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岑战役（1813年吕岑会战）

吕岑战役简介

吕岑战役：1813年春的欧洲大陆，风起云涌，野蛮的俄国军队从东边直接挺进波兰与德意志，令普鲁士投入其怀抱，奥地利与莱茵同盟各国心旌摇曳。刚刚经历1812年征俄惨败的法兰西帝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代战神拿破仑还能展现自己的英武神姿，唤起法兰西年轻将士的无畏斗志，用军事胜利挽救帝国，再现新的辉煌吗？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吕岑，这个曾经的欧洲战神殒命之所……且看1813年吕岑战役。

吕岑战役过程分析——

皇帝来了

1813年4月15日凌晨4点，巴黎以西约5公里处的圣克劳德宫（Chateau de Saint-Cloud）宫门轻启，一辆马车从院内缓缓驶出，很快向东消失在晨曦中。这辆马车上的乘客是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和他的亲近扈从。他们的目的地是炮火连天的德意志前线。按照皇帝原来的计划，他会在春意更浓时出发，但前线的危机迫使他在前一天（14日）仓促决定出发，去挽救军队，挽救德意志，乃至维持帝国的国运。

据说，拿破仑出发前还是挺高兴的，因为奥地利的施瓦岑贝格亲王（Karl Philipp，Fürst zu Schwarzenberg）于14日抵达了巴黎，并与外交大臣巴萨诺公爵马雷（Hugues-Bernard Maret）建立了联系。这个消息说明奥地利暂时还没有倒向俄普联军。在登车时，拿破仑的神情显得安详沉静，只是有些心事重重。在车上，略显憔悴的他靠着丝绒椅垫，托着前额，跟近侍宠臣维琴察公爵科兰古（Armand Augustin Louis de Caulaincourt）吐露了一些心声：

这么快又离开了亲爱的路易丝和我可爱的男孩。真羡慕我统治下的穷苦农民。他们年老时，已完成对国家的义务，可以心安理得地在家与妻子儿孙辈共相厮守，共享天伦之乐。唯独我，被难以理解的命运一再拉回战场。

让皇帝挂心的路易丝皇后，同样对皇帝魂牵梦萦。她在15日清晨给摄政内阁秘书长克洛德·梅纳瓦尔（Claude Fran?ois de Méneval）[1]写了封便信，表达了对皇帝的牵挂，并请梅氏转告皇帝的私人秘书，及时传回皇帝的消息。3天后，身为摄政王的皇后第一次履行自己的职责，检阅了国内的军队。军队是帝国的支柱，而年仅22周岁的她在这帮武夫面前表现得堪称大方得体。

在皇后接见军队之前，皇帝就已经回到他的将士们身边了。经历了大约40个小时的颠簸，拿破仑于16日深夜或17日凌晨抵达了新军团驻地美因茨（Mainz）。他在日记里记述道：“一路体气甚佳，并未遇到任何事故。我将在美因茨暂住数日，照料诸事之要我注意者。”显然，回到军营，见到目光饱含崇敬与渴望的法兰西男儿们，他又感觉自己元气满满了。

此时的美因（Main）河沿岸已经成为巨大的绵延不绝的军营，来自西班牙、法国和其他地区的各路人马都在这里汇聚。他们包括征俄部队剩余的2万人、来自西班牙前线约3万的精锐、驻普鲁士的2000名炮兵、海军部队和港口海军炮兵团提供的约2.3万人（含4000名新兵）、巴黎警察部队的约7000名现役与预备人员，兵站搜罗的1万名适合服役人员、国民自卫军的7.8万名准军事人员等，以及1814年的新兵13.7万人，也就是所谓的“玛利-路易斯”们[2]。其中又以征俄部队剩余人员、西班牙前线的精锐、海军和巴黎警察部队的现役人员，为军队的骨干力量。战争事务大臣、爱尔兰人费尔特雷公爵克拉克（Henri-Jacques-Guillaume Clarke）和军需大臣塞萨克伯爵拉居厄（Jean-Gérard Lacuée）竭尽心力，以这些骨干为核心，编组、调整、训练人员，组成新的美因军团。先前的3月中旬，依据拿破仑的命令，从中派出“易北观测军”（约2.2万人），交给苏格兰人雅克·劳（Jacques Alexandre Bernard Law，即常见的劳里斯顿侯爵或洛里斯东侯爵）师级将军（以下简称师将），支援德意志前线由欧仁亲王博阿尔奈（Eugène Rose de Beauharnais，以下简称欧仁亲王）指挥的易北军团。3月底，除埃克缪尔亲王达武（Louis-Nicolas Davout）元帅率第1军及第2军一部2万余人开赴汉堡（Hamburg），还有零星部队前去支援欧仁亲王。目前沿美因河一线组建起第3、6、12军和近卫军，还有一支意大利部队（第4军）即将抵达南德意志。这些部队总数不足14万人（参见附录表1）。

◎法军易北军团司令欧仁亲王博阿尔奈（1781—1824）

拿破仑抵达美因茨后，检阅了近卫军和第6军，听取了美因军团情况汇报。半个月前，他精明能干的参谋长纳夏泰尔和瓦格拉姆亲王贝尔蒂埃（Louis-Alexandre Berthier）元帅病愈归来，充分发挥“循规蹈矩”的实干特色，着手军团事务。尽管贝尔蒂埃的工作无可挑剔，但新军团本身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按照拿破仑的设想，要在4月底集中20万可用的部队到德意志，可现在不仅人员不足，很多部队形同虚设，缺乏骑兵、大炮、马匹和辎重车，而且训练也明显不足，后勤供应体系处于混乱中。拿破仑像个发动机一样忙碌起来，先亲自介入后勤事务，努力理清关系。他在写给财政大臣[3]莫林伯爵弗朗索瓦（Nicolas Fran?ois）的信中这样描述道：

我们的财政体制完全乱套了。我不得不浪费数小时去清理这团乱麻，并和那些低级官员打交道。我已告诉过你美因军团与易北军团要完全分开，各军团应有自己的军需官。你只要费点神看看地图就会发现马格德堡的军需官正处在激战中，根本无暇顾及美因茨方面的事情。我们这里并不缺少金钱，我们缺少的是健全的体制。

接下来，他就阅兵中发现的问题，予第6军军长拉古萨公爵马尔蒙（Auguste Frédéric Louis Viesse de Marmont）元帅以营方阵[4]奥义的指导。他批评第6军受阅部队“军官们的动作没有一个不是慢吞吞的”，因此要将这一奥义“灌输到他们的脑海里去”；还提醒不能派西班牙营“执行分遣队、前哨和警卫等分散勤务，必须使之经常保持集中状态，并置于法军各营监视之下”。

◎法军大军团参谋长贝尔蒂埃（1753—1815）

此后数日，他与莱茵同盟部分君主举行了会晤，这是1812年惨败之后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他安抚莱茵同盟的盟友，一面希望巩固其信心，一面期望这些盟友能提供更多军队。这些沟通有一部分作用，但成效有限。比如他期望第12军能得到1个巴伐利亚师（约7000人）的增援，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Ⅰ Joseph）倒是愿意出兵，然而先前大批巴伐利亚人倒毙于俄国冰原，引起当地人的恐惧，征兵工作开展得相当缓慢，就是已征召的人员，开小差的比例也极高。以包容和平易近人闻名的法兰克福大公达尔贝格（Karl Theodor von Dalberg）虽然愿意提供1个团，但同样遭到公国内的普遍抵制。最大的挫折来自萨克森王国方面。萨克森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Friedrich August Ⅰ）让副官送了封信给拿破仑，透露了萨克森选择中立的事，理由无非是对萨克森成为核心战区表示担忧以及王国内阁的反法声音的力量。这封信隐瞒了一个细节：萨克森正在与奥地利秘密谈判，准备缔结同盟。拿破仑自然察觉了信中令人不安的气味，就在两国秘密盟约签署的4月20日，他回信告知萨克森国王自己即将东进，第3军已经抵达埃尔富特（Erfurt），该部缺乏骑兵。不过，直到他真正出发，萨克森骑兵都没有出现。

虽然问题仍然很多，但考虑到前线迫在眉睫的危机，拿破仑没有更多时间等待了。他将美因河沿线的可出动部队都动员起来，向东进发。4月24日上午，他也尾随近卫军的步伐离开了美因茨。

前线危局

究竟是什么局面让拿破仑这么心急火燎呢？自1812年征俄失败以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Ⅰ）选择了主动出击、争雄欧洲的策略。俄国军队像瘟疫一样向西推进，尾随败退的大军团进入中欧。面对俄军的攻势，拿破仑留下欧仁亲王指挥劫后余生的军队牵制俄军的进攻，为新军团的重建争取时间。按照他的设想，欧仁亲王将在盟国普鲁士王国、奥地利王国和华沙大公国的支持下，依托维斯瓦（Wis?a）河、奥得（Oder）河和易北（Elbe）河设立三条防御线，层层阻击俄军，坚持到新军团的到来，彻底扭转战局。

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法国人的意。首先，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显示出首鼠两端的状态，两国军队也不积极配合法军抵抗俄军。施瓦岑贝格亲王指挥的奥军直接放弃了华沙；相当一部分普鲁士军队则直接叛乱，以加入俄军的方式，反过来攻击法军（因为普鲁士尚未向法国宣战，所以不能以母国为名而战）。欧仁亲王只得率领这批残兵剩勇撤出华沙大公国，退往第二条奥得河防线。

就在法军撤退之前，俄军和叛乱普军一面以主力缓缓推进，一面出动了3支袭击队，准备一举越过奥得河，深入北德意志地区。这一大规模袭击行动是由沙皇宠臣、狡诈多谋的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Алексáндр Ивáнович Чернышёв）少将提议的，旨在掩护抵达维斯瓦河一线的主力休整，并“迫使普鲁士断然宣布它站在我们一边”。袭击队分别由弗里德里希·冯·特滕博恩（Friedrich Karl Freiherr von Tettenborn）上校、亚历山大·冯·本肯多夫（Alexander Christoforowitsch von Benckendorff）上校和切尔内绍夫本人统领，总数近6000人。俄军的哥萨克骑兵充分发挥远程奔袭的特长，在法军中穿插推进。他们擒捉法军的传令人员，打击法军的辎重部队、小股部队和孱弱不堪的骑兵部队，袭扰法军据点，破坏法军的休整与物资征集。由于许多传令人员被俘，成批的文件落入敌人之手，法军始终处于被动中，而敌人对法军的情况了若指掌，处处抢占先机。在这样的局势面前，欧仁亲王的防守意志再一次动摇了。尽管拿破仑强调“你要坚守柏林，愈久愈妙”，他仍然仓皇放弃了柏林，率领各部退到易北河西岸，准备守住这最后的防线。

然而，更大的灾难降临了。2月底，奥地利与俄国达成了秘密停火协议，奥军撤回了国内。同时，普鲁士也与俄国秘密缔盟。3月17日，优柔懦弱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Ⅲ）终于敢露出嗜血致命的爪牙，向法国正式宣战。正式宣战之前，俄普联军就已经展开了联合军事行动：一部在北，攻向普鲁士首都柏林；主力在南，兵进莱茵联邦之一的萨克森王国。3月11日，联军北路彼得·维特根施泰因（）上将所部占领柏林。17日，南路前锋哥萨克开始袭击萨克森王国首都德累斯顿（Dresden）。

面对联军的紧逼，北德意志反法势力也蠢蠢欲动，包括汉堡在内的多座城市发生了内乱。本以意志坚定闻名的汉堡卫戍指挥官圣西尔（Laurent de Gouvion-Saint-Cyr）元帅也惊慌失措了，他和劳师将一起仓皇撤离汉堡。19日，哥萨克骑兵进占这一易北河北端重要据点。到27日，联军南路又攻克了易北河南端重要据点德累斯顿，并向另一重要据点莱比锡（Leipzig）席卷。易北河防线岌岌可危。

尽管法国援军逐步抵达前线，但这些挤牙膏和拆东墙补西墙式的增援对大势没有影响。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的失守便源自达武部队的离开。这支有生力量虽然成功收复了汉堡，但就此株守当地，失去对战局的影响力。

此外，得到易北观测军充实的欧仁亲王，遵照拿破仑的指示，集结了大约5万人的力量试图夺回柏林。他从易北河中游的马格德堡（Magdeburg）渡河，推进到莫克恩（M?ckern）一带。4月5日，部队在不利地形中遭遇北路联军维特根施泰因部的凶猛反攻，兵锋受挫，再次退回易北河西岸。维特根施泰因不肯放松，趁势渡河，围攻马格德堡。南路联军在占据莱比锡之后，进一步推进至开姆尼茨（Chemnitz）一带，形成夹攻之势。欧仁亲王只得留下部分部队守卫马格德堡，率主力撤到哈尔茨（Harz）山与易北河之间，沿维珀（Wipper）河布置。如果两路联军继续保持攻势，很有可能一口吃掉欧仁亲王这支部队。到那时候，就算拿破仑带领大军团（美因军团改称大军团）赶来，也是回天乏术了，所以必须提前让两支部队会合，一举扭转萨克森和北德意志的战局。

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1770—1840）	俄军总司令维特根施泰因（1768—1843）

坎坷之途

大军团虽然已经上路，但是他们前进的道路依然坎坷。由于缺乏足够的骑兵，法军无法迅速接近联军展开行动。4月24日，得知萨克森国王与奥地利正在布拉格接触后，拿破仑明白寄予最后期望的萨克森骑兵不会出现了。他在日记中大发感叹：“设使我有另一支15000人的骑兵，我能极其迅速地解决诸事。”既然不能解决问题，又面临敌军在骑兵方面的优势，他只能选择以瑙姆堡（Naumburg）一带为出发基地，借助图林根山地对骑兵的限制作用来接近莱比锡。在此，他可以利用内线优势，分割南北两路联军的联系，并可以选择是向东北方突进，威胁柏林，还是朝东南方前进，占领德累斯顿，切断俄军前往西里西亚的退路。当然，拿破仑还有更深层的用意。他选择的作战区域大部分处于萨克森王国境内以及接近奥地利边界，这会对两个摇摆不定的盟友产生足够的威慑，确保他们继续站在法兰西阵营。

为实现自己的战略设想，拿破仑给各部队划定了进军路线。大军团的前卫是已经进驻维尔茨堡（Würzburg）的第3军，该部从当地向北进发，经过埃尔富特和耶拿（Jena），向瑙姆堡推进。之后是皇帝近卫军和第6军，从维尔茨堡以西的哈瑙（Hanau）走另一条路北上，经富尔达（Fulda）抵达埃尔富特后，跟在第3军后面进发。从意大利赶来的第4军先进至班贝格（Bamberg）一带，与第12军作部分部队互换后，再北上萨尔费尔德（Saalfeld），掩护军团右翼。更换了新鲜血液的第12军就地重组，在第4军出发之后向瑙姆堡前进。同时，拿破仑还要求欧仁亲王率易北军团尽快南下，全力向萨勒（Saale）河沿岸靠拢，掩护第3军的左翼，控制萨勒河上的韦廷（Wettin）、哈勒（Halle）和默塞堡（Merseburg）三地的渡口。

法军的推进并不如拿破仑设想的那般容易，主要是易北军团迟迟未能赶来会合。4月25日，拿破仑抵达埃尔富特时就强调，眼前最紧要的事是和易北军团连成一气。为了尽快达成目的，他于次日晚将大本营移到了奥尔施泰特（Auerstedt），期望27日易北军团会出现在瑙姆堡西北30公里不到的奎尔富特（Querfurt），与已抵达瑙姆堡的第3军相呼应。奥尔施泰特曾是达武以弱旅击败优势普军的地方，但这次连幸运的消息都没有传来。

◎吕岑会战前法军运动图。红色为法国第3军，紫色为近卫军与第6军，黄色为第4、12军，玫红色为易北军团。绿色为联军，蓝色为中立的萨克森军

在等待的时间里，拿破仑并不是空闲的。在大战之前，他总是习惯走到基层团队去，和那些带着各种梦想的军官以及老兵油子、新兵蛋子混在一起，倾听他们的声音，鼓舞他们的士气，解决部队的问题。27日，他检阅了第6军下辖的第37轻步兵团。这个团是在1812年年底以预备部队为底子新组建的，士兵基本上是新兵蛋子。拿破仑对士兵基本满意，但对军官的素质嗤之以鼻。刚检阅完，他就执笔给远在巴黎的军事大臣克拉克写了一封饱含揶揄的信：

我不期待比他们更好的士兵，但亦不能期待更差的军官。假如你的部属立意要派遣无能的法国军官，那你们干得很有成效。士兵们在哂笑他们的军官。这批军官不是来自殖民地或荷兰，就是来自比利牛斯地区或埃斯科地区的国民自卫军，有许多低级军官根本没上过战场。我要革退这样的军官，否则也得降阶使用！

事实上果断的拿破仑做得比信里写得更甚，他就地用埃尔富特卫戍部队的军官和军士替换了这些不合格人员，以至于有的营出现了上尉营长。

除了视察部队，拿破仑并没有忘记安抚蠢蠢欲动的“盟友”。28日中午，他亲赴魏玛，从百忙中抽出1个小时，跟倔强的老妇——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大公夫人路易丝（Luise von Hessen-Darmstadt）沟通。这位56岁的大公夫人是黑森-达姆施塔特公主，出生于普鲁士首都柏林，其父路德维希九世（Ludwig Ⅸ）是忠诚于普鲁士的将军，在七年战争中追随腓特烈大帝作战，受封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受父亲及环境影响，这位强势的女人骨子里是仇视拿破仑和法军的。在1806年普鲁士战败后，拿破仑要求她软弱的丈夫退出普鲁士军队时，她就公然予以反对，更不用说现在了。可以肯定的是，双方这次会面表面和气，内里剑拔弩张。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大公卡尔·奥古斯特（Karl August）还在观察，如果拿破仑处于优势，则他们还将继续隐忍，否则就要给法军背后狠狠插上一刀。

◎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大公夫人路易丝（1757—1830）

咀嚼着大公夫人不甚友好的言辞，拿破仑骑着战马进入近卫军的营地。现在军事上的胜利是最迫切需要之物，他要全力投入战局中。当晚，前线纷繁芜杂的信息开始汇集，这是自离开巴黎之后收到的第一批比较确切的联军位置情报。这些情报大致勾勒出联军分成两部分，分别集结在哈勒、莱比锡地区和阿尔滕堡（Altenburg）、茨维考（Zwickau）、德累斯顿三角区。在拿破仑看来，联军这种分散状态正是天赐良机，大军团和易北军团可以合力推进，夺取莱比锡，然后在该城以东与联军决战。他当天早上已经安排大军团前卫第3军自瑙姆堡向前推进，第4军接替第3军后卫第39师保护自己的右翼，因此下令欧仁亲王率领“包括骑兵在内的，尽可能集合的力量”在30日从默塞堡向莱比锡进军。

众军汇聚

29日下午4点左右，拿破仑骑着战马，顶着瓢泼大雨，亲自带领士气高昂的近卫军抵达了瑙姆堡。在这里，他接到了两份迥然不同的报告。

来自第3军的报告是令人振奋的。29日一大早，皮埃尔·拉布瓦西埃（Pierre Garnier de Laboissière）师将指挥的第3军前卫部队（包括军骑兵旅、第6轻步兵团2个营及3门火炮）从瑙姆堡出发。下午2点，他们抵达魏森费尔斯（Wei?enfels），并遭遇了一支大约7500人的俄军后卫。拉布瓦西埃没有冒险进攻，而是向后方寻求支援。第3军军长、莫斯科亲王内伊（Michel Ney）元帅立即派遣约瑟夫·苏昂（Joseph Souham）师将率第8师赶赴魏森费尔斯。53岁的老将苏昂亲自走在队列最前沿，鼓舞士气。法军很快驱逐了俄军，“皇帝万岁”的呼号响彻云霄。报告书写者内伊虽然没有目睹战斗经过，但激情满满，在文中不惜笔墨称赞：“首战告捷是个极好的预兆，这真是令人快乐的一天。”——然而，事实是这支俄军仅有1200—1500名骑兵、1个猎兵营和1个炮兵连。法军骑兵的素质低劣，影响了他们的对敌侦察与判断。不过，对于新兵众多的法军来说，胜利带来的高昂士气和凝聚力更为重要。

◎法军第3军军长内伊元帅（1769—1815）

来自易北军团的报告就不那么美妙了。报告显示，欧仁亲王只派遣了塔兰托公爵麦克唐纳（étienne-Jacques-Joseph-Alexandre MacDonald）元帅的第11军进攻默塞堡。原来，易北军团南下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交火。与他们交战的是更富战斗欲望的普鲁士军队，所以进展并不顺利。4月27日，他们先夺取了韦廷的一座桥梁，但守桥的普军成功撤退到东岸。28日，劳的第5军（易北观察军改称第5军）对哈勒发起进攻，遭到普军弗里德里希·冯·克莱斯特（Friedrich Emil Ferdinand Heinrich Graf Kleist）中将所部顽强抵抗，战斗持续数小时，毫无进展。如果放弃争夺哈勒，全军南下，则克莱斯特可能威胁部队的侧后方，因此欧仁亲王留下第5军继续争夺哈勒。这样前往默塞堡的部队就整整减少了一半还多。拿破仑对欧仁亲王的处置并不满意，他觉得这个继子没有抓住关键因素，于是写了封信要求“挪动你的全军到默塞堡！”此外，考虑到易北军团只有1个军南下，大军团的部队也仅有第3军一部前出，第4军尚未就位，他决定第二天停止推进，等待后续部队靠拢——在没有集结起足够的兵力之前，他不想孤军深入。

收到拿破仑的新命令前，易北军团仍按既定方针作战。29日下午，在布吕吉埃（Jean Pierre Joseph Bruguière）师将指挥的第1轻骑兵师的配合下，艾蒂安·热拉尔（étienne Maurice Gérard）师将的第35师分三路对默塞堡发起了进攻。法军没有采取什么战术，就是凭借勇气和人海冲击。守卫的普军惊讶于法军降临之速，迅速被挫败。法军伤亡344人，普军损失311人。但是，劳始终没能攻取哈勒。29日夜，随着默塞堡及附近桥梁落入法军控制，第3军控制了魏森费尔斯，克莱斯特才主动让出哈勒，退往莱比锡以西的林德瑙（Lindenau）。欧仁亲王终于能够贯彻拿破仑的意志了。

30日午夜，让·科尔比诺（Jean-Baptiste Juvénal Corbineau）旅级将军（以下简称旅将）带着欧仁亲王的信件，从易北军团司令部赶到了拿破仑新大本营所在地魏森费尔斯。由于近卫军轻骑兵已经廓清了沿途的哥萨克骑兵，所以他不仅安全抵达，而且只用了两个小时。根据信件所述，拿破仑确知易北军团距离自己只有大约20公里，但欧仁亲王将整整1个骑兵军与一部分步兵扔在了马格德堡一带。拿破仑大为光火，叫科尔比诺带话给继子：“我不明白，你怎么带了如此之少的骑兵！一定是你将他们分散在左右两翼！”继而要求立即集中骑兵，不管他们在什么位置，因为“我们即将进行一场战役，集中我们全部的骑兵是重要之事”。

现在再埋怨和修正已经来不及了，拿破仑匆匆睡了2个小时。期间，完全由莱茵联邦盟友组成的第39师也赶了上来——在将阵位交给第4军后，让·马尔尚（Jean Gabriel Marchand）师将带领部队穿越了一条泥泞不堪的道路，花了11个小时推进约18公里，赶到魏森费尔斯以南10公里处的施特森（St??en）。这对于士气和组织都不如法军的莱茵盟军来说，已经是可接受的结果了。现在，内伊完成了该军全部5个师的集结，成为大军团最有力的一支力量。他的身后还有近卫军和第6军（欠1个师）。

至此，尽管还有很多不如人意之处，拿破仑毕竟完成了大部队的汇集，两个军团一北一南互相呼应，准备向莱比锡方向实施突击了。

矛盾重重

大军团能与易北军团形成合力，根本原因还在于联军自身。别看联军一直推进迅速，风光无限，实际上内部矛盾重重，步调并不完全一致。首先，在总统帅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他的总司令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之间存在信任危机。库图佐夫是在1812年战争最紧要的关头，取代不受俄国权贵普遍信任的巴克莱·德·托利（Michael Andreas Barclay de Tolly），执掌俄国军队的。他虽然在军队内威望极高，但与沙皇之间关系紧张，两人时常存在观点分歧。在1812年冬、1813年春是否向中欧推进的问题上，两人意见不一。库图佐夫认为自己完成了拯救俄国的使命，打垮了拿破仑的大军团，后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力量再威胁俄国，接下来俄国需要的是休息和恢复，而不是立即去中欧遂行“伟大的事业”。他的观点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俄国将领与贵族的看法。尽管对俄国军队的责任感使他继续在总司令职位上发挥作用，但他的精神状态与1812年秋冬时相比已有很大不同。为了督促和监视这位总司令，贯彻自己的意志，亚历山大一世派遣自己的宠臣、36岁的彼得·沃尔孔斯基公爵（Пётр Мих?йлович Волкóнский）出任参谋长。库图佐夫对这位过于勤勉的空降大员头疼不已。

