间，正是蒋一头的老劲，决意要对戴笠的特务势力进行抑制的时候。于是，蒋对陈果夫的建议表示从谏如流，7月28日，蒋亲下手令给侍从室一、二、三处的三位主任林蔚、陈布雷、陈果夫，谓：“希调郭紫峻或濮孟九至侍从室，令其主持以下各项之业务：（一）审核两调统局工作；（二）秘密考查各机关办理中正手令之情形；（三）秘密考查后方新兵部队之纪律与其整训之实况，以及各地接兵征兵之业务，饬三位主任会商呈报。”唐纵看到手令后，头脑中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了蒋介石这份手令的来源，必定涉及“中统局之伪钞案，恐为果夫先生请求之决心”。

其实，唐纵在初接此案时，既未对戴笠的报告偏听偏信，也未跟在戴笠后面推波助澜，甚至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表示了一种谨慎与求实的态度。唐在看到戴笠的报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徐恩曾详询事件经过，以便弄清事实真相。徐恩曾先是极力否认193万元法币为伪钞一说；接着则请求唐纵为之转圜，设法把被戴笠拘捕的四人放回。唐纵听了徐的辩解之后，对戴笠所拟中统罪名，亦不敢贸然相信，并于私下表示：“究竟是否伪钞，尚须鉴定，如为伪钞，亦恐系经手人为敌伪所愚也。”并说：“凡事宜慎，不可操切，尤不可凭个人主观而决定是非，此为最要。”这说明唐纵初期并不相信徐恩曾会做出贩运伪钞的勾当，从而对此案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并认为产生这一案件的根源，很可能是戴笠出于打击、攻讦徐恩曾及中统的需要而精心制造的。

对此案的处理，初期不仅是陈布雷表示慎重，陈果夫表示反对，唐纵表示怀疑，大家对戴笠的动机均怀有极大戒心，就是蒋在初期对此案也未引起重视。戴笠的报告经侍二处第一次呈蒋后，蒋留中不发，未作任何批示。戴笠等了一段时间，见未有任何动静，便紧追不放，侍二处第二次再呈，这一次蒋无可推托，这才将四名中统特务批交军法执行总监部。等到军法执行总监部的初步报告出来，蒋看到这一案件确非戴笠杜撰，这才认真起来，批示对全案进行审查。唐纵说：“三次报告，批交审查，于审查报告上始行重视，限半月审判呈报。似此，委座对雨农之报告并未重视，盖徐、戴之暗斗，已非今日也。”

经军法执行总监部审理，亦经中国银行对这批赝品新法币进行检验，案情真相大白。至此，唐纵的态度变得积极起来，蒋听了唐纵对案情审理情况的汇报后，两次下达手令，要对徐恩曾严办。只是蒋的批示到了侍二处以后，陈布雷“均甚持重，主张扬清即是激浊，不必过分干与”。唐纵见此情形，只得先卖陈布雷一个面子。8月3日，蒋批示将程士范、高子文、夏伯良、程憾四人，均以破坏国民党政府金融罪，判处死刑；“中统局负责人徐恩曾亦应加处分一节，不交军法执行总监部裁处”。按蒋的专制性格，对徐恩曾能有这样一个批示，应当算是很照顾的了。况且对徐处分一节，轻重如何并未具体言及，这中间就有了转圜的余地。至于腰斩程、高、夏、程等四人一节，判虽判了，却未言立即执行，这中间也就留下一段空白，这就便于让中统及徐恩曾等人出手救援。

陈立夫

 

这样一件案子，如果就此判决执行，不但程、高等四员大将要人头落地，而且徐恩曾的责任之大，也是不言而喻；就是交通部长曾养甫、中统局兼局长朱家骅等党国高干，也要负相当责任。无论如何，在徐恩曾来说，也要把这个案子翻过来，否则自己将无以在中统局立足了。

徐恩曾“翻案”的第一步，就是活动军法执行总监部对此案进行重审。好在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与CC巨头陈立夫等人关系甚好，经过徐恩曾多方运动，军法执行总监部同意重审，只是该案已经审结，并经蒋委员长批示枪决，一旦重审，必须由总监部出具重审报告，且先要得到蒋的恩准。好在总监部的报告经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呈蒋后，很快得到蒋的批复。其实，蒋之批可，一方面是看在陈布雷与何成浚的面子上，一方面也是不想看到让戴笠就此把中统搞垮。其时。蒋打击特务势力的主要目标，主要是戴笠的军统势力，针对戴笠及军统对徐恩曾及中统的攻讦，蒋曾经多次训示：“各机关必须通力合作，不能互相排挤磨擦，并指明任何一机关不能打倒他一机关，即任何一机关也不能单独负其责任，必须互相协助。”据此，蒋反复交代“第六组从中主持联系，统一组织，统一领导”。蒋既然有了不想让军统一手遮天的戒心，戴笠要想从根本上搞垮中统与徐恩曾，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这也就是军法总监部关于重审伪钞案的报告能得到蒋同意的重要原因。

徐恩曾“翻案”的第二步，便是找到侍六组组长唐纵，反复向唐说明该案经过，要求在总监部关于该案的重审结果到达侍二处以后，要请唐代为转呈，并希望唐能够从中转圜。唐看到徐为了几个蟹脚，竟如此不遗余力地上下奔走，对此颇不以为然，就此评论说：“恩曾与雨农之性格完全不同，雨农好用重典，恩曾平庸无锐气。”本来，在这次被判处死刑的四名囚犯中，程士范与高子文都是首犯，但程是朱家骅的亲信，高是徐恩曾的心腹，据此，徐恩曾设计了一个“弃程保高”的方案，即“以程士范代高替死，将各项罪都由程士范自己承认”。徐恩曾并多次找到唐纵，汇报此案所以发生，皆因“上海汇兑困难，故不得不由高子文办理易货，以图救济上海工作人员”，并请唐将这一方案呈蒋批准。唐纵不同意徐恩曾的辩解，且反诘：“为何不将此款留置上海使用，而遣运屯溪？如谓后方设站需款，何以不留后方输送？又此款既交高子文，何以不在上海点交？”这个时候的唐纵，已经逐渐被戴笠争取过去，决定对徐恩曾采取强悍措施进行打击，故不肯为徐美言了。

不过，因此案涉及中统根本，且波及曾养甫、朱家骅等人，经陈果夫、陈立夫等CC集团巨头一再出面向蒋辩解，蒋始批示将此案交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与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共同商量办理，拟具处理意见。吴、陈、何都是有心帮中统和徐恩曾说话的，因此，三巨头商定的一致意见是：一是以不死人为解脱办法；二是中统局并无贩运赝品新法币之事，上海中华书局新印的法币是杨间赋与高子文在上海中华书局搬运物资时，误以纸张夹进去的；三是高子文和夏伯良在上海是奉中统局命抢购搬运物资的；四是程士范、程憾父子纯系义务帮助中统抢购搬运物资；五是曾养甫与朱家骅对此事自始至终皆未与闻，徐恩曾虽然与闻，但因鞭长莫及，难以具体督察，故应负有领导责任，等等。

至于具体的量刑与处分情节，三巨头商量的结果是：程士范是该案的始作俑者，将其改判入狱八年；高子文是第二责任人，将其改判入狱三年；夏伯良及程憾均系从犯，可取保释放。至于曾、朱、徐等人，均应以渎职罪论处，建议免去曾的交通部长职、朱的中统局兼局长职、徐的中统局副局长兼交通部政务次长等本兼各职，以便摆平舆论，敷衍蒋先生，应付戴笠的攻讦等等。

吴、陈、何三巨头对伪钞案的处理腹案秘密呈蒋后，得蒋默许。于是，先由军法执行总监部对程、高、夏、程四人作出复审改判决定，戴、唐等人看到总监部的复审结果后，因为都不知道另有处分曾、朱、徐等人的腹案，故大为不满。唐纵认为如此改判，“是谓蒙蔽领袖”，戴笠更是穷追不放，意欲借此将徐恩曾彻底打落下水。只是蒋感到处分曾、朱、徐等人的问题，涉及大局，须待适当机会，故将此案暂时搁起。唐纵等人见蒋按兵不动，一味拖延，因弄不清蒋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冷眼旁观了。只有戴笠依然抖擞精神，又弄出一个“王书青走私案”出来，这一棍子就把徐恩曾打死了。

蒋之做事，历来有随心所欲之举，这中间如果没有新的情况出现，时过境迁，局面发生变化，蒋说不定就此将徐恩曾放过，让徐蒙混过关，也未可知。戴笠当然是深知蒋的这一特点的，所以他早已预备下了又一只撒手锏，派人在暗中搜集徐恩曾前妻王书青走私牟利的种种劣行，准备伺机抛出。现在，戴笠认为，徐恩曾已被自己逼到悬崖边上，只要再踢上一脚，也就不怕他不跌落谷底了。于此，戴趁热打铁，告发徐恩曾利用前妻王书青，进行走私活动。

在这之前，假钞案伪钞案，几乎是两案齐发，不但徐恩曾被弄得焦头烂额，气息奄奄；就连蒋介石也被弄得心烦意乱，为之头疼。哪里知道在两幕“拍案惊奇”后，接着又是一幕拍案惊奇：“王书青走私案”。这真是祸不单行，雪上加霜了。到了这一步，蒋即使曾有利用徐恩曾抑制戴笠的心理，也已经失掉了兴趣和信心，且认为徐如此抓不上手，扶不上墙，简直是烂冬瓜一只，实在是太不争气，蒋对其弃置不用，自然是毋庸置疑了。

