鳌拜（满洲第一勇士）
鳌拜简介
鳌拜：中国清初权臣。出身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清朝三代元勋，康熙帝早年辅政大臣之一。
生卒年：1610～ 1669年
性格特点：耿直倔强，敢于抗争，但过于蛮横自负。
历史功过：鳌拜早年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忠于故主，始终不渝，是功臣也是忠臣；康熙初年辅政时期飞扬跋扈，把持朝政，颇多恶迹，最后败在少年康彩熙手中，虽然免于刑戮，但身死禁所，成通了为中国历史上强悍不逊的权臣。
名家评点：康熙五十二年（ 1713G年），皇帝念其旧劳，追赐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以其从孙苏赫袭。苏赫卒，仍以鳌拜孙达福袭。世宗立，赐祭葬，复一等公，予世袭，加封号日超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高宗宣谕群臣，追竅鳌拜功罪，命停袭公爵，仍袭一等男；并命当时为鳌拜诬害诸臣有褫夺世职者，各旗察奏，录其子孙。
鳌拜传记
戎马生涯 屡立战功
鏊拜，姓瓜尔佳氏，满州镶黄旗人，镶黄旗乃满洲八旗之一，属上三旗。
在满州，人的历史上，当他们还生活在奴隶制阶段之时，在其氏族部落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称之为“牛录”。这种社会组织形式规定：凡遇出师狩猎之时，不论人数多寡，依氏族村寨而行。出猎开围之际，各氏族部落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其余九人从行，各照方向，不准混乱，此总领称为“牛录（华言大箭）额真华言主也）”。牛录既是狩猎生产的组织形式，也是对外作战的组织。当农业生产发展后，满洲人也以牛录的形式组织耕种。但是，牛录额真及九位成员，还只限于本氏族或本部落。努尔哈赤在兼并各部的过程中，将被征服的各部人统编人牛录，以三百男丁为一牛录。一牛录设额真一人，额真以下设代子一人、章京四人、村领催四人，其中四名章京分领三百男丁，编成塔且，塔旦是共同行动的基层单位。
到了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又将牛录组编为四个“固山”（旗）。固山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部落组织，而是以牛录组成的军事行政单位。被编人固山的人丁包括被征服的各部满洲人，也还包括被征服的汉人在内的外族人。由于这个原因，固山不再依山河地理命名，而是以不同颜色旗帜相区别，组成黄、白、蓝、红四旗。固山，满语即“旗＂的意思。
随着努尔哈赤兼并战争战果和军兵的不断扩大，到了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又将原来的四旗扩编为八旗。他在原来黄、白、蓝三种颜色旗帜的边上镶上红边，红旗边上镶上白边。这样，八旗制度形成了。
按规定，五牛录为一甲喇，首领为“甲喇额真＂（参领）；五甲喇为一固山，首领为“固山额真＂（都统）。这样一来，每旗有壮丁七千五百人，八旗共有六万人。
属于镶黄旗的鏊拜早年曾为护军校，在连年战争中，屡立战功。在皇太极天聪八年（ 1634） ，因功被授以世袭骑都尉，任甲喇额真之职，统兵一千五百人。此后，曾跟随皇太极征讨察哈尔。接着又与护军统领谭泰等人由上方堡人明边，因违界出略，皇太极下令没收了整拜的俘获。
公元1636年4月，皇太极受尊号“宽温仁圣皇帝”，同时建国号为“大清”，立年号为“崇德＂，这一年即崇德元年。自皇太极称帝后，他便下诏进攻明朝，但仍以掳掠为目的。
崇德二年（ 1637） ，清军征讨明朝的皮岛（今鸭绿江口东部，朝鲜湾椴岛），武英郡王阿济格集诸将问进取之策，鳌拜与参领准塔表示愿意作前锋军。整拜对阿济格说：“若不得此岛，勿复见王！”遂与准塔连舟渡海，向皮岛发起攻击，但守卫皮岛的明军将士英勇顽强，使鳌拜、准塔寸步难进。鳌拜急红了眼，拼命嘶喊着冒矢石上前搏击，明军在整拜的疯狂进攻之下，功亏一赛。整拜在皮岛一战，立下大功，受到皇太极的夸奖，并赐其“巴图鲁”号，晋升为三等男。
清军虽然屡次南犯，但山海关外的宁远（今辽宁兴城）和锦州（今辽宁锦州）仍由明军驻守，联成一道防线。皇太极为了撕破这道防线，于崇德三年（ 1638）秋天率兵占领义州（今辽宁义县），并以义州为基地。展开了围攻锦州的松锦之战。崇德四年（1639）初，明朝为了解除清军的威胁，调派洪承畴总督蓟辽战事，洪承畴率陕西兵与山海关守将马科、宁远守将吴三桂合兵一起，共同抗击清军。就在这一年，整拜也随皇太极围攻锦州，因其威猛善战，对明军作战中多有斩获。
崇德六年（1641），皇太极派郑亲王济尔哈朗再一次围攻锦州，整拜也随军前往。在锦州的外围，有松山、杏山、塔山三城，互为犄角，属于战略要地，自然是清军的进攻重点。早在崇德五年（ 1640）冬，清军就大举进攻塔山、杏山，洪承畴虽派兵出援，但均被击败。此次失败之后，洪承畴便于崇德六年（ 1641 ）春天急忙征集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今山西大同） 。密云（今北京密云）等地八位总兵官，兵十三万，马四万匹，集结于宁远，以防清军再次攻击。果不出洪承畴所料，他刚布置完毕，济尔哈朗便于当年的三月率清军来攻。济尔哈朗首先让清军进攻锦州外城，并切断松山、杏山明援军的道路，使锦州变成一座孤城，吓得锦州守将祖大寿成了缩头乌龟，不敢出来应战。
崇德六年（1641）七月，洪承畴率十三万明军赴援，与辽东巡抚邱民仰驻军松山。在与清军的接触中，鳌拜率步兵屡败明军，得到皇太极的奖赏和提拔，被晋升为一等男。到了八月，皇太极亲率清军攻锦州，并环绕松山安营扎寨，将洪承畴包围。洪承畴与诸将商议，准备突围，但明军军心涣散，士气低靡，先是大同总兵王朴逃跑，接着是马科、吴三桂率兵逃窜，结果遭到清军截击，死伤达五万余人。洪承畴面对败局，只得与邱民仰入松山城固守，被清军包围得严严实实。到了九月，皇太极见清军必胜，便留下多铎攻城，自己返回盛京（今辽宁沈阳）。
多铎预料洪承畴必于夜晚突围，便命鳌拜移驻右翼，协力追剿。一天夜里，大约在一鼓时分，洪承畴指挥松山城的明军突围。守卫在右翼的整拜与统领阿济格尼堪等相继出击，将出城的明朝士兵斩杀过半，使洪承畴的突围计划落空。崇德七年（1642）二月，松山明军副将夏成德降清为内应，使清军迅速攻破松山城，洪承畴邱民仰被俘。三月，锦州守将祖大寿出城降清。皇太极下诏命斩杀邱民仰，送洪承畴到盛京，并让范文程对其进行劝降。在范文程的劝说下，洪承畴投降了清军，皇太极闻听此事，大喜，说道：“我今获一向导矣，安得不乐！”明朝丧失锦州，山海关外的防线一触即溃，清军得以入关掳掠。就在这一年，整拜因战功被提拔为护军统领。
崇德七年（ 1642）十月，皇太极再命阿巴泰率清军入明境掳掠。此次出征，鳌拜也在军中，他总是指挥自己的士兵作为先锋出阵，连战连胜。清军自黄崖口（今天津蓟县北黄崖关）人长城以后，长驱直入，攻到蓟州（今天津蓟县） ，阿巴泰指挥鳌拜奋力登城，将明军将领白腾蛟所部杀得丢盔弃甲。攻破蓟州之后，阿巴泰率清军接连攻破河间（今河北河间）。景州（今河北景县），逼近北京城，使明政府危在旦夕，但按皇太极的意图，清军并不急于进攻北京，正如皇太极所说：“取北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于地。”