此外，在俄普高级将领之间，甚至俄军内部也存在严重的分歧。2月28日，俄普同盟条约签署的次日，普鲁士中将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来到位于卡利施（Kalisz）的俄军司令部，协商下一步作战计划。来不及庆祝盟约达成的联军高级将领分裂成速进和缓进两派。以维特根施泰因为首的少数俄军将领和大部分普鲁士将领认为，应该趁拿破仑尚未返回德意志，全力追歼欧仁亲王所部法军，夺取尽可能多的德意志领土，以煽动和促成更多德意志诸侯倒向联军，壮大实力。速进派中还分裂出一个狂妄的分支，即间歇性精神不正常的普鲁士骑兵将军格哈德·冯·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他宣称要攻入图林根地区，直接挑衅拿破仑的新军团。大部分俄军将领都站在了缓进阵营。他们显示出一种低迷的情绪，认为俄国军队数量不足，休整不充分，哪怕加上普鲁士军队也不占充分优势，而战线愈深入德意志，离俄国就愈远，后勤和维持交通线的压力就愈沉重，所以他们反对在有力援军到达之前深入德意志腹地，认为退据维斯瓦河一线或在易北河一线以逸待劳才是最好选择。

当然，所谓俄普联军，主导权还是在俄国一方，俄军总司令即联军总司令，拥有最终决定权。那么库图佐夫怎么看呢？这只“北方老狐狸”对两派意见均嗤之以鼻。他充分意识到，不深入德意志腹地，就无法巩固与普鲁士的联盟，并将使相当一部分在观望的德意志诸侯彻底倒回拿破仑的怀抱，以他们的人力、物力填补和供养法国军队，与俄国军队为敌；但是，如果放任部队无限制向德意志腹地推进，问题也是致命的。当前，拿破仑正在德意志南部组织新军团，联军若要确保通往波兰的交通线和迎战拿破仑的良好阵位，就必须攻入和控制处于德意志腹地南部的萨克森，这样也能避免萨克森倒向拿破仑。而北德意志地区，尤其是普鲁士的首都柏林，也是必须夺取的。要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需要一支比现有实力更为强大的联军，否则就可能被占据内线优势的法军各个击破。于是，他同意了由“西方兵圣”、普鲁士少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Philipp Gottlieb von Clausewitz）提出的折中方案：在南北两军并进后，北路军不在马格德堡与易北军团多作纠缠，及时转入萨克森腹地与南路军会合，在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备战拿破仑的军团。

普军第1军参谋长沙恩霍斯特（1755—1813）	普军第1军军长、普军实际总司令布吕歇尔（1742—1819）

这一方案实际并未得到完全贯彻。正如前文所述，维特根施泰因只顾眼前功勋，率领北路军猛攻法国易北军团，深入马格德堡一带，迫使拿破仑的新军团提前行动。而库图佐夫自己一味注重休整，南路俄军预备队的出发时间一拖再拖，远远落后于普军和俄军前卫。这不仅让普鲁士将领心怀不满，还使得力量更加分散。若非拿破仑骑兵不足，未能及时楔入联军空隙，库图佐夫担忧的一幕就会上演了。

然而库图佐夫没能再见到他的老对手：4月18日，他因病离队，10天后就离开了人世。“老狐狸”的离开使得联军司令部出现了权力真空。亚历山大一世狡猾地选择了年仅44岁的维特根施泰因接任总司令。后者在先前的作战中积极进取，又会讲德语，与普鲁士将领们关系不错，同时资历与经验皆不足，并不具备驾驭最高指挥权的手段，实际让拒绝退缩的沙皇本人掌控了军队。在得知拿破仑已经抵达前线并聚集庞大数量的军队之后，沙皇宠臣、参谋军官卡尔·冯·托尔（Karl Wilhelm von Toll）少将分析认为，拿破仑可能指向阿尔滕堡或莱比锡。他建议联军在阿尔滕堡（莱比锡以南48公里处）周围集结，与法军开战——若是拿破仑直扑阿尔滕堡，两军正好正面交锋；若攻击莱比锡，联军则可以侧击其右翼。这一建议立即获得沙皇的批准。

软弱、缺乏意志力的维特根施泰因屈从了沙皇的要求。4月26日，他进驻林德瑙西郊，重组了司令部，开始贯彻新方针。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资历和组织问题，他指挥不动亚历山大·托尔马索夫（Алексáнлр Петрóвич Тормáсов）和米哈伊尔·米洛拉多维奇（）两位上将，只能通过沙皇自己的司令部去传达“建议”。更糟糕的是，细化方案最后提交沙皇时，沙皇突然离开司令部去见自己的妹妹，于是托尔将军不等沙皇批准，独断起草命令下发。

◎普军第2军军长约克（1759—1830）

命令下达后，新司令部内直接闹翻了天。沙恩霍斯特坚决反对该方案，他牢骚不断，要求将战场东移至莱比锡与德累斯顿之间，并采取防御。克劳塞维茨也趟了浑水，提出了更为前出的防御方案。只有远在阿尔滕堡的布吕歇尔原则上认可该方案——精神过度兴奋的他急于同法国人交战。

就在维特根施泰因一筹莫展之际，通过托尔的信使，对联军司令部动向保持监视的亚历山大回来了。他在关键时刻介入了争端，一面厚颜无耻地批判维特根施泰因的计划（大方针是沙皇自己的意思）存在严重问题，一面让参谋长沃尔孔斯基通知这位名义上的总司令必须立即修改命令。

事实上，大的方针无从修改了。29日夜幕刚刚降临，维特根施泰因就判断法军的目标是莱比锡。现在，只需要稍微调整一下即可。新的集结地点是莱比锡以南29公里处的博纳（Borna）。他命令联军右翼由克莱斯特中将、约翰·冯·约克（Johann David Ludwig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中将、格雷戈尔·冯·贝格（Gregor von Berg）中将统率的3支军队，穿越法军推进面南下；左翼的布吕歇尔从阿尔滕堡北上；中路费迪南德·冯·温岑格罗德（Ferdinand Freiherr von Wintzingerode）中将所部俄军将尽量迟滞法军的推进，使左右两翼部队能及时就位，以达成侧击法军的目的。

就这样，无论法军还是联军，都在福祸参半、仓促应对的状态下进入战场了。战斗的胜负，要看临场发挥以及神灵眷顾与否了。

联军三线部队指挥官、俄军将领温岑格罗德（1770—1818）	俄军第1军军长贝格（1765—1833）

大将殒命

当5月第一缕晨曦投射到萨勒河两岸，拿破仑开始行动了。凌晨4点，他伴着军营起床号起身。尽管只休息了2个小时，但精力过剩的他头脑依旧转得飞快。他在早餐后接见了内伊元帅，后者向他报告说，前一天晚上，吕岑（Lützen）周围有无数的营火——那一定是联军一支大部队的营地。拿破仑查看了地图，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实施进攻。7点至8点之间，他连续下达命令：首先是内伊元帅的第3军，以全部5个师和军属骑兵，向吕岑方向推进；其次是特雷维佐公爵莫尔捷（Adolphe édouard Casimir Joseph Mortier）元帅的近卫军，跟在第3军后面行动。这些都是当面下达的命令。另外还命人起草了两封书面命令给马尔蒙元帅和欧仁亲王，要求前者“宜将所部各师趋近魏森费尔斯，使你于必要时，能够支援内伊元帅”，以及告诉后者“现在是8点钟，9点钟就向吕岑出发。到10点钟时，你部左翼位于默里奇（M?ritzsch），右翼位于施拉德巴赫（Schladebach）。倘若你听见吕岑方向有炮声，你就向敌军右翼前进”。

法军第3军在上午9点出发。该部得到了拿破仑的重点关注，由他亲自传授纵队组织之法，以应对联军的优势骑兵。内伊坚决贯彻了皇帝的指示。军前卫依旧是拉布瓦西埃师将指挥的部队。随后是曾经支援他们作战的第8师苏昂部。内伊的军司令部和军辎重队紧随第8师的尾部，由2个西班牙先锋连护卫。再之后就是另外4个步兵师。每个师都按团排列纵队，每个团纵队之间保持200码的间距，以便能迅速转换成步兵方阵（用于对付骑兵）。师属炮兵和辎重队则小心翼翼地跟随在师级队列的末尾。

◎俄军骑兵将领兰斯科伊（1774—1814）

法军很快抵达吕岑西南6公里不到的里帕赫（Rippach）峡谷。这时，前方出现了4个哥萨克骑兵团，他们属于温岑格罗德指挥的俄军阻击部队。这些野性、冷酷又毫无纪律的骑兵，以几个中队集合成群，向法军行军队列发起攻击。领头的老将苏昂反应敏捷，迅速让部队转换成间距800码的团级方阵，在己方轻骑兵的掩护下，抢占附近高地。就在法军成功占有有利地形，并开始向哥萨克部队的左翼包抄时，由谢尔盖·兰斯科伊（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анскóй）少将指挥的一支俄军骑兵队（2个正规骑兵团和1个装备12门火炮的骑炮连）抵达战场。其中的白俄罗斯骠骑兵团立即对法军步兵发起反冲击，成功阻止其向前推进。俄军骑炮也投入作战，配合骑兵行动，特别是兰斯科伊少将抽调1个炮兵班（2门火炮）直接交给沃尔德玛·冯·勒文斯特恩（Woldemar Hermann von L?wenstern）中校。后者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为人贪财好色但又颇有骑士精神。现在，他正指挥2个哥萨克骑兵团作战。他果断将火炮配置在一个法军射击死角，对着道路猛轰。

看到俄军骑兵气盛，内伊迅速下令紧随其后的2个步兵师增援苏昂。这两个师也转换成团方阵，缓缓向俄军骑兵压过去。由于法军全部都是新组建的团队，新兵居多，各级军官都奋勇当先，以激励士气、维持纪律。第10师师长让-巴蒂斯特·吉拉尔（Jean-Baptiste Girard）师将冲到了师一线，连续两匹坐骑战死，仍然坚持指挥。

离开魏森费尔斯的拿破仑也注意到了俄军部队的顽强与嚣张，他决定从近卫军中抽调2个炮兵连增援第3军，并出动近卫军枪骑兵部队扫荡战场。以上部队分别由近卫军炮兵指挥官安东尼·德鲁奥（Antoine Drouot）师将和近卫军骑兵指挥官伊斯的利亚公爵贝西埃尔（Jean-Baptiste Bessières）元帅统率。

贝西埃尔元帅是拿破仑的老部下，自意大利军团时代就担任拿破仑的卫队长，以勇猛和忠诚闻名。但不知为何，这天早晨他的情绪极度低落，还拒绝吃早饭。副官坚持要求他进食，他很勉强地吃了点，神经质地说：“如果今天早晨有颗炮弹要了我的命，我不希望是饿着肚子的时候。”随后，他烧掉了一些私人信件才上马跟随拿破仑大军出发。在接到出击命令后，贝西埃尔立即带着枪骑兵部队赶到第3军阵线。他留下部队等待命令，只身带着参谋部的传令兵——波兰骑兵中士乔丹（Jordan）来到第6轻步兵团队列之前。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兰斯科伊的俄军骑兵。旋即，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观察地形，寻找骑兵出击的通道，他和乔丹纵马登高。这时，一发炮弹突然在身边爆炸，乔丹当场牺牲。他的死让贝西埃尔警觉，拿起望远镜平稳地观察远方，但没想到第二发炮弹跟着降临了。

这两发炮弹正是来自配属勒文斯特恩中校的骑炮班。他发现一个法国将军带着传令兵突然露头，意识到这是个高价值目标，立即要求炮兵对准射击。开炮后，俄国人亲眼看见那个法国将军像石头一样从马上坠落——炮弹打断了贝西埃尔的手腕，从胸口贯入，穿透肾脏，瞬间夺走了他年仅44岁的生命。他的副官们用一张白色床单盖住了尸体，装上了一辆货车送往后方。看见疾驰的灵车，许多法军将士的心碎了。

瓦罐不离井上破，大将难免阵前亡，但元帅的捐躯并没有给联军带来任何好处。此后，近卫军枪骑兵满含复仇的欲望，沉着地发起冲锋，一路迂回攻击俄军后卫。尽管两个波兰枪骑兵团仅有约半数投入进攻[5]，但给俄军骑兵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比如，勒文斯特恩中校感觉到，自拿破仑从俄国撤退以来，俄军骑兵强加给法国人的噩梦正在逐渐淡去。所以，兰斯科伊少将选择了撤退。吉拉尔率本师跟随追击，苏昂则继续沿大路直奔吕岑。在法军的逼迫下，俄军阻击部队一路退到了弗洛斯-格拉本（Flo?-Graben）河以东的大、小施科洛普（Gross-Schkorlopp，Klein-Schkorlopp）村。内伊元帅的第3军完全控制了吕岑及其南部村庄。

当天傍晚，拿破仑与近卫军也抵达了吕岑。司令部设在一个地方官的家里。他迅速起草了一封信件给他的贵族院院长帕尔马公爵康巴塞雷斯（Jean-Jacques-Régis de Cambacérès），除了告知他战斗的最新进展外，主要讲述了贝西埃尔元帅阵亡的事情：

我急于写这封信，以便你好告诉皇后及公爵夫人（即贝西埃尔元帅的夫人），免得皇后从报章得知这项消息。你要皇后明白，伊斯的利亚公爵中弹之时，并不在我身边。

在两军交战之际，皇帝仍然能照顾到皇后小女人的心思，确实令人叹服。

谋划反击

前哨战的风起云涌让联军确认了拿破仑军队的动向。令维特根施泰因感到高兴的是，拿破仑正在向莱比锡进军，使得联军可以按预定方案，从东南面和南面对法军右翼实施打击。他很快选择了法军已经控制的吕岑作为预定战场。然而，联军还不能立即发起攻势，因为除了温岑格罗德部之外，其他部队还分散在埃尔斯特（Elster）河以东数十公里的战线上，需要合理地调度，安排他们渡过埃尔斯特河，集中并接近吕岑。他让普军克莱斯特部留在莱比锡西郊，与徘徊在哈勒附近的弗里德里希·冯·比洛（Friedrich Wilhelm Freiherr von Bülow）中将统率的普军一起牵制法军易北军团。普军约克部与俄军贝格部从莱比锡附近继续南下，准备在茨文考（Zwenkau）渡河。已在博纳地区集结的普军布吕歇尔部西进，计划在茨文考西南约6公里处的佩高（Pegau）渡河。同时向佩高行军的还包括托尔马索夫和米洛拉多维奇指挥的两支俄军。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随着温岑格罗德被法国人逼迫到弗洛斯-格拉本河东岸，他认为自己无力掩护在茨文考渡河的行动，遂将部队从大、小施科洛普村南撤到佩高西北面的魏本（Werben），希望能全力掩护在佩高渡河的联军，所以维特根施泰因决定让北路普军也赶到佩高渡河。此时，已经来不及在佩高增设浮桥了，只能尽量提前发布命令，让各部尽快行动。由于组织仓促和混乱，一时间流言蜚语四起。比如俄军司令部内相信，普鲁士参谋军官在收到维特根施泰因致布吕歇尔的书信后，没有看就把它塞到了枕头下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此荒诞的传闻何以让人深信不疑呢？罪魁祸首显然是俄普两军潜意识中的互不信任。

俄军将领米洛拉多维奇（1771—1825）	俄军将领托尔马索夫（1752—1819）

因为情势的变化，米洛拉多维奇所部的行动也发生了改变。联军侦察骑兵发现了拿破仑后续部队在施特森方向上的运动（详见下一节），这一举动对佩高西南大约11公里处的蔡岑构成了威胁，于是维特根施泰因让米洛拉多维奇率部进驻蔡岑，以掩护左翼侧背。

在经历了一番忙碌之后，5月1日深夜十一点半，维特根施泰因的司令部终于开始草拟明天的攻击计划。按照常理，这个工作应该由参谋长来完成，但参谋长弗雷德里克·德奥夫雷（Frederick August Philipp Antoine d'Auvray）少将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完全依赖军需主任汉斯·冯·迪比奇（Hans Karl Friedrich Anton Graf von Diebitsch-Sabalkanski）少将维持参谋部运作。于是，缺乏经验的迪比奇成为攻击计划的执笔者。他啰啰唆唆整整写了1100字之多。按照他的设想，第二天早晨6—7点，布吕歇尔、约克两支普军与贝格、温岑格罗德部俄军将在埃尔斯特河西岸汇齐，向吕岑方向平推，布吕歇尔所部位于第一线，左起里帕赫小溪，右至弗洛斯-格拉本河，正面宽约4公里；同时，托尔马索夫所部的先头部队将进抵佩高，作为预备队待命；而位于莱比锡的克莱斯特部普军听到吕岑的炮声之后，将向当面法军发起袭扰。在计划书内，迪比奇详细介绍了如何利用散兵线和步、骑、炮配合的战术，却对行军事务未着一笔。也就是说，除了温岑格罗德部之外，有四路人马近6万名士兵及其辎重将汇聚于弹丸之地佩高，而对于如何避免瓶颈效应没有制订合理的预案。

就在命令起草和誊抄之时，司令部闯入了一个不速之客——布吕歇尔的副官海因里希·许泽（Heinrich Hüser）上尉。他带来了布吕歇尔的警告，提醒这位俄国上司注意佩高的交通问题——布吕歇尔显然是收到了前一封更改渡河位置的命令，因而对维特根施泰因的安排大为不满。正在抽烟斗提神的维特根施泰因感觉厌烦，让这个可怜的普鲁士军官去找自己的参谋长德奥夫雷。德奥夫雷这个萨克森人脑子一团糨糊，只是拍着胸脯宣称“一切完美有序”。许泽不得不再次找维特根施泰因反映问题。这回，疲倦不已的总司令竟然说太晚了，事情已经无法改变。

◎作战地域图

攻击计划暧昧不明，统军大帅又是这么个不负责任的态度，其结果不言而喻。令人无语的是，实际情况比最坏的估计还糟糕。5月2日凌晨1—2点，布吕歇尔离开博纳附近的宿营地，向佩高进发。这是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最微不足道的隘路也会让部队推进变慢，甚至发生拥堵。普军部队里超过需求的辎重车辆又加重了这一状况。为了改善交通拥堵，普军下达了行军命令，要求将任何抛锚的车辆立即推到马路一侧去。于是，每个旅的旅长都派出一名军官与众多的传令兵，骑着马前后指挥交通。不过在拥堵面前，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剩下的接敌行军变成走走停停。布吕歇尔意识到自己落后于进度，为了追赶流逝的时间，他将部队分成两部，一半在佩高西南更上游的地方抢渡埃尔斯特河，另一半继续在佩高渡河。但是，由于跟约克、贝格两军的线路重叠，部队拥堵在一起，直到八点半还是没有完全通过。大约在清晨7点抵达佩高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雷霆大怒，把沙恩霍斯特与约克骂得狗血淋头。前者成了维特根施泰因及其参谋人员的替罪羊，而后者倒是一点都不冤——作为1813年年初发动叛乱的第一批人，没有威廉三世的王命就擅自行动，还将国王置于危险境地，久远积压的愤怒在这一刻找到了宣泄口。在场的亚历山大自知理亏，无奈地表现出一种出奇的平静，一言不发。

矛盾不仅于此。一面堵塞问题没有解决，一面维特根施泰因又来添乱。8点左右，他通知布吕歇尔，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后者统率的5500名骑兵要交给温岑格罗德来指挥。这些骑兵大多属于弗洛伦茨·冯·多尔夫斯（Florenz Ludwig von Bockum genannt Dolffs）[6]上校的预备骑兵，包含了许多团队，如象征普鲁士军事传统的禁卫军骑兵团。这令普鲁士人很没有面子。沙恩霍斯特火冒三丈，建议布吕歇尔直接拒绝这个命令，并建议让普鲁士王太子立即出任骑兵指挥官，以避免俄军染指。尽管维特根施泰因补发了一条说明，保证温岑格罗德不轻易动用普鲁士骑兵，但裂痕已经存在。

错误抉择

福祸互倚，否极泰来，联军的手忙脚乱反而导致法军面临空前的危机。5月1日傍晚，进驻吕岑的拿破仑接到了大量报告，它们显示联军的主力隐藏在埃尔斯特河东面莱比锡以南地区。此外，一份波兰间谍的情报证实，库图佐夫已经被维特根施泰因取代。他很快疑心这个更为年轻的对手在筹划反攻，打击自己的前队人马。现在，法军抵达吕岑的只有第3军内伊所部4.8万人和部分近卫军骑兵，左右两翼友军都还未就位，呈孤军突进之势，如果遭到优势联军重击，很可能面临溃败之局。于是，拿破仑立即下达命令，调整部署：第3军保持于吕岑；2日一早，第4军主力2个师从施特森向吕岑以南前进，保护第3军右翼，剩余2个师挺进瑙姆堡作为全军后卫；第6军主力2个师和近卫军主力推进至吕岑，加强第3军；第6军另一个师离开瑙姆堡赶到吕岑与主力会合；易北军团的第11军进驻吕岑与莱比锡之间的中点，第5军在其左后方掩护侧背，确保两军随时可用于任意一方向的行动。同时，他还要求第6军派遣一支有力的搜索部队前往佩高，侦察敌情——在他的直觉里，联军从茨文考和佩高方向进攻的可能性比较大。

拿破仑命令的发布时间是5月1日晚上7点，比联军方面迪比奇起草作战计划的时间还早了四个半小时。他并没有埋怨来不及，而是根据现实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命令。入夜后莱比锡城内的间谍传回了消息，说当地已成空城，仅在西郊有轻装部队掩护。看到这份报告，拿破仑立即明白了维特根施泰因的算盘。2日凌晨4点，他要求驻扎在吕岑的第3军立即将分散的各师集合起来，并派出两支有力的搜索部队，分别侦察茨文考和佩高。而易北军团之第5军向莱比锡挺进；第11军进驻马克兰斯泰特（Markranst?dt），并向莱比锡和茨文考方向侦察。

虽然拿破仑的判断正确，但这一次，法军的执行力出现了问题。第6军军长马尔蒙元帅和第3军军长内伊元帅都没有派遣皇帝所要求的“有力”的搜索部队。前者仅派出100名贝格枪骑兵[7]前往佩高，后者也没有派出步骑混合力量，而是单纯依靠力量薄弱的军骑兵旅。两支有限的侦察力量都撞上了温岑格罗德的哥萨克骑兵阻击线，未能突破，无功而返。

第4军的增援也出现了迟疑。军长亨利·贝特朗（Henri Gatien Bertrand）师将从一个当地平民口中得知，一个普鲁士步兵师已经进占蔡茨（Zeitz）。他开始疑神疑鬼，担心自己在向吕岑以南增援时，这支普军正好威胁自己的侧背。尽管他在清晨5点率两个师离开施特森，但在9点又停止前进，等待拿破仑的进一步命令。同时，考虑到自己的军缺乏骑兵，他派出整整2个步兵营的侦察力量前去蔡茨确认联军的情况——步兵力量只有足够强，才能结成足够安全的方阵，以应付联军优势骑兵。

从凌晨4点到上午9点，拿破仑在吕岑司令部内苦等了5个小时，除了第4军发现在蔡茨有普鲁士军队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关于联军的报告。他走到司令部外，望着远方，附近原野被河雾笼罩，不仅看不清，也听不到任何枪炮声。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觉得自己高估了维特根施泰因的决断力，这个为俄国服务的德意志人可能只是据守埃尔斯特河岸而已，甚至在做向德累斯顿撤退的打算。战场瞬息万变，如果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等待敌人进攻上，很可能丧失与联军的接触，这对于缺乏骑兵侦察力量的法军来说是致命的。他立即决定，恢复向莱比锡进军——这显然是一个令人悲哀且无奈的决定。

贝尔蒂埃元帅的参谋部工作效率比对手高多了，在拿破仑做出决断之后，到九点半他们就拿出了新命令文稿。命令要求第6军向佩高前进，并叮嘱这个缺乏骑兵的部队要采取第3军前一天的组织队形；第3军继续在吕岑南部的卡亚（Kaja）村一带驻扎，但需要做好向埃尔斯特河推进的准备，同时，一旦第6军与联军发生遭遇战，第3军要立即予以支援；第4军改向卡亚村以西约5公里的陶哈（Taucha）进发，并准备在次日尾随第6军开赴佩高。

拿破仑在命令下达时，还要求询问第3军侦察部队是否有所收获——作为一个惯战沙场的统帅，他还是保持了一种警惕心。到10点光景，没有任何新的情报，他终于放下担心，跃马扬鞭向莱比锡方向而行。途中，他骑着战马经过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的阵亡地纪念石，这位“北方狮王”在1632年吕岑会战中取得胜利，但不幸身死。同为出色的军事家，除了英雄相惜之外，拿破仑潜意识中还有一丝莫名的不安。

