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北之战（明太祖第二次北伐）
岭北之战简介
岭北之战：岭北之战又称明太祖第二次北伐，是指洪武五年，明军再次北伐，旨在完成汉唐所未完成的历史功绩，永清蒙古大漠。这次北伐主遭遇战发生在岭北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历史上便称之为“岭北之役”。此战结果，徐达的主力中路军大败，李文忠的东路军得失相当，仅冯胜的西路军获胜。第二次北征以失败告终。
岭北之战过程分析——
明朝的诞生与政权交接
1368年，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是值得书写的一年。此前，历代封建王朝的兼并战争，无不以北方对南方的胜利而结束。北方的彪悍骑兵从贫瘠的荒原东进南下，所向披靡；游牧民族的铁蹄自北向南，越过冰封的黄河和千里平原，践踏着东南沿海富饶的水乡田园。
要么是三国末年西晋伐吴：“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朱元璋像
要么是南北朝末年隋朝伐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要么是金朝灭北宋，岳飞怅然：“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要么是元朝灭南宋，文天祥慨当以慷：“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历史上这些改朝换代，留给南方人民记忆的只有战败的结局。但1368年，是大明王朝第一次从南方开始获得了胜利，统一了中国，写出了新的历史篇章。
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劝进下，在应天府（南京）登基称帝，国号大明。这一年他40岁，正是一个男人成就伟业的黄金时代。在他称帝的半年前，大将军徐达奉命北伐，目标是推翻统治中国近百年的元朝政权。在他称帝的半年后，明军攻克元大都（北京），将元顺帝妥懽帖睦尔驱逐到了塞外草原。
北京，自从五代的后晋皇帝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之后，已经有四百多年不容汉族王朝染指。北京的地理位置极其关键，属于游牧部落和汉族之间的“必争之地”。草原游牧民族越过燕山山脉之后，北京成为他们通向中原坦途的咽喉要地，因此，对汉族来说，北京也就成为抵御“蛮夷”的军事、经济重镇。
多少汉族统治者，包括雄才大略的宋太祖赵匡胤在内，都一直梦想着恢复失地，至少是夺回北京，但得到的却都是失败。可歌可泣的杨家将故事，只能流传在河北中南部。岳飞大战金兀术的战场，甚至只能发生在湖北、河南。相比之下，明朝占领了元大都，将防御战线推进到长城以北，对汉族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
元朝是蒙古族政权，大都陷落后，元顺帝退回漠北草原，残存了三十多年，历史上称之为“北元”。虽然它对明作战不断失利，一个又一个的城池被攻克，一支又一支的军队被歼灭，甚至让出了首都，但国号仍在，皇帝仍在，百万大军仍在，辎重粮草仍在，因此恢复旧时江山的雄心仍在。对朱元璋来说，用什么样的军事和政治手段对付这一屡战屡败但就是不投降的对手，便成了棘手问题。
长城两边，双方军事冲突不断，互有攻守。到了明朝建国后的第五年（1372），明朝与北元在塞外的岭北进行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史称岭北之战。这场战争，明朝动员了北方防御力量的精锐，带有寻找敌人主力，进行战略决战的性质。但结果却是主动进攻的明朝遭到惨败，损兵折将，数万将士陈尸荒野。这场战争成为明朝对蒙古战略关系的一个拐点，长期被迫处于守势。
如此意义重大的战争，在中国战争史上却远不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那样让人津津乐道。而且这场战争，从发动的目的到战争的经过，以及各方对战争的评价，众说纷纭。例如，有人说这场战争是朱元璋主动挑起的，目的是要打一场王朝兼并战争，消灭北元军队主力，一口气吞掉蒙古地区；也有人说发动这场战争是违背朱元璋意志的，是前线几个军事统帅鼓动的结果，朱元璋拗不过他 们，才勉强同意对蒙古一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历史留下了谜团。
从至正十一年（1351）韩山童、刘福通揭竿而起，到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元末农民战争绵延长达十七年。对老百姓来说，不仅仅是完成了一次王朝之间的更替，同时也包含了民族斗争的胜利。被寄予厚望的朱元璋，在实现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之后，他不会不清楚，人民渴望和平，国家需要安宁。如果能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从长期战乱中恢复国家的元气，这固然是上策。
