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非川之役（唐蕃博弈）
大非川之役简介
大非川之役：吐蕃对现代人来说是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存在，但对曾经如日中天的大唐帝国而言，却是其视线内最为强大的挑战者。吐蕃军队甚至对大唐帝国取得过堪比“坎尼会战”般的胜利！唐蕃博弈——大非川之役，将重现这其中的来龙去脉。
大非川之役过程分析——
公元7世纪，一位年仅13岁的少年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在登上王位之后，这位少年果断地平息了内乱，严厉惩处了反叛者，并且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使王国的势力变得愈加强大。在灭掉阻碍他向青海进军的最后一个势力——象雄国之后，他把目光逐渐转移到了青海地区，甚至欲与雄踞中原的唐帝国试比高。
这位少年就是吐蕃王国的统治者——松赞干布。
早在松赞干布的祖父达布聂西以及父亲伦赞弄囊在位时期，以悉勃野氏族为主体的雅砻部落联盟逐渐发展壮大。在伦赞弄囊时代，悉勃野部落联盟兼并了盘踞在拉萨河流域的割据政权——森波，并且将其统治中心迁移到了拉萨河流域，将西藏大半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之下。因此，基于此辉煌的功绩，伦赞弄囊被臣民拥为“赞普”（btsan po），意思为“雄强的丈夫”，尊号为“南日伦赞”。南日伦赞是吐蕃王国的实际创建者。
吐蕃王国的发源地——雅砻峡谷
然而，随着南日伦赞的神秘死亡，驾驭悉勃野部落联盟的千斤重担落在了时年13岁的松赞干布身上。他将要面对的不仅是尚未归附的象雄国、日趋衰落的吐谷浑，还有雄踞中原的唐帝国……
夹缝求生的吐谷浑
吐谷浑，原是由鲜卑慕容氏以青海湖为中心建立的游牧政权。关于其来历，史书记载始于一场同族兄弟间的内讧。
公元4世纪，正值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一时期，大量游牧民族涌入中原，其中就有鲜卑族。而创建吐谷浑的，正是来自辽东的鲜卑慕容氏。慕容氏有一对兄弟，一个叫吐谷浑，是该部落首领之一，另一个则是他的弟弟慕容廆。他们因为草场问题产生了纠纷，哥哥吐谷浑盛怒之下决定单干，率领自己的部下愤而离去。经过长途跋涉，吐谷浑来到了今天的青海地区，他打败了当地的土著羌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于是，吐谷浑国就这样诞生了。到了吐谷浑的孙子叶延时期，吐谷浑国已发展为西域最强大的势力。
青海骢
吐谷浑之所以强盛，和它的农业、畜牧业、商业、制造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 吐谷浑的畜牧业以养马最为出名。吐谷浑的马种，属于中亚波斯马和当地马种的混血，被称为“大通马”（青海骢）。此外，还有“龙种”马。关于“龙种”马的培育方式，《隋书·炀帝纪》有一段记述：“置马牧于青海渚中，以求龙种。”说的是牧马人头一年将马放养在已冰封的青海湖的湖中岛上，第二年它们就会诞下“龙种”良马。吐谷浑的统治中心在青海湖一带，那里气候温和，水草丰茂，适于培养优良马种。
此外，吐谷浑统治的白兰山地区，出产黄金、铜、铁，鄯善地区则是一个发达的制造业中心。因此，有了这些原料和加工业的吐谷浑，利用丝绸之路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积攒了不少财富。拥有雄厚资金作为经济支撑，吐谷浑修筑了包括国都伏俟城（今青海共和县）在内的众多城市，由此成为盘踞在西域的一大强权。
但盛极必衰，当历史的车轮转到公元7世纪时，原本强大的吐谷浑政权却呈现出一片衰败景象。更不幸的是，在它的西南方、东方兴起了两个强大政权——吐蕃王国和唐帝国。
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李世民决定对吐谷浑动手了。
之前几年，吐谷浑曾大肆骚扰唐帝国西部边境，尤其在贞观八年十一月，吐谷浑兵掠凉州，行人赵德楷被其虏获。李世民一开始提出交涉，先后派了多批使者与吐谷浑王伏允谈判，但都没谈拢。于是李世民最终决定发动战争，这也是唐帝国与吐谷浑爆发战争的直接导火索。
同月，李世民下达《讨吐谷浑诏》，将吐谷浑的种种罪行列举公布。李世民表示要攻伐吐谷浑，彻底打败这个“邻居”。但是出征主将选谁？李世民犯了难。这时年老的李靖听到了消息，主动请缨出征吐谷浑，正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十二月，李世民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大总管，李道宗为鄯善道行军大总管，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大总管，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大总管，高甄生为盐泽道行军大总管，兵分六路攻伐吐谷浑。
此时的吐谷浑陷入了内忧外患的深渊：国内，朝政由权臣掌控，吐谷浑王伏允年老昏聩，已经无力左右政局；境外，吐谷浑受外敌骚扰，唐帝国的大军也已经在行军途中。虚弱的吐谷浑没有办法应对唐帝国的这次“大进军”，于是伏允的儿子 慕容顺诛杀了权臣，并主动向李靖讲和。
唐太宗像
在经过一番血战和谈判之后，唐太宗李世民册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越胡吕乌甘豆可汗，保存了吐谷浑的王室和制度。但从另一方面讲，吐谷浑已经丧失了独立的主权，成为唐帝国的附庸。
