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门之战（大明抗击佛朗机）
屯门之战简介
屯门之战：屯门之战，屯门海战是发生在1521年（明正德16年）8月底至9月间，由广东海道副使汪鋐指挥的在屯门地区抗击佛朗机（中国古代指葡萄牙）人的战役。屯门海战是中国第一次抗击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战役，以明朝的获胜而告终。“屯门海澳”，指深圳后海湾、内伶仃岛及香港青山一带，是葡萄牙人侵扰明东莞县时最初占据的地方。
屯门之战过程分析——
十六世纪中国面临挑战
十六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是地理大发现和开辟新航路的世纪，是全面改变世界的世纪，也是大国崛起的世纪。但在这个世纪，东方大国——明代中国却从平庸走向衰落，走向对海洋的闭关锁国。在世界的西端，要让大海掀起层层波澜，在世界的东端，自从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沿海从此波澜不惊。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冲突，终于在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由葡萄牙挑起。
十六世纪，在大西洋沿岸崛起了两个近代西方大国——葡萄牙、西班牙。由于西班牙王国信奉哥伦布的选择，向西航行，所以主要是在中南美洲扩展殖民地。葡萄牙王国选择绕过非洲大陆向东发展，终于在十六世纪前期，越过印度洋到达太平洋，开始和中国发生外交、军事关系。
葡萄牙的航海事业由来已久，它的倡导者是恩里克王子，被称为“航海王子”，只比郑和下西洋晚了二三十年。当时，他率人在非洲的西海岸线进行探险活动，一直向南发展，越过了赤道。1488年（弘治元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有了这个转折点，欧洲殖民者就加速向印度洋扩张。
1510年（正德五年），葡萄牙利用印度各族居民的内部矛盾，仅凭船坚炮利和千余兵力，就占领了印度果阿，使之成为继续东进的大本营；次年又攻陷东西方贸易、交通的要津马六甲（明朝称之为满剌加），1517年（正德十二年）同中国开始了首次正式往来。
十六世纪初是明武宗朱厚照（1506—1521）在位时期。明自开国以来，在对外政策上效法前朝，建立了朝贡体制——要求海外诸国以进贡的方式，定期向中国示敬，而中国用价值数倍的回赐品对其封赏。这个规矩是明太祖朱元璋定下来的。到了明成祖时期，凭借郑和下西洋的强大威力，中国的朝贡外交发挥到了极致。凡是外国人到中国来，无论是从海上还是陆地，都必须按照朝贡国对宗主国的关系来往，否则将不予接待。“与中国接轨”是外国人唯一的选择。
从明成祖之后到十六世纪，朝贡外交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土木之变后，英宗北狩，明朝的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羞辱。对外关系已经不能仅仅依赖朝贡制度来和平地维系。明朝将来如何执行对外关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真刀真枪的挑战。
这种变化也是国际环境变化的结果。在这个时候，欧洲殖民者像不速之客突然闯入，他们需要中国的丝绸、瓷器和香料。这种变化同时受到国内经济迅速发展的推动，即随着生产的发展，明朝与周边国家经济往来日益密切，海上私营贸易蓬勃兴盛，中国沿海的商民、渔民也想把商品卖出去。他们和欧洲殖民者在贸易问题上互相需要、互相利用。这种趋势之前没有，对明代的海禁政策构成了一定挑战，对此，需要明朝政府有个确切的态度。
对明朝来说，最大的外患一直就是“北虏南倭”，分别从塞外漠北和东南沿海，挑衅着政府的权威。清剿还是羁縻，战争还是和平，始终是个头疼的问题。明朝政府对海上问题，一开始采取两手抓的办法：一方面加强海禁，对国内的沿海边民执行“片板不许入海”政策；另一方面对海外诸国来华，设立了专门机构——市舶提举司，在朝贡外交的前提下给予往来保证。但这个办法随着欧洲人的到来，越来越不灵了。
十六世纪的欧洲人来华，不但对中国产生了长期深远的影响，也使人类文明史经历着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地、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起来。”最后一句话不但适用于欧洲的发展现状，也适用于中国。
崛起的海上大国葡萄牙、西班牙在世界各地开辟殖民地，他们追求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商品，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所发起的挑战，要对封建社会的崩溃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中国和葡萄牙彼此不识，目标迥异，然而新的历史注定要在茫然和混沌之中开始，之后才能等到晨曦中升起的太阳。
大航海时代前，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局限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水平，《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中国富庶的传说，刺激了葡萄牙人继续寻找中国的愿望。新的突破从达·伽马1498年远航印度开始，他在那里遇到了关于郑和的传说。欧洲人远航东方，主要关注向往已久的香料贸易，同时也给王室带回包括中国瓷器在内的奢侈品，激发了王室对中国的极大兴趣。
1508年（正德三年），当葡萄牙在印度获得稳固的殖民地后，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给远东殖民头子奥格·塞格拉写了封信，希望他探听一下中国的消息。信中列出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既表现了国王的对华兴趣，也反映了当时欧洲对中国的认识水平：
你必须探明有关秦人的情况，他们来自何方？路途有多远？他们何时到马六甲或他们进行贸易的其他地方？带来些什么货物？他们的船每年来多少艘？他们的船只的形状和大小如何？他们是否在来的当年就回国？他们在马六甲或其他任何国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们是富商吗？他们是懦弱的还是强悍的？他们有无武器或火炮？他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他们的身体是否高大？还有其他一切有关他们的情况。他们是基督教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大吗？国内是否不止一个国王？是否有不遵奉他们的法律和信仰的摩尔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和他们一道居住？还有，倘若他们不是基督徒，那么他们信奉的是什么？崇拜的是什么？他们遵守的是什么样的风俗习惯？他们的国土扩展到什么地方？与哪些国家为邻？
曼努埃尔一世提出的问题，归根结底，反映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是否能同中国顺利进行贸易往来，第二，中国能否被征服。这不仅是一个强国的目的，还是强国的心态。
1509年（正德四年），葡萄牙人首先在马六甲与中国的走私海商相遇，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深深烙在葡萄牙人的心头。他们在向国内的报告中，是这样介绍他们见到的中国人：啊，这些中国人就像德国人一样。他们除了贩卖丝绸和瓷器等贵重商品外，在礼仪上还文质彬彬。
有一点很奇怪，欧洲人最初见到中国人，居然多次被误认为白种人，而且是白种人中的德国人。当时泛海东南亚的船民几乎都是来自广东、福建，还有一些来自浙江等地。他们身材矮小，黑发黑眼，风吹日晒，并不白皙，被误会像德国人，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憧憬和遐想，往往是从信息缺乏的误会开始，之后才能回到理性的现实之中。在欧洲人心目中，同中国人交往，一定是带着美好的希望而来。中国人是那样的富有和睿智，这样，很快使中国成为欧洲人远航的首选目标。然而，不久他们就发现什么是中国的海禁政策，认识到参与走私贸易可能带来的风险。紧接着又得出一个结论：与中国进行贸易，不敢说是危险的，但至少是不方便的。