清军在河间、景州洗劫一空之后，转而攻向山东之地。在进攻山东之地时，整拜连续三次出战，三战皆捷，斩杀明军甚众。进攻兖州（今山东兖州）时，鳌拜率军奋力冲杀，将明鲁王朱以派杀死。兖州一战之后，清军更是坚不可摧，所到之处，明军闻风丧胆。阿巴泰乘机分军掠莱州（今山东掖县）、登州（今山东蓬莱）沂州（今山东临沂）等地，整拜则率部攻破临清（今山东临清）、汶上诸城，掳掠甚众。清军的四处掳掠，当地人民奋起反抗，于是在崇德八年（1643）四月，阿巴泰率清军自山东班师，途经明王朝京畿之地，整拜率部驻扎在密云（今北京密云）。明大学士周延儒督师通州（今北京通县） 。却不敢出击。当时，有三千明军出于义愤，向整拜驻扎的密云发起攻击，但由于力量薄弱，被鳌拜打败，一大半人战死。明总兵吴三桂、总督范志完也曾率部与整拜作战，但均未取得胜利。这样一来，再也无人敢向清军发起攻击了，任凭清军随意地运载着掳掠来的财物、人口，从明王朝的鼻子底下经过，明政府敢怒不敢言。
清军这次出征，攻破明朝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掳掠人口三十六万九千人，牲畜三十二万一千头。清军沿途运载财物的车驼绵延三百里。崇德八年（1643）五月，清军在阿巴泰的率领下返回盛京。到十月份，对将领论功行赏，鳌拜因功被晋升为三等子，并被赏赐了大批的金帛。
在阿巴泰率清军班师盛京之后，皇太极便于崇德八年（ 1643）八月九日病死，满洲贵族为争夺皇位而发生了争执。大清入关以前，嗣君的继承不是由皇帝生前在皇子中指定，而是由议政王大臣商议决定。皇太极未死之前，诸王内部的矛盾已显露出来。皇太极一死，这一矛盾立即变得尖锐起来。当时，诸王之中有争皇位之心者为数不在少数，几个回合下来，最后形成了以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和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为首的对立两派，势均力敌。原来由皇太极亲率的正黄、镶黄两旗，力主拥立肃亲王豪格，由于鳌拜是镶黄旗人，他也顺理成章地表示赞同。
而由多尔衮及其同母弟多铎统率的正白、镶白两旗，则誓立多尔衮。双方之间关系十分紧张，大有兵戎相见的意思。在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下，经过皇太极的孝庄皇后从中极力斡旋，才没有发生武力冲突。最后，睿亲王多尔衮提出立幼辅政的折中方案，他说：“当立帝第九子（即福临），其年岁幼稚，八固山军兵，吾与右真王（即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待其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这样，睿亲王多尔衮派控制了政权，肃亲王豪格派也因皇太极之子继位，得到了部分利益，双方经过妥协之后结束了皇位之争，时年六岁的福临登上了大清皇位，他就是清王朝历史上的顺治皇帝。清王朝自顺治以后的历代皇帝，都只用一个年号，不再改元，习惯上以年号称呼某一位皇帝，而不用其庙号。福临就是顺治皇帝，是由于在他即位的第二年改元为顺治。
顺治元年（ 1644）即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进占北京，远在山海关外的大清政权闻知这一消 息，立即由多尔衮率大军南下，向大顺农民军发起攻击，在降将吴三桂的援助下，很快将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击溃，于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由北京东城门进入京城。鳌拜在大清与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作战中，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于顺治二年（ 1654）考核群臣功绩之时，因战功卓著忠勤戮力，被晋升为一等子。
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虽然败退出北京城，但余部势力仍很大，多尔衮抓住战机，兵分两路进行追击。其中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随从有明朝降将吴三桂、尚可喜以及整拜等人，经大同（今山西大同）边外草地，向榆林（今陕西榆林）、延安（今陕西延安）进发；另一路则由豫亲王多铎率孔有德、耿仲明由怀庆（今河南沁阳）进攻潼关（今陕西潼关），两路清军对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形成了钳形攻势试图会师西安（今陕西西安） ，围歼大顺农民军于关中。
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豫亲王多铎由孟津（今河南孟津）渡过黄河，经过洛阳（今河南洛阳），二十二到达潼关城外，驻扎下来。李自成闻讯，亲自到潼关作战，依山列阵，在城外挖壕树栅，防备清军的攻击。第二年（ 1645）正月，李自成的部将刘芳亮领兵攻击清军大营，连连取胜。但就在此时，英亲王阿济格所率的一路清军，已从保德（今山西保德）结筏渡过黄河，突破大顺农民军的北部防线，击败李自成部将李锦部，经过绥德（今陕西绥德）、延安，进逼西安，使大顺农民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劣势。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李自成率大顺农民军由蓝田（今陕西蓝田）出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南），向湖广一带进发。英亲王阿济格攻占西安后，匆匆任命官吏便尾随大顺农民军南下。李自成率大顺农民军南下之后，先进驻襄阳（今湖北襄阳），大顺农民军节节败退，不得不撤出襄阳，进驻武昌城（今湖北武汉市武昌），聚集各路大军。英亲王阿济格率清军追来，大顺农民军又弃武昌城南下，行至安陆今湖北安陆）时，被鏊拜所部击溃，士兵随从所刺无几。后来，李自成率轻骑二十余人，登上通山县（今湖北通山）九宫山察看地形时，遭到当地的地主武装突然袭击，遇害牺牲，年仅四十岁。
顺治三年（ 1646）正月，清王朝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领兵向四川进发征讨张献忠在四川建立的大西政权，鳌拜也在其中。肃亲王豪格所率清军于当年的三月到达西安，五月便攻占汉中（今陕西汉中） ，使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受到严重的威胁。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便于九月间命令四位将军各领兵十万人，自成都（今四川成都）北上迎敌。到了十一月，大西叛将刘进忠自汉中引清兵人四川，袭击大西军。张献忠的西充（今四川西充）凤凰山急忙应战，结果被整拜斩杀于阵前。关于张献忠之死，还有另一种说法，那就是刘进忠急于向清军表功，将张献忠指给清军，清军以箭射杀了张献忠。无论张献忠是否整拜所杀，鳌拜都是一位疯狂屠杀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在张献忠被杀之后，清军乘胜追击大西军，鳌拜所部一路斩俘农民起义军数不胜数，接连攻下遵义（今贵州遵义） 。夔州（今四川奉节）、茂州（今四川茂汶） ，为清王朝平定四川立下了不少的功绩。
鏊拜在自己的戎马生涯中，初期是对明军作战，其性质是以掳掠为目的，是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整拜的所作所为无可厚非。但大清王朝进驻北京之后，整拜的出征目的，都以斩杀大顺农民军、大西农民军为己任，且常常充当急先锋，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屠杀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双手沾满了农民起义军的鲜血。