但是，10天之后，慕容顺就被不满时局的部下所杀。吐谷浑国内再次暴乱。
为了保卫不久前取得的胜利果实，稳定自己在西域刚刚扎下的统治根基，唐太宗李世民命令侯君集前去平叛，并册立慕容顺的儿子诺曷钵为吐谷浑王。
贞观九年（635年），吐谷浑国内的动乱基本得到平定。诺曷钵积极地奉行“亲唐”路线，并请求太宗赐婚。而此时，松赞干布已经基本统一了西藏，他也在关注着青海地区的情况。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个小插曲：其实早在贞观八年唐帝国攻伐吐谷浑之前，唐太宗就曾和松赞干布有过一次“使者外交”，目的也许是让吐蕃在战争爆发时保持中立。《新唐书·吐蕃传》有这样的记载：“太宗贞观八年，（松赞干布）始遣使者来朝，帝遣行人冯德遐下书临抚。”
随着唐帝国对吐谷浑战争的胜利，其在西域地区的威望和势力逐渐得到加强，突厥、吐谷浑等周边政权纷纷派使者请婚，争先恐后地沾李唐皇室的光。自然，松赞干布也不甘其后。
关于松赞干布请婚一事，《新唐书·吐蕃传》有如下记载：
弄赞闻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公主，乃遣使赍币求昏（同婚），帝不许。使者还，妄语曰：天子遇我厚，几得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遂不许，殆有以闻我乎？弄赞怒，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同抗），走青海之阴，尽取其赀畜。
想赶“请婚潮”的松赞干布，派遣使者敬献重礼给唐太宗，但没想到碰了一鼻 子灰，松赞干布对此十分不爽，于是迁怒吐谷浑，随即联合象雄（羊同）讨伐吐谷浑，并将吐谷浑赶入青海北侧，掠夺其财物。
大昭寺壁画——文成公主进藏图
此后，由于吐谷浑问题，吐蕃和唐帝国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其中，唐蕃第一战——松州之战不得不提。
贞观十二年（638年），松赞干布为试探唐帝国的实力，率兵进攻松州（今四川松潘县）。由于松州都督韩威力不能敌，导致周边羌族首领、阔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布利二人归附吐蕃，使唐帝国整个西南边境处于极端不安的氛围中。八月，唐太宗任命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大总管，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大总管，刘简为洮河道行军大总管，分兵四路迎战吐蕃。九月，牛进达军的前锋部队趁吐蕃军不备，连夜发动突袭，彻底打乱了吐蕃军队的防御部署，迫使松赞干布下令全军撤退。根据史书记载，松赞干布一开始并不想撤军，但迫于大臣的压力——甚至有8名大臣自杀，他不得不就此退兵。唐蕃第一战以唐军的获胜而告终。
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许配给了松赞干布。松赞干布亲率众臣在柏海（今青海札陵湖）等候，与护送文成公主的江夏王李道宗会面。文成公主入藏，成就了一段千古流传的佳话。
此时的局势已经很明朗了：吐蕃虽然统一了西藏地区，但自身还没有足够的实 力和唐帝国抗衡；以吐谷浑王诺曷钵为首的“亲唐派”始终依附唐帝国，而唐帝国也将吐谷浑地区视为自己和吐蕃的“缓冲地带”。经历了松州大败的松赞干布同样认为再大动干戈十分不合时宜，于是不得不与吐谷浑、唐帝国保持着友好关系。然而，这种友好是短暂的。
《步辇图》，表现了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驾崩，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
随着唐帝国最高权力的交替，唐、吐谷浑和吐蕃的关系也跟着发生变化。第二年，松赞干布亦驾鹤西去。两位王者的相继死去，意味着吐谷浑问题又将成为吐蕃和唐帝国关注与争夺的焦点。
松赞干布去世之后，他的孙子芒松芒赞即位。由于芒松芒赞即位年龄太小，吐蕃国政多由噶尔·东赞域松（即禄东赞）决定。从此，吐蕃开始了噶氏家族长达50年的专政时期。
禄东赞在吐蕃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他是松赞干布改革的积极制定者和推行者。松赞干布死后，他仍继续着松赞干布的事业。禄东赞在汉文史书中同样赞誉颇高，有“东赞不知书而性明毅，用兵有节制”“多其谋也”这样的记载。性格坚毅、足 智多谋、善于用兵是对他的褒奖，也是唐人对他能力的肯定。
禄东赞首先把注意力聚焦在了青海地区，也就是衰落的吐谷浑。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吐蕃大相禄东赞率兵进击和吐谷浑唇齿相依的白兰羌。此战被视为吐蕃进攻吐谷浑的前奏。
3年后，即659年，吐蕃大将达延莽布支和唐将苏定方在乌海（今青海东格错纳湖一带）展开大战，但吐蕃一方战败，达延莽布支战死，吐蕃军暂时退却。吐蕃在乌海的战败，使吐谷浑王诺曷钵看到了希望，随即收复了之前被占据的吐谷浑故地。然而此时的吐谷浑，在吐蕃日益迫近的紧张形势和诺曷钵极力亲唐的政治路线下，统治阶级分化成了两派，即反对投靠唐帝国的“反唐派”和投靠唐帝国的“亲唐派”，双方彼此间的倾轧更加削弱了吐谷浑仅有的实力。