拍案惊奇之三：王书青走私案

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是祸福相连的。对于徐恩曾来说，当初为了能达到与第二位妻子王书青离婚的目的，不惜在许多方面做出让步，这就为他以后受制于王而埋下了伏笔。王也是一位知识妇女，原先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中央党部的人事关系也很熟。徐始乱终弃，喜新厌旧，道德败坏，自是被同道不齿。徐、王相争，徐是迫害人，王是受害者，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便惹恼了一些原本与徐不合的“壮士”，决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甘心隐于幕后为王氏出谋划策，煽风点火，要为弱女子王书青伸张正义，主持公道，铲强扶弱，保护女权，且维持党国风化，刷新吏治等等。

事实上，王书青本就是一位性格泼辣、贪财好货的女人，加之体格健壮，凶狠好斗，这在中央组织部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了。徐对王本就存有某种畏惧之心，加之，徐恩曾作为特务头子，竟然与一个共产党的女叛徒费侠轧姘头，无论是从国民党的党纪来说，还是从中统特务机关的禁律来说，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如此，王书青有理有据，有人有势，有勇有谋，大发雌威，一展她好勇斗狠的长才，为费侠一事，也就与徐恩曾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

就徐恩曾来说，这件事本就做得无耻，自然是心虚气短、理屈词穷，在王书青的步步紧逼、穷击猛打下，只能是步步为营、一退再退、穷于应付了。这样一来，恰如王为刀俎徐为鱼肉，徐只好是任王宰割了。

徐恩曾既不能割断女妖费侠的诱惑，又不能摆脱女魔王书青的纠缠，只能在王、费二女的夹击中苦苦撑持，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熬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党内外、国内外的注意力都开始转移到中日战事上，人们对徐恩曾的桃色新闻事件的注意力大为降低。其间，国民党南京政府准备西撤汉口、重庆，到处都是一派乱糟糟的景象，徐恩曾抓住机会，决定礼送王书青及所生子女先期西去成都，借口是暂避国难，其实是排除障碍，以便达到使王书青为费侠让路的目的。

问题是，王书青既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奇女子”，岂有不洞察徐恩曾的“狼子野心”的，故大义凛然地坚持要与徐恩曾同进同退，共赴国难，生死与共。徐恩曾事出无奈，为了能骗得王书青离开自己，不得不使出“男色”一招，派自己的亲信副官李子友护送王书青及子女赴蓉。徐素闻王与李之间已有一些过从甚密之事，现在徐将李与王一起“外放”，实际上也就是心甘情愿地“让贤”了。徐恩曾为了达到与费侠结合的目的，就连这种下三烂的手段都能使出，足见其人已经到了不择手段及不惜一切代价的境地。

1938年春，徐与费在武汉结婚。同年冬，徐、费双双逃往重庆。此时，王书青在成都得到消息，心有不甘，便赶到重庆，意在当面与徐理论，不意遭徐断然拒绝。王本是挟恨复仇而来，现在竟被徐拒之门外，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不由得恨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盛怒之下，一条雪耻复仇的锦囊妙计油然而生，这真是：“你有你的关门计，我有我的跳墙法。”况且，王既与特务头子徐恩曾夫妻多年，多少也学到了一点特务手段。事先，王于暗中侦察择定费侠行止，自己秘藏于中统局本部附近的储奇门药材公会，等到费侠从中统局出来时，王走上前去，先是一阵污言秽语的破口大骂，继而是手脚并用地大打出手。王本就壮如母牛，孔武有力，且兼“真理”在手，师出有名，于此更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费侠固为女中“豪杰”，但其时已怀孕数月，大腹便便，脚步蹒跚，自顾尚且不暇，哪里又是王的对手，未及几个回合，已被打倒在地。如此一来，因事出突然，徐恩曾不及预防，在众目睽睽之下，弄得左右为难，手足无措，大为狼狈。

“储奇门事变”之后，徐恩曾痛定思痛，深知以王书青的厉害，若不能将她摆平，此事终不得善后。于是，徐只得忍痛放血，一方面拿出原先准备送子女去美国留学的黄金美钞若干，一方面索性运用一下特工头子的权力，拨出大卡车两辆，轿车一辆，一并赠予王书青，礼送王氏出境，让她回成都经营运输事业。王目的达到，也就偃旗息鼓，罢兵言和，满载而归。

从此，王书青在成都大放高利贷、大做黄金美钞的投机买卖，同时将卡车交给李子友，注册了一个运输公司，专跑成渝公路、成宝公路、滇缅公路，利用国难时期通货膨胀，物资奇缺的困难局面，倚仗交通部徐次长与中统局徐副局长的权势，从事西药、五金、布匹等进口物资的囤积居奇、走私贩运等种种违法活动，从中牟取暴利。在放高利贷的过程中，王因逼债而屡有纠纷发生，便找到中统四川省调统室主任孙云峰、书记胡涛等，依靠特务势力进行威胁讹诈，将事情摆平。更有一个商人，因与王书青发生债务纠纷，竟被王氏勾结中统特务威逼而死。有时，王氏的汽车运输公司因走私而遭到检查机关的留难，王便打出“徐次长”的招牌抵挡，这就让人以为王的这些违法活动，都是徐自己在做，从而很是影响了徐次长的为政“清誉”。

事实上，徐是知道王的这些违法活动的，而且徐的特务密布成都，王氏的一举一动，徐莫不了如指掌。加之王在成都的六年中，徐两次到成都，王氏都是亲自到机场迎接。徐本是一个特务头子，行踪飘忽，行动秘密，如果不是徐亲自通知，王氏一个普通妇女，如何能掌握徐的行动。以此可见，徐与王分居之后，双方的关系依然是很密切的，王的这些违法活动，也不可能瞒过徐恩曾。但是，徐恩曾既已将其抛弃，内心多少有些愧疚，为了对王氏及子女有所补偿，同时也是为了求得自己清静，也就不惜违法乱纪，以恶相济，对王氏的种种胡作非为，眼睁眼闭，加以庇护了。

徐恩曾把王氏“流放”成都，本是一个送“鬼”出境的明智之举，一方面让她远离费侠，免得日夕生事；一方面则是避免朝野注目，以防影响到徐的“清誉”；特别是在两统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势下，免得被戴笠抓到把柄。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徐恩曾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安宁平和的环境，总是碍于王书青这样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屡次遭破坏。其间，李子友的“放水”事件，便是一例。徐派李到成都，假照顾王书青之名，行勾引王书青之实，这在徐恩曾来说，本是出于“毒螫在手，壮士断腕”的勇气，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以一顶绿帽子，求得一个精神上的解脱。

但是，李与王的私通，事为成都的中统特务赵伯谦、葛炳生所闻，赵、葛都曾任徐的警卫，并长期担任中统行动员，在中统内部也算是颇有名气的杀手。赵、葛忠心爱主、矢志不渝，他们听说李子友利用照顾老板前妻王书青的便利，竟趁机揩油，以致发生了行为不轨之事，深感有辱老板声誉，辜负了老板的厚爱。赵、葛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好汉”，决心替老板把这件事摆平，为老板洗刷污点，因此声言要清理山门，狙杀李子友。

事为李子友得知，不免心胆俱裂。李素知赵、葛都是头脑简单、心狠手辣的杀手，盛怒之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况且，李既与王私通，自知终不能见谅于老板，心里无时不在谋划脱身之计，赵、葛的放风，谁知是不是老板于暗中指使？如此一想，李终日惊恐万状、寝食难安，思之再三，认为唯有投奔戴笠，利用两统之间的矛盾，才能留得一条性命。于是投奔军统去了，并将王书青依仗徐恩曾的权势和保护所干的种种不法情事全盘托出，这就引起了戴笠的注意。戴当即命成都地区的军统特务按李子友所供材料，进一步进行搜集整理，以作奇货，这就等于暗中已给徐掘了一个坟墓，只待适当时机抛出，一举置徐于死地。

抗战后期，徐在中统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而王在成都的名声越来越臭，徐亦已嗅到戴笠已在暗中窥伺，深感若不早作打算，王迟早是一个把柄。恰在此时，为王书青经营走私物资的驾驶员因酗酒伤人致死，在社会上引起公愤，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徐一看不得了局，遂将王氏及其子女从成都接到重庆，安置在著名的风景区——西温泉。

当时，重庆西温泉为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居住区，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的家属，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主任兼军政部政务次长钱大钧的家属，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张治中的家属均居于其中。自王书青来到这个小镇后，时人称为当地的白、钱、张、徐“四大家族”。除了这四家的家属外，镇上另有卫士、副官、汽车司机、厨师、伙夫、男女佣人以及来往的宾客等，一时充斥于小街闾巷。为了做好“四大家族”的生活服务工作，镇上开设了茶楼、小食店、小商店等二三十家，并开来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保护这四家安全。鉴于王氏在成都时过于放纵的教训，徐恩曾以照顾生活为借口，将自己的亲信特务詹连吾派到西温泉，对王氏进行监视。

然而，徐恩曾的“亡羊补牢”之举，已然晚了一步，戴笠已将王书青在成都时期的种种劣行全部搜集在册，趁着徐恩曾伪钞案硝烟未尽的机会送了上去，攻击徐恩曾指使前妻王书青，利用交通部主管战时交通的特殊权力，走私国家战略物资，扰乱国家市场，加剧通货膨胀的紧张状况，并纵容手下爪牙弄权作势，伤人致死，引起极大社会公愤，有损党国和领袖的声誉等等。