违时运背 陷人漩涡英亲王阿济格乃努尔哈赤第十二子，睿亲王多尔衮的同胞兄长。他虽然战功赫赫，劳苦功高，但他身上顽固地保留着奴隶制社会原始的作战作风。早在顺治元年（1644），清军人关占据明北京城后，阿济格就主张：“现在应乘着兵威，对北京大肆屠戮，留下诸王以镇守北京，其余军队全部回归盛京，或退保山海关一线，即可没有后患。”阿济格的意见遭到多尔衮严辞拒绝。
随着英亲王阿济格的战功日益显赫，他也逐渐变得骄横起来。在顺治元年四月，阿济格追击李自成之时，路过宣府（今河北宣化）。当地有个叫朱寿黎的官员犯了贪污罪，被巡抚李鉴治罪，阿济格便为朱寿黎向李鉴求情，遭到李鉴的拒绝。李鉴说：“朱寿黎是朝廷重犯，若擅自释放，一旦被皇上知道，对你恐怕没有什么好处。”阿济格怒道：“你怎么不怕我阿济格，反而怕小小年龄的皇上呢？”并派人到李鉴处，强迫他放人。在阿济格的眼里。摄政的睿亲王多尔衮是自己的胞弟，顺治皇帝又是个年幼的孩子，他无所顾忌，无形之中将自已凌驾于皇帝和国法之上。
对于多尔衮的军令，阿济格也不认真执行。在率军追击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时，阿济格擅自率部出边到土默特（今内蒙古东南）、鄂尔多斯（今内蒙古中部）逗留，索取当地马匹，后经多尔衮多次催促，才勉强动身，以致于险些贻误战机。后来，阿济格将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打败后，便谎报李自成已死，又不等候多尔衮的命令来到便擅自班师回京。这事被朝廷得知后，多尔衮命令鳌拜。谭泰等人揭发阿济格的罪行，并要他们对全体将士解释清楚。但由于鳌拜乃镶黄旗人，对于多尔衮心存芥蒂，加之自己又随英亲王阿济格征战多时，有多年的战争情谊，于是鳌拜便伙同谭泰等人将多尔衮的命令匿而不发。这使得多尔衮大怒，他下令将整拜治罪。最后，整拜交付了罚金才算了结。这样一来，整拜就站在了多尔衮的对立面。但鳌拜仅仅是个不大起眼的武将，还起不了兴风作浪的作用，只能说他深深陷人了多尔衮与其他亲王之间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不能自救，这一。切都身不由己，却又理所当然。
顺治三年（ 1646）正月，曾经是多尔衮政敌的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被派往四川征讨大西政权的张献忠，鳌拜也在此行列中。在这次征战中，豪格平定了四川，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捷报传至清廷，顺治帝下旨嘉奖豪格。到了顺治五年（ 1648）二月，肃亲王豪格奉胜利而归，顺治帝在太和殿设宴慰劳自己的兄长豪格，豪格的心中自然十分得意。可是，豪格万万没有想到，此次得胜还朝，离自己的末日已不远顺治五年（ 1648）三月，容亲王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开始报复、打击自己的政敌豪格。在征讨大西政权的过程中，豪格的随军参领希尔根贪冒军功，不幸暴露了，多尔衮借此大作文章。他先从随从豪格征战的鳌拜人手，说鳌拜办事不力，以致于发生希尔根冒功之事，革去整拜在世袭之职。接着，多尔衮又听信贝子屯济等人的讦告，说鏊拜于崇德八年（ 1643）与护军统领图赖等六人谋立肃亲王豪格，私结盟誓，图谋不轨。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并且对立的两派已经瓜分了权利，多尔衮仍将鳌拜治以死罪，多亏其他大臣劝阻，整拜才得以用赎金赎回了一条命。多尔衮对鳌拜的惩罚，实际上是杀鸡给猴看，为治豪格之罪在进行铺垫，主要是由于整拜属于豪格派。
后来，有人说豪格在平定四川的过程中，曾企图提拔罪人扬善之弟吉赛为官。
多尔衮便借肃亲王豪格部下希尔根冒功和吉赛之事，将豪格削爵，并幽禁牢中。按理，作为一个有功的亲王，所犯的这两项罪名，根本够不上削爵幽禁之罪，多尔衮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削弱政敌的势力，消除政治上的隐患，同时又借此发泄私愤。
豪格身陷囹圄之后，精神极度悲伤苦闷，终于恹恹成病，不久在狱中死去，年仅三十九岁。豪格死后，多尔衮仍然没有放过他，竟将豪格的妻子强抢过来。按辈份，多尔衮是豪格的叔父，叔父强取侄妇，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笔。对于豪格来说，生前蒙冤，死后添耻，可以说死不眼目了。在多尔衮死后，顺治帝亲政，豪格才被追复王爵，立碑以纪其功。
对于权力争斗中的鳌拜来说，惩罚还没有结束，顺治五年（ 1648）四月，侍卫科普索讦告他擅自拨护军为遏必隆守门，这在当时可不是一条小罪状。多尔衮又借此对整拜处以死刑，多亏顺治帝的哀求，才被赦免。这一年的十一月，整拜被赶出京城，派往大同驻防。
当时，已降清的明总兵姜环据大同叛清，驻防大同的鳌拜率部攻大同城，虽然鳌拜勇猛，在一次战斗中以七骑败姜环所部三百余众，但并没有扭转局面。清廷闻讯，急忙命端重亲王博洛率师支援整拜，两人联合，向大同发起猛烈攻击。姜环也不甘心败阵，让其驻扎在城外的五千余名兵士，由大同北山来到阵前，与大同城内的姜环形成内外夹击之势，试图一举歼灭清军。鏊拜见情势不对，忙集精兵攻破大同城外姜环一营，并乘胜追击。姜环也乘机打开城门，率部出击，但最终没能击败鳌拜，反被鳌拜斩杀、俘虏了一大批人马。姜环万分紧急的情形之下，弃大同城逃往忻口（今山西忻口）。整拜率兵赶来，又一次将姜环击败。在平定姜环叛乱的过程中，鳌拜虽然又建新功，但由于他是多尔衮的对立派，所以没有得到任何封赏，就连在此之前被削去的世袭之职也没有恢复。
顺治七年（ 1650） ，睿亲王多尔衮病重，贝子锡翰等人请顺治帝驾幸睿亲王府探望，这使得多尔衮大怒，他认为贝子锡翰等人违令渎请，罪不在小。与此同时，多尔衮以鏊拜知道锡翰等人的请求而不将他们逮捕讯问为由，对整拜进行了又一次打击，将其爵位降为一等男，并让其交付赎 金赎罪。
在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期间，作为镶黄旗人的鏊拜，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受尽牵连，愈陷愈深，整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真可谓违时运背。鳌拜在冥冥之中乞求上苍的保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重整旗鼓。
临朝摄政 辅佐幼主顺治七年（ 1650）十二月，年仅三十九岁的睿亲王多尔衮病死，顺治帝福临以十四岁幼龄开始亲政。在顺治帝亲政期间，原来遭受睿亲王多尔衮打击的豪格派得势，郑亲王济尔哈朗成为朝中最显赫的贵族，开始对多尔衮派进行疯狂的报复。鳌拜本人也有重见天日之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郑亲王济尔哈朗首先让顺治帝恢复豪格的王爵，接着处死多尔衮同母兄长阿济格。并联合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等人上疏顺治帝，要求追议多尔衮之罪。他们说：“多尔衮摄政之时，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其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狂妄骄纵，妄自尊大。构陷威逼，使肃亲王豪格不得其死，且纳其妃。对官兵户口财产等项，不行归公，俱以肥已。凡一切政事，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威作福，任意黜陟。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其权势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人告。今谨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乾断，列其罪状，宣示中外。”睿亲王多尔衮的旧部见郑亲王济尔哈朗得势，也不敢违抗，只得随声附和。