禄东赞虽然在乌海吃了一亏，但丝毫没动摇他攻灭吐谷浑的想法。乌海之战以后，他率兵突入吐谷浑境内，在吐谷浑叛臣素和贵的帮助下打败了吐谷浑军队。吐谷浑王诺曷钵和妻子弘化公主逃亡凉州。之后禄东赞派人去长安诉说吐谷浑的罪状，并请求联姻。但这次唐高宗拒绝了其请求，并委任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屯兵于凉州、鄯州，防止吐蕃进攻，又委任苏定方节度各军，作为援军在必要时支援吐谷浑。
所幸，战事并没有爆发。乾封二年（667年），禄东赞病死。他的死打破了边界的相对平静。据敦煌吐蕃文献《大事纪年》记载，禄东赞有五个儿子：噶尔·赞悉若多布（赞悉若）、噶尔·钦陵赞卓（论钦陵）、噶尔·政赞藏顿（赞婆）、噶尔·达古日耸（悉多于）和噶尔·赞碾恭顿。根据吐蕃初期大相人选推选传统，一般是由德高望重、资历很老的人担此大任。禄东赞去世后，大相的人选被提上议事日程。经过多番商议，最终决定将大相由原先一人担任改为两人并任。根据《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的说法，大相由韦氏家族的韦·松囊和噶尔·赞悉若担任，前者作为后者的副手。但不久松囊死去，大权再次落入噶氏家族手中。
就在吐蕃朝廷因为大相人选，进行激烈的政治角力时，在遥远的长安城，唐高宗也和群臣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由于此前吐谷浑已经先后遭到唐太宗、吐蕃的重创，加之内讧动乱，靠其自身实力已经难以维持统治。如果吐谷浑完全被吐蕃控制，唐 帝国的西部地区，乃至关中都会陷入非常不利的战略境地。对吐蕃是战是和，姜恪、阎立本、契苾何力各抒己见，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毫无结果的辩论只是给了吐蕃进攻的大好时机，而唐帝国由于准备不充分只能被动接招。眼看两国之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吐谷浑，这个夹在两个大国中间的虚弱政权，已经无力扭转局势。
会猎大非川
正当唐帝国内部针对外事问题而争执不下时，吐蕃却在厉兵秣马，进行外交联络，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
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吐蕃经过长时间的军事、外交准备之后，对唐帝国的安西四镇 发动了进攻。
这年，吐蕃在其盟友弓月部落的配合下，迅速夺取了龟兹防御要塞拔换城（今新疆阿克苏），进而攻陷安西四镇，唐帝国在西域设立的安西都护府完全崩溃。吐蕃占据安西四镇的后果相当严重，兵锋对关陇平原构成了极大的战略威胁，并且切断了丝绸之路北线的正常往来。对此，陈寅恪先生曾说：“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
由于安西四镇对关陇平原重要性极大，唐帝国迅速做出了反应。
四月九日，唐高宗任命薛仁贵为逻些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将军郭待封、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为副手，率兵10万于八月西击吐蕃。唐帝国这次用兵，可以说在规模上堪比唐太宗贞观八年征伐吐谷浑。
这次发兵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唐帝国不仅要收复安西四镇，打退吐蕃，还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南的吐蕃问题。逻些道行军大总管，就是个很明显的信号。逻些（今拉萨）是吐蕃王国的都城，唐高宗这次让薛仁贵顶着“逻些道行军大总管”的头衔去打吐蕃，可谓毫不掩饰自己想要攻灭吐蕃的战略目的，而不是简简单单地收复安西四镇。国内学者王小甫先生在其著作《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里也说：“以逻娑（逻些）为出师之名，或许有胜利后直捣黄龙之意。”
吐蕃此时也丝毫没有闲着。在得知唐军进发的确切消息后，吐蕃当局派遣禄东赞的次子论钦陵为统帅，前去迎击唐军。一场唐蕃之间的对决即将拉开帷幕。
根据《旧唐书·薛仁贵传》和《新唐书·薛仁贵传》记载，10万唐军在进入大非川之后，却被此前毫无踪迹的吐蕃军一举击溃，仅有郭待封、薛仁贵、阿史那道真三人幸免。那么，大非川战役的过程究竟是怎么样的？其影响究竟如何？
关于大非川战役的经过，新旧唐书的《薛仁贵传》均有描述，且大同小异。我们可以结合两种记载，大致还原下整个战役过程。
先看《旧唐书·薛仁贵传》的记述：
军至大非川，将发赴乌海，仁贵谓待封曰：“乌海险远，车行艰涩，若引辎重，将失事机，破贼即回，又烦转运。彼多瘴气，无宜久留。大非岭上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等并留栅内，吾等轻锐倍道，掩其未整，即扑灭之矣。”仁贵遂率先行，至河口遇贼，击破之，斩获略尽，收其牛羊万余头，回至乌海城，以待后援。待封遂不从仁贵之命，领辎重继进。比至乌海，吐蕃二十余万悉众来救，邀击，待封败走趋山，军粮及辎重并为贼所掠。仁贵遂退军屯于大非川。吐蕃又益众四十余万来拒战，官军大败，仁贵遂与吐蕃大将论钦陵约和。
大意是唐军到达大非川后，下个目的地是乌海。这时颇有实战经验的薛仁贵建议郭待封率领辎重部队留守大非岭，并建造防御工事以备不测；自己则率领一军，趁吐蕃军不备时偷袭吐蕃，将其一举击溃。于是薛仁贵按计划率领一支部队急进，并在河口小胜一次，而年轻的郭待封却擅做主张，率领辎重部队尾随薛仁贵部。这时，他们被打败的厄运已经不可避免了……
