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罗河口战役（风帆海战）
尼罗河口战役简介
尼罗河口战役：1798年尼罗河口一战，英国皇家海军的少壮派指挥官纳尔逊初次指挥舰队决战就取得惊人战果。其麾下12艘战列舰一夜之间几乎全歼旗鼓相当的法国埃及远征舰队，进而导致拿破仑麾下的埃及远征军被困死在中东。纳尔逊和英国海军为何会赢得这场战役？他们是怎么赢的呢？请看尼罗河口战役。
尼罗河口战役过程分析——
敌军全军覆没、我军毫发未损，这样的压倒性胜利是从古到今每一个军事指挥者梦寐以求却也不敢奢求的。然而1798年尼罗河口一战，英国皇家海军的少壮派指挥官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初次指挥舰队决战就上演了这么一出惊倒四座的好戏。他麾下12艘战列舰一夜之间几乎全歼旗鼓相当的法国埃及远征舰队，法军仅有2艘主力舰得以逃脱，而英国方面没有损失一艘战舰。
这全面碾压式的胜利，直接导致拿破仑麾下的埃及远征军被困死在中东。拿破仑控制地中海、在中东建立卫星国作为印度远征基地的构想化为泡影。相反，英国海军势力重返地中海，扭转了一年来“孤悬海外”的局势。法国地中海舰队再次被严密地封锁在港口内，不能与西班牙盟友会师，挑战英国海上霸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尼罗河口之战奠定的战略地图上，英国最终在十几年的持久战之后打败了拿破仑。
是役，纳尔逊40岁冒头，对于一个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海军，这样一位军事统帅似乎略显年轻，而且他又素以蛮勇著称。是谁敢于在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将这打开战略局面的重担托付给他的呢？战场时局几经转变之后，他又是怎样不辱使命的呢？时间回到两百多年前……
点将纳尔逊
圣文森特子爵约翰·杰维斯
1798年4月初，木炭灰和煤灰混合在海上飘来的潮湿盐雾中，似乎将永远阴沉沉地压在伦敦市民的头顶，这也许就是工业革命的先声吧。同时，在地平线之外，已经保护了不列颠这座小岛两百多年的一面面风帆仍然在海上游弋着，并将继续肩扛英国的荣誉在海上游弋半个多世纪。然而此刻，隔着海军部（Admiralty）大楼的窗户，圣文森特子爵约翰·杰维斯（John Jervs, 1st Earl of St Vincent）心里放不下的，并不是这些无畏的战列舰（Ship-of-the-line），而是海峡对岸的诺曼底海岸。自从1789年法国爆发革命以来，法国入侵的幽灵就再次复活，时刻笼罩在杰维斯等海军部决策层的心头。似乎这样的形势还不算坏，1个月以来，渗透到法国的间谍还捕捉到了一个更加野心勃勃的计划——拿破仑这颗新星可能要跨过地中海，远征埃及。要么直接跨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本土，要么攻略中东从而 斩断英国和印度的联系，这都是法国与英国争夺全球霸权的既定战略。对法国而言，现在似乎是绝好的机会：大革命释放出的巨大动能，让当时欧陆诸国无不谈之色变——大革命强大的对外输出在拿破仑的指导下，看起来有并吞整个欧洲之势。第一次反法同盟在这支大军面前折戟，西班牙与法国的缔约让尚未达到“两强标准”的英国对自身海权的稳固产生出彻夜难眠的痛苦怀疑。随着普鲁士的低头，英国失去了欧陆上最后可以对抗拿破仑的盟友。到了1798年，法国正毫无疑问地呈上升趋势，而法方的上升就意味着英方的每况愈下。自1797年被法国人赶出地中海以来，地中海对于英国人就成了一座黑箱。老话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至少能维持现有局面，而不会犯下战略错误。尽管地中海被一片浓重的战争迷雾笼罩，战略上的判断，在杰维斯的脑子里，仍是很清晰的。
首先，在英国控制英吉利海峡的情况下，法国直接入侵英国本土是绝无可能的。这已经被历史多次验证了。历史上，法国人离入侵英格兰最近的一次，是17世纪末图尔维（Anne Hilarion de Tourville）麾下的路易十四法国舰队对阵英荷联军。因为联军存在联合行动的配合问题，再加上英国刚刚政权更替、高层和海军内部政治派系争斗造成人心不稳，出现指挥失误的英荷联军一时间将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法国。然而法国用来护送运兵船的地中海式桨帆战舰在英吉利海 峡的怒涛中水土不服，没能成行，白白浪费了大好机会。待威廉·奥兰治（William of Orange）整顿好英荷上下，发起一场舰队决战之后，法国宏伟的路易十四大舰队立刻毁于旦夕。所以拿破仑集结大军在诺曼底摆出意欲改写历史进程的架势，多半是一种自我安慰，用来满足法国陆军高扬的雄心。
纵观过去的100年，经过18世纪30年代的詹金斯耳朵战争、50年代的七年战争、80年代的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和西班牙多次挑战英国海上霸权都没能成功。这样，法国能够在海上投送力量的路径只剩下地中海。1798年的地中海，英国在直布罗陀海峡以东没有任何基地可供部署，但是地中海以外的英吉利海峡、法国大西洋沿岸，都处在英国舰队环伺之下，稍有风吹草动便可能引发法国人不愿意面对的舰队决战。一路向东，占领马耳他、埃及，稳定法国海军在地中海的力量存在，建立重返南亚次大陆的桥头堡，似乎成了唯一可行之策。
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判断，杰维斯愿意相信拿破仑东征这条情报的可靠性——虽然后来事情的发展验证了这位战略家的判断，纳尔逊把拿破仑舰队逮了个正着，但站在当时人的立场上就会发现，天天各方面传进来的情报目不暇接，真伪一时莫辩，只能依靠决策者们自身对整体形势的把握了。
在这种接近固定的战略构图下，其实英国对法国在海上可能做出的行动，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英国秉持18世纪几次与法、西冲突中逐渐形成的一贯战略，对法国和西班牙，也就是当时世界上第二、第三大海军强国的军港进行封锁。按照当时的海上交通能力，两国离英国本土最多只有2个月的行程，因此英国在本土配备了一支强大的海峡舰队，又从西班牙手中夺占了直布罗陀，配置了地中海舰队。两大舰队平时就在法国大西洋沿岸、西班牙加迪斯等重要位置附近巡逻，遇到极端天气则返回英国本土、葡萄牙里斯本或地中海的直布罗陀躲避。这种封锁可以防止法、西两国海军大规模出动，集结组成大舰队来和英国争夺制海权。通过这种严密封锁，法国和西班牙每个军港中停泊和封存的战舰都不足以组成数量占优势的决战舰队，由此，英国足以保持住海上霸权。
然而任何人都难免被眼前复杂的形势所迷，特别是还肩负沉重责任的时候，他难免陷入理性与恐惧的拔河中。杰维斯今年（1798年）才从熬人的漫长海上服役中解脱出来，因为1797年取得的大功一件，成功入主了海军部，作为海上服役 经验丰富的老将，给海军部的一把手、第一海务大臣斯宾塞做参谋。“法国地中海舰队可能要出动”这是杰维斯手头的情报，但赫然横亘在他面前的是地中海的战争迷雾。法国地中海舰队出发后会去哪儿呢？它可以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来到大西洋沿岸。尽管英国有封锁舰队在，万一风向或者天气不利，让这一法国舰队溜进某个处在封锁之下的法国或者西班牙军港里，和港内战舰合并，就可以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联合舰队，然后就可以出来挑战英国的制海权了。要是真到了那个时候，形势对英国而言就岌岌可危了。这是当时英国的每个决策者都极度害怕的局面，因为这可能导致英吉利海峡落到法国人手里，然后就是拿破仑入侵了。在这恐惧的另一边，理性告诉杰维斯，弱小而分散的法国地中海舰队更有可能奔东边去，去控制中东。
于是杰维斯下了他的结论：“不管法国人要到哪里去，我们现在要‘重返地中海’，寻找、歼灭拿破仑舰队。”至于在茫茫地中海里，到哪里去找到拿破仑，那就全看这支派遣舰队的指挥官了。
所以，杰维斯的工作其实才完成了一半。为派遣舰队挑选合适的指挥官，同样是这次任务成败的关键，或者说，是这次任务成败的最大赌注。如果指挥官能寻歼拿破仑的法国地中海舰队，英国就能重返地中海，为打破法国的大陆优势制造出战略契机。可是如果舰队指挥官判断失误，把握不住时机，让拿破仑溜了，让他掌握了中东，那么英国和东方财源地的联系就将受到巨大威胁。
200多年前的杰维斯在此次“点将”上承担的压力，恐怕比今天要大得多，因为一旦这支派遣舰队向东离开了直布罗陀，进入了地中海，就全靠这位舰队指挥官来打开局面了。那是一个没有无线电、雷达和预警机的时代，换句话说，派遣舰队进入地中海后，杰维斯再得到什么新情报，都将无法及时干预该舰队的行动。就算杰维斯从直布罗陀派出通报船，海上瞭望的距离也只有十几海里，要在数百海里的范围内找到几艘战舰组成的派遣舰队，若非机缘凑巧使双方偶然遇见，等到通报船找到舰队，船上的消息恐怕早就失去了时效性——比如，这场行动在7月份取胜的确凿消息，就是在1个多月后的9月份才传入伦敦的。所以杰维斯能为这位舰队指挥官做的事情也就很少了，除了强调一定要“寻歼敌人，不用吝惜损失”之外，恐怕也就是在人情方面给予充分的信任了。
壁炉中木炭噼噼啪啪的声响暂时驱散了沉重的潮气，厚重的绒毯上，杰维斯来回踱步，精致的三接头皮鞋不发出一点声响。谁能胜任这次地中海派遣任务呢？并不需要多加思考，杰维斯脑中就出现了两个人——纳尔逊和托马斯·特鲁布里（Thomas Troubridge）。这两人在1797年对西班牙战斗中的表现，仍然历历在目。
在西班牙外海圣文森特角的这场作战中，这二位被安排在英国舰队的一头一尾，随着风向变化，有时纳尔逊是舰队排头兵，有时特鲁布里是排头兵。杰维斯就是要他俩负责调整整个舰队的阵形，及时应对敌军和风向的各种变化。他俩不辱使命，尤其是纳尔逊，当机立断，灵活解释杰维斯的命令——“各自占领适当阵位，相互扶助”，带领舰队后半部分处于下风位置、没有接敌的战舰转弯调头直扑敌舰队前队，形成英方的局部数量优势，决定了战势的走向；并依靠蛮勇连续跳帮俘获3艘西班牙大型战列舰。
特鲁布里
纳尔逊
虽然已经取得了这样重大的战果，纳尔逊却并没闲下来，又在1797年针对西班牙加迪斯（Cadiz）的封锁行动中自作主张，带领手下的小分队对附近一个港口进行上岸突袭，以夺取传闻中溜进该港的美洲运宝大帆船，上面据说搭载了价值连 城的西印度香料。结果此战英军准备不足，西班牙防备水平很高，纳尔逊右臂遭火枪击中不得不截肢。接受手术半小时后，他就重回指挥岗位，杰维斯也不好追究其失败之责。
纳尔逊“浑身是胆”的矮小身影在杰维斯眼前浮现，可是他还有自己的学生——一直追随自己的托马斯·特鲁布里。和纳尔逊比起来，特鲁布里不仅从情感上对老师更加尊重和依赖，而且性情更沉稳。但特鲁布里的稳健使他在圣文森特角海战中没有博得像纳尔逊那样的战功，此刻还是高年资的舰长，相当于今天的上校军衔。纳尔逊则一战成名，受到国王乔治三世接见，以英雄形象现身于英国公众面前，成了活生生的传奇，走到哪里都受到鲜花、盛宴和舞会的盛情款待。他还获得了1000英镑的退休年金（爱尔兰议会奖励），荣升蓝旗海军少将（Rear Admiral of the Blue）。纳尔逊和特鲁布里这种官阶和人望的差别，让杰维斯不需要费太多心思，就可以直接安排纳尔逊这个更加“杰出”的学生全权指挥舰队，而特鲁布里，这位纳尔逊也不得不敬重的高年资舰长，则可以作为拴马桩在关键时刻防止指挥官的冲动酿成灾难。
其实这种“师生”的说法并不是笔者杜撰，当时已经通行，即舰长身边有“舰长副官”（Lieutenant）跟着学习战舰指挥，而舰长则跟着舰队司令学习舰队指挥，直到某一天机会到来，老师将自己提携到更高的位置上去。因此，学生表现出色，也就得益于老师的悉心栽培。比如，刚刚过去的1797年圣文森特角之战，纳尔逊封神，杰维斯也受封子爵。但纳尔逊这个优秀的学生并不是个听话的学生，他惯于顶撞上级。就说这场圣文森特角大战，在他眼里似乎完全是他个人的功劳，当得知杰维斯受封子爵后，他甚是不快，觉得自己应该来个男爵。之后，他和上岸坐办公室的杰维斯在私人交情上开始拉开距离。然而杰维斯公事公办，仍然全力为纳尔逊争取创造更大战绩的机会。他和纳尔逊的“师生之谊”已经是上下皆知，所以还是那句话，纳尔逊的业绩就是他自己的业绩。就这样，尽管论资历排在纳尔逊前头的少将至少还有两位，杰维斯仍在第一海务大臣斯宾塞面前强力推荐新晋少将纳尔逊。
读到这里，读者也许还是会不免感到杰维斯这一决定太过冒险。虽然纳尔逊青年才俊，20岁就成了舰长（上校），此时已经当了20年舰长，但他毕竟还没有 做过一天舰队指挥。任命纳尔逊为此次派遣舰队的指挥官，指挥十几艘战列舰协同作战，完成复杂的战术目标，他果真能够胜任吗？
18世纪法国四大军港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舰队指挥具体负责哪些方面的工作。前文已经讲到，当时的通讯和侦察技术极端落后，所以执行大部分任务的时候，都不见得能够寻找到敌人并和他们展开战斗。可见作为舰队指挥的海军少将、中将们的日常工作不是和敌舰展开大决战，实际上当时分配给大多数指挥官的任务都是“封锁”。18世纪80年代，法国已经建成了四大海军基地，其中面向大西洋的有3个，到了18世纪末的这场法国大革命战争时期，为了一劳永逸地阻止法国舰队到公海上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就像上文提及的那样，英国干脆配置了一支舰队，以葡萄牙里斯本为辅助补给基地，长期在大西洋外洋上对这3个法国海军基地进行封锁：大型主力舰组成编队在外洋游弋，除了大风等恶劣天候外几乎保持连续存在；灵活的小型主力舰以及轻型侦察船则组成近岸封锁舰队，保持在法国人的视线之内，时刻监视基地中的动向。对于那些突破了封锁、冲出海港的单个法国炮舰或者三五艘战舰组成的小分队，封锁舰队的指挥官历来都是将追击、歼灭的任务分配给他钟爱的“学生”——像青年时代的纳尔逊那样的低年资舰长们，以帮助他们加快晋升。于是舰队指挥的日常主要是事务性、管理性的工作。整个舰队大量人员的日常物资消耗本身就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再加上舰队整体行动中各个舰只的联络与安排等等，舰队指挥官们一般都会自费聘请专门的会计和文书协助他们处理这些事情。可以说，舰队指挥官首先是一个高级经理人，然后才是军事家。
