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尔会战（Battle of Tours）

图尔会战简介

图尔会战：图尔会战，六八五年，查士丁尼二世继承君士坦丁四世的帝位，他在七一一年逝世时，拜占庭帝国已经衰颓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领土被分割，人口逐渐减少，在欧洲方面受到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劫掠，在小亚细亚方面受到撒拉逊人蹂躏。帝国的陆军和舰队经常发生哗变，似乎末日已经来临。可是突然之间，从二十年来的无政府状态废墟中，又产生了一位新的英雄。他一手创立了一个新帝国，在以后七百年中，注定成为欧洲抵挡亚洲人侵略的大堤。他是一位职业军人，在历史上被称为“伊索里亚的利奥”。

图尔会战过程分析——

围困君士坦丁堡和图尔会战

关于他的身世，所知极为有限。也许他实际上是叙利亚人而并非伊索里亚人，因为他大约在六八七年出生于科马根省的日尔曼尼西亚，这是叙利亚的东北地区。原名库农，他和家族在历史上首次出现是在七○五年，那时他父亲在色雷斯把五百头羊作为礼物送给查士丁尼二世，为了酬答他，查士丁尼二世就指派利奥做自己的副官。后来，明显是为了排挤他，皇帝命他到高加索山地以北的阿兰尼亚去执行某项使命。他回来时，阿纳斯塔修斯皇帝(七一三——七一六年)正在寻找有能力的军人，于是奉命指挥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部队。七一六年阿纳斯塔修斯被废时，所有目光就都集中到利奥身上，认为只有他有资格做继承人。

此时，哈里发苏莱曼(七一五——七一七年)继承瓦利德的遗志，正准备进攻君士坦丁堡。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遣两支军队从塔拉斯进入“罗马尼亚”，一支由他的兄弟马斯拉玛率领，另一支由也叫苏莱曼的将领统帅。

苏莱曼通过安纳托利亚到了阿摩利乌姆——位于阿克色湖北面。虽然该城并无守兵，但他却只封锁该城，因为知道利奥是皇帝候选人，所以打算用诡计来俘获他。诡计并未成功，阿摩利乌姆解围之后，利奥将城内妇孺撤出，并在那里留了八百名驻兵。接着从卡帕多西亚前进的马斯拉玛也想设陷阱捕捉利奥，但也和苏莱曼一样被这个机智的伊索里亚人击败。

当双方斗智的战役进行之时，迪奥多修斯三世(七一六——七一七年)为他儿子披上紫袍，让他驻守马尔马拉海的亚洲海岸。利奥设法使马斯拉玛的兵力完全撤出罗马尼亚，接着进到尼科美迪亚，把这个姓名不详的青年王子击败了，他可能就在当地宿营过冬，到七一七年初才渡海进入君士坦丁堡。迪奥多修斯被迫退位进入修道院，三月二十五日，圣索菲亚大主教为利奥加冕，就是利奥三世(七一七——七四○年)。

利奥感到一分钟也不能损失。君士坦丁堡的谷仓和兵工厂都已补充，城墙也都修补完毕，并在上面装置了许多的作战机械。从战略上来看，君士坦丁堡十分坚强，事实上几乎无法攻破，唯一条件就是其海上交通线要畅通无阻。君士坦丁堡建在一个岬角上，北面侧翼为金角，南面为马尔马拉海。在西面即向陆地的一面，有内外两道城墙，内城为君士坦丁大帝修建，外城为迪奥多修斯二世建筑，全长约为四哩。在这一时期，正常人口约为五十万，不过现在增加了相当数量的难民。在火药发明之前，这座城市只要有坚强的设防，事实上无法用硬攻手段将其攻陷。惟一可靠的方法就是封锁。就是说必须同时封锁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个海峡，而要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城市本身从侧面掩护着南面的进路。因此，对利奥而言，一切成败都依赖他的舰队，在数量上，他却远远少于敌人。

马斯拉玛的计划是同时陆海并进来包围这个城市。陆军约八万人，由他自己亲自指挥；舰队据说有一千八百艘船，上面也可载运八万步兵，交给将军苏莱曼指挥。此外，还有其他部队正在准备之中：在非洲和埃及的港口里还有八百艘船，多数为补给船，已经准备好了。而在塔苏斯，在哈里发亲自指挥之下，还有一支陆军预备队正在编组之中。（注：所有这些数字可能不免夸张过度。）

马斯拉玛首先攻下柏加曼，然后进到赫勒斯滂，在阿拜多斯渡海——那可能是七月间的事，因为到七一七年八月十五日，他就在君士坦丁堡外城前面出现了。他的部队在那里掘壕建立营地，另派一个支队去监视亚德里亚堡方面，因为保加利亚国王特维尔正在与利奥来往。

他们立即进行了一次陆上攻击，但被拜占庭工程师的技巧和机械击退。于是马斯拉玛决定用一条深沟围绕自己的营寨，并用封锁的方式来围困君士坦丁堡。为达目的，他命令苏莱曼将他的舰队分为两个支队：一个停在亚洲海岸的欧特罗庇厄斯和安德米乌斯两地，切断来自爱琴海方面补给；另一个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加拉太以切断来自黑海方面的补给。

九月一日，第二个支队到达，并于九月三日在金角以北航行，利奥的舰队就停在那里。这个海港的出口悬有一条大铁链作为保护，挂在两个守望塔上，可以自由升起或放下。

封锁支队刚刚到达，在西拉格里阿角周围扫过的强大海流使先头船只产生了混乱。利奥立即命令放下铁链，让舰队出战，在敌人未能布成战线之前就将“希腊火”喷在他们船上，立即烧毁了二十艘，其余均被俘获。当苏莱曼的主力舰队来到，他又马上退回金角港内。（注：希腊火是一种液体燃料，据说见水即燃，用虹吸管发射。成份可能是硫磺，石油和石灰等。这些东西在公元前就可能已有人使用。）