◎位于吕岑的古斯塔夫二世纪念建筑

然而历史不会给皇帝任何机会了。早晨五点半，首场战斗远在北方哈勒揭幕。普军比洛部4500人携24门火炮袭击了当地，将留守这里的法军1个旅（仅1个团）驱逐出去。劳听到来自北面的枪炮声，并获得留守法军的报告后，派了1个旅前往增援。接着，当皇帝经过古斯塔夫二世纪念石之际，第5军与普军克莱斯特部开始接触。起初，普军按照维特根施泰因的命令，虚张声势，但很快发现法军实力雄厚，于是按照预定计划开始撤退。克莱斯特留下一支携带火炮的后卫部队守卫埃尔斯特河上的桥梁。法军前卫尼古拉斯-约瑟夫·迈松（Nicolas-Joseph Maison）师将的第16师经过一番不激烈的争夺，就冲过了燃烧着的桥梁，突入莱比锡。战斗中的炮声传到了拿破仑耳朵里。此时，他正在马克兰斯泰特附近检阅抵达的第11军。灵活的德鲁奥将军爬上教堂观察，告诉皇帝，前方莱比锡附近升起烟雾。拿破仑随即策马向东，赶往战地——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这个方向了。

11点，拿破仑与欧仁亲王相会。这是自俄国撤退以来，两人首度重逢。尽管拿破仑对这位继子的指挥水准颇有意见，但从吕岑一路行来的“万事平顺”，让他春风满面。两人并辔而行，一副父子融洽之相。抵达前线，拿破仑从容下马之后，突然从东南方向传来一阵枪炮声，并逐渐趋于稳定与持续。很快，一匹快马从后方奔驰而来，送来了最新情况：联军在吕岑以南发起进攻了！

各怀心思

对吕岑发动进攻的，正是维特根施泰因调集的联军主力。经历了5月2日早晨行军和渡河的混乱之后，他们在埃尔斯特河西岸逐步汇聚，并依赖吕岑以南一连串低矮山岭的掩护，从魏本西侧一路延展到多姆森（Domsen）。其中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第1军在上午11点全部完成渡河，并展开了3个步兵旅（约18500人）和骑兵预备队（约3200人），构成了联军的第一线和第一波攻击力量。骑兵位于步兵战线的左侧。步兵则以2个旅左右并列当先，1个旅为预备队。在先前经过佩高时，沿途百姓已经为他们提供了早餐和饮水。渡河后，骑兵还专门停下来饲喂了马匹。随军的英国军官亨利·邦伯里（Henry Edward Bunbury）少将（一说上校）礼貌地称赞这些普军士兵都是好小伙，精神焕发，装备优良。半个小时之后，二线部队就位了，普军约克部在左，俄军贝格部在右，列队在布吕歇尔所部之后。接着，在正午之前，俄军温岑格罗德部和普军骑兵组成的第三线也进入了阵位，同样是骑兵在左，步兵在右。

联军司令部设于莫纳亨（Monarchen）峰上，这是吕岑以南系列低矮山岭的主峰。就在拿破仑离开吕岑时，维特根施泰因和司令部人员陪同俄、普两位君主登上了此峰（“Monarchen”的意思是君主，真是不枉此名）。不久，俄普两军各自派出的侦察参谋也回来了。俄军参谋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Алексáнлр Ивáнович Михайлóвский-Данилвсéкий）诚实地报告了自己所见，说明吕岑以南的村落处于法军控制——尽管莫纳亨峰是附近山岭的主峰，但是受前方山岭影响，看不见这些村落的情况。随后普军参谋弗里德里希·冯·米夫林（Philipp Friedrich Carl Ferdinand Freiherr von Müffling）带来了“好消息”：大格申（Gross-G?rschen）村及其附近只有2000名法军（这显然是误报）。综合各情报，维特根施泰因还判断法军没有控制施塔西德尔（Starsiedel）村，魏森费尔斯到莱比锡公路一线尘土飞扬，说明法军主力在全力向莱比锡进军——局势对联军极为有利。此时，因为沙皇首席顾问托尔缺席，米夫林大胆建议以骑兵迂回进攻，包抄法军右翼。维特根施泰因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普军骑兵预备队攻击施塔西德尔村，另外还要求普军汉斯·冯·齐滕（Hans Ernst Karl Graf von Zieten）少将指挥的上西里西亚旅进攻大格申村。

当这份命令传达到布吕歇尔的司令部时，立即遭到了沙恩霍斯特的坚决抵制——他早就对丧失骑兵指挥权不满，现在维特根施泰因竟然还要直接指挥普鲁士步兵部队。他对前来传达命令的米夫林咆哮道：“如果齐滕执行俄国人的命令，那么就地革职。”米夫林立即赶往齐滕所部，但还是晚了10分钟，维特根施泰因的传令兵已经将命令下达，并得到齐滕的认可。

维特根施泰因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他正在考虑进攻的时机。尽管部队就位已经比预定攻击时间延迟太多，但考虑到普军赶了大半个晚上的路，他还是允许已就位的一、二线部队有半小时休整时间。直到正午时分，布吕歇尔主动请求发起攻击，他才点头，说了一句：“上帝助你！”

承接命令的布吕歇尔来到了第一线。首先出阵的是联军炮兵。普军炮兵的首批炮弹落在大格申村附近，宣告了进攻开始。然而，普军的步兵进攻迟迟没有跟上。这次又跟沙恩霍斯特有关，是他恳请布吕歇尔不要急袭，而是要等到预备队抵达再发起攻击。他本人则正在右翼的上西里西亚旅这里指挥，让该旅排成横队，如迪比奇计划中安排的那样，紧挨着弗洛斯-格拉本河，确保翼侧没有空隙。沙恩霍斯特此举完全是站在普军立场上考虑的，却破坏了联军的整体计划。而布吕歇尔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竟然认同了这位参谋长的意见。为了掩盖自己抗命的行径，这位神经质的老帅让1个俄国阵列炮兵连加入支援上西里西亚旅的炮击，做出火力准备的模样，但始终没有给普军步兵下达出击令。

普军开始投入的2个炮兵连都使用6磅步兵炮，而增援的俄国阵列炮兵连装备的是12磅重炮，对法军构成严重威胁。法国炮兵开始反击，第一轮射击就击毙了齐滕旅战线后方的一名军中商贩。于是，联军又增加了1个俄军12磅炮连和2个普军炮兵连[8]。双方的炮战持续了大约30分钟，由于俄军重炮的加入，炮战天平向联军倾斜，据说摧毁了3门法军火炮。尽管炮战占优，联军步兵仍然作壁上观。

炮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联军要杀向吕岑，就必须派步兵扫清和占领面前的这些村庄。布吕歇尔在给足沙恩霍斯特人情之后，还是选择了进攻。进攻的目标是离联军阵地最近的大格申村，使用的是约瑟夫·冯·克吕克斯（Joseph Friedrich Karl von Klüx）上校指挥的下西里西亚旅。这位上校出生在哈勒，所以在复国之外，还实实在在地增添了几分保家的色彩。普军采用了新的战术，以强有力的散兵线作为步兵部队攻击的先导。具体而言，以6个龙骑兵中队[9]作为开路先锋，身后是1个掷弹兵营和2个志愿猎兵连组成的雄厚散兵线，再之后是5个步兵营组成双列队形。他们翻越岭脊，穿过炮兵队列，然后在俄军12磅炮[10]和普军6磅炮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地扑向800码之外的大格申村。

当普军步兵冲入大格申村时，骑兵也投入战斗了——多尔夫斯上校率领22个骑兵中队，像龙卷风一般向法军的侧翼席卷而去，目标直指施塔西德尔村。迪比奇设计的步、骑、炮三股力量合力，开始接受战场的检验了。

吕岑危机

当普军队伍缓缓推进，突然出现在南方山岭的北坡时，着实让当面法军大吃一惊——从法军营地的位置，只能看见山岭的北坡，加上清晨浓密的河雾遮挡，自然对联军的渡河行动和集结展开一无所知。那么法军为什么不在山岭上部署岗哨呢？内伊是骠骑兵出身的将领，对于战地地形和侦察极为重视，曾提出师级将军应该派一名高级军官对占领区域实施侦察，并汇报一切。他应该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啊。事实上，人不是机器，有细心之时，也有粗疏之刻。应该是早晨以来的平静让他完全放松了警惕，认为联军不可能发起进攻，所以没有按照拿破仑的命令将部队集中起来，而是继续“放羊”的状态。甚至，在10点30分，他带着他的参谋长离开军司令部，去觐见拿破仑。离开时，他没有交代任何预防性措施，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指挥权代理人。

军长都如此，他的部下也就更谈不上什么警觉性了。当时，第9、11、39师驻扎在吕岑周边，他们没有执行集结的命令。第10师在施塔西德尔村北边宿营，第8师分布于吕岑以南3公里处的大格申、小格申（Klein-G?rschen）、卡亚和拉纳（Rahna）四座村庄内，他们都在忙于四下寻找食物，准备午餐。特别是第8师，搜寻食物的人员广布田间地头。更为夸张的是，这些师都没有按照规定向营地外围派出警戒哨！

担负侦察任务的军骑兵旅同样颟顸无知。他们驻扎在弗洛斯-格拉本河畔的霍恩洛厄（Hohenlohe）村，这里位于4座村庄以东，由于地面低洼，河雾更为浓重，警惕性不高的骑兵将士根本没有察觉到任何反常。

10点至10点30分，河雾逐渐消散，曾有法军士兵看到南面有一些哥萨克出没。因为俄军哥萨克骑兵对法军保持接触侦察是司空见惯的，所以他们对此并不上心，依旧沉浸在自以为是的太平安详中。直到普军的第一批炮弹落下，将毫无戒备、正在洗刷战马的巴登龙骑兵团人员炸死、炸伤，他们才从梦中清醒，在混乱中仓促集合应对。

然而，法军又是幸运的。联军并没能趁法军手足无措和群龙无首之机，一举打垮法军，沙恩霍斯特无知的捣乱行动葬送了联军最好的攻击时机，给予法军一丝喘息之机。在大格申村和卡亚村附近，苏昂师将迅速反应，组织部队抵抗。他安排师属的2个炮兵连（16门火炮）进入大格申村以东阵地，掩护步兵防御；让·舍米诺（Jean Chemineau）旅将指挥的第2旅（约6200人）集结守卫大格申村；托马斯·沙瑟罗（Thomas Jean Chassereaux）旅将指挥的第1旅（约6000人）在卡亚村之前集结，随后支援第2旅。他还派出一条散兵线，迎着普军来的方向前进。

◎联军开始攻击

可是，这位老将也犯了一个错误。本来作为第3军在现场的将领中资格最老的将军，他完全可以临时代理第3军军长，统一调度部队抵抗。但是，在西班牙战线作战时，他在同样情况下代理指挥，事后却没有得到任何奖赏，他觉得灰心丧气。现在，又遇到这种情况，心胸略显狭隘的他放弃了指挥全军的责任，只管自己的师，因而陷入孤军作战。

双方的散兵首先在大格申村以南的低洼道路发生了交火。普鲁士散兵线实力更雄厚，在付出2名军官和一批士兵死伤的代价后，将法国散兵线逐走。随后，普军冲到了大格申村村口。这里，法军已经弄翻了马车堵住了进村的道路，并利用建筑开始防御。普军散兵线一度攻进村内，但很快被赶了出来。当散兵线趋于瓦解时，装备燧发枪与滑膛枪的2个步兵营前来增援。但是法军充分利用建筑掩护，压制普军。克吕克斯决心一举攻破障碍，将剩下的步兵营全部投入，并让1个普军6磅炮连和1个俄军12磅炮连接近村庄，直接近距离支援。过去，普军死守线形队列的教条，在1806—1807年惨败给灵活机动的法军。战败之后，痛定思痛的沙恩霍斯特领导了普军的改革，在部队中推广新的灵活机动战术。如今在大格申村，普军的技战术水准已经跟法军基本相当了。第1西普鲁士步兵团的士兵采取分散队形，利用地形起伏，逐步接近，通过一番激烈的刺刀战，终于攻入了大格申村。除了抓获一批战俘之外，他们还缴获了2门火炮。

直到大格申村失守，沙瑟罗的第1旅都未能赶到战场。但是，守卫村落的第2旅在人数上与克吕克斯的步兵旅不相上下，就凭自身力量也不该溃败得如此之快，显然这批新兵还处于受到突然袭击的恐慌中。由此观之，若普军能按时发起进攻，就根本不需要经历激烈的战斗了。现在，法军完全退出了大格申村。在战斗中，法军旅长舍米诺不幸被炮弹打断了一条腿，但保住了性命。剩余的法军在小格申村与拉纳村之间的一片柳树林里重新组织起来。军官们在一条水沟之后按军阶排列，准备带领部队迎接下一次冲击。

机不再来

几乎同样幸运的机会也出现在施塔西德尔村。多尔夫斯上校统率的预备骑兵冲进这座村落时，饥肠辘辘的法军第10师步兵正围坐着炖汤，锅里翻滚着的是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的土豆，师属炮兵则牵着拉炮的战马在草地和河边盘桓，让这些牲畜进食饮水。毫无防备的他们眼睁睁看着一大群身着深蓝色和黑色军服的普军骑兵闪电般奔驰而来，立即炸了锅。但是，普军没有直接冲入村子和扫荡四周。缺乏足够战地经验的多尔夫斯从理论上判断，单纯以骑兵进攻步兵防御的村落是错误的，所以让骑兵部队停下来，先安排骑炮卸载，实施火力压制。

借着普军骑炮兵从容设置火炮的机会，吉拉尔师将将分散的部队集中起来。法军1个炮兵连占据了村庄东面近处一个小山丘，支援步兵守卫村落。优秀的法国炮兵有条不紊地操作，一发发炮弹精准地落进普军骑兵队伍中，迫使多尔夫斯选择后退。布吕歇尔手下的志愿者副官亨里希·斯特芬斯（Henrich Steffens）亲眼看见了这一幕，这位挪威出生的丹麦哲学家、诗人后来回忆道：“在我眼中，那些炮弹从四面八方向人群倾泻，就像滂沱大雨一般，只是不会淋湿罢了。”

◎俄军第2军军长符腾堡的欧根亲王（1788—1857）

俄军将领温岑格罗德也看到了这一切。此时，他正统率一批骑兵居于第三线左翼，施塔西德尔方向上的变化尽收眼底。他立即派出几个俄军骑兵中队予以支援。温岑格罗德此举不仅是为了平衡普军的心态，也是实实在在觉得多尔夫斯需要增援。但是，为人谨慎的他不敢直接违背维特根施泰因颁布的命令——按照迪比奇的计划，联军攻击的核心在右翼，施塔西德尔村则根本不在攻击范围内，所以他没有直接下令符腾堡的欧根亲王（Eugen Friedrich Karl Paul Ludwig von Württemberg，以下简称符腾堡亲王）率步兵前往支援，而是派传令兵去请示维特根施泰因。刚年满25岁的符腾堡亲王也注意到普军需要增援，他比温岑格罗德更为活跃大胆一些，不仅派遣2个炮兵连前去增援多尔夫斯，还派自己的参谋军官去莫纳亨峰，申请参加对施塔西德尔村的攻击。

前方战鼓紧催，后方莫纳亨峰顶也热闹非凡。现在，一共有4个司令部并存于峰顶：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各自的司令部，维特根施泰因的俄军司令部，以及布吕歇尔的普鲁士第1军司令部。他们4位各自有一套参谋班子和随从。名义上维特根施泰因的司令部作为联军司令部统筹一切，实际各方钩心斗角不绝。温岑格罗德的请示很快被维特根施泰因驳回。可是，符腾堡亲王的参谋人员不买账，直接找到沙皇本人反映情况。亚历山大明确表示支持符腾堡亲王的意见。维特根施泰因好说歹说，才让这位君主放弃了己见。对此符腾堡亲王懊恼不已，长叹俄军丧失了一个良好的机会。

既然俄军未能给施塔西德尔村的法军施压，局势逐步朝着有利于法军的方向发展。在第三线骑兵就位后，温岑格罗德曾派遣几个骑兵中队向西，越过格鲁瑙（Grunau）村，组成警戒线。不久，就有骑兵飞奔而回，报告有法军正从西向东接近中。这支法军就是马尔蒙元帅指挥的第6军。由于缺少骑兵部队，他们排成空前巨大的旅方阵，以第20师为先导，缓缓推进。马尔蒙元帅能够看见前方不远处的硝烟，听到枪炮交火声，但他不敢离开方阵去作更进一步的了解。然而，正是坚守的施塔西德尔村成为法军右翼的支撑点，避免了俄国骑兵对该部的袭扰。下午1点左右，让·孔庞斯（Jean Dominique Compans）师将的第20师以密集纵队穿过施塔西德尔村，而在其左翼，让·博内（Jean Pierre Fran?ois Bonet）师将的第21师以梯形队列抵达，更遥远的后方还有第22师正在赶来（尽管直到战役结束都未抵达）。第6军的抵达扭转了整个法军右翼的危局，其中第20师直接接替第10师防守，吉拉尔率领自己的部队向东增援卡亚村。

危机虽然解除，但新到的法军亦陷入苦战之中。联军用大批火炮欢迎他们，给部队造成了严重的伤亡。第20师第1旅的士兵来自海军炮兵部队，这些充当步兵的炮兵根本没想到第一次上战场就与老伙计对上了。普军设于附近小山丘的16门骑炮都对准法军纵队射击（后来还得到普鲁士第3骑炮连8门火炮的增援）。当法军进入施塔西德尔村东面的田野时，普军骑兵又出现了。普鲁士国王的幼弟威廉亲王（Friedrich Wilhelm Karl von Preu?en）亲自带领勃兰登堡胸甲骑兵团冲向了第1海军炮兵团，在他们完全组成方阵前先冲垮了1个步兵营。但是这些初上战阵的海军步兵表现出顽强的意志，坚守不退，挫败了普军的企图，还打死了威廉亲王的坐骑。

普鲁士国王的幼弟威廉亲王（1783—1851）	法军第6军军长马尔蒙（1774—1852）

看到步兵的遭遇，马尔蒙立即打消急于在开阔地展开的念头。他下令第20师撤回到村里，依托农庄建筑防御，同时让自己2个师所辖的炮兵共32门火炮[11]登上小山丘，挨着吉拉尔那2个炮兵连，从靠近村落处朝东向卡亚方向设置——这一配置显示出马尔蒙炮兵出身的特点，抢占了关键阵位，既能支援自己，也能支援第3军，可封堵两军之间的空隙。随后，炮兵迅速开始射击。多尔夫斯也不想在步兵据守的阵地前浪费自己的力量，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持久而单纯的炮战。2日一整个下午，支援多尔夫斯的第10骑炮连平均每门火炮消耗144发炮弹，成为当天普军炮兵连之冠（当天，普军每门大炮平均开火68次）。

炮战是马尔蒙的强项，法军炮兵的高素质也弥补了火炮数量的劣势，但他手下的步兵处于不利的境地，因为列队在村落固守，联军的炮弹直接砸进了队伍。第1海军炮兵团的让-路易斯·里厄（Jean-Louis Rieu）上尉目睹身边人不断倒下，喷溅的脑浆不止一次洒在他身上。他们团在第一天里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力量。第20师第1旅旅长让-巴蒂斯特·卡科（Jean-Baptiste Cacault）旅将被击倒，一名高级上校接替指挥，但后者很快受重伤，再由第1海军炮兵团团长让·法尔巴（Jean Falba）替补。第2旅也好不到哪儿去，在30分钟内损失了大批军官。有一个营的少校营长倒下后，先后5名上尉前赴后继，接掌营指挥权。最后一位是让-巴蒂斯特·巴雷斯（Jean-Baptiste Barrés）上尉，他也受了伤，但是这位老兵没有离开队列。最为惊悚的是，一位少尉被炮弹炸断了头颅，离体的血头颅竟然直接砸到了巴雷斯的脸上。

在这样的漫天炮火中，师长孔庞斯骑着他的坐骑“雄狮”出现在队列中。虽然他的帽子、斗篷、鞍鞯，甚至佩剑都被霰弹贯穿，但他幸运地毫发无伤。不过，载着主人从俄国冰原死亡线上逃出来的“雄狮”不幸受了致命伤。更为糟糕的是，辎重车的车夫在哥萨克骑兵面前慌了神，导致交通事故，一些辎重车翻了车。孔庞斯损失了他的全部露营装备，包括帐篷、地图、珍贵的马具和葡萄酒。

相对而言，普军耗费的是时间和机会，整整一支骑兵队伍被束缚在原地无谓地僵持。他们也有一些人中炮，但队伍可以适度机动，所以伤亡情况要比株守村庄的法军步兵好得多。

血的代价

就在马尔蒙军接近施塔西德尔村时，沙瑟罗旅将也完成了部队的集结，开始向大格申村发起反攻。普军刚刚占领该村不久，立足未稳，遭到法军有生力量的反击，自然抵挡不住，被赶到了村庄的南缘。可是，法军同样准备不足，后继乏力，无法将克吕克斯所部彻底驱逐出去。

克吕克斯并不甘心失利，他重新组织所辖各营，准备实施第二次进攻。普鲁士国王也赶来了。这一次，他勇敢地出现在战地一线，向普鲁士士兵发表了极为简短的演说：“以上帝的名义，无论发生什么，这次都不会是另一个奥尔施泰特。”威廉三世这一少见的勇气弥补了口才的不足，让普军士气高涨。

当然，普军增加的岂止是士气。联军总司令维特根施泰因仍然坚持自己的右路突破方案，要一举夺取当面的4座村庄，然后席卷吕岑。为了确保夺取大格申村，布吕歇尔让齐滕旅在克吕克斯的右翼加入了进攻，直指大格申村侧后的小格申村。齐滕旅的到来让战线从大格申村向东延伸到弗洛斯-格拉本河岸。原先支援该旅的6个炮兵连（4个属普军，2个属俄军）也加入了直接炮轰大格申村方向，使得该方向上的火炮群拥有88门炮[12]，居于压倒性优势地位。可是，这么多火炮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而是各连各自为战，甚至因为战线狭窄，一些火炮未能展开，只好作为预备。这样一来大大削弱了射击的效果。

进攻开始时，齐滕旅全部步兵排成了两条战线：3个步兵营和2个猎兵连居前，3个步兵营居后。齐滕少将、步兵部队指挥官乔治·冯·皮希（Georg Dubislav Ludwig von Pirch）上校以及黑森-洪堡亲王利奥波德（Leopold Victor Friedrich of Hesse-Homburg）聚集在了队列前方，紧挨着团旗。为了避免长官们在一线被打靶，冯·安塞尔梅（von Anselme）上尉和冯·麦卡茨（von Merkatz）中尉拔出剑带领着散兵线冲向法军阵地。在最初的15分钟里，一发炮弹打碎了安塞尔梅上尉的右肩膀，麦卡茨中尉也重伤倒下。

对于普军而言，最大的麻烦还是来自大、小格申村之间的一条防御线。机智的法军第2旅新兵们藏身于一条土丘后、宽阔而干涸的水沟内，借助地形的掩护，向普军倾泻死亡弹雨。普军第2西里西亚步兵团第1营营长冯·赖兴巴赫（von Reichenbach）少校的战马被打死，他本人胸口挨了枪子。他躺在地上，对着动摇的士兵嘶吼，催促他们继续战斗（他活了下来，后来指挥该团参加了1813—1815年的战争）。

◎大格申村旁的黑森-洪堡亲王纪念碑

有着这样不怕死的敌手，又处于兵力和火力劣势，受挫也就没什么丢人的了——很快，法军防御线失守。这是一个转折点，全面压上的普军趁机攻入了小格申村。大部分法军都从村里撤了出去，唯有一支英勇的后卫部队撤进了一个小城堡，用路障堵上附近通道，决心以死阻击。他们从城堡上射击普军，打得对方横七竖八倒卧街道。齐滕不得不派一支猎兵前去扫荡。在行动开始之前，黑森-洪堡亲王利奥波德被一发子弹击中，当场滚落马下。普鲁士轻骑兵将他救下，架上战马，沿路后运，然而伤势过重的他很快就去见了上帝。此后，普鲁士猎兵虽然用枪托砸开门窗攻入城堡，但也未能全歼这支分队，只是驱逐了事。

齐滕旅的成功改变了大格申村的局势，现在联军已经深入前者的侧背，形成包围之势。克吕克斯见反攻时机成熟，将重组的部队投入进攻。尽管普军有着人数优势，但法军固守着村落，可供普军施展的空间不大，每次只能投入有限单位进攻一点，在被打散和付出一定伤亡代价之后，又被投入另一个点，循环往复。各单位的死伤者就在战地挤成一团。