打破海禁，征服中国，葡萄牙殖民者进而产生了这样的愿望，但显然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军事能力。葡萄牙人认为中国是美丽、富饶、受人尊敬的国家，如果由马六甲总督派遣军队征服中国，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困难。一是因为中国人非常瘦弱，轻易就能打败他们；二是葡萄牙的船队强大无比，所向披靡，在从非洲到印度的沿途，葡萄牙的战船还从来没有失败过，因此一些船长断言，马六甲总督只要用十条大船，就可以征服全部中国沿海。
由此可以分析出，站在中国大门前的葡萄牙人，包含了三重心态：
第一，中国的富有强烈吸引着葡萄牙商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垂涎欲滴的对象，中国是一个让任何商人都不能放弃的大市场。
第二，中国的海禁政策限制了葡萄牙人。培育一个理想市场，需要有固定的代理商和分销商，要有经营场所、储存仓库，甚至还要有融资机构等。仅仅是脱售商品而归，显然不能满足葡萄牙的扩张利益，何况在中国的海禁政策面前，连这一点都无法做到。
第三，中国的懦弱和怯战刺激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从大西洋打到印度洋再到太平洋，一路上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如果能像之前歼灭非洲土著和印度人那样，给中国的沿海沉重一击，这样就可以在中国沿海盘踞一块地方，顺利开展殖民贸易。
垂涎的对象、海禁的现实、懦弱的猎物、征服的欲望交织在一切，撩动着葡萄牙人热血沸腾的心房。而中国这方却静如止水，它对葡萄牙一无所知，对葡萄牙的知识完全等于零！
葡萄牙派出的外交特使
由于葡萄牙商人在东亚不断地获得巨额利润，消息传到欧洲，点燃了葡萄牙王室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的热情。葡萄牙国王想要打入这个铺张奢华、讲究排场的国家，想让它的商品像潮水一样流入欧洲，同时为欧洲的商品打开市场，于是计划派遣一个正式使团，携带国王的信件，出使北京同中国皇帝谈判，希望达成一项贸易协定。
当时来东方的葡萄牙人之中，有一个叫托梅·皮雷斯的药剂师，他最初是负责收集相关情报。根据他的观察，就葡华贸易交往的可能性，曾向国内写过一份汇报，本意是给葡萄牙王室灼热的心泼点冷水。他说：未经广州行政长官批准，任何中国人都不能去暹罗、爪哇、马六甲和帕森等王国。批准手续十分繁琐，令人无法忍受，只得放弃出国。外国人来到中国后就不能离开，除非得到皇帝的批准。为得到批准，富人也会倾家荡产。任何船只如违反停泊规定，其货物就被没收上缴皇帝，人员被处死。
但葡萄牙王室却没有理会皮雷斯的一番苦心。他们远隔千山万水，既然已经来到了中国的面前，就一定要按照西方的惯例，选择一个适当的特使，先进行一次正常的外交往来。一个合适的人选至关重要。这个人不但要忠实地执行葡萄牙王室的利益，而且要熟悉中国情况。这两个条件皮雷斯都具备。不过托梅·皮雷斯也有严重的不足，让葡萄牙一方不能满意，这就是他的社会地位太低，只是东印度公司的药剂师。但鉴于他和葡萄牙王室的密切关系，以及曾经调查过中国国情，写过汇报，于是在寥寥无几的候选人中，他被挑选出来，担任了使团的负责人。
如何将皮雷斯送到中国又是个问题。既然特使已经在印度，那从欧洲派船护送显然不合适，能找条顺风船，对讲究成本和效益的欧洲殖民者来说，最理想不过了。当时葡萄牙在远东有两个殖民地，一个在印度，一个在马六甲，将皮雷斯从印度送到马六甲很方便。葡萄牙海军驻马六甲的首领费尔南·安德拉德， 正好计划携带一船胡椒前往中国出售。皮雷斯搭乘这条船出使中国，又做生意又外交，葡萄牙人已经拨好了如意算盘。
如意算盘常常是要落空的。葡萄牙的外交之行，过程不仅费尽周折，要求通商和请求外交的结果，干脆遭到明朝的拒绝，大大出乎葡萄牙人的意料，最终导致了双方一系列军事冲突。
在皮雷斯来华之前，也有一些葡萄牙人曾经到过中国。这些人都是商人，卖完货就离开，只有葡方根据生意的需要记载此事，中方对此没有记载。但皮雷斯出使中国之事，会见的都是地方高官，甚至要进京朝贡皇帝，所以在中国无论是正史还是私人文集，对葡萄牙使节出使中国一事均有记载。
最权威的记载来自官方文件《明武宗实录》，大意是说：
佛郎机国（明朝称葡萄牙为佛郎机）派遣使臣加必丹末（即船长的音译）等向明朝进贡当地特产，请求封贡，并给予堪合贸易。广东镇抚等官员认为，海南诸番当中没有所谓的佛郎机国，何况此使者无本国文书，未必可信，于是暂留使者向朝廷请示。这件事下礼部进行讨论。得到旨令：让他们回国，无需进京参加朝贡，他们携带的特产作价给钱。
这份官方文书记载简略，恰巧有个当事人叫顾应祥，他在自己的《敬虚斋惜阴录》中，站在中方的立场详细记载了其事：
正德年间，我担任广东按察司佥事，正好巡海副使汪鋐赴京进表，我就暂时带管海道。这时突然有三只大番船闯入广州城下，还鸣炮三声，声音匝地，满城尽惊。从前这类番船都是停靠在东莞千户所海澳湾泊，从来没有直接航行到广州城下的。
市舶提举的吴洪禀示，我就亲自来到怀远驿视察此事。外国人语言不通，随船翻译乃是江西浮梁人。据他说这是佛郎机国派遣的使臣向朝廷进贡，特使叫加必丹，从前不曾相见。我就赶紧派人前往梧州禀报，当时两广的大员俱在那里。接到我的禀报后，三堂总镇太监宁诚和总兵武定侯郭勋来了。但是这些外国人只是远远相迎，都不下跪拜见。总督都御史陈金最 后一个人来，他见到这种情况很生气，责打了翻译二十棍，然后分付提举司说：这些外国人远道而来，本来是仰慕中华文化，但却不知天朝礼仪。我是朝廷重臣，参见必须按照中华礼仪方可。命令他去光孝寺习礼三日，然后才能觐见。不久，总督衙门又分付下话，说《大明会典》里不载此国，可以让他们在驿馆中安歇，等到我们奏明了朝廷，再议接见之事。
后来朝廷下令，同意他们进京向皇帝朝贡。到了北京，他们见礼部官员也不拜跪。当时正好武宗南巡，无法接见，于是就留在会同馆达半年之久。嘉靖皇帝登极后，将翻译问罪，打发他们回广东，然后驱逐出境。
以上几段都是根据原文翻译的。很显然，葡萄牙使团刚到中国，双方就发生了冲突，还打了人。但这种冲突并不属于殖民主义扩张时代，强国欺凌弱国，大国欺负小国的利益之争，而是有明显“中国特色”的文化之争。中国所关注的内容有自己的特点，强调的是朝贡接见的礼仪，和葡萄牙关心的商业利益完全不同，这也导致了双方在外交观念、接待方式、使团性质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变成了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
中葡外交矛盾，由于是与近代欧洲国家首次打交道，双方都有认识不足的原因。而欧洲国家也是第一次和中国朝廷往来，对中国的国家政策完全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交往，难免会产生误会和摩擦，更何况还有生活和交往的习惯等引发的问题。产生了摩擦，出现了纠纷，最后到底谁说了算，这是中方所关心的。纠纷之后，人单势孤的葡萄牙特使，还是被迫采取了中国的“外交规矩”——朝贡体制。
我们站在几百年之后再看早期的中葡交往，引发矛盾和冲突的似乎都是些枝梢末节，放到现在根本都不是问题，但在当时居然引发了轩然大波。先举几个例子，看看双方矛盾的表现和症结所在。
例如，葡船入港时，曾经鸣放礼炮三声，西方礼节一贯如此，对抵达的港口表示致敬，却没有想到隆隆的炮声，震动了全城官民。因为按照中国的官方礼节，官员们所需要的是“肃静”和“回避”，百姓不能轻易见官，见官还要叩头。而西方的船只，却热热闹闹地放起了震天动地的礼炮，明朝官员认为这简直是寻衅滋事。其实，这里面包含了很重的官场文化因素，难怪中方在各种文集中反 复提到，始终不能忘记。
还有，葡萄牙的外交正使是皮雷斯，船队司令是安德拉德，虽然都是属于葡萄牙王国，但船队与皮雷斯使团分属两个不同系统。安德拉德是受马六甲总督的派遣，来华的目的是进行贸易，出售胡椒，他只负责将皮雷斯送到中国就算完成任务，并不受皮雷斯使团的管辖。皮雷斯手持葡王的诏书，但目的只是赴华出使外交。而且他的社会地位比安德拉德要低，双方这次只是搭载关系，不存在谁管理谁，谁必须服从谁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双方合作分工的关系是明确的。