这次攻击行动迅速，指挥良好，所以对敌人的精神能产生震惊作用。为了诱敌深入，整整一昼夜，利奥都将锁链放下，可敌人始终没有突入海峡的进一步企图。几乎毫无损失地赢得了这次胜利，因为胜利是如此彻底，所以利奥可以使补给不断流入君士坦丁堡，使其免受饥馑威胁。更增加马斯拉玛困难的，是他的哥哥哈里发在增援途中，因为消化不良突然暴卒。（注：根据吉本记载，这位哈里发的食量实在惊人。他在一餐中可以吃下七十颗石榴，一头羊，六只鸡和大量葡萄。）继承他的是奥玛尔二世(七一七——七三○年)，他是个宗教的迷信者而不是军人。

现在能进行的只有部分性的封锁，而在这年冬天，天气却特别严寒。有一百天，地面上堆满积雪，因为不能适应这种寒冷的欧洲天气，伊斯兰教徒死者数以千计，包括将军苏莱曼本人在内。次年春季，从亚历山大港开来的埃及支队，共有四百艘船，在索菲阿姆指挥下，利用黑暗掩护通过了君士坦丁堡，到了卡洛斯·阿耳戈斯，并封锁住了博斯普鲁斯水道。不久，由叶赛德率领的非洲支队共三百六十艘船，也到了拜占庭海岸边。最后，改由墨达桑统率的陆军预备队也到了。他们开始补充堑壕中的戍卒，这些人为饥饿所苦，已经到了吃人肉的地步。

虽然封锁博斯普鲁斯差不多已可迫使君士坦丁堡投降，但利奥却实在太幸运，因为埃及水手中有许多基督徒，他们逃到他这边，供给了对方的正确情报。他于是又放下锁链，命令舰队出海，直扑敌军，使他们受到了完全奇袭。这根本上只能算是一边倒的溃败，而不能算是一场正常的会战：因为基督教水手都纷纷弃船逃走，这些船只因为无人驾驶，互相碰撞着，或被希腊火焚毁。在这次决定性的海战胜利后，继之以陆上追击，因为当利奥将非洲支队毁灭之后，就把相当数量的兵力渡过亚洲海岸，使墨达桑陷于陷阱之内，把他们完全击溃了。

此时，利用外交手段，利奥已经引诱特维尔率领了保加利亚人向马斯拉玛进攻。在亚德里亚堡以南某地，他们击败了伊斯兰教徒，据说杀死了二万二千人之多。接着伊斯兰教徒又得到消息，使他们更感忧惧，因为传说法兰克人为了保卫基督教，也已分别从海陆两路来援。对这个素来不清楚底细的王国，他们更觉得害怕。

于是哈里发下令召回马斯拉玛。七一八年八月十五日，他正式解围而去，前后整整十二个月。他把他的陆军残部装船送到塞齐库斯登陆。他的舰队再向赫勒斯滂进发，中途遇到大风暴，全部覆灭。据说在这次围城战中一共使用了二千五百六十艘船，回到叙利亚和亚历山大港的却只剩下五艘已。陆军总数可能有二十万人以上，但能回到塔苏斯的还不到三万人。

所以利奥的这次胜利是具有决定性的。以后在七三九年，他又在佛里几亚的阿克罗隆再次击败了阿拉伯人，迫使他们撤出小亚细亚西部。利奥之所以获胜，是由于他的指挥艺术高超，所有历史学家对这次胜利的重要性都乐于称道。瓦西里耶夫在《拜占庭帝国史》说：“这是公正的评论：由于利奥的抵抗成功了，所以才不仅挽救了拜占庭帝国和东方基督教世界，而且更挽救了整个西欧文明”。布里认为七一八年是一个教会的全体纪念日。弗尔德认为这是罗马史中一次最大的成功，而在战争历史中也是一大杰作。吉本认为这次若被伊斯兰教徒击败，则将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灾难”，因为人员和船只的损失还可以补充，但若君士坦丁堡沦陷，则整个东方历史就要改写。毫无疑问，这次伊斯兰教徒的挫败，在西方历史上是重大决定性事件之一。因为此时在欧洲内部正有一个新的权力尚未发展成形，这一战恰好挡住了欧洲不受伊斯兰教徒入侵。这个新的权力就是法兰克王国，现在正向建立新帝国的道路上踏出了第一步。

在七一○年，也许可能更早，侵入非洲的阿拉伯人已经到了大西洋海岸（见大事记十一）。因为柏柏尔人或摩尔人——即汉尼拔时代的努米底亚人——能够供给所需人力，所以他们才能有此成就。这些人具有抢劫的本性，一旦到了西海岸，为了使他们有事可做，北非总督穆萨就决定让他们向西班牙发展。他当时似乎并无征服西班牙的意图，仅仅是突袭而已，因为他缺少可用的船只，就向拜占庭政府的休塔总督尤里安——可能是个信奉基督教的柏柏尔人要求援助。此人因为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侮辱过他女儿，所以怀有私怨，就很愿意帮助穆萨。他答应借出四艘船。穆萨就向大马士革的哈里发请求准许他入侵西班牙。哈里发勉强答应了，因为回答是：不要让过多的陆军冒险渡海远征。七一○年夏天，阿布就带了四百人渡过了海峡，在阿尔及西拉斯附近大抢了一次，把赃物都运回来了。