《新唐书·薛仁贵传》也有类似的记载：
初，军次大非川，将趋乌海，仁贵曰：“乌海地险而瘴，吾入死地，可谓危道，然速则有功，迟则败。今大非岭宽平，可置二栅，悉内辎重，留万人守之，吾倍道掩贼不整，灭之矣。”乃约赍，至河口，遇贼，破之，多所杀掠，获牛羊万计。进至乌海城，以待后援。待封初不从，领辎重踵进，吐蕃率众二十万邀击取之，粮仗尽没，待封保险。仁贵退军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万来战，王师大败。仁贵与吐蕃将论钦陵约和，乃得还，吐谷浑遂没。
该段文字就细节上与《旧唐书·薛仁贵传》描写相似，也侧面反映了唐军为何战败的一个表层原因：将帅不和！
起初，薛仁贵建议郭待封留守大非川，自己则去打前战。这种部署，并无奇谋 之意，是一个十分保守的安排。但是年轻的郭待封却不听老将的建议，自己擅做主张地率领辎重部队尾随薛仁贵部。如此大规模进军，岂能不被敌军发现？根据美国藏学家白桂思（Beckwith）的考证，吐蕃此前在大非川地区就已经建立了防御要塞，时时刻刻关注唐军方面的动向。数万唐军来袭，这对吐蕃来说，压力很大。于是，吐蕃大将论钦陵决定先让薛仁贵尝点“甜头”，也就是在河口故意部署少数兵力，让薛仁贵轻而取胜，他自己则率领主力去偷袭郭待封部，掳掠唐军粮草和人员。这时薛仁贵才回过味来，马上率军退守大非川，但吐蕃的人马已经如同洪水一样涌来，唐军大败。
那么，薛仁贵、郭待封两人为何不和？
薛仁贵，又叫薛礼，出身河东薛氏家族，是南北朝时期名将薛安都的后代，然而到他出生时，薛家已经败落，“少贫贱，以田为业”（《新唐书·薛仁贵传》）。他少年时刻苦练武习文，直到唐太宗出征高丽才加入将军张世贵的军队，从此开始了传奇的行伍生涯。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薛仁贵脱颖而出，其能力受到了战火的洗礼与检验，他“善射能贯五重甲，能战三箭灭敌邦”（《咏薛仁贵》），为李唐王朝的强盛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一位擅长指挥（金山之战）、为人廉洁而又勇猛善战的将军，可以说深受世人景仰。
郭待封，乃初唐名将郭孝恪的次子，其父曾经在虎牢关战役前为李世民出谋划策。李唐王朝建立后，郭父又奉命征伐突厥、龟兹等地，并且在征伐突厥的战争中俘获了焉耆王。
从以上信息可以看出，两人皆是名门之后，只是一个没落一个升腾，这种差异也许使郭待封心里瞧不上家道已经败落的薛仁贵。并且，薛仁贵当时任右卫威大将军，郭待封时任右卫将军。右威卫大将军和右卫将军虽然都属于禁军“十六卫”系统，但前者比后者官位更高。唐高宗让薛仁贵做主帅，一方面是深信薛仁贵的军事指挥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按照传统行事，即让高级军官领导、培养低级军官。但是，郭待封并不这么想，“待封耻在仁贵之下，多违节度”，正是因为这种心理，两位左右战局的关键人物无法正常合作。
而大非川战役的胜负对吐蕃王国、唐帝国来说，都有着深远影响。先说吐蕃方面，大非川战役的胜利，无疑给吐蕃带来了极大的利益。
首先，随着唐帝国在西域设置的安西四镇的瓦解，吐蕃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丝绸之路。自西汉以来，由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千余年来驼铃不绝。大非川战役胜 利后，吐蕃势必会控制丝绸之路的“青海道”，并且还可以北上控制丝绸之路北道的分支线路。由丝绸之路聚集起来的财富，将给吐蕃带来了极大的物质利益，使其更有资本和唐帝国叫板。
备马图，礼泉县韦妃墓出土
其次，大非川战役胜利后，吐蕃彻底控制了吐谷浑地区。以青海湖为中心，吐蕃取得了得天独厚的马场和后勤基地。并且，相对开阔的战略进攻环境也使吐蕃有了更多的优势和机会来与周边的势力进行角逐。
再说唐帝国方面。对于唐帝国来说，大非川战役的失败和安西都护府的崩溃，无疑是场军事灾难。
第一，大非川战役的失败，不仅仅葬送了吐谷浑王诺曷钵借此复国的梦想，而且使唐帝国丧失了一个重要的“战略缓冲区”。唐帝国的河陇、关中地区均在吐蕃可进攻范围之内，双方由是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战略对峙局势。唐帝国一方面加强了河陇地区（今甘肃）的军事守备力量；另一方面将原兰州都督府的治所移到鄯州，并设置河源、积石、莫门等军。这才使吐蕃在唐蕃河陇边境地区长期不敢有太大动作。而这种战略态势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爆发。
第二，大非川战役后，牢牢控制吐谷浑的吐蕃进一步提升了自身实力，同时也增大了唐帝国取胜的难度。比起相对闭塞的西藏高原，青海地区是吐蕃人梦寐以求的“宝地”。吐谷浑虽然此前遭到唐帝国的迎头痛击，但保留了相对独立的地位。而吐蕃虽然也保留了吐谷浑王的名号，但他实际上和傀儡无异。吐蕃向吐谷浑派驻了大量充当“王之耳目”的间谍、官员，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已经超过了吐谷浑王，吐谷浑王的行政权被剥夺，甚至没法直接任命本土官员，只能向吐蕃人推荐名册。此时的吐谷浑虽已经衰落，但百年经营所留下的利益仍十分丰厚。如前文所述，吐谷浑以青海湖为中心，牧业、农业、制造业和商业都十分发达。因此，吐蕃占据此地后，一方面按照本国传统，对当地人口登记造册，随时收取重税；一方面则在战时强征大量吐谷浑士兵，驱使他们在第一线作战。
扩张的吐蕃