蒋介石看了戴笠的检举报告后大为震惊，初始还有点将信将疑，以防中了戴笠挟嫌报复的诡计。于是，利用一次甲种会报的机会，蒋当面质问徐恩曾：你家里人在成都与民争利，逼出人命，有无此事？徐知道此事已经瞒不过去，只好当场承认下来，只是辩解说，王书青现已离开成都，迁往重庆乡下。蒋一听此事竟然都是事实，为之大怒，嘴上尽管训斥“你应当好好管教管教”，实已下定了对其弃置不用的决心。

本来，徐恩曾因在反共斗争中未做出突出成绩而不能见重于国民党右派，因争权夺利而交讧于朱家骅、郭紫峻，因谋升官而开罪于翁文灏、吴鼎昌，因心怀异志而见弃于陈果夫、陈立夫，又因涉嫌介入假钞案、伪钞案、王书青走私案而受制于戴笠，更因蒋要抑制特务势力而撞到蒋的枪口之下，成为蒋的重要打击目标。到了这一步，徐恩曾纵是过去有天大的功绩，此时也难以见谅于蒋了。

实际上，到了1944年下半年，在种种负面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徐已完全陷入四面楚歌的灭顶之灾，徐之垮台，已成命中定数，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一般人以为，徐之垮台，为戴笠告发，此说固然也有道理，亦有事实作为根据。但是，从更深层面看，其实不然。盖因中、军统相互攻讦，戴与徐互相诋毁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从来没有哪一天停止过，何以到了这个时候才起作用？事实上，是徐恩曾自身已经具备了垮台的种种因素，以致被蒋认为失去了利用价值，这才会被戴笠巧为利用，最终形成众矢之的。徐这时恰如一只烂冬瓜，谁踢一脚都可以溃烂，更何况是特工王戴笠这样的鸳鸯连环腿了。正所谓：“川壅则溃，月盈则匡；善败由己，吉凶何常。”

九、永不录用

免去本兼各职

1945年1月，重庆国民党政坛发生了一连串举世瞩目的大事，这就是在面临抗战胜利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开始把目光转向解决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为了能在政治上争得主动，置中共于被动境地，蒋介石拿出多年来在政治上练就的一套“空手道”绝技，发起了一场以共产党为目标的政治新攻势：一是在元旦这一天，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分发表《新年文告》，开出了一张表示要“还政于民”的空头支票，以召开国民大会作号召，回击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二是在元月6日这一天，蒋介石会见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表示将由赫尔利偕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到延安，就和平问题进行商谈，以表国民党方面的“诚意”。延安方面固然认为重庆方面对解决国事问题毫无诚意，但对和谈问题也表示响应。24日，周恩来由延安飞抵重庆，国共双方再次继续谈判。三是元月8日这一天，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定于本年5月5日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于国民党各派系来说，这将是一次对抗战成果进行瓜分和决定国民党战后政治方针的重要会议。从此，国民党进入了多事之秋，各派系之间狼烟四起，战马嘶鸣，雷电大作，风云变幻，一片肃杀景象。

围绕着这一系列政治上的新动作，蒋介石在高层人事上也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以达到剑及屦及的目的。元月9日，国民党重庆政府在战时生产局之下设立以管理“增产”军需品为主的机构——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徐恩曾的政敌、战时生产局长翁文灏兼主任，美国代表纳尔逊任副主任，国民党技术官僚翁文灏进一步得到中美高层信任；元月18日，蒋介石特任徐恩曾的“克星”吴鼎昌为国民政府文官长，吴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核心智囊人物，进一步加强了政学系的中枢阵营；元月20日，国民政府特任蒋廷黻为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又一位政学系大将“入阁”，执掌战后经济和物资大权；元月23日，国民政府明令俞飞鹏接替曾养甫为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沈怡继徐恩曾出任交通部政务次长等等，徐恩曾正式被逐出政府机构。

在1月国民政府所有的重要人事变动中，最令海内外关注的就是徐恩曾了。徐是著名的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他的交通部政务次长一职被免，自然意味着某种政治上的失宠。事实上，早在四天前，一个尚未公布的重大人事变动的消息，就已经在党国要人中盛传，这就是国民党两大特务机关之一的中统局易主，叶秀峰接替徐恩曾，成为重庆川东师范中统局本部的新主人。

这一系列人事变动，正可以看作是蒋介石追究曾养甫、朱家骅、徐恩曾等人在交通部利通公司伪钞案中负有渎职责任的继续。在此以前，曾养甫和朱家骅都以主动请求辞职的形式，体面地被免去交通部长与中统局兼局长的职务。况且曾养甫虽属免职，确因身体长期有病，免职后很快就赴美治疗；朱虽然也被免去兼职，因其已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本与中央党部系统的中统局长风马牛不相及，故朱之免兼，也在情理与意料之中。这样，曾、朱虽因伪钞案被迭次追究渎职责任，但在形式上则采取了一种“软着陆”的方式，并不惹外人瞩目。事实上，即使没有这样一个渎职罪，曾之本职、朱之兼职，也都会先后被免。

在曾、朱、徐三人中，蒋对徐的处理则不同。第一，徐是被蒋革职，他没有能享受到被通知主动辞职的待遇，连一个“自找台阶自下台”的面子也不肯给，这说明蒋在主观上就是要给徐难堪，以示处分之意；第二，蒋对徐下达的手令也颇特殊，这就是免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不用就不用吧，还要阴森森地补上一句“永不录用”，岂非绝情至极。其实，这正是蒋的高明之处，那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你就死了那份心吧！”这就很有点无期徒刑的味道了。

蒋之正式作出解除徐恩曾职务的决定，是1945年1月20日。这一天，唐纵从侍二处主任陈布雷那里听到消息：“恩曾辞职闻已定夺。”不过，这里传出的消息只是辞职，而非革职，大概是为了不过分刺激徐恩曾的情绪。免去徐恩曾的本兼各职，这也是蒋介石自创建国民党各大系统的特务组织以来，第一次解除一位特务头子的职务，以蒋的多疑和权诈，不得不有所对策，以防患于未然。因此，蒋指示唐纵必须随时掌握徐恩曾一举一动。于是，唐纵在20日上午听到消息，下午就往访徐恩曾，与徐“泛论时局得失”。经过一番当面考察，情况总算不坏，唐的结论是：“彼之情绪尚平淡，并无懊丧之情。”蒋听到唐纵的报告后，不再有所顾虑，开始正式下达手令，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随即，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命令叶秀峰立即到任接事。

1月24日，唐纵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载：“中统局徐恩曾革职，叶秀峰继任。”1月25日上午11时，蒋在上清寺官邸主持甲种会报，出席会议的计有：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军统头子戴笠，宪兵头子张镇，缉私警察头子宣铁吾，军令部二厅的代表（谍报参谋系统）郑介民（同时也是军统的代表），党政军联席会报系统的代表何凤山。除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因病请假外，国民党各情报系统的头子基本上都已经出席。此外，一般情况下并不出席这种高级情报会议的几位二流角色，这一次也破例被特许通知出席，诸如军统局的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中统局副局长顾建中和郭紫峻等。就在这次会议上，叶秀峰以中统局局长身分，第一次在国民党最高情报系统负责人会议上公开亮相，也是第一次在这类会议中没有看到徐恩曾的身影。一个在国民党特工领域中纵横叱咤了15年之久的著名特务头子，于这一天起，从国民党情报系统中彻底消失了。

这次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的国民党各情报系统最高负责人会议，一个最主要的程序，就是把新任中统头子叶秀峰介绍给与会人员，以便“请多关照”；接着，由唐纵说明了一个加强后方治安方面的统筹策划方案，规定所有宪警特工，都要在内政部的领导下，共同强化地方工作，推行地方自治，以防中共组织的渗透。此后，蒋介石训示：一、各机关分工不清，应详加研究，以明确各自的职责。蒋的潜台词是请有的人手不要伸得太长，这自然也是有感而发；二、户口调查应限期完成。这自然也是强化地方工作，推行地方自治，推进反共斗争的需要。

据中统特务张国栋回忆说：“蒋介石‘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的手令”，是在1月30日正式下发的。2月1日上午9时左右，在重庆川东师范中统局本部信谊堂，召开局本部全体人员会议，徐、叶举行交接仪式。当时，局本部中下层干部大都不知道有这一重大变故，等到宣读蒋的手令之后，中统局上下一片恐慌，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一个声名赫赫的国民党特务头子，竟会落得如此下场。一时之间，大家议论纷纷，有的感到愤怒，有的感到沮丧。

会议开始后，徐恩曾首先介绍叶秀峰与大家见面，然后向全体人员发表讲话。徐说：“我本来是代替秀峰先生主持调查科的，今天总裁仍派他来负责本局工作，深信今后本局在秀峰先生领导下，必将对党国作出较大贡献。我本人与大家同甘共苦，肝胆相照，历十余年，在此即将离职之际，有十分依恋之感。”说到这里，徐动了感情，泣不成声。坐在台下头排的顾建中也泪如雨下，后边的王学仁抽噎得更厉害。至于女人，更是天生的心肠软，女特务陈文昭、赵德恺、张丽芬、张立人等，竟泪飞如雨，早已不能自抑了。就连进入中统较晚的大特务赵毓麟也不觉泪下。这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了。

这种场面，自然使乘兴而来执行接收任务的叶秀峰大为尴尬，不免陷于局促不安的境地。徐在台上见此情景，意识到若如此下去，恐难收场。于是，马上揩干眼泪，话头一转，提高声音说道：“我这个人真是神经衰弱，今天应该是大喜的日子，本局转危为安的日子，怎么可以哭呢？有了秀峰先生的英明领导，今后本局前途无量。现在请秀峰先生对大家讲话。”