但对明朝来说，这又是个新问题，也由此产生了误解。因为明朝推行的是朝贡外交，特使由皇帝派遣，随行携带大量的赏赐品和护卫，无论是郑和下西洋，还是派员出使朝鲜、西域等，都不可能由孤零零的几个人，携带一封官方书信，就算表明了态度和立场。在明朝官员眼中，既然皮雷斯是携带葡王的诏书出使中国，他当然像郑和那样，是整个使团，包括船队的总负责，不但负责出使外交，而且能指挥船队。原本葡方的二元结构，由于中国的习惯不同，被明朝误以为是混合一体。
再例如，葡使来华，是代表葡萄牙国王进行商业谈判，他们所遵循的交往惯例当然是西方式的。欧洲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分，这是事实上的不平等，是由国家力量的强弱、军事上的输赢造成的。但国王与国王之间在礼节上是平等的，不存在葡萄牙国王向别的欧洲国王下跪磕头的情况，因此特使也不能代表国王下跪磕头。
但对明朝来说，任何外夷远番来华，只要代表的是国家行为，前提就存在着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不平等，就像众星拱月一样，中国皇帝的地位要高于外夷君主。和西方相比，中国的朝贡外交模式最大的差别就是礼节上的不平等，即便代表的是国王，也必须向中国皇帝三跪九叩。因为不懂中国规矩，葡方的通事（翻译）被责打了二十棍，然后还是要遵守天朝礼仪。否则不要说见到皇帝，连送递国书这样的事情，都无人敢接。
而且中国并非什么国家都接待，要先看《大明会典》和外交凭证，上面记载着中方承认的朝贡国。如果确信对方不是中国认可的朝贡国，那么有可能是僭位者，有可能是霸占一方的海盗集团，中方可以置之不理，再交往就很困难了， 除非得到皇帝的恩准特批。
最后，葡萄牙特使当然不能空手而来，除了给皇帝备有交往礼品外，也要给当地官员大量行贿。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文献里看不到，有谁肯在自己的文集笔记中，提到自己接受了葡萄牙送来的白银呢。但是外国人在写这段历史时提到了，皮雷斯使团所乘的船只进入中国视野后，由于葡萄牙的庞大船只和白种人的古怪长相，引起了中国人的疑惧和好奇。葡萄牙人初来乍到，表面上举止温和，特别是船队指挥官送给帝国巡船官员的慷慨礼物，终于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因为明代官员的月俸非常少，不行贿受贿就无法体面生活，因此“粤东文武月俸多以番货代”。中国官员普遍要接受贿赂，葡萄牙人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行贿，最终导致葡萄牙不战而获得澳门殖民地。
上面解释了中葡最初交往的几点文化差异，接着再说葡萄牙特使在华的经历。广州官员接待皮雷斯时发现，葡萄牙并没有在《大明会典》中备案，完全是来自一个陌生的国家，而且这个外交船队也没持勘合外交凭证。按照朝贡体系的惯例，葡萄牙属于不速之客，本不在朝廷接待之列。
因此礼部对葡萄牙特使发出了一份照会，提出如下要求：第一，因为葡萄牙不属于朝贡国，朝廷拒绝他们来京；第二，葡方带来了一些外交礼物，广州负责接待的市舶司，按照一定的价值收购；第三，要求葡方代表团所有人员自行回国，不得继续在中国停留。这就是前面《明武宗实录》中写的要点。
皮雷斯闻讯后，内心颇为失落，但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他为人处世很有一套，又懂得中国办事的经验，明白这份照会问题出在哪里，因此不能遵从朝廷的旨意。皮雷斯和安德拉德商量之后，决定双方分开活动。安德拉德原本是来华做生意，他可以把船队开到东莞屯门驻扎，东西卖完后马上离开中国。皮雷斯使团等留在广州，这样就减小了目标，缓和了广东当地官员们的心理压力，然后再等待新的机会，争取觐见明朝皇帝，完成葡王交给的任务。
安德拉德将炮声隆隆的大船开赴东莞，此举获得广州官员的好感，加上之前已经拿到了好处，很快就认为这些佛郎机人态度不错。葡萄牙人这次也不虚此行，他们带来的胡椒非常畅销，返航时所载的中国商品价格低廉，加之葡萄牙商人诚实守信的经商作风，使这次通商之行获得圆满成功。安德拉德满载荣誉和财货，顺利回到了马六甲。
船队走了，但是皮雷斯和他的翻译火者亚三等人仍在广州，他们没有完成出使的任务，留下来继续寻求新的途径，希望能很快打开局面。皮雷斯游走在官僚之间，从来不空手去，他们第一次行贿就尝到了甜头，看来这一招还非常管用。之后行贿频繁出现，屡试不爽，成为葡萄牙进入中国、瓦解明朝官僚的基本手段。葡萄牙人送礼并非是什么贵重之物，无非是中国所没有的玻璃彩球、三棱镜等。灿烂的阳光穿过三棱镜，一下子变得五彩缤纷，让那些没有见过西洋景的官员们惊叹不已，当作奇珍异宝收藏。崛起的大国一开始就是这样，不是用大炮，而是要用小人的手段谋求国家利益。
皮雷斯发现，镇守两广的太监宁诚是有实权的人物，向他行贿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官居此位的太监，几乎都是皇帝身边的红人，托他向上递奏本，请求入京，这一招果然灵验，终于得到了皇帝准许入京的诏书。但是正德皇帝在外出巡，不在北京，而是在南京。就这样，皮雷斯一行从广州赶到南京，按照惯例，再次攀附在皇帝身边另一个佞幸江彬的门下。小人的办法必然取悦小人，成也小人败也小人，这为皮雷斯使团的外交失败埋下了伏笔。
正德皇帝在明朝皇帝中酷爱游玩，不喜欢一个人孤坐在冰冷的紫禁城中，民间广泛流传着关于他游龙戏凤的传说。这时正是南巡期间，因江彬的介绍，正德皇帝先见了皮雷斯的翻译火者亚三。葡萄牙语的语音语法包括发音很有特点，尤其是大量使用弹舌音，这使正德皇帝很感兴趣，不时地效仿当作乐趣。火者亚三抓住正德皇帝学外语热，行小人之术结交江彬，留在皇帝身边，俨然成了红人。但皮雷斯却一直没有机会觐见皇帝，只好等着回北京再说。
天有不测风云。正德皇帝南巡结束，在他刚回北京的时候，坐在一条小船上饮酒钓鱼，船翻了，他落入水中差点淹死。因为落水受到惊吓，加之本来身体虚弱，年仅29岁的明武宗在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去世。在他去世后和明世宗朱厚熜到京即位前，宫廷内部展开了一系列权力斗争。江彬作恶多端，被皇太后张氏和大学士杨廷和联手除掉。这一突然来临的事件殃及到葡萄牙使团。
在明朝十六帝当中，正德皇帝绝不算是称职，尤其在亲昵小人方面，更是受到后人的指责。《明史》这样评价他：“明自正统以来，国势浸弱。毅皇手除逆瑾，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 履之分荡然矣。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是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这里所说的“昵近群小”，首推江彬，又由江彬引出了皮雷斯身边的翻译火者亚三。因火者亚三也曾触犯过众怒，这两个人很快都被处死。
皮雷斯本人没有觐见过正德皇帝，他和其他官员也言语不通，素无来往，因此活了下来。但是随着皇帝驾崩，朝中一些弊政必须革除。从武宗晏驾到世宗莅京的四十天里，大学士杨廷和总揽朝政。他停止了一些华而不实的娱乐工程，遣散了相关人员。“传遗命罢威武营团练诸军，各边兵人者俱重赉散归国，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又以遗诏释南京逮系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库。中外大悦。”在这遣送潮中，皮雷斯孤零零地一个人被迫蒙羞还国。
当皮雷斯返回广东，他的中国之行将要黯然收场之时，又赶上驻扎在东莞屯门的葡萄牙船队与中方发生武装冲突。在中葡对峙中，他又成为中方的人质，被投入监狱。葡萄牙对华外交失败，转而上升为军事冲突。
战前明朝对葡萄牙的态度
1517年，船队司令安德拉德与皮雷斯分开后，驻扎在东莞屯门。按照葡萄牙的历史陈述，他和当地的官绅、商民建立了良好的交往关系。这种和谐的局面来之不易，但很快就被新来的葡萄牙人破坏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蒙·安德拉德。
西蒙·安德拉德是在一年之后，来华接替其兄工作。虽然两人是同胞兄弟，但性格、品行和处事方法却截然不同，哥哥还有一些官方的做派，知道温文尔雅，和气生财，弟弟西蒙却带有早期殖民者中典型的海盗作风。中国古代是礼仪之邦，泱泱大国，西蒙的斑斑劣迹，不但对皮雷斯使团的崩溃起了加速作用，而且还恶化了葡萄牙和广东官员的关系，导致了这场本来可以暂时避免的军事冲突。