固山额真尚书谭泰也上奏说：“何洛会依附多尔衮，曾骂胃豪格诸子。”
在郑亲王济尔哈朗与诸王贵族的联合打击之下，顺治帝下诏追削多尔衮封爵，籍没其家产人宫，依附于多尔衮的何洛会及大学士刚林、祁充格等人都受到牵连，处以死刑。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的豪格派在打击多尔衮派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由于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等人在多尔衮摄政时已开始干涉朝政，郑亲王济尔哈朗对他们极不放心，在多尔衮被议罪消爵不久，便借故将他们降爵，并停罢理政。受到刺激的满达海与博洛病死，尼堪则被派往湖南征战，结果战死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升任吏部尚书的谭泰也因所谓的擅自专权，受到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打击，被交付刑部议罪。这时，不甘寂寞的鳌拜乘机落井下石，他说：“谭泰曾对多尔衮起誓，要为多尔衮杀身以报。”结果，谭泰被处死，家产被抄没。
在郑亲王济尔哈朗打击多尔衮派的过程中，鏊拜因其屡受多尔衮贬抑，颇得郑亲王济尔哈朗喜爱。多尔衮一死 ，整拜即被晋爵三等侯。顺治八年（1651），整拜被任命为议政大臣，并晋爵一等侯兼一 云骑尉。 顺治九年（ 1652），整拜上奏顺治帝说：“臣以前屡忤多尔衮之意，以致于屈抑战功，今多尔衮已死，臣有翻身之感，请朝廷勘实臣之战功。”
顺治帝对鳌拜表示同情，令议之。最后，鳌拜因功又晋爵为二等公，并被赐世袭，免死两次。过了不久，整拜与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四人被授领侍卫内大臣，参预朝政。这样，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的贵族，掌握了朝中大权，整拜从此平步青云，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顺治十三年（ 1656） ，整拜。上奏顺治帝说：“请陛下三年进行一次大阅兵，以讲武事。”整拜的奏请得到顺治帝的认可，顺治帝遂命大臣。侍卫等在御前较射，以鏊拜为令，统领其事。这一年的十一月，整拜在以前征战中所受的伤复发，卧床不起顺治帝亲临其府第视疾，这使整拜觉着荣幸之至。顺治十四年（ 1657） ，深得顺治帝器重的整拜，被授以少保，并兼太子太保。很快，又升迁为少傅兼太子太傅，专门教习武进士。
鳌拜与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四人，对顺治帝忠心耿耿，深得顺治帝与孝庄皇太后的赏识与信任。他们被委任掌握宫廷宿卫的同时，又掌握上三旗实权。他们经常守卫在顺治帝和孝庄皇太后身边，参政议政。太后有事，即通过索尼、遏必隆、鳌拜、苏克萨哈传谕；太后有病，整拜、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四名近侍护卫，昼夜轮流护卫，食息不暇。从而受到顺治帝的嘉奖。
就在鳌拜等人精心服侍顺治帝与孝庄太后，深受宠信之时，顺治帝竟于顺治十八年（ 1661）正月初七日凌晨，不幸病死了。这位自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一位皇帝，是以年仅二十四岁的青春岁月，撒手归西的。在他弥留之际，遗诏指定年仅八岁的三儿子爱新觉罗●玄烨为皇太子。于正月初九日，玄烨在其祖母孝庄皇太后亲自主持下，即皇帝位，改次年为康熙元年（1662）。
与此同时，顺治帝还亲自从直属于皇帝的上三旗中选了四名亲信大臣，令其辅佐幼帝。顺治帝在遗诏中说：“特命内大臣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鳌拜（镶黄旗）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告示中外。咸使闻知。”顺治帝的临终遗言，是与其母亲孝庄皇太后经过认真斟酌、权衡的。按照祖制，皇帝年幼之时，朝中政事由宗室诸王共同处理。由顺治帝年幼时，政事即由睿亲王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两位皇叔共同摄理。但是。宗室诸王摄政，容易造成权势过大，大权旁落的局面，而且皇帝也常被架空。有鉴于此，顺治帝死前决定改旧制，由上三旗元老重臣共同辅政，避免宗室诸王摄政带来的弊端。在顺治帝选任的三名两黄旗大臣索尼鏊拜。遏必隆他们原来都是清太宗皇太极的旧部，早年即跟随皇太极南征北战，建立丰功伟绩，从而备受信任。皇太极去世时，索尼鳌拜二人曾联合两黄旗主张拥立皇子即位，最初欲立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后来便拥立年仅六岁的皇太极九子福临。在顺治初年，摄政的睿亲王多尔衮欲拉拢分化两黄旗大臣，见索尼、鳌拜等不服从自己，便将他们贬削爵位，进行打击。遏必隆亦因与多尔衮有隙，遭受贬官、籍没家产的惩罚。
在四名辅政大臣之中，苏克萨哈与索尼、鳌拜、遏必隆不同，他原来是睿亲王多尔衮属下的近侍。睿亲王多尔衮死后，苏克萨哈很识时务，倒向太后这一边，得到顺治帝及孝庄皇太后的信任，并被提升为镶白旗护军统领。当原来属于多尔衮的正白旗归属皇帝以后，苏克萨哈以功晋二等子，被授领侍卫内大臣，坚定地站在了顺治帝与孝庄皇太后一边，深受信赖和赏识。
由于顺治亲的遗诏改变了清朝传统旧制，四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唯恐引起宗室诸王的抗议，从而造成混乱，便奏请孝庄皇太后要求将顺治帝遗诏广而告之，得到了孝庄皇太后的赞同。他们企图用这种方式对下五旗诸王、贝勒进行遏制。
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辅臣得到孝庄皇太后的支持，于是他们四人跪告下五旗诸王贝勒说：“今主上遗诏，命我等四人辅佐冲幼之主。从来国家政事皆由宗室诸王协理，我等四人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政事？今我等四人宜与诸王、贝勒等共任之。
下五旗的诸王、贝勒哪敢有异议，只得附和说：“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之心，故委汝等以国家重任，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其勿让。”
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整拜四大辅臣原本有意为之，见诸王、贝勒明确表示不敢干预，便奏明太后，并祭告于皇天上帝及顺治帝灵前，宣誓就职。他们在誓词中说：“兹者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冲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