不过，唐军在大非川战役中败北，并不能把所有原因都归咎于薛、郭二人的不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吐蕃王国可谓是雪域高原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扩张强权。
中国台湾藏学家林冠群先生在其著作《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中提及了吐蕃的扩张。吐蕃的军事扩张，源于自身对青海地区气候的适应以及本身的发展需求。当时，青海和西藏的气候环境相差不算太大，但比藏地更稳定些。因为藏地气候极其多变，冰雹等极端天气便成了家常便饭，这些极端天气使农业生产受到了巨大损害。青海则不一样，不仅气候比藏地温和稳定很多，而且青海湖地区很适合农耕和放牧，这对于习惯高原生活的吐蕃人来说可谓福地。但对唐军来说，在青海打仗却是“跨海拔作战”，长期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唐帝国士兵无法适应高海拔的气候，因而使作战效率大打折扣。
另外，吐蕃每占领一方土地后，会强行招募大量当地居民、士兵加入自己的军队，并且在数量上远远大于本族军队。这些外族军队往往被安排打前战。大非川战役中，论钦陵统率的吐蕃军队就并非都来自吐蕃本部，而是有大量征集自象雄、苏毗（孙波）、吐谷浑等占领地的士兵。论钦陵召集大量吐谷浑士兵，不单单是为了壮大实力，还因为青海在历史上属于吐谷浑的统治范围，这些吐谷浑士兵熟悉当地地形。而对于这点，唐军并没估计到。
当然，面对吐蕃王国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唐帝国的反应也是相当迅速的。从吐蕃于咸亨元年四月发动对安西四镇的进攻，到唐帝国八月发兵，所用时间对一个庞大国家机器的运转来说，并不算长。这种反应速度其实依赖于唐帝国初期的在军事制度和后勤保障、训练等方面的良好基础。
唐帝国初期的军事制度，主要沿用了自西魏以来的府兵制。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府兵之制起于西魏大统，废于唐之天宝，前后凡二百年……”
那么什么是府兵制？
府兵制指的是由中央政府在地方设置军府这一基本单位，由中央先给出征兵定额，再由地方军府根据定额对当地百姓进行征召，而被征召百姓的户籍须脱离当地民籍管理系统，统一由军府管理。他们平时屯田驻防，并轮番抽人前往京城长安执 行卫戍任务，战时则跟随将领前去作战。
隋朝灭亡后，府兵制也随之瓦解。这时刚刚问鼎中原、建立帝业的李唐王朝，立即着手恢复了府兵制。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李渊将统治区域划为十二道，每一道各置一军，并且原属各道的军府由十二军管辖统领。十二军的设置，标志着府兵制在唐帝国重获了新生。虽然十二军在武德六年（623年）被裁撤，但由于东突厥犯边，于武德八年重新恢复。于是，十二军成了唐帝国府兵的骨干力量。
唐太宗即位后，于贞观十年（636年）设置了唐帝国前期府兵的基本单位——折冲府。
唐代天王俑，上海博物馆藏
唐代折冲府，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可考的折冲府总数为627个，其中有289个分布在关中，边境地区则分布稀少。折冲府等级按照所领府兵人数和地团划分为三等：1200人及以上为上府，1000人为中府，800人为下府。折冲府设置折冲都尉1人、左右果毅都尉2人、别将1人、长史和边曹参军各1人，其官员品级根据折冲府的等级来划定。
唐代府兵编制为卫、府、团、旅、队、火。“卫”指的是朝廷十二卫和东宫六率，这两个是府兵最高领导机构；“府”指的是前文所讲的折冲府，是府兵的基本单位；“团”“旅”“队”“火”则是构成折冲府一级的基本单位。
最高级别的“卫”，属于内府性质。唐帝国内府由中央的五府三卫和东宫的三府三卫组成，而设置在地方的折冲府则属于外卫。
唐代府兵的征召和选拔，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内府的府兵均是选自二品到五品的官员之后。所以，一般的士大夫子弟只能望“品”兴叹。外府由于属于地 方军府，选拔的条件不如中央内府严格，《唐六典·尚书兵部》载：“取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点充。”但无论是内府还是外府，选拔始终根据资产、身体健康状况和丁口三个标准征召。对此，《唐律疏仪》记载：“财均者取富，力均者取强，财力又均，先取多丁。”
仪卫图，章怀太子墓壁画
由于唐帝国前期实行均田制，因而府兵平时需负责屯田耕种，战备粮食亦需自给自足，大大减轻了中央的财政压力。府兵除了平时耕种之外，冬季也要习武练兵。
根据《新唐书·兵志》的记载，唐时府兵在冬季练兵中训练任务主要有两个：“薄战”和“纵猎”。
“薄战”指的是府兵参加征战的战场演习。《兵志》记载：
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以长参短，以短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进无奔迸，退无趋走，以正合，以奇胜，听音睹麾，乍合乍离。
在冷兵器时代，军队作战时，对阵型、各阵型之间的相互配合、阵型中每个士兵对命令的执行能力以及对变阵的娴熟程度等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因此，在校场操练的士兵，必须“目见旌旗，耳闻鼓角，心存号令”（《通典·兵志》），将一切烂熟于心，才能在战场保护自己并且赢得胜利，把握主动权。
“纵猎”，则是指府兵个人的武艺训练。