如果只是这样事务性的工作，包括纳尔逊在内的各位少将、中将似乎都能胜任。而且纳尔逊还不见得是做得最好的。简单分析一下纳尔逊的性格，回顾一下他的履历，会发现杰维斯选择他主要还是因为他更可能出业绩。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关键时刻的决策总是受到指挥官本人性格的影响。纳尔逊于1758年出生在一个宗教气息浓厚的家庭，其父是当地教区教长，其母跟英国历史上第一个“首相”沾亲带故。出生在宗教家庭的最重要影响，也是我们这样的入世国度不太容易理解的，就是一种天生的使命感、优越感，一种我独为上帝选中的、超验的自信心，这构成了纳尔逊后来敢于拿国家命运打赌，在大决战中采用激进、非常规战术的雄厚心理基础。同时，纳尔逊幼年丧母，爱的缺失使一种不安全感时刻萦绕身边，为了消弭或仅仅减轻一些这种感受，他自然会去身边的师长、上司那里寻求更多的认可。这种不安也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驱动力，让纳尔逊自我表现欲望强烈，在战时冲在第一线，在平时积极向人们展示自己及同仁、下属的战功。另外，纳尔逊和拿破仑类似，个不高，一米六七，很难在当时的普遍认知中形成高大伟岸、高不可及的领袖形象，而在战斗中身负伤残，反而特别容易在身边将士心中唤起同情心和护卫的欲望。杰维斯看重的恐怕正是纳尔逊这种极度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这在真正需要赌上舰队司令性命的大决战中能发挥作用。他这种不被传统惯例束缚的个性，似乎最能将英国海军巨大的人员素质优势发挥到极致。实际上，到18世纪后期，英国皇家海军整体素质之高，和法国、西班牙放在一起，简直就像老水手遇到旱鸭子。
1771年，纳尔逊在舅舅的安排下进入海军充当实习生（Midshipman），接下来的6年里，他在本土、西印度、东印度的战舰、炮艇和武装商船上都实习过，甚至参加了一次寻找传说中“西北航路”的北极探险，他们的探险船进入到北纬80°以北，纳尔逊据说还追赶过北极熊。有了这些历练，1777年18岁的纳尔逊经舅舅作为评审专家之一的委员会考核后顺利获得副官（Lieutenant）官阶——此时 纳尔逊的舅舅已经官至海军事务局（Naval Board）的审计总长（Comptroller of the Navy），可以说控制着海军日常运行的财权，其话语权应该是相当充分的。此后纳尔逊登上一艘巡航舰（Frigate）充任第三副官——这种战舰比较小，人员总数一般在两百上下，所以配套军官较少，舰长之外只有3个副官。
在这里，纳尔逊遇到了舅舅之外的第一个贵人——该舰的舰长威廉·洛克（William Locker），后来他被纳尔逊称为“老爹”。洛克作为舰长，从业务素质和接人待物等诸多方面给了年轻人很多关照。在洛克船上做副官时，纳尔逊就争取到独自领导部众的机会：指挥一艘小艇对附近岛屿的自然风物进行了科考工作。
不久，洛克将纳尔逊推荐给舰队司令彼得·帕克（Peter Parker）。1年后的1778年，纳尔逊直接从副官荣升临时舰长（Master & Commander），指挥一艘双桅杆炮艇在中美洲海岸游弋。1779年，他返回皇家港（Port Royal）后被提升为舰长，时年20岁。这么小的年纪就成为舰长，除了个人能力确实比较过硬之外恐怕还有其他因素，毕竟很多人最终以副官身份退役，还有很多人在中年之后才能熬上舰长位阶。此后直到1787年的8年多里，作为年资较浅的少年舰长，纳尔逊多指挥只装备9磅炮的28炮巡航舰这种最小号的正规战舰，在西印度活动。期间纳尔逊曾自作主张发起登陆突袭行动，结果失败并造成相当的人员损失，但上司胡德爵士（Lord Hood）予以宽容。1787—1792年，太平世间，纳尔逊待在岸上领半饷。在1792年英法重新开战以后，胡德又担任了纳尔逊的上司很长一段时间。1794年，纳尔逊指挥了占领科西嘉的海陆协同行动。因为每次作战都和士兵一起，登陆前进指挥，他不免暴露在敌人的炮口下，结果被破片击中右眼而损失了右眼视力。1792—1797年的5年间，在科西嘉与热那亚之间，纳尔逊坐镇他后来自称最爱的战舰、64炮战列舰“阿伽门农”号（HMS Agamemnon），参与了大小多次支持热那亚陆上抵抗的行动，无奈法兰西大军在拿破仑的带领下不可阻挡，英国终于在整个地中海内失去可靠的盟友港口，仓促撤回直布罗陀。1796年，纳尔逊遇到了帮助他一步步封神的杰维斯。1792—1797年这几年间，纳尔逊的表现可圈可点，作为一名战列舰舰长在成熟的业务素质上展现出非同常人的蛮勇，尤其是前文提过的1797年对西班牙的圣文森特角大胜中，他起到了关键作用。
就这样，在1798年4月的春寒料峭当中，已经独臂独眼的纳尔逊少将来到斯 皮特黑德（Spithead）报到，准备登上他这次任务的旗舰——“前卫”号（HMS Vanguard）。
时势造英雄，由杰维斯推到前台、敢于和命运赌博的纳尔逊，从1798年开始带领皇家海军从一个压倒性胜利走向下一个，直到1805在特拉法尔加决战中完全摧毁法国和西班牙挑战英国海权的决心。这人事任免上的巨大成功，当然在1798年4月还看不出一点征兆。纳尔逊越过资历比他老的两个少将，被任命为一支分遣舰队的指挥官，这个决定在当时的军官团中有没有招来微词，今天也不得而知了。但这个团体是英国保守刻板印象的典型代表。英国海军军官一般出身于中产阶级，属于“绅士”老爷，受到良好的教育，家里跟海军有一些裙带关系，通过亲朋保举而加入海军，然后通过个人战斗素养的不断提高，以及海军内外的背景和裙带关系，逐渐沿着官阶的天梯往上爬。纳尔逊就是这套体系中关系强硬、自身又奋力前进的典型成功者。这套晋升体系虽然今天看起来还是不对普通人敞开的“特别通道”，但比起陆军里贵族通过明码标价的买官方式获得官阶，还是要合理得多——可以说英国海军是中产绅士们的海军。海军军官的晋升和陆军比起来，更看重个人素质。甚至可以说个人素质若不过硬，裙带关系再通达，也没用。否则由于决断能力不足，在自然灾害和敌人面前出了洋相，不仅一船人的性命不保，更污损了皇家海军和国王陛下的尊严，到时候轻则辞退，重则军法处置遭到枪决。在这么看重个人业务素质的评价体系里，一旦一个人评上舰长（上校），就意味着他的各方面素质已经得到了业界的肯定，可以独当一面。从此，除非出现失误，他的地位就不可动摇了，可以说，就占了海军一个“编制”（Post），以后的晋升道路，即使是在战时，也完全靠年资顺调。假设整个海军有400个舰长编制，有合计50个少将、中将、上将编制，只有年资最高的100岁高龄的“全国海军名誉总司令”（Admiral of the Fleet）归西，现年98岁的第二老才顺调，跟着，其他所有将官顺调一下，终于在将官编制金字塔的底层空出一个实缺，现年55岁的全国最年长舰长荣升蓝旗少将。实际上，纳尔逊舰长在1797年立了那么璀璨的大功，提升为海军少将也并不是累功晋级，仍然是恰好有顺调的机会。
英国海军晋升极为缓慢，将官共有9级，而不是简单的少将、中将、上将
揭开迷雾
斯皮特黑德水道内，早上8点的海雾正在慢慢消散，昨天傍晚涌起的大潮正在汹涌地退去，被退潮裹挟的一只小舟里，头戴两角帽、一根袖管空荡荡的纳尔逊少将正沉静地坐在小船尾部，他头顶是遮阳的凉棚。小舟上，14个水手正在拼命地划桨，每舷7个水手。为了省力，水手们都是倒着坐，背朝船头，而且左边的水手划的是右边的桨，两边交替。随着强劲的退潮，这艘细长的划桨通勤艇，缓缓朝远处一艘战舰驶去。
军官通勤艇模型
“前卫”号3根30多米高的桅杆，远远就可以望见，一些矫健的身影沿着桅杆和挂帆的横桁上下来去攀缘，像猴子一样灵巧。到了百米开外，舰上忙碌的人影已经分明可见。战舰长50多米，整个舷侧是两层半楼高的厚重木墙，墙上规则排列着两排炮门，炮门盖全都整齐地打开着，可以望见里面一尊尊大炮黑洞洞的 炮口。有不少大炮被人影遮挡住了，那是水手正抱着胳膊那么粗的粗大绳子头和大通条，在清理火炮内膛。
“前卫”号模型
通勤艇驶到切近，全船上下的水手停下手里的活，齐声欢呼三次。小艇停在“前卫”号的右舷舯部，这里，近7米高、几乎垂直的舷墙上安装着一道道梯级。十来个精壮的20岁上下的小伙子，从露天甲板到水线附近，在梯级上站成一道垂直的人链。将他们彼此相连的，是一条胳膊粗的缆绳，他们用右手攥住缆绳，并将它结结实实地夹在右边腋窝下。这就是纳尔逊登舰的人肉扶手。
纳尔逊只剩下左臂，但幸好双腿还健全，不用像吊装上船的生猪等一样坐着箩筐用滑轮绳索拉上来。纳尔逊伸出左手，在他左边站成一竖列的青年水手们一次次伸出左手拉住他。就这样，战舰随着退潮缓缓摇曳，纳尔逊少将顺利登上了 露天甲板。
纳尔逊在后桅杆前面宽阔的露天甲板上停下来。左舷一侧，旗舰舰长（Flag Captain）携一众副官、随员脱帽向舰队指挥官轻轻行礼。纳尔逊也脱帽还礼。纳尔逊在右舷，下属在左舷，这倒并不是因为以右为尊，海上的风向随时变化，一会从左舷吹来，一会从右舷吹来，所以海上以风吹来的方向为尊。这时候风碰巧从右舷吹来，所以纳尔逊才从右舷登舰，并站定在后甲板右舷一边上。
不管是纳尔逊、旗舰舰长，还是副官们，都穿着常服，也就是蓝黑色的外套，搭配两角帽或者三角帽——据说戴两角帽的就是贵族，在此时的法国是要上断头台的，所以也有人戴三角帽。旗舰舰长爱德华·柏利（Edward Berry）几乎比纳尔逊小一旬，时年才30岁，而他身边的副官有的却显得比舰长还要老成。不论是谁，在舰队指挥官面前都庄重不失仪态。脚下洁净的木地板，四周散发着松香的缆绳，还有刚才严整有序、充满仪式感的登舰过程，一切都令纳尔逊感到满意——这是一艘整装待发、上下纪律严明的战舰。
战舰就是一个四海漫游的小社会，而且几乎没有女性乘员，又是在战争时期，舰上等级森严的上下秩序，就更是当时社会形态的强化翻版了。18世纪时，英国社会可以说是等级森严的纵向架构。对于平民老百姓来说，能够学一门手艺混进同业公会，就接近了中产；之后勤俭持家，善于经营，儿孙辈就可能成为地方上崭露头角的缙绅，但再往上去就基本没有可能了。这样，一般平民就被称为“群众、老百姓”（The People），而位列缙绅，甚至在地方议会占有一席之位的人，则被称为“绅士”（Gentlemen），老百姓见了绅士要脱帽致敬，口称“Sir”——其实跟清朝那会儿叫“老爷”差不离。在战舰上也是一模一样，水手是从几乎不识字的老百姓中募集的，所以舰上水手在军官日常文牍中也被称为“群众、老百姓”，而凌驾于战舰上三四百号水手之上的，就是十几个人组成的军官团，他们几乎全部出身中产缙绅之家。
此刻，“前卫”号的这些绅士军官们，就站在后部露天甲板上，聆听纳尔逊宣读海军部的任务书——当然是目前阶段可以解密的那部分任务，也就是南下到达地中海的入口、英国控制下的直布罗陀。简短的任务书很快就读完了，这恐怕也是纳尔逊整个任务期间唯一一次面对旗舰上舰长以下的全体军官了，因为作为 舰队司令，他的威严必须靠距离感来向全舰和全舰队宣告。马上，他就要循着后甲板上的军官专用楼梯进入司令大舱了，他的视线再次扫过这几位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青年军官。“看看这次又会有谁幸运晋升吧！”他心里暗自说道。几个月前在圣文森特角外海，奋不顾身带队冲上西班牙“圣尼古拉”号的时候，情绪无比兴奋的他就大喊：“要么西敏寺，要么光辉胜利！”。大将难免阵头亡，战斗结束后就是两个结果，要么晋级，要么“光荣”——而他“光荣”的时候，也就是这些年轻人升迁的时候。当时僵化的升迁机制，一个萝卜一个坑，也只能如此。
实习生上舰前要预备各种东西
这群出身缙绅的年轻人，站在“前卫”号这四百多号人组成的权力金字塔顶端，现在则在纳尔逊面前一字排开，似乎是在提醒他曾经走过的那些岁月，提醒他肩上也负有带好这帮青年的责任。离纳尔逊最远的那几位少年，小的只有12岁，大的也不到20岁，他们身后站着身着黑袍的舰上牧师。这几位少年是军官实习生，纳尔逊12岁时也是以这个身份进入海军的。按当时规定，满12岁就可以登舰，一般家里都有亲朋正在海军担任舰长，然后通过该舰长的保举，经海军部批准登上该舰长正在指挥的战舰，跟随一起出海，直接在实践中学习。作为实习生，国家虽然拨付一定的费用，但是远远不够支付在舰上的食宿衣着、购买文具及导航仪器，所以实习生阶段基本可以认为是自费。有些舰长趁机虚造名目，贪墨国家对实习生的那一点点补助，于是后来海军部严格规定了舰长可以接纳的实习生人数，但无奈前来投奔的亲戚家子弟实在太多，超额的实习生只好作为舰长私人雇佣的仆人登记造册，即所谓“侍应生”。
实习生在这期间要跟着船上牧师继续学习文化课程，同时跟着舰上的航海长（Sailing master）学习导航、测量方位、航程推算（Dead reckoning）等航海必备知识。实习生也作为舰上最年少的军官 参与到日常值勤管理当中，一般负责在每根桅杆下面，甚至爬上桅杆去传递值班军官的命令，监督水手们的操作。平时操炮演练和实际作战时，实习生在炮甲板舯部站定，那里有他们负责监督的一两门炮，因此英文中实习生的字面意思就是“在船舯部的人”。
比实习生们离纳尔逊更近一些的，就是柏利舰长的四五位副官，他们大都在20到30岁之间，也有一位似乎特别老成，好像经年累月在海上经受风霜，他眼神沉稳，不卑不亢地站定在那里。不过纳尔逊这样年过40的“老人”一望便知，这位看上去最有气场的舰长副官并不是什么舰长副官，而是“航海长”。这两个称谓可不仅仅是名字的区别。当上了舰长副官，未来就有可能晋级舰长；当上航海长，就只能一辈子在基层了，而且头顶会不时出现柏利甚至纳尔逊这样非常年轻的上司。
这种尴尬局面的形成并不意外，因为实习生的实习期只有6年。这期间，实习生不定期接受舰长及其副官的考核检查。一次任务巡航结束之后，舰长在该实习生档案文件中写入考评意见与建议，然后实习生再寻找下一次机会参加航行，积累更多经验。原则上攒够大约6年时间的海上巡航经验后，就可以报考海军部的副官晋升考试。“Lieutenant”这个单词，今天一般对应翻译为尉官，但当时英国实行的并非军衔制，而是岗位制——有空缺才能晋升，并不是单纯积累资历与素养就可以的；而且从最底层的低年资副官直到作为副舰长的第一副官（First Lieutenant），全都叫“Lieutenant”，作用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指挥舰上的日常工作，所以笔者觉得翻译成“副官”比较合适。
报考副官晋升考试的人数相当多。这项考试包括口头问答和实践测试两方面，是对知识、随机应变能力、体能的全方位考察。一旦考上了，便享受副官待遇，也就是整艘战舰上数百号人当中仅次于舰长和纳尔逊的待遇。
“僧多粥少”的结果可想而知，要想通过考试，除了必需的技能素养考核外，裙带关系（Patronage）也就渐渐必不可少了。纳尔逊的舅舅不仅担当海军内的财务主管，更是直接充当纳尔逊副官考试的考官，裙带关系的露骨可见一斑。这样一来，出身不高、缺少支撑的人便会落选，他们的出路就是充任“航海长”——负责战舰日常导航、海图、航速测量等等，是战舰能安全航行的保证。因为没能通过副官考试，他们这辈子都不可能拿到有国王签字的海军部任命状（Commission） 了，只能和从水手晋升上来的那些目不识丁的普通老百姓一样，拿到海军事务局的终身聘书（Warrant），所以航海长地位非常特殊——有非常丰富的航海知识和经验却不是军官，而是士官。但是英国社会还是看出身，既然是“绅士”出身，哪怕只是士官，仍能够和副官、舰长一起管理整个战舰，能够通过军官专用楼梯走上后甲板。此刻，在纳尔逊面前，航海长和副官身着同样样式的常服。