但对一个新兴的王朝，内部社会各阶层的要求和希望不尽相同：对老百姓来说，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就行，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大臣们为朱元璋夺取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此时正指望着加官晋爵，耀祖光宗；而那些失败的军事集团，还在边远地区，纠集起残余势力，充当起海匪和山大王，继续祸乱一方。
那么对于刚刚称帝不久的朱元璋来说，他最需要的是什么？虽然这时已经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两个威胁最大的对手，其他各路的进军也还算顺利，但离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尚相距遥远。浙江的方国珍、福建的陈友定、四川的明升等，只能算是力量弱小的地方实力派。只有远在北京的元朝，才是政治和军事上的真正威胁。虽然它已经四分五裂，此时将帅们为了争权夺利，还在相互厮杀，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元朝还代表着中原正统，它的皇帝还代表着天意，如何使这个对手就范，成了朱元璋此时沉重的心病。新老两个王朝在历史舞台的交接，注定不会是温文尔雅的谢幕，注定有一番你死我活、我兴你亡的残酷争斗。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是中国古代用兵的最高境界。如果能与将要败亡的元朝化干戈为玉帛，当然是刚刚当上皇帝的朱元璋梦寐以求的事情，前提只有一个：承认明朝的宗主国地位。
在明朝与北元的对峙中，不断胜利的朱元璋掌握着主动权。在此之前，他在和陈友谅、张士诚等人的争斗中，仍然属于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现在朱元璋成了皇帝，当然要万民拥戴，受命于天；但在遥远的北方，还有一个皇帝，这多少让朱元璋觉得自己名不正言不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这是永恒的法则。明朝将采取怎样的军事外交策略，来达到北元归降的目的，就要考验朱元璋的治国谋略了。
对中国皇帝来说，内政永远是最重要的，但这并不是说外交可有可无。要处理好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必须要有一个切实可行、互惠互利的外交政策。明朝只有制定了这样的外交政策，才能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当然也包括失败北遁的元朝。那么朱元璋的外交目的是什么？要想解释这一问题，就不能不从中国古代的朝贡外交制度说起。只有了解了明朝朝贡外交制度的特点，才会理解明朝对北元的政策，才会理解为什么会发生岭北之战。
新王朝的外交设计
朝贡制度，是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对外交往政策，通常被解释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中国长期在东亚一枝独秀，因此便洋洋自得于自身独特的经济、文化和自然优势。这种优势心理，使它在处理对外关系和边疆问题时，要求它们的君主必须承认中国皇帝高高在上的地位，外族王公要以三跪九叩之礼和进贡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中国皇帝的崇敬和服从。从先秦到明清，这种朝贡制度不但存在于双边的实际交往之中，还存在于繁文缛节的仪式和日益复杂的机构之中。它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深处，从世界范围着眼，体现出独特的东方性格。
朝贡外交，与其说存在于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不如说它是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理念和心态，不如说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它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程度上建立的理想神话，引导着中国的皇权走向高高的神殿。而真正要将这一神话推向顶峰的，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选择朝贡外交，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往来，当然是从全方位考虑的。他曾经向暹罗国王夸耀说：我自即位以来向各国派遣使者，所经历的国家中，亲眼目睹的有36个，声闻于耳的有31个。这些国家风俗迥异，大国有18个，小邦达149个。