由此可见，在唐帝国初期，府兵制是相当健全和完备的。但这样一支军队却因为将帅不和，最后被吐蕃王国的优势兵力所压倒。这就涉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吐蕃王国当时真能动员20万，甚至40万人的大军吗？
下面，我们来介绍下吐蕃的地方军政管理体系，以及它的军队组成、武器装备、战略战术和情报系统。
吐蕃的地方军政管理结构，由低到高依次为：氏族部落（包括平民、奴隶）、千户（也被叫作东岱）、如（又被称为翼）。在这三级管理结构中，“如”是吐蕃地方军政中最高的管理单位，分为上下两个分如，其长官被称为“如本”（上下如 各一人），负责所管理分如的民生、行政、军事等事务。千户是组成如的基本单位，十千户组成一如，其长官称为千户长，而组成千户的则是当地的氏族部落。一般千户长、如本等官职由当地最有权势的氏族首领担任。
均田制概览
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颁布均田令，大致内容为：15岁以上的男性，授露田40亩、桑田20亩；妇女授露田20亩；奴婢授田额与良民等同，土地归主人所有；拥有耕牛者，每头授田30亩，一户限4头。所受之田不准买卖，年老身死，还田给官府。
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杨坚在北齐、北周均田制基础上颁布了本朝的均田令。隋代均田令大致承袭了北齐均田令的规定，但由于其建立后国家可供授受的国有土地数量有限，加之又要解决官僚贵族和平民百姓对土地的共同需求这一问题，于是第一次确立了按照官吏身份品级来授田，且得田者可永久享用的制度，也称为“永业田”。隋炀帝即位后，取消了奴婢、妇女等人的授田规定，这一政策并被后来的唐帝国所沿用。
唐代时，朝廷规定永业田、皇室赐田可以自由买卖，这就加剧了土地兼并的情况，使国家掌握的土地数量越来越少。也因此，府兵制、均田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吐蕃五如
卫如：其管辖地以拉萨（逻些）小昭寺为中心，是吐蕃赞普王庭所在地，又被称为“中心如”，辖10个千户。
约如：位于卫如南面，以雅砻昌珠为中心，即今藏南地区。它管理着吐蕃的发源地——雅砻，辖10个千户。
叶如：以香曲河流域为中心，在今西藏南木林县境内，辖10个千户。
如拉：又称“藏如拉”，位于今藏南日喀则地区，辖10个千户。
苏毗如：即悉勃野部落征服苏毗之后建立的如，位于今西藏东北部唐古拉山以南地区，辖11个千户。
根据史书《五部遗教》《贤者喜宴》的记载，吐蕃一共分为五如六十一东岱。
此外，吐蕃在征服象雄之后，也建立了千户制，但没有设置如。并且，吐蕃在被占领的唐帝国地域（汉地）设置了通颊如，共辖10个千户。
卫如、约如、叶如、如拉、苏毗如构成了吐蕃本土军政合一的地方管理体系，再加上通颊如，吐蕃共有61千户（象雄地区所含千户数不在其内）。
到了赤松德赞赞普时期（755—797年），吐蕃在边境地带仿照唐帝国节度使制度，设立了管理范围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节度大使”。根据匈牙利藏学家乌瑞（Uray）的考证，吐蕃所谓的“节度大使”写作“Knorm”，可译为军镇、节度衙。乌瑞和藏学家根据出土的吐蕃书简研究得出，吐蕃在边境有五大节度衙：
东道节度衙，又称东道节度使、东道大元帅，管辖河陇地区。此职务一般由吐蕃大相兼任。
南道节度衙，管辖今四川、云南一带。
西北道节度衙，管辖范围不明。
北道节度衙，管辖河西、西域地区。
东北道节度衙，管辖范围大致在今青海地区。
下面我们来介绍下吐蕃的军队。
吐蕃军队的兵员源自每个如的当地平民、贵族。由于其发源于原始的军事联盟部落，生活在当地的平民平日生产劳动，战时则武装起来，组成军队，跟随长官前去征战。这种具有“原始风”的部落兵成为吐蕃发动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力量。
此外，随着吐蕃与中原王朝的接触愈发频繁，吐蕃的军制也融合了中原王朝的特征。在松赞干布时期以及噶氏家族专政时期，吐蕃的军事制度逐渐完善，并在本土和被征服地域实行大料集制度。
所谓“大料集制度”，是一个集徭役和征丁于一体的制度。一般情况下，三户 征一丁，但如果遇到战况紧急时，三户征一丁会缩小到两户征一丁甚至一户一丁。
松赞干布时期，大相禄东赞主持修订了吐蕃第一部根本法典，这部法典被称为《赤则本谢之法》。该法典从法律意义上规定了吐蕃的官制、五如的划分、“桂”和“庸”的严格等级界限，不准许“庸”从事“桂”的行业。
那么，“桂”和“庸”是什么呢？
公元654年，大相禄东赞在蒙布塞拉宗举行集会，这次集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区分“桂”和“庸”这两个概念。所谓“桂”，是指从军的武士阶层（平民、贵族），“庸”则指的是从事生产的人员（奴隶）。现代学者对于“庸”，一般理解为地位低下、从事基础生产的带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奴隶。此外，根据《贤者喜宴》的划分，吐蕃人将手工业者、商人也都划为“庸”阶层。这些属于“庸”的阶层，没有当兵的权利，但奴隶可以随自己的主人从军，只是一般不能充当战士，而是在军中进行生产工作。
在“桂”阶层中，同一氏族部落里的全体成年男性均有军籍，出征时武器装备、后勤补给均需自备。由氏族、千户组成的不同如建制的军队，其马匹毛色、旗帜都是不一样的，这样做可以在战场上一眼就能识别出是哪个如的军队。例如《贤者喜宴》记载，卫如的军队“军马分别为白鬃白色马和朱砂色豹纹马，军旗分别为红色 花舍旗和红色火焰旗，军行似大雪落湖面”。