除了这位晋升无望、可以踏踏实实做好眼前工作的航海长，柏利舰长的4位副官都胸脯拔得高高的，一团尚武的气息，等待首长检阅。这4位的心里都打着小算盘，无非还是围绕着“裙带关系”四个字。柏利舰长是纳尔逊的旗舰舰长，通过纳尔逊的保举，他就是下一个少将。而在柏利和纳尔逊面前积极表现，副官就有望直升舰长。实际上，历来舰队旗舰的舰长和副官都是已经和舰队指挥官有某种纽带的人了。况且纳尔逊素来善待下属，每每主动上书为下属争取功名，就更让这些二三十岁的储备人才满心期待了。毕竟，谁不想早日晋升呢？想当年，纳尔逊凭着舅舅的庇护，18岁时按照正常节奏升任副官后，仅仅走形式当了一年副官，20岁就成了舰长，可算是绝无仅有。对于更普通的人来说，当上副官后就是慢慢熬资历，一艘主力舰上一般有3—5个副官，分别论资排辈排成第一、第二……第五副官。升级仍然类似实习生阶段，每次任务结束后获得舰长的推荐，最后由海军部做人事决定。从考上副官到当上舰长，往往需要10年时间。
紧挨着柏利舰长的第一副官，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他其实已经等同于副舰长，能够和舰长一样每天不需要值班。其他几个副官都要值班，因为战舰航渡和索敌期间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时刻需要一个拿主意、做决定、承担责任的人。在舰长和第一副官休息的时候，这些低年资的副官就轮流站在后甲板上舵轮前面，也就是作战时舰长的战斗岗位上，代替舰长监视全舰事物。副官一般三班倒或四班倒，4个小时一班。每班副官从军官专用楼梯登上后甲板，和前一班副官交接。然后他会拿出自己的航海日记，在实习生、“水手长助手”、“艄公助手”等高级水手的帮助下，监督战舰的航行，随时接收风向、风速、航速及预定航线的信息，然后按需做出适当调整。除了副官个人的航海日记，还有属于本舰的日记，这本日记由航海长负责记录，可能有作为书记、秘书的实习生帮助誊写。每班副官结束值勤时，要在战舰的日记上签字。像纳尔逊的登舰、进入大舱这些行动， 都会记录在战舰的航海日记上面。其实，不只副官有个人航海日记，船上每个军官都有一份航海日记，包括实习生们。每执行完一次任务，军官们离船复命，都要签字上交各自的航海日记，通过这些日记的彼此对照，就可以将军官们相互串供牟取私利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并不是所有副官、航海长都是舰长的裙带关系，出发前海军部往往会在这趟任务的人事布局上安排比较中立的眼线。
话说回来，从第一副官升任为舰长，比起实习生考上副官，更像是翻越了一道分水岭。对于纳尔逊和柏利，这不是问题。就像纳尔逊追随了杰维斯一样，柏利是纳尔逊的忠实门徒。1797年那场大战中，暂时没获得任命的柏利仍然留在纳尔逊旁边。纳尔逊作为英雄舰长回到英国，接受乔治三世接见的时候，也把柏利带在身旁，直接在圣驾面前为柏利要到了舰长职务。
显然，大多数人不会遇到这样的机遇，很多人必然只能担任第一副官直到退役。为了满足大家当舰长、独立指挥战舰的虚荣心，也为了暂时等不到实缺的高年资第一副官能够积攒更多经历，英国将备炮20门以下的最小型战舰——分级外轻型炮舰（Sloop-of-War）交给这些实际上是冗员的第一副官指挥，这时他们就成了临时舰长（Master & Commander）。这个容易引起误解的称谓中，Master是指前面的航海长，Commander就是不够资格的临时舰长。
柏利初次出任舰长就坐镇一艘主力舰，一般人荣升舰长后，原则上还要经历3年海上服役的“实习期”——此时还不占据海军的编制，相当于人事代理的冗员地位。这期间只能指挥搭载轻型火炮的“巡航舰”，作为主力舰队的眼线耳目，最容易出业绩。三年期满才能转正，成为占编制的正式舰长（Full Captain, Post Captain）。
既然成了舰长，即使是巡航舰的舰长，在每趟任务执行期间，就代表国王和海军部，对这艘战舰上所有人的行动有绝对支配权，同时承担这艘船一切行为的全部责任。当然在英国，除非发生重大违纪事件，舰长并不能判处任何人死刑，必须整个舰队在任务结束后召开军事法庭，弄清事情原委后再予决断。
舰长为了保持他的这种威严，必须时刻和其他人保持距离，所以舰长在战舰最高处、通风最好的位置——后甲板和艉楼甲板之间拥有全舰最大的独立起居舱室。舰长通过军官专用楼梯登上后甲板时，所有人需要脱帽致敬，一般人如非工 作执勤需要，不得站立在舰长的上风舷侧。只不过，现在柏利舰长的顶头上司纳尔逊也在舰上，他自己当上舰长又完全凭这位导师的一句话，于是“前卫”号上的尊卑秩序和一般的主力舰就不太一样了。柏利舰长恭敬地陪同纳尔逊从战舰后甲板上消失，“前卫”号各个岗位上的军官和水手们继续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出战前的紧张忙碌的整备工作，早在纳尔逊登舰一两个星期以前，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和今天的常备海军不太一样，当时即使是保有世界上最大规模舰队的皇家海军，舰艇也不是时刻保持整备、经常在海上巡逻的，因为那样财政将无法负担。战舰在海上活跃了一段时间，完成了几趟短则半年、战时可以长达两三年的任务后，舰长和他的副官们就离舰到海军部复命，战舰则进港进行必需的修缮维护，然后为了节约经费，被封存起来，静静等待海军部指定的下一任舰长、下一次任务的到来。
收到海军部的任务书后，柏利舰长就先忙碌起来，为老师登舰做好各种准备。“前卫”号停在封存泊位时，它的桅杆、火炮和其他后勤物资都挪到岸上仓库里存放，而且要操纵这么一艘大船，还需要几百号人。不论物资和人员，都需要柏利舰长自己来和港口交涉、安排。其中，物质方面的各种事物似乎都比较好处理，比如桅杆、缆绳、火炮和其他相关物资，都在“前卫”号的专用仓库里一直存放着，随时准备将“前卫”号装备起来出海。而且，在“前卫”号封存期间，舰上仍有3个军官带领一班助手，轮流值班，以防火灾等意外情况。这3位军官是水手长（Boatswain）、木匠（Carpenter）、炮长（Gunner），他们是过去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一直吃海军这口饭的忠实老水手，因此获得海军留用，相当于今天的“兵王”、士官长。由于他们年龄可能已经比舰长还大，作为“绅士”老爷的军官们，对他们的态度也要像面对自家多年忠心耿耿的老仆人一样有一定的尊重。他们仨又被称为一艘军舰的“常备军官”（Standing officer），在这三人的指挥下，船厂劳力将“前卫”号装备起来。水手长负责吊装桅杆、挂帆和绕走缆绳；木匠负责安装维修船体内部的甲板、舱盖，以及船体内外的粉刷涂装；炮长则负责把岸上仓库里保存的大炮吊装回战舰上，并给大炮装好炮架，连接好操作用的缆绳。
“前卫”号整备中最要命的是人手问题，因为这三百多名水手，全都要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到港口的大小酒馆里贴广告招募。当时的海军并没有“水兵”，实际上，海军和商业航运共享同一个水手“人力资源库”。这些水手没活干的时候就在港口酒吧里等活，和哪个商船老板谈妥了，就上他的船。一趟跑下来，到了约定港口或者其他什么合适的地方下船时，当场结清薪水，水手和船长就两讫了。所以严格地说，18世纪的水手实际上不属于海军，而属于临时雇佣他们的舰长。在水手看来，商船和军舰上的工作各有利弊：商船上管理松懈，但是为了节约人力成本，一个人得干几个人的活，食物也更加没保证；战舰上节奏严格，活不见得更重，吃得却更加有保证。因此战舰本来还是很有吸引力的，然而到了尼罗河口之战的18世纪末，连年海上征战让英国海军的人力资源接近枯竭，不得不靠大量抓壮丁的方式凑够人数，结果很多不习惯海上生活的旱鸭子苦不堪言。一艘战舰半年一趟的任务执行完，靠岸，按照商船上的习惯，就要就地解散、发给薪水，然而为了保存好不容易训练了半年、懂得相互配合作业的一整船水手，海军这时不靠岸，直接全员通过跳板被驱赶到另一艘战舰上继续服役。加上战时物资紧缺，吃饭出现了问题，1797年甚至爆发了两场大规模事变。
这样看来，柏利舰长仅凭他自己和几个副官，外加3个“常备士官长”，似乎是很难在短短几天内募集到几百号人的，而且要想把他们训练成高效配合的一个集体，更不是短时间能做到的。其实，围绕着纳尔逊和柏利舰长，已经形成了一个忠实跟随他们的“核心团队”。虽然每次任务结束后大家都会散伙，但是这一小部分人会在长官找到下一个任务任命的时候再次聚拢回来。这帮人也都是出自社会底层的普通水手，他们的数量一般在几十人到上百人，领头的几个人除了那3个“常备士官长”外，还有帆匠（Sail Maker）、艄公（Quarter Master）、箍桶匠（Cooper）、厨师（Cooker）、风纪长（Master-at-arms）等等，和位阶最高的那3个“士官长”一样，这些“士官”（Warrant officer）也持有海军事务局开具的终身聘书，可以认为是有了铁饭碗的海军终身聘用员工，所以这些不见得认字的普通人也被尊称为“士官”“准尉军官”。
一个水手要想成为士官，首先要成为这些士官的助手，而助手的指定完全在舰长。一旦一次任务结束，水手解散，能不能下次继续在海军中充任助手、领取 高于一般水手的工资，就要看能不能继续跟着之前的舰长了。所以许多善于任用人才、性格比较容人、愿意为下属说好话的舰长，譬如纳尔逊，在获得新任务的时候，都会有一批这样业务素养较高的核心海员追随，从而在任务开始不长的时间内，就能让全船人员快速进入状态。
不管怎样，纳尔逊预定到岗时间的前几天，“前卫”号终于准备停当，缓缓由港口顺流而下，最后搭载上火药这种最为危险的战备物资后，进入靠近外洋的锚地。紧张而节奏严明的海上服役生活开始了。纳尔逊登舰后，“前卫”号正式出发，此次任务的其他增援力量还在整备和集合当中。
“前卫”号南下直布罗陀的第一步是到达里斯本。由于盛行风的影响，这段航程通常会很波折。大西洋上吹来的西风总是要把战舰推回到英吉利海峡去，战舰只好花费漫长的时间，逆风前进。
逆风航行听起来似乎违背了科学道理。确实，帆船当然没法正面朝着风吹来的方向前进，不过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提高，18世纪的风帆战舰虽然重达上千吨，看起来很笨重，却仍然可以大致上朝风吹来的方向前进。当然朝各个方向前进的 速度不可能一样。跟风向呈小于90°角航行的时候，航速会很慢，因为风力很大一部分是用不上的，特别是拼命和风只呈67°到70°角航行的时候。这是对风帆战舰机动战术最关键的航行角度，称为“贴风航行”（Sailing by/on the wind），比这更小的角度，船就要开始失速最终停死在水中了。反之，顺风航行的时候速度会快很多，但是风从正尾方吹来时的航速没有风从船尾侧面吹来时快。因为3根桅杆上的帆会相互遮挡。但就算在速度最快的情况下，风帆船的航速以今天的标准看也非常低，最高可能只有10节，而且无法维持，因为强风下高速航行久了，木制的桅杆可能弯曲变形甚至折断，故一般只能以相当于人步行的速度航行。
风帆战舰逆风航行
“前卫”号就这样以步行的速度逆风航行，一会朝风向左边偏，一会又调头朝风向右边偏，划出“之”字。这样一昼夜，也许战舰已经航行了100海里，但朝着预定的目的地，实际上只推进了不到30海里。
这种逆风航行是最考验技术的，全舰上下的水手们需要紧密配合。
战舰舰首的露天甲板“首楼”（Forecastle）上竖立着前桅杆，许多身形矫健、十几岁到20岁的小伙子在爬上爬下。他们是上等水手（Able seaman）。他们不仅身形矫健、耳聪目明，而且脑子灵光，知道战舰上方那总长数海里、为数上千根的缆绳该如何操作，是帆船操作的顶梁柱。他们的领班，工作时总是在甲板以上十几米处的桅盘里，所以被叫作“桅盘长”（Captain of the Top）。和高高在上的桅盘长相呼应的，是露天甲板上的“首楼长”（Captain of the Forecastle），他们厉声吆喝着，指挥甲板上的水手拉绳子。这些人岁数大了，体力不行了，身材也开始发福，桅杆爬不上去了，只能在露天甲板上充任3根桅杆中某一根桅杆的操作总指挥。这些“长”，都是水手中工资最高的少数几个岗位。从这几个人里面，水手长选出自己的助手（Boatswain Mates），负责日常跟水手长倒班监督整个船上的帆装布置情况，随时根据值班军官的命令，吹响口哨发出号令，组织值班水手操作风帆。自然，水手长的接班人也从其中产生。
战舰露天甲板上大多数水手都是临时征募的，缺乏风帆操作经验，只能干一些拉绳子、转动绞盘等体力活。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人呢？因为风帆战舰是工业时代以前最复杂的人造机械体系。战舰有头顶的桅杆、风帆、缆绳等“推进系统”，以及甲板下面一排排大炮构成的“武器系统”，另外还有底舱里存放的大量食物、 饮水以及弹药等。此外战舰进出军港需要抛锚、起锚，日常清洁卫生也需要处理。从桅杆到底舱，这些工作在没有动力机械辅助的情况下，全都需要依靠人力搭配滑轮、绞盘等简单机械来完成。这样，战舰就必须有很多人才能操纵，各个人员之间的分组配合对于复杂操作的完成更是至关重要。舰上消耗人力最大的工作是战斗。“前卫”号每门大炮都有上吨重，要在2分钟内完成一次装填、发射操作，总需要10人左右的班组才能胜任。比如，“前卫”号上最重型的火炮是那28门32磅炮，每门重达3吨以上，需要14个人分成三四个步骤，每个步骤中每人干好不同的事情，才能配合完成操作。可见军舰上不仅需要很多人，这些人还需要长 时间的训练、磨合才能充分发挥出战斗力。
桅杆上的桅盘
六分仪
18世纪的精密航海钟，价格昂贵而没能普遍装备
好在从英国本土到里斯本，再到直布罗陀，一路几乎都是逆风“之”航慢慢前进，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给全体船员训练、磨合留下了充分的时间。这种训练是在严格的秩序下进行的，因为战舰在航渡、索敌、战斗等不同情境中，全舰上下都各有数百个不同的岗位，而水手又多是目不识丁、脑力并不出色的普罗，要让他们协调配合，只能靠严格完备的秩序。秩序就在水手长的花名册上，他在征召这些水手的时候，就根据他们的年龄、健康状况以及技能，把他们划分成新手、一般水手和上等水手几个等级，然后把每个人在值班、作战、操作风帆时的具体任务指令给他们。这些任务一般都极其简单，比如在逆风航行时，在首楼上“拉帆脚索”（Walk away with the Sheet）。这样，当这名新手海员被水手长助手哄上首楼后，他就只需要竖起耳朵，当听到首楼长和水手长助手们大叫“拉帆脚索”时，就猛拉手里那根绳子即可。
水手每天的生活处在严苛的时间管理之下。英国战舰上实行12小时两班倒的严酷工作制。当然连续12小时进行繁重体力劳动是不可能的，所以实际上将一天24小时分成6份，两班水手交替工作4个小时、休息4个小时，但这样一来，水手能够连续睡觉的时间就只有近4个小时了。
两班倒的日子，每一天的开始是在正午12点。那时候没有今天电子设备上的数字钟，确定时间的办法只能是太阳上到中天的时候舰长带领军官们拿着六分仪连续测量太阳高度角，达到最高时方为这天正午12点，这时候赶紧拿过沙漏来——这种30分钟漏完的沙漏比18世纪什么样的机械钟都更准确、更不怕海上的颠簸。这样每30分钟沙漏倒过来一次，同时海军陆战队打鼓或者吹喇叭，这就是“打更”。8次后，敲响船钟，这班水手就可以回到甲板下休息，换另一班上来工作值勤。这样船上水手就要平均分成两班，分别称为“左舷班”“右舷班”，但这只是称呼，每班水手登上露天甲板操作风帆缆绳的时候，当然还是左右舷按需分配人员。