毕竟普军在整体实力上高出法军新兵一筹，他们整齐的排枪压倒了法军零乱的回击。随后，第2西普鲁士步兵团第2营的3个连，在营长冯·霍普夫加滕（von Hopfgarten）少校的带领下，组成突击纵队，在该营剩余人员拼凑的散兵幕的掩护下，杀进了大格申村。据该团的团史吹嘘，他们用刺刀对法军新兵进行了一场残酷屠杀。

这还不算完，这个营又带头深入，一路向西杀进了拉纳村。这回霍普夫加滕的好运到了头，部署在卡亚村后方高地的法军炮兵开火了，炮弹落进了普军纵队。霍普夫加滕的坐骑受伤三处，他自己下腹受创，失去战斗力，团旗被霰弹射穿，5名旗手负伤。

被遏阻的不只是普军步兵。拿下了大格申村后，乐观的普军骑兵（具体不详，估计包括上、下西里西亚旅的龙骑兵和轻骑兵部队）立即向4个村子围成的开阔地带冲击，企图一鼓作气冲进吕岑。可是，他们很快发现，这块区域充斥着低洼的草地、沟渠和带灌木丛的堤坝，影响了骑兵的驱驰。法军炮兵也果断对他们实施阻拦射击。因此，普军骑兵不战而退，而且事后对这段历史保持缄默。只有一名俄国将军声称看见普军骑兵退到他的步兵队列之后，再也没有出现。

◎上西里西亚旅（齐滕部）加入攻击

与友军不同，俄军一些哥萨克骑兵倒是冲出了一条路，并一直杀到吕岑东南方。在那里，他们袭击了法军炮车和第10师辎重队列的一个集结营地。法军车夫惊慌地赶着车朝魏森费尔斯逃跑，丢下40名护卫士兵和3门大炮成了俘虏。但没过多久，法军第10骠骑兵团赶到救援，驱逐了哥萨克骑兵，夺回了大炮。虽然表面来看，俄军的行动成果不大，实际上牵制了法军的骑兵。正是第10骠骑兵团回师，导致只有巴登龙骑兵团一支部队投入小格申村以东去截击齐滕所部，由于实力不济，他们无法完成任务。

至此，苏昂的第8师2个旅全部被打残，退出了战场。尤为可惜的是，因为新兵众多，为了鼓舞士气和稳定军心，军官们都站到自己部队的最前方，蒙受了惨重的不可挽回的损失。苏昂的参谋长头部受伤，2个旅的旅长和高级军官非死即伤。所辖各团中，第22线列步兵团的情况比较典型：团长弗朗索瓦·拉穆尔（Fran?ois Marie Lamour）上校，一个正有机会高升的有才华的军官，英勇牺牲；包括2名营长在内的33名军官死伤。全师总共损失了4500人，超过全部实力的三分之一。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这一巨大的牺牲为法军争取了时间，弥补了苏昂自己和内伊的指挥错误，乃至于皇帝的错算。

果断反击

就在苏昂陷入溃败时，内伊元帅回到他的指挥岗位了。这条勇猛的汉子是在拿破仑身边听到了炮声，接到了交战的信息，迅速带着参谋长飞奔而来的。途中，他先后遇到了第39师师长马尔尚师将和第11师师长艾蒂安·里卡尔（étienne Pierre Sylvestre Ricard）师将。内伊命令前者统率他的德意志混成部队堵塞吕岑东南的通道，并与在那里的巴登龙骑兵团一起向艾斯多夫（Eisdorf）村推进；而后者所部立即占据卡亚村以北的高地，作为全军的支撑——先扎稳脚跟，再谋划反击，这是最为合适的处置。

下午一点半钟光景，内伊策马抵达卡亚村军司令部。此时，他看到的是第8师的溃散士兵分成小群，从刚集结成型的第9师面前通过；因为第6军的抵达而腾出手来的第10师，已经在附近列队集结。作为“一瞥定胜负”的战术奇才，内伊心里十分清楚，眼下必须立即反击，不能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他下令苏昂立即将破败的部队重新组织起来，构成自己的左翼，向小格申村进击；第9和第10师则分别组成自己的中路和右翼，攻击大格申村和拉纳村。法军又一次在军官们的带领下排成整齐的队列，向前推进。

刚刚占领了3座村庄的普军不容所得有失，拼死抵抗。现在攻守易位，轮到法军面对防御者的枪林弹雨了。一名来自比利时的士兵记述了这次进攻：“一发炮弹落在附近一个纵队中，当场有28人死伤。我们走近被射击和霰弹爆炸包围的卡亚村，在枪林弹雨中，近距离朝敌人射击。”

勇猛无匹的吉拉尔师将被一发枪弹击中左肘，子弹从肩膀处穿出，幸得没有击中骨头或大血管，没有当场壮烈牺牲。浑身是血的他仍然不退，用手紧握住鹰旗旗杆，勉励年轻的菜鸟们：“这是法兰西历史的一天，我们要么报莫斯科的血仇，要么就战死沙场！”随后他站到第140线列步兵团的第一排，带领小伙子们一起朝拉纳村前进。这位38岁的将军仿佛回到了1794年的意大利，当时的他正以普通一兵身份为法兰西的解放而斗争。但是，将军这次未能冲锋到底。在拉纳村外，他再次被一颗子弹击中倒下，不得不将指挥权交给尼德兰人（即荷兰人）第2旅旅长安东尼·范·德德姆（Anthony Boldewijn Gijsbert van Dedem）旅将。

◎内伊的反击

面对法军气势如虹的反击，普军一线部队支持不住了，法军先后收复了拉纳村和小格申村，并一直攻击到大格申村普军预备部队眼前。布吕歇尔的副官斯特芬斯又一次记录了他看见的惊悚一幕：“我看见普鲁士骑兵暴露在他们（指法军）的火力下。我看见他们（指普鲁士骑兵）的队伍在变薄，每当有一个人中弹落马，就会有另一个人替补上去。”

当然，法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第10师为例，其第140线列步兵团最精锐的掷弹兵连152人全员死伤；第139线列步兵团50名军官死伤（其中5名营长2死3伤），53名士兵阵亡，1100人受伤；全师损失了50%的人员，有3名团长代理旅长，而且全部中弹负伤——包括第139线列步兵团团长埃德姆-维克托·贝特朗（Edme-Victor Bertrand）上校、第141线列步兵团团长皮埃尔·皮涅（Pierre Pignet）上校，另一人不详。

目睹内伊元帅突然发起的反击，联军在莫纳亨峰的4个司令部都陷入万分震惊中，他们根本没有预料到法军有这样的力量或者反应如此迅速。联军总司令维特根施泰因或许是被打蒙了，他没有做出任何像样的反应。他之前已经调动第二线的俄军贝格部离开联军右翼，前往左翼的施塔西德尔村，准备支援普鲁士骑兵拿下当地（他先前还强烈反对向左翼投入步兵部队的）。他看着法军的进展，直到拉纳和小格申村失守，都没有改变命令，只是让贝格部暂停行动而已。

亚历山大一世对维特根施泰因的指挥越来越不信任，他不再以裁决者的身份示人，而是试图直接干预部队。他亲自下令让阿列克谢·尼基京（）少将指挥的骑炮兵部队（5个骑炮连）增援前线。当这支骑炮兵浩浩荡荡经过莫纳亨峰下方时，亚历山大对尼基京高声说：“我会亲眼看着你行动。”承载着沙皇的厚望，后者没有丝毫犹豫，带着42门骑炮迅速直奔普军左翼，尽快放列，猛烈开火——特别针对法军中路第9师的纵队。

法军第9师的师长是安东尼·布勒尼耶（Antoine Fran?ois Brenier de Montmorand）师将。这位46岁的将军曾经在拿破仑指挥下的意大利军团作战，夺取过许多功勋。1812年7月，他率领法军第6师参加萨拉曼卡会战。部队在列成营纵队向前时，先遭到己方溃军冲击，又两度遭英军重骑兵部队攻击，两度溃散。也许是冥冥天意，这一次，在联军骑炮部队密集而猛烈的火力的打击下，他指挥的第9师未能攻入大格申村，反而遭遇重大损失。内伊元帅的战马被炮弹炸死，手被子弹擦伤，膝盖也中弹，但幸运的是子弹没有穿透马靴。布勒尼耶师将则受了重伤，被军参谋长路易·古雷（Louis Anne Marie Gouré de Villemontée）旅将取代。不过，后者也没能坚持多久，被一发炮弹命中，立时血洒疆场。

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在短短15分钟内，法军以惨重的代价横扫两座村落和一大片开阔草地，士气和力量都用尽了，只能暂时止步了。

以攻对攻

看到法军暂时停止了前进，布吕歇尔感到反击机会来了。他手中还有一支强大的预备队——勃兰登堡旅，这是普鲁士最优秀的步兵部队。普鲁士国王亲自从莫纳亨峰上下来，鼓舞该旅的士气。他停步在近卫燧发枪营的队伍前，发表了一通演讲。随后，在上下两西里西亚旅余部的协助下，弗里德里希·冯·勒德尔（Friedrich Erhard Leopold von R?der）少将率领步兵5个营[13]，以及骑兵部队投入了冲锋，左翼部队杀向拉纳村与卡亚村，右翼扑向小格申村。布吕歇尔集中了全部112门大炮[14]提供火力支援，压倒了法军的炮兵。只是，联军炮兵依旧以连为单位独自作战，没有统一指挥。

普军的反击正当其时。尽管两军之间空间不足，普军3个旅的骑兵每次只能以一两个中队为一组发起进攻，可是他们让法军步兵感受到了威胁，位于拉纳村与小格申村之间的法军第9师各营纷纷结成方阵对抗。这反而使普军的优势愈加凸显。

刚刚增援大格申村防御的禁卫猎兵营作为勃兰登堡旅的第一线部队投入作战。在先前的战斗中，这个营损失甚微。他们抽出50名猎兵与一支志愿猎兵分遣队组成了营的前卫。在接近拉纳村之后，该营分成两翼，每侧2个连，迎着法军的3个方阵而去。训练有素的普鲁士精锐步兵排成松散的队形，借助壕沟的掩护，对密集死板的法军人群展开了一场教科书式的歼敌——这是1806年的翻版，只是主客易位。等到法军被击退，这个营离开掩护地追击，才出现了有限的伤亡。

当然，普军也不是一帆风顺，特别是先前已经投入作战的2个旅。布吕歇尔的军需主任奥古斯特·冯·格奈森瑙（August Wilhelm Antonius Graf Neidhardt von Gneisenau）少将回忆，他们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损耗，“只要保持部分和不规则的火力，就像一个散开队形的步枪军团”。第1西普鲁士步兵团的3个营呈散开队形，支援禁卫燧发枪营向前突击。战斗中，该团第2营营长冯·施塔赫（von Stach）少校被一颗霰弹击中，成为该营第10位阵亡的军官。在营长战死后，第2营一度陷入恐慌，直到一名少尉挥舞团旗才将部队聚拢起来。如果以为普军士气低落，那就大错特错了。该团列兵科彭（K?ppen）在战前因小错受到处分，被剥夺了武器。战斗打响后，刻板的军官没有暂时归还枪支，致使他空手参战。他在冲向法军后，夺取了一支法国步枪，并坚持战斗。战后，该连上下一致推选科彭作为铁十字勋章获得者。

齐滕旅的第2西里西亚步兵团也是同样的勇敢。伴随着飘扬的团旗与有节奏的鼓点，他们排成稀疏的队列，踏上了曾经走过一遍的道路。这次法军依旧在沟渠和灌木丛后开火。一发枪弹击中团旗旗杆，反弹到旗手冯·米尔贝（von Mülbe）少尉的右肩上，血流如注。这名刚从学员团毕业才3个月的年轻人，立即将旗帜换到左手，快步奔跑起来，示意同伴们奋勇向前进攻。

能遇上这样的敌手，是法军的幸运，也是不幸，他们得之速，失之也速，拉纳村和小格申村又被普军夺了回去。布吕歇尔并非小富即安之人，他还梦想取得更大的成绩。勒德尔投入了自己的二线部队。其中第1东普鲁士掷弹兵营原来在莫纳亨峰一带保卫炮兵阵地，看到法军并不能威胁到炮兵阵地，就与侍卫掷弹兵营、志愿猎兵营的275名猎兵以及西普鲁士枪骑兵团1个中队一起，越过小格申村，向前推进。他们注意到撤出村子的法军正在转换队列。侍卫掷弹兵营营长冯·比洛（von Bülow）少校立即下令松散的散兵线也排成严整队列。旋即，双方就在组队过程中完成了第一次互射，比洛少校受了致命伤，跌下战马。虽然普军小遇挫折，但追击中的他们在心理上占据优势，而且比法国新兵更加训练有素，任由他们成形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就在这个危急关头，法国第10骠骑兵团杀到了。西普鲁士枪骑兵团实施了拦截，企图为步兵争取转换方阵的时间，但被优势法国骑兵击败。法国骠骑兵们抓住机会挥舞着战刀杀进了半拉子的普军方阵——由于指挥官阵亡，他们由队列转方阵的节奏慢了。在友军的帮助下，普军掷弹兵成功保住了自己的军旗，但包括配属的猎兵在内，一共损失了10名军官和255名士兵。战后，俄国沙皇遇到该营，询问他们为什么只有这点儿人。幸存的冯·博泽（von Bose）上尉冷冷回答：“陛下，其他人都在小格申村内和村后的高地上。”

东边日出西边雨，布吕歇尔在此受挫，却在另一个方向得到了弥补。穿过拉纳村的禁卫燧发枪营在侍卫步兵团第3营和第1西普鲁士步兵团的支援下，继续向卡亚村发起进攻。这些精锐士兵交错前进，抵近这座第3军的防御核心。随即，禁卫猎兵营2个连和西普鲁士枪骑兵团2个中队也从小格申村方向加入了战斗。普军枪骑兵第一次进攻虽然被一条大沟所阻，但在第二次找到了一条通道，杀入了法军散兵线，俘虏了50名士兵。普军猎兵则直扑卡亚村以北的法军炮兵阵地，子弹在阵地上飞舞。面对威胁，离卡亚村最近的炮兵连没有任何反击，就开始拖着炮车后撤。炮兵的离去让卡亚村的法军步兵丧失了坚守的信心，他们在普军的刺刀面前退缩了。

随着卡亚村的沦陷，普军第一次完整夺取了吕岑以南的这4座村庄。为此，普军也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勃兰登堡旅一半的军官非死即伤；侍卫营损失了10名军官和201名士兵；禁卫猎兵营有24人战死，156人负伤和11人失踪。禁卫猎兵营的日志如此描述：“大小格申、拉纳和卡亚四座村庄之间的区域，就像一个巨大的宿营地，全营的人都躺倒在那里。”

然而，沉重的代价并没有为联军换来决定性的成果。北面法军火炮的声响愈来愈浓，昭示着更大的风暴将要来临。

战神降临

法军振奋的源头在于从莱比锡前线返回的拿破仑。刚听说联军在吕岑发起进攻时，皇帝是惊讶的，但他很快调整了过来。他掉转头原地踱步，用两三分钟时间冷静而仔细地思考了一下。虽然他没有看到战场的实情，但在他的脑海中已经映现出双方部署与攻防的大致情况——这是他的头脑推测和感知的结果。紧接着，一系列对策也成形了。他立即下令取消了乘坐马车穿过莱比锡和视察部队的计划，由第5军留下1个师夺取该城；第5军主力（2个师）立即开赴卡亚村作为总预备队；第6军协助第3军，在吕岑以南拖住联军主力；第4军构成右翼，第11军及骑兵第1军构成左翼，左右齐飞，包抄联军两侧——这将是一次全新的坎尼会战。

在派出五六名军官传达命令之后，拿破仑又跟参谋长贝尔蒂埃元帅简短地交代了几句，随后便沿原路驱策而回。途中皇帝遇到了青年近卫军指挥官皮埃尔·迪穆斯捷（Pierre Dumoustier）师将，他指示行军队列立即掉头，返回吕岑。接着，又遇到了正在掉头行进的青年近卫军第1旅，他让传令兵带了一个最简单干脆的口头命令给旅长皮埃尔·贝尔特泽纳（Pierre Berthezène）旅将——“救火！”[15]

下午2点稍过一会儿，拿破仑和参谋人员一行抵达了卡亚村以北。刚到，就看见一队不明服装的骑兵在附近由南向北奔驰而过。拿破仑派出一名传令兵前去搞清楚这支部队是敌是友。传令兵带回的报告让大家长舒一口气——那是刚刚被内伊元帅召回的巴登龙骑兵团。另外，他还带回一个坏消息——卡亚村已经失守。

拿破仑急催战马，跃上了卡亚村以北的一处高地，但满目尽疮痍——第8和第10师已经完全崩溃了，找不到成组织的人员；第9师也陷入混乱；在普军步兵火力的威胁下，炮兵阵地也动摇了，惊慌失措的炮兵拖着火炮开始转移……

一名波兰副官记述道：“第3军全军崩溃了，士兵们扔掉武器，散乱地在田野上奔跑。”

这已经是许多年未见的场景了，皇帝仿佛又回到了13年前的马伦哥战场[16]。

在高地后面，艾蒂安·拉代（étienne Radet）师将指挥的宪兵们[17]正在做着最后的努力，阻止溃兵逃跑，将散兵游勇重新组织成队列。拉代出任宪兵司令已有13年之久，但丝毫没有减弱他对战场形势的认知。在他看来，卡亚以北的高地一旦失守，法军就要全面崩盘，所以全力以赴阻止悲剧发生。

一个赶大车的萨克森平民目睹了这一幕：

预备团队的士兵在我们的背后等待，枪支架在地上……许多伤兵经过我们身边，有的由战友搀扶，有的用枪支拄在腋下或做成担架。许多人护送伤员，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看起来没有激情，也不要求回到战场。草地上的宪兵们辱骂他们，用剑面猛力敲打他们，强迫他们回到前线。

好了，现在不需要这些了，法国军队的灵魂回来了，来重新掌握战争之舟的舵轮。看见了皇帝的身影，所有的将士开始高喊：“皇帝万岁！”连那些伤兵也自发加入到呼喊中。随行的萨克森工程师恩斯特·奥德莱本（Ernst Otto Innocenz Freiherr von Odeleben）记录道：“当波拿巴经过时，没有哪一个伤兵不向他致敬……甚至那些肢体不全、在个把小时之后就咽气的人也是如此。”

这此起彼伏的致敬声组成了振聋发聩的大地雷鸣。

拿破仑也没有辜负将士的爱戴，他纵马而过，迎着炮火和枪弹，冲到了一线。一支忠诚的近卫猎骑兵立即跟上，誓死守护皇帝。一发炮弹就落在皇帝身边，一名猎骑兵的大腿被炸断，他无力的身躯贴着拿破仑的战马滑落，仍然用最后的气息高喊“皇帝万岁！”但皇帝来不及给予太多温情，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在血肉战场上认出了一名步兵营营长，后者因为下属士兵违纪而被停职，故混杂在步兵队列中行动。拿破仑在这个营的步兵队列前停下，用手指挥这名前营长走到队列最前方——这是营长的指挥岗位，昂扬的士气瞬间充满法军阵线。

在视察了卡亚方面的战线后，拿破仑又疾驰到施塔西德尔村。他视察了在战线最前方的孔庞斯师的团队。看着这些水兵还穿着醒目的蓝色长外套，他大声喊道：“好好干！水兵们！证明你们也是我的大军团战士！”在短暂的巡视中，拿破仑很快窥破了战线的轻重缓急。他确信，在施塔西德尔方向，敌人威胁不了自己，自己也不具备反击的可能。后来，当马尔蒙元帅请求增援时，他一口回绝。他对马尔蒙的传令兵说：“告诉你的元帅，决战是在卡亚而不是施塔西德尔！”

很快，心里有底的拿破仑回到了卡亚村附近。他已经做出自己的判断，自己先前的谋划是合理的，但需要做一些补充——他要先集中可用的兵力，堵住卡亚村这个口子，之后就能再现坎尼会战式的辉煌了。这时，整齐高耸的熊皮帽从地平线上冒出来，四下里又一次人声鼎沸，大家都在呼喊着“近卫军！近卫军！”是的，是老近卫军到了。除了这支精锐的步兵，还有大约1500名近卫骑兵如潮水般涌来。在这些部队的簇拥护卫下，皇帝抵达安全地带，并下达命令，一面催促南北两翼部队赶紧行动，一面要求内伊重新组织部队。

有了灵魂人物和主心骨，内伊和他参谋部剩余的人员迅速将混乱的部队重新组织起来了。下午2点45分左右，拿破仑又一次踏足一线，他需要在攻击前再观察战场以及视察部队。炮弹如雨般落下，皇帝和随从穿行其间，危险万分。传令队的尼古拉·德·拉·费伊（Nicolas Planat de la Faye）上尉亲眼看见一发炮弹夺去一名皇帝车夫的生命，而后者距离拿破仑仅仅十步之遥。萨克森工程师奥德莱本也声称，这是1813年历次战役中，皇帝在一线现身最多的一次。有人认为皇帝的举动有鲁莽之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皇帝身边的16名大本营副官在当天竟然全部死伤。但是，皇帝的犯险举动确实让新兵众多、混乱不堪的部队安定下来，重新树立起再与敌人一搏的信心。

混乱指挥

相对法军一侧的逐渐安定，联军内部却是暗潮汹涌，愈显混乱。最关键的症结出现在莫纳亨峰的4个司令部，特别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总司令维特根施泰因之间。按照常理，沙皇应该稳坐后方，为总司令提供必要支持的同时，不轻易染指指挥权。可是，他偏偏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一个有旺盛表演欲望的人。一直以来，这位“北方的斯芬克斯”对于奥斯特里茨的失败，对于俄国最好的统帅库图佐夫屡屡与他意见相左，都耿耿于怀。谁说他只是一个政治权谋高手？他有勇气，有军事头脑，他要显摆给庸俗的世人看，让他们“真正”了解他。自1805年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他一直没有上阵的机会，但现在有了。他像一个将军一般，身跨一匹雪白的战马，挥舞一柄王者佩剑，多次穿行在部队之间，冒着“冰雹般的子弹与炮弹”，鼓舞着部队的士气——看，我跟拿破仑有什么区别？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如果有人劝谏他不要如此以身犯险，他就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对于我来说，那里没有子弾。”

跟沙皇满怀不可遏制的热情不同，他的总司令和侍从们都心惊胆战。为了避免这位主子遭遇不测，维特根施泰因被迫经常跟随他一起活动，对他的心血来潮泼冷水，并带他回到莫纳亨峰安全的地带。可是亚历山大就像孩童一般，一而再，再而三地返回战地。有一次，维特根施泰因到大格申村郊外观察部队进展，却在无意中发现亚历山大和普鲁士国王一起尾随他到了前线。在这样一种类似“老鹰捉小鸡”式的可笑氛围中，联军司令部呈现出一种特别的指挥状态——维特根施泰因在的时候，是他在下达命令；当他不在司令部时，沙皇、德奥夫雷、迪比奇、布吕歇尔甚至沙恩霍斯特都可以发号施令；更离奇的是，有时司令部又一个高级长官都没有，无人下达命令。到最后，连维特根施泰因本人都搞不清楚，在某一时刻，某支部队在什么位置，正在干什么。

◎克鲁格的画作，描绘沙皇亚历山大骑白马的“英姿”

就是在这样混乱的指挥下，联军迎来了不可思议的反击胜利，顿时一切矛盾都被掩盖了——连拿破仑这样的天才都不曾预知吕岑方向的危机，莫纳亨峰上一班庸人更无法看透问题所在，他们天真地认为随着4座村落到手，当前法军溃退，战争的胜负就已经确定。一些谄媚的小丑开始即兴鼓吹和歌颂俄普君主的“伟大武功”，两位君主不禁飘飘然起来。

成功夺取卡亚村之后，如果维特根施泰因立即投入二线部队支援普军，一鼓作气北上，横扫吕岑，联军确实有机会赢得一场体面的胜利。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在他看来，法国第6军在施塔西德尔村的存在，迫使他保留贝克部用于警戒左翼；而内伊元帅先前的反击让他对当面法军的后备力量有所担心，又不敢迅速投入约克部。在左右为难中，他竟无所作为，坐观其变。这是最愚蠢的态度。

对于维特根施泰因的犹疑，沙皇是不太满意的。当两人商讨下一步行动时，亚历山大鼓动其向前推进，并催促俄军托尔马索夫部不得逗留，赶往莫纳亨峰支援。后者还在埃尔斯特河边渡河和整顿，距离战场约4公里。对于沙皇的要求，维特根施泰因只是推诿搪塞——在托尔马索夫部真正就位前，他可不愿意有任何行动。