卫如的中心——拉萨小昭寺
那么，以氏族部落平民为主要兵源，氏族贵族率领的如建制军队，其兵力为多少？由于史料缺失，我们很难得出具体数字。但是成书于16世纪的《贤者喜宴》却给了我们这么一条信息：五如六十一东岱总兵员为462400人！
前文提到，大非川战役中论钦陵统率40万人围攻薛仁贵部。若以《贤者喜宴》记载的数字为参照，吐蕃近乎倾巢而出，从中可以看出吐蕃对此次战役的重视程度。
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前面提过，吐蕃王国作战时，除了征发本部士兵之外，还在被征服地区，如象雄、苏毗、森波、吐谷浑、汉地占领区，征发大量当地士兵。因此，吐蕃军队其实是一个以吐蕃本部为主体，环绕大量外籍士兵的“大杂烩”式军队。另外，吐蕃贵族在出征时也会带上自己的奴隶随军作战，这些奴隶会担任后勤辅助工作，甚至上场参战。《资治通鉴》记载：“吐蕃每发兵，其富室多以奴从，往往一家至十数人，由是吐蕃之众多。”
正因为如此，吐蕃军队的人数才如此庞大。
在武器装备上，吐蕃军队和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由于吐蕃脱胎于游牧部落联盟，其主要兵种是以高速机动奔袭为特点的骑兵。根据《册府元龟》等汉文史料记载，吐蕃骑兵“衣甲坚厚”，装备锁子甲、铁札甲（柳叶甲）、刀、剑、弓箭、投石索等武器。杜佑的《通典》也写道：“人马俱披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也。”
关于吐蕃锁子甲的来源，美国学者白桂思经过考证认为：吐蕃的锁子甲、索波（吐蕃刀剑的一种）的铸造技术很有可能来自中亚“昭武九姓”中的康国、安国等。
随着吐蕃的强盛，其势力逐渐发展到了葱岭一带，并且能通过丝绸之路与康国等中亚国家进行商业来往。通过丝绸之路，吐蕃学到了中亚地区制造锁子甲等武器装备的技术，加之吐蕃本地也有相当规模的手工制造业，因此吐蕃在武器装备上取得了能和周边势力相媲美的资格。
札甲
锁子甲
被优良武器装备起来的吐蕃骑兵，也是当时的一支劲旅。
普鲁士军事理论家、《战争论》的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Klausewitz）对骑兵进行了肯定：“骑兵是一个较强的兵种，是由民族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组成的。”克劳塞维茨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吐蕃骑兵。
有句话说得好：“唐非牛不田，蕃非马不战。”吐蕃人擅长骑射，皆因他们从小就注重骑术和射术的训练，加上在平日狩猎中的磨砺，其骑射技能焉能不高。吐蕃的远程武器一般是弓箭和投石索，因此在吐蕃骑兵中，投石骑兵为其特色兵种。投石索，藏语叫“乌尔多”，在熟练者手中，能以极快的射速和极高的精确度击中目标。由于吐蕃人从小训练马上投石的技能，这种射速快、精度高的马上投石兵，成了吐蕃在战场上获胜的资本之一。因此，唐中兴名将、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告诫自己的部下：“虏皆骑兵，其来如飞，不可易也。”
最后介绍下吐蕃的战略战术、军事情报系统以及奖惩制度。
吐蕃军队在打仗列阵时，常常摆一字长蛇阵，或为上中下，或为左中右。左右或者上下两部，均为吐蕃强制征发而来的外族士兵，而中部则为吐蕃的精锐所在——虎豹军。
根据英国学者托马斯的研究，吐蕃本部军队列阵一般为骑兵在前列，弓箭手在中部，持有长矛和刀、身披铠甲的步兵则在后方。
关于吐蕃军作战时的场景，《旧唐书·吐蕃传》描述：“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所谓“前队皆死”，可以理解为外族军队的大量消耗。按照吐蕃作战惯例，一般是让位于前军一线的外族士兵打头阵，做炮灰消耗对方的实力，这点在大非川战役中由吐谷浑军打前阵得到了证实。为了减少部队在打前战时的伤亡，唐帝国的将军们也是绞尽脑汁地寻求解决之策，于是后来的一代名将李晟告诫自己的部下：
贼之大众，当过城下，无击其首尾。首尾虽败，中军力全，若合势攻之，汝必受其弊。但候其前军已过，见五方旗、虎豹衣，则其中军也。出其不意，乃是奇功。
李晟的这种集中兵力突击中部的战法，日后在其部下王佖的实践中取得了成功。
在唐蕃近200年的战争史中，吐蕃的战略战术确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就比如在大非川战役中，论钦陵使用诱敌深入的计策，先让薛仁贵部吃一点甜头，然后趁机高速奔袭郭待封部，将其歼灭，而后集中兵力合围已经龟缩在大非川的薛仁贵部，最终取得了全胜。
在之后的对唐战争中，吐蕃王国还将外交手段和军事进攻的双重配合运用到了极致。尤其在赤松德赞赞普时期，吐蕃军事机器的运转速度达到了极致。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吐蕃当局以帮助唐帝国平叛的名义去探听河湟、陇右等地区的防御虚实。由于平叛，唐帝国将陇右地区的军队东调，造成陇右防务空虚。这时吐蕃军队在名将恩兰·达札路恭的率领下，攻掠河湟、陇右等地。
敦煌壁画——吐蕃赞普礼佛图。安史之乱后，吐蕃入侵河西，控制了敦煌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吐蕃遣使入唐，请求会盟议和。吐蕃的计谋被郭子仪一眼看透，他对唐代宗说：“吐蕃、党项不可忽，宜早为之备。”果不出郭子仪所料，恩兰·达札路恭正计划进攻唐帝国关陇地区，进而攻占长安。
由上述两个例子可见，吐蕃对战略战术和阴谋诡计的使用已经是驾轻就熟。当然，这是建立在吐蕃王国良好的 军事体系上的。