下面按照今天的时间习惯介绍下一个水手两天当中倒班工作的情况。假设一名水手先上“早班”，在甲板下从0点睡到4点，4点海军陆战队的值班队员打起军鼓，于是他在水手长助手的刺耳呵斥声中从甲板下的吊床里下来，赶紧拆下吊床抱着它跑到甲板上点名。同时，刚才抱上来的吊床也要叠好，堆码在战舰船帮四周像城垛子一样。战列舰上居住空间有限，舰长和军官们就占了很大的空间，结果全船300多名水手，每人只有2米长、0.5米宽的睡觉空间。即使这样，一层甲板也只能安排100多个吊床，所以水手们必须两班倒，才有地方睡觉。然后4点到8点这个时段内，做舰面的清洗工作，也就是趴在地上撅起屁股，手握海浮石打磨甲板（Sanding）。8点值班结束，与这4个小时在甲板下睡觉的另一班人马一起吃早饭——一些煮烂的饼干、燕麦糊糊和咖啡。吃饭时间半小时。然后这班水手继续从8点半一直休息到12点。可以选择打盹，有追求的年轻水手则会跑去战舰底舱帮忙。那里有负责物资整备保养的各种专业技师，也就是前文提及的各种士官长和士官，即木匠、缝帆缆匠、炮长、箍桶匠等等。
水手吊床
到12点，按照当时的习惯，新的“一天”就开始了。首先吃午饭半小时。午饭是一天中热量 最高的一顿，一周7天有4天会有肉吃，剩下几天用咸鱼、咸菜对付，这些都是国家供给的，虽然食物质量在今天看来让人难以下咽，但热量和蛋白质充足，比当时一般穷苦大众饥一顿饱一顿要好很多。然后在剩下的3个半小时下午班里，水手会进行各种操作训练——甲板上操作风帆训练，甲板下进行火炮装填训练。火炮训练并不发射火炮，因为国家没有为日常训练留出火药配额。这班结束后到了16点，英国海军将16点到20点的时间再分成两半，称为“第一狗班”“第二狗班”（Dog Watches）。两个“狗班”之间18点吃晚饭，晚饭比早饭好点，但也赶不上午饭。然后20点到24点休息。
通过16点到20点的“狗班”，将两班值勤的顺序对调，这样举例的这名水手所在的班就开始值“子夜班”了。从0点到4点，非常辛苦，主要是负责瞭望，如果远处出现白浪，说明有暗礁，需要赶紧将甲板下睡觉的人也招呼起来，大家紧急操作风帆避让。一般来说夜里战舰都保持最低速，海风轻轻吹，海浪慢慢摇，让不值班的水手在甲板下好好睡觉。子夜班结束后这名水手能够从4点睡到8点，起床抱着吊床上甲板点名，吃早饭，然后8点到12点进行训练——和午后另一班人错开。然后12点到16点在甲板下打盹或者进入底舱帮工。16点到18点值勤“第一狗班”，吃晚饭，20点到24点值班，其实也是夜班，只是比子夜班稍微轻松些，夏天能见度还比较好，然后0点到4点睡觉。如此周而复始。
一个普通水手，他不可能成为军官，他又想要脱离这种严苛的作息制度，只能在他倒班休息的时候，去给那些士官长和士官帮工打杂。时间长了，学到手艺，逐渐成为上述这些人的助手（Mates），最后也有希望自己当上士官甚至士官长。所有这些士官及其助手都享受高出上等水手的工资待遇。更重要的是，这些木匠、帆匠、箍桶匠等因为随时可能需要他们，不用去甲板上值班，成了所谓的“闲人”（Idler）。
虽然成了士官和士官助手，但还是水手，还是普通老百姓，吃住条件依然是那么回事。士官们不用和其他水手一样，一百多号人拥挤在三十多米长、十二三米宽的空间里。他们住在船底附近，和各种储备物资为伍，这里靠近水线，四周都是厚实的船壳，没有炮门、没有窗户，白天也要点灯。但比起水手们臭烘烘挤在一起，还是要好多了。
直布罗陀的巨岩，这艘船是“马尔博罗”号（HMS Marlborough）
为了培养吃苦耐劳的作风，军官实习生要和水手们同甘共苦，这些实习生还在长身体，吃得比水手好，但是跟士官们一样，住在得不到太阳光的底舱里。
一旦实习生考上副官，在熬成舰长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所有副官和航海长、船上医生、牧师、会计一起，在舰长舱室下面一层的军官统舱（Ward Room）里生活起居，统舱中央在饭点可以搭建大餐桌，统舱四周火炮之间是各个副官的小隔间，船尾两个大隔间留给第一副官和航海长。所有这些军官一起凑钱搭伙自费吃饭，舰长也是自费吃饭，但为了保持距离他一般不和下属们共进晚餐，而是闷在舰长大舱里。
虽然衣食住行和礼仪都毫不迟疑地时刻提醒着舰上所有人要懂得上下尊卑，但不管是普通水手、“闲人”，还是军官老爷，都是战舰这个庞大战争机器上的一个小小零件。在所有零件的流畅配合下，“前卫”号顶着西南风奋力南下。从本土起航十几天后，4月底，纳尔逊和“前卫”号抵达了里斯本。为了尽量方便和纳尔逊之间保持联系，杰维斯也移驻里斯本，作为后方伦敦的前进指挥。从里斯本起航，又过了十几天，纳尔逊与“前卫”号到达直布罗陀，在那里正式指挥由3艘战列舰、3艘巡航舰组成的侦查舰队，进入英国人已经一年多没有进入的地中海，方向东北，指向土伦。
海上《三岔口》
5月17日的土伦港，“东方”号宽阔的后甲板上站着年轻的拿破仑，他身边围绕着法兰西科学院的各位专家。太阳就要升起，点点繁星正渐渐湮没于东方的鱼肚白。
拿破仑这次率领的远征大军包括3万多名步兵、1200多名骑兵、170多门野战炮和攻城炮，担当护卫的是布吕埃海军上将指挥的13艘战列舰，以及七八艘作为 舰队耳目的巡航舰。这种小战舰只搭载轻型火炮，船身也用比较轻薄的木料制成。这样，巡航舰就成了那个时代跑得最快的大型战舰，上面搭载的火力足以压制一般的炮艇和武装商船，面对敌人的战列舰，也可以利用航速优势且战且退，因此是当时任何一支战列舰舰队都不可缺少的前出侦察力量。早晨6点，能见度良好，旗舰“东方”号和其他12艘战列舰、几百只运兵船同时拔锚起航，乘着这个纬度盛行的西风，向意大利北部热那亚方向驶去。在舰队前头开路的是那七八艘轻盈的巡航舰，作为舰队的眼线提前警戒可能的英国拦截行动。
布吕埃
这埃及远征计划其实早在20多年前的路易十五时代就已经提出，到了1798年，当时革命政府的外务长官再度提出。时年只有28岁的拿破仑怀着满心的浪漫畅想拥抱这个决定——埃及是上古文明的发端，由埃及至克里特岛再到希腊，现代西方文明的根在那里的漫漫黄沙之中，作为人权革命的指导者，法国应该将文明重新播撒到那片土地上，为那里带去秩序和民主。于是，拿破仑这趟远征带上了一大群法国科学院的考古学、历史学、天文学、博物学专家，打算在埃及攻略成功后，在那里建立一个文明的新国度。
虽然布吕埃的护航是埃及远征行动成功的基础，但在陆权至上的法国，刚刚在意大利大胜、人望如日中天的拿破仑是不可能把舰队司令布吕埃放在与他平起平坐的位置上的，更何况布吕埃还是陈腐的旧贵族，本该上断头台或者逃亡外国。因此“东方”号的主人显然是拿破仑，舰队司令和整个舰队的行动都在拿破仑的直接指挥下。手脚受到束缚，这为布吕埃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拿破仑出发3天后，5月20日，纳尔逊到达土伦外海，麾下的3艘巡航舰立刻散开来搜寻拿破仑舰队。与此同时，拿破仑舰队已经在意大利靴子跟的西北部，和来自热那亚、科西嘉岛的另外数百艘运兵船以及一些意大利战舰会合，折向南方， 沿着西地中海中的科西嘉、撒丁尼亚两大岛东海岸南下。两大岛挡住了从太平洋吹来的一阵强劲西北风，而此时仍然位于两大岛西边的纳尔逊舰队可遭了殃——6艘大小舰船被大风吹散。大风从21日一直吹到23日——海上和陆地上不同，没有山峦阻隔，在某种大气构造的持续控制之下，可以形成非常狂暴的大风大浪。
23日14点，纳尔逊的旗舰“前卫”号折断了主桅杆，不久，前桅杆和后桅杆也折断了。纳尔逊坐镇的“前卫”号还出现这样的重大事故，似乎不可思议。遇到大风和风暴，早就是有一整套规范化应对方案的。首先，在风势增加时要及时收帆，一般是先收最高处的帆，因为高处的帆和桅杆材料都非常轻便、不牢靠，禁不住大风的考验。如风浪进一步加大，战舰桅杆也要放倒。战舰的桅杆是上中下三段拼接成的，所以可以把上段、中段放倒，固定在露天甲板上。相对的，战舰的下段桅杆直插到龙骨，也非常粗壮结实，只要高处桅杆及时放倒，下段桅杆是很难被大风折断的。
想来“前卫”号是没有及时放倒桅杆。这种事故在巡航舰上常常会遇到，因为巡航舰的舰长一般都是刚刚升任舰长未满3年的“实习”舰长，当然纳尔逊的门徒柏利例外。这些青年舰长急于找到敌人邀战，所以遇到大风也常常冒险前行。 而战列舰务求稳重，风力猛增时一般都要做好上面说的各种安全准备的。“前卫”号却在这种情况下出了事故，是柏利终究缺乏历练，还太年轻呢；还是纳尔逊求战心切，鲁莽的性格支配了他的指挥呢？不管如何，面对已然折断的桅杆，这时候必须赶紧砍断木料和相连的缆绳，让桅杆掉落到舷外海中，否则倒向一边的桅杆、帆布和缆绳不仅干扰战舰的转弯，而且还会缠绕其他完好的帆装缆绳。
大风时降落桅杆
劲风吹得纳尔逊麾下这6艘船七零八落，舰队队形已经无法保持，各舰只能各按所能，自求多福。就算“前卫”号谨慎行事，及时放倒桅杆、收起风帆，此时也只能在风浪的裹挟下被动地往前漂流（Scudding）。这时候如果下风方向有海岸、礁石甚至暗礁，那船就可能要罹难了。此刻的“前卫”号正是陷在这样的绝境中，这艘船桅杆折断、完全丧失动力，被大风裹挟着，无助地漂向撒丁岛礁石林立的海岸。纳尔逊的生命和名誉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局。关键时刻冒险来救的是麾下一艘战列舰，幸亏该舰伸出援手，“前卫”号被成功拖带，避免了在礁石上撞个粉身碎骨的命运。
经历了这场强风的摧残，纳尔逊麾下只剩下3艘战列舰了。3艘战列舰在撒丁岛西南角海外的圣·彼得洛小岛暂避风雨。经过两天的应急抢修，“前卫”号搭建起临时桅杆，可以再次出航了——那个时候的战舰都随船携带备用桅杆、帆桁材料，修补起来并不是困难事。
至于那3艘巡航舰，他们认为纳尔逊肯定会返回直布罗陀去维修这么严重的损伤，于是擅自返回了直布罗陀。这下纳尔逊完全损失了舰队的耳目，造成他在接下来1个月中反复无果地追寻，但这倒也避免了法国人过早发现英国人在搜索他们。
纳尔逊实力不足的小舰队就这样在西地中海待到6月7日，此时拿破仑舰队已经向东经过了西西里岛（也就是意大利最南端），目标直指马耳他。这一天，在土伦外海，杰维斯后来追加的10艘74炮战列舰组成的增援舰队，在特鲁布里的统领下，前来与纳尔逊会合，并把总指挥权交给纳尔逊。
回顾纳尔逊进入地中海以来这快要1个月的行动，似乎乏善可陈，就是卷入了一场风暴，然后不得不临时抢修，并且还失去了舰队侦察力量。大风暴的客观自然条件，在当时是海军部乃至国家决策层承认的不可抗力，可是当“前卫”号 折损全部桅杆的时候，僚舰却仍然有一定的自由机动能力，看来前来搭救的僚舰的桅杆应该没有完全被风吹倒。这就不得不让人更加怀疑纳尔逊和柏利当中有一个人，对“前卫”号的指挥存在问题，可能是一时冲动了。特鲁布里在这时到来，不能不让人叹服杰维斯用人和指挥上的严谨，特鲁布里作为纳尔逊麾下最年长的舰长，可以起到平衡作用。
麾下有了12艘74炮战列舰和1艘50炮准战列舰，纳尔逊与拿破仑的《三岔口》开始上演。
6月9日，拿破仑大军到达马耳他。马耳他从数百年以前开始，就处在圣约翰医院骑士团（Knight Hospitaller of Saint John）的统治下。别看马耳他弹丸之地，却是从意大利去往北非突尼斯的重要中继站、跳板，是地中海南北两岸最相互接近的一点。医院骑士团每年还组织去往北非、希腊甚至中东的圣战，几百年间通过劫掠和奴隶贸易积攒了不少财富。马耳他民众本就对宗教集团陈腐过时的管理制度心存不满，而加入骑士团的骑士们也不乏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再加上法国早已渗透进去的内线，马耳他虽然有10个要塞、300多门火炮，其实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易守难攻。当拿破仑知道骑士团的大团长（Grand master）只允许他的战列舰两艘两艘地进港补给后，他直接卸载部队展开入侵行动。骑士团当然不知道英国舰队的存在，正式战斗持续了不到24小时，6月12日骑士团就投降了，几百年间积攒的财富大部分落入拿破仑手中，他麾下的大军更加强盛了，“东方”号也成了一艘底舱装满财宝的运宝大帆船。待了近一个星期，6月19日大军才再次拔锚，在西风的推送下，不紧不慢地朝着克里特岛方向（即东方）进发，留下4000人的守备部队。
与此同时，纳尔逊舰队几乎沿着与法国人之前南下航迹相平行的路线，从意大利西北沿着靴子形半岛的西海岸南下，到达那不勒斯后通过英国驻那不勒斯大使威廉·汉米尔顿（William Hamilton）向那不勒斯国王索要桅杆等补给材料以及巡航舰。对于第一项要求，那不勒斯国王痛快地答应并拨付了，对第二项，因为害怕法国人上门来算账，不敢答应。结果纳尔逊还是处在两眼瞎的状态。
英国舰队就这样沿着意大利西海岸一边南下，一边尽量打听法国舰队的情报，终于在6月22日，也就是拿破仑舰队出航3天后，从来自北非和希腊的小商船那里探听到了情报，说拿破仑已经占领马耳他，并于6月16日拔锚向东。这误报比 实情整整早了3天。纳尔逊再也坐不住了，他当机立断：“他们一定是去往亚历山大港！”率领舰队急追而去。结果在这天，也就是6月22日的深夜，就追赶上了19日才起航的拿破仑舰队。但是深夜能见度不高，冥冥中还正好降下一道浓雾，让相距只有几海里的两支舰队相安无事错身而过——英国舰队向东南一路飞奔，朝亚历山大港开去。法国舰队护卫了数百艘运输船，整个大军散布在几平方海里的海面上，如果纳尔逊有巡航舰，历史肯定会改写——即使有浓雾的阻隔，发现法国大队也只是几个小时的时间问题。
拿破仑舰队从土伦出发直到攻占马耳他的航迹
航行了一周，6月28日纳尔逊舰队到达亚历山大港，但这里只有空空如也的港湾和被纳尔逊问得满腹狐疑的当地土耳其官员。纳尔逊于是得出结论——法国人是一路向东了，不是去了中东，就是去了土耳其。这样，在亚历山大港待了没有24个小时，纳尔逊舰队于6月29日晚拔锚离港朝东地中海的北岸土耳其开去。过了仅仅几个小时，凌晨的微曦中，布吕埃的巡航舰作为舰队的先导，进入了亚历山大港。纳尔逊又再次错过了出其不意逮拿破仑个正着的机会。
这下拿破仑终于确认了英国人在追赶他，这决定了布吕埃舰队的结局。拿破仑张皇卸载陆军，于24小时内占领亚历山大，并最终在7月21日，在金字塔下大败马穆留克，跨过尼罗河占领了开罗；另一方面，拿破仑严禁布吕埃舰队离开埃及——埃及并没有避风的深水良港，布吕埃当时提出带着舰队离开，去往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岸的合适港口，从那里也可以到亚历山大港活动，阻止英国人封锁亚历山大港、斩断拿破仑的后路。但是拿破仑深知上帝赐予了他陆地就不会再赐予他海洋，他要求布吕埃必须留在亚历山大港内。可经过水文测定，亚历山大港水太浅了，尤其是出口水深足够的水道非常狭窄，不够两艘战舰并排出入，假使法国舰队在港内锚泊，就只能一艘一艘地出港，这样一来恐怕英国人只要待在港外就可以将出港的法军各个击破（destroy in detail）了。这时是7月1日，拿破仑的大军完成了卸载。