受到了这次成功的鼓励，并且又听说罗德里克正在西班牙北部与法兰克人和瓦斯科人交战，所以穆萨在七一一年决心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远征。因为他还是只有那四条船，所以每次只能渡过四百人，这样往返渡过了七千人，交由塔里克指挥。塔里克在直布罗陀登陆之后，不等穆萨的主力到达，立即沿海岸向西挺进。在夹在雅达湖与梅迪纳·辛多尼亚城之间的贝卡河谷与罗德里克遭遇。因为罗德里克军中有内奸，所以在七月十九日被击败了。接着在埃西雅又打了一次胜仗，塔里克就乘胜占领了西哥特的首都托雷多。第二年，穆萨才接手最高指挥权，他威逼利诱，在年底之前几乎征服了西班牙全境。到年底他才被哈里发召回。

攻占西班牙之际，这支由摩尔人和伊斯兰教徒合组的部队已经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了阿基坦，这里由欧多公爵统治，是西哥特王国的一部分。依照梅西尔先生考据，这次入侵是从七一二年开始的。在七一七年到七一八年间，穆萨的后任胡尔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远征，他的本意是抢劫性的，可是当君士坦丁堡之围失败之后，就逐渐变成了征服性的入侵了。因为据说伊斯兰教徒的意图是想经过法兰西和日尔曼以到达大马士革，并顺路攻下君士坦丁堡，使地中海变成伊斯兰教的内湖。七一九年他们占领了纳博讷，两年后，撒姆包围图卢兹却被欧多击败。尽管有了这次失败，伊斯兰教徒还是继续进攻，七二五年又占领了卡卡松尼和尼姆。第二年，安巴卡进到罗讷河谷，蹂躏了勃艮第，并向北进到孚日山地之中。

这些入侵进行之际，未来的摩尔人征服者却正在多瑙河上作战。他就是查理，是丕平二世的儿子，也是欧多的死敌。

这两个人不久就要联合起来，为了说明他们间的关系，就必须回溯其过去的历史。在沙隆之战中，传说率领萨利安-法兰克人参加埃提乌斯同盟军的是一位叫墨洛维的酋长。他后来创立了墨洛温王朝。在他的孙子克洛维时国力达到顶高峰。他在五○七年获得沃依纳之战的胜利，把西哥特人赶出了法兰西，使其全部退入西班牙。但从六三九年以后，这个王朝开始衰颓，所有国王都是少不更事的小孩子，因为纵欲，他们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就死了。他们甚至在十四岁时就已做了父亲，所以生下来的都是弱智，在这种情形下，一切大权落入宫相之手。其中最能干的都来自奥斯特拉西亚，这个地区大致位于默兹河与美因河之间。在这个世系中，丕平二世是在六八七年自立为宫相的，成为奥斯特拉西亚，纽斯特里亚和阿基坦等地区的主人。（注：纽斯特里亚为卢瓦河与默兹河之间的地区。阿基坦为加龙河与卢瓦河之间的地区。）当七一四年他逝世时，他的私生子查理正关在监狱中，因为有人指控他谋杀了丕平的嫡子格里摩尔德，于是大臣的职位由嫡子之子继承，这又是个孩子。在这种环境，高卢全境不可避免成了无政府状态。混乱之中，查理逃出监狱，而欧多则宣布独立。查理召集了一批拥护者，首先稳定了他在奥斯特拉西亚的统治权，接着在七一九年去征讨欧多。在苏瓦松附近击败了他，并征服了纽斯特里亚。当欧多兵败求和之后，他又开始与日尔曼人、撒克逊人和士瓦本人作战，以此巩固他的东北疆界，好使他在出发征服阿基坦之前可以无后顾之忧。七二五年，他正在多瑙河上作战，听到安巴卡进到罗讷河的消息。

此时，欧多虽不知道查理的意图是想征服高卢全境，但却深知自己的危险，因为他是夹在纽斯特里亚的法兰克人和西班牙的伊斯兰教徒之间，所以为了保障南疆的安全，他与一位叫奥斯曼的柏柏尔酋长联系，奥斯曼的领域位于比利牛斯山北面。为了加强同盟关系，欧多准备迎娶其女拉帕吉为妻。认识到欧多决不能同时防御其南北两面边界，所以伊斯兰教在西班牙的总督阿卜杜勒开始征讨这个谋叛的奥斯曼。七三一年把他赶入山地之中，奥斯曼跳岩自杀，他的女儿颇有姿色，被送到大马士革以充哈里发后宫之选。

当欧多的伊斯兰教同盟者被征服之后，阿卜杜勒决定侵入阿基坦。他的目的毫无疑问是想抢劫而不是征服法兰西。可是他似乎也时常存有幻想，想把意大利、日尔曼和希腊等地都完全收入伊斯兰教帝国版图内。他集中主力于埃布罗河的上游，从陆路进到潘普洛纳，在伊伦渡过了比达索亚河，进入加斯科尼。他的兵力不可能太大，因为据说是成单行纵队前进，当他们向北运动时，另外派出一个独立支队，以阿尔勒为打击目标，目的是牵制敌军，并在阿基坦境内散播恐怖气氛。

他的进攻目标直指波尔多，欧多在那里与他遭遇，被打得惨败，该城被攻下，烧抢一空。离开了加龙河谷地，阿卜杜勒向北运动，渡过多尔多涅河，一路走一路抢杀。为了使抢劫行动更为自由，他把军队分成了几个纵队，并向图尔前进，因为他听说那里的寺院中藏有无价之宝。在图尔以南约六十哩的普瓦捷，他发现城门已经关上，就一面包围该城，一面继续前进。