中国选择了朝贡制度来推进对外交往，对一些外国君主来说也很重要，他们多是从经济角度，考虑到朝贡外交所能带来的实惠。朝贡制度有时也被称为朝贡贸易制度，这是因为在外国王公加入中国朝贡体系时，贸易在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有活动都离不开经济因素，外国的君主不会平白无故地远涉千里，来给中国皇帝叩头请安，表示忠诚。通常的情况是外国君主前来觐见时，必须携带一些当地的土产物资，而中国皇帝不但要全程免费接待，而且还要回赐大量的物品，价值则要超过进贡品五倍、十倍，甚至更多，回赐品给少了，还会招致对方的不满甚至引起纠纷。在整个朝贡活动中，外国君王追求的是高额回报，而中国皇帝决不会将经济要求作为追求的目的，它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那么，中国皇帝推动朝贡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呢？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是中外之间的互动因素，二是朝贡对中国内部的影响。所谓中外之间的互动因素，就是朝廷要通过这种高支出的贸易方式，达到经济上的笼络或者威慑，这是中原政权出于安全上的稳定和不受侵扰所采取的一种政策。一旦国外君王不臣服不听话，就通过停止朝贡贸易来制裁。所谓对内作用，则是中国皇帝要在朝贡贸易中得到他对内统治的权威。
在中国，权威是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够借用外力的影响，产生统治国内百姓的权威。我们常引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盛世王朝进行朝贡的形象表现。这句话说明在朝贡活动中，有很强的道德感化力，是因为中国皇帝治理国家井井有条，繁荣昌盛，自觉地吸引四野八荒的远人，主动前来归顺和臣服。在这样一种盛世时代的道德感召下，来自五湖四海的远人，不都是皇帝的恭顺子民么？任何一处土地，不都是其乐融融的乐土，分享着中国皇帝所散布的阳光雨露么？这种统治的模式和境界正是朱元璋所希望的。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治国之术，追求政权在政治上的合法性、正统性和道德感。好皇帝总要有授命于天，替天行道的正义感，总要有崇高的道德内涵，否则无法感化臣民。那些开疆扩土、赳赳武夫式的君王，历来不受后继者的垂青。不远万里而来的外国君王向中国皇帝臣服，不正如同众星拱月，凸显出皇权的合法与正统，是皇权道德归属的重要标志么？因此在朝贡外交中，贸易赏赐是外国君主追求的目标，而对中国皇帝来说，它要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目的，多花一点钱不算什么。如果宫殿之上时常能见到远人祝福，不正是说明宾服于皇朝统治的盛世伟业之中么？皇帝的盛名广布四海，才能招致他们前来，相反，如果宫廷寂寥，四海远人都不承认皇朝统治的合法性，将来又有什么威信能驱使国内百姓臣服呢？出于这样的政治目的，才使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在礼仪方面精心安排，不遗余力。
但是，中国一方面热衷于朝贡外交，诏谕外国君王前来；另一方面又限制外国人利用朝贡频繁进入中国。道理很明显，朝贡外交在经济上是厚往薄来，国家支出远远多于收入，如果来往太多太频繁，国内经济承担不起，因此又附加了各种限制条件。以明朝为例，海外朝贡国只有遵守朝廷的各种限制，如派多少人前来，携带多少东西，走什么路线等，只有在满足了皇权合法性、正统性需要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厚往薄来的贸易交流。如果海外朝贡国频繁突破朝廷的限制，势必会打破朝贡体系下的政治需求和贸易输出的平衡。如果这种平衡屡被打破，乃至最后无法承受时，必然会增加整个王朝的保守情绪。
有人这样评价道：传统的朝贡体系绝不是意味着积极主动的国际关系。它之所以长期存在，无非是鼓励官方小规模的对外交往，为帝国的保守防御政策发挥作用，同时满足一些外国统治者和中国商人的贸易需要。
朱元璋登极之后，立即着手规划皇朝对外交往的宏伟蓝图。在他看来，明朝的对外关系将再现上古时代的辉煌传统。洪武元年（1368），派遣特使前往周边几个国家，宣布一个新皇朝的诞生，要求诸国向新朝廷朝贡。例如在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派遣使者诏谕邻国安南，宣布由明朝继承大统，在对外关系中奉行朝贡贸易政策。在争取到安南、占城、高丽等周边国家对明朝奉行朝贡交往后，他又不遗余力地招徕现在位于东南亚、南亚的西洋诸番；还有人推测，朱元璋曾派使者到达欧洲，极力扩大推广朝贡外交。
明朝建立的朝贡外交具有纵向、横向交叉的特点，纵向规定的是朝贡国与明朝交往的方式、周期、规格等，横向是要协调周边诸国的矛盾冲突，达到内外上下多方位的和谐。明朝的对外关系明显表现在不以武力干涉他国，远不似元代的蒙古政权，自恃强大东征西讨。只要朝贡国不以武力进犯和抢掠，中国绝不对它们强加武力；当朝贡国之间出现矛盾冲突时，也不以武力支持一方，总是在接到调解请求后，以宗主国的身份主持和解弭兵。朱元璋对朝贡国通常采用的是商量劝诱的口吻。