再看吐蕃的军事情报系统，它大致分为哨制、驿传制和间谍。
根据《吐蕃简牍综录》的记载，吐蕃哨制分为坐哨和巡逻哨两种。坐哨指吐蕃在边境利于观察的山岭上修筑的观察哨（碉堡、要塞），巡逻哨指活动在重要隘口、驿站和官道的侦察人员。
哨人，即斥候，主要由各部落的民户充当，编入临时户籍，其口粮统一由国家配给。除了侦察敌情等日常事务外，当地马匹也由斥候管理和喂养，提供给军队使用。另外，吐蕃对斥候的管理十分严格，斥候在规定服役期内，如果染疾或是有事要办，必须请假，其工作由后备斥候接替。斥候每天都要把观察到的迹象，原原本本地记录在木牍上，否则会被处罚。
吐蕃的驿传制为百里设一站，由驿吏（驿站长官）、驿吏助理、驿使组成，驿吏多由吐蕃人担任。每一站皆配备良马数匹，由斥候专门看管和喂养，并且配有专供放牧的草场。由于藏地的地形原因，交通不便一直是当地居民很头疼的问题。吐蕃人克服了这个难题，以逻些为中心修筑了大量的官道和驿站。据研究，吐蕃通往西域的驿道就有两条，其路线分别是：逻些—青海湖—白兰—（沙洲）—罗布泊，以及逻些—于阗。《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吐蕃的14个驿站，由此可见，吐蕃的驿传制度还是相当完善的。
至于吐蕃的间谍，也相当有名气。松赞干布征服象雄国时就曾使用了间谍。
吐蕃和象雄有着传统的联姻习俗。松赞干布娶了象雄国王李迷夏的妹妹李特曼为妃，后来还将自己的妹妹赛马噶嫁给了李迷夏，而赛马噶就是所谓的“间谍”。
赛马噶出嫁后，象雄王李迷夏一开始很宠爱她，但不久就降了热度，宠着另一个妃子——墟格妃，并且开始冷落赛马噶。赛马噶因此很愤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她“不理内务，不养育子女，另居于别室”。作为哥哥又同时身为国主的松赞干布哪里忍得，认为这是对“大蕃”（吐蕃人对自己国家的称呼）的羞辱。但一开始不知象雄国虚实的他并没有大动干戈，只是派遣使者前去劝解妹妹。赛马噶是个城府很深的女人，她用颂歌的形式暗中鼓动自己的哥哥起兵攻灭象雄，并送了1顶女帽和30颗松耳石给使者，让其转呈松赞干布。松赞干布看后立即意会，起兵出 征象雄国，彻底统一了西藏地区。
最后谈谈吐蕃的奖惩制度。
南日伦赞时期，吐蕃仿照唐帝国的“告身制”创立了自己的位阶制度。
吐蕃的位阶制度，被称作“由仓”，南诏的《德化碑》称其为“告身”。所谓“告身”，指的是用不同颜色、材料的服饰或器物来表示为官者的地位等级。对于告身这个概念，我们并不陌生，在许多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见清代官服上的“补子”，那同样是用来区分官阶的。
然而，和中原王朝的“告身”不同，吐蕃的“告身”不是为官者的特权，地方平民也可以被授予。根据《册府元龟》记载，吐蕃的告身一开始分为五种，代表五个等级：
大略其官章饰有五等：一谓瑟瑟（一种玉石），二谓金，三谓金饰银上，四谓银，五谓熟铜。各以方圆三寸褐上装之，安膊前，以别贵贱。
吐蕃的告身饰物有五种，分别由玉石、金、镀金、银、铜五种材质制造，它被戴在胳膊上面，以示地位高低。后来吐蕃由于急速扩张，其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告身制也逐渐对普通百姓开放。根据《贤者喜宴》记载，经过完善的告身制从享有大玉文字告身的大相到享有水纹白色木告身的平民一共分为11级。另外，吐蕃武士阶层的告身一般为铁制，依照所立军功的大小，按级别授予相应的告身。但是按照吐蕃的法律规定，只有出身贵族并获得军功的武士，才会有这个资格。
总之，对于吐蕃人来说，无论出身贵贱，获取告身是极大的荣耀。然而如何获取等级较高的告身？吐蕃人，尤其是平民，将这一希望寄予到了在战场上勇猛作战上。
吐蕃人世居于气候多变、低温缺氧的西藏高原。两唐书均记载了吐蕃本土恶劣的气候条件，尚武勇猛是他们战胜这些困难的法宝。他们平日与野兽搏斗，骑马穿梭于雪域高原寻找猎物，战时披坚执锐，勇猛作战成了他们的文化。
关于吐蕃具体的奖惩措施，《旧唐书·吐蕃传》给我们一个信息：
累代战没，以为甲门。临阵败北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广众，必以徇焉，其俗耻之，以为次死。
细品此段，会发现一个词——“甲门”。什么是“甲门”？“甲门”指的是第一等家庭。这就涉及吐蕃奖励措施之一的军功甲门制。
所谓“军功甲门制”，根据《白史》的记载：“若一家多人战殁，悬甲于门， 以光荣。”意思是如果一户有多人战死，吐蕃当局会在该户门前树立旗矛，表示光荣，此户也会受到当局的特殊照顾。而如果怯懦不敢作战，门口将被悬挂狐尾，成为大家羞辱的对象。
除了军功告身制，吐蕃的奖励措施还有军功授田、赏赐虎豹衣物等。
在近年来发现的吐蕃简牍中，常见“军官俸田一突”“副先锋官田一突”“领受军官田一突”这样的记载。“突”，是吐蕃丈量土地的计量单位。从这些零散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吐蕃根据军功进行授田。
敦煌壁画中的吐蕃人服饰
此外，吐蕃还赏赐勇士虎豹衣物以示嘉奖。前文所述的吐蕃精锐部队——虎豹军，其实就是一批内着铠甲、外披虎豹衣的敢死之士。虎豹，对吐蕃人来说，是勇武的象征，因此被赏赐虎豹衣物是莫大的荣耀。根据《敦煌吐蕃文献选》记载：
卑职先后为政事效劳，忠心耿耿，曾褒赏以告身和虎皮马垫。
总之，随着吐蕃王国的日益强大，唐帝国遇到了一个强劲、狡猾的对手。但是，对双方来说，大非川战役的胜负仅仅是一个开始，双方的相互博弈、斗争还要持续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