此时查理已经完成了对撒克逊人和多瑙河流域的征服，回到纽斯特里亚。七三一年，他从那里渡过卢瓦河攻入贝里。因为夹在两条战线之间，所以欧多已无选择余地，只好投向查理这边。他到了巴黎，以愿接受法兰克控制为条件，换取了查理的支援。于是，查理率军可能是在奥尔良渡过了卢瓦河。这时阿卜杜勒的军队正忙于抢劫，闻讯后就退到普瓦捷城边。

关于阿卜杜勒的军事组织所知颇少。我们知道他的军队大部分由摩尔人组成，其中大部分是骑兵。他们似乎惯用枪剑，而少用弓矢，也很少穿盔甲。据说战斗部队后面跟随有很多骡马，但这些牲口似乎是用来驮运赃物而不是运载补给。这支军队就地取食，有大批的盗匪流氓也跟着他们。他们的战术完全是野蛮的硬冲，常常浪费人力。

对法兰克的军队有较详细的记载。与哥特人不同，他们的主力是步兵，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主将的私人部队，他们经常被雇佣，唯一酬劳就是抢劫的赃物。另一种是当地民兵，他们是强迫征召来的，武装得很不彻底。前者是经过多次战争的精兵，受有高度训练，后者则不过供搜寻粮秣之用。全部组织原始化到了极点，当有食物可以获得时，他们才会集合在一起，否则就会自动解散。至于纪律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一切还是和图尔的格列高利的时代差不多，他曾经这样写着：“没人害怕他的国王、公爵或伯爵，若有任何人想发挥他的权威或想改良这种情况，军队中就会发生叛乱。”

似乎法兰克军队很少用马，仅仅作为他们的贵族行军时的代步之物。盔甲却迅速被采用，在五八五年，巴罗密就是由于有装甲保护而未受到标枪伤害，盾牌也很通用，他们的兵器包括着刀剑、匕首、标枪和两种不同的战斧，一种用于砍杀，另一种用于投掷。

虽然他们的战术很粗劣，但查理却是良将，知道敌人的弱点。依照吉本记载，他写了一封信给欧多，上面这样说：“若你肯听我的忠告，那就不要阻止他们前进，不要过早发动攻击。他们象洪水一样，迎着洪水建造水坝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对财物的贪欲和必胜的信心，增加了他们的勇气，而勇气却比武器和人数更厉害。一定要忍耐，等他们满载而归时再开始攻击。因为已经发了财就会士无斗志，你就可以有成功的保证。”

查理的突然出现使伊斯兰教徒大为震惊，因为他们现在正满载赃物，丧失了机动能力。阿卜杜勒一度想放弃战利品，可是未能做到，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他的部下不肯服从命令，而查理对他也未过份压迫，因为据说两军曾对峙了七天之久。在这个相持阶段，双方的行动是很明显的：阿卜杜勒把赃物向南撤，而查理则等候他的民兵到达。

对于会战本身的详情也知道得很少。但据说时间是在七三二年十月间。两军可能是在图尔附近发生了接触，进行了一番游击性小战。随后阿卜杜勒向普瓦捷退去，当他发现战利品未能向南远去，就决定停下来接受会战以掩护战利品撤退。（注：在普瓦捷附近曾经有三次著名的会战：(一)第一次是在五○七年，克洛维率领法兰克人在此击败西哥特人，他亲手杀死了阿拉里克二世，并将阿基坦收入版图。(二)第二次即为此处叙述的图尔会战。(三)第三次就是一三五六年九月十九日黑王子进行的那次会战。）

因为伊斯兰教徒是纯攻势军队，完全缺乏防御能力，所以就是说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阿卜杜勒都不能不进攻。查理明白的认识到这一点，就把军队列成一个坚强方阵，核心则是他的法兰克人亲信部下。伊西多尔称之为“欧洲”军，因为其包罗了各种不同的欧洲民族，说着各种不同的语言。

伊斯兰教徒还是按惯例以猛烈的骑兵冲锋作为会战的序曲，他们一再突击，可是法兰克人的方阵却屹立不动。有位史学家说：“这些北方人像墙壁一样屹立不动，他们如同被冻结在地上，即使当他们用刀剑砍杀阿拉伯人时也不会解散。这些奥斯特拉西亚人，手臂粗壮，手掌如铁，在战斗中勇敢杀敌，撒拉逊人的国王就是被他们砍倒的。”似乎快到黄昏时，欧多才率领他的阿基坦人绕过伊斯兰教徒的侧翼，向阿卜杜勒营地进攻，那里依然堆满了赃物。伊斯兰教徒于是立即退回营地，此时他们才发现阿卜杜勒已被杀死。天已经黑了，会战也就结束了。

第二天上午，查理又排列部队准备抵抗第二次攻击，可是侦探却向他报告说伊斯兰教徒已经放弃营地逃走。很明显，由于他们的主将被杀，伊斯兰教徒和摩尔人已经处于恐怖之中，纷纷向南逃走，把他们的战利品的大部分都丢弃了。

查理并未追击，理由很明显。第一，查理无法追击一支退却中的骑兵部队；第二，由于夺获了大批赃物，所以也就无人愿意追击；第三，查理似乎并不想完全解除伊斯兰教徒对欧多的压力，因为南面有威胁的存在才使法兰克能够控制阿基坦。所以他收集了战利品，退过卢瓦河，此后他的后代都称他为“铁锤”查理。

关于损失数字，记载殊不可信，据说伊斯兰教徒被杀死了三十六万人；查理的损失则为一千五百人。可能双方作战的兵力都不太大，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双方都没有补给纵队，所以如果人数过多，那么他们对峙七天时一定会发生饥荒。关于这一战的后果，吉本这样评论说：

“从直布罗陀的岩石到卢瓦河岸，相距千哩以上，他们每战皆捷。加上一个等距离的空间，就可使撒拉逊人进入波兰和苏格兰高地。莱茵河并不比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更难渡过，而阿拉伯舰队也可以不必经过海战就驶入泰晤士河口。也许现在牛津大学的学生还要研究可兰经，到处宣扬伊斯兰教的教义。”