西蒙的劣行，具体概况为三点：第一，他有明显的种族歧视，对中国人或者说有色人种，怀着强烈的偏见；第二，他俨然一海盗头子，性格暴躁，专断蛮横，曾经杀死过手下的兵士和水手，甚至殴打前来收税的中国官员；第三，他未经允许，自行在中国境内修筑了一座堡垒，开始行使司法管辖权。这些行径，原本是西葡等国崛起之后，在非洲、美洲殖民地的常见行径，但是庞大的中华帝国绝不是弱小殖民地，越是野蛮暴行，就越遭到中国军民的强烈对抗。
明王朝对葡萄牙的所作所为，也作出强烈反应。不过，官方和民间的视角不同，所以采取的手段也不同。在明朝看来，葡萄牙在屯门的船队主要有三个问题，引发了中葡之间的对抗，最后导致明军与葡萄牙兵戎相见，也导致了皮雷斯在广州遭入狱之灾。
第一是外交事件，即葡萄牙将满剌加据为殖民地。明朝和满剌加的关系，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确立为朝贡与册封的关系。无论是按照朝贡体制的惯例，还是明朝与佛郎机的历史交往，明朝都有义务对满剌加实施保护。在明成祖时，满剌加曾遭到近邻暹罗的入侵，是郑和奉明成祖的敕谕，对暹罗的侵略进行了申饬，由于有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为后盾，暹罗很快退兵，赔礼道歉。明朝的确对满剌加起到了保护国作用。
对于葡萄牙侵占满剌加，明廷有所耳闻。现在，葡萄牙的正使皮雷斯使团正在中国活动，满剌加的求援使者也赶到了中国，奉国王之命对葡萄牙提出抗议，希望明朝帮助复国。双方对质，请中国做主。但此时正好明武宗晏驾，处于政治敏感时期，朝廷按照凶礼的要求，清退了所有的朝贡使团，要求他们离境以了事端，所以对皮雷斯使团，没有采取武力措施，只是要求他们迅速离境。至于满剌加提出的复国要求，此时的明朝早已不是永乐时代，对海外扩张完全没有兴趣，仅用不痛不痒的话语进行安慰，以敕令佛郎机退让、要求暹罗相助友邻来敷衍了事。
第二是西蒙船队盘踞在东莞屯门，进行武装走私一事。由于这伙人和海盗没有什么差别，来自广东的抗议之声此起彼伏。有两个来自顺德的御史邱道隆、何鳌分别上疏，要求朝廷出兵讨伐，将他们赶走。前者重点谈外交问题，后者重点谈军事威胁。
御史邱道隆说：“满剌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番，声罪致讨。”
御史何鳌的上书是：“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番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致番舶不绝于海澨，蛮人杂遝于州城。禁防既疏，水道益熟，此佛郎机所以乘机突至也。乞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御，庶一方获安。”
仔细分析邱道隆和何鳌的上疏，不难看出，邱道隆更倾向于替满剌加说话，而且最后还对佛郎机的朝贡与册封留下了后路。而何鳌主要考虑广东当地的利益，对于佛郎机以后来华，要求禁私通、严守御。
第三是关于葡萄牙掠买男女之事，烹食小儿的传言。殖民者一贯有掳掠当地人贩卖为奴的劣迹，这毫无疑问是事实，面对西蒙的野蛮暴行，广东人民义愤填膺。但对于葡萄牙殖民者来自何方、为什么要抢人、贩奴到底是怎么回事，民间一直没有弄明白，于是开始流行各种传言，揭发葡萄牙殖民者的侵略行径。除了说佛郎机人乘坐的帆船可以风里来雨里去，如履平地，就是渲染他们手中的火铳，威力巨大，官军抵挡不住。
最典型的就是说他们抢掠儿童，目的是要吃他们的肉。西蒙·安德拉德等葡萄牙殖民者来到东亚，不改他们在非洲海岸的旧习，掠人贩卖为奴，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记载不仅见于正史，还在古人的文集笔记中流传，成为中葡交往史中的猎奇景观。
上面提到的邱道隆上疏，可以说是与葡萄牙使者来华同时发生，他在奏疏中已经笼统地提到，葡萄牙殖民者“略买小儿，烹而食之”。而且《明史》也记载了葡萄牙人“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明清时期的方志将这耸人听闻的事件扩大了一下，指出所谓葡萄牙人吃中国儿童，是沿海奸民助纣为虐，内外勾结使然。
《广东通志》中说：“数掠十岁以下小儿烹食之，率一口金钱百文，恶少缘以为市，广人咸惴惴。”这句话说明，早期葡萄牙殖民者来华后，勾结当地奸民掠人为奴的事情是可信的，但关于吃人的传言并没有消失，一直到清朝末期还有史学家信以为真。王之春在《清朝柔远记》中仍然坚持：“（正德）十三年，遣使臣甲必丹来贡方物，请封诏。给值遣还。其使久留不去，剽劫行旅，掠卖良民，食 小儿。”
初战：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
对明朝来说，执行的外交政策就是朝贡制度，允许没有外交文书的佛郎机国特使进京，已经是莫大的恩宠和宽容。但对方以德报怨，不但侵占番属国满剌加，还在广东沿海施行暴力，抢劫杀人，抗拒王化。是可忍孰不可忍，像这样的外化蛮夷，只能以武力驱逐。
对葡萄牙来说，它万里踏波来到东方，为的就是打开中国市场，获得宝贵的贸易机会，要让它轻易放弃这一新兴的前途无量的市场，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双方都认为自己有理，双方都选择了坚持，决不妥协。葡萄牙为了打破朝贡体制和海禁政策，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明朝为了靖海安民，驱逐殖民者侵略，一场军事上的角逐和对抗不可避免。
早期的殖民主义大国在崛起之时，那些开路先锋们兼具海盗和商人的双重身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职业上的划分很难确定。葡萄牙人暴戾傲慢的行为和他们所进行的抢劫屠杀，很自然地就使东南沿海的中国边民，把他们和“倭寇”等同为一路货色，被称为“番鬼”，而且这些“番鬼”的容貌比倭寇更加丑陋，他们打人杀人吃人肉。
中国人面对葡萄牙的殖民海盗行为，需要的只是一场保家卫国的胜利。对中国来说，它不需要了解这些“番鬼”来自何方，也不在意他们现在的身份，还有将来可能起到的历史作用。胜利之后的中国，只需将一顶“番鬼”的帽子扔给对方，最好从此不再往来。就像战胜过“倭寇”一样，中国从来不需要了解，也不屑于了解东瀛的蕞尔小国。
正是由于双方不了解，彼此陌生，这次战事的爆发就有了很多偶然性。1521年是明武宗去世、明世宗即位之年，按照朝廷的旨意和惯例，国葬期间，要求一切外夷迅速离境。这对广东的地方官员来说，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务，如果拒不执行，不但要丢掉乌纱帽，甚至连性命都难保。因此，广东的地方官员丝毫不敢怠慢，迅速下达了葡人退出屯门岛的命令。
如果此时葡萄牙人能及时离开，中葡之间的军事冲突可以推迟，当然这只是改变了时间和地点。但此时，如海盗一般野蛮的西蒙·安德拉德并不惧怕对华一战，他关注的是悬而未决的贸易纠纷。最近这段时间，葡萄牙人的生意很不顺畅，要卖的东西还没卖完，要收购的货物也没到手。他们来华的目的就是要发大财，因此绝不能在蚀本的生意面前打退堂鼓。葡萄牙人这一次又态度傲慢起来，他们拒绝了明朝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希望。
正德十六年（1521），面对葡萄牙殖民者的傲慢和挑衅，明廷下决心用武力驱逐，严格执行海禁政策，以后不得入境。这时广东的最高军事长官是张嵿，在前线，具体指挥战斗的是汪鋐。汪鋐，字宣之，正德九年（1514）担任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奉令巡视海道，他在按察使的任上，直接指挥了屯门之战。
明朝中叶的两广地区，少数民族联合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散布在沿海的所谓“海盗”活动，威胁着明朝统治的稳定。但由于吏治腐败，军备废弛，明军怯于力战，而戕民纵敌的事件却屡有发生。汪鋐这样的清官也不例外。他还因为隐匿军情不报的原因，受到了处分。现在让他率兵驱逐葡萄牙殖民者，对手只有区区几艘兵船，或许是重新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汪鋐从出师到凯旋历时一年多，这个仗是怎样一个经过，汪鋐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胜利，却一直是一个谜。至少现有的史料只会导致混乱的误解。