叶秀峰接着发言：“总裁因为可均先生积劳成疾，身体多病，要他休养一些时候，叫我接代；我本不敢肩此重任，但想到局内很多同志原来就是老朋友，必能以协助可均先生的精神对我协助，所以毅然承当下来。今后希望大家同德同心，把工作做好。”

叶秀峰讲话完毕，仪式便告结束，徐恩曾乘车黯然离去。会后，一些比较胆大的徐党分子，大骂蒋介石刻薄寡恩，鸟未尽而弓已藏，这亦属“人各为其主”了。

据说，徐恩曾被革职初期，态度尚算平静，其时，唐纵与徐恩曾进行谈话，发现徐的情绪尚好，用唐纵的话说：“并无懊丧之情。”徐恩曾的痛感，是在过上了一种无权无势的平民生活之后，这才日益感受到的。其间，一种失宠和失败以及被人鄙视和遗忘的痛苦，倏然袭上心头，心理深处那种惶恐不安的感觉，开始与日俱增，好像一个人刚刚被仇家捅了一刀，初时神经麻木，未有痛感，一段时间过去，神经恢复知觉，痛感出现了；时间越长，痛感越深，到最后，简直是刻骨铭心、痛不欲生。用阿Q的话说：“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徐被革职三个星期以后，唐纵与徐恩曾再次谈话，唐记述说：“晚与徐恩曾晤谈，恩曾以失委座之宠甚惶然，问我有无政治关系。”唐讥讽说：“患得患失者，其心不安，为官之苦也！”

被六全大会扫出局门

徐恩曾痛苦尽管痛苦，不过，内心深处也还有一个幻想，这就是认为蒋之所谓“永不录用”，也许只是一时的愤激之语，事情或许还有转机，盖因蒋之说话，常常是不作数的。就以“永不录用”而言，看起来是“金口玉言”，其实，这种话蒋曾经多次说过，也都是多次遗忘，何尝“一句顶一万句”？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那个自称为黄埔四期生的黄埔“空子”蒋坚忍，因其原名蒋孝全，祖籍浙江奉化，与蒋校长有同乡加同宗的深厚渊源，故深得蒋校长的特殊恩宠，不但默许了他那个来历不明的黄埔学籍，而且还当上了中央航校副校长、复兴社中央干事，成为黄埔系中的“红人”。岂料这位善于在政治上钻“空子”的家伙一发而不可收，竟在经济问题上也钻起了“空子”。1938年，此公在出任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期间，因集体贪污案被人检举揭发。蒋介石闻讯，深恨蒋坚忍此举塌了奉化人的台，扫了蒋氏宗族的面子，大为震怒，将其扣押还不解恨，接着就是一道手令：“永不录用！”当时，蒋坚忍的一些仇家听了这个消息，简直比听到自己升官的消息还高兴，一个个以手加额，相互庆贺，认为这小子从此是完了。然而时间不长，黄埔系首领胡宗南为之出面力保，蒋坚忍不但很快获释，而且来到胡宗南手下，先后出任西安战干第四团副教育长、西北劳动营教育长、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组训处处长兼商洛大荔区指挥部副指挥官、大荔行政专员及保安司令、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等要职，依然是“好官我自为之”。到了这个份上，蒋先生的那份“永不录用”的“红头文件”，早已成了党国档案馆里的“国故”了。

蒋坚忍本是皇族中人，情况或许比较特殊，徐恩曾自忖不好攀比。不过，以西安广播电台台长王劲在西安事变后的遭遇来说，可以说与徐恩曾现在的处境很有些类似之处，况且，徐恩曾是当年亲自处理“王劲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因为有“王劲事件”的“前事之师”，徐恩曾对改变自己现在的处境，也就颇具信心了。

王劲原为中央广播电台工程师，其后主持河北广播电台台务，再转西安任广播电台台长。王为江苏无锡人，早年亦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与徐恩曾、吴保丰、吴道一、范本中等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先后负责人均为前后期同学，在CC集团中形成了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交通系”。然在西安事变中，王劲拥护张、杨关于联共抗日的主张，充分发挥西安广播电台的舆论作用，为西安事变期间的宁陕和谈服务，诸如安排张、杨亲到广播电台发表演说，反复广播西安方面关于抗日救国的八项纲领等等。特别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由美国著名的记者史沫特莱女士与当年担任英国报纸记者的新西兰人贝特兰合作，对国内外进行英语广播，向全世界说明西安事变真相。一时之间，西安广播电台几成张、杨的喉舌，与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大肆宣传要“出师讨伐”的舆论，大演对手戏，形成南北两军对垒的局面。尤其是在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严厉的新闻管制，割断与封锁了西安方面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只剩下广播电台成了西安方面向外界传达信息的唯一渠道，故西安广播电台对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此一来，王劲不但成了西安事变中的一位不大不小的名人，而且成了南京方面痛恨至极的一位“异己”分子。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秋后算账”，王劲亦成为被清算的对象之一，被免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一张“红牌”，将王劲永远罚出场外。王劲自认为爱国无罪，当即找到老同学、时任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及中央广播电台负责人吴道一，痛陈理由。吴虽然是王的顶头上司，且是广播电台系统的老大，但在天下惟此唯大的蒋先生手下，也只是个“小小老百姓”而已，蒋既已批了“永不录用”四个大字，吴对王固有同情之心，也只能是爱莫能助，报以一番苦笑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劲无奈之下，只得离开南京，凭着一身技术，通过同学关系，来到开滦矿务局工作。当时的开滦煤矿，由英商开办，英国人不在蒋先生的治下，自然不买蒋先生那个“永不录用”的账，王劲得以谋到一个饭碗，为英商工作了两年。1939年，全国进入艰苦的持久抗战阶段，大后方正是用人之际，王劲认为蒋先生以一国之尊，没有理由还是当年那个“小肚鸡肠”，继续将他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拒之“国门”之外，故斗胆来到陪都重庆，其实也是想碰一碰运气。

王劲到了重庆以后，受人指点，第一个要找的对象，就是当年上海交大的老同学、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徐听了王劲的申诉，也许是出于同学情谊，也许是感于王的爱国大义，也许是知道蒋历来有说话不算数的毛病，总之，徐居然置蒋当年的悬禁于不顾，当即任命王劲为中统局总工程师，蒋先生的那张“永不录用”的红牌，被徐一脚踢到场外去了。好在王被徐录用以后，蒋先生倒也没有派人来找他的麻烦。到了1947年，王劲居然升职为中统局交通处长。滑稽的是，这个时候的徐恩曾，早已又被蒋先生免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了。

王劲当年被蒋批了个“永不录用”，徐恩曾录用了，未见得有什么事。今天徐恩曾也被蒋批了个“永不录用”，这在徐恩曾的理解自然也是个面子账，属于那种一风吹的事情。所以，初期徐恩曾也还抱着一种幻想，等待和期盼蒋先生再次出现健忘症，好重新谋取新职。

其实，以当时的国民党权要来说，作如此想的恐怕也不仅仅是徐恩曾一人，就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来说，就是持有这类想法。严格地来说，徐恩曾1月间被免去本兼各职，是并不准确的。这个时候的徐恩曾还算不上是“光棍”一条，头上到底还留着两个虚衔：一个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个是中国工程师学会理事会副会长。1945年春，吴铁城也许是出于怜悯心理，安慰一下徐的失落情绪，也许是由于徐的活动，以此拉徐一把，故以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权，派遣徐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赴贵阳视察，并出席了贵州省党部的总理纪念周，徐还在会上作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即席讲话。

哪里知道徐在贵阳的一举一动，早被军统特务掌握得一清二楚，并就此向戴笠禀报，戴笠则以“徐恩曾用中央党部名义在外招摇撞骗”为题，做了一篇大文章，送呈蒋阅。蒋看了这份材料，怒不可遏，当即将吴铁城找去申斥一番，立命吴将徐召回，并声色俱厉地交代：“今后不许徐恩曾再作任何政治活动。”

吴铁城代徐受过，被弄得灰头土脸，自然不想再为徐两肋插刀、火中取栗了。从此，徐渐渐知道事情不妙。但由于徐对蒋的心理估计不足，自我心态仍感觉良好，企图东山再起的那份幻想，也始终没有完全破灭。直到这一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大礼堂召开，徐恩曾以前任中央执委的身份，满怀信心地参加了会议，并且自我预感：本兼各职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中央执委，蒋先生总归是不会再拿走的了。

岂知到了5月19日选举的这一天，蒋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正式向代表大会提出六届中央执监委候选人名单480名，并且规定：只许可划去其中20人，其余460人均为新当选的六届中央执监委员。如此，不但大批新人纷纷涌进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其人数之多，竟超出五届中央执监委一倍以上；而且即以五届中央执监委员来说，为了体现举党一致的“团结”精神，除叛国投敌及死亡者外，其余99％的五届中央执监委员都被蒋列入候选人名单，剩下那个1％倒霉蛋，偏偏就有徐恩曾在内。结果，在480人的庞大阵容中，什么样的乌龟王八蛋都可以上榜，独没有徐恩曾的一席之地。更让徐意想不到的是，徐被彻底地扫出局外，吃掉他的空额的竟是中共叛徒张国焘。与共产党浴血苦斗15年之久，最后的下场竟不如一个中共叛徒张国焘吃香，这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蒋先生的刻薄寡恩，思之真有令人不寒而栗之感。至此，徐恩曾这才意识到积15年反共之功尚不能平息蒋的震怒，可见蒋对自己采取的手段已到了赶尽杀绝的境地。徐恩曾这才真正体会到一种痛苦了。