英国舰队那边，纳尔逊于7月4日到达土耳其，无果，只好折回意大利。只是由于逆着西风航行，航速非常缓慢，花了半个月时间才于7月20日返回西西里，此时离拿破仑金字塔下之战只剩不到2天了。在西西里仍然没有什么可靠的情报，纳尔逊近乎绝望，写道：“恶魔的宠儿总有恶魔般的运气，我要是死，就死在没有巡航舰上！”没有办法，他只好再次东去——因为盛行风是西风，法国人肯定在东地中海。7月24日纳尔逊舰队拔锚驶往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7月28日在那里得到了当地土耳其统治者的情报——他们控制下的埃及已经落入法国人手中，纳尔逊这才乘着西风继续直线向东南开去，终于在7月31日到达了尼罗河口外海，纳尔逊舰队前卫的两艘战列舰率先望见了布吕埃舰队的桅杆。
越过马耳他后，英法双方在东地中海里的行动路线
就这样，从6月中旬到7月底，纳尔逊舰队在东地中海来来去去，航迹遍及今天的意大利那不勒斯、埃及的亚历山大、土耳其、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时而被捕风捉影的情报拉着鼻子走，时而又像没头苍蝇一样，根据风向推测拿破仑舰队可能的动向，在大海中游弋碰运气。两支舰队相距最近的时候只有几海里，要是在能见度良好的大白天，拿破仑的命运和整个欧洲的局势将会改写。两支舰队在时间上最近的距离则只有几个小时，要是纳尔逊不那么行动派，更加老成持重一些，多在亚历山大港停留几个小时，拿破仑的命运和整个欧洲的局势又将在7月1日早晨改写。 然而命运的天平倾向拿破仑，上帝保佑这头陆上雄狮安全到达他的舞台——埃及。为了安心预备陆上战事，拿破仑严令布吕埃不得离开埃及，又要他尽量避免和英国舰队交战，为自己守住后路。进退维谷的布吕埃将怎么办呢？
铁桶阵百密一疏
布吕埃就近选择了尼罗河的一个入海口——阿布基尔湾，将13艘战列舰尽量靠近岸边的浅滩下锚，排成右舷面对大海的一字阵，黑洞洞的一排排炮口看起来足以遏制任何贸然上前挑战的敌舰，同时还占据了浅滩的地利，使英国战舰无法突入到法国战列舰靠近陆地的一侧。看起来法国战列线可以牢固守住阿布基尔湾，为拿破仑留一条退路。
布吕埃是出于哪些考虑，摆出这么个以静制动的阵形呢？其实，任何指挥官 都只能将手头现有的人员、装备，依据战场的自然地理形势，发挥出最大的效能。布吕埃手下是革命热情高涨的新募水手，他们在战舰操作上缺少熟练配合，但高涨的热情如果用在操作舰炮上，法国相对于英国更重型的火炮不见得发挥不出应有的效果。布吕埃麾下的战列舰虽然大多是能够经受炮火反复轰击的主力战舰，但也有个别年久失修的贫弱老舰。布吕埃不得不停靠的阿布基尔湾，自然环境难称上乘。战列线身后的浅滩，虽然可以作为地利阻挡英国战舰的贸然进犯、包抄，但同时也让舰队远离陆上干净的淡水水源。由于拿破仑大军卸载时一并带走了绝大部分食物和淡水补给，在阿布基尔湾锚泊的舰队就只好自食其力派水兵每天上岸打水了。而当地人并不服输，在拿破仑占领后依然持续着小规模零星抵抗，这让布吕埃不得不派出相当规模的荷枪实弹的陆战队去打水。总之，阿布基尔湾的自然形势让布吕埃舰队的人手捉襟见肘。基于这个现状，再考虑到法国海军临时 拼凑、训练不足的情况，以及去年（1797年）西班牙舰队训练不足、队形松散，结果在圣文森特角折戟的惨状，布吕埃直接放弃了率领舰队出海寻找英国舰队决战。在港内贴着浅滩下锚组成静态的战列线，可以将有限的人力充分分配到面朝大海的右舷炮位上，仰赖浅滩保护战列线，阻止英国舰队冲击、包夹。这个决策的附带后果是同时放弃了战略和战术侦察，尽管布吕埃麾下有接近10艘法国和意大利的巡航舰。那个时候通信手段极其原始，朝各个方位撒出去10艘巡航舰也不见得能够正巧遇到英国舰队，而阿布基尔湾就在亚历山大港附近，英国人很容易找到。这10艘巡航舰在海上游弋，不仅会占用大量人力和本就不太充裕的后勤补给，倘若这种情况下港内的战列舰被闯入的英国舰队逮到，可能连操作火炮的最小人数都凑不全——后果不堪设想。
法国战舰排成战线，英国战舰从远方冲来
英国格林威治博物馆收藏的阿布基尔湾地图
于是，受到人员和自然情况的限制，布吕埃以静制动，并自废武功和纳尔逊舰队一样无舰队侦察，实乃迫不得已。接下来布吕埃能做的就是精心布局这个铁桶阵，尽量让它坚不可破。
首先是充分利用浅滩条件，尽量挨着浅滩下锚，这样英国战舰就不敢绕到法国战列线的左舷了，布吕埃这种期望在前文的油画中表现得也很清楚。而且从前文的地图上可以看到，靠近浅滩还能得到岸上简易炮台和浅滩内停靠的小炮艇的火力支援，尽管炮台到深水区最短有一公里多的距离，以当时的火炮精确度，只能是“以壮声势”。
此外，阿布基尔湾三面没有高山环抱，地形敞开，地中海在这个季节盛行的西风会从海上毫无遮拦地吹进海湾里。这样乘风而来的英国舰队最有可能一路向东南前进。于是布吕埃将舰队由西北向东南排成战列线，船头朝向西北，旗舰和其他重型战舰全靠东南，也就是战列线的中后部摆放，西南的“排头兵”则由一些年久失修的老舰担当，毕竟它们还能得到海岸炮台和浅滩炮艇的支援。
这确实是一个构思全面稳健的阵形。因为盛行风是朝西吹，英国舰队想要分割插入和包围法国战列线，最现实的方案是从靠近岬头和浅滩的上风前卫分队下手，如果想从下风分队那里突击法国战列线，英国战舰则必须逆风做复杂机动。不管哪种情况，英国人都不得不迫近浅滩，可是这里的水文条件很危险，一旦搁浅，那他们就万事休矣。这个阵形如果维持得住，就可以强迫英国指挥官放弃突击包 围的冒险战术，而只能和法国战列线对轰，这样法军至少能站稳脚跟，纳尔逊就实现不了杰维斯想要的决定性歼灭。
这个阵形最关键处显然是上风那些排头兵，这些战舰必须奋力贴近浅滩。法国海军人员训练水平低，在海上操纵战舰，斗不过英国，静止停泊的情况下，能否维持住守势呢？很不幸，法国海军就算离开了风云莫测的海上，进入到港内下锚，都会犯下错误，给纳尔逊以可乘之机。
上：风帆战舰的大铁锚；下：锚躺在海底的情形
法国人下锚出了什么失误呢？首先来了解下风帆战舰的锚如何使用。
这种锚和现代锚的原理是不一样的。锚上的木制大横杆横卧在海底，一个锚爪会插入海底起到固定的作用。显然，只有锚缆放出去很长，从而使锚缆大致横向拉动铁锚，锚爪才能起到固定作用；如果需要起锚，则不断收起锚缆，直到锚缆从接近垂直的方向上牵动铁锚时，稍稍用力就可以将锚爪拉出海底底质。
这样，下锚时抛出锚缆的长度需要根据各种天气、水文条件随时调整。如果海底是特别细腻的软泥或者粗糙的砂石，锚爪抓地力不强，锚缆要放出长一些，达到水深的三到五倍。在海上刮起大风、涨大潮、退大潮以及河口水流冲涌的情况下，也需要放出更长的锚缆。总之，锚缆必须保持时刻绷直。如果大潮已经退去，没有及时收回多余的缆绳，绕弯的缆绳就可能缠在锚竖在海底上的另一个锚爪上，等到下次锚缆绷直的时候，就可能把锚从海底拉起来，此即“走锚”。对于没有动力的风帆船，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会像前文的“前卫”号一样，被风和海潮推向附近的浅滩、海岸甚至是礁石，失事。
为了防止这种意外，人们摸索出了两种下锚的方式。一是下单锚，这时候为了确保锚缆时刻绷直，船就必须时刻根据风力、海潮的变化，保持帆装、锚缆、舵三者之间力量的动态平衡（“Sheer”），在风和潮方向改变、强度增减的时候，战舰就不得不绕着锚转圈，同时适当收放锚缆，保持紧绷。所以下单锚的时候战 舰是无法保持固定泊位的。第二种更稳妥的办法是下双锚，战舰首先努力逆着风或者海潮抛锚，然后乘着风或者海潮慢慢远离这个锚，再下第二个锚，然后一边回收第一个锚的锚缆，一边放出第二个锚的锚缆，直到战舰位于两个锚之间。这样不论风向、海潮怎么变，战舰都可以保持在两个锚之间中点附近不太远的范围内。因此下双锚可以使战舰保持比较固定的泊位。可是法国人图省事，下了单锚，结果风力增大后，战舰绕着锚，被风带着朝东南方向运动，这样就在战列线和浅滩之间空出了很大位置，给了英国舰队钻入的空子。
“给了英国舰队钻入的空子”，这说法听起来好像纳尔逊就是一个开了上帝视角的战神，开战前就已经从半空中将布吕埃的布局、阿布基尔湾的水文情况侦察了个清楚。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1798年7月31日14点，在亚历山大港看到法国运兵船后，纳尔逊舰队就马不停蹄地奔来阿布基尔湾，望到了港内严阵以待的法国舰队。海上风力并不强，英国战舰以步行的速度缓缓接近，到能够接敌开战，还需要几个小时，那时天就黑了。不仅如此，纳尔逊和他麾下的将领们并不熟悉阿布基尔湾内的水文地理，对法国战列线后面那些致命的浅滩可能也没有概念。但这时纳尔逊没有经过太多权衡，决定立即开战，即使夜间能见度很差，混乱中可能敌我不分造成误伤。其实，趁敌人逃跑出港之前歼灭之，才是英国舰队完成此次作战任务最保险的办法。
面对这种知己却不知彼的局面，纳尔逊就敢往上冲，他这个决定将要影响未来10年的英法战略形势，现在竟然下得如此轻率，他真的感觉不到自己肩膀上此刻承载着什么吗？他肩膀上承载着的，是皇家海军过去150年的胜利和荣耀。过去的150年里，皇家海军面对荷兰、法国和西班牙，几乎百战百胜，胜利的传统在全军上下铸成了几乎不可违抗的巨大传统惯性。他这个即刻开战的决定，就是在挑战传统的惯性，显得十分突兀。
为了解释这种历史的突兀感，一种说法是，对于怎么对付法国人，在从希腊直奔埃及的航程中，纳尔逊已经和属下舰长做了一些计划。对于法国人可能采取的静态抛锚战术，纳尔逊可能也不会做出具体的预测，但法国人怯战、避免交战的消极态度是可以预见的，所以纳尔逊的指令很宽泛、很灵活，只是要求尽快接敌，然后在近程炮战中摧毁敌舰。在攻击的方向上，纳尔逊特别强调了先集中兵力在 法国舰队的一部分，再吃掉剩余的。
这种纳尔逊式战术套路，总结起来就是先冒着炮火快速接敌，再在贴身肉搏中集中消灭一部分敌人，从而突破局面。凭借这个思路，在阿布基尔湾，纳尔逊在一夜之间让势均力敌的法国舰队几乎全军覆灭，只给对手剩下2艘完好的战舰逃离战场。而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这种彻底的摧毁又再次上演，从此纳尔逊强调进攻的战术思路就被奉为圭臬，20世纪初催生了无畏舰的费歇尔以及他所钟爱的战列巡洋舰，就是这种进攻思路的代表，其精神内核是永远在进攻的“纳尔逊精神”。然而1798年时，拱卫皇家海军百余年海上优势的还是17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形成的保守防御战术，即所谓的“战列线”战术。
战列线战术是17世纪后期英国和荷兰在英吉利海峡争夺制海权时逐渐摸索形成的，而这种战术的基础还是当时战舰的结构决定的。进入17世纪以来，经历了之前2个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大航海之后，大型战舰和远洋武装商船的结构布局 已经基本固定下来，之后的200多年基本没有改变。这种布局就是战船有一层到三层完全贯通的甲板，甲板上两侧布置很多加农炮，从侧面炮门里伸出去射击。这种沿着舷侧搭载火炮的特点，很自然地决定了战舰必须组成单纵队“战列线”，然后敌我两条火力长龙对轰。因为战舰首尾方向基本没有配备火力，首尾面向敌人只能被动挨打，而排成长龙，那么本舰首尾都能得到前后队友的保护。具体地说，这种阵形是17世纪50年代还并不特别强大的皇家海军，在荷兰人的猛烈攻势面前，为了站住脚跟而创造出来的，可以说战列线战术就是为防御而不是进攻而诞生的。
风帆战舰排成战列线对轰
进入17世纪以来，荷兰承运整个西北欧海上转口贸易，被称为“海上马车夫”，从而国运亨通，一时成为当时西欧海上霸主。荷兰人常年海上作业，业务娴熟；荷兰近海水浅，因此船只大多不得不注重轻量、灵活。于是荷兰人顺势而为，在与英国人的交锋中通常采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乱穿插战术，不断造成局部数量优势，多艘荷兰战船围攻一艘英国战舰。荷兰人这时就好比100多年后的纳尔逊，面对操作水平很差的对手，敢于玩这种进攻战术。
面对荷兰人技高一筹的操作艺术，英国人依靠自身港口水深优势，打造大型战舰。虽然身躯笨重，不能快速转弯，但是火炮口径比荷兰人的整整大出一圈，舷墙高耸，好像海上堡垒一般，荷兰人远距离炮战不能得胜，冲击到近前展开接舷战也没法轻易得手。
于是很自然的，为了保护好自己的大船，阻止荷兰人驾船冲击到切近，英国在17世纪50年代末的第一次英荷争霸战中，率先开始采用战列线战术，大船排成一字长蛇阵，舷侧的火炮构成一道火力长城，将敢于冲击上前的荷兰小分队彻底粉碎。如此，荷兰也只好奉陪。
一旦排成这样的炮火长龙阵，大型战舰的优势就得以充分体现出来。小型战舰和临时凑合的武装商船，因为火力不足、船体脆弱，根本没法在战列线中生存，反而会成为软肋、短板，最先在交火中被击溃，不得不脱队，结果战列线中出现了空缺，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最坏的情况下会被敌人分割包围而歼灭。于是从17世纪后期开始，主力舰发展成为能够吸收大量伤害、配备大量火力的“战列舰”，比如这次尼罗河口之战双方各13艘主力舰，都可以称为“战列舰”。
战列线战术要想真正成为风帆海战的不二法宝，还需要将一些更加传统的战 术兼收并蓄进来。毕竟，在战列线战术出现前的大航海时代里，葡萄牙、西班牙、英、法、丹麦、挪威等等积极开辟海外贸易的国家，已经用搭载火炮的大帆船战斗了200年。风帆船依靠风帆航行的机动特点，逐渐被人们掌握和利用，形成了两大传统战术：其一是抢占上风（Weather Gauge）；其二是抢T字。
抢占上风对于风帆战舰交手的意义，与飞机空战狗斗当中抢占高处的意义一样。飞机的升限有限，谁先飞到高处就占有机动的主动权。类似的，风帆战舰逆风航行的能力非常有限，谁先贴风航行了，本来顺风航行的对手要想靠近或者逃离，都可以被贴风航行的一方随意左右，因此贴风航行的一方就占据了战术机动的主动权。
这其中的空气动力学道理是乱流和涡流。风流经过上风处战舰的帆装、桅杆、索具后，就“脏”了，在其下风几个船身距离内造成乱流区。风帆战舰的交战距离非常近，结果下风战舰正好处于乱流里，机动性难以发挥出上风战舰那样的水 平。这时候如果上风战舰已经贴风航行了，下风战舰想要缩短距离，也必须贴风航行，其航速因为乱流不如上风战舰，能够维持原有距离就很不容易了。而如果下风战舰想要转向顺风航行逃跑，上风战舰只要也转向顺风角度航行，航速就会超过自己下风乱流里的敌舰，很快追回到标准交战距离以内。所以说抢占上风就获得了战术机动主导权。
下风战舰处于上风战舰的涡流里
战舰受风时典型的横倾景象
火炮发射产生大量硝烟
战舰尾部没有密集的肋骨
再来看看抢占上风对炮战的战术意义。上风战舰发射的炮弹容易朝下去，更容易击中下风战舰水线处的船壳，让其漏水，增加损管压力；同时也容易击中敌舰下层炮甲板，让敌舰的重炮更早丧失战斗力。相对的，下风的战舰发射的炮弹更容易走高，从上风敌舰桅杆、帆布之间漏过。
这种炮术优劣势的成因是船体会随着风而横倾。可以想象，上风战舰船体会向下风方向倾倒过去，同时下风战舰迎风这一侧会高高跷出水面，露出水线附近的船壳。同时，随着甲板的横倾，炮架也倾斜，这样一来上风战舰朝下倾斜的背风交战侧火炮自然朝下发炮，下风战舰高高扬起的迎风交战侧火炮当然朝上发炮。
此外，上风战舰炮口的火药烟气被风带往下风对手处，和他们自己的火药 烟雾混合在一起，遮蔽他们的视野，灼烧他们的咽喉，下风战舰的射速越来越慢，让上风对手尽情炮击他们。