中葡屯门之战，和后来的中俄雅克萨之战、中英虎门之战等不一样，没有足够的史料可以说清楚。因为它对双方来说，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时间太早，可信的资料少之又少，而且记载得很混乱。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次武装冲突的规模不大，对葡萄牙来说，也只有几百人，双方的亲历者有限。到了后来，写这段历史的人，要么偏信一种说法，要么随意堆砌史料，没有进行细致分析，因此叙述不清，犯了想当然的错误。
现在，我们把各种说法都拿出来，比较一下就会发现，真实再现这次军事冲突，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现在根据中国与外国的相关记载，汪鋐在屯门之战中获得胜利，可以概括为四种说法。
第一种为“凿沉说”。
支持这种说法的中方史料最多。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将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官军力战不能退敌，第二阶段，派人潜水凿沉敌船，打败了佛郎机。“海道副使汪鋐帅兵至，犹据险逆战，商人凿舟用策，乃悉擒之，余皆遁去。”
佛郎机鸟铳
佛郎机铳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全文转录了明代郭棐纂修的《万历广东通志》的说法：“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我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悉擒斩之，余皆遁去。”
清代鲁曾煜纂修的《广东通志》记载：“檄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官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舟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遗其铳械。”
这种说法指出了在交战初期，汪鋐遇到了败仗；在冲突后期，他及时改变了战术，派人潜水凿沉敌船，然后力战退敌。更重要的是，提到官军缴获葡萄牙新式武器——佛郎机铳的方式，就是由敌方遗弃所得。
第二种为“火攻说”。
清代陈伯陶所纂的《东莞县志》写道：“屯门澳口与南头切近，佛郎机夷人谋据南头，众思弃庐墓避之。事闻鋐，召募海舟，指授方略，亲临敌所。藩舶大而难动，欲举必赖风帆。时南风急甚，鋐命刷贼敝舟，多载枯柴燥荻，灌以脂膏，因风纵火。火及敌舟，通被焚溺。众鼓噪而登，遂大胜之，无孑遗。是役也，于正德辛巳出师，嘉靖壬午凯还。”
相对而言，这种说法肯定了冲突发生的时间、地点，但没有将冲突分为两个阶段。汪鋐一开始就指挥若定，看出了对手的破绽，巧妙利用当时的自然条件，取胜的关键，是在准确判断敌情后采取火攻，丝毫没有提到“凿沉说”。
清代王崇熙所纂的《新安县志·艺文志》中，用文学的笔法，绘声绘色地发展了“火攻说”：
夫皇天眷德，随以玺书，专管海道。还多倭寇，且通诸番。濒海之患莫东莞为最，海之关隘，实在屯门澳口，而南头则切近之。……近于正德改元，忽有不隶贡数号为佛郎机者，与诸狡猾杂屯门葵涌等处海澳，设立营寨，大造火铳为攻战具，占据海岛，杀人抢船，势甚猖獗，虎视海隅，志在吞并，图行立石管辖。诸番脍炙生人以充常食，民甚苦之，众口嗷嗷，俱欲避地以图存活，弃其坟茔室庐，又极凄婉。事闻于公，赫然震怒，命将出师，亲临敌所，冒犯矢石，劬劳万状。至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召募海舟，指授方略，皆有成算。诸番舶大而难动，欲举必赖风帆。时南风急甚，公命刷贼敝舟，多载枯柴燥荻，灌以脂膏，因风纵火。舶及火舟，通被焚溺。命众鼓噪而登，遂大胜之，无孑遗。是役也，于正德辛巳出师，至嘉靖壬午凯还。
实际上，两者都是取材于《（陈文辅）都宪汪公遗爱祠记》，所述过程基本相同，但文笔有较大的差别，后者更善于发挥和想象。
第三种为“火铳说”。
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肯定了“凿沉说”的同时，又附加了一种“火铳说”。该说最大的特点在于佛郎机铳取得的方式，否定了是在战后缴获，肯定了是在战役之前，通过传奇般的手段获得，使交战过程更加扑朔迷离。
它前文坚持“凿沉说”，指出：“海道宪师汪鋐率兵至，犹据险逆战，以铳击败我军，或献计使善泅者凿沉其舟，乃悉擒之；”随即又介绍葡萄牙的快船利器，和中国人是如何得到佛郎机铳与蜈蚣船：
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及铸制火铳之法。鋐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鋐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三十余管。
因《殊域周咨录》在史料中的影响很大，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有些人一直认为中国人获得佛郎机铳，就是由何儒偷出来的。
第四种为“天气说”。
与中国史料的多种说法相比，国外史学家的认识相对简单而且一致，即恶劣的天气帮助了西蒙·安德拉德脱逃。
英国的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中说：“最后，他遭到了一支中国舰队的包围和攻击，只是由于一阵暴风雨把船只驱散，才使他得以逃生并回到马六甲。明朝皇帝命令葡萄牙恢复先前统治马六甲的王朝，双方关系完全断绝。”
瑞典的龙思泰也认为是天气的原因。他在《早期澳门史》中说：“一队中国士兵围攻这座堡垒。如果不是一次对他极为有利的风暴非常及时地刮起，西芒将会死于饥饿。他利用这个时机，带着三艘船逃跑了（1521）。”
概括以上各种说法就会发现，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又不全面，有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可以肯定的是，汪鋐在屯门之战中，率领明军击溃葡萄牙殖民者，是经过多个回合反复斗争得来的，绝不会是经过一两次战斗就迅速取得的大捷。
先分析上述几种说法的不合理因素。
第一种“凿沉说”是令人很难接受的。
先看葡军。因为它兵力有限，所以只能依靠火器的优势，采取防御战术，而防御的重点就是他们的舰船。这样就引起了一系列疑问：
汪鋐派人潜水进行凿船，潜水的过程要花多长时间？
要凿多大的洞孔，船只才能沉掉？
葡萄牙的船经历过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能轻易被凿个大窟窿么？
葡军对漏水的船只，为什么没有采取补救措施？
葡军为何没有对潜水者采取军事行动？难道明朝的这些潜水者，勇敢得就像《水浒传》中的浪里白条张顺和阮氏三雄？
还有，当时葡军在陆地上和船上都有军队，为何将舰船凿了几个窟窿，便造成了溃败？
从当时葡方的军事部署来看，他们在陆地建立了栅栏和堡垒，希望能阻挡明军的进攻，绝不会放弃陆地，龟缩在兵船上。葡萄牙的船队到底是被擒了，还是逃跑了？所有这些疑问，都很难靠“凿沉说”来解释。
第二种“火攻说”也是难以令人信服。
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葡方都是多桅快船，而且可以划行，速度超过明朝的舢板。按照其说，当时风很大，火攻只能焚毁个别船只，不可能像《三国演义》的赤壁之战那样，将所有船只连成一体完全烧毁。
第二，如果葡方船只被焚毁，如何不逃窜，反而明军能接舷，鼓噪登上焚烧的战船？难道明军不怕火烧，只有葡军怕火烧？
第三，文中描写也不尽合理，文章说汪鋐听到葡方的暴行后，如何震怒，如何率师而出，都是文学化的描写。其实，派兵打仗完全是一个政府行为，调动兵力和前方将领没有直接关系。这种偏向故事性的描述，恰恰降低了事件过程的可信度。
第三种“火铳说”的漏洞。
按照严从简的说法，白沙巡检何儒获得武器的方法过于神秘和离奇，在史料上也是孤证。
何儒这件事，又是乔装打扮，又是夜渡小舟，在双方交战防备严密的前线自由穿行，如果拍成现代电影中的卧底题材，倒是可以引人注目。