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徐遭蒋当头一棒简直是心胆俱裂。自此，徐足不出户、闭门思过达一月有余。据张国栋说，有一次他到徐家中闲坐，徐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特务莫过于武则天时代的周兴和来俊臣，周、来二人都曾出死力支持武则天执政，对建立武氏王朝，可谓建功颇伟。然而，最后的结果，依然是“请君入瓮”、“兔死狗烹”。徐认为：武氏之所以要杀周兴与来俊臣，主要是因为周、来知道武氏的隐私太多了。徐的潜台词是：他之垮台，并不是反共不力或工作失误，而是掌握了蒋氏的黑幕太多的缘故。徐恩曾说到这儿，叹了一口长气，接着说：“自古大特务都是不得好死的。”所幸，蒋先生行“王道”，举“仁政”，总算没有借他的脑袋一用，这真是领袖的再造之恩，没齿不忘。说到这儿，徐不禁以手加额，庆幸自己的脑袋依然长在颈子上，真是洪福齐天了。

的确，徐恩曾不但没有理由表示悲观失望，而且应当感到欣慰，因为在他下台仅一年多时间，他的死对头戴笠就死于非命，暴尸荒野。戴的死因固然扑朔迷离、众说不一，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对军统组织持坚决抑制的态度已将戴笠逼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终日惶惶不安地筹划脱身之计，最后竟机毁人亡、一命呜呼！这真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以此观之，徐恩曾的及早下台，未免不是一种福分？这真是得耶？失耶？福耶？祸耶？谁能说得清？

特务头子“下海”

1946年初，徐恩曾举家回到上海，住进霞飞路逸园新村7号。这是一幢相当漂亮的西式洋房，原是敌伪产业，由中统特务率先抢收之后，送给老局长徐恩曾居住的。为了争到这幢房子，徐恩曾初时还与中统老特务季源溥大闹了一场。

季源溥号称是叶秀峰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战后被派任中统驻上海特派员兼上海办事处处长。徐统治中统时期，季是坐冷板凳的角色，曾被徐排挤到交通部，担任一个无足轻重的劳资科长，叶秀峰上台后，季才被重新召回局里，出任至关重要的党政调查处处长，季与徐不合，这在中统里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季到上海后，看到徐下台之后居然十分神气地住进逸园新村7号，心中的气颇感不顺。于是，季便在暗中唆使手下的特务逼徐搬家，攻击徐恩曾是凭借与敌伪产业管理局局长吴任沧的私人关系，擅自代替管理局暂管这所房产的，不合法律，必须交出。

徐恩曾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季的这点小手段，哪里就能把他吓住。于是，徐一边拖着不搬，一边则多方活动，以化解季的攻势。季源溥见徐恩曾采取的是以柔克刚的太极拳术，决计采取强硬手段，怂恿手下的几个心腹打手，使出蛮力，硬是搬进徐的房子里，将徐的一家挤到一个小房间里，弄得徐十分狼狈。不久，陈立夫来到上海，听说了这件事，认为季的做法未免过分，便亲自出面调解，才算了结此案，徐这才算是做了逸园新村7号的新主人。

逸园新村7号的面积很大，据说，徐全家连同男女佣人、汽车司机、厨师和保镖等，计有十六七人之多，房子仍然住不完，徐便把空余的一部分让给国民党中央执委、CC系高级干部赖琏居住。徐为了招待客人，开展社交活动，特在家中专辟一室，作放映电影之用，徐自己置有小型电影放映机，并自任放映师，经常放映电影和举办舞会，作为社交与公关活动的重要手段。以家庭电影来招待亲朋好友，不用说在当时的上海滩上是凤毛麟角的高级享受，即便在今天也算得上是相当“贵族化”的家庭娱乐了。故徐的许多同事、好友及太太小姐们，一旦听说霞飞路逸园新村7号有新片招待，莫不趋之若鹜、蜂拥而至。

徐恩曾的贪财好货在CC集团中本是出了名的，自蛰居上海后，自知升官之道已被蒋介石封死，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谋划“下海”发财。于是，徐恩曾开始着手创办“中国机械农垦公司”。徐恩曾从一个双手沾满了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推广农业机械化的前驱，一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忧国忧民的情怀，要为中国探索一条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道路；二不是表明他从此将改弦更张，要为中国的农民做一点实事、创一番事业。徐私下的打算是：

第一，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打出这么一块牌子，许诺帮助中国的农民走农垦机械化的发展道路，既可以引起各方面关注和同情，也可以获得国民党各阶层的理解与支持，还不会引起蒋介石对他的猜忌和戒备。其实，徐恩曾谋划通过推广农垦机械发财的梦想，由来已久。早在1936年，徐就用从特务身上克扣下来的经费，派人在江苏灌云县购得盐滩地数万亩，准备办一个农垦机耕农场，种植棉花，后因抗战而美梦破灭。

第二，美国既是一个工业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美国的农业采用的是机械化开垦的生产方式。借鉴美国人的经验，采用美国人的生产方式，引进美国人的农垦机械，走美国化农业发展的道路，一方面符合美国资本家的利益，一方面也可以从美国人那里获得美元援助。

第三，打出一块机械农垦的幌子，可以达到向中国农民银行借款的目的。当时，农行的董事长是CC系的老头子陈果夫，总经理是CC系的老同事吴任沧。徐恩曾自忖：只要能打出一块“农”字头的招牌，就不怕从中国农民银行借不到款。事实也正是这样，从1946年筹办“中国农垦机械公司”开始，到1949年逃亡台湾结束，徐恩曾在推广农垦机械方面所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在黄浦滩边麦加利银行租下了一间写字间，挂出了一块“中国农垦机械公司”的招牌。于是，在中国推广农垦机械的活动，也就到此结束。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这样一个“中国农垦机械公司”，既没有经营过一台农垦机械，也没有垦植过1亩土地。但是，徐恩曾不但从美国人那里获得了美元，而且从中国农民银行借到了贷款，并在投机生意中大发其财。

在上海滩上，徐恩曾出道虽晚，但其生财之道却不可小觑。

实事求是地说，徐恩曾是有经商天赋的，也可以说他虽然当了十几年的特务头子，却从来没有脱离过商界。从战前开始，徐就利用克扣的特务津贴，组织什么不伦不类的“联益储蓄银行”，一会儿说要举办特务福利事业，一会儿又是投资南京中央商场，一会儿又是筹划要购买荒山和田产等等，简直是忙得不亦乐乎。到了抗战期间，徐恩曾的生财之术更加变幻莫测，在南昌开办中原酿造厂，在湘西开办金矿，在重庆开办碾米厂，在家中开豆腐店，暗中派人做黄金、贩毒生意等，可以说，徐的发财手腕既多，而且不论大钱、小钱，一概统吃，弄得手下的特务也对他颇有些看不起。重庆时期，徐恩曾有一次买了三万多斤黄豆，堆在国府路78号的家中，意在囤积居奇，待价而沽，发一笔横财。未料到此番失算，市场上回风顿起，价格下跌。徐一看三万多斤黄豆被套牢，既不愿折本抛售，又不能久放等涨，便接受费侠的点子，雇请工人在徐公馆里办起了豆腐坊，每天做出豆腐，派人挑到市场出售，卖不完的就送到中统局伙食团，强行要中统机关食堂买下。有些中统特务就在背后指指点点地议论：徐公馆开豆腐坊，中统徐老板又做起豆腐店老板来了。忠心爱主的中统特务刘介鲁等人，听到这样的闲言碎语，亦觉得不雅，认为会影响老板声誉，就大着胆子向徐进言：豆腐担子天天在公馆进进出出，外人看来有失体面。费侠在一旁听了，竟“大义凛然”地说：“没有关系，黄豆不能蚀本卖出去。”刘为之警告：“这样多的黄豆，磨豆腐一时也磨不完，生起虫来就更麻烦了。”徐听了之后，深以为然，只好对刘介鲁说：你设法找人卖出去吧！刘于是遵命找到一位经营杂粮的商人，托他把这批黄豆卖了出去。以此观之，徐之捞钱，全然不顾颜面，不顾身分，不顾舆论，哪怕能有一个小钱进账，也是多多益善。

徐恩曾的经商天赋，在他“下海”之后总算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徐恩曾在挂出第一块“下海”招牌“中国农垦机械公司”之后，不久又挂出第二块真正“下海”的招牌“中国打捞公司”，并招聘了一批日本籍的潜水员，企图打捞抗日战争时期在吴淞口及江阴沉没的轮船。遗憾的是，不知是打捞难度太大，还是这批日本籍潜水员不肯出力，总之是这个打捞公司终究没有弄出名堂。据此，徐恩曾又挂出了第三块“下海”的招牌“台安轮船公司”，拿出8亿法币（当时值黄金三四千两）买了一艘海轮，以上海为中心，航行于天津、基隆、广州之间。这时，国共内战已经全面爆发，其他私营船只大都被蒋军征做军用，徐则通过各种官方关系，堂而皇之地逃避军事征用。如此，徐倒很是发了一笔内战横财。

其实，徐的发财手段是很多的，并不一定要依靠公开挂牌的公司才能捞钱，有些方面，徐只要利用一下当年出任的本、兼各职，也照样财源滚滚。徐在兼任交通部政务次长期间，与浙赣铁路管理局局长雍家源有旧。战后，该局为修补路基，需要大量枕木，并在上海设有枕木公司办事处，专门办理此事。徐了解到这一信息，便找到雍家源，揽下向浙赣铁路上海枕木公司办事处供应枕木的生意。其后，徐又找到中统老特务、江西省第五区行政专员冯琦，委托他帮助办理枕木货源。冯是徐的老部下，自然不忘旧主之恩，也就顺便运用一下行政力量，协助徐从江西采购木材供应该处，仅此一项业务，徐便大捞了一票。