在俄军将帅存在分歧之际，普鲁士人显得相对沉闷。是的，从十二点半左右步兵开始进攻起，到下午约2点夺取卡亚村，法军全线后撤，普军步兵已经独立战斗了整整90分钟以上。战场上绝大部分伤亡都是普军在承受，而俄军步兵没有任何举动。作为联军一员，普军指挥官们心中怒火暗烧。老将布吕歇尔如雕塑般站在一旁不言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着他的烟斗——只有烟雾的喷涌和升腾让人感觉一切不是凝滞的。当烟叶终于烧光的时候，他举起手，用洪钟般的声线喊道：“施密特！”他年轻的传令兵就跑进来为烟斗加烟叶。就在这时，一颗法军炮弹落在了他身躯附近。有人惊呼：“阁下！炮弹！”他平淡地说：“好吧，让这坏东西自己待在这里吧。”在炮弹快要爆炸之时，他才转移到另一处。

联军司令部的茫然无应，让时间和机会白白流逝，战场局势也逐渐脱离了联军的控制——维特根施泰因还未等到俄军增援，就不得不先面对法军的又一轮反攻了。

狮龙冲锋

下午3点，法军新的反攻队列已经准备完毕，其核心力量是里卡尔师将的第11师。拿破仑派遣自己的高级副官乔治·穆顿（Georges Mouton）师将直接统领这个师。事实上，这个安排十分微妙。按照拿破仑的习惯，派身边高级副官到一线部队督战是一种惯例，但像这样直接统领部队却不多见。是不是拿破仑对里卡尔不信任呢？里卡尔曾经是达尔马提亚公爵苏尔特（Jean-de-Dieu Soult）元帅的参谋长，在半岛战役期间，拥护苏尔特未经报告以葡萄牙国王自居。后来有人拿着他手写的相关信件向拿破仑举报，于是里卡尔遭到了严厉处分（拿破仑以想到奥斯特里茨战役为名，未直接给苏尔特处分）。但此事已经过去3年，而且里卡尔在征俄战役后晋升师将，其后指挥一个师。正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不至于不信任到这个程度。唯一可能的解释，还是对里卡尔应对危急局面的能力有所担心吧。要知道，穆顿可不是一般的宠臣。这个出生于洛林地区法尔斯堡的家伙，22岁志愿参军，历经战火考验，30岁晋升上校，35岁晋升旅将，37岁晋升师将。1809年4月在兰茨胡特（Landshut），他身先士卒，带领第17线列步兵团的掷弹兵，迎着敌人的猛烈射击，冲过桥去，击溃对岸奥军，被拿破仑誉为“我的雄狮”。同年5月的阿斯佩恩-埃斯林战役中，他先支援让·拉普（Jean Rapp）将军，击退奥军进攻，之后奉命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先后顶住奥军7轮进攻，成功完成后卫任务，受封洛鲍伯爵。在这个时刻，使用这样一个攻守俱佳的悍将，拿破仑是经过深思熟虑并有所图的。

这次穆顿没有直接站到队伍的首列。考虑到指挥官的伤亡情况，以及便于指挥等因素，拿破仑要求他位于队列正中。第11师投入第1旅作为第一次进攻的主力。旅长让-约瑟夫·塔雷尔（Jean-Joseph Tarayre）旅将精心谋划了进攻方案。这位军官跟随拿破仑在意大利和埃及作战过，后被派遣到荷兰长期任职，一年前刚回归法国军队，并经历了俄国荒原的冰雪考验。今天，他亲自站到一线，怀着为命丧雪原的将士复仇之心，统领第9轻步兵团和第17暂编线列步兵团进攻卡亚村。考虑到联军拥有雄厚的骑兵力量，他又安排第18暂编线列步兵团在攻击部队左翼之后组成方阵。除了他这个旅之外，第9、10师的许多单位也被编入了反攻队列，甚至还包括第8师的一些人员。这些人要为荣誉而战。

法军的进攻起初十分顺利。在先前整整1个小时里，联军都没有在卡亚村组织起像样的防御，以至于被塔雷尔旅将轻易收复。接着又是拉纳村和小格申村。法军的攻击力量开始分散，普军也更多地利用地形（如水沟）抵抗，一度出现激烈交火。但法军的攻击仍然犀利，在付出了一定的伤亡代价后，成功将普军驱逐了出去。

连续收复了3座村庄之后，悍勇的塔雷尔旅将马不停蹄，继续向大格申村发起了进攻。在村外，他们遭到联军步骑炮联合力量的阻击。先是猛烈的步枪和火炮射击，排成密集方阵的第18暂编线列步兵团只好解散队形。他们随之遭到普军骑兵的冲击，陷入溃乱中。目睹这一情况，带伤指挥的内伊立即驱马赶到巴登龙骑兵团团长弗里德里希·冯·海姆罗特（Friedrich von Heimrodt）上校面前，一挥胳膊指着普军战线说：“上校，轮到你去干翻敌人了！”

◎若尔然绘制的吕岑会战图

海姆罗特领令，率龙骑兵滚滚出动，跨沟越渠，直奔法军左翼。在这里，他们先冲散了普军步兵的散兵线，迫使对方滚入沟渠以躲避凌空翻飞的马刀。一群普军猎兵企图组成连方阵对抗，却遭到龙骑兵的无情蹂躏，少数幸存者躲进了小格申村西南的小树林中。一些龙骑兵开始向普军炮兵阵地发起攻击，海姆罗特企图率余队跟上，但一支西里西亚枪骑兵出现了。海姆罗特下令号兵吹号撤退。在重新跨越沟渠时，躲藏其中的普军步兵突然冲出来袭击他们。其中一个大胆的散兵用刺刀捅向海姆罗特，但被另一名巴登骑兵中尉一刀砍翻在地。随后，巴登龙骑兵团撤回出发地。该团给予普军有力的打击，但自身损失亦不小，有3名军官、11名士兵和1名号手阵亡，4名军官、44名士兵和45匹战马重伤，81名士兵轻伤。由于损失严重，巴登龙骑兵团退出了战斗。这次冲锋成为该团，乃至于拿破仑骑兵部队在本役中最后一次重要战斗。在3天后的一次检阅中，海姆罗特向内伊申请12枚荣誉军团勋章，内伊大呼：“上校！我没听错吧？你这么勇敢的团只申请12个名额？这太谦虚了！”他成功帮该团申请了25枚，其中1枚授予团长海姆罗特。

◎里卡尔的攻击和联军调动

借助巴登龙骑兵团冲锋的成效，法军第11师第2旅的2个营对大格申村发起了攻击，但优势的普军骑兵再一次阻止了他们。自觉力量不足的法军被迫后撤。法军虽然没有收复大格申村，但终结了下西里西亚旅继续作战的能力。后者坚持战斗了近3个小时，实力与意志消耗都到达极限。第1西普鲁士步兵团3个营长均负伤，239人阵亡，482人受伤，174人失踪，占全团力量的27%。西普鲁士掷弹兵营营长也因伤重死亡。因此，该旅将大格申村交给前来增援的部队，余部在克吕克斯的率领下撤退到莫纳亨峰之后休整。

血肉拉锯

联军新投入的力量是约克中将指挥的普军，他们原本在二线的右翼列队展开，现在被紧急调来增援。他们并不是纯粹的生力军，因为战斗爆发之后，他们就一直受到法军炮兵的“关照”——早晨，他们的指挥官忍受了国王的怒火，现在部属又得忍受敌人的怒火，这倒也算公平。第1东普鲁士步兵团的士兵刚刚站定不久，一发炮弹就击中第1营的队列，炸死2人，炸伤多人。接踵而至的第2发炮弹又落地弹起，穿过侍卫步兵团燧发枪营的队列。

从某种角度而言，在敌人炮击下保持队形是最能考验士兵意志力的磨砺。普军指挥官们没有对部署做出任何调整，但是为了缓解紧张情绪，团长[18]允许部下抽烟。步兵旅指挥官弗里德里希·冯·许纳拜因（Friedrich Heinrich Karl von Hünerbein）少将也骑着战马，驻足步兵队列之前。这位波兰-萨克森混血将军1个月前刚在莫克恩战役中重创法军，因此踌躇满志。他平静地下令“紧密靠拢”。这时，一颗炮弹骤然飞来，炸死了他的坐骑。正在喷云吐雾的士兵们焦急地注视着他们的将军。侥幸逃过一劫、毫发无伤的许纳拜因从地上爬起来，接受了部下的欢呼。他从容地说：“孩子们！这些只是警告射击！”

其间，普鲁士国王也不顾炮弹纷飞，前来视察部队。他向普军队列挥手，队列报以“国王万岁”随后，两发炮弹一前一后接踵而至。一发在国王附近爆炸，飞溅的泥土淋了他一身；一发射入队列，几名正在欢呼的士兵当场毙命。但威廉三世继续视察，并和第2侍卫骠骑兵团的一名上尉亲切对谈。他的出现虽然不如拿破仑那样轰动，但也有效地鼓舞了士气。

有鼓舞士气的事，自然也有摧残士气的事。随着拿破仑的抵达，新的法军反攻摧折了一线的普军，成群的普军士兵溃散下来，要当逃兵逃离战场。左翼的俄军贝格中将对此惊讶不已，他要求许纳拜因实施阻拦，并将这些士兵重新组织起来投入战斗。可这位冷静的将军却一摆手：“这是不可能的。”

好吧，不可能归不可能，但投身战斗还是没有问题的。在布吕歇尔下达命令之后，许纳拜因率领4个步兵营及两支志愿猎兵分队向小格申村发起了进攻。除了原有炮兵群和该旅所辖的炮兵，还增加了第2骑炮连提供火力支援。在他的左翼，则是冯·霍恩（von Horn）上校的5个步兵营，目标直指拉纳村。

现在攻守易位，成败居然也再次交替。刚取得进展的法军部队同样没能组织起坚固的防守，经过一轮殊死抵抗，两座村落还是易手。尽管拿破仑的“雄狮”没能再现埃斯林的辉煌，但他让普鲁士人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在小格申村，刚才还趾高气扬的许纳拜因被打成重伤，侍卫步兵团燧发枪营328人死伤，损失率超过50%。

拉纳村的情况稍微好一些。霍恩上校用第2西普鲁士步兵团[19]燧发枪营、第1西普鲁士步兵团第1营的一些神枪手以及侍卫步兵团1个连[20]，组成一条厚厚的散兵线，强行突入村落，并迅速肃清了法军残余部队。

人常会得陇望蜀。现在，伤亡较轻的霍恩旅继续推进，妄图再次染指卡亚村。塔雷尔的旅挡在了他眼前。重新编队的第18暂编线列步兵团未能抵挡住普军正面与侧翼的夹击，一下子溃散。普军冲入村落，包围了整整一连法军，用刺刀予以解决。随后，分成散兵群的普军钻出村北，企图继续追击。

面对普军新生力量的紧逼，法军将第11师第2旅投入了作战。这个旅所辖的两个团都由国民自卫军组成，战斗能力有限，但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没得选择了。部队不行，那么指挥官呢？旅长夏尔·迪穆兰（Charles Dumoulin）旅将是个命运多舛的人。在大革命时期，他参加瓦朗谢讷保卫战，当过俘虏，后来因为在镇压里昂叛乱时招募无法证明公民身份的年轻人，被监禁判刑。当他到意大利军团跟随拿破仑后，几乎参加了在意大利的全部重要战役，青云直上。1799年，他参加了雾月政变，成为建国功臣，次年即晋升旅将。在随后的征战中，他爱上帝国盟友巴伐利亚贵族的女儿，遭女方家庭反对后选择私奔，被准岳父控告“绑架”。拿破仑出于政治考虑，对其进行了调查。尽管有一段时间的牢狱之灾，他最后还是抱得美人归，但军衔一直未得晋升。这样的人，这样的部队，肯定不会是中流砥柱。

◎联军约克部参战

投入战场后，迪穆兰让第144线列步兵团在第1旅溃散点的背后重新组成战列，第142线列步兵团的纵队向卡亚村反击。后者在村北遭遇了普军散兵，还没与普军主力交战，这个团队就动摇了。团的军官不得不将鹰旗旗杆插地，作为集合点，重新组队。普军一度冲到距离鹰旗只有十步之处，给该团造成相当伤亡，但由于力量不够集中，被法军人墙阻挡住了。

面对危机，法军在卡亚村以北的大炮开始怒吼，炮弹连续精准地落入普军步兵纵队——第1西里西亚步兵团在第一轮就被击倒20人，惊恐导致队列崩溃，全旅瞬间陷入混乱之中。这时，第1西里西亚步兵团的掌旗官在霰弹纷飞中高举团旗，转身大声呼唤：“兄弟们！团旗在这儿！”散乱的士兵看到旗帜仍在，这才逐渐聚拢，霍恩旅的战线也随之稳定下来。但是，内伊元帅抓住了这个机会，趁他们喘息未定，率领一个由多部队混成的步兵师冲了上来，又将普军彻底推了回去。接下来的事毫无悬念，法军又夺回了卡亚村和小格申村。

孤独盟友

直到普军再次被赶出卡亚村，第三次被赶出小格申村，始终都是孤军奋战，没有任何俄军步兵给予一丝协助。本应投入本次攻击行动的俄军贝格部，也始终未能出现。

事实上，在攻击发起之前，普鲁士国王和俄国沙皇先后抵达该部视察。当时，俄军炮兵正与法军炮兵激战，空中炮弹横飞。威廉三世见到贝格后，略事寒暄道：“将军，这里热火朝天呐。”贝格却一脸严肃地答道：“陛下，这不是您该来的地方。”威廉三世笑着说：“当然，这是你的地盘，但为什么我不该来？”于是，贝格劝谏道：“君主不应该将自己置身险地。”正在此时，沙皇远远走来。贝格可不想在这种环境中跟两位君主商讨问题。他慢跑起来，对着士兵大喊：“小伙子们！我们的陛下在这里！万岁！上刺刀！”之后，带着他们跟在许纳拜因旅后面进入战场——这或许正是两位君主想要的效果。

然而，这支俄军步兵并没有真正参与进攻。贝格观察到大批法军散布在村庄之间，不成阵形，正适合骑兵攻击。这个狡诈的爱沙尼亚人立即派一名参谋前去找多尔夫斯，用过激的言语下令普军骑兵出击。多尔夫斯是个积极进取的军官，同时也保有相当的理智，他在跟最信任的部属格奥尔格·冯·于尔加斯（Georg Ludwig Alexander von Wahlen-Jürga?）上校商谈后，拒绝冒着法军猛烈的炮火冲锋。不知是贝格先前有所交代，还是这名参谋个人的神来之笔，他坚称贝格要他转达的是维特根施泰因的命令。多尔夫斯犹豫了一下，但很快做出了普鲁士式军人的标准选择——服从命令。他亲自率领禁卫军骑兵团从小格申村附近杀入，结果，一如预料地落入法军霰弹和步枪火力交织的火网，超过一半的力量折损——包括5名军官、12名士官、174名士兵、5名号手和238匹战马。一个陪同冲锋的哥萨克志愿中队也几乎全灭。更为悲惨的是，当他们进攻时，贝格已经看出法军组成了方阵，所以只让第1顿河哥萨克骑炮连（仅半连实力）支援多尔夫斯，却不投入一个步兵。俄军步兵就眼睁睁看着这群骑兵死伤累累，稀稀拉拉地逃回。

这还不算最让人愤懑的。下午4点钟，托尔马索夫的部队终于集结到莫纳亨峰之后了，维特根施泰因仿佛活转了过来，他恳请沙皇让这支新军投入战场（前面就讲过，维特根施泰因无法指挥托尔马索夫）。在1个小时之前，俄国骑兵已经发现了法国第4军向吕岑南面赶来，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现在必须尽快做出抉择，是趁法军援军赶到前投入最后的预备队一搏，还是立即全军后撤，脱离战场。可先前信心满满的沙皇，此刻却犹疑不定了。他不肯动用这支近在咫尺的力量，只是默许让远在联军左翼的俄军温岑格罗德部“千里赴援”。

维特根施泰因毫无办法，他只能下令给温岑格罗德，要求他率步兵增援普军。参谋长沃尔孔斯基派出了年轻军官亚历山大·谢尔比宁（Александр Андреевич Щербинин）去寻找这支部队——现在他们都不知道他在什么位置。这名军官冒着枪林弹雨，找了1个小时才在骑兵队列后面遇到温岑格罗德。他传达了向拉纳村增援的命令，还强调普鲁士国王的幼弟威廉亲王正在那里坚守。温岑格罗德一脸无奈，声称自己的步兵已经四分五裂成多个支队，被抽调到许多地点，所以无法执行这个命令（俄军步兵去了哪里，详见下一节）。

既然盟友不可靠，只有依赖自己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在前线的炮火中四处奔走鼓舞士气。俄军第2禁卫轻炮兵连的军官伊万·日尔克维奇（Ивáн Степáнович Жиркéвич），亲眼看见一串炮弹落在大格申村之后，在这名君主四周爆炸。但是，威廉三世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前行。这大大震撼了日尔克维奇。

普鲁士军人也表现出了应有的顽强。尽管大部分团队都已经丧失战斗力，可是众多的散兵利用地形，坚持战斗。罕见有士兵以护送伤员为名，到后方逃避战斗。这一点与法军那些新兵形成鲜明对比。

下午4点30分，布吕歇尔保留卡尔·冯·施泰因梅茨（Karl Friedrich Franciscus von Steinmetz）中校指挥的3个步兵营作为最后的预备力量，而将该旅无所事事的5个骑兵中队投入反击，去帮助在拉纳村连续求救的霍恩上校。为了鼓舞士气，布吕歇尔和高级将领带着他们的参谋人员都冲到了一线。一发炮弹炸死了布吕歇尔的坐骑，还有3发子弹击中了他——一发击中皮带，一发擦伤手指，第三发击中身体侧面。他惊恐地以为子弹射进了胃里，但经过威廉皇太子（Friedrich Wilhelm IV）的私人医生检查，子弹只是造成皮肉伤，且已掉落别处——后来在他的靴子里发现了那枚子弹。看到身体确实没事，布吕歇尔的幻想症也消散了，他坐在木板凳上接受医生的包扎，然后由助手推上了马鞍。就在这时，一颗炮弹落在附近，将一名鼓手的双腿打断。这位老将对着医生大吼：“救一下这个可怜人！”说完，双腿一夹，重新返回了前线。

在布吕歇尔离开战场之后，其他高级军官继续战斗。后来写出《战争论》草稿、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出色的军事理论家之一的克劳塞维茨，此刻也显出武将本色。他被一群法国士兵包围，离他最近的一位瘦小的法国士兵用刺刀捅向他。克劳塞维茨抽出随身佩剑，一路格开刺刀，才毫发无损地逃出来，免于被俘——看来有时笔未必比剑更锋利。而沙恩霍斯特像头发疯的狮子一样战斗，两匹坐骑一死一伤，帽子也被子弹打穿。据一名参谋军官回忆：“从来没见过沙恩霍斯特像今天这样暴烈！”还有多尔夫斯的参谋长卡尔·冯·格罗尔曼（Karl Wilhelm Georg von Grolman）少校，他也遭遇了举着刺刀的法军步兵，但与克劳塞维茨不同的是，他被一把刺刀扎伤了。

看着普军不断流血，沙皇也觉得过意不去。在布吕歇尔发起进攻时，他让禁卫军炮兵一部增援大格申村。这是这个冷血而成功的政治生物所能布施的最大诚意。

尽管普、俄两军都做了“最大”努力，但是普军的力量确实用到了极限，而且普军的骑兵是各种骑兵的混编，限制了他们战斗力的发挥，只能维持住现状而已。接下去，一切得看俄国人的了。

一丝回光

其实，在布吕歇尔亲自冲锋陷阵时，温岑格罗德麾下的步兵已经开始行动了。这支步兵部队就是符腾堡亲王指挥的第2步兵军。先前，他们在联军左翼预备阵地上列队，静寂地站立了整整3个小时以上，仿佛被遗忘了一般。他们的指挥官符腾堡亲王一直跃跃欲试，在申请支援多尔夫斯进攻施塔西德尔被拒绝后，继续派出信使到总司令部询问，可是没有得到答复，无奈和挫折感笼罩他的心头。下午4点钟以后，莫纳亨峰上开始讨论增援右翼普军的问题。沙皇司令部的侍从副官路德维希·冯·沃尔措根（Justus Philipp Adolf Wilhelm Ludwig Freiherr von Wolzogen）上校建议，与其调第2步兵军从遥远的左翼到右翼，不如直接从托尔马索夫部队中抽1个师增援。沃尔措根本人虽然是沙皇年初钦点的副官，但他是符腾堡人，又曾经是符腾堡亲王的老师兼参谋军官，不知这些身份是否削弱了其建议的分量，沙皇对此不置可否，维特根施泰因更是一言不发。沃尔措根只好骑着马去符腾堡亲王处传达命令——“以沙皇的名义”援助布吕歇尔。显然，这道命令由沙皇和总司令各自表达，分别托付给沃尔措根和前文提到的年轻军官谢尔比宁，从两条渠道向下传达。前者抵达得比较早，又是直接下令给符腾堡亲王，绕过了温岑格罗德，以至于出现前文温岑格罗德根本不知道部下去了哪里的情况。这种稀烂的指挥模式真是让人无语。

低劣的高层指挥就只能靠基层指挥官和部队的血肉去弥补了。符腾堡亲王接令之后，立即带着缺编的2个师向右翼运动。下午6点钟不到，他的先锋已经经过拉纳村。此时，霍恩上校还在这里苦苦坚守。鉴于沃尔措根传达的命令内容宽泛，并未明确要支援哪个点，符腾堡亲王当即拍板，抽调伊万诺夫上校率本旅2个营[21]增援拉纳村。能够根据实际所见安排兵力，去解救友军的危急，说明他是个有担当的指挥官。

◎俄军第3步兵师师长沙霍夫斯科伊（1777—1860）

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有头脑的指挥官。在先前观战时，他看到普军总是英勇无畏地正面进攻，这并非聪明的战术。他决定，以一部正面攻击，吸引法军注意力，然后派出一支部队迂回，从东面的艾斯多夫村发起侧袭。在抵达大格申村南面时，他骑马与第3师师长伊万·沙霍夫斯科伊公爵（Ивáн Леóнтьевич Шаховскóй）少将会面，并告知了他的计划。沙霍夫斯科伊并非普通的下属，他不仅比上司大整整11岁，而且是古罗斯留里克王朝的直系后裔，纯正的斯拉夫血统，其家族在沙俄时期长期担任政府和军队的要职，被沙皇授予公爵的封号。所以，在一般人看来，或者说就俄军的传统而言，他很可能不愿服从这位外国上司的命令。然而事实恰好相反，这位老军人满腔热忱地接受了这份计划，承担起正面进攻任务。

此时，在大、小格申村之间正发生着激战。反攻的法军如潮水般向前推进，遇到了观望中的俄军贝格部，并将其大部卷入拉锯战的旋涡。这种被动的介入使得贝格所部对战局的影响微乎其微，未能阻止普军战线的崩溃。于是，一大波普军的散兵游勇迎着第3师而来——如果让他们冲进俄军队列，很可能破坏这次进攻。

沙霍夫斯科伊公爵毕竟是久经沙场的将领，在他的指挥下，俄军就像老兵一般沉着，放溃散的普军穿过，并成功地转换成线列队形，在法军又一次耗尽元气时投入进攻。他们仅是名义上的1个师，或者说名义上的6个步兵团，实际投入的部队仅有4个步兵营[22]。各团的表现天差地别，其中第21猎兵团和另两个火枪兵团作战出色，由普鲁士国王纠集的暂编猎兵团则表现差劲儿。符腾堡亲王开始就担心这个团不可靠，挑选了高级军官渗入该团，带领和鼓舞士兵作战。可是，随着军官一个个倒在法军枪口下，纪律就解体了。这个总共1400人的团，只有两三百人还在战场，剩下的大部分散乱掉队。

尽管如此，俄军还是发挥了自身的长处，以名将苏沃洛夫传授的凶狠白刃战推进。对于缺乏训练的法军新兵而言，血腥残酷的白刃战是最令人恐惧的，他们很快不支并后退。于是，第3师冲进小格申村，第四次攻占了这里。

沙霍夫斯科伊公爵的胜利鼓舞了已经不成形的普军。他们幸存的军官和几名英国志愿人员驱赶着士兵，跟随在俄军身后投入战斗。这些零散的队伍欢呼着向前推进，没有什么队形和战术，但也造成了相当的声势。在俄普两军的共同努力下，战线又一次越过了卡亚村。联军的枪弹和炮弹对准卡亚以北的青年近卫军射击，其中一些落到了拿破仑大本营附近——拿破仑设想的封堵突破口看来是失败了。

符腾堡亲王可不想给对手留任何机会。眼看着第3师刚夺取小格申村，他就亲自向前突进，纵马越过弗洛斯-格拉本河，对自己选定的迂回路线进行踏勘。他计划让纪尧姆-埃马纽埃尔·德·圣普里斯（Guillaume-Emmanuel Guignard de Saint-Priest）少将指挥一支混成部队经艾斯多夫进入开阔地带，再渡过弗洛斯-格拉本河，打击法军侧翼。他派出一名信使请求维特根施泰因提供少量预备队支援。他还以自封的侧翼指挥官名义，邀请任何遇到的普军小部队加入圣普里斯所部，充实力量。