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鏊拜四大辅臣起誓之后，安亲王岳乐。康亲王杰书以及大臣官员等，奉孝庄皇太后谕旨，齐集于西安门］南侧之大光明殿，也分别向皇天上帝及先帝灵位起誓，誓词说：“冲主践阼，臣等若不竭忠效力，萌起逆心，妄作非为，互相结党，及乱政之人知而不举，私自隐匿，挟仇诬陷，徇庇亲族者，皇天明鉴，夺算加诛。”表示希望辅助四大辅臣。同心戮力，以辅佐幼主。这样，在顺治帝死后仅几天，便确立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个核心以孝庄皇太后为中心，以遗诏为依据，以异姓大臣担当大任，而以宗室诸王、贝勒监督朝政的方式。
四大臣辅政之初，还比较太平，出现了一种与孝庄皇太后、年幼的康熙帝集体统治的局面，凡事由四大辅臣共同商议，奏请太后决策，年幼的康熙帝与辅臣共同听政，因此，四大臣辅政时期的初期阶段，朝中政事的处理大多数是值得肯定的。
但四大辅臣中，鳌拜是一个极不安静的因素，随时都有异变的可能。
圈换土地 专权乱政在四大辅臣之中，居于首位的索尼，乃四朝元老，并深得孝庄皇太后的信任与赏识，整拜虽然居功自傲、狂妄自大，也不敢与之针锋相对。居于第三位的遏必隆与鳌拜同属镶黄旗，遇事无什么主见，总是人云亦云，随声附和，鳌拜对其根本不放在心上。居于第二位的苏克萨哈，爵位较低，仅为一等男，但地位仅次于索尼。如果索尼死去，苏克萨哈即有替补其位的可能。这样，苏克萨哈虽与整拜为儿女亲家，但由于苏克萨哈的地位，使得鳌拜心存芥蒂，两人遇事总争吵不休，以致于成为仇敌。加之黄旗与白旗之间宿怨较深，整拜便利用黄、白旗之间的积怨，在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之间制造事端，借以打击苏克萨哈。
黄、白旗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清太宗皇太极之时，主要是由于皇太极改旗和圈地所致。皇太极于天命十一年（ 1626）九月初一日即汗位，不久便将自己掌握的正白旗、镶白旗改为正黄旗和镶黄旗，分别为左。右翼之首，使其地位日益高升。同时，皇太极又将努尔哈赤留给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个幼子的正黄旗镶黄旗改为正白旗。镶白旗，使其居于左翼之中，地位每况愈下。从此，黄、白两旗之间便产生了矛盾。到了顺治初年，清王朝占领北京城的第二天，便下令北京城内的汉人居民一律迁到城外居住，内城由满洲八旗驻防。在顺治元年（ 1644）十二月，顺治帝下诏说：“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指汉人）无主荒田，及明朝国舅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着户部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划。然此等地土，若满汉错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府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今年从东来诸王各官兵丁及现在京各部院衙门官员，俱著先拨给田园。其后到者，再酌量照前与之。”这一上谕明确规定了分配田地的办法，近京各府州县由此全面展开了对民间田地的争夺，称之为“圈地”。
在圈地过程中，按照规定，依左、右翼次序分配。但摄政的睿亲王多尔衮凭借自己的便利条件，擅自将本应属于镶黄旗应得的永平府（今河北卢龙）之地给了自己的正白旗，而于保定府（今河北保定）、河间府（今河北河间）、涿州（今河北涿县等处别拨土地给镶黄旗。多尔衮的所作所为，虽然当时在黄旗中引起不满，但事隔二十余年，由分拨土地引起的矛盾已逐渐淡忘了。
鳌拜为了笼络黄旗大臣，孤立、打击苏克萨哈，又旧事重提，立即引起正黄、镶黄两旗大臣的共鸣。加之索尼一向与苏克萨哈不和，鳌拜遂于康熙五年（ 1666 ）正月，指使两黄旗旗民上诉，要求更换圈地，意图造成八旗纷纷要求重新更换圈地的形势，给孝庄皇太后和康熙帝带来极大困挠。孝庄皇太后把两黄旗旗民的上诉让户部处理。
户部尚书、正白旗大臣苏纳海认为不妥，他说：“旗人安业已久，且康熙三年已下诏不许再行圈地，请罢议此事。”
苏纳海的阻止，使鳌拜大为不悦，他竟然假托圣旨让贝子温齐等人私自勘地，并于康熙五年（1666）三月声称孝庄皇太后和康熙帝支持镶黄旗圈换土地，移回左翼之首。鳌拜说：“今各族以地土不堪具控，据都统等踏堪回奏，镶黄旗不堪尤甚。
如换给地亩，别旗分已立界截圈，不便更易，惟水平府周围地亩未经圈出，应令镶黄旗移住。且世祖章皇帝（即顺治帝）旨亦有云，凡事俱遵太祖太宗例行。今思庄田房屋应照翼给与，将镶黄旗移于左翼，仍从头挨次拨给。”整拜的行径都是偷偷进行的，其目的是为了造成已迁回左翼之首的事实。整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将北京东北顺义、密云、怀柔、平谷四县之地立即圈拨给镶黄旗。照这样一来，户部复议苏纳海、整拜二人的建议时，所议的已不是镶黄旗是否应该迁回左翼之首，而是如何圈拨土地安置迁回的人口了。
户部议论之时，一。种意见是：除近圈顺义等四县之地外，还应照以前规定，依次从头拨换，将正白旗所占的通州（今河北通县）、永平府、丰润县（今河北丰润）周围所留剩之地，拨给镶黄旗，另将滦州（今河北滦县）。乐亭等县之地圈拨给正白旗。
第二种主张认为：除将顺义密云、怀柔、平谷四县拨给镶黄旗之外，另将正白旗所占的蓟州（今河北蓟县）、遵化州（今河北遵化）也拨给镶黄旗。鏊拜等人倾向于第一种主张，因为那样获利更丰，这样圈换土地之事商定下来，并等秋收之后，对正白旗所占之地进行丈量，取其实数，酌议分拨。
康熙五年（ 1666）秋天，户部尚书苏纳海、侍郎雷虎等人，依照第一种 主张率人前往正白旗所占之地进行丈量，为圈换土地作铺垫。但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二十余年的正白旗旗人坚决反对，怨声载道；镶黄旗旗人则坚持非换不可，这样一来双方相持不下，以至于土地荒芜。消息传至京城，年幼的康熙帝向祖母孝庄皇太后奏报了圈换土地造成良田荒芜之事，要求孝庄皇太后切责整拜等人，中止圈换土地。
就在这时，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交章上疏。朱昌祚在上疏中说：“臣等履亩圈丈将及一月，而两旗官丁较量肥瘠，相持不决。且旧拨房地垂二十年，今换给新地，未必尽胜于旧，口虽不言，实不无安土重迁之意。至被圈夹空民地，百姓环诉失业，尤有不忍见闻者。若果出自庙谟，臣何敢越职陈奏？但目睹旗民交困之状，不敢不据实上闻。仰祈断自宸衷，即谕停止。
王登联上疏说：“旗民皆不愿圈地。自闻命后，旗地待换，民地待圈，皆抛弃不耕，荒凉极目，亟请停止。”
朱昌祚、王登联二人的奏疏，对鏊拜胆大妄为，随意圈换土地，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进行了如实奏报，并予以抵制，要求中止其事。同时，户部尚书苏纳海也认为“屯地难于丈量，镶黄旗章京不肯受地，正白旗包衣佐领下人不肯指出地界，宜候明诏中止其事。”并决定撤回有关官员，停止大量换地。
鳌拜闻知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的奏疏，及苏纳海的决定，惊慌失措，他感到自己处心积虑筹划的圈换土地之事随时有被迫中断的可能，那时自己将会败涂地。于是， 整拜决心先下手为强，让他们明白谁敢反对他整拜，那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但朱昌祚、王登联及苏纳海等人还不知道整拜已起了杀人之心，要置他们于死地。