虽然事实上查理的胜利不能与利奥的相比，不过尽管如此，图尔会战在欧洲史上还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也许可以作为利奥杰作的尾声。如果君士坦丁堡在七一七年被攻陷，毫无疑问伊斯兰教徒在东方的压力将会刺激其对西方的征服，所以利奥和“铁锤”查理一样是法兰西的救主。不过使伊斯兰教徒在西方未能进一步膨胀的近因却是柏柏尔人在摩洛哥的叛乱，其原因如下：

大约在图尔会战的时候，伊斯兰教帝国内开始发生了内在分裂，因为阿拉伯人固然靠伊斯兰教信仰已经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但他们仍然保持其部落制度，其旧有的仇恨和争执仍然存在。他们中有两个最重要的部落，一个是马迪特，另一个是也门。马迪特代表阿拉伯的原有北方部落，也门代表其原有南方部落。麦加属于马迪特，而麦地那则属于也门。当马迪特占上风的时候，非洲的柏柏尔人拒绝服从他们，开始叛变，现在所称的摩洛哥地区全都宣布独立。纷乱之中，西班牙的大部分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摩尔国家。莱昂，卡斯蒂利亚和纳瓦拉等基督教王国，以及巴塞罗那也都开始成形，而在非洲也组成了一连串独立国家。但是此处应注意的是当阿卜杜勒在图尔失败之后又继之以叛乱，于是在西班牙的阿拉伯将领与大马士革的哈里发完全中断了连络，又因为摩洛哥革命更使他们已经无法再召募柏柏尔人从军，柏柏尔人愿意打仗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抢劫，所以查理的胜利也增加了他们的混乱。

但图尔会战的真正重要性却不在这里，而是在另一个方向上。查理的胜利也许并不足以使西欧免于阿拉伯统治，但却足以使他在高卢境内获得优势地位并建立自己的王朝。正如皮伦尼所说：若无伊斯兰教徒，则法兰克帝国可能永远不会存在，若无穆罕默德，可能就没有查理曼大帝。

七三五年，欧多活到六十六岁死了。查理进兵阿基坦，强迫他的二子臣服。以后四年中，他与罗讷河谷中的伊斯兰教徒一再交战，终于迫使他们撤回比利牛斯山以南。

在这多次战争中，他的最大困难就是筹措军饷。金钱很感缺乏，而罗马人的租税制度在混乱中又已完全毁灭，于是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抢劫，一是没收土地田庄。因为已经有许多土地都控制在教会手里，所以当查理没收土地赏赐功臣时，不免经常要与教庭发生冲突。所以当七四一年他逝世时，这些教会的文人就只记他的坏事，而不记他的功劳。

在普瓦捷会战前六年以及其后许多年中，在教庭与利奥三世之间更是发生了激烈争端。这场争端使教皇格列高利三世在七三九年向查理求援，并将罗马执政的空头衔赠给他。这场争执也是君士坦丁堡围城战的第一个后果。

君士坦丁堡围城战使利奥威名大振，于是他立即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运动，随之产生了一个新的东帝国。在那个时代，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将领，而且也是最伟大的政治家：除了知道怎样赢得战争以外，也知道如何赢得和平。他发起的改革运动可以分为三大类：军事的，民性的和宗教的，几乎可说是无所不包。军队完全革新了，并建立了一支警察部队；司法制度完全改革了，秩序与法律又重新建立了；全部财政制度也已改组，所有农、工、商业一律受到鼓励。因为他认识到不可能在意大利诸省也同样推行这种改革运动，所以他决心让意大利自生自灭。这个决定发生了三方面的效果：(一)使罗马无法拒抗伦巴第人侵略，(二)使他自己的宗教改革易于实行，(三)上述两点使他与教皇之间发生了冲突，并使东西两教会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注：虽然完全分离是在一○五四年，可是自从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后，这种趋势即已无法避免。而自从八世纪中叶以来实际上已经分离了。）

说来奇怪，利奥是在与伊斯兰教接触后才拟定了他的宗教改革方案。一个有求知欲的人决不会耻于向敌人学习。他发现伊斯兰教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有高度的精神力量，有严格的纪律，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神”思想，有疯狂信仰，只有一个上帝，既无对手也无合作者。于是他决心改革基督教，消灭教会特权，禁止他们崇拜偶像和出卖神符，因为这些手段正是神棍们用来迷惑群众和聚敛金钱的最有效工具。

于是立即引起了极大纷争，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仅有宗教意义，而且更有政治意义。当时的教会和寺院拥有广大田庄，并且是免税的，教育权也掌握在他们的手里，教会人员数量估计在十万人左右，这样巨大的人力不事生产，使农业和工业都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也使军队感到兵源缺乏。此外，帝国的亚洲各省都崇拜偶像，所以更感困难。

第一道禁止崇拜偶像的敕令直到七二六年才公开发布，马上引起了极大震动。教庭立即表示否认，结果直到利奥在七四○年六月十八日逝世时，基督教史上差不多都把他当异教徒看待。虽然如此，这次争端无论对和平和战争都同样具有广泛影响，拜占庭帝国已经获得新生，使它在以后三百年中能继续保持活力。在这个时期内，它变成了一个文化蓄水库，而西欧却注定了要从这里汲取文化的源流。

所以利奥和查理同为历史伟人，若是利奥丧失了君士坦丁堡，查理在图尔战败了，那么整个历史均将改观。他们之间相隔一千五百哩，可是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却是互相配合的。他们都是生于忧患，都对一个共同敌人赢得了伟大胜利，一个人拯救了东方，而另一个人则在西方创造了新的帝国。