圣普里斯并非俄国人，其父为路易十六的战争大臣，在大革命之后，带着年仅13岁的儿子出逃德意志，并在1795年将其送入俄军部队。如今，他得到沙皇亚历山大的宠信，平步青云。在领受命令后，他率领第4步兵师的沃利尼亚步兵团、克列缅丘格步兵团，第3步兵师的第20猎兵团，以及第6、33轻炮连接近了艾斯多夫村。只要再给俄军一些时间，他们就能发起迂回攻势了。就在这时，正在部队前方侦察的符腾堡亲王，看见一支西里西亚骑兵部队狼狈地奔回。随即，两支数量庞大的法军纵队出现在视野中，乌泱乌泱地向自己涌来。

◎联军符腾堡亲王部调动

东岸变局

出现在圣普里斯面前的法军有两个来源。在俄军左翼前方的是马尔尚师将的第39师，他们正在与普鲁士禁卫骠骑兵交火。该师先前未全力介入战斗，主要是承担侧翼警戒。马尔尚让比较可信的法兰克福步兵营驻扎在卡亚村东北的莫伊兴（Meuchen）村。师属的巴登和黑森-达姆施塔特炮兵部队则对流窜的哥萨克骑兵实施射击。看到东南艾斯多夫方向上出现了俄军，他们便与赶来的易北军团一部一起发起攻击。

所谓易北军团一部，即麦克唐纳元帅的第11军。易北军团大约在十二点半暂停向莱比锡推进，开始调整行动方向。按照拿破仑的预定设想，由更接近吕岑战场的第11军和第1骑兵军先行南下，然后相对调整困难的第5军留下1个师占领莱比锡待命，其余2个师跟在第11军之后南下。但欧仁亲王对计划进行了调整。他认为第1骑兵军虽然在纸面上有2个轻骑兵师和2个重骑兵师，共辖33个骑兵团（参见附录表6），但大多不满员，还缺乏足够的马匹和训练，是一支名副其实的空心部队。为此，他将整个骑兵军约2900人留下作为预备队，只安排第11军单独先期南下。

或许欧仁亲王是迫不得已，但第11军独力作战的缺陷很快暴露出来。他们编组防骑兵队形就消耗了一些时间，随后又遇到了俄军骑兵的袭扰。前莫斯科警察局长伊利亚·阿列克谢耶夫（）少将指挥米陶龙骑兵团的3个中队迟滞了他们的推进。很快，维特根施泰因又派遣9个骑兵中队、1个哥萨克骑兵团和1个顿河哥萨克骑炮连（序列不详）前来增援。先前在里帕赫阻击法军，安排炮兵击中贝西埃尔元帅的勒文斯特恩中校率2个哥萨克骑兵团[23]对法军发起冲锋。但这位俄国军官犯了一个错，他误判自己无力正面冲击法军队列，故而选择迂回侧翼。他的意图被法军识破，法军老兵和1个4门火炮的连阻止了这支哥萨克部队。勒文斯特恩见法军有备，没有纠缠，所以仅几匹马被杀，1名军官和4名士兵受伤。然而，他的远离削弱了正面骑兵队，导致骑兵防御线被法军突破。

尽管第11军冲破俄军阻击，逼近了艾斯多夫村，但他们迟到了。中午接到命令时，该军距离艾斯多夫村仅12公里。按照正常行军速度，预计下午四点半可以赶到，但实际快下午6点才抵达。此时，全力涌向艾斯多夫的第39师突然停止了行动——因为中路再度出现危机，卡亚村失守，所以内伊元帅要求该部立即配合对卡亚村的攻势（详见下节）。第11军又只能单独向联军右翼迂回了。

◎俄军骑兵将领阿列克谢耶夫（1772—1830）

没有了第39师的协助，第11军的实力仍然在当前俄军之上（约21000人对约6000人）。该军第36师在师长亨利·沙尔庞捷（Henri Fran?ois Marie Charpentier）师将的指挥下，从北面迈亨（Meyhen）村浩浩荡荡开来，直取艾斯多夫村。

此时，艾斯多夫村内负责防御的是第20猎兵团。沃利尼亚步兵团和克列缅丘格步兵团在村外负责支援。当然俄军还有其他援军，老帅布吕歇尔之子弗朗茨·冯·布吕歇尔（Franz Ferdinand Joachim Blücher von Wahlstatt）中校指挥的第1或第2西里西亚骠骑兵团[24]的2个中队抵达了村南800码处。后面还有跟随而至的首领哥萨克团和普鲁士立陶宛龙骑兵团。他们可能是响应符腾堡亲王的求援而匆匆赶来的。不过，他们受制于弗洛斯-格拉本河岸的沼泽地，暂时受法军散兵和炮火压制，发挥不了作用。2个支援他们的骑炮连（序列不详）因为找不到可以渡河的地点，一时半会儿也帮不上忙。

易北军团的推进速度迟缓，但第一次对村落的攻击却十分犀利。第14轻步兵团第3营在营长夏尔·塞库尔容（Charles Secourgeon）少校的带领下，勇猛地冲入了艾斯多夫村，一举将老兵满营的第20猎兵团赶出村子。塞库尔容少校因为这个壮举而获得军团荣誉十字勋章，这真是实至名归——要知道身为第20猎兵团团长的伊万·卡普斯京（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 Капустин）上校是从列兵升到团长、有着近40年军龄的老牌指挥官呐。

不过，俄军高级军官们并没有因一时受挫而懵圈。符腾堡亲王亲临战场，指挥第20猎兵团的重组工作。圣普里斯则立即将2个步兵团投入反击。第4步兵师师长德米特里·普什尼茨基（Дмитрий Ильич Пышницкий）少将毫无畏惧地站在部队最前列，率领战列推进。在步兵团突入艾斯多夫村之后，1个支援的骑炮连也找到了渡河点，加入战斗。尽管缺乏掩护，符腾堡亲王还是让他们冒险勇敢向前。他们给法军造成了巨大的损伤。

在这段时间，战事一度跟弗洛斯-格拉本河西岸的情形一致——法军进攻，法军占村；联军反击，联军占村。但是，这里法军人数和素质上的优势还是明显的。沙尔庞捷投入了第2旅支援第1旅，法军迅速夺回了主动权。法军的散兵借助沿河树木和沟渠掩护，痛击没有支援的炮兵，迫使他们后退。接着，第2旅部队又从俄军手中夺回了艾斯多夫村。尽管俄军重组的第20猎兵团发起反冲击，但被沿着河岸分布的法军散兵以密集射击挫败，头部旧伤未痊愈的团长卡普斯京也被打伤。俄军唯一的成果是，他们的反冲击阻止了法军继续前进的势头，让2个步兵团在村子以南重新组成了稳定的防线。

◎弗洛斯-格拉本河以东的战斗

两翼阻滞

法军在联军右翼的行动，都落入莫纳亨峰上的维特根施泰因眼中。他十分清楚，不能任由法军推进，切断自己的退路。他大胆向沙皇进言，要求从托尔马索夫所部抽调有生力量增援。亚历山大仍然犹疑，于是，维特根施泰因又尝试说服沙皇身边的参谋军官们，让他们一起加入劝谏的行列。最后，沙皇批准动用1个掷弹兵师。

俄军的这次增援规格极高，由第3步兵军军长彼得·科诺夫尼岑（）中将亲自指挥。这位49岁的将军是1812年卫国战争时期俄军最好的步兵将军之一，他的掷弹兵部队也是仅次于禁卫军的劲旅。但美中不足的是，吝啬的俄军仅投入第2掷弹兵师一半的兵力（即3个掷弹兵团，每团辖1个营）——看来沙皇虽然同意了维特根施泰因的方案，但对具体兵力打了折扣，这将直接影响作战的实效。

科诺夫尼岑并不太计较自己带了多少人去战斗。衣着华丽、从不畏惧枪弹的他一马当先，率部队渡过弗洛斯-格拉本河，向艾斯多夫村冲去。途中，他们遇到了一批第20猎兵团的散兵，科诺夫尼岑立即要求他们重新组队，加入自己的反击队伍。这些猎兵认出了当前的将军就是先前自己团的顶头上司（他在1809—1812年担任第3步兵师师长，在博罗季诺战场指挥第20猎兵团作战），立即追随。但是，这种兴高采烈的气氛并没有维持多久。法军炮兵从艾斯多夫西北高地纵向射击俄军掷弹兵的集结区域，目标显著的科诺夫尼岑很快成为炮击目标。然而福尔图娜女神站在俄国人这边，保住了这位悍将的性命——他只是腿受了重伤，被抬了下去。

◎法军第35师师长热拉尔（1773—1852）

符腾堡亲王迅速接过指挥权，让俄国掷弹兵们冒着炮火发起攻击。可是，法军的射击十分猛烈，俄军虽然冲入了村子，还是被沙尔庞捷的反冲锋赶了出来。符腾堡亲王也在日记中写下“（法军）炮火是如此可怕”，他的4名副官中，两人受致命伤，两人负伤。他认为这次是他一生中遭遇的最危险时刻。

俄军掷弹兵退出艾斯多夫村之后，与圣普里斯的部队合流，共同与法军对射。此时，麦克唐纳元帅的另一个师——第35师，在粗勇有余的热拉尔师将的指挥下，从更东面经由施科洛普村缓缓推进而来。法军的进攻线直接迂回了保护联军右翼的符腾堡亲王所部的右翼，先进占基岑（Kitzen）村，进而又夺取了霍恩洛厄村。符腾堡亲王不得不率领余部整体后撤，退据大格申村东面一线。

法军第11军的威胁终于让沙皇清醒过来，允许禁卫军部队（包括步兵和一部分骑兵）与普军骑兵一部增援右翼。当大队骑兵出现在麦克唐纳元帅面前，法军停止了攻势，采取防骑兵队形。欧仁亲王并没有更好的突进办法，只能坐看双方对峙——尽管法军在兵力上占据相对优势，但右翼迂回的攻势已经停摆。

◎俄军胸甲骑兵军军长戈利岑（1771—1844）

在联军左翼，亦发生着近似的一幕。自陶哈赶来的贝特朗因为畏惧联军的优势骑兵，一直小心翼翼地推进。他的谨慎是正确的，因为他比麦克唐纳更早被联军关注，也承受了联军骑兵巨大的压力——在维特根施泰因夸张的请求下，沙皇同意将大部分禁卫军骑兵派去协助温岑格罗德对抗贝特朗部。这支精锐骑兵在胸甲骑兵军军长德米特里·戈利岑（）中将的带领下，浩浩荡荡直驱左翼。他们与当地原有的联军骑兵会合后，仅温岑格罗德指挥的正规骑兵数量便膨胀到可怕的至少1万人。此外，温岑格罗德还得到众多哥萨克和大约70门火炮的支援。而贝特朗仅有2个步兵师（不足2.1万人）和36门大炮而已。

更为糟糕的是，贝特朗的军还分成了前后两个集团，之间相距大约4公里。前卫部队是夏尔·莫朗（Charles Antoine Louis Alexis Morand）师将指挥的第12师。他们接近目的地时，没有贸然推进，而是选择在火炮的掩护下节节推进。首先，师属2个炮兵连的16门火炮掩护步兵穿过格鲁瑙村。随后，步兵停止前进，就地组成方阵，等火炮通过后再前进。就这样，到下午五点半，第12师有序而缓慢地抵达克尔岑（K?lzen）村附近。此村距离斯塔西德尔村仅1公里，不久，他们顺利地与孔庞斯师将的第20师建立了联系，一起向前，对联军左翼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但是，路易吉·佩里（Luigi Gaspare Peyri）师将指挥的第15师更为迟缓，该部竟然还没有通过格鲁瑙村一带（该部在三个半小时里推进了仅5公里）。事实正如贝特朗的判断，在占优势的联军骑兵面前，单独一个第12师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左右两翼均未能达成拿破仑的期望，宣告皇帝的大包围计划趋于破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军失去了胜利的机会，因为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重新回到中路战线，而法军在两翼的威胁，不管是实质性的，还是虚张声势，都将有助于中路的决定性攻击。

中路突击

把眼光收回到中路。在法军两翼推进的同时，这里也在竭力稳定战线。下午五点半光景，内伊元帅将第11师重新编组。在卡亚村再度失守之后，该师投入反击。他还调回了威胁联军右翼的第39师，进攻小格申村，以期吸引联军注意力，截断向卡亚村的增援，确保这个关键点能被第11师拿下。

马尔尚师将接令之后，派出冯·施托克霍恩（von Stockhorn）旅将指挥的巴登步兵旅主攻小格申村，黑森的埃米尔亲王指挥的黑森步兵旅在左翼协助。起初，这支德意志部队比较顺利，成功将俄军逐过了弗洛斯-格拉本河。他们涉水过运河，与黑森人并排攻击小格申村。然而在涉渡时，缺乏战斗经验的他们无法保持队形，进而变得混乱。老道的俄军立即抓住机会半渡而击，将他们击溃。一名巴登下士逃回出发河岸，回头发现连长还被俄军纠缠，又冲回去帮忙，用刺刀将连长解救。列兵多米尼克·格泰塞（Dominik Gerteiser）用草包扎了受伤的脖子，继续在队列中射击，并鼓舞战友坚持战斗。但这些都只是个别人的英勇，整体士气不高的巴登人与黑森人根本无力再战，成批逃亡——根据战后统计，第1巴登步兵团有600人伤亡，800人失踪，但实际情况是其中131人死伤是真，其余均是逃兵。马尔尚个人虽然战斗意志坚定，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猛虎难驱胆寒之羊，只好草草收兵。

第39师策应不成，对第11师的作战造成了不利影响。而且，第11师重组的部队本身战斗意志亦式微，失败也就自然而然了。从卡亚村方向败退的溃兵甚至直接跑过皇帝面前。拿破仑没有暴怒，而是迎头拦住一批逃兵，冷冷地质问：“你们要去哪儿？你们没看到胜利就在眼前吗？”他指着弗洛斯-格拉本河畔的一排林木说：“去！就在那儿集合！”

皇帝说胜利就在眼前，并非为劝阻逃兵而逞口舌之能，他确实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在弗洛斯-格拉本河以东，他的军队几乎就要抵达他所设想的位置，发起决定性攻击的时刻已经来临。下午6点不到，他下令德鲁奥师将集结60门加农炮，其中包括近卫军炮兵的48门。这些火炮部署的阵位由拿破仑亲自选定。作为一位天才炮兵专家，他选定的阵地足可覆盖4座村庄围成的空间。对于皇帝的指示，德鲁奥万分欣喜，因为他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最有经验的近卫军炮兵指挥官夏尔·迪洛洛瓦（Charles Fran?ois Dulauloy）师将、青年近卫军炮兵指挥官让-雅克·德沃（Jean-Jacques Desvaux de Saint-Maurice）旅将也随之来到阵地，监督火炮的展开。新火炮完成作战准备后，前线法军可用大炮总数增加到约200门，从卡亚村附近一直延伸到施塔西德尔村。

新的步兵力量也集结起来了。他们是来自青年近卫军的1个步兵旅，有大约6000人。他们由绰号“罗伯特”的皮埃尔·拉尼斯（Pierre Lanusse）旅将率领，在卡亚村西侧排成了营纵队。他们身后还有一批来自第3军的将士，是在所剩不多的勇敢的军官中选出来的壮实汉子，手执宝剑，随同攻击。拿破仑骑着马来到青年近卫军的纵队之间，用简短的话鼓舞勇士们——其实对于近卫军而言，只要皇帝驾临就已经足够了。

攻击准备期间，拿破仑还做了一件事。他让波兰贵族米哈尔·索科尔尼茨基（Micha? Sokolnicki）将军前往克拉科夫，告诉被围困在那里的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Józef Antoni Poniatowski）公爵：“我们赢得了战役胜利！”——这就是皇帝的自信。事实终将证明，这一自信虽非100%正确，亦绝非基于盲目。

下午6点光景，青年近卫军发起了第一次攻击。他们也采取了纯粹的白刃突击，各营纵队跑步迅速通过危险区，挥舞着刺刀突入卡亚村。然而战斗并不顺利，当他们攻入村子后，遭遇了普军的拼死反冲击，被赶了出来。在开阔地带，敌人冰雹般的射击中，青年近卫军显示了自身的素质。他们没有溃散，而是听从赶来的近卫军军长莫尔捷元帅的口令，冷静地在村后约50步的地方集结，又发起了第二次白刃突击。

新的突击使青年近卫军付出惨重的代价。在本次会战中，该部队一共死伤1069人，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这次突击——抵死顽抗的联军与青年近卫军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肉搏。战斗中，莫尔捷元帅和迪穆斯捷师将的坐骑都被打死。可是，已经疲惫不堪的联军着实无法坚持了，他们放弃了卡亚村，在村南勉强组成一条战列。

青年近卫军没有停顿，他们不顾伤亡继续向前突进。他们又一次成功了！那条看起来完整的联军战列其实外强中干，在冲击下快速向后退缩。于是，青年近卫军尾随联军从北面逼近了拉纳村。

◎法军青年近卫军的突击

这时，拉纳村西面也出现了法军旗帜——是马尔蒙元帅的第6军开始行动了。按照拿破仑的部署，马尔蒙派出第21师，以梯形队列从施塔西德尔村出发，沿着青年近卫军攻击方向推进。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独眼龙”博内师将。1793年的翁斯科特战役中，还是上尉的他将左眼献给了法兰西独立自由。尽管只有一只眼睛，但他对形势的判读并未受影响。在接近拉纳村之后，他指挥部队从西面侧击，配合青年近卫军的正面进攻。

在法军两支部队的夹击下，在法军新炮兵群的密集射击下，顽强的霍恩终于坚持不住了。他自己指挥的普军消耗严重，如第2西里西亚步兵团的3个营，战死71人，受伤427人，失踪160人[25]。符腾堡亲王派来增援的2个猎兵营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于是，他下令放弃拉纳村，全线后撤。事后聊可自慰的是，他用众多的血肉给自己换得了一枚当年新创的铁十字勋章。

联军同时还撤出了小格申村。法军对联军右翼的攻击虽然没有彻底切断联军退路，但随着符腾堡亲王的逐步后退，小格申村已经形成孤立之势，军心动摇。青年近卫军一部在第11军第36师的策应下，趁机一举横扫该村。至此，法军又恢复了对3座村庄的控制权。

看到法军已经收复卡亚村，攻入拉纳、小格申村，内伊元帅又果断投入了第10、11师收容部队。这支部队在里卡尔师将的指挥下，进攻4座村庄中心地带的小树林。虽然多次重组，但法军将士仍然努力向前。第一次进攻被联军大炮和火枪阻止于200码处，他们又发起第二次进攻。里卡尔师将舍命一搏，他集中全部剩余的军官于一组，指挥步兵冲锋。军官和新兵们高喊着“皇帝万岁”，无畏地冲向树林，终于在日落前拿下了该地。

最后的战斗

面对法军预备队排山倒海的攻势，联军陷入了惊恐与动摇中。下午6点前后，俄军炮兵弹药出现了短缺，而承载大量预备炮弹的弹药车不知所踪——这是临战更换总司令的余波，因为维特根施泰因安排自己军团的炮兵指挥官列夫·亚什维尔（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яшвиль）中将接替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Алексéй Петрóвич Ермóлов）中将实际掌控炮兵（但未撤销叶尔莫洛夫的炮兵司令职务），而两人之间存在严重的敌意，后者又将这种非黑即白的情绪传递到军官中，形成了敌对的派别，所以前者短时间内无法有效开展工作，根本没弄清楚自己有多少家底。这种无谓的内耗，使得本来在数量上占优的联军炮兵反而跌落下风了。

普军高级指挥官中也出现了意志崩溃。参谋军官路德维希·冯·赖歇（Ludwig von Reiche）少校遇到无比沮丧的沙恩霍斯特，后者抱怨道：“亲爱的朋友，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战斗失败了！”不过，沙恩霍斯特还是赶到大格申村坐镇。这时，他接到了警报，说施塔西德尔村方向上的法军马尔蒙部已经冲了出来——其实是莫朗的第12师与孔庞斯的第20师。他认定坚守已经无望，需要立即后撤。就在这时，参谋米夫林从左翼回来，报告说联军骑兵已经成功阻止了法军的推进。没想到这份情报将沙恩霍斯特送上了绝路——他重新振作，兴奋地说：“现在我们要再进攻。”随即冲上了前线。在某一次冲锋时，法军子弹击中其马靴顶部，深入大腿肌肉。医生取出了子弹，并预言他能在4周之内康复，然而事与愿违[26]。

俄军炮兵司令叶尔莫洛夫（1777—1861）	维特根施泰因的炮兵司令亚什维尔（1768—1834）

其实，就算沙恩霍斯特不受伤，普军的能力也到极限了。整支普军仅剩施泰因梅茨旅的3个步兵营尚未动用[27]，他们正在大格申村以南集结待命，准备用在最后时刻。而在眼下，连防御都完全依赖俄军了。

在小格申村失守的一刻，由第2掷弹兵师第1旅旅长亚历山大·皮萨列夫（）上校指挥的一支混成部队进抵大格申村稍东处。他们由来自第1掷弹兵师的1个掷弹兵团和第2掷弹兵师的2个掷弹兵团组成（笔者对俄军这种打乱序列抽调部队的做法感到强烈不解）。一进入战场，皮萨列夫看到的是如云幕般的法军散兵线和后方整齐的步兵纵队。他立刻从各团抽调志愿者组成散兵线展开，又大胆将主力排列成营纵队前进。俄军有生力量的出现，成功挫败了法军的冲锋。配属掷弹兵的轻型火炮用霰弹射击撤退中的法军，以扩大杀伤。同时，皮萨列夫没有株守村落，而是继续向前，踏入大、小格申村之间的开阔地带。为了充分吓阻法军，他故意给散兵线增添了一倍的兵力，这样从远方看起来，他的兵力仿佛增加了许多。

皮萨列夫的举动反而刺激了法军，据说第3军一批轻骑兵出现在俄军侧翼，准备干扰俄军的“冲锋”[28]。法军各个营纵队也开始反复冲击。俄军掷弹兵先以灵活的机动击退了侧面不多的法军骑兵，随后又以“反冲锋”连续击退了法军步兵。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七点半，皮萨列夫的混成部队始终未让法军突入大格申村。皮萨列夫自豪地记述：“我的行动阻挡顽强的敌军直到夜晚，保护了（符腾堡亲王）的左翼。”当然代价也是有的，阿拉克切耶夫伯爵掷弹兵团有41人战死（包括1名少校），团长以下78人受伤；另2个掷弹兵团39人战死，包括1名少校在内的164人受伤。

此时，夕阳西垂，四野开始昏暗。俄军禁卫军步兵与掷弹兵部队14个营（序列不详）推进到大格申村与弗洛斯-格拉本河之间占位，以支援皮萨列夫所部。期间，很可能是第2掷弹兵师唯一剩余的掷弹兵团[29]，接到了由一名沙皇副官传达的最高指示，要求他们进攻小格申村。这个团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毫无道理的命令，他们组成营纵队，以志愿猎兵的散兵线开道，发起了进攻。俄军在一处灌木丛生的沟前受阻，竟然鲁莽地面对着法军炮兵炮口停步重新组队。暴露在炮火下激励士兵的6名军官死伤，而企图恢复前进的掷弹兵也被炮火覆盖。在夜幕降临时，他们撤退了，全营有67人白白死伤。

俄军掷弹兵的最后一击结束后，普军也做了最后的挣扎。先前损失较小的第1东普鲁士掷弹兵营发起了当天联军倒数第二次冲锋。这样的冲锋不是为了进攻，而是遏阻法军的攻势。冲锋的效果并不如人意。另外，施泰因梅茨中校的旅也在大格申村南列成战列。他们没有直接参战，而是掩护除大格申村守军之外的普军步兵撤出战场。该旅所辖的第2骑炮连直射追击的法军，遭到法军炮兵反击，数名炮手倒下，一名号手迅即替补上。

普军撤退的同时，俄军贝格部也撤退到了莫纳亨峰，步兵组成密集纵队，在所辖36门火炮（具体不详）和山上其他火炮的支援下，站稳了脚跟。尽管俄军炮兵弹药不足，但联军的炮兵还是给追击的法军制造了很大麻烦。冲锋受挫的法军在撤退时陷入混乱，如拉纳村附近的第21师和青年近卫军不可避免地混在了一起。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小格申村，与青年近卫军混杂的对象换成了第36师。法军在重新组织队列中消磨了宝贵时光，失去了给联军致命一击的机会。