鏊拜以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及户部尚书苏纳海办事不力，迟误圈换土地为由，将他们三人逮捕，交付刑部审理。他还以朱昌祚、王登联二人上疏之时，曾将奏疏让苏纳海看过为由，诬陷他们结党营私，违背祖制，以激怒孝庄皇太后，置三人于死地。同时，整拜还处罚了三名不肯受地的镶黄旗副都统，将他们撤职查办。
朱昌祚、王登联、苏纳海被交付刑部之后，刑部认为律无正条，只对他们鞭百，籍没家产。年仅十三岁的康熙帝接到刑部的奏疏之后，知道朱昌祚、王登联、苏纳海三人本无罪过，只是因阻挠鳌拜进行圈换土地，将整拜惹怒而招致祸端。康熙帝觉着事体重大，便亲自出面，特召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辅臣，并赐坐询问案情。鏊拜极言朱昌祚、王登联、苏纳海三人罪大恶极，要求康熙帝对他们处以重罪。索尼、遏必隆二人则随声附和，唯独苏克萨哈沉默不语。因为他明白，自已在四大辅臣中，只占少数，比分为1比3，是难以取得胜利的，只好以缄默表示反抗。
康熙帝虽然年仅十三岁，但他却是非分明，并没有听信整拜等人的话，仍然以刑部所议对朱昌祚、王登联、苏纳海进行处罚，婉拒了鳌拜的请求。但鳌拜的权力欲已极度膨胀，他仰仗自已的权势，竟然矫旨将朱昌祚、王登联、苏纳海三人处以绞刑。并株连已故的苏纳海族人原户部尚书苏武尔代，将赠与苏武尔代的官职尽行削去，定罪处罚。整拜杀了朱昌祚。王登联、苏纳海三人之后，强行圈换土地。据拨地侍郎巴格统计，在整拜强行圈换土地过程中，镶黄旗迁移壮丁共四万六百名，圈换土地十二万三千垧；正白旗迁移壮丁二万二千三百六十一名，圈换土地十一万一千八百五垧。这次强行圈换土地，是顺治初年三次大规模圈占土地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圈换活动，它使广大旗人及汉人叫苦不迭，失业者达数十万人。
鳌拜挑起的圈地争端，终于实现了他的图谋，表明四大辅臣协商一致的平衡原则已被打破，辅臣之中只要多数人同意，便可以随便决定重大问题，而不必取得一致同意。这样一来，便为个人结党营私、进行擅权乱政活动开了方便之门。这也是鳌拜本人为自己以后专权进行的一次测验，其影响是巨大的。
党同伐异 骄纵蛮横鳌拜将自己在作战中的骁勇，变成了在辅政中的骄横，而且随着他权力欲望的膨胀，对于稍不顺已意的大臣不是贬官就是杀害。早在整拜辅政的初期，他与内大臣飞扬古不和，当时飞扬古的儿子倭赫任御前待卫。和倭赫同为侍卫的还有西住、折克图、塞尔弼等人。鏊拜为了置飞扬古于死地，便从他的儿子倭赫下手。作为御前侍卫的倭赫等人，傲慢无礼，对于刚刚取得辅臣地位的鳌拜等人常常不怎么有礼貌，这使整拜心生怒火，顿起杀机。
有一天上朝，整拜说御前侍卫倭赫、西住、折克图等人，擅自乘骑御马并擅自取御用弓矢射鹿，当以死罪论之。鳌拜所说的罪名，对于倭赫等人来说，将要死无葬身之地，他们几人当即被处以死刑。飞扬古对 自己的儿子倭赫之死，感到有些冤枉，对整拜满腔仇恨。鳌拜又借机说飞扬古心存怨望，于朝廷不利，亦自处死。手握大权的鳌拜在其他大臣的附和下，竟将飞扬古处死，并将其子尼侃、萨哈连也一同杀死，还将飞扬古的财产籍没，分给自己的弟弟穆里玛。整拜杀内大臣飞扬古是他一生中擅杀大臣的起点。
圈换土地事件结束后，鏊拜的权力欲望极度膨胀，企图取得启奏权和批理奏疏大权，使自已超过遏必隆和苏克萨哈，成为仅次于索尼的二号人物，但鳌拜的胆大妄为引起了孝庄皇太后和年幼的康熙帝的高度警惕，对鳌拜开始产生戒备之心，处处小心谨慎。同时，孝庄皇太后和康熙帝也开始对鳌拜严加防范起来。
鳌拜为了实现自己的阴谋，私下培养了一大批党羽，形成了一个集团，随时准备把持朝政。在整拜的私党中，其弟穆里玛受命为靖西将军，因镇压农民起义军李来享有功，被超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袭二品爵号），执掌兵权。除此而外，成为鳌拜私党的还有秘书院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阿思哈、侍郎泰必图、兵部尚书噶褚哈。工部尚书济世、内秘书院学士昊格塞及鳌拜的子侄等，涉及到朝中的方方面面。由于这些私党的参与，整拜的党羽势力日见膨胀，在朝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康熙五年（ 1666），整拜授意自己的党羽吏部尚书阿思哈，侍郎泰必图二人，提议给每省派遣大臣二人，设衙门于总督、巡抚衙门之旁，以稽察、监视总督和巡抚。
鳌拜的意图很明显，他不仅要控制朝中大权，还试图将自已的亲信之人派往地方凌驾于总督、巡抚之上，从而操纵地方大政。鳌拜的用心引起其他大臣的不满，吏部侍冯溥反对说：“总督、巡抚乃国家重臣，派员监视他们是不信任的表现，应停止此议。”
侍郎泰必图见冯溥反对自己，便怒目而视，张拳向冯，试图对其动武。冯溥临危不惧，从从容容地说：“即是公议，何不容我再议乎？且议之可否，自有皇上裁决，你我岂敢专此事。”
冯溥以及阿思哈、泰必图的奏疏送上后，康熙已明白整拜居心不良，坚持支持冯溥的主张，使泰必图等人大为沮丧。后来，泰必图还竟然讨好于冯溥，真可谓厚颜无耻。
自从鳌拜挑起事端，重新圈换土地之后，朝内百官惴惴不安，对四大臣辅政产生了恐惧和不安的想法，要求康熙帝亲政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样，围绕康熙帝亲政之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整拜在这场斗争中充当了一个不光彩角色，将自己的丑恶面目显露了出来。
首先上奏要求康熙帝亲政的是刑科给事中张维赤他在奏疏中说：“伏念世祖章皇帝（即顺治帝）于顺治八年（1651）亲政，年登一十四岁。今皇上即位六年，年龄与世祖章皇帝亲政年龄相符，臣乞择吉亲政。”张维赤的奏疏得到百官大臣的普遍响应。在百官大臣的支持下，辅臣索尼等也于康熙六年（ 1667）三月奏请康熙帝要求他亲政。索尼在奏疏中说：“世祖章皇帝亦于十岁亲政，今主上年德相符，天下事务，总揽裕如，恳切奏请。”索尼上奏不久，于康熙六年（ 1667）六月死去。索尼的死，使鏊拜想人非非，他想乘机越过遏必隆和苏克萨哈，成为首席辅臣。
康熙帝见鳌拜更加目中无人，觉着辅政之制已不能发挥它原来的作用，反而对朝廷构成威胁。于是，在康熙六年（ 1667）七月初三，康熙帝以辅臣屡行陈奏为由往奏其祖母孝庄皇太后，要求亲政，取得了孝庄皇太后的同意，定于七月初七日举行亲政大典。
鳌拜为了使自己的阴谋得逞，在同意康熙帝亲政的同时，他绞尽脑汁企图主持起草皇帝亲政大赦诏书。借以捞取政治资本。但康熙帝早已看清了整拜的用心，对其不置可否，而是让他人密拟赦诏，临期颁行。这使得整拜的欲想破灭了，但鏊拜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以商议启奏应行事宜为名，试图将苏克萨哈拉人自已的阵营，一起把握政权，并且耸人听闻地声称：“恐御前有奸恶之人暗害忠良，我等应将太祖、太宗所行事例敷陈。”苏克萨哈已诚心归政于康熙帝，对整拜的卑劣行径深恶痛绝，他斥责鳌拜说：“教导主子之处，谁有意见各行陈奏，保必共列姓名？”鳌拜见苏克萨哈不听从自己，对其怀恨在心，转而进行陷害。
在康熙帝亲政前夕，鳌拜等人随同康熙帝向孝庄皇太后奏请亲政事宜，鳌拜还假意要求谢政。孝庄皇太后客气地说：“帝尚幼冲，如尔等俱谢政，天下事何能独理？缓一二年再奏。”
鳌拜的本意只是试探而已，并非真要归政，见孝庄皇太后一客气，他便乘机说道：“主上躬亲万机，臣等仍行佐理事宜。”为自已继续拖延谢政时间、把持朝政找借口。