再来说说抢T字。风帆战舰结构设计上存在的缺陷激励舰长们抢T字。战舰首尾的防护脆弱，战舰舷侧都是密集肋骨排成的厚重木墙，而首尾能够抵挡炮弹贯穿的只有稀疏的几根框架，华丽的船尾其实是不堪一击的绣花枕头。同时，战舰首尾的火力也脆弱，因为首尾位置不适合布置火炮。火炮虽然只有几吨，但是在水线以上大量布置就会造成首尾局部重心过高、重量集中，战舰纵向摇摆（纵倾）太严重，严重的上浪拍碎在船头上，造成航速的极大降低。这样，风帆战舰尽管两侧攻防无懈可击，首尾却无防护也无炮，完全任人宰割。自然，不论是两艘战舰单打独斗还是两支舰队，都想要抢T字，从敌舰首尾“软肚腩”上突破，敌人不仅无法还手，炮弹还会纵贯敌舰全舰，将沿途一切人脑袋、缆绳、木料全部打烂。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欧洲各国的海军将领和战术专家们，把抢占上风和抢T字这两个古老战法和战列线战术结合起来，战列线战术就成了看似攻守进退全部涵盖在内的全能战术，成了海战的不二法门。根据这一理论体系的论述， 为了首先保证我方的战场生存，就要防止敌方冲上来抢T字，我方必须占有机动优势，要贴风航行，要占据上风。于是“战列线战术”就不仅仅要求战舰们排成一个长龙，而且整条长龙还要占据上风，也就是沿着风向或左或右67°角的方向延伸出去。比如风从北方吹来，战列线就是朝东北或西北方位和北方呈67°角的直线，只有当所有战舰都在这条线上排出长龙、占据上风，指挥官才愿意开战。因为这样敌舰队的任何船从任何位置都没法随意冲上来分割包围我方长龙。
战列舰排成整齐的上风长龙阵
如果开战，上风舰队虽然占据主动，可这也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逼得各位舰长不得不拼命。因为上风舰队的战舰要想脱队逃跑就只能朝下风跑，就会跑进敌人舰队中被围殴致死。上风舰队为了保持己方阵形完整，也严禁舰只脱队去下风追赶下风舰队的逃兵，因为同样会落入下风舰队的包围中被群殴致死。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也许有读者要问：风帆战舰全靠风来航行，真能维持这么整齐的队形么？其实，风帆战舰航速很慢、船体宽短，所以转向半径并不大，因此让风帆战舰全部保持一条直线队形还是相对容易的。队形中某一艘战舰如果太快了，它就朝上风转向（Luff up），损失一些风力，降低速度，避免冲撞前船；如果太慢了，它就暂时转向顺风（Bear away），加速航行一段，朝队形一侧偏离出来，再朝上风转向，航速自然下降，又落回到队形里。这样排成的长蛇阵非常壮观，每艘长50多米的战舰之间留出200米上下的距离（战舰平均的转弯半径）。这样一个由27艘战列舰构成的标准阵形有几公里长，从这边的地平线延伸到那边的地平线。
于是到了18世纪初，风帆舰队海上对决的形式就是双方发现敌人后一直保持队形机动，随着风向的变化在相互接近的过程中努力使我方长蛇阵处于上风。如果最后情况不合适，则保持队形逃跑，不给对方任何可乘之机。结果可想而知，如果不是我方比对方占有3∶2以上的数量优势，我方就算占据上风，也很难达成梦寐以求的抢T字、侧翼包抄、分割包围、靠局部数量绝对优势击垮敌方舰队等理想战果，尽管这些战术预想是各国指挥官们都在努力追求的。因此18世纪发展完全的战列线战术，仍然是一种守成的战术，不可能打出歼灭战、改变战略大局。
这种守成的战术显然不会是纳尔逊的选择。实际上他没有选择。杰维斯的指令明明白白地写道：“歼灭敌人。”这其实是为纳尔逊量身定做的命令，因为杰 维斯明白，他和纳尔逊这对“师生”之间已经存在一种默契、一种互信，即“战列线战术已经不能取得决定性战果”。几个月前的圣文森特角海战，是这种互信建立的契机。在杰维斯看来，作为舰长的纳尔逊已经成了敢于抛弃传统战术的吃螃蟹的第一人，现在他就是继续实践新战术、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不二人选。
其实不难发现，杰维斯的点将、纳尔逊的战前下令，都体现出通信技术落后对指挥官的掣肘：纳尔逊进入作战海域后，杰维斯就基本丧失了战场感知，因此他能做的只是任命舰队指挥官。同样，一旦开战，硝烟与混乱中纳尔逊就无法再有效控制麾下的各艘战舰，他能做的只是战前召开作战会议，让各位舰长明确杰维斯和他要什么，然后就是各位舰长自由发挥了。这种战场感知、战场控制力的缺失，其实正是战列线战术诞生的原因之一。海上的风力与海况瞬息万变，无论是攻是防，为了不自乱阵脚，都要组成战列线阵形。这样就可以保证战术上不出重大失误而遭到全歼。其实，基于同样的逻辑，从上古到中古时期，陆上战场上摆出各种阵形早就是一种成例了。一句话，通信技术是关键制约因素。
尼罗河口之战后出现的复杂密码旗语系统
在海上，通讯的障碍远比陆地上突出得多。海上风大浪急，两艘距离数百米的船靠喊嗓子没法准确传递信息，重要的信息只能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放下舰载小艇，让人员面对面交流。一般海上用的就是旗语、灯和号炮；能见度低的大雾天气和夜间，要保证航行安全不相互撞击，就只能依靠灯和信号炮了。
而要从传递信息的复杂完整性来说，当然是旗语最好用。战舰有3根桅杆，每根分成上中下三段，还有很多其他缆绳，按照一定顺序在上面展示旗帜，就能够构成非常复杂的旗语。纳尔逊作为指挥官的18世纪末，这种旗语体系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这种旗语实际上 是密码，跟今天海上表示0到9这10个数字的信号旗有共通之处。当时用3个数字的定义空间去编订一个3位数与常用单词及26个字母对译的密码本。这样分别在旗舰前、主、后3根桅杆的左右两侧和后方依次升起3面数字旗，就组成了9个单词的一句话。
在发展出这么明确完备的信号旗系统之前，指挥官们尝试过更基本的办法，比如特定颜色的旗帜在特定桅杆以特定方式悬挂，再和灯光、礼炮组合起来，表示某种事先商定的战术指令，如“打破战列线队形，各舰全力追击逃跑的敌舰队”（General Chase）。显然这种信号指挥方式无法在开战后的混乱条件下清楚地表达指挥官的意思，每个舰长可以有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释。为了让指挥官的战术意图更加明确，所有舰队指挥官都把编写战训作为接手一支舰队后的首要任务——当时的战术训条除了一些基本原则，比如“在战列线中不能脱队，否则军法处置”之外，具体在各种天气条件和交战环境下该如何处置，都由舰队指挥官决定。
比如舰队正排成一字长蛇战列线规整前进，风向突变，这时候是整个舰队所有战舰同时转向，后队改前队呢，还是大家跟随旗舰顺次转向呢？同时转向虽然完成起来要快得多，但是各船协调不好，很容易破坏好不容易形成的队形。而顺次转向虽然保持住了队形但完成时速度太慢，要像1905年对马海战中东乡平八郎那样敌前顺次转向，就需要纳尔逊一样的勇气了。
对这种决定舰队展开后战场走势的重大问题，在通信手段落后的18世纪，事前决定就很重要了。万一开战后看不清指挥官的旗语，也可以按照指挥官事先派发的战术训令行事，即使后来出了问题，也可以把责任推到舰队指挥官身上。
随着整个18世纪不断爆发的海上冲突，战术训令与指挥通信之间的协调磨合得越来越好。到了纳尔逊时代，可以编码语言的信号旗、指挥官与麾下舰长们面对面的作战会议，让18世纪末的舰队指挥官们有了能够跳脱传统死板战列线对轰战术的可能。
此时，守成有余、进攻不足的战列线对轰战术已经不能满足海军的战略目标。比如我方防御敌方朝某个陆上据点进行力量投送，就必须要求完全毁灭对方海军，把制海权牢牢把握在我方手中。这种情况下，产生不出绝对战果的战列线对轰就对力量投送方有利：他们只要用己方舰队拖住据点守卫方的舰队，己方登陆据点就可 以开始入侵行动了，至少能为入侵行动本身的成功创造条件。这种战略意图下采用战列线战术导致战略失败的典型案例，是18世纪中叶的七年战争中，英国在西班牙外海梅诺卡的失败。
梅诺卡一战中，约翰·宾（John Byng）上将墨守战列线战术，打旗语用的又是纳尔逊时代之前的那种只能表示固定信号的旗帜，还同时挂出了相互冲突的两种信号——“坚守战列线”“打破阵形全速追击”。他本意是让后队赶紧上来增援已经和法国人接战的前队、主队，可后队指挥官看到两种互相冲突的信号之后就陷入了迷惑，最后还是保持不作为——坚守战列线绝没有错，这是最基本的战术原则。要是执行了全速追击命令，给队形带来混乱，最终招致失败，那么责任就不仅在舰队指挥官，后队指挥官乃至各舰舰长也有形势判断失误、麾下人员训练水平不足等罪责了。这场海战打得不温不火的结果是法国人最终登陆美诺卡并占领该地，英国丧失战略要冲，约翰·宾因此被枪决。当时，从上到下恪守战列线战术，不敢越雷池一步是这悲剧结果的成因。
但英国人逐渐认识到，法国舰队操作水平一直比自己低，所以法国人不敢利用英国人的混乱——他们反而担心自己做出复杂机动的时候露出马脚被英国人捉住。这人员素质的差距归根结底在于法国这个陆权国家海洋事业从业者少，年轻力壮的资深水手十分欠缺，结果不管法国数学家在纸上计算的海战机动多么精妙、法国贵族舰长们战术意识多么高，都发挥不出来。于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豪（Howe）、胡德等多个纳尔逊的前辈在历次冲突中多次尝试分割法国战列线，侧翼包抄，多点突破，以局部绝对优势压垮敌前卫、后卫分队，但效果都没有纳尔逊这样明显。主要原因恐怕就是旗语太原始；指挥官没有放下身段耐心地给舰长们做思想工作，让他们能从理智和情感两方面都一心一意地跟着指挥官的战术大计划走，因此指挥官也不敢给舰长太大的战术自由，以免发生重大失误被对手利用。尽管如此，当这些前辈将领进入海军部决策层后，皇家海军军官团自上而下形成了突破传统战术的思想基础。于是，来自高层的支持让纳尔逊在这历史的节骨眼儿上做出了反传统的选择：“冲！”
此时纳尔逊麾下13艘战列舰中只有10艘能够立刻参战：特鲁布里舰长的“卡 洛登”号（HMS Culloden）正拖曳一艘战利品小商船，接到信号后赶紧丢弃战利品挂满帆上前追赶；再后面，是被纳尔逊拿来充当舰队耳目的“快速”号（HMS Swiftsure）和“亚历山大”号（HMS Alexander），两舰在前面10艘战舰加入战局后不久进入战场。
15点判明敌我后，布吕埃一面赶紧派人去岸上召回打水的人员，一面从巡航舰上紧急调拨大队人马充实各艘人员不足的战列舰，还召集各舰舰长乘过驳小艇登上旗舰“东方”号，紧急召开作战会议。
布吕埃决定立刻起航，但是人员实在不足，没法同时操作火炮和风帆，麾下舰长们不同意。没过多久，瞭望哨报告纳尔逊的旗舰降低了航速，布吕埃还以为英国人是准备在港外下锚，第二天天亮后再战，就取消了起锚的命令。
17点，布吕埃终于明确了英国人不畏黑夜开战的意图，赶紧要求各舰整备，但此时法国战舰上人手只够操作右舷一侧火炮的，所以左舷火炮甚至都没有整备、装填。为了防止英国战舰从法国前后两艘战舰之间钻过来，布吕埃要求各舰首尾之间用粗缆绳连接起来，但这个命令没得到有效执行。
经过2个小时的航行，18点，英国舰队进入港湾，“歌利亚”号、“热心”号开始接近法国战列线。据说，“歌利亚”号的舰长通过不断地用铅垂测量水深，推测法国舰队首位战舰和潜在的浅滩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空隙，于是他决心放手一搏，下令朝上风摆头，朝着法国首舰陆地一侧插进去。各位法国舰长还没来得及离开布吕埃的旗舰，“歌利亚”号从法国首舰船头横过时的火炮齐射声已经震动着他们的鼓膜。
杀戮盛宴
在开战前，让我们先对双方舰队的规模和实力做一点深入比较。
一个标准舰队（Fleet）要由27艘战舰组成。舰队内部分成前卫（Van）、主队（Main）、后卫（Rear guard）3个分队（Squadron），每个分队再分前、主、后3个小队，每小队3艘战舰。小队的3艘战舰里，中间那艘是旗舰；分队中，主小队的旗舰是整个分队的旗舰；主队的旗舰就是整个舰队的旗舰。小队旗舰舰 长一般是高年资舰长，分队旗舰上搭载的分队指挥官一般是少将，舰队指挥官一般是中将。而此时双方“舰队”，舰只数都还没到27的一半，严格意义上只能算分队。纳尔逊坐镇的也只是一艘双层甲板战列舰，真正舰队的指挥官需要三层甲板的战舰，就像“东方”号一样。
组成双方“舰队”的，主要都是“三等战舰”（Third Rate）。所谓“三等战舰”，是当时各国对经济适用型量产战列舰的一种专门称呼。这个“三等”的划定，是依据当时各海军强国通用的“战舰分级体系”。
战舰分级体系是伴随“战列线战术”自17世纪后期逐渐发展形成的。即将开战的双方战舰，包括巨大的法国旗舰“东方”号在内，形式上都整齐划一，好像一个模子里面扣出来的。每艘战舰上，3根桅杆挂着大量的帆，好让搭载重炮和大量水手的战舰有能力远航四海；船体用内中外3层橡木结结实实建造而成，能够承受高强度的火力打击；2—3层的火炮甲板上备炮60—100门。
这种标准形式是随着17世纪后期以来英、法、西、荷等国不断进行军备竞赛，不断建造新战舰替换旧战舰，才逐渐在18世纪初期成形的。而这之前，在17世纪60、70年代英荷海上争霸的时候，双方战斗序列里仍然有大量在役军舰是不太符合“战列舰”标准的，但一时也没有机会替换。为了尽量将当时海军高层制定的未来战舰标准与当下海军实际装备情况整合，最高效率地采购、分配船材、物资、武备等资源，并能够尽量按时、公平公正地给海员发工资，英国海军率先开始实行战舰分级制度（Rating）。
据此，针对每一等级战舰，规定必需的火炮、水手定额，从而确定武装战舰所需的各种物资采购数额，以形成预算。到了17世纪末，甚至每一等级战舰的具体技术参数，细化到船上每处的木板必须达到多厚，钉几根什么规格的钉子，都完全死板地确定下来，反映在造舰合同中。到了尼罗河海战的1798年，只有双排炮门的三等战列舰，以及三排炮门的二等、一等战列舰可以担当舰队决战主角的任务，组成一字长蛇阵。
法国、荷兰、西班牙也在17世纪后期陆续采用了类似的海军管理和发展建设制度，只是火炮数量与等级划分上各有区别。
按照英法各自的分级系统，双方战舰可以划分出一个实力等级来清楚地比较一 番了。法军旗舰“东方”号备炮120门，是双方舰只中唯一一艘“一级舰”。这种战舰造价非常昂贵，数量稀少，大多充当各个舰队的旗舰，是名副其实的“金鱼”。但“东方”号属于当时法国计划批量建造、全面碾压英国海军的大型、量产一等战列舰“海洋级”。与过去整个舰队屈指可数的一等战列舰大为不同，海洋级的陆续服役（前后共建成15艘）将英法海上军备竞赛推到新的高度，英国也不得不从18世纪末开始批量建造110门炮、120门炮直至140门炮的大型一等战列舰。
整个英法舰队大部分的成员，都是当时舰队的主力、数量庞大的量产型战列 舰——74炮三等战列舰。
海洋级战舰模型