◎苏格兰史学家阿奇博尔德·艾莉森（Archibald Alison，1792—1867）绘制的吕岑会战地图

法军的撤退重组让施泰因梅茨手下的将士判断战斗已经结束，疲倦的他们就地休息，将武器堆靠起来。就在这时，一支失去方向的法军纵队错误地一头扎进来，引起了双方相似的惊吓和恐慌。幸得法军军官判明情况，迅速脱离接触，而普军亦属精锐的科尔贝格步兵团，军官当场稳定了部队情绪，没有爆发值得一说的战斗。

晚上八点半左右，夜幕完全降临，四野一片漆黑，两军之间有组织的战斗结束了。

夜幕惊驰

在战斗结束之前，法军与联军都有进一步改变战局的可能。拿破仑在下午六点半让第6军发动进攻时，弗朗索瓦·罗盖（Fran?ois Roguet）师将指挥的老近卫军师曾前进支援青年近卫军。当拿破仑注意到这一情况后，马上喊停。虽然老近卫军将士们士气高昂，鼓噪着要求参战，彻底打垮联军，但就像过去一样，皇帝拒绝动用这最后的预备队，甚至也不愿意动用近卫军骑兵。他让老兵们在炮兵群后方组成方阵，然后走到方阵前开始解释他的做法。当皇帝刚说到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大炮时，一颗霰弹就击中了附近的步兵纵列。拿破仑中断了讲话，迅疾关切地询问是否有人牺牲。有人回答：“2人牺牲，1人重伤。”他这才镇定沉着地恢复了演讲。最终，老近卫军未能投入一兵一卒进攻。

拿破仑可能是看到两翼未达成期望的效果，所以没有下决心吧。战斗停止之后，经验丰富的他下令步兵后撤组成方阵，薄弱的骑兵和炮兵主力撤退到步兵方阵之后，一批加农炮被配置到方阵的四角，并预先装填了霰弹——一切都是为了预防联军优势骑兵的夜袭。

联军方面也还有最后一支增援部队，就是米洛拉多维奇的部队。该部本来正向蔡茨方向行动，途中接到了普军骑兵的报告，说法军并未接近蔡茨。米洛拉多维奇了解这一情况的时间可能在下午某一时刻，他完全可以选择继续前进或去吕岑战场增援，但显然对维特根施泰因的轻蔑让他放弃了责任心，他停止行军，原地等待沙皇的命令。他的这一决定成为压垮俄军高层战斗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战斗逐渐停止，沙皇、维特根施泰因、布吕歇尔三人再次聚首莫纳亨峰。现在，他们对客观情况有着共识：联军战线已经稳定下来，大格申村仍在联军控制中。然而对于接下来的行动，双方就不再同心同力了。维特根施泰因认为，现在俄军未使用的部队仅有禁卫军全体步兵和第3军掷弹兵一部[30]，总共大约6400人。即使米洛拉多维奇在次日赶到，有生力量总数也不会超过12000人。他们已经进行了一次赌博，结果是失败的——法军半月形包围已经形成，对两翼构成严重威胁，而联军受创不轻，部队编制混乱，人马疲惫不堪。再在这个赌局上加投赌注企图翻盘，是荒谬的、愚蠢的。布吕歇尔注定接受不了这样的观点，在固执的他看来，普军与法军打了个两败俱伤，俄军不过小受挫折就放弃继续战斗的机会。沙皇在情感上倾向布吕歇尔，他不希望让普鲁士盟友觉得是俄军怯战，拿普军当炮灰。但是，俄军大部分高级指挥官认定作战无法继续了，他们开始合力促成撤退。于是，俄军炮兵指挥官叶尔莫洛夫少将站出来当了出头鸟。这位先前在战场上表现英勇的将领，此时摆出一副丧气样，并果断介入争吵。他觍着脸报告说俄军炮兵几乎没有弹药了，而预备弹药车在埃尔斯特河东岸，他却不知道它们的具体位置。[31]这个报告让沙皇倍觉尴尬，不敢面对布吕歇尔。接着维特根施泰因的数名高级部属也添油加醋，断言自己的部队缺乏弹药。看到这一幕，就是傻子也明白了。沙皇不露声色地违心决定撤退，但暗暗把维特根施泰因恨入了骨髓——他在10天后给自己四妹凯瑟琳女大公（Екатерина Павловна）写信时透露了他的真实念头：

我抓住刚有的空闲跟你说几句。维特根施泰因伯爵出于谨慎，考虑立即退过易北河，而我的看法，认为他是错的。据他自己的军官说，敌人处于溃退中，我们次日应该攻击。

更大的愤怒来自普鲁士人，只是当时大部分普军军官不在现场，唯有布吕歇尔的暴怒被俄军参谋记录下来——这位须眉尽白的老将大吼：“这是为什么？难道所有的血都白流了？……今晚，我要把法国佬撕成碎片，让那些决定撤退的家伙知道，什么是军人之耻！”

随后，布吕歇尔气鼓鼓地下了山，但他很快找到了发泄的场所——晚上9点光景，他接到了一份摩擦报告。报告显示，在战斗趋于平静后，施塔西德尔村附近的禁卫骠骑兵团（2个中队）没有安排警戒就下马休息，他们遭遇了法军巡逻骑兵的袭击，被完全击溃。布吕歇尔像个年轻人一样，热血涌上了头顶。他下令多尔夫斯上校立刻率9个骑兵中队果断反击。此时，普军骑兵已经耗费大量体力，但多尔夫斯领会上级意图，不顾一切执行命令。禁卫志愿哥萨克中队、禁卫军骑兵团3个中队、东普鲁士胸甲骑兵团1个中队和整个勃兰登堡胸甲骑兵团，很快在拉纳村西南集结起来。多尔夫斯和他的主要部属于尔加斯上校，纵马加入禁卫军骑兵团第2、3中队之间的队列，率领这一大队骑兵冲入黑暗，向施塔西德尔村方向涌去。普军军官极力控制队形，但夜色还是让他们的大部分努力付诸东流。除了多尔夫斯和于尔加斯所在的2个中队之外，大多都趋于散乱。

法军一面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本来，拿破仑已经下达了步兵排列方阵并实施警戒的命令，可是有不少疲劳又缺乏战斗经验的人没有良好地执行。一些部队没有排成方阵，有些排成了方阵，却没有警惕之心，也没有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比如拉纳村外的第37轻步兵团，在战前就被拿破仑亲自整顿过，但是他们没有做好应战准备，而多尔夫斯和于尔加斯带领的骑兵正好冲向这里。普军骑兵在穿越法军岗哨之后，迅速冲入了该团战列，将这些新兵蛋子完全冲散。这一情况立即引发连锁效应，附近的法军第6军的其他部队也出现恐惧、惊慌和动摇。马尔蒙元帅亲自和参谋们骑着马拦阻炸营的士兵，试图重新把他们集合起来。在夜幕中，紧张不安的士兵甚至把他们也当成普军骑兵，对他们开火。乱枪和恐惧甚至蔓延到了第3军的部队，许多新兵盲目而疯狂地朝黑暗中射击，不管什么方向，不管能不能看清。一些流弹竟然飞到了拿破仑本人所在的地方。

也有人给了法军预警。在战斗暂歇时，失去坐骑的孔庞斯师将对眼前奇异的寂静不放心，带着幸存的参谋大踏步向联军战线方向步行调查。在走了大约500码之后，一名参谋感觉自己看到了黑影绰绰，就拿耳朵贴近地面听，很快听到了大批骑兵接近的马蹄声。他们迅速掉头狂奔，一面高喊警告士兵。随着马蹄声逼近，来不及逃脱的孔庞斯选择躲进尸体堆里装死——幸好普军骑兵并未停下来检查。

冲向孔庞斯部的普军骑兵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虽然从黑暗中突然现身的普军骑兵让人震惊，但已经结成方阵的第1海军炮兵团保持了队形稳固。普军骑兵见无隙可乘，就绕着方阵打了一阵手枪，丢下几个落马者，便掉头撤退了。

突然从黑暗中冒头，又瞬间消失在黑暗中——普军骑兵的冲锋就这样匆匆而逝。对双方而言，都没有实质性的损失——第37轻步兵团有6名军官负伤，普军骑兵无一死伤，只有个别人因马匹落入深沟或坠马而被俘虏（据说被俘人员中有来自柏林的年轻贵族，因此被法军缴获的马具非常精美）。但是，这场最后的冲锋对双方精神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普军将其拔高到一个经典战例的水平，认为它展现了普鲁士人的决心与勇气。而法军老兵视之为不祥的预兆，因为当晚的慌乱情形在过去战无不胜的法军身上根本找不到。

光荣与悲哀

因为法军缺乏强大的骑兵，无力发动追击或反击，因此普军骑兵最后冲锋的终结宣告两军之间的冲突彻底告一段落。战场上，两军完全分离，各自回归宿营地。法军留下必要的岗哨之后，从3座燃烧的村庄里撤出，退到卡亚村之后扎营。联军没有离开大格申村，在燃烧的村教堂钟楼的照耀下，原有的村落守卫部队就在附近草坪上歇息，而增援的部队则在微光中后撤。在两军之间的地带，形成了非正式的默契停战。两军各有百余名散兵开始自顾自寻找失踪的同伴，救助还躺在战场上的伤员。此外，还各自有数百名“盲流”在战场上翻找战利品，搜刮死人财。

拿破仑骑马回到了吕岑。跟随他的包括第3军军长内伊。他在驿站的小圆桌上，与这位元帅共享着晚餐后的咖啡。内伊对皇帝说：“陛下，这是美好的一天。”拿破仑回答：“是啊，联军的诸多企图化成了泡沫。”

正当他们对话时，有人带着3位莱比锡的治安官进来了。这些萨克森人是迈松师将的第16师攻入莱比锡后找到的，并且早早就等在了驿站外。他们接受了皇帝的质询，但第一个问题出乎他们意料，拿破仑竟然问的是莱比锡的糖价！随后皇帝用长篇独白愤怒地指责他们破坏中立，竟允许普鲁士军官路德维希·冯·吕措（Ludwig Adolf Wilhelm Freiherr von Lützow）少校[32]在这座城市征募新兵，组织志愿军。他还问了许多军事问题。30分钟之后，皇帝结束了这次会面，并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命令治安官们维持莱比锡的秩序，就地向他的大军提供面包。

等萨克森人离开，拿破仑口授了一份战斗公报。他给这场会战选定了一个光荣的名字——“吕岑会战”。从先前的战斗经过看，吕岑这座小镇未扮演任何角色。拿破仑之所以选用这个地名，乃是有意识地比拟古斯塔夫·阿道夫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光辉。这并非一个好的信号，或许潜意识中，他已经默认两战有极大的相似。

口授完公报，拿破仑没有马上休息，而是拖着疲倦的身躯下达了次日的命令。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爱人，又匆匆给皇后写了封短信：

现在是晚上11点，我累极了。我已取得了一个大胜利，击败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与普鲁士国王统率的俄普军队。我损失了1万人，包括死伤。我的军队满载荣誉，以令我感动的方式证明他们对我的爱戴。吻我的儿子。我的身体很棒。

好了，完成了统帅和爱人的责任，皇帝这才放心躺下睡觉。

至于法军将士，他们多数睡得比皇帝要早一些，战斗了一天，疲惫让人倒下就发出鼾声。但是，除了岗哨，还有不少人没有入睡或者无法入睡。他们就是医生和伤兵。在当天中午联军大炮打响之后，法军野战医院就在吕岑建立起来了。依据军医官多米尼克-让·拉雷（Dominique-Jean Larrey）的命令，医务人员在一座谷仓里搭起了手术室。拉雷跳上停放在镇内的一辆制式野战救护车（这辆车是他的发明），赶往前线抢运伤员——随着大炮一响，他们见到的不是黄金万两，而是一个个奄奄一息的生命和无休止的血腥手术。1797年就在意大利跟随拿破仑的拉雷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他曾经在4年前的阿斯佩恩-埃斯林战役中，创纪录地用2分钟完成了拉纳元帅的腿部截肢。这次，他和同事们整整忙碌了两天两夜，除了普通的抢救，拉雷还独立完成或协助完成了365台截肢手术。其中，有18例上肢截肢一直切到肩膀，而15例术后存活。这一存活比例，大大高于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水平。此外，还有一件足以让世界惊叹的事——拉雷为舍米诺旅将做了右下肢膝部以下截肢，这也是一般欧洲医生无法完成的手术。不过，将军的断肢就被扔在他养伤的驿站走廊里，有去看望将军的访客因踩到而摔倒。当时医务管理的水平普遍如此，也无可厚非了。

并非每个人都有舍米诺旅将这样的幸运。在第4轻步兵团服役的弗朗索瓦·阿托克（Fran?ois Atoch）就是诸多不幸的人之一。当他站在步兵方阵中时，被一发加农炮的炮弹擦伤了脖子。医生们对这样的伤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21岁的年轻人在痛苦中一点点丧失生命。阿托克在死前还留下一张潦草的便条：“我被炮弹打伤，我要死了，不要为我难过，面对死亡，我很勇敢。”一名医生代他转寄了便条，并附了一封吊唁信，告诉阿托克的家人，他们的亲人确实像便条里说的那样。

与这样睥睨生死的英雄不同，还有一些法国军人堪称耻辱。他们抛弃了职责和战友，早早离开了战场，向西奔跑。一群恐慌的士兵和车夫冲入了瑙姆堡，当地在听到炮声之后就充斥着哥萨克已经来了的流言。后方行政官阿梅代·德帕斯托雷（Amédé de Pastoret）拦住了一个骑马的军官，问他要去哪儿。他回答：“我不知道，让我走。”又问他：“皇帝在哪儿？”答：“在吕岑附近。”再问：“他在做什么？”答：“他刚赢了一场战役。”“赢了？”“赢了！”但这名军官仍然高速西奔。

普鲁士军官吕措（1782—1834）	法国军医拉雷发明的战地救护车

◎法军军医拉雷（1766—1842）

混乱与分裂

当夜联军的经历与反应更为复杂。自晚上10点钟起，大部分幸存的联军士兵在寒风中撤出了战地。撤退是杂乱无序的，许多部队失去了组织——许多步兵营和骑兵中队脱离了师、旅序列，而有数千人与他们所在的步兵营分离。由于军官的死伤，重组并不顺利。同时，撤退的道路也是一团糟。此路就是他们早晨的来路，现在他们要原路返回。然而，自从战斗打响之后，这条仅有两车宽的路上就没有任何人来疏导和管理，无论是前往前线的炮车、弹药车，还是从前线返回的运送伤员的车辆，都充斥其间。更为糟糕的是，俄普两军的后勤与医护系统彼此独立，各管各地使用这条狭窄的通道，造成了严重的交通阻塞——也难怪俄军炮兵阵地缺乏弹药了。现在，黑暗和混乱中撤退的大军加剧了这种情形。士兵们，尤其是普军士兵，完全丧失了引以为豪的纪律性，在萨克森车夫醉酒后，开始凶狠地洗劫停着的四轮马车与双轮大车。

就在这样的混乱中，相当一部分联军部队挤牙膏一样一段段抵达了佩高。现在，佩高也换了一副脸孔。早晨热情欢迎他们，并塞给他们食物的人们都不见了，家家关门闭户。伤兵们早已横七竖八地躺满街道，连走路都困难。由于疲惫不堪，大部分士兵倒头就睡，直到清晨。也有少数人享受了难得的屋子，比如16岁的奥兰治-拿骚亲王弗雷德里克（Willem Frederik Karel van Oranje-Nassau）和4个同伴，挤入一间狭窄的屋子，在铺着一层薄薄稻草的地上安眠。

能向佩高撤退的联军部队还算是幸运的群体。因为并非所有的部队都接到了撤离的通知。许多不明所以的联军团队就直接在大格申村与佩高之间的草地上过夜。连驻扎在莫纳亨峰上的俄军贝格部都不知道撤退决定。贝格中将在天色全黑前俯视战场，声称：“我从未见过一个战场有如此之多的死尸。”尽管如此，在跟部下商议了一番之后，他认定次日还会继续作战——因为大格申村还在普军控制下，战线并没有崩盘。他派出好几名副官向维特根施泰因汇报，据说没有一个人能找到总司令部。直到3日凌晨2点钟左右，俄军总工程师约翰·西弗斯（Johann Joachim Georg Graf von Sievers）少将来通知贝格撤退的决定。

绝大多数普军军官的看法与先前的布吕歇尔以及贝格一致。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战役的胜利，期待次日重新开战。约克中将的高级副官在晚上11点钟写了一条非常短的战报作为新闻讯息——“今天在吕岑与佩高之间的平原，我们击败了法军”。约克敦促一名信使将这个好消息送到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普军军官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狭隘的视角。他们亲眼看见了己方士兵勇敢战斗和承受了巨大损失，看到了他们一再将法军击退，但是并没有注意到法军的钳形攻势正封闭他们的两翼——战斗的硝烟、燃烧的建筑、弗洛斯-格拉本河一侧成排的树林、聚集在一侧的骑兵群，阻碍了他们对侧翼的观察。

◎俄军总工程师西弗斯（1778—1827）

普鲁士国王也完全认同这种观点。在离开战场后，他听说了维特根施泰因的撤退决定，失去了理智与冷静。他一脸沉痛地说：“一旦我们开始撤退，将守不住易北河，会退到维斯杜拉河以后去。”他大声抱怨：“我又一次看到自己身处梅默尔（Memel，今日立陶宛克莱佩达市）。”——显然，他回忆起1807年弗里德兰战役的情形。他扑到窗前，看着普军士兵正在撤退的模样，惊恐地哀叫道：“这就跟奥尔施泰特一模一样！”在他的自卑与恐惧情绪发泄得差不多时，他才不得不接受一部分现实。他愤怒地提出要求：既然撤退无可避免，那么联军就应该沿着下奥得河撤向普鲁士的腹地。

◎普军第1军军需主任格奈森瑙（1760—1831）

在威廉三世大发神经的时候，沙皇亚历山大却保持了一个政客的冷静。他明白，普鲁士国王的表现只是出于无谓的自尊，他需要的是一个心理台阶。在他的默许下，他司令部的参谋向盟友的君主和高级将领进言，建议联军撤向德累斯顿，并解释说这将使俄军更接近其仓库，保持与俄国边境更直接的联系，那里有期望中的大量增援，同时能让联军靠近奥地利边境，有希望说服哈布斯堡王朝加入联盟。由于沙恩霍斯特受伤，在第1军司令部幕僚中，地位仅次于他的格奈森瑙成为普军决策层的核心人物。理智的格奈森瑙以平静而坚定的态度承认俄军建议有理，于是双方达成了共识。随即双方参谋人员共同制订了撤退的细节：联军将分成两路纵队行动，俄军退向德累斯顿，而普军与之平行在北侧后撤，目的地是德累斯顿下游大约22公里处的迈森（Mei?en）；为了让部队从战地安然转移到佩高，维特根施泰因要组织更为强大的后卫；而渡过埃尔斯特河之后，米洛拉多维奇的部队将作为全军后卫；另外，一个信使携带命令去哈勒，让比洛也退过易北河。

看起来，分军撤退是眼下最好的解决方案了，但仍然埋藏着不稳定因素。随着联军分成两个部分，协同指挥作战变得更为困难。各自活动的俄普两军，都会在心理上将错误归因于对方，进一步加剧分裂。

迷惘的撤退

5月3日清晨，尚未完全从战争疲惫中缓过来的联军踏上了向东撤退的道路。各部队匆匆集结，实际人数比开战前少了许多——大部分是因为伤亡，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队伍零散导致归队不及，甚至出现逃兵。在大格申村和佩高之间的草地上宿营的普军禁卫猎兵营，并未经历苦战，但集结时就只剩7名军官、29名士官和560名士兵，而战前的数字分别是23、52、718。当撤退的部队离开时，一些人开始归队。如前述的奥兰治-拿骚亲王和他的同伴，就被撤退军人的步伐声惊醒。还有，躺在另一幢建筑内的一名受伤的普军禁卫军军官也被吵醒，然后他推醒另一个受伤的普军参谋军官，说：“伙计，走啊，军队走了，一切都完了。”

联军的撤退是混乱的、迷惘的。英国驻普鲁士特别公使、爱尔兰人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William Stewart）将军在5月2日夜离开德累斯顿，骑马前往前线。他观察到“路上挤满了各种各样的马车和行李车”，更糟的是根本无人管理与指挥——大家都累了，泄气了，没人知道谁是真正的统帅。沙皇司令部的参谋军官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被派去了解维特根施泰因接下来想干什么。“我骑马穿过田野，找了很久，没人知道总司令在哪儿，但最后我发现他在远处泰然自若地坐着。当得知我的任务之后，他回答说：‘皇帝在军队里，所以我在等陛下的命令。’”这分明是一种推卸责任。尽管如此，沙皇为维护“胜利”的体面，在4日不情愿地授予维特根施泰因圣安德烈勋章。

随着撤退的进展，这种混乱分裂的状态在加剧，因为3个最高指挥群体——沙皇、维特根施泰因和布吕歇尔各自分离，别说是一起协商议事，就是让信使找到他们，都是艰巨的挑战。当天夜晚，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从米洛拉多维奇的司令部返回亚历山大的参谋部汇报，但他无法找到他们。突然数辆马车载着沙皇随从驶过，其中一辆车上的参谋长沃尔孔斯基认出了这名年轻的参谋军官，让车夫停下，伸出脑袋对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大声喊出另一个命令。后者带着惊讶追述：“他（沃尔孔斯基）刚说完这些话，他的车夫就大喊‘走！’所以他才能追上沙皇的马车。”这种司令部的运作方式简直荒唐可笑。

联军倒也不是一无所为。维特根施泰因让符腾堡亲王的第2军留驻佩高之西，等待温岑格罗德的骑兵，共同组成后卫。随后，沙皇又任命米洛拉多维奇为主力后卫指挥官。但事实上，3位高级将领之间毫无沟通，根本不清楚友军的情况。温岑格罗德早在2日夜晚从战场撤出后，就一路向南抵达蔡茨，而且没通知任何人（包括沙皇与维特根施泰因）。没有温岑格罗德的骑兵，背水列阵的符腾堡亲王无法侦察追击法军的动向，也无法有效保护侧翼。他也考虑过撤退，但普军的辎重车辆挤满了佩高的大街，一时无法撤出，只能坚守阵地。就在符腾堡亲王站在他最前沿的岗哨，焦急地等待温岑格罗德到来时，一群不明身份的骠骑兵出现了。俄军不敢开火，直到一名骠骑兵掏出手枪打死符腾堡亲王的战马，他们才意识到是法军。幸得法军骑兵数量不多，俄军用火炮驱散了他们。符腾堡亲王意识到不能等下去了，立即清理普军辎重车辆，迅速撤过埃尔斯特河，在对岸休整到下午。之后，第2军开始单独撤退的3天旅程。到6日早晨，符腾堡亲王终于与另两位将领建立了联系。

米洛拉多维奇一如既往扮演了“戏精”的角色。在接到沙皇命令时，他谎称：“昨天我像婴儿般哭泣，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听到炮声但没能参与。”他让传令的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转告亚历山大，他愿意服从沙皇的任何要求，“不给军队指挥权也不要紧，给我一个连或营也可以”。不过，在战场上，他一样“老戏骨”。他让部队出现在追击的法军前，迫使对手展开和转向他的位置，然后在最后一分钟敏捷地撤退，在更远的地方再这样来一次。他对法军的迟滞，获得了沙皇的青眼，事后他被授予伯爵头衔。

相对而言，普军的撤退要令人振奋一些。尽管普军实质上的统帅布吕歇尔对战役结果和撤退决定一直不满，但他没有像维特根施泰因那样沉溺于个人情感，放弃责任，而是全力鼓舞士兵（这就是将领素质和性格差异）。3日清晨，他骑马来到后卫中表扬士兵。他使士兵们相信，他们已经给法军造成重大损失，并告诉他们军队正往德累斯顿进发，要为另一场战斗做好准备。他还警告说任何谈论失败的人“是坏种”。不久，他又接近博纳附近的另外一个行军纵队。远远地看到紧张的士兵举起武器，他高声大喊：“哦，放下枪！”听到熟悉的声音，士兵们松弛下来，变得安静。随即又是洪亮的问候：“早晨好，孩子们。这次一切都很顺利。法国佬一定注意到了他们的对手是谁。国王他感谢你们！”布吕歇尔向他们解释，军队将撤过易北河，以获得弹药和补充，“然后再次出现在法军面前，让他们刮目相看！”随后满面春风地飞驰而去。这一幕幕，让普军部队得以继续保持战斗精神。

撤退中，沙皇从政治高度做了一些弥补联军心理裂痕的工作。5月5日，他亲笔写了张便条请人转交布吕歇尔，赞美一线普军的勇气，并授予他圣乔治勋章。次日，他又正式致信布吕歇尔。这是封给全体普军的信，里面提道：“他们（指普军将士）的决心，他们的坚定和热情，他们不能忘却的勇敢和纪律，使我和整个俄罗斯由衷钦佩。”随信带去的还包括300枚5级圣乔治勋章，让布吕歇尔转授士兵和副官。