到了康熙六年（ 1667）七月初七，大清王朝为康熙帝举行亲政大典。这一天，年仪十四岁的康熙帝身着龙袍，头戴皇冠，御太和殿，躬亲大政，诸王以下文武百官上表行庆贺之礼，宣诏天下。从此，康熙帝开始执掌政权，成为真正的君主。康熙帝在亲政前后，任用他人密拟赦诏，表明辅政大臣的权势已经今不如昔，但在朝班位次上辅政大臣仍然排在亲王之上，继续掌握批理章疏大权。特别是整拜拥有一大批身居高官的私党，就连敬谨亲王兰布、安郡王岳东、镇国公哈尔萨等人，也先后设法谄附整拜。尤其在上三旗中，整拜已居绝对优势，不仅镶黄旗完全听他指挥而且使得正黄旗也随声附和，苏克萨哈为首的正白旗则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和削弱。
这样。整拜更加嚣张。当时宫廷宿卫的任务完全由上三旗承担，侍卫以整拜势大对其十分惧怕，甚至盲目崇拜，竟有人进奏时吹捧他为圣人。鳌拜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竟然在录用官员之时降低要求，笼络人心。整拜的专权跋扈，得到了遏必隆的依附。这不仅使康熙帝难以实际亲政。而且也对整个爱新觉罗氏皇族造成了威胁。
对鳌拜一向鄙视的正白旗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不甘心与之同流合污，但又见其势大，自己势单力薄，便产生退隐之念，在皇帝亲政之后第六天便上奏说：“臣才庸识浅，蒙先皇帝眷遇，除授内大臣，夙夜悚惧，恐负大恩，值先皇帝上宾之时，惟愿身殉以尽愚悃，不意恭奉遗诏，臣名列辅臣之中。臣分不获死，以蒙昧余生，勉竭心力，冀图报称。不幸一二年来，身婴重疾，不能始终效力于皇上之前，此臣不可逭之罪也。兹遇皇上躬亲大政，伏祈睿鉴，令臣往守先皇帝陵寝，如线余生得以生全，则臣仰报皇上豢育之微忱，亦可以稍尽矣。”苏克萨哈在自己的奏疏中隐约道出鳌拜把持政局蛮横无理，自己只好隐退。同时，他又试图以自已隐退的行动迫使整拜、遏必隆也相应辞取辅政之职，交出权力。但康熙帝对苏克萨哈的困境及其一片苦心一无所知，见他奏请要去守陵，颇为疑惑，便派米斯斡等人前往查问。
鳌拜本来对苏克萨哈以怀怨恨，时常找机会进行陷害。他便借此对苏克萨哈大作文章，矫旨指责苏克萨哈说：“兹苏克萨哈奏请守陵，如线余生得以生全。不识有何逼迫之处，在此何以不得生，守陵何以得生？联所不解。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具奏。
当时，国史院大学土巴泰极力抵制鳌拜专权。整拜为了将苏克萨哈处死，在议政王大臣会议议论苏克萨哈之事以前，把可能持异议的大学士巴泰等人拒之门外自已完全控制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在议论苏克萨哈的所谓罪行时，整拜的私党班布尔善不问青红皂白，给苏克萨哈编造了不欲归政等二十四项罪状。要求把奸诈欺饰，存蓄异心的苏克萨哈，以大逆罪论处，与其长子内大臣查克且均处以磔刑，其余六个儿子、一个孙子。侄子二人皆处斩立决。并将苏克萨哈的家产籍没，妻孥皆交付内务府。正白旗旗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额尔德也处斩立决。
鳌拜将议政王大臣会议议论的结果上奏康熙帝之后，康熙帝这才醒悟，知道整拜挟怨构罪，不答应整拜的奏请。整拜骄纵蛮横，竟然在康熙帝面前攘臂上前，累日强行奏请。最后，康熙帝仅将苏克萨哈的磔刑改为绞刑，其他均按整拜的奏请执行。就这样，苏克萨哈这位忠贞为国的老臣在整拜的恣意陷害之下，和他的一家大小进了阴曹地府，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苏克萨哈一家大小冤死之后，四大辅臣之中仅剩下整拜和遏必隆两人，而遏必隆又是个老好人，遇事没有主见，处处依附鳌拜，这就使得整拜真正成为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康熙帝深感不除鏊拜，后悔莫及，于是年轻的康熙帝准备铲除整拜这个后患。
欺君擅权 身败名裂鳌拜矫旨杀死苏克萨哈之后，更加放纵。凡起坐班行，自动列于遏必隆之前，以首辅自居。对于朝中政事必先于私家议定，然后上奏施行。常常把启奏官员带往私广］酌商，如果有人自行启奏，事先不同鏊拜商讨，他便嗔怒不已。在康熙帝面前，凡事不按常理进奏，多以过去的疏稿呈上，逼其依允。更过分的是，鏊拜常常当着康熙帝的面，呵叱大臣，拦截章奏。在康熙帝的眼里，鏊拜的作威作福的卑劣行径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在康熙六年（1667）六月初一，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遵旨条奏四事给康熙帝。
他在奏疏里说：“我国家章程法度，其间有积重难返者，不闻略加整顿，而急功喜事之人，又从而意为更变，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无穷之弊已潜倚暗伏于其中。请将国家制度详慎会议，勒咸会典，颁示天下。”
鳌拜得知熊赐履的奏疏之后，大为恼怒道：“是劾我也！”于是，他人对时要求康熙帝以安言治熊赐履的罪，并且请申禁言官，不许他们上书陈奏。
康熙拒绝道：“他自陈国家大事，与尔何干？”但在当时，康熙帝仍希望鏊拜重新改过，克保功名特意命鳌拜于二等公外加一等公，并以其子那摩佛袭二等公爵位。
到了康熙七年（1668），又加鏊拜太师，其子那摩佛为太子少师。康熙帝所希望的感恩悔罪的目的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鏊拜反而更加骄橫，毫无悔过之意，甚至出现公然抗旨的事情。
鳌拜的私党玛尔赛死后，部臣请求赐予溢号，康熙帝不允许，并降旨说：“有何显功，不准行。”但鳌拜根本不把康熙帝的旨意当一回事，竟然擅自赐玛尔赛谥号。
在鏊拜的怂恿下，其私党大学士班布尔善也敢怠慢康熙帝，奏事时，谕旨稍有不合意之处，便忿然而出。当时，参与议政的蒙古都统俄讷、喇哈达、宣理布等人不肯依附鳌拜，整拜便擅自裁止蒙古都统，不许他们再行议政。当喀尔喀蒙克毕什克图之子来归时，康熙帝准备封其为公，但整拜的私党班布尔善竟然以为过分，嘱令理蕃院，说以后蒙古不必照此例优封。
鳌拜及其私党的抗旨专断，使康熙帝彻底明白了他们结党乱政的丑恶面目，对整拜原有的一点幻想也破灭了，开始和整拜展开针尖对麦芒的斗争。有一次，康熙帝听政之时，得知有一位大臣援引恩诏误赦一 人，便问大学士李街如何处理此事，李霸说：“既已误赦，宜听之便。”康熙帝别有深意地说：“宥人可听其误，若杀人亦可听其误乎？”暗里表明自己对鏊拜抗旨冤杀苏克萨哈等人的事情，他是不会就此甘休的。
又有一次，康熙帝的朱批红本已发科抄，整拜觉着不满意，又重新批示了一回。
给事中冯溥得知之后，立即对康熙帝说：“本章既批朱红，不便更改。”整拜闻知，要治冯溥的罪。康熙帝不但没有将冯溥治罪，反而进行嘉奖，并责令鳌拜等人：“此后当益加详慎批发。”
鳌拜对于康熙帝的警告根本不放在心上，每每听政之时，鳌拜总与他人闲谈对内容故意不提，康熙帝便警告鳌拜说：“此内有关系民命之事，尤不可不慎，伊等皆经行间效力，不以杀人为意，联必慎焉。”年轻的康熙帝对整拜的警告和不满，使朝中的正直大臣感到了希望所在。
康熙七年（ 1668）九月，已升迁为秘书院侍读学士的熊赐履又一次上奏说：“朝政积习未祛，国计隐忧可虑。”并引用宋代理学家程颐“天上治乱系宰相”一语，提醒康熙帝要使朝政有序，必须除掉鳌拜。康熙帝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为了不让整拜发觉，便斥责熊赐履妄行冒奏，以沽虚名。鳌拜便乘机以妄行冒奏之罪，拟将熊赐履降二级调用。康熙帝实际上并没有怪罪熊赐履的意思，其目的是为掩盖整拜的耳目，虽然康熙帝处处声称要处罚熊赐履，却始终没有采取行动。实际上，康熙帝已在悄悄部署各项工作，准备铲除整拜这个权奸。