大事记：西欧帝国的复兴

七五一年，“矮子”丕平获得教皇扎迦利批准，废除了年幼无能的塞德里克三世，自立为法兰克王——他在十年前继承他父亲“铁锤”查理做了宫相。不久，教皇司提反二世为他重新加冕，并授以“罗马副执政”的头衔。墨洛温王朝终于灭亡。丕平为了感谢教皇授与他的特权，开始向伦巴第人进攻，从他们手中夺回拉韦讷教区并送给教皇，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教廷国家，一直延续到一八七○年。

七六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丕平逝世，继承者是他的两个儿子查理和卡洛曼。卡洛曼在七七一年死后，查理就成为法兰克王国的唯一统治者，即以后历史上尊称的查理曼大帝。此人身材魁梧，心胸广阔，他的伟大思想就是使所有西方民族统一成为巨大的基督教帝国。他将一生奉献于这个使命，到他晚年，这个大帝国已经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台伯河，从易北河和波希米亚森林一直延伸到大西洋和比利牛斯山脉。为了对这个巨大地区的这许多桀敖不驯的民族维持统治权威，查理曼有系统的利用要塞据点。在每个地区他都建立一些碉堡，利用它们作为机动兵力的运动枢纽。他对军队重质不重量，因为军队主体是装甲骑兵，所以贫穷阶级可以免除战争负担。他编练的步兵也不象过去那种乌合之众，而是一支拥有良好装备的部队。他们所使用的是刀剑、长矛和弓弩，而不再是棍棒和农具。此外，每个“伯爵”都必须向骑兵供给盾牌、长枪、刀剑、弓箭和匕首等装备。查理曼也认识到如果一支军队必须靠搜掠食物维持生活，而且又无攻城能力，就不可能真正具有机动能力，所以他又组成了另外两支独立的部队，一个是攻城部队，另一为补给部队。

从这些变化中，我们看到一种新军事秩序的首次开花，这就是封建制度，基督教国家生根成长时，必须靠封建制度来作为安全保障。但因为教会为永恒的主宰者，封建国家最多不过代表暂时性权威，所以必须使战争也与和平时期一样，一切都完全依照教会的规律进行指导，这样宗教的支配权才算完整。这种支配权的斗争产生了中世纪的战争思想——认为这是上帝的考验。宗教并不禁止战争，也不企图取消战争，因为战争被认为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是原罪之果，也是教会权力的支柱。所以战争应使战士基督化（高贵化）和限制作战时间。因为战争教导人类如何勇敢死亡，所以战争是英雄主义的学校，这是一种异教观念；但因为死亡也是永生之门，所以战争又应该是正义的学校，否则死亡就会永不超生，这却是基督教的思想。所以传统军人一定要变成理想中的基督教骑士。正如莱基所说：要把古代战士拥有的一切力量和火焰都与基督圣人的温和人道结合在一起。虽然这种理想是幻想的产物，在实际生活中不一定能实现，可是却经常成为后世的楷模。

战士被“高贵”化之后，第二步就是用禁令和法规来限制其活动。对于这个目标，首先就是建立“上帝之和平”，这是在九九○年第一次被听说的名词，目的是保护教堂、教士、朝圣者、妇女和农民，使其不受战争蹂躏。此外牲畜和农具也在保护之列。维持和平的工具就是宗教制裁——开除教籍和停止教权——虽然收效甚微，但多少有点功效，因为至少在基督教国家看来，侵略者应算是罪犯。

在战争“贵族”化之后，又带来了另两个更大的限制，第一是因为只有位高钱多的人才购置得起甲胄装备，所以战争变成了贵族的专利品。一旦双方都穿上甲胄，就必须进行接近战斗，因此用弓箭的战争被限制住，结果死伤数字大大降低。这个时代的战争，常常只是小队的装甲骑士间的冲突。他们通常进行单挑，目的是为了显示本领而不是要毁灭对方。他们只要把对方挑下马来就行，并不想杀人，反之俘虏对手之后还可以勒索赎金。结果是战斗时间很短，一场比武之后，酬劳就是赎金。

第二是教会限制使用弩类武器。这些劲弩类武器具有使战争“大众”化的趋势。这些武器的起源已不可考，但似乎在十一世纪初即已开始使用。在长弓出现之前，这在投掷武器中算是最厉害的。一一三九年，第二次教廷会议宣布除非对异教徒，否则禁止使用这种武器，不然就会受到诅咒，因为这是上帝痛恨的武器，不适于基督教徒使用。可是尽管如此，这类武器还是非常普遍地被使用，只有英格兰例外。

检讨这个时代的战争艺术，必须认清上述这些限制，虽然象阿曼爵士所说，查理曼大帝即位对战争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新纪元，可是这个纪元的本质却具有浪漫色彩。欧洲幻想的英雄是一个国王，一个战士，一个骑士：骑士时代萌芽了。

查理曼的征服使这种浪漫主义输入了现实生活。他超出了民族性国王的狭窄限制，自认为具有神圣使命，要把整个日尔曼世界变成一个基督教帝国，所以他要求自己的权威应同时具有神授的和世俗的形式。正如布尔教授指出的：如果基督的教诲是要征服世界，那么追求政治权力应与传播信仰作为共同目标。所以需要两种力量：精神的和世俗的力量。精神力量已经存在，世俗力量则尚待创造。一个偶发事件使世俗力量产生了，当时代要求彻底变革时，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形。