74炮战列舰是18世纪上半叶法国设计建造的一种性价比非常好的主力舰，从18世纪中叶开始就被英国直接抄袭、批量仿造。74炮战列舰比17世纪后期以来英、法、西一直使用的70炮三等战列舰要大得多。法国创造的这种大型化双层炮甲板战列舰，能搭载不少于三层甲板战列舰的火炮——为了不翻船，战舰只有最下层炮甲板搭载3吨半以上的重型火炮，越高处甲板上搭载的火炮越轻。74炮战列舰下层炮甲板，在法国搭载36磅加农炮，重量在4吨上下，发射一枚36法磅重的球形实心铁炮弹，与英国一等战列舰搭载的42磅加农炮不相上下，因为法制单位比英制要大。这样一来，74炮战列舰的性价比就很高了，既能搭载决战用的主炮，又比三层甲板的一级舰便宜很多——三层甲板的大船需要更加粗重的木料构成船体，如此粗壮的树木需要上百年才能长成，寻找、采伐、运输价格都令人咋舌。
英国舰队的13艘战舰中有12艘是74炮战列舰，因此整个舰队的战术同一性非常高，非常适合统一编队机动。但是英国74炮战列舰比法国的小一圈，其下甲板只搭载32磅火炮。此外，法国舰队中一前一后拱卫“东方”号的，是两艘比74炮战舰还大的80炮大型双层甲板战列舰。
这样，如果单纯比较火炮的数量和口径大小，法国对英国有3∶2的火力优势。但纳尔逊仍然大叫：“一艘英国战舰顶三艘法国的！”“贴上去打，绝对没错！”迫不及待地下令英国战舰冒着法国炮火冲上去贴身肉搏。这真的不是自杀么？看来单纯对比火炮数量和大小，并不能体现出风帆战舰这种蹩脚武器的战术特点。
战术都是随着这个武器的运用，在武器系统的攻、防、机动三大要素的动态平衡中自然发展出来的。风帆战舰和后世的蒸汽动力装甲战列舰一样，也是火炮武器平台，因此风帆战舰上火炮的射击精度、有效射程和杀伤力也决定了风帆战舰的最有效使用方法。在18世纪的英国，当面对人员素质和训练水平大大落后于己的法、西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纳尔逊式的鲁莽冲击、接敌近战。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火炮的射击精度极低，击中敌舰后又只能造成局部、有限的伤害。凭这种火炮几乎没有可能击沉敌舰，只好在近距离上连续轰击对方，通过快速、持续的炮击，才有可能杀伤对方火炮操作人员，破坏火炮操作设施，从而让对方丧失战斗力。一句话说就是那时候的火炮打那时候的战舰，战舰无法被击沉，但可 以被打瘫（Crippled）。
当时的火炮准头差到什么地步呢？比如“前卫”号，这船下层炮甲板搭载28门32磅加农炮，该炮炮管仰角15°时可以打出3000米射程，但炮弹会落到哪儿就不知道了。就算把那时候的海军加农炮放在陆地上稳稳当当架设起来，炮弹飞行个几百米之后，都能左右偏离出几十米的距离，而那时候战舰的船身长度也只有50米上下，这决定了那时候“有效射击距离”只有两三百米。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炮弹飞出去之后就会因为各种因素而乱飞，飞得越远，离原本瞄准的目标偏差就会越大，即所谓“圆概率误差”。造成风帆战舰的炮弹出膛后乱飞的因素有很多，此处只讲两点。
首先是火炮和炮弹自身设计和质量上存在缺陷。
炮弹是球形的，重心在球心，结果炮弹在飞行中受到空气阻力的影响，随机地朝各个方向翻滚，造成炮弹飞行轨迹非常不规则。炮是前装炮，为了能顺利地从炮口装填炮弹，炮管内径只好比炮弹稍微大一些，留出“游隙”（Windage），结果发射时炮弹后面的火药燃气不断外泄，冲击着炮弹在炮管内随机翻滚。同时，炮管采用内外模具铸造，铸造出的炮管不一定笔直，这样炮弹在炮管内的翻滚更加不规则，出膛时朝哪边飞去只好跟着感觉走了。
其次是炮架非常原始。
这种炮架完全不允许炮在船体前后左右倾斜摇摆的时候，炮口依然指向敌人，因此出膛的炮弹还带有此刻战舰本身摇摆晃动造成的随机速度，朝哪里飞更加无法预估。
当时海军加农炮的结构
当时的简易四轮炮架
这种随着炮击交战距离拉大，射击精度越来越惨不忍睹的状况，可以直接左右战斗的结果。譬如日德兰海战中，2艘英国战列巡洋舰在1万多米的交战距离上被德国战列巡洋舰打 穿炮塔顶盖，结果炮塔内和炮塔周围存放的火药被引燃，战舰瞬间毁于殉爆造成的大爆炸。当时所有的英国战列巡洋舰的炮塔顶盖装甲都只是象征性的，而且防火措施都不严密。为什么只有2艘被击毁了呢？显然德国海军的炮术根本不可能在1万米的距离上，以大于90％的准确率，击中炮塔顶盖那样数米尺寸的目标，不然所有英国战列巡洋舰恐怕都要爆炸升天了。回头看风帆战舰，在海上颠簸的情况下，炮弹飞行上百米可以横向偏差几十米。换句话说就是在上百米外开炮也只能保证炮弹一定能落在敌舰上，至于落在敌舰上具体哪个位置，就不能把握了。如果侥幸飞进对方炮门，砸烂炮架让大炮瘫痪，那就跟刚才举得例子一样，属于幸运一击（Critical hit）。
这也可以从概率上解释。虽然炮门很大，有几十厘米到一米多宽，但是战舰侧面的总面积更大，那么按照概率随机打到侧面舷墙的炮弹，大部分都会砸到厚实的船壳上而不会飞进炮门里。这就要求至近距离的快速射击：贴到几十米（即一个船身长度）的至近距离上，然后不管打得准不准，而是跟敌人拼谁在短时间内发炮次数更多，因为发炮次数更多就有更多炮弹有可能飞进对方炮门让对方大炮瘫痪。
炮弹打在船壳上会怎样呢？如果在300来米上击中敌舰水线附近和下层甲板附近厚重的船壳，炮弹可以击穿80厘米到1米的致密橡木材料。因此在100米到几十米的至近距离上决战，炮弹的穿透力是绰绰有余的。只是，穿透了能干啥呢？炮弹是铸铁的实心球，并没有装药。因为那时候设计不出可靠的引言，炮弹在发射时如果在炮膛内爆炸，就会杀死火炮甲板上密集的人员。当然，炮弹击穿敌舰水线处的船壳，敌舰就会进水，但是炮弹也只是造成一个柚子那么大的小破洞。而战舰水线附近有一层最下甲板（Orloop deck），这里有环绕舰体的走廊，船上的木匠会带领他的帮手们迅速跑去漏水处，用事先预备好的半米见方的木板堵漏，涂上松树胶油，塞上麻绳碎絮，做好防水。可见要靠风帆时代的火炮，不管打多少炮，让敌舰进水沉没几乎没有可能，战舰生存力非常高——攻防的天平严重向防御倾斜。
因此，当时炮术的特色就是降低炮弹的出膛速度，比如交战时开场的首次射击，一门炮装填2个甚至3个铁球，这样由于发射药量没有增加，动量守恒，3个弹丸的飞行速度都更低了。这样的炮弹无法穿透对方船壳，但会在船壳背面崩落大量木料破片，造成非常显著的二次杀伤——杀死水手或切断大炮操作用的缆绳。 英国海军善于利用这个炮术特色，在1798年尼罗河口海战和1805年特拉法尔加决战中都给对手造成相当于自身10倍的人员杀伤。
炮弹如果幸运地飞进炮门，打到人体躯干，足够直接腰斩。如果打到大炮炮身，虽然留不下什么太深的记号，但突然的冲击可以震坏炮身下的炮架，数吨重的大炮随着船体的摇曳在甲板上来回乱滚，压碎水手们的脚和小腿，甲板上一片血肉模糊。就算凌空飞过没有打到任何人和物体，处在附近几十厘米内的人也会遭到弹丸后面冲击波的伤害，轻则脑震荡无法作战，重则直接昏迷。
于是，当时战舰最能克敌制胜的战术就成了贴近敌人后以最快的速度射击，比一比哪方先把对手的人员和武器都打得没法继续战斗下去。
满帆冲刺的战舰
虽然战舰要逼近到几十米后开炮才最有意义，但双方的战舰在十几海里之外就可以看见。风帆战舰有30米以上的挂帆桅杆，最顶层帆有几米宽，是非常明显的目标。从一根这样高的桅杆上，视力1.5的瞭望员可以看到地平线下十几海里的战舰。而且风帆战舰最快只能跑10节，通常风力下平均航速在5节以下，多数时候都是人步行的速度。因此风帆战舰从敌我相互发现，到最终接战有很长的时间 间隔。这样一来，比现代海战更加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交战前要进行漫长的战术机动，构造对我方最有利的战场环境。敌人判明我方身份与意图，不想交战开始逃跑，我方则根据天候风力情况采取最佳追击路线。那时候穷追24小时也是常见案例，从法国海岸直接一路追进大西洋。特别是舰队作战的时候，双方常常打太极一打打好几天，最后没有一方指挥官认为形势特别有利于自己，双方又脱离接触的。在这种风帆时代的特殊情况下，恐怕只有双方不期而遇才能真正打起来，尼罗河口海战就是这样一场意外遭遇战。所以，纳尔逊不肯放过这个契机，于是就有了“歌利亚”号不顾夜幕开始降临打头阵冲上来的这一幕。
面对径直冲来的英国前卫分队——“歌利亚”“热心”“大胆”（HMS Audacious）、“猎户座”（HMS Orion）、“提修斯”（HMS Theseus），法国舰队在千米之外开炮。如前文所述，依那个时代的射击准确性来看，面对高速接近的敌舰，这样的远距离射击只会让大部分炮弹从敌人脑袋顶上飞过。
这时英国战舰舷侧炮根本没法瞄准法国战舰射击，只能被动承受伤害。不过这无法还击的时间非常短，只够法军打出一轮齐射——满帆的战舰航速可达5至6节，从英国战舰开始遭受轰击到冲到法国战舰面前百米之内，只需要两三分钟。
法舰上人影的轮廓渐渐清晰，“歌利亚”号上，水手一面用铅垂测量水深，瞭望员和军官们一面关切地注视着法国战列线的排头一号战舰，尤其是该舰左舷背后可能存在的浅滩。“歌利亚”号的舰长清楚地看到法国首舰船锚的漂子在离开战舰左舷将近200米的海湾深处——也就是说法舰的船锚在那个位置，既而大胆猜测，法舰曾经停靠在那里抛下船锚，也就是说那里也还不是浅滩，水深足够英舰驶过。于是他大胆决定调整航向，径直冲到法国首舰的左舷，插入法国战列线的背后。
至于从14点发现敌舰到17点半开始行动的3个半小时里，纳尔逊有没有向麾下舰长们事先下达明确的指令，要前卫分队插入敌战列线背后，这一点目前还弄不清楚。根据今天的一般资料，纳尔逊和整个英国舰队是没有阿布基尔湾详细水文地图的，所以纳尔逊应该也不敢贸然下达如此具体的指令，而是会给舰长们随机应变的余地。纳尔逊的领导艺术就在于明确最宽泛的大方向后留给麾下舰长们最大的自由发挥余地——所以那天官方保留下来的纳尔逊旗语命令记录只是“集中攻击敌战 列线前卫、主队”。另一方面，根据“前卫”号的柏利舰长回忆，就在“歌利亚”号做出直插法国战线背后的机动时，纳尔逊也注意到了法国战舰似乎正随着风势缓缓漂离原来的阵位，于是纳尔逊欣然说道：“嗯，有法国人可以漂离的空当，就有我们的战舰可以钻入的空当。”
纳尔逊这个随意宽泛的指令却天机凑巧。“歌利亚”号“按照纳尔逊的指令”，冲过法国首舰船头时发射了一次齐射。这次齐射轻松地穿透了法舰船壳，造成了相当的人员损失。原来法国首舰是舰龄已经45岁多的垂垂老朽，船体结构都松动了。
“歌利亚”号继续横过法国首舰的船头，绕到该舰左舷几十米外，又来了一次齐射。“歌利亚”号上传来一阵欢呼，原来大家发现法国战列线左舷全都没有备战，连炮门都没有打开，没有炮门的上层炮窗里堆满了杂物。然而“歌利亚”号的操作出现了小小的失误。它冲过法国首舰、转弯的那短短几分钟可能太扣人心弦了——既担心撞上浅滩，又成功打了两个齐射。当人们回过神来，感谢上苍没让他们搁浅时，才想起来下锚，而且忘记了收起刚才高速冲刺用的风帆。战舰继续高速南下，锚缆像狂舞的蟒蛇从锚缆口飞速脱出，谁也不敢跑到近前去试图停下锚缆，那样他的手和脚就可能被这比碗口粗得多的巨蟒缠住，这个不幸的人可能被高速甩到锚缆孔附近的结实船壳上挤死。
最终“歌利亚”号在法国战列线第二、第三号战舰左舷中间的位置停了下来。
紧随“歌利亚”号的“热心”号本来是英国战线的排头兵，但在18点之后的冲刺阶段被“歌利亚”号占得了先机。“热心”号落后“歌利亚”号只有几百米，在18点25分左右冲过了法国首舰的船头，又是一阵劈头盖脸的射击，法国首舰的前桅杆轰然倒下。“热心”号及早收帆减速抛锚，停在了法国首舰左舷，差不多头尾相对。这位置虽然便于炮击法国首舰毫无战备的左舷，但是却成了后续3艘英国战舰继续冲进港湾内的障碍。
锚缆从船头两侧的锚缆孔里伸出来
英军的三号舰“大胆”号只好绕到“热心”号右舷外、更靠近港湾内浅滩 的地方才能避免和友舰相撞，当然“大胆”号也没忘记给予法国首舰第三轮迎头痛击。绕过“热心”号后，“大胆”号为了更加贴近敌舰，从“热心”号舰首前经过，顺势插入到法国首舰和二号舰的首尾之间，只是两舰之间连有粗大的缆绳，“大胆”号无法完全占据两舰首尾间的空当，用弹雨洗刷他们的甲板。但“大胆”号发现，法国二号舰比一号舰还脆弱，面对英国32磅炮的轰击，对方只能用18磅轻炮还击。原来法国二号舰舰龄超过半个世纪，船体结构已经脆弱到承担不住重炮的后坐力，故身形虽大，却只能搭载轻炮。
英国四号舰“猎户座”号为了规避“大胆”号只好走更加靠近浅滩、可能搁浅的路线——好在上天保佑，并没有搁浅。当“猎户座”号一路朝东南边驶去的时候，浅水区内停泊的法国巡航舰竟然朝“猎户座”号战列舰开炮，该舰舰长一怒之下丢下骑士风范，朝巡航舰打出一轮齐射，该巡航舰报废了，朝浅滩内无助地漂去。“猎户座”号因为追逐巡航舰，位置过于靠南了，最后停泊在法国五号舰左舷。
法国六号、八号舰就是80炮的大型双层甲板战列舰，七号舰就是旗舰“东方”号三层甲板战列舰，这三舰算是法国舰队雄厚的中腰。
“猎户座”号停下来时已经是18点40分了，这时最后一艘插入法国战线背后的英国战舰“提修斯”号姗姗来迟。这艘船实在不敢绕道“热心”号右舷内侧的浅滩边，而从“热心”号和法国首舰之间通过，两艘英国战舰相互欢呼致意，最后“提修斯”号慢条斯理地停靠在法国三号舰旁边。这时已经快19点了，天还要1个小时才能彻底黑下来，但能见度已经不佳。
纳尔逊旗舰领衔的英国舰队中腰四艘战舰——“前卫”号、“米诺陶”号（HMS Minotaur）、“防御”号（HMS Defense）和“柏勒罗丰”号（HMS Bellerophon），与插入敌后的前卫分队呼应，准备在法舰的右舷一侧贴上来，来个两面夹攻——夜幕缓缓降临后，通信指挥、敌我识别开始困难，再派出战舰挤进敌后可能会搁浅、开乌龙炮。为了方便夜间敌我识别，英国战舰都挂出白旗并用灯光照亮这面旗子，当然这不是投降的意思。
英国舰队中腰四舰直接略过法国首舰和二号舰，这两艘羸弱的战舰此时已经事实上战败，在之后的2个小时里陆续投降。纳尔逊的旗舰以及紧随其后的“米诺陶”号、“防御”号与法国三号、四号、五号舰捉对厮杀，和对侧的“歌利亚”号、“提修斯”号、“猎 户座”号相呼应。不排除双方发射的炮弹中有飞得过高越过法舰误击了友军的可能，不过鏖战之中也顾不得了。
战斗形势图
“柏勒罗丰”号犯了与“歌利亚”号一样的错误——帆装未及收起就仓促下锚，等停下来才发现正好和三层甲板的巍峨堡垒“东方”号并排而卧，必将饱受摧残。无独有偶，先头进入港湾的10艘英国战列舰中的最后一艘——“尊严”号（HMS Majestic），也因为类似操作失误酿成了恶果，该舰船头的桅杆索具和法国后卫分队的第一艘船的缆绳索具纠缠到了一起。
20点，夜色完全降临。英军前10艘战舰已经和法国人交火了1个小时，法国前卫分队的5艘战舰正经受严峻的考验，大多数已经投降，负隅顽抗的也将在未来1个小时内降旗投降。这时，纳尔逊舰队中落后的“卡洛登”号、“快速”号、“亚历山大”号先后赶到。
“卡洛登”号运气极差，搁浅在海湾入口的浅滩上。后续的“快速”“亚历山大”通过港内炮口的火光尽量辨别战场形势，发现法国前卫分队已被击败后，有条不紊地抛锚定泊于法国舰队中腰3艘大舰首尾之间的两个空当里，也就是在它们的火力盲区里，给予它们沉重的炮击。
遭到英国8艘战列舰围攻的法国前5艘战舰在19点到21点2个小时里逐渐偃旗息鼓，第五号舰还莫名其妙地断了锚缆，朝旗舰“东方”号无助地漂去。伴随英军战列舰队的50炮准战列舰“利安德”号也斗胆冲上来填补空当，参与到对法国中腰三舰的围攻中。