另外，中统局上海办事处在上海襄阳路1号设有电台一座，电台管理员储应坤也被徐调动起来，运用电台替徐了解掌握外埠的商业行情。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因交通及战火的关系，各地的商业行情落差很大，变化极快，徐得特务电台之助，对各地行情莫不了如指掌，趁机大做投机生意，又是一个不尽财源滚滚来的兴旺局面。

追根溯源，徐的生财之道不外是利用他做了15年特务头子的功力，才能打开局面。“孙猴子”虽然做不成了，但身上的“猴气”也还是有的。有些方面，依然要依靠运用特工手腕或特务势力，才能将方方面面摆平。就当时的形势和处境来说，一方面上海滩本就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欺诈、投机、诳骗案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国民党统治的大厦倾覆在即，一代王朝即将覆没之际，官僚政客、达官贵人、警察特务、帮会流氓、地痞恶霸等等，莫不利用社会秩序的混乱之机，大肆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在这样一个乱世局面下，谁是谁非，无法能够说清，无人能够说清，无处能够说清，谁更有实力，谁就“真理”在手，谁就可以吃掉别人。徐恩曾经商的场面既大，渠道又多，业务且繁，有时也就免不了陷入许多商务上的纠纷。又因为大家都在乱世，也就没有道理好讲，如此，徐恩曾不得不运用特务手段，来讨回“公道”。不过，徐恩曾毕竟是一代特工之王，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真要发生了纠纷，一旦对手知道了对方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莫不退避三舍，除非这人的来头比徐恩曾更大。

事实上，徐恩曾运用自己在特工方面的势力，倒是帮助不少亲朋好友解决了一些商务纠纷。自然，徐恩曾是雁过拔毛的人，其间所得好处，自然不菲。1948年，徐有一位姓俞的友人，因经营外贸时，被同伴侵吞了一万元美金，不肯归还。俞向徐求援，徐便找到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上海办事处主任、兼上海市经济监察团秘书、兼银行钱庄管理组组长的中统大特务赵毓麟，由赵出面，运用行政力量逼那人老老实实地归还了一万元美金。另有一次，一个福建籍的中统特务高某，从闽侯汇了一笔约值300两黄金的巨款给在沪的一位亲戚，托购百货运赴福州，两人并订有合同。但这个亲戚接获巨款后，私下买进黄金，囤积起来。等到一段时间以后，以货源缺乏为由，仅以少量黄金，即兑换了同样数目的款项退还高某。这在当时物价如脱缰野马的情况下，高某损失之大，自不待言。为此，高亲乘飞机赶到上海，求助于徐恩曾，徐照例转托赵毓麟相助，赵当即派人帮助摆平了这件事。事后，徐向赵转致俞、高两人谢意，并一定要以巨款酬谢，赵则大方地对徐表示：“府上开支浩繁，收入不定，如果他们定要酬劳的话，就送给府上吧。”以赵的经验和估计，徐亲自出面找人“包打不平”，绝不仅仅是只找赵一人，也绝不仅仅是这两件事。徐恩曾所发的“特务财”，于此可见一斑。

据张国栋说：“在1946年至1947年间，由于徐的不断钻营，浸浸乎跻于上海经济闻人之列矣。”中统大特务赵毓麟也说，这个时候的徐恩曾虽非当权派，但由于运用了过去的人事关系，经营各种企业，在上海可说路路通。1948年，当徐50寿诞之期，一时贺客盈门，车水马龙，途为之塞，可见其气势不凡矣！

从“中兴”到末路

1946年11月15日，被周恩来称为关闭了“和平之门”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由于这一次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故史称“制宪国大”。又由于它是由国民党一党自导自演的“党民”大会，而非国民大会，故共产党则称为“伪国大”。所谓的“制宪国大”之后，就是选举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筹备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届国民大会的主要议程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的有关条款，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故史称“行宪国民大会”。

自然，“制宪国大”为“伪国大”；由“伪国大”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也就成了“伪宪法”；按照“伪宪法”选举的总统，也就成了“伪总统”；选举“伪总统”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毫无疑问，也就是“伪代表”。“伪代表”尽管伪，但它毕竟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表演的最后一幕悲喜剧，故围绕着“伪代表”的选举产生，国民党内进行了一番激烈的厮杀。尤其是被蒋介石宣布为“永不录用”的在野特务头子徐恩曾，把这次竞选“伪代表”的过程，视为他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最后一次机会，可以说为之使尽了浑身解数。所幸徐终于如愿以偿，“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国民大会的“伪代表”。

国民党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活动始于1947年。此时，距蒋介石当初颁布对徐恩曾“永不录用”的封杀令，已经过去了两年多时间。当初，蒋那道“永不录用”的御旨，固然是“一句顶一万句”，但时过境迁，毕竟是彼一时，此一时了。对于蒋介石来说，与两年前相比，国内的政治形势与军事形势都发生了斗转星移的重大变化，比这重要得多的事情都还顾不过来，哪里还顾得到徐恩曾的“死灰复燃”。于是，徐恩曾瞅准了这个空子，抓住竞选国大代表的机会，开始了重登政治舞台、再造辉煌的“复辟”活动。

徐恩曾竞选国大代表，首要的争夺目标，是要能抢到行宪国大分配给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一个代表名额。中国工程师学会是一个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学会组织，它的前身分别是：于1912年在国内工程技术人员中成立的“中华工程师学会”，于1918年在留学美国的工程界大学生、实习生及工作者中成立的“中国工程学会”（不久迁回国内）。徐恩曾即为“中国工程学会”的会员。1931年8月，这两个组织合并，是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两大学会组织合并时，原“中华工程师学会”有会员409人，原“中国工程学会”有会员1766人。“中国”在人数上不但众多，且有许多会员均为CC系集团中显赫一时的权要，诸如陈立夫、曾养甫、徐恩曾、叶秀峰等等。如此一来，CC系利用原“中国”的力量，很快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的领导机构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以至从1936年至1948年间总计举行的11届年会中（其中1944年和1946年未开年会），由CC系要员曾养甫出任会长的有六次，由CC系巨头陈立夫出任会长的有一次，可见CC系在中国工程师学会中的势力之大。徐恩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45年被选为副会长的。其间，徐同时兼任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现在徐恩曾所有的本兼各职都被蒋介石拿走了，只剩下这一个中国工程师学会副会长，要重新打回政界，只有抓住这一点可怜的资本。

在国大代表名额第一次分配时，中国工程师学会以12000余名会员、129个团体会员的庞大力量，共分得九个代表名额（其中规定两名为女工程技术人员）。接着，在中国工程师学会内部进行了代表名额的二次分配，徐恩曾以中国工程师学会副会长的权力，经过力争，为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争取到了一个名额。到了这一个代表名额在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中三次分配时，徐恩曾以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的资格，当仁不让地给自己留下了。

当时，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有选举权的会员计150余人，绝大多数分散在全国各地，只有少数居住在上海、南京等地。徐恩曾深知：不用说许多外地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名额；即便知道了，由于战火纷飞，关山阻隔，交通不便，谁也不会为了投这“神圣”的一票而专程到南京跑一趟；何况有的人对国民党召开这么一届国大，根本就没有什么兴趣，甚至还持敌视、抵制的态度，自感躲还躲不及，哪里还会想到关心这一票的归属问题。

于是，徐恩曾也就不难为大家，索性自己做主，以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的资格，通过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CC系大将洪兰友的关系，直接从国大代表选举事务所领得选举证120余张。在规定投票日期的前一天，徐恩曾从上海来到南京，把原中统的亲信心腹张国栋叫去，叫他代找一些可靠的人，届时冒名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的会员，前往投票站代行投票。张国栋是资格很老的中统大特务，对于国民党的政治黑幕，自然是看透了的。所谓的国大代表选举，无非是曹锟的那个“猪仔国会”的重演罢了。于是，张国栋很爽快地答应了。

其时，张国栋已经转到内政部工作，出任人口局第四处处长，处内的全体人员，都是张国栋从中统“拖油瓶”带出来的亲信特务。到了第二天早上，张国栋先招呼了第四处的10余名中统特务，接着又招呼了人口局其他各处来自中统的特务20余人，合计约30余人，在张国栋的精心组织下，分乘中统局的大小汽车，来到设在中央大学的投票站。

在张国栋来到之前，徐恩曾已经先期到达。经过一番接洽和布置以后，徐便将选举证30余枚转交给张国栋，再由张分给现场的原中统特务，每人一枚，冒充中国工程师某人，鱼贯进入会场，以便换取选票，然后便是进行投票。因为票多人少，这些冒牌会员只好来来回回地投了再投，仅张国栋本人先后就投了四次。有些冒牌货因年纪太轻，一看便知道是假货，如人口局第四处第三科女科员张丽芬，当时不过20来岁，与选举证上规定的投票人在年龄、身分、职务等方面，都差距太大，摆在那儿实在不像样，张国栋担心露馅，被人揭穿骗局，只让她投了一次，便叫她赶快退场。后来知道，张的这一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主持选举事务的工作人员，早经徐恩曾买通，找一批人来投票，走走过场，只是完成这一手续而已，张三、李四，阿猫、阿狗，是一概不问的。据张国栋了解到的，这一次真正由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的会员本人来投票的，包括徐恩曾本人在内，仅五六人而已。

不过，这一次的选举大行骗，也并非是徐恩曾一个人的独创，整个国大代表的选举，无不是充满了欺诈与舞弊行为，“大腕”大骗，“小腕”小骗，无人不骗，是为“国骗”。投票结束，历来小气的徐恩曾，也大方起来，为感谢一众特务的鼎力相助，徐特地在中央大学附近的成贤街，找了一个饭店，招待这批特务大嚼了一顿，以为酬谢。