仿造佛郎机铳是轻松简单的过程么？这牵扯到冶炼、铸造、火药配制等许多欧洲最新的军事技术，中国的船民看两眼就能学会？如果真是这样，明军在战斗中所用的佛郎机铳，也应该是自己模仿的，难道明朝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 掌握了制造佛郎机铳的各种技术么？而且还能熟练地应用到战斗中？并且一用就达到了理想效果。如此神速就能“师夷长技以制夷”，不是显得很夸张么？
所以综合各种材料来看，相对合理的解释，应该以西方材料中所说的“天气说”为主。在较长时间的对峙中，葡萄牙船队被包围起来，经不起人员和物资上的损耗，也无法打破明军的铁桶阵，所以必须寻找适当的机会突围，所谓适当的机会就是利用恶劣的天气，趁着明军防御松懈，率领残部，在明军的围追打击下逃脱。
还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汪鋐在初战中吃了亏。根本原因是他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而是按照从前消灭普通海匪的方式，用人海战术，从水陆多个方向进行战略包围，企图一举全歼驻扎在屯门岛和停留在大帆船上的葡萄牙殖民者。但葡萄牙人凭借优势武器，水陆呈掎角之势相互支援，使明军在屯门交战的第一阶段无法获胜，铩羽而归。
这个时候的欧洲在数学尤其是几何学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应用到实战之中，能够推算出火器射击所留下的死角。因此他们在配置武器的时候，尽量将射击死角留到最小。这种将科技应用到军事上的能力和眼光，明军还不具备。
明军武备落后、战法劣势，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就是地利与人和。明军在首战失利后，作战方式由围攻改为围困。汪鋐判断在短期内无法取胜，于是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改速决战为相持中消耗对手，等待合适的战机，能打歼灭战就打歼灭战，不能打歼灭战就打驱逐战。因此，中葡屯门之战，虽然参战的人数不多，战斗也不激烈，但持续的时间却长达一年多。
最后再说一下那位被驱逐到广东的特使皮雷斯。按照明廷的旨令，一开始他只是被驱逐出境，并无生命之虞。但等他到达广州的时候，中葡屯门之战已经开始。广东当局扣留了他作为战俘或者说人质，要求他给船队下命令，立刻离开中国。但实际上，皮雷斯和安德拉德的船队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他指挥不动脾气暴躁的西蒙·安德拉德，即便下了所谓的命令，也是一纸空文，无人理会。于是，他被投入监狱，待遇逐渐恶劣，甚至还被戴上了刑具，等到安德拉德的船队战败逃走后，皮雷斯更是失去了仅有的人质价值，在受尽磨难之后毙命狱中。
屯门之战当然算不上赫赫有名的战争或战役，按照规模来说，只能算是旷日持久的战斗和武装冲突。但它在中国古代战史上仍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是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崛起后，与中国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这一仗虽然 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还是对明朝起到了不小的警示作用。
首先，屯门之战使明朝开始认识到蜈蚣船和佛郎机铳等西洋军械的威力，因此在引进推广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
汪鋐作为前线的总指挥，非常清楚佛郎机铳的杀伤力，认为这是导致屯门之战一波三折的最主要原因。他说：“适有强番佛郎机驾船在海为患。其船用夹板，长十丈阔三丈，两旁驾橹四十余支，周围置铳三十余管。船低尖而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而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落如雨，所向无敌，号曰蜈蚣船。”海战中，葡萄牙将佛郎机铳放在蜈蚣船里，在“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其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
葡萄牙就是凭借这样一套作战武器，很大程度上震慑住了已经落伍的明朝水师。因此，汪鋐特别强调军队一定要引进和仿造佛郎机铳。他向嘉靖皇帝上书，力主边关的军事防御要大量使用西洋火器，并仔细介绍了佛郎机铳的优点，以及如何装备在边防。汪鋐的建议得到嘉靖皇帝的批准。
很多史料认为，明朝引入佛郎机铳的不是汪鋐，而是白沙巡检何儒的功劳。来源就是《殊域周咨录》中所说的那条史料，后来这条史料又被用入《明史稿》、《明史》等重要文献之中。前面已经说过这条史料也有不可信的地方。既然汪鋐在屯门之战中打败了葡萄牙殖民者，又是这一战得到了佛郎机铳，而且通过战斗认识到它的巨大军事价值，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汪鋐，是战争实践教育了他。汪鋐作为一个地方军事长官，因大力推广佛郎机铳得到上司的好评，最后他升了官，当上了南京兵部尚书，到了这时他仍向朝廷建议将佛郎机铳布置在北方边境，用来对付游牧民族。
其次，屯门之战的胜利为随后的西草湾之战积累了经验。
嘉靖二年（1523），在东莞的屯门之战结束不久，又在新会爆发了西草湾之战。这一仗明军赢得比较顺利。随后在一系列正史中，不但写明了战斗经过，而且还有详细的战果，与西方的记载非常近似，因此显得十分可信，不像屯门之战留下层层谜团。
进犯新会西草湾的是葡萄牙首领麦罗·哥丁霍，中国人称其为别都卢，隶属于葡萄牙驻印度总督。他率领一支武装船队，原本是打算援助被困在屯门的同伙。他的船队有五艘大船，人员过千，有很强的战斗力。在进犯中国前，哥丁霍已经横扫了从印度到南中国海地区的许多地方。
在他到达马六甲的时候，获悉屯门的船队与中国关系恶化，但他打算冒险前往解救同胞。哥丁霍的性格不像西蒙那样暴躁鲁莽，他打起仗来勇敢谨慎；而且主张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先礼后兵，因为葡萄牙来中国是为了做生意，为了解救同胞，不是为了打仗。
当哥丁霍到达珠江口的时候，西蒙·安德拉德已经率领残部趁乱逃脱，他自己却陷入明朝水师的追击之中。屯门之战后，广东地方长官已经下令严禁中葡之间进行接触，一旦相遇，比如说发现悬挂佛郎机旗帜的船只，就将其击毁。因为明朝水师求战坚定，并且积累了一定的作战经验，同时由于哥丁霍在是否开战上犹豫不决，错失良机，所以西草湾之战一开始，明军就占据了上风，经过反复冲击和较量，葡萄牙冒险家不得不接受失败的事实。虽然明军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可贵的是明军不但击败了对手，还俘获了船队司令哥丁霍。上报朝廷后，哥丁霍被枭首示众，以儆效尤。
两次失败沉重打击了葡萄牙殖民者，直到嘉靖二十年（1541），在中国文献里都见不到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的冒险经历。
难道经历过战斗的失败，葡萄牙殖民者就这样心甘情愿地放弃么？它挺进中国的计划也因此销声匿迹么？这当然不是，而是从此转移到海禁较为宽松的福建、浙江继续走私。葡萄牙殖民者也开始不再用武器开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开始用金钱开道的商人方式。
从1521年的屯门之战，一直到1557年葡萄牙占据澳门取得居住点，葡萄牙的船只始终游弋在中国沿海，伴随着嘉靖年间越来越严重的所谓“倭患”，早期葡萄牙与中国的关系，从广东阶段进入到闽浙阶段。
中国与葡萄牙交锋后的态度变化
从葡萄牙开始和中国接触，一直到最后留居在澳门，双方共发生了四次军事冲突。除了在广东的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还有就是二十多年后发生在浙江的双屿之战和福建的走马溪之战。从总体上来说，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对明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双屿之战和走马溪之战，则彻底改变了葡萄牙的对华政策。