七九九年四月，教皇利奥三世因为被指控犯了通奸和伪誓罪，逃到位于帕德博恩的查理曼宫庭求救，查理曼派人把他送回罗马并使其复位。这个行动触怒了反教皇派，所以八○○年秋天，查理曼到意大利去调解纠纷。圣诞节那天，他穿着罗马副摄政的袍子走进圣彼德大教堂，跪在祭坛前，这时利奥从祭坛上取下一项皇冠戴到他头上。所有群众一致欢呼：“查理·奥古斯塔斯万岁！上帝为他加冕！他是罗马的伟大皇帝！他带来了和平！”欢呼之后，利奥就把这个本应属于拜占庭皇帝的称号献给他，宣布他是皇帝兼奥古斯塔斯。所以基督的生日也成了新的西罗马帝国的诞辰。（注：理论上来说，在八○○年只有一个罗马帝国，直到八一二年，拜占庭皇帝才正式承认查理曼的合法地位。于是恢复了两个皇帝共同统治一个帝国的旧局面。不过事实上却是两个分立的帝国，东为拜占庭帝国，西为法兰克帝国。）

这次突然加冕使查理曼本人也感到惊异，虽然法兰克历史上并未说明理由，但可以猜到利奥这样做是为了报答查理曼对他的恩德。虽然事实真象不过如此，但却使查理曼从法兰克国王的地位高升到了基督教世界的共主。许多年来，只有教皇是信仰的唯一代表，但此后皇帝至少暂时同样享有这种权威了。所以这次加冕的后果十分巨大，如布莱斯所说，这是中世纪的中心大事。

查理曼死后，帝国亦随之瓦解。这是受到两场巨大的种族侵略的影响：一个是九世纪维京人的来到，另一个是十世纪马扎尔人的入侵。维京人是斯堪的纳维亚来的海盗。马扎尔人是一种乌拉尔-阿尔泰民族，他们在八九五年占领了上提萨河地区。这个行动把南北斯拉夫和东西斯拉夫分隔开来，结果使欧洲历史受到极大影响。在九○七年到九五五年之间，他们是中欧的祸害和恐怖的根源。

这些外敌入侵使西法兰克又回到无政府状态，撒克逊，巴伐利亚，法兰克尼亚，士瓦本和图林根都分别由其自己的公爵统治，虽然这些公爵都想自立为王，但他们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无政府状态一直延续到九一八年，日尔曼名义上的国王康拉德一世（一九一一——九一八年）把王冠献给了“捕鸟者”亨利（九一九——九三六年），他是撒克逊公爵“光辉”奥托的儿子，只有他有资格应付目前的混乱局面。

亨利是个天生的军人和能干的政治家，他征服了士瓦本和巴伐利亚，兼并了洛林，逐退了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终于统一了整个日尔曼。他在九三六年死亡时，继承者是他的儿子奥托一世（九三六——九七三年），也被称为“大帝”，他与英格兰王阿瑟斯坦有妻舅关系。他于九五五年在奥格斯堡附近的莱希费尔德击败了马扎尔人，接着强迫最强大的斯拉夫国家波希米亚向他称臣。九六一年，教皇约翰十二世把他请到罗马，想求得他的帮助。九六二年二月二日，约翰在罗马为他加冕，经过惯常的礼仪之后，罗马公民宣誓未得皇帝同意之前，将来不得选举教皇。这样就使日尔曼和意大利的主权归并到一个日尔曼王子手中，从此后世所称的神圣罗马帝国就开始了。这是查理曼帝国的延续，但象布莱斯所说，这不仅是一个继承者，而是为西方帝国奠定了第二个基础。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海上的游牧民族维京人也已扫遍西欧的海岸和河川。虽然他们第一次入侵发生在查理曼大帝时期，但直到他逝世后，这种祸害才日趋激烈。在八五○年，斯堪的那维亚的全部男性都下海了，以后的半个世纪在欧洲历史上是最黑暗的时代。

维京人的入侵一直远达诺夫戈罗德、西西里、冰岛和格陵兰，使查理曼首创的军事组织受到了广泛刺激，因为装备恶劣的民兵毫无用处，必须要由职业军人应付，加之只有骑士才能追得上入侵者，所以军事权力逐渐转入贵族手中。经过了这场大乱之后，欧洲变成了完全封建式社会，以堡垒和骑士为基础，只有阿尔弗雷德国王（八七一——九○○年）在英格兰采取了另外一种手段：虽然他也倚赖要塞，可是他却不用骑兵，而是建立了一支舰队，用他们自己的战船击败了维京人。结果使英国人继续依赖步兵，而欧陆上早已将骑兵作为主要兵种。

发生了多次的入侵，对未来历史最具影响力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对英格兰，另一次是对法兰西北部的入侵。这两次入侵开始都是抢劫性的，接着是移民而最后发展成征服，对英格兰的入侵开始于九世纪末，结果在克努特王（九九五——一○三五年）统治下，英国与丹麦合并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帝国的一部分。对法兰西北部的入侵开始于八九六年，有个维京人叫罗洛或罗尔夫来到法兰西。他与“无知者”查理对抗了相当长时间，到九一一年，由于查理无法击败他，就跟他订立了《圣-克莱尔条约》，把塞纳河下游地区割让给他，条件是他接受基督教洗礼并向查理称臣。这就建立了诺曼底公国，到九三三年扩展到了不列颠边界。于是诺曼底与英格兰的斗争就开始上演。