不久，国大代表选举事务所正式宣布，徐恩曾当选为中国工程师（亦称技师）九代表之一。又因为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再未进行过国大代表选举，故这一届国大代表成为台湾政坛的永久代表，台湾民间讥讽为“万年国代”。

徐恩曾“当选”为国大代表之后，接着就是为费侠策划竞选立法委员。

当时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竞选立法委员要更甚于竞选国大代表。这是因为：国大代表名额多达3000余人，任务主要是选举总统、副总统，一次集会之后，任务就算基本结束了。而立法委员只有700余人，要经常集会，美其名曰可以参与国家的日常政治生活，是一个做大官的终南捷径。有这样一个妙处，因之对立法委员的竞选，一般有钱有势的政坛权要、失意政客、过时军阀、富商大贾等等，无不趋之若鹜。

但是，与竞选国大代表所不同的是，国民党中央规定凡是国民党员参加立法委员竞选，须由国民党中央提名为候选人。内部又进一步规定提名的结果，也就是选举的结果。而国民党中央的提名，又以省的提名作基础。这就是说，费侠竞选立法委员，只要能活动到由原籍湖北省提名，也就可以当选了。当时，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方觉慧是与徐恩曾相交甚厚的CC系大将，中统华中区总督导熊东皋又是由徐恩曾一手栽培的老部下，有了这两方面的条件，所以徐恩曾才有把握帮助费侠策划竞选立法委员的活动。事实上，所谓的竞选活动，均由熊东皋一手操纵办理，亦未劳动徐的大驾。

当时，湖北省的立法委员候选人，均由湖北省的CC系、三青团、政学系、中统、军统、地方绅士以及青年党和国社党等各派政治势力瓜分，中统华中区在CC系的支持下，亦分到了两个名额。熊东皋将一个留作自用，另一个也就大大方方拿出来，孝敬给当初的中统老板娘徐太太了。熊东皋并且义薄云天地标榜：“这是为报答徐先生多年培育提拔之恩。”其时，所谓的立法委员竞选，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与财力的竞赛，权大则当选，财大亦当选。不少失意政客、没落官僚、过时军阀，以及一些资本家、工厂主、地主豪绅等等，虽然没有权力，但如果能有一掷数千万、数亿以至数10亿法币的豪举，亦有当选的可能。费侠有熊东皋等人运用特务势力相助，自然不需要投入如此之多的巨资，但小钱总归是要花几个的。在正式选举日的前三天，费侠赶到汉口，由熊东皋陪同，在汉口陈其美路新生联谊社（中统开办的歌厅）大开筵席，招待为费侠助选的各方“义士”。在宴请中统华中区鄂汉两室的全体特务吃饭时，费一边热情地招待特务们猛吃猛喝，一边则再三拜托“请大家帮忙”。如是一连三天三夜，宴席不断。此后便是全体动员，赶填选举票，成包成包地投入票柜。不久，南京方面正式宣布费侠当选为立法委员。

《红楼梦》里的那个“贫下中农”代表刘姥姥在“一进荣国府”时，曾有句至理名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徐恩曾虽然是一个下野的特务头子，但是他在国民党政界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中亦有不可小觑的潜在势力。事实上，徐的国大代表，费的立法委员，无不是徐恩曾依靠特务势力与特工手段获取的。至此，徐恩曾夫妇以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身份，携手来到南京，在山西路新住宅区一幢漂亮的临时公馆里接待旧日部属，一座谈笑风生，颇有些得意。遗憾的是，徐恩曾与费侠夫妇双双复出政界后，本以为可以重新大干一场，岂料国内形势已经急转直下，连蒋家的一代王朝都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朝不虑夕了，遑论徐恩曾、费侠夫妇通过欺蒙拐骗的手段弄到手的两个虚衔：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其结果，竟是个开场即收场的闹剧。

1948年秋，张国栋两次应邀到徐公馆观看由徐亲自放映的美国影片，一次是宣传美国在开发阿拉斯加州时，是如何利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进行垦荒、播种和收割的；一次则是放映的美国社会诲淫诲盗的片子。在每次观看完毕后，徐恩曾都要与张国栋长谈一番。徐分析局势时说：前方国军不堪一击，节节败退；后方腐败无能，因循苟且。大势所趋，东北、华北、长江两岸势将不保，中央必将如抗战时期那样迁往西南，依靠国际交通路线及美英的大量援助，徐图再举。说到这儿，徐颇有些得意地望着张说：“你看我这一手（指放映电影）如何？我有了这一手，将来到云南、贵州去，是不怕混不到饭吃的。”

的确，这是徐恩曾比一般国民党“党混子”优越的地方，政治饭吃不成了，还可以吃技术饭。然而，到了1949年1月，徐恩曾吃技术饭的念头也破灭了。当时，张国栋因事去上海，顺道再去看徐恩曾。徐悲观地说：“我不搞调查工作已经多年，但是共产党是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一定要向我算账的。”这个话，徐恩曾也同样忧心忡忡地对赵毓麟说过。徐对赵说：“我虽然脱离中统将近五年，早已不问局内业务，但共产党来了，还是要和我算老账的。”由于担心共产党“秋后算账”，徐恩曾在这个时期作出了出逃海外的决策。

据说，徐恩曾最初的逃亡地点并不是台湾。徐在与张国栋的谈话中，曾明确表示：“我只好去外国当‘白华’了。”据张国栋回忆，这个时候徐的打算是到美国当寓公，并策划把他的官僚资本开始转移到南洋的一些岛国。因为根据徐的分析，大陆解放之后，台湾是决不能长久支持的，即使能够支持若干时日，也决无徐的发展机会。徐恩曾后来之改变主意，很可能是受到了来自国民党峰层的压力和裹挟，因为像徐恩曾这样仍然掌握着蒋介石及国民党许多黑幕的著名特务头子，蒋是不会让他脱离自己的控制，轻松地当一名“世界公民”的。

1949年春天，徐恩曾和费侠都参加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CC系大将方治所组织的上海各界民众紧急动员委员会，并担任了委员。显然，曾经手令“永不录用”的蒋介石，在蒋家王朝覆没的最后时刻竟不忘重新录用徐恩曾夫妇，其意自然是要徐继续站在与共产党为敌的对立面，以防徐产生投共意念，彻底断绝徐的后路。徐果然不负蒋家王朝的厚望，在会议中，徐大叫大嚷：“要与上海共存亡！”费侠也在“上海各界妇女反共联合委员会”召开的大会上大声疾呼了一番，然后便于这一年的3月间，夫妇携手逃往台湾去了。

徐逃台后继续经商，据说长袖善舞、积贯颇巨，然在暮年得了脑健忘症，以至遇到老友故旧时，都不认识了。本来，徐以记忆力强而出名，许多人在见过一面之后多年后仍然能提名道姓。

徐死于1985年，终年87岁。比起戴笠、郑介民、毛人凤等许多同时代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徐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得以善终。

中统覆亡

作为国民党历史上一代著名特工头目，徐恩曾在中统浸淫了15年之久，使得中统组织在各个方面，无不体现了徐恩曾的性格特点和思想作风，其对国民党特务活动的影响颇深。事实上，随着徐恩曾的垮台，构成中统基础的一批骨干大特务也被新任中统头子叶秀峰扫荡出局，中统元气大伤，实力进一步削弱，从此走上了没落和衰败的道路。

1945年1月，徐去叶来，中统易主。对于叶秀峰来说，这已经是第二次入主中统；15年之后去而复归，重新打回中统，其心态相当复杂，也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了。

喜的是：15年前，自己因一念之差，竟被徐恩曾以卑鄙手段，趁机夺去中统组织，今天终于完璧归赵，物归原主，在默默地等待了15年之久，仍能看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重新回到自己手中，这也可以算是人生一大幸事了。叶秀峰自忖，从1940年起，自己就与徐恩曾做起了邻居，分别居住在重庆国府路第78号大门内的两座洋房里。其时，徐任中统局副局长兼交通部政务次长，住在左边的洋房内；自己任国父实业计划研究总会总干事，住在右边的洋房内。那几年，徐的门前什么招牌也没有，却是车水马龙、朝夕喧腾、热闹非常；自己的门前尽管挂着一块“国父实业计划研究总会”的招牌，却是冷冷清清、门可罗雀、寂寞异常。现在，情形完全倒了过来，徐的门前冷落了，自己的门前却热闹起来。虽说是世态炎凉，人情如纸薄，但总归是轮到自己得意，看到徐恩曾失意，这也是值得庆贺的。特别让叶秀峰激动的是，徐恩曾拼搏奋斗了15年之久，在中统仍然只是个副局长，可见蒋先生对他是不放心的。自己复任伊始，就被蒋先生任命为代局长，不久，“代”字亦去，成为中统局名副其实的老大，可见蒋先生对自己是皇恩浩荡、山高水长。据说，在1945年冬季的一天，徐妻费氏与叶妻吴氏为一件家常琐事吵架，吴氏骂费氏说：“你先生只是副局长，我先生才是正局长，哼！你强什么？”这句话颇有些刺伤了费氏的心，气得她几天没有吃好饭。其实，吴氏所言，不过是叶氏所思罢了。可见，叶对自己能当上中统局正局长，是颇有些沾沾自喜的。