击溃法国前卫分队的英国八舰逐渐朝法国中腰三舰靠拢。这时他们并没有张开风帆机动，这样太粗暴，可能彼此撞击，也可能不容易停下来而错过法国中腰舰只。他们依靠缆绳机动，从船尾用一根细缆绳牵着粗大的锚缆，就可以在原地让战舰调头转向。布吕埃本来也下令法国战舰做类似的准备，但是没来得及执行，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
战至夜间21点、22点，和法国旗舰“东方”号对轰的“柏勒罗丰”号已经丧失全部桅杆，力不能支，砍断锚缆后随风顺水朝东边外海漂去。“快速”号舰长发现法国旗舰“东方”号上似乎发生了小火灾，于是他下令自舰加速射击，阻挠法舰的灭火行动。大火延烧至风帆缆绳，失去了控制。
到22点以后，“东方”号发生大爆炸。今天的考古发现共有两次大爆炸，肯定是舰上的弹药库爆炸了，而火灾的起因可能是刚刚粉刷完船体的油漆忘记收入底舱而留在了甲板上。
爆炸把一千多人和各种物件抛到高空，围着“东方”号群殴的英国战舰仅被爆炸冲击波震得船壳板开裂漏水，大量的坠落物随着爆破云飞到了更远的地方才落下。各舰虽然也遭到一阵坠落物的暴雨袭击，甚至局部着火，但都及时扑灭了。
四下安静了下来，也不清楚是过了3分钟还是30分钟，法国两艘80炮大型战舰重开战局，但大局已定。
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战斗断断续续，法国战舰陆续投降、搁浅焚毁，只有一直处于下风的后卫舰队最后两艘战舰得以逃离。因为英国战舰也已经桅杆折断、船体破损，人员损伤不轻，无法奋力追击。英国方面伤亡数百人，法国伤亡数千人——“东方”号爆炸炸死了上千人，早在爆炸之前，舰队司令布吕埃就中弹失血过多而死，“东方”号舰长10岁的儿子也失去一条腿，并最后死于大爆炸。
“东方”号的毁灭
20点时，纳尔逊的前额被破片划破，露出颅骨，皮肤垂下来遮住了他仅剩的左眼，顿时眼前一片漆黑，他当即喊道：“啊，我要不行了！”倒在柏利舰长臂弯里被抬了下去，并开始念临终悼词——纳尔逊这种容易情绪外露的性格也是他领导魅力的一部分，可以让下属感到他不是高高在上、冷静到面无表情、只会发号施令，而是情感丰富的普通人，遇到困难也需要他人的帮助甚至保护。经船上医生检查和简单缝合后，纳尔逊逐渐恢复了常态，并下令放下船上小艇准备接收“东方”号上逃出来的人员，最终在大爆炸前后救起了七十余名官兵。
经过一夜的努力，搁浅在海湾入口处的“卡洛登”号终于恢复了自由。后来回国后其他战舰官兵都得到了奖励，唯独未能参战的“卡洛登”号没份，在纳尔逊的一再要求下，海军部才给“卡洛登”号发了奖励。其实就算是军官，也特别需要这个赏金。虽然从最低年资的副官直到正式舰长，工资待遇在不断提升，但是舰长的工资本身并不高得离谱，只能算是殷实。而且海军有意识地时刻保持舰长数量大于实际服役战舰数量，从而能够优中选优。一时找不到可以指挥的战舰的那些失意人， 按照规定就只能发半饷，他们当然也不用上班了，而且海军允许他们自己去找其他的机会，比如去别的国家陆军当个顾问什么的，并不算离职。战时能揽到活的舰长，就有机会像这次作战后一样——暴富。但真正聚敛大量财富，还是要等当了海军少将以后。这时如果赶上战时，那么油水就大了。比如，拿捕突破封锁的法国商船和小炮艇时，巡航舰可以冲上去跳帮、俘虏敌船，船上物资会被拍卖，船只会被海军按照时价收购或者拍卖，所得钱款全部作为这支封锁舰队的赏金——当然甘冒矢石的巡航舰舰长和他的人员占大头，但是舰队司令也要占一部分。
桅杆全部倒塌，丧失机动能力的战舰
纳尔逊果真没有海图么
尼罗河口一战，关键的时刻就在英国舰队的排头尖兵“歌利亚”号发现法国战列线的首舰与可能的浅滩之间有200米的空隙，然后自作主张钻进去从敌人背后攻其不备。如果真的只是凭粗略水深测量和观测法国战舰的浮标，“歌利亚”号的胡德舰长就做出钻入法军背后的决断，那么这位舰长的担当和冒险精神跟纳尔逊少将不相伯仲。而且这关键时刻的当机立断，也体现出纳尔逊和麾下舰长之间的良性互动：纳尔逊申明战术大方向，然后给麾下舰长们充分的信任和自由，舰长们不枉司令的信任，临战灵活采取适当战术。这在指挥通讯能力十分落后的当时，还没有酿成大规模的混乱而被敌人钻了空子，堪称难得。但仔细思考，纳尔逊与麾下舰长们采用直插敌后的激进战术有一个大前提：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必须达到很高程度。这种相互信任固然能够从日常英国对法国的压倒性战术优势中大体建立起来，可是，从前文阿布基尔湾的地图也可以看出来，要接近法国战线，就要绕过海湾入口的暗礁和浅滩，倒霉的“卡洛登”号还导航失误搁浅在了浅滩上，可见安全进入港湾首先就不像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至少要有比较熟悉港湾入口处地标的本地引水员，才能规避水下障碍物。而要想进一步避开港湾内的浅滩，从浅滩和法舰之间溜进敌人背后，似乎单靠即时水深测量，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战舰指挥官做出这样冒险的决断，还能坚信不论最终是输是赢，舰队司令一定都会在事前事后力挺自己，能做到这个地步的纳尔逊和麾下将士恐怕真的是出生入死、同志加兄弟的生死之交。桃园结义三兄弟也不过如此了。
因此笔者不禁猜想，恐怕还有一样关键的东西，在背后给了纳尔逊和他的“兄弟们”（Nelson & his band of brothers）很大的信心，让他们敢于放手一搏，争取最大的战果。这就是阿布基尔湾内的海图。海图至少会标明进入港湾需要注意的地标、暗礁和浅滩，并大致说明进入海湾后需要如何下锚停靠才能避开浅滩。
关于这张海图的存在，当事人，也就是纳尔逊手下的各位舰长在事后都没有提及。要弄清事情到底是怎么样，仅仅凭借当事人后来在公开场合的回忆，就不够了。既然纳尔逊亲切地把部下称为兄弟们，那么兄弟们维护大哥的声望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声望，历史事实的具体细节也就渐渐被遗忘于故纸堆中，公众眼里也只有他们最想看到的国家、民族荣耀。
英国皇家海军是一个上下管理严明的高效率复杂管理体系，这样才能时刻保证布局在四大洋的大小战舰、舰队，全都为海军部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服务，而不损公肥私。这个管理制度的核心，如前文提到的，其实是战舰上大小军官们的相互监视——每个人在海上任务结束后，都要在回港后向海军部提交自己的航海日记，包括舰长日记、五位副官各自的日记、本舰日记（航海长日记）、所有军官实习生的日记，战时还有专门的副官或者实习生站在舰长身边记录他下达的命令。如果遇到战事，每次行动结束之后，还要召开军事法庭，不是说有人犯了错误要审理判决，而是让从舰长到水手的所有人在公堂上相互对质，用一些人的目击与耳闻证据去佐证另一些人的，最终将法庭上的辩论与日记内容相互对照，形成一套完整的、尽量接近事实的战场形势叙述，最终存档。
不幸的是，尼罗河口之战是天黑了打的，夜里照明不好，日记也没法记，目击证据更是相互对不上。比如“东方”号到底是几点爆炸的？当时大家看到“东方”号火势失控，第一反应就是慌忙挂帆，放出缆绳，甚至放下舰载艇，由人力玩命划着拖带己舰远离危险。这时候没有人顾得上记日记。同样，“东方”号震天动地的大爆炸发生后，许多人一时间就懵了，回过神来恐怕也是因为高空掉下的人体残肢和木材砸中了露天甲板。大家这才慌忙从甲板下钻出来，冒着还在落下的杂物雨，玩命扑灭还在燃烧的爆炸碎片。等忙碌完，谁也回忆不起“东方”号爆炸已经过了多长时间，计时的沙漏可能也因为慌忙的救火行动被撞倒了，所以从“东方”号爆炸到双方再次交火，有人说只有3分钟，有人说过了半小时。
虽然阿布基尔湾的交战过程受限于战场条件没有明确系统的原始记录存在，但交战前的记录是存在的。1998年，也就是阿布基尔湾大战200周年，一位英国学者有机会查阅了1798年纳尔逊麾下几位舰长上交的日记和来往书信材料。在7月30日到7月31日，也就是纳尔逊舰队到达亚历山大港，然后朝阿布基尔湾开始搜检法军的过程中，“快速”号的舰长留下了很有意思的记录，作为佐证，“快速”号的航海长日记上还做了更加详细的记录。舰长的记录同时还附带了两张法文文件：一张是阿布基尔湾草图；一张是附带的法文说明。令人玩味的是，这位舰长的这三份文件全部捆扎在一起，看起来很不显眼。
“快速”号舰长日记，首先用一行字粗略写道：“7月30日，‘卡洛登’号告知其虏获的法国小商船从塞浦路斯运输啤酒前来。”接着又写道：“7月31日，10点，将（‘卡洛登’号虏获的小船）船长和引水员送上‘前卫’号，11点半，（法国人）被他们（即旗舰）送回。”
“卡洛登”号航海长日记作为对照，写道：“8点57分，为我舰舰长（向旗舰）回答了旗语，升起前桅杆风帆，将虏获的法国小船的船长、大副、引水员送上‘前卫’号；11点20分，（法国人）被他们（即旗舰）送回。”
这样，有理由猜测，“卡洛登”号一直拖带的双桅杆小商船的船长和引水员是了解阿布基尔湾内水文地理特点的，因为“卡洛登”号落在了后面，所以该舰舰长让“快速”号代为接力，将这个重要信息传递给纳尔逊。
纳尔逊虽然在法国待过一年，尝试过学习法语，但没有学会，所以和“快速”号舰长日记的这个节录捆扎在一起的简图和法语说明，可能是“快速”号舰长要求俘虏绘制的，供纳尔逊参考。而“快速”号的舰长要么让俘虏画了两份（一份供他存档），要么他的文书复制了一份。
草图可以说非常随意，基本不能起到导航的作用。附带的法文说明却足够详细，包括进港时会看到的一个海岸堡垒、一个小清真寺、一小片枣椰树这三个明显的地标，以及以地标作为参照，需要避开的一些位置，但缺少水深信息。然而这些就足够纳尔逊的舰队安全进港，不至于像“卡洛登”号那样搁浅了。对于在港内如何下锚、浅滩的距离、下锚处的大致水深等也做了描述，而且基本就是英国人后来看到的法国战列线的下锚位置。这么重要的战术信息，纳尔逊不可能不安排 制作英文版本，然后发给各艘战舰，因为14点开始望到法国战舰，16点左右英国舰队才进入到港内，在这之前应该有足够的时间。
“卡洛登”号的搁浅该怎么解释呢？当时已经快20点，天色几乎全黑，又没有灯塔，所以辨别不清地标。后续的“快速”号和“亚历山大”号则因为能够看到“卡洛登”号的灯光，甚至听到该舰的信号炮，从而避开浅滩，在开阔的海湾内活动。
这样看来，也许自纳尔逊的旗舰舰长以下，大家都心照不宣：英国的辉煌胜利，实际上是依赖法国小船提供的重要情报才达成的，而不是全靠英雄们不失时机的果决勇敢。
结语
任何成功都是无法复制的，在纳尔逊惊世骇俗的成功背后，是英国从战略到战术各个层面的一些特有情况、特殊优势。
英国自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大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开始，在海上对抗中屡屡凌驾法、西之上。三方在美洲和远东都有殖民事业，为了保全各自的海外利益，并趁机骚扰侵占对手，整个18世纪三者之间展开了多次跨越三大洋的海上对抗。和平时期总是难以维持10年以上。在战略上，英国作为海外孤岛，只要将国家资源全部投入海军，控制岛屿周围的窄海就可以保卫国家安全，而要在全球构筑殖民帝国，海军也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与此相反，法、西在欧陆上有重要的盟友和利益，因此海军最多只能占有和陆军一样的国家战略资源。这样一来，和英国相比，法、西在全球殖民中就会落到劣势，因为不能投入更大规模的资源构建英国一样的海军。于是很自然的，整个18世纪的多次冲突中，英国在一边，法国和西班牙联合作为另一边，欧陆其他保有海军的骑墙小国有时也会顺势加入到法、西一边形成群殴之势。
投入举国资源构建当时世界第一等海军的英国，在战术层面却面临十足的困境：为了保卫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同时在本土保持几支规模庞大、具有绝对数量优势的舰队以监视甚至封锁法、西军港，英国有限的国防资源不得不分散铺开。结果，英国对舰队规模的庞大要求，必然造成每艘英国船和法国、西班牙同类战 舰比起来，要寒酸得多，虽然配备了接近法国战舰的武备，但是船型却小不少，在大风浪中步履蹒跚，交火时大浪不时从距离海面很近的炮门中扑进来。
这种状况下还取得最终胜出，英国人自己一般将原因归结到英国海军人员整体素质高，特别是军官团的素养高。英国军官一般出身中产，通过从业20年的积累，一名上校舰长已经成了这个国家难得的高级军事和管理人才，除了具有必需的航海及海战战术专业素养之外，性格也变得更加刚毅果决，能够在火炮纷飞时像在自家客厅里一样镇定漫步，聆听副官简报，下达命令，给属下做出表率，让大家能够安神专注于作战。
法国军官全部出身贵族，需要查四代身份才能报考专门的海军军官学校，除了实习之外还要学习相当于今天高等数学水平的数学、物理学原理，而学习时他们的年龄在12至15岁。大革命粉碎了这一切，贵族们不是上了断头台就是出奔国外，造成尼罗河口之战中法国舰长很多都是三脚猫的功夫临时凑合，结果可想而知。
法国拥有强大的陆军，所以海军人员招募困难。法国海上贸易规模比不上英国，海洋事业从业者不足，因此法国使用了征兵法，规定沿海居住的海洋事业从业者有应征的义务，结果当然是类似中外任何这种规定军户户籍的做法：只留下一张花名册，人逃走了。
除了人员难以招募，18世纪90年代初，法国从和英国开战以来就一直遭到英国封锁，憋在港内的新募海员缺少训练。而在恶劣天候下时刻坚守战斗位置的英国封锁舰队，则借此机会不断训练水手们的配合，每个老练的水手几乎都能做到在漆黑的夜里摸到自己需要操作的缆绳。这样的一群战士，再加上纳尔逊的决断，就能达成压倒性的战果。
纳尔逊在45岁之前就登上英国海军这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的塔尖，可以说是职业生涯的巨大成功。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因素的机缘凑巧，或者说是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早年依靠舅舅在海军中的影响力有一个好的开始，快速进入军官晋升的序列；在后来的晋升过程中，遇到的多个舰长、舰队司令，都是知人善任、包容下属的上司，给纳尔逊以积极发挥个人旺盛战斗力的机会，加上其舅舅在海军内身居要职，保证了纳尔逊20岁就能被擢升为舰长；最后，个人努力也必 须考虑历史进程，晋升为舰长后一直表现平平的纳尔逊以法国大革命爆发为契机，从1793年到1797年在地中海的行动中表现突出，最终于1797年圣文森特角对西班牙之战中临场应变，制造出18世纪舰队决战中未曾有过的决定性胜利，从此走上了封神之路。不过纳尔逊真正成为皇家海军的精神丰碑，还要等待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在“胜利”号后甲板上以身殉职。但尼罗河海战的彻底胜利，在这场战斗后就立刻产生了新的精神遗产：这场大战中英国战舰的名字，后来几乎全成了英国海军的荣誉继承舰名，被后来工业时代的铁甲舰、战列舰、装甲巡洋舰和航母一再继承。
圣文森特角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