出现这个高潮的原因可以这样表述：

按照许多史学家推测，在一○○二年，为了使诺曼底港口不给丹麦入侵者作为避风港，英王阿瑟雷德二世迎娶了诺曼底的理查二世——罗洛的曾孙——的女儿埃玛。接着在一○一三年，当丹麦王斯韦恩入侵英格兰时，阿瑟雷德和他妻子以及两个儿子阿尔弗雷德和爱德华就逃往诺曼底，并受到理查的友善招待。几星期后，斯韦恩死了，阿瑟雷德乘机返回英格兰，斯韦恩的小儿子克努特发现自己准备并不充分，就率舰队返回丹麦，去召募新的生力军。一○一五年，克努特回到英格兰，在四个月之内，他在韦塞克斯已建好了坚强基地。次年，阿瑟雷德死亡，对抗丹麦人的战争由埃德蒙继续指挥，他是阿瑟雷德前妻埃尔夫吉芙所生的儿子。经过六次会战，一○一六年埃德蒙在阿辛顿遭到决定性失败，只好与克努特议和。条件为埃德蒙仍保有韦塞克斯，而泰晤士河以北的全部英格兰则属于克努特。这只是暂时性的解决，因为到十一月三日，埃德蒙又死了，为了避免战祸再起，西撒克逊地区决定承认克努特为英格兰的共主。埃德蒙的两个儿子埃德蒙和爱德华被克努特放逐，为了逃避暗杀，他们逃往匈牙利避难。第二年，为预防诺曼底的理查借口保护他的外甥——阿瑟雷德与埃玛所生的两个儿子，克努特又与理查签订和约并与埃玛结婚。

克努特的帝国包括英格兰、丹麦和挪威三个王国，他在一○三五年逝世后，与查理曼一样由他的三个儿子瓜分。斯韦恩分得挪威，哈特克努特分得丹麦，哈罗德要求英格兰。斯韦恩和哈罗德都是克努特与埃尔夫吉芙的私生子，只有哈特克努特是他与埃玛所生的合法儿子。所以就继承关系来说，英国王位应由哈特克努特继承比较合理。此外还有其他候补者，就是埃德蒙之子和阿瑟雷德与埃玛所生的儿子。前者还在匈牙利，一时无法返回，后者仍在诺曼底，不过理查二世已于一○二八年逝世，继承者罗伯特一世也已在一○三五年逝世。现在这个公国的主人是个八岁的孩子，他名叫威廉，以后虽被称为“征服者”，但这时尚无力过问阿尔弗雷德的事情。

为了解决继承问题，在牛津举行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多次辩论，哈罗德终获当选但却未加冕。利用混乱情况，在弗兰德的博杜安五世支持下，阿尔弗雷德在英格兰登陆。他在向伦敦前进途中遇到韦斯克斯公爵戈德温。戈德温本是克努特的主要副手，他假装对阿尔弗雷德表示欢迎，到夜里却把他和其随从一网打尽，阿尔弗雷德被送往伦敦，哈罗德立即用最野蛮的手段将他弄瞎，不久就死了。哈罗德于是再次当选国王，并获得大家承认。埃玛被放逐出国，到博杜安那里去避难。

一○四○年哈罗德逝世，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哈特克努特为王。之前他对英国王位并未提出强硬要求，因为丹麦受到挪威威胁，此时斯韦恩已死，挪威王位在一○三六年由“好人”马格努斯继承。接着挪威与丹麦双方订立条约，约定双方死后若无后嗣，则应由对方继承其王位。这之后哈特克努特才能把注意力转到英格兰方面。一○四七年六月十七日，他在三维治登陆，立即受到人民欢迎。

因为哈特克努特无子且未婚，所以在一○四一年，他邀请异父兄弟，就是还留在诺曼底的爱德华回到英国。这就等于暗示他为未来的继承人。一年后的六月八日，哈特克努特死了，在他下葬之前，所有英国人都自愿选择爱德华为王。但直到一○四三年四月三日（复活节星期六），才在温切斯特由艾德西格大主教为他加冕。

爱德华不仅有半个诺曼人的血统，而且完全在诺曼人的环境中长大，在一○一三年以前他一直住在诺曼底。他的后人都是诺曼人，也受到诺曼教会包围。结果英格兰不久即分为两个党派：一个是亲英党，领袖为戈德温，另一个为亲诺曼党，领袖为利奥弗里克和施瓦德。为了增强自己的地位，戈德温又让第三个儿子托斯蒂格迎娶博杜安五世的妹妹朱迪丝为妻。一○五一年，政治危机开始发生，戈德温和他的儿子西万、哈罗德、托斯蒂格、里奥夫万和吉尔斯均被放逐出国。

亲诺曼党得势不久发生了一个事件，注定要使英国的历史轴线改变方向。爱德华的表弟诺曼底公爵威廉现在已经二十四岁，他到英国访问。据说他带了一大队人马前来，爱德华对他招待颇周，送了很多礼物给他。如果对当时英格兰的情形加以分析，爱德华不仅没有儿子，并且曾宣誓永保童贞，所以这次访问似乎不仅是礼节性的。很可能他们讨论过继承问题，所以威廉回国时，对英国的王位也许已经得到了某项默契。

尽管如此，可是到第二年，情况又完全变了。戈德温回到英国，受到人民拥护，爱德华被迫把他的公爵封地归还给他。此外，据说所有亲诺曼的法国人都被排除。也就是说这是亲英党的一次全胜，继承问题又随之而来。不过戈德温本人却命中注定做不了国王，在一○五三年就死了。他的韦塞克斯封地由哈罗德继承，至于诺森布里亚封地则在两年前由托斯蒂格继承。照亲英党政策来看，唯一合乎理想的继承人应该是阿尔弗雷德·爱德华，他是埃德蒙的幼子，他的哥哥已死。一○五四年决定把他召回英国。经过一番延迟，到一○五七年，他才携妻子——其子埃德加还是婴儿——返回祖国。这样一来，似乎继承问题已经解决，可是命运却偏不如此。他回国后没过几天即不幸死亡。正如英国编年史上所说，这，对这个可怜的国家也是一个极大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