葡萄牙虽然在屯门之战碰了一鼻子灰，但它要进入中国的决心始终没有改变，只不过从广东北漂到了福建和浙江，继续自己的冒险尝试。而闽浙一带生意更好做，这是由于那里的民间走私势力很庞大，吏治更腐败。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葡萄牙从对华贸易中发了财，用不着对中国使枪弄棒，因此，中国与葡萄牙殖民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就向后推迟了20多年。对中国来说，明朝政府在屯门之战中艰难获胜，却没有弄明白葡萄牙殖民者来华的真正动机，也没能看出他们和从前的海盗、走私者之间有什么差别，而是将他们和外国海盗画上了等号。只是这些“海盗”的武器装备相当精良，所以重点是加强沿海的军备，并且改变了海防政策。
其实明朝取替元朝以来，一直执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海上贸易活动，将所有的海上贸易一律纳入政府掌控之中，也就是官方的朝贡贸易体制。管理官方海上贸易往来的机构是市舶提举司。外国船只必须持有明朝颁发的往来许可证（又称“堪合”），然后到类似于海关的市舶司报到，这样双方的贸易交往才算合法。
这种允许国际交往的“堪合”凭证，开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明朝对暹罗国，后来推广到其他国家。市舶司只在广州、泉州、宁波三个地方设点，分别接待来自四方八面的海外国家。例如宁波只接待日本的朝贡代表团。
朝廷一方面推动官方堪合贸易，但地方政府对大规模的中外走私贸易却没有严打。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固然是地方官员得了好处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对浙江、福建等地的沿海居民来说，他们也敢于逆流而上，从政府的禁令中硬闯出一条道。因为对沿海居民来说，当地山多地少，只有面向大海谋生。而对浙江、福建的势家富户来说，海洋则意味着更多的商机和财富。
对朝廷来说，嘉靖二年（1523），也就是西草湾之战的同年，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件，促使政府下决心严格执行海禁。这件事就是发生在浙江宁波的日本遣明船“争贡”事件。
嘉靖二年“争贡”事件的前因后果会在下一章详细讲述，因为它也是引发嘉靖年间倭寇潮的一个重要起因，在本章中只是简单提一下。它是在日本人之间、日本贡使和中国人之间，由于在向中国朝贡问题上引起争端，所以在宁波大打出手，爆发了激烈的正面冲突。
日本人在中国相互仇杀，抢劫中国的武器库，烧毁了市舶司，并且大掠宁波，洗劫百姓，甚至和前来弹压的明朝官军交战。这一影响极坏的事件，给明朝内部主张海禁的一派官僚找到了口实。
在本章中提到海禁，必然牵扯到葡萄牙人。从广东的屯门、西草湾到宁波，从葡萄牙到日本，这几起冲突事件叠加起来，引起了朝廷的高度警觉。原本朝廷就不屑于和外夷往来，现在有人接二连三地在沿海滋事，索性下决心终止对日本的勘合贸易，连民间的走私贸易也一并被严禁。由此引发了嘉靖年间的倭寇问题，这样也将葡萄牙裹入其中。
嘉靖二年明朝取消市舶司，此时已经出现了两个新特点：一是东南沿海经济，无论是在商品的生产环节还是流通环节，都有了明显发展，二是以葡萄牙殖民者为代表的欧洲文明，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人面前。
朝廷要厉行海禁政策，并不得人心，社会各阶层出于不同的目的都反对。一些地方官员因自身利益受损，而与中央政策消极对抗；当地的势家富户和沿海穷苦百姓出于对财富的渴望和生存需求，必须要突破海禁政策，否则不但发不了财，甚至连活命的本钱都没有。
后来朝廷给浙江派去了个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叫朱纨。他积极主张海禁，要求严厉惩处逾轨者，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所谓“外国盗”，从前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倭寇，是日本人，很少讨论崛起后的葡萄牙殖民者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实际上葡萄牙人在诱发海禁和倭患方面，一再起到关键作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整个嘉靖朝，一直都深陷在海上封锁和对倭寇的交战之中。但在长达几十年的对倭作战中，也不能说葡萄牙殖民者如何积极主动介入，或者大量介入。它只是在几次关键之战中起到了作用。前者有屯门之战、西草湾之战，刺激了明朝政府高度敏感的神经；后者有双屿之战、走马溪之战，这是朱纨首度指挥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算是拉开了对倭寇作战的序幕。
这两次作战有一个特点，对明朝政府来说，都属于一系列反击倭寇的战役，目的是要严格厉行海禁，对手是“番”还是“倭”，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而对葡萄牙来说，这个差别可真是太大了，之后再也不提对明朝作战，无论是主动作战还是被动应战。所谓崛起的大国，为了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开始匍匐在中国皇权的脚下。
葡萄牙经过屯门之战的失败，无法立足广东，才来到福建、浙江沿海，开始和日本、中国沿海的走私商人相联手，共同对抗嘉靖时期的海禁政策。经过十多年的磨炼，此时在浙江的葡萄牙人和在屯门之战中的葡萄牙人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葡萄牙大帆船在东亚地区获利丰厚，一个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正在形成。
对葡萄牙殖民者来说，他们在对华贸易中，开始经历着越来越大的利润和风险。一方面要对付明朝的海禁和武力镇压，另一方面还要对付挥之不去的海盗。没有武装的走私贸易，对任何一方来说，都要冒很大的风险，这就使得拥有较好武装的葡萄牙商船乘机而入，它能击溃海盗，占据外围广大海域进行自由贸易。
但是对于中国大陆，葡萄牙殖民者的武装船只一时还无法发挥军事作用，这就不得不一方面加强走私，另一方面力图行贿，收买东南沿海的明朝官吏。行贿成为葡萄牙人进出大陆，私贩于闽浙、日本、东南亚以及欧洲和美洲殖民地的有效手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连接亚洲、欧洲和美洲的远东贸易网。
十六世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海上贸易，较以前相比，多了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的时代背景，经济利益既为葡萄牙殖民者所追求，也为中国沿海的边民所需要，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不能从根本上战胜新兴的殖民贸易。
对明朝政府来说，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迎接这场经济上的大变革，总想从根本上杜绝这场经济大潮。嘉靖年间的海禁，兼有防内和防外的双重性质。对内部来说，希望通过海禁政策，严禁边民私自下海和移民，严禁武装走私扰乱国内秩序；对外部来说，海禁政策可以抵制葡萄牙殖民者和日本海盗对大陆的劫掠。
面对汹涌而来的葡萄牙商人、冒险家和日本武士，以及破茧而出的东南沿海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明朝政府采取了严禁和打压的政策。从前一直有海禁政策，之所以没有严格执行，光打雷不下雨，关键的问题还是人，缺少一个铁面包公的执法者。等到朱纨走马上任，风气立刻就变了。
再战：双屿之战和走马溪之战
从嘉靖二年（1523）开始，明朝对外取消了朝贡贸易，执行海禁，使得官方允许的海外贸易无法进行。明朝统治集团内部面对现实，分为对立的“严禁派”和“弛禁派”。双方各树主张，展开激烈争论，从而在内部影响着海禁政策的执行力度和走向。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朱纨巡抚浙江，掌管闽浙一带的海防军事要务，他的上台成为严禁派主导海禁政策的信号，政府要用强力驱逐倭寇、葡萄牙人。