康熙帝的除奸准备非常特别，他以自己的年轻作为掩护，特意精选了一些少年侍卫、拜唐阿（即执事人），平H里专为扑击之戏。所谓扑击，满语称为布库，亦可译为角力、撩跤，也有称为布库戏的。康熙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身边的侍卫受整拜的影响较大，非常不可信，他将自已特意精选的侍卫、拜唐阿另外组成一支更为亲信的卫队一善扑营。 康熙帝这样做，果然迷惑了整拜的眼睛，使整拜以为皇帝年幼，喜欢游戏，而没有在意善扑营的真实用图。实际上善扑营的成立，并非康熙帝活泼好动，爱玩乐，而是他为自已铲除整拜在组织上作好了准备，一支真正属于康熙帝的人马团结在了他的周围。
最早奉命负责善扑营执行擒拿任务的是索额图，他是已故辅政大臣索尼次子康熙帝皇后的叔父，原来任一。等侍卫。康熙帝亲政以后，于康熙七年（ 1668）六月，改任吏部侍郎。第二年，索额图又自请解任，回到康熙帝身边复任一等侍卫，服侍护卫，准备助康熙帝除掉整拜。
随着康熙帝的准备工作准备就绪，剪除鳌拜的时机也就日益成熟起来。康熙帝为了确保除奸的顺利进行，在行动之前，先将鳌拜的私党以各种名义一一 派出，以削弱整拜的势力。整拜的胞弟内大臣巴哈被派往察哈尔（今河北北部） ；整拜的亲侄子、侍卫苏尔马被派往科尔沁（今吉林西部）；整拜的姻亲理蕃院左侍郎绰克托被派往苏尼特（今内蒙古苏尼特左旗东南）编定扎萨克事务；工部尚书济世被派往福建巡海。一切安排就绪之后，康熙帝于康熙八年（ 1669）五月十六日，亲往善扑营问道：“汝等皆朕股肱耆旧，然则畏朕欤，抑畏整拜也？”
众人齐声回答：“独畏皇上！”
于是，康熙帝历数鳌拜的罪状，让善扑营作好准备，在他召见鳌拜之时将其拿下。康熙帝将逮捕整拜的具体事务安排好之后，随即下诏召见鳌拜。
鏊拜受到康熙帝召见，是常有之事，所以鏊拜也就没有在意，依旧像往日一样大摇大摆地进了后宫。这一次可不同于以往了，鳌拜进宫门］刚拜见过康熙帝，只听康熙帝大喝一声“拿下”，善扑营训练有素的侍卫猛扑上来，将整拜捆了个结实。和鳌拜同时被捉拿的还有另一位辅政大臣遏必隆和一等 侍卫阿南达等。
鳌拜被捕之后，康熙帝向议政王及诸大臣下谕旨揭露整拜的罪状。康熙帝在谕旨中说：“前工部尚书员缺，鏊拜以朕素不知济世其人，妄称其才而进补之，通结为党，以欺朕躬。又奏称户部尚书应授二员，将玛尔赛徇情补用。又整拜于联前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即将部臣叱喝。引见之时，在朕前施威震众，科道官条奏鳌拜屡请禁止，；恐身干物议，闭塞言路。凡用人行政，欺朕专权，恣意妄为。文武各官欲尽出伊门下，与穆里玛等结为同党。凡事在家议定，然后施行；且倚仗凶恶弃毁国典，与伊相合者则荐拔之，不合者则陷害之。朕念鳌拜1旧臣，望其改恶悔过，今乃贪聚贿赂，奸党日甚，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残害生民，种种恶迹，难以枚举。其严拿勘审！”
康亲王杰书等议政王支持康熙帝对鏊拜查处论罪，并遵旨勘审，列举鳌拜欺君擅权、结党乱政等罪状三十条，议将鳌拜革职立斩，其亲子、兄弟亦斩，妻并孙为奴家产籍没。列举遏必隆藐视皇上、附和鳌拜等罪状十二条，议将其革职立绞，未分家之子并其妻为奴。整拜及遏必隆族人有官职及在护军者，均应革退，披甲当差。
列举辅国公大学士班布尔善附和鳌拜，抗旨妄行等罪状二十一条，议将革职立斩因其系宗室，改立绞，并将其亲生但未分家的子孙革去宗室，妻子为奴。整拜之侄塞本得，以其凡事首恶，罪情重大，议将其革职，即行凌迟处死。吏部尚书阿思哈、户部尚书玛尔赛、兵部尚书噶褚哈、吏部侍郎泰必图鳌拜之弟都统穆里玛等，助恶结党，背负国恩，犯下重罪，均应革职立斩。玛尔赛已死，应抛尸。此外，鳌拜之子那摩佛、侄讷莫。佛伦，整拜私党希福、阿林。刘之源、刘光、插器、阿南达、布达礼、济世迈音达吴格塞、额尔德黑郭尔浑等，均应立斩。鳌拜兄赵布太、婿赖虎等立绞。
康亲王杰书将所议结果上奏康熙帝，康熙帝备加小心，并没有立即批准执行因为这次事件牵扯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不能操之过急。康熙帝在得知议论的结果后，亲次鞫问整拜等人。整拜在谒见康熙帝时，露出他搭救清太宗皇太极御驾时留在自己身上的伤疤。康熙帝看了整拜的伤疤之后，鉴于他自皇太极以来为清王朝开疆扩土立下汗马功劳，不忍心加诛，便赦免了鳌拜的死刑。康熙帝在赦免诏书中说：“整拜以勋旧大臣，受恩皇考，遗诏辅佐政务，理宜精白乃心，尽忠图报。不意结党专权，紊乱国政，纷更成宪，罔上行私。朕久已悉知，尚望其改行从善，克保功名，以全始终。乃近观其罪恶日多，命诸王大臣公同穷审，俱已得实。以所犯重大，拟以正法，本当依拟处分；但念鳌拜为本朝效力日久，且皇考曾经倚任，朕不忍加诛。姑从宽革职。籍没，仍行拘禁。那摩佛亦免死，革职拘禁。”就这样，整拜在康熙帝的寬宥之下，捡回了一条性命。对于整拜的私党，康熙帝也不计较，没有按议政诸王所议定的那样处分，也不加追究宽大处理。
康熙帝在其谕旨中说：“遏必隆无结党之事，免其重罪，削去太后及后加公爵其原有一等公，仍准留与伊子。班布尔善。穆里玛、阿思哈、噶褚哈。泰必图、塞钠代、讷莫，或系部院大臣，或系左右侍卫，乃皆依附权势，结党营私，表里为奸。擅作威福，罪在不赦，皆已正法。其余皆系微末之人，一时苟图侥幸，朕不忍尽加诛戮，宽宥免死，从轻治罪。至于内外满汉文武官员，或有畏其权势而依附者，或有图幸进而依附者，本当查处，姑从宽免，自今以后，务须洗心涤虑，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其职业，以副朕整饰纪纲爱养百姓至意。尔二部即传谕内外遵行，特谕。”
年轻的康熙帝在处理鳌拜案件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才能，他既从鳌拜手中完完全全地夺回了政权，又没有株连更多的人。虽然此案涉及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但康熙帝仅将九人处死，其余之人皆宽大处理，使朝廷秩序迅速稳定。此外，康熙帝对凡受整拜迫害致死革职、降级者，均一一平反昭雪。已故的苏克萨哈、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等人，他们的爵位、世袭之职，继续由后人承袭。此案的处理，使康熙帝大获人心，他不愧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圣明君主。
后来，整拜死于狱中。到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 ，康熙帝复念整拜战阵功多，特追赐一等男，以其弟巴哈之孙苏赫袭爵。苏赫死后，又以鳌拜之孙达福袭爵。在雍正帝之时，又复鳖拜的一等公爵位，并加其封号日“超武”。
鳌拜在其一生中，曾为大清王朝人主中原，统一全国立 下赫赫战功，正因为如此，才得到顺治帝的格外信任。顺治帝在其弥留之际，遗诏命其为四大辅臣之一。
鳌拜在其辅政之初，仍然精诚报国，为清王朝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很快便野心勃勃试图专权，这是他私欲膨胀的必然结果。在他作为辅政大臣的八年零五个月里，如果不去争权夺利，专权乱政的话，那么像他这样一位开国元勋，必定会名垂千古的。由此观之，一个野心家是没有好归宿的，只有那些淡泊名利，为民请命的人才会使百姓无限的思念，成为名垂青史、人人效法的楷模。愿天下少一个鳌拜，多个让人思念的贤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