忧的是：中统毕竟是由徐恩曾经营了15年之久的一只“鹰巢”，徐的党羽爪牙早已遍布国中，其势力不可小觑，必须谨慎对待。尤其是在办理交接的那次局本部干部大会上，徐的党羽一副失魂落魄、痛心疾首的样子，简直是如丧考妣，眼中完全没有我这个中统老领导，是可忍孰不可忍！更令人不安的是，现在抗战已近尾声，国共冲突加剧，特务工作的任务更加艰难繁重，而蒋先生对中、军统势力的日益坐大，早存警戒之心，加强对特务势力的控制，抑制特务势力的坐大，已成蒋先生的既定方针，在如此微妙、艰难的情势下，如何入主中统，开展特务活动，势必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一步不慎、一着不妥，就有可能大祸临头、万难自全。想到这些方面，叶秀峰亦有不寒而栗之感。

不过，叶秀峰毕竟是中统老特务，又是CC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登上中统王座后，上有陈果夫、陈立夫等CC系巨头为之全力扶持，下有一批心腹特务为之摇旗呐喊，加之叶对中统历史及现状了如指掌，对于特工之道，亦可以说驾轻就熟、熟门熟路，并且在上任伊始，就已经是成竹在胸，形成了一套既定方案。

首先，叶深知任何特务组织，都只能是领袖的忠实工具。一个特务头子如果遭到蒋的猜忌，垮台只是早晚之间的事情。而徐之垮台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他不能安于本职，企图“猎官”入阁，结果引起蒋的猜忌。所以，叶上任伊始，一改徐的作风，每天提早上班，推迟下班，终日坐在局长办公室内批阅公文，显得对中统工作十分专注，绝无三心二意的念头。徐在职时，中统局“一国三公”，政出多门，上有权力很大的朱家骅掣肘，下有桀骜不驯的郭紫峻干扰，徐恩曾受到多方面的牵制，常常是有力使不上，感到非常苦恼。叶上任，情况立变，蒋一开始就派他代理中统局局长，在侍从室发给中统的快邮代电内亦称“叶代局长勋鉴”，这样一来，不但朱家骅伸到中统的“黑手”被彻底斩断，就是顾建中、郭紫峻两个副局长也无法与叶抗衡。不久，叶更是否极泰来、官运转佳，上任数日，四川境内发生伪造法币案，蒋交叶彻查。经局本部第三处运用潘泽筠过去任经济检查总队秘书时的旧关系，迅速侦破此案，要犯落网，人赃俱获。叶秀峰欣欣然地将破获此案的详情签呈送蒋，不几天，蒋的嘉奖手令到局，褒奖叶“接事伊始，立建勋功，殊堪嘉式”。叶被蒋冷落、遗忘了十余有年，现在既升官，又立功，一下子成了蒋心目中的红人，真是欣喜交加、双喜临门了。未几，叶扶正为中统局局长。

其次，叶深知在国民党的官场上，混来混去，无非是玩一个班底而已。没有班底，当然也就没有力量。于是，叶上任伊始，便大刀阔斧地调整组织，安排人事，整合力量，加强班底。在这方面，叶有一个优势，这就是他在中统内部，本就有一批亲信干部，诸如吴星伯、季源溥、徐兆麟、王保身等等。徐掌中统15年，这些人皆因“出身”不好，被目为叶党分子而受到株连，几乎坐了15年的冷板凳。到徐恩曾垮台时，吴、季、徐、王“四大金刚”，均未受到重用。吴的职务仅是交通部公路总局的一个专门委员，季的职务也只是交通部的一个帮办，徐被指定专做中统局与军委会办公厅之间的联络员，王被安排在中央组织部做一名专员。叶上台后，这些人均被迭次召回局内，受到重用。这些人苦尽甘来，感恩戴德，自然视叶秀峰为再造之恩，也就忠心不贰了。

叶将班底调整就绪后，开始大肆扫荡徐党势力了。第一个遭到整肃的就是徐党的中坚分子、局本部主任秘书王思诚，王由此被外放粮食部任督导处处长，局本部主任秘书一职由叶的亲信特务、曾任江苏省宜兴县县长的王述先接任。叶索性把自己的私人名章也一并交给王述先，由他负责处理日常不很重要的公文与情报。接下来，第二处处长张炎茂被外放到河南省党部任书记长，其职由季源溥接任；第三处处长谢永存外放新疆省党部任书记长，其职虽由副处长王秀春接替，但叶秀峰指令把“党员调查网”从该处划出，另成立第四处主管，派亲信蒋静一任处长；交通处长彭精一调任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其职由吴星伯接任；训练委员会负责人徐政亦去职，所遗职务由徐兆麟顶替；会计室主任李光灼去职，该职由叶的表妹夫韩善辅继任；人事室主任杨为去职，新任由陈果夫交下来的李尚春接任；新设局本部督察室，派王保身出任督察室主任，以便加强对徐党分子的秘密监视、侦查及清洗活动。原处长级大特务中，唯有第一处处长张国栋，因与叶秀峰有历史渊源，故得以留任，成为徐掌中统时期处长级的大特务中硕果仅存的人物。至于科长以下的中层干部，凡是被视为是徐党中坚分子的，莫不遭到外放、撤免或调动的命运。几个月下来，叶秀峰三拳两脚，就把徐恩曾辛辛苦苦地经营了15年之久的王国，闹了个天翻地覆、面目全非。

不但徐党分子中的处、科长级干部处境不妙，即便是顾建中、郭紫峻两位副局长级的特务头子，也在叶的压迫下，弄得终日无事可做，被置于闲散境地。于是，顾急思打回盐务界，终于如愿以偿，一年后做了两淮盐务管理局局长。郭则被赶回华北，当了一名中统华北办事处主任。顾、郭走后，中统局真正成了叶氏的一统天下。

叶在镇压徐党势力的同时，对徐恩曾本人也不肯放过，处处予以难堪，以泄私愤。叶、徐交接时，因涉及一些经济问题，叶多次与徐发生争执，诸如在交接“联益储蓄银行”的档案时，叶认为这是徐的私人组织，不属于中统局的范围，便拒绝接受。有时交接不下去了，徐不得不请出陈立夫出面调解，才算了结。叶秀峰素有“小儿科”之称，徐被革职后，欲将随从副官王品及私人秘书李建华继续留在徐公馆工作，叶秀峰坚不同意，强令王、李回到中统局。叶甚至下令要拆走徐恩曾家里的电话。徐恩曾对之无可奈何，只得叹息不已。中统局迁回南京后，担任南京办事处处长的徐兆麟曾请徐到办事处对全体人员讲了一次话，叶知道后，大为不满，认为徐恩曾是拆他的台，又感到徐兆麟对他不忠。于是，叶借口建筑宿舍问题，寻机把徐兆麟大骂了一场。从此以后，不论徐恩曾走到哪里，中统特务都不敢公开招待，以防被叶秀峰抓住给“小鞋”穿。甚至中统老特务张国栋在南京结婚宴请时，因张把徐的座位安置在自己身边，也引起叶大不快，叶之心胸狭隘，于此可见一斑。

在叶秀峰的扫荡加整肃的政策下，徐党分子纷纷挂冠他去。这些人大都是跟着徐恩曾从事了十余年反共活动的特工老手，说得上是中统特务机关的台柱，现在叶秀峰不分青红皂白地横扫过去，只好逼得这些中统的“宝贝”另谋出路，从此星散凋零，这就使中统的元气大伤，力量大为削弱。接着，在抗战胜利之初的一场大接收中，原先被叶秀峰引为心腹的亲信干部，一个个都利用手中权力，大发接收财，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由此，中统内部的腐败风气，更甚于徐恩曾出掌中统时期。

并且，蒋于战后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军统两大特务组织的抑制政策，首先从特务经费上大量削减。徐掌中统时，除中央党部照编制开支的经费而外，尚有所谓特别补助费等等；另有一些由中统特务掌握控制的公开机关，诸如盐务、税务等机构，还能提供若干款项资助局本部周转。迄徐垮台，中统只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躯壳，偏偏蒋介石落井下石，不但下令公开机构须脱离中统掌握，而且正式下拨的经费，也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叶秀峰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之十分苦恼，并牢骚满腹地对好友刘恭说：“徐先生倒霉，机关经费缩减，人与事相联，实在伤脑筋！”到了1947年下半年，蒋指令中统局缩小编制，改组为中央党员通讯局，局内仅设指导、资料两处。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南逃广州。中央党员通讯局境况更加不妙，刚到广州，即被指令“下嫁”内政部，改称内政部调查局。叶因为是中央委员，不便降格做内调局长，推荐季源溥为局长，自己则远遁台湾，做寓公去了。据说，叶秀峰在逃台前，曾先期命独子携带搜刮的金条600余根（即6000余两）乘上海招商局轮船赴台，结果该轮驶离上海港不远即触礁沉没，叶的独子与金条全部沉入海底。叶到台后，有人看到他“在台北垂头丧气，终日长吁短叹”。

季源溥出掌中统后的第一件要务，就是带领大小特务跟着阎锡山主持的“逃亡政府”，从广州向大西南逃跑，一逃重庆，再逃成都。10月间，局长季源溥看到形势越加不妙，竟置下属于不顾，一个人偷偷地先期溜回台湾。副局长张益民见局长季源溥“单刀赴台”，心胆俱裂之下，亦无心维持残局，随即逃之夭夭，不知去向了。此后，局内的大小特务也都自找门路，各自逃生。所谓的“内调局”，随着成都的和平解放，亦崩溃星散，许多流窜在川西的中统特务，以及隐匿在各省、市的骨干分子于新中国成立后，或投案自首，或被逮捕归案。至此，这个长达20余年的中统特务组织终于彻底土崩瓦解，最终成为历史的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