形势变得严峻后，中葡双方在东南沿海一带必然要起争端。为什么会形成冲突，是谁惹的祸？朝廷内部的弛禁派和严禁派，对这些问题有截然对立的观点。
严禁派认为，葡萄牙人名为商人，实则海盗，名义上是进行贸易，实际上干的都是杀人越货的勾当，简直无恶不作。
弛禁派认为，葡萄牙人来到中国，就是为了贸易。他们能登陆中国内地吗？不能，有明军海防严守着。能掠中国人为奴隶吗？不能，是中国边民掠了之后，贩卖给葡萄牙。
现在看来，弛禁派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时闽浙一带有些奸商在和葡萄牙人做生意的时候，有明显的恶意赖账行为。他们知道中国法律严禁外人入内，因此拿了葡萄牙人的钱后却不提供商品，让葡萄牙人在海岛上干等。上当受骗的葡萄牙人非常恼怒，干脆强行上岸进行抢劫，用这样的方式来补偿自己的损失。
由于葡萄牙人盘踞在宁波之外的双屿港，在袭击过程中，劫掠了附近一些村庄，还杀害了男女数人，这样导致浙江沿海形势迅速恶化。主张海禁的朱纨此时正兵权在握，自然不能放过惩治外夷的机会。
《明史·朱纨传》是这样描述朱纨指挥的双屿之战：
明年将进攻双屿，使副使柯乔、都指挥黎秀分驻漳、泉、福宁，遏贼奔逸，使都司卢镗将福清兵由海门进。而日本贡使周良违旧约，以六百人先期至。纨奉诏便宜处分。度不可却，乃要良自请，后不为例。录其船，延良入宁波宾馆。奸民投宿激变，纨防范密，计不得行。夏四月，镗遇贼于九山洋，俘日本国人稽天，许栋亦就擒，栋党汪直等收余众遁，镗筑塞双屿而还。
这样描述战争的经过，似乎过于简略，而且好像是和日本贡使有关，没有葡萄牙人什么事情。其实那个时候双屿岛已经是个颇具规模的市镇了。不但有从事贸易的货物集散场所，甚至还有天主教的教堂和中国人祭拜偶像的天妃宫，还有很多的住房和船只，岛上大约有三千人，其中葡萄牙人有1200名左右，不仅有葡萄牙人，还有日本人、中国商人，他们都是出于发财的梦想聚集到这里来的。
双屿之战后，明朝认为主要歼灭的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而葡萄牙人则认为，葡萄牙人被杀的居多，占三分之二，达800人。其实不管双方误差有多大，这个上千的数字，要和屯门、西草湾之战消灭几十人相比，对社会影响已经大了很多。
双屿之战后，紧接着在福建诏安又发生了走马溪之战。在走马溪之战中，葡萄牙殖民者完全成为战斗的主角。由于在双屿港，葡萄牙人还没有占到大多数，所以有些资料仍把日本人当成了主角；而在走马溪之战中，中国官方的资料则直接称呼为佛郎机国。双屿之战到底打死了多少人、取得了多大的战果，一时还搞不清楚，而到了走马溪之战时，朱纨已经有了准确的战况和战果。
对于战役的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步骤：
一开始是中国人设下埋伏，水师隐藏在突入海中的一个岬石后面。在岸上布置一些携带武器的中国人，好像要袭击船只，跟葡人打仗。因为葡船靠近陆地，用这种方式来激怒葡人，把他们引诱离船上岸进行交锋。留下来看守船只的人被中国人惹怒。他们本来应该怀疑有埋伏，却没有留意，其中一些人冲出去跟岸上的中国人交战。葡方的船没有了防卫，暴露给中国的水师，中国水师见对方中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袭两艘船，杀了还在船上的葡人，占领了葡萄牙船只。岸上的葡人成了瓮中之鳖。
朱纨自报的战果是：将夷王船两只、哨船一只、喇叭船四只围住，生擒佛郎机国王三名。共一百十二名，番贼妇哈得哩等二十九口，斩获番贼首级三十三颗，通计擒斩两百三十九颗。
双屿和走马溪之战的失利，迫使葡萄牙殖民者避祸离开了闽浙，重新回到广东，寻求和中国打交道的新途径。
和汪鋐指挥的屯门之战相似，朱纨亲自部署、指挥了双屿之战和走马溪之战，但两人的人生结局却大相径庭。汪鋐因军功等原因最后当上了南京兵部尚书；而朱纨却在剿灭佛郎机的过程中，得罪了闽浙的势家大族，落得个被弹劾革职、愤而自杀的结局。
单从这几次中葡军事冲突来看，汪鋐是率兵严惩小股的海盗，对广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可以理解为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朱纨是要贯彻朝廷的海禁政策，在嘉靖中期的中外走私贸易问题上，和国内的海商、“倭寇”、葡萄牙殖民者等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对抗，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个层面产生了剧烈的震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葡萄牙殖民者广泛参与东亚的海上贸易，其规模和影响力都得到迅速的发展。
葡萄牙一开始是在广东屯门设栅立寨，搞了一个小小的带有武装性质的贸易据点。二十多年后，把宁波双屿港发展成密切联系东南沿海、日本、欧洲的海上贸易中心，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崛起后的世界市场之中。
走马溪之战后，葡萄牙人不得已离开闽浙，再次转向广东。这个时候，闽浙一带的“倭寇”和明朝军队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而葡萄牙人却从此脱离了这个战场和市场，改用行贿的手段暗款广东官吏，最后在广东沿海立足，直到1557年成功留居澳门。
在葡萄牙远离广东的二十多年中，因为官方海禁政策的波及，广东地区的海上贸易也处于走私盛行阶段。由于官方贸易往来急速减少，造成广东地方当局海上收入锐减，因此较早看到了海禁的弊端，开始上疏请求弛禁，要求开海。
当时广东有一点和闽浙很不相同，就是广东的军政首脑中没有像朱纨这样的海禁强硬派，所以形成不了闽浙那样的纷扰局面。广东巡抚林富在嘉靖八年（1529）向皇帝上疏，请求开海通商，允许其他国的番船到达中国，可以将声名狼 藉的葡萄牙摒除在外。
不过，虽然在口头上严禁葡萄牙船只夹杂在番船当中，但中外双方仍能在走私贸易中得到巨大好处。葡萄牙殖民者和广大海上商人从事贸易往来，暗地里向官员行贿，公开表示要向中国政府交税，接受抽分。从此，用经济手段打开中国大门，成为葡萄牙殖民者的首选方式。
从双屿之战到占据澳门，这是葡萄牙与中国交往第一阶段的尾声，葡萄牙占据澳门后，中葡关系开始了新的篇章。葡萄牙和中国打交道长达三十多年，从一开始的懵懂无知，到此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在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面前，早已经没了西蒙·安德拉德逞一时之勇的海盗习气。如果说屯门之战还属于葡人自己找上门来挨打，到了双屿之战，葡萄牙人在海禁政策前只好被迫应战。他们早已经放弃了武力攫取一块殖民地的妄想，几十年来奔波于广东、福建、浙江的沿海，只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固定的场所进行海上贸易。
《明史·佛郎机传》是这样解释葡萄牙如何得到澳门：
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暂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时仅篷，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为舶薮矣。
虽然这条史料早已被证明有多处错误，但仍大体反映出中国与外国、官方与民间在海禁中的利益冲突，反映出广东地方政府在接纳葡萄牙时的矛盾态度和葡萄牙殖民者源源不断万里逐利的盛况。
综上所述，葡萄牙在成为新时期的海上大国后，第一次来到东亚，企图开进中国的庞大市场，由此引发了外交失败和一系列海上武装冲突。在这种军事压力下，明廷长期奉行的朝贡外交制度和海禁政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葡萄牙为了进入中国，获得丰厚的海上贸易利润，除正常贸易外，不惜以走私、行贿甚至暴力为手段，不断地冲击着明朝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屯门之战，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华武装冲突的起点。历史不应该忘记这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