然而撤退还是不可避免地摧折着联军。5—6日的整个夜晚，下了场寒冷的大暴雨，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后勤供应也出现危机。联军起初在乡间征发食品，但很快征发变成了放肆的抢掠。由于疏忽了定量供给，很多人有一顿没一顿。普军禁卫骠骑兵的马匹则因为吃了征发的黑麦青苗，导致致命膨胀病的流行。大踏步后撤的联军在饥寒交迫中，不断有人掉队、开小差和病倒——4月刚大病痊愈回到军队的俄军参谋尼古拉·穆拉维耶夫-卡尔斯基（Николáй Николáевич Муравьёв-Кáрский）承认，联军在撤退中遭遇了巨大的困难，损失了许多人。

无能的追击

尽管联军的退却十分不顺利，但法军未能真正追上联军，给予其实质性杀伤。主要原因自然是拿破仑缺乏强有力的骑兵。自2日夜晚联军撤离战场之后，法军骑兵就无法突破联军反侦察掩护，提供任何有关于联军撤退状况的情报。为此，在日出时分起床的拿破仑无法下达精准的指挥命令，只能模糊地泛泛而为。根据这些简单粗略的命令，受创最重的第3军被留在战场舔舐伤口，其他所有人追击渡过埃尔斯特河的敌人。

开拔的法军部队目睹了昨日战场的可怕景象。一名比利时士兵如此描述：“不要询问我们昨天在哪儿战斗，成列的死尸和烟火余烬说明了一切，军队离开营地时村庄仍然在燃烧。”

尽管满目疮痍，心有余悸，但法军将士还是坚定地踏上了追击道路。拿破仑则骑着战马视察战场。一个曾是联军向导的农夫带他去看了普鲁士国王和俄国沙皇观战之所。随后，如其惯例，他检阅了手下多个团队。他向全军发布嘉奖通告：

将士们！对你们的表现我表示由衷的喜悦！你们没有辜负我的期望！由于你们自觉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完成了所赋予的一切作战任务。在举世闻名的5月2日，你们打垮了俄皇亚历山大和普鲁士国王指挥的联军。你们给法兰西光荣的鹰旗增添了新的光彩。吕岑会战将超越从前奥斯特里茨、耶拿、弗里德兰及莫斯科诸胜利！……我们要把那些鞑靼人毫不留情地撵回他们也许永远走不出来的严寒地带，让他们永远待在他们覆盖坚冰的不毛之地，过着奴隶般的野蛮腐臭生活，在那里人类堪与野兽同伍。

拿破仑还特别慷慨地颁发荣誉军团勋章，连没有参加战斗的第9胸甲骑兵团都获得了5枚。做完这一切，他驻足熊熊燃烧的火堆前，在老近卫军方阵的簇拥下，等待前方的消息。大约九点半，他听到南方传来炮声，于是出发加入沿大路向佩高前进的纵队。

拿破仑听到的炮声很可能来自符腾堡亲王在后卫战中使用的火炮。法军一如前述，未能抓住这个钉死联军后卫的机会，眼睁睁看着符腾堡亲王部逃过河去。而法军当天最大的进展来自麦克唐纳元帅的第11军，他们在当天冲进了佩高，但在向东追击仅仅8公里之后就停下来宿营。这样无力的追击带来了微薄的战利品——只有2门普军丢弃的大炮和一些联军来不及带走的重伤员而已。拿破仑对主要负责追击的易北军团非常不满，他在次日给贝尔蒂埃元帅指示：

告诉欧仁亲王，他的行军速度太慢了！他的纵队间隔距离太大，以致妨碍整个部队的行动。他的部队车辆太多，而且毫无纪律。他必须明白要严格执行各项规定。先头师行军时不得携带任何辎重。

在3日这天，法军不仅没有追上联军，还曾一度失去对莱比锡的控制。清晨，焦虑不安的莱比锡居民尚未起床，迈松师将的第16师就离开了这座城市。等日上三竿，一支联军骑兵侦察队回到了城里。这时，一个在2日夜晚见过拿破仑的治安官正在准备拿破仑随员的住处。一名普军骠骑兵中尉追问他法军的配备情况。这位治安官不堪其烦，坦白地告诉对方，他不知道接下来哪一边将控制城市，所以他只能两边都不得罪。这名中尉立即告诉他，克莱斯特将军打算次日返回，要他也做好准备。同时，骑兵队中的哥萨克骑兵向西在无防备的法军辎重车队和后方梯队人员中散播恐慌。一通恐吓与折腾之后，联军骑兵突然离开，只丢下一名喝醉的志愿猎兵。这人躺在久负盛名的金鹅旅馆（Zur goldenen Gans）对面的广场，含糊地大声叫骂，说要等拿破仑来，亲手打死他。治安官吓坏了，连忙找人把他推搡到旅馆房间里，等他清醒后暗地帮他返回普军战线。就在下午5点，法军人员返回了。他们没有为难战战兢兢的治安官，只是要求提供住处和面包。

在当天夜里，对于许多法军部队而言，面包和住处是一种奢侈品。比如留在吕岑周边的第3军。一个近卫军军官当时从后方返回团队，晚上暂时留宿吕岑。据他回忆，镇内挤满了伤员和俘虏，为了食物和住处，到处都有令人震惊的抢劫，因此他不敢露出自己鼓鼓囊囊的钱包，就饿着肚子睡觉。

5月4日，法军判定联军正向博纳以东的罗赫利茨（Rochlitz）后撤，也开始加快追击步伐。拿破仑将追击的目的地定为德累斯顿。随着后方部队的逐步靠拢，他有了更强大的力量。所以，他成立了新的军团。该军团以第3军为核心，将与后方赶来的让·雷尼埃（Jean-Louis-ébénézer Reynier）师将的第7军、贝卢诺公爵维克托（Claude-Victor Perrin）元帅的第2军和奥拉斯·塞巴斯蒂亚尼（Horace Fran?ois Bastien Sébastiani）师将的第2骑兵军会合，预计组建完成时这支军队应有64000人。拿破仑准备让他们掩护大军团的左翼，并解救托尔高的萨克森军队，将来可以守卫易北河防线或进攻柏林。

拿破仑自己率领大军团在南面极宽大的正面展开：左路为第5军，中路为第11军，右路为第4军，第6军和近卫军跟随中路，像压路机一般推进。他要施加压力，迫使联军再次与其决战或者夺取有价值的领土。然而，左右两路军都只遇到了联军的侦察骑兵，没有像样的交火。唯有麦克唐纳元帅的第11军追上了联军后卫，并发生了交战。一次是在罗赫利茨以北约9公里处的科尔迪茨（Colditz）。在5日上午9点，欧仁亲王抵达当地，并准备在这里渡过穆尔德（Mulde）河。在镇内，他隐约能看到河东岸著名的奶油色巨大城堡，也注意到联军已经破坏了桥梁。他安排第35师和几个炮兵连从附近浅滩涉渡，迂回联军侧翼，企图切断普军后卫的退路。冒着法军霰弹的轰击，普军纵队快步转移，在法军迂回部队抵达前逃脱，向德累斯顿转移。另一次是第11军2个师与米洛拉多维奇的俄军后卫交战[33]，损失大约500人，战果更少。

◎科尔迪茨著名的奶油色城堡

与联军类似的是，追击的法军与法国盟军也面对着暴雨和由此带来的泥泞的交通，也不得不经受寒冷、疲劳和食物短缺，成批的人病倒，不少人开小差。追击无果，加上恶劣环境，让拿破仑肝火上升。他指责欧仁亲王指挥不力，在丘陵地形限制了联军骑兵的情况下，他本该俘虏了“二至三千人”。事实上，这种估计只是一种情绪宣泄罢了。

总之，吕岑会战后期法军积攒的微不足道的优势，以及联军的拙劣指挥留给法军的机会，就这样消磨殆尽。双方暂时隔着易北河对峙，积蓄力量，准备下一轮生死拼杀。

时评与争论

◎法军第8师师长苏昂（1760—1837）

吕岑会战是1813年春季战役中法军主力与联军主力的第一次交锋。作战结束后，无论是法军还是联军，都宣布自身是胜利者。由于双方都没有完整的汇总报告，因此双方实际的损失难以估量。有说法认为，双方用于争夺4座村庄的部队，每4个人里就有1个死伤。另据不完全的报告统计，法军损失总数在2万至2.2万人。青年近卫军损失1069人，老近卫军损失55人，近卫军骑兵仅损失3人。贝特朗的第4军仅莫朗师参战，41人战死，25人受伤，11人失踪。马尔蒙的第6军损失不轻。例如，第1海军炮兵团有742人战死，350人负伤。可能是由于外科医生和医务人员缺乏，加上大部分伤亡是炮兵造成的，因此才有了这不寻常的死伤比。内伊的第3军损失最为严重，总减员接近1.6万人，其中又以苏昂的第8师损失最大，大约4500人，吉拉尔的第10师损失次之，约500人战死，3800人受伤。这些损失数字并不代表真实伤亡，因为法军中的逃亡者不少。除了前面章节提到的情况之外，在后方的美因茨，瓦尔密公爵克勒曼（Fran?ois étienne Christophe Kellermann）元帅报告他的护卫巡逻队收容了身穿全套制服但没有武器的步骑兵。而根据拉雷医官在5月7日的报告，野战医院收容有大约8000名伤兵（这个数字有所低估），其中800人重伤——伤在头部、胸部、下腹部或肢体分裂。拉雷冷冰冰地警告，在每12名头胸部负伤人员中就有1人会因伤而亡。他估计剩下伤员中有1600名伤愈后无法重回军队服役，还有4000名伤员有望归队，回到原来的岗位。同时，他还抱怨医生太少，缺乏亚麻布和手术器械，移动救护车设施简陋等。

联军方面的报告更不完整。联军关于战役的初步报告估计损失了1.6万人；英国军官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Thomas Wilson）上校在他的报告中写道：“俄军损失不少于5000人，普军有15000人退出战斗”；符腾堡亲王于战后不久在日记中说：“据说我们的损失已达1万人”；德国历史学家估计，普军遭受8500人伤亡，俄军则是3000人伤亡。这些统计都是低于实际数字的，例如联军由于撤退仓促，还将几百名重伤员丢弃。法军俘虏了他们，并将这些重伤员转交野战医院。拉雷和他的伙伴们只要有空就兼顾这些伤兵，但关于他们最后的命运没有记录提及。还有，开战前夕征召的普鲁士志愿猎兵，大量目击者证实他们勇敢出众，但是因为没有统计，所以没人知道实际有多少人进入战场，多少人没有回来。而根据正式记录，符腾堡亲王的第2军是俄军中经历最激烈战斗的部队，有87名军官和1637名士兵损失，占全部8700人的约二成。

战后，对垒双方从各自的角度对吕岑会战进行了总结与反思。在该战的专门公报中，拿破仑称赞其军队，将在吕岑的战斗与他在埃及的行动对比，因为两者都是敌方拥有巨大的骑兵优势。同时，公报内仅通令嘉奖了一名师级指挥官——孔庞斯，称之为“一流战将”。尽管有批评者认为贝特朗抵达延迟，影响了整场会战，但拿破仑从未将一切归咎于贝特朗。

与公报及宣称的胜利不同，不管是拿破仑还是法军将领们，都意识到吕岑并未取得决定性胜利，需要更多的征战。其中被公报称赞的孔庞斯师将恰当地将吕岑描述为“一种新样式”会战，可悲地没达成预期的结果。

法军新兵收获了超乎寻常的赞誉。一个法军参谋军官写道：“皇帝在没有骑兵的情况下完成会战，并用刚入伍的新兵取得胜利，老兵们直到晚上才抵达。”而炮兵指挥官德鲁奥宣称自己对年轻炮手的表现非常满意。内伊除了对新兵的表现满意，还对战后的新兵状态给予肯定，认为自己带着这样的部队“在吕岑能跟老近卫军掷弹兵一样表现完美”。

最高层次的总结来自陪同皇帝检阅部队的萨克森工程师奥德莱本，他说：

优良的军人样貌已经在新军队身上体现，可以说是用一根魔杖触碰，从地底突然冒出来，十分可贵……军队精神、灵活机动和年轻士兵的勇气，迅速飞升，突然逆转为有经验的士兵，令人兴奋而惊奇。

也有人有不同的观察，如第10师代师长德德姆旅将观察到战后的新兵状态低迷，“失去一个兄弟、朋友、同伴，让他们完全处于惊骇中”。过了些日子后，一些年轻人的常见的快乐回归了，但总体看上去潜在的恐惧与悲哀仍然存在。

对于法军的缺陷，除了骑兵不足之外，拿破仑重点批判了炮弹的质量。他在给战争大臣克拉克的信中讲道：

令我最为恼火的是眼看着三分之一以上的炮弹不能爆炸。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这是由于在仓库储存时间过久。它绝不是偶然的。对于炮兵部队如此玩忽职守，决不能用“但是”加“假如”一类的话予以原谅。我亲眼看到许多这样的炮弹躺在战场上，它们虽有引信，但没有起爆药……作为一个炮兵总监，竟然将这样不能用的弹药送到战场上来，应当依照军法枪决！

对于对手，法军方面也有针对性的点评。拿破仑后来评述，维特根施泰因应该在左翼集结步兵，这样他可以很容易打开一个通向法军后方的缺口，优势的骑兵就可以涌入。这确实是真知灼见。在法军中效力的波兰军官约瑟夫·格拉博夫斯基（Josef Grabowski）称赞普军的英勇，强调普军猎兵的有效组织——装备“他们的猎枪”，在行动中有效地发挥散兵线的作用。

联军一面的声音比法军更为嘈杂。联军总司令维特根施泰因声称，要不是缺乏弹药，他会留在战场再次进攻拿破仑——这好理解，这个借口并非他个人所有。但他在给妻子的信里一再撒谎，他抱怨自己已经有3天没有睡觉，并说“拿破仑已经被击败”，将其逐退10公里，损失了16门大炮，抓获无数战俘。他如此吹嘘，只是因为他的妻子与沙皇的妹妹关系亲近，信中的内容会通过沙皇妹妹之口传达给俄国上层贵族。

沙恩霍斯特则成功塑造了德意志思维惯例——“失去的胜利”。他一改战斗中曾经的表述，宣称本能取得胜利，但因为联军“在所有步骤上……太谨慎”而失去了机会。他在晚上给女儿的信中一再抱怨：

我今天过得很糟糕。维特根施泰因伯爵的军队的指挥糟透了，缺乏对机动的关注和思考，对战役本身没有指挥，还能期望什么呢？我的老布吕歇尔是个勇士，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因为他知道自己对军队领导一无所知，但始终干劲十足……这是现状，假如维特根施泰因采取不同行动，我们本可以取得一次重大胜利。

格奈森瑙也毫不客气地批评维特根施泰因过于一板一眼的部署，浪费了时间，更好的方式是以纵队向前冲击。

俄军参谋穆拉维耶夫-卡尔斯基相对更为客观，他总结道：

我们在吕岑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总司令。沙皇下令，维特根施泰因作为名义总司令下令，沃尔孔斯基公爵作为全体军队的总参谋长下令，迪比奇作为军需主任下令，托尔凭借在库图佐夫之下的岗位而下令，普鲁士国王作为国王下令，他的总司令作为普军指挥官下令。一个命令往往与另一个抵触，有时甚至身边的副官下令。看到这样混乱，军团指挥官自己开始下令。

这种混乱也是造成温岑格罗德缩手缩脚，而符腾堡亲王过分活跃的原因之一。

普军参谋赖歇对比了俄普两军的特色，他认为普军“无可置疑的机智、敏捷和迅疾，所以攻击比俄军更灵活”，而俄军有着“坚毅与无畏”的特点，因此他们的“防守无与伦比”，能够坚守阵地“到最后一刻”。他还指出，一旦普军陷入混乱，重组就会“极度困难”。这是疏散队形作战的一个不良后果。相反，如果一个俄军团长或高级军官用强硬的声音高喊召集军队，他们会立刻行动。

据英国军官（不知是邦伯里还是威尔逊，抑或别有其人）的转述，联军军官认为法军步炮兵在吕岑表现出色，骑兵和骑炮兵明显缺席。同时，作为拿破仑“铁杆粉丝”的威尔逊——皇帝去过埃及他也去埃及，皇帝进攻普鲁士他去普鲁士，皇帝进攻俄国他去俄国，此时也充分显示了“一粉顶十黑”的现象。他在关于吕岑的正式报告中写道：

普军步兵缺乏有经验的军官，所以行动松散、混乱无序，战场上到处都是他们各营的散兵游勇。没有哪支军队会表现出如此多的鲁莽的勇气，做出如此完好的准备，但也没有哪支军队比他们更加缺乏正确使用。

◎派驻俄军中的英国军官威尔逊（1777—1849）

在他的日记里，他更直接地表述为：“我对于普军因处置失当遭到屠杀而非常不快。”他称赞法军：“敌军之中有许多年轻人，有着更巧妙的使用，从而更好地得以保存，很明显波拿巴考虑到培养军队的经验。”

不开玩笑地说，这位“约翰牛”是因为立场问题，影响了他的判断力。事实上，普军给予法军的杀伤才能叫屠杀，经过大革命熏陶的、更相信“勇气与意志”的法军，在用兵细节上不如普军精明，对待人力资源也不如普军珍惜。

另外，普军军官，尤其是参谋军官的伤亡过大，导致普鲁士国王在5月16日颁布条令，要求一旦轻武器开始交火，参谋军官就需要下马并步行履行职责。但是这没有得到参谋人员的认可，战争现实要求他们骑马，以便在战场上快速移动。

虚幻的胜利

依笔者看来，吕岑会战的双方都试图全力争胜，也都犯下致命错误和付出极大代价，却没能真正分出胜负。开战之前，联军以较少的兵力、灵活的运用，给拿破仑施加了较大的压力，迫使其提前行动，陷入被动。尽管联军也暴露出自身的犹豫与矛盾，但对战争进程影响颇微。其后，联军巧妙地隐蔽地将部队集结在法军右翼，甚至于混乱的行军计划阴差阳错地为他们换得袭击良机，打了法军一个措手不及。然而拿破仑出色的指挥天才、内伊的果决反应和法军军官的前赴后继，弥补了军队质量差异，成功扭转了初始的被动局面。可是，他们的才智与牺牲还不足以彻底影响胜利的天平，最终仅以微弱优势迫退了联军，未能取得类似奥尔施泰特、耶拿、瓦格拉姆那样的决定性成果，使得战争向后延期。同时，正是这种胜负未分，导致法军与联军双方都认为自己取得了胜利，或者说从宣传的角度鼓吹自己是胜利者。他们一起陷入“胜利”的怪圈，令旁观者五味杂陈。

对于法军而言，“胜利”首先平息了国内的不安情绪——1812年10月，政治犯、过去的将军克洛德·马莱（Claude-Fran?ois de Malet）从软禁中逃出，宣布拿破仑已经死在俄国了，自己筹备组建了一个临时政府。相当部分高官竟然相信他的荒唐言论和行为。尽管马莱及其同党迅速被镇压，但12月正式发布的第29号公报竟然宣布军队解体，令人心惊胆战。虽然拿破仑于数天后返回，可疑虑还笼罩在大部分人的心头。4月他又一次离开巴黎之后，流言蜚语蜂起。而吕岑胜利的消息，在突然间让“皇帝离开时流传的所有的惊恐、所有的焦虑如奇迹般消散”。

其次，胜利让他赢得了更多盟友——中立的萨克森再次倒向了他，也巩固了与部分莱茵联邦盟友的关系——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欢喜地称之为“大喜讯”。

“胜利”的副作用也不小，或者说“胜利”掩盖不住众多的问题。

◎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756—1825）

其一，莱茵联邦盟友对法国的信任感并没有真正回归，其内部危机也在扩大。前者体现在巴伐利亚国王听到胜利消息后，虽然表示欢喜，但很快又仔细询问：“俘虏了多少人？杀死了多少人？”8天后，他又致信贝尔蒂埃，因为慕尼黑已经听到传言说，拿破仑在5月5日遭受了失败——其实前文已述，这不过是没有在科尔迪茨拦截住普军后卫而已。这封信还一并暴露了后者——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强调说他所有的臣民都很恐惧，他面对的8个邻居都在备战。他绝望地说需要他的步兵师回来保卫王国。

其二，法国军队的素质与战术优势正在变弱。曾参与镇压马莱反叛、一直战斗在国内维稳第一线的巴黎警察局长艾蒂安·帕基耶（étienne-Denis Pasquier）提到，许多跟他一样从内部汇报中知悉情况的人发现，“骑兵的缺乏阻碍了扩大胜利的可能，而且这还是有争议和不完全的胜利……这样的战果远远落后于耶拿战役”。他正确地认识到，法国正面对全新的、不同于1806年的普鲁士，乃至联军。

其三，新兵的能力被胜利哄抬到过高。在5月1日，法军年轻的“玛利亚-路易斯”还是未知难测的群体，在两天后，他们成为胜利的老兵——这样肤浅的理解让法军过高估计自身力量。

其四，法军指挥能力系于拿破仑一身的体制性问题没有任何改善。除了内伊和少数将领表现出一些积极主动之外，大多数都只是简单奉命行事。

其五，法军的惨重损失在质量上超乎寻常。本来大革命后的法军就依赖军官鼓舞士气，身先士卒。这次，为了能让新兵为主的军队迅速适应战场，基本上所有的部队都安排高级军官居于一线。以第3军为例，军参谋长和炮兵司令战死沙场，5个师长有3个中弹负伤，10个旅长死伤了4个[34]。内伊向拿破仑抱怨：“8个旅（除德意志人组成的第39师以外）中仅有1个有将军指挥，其余由上校甚至少校率领。”（4个未伤亡的旅将中有3位代理师长。）优秀中级军官也损失巨大。拿破仑清醒地意识到这一损失的严重性。5月5日，他写信给战争大臣克拉克说：“我发现战场上没有我军军官，这场战役消耗了太多。”但有经验的中高级军官并不容易补充，于是给后来的作战造成深刻的影响。

以上5点问题中，最后两点尤为严重，几乎是致命的。

对于联军而言，“胜利”的意识浸润着普鲁士人。比如当比洛从哈雷撤退时，游击队指挥官对比洛说：“撤退没有必要是‘所有军官的一致意见’。”这种观念让普军愤恨撤退，一面导致联军内对立情绪增温，一面又使普鲁士军人的战斗意志居高不下。此外，尽管普军也损失了大量军官——阵亡53人，受伤244人，但损失数量不仅比法军少，质量也大有不同。普军损失的军官多非战地经验丰富之人，而经过战斗历练后的军官队伍不断壮大，反而形成正向效应。

当然，“胜利”浮沫的逐渐消散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德意志的民心。在德累斯顿，居民们于5月4日早晨醒来，看到了联军的布告，布告上说联军取胜，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仍然控制着战场。中午时分，居民们看到了普军司令部的车马，几小时后是普鲁士国王的行李车辆以及装载着伤兵的车辆，还有俄国沙皇。支持联军的居民在国王下榻处高唱激昂的爱国歌曲，各种庆祝活动延续到夜晚。直到更多的伤员到来，破坏了气氛，让庆祝活动中断。之后两天里，充斥街道的伤员车队让城市不堪重负，更多人才明白过来，联军尚未取胜。

这一变化在普鲁士首都柏林更为明显。战斗刚结束，威廉三世就让赫尔曼·博延（Ludwig Leopold Gottlieb Hermann von Boyen）上校前往柏林，催促后备军的集结，协调普鲁士领土上的防御行动，准备在首都遭受法军严重威胁时将国库与皇室人员转移到柯尼斯堡。沮丧的博延抵达柏林时，发现当地正在庆祝所谓的“大格申村的胜利”。除了少数高级政府官员对战争不满外，各阶层都踊跃支持战争，到处回荡着感恩赞的歌声[35]，街头柏林后备军正在认真训练。可是，随着真相逐渐揭露，沮丧迅速蔓延，许多官员和富人开始出逃，人们开始对战争绝望。

值得注意的是，撤退虽然打击了士气，加剧了联军内部分裂，但确实是当时状态下联军所能采取的最好的对策。维特根施泰因在战役进行过程中没有发挥总司令该有的作用，可是最后撤退的决策是正确的，他一个人识趣地扛下了大部分“黑锅”[36]——在联军其他统帅里，没有人能在道义上和勇气上扛起这一责任。

最后，笔者想用一个故事作为整篇文章的结尾。据说，拿破仑在5月2日夜里没有睡觉。3日凌晨，疲惫的他在马尔蒙军的阵地上，将熊皮毯铺在地上，倒下就睡着了。1个小时后，副官把他叫醒，说战役取得了胜利。他跳起来说道：“瞧，好事都是在睡梦中发生的！”显然这个故事与历史事实不符，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个最好的寓言，揭破了吕岑会战的真相——这场胜利属于睡梦，联军早早地从梦中醒来，而法军还在这个梦里沉睡，他们终将在不远的将来彻底苏醒，亲眼看见帝国的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