朱元璋提出和平外交理念，不仅仅是说给自己听的，甚至对子孙后代也有所规定。对于如何处理本朝与番国的关系，他曾经以《皇明祖训》的形式告诫后代：四方番国，都是限山蹈海，远在一隅。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足以获得丰富的物产，役使他们的人民，往往由于不服闹起矛盾。如果他们前来扰边，那是他们不自量力。既然他们力量弱小，不能为患中国，那么我们轻易讨伐，也是不祥的预兆。我担心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害人害己，切记不可。朱元璋理想中的外交模式，其实是奉行朝贡制度的大国和平外交。后来周边的许多小国都开始遵从这一模式，而朱元璋试图将朝贡外交贯彻到蒙古草原上的北元政权时，他碰到的不是欣然接受，也不是冷遇，而是对抗。
朱元璋对北元的期望
明朝的外交体制对战争，尤其是对外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但影响到岭北之战，而且后面若干次战争——对日本、葡萄牙、荷兰的战争，对清（后金）的战争，都受到外交政策的影响。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是深化战争认识的基础。
从政治需要来考虑，朱元璋希望在建国后推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当然这是国力所限，也是广大人民普遍和迫切的愿望，朱元璋只是在这种普遍愿望的基础上，谋求天下共主的地位。军事斗争是实现政治愿望的必要手段，最后要看看北元的态度和实力了。对朱元璋来说，争夺政权的时代结束了，巩固政权的时代开始了。但大明王朝的敌对势力仍然保持了强大力量，随时准备进攻和反扑。
先说说元朝败退出元大都后的军事势力。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有一段形象记载：“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古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耳。于时忽答一军驻云州，王保保一军驻沈儿塔，纳哈出一军驻金山，失喇罕一军驻西凉，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对元朝来说，虽然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及其军队在明军的打击和巨大压力下退出中原，返回蒙古上都，但还保留着相当攻击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北元，势必对明朝持续构成强大威胁。
朱元璋称帝前，已经派遣徐达率大军北伐。元朝政权垮了，元顺帝北窜了，怎么在草原地区还有百万之众的庞大势力？！这一切要从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遣大将徐达、常遇春北伐中原说起。
北伐中原前，朱元璋曾召集军事会议，在讨论战争动员和宣传方式、用兵策略、行军路线的时候，朱元璋就提出了不在长城之内肃清元朝这一作战目标，已经有了放归元宗室北遁大漠的意图。
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等武装群雄有十多年的征战经验，而结束战争的模式无一不是击毙或俘获首领，占领地盘，彻底地消灭对方的武装力量。但在战胜陈友谅、张士诚之后，讨论如何北伐中原时，朱元璋开始寻求新的解决模式。当时有谋士劝他先荡平群雄，最后再进攻盘踞北方的元朝政府；也有的劝他先北伐中原，直取元朝政府，然后再消灭陇蜀等割据势力。对于以上进攻策略，朱元璋都不满意，他要双管齐下：以主力完成北伐中原的大业，用偏师扫荡福建、广东等割据残余，对四川、云南的偏远地区暂时按兵不动。
徐 达
常遇春
这次军事会议，主要讨论行军路线和打击次序等战略问题。朱元璋讨论军事问题，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他事先会设计几个方案，反复掂量，知己知彼，自己既当总司令又当参谋长；但他作风民主，善于倾听，不会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意见强行通过，所以手下的大将也都畅所欲言。
在会议上发言的主要是常遇春，军中仅次于大将军徐达的二号人物。他提出擒贼先擒王的方法——集中兵力，直捣元都。但朱元璋并不满意这一作战方案。与其说朱元璋是担心准备不慎会导致作战失败，不如说常遇春的作战思路仍然是从前战争模式的翻版，就是以彻底消灭对手为最终目的。
当时在北方还有多支部队忠于元朝：王宣驻扎在山东，扩廓帖木儿驻扎在河南、山西，陕西有李思齐，甘肃有张思道。不过他们之间不和，内斗严重，影响了战斗力。朱元璋根据对手的这一特点，认为元大都城高池深，如果孤军深入，则难以攻取，一旦遇到援兵合围，军粮很有可能供应不上，有陷入绝境的危险。他坚持先夺取山东，消灭元军王宣部，再消灭河南的扩廓帖木儿，然后拔掉陕西、河南交界的兵家必争之地潼关，堵住李思齐、张思道从陕甘方面援助的通道，等到中原形势明朗后，使元大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鼓作气而得之。
扩廓帖木儿
北伐中原看似军事行动，因为要剪除仍忠于元朝的武装力量，但最终目的是颠覆元朝政权。朱元璋和徐达、常遇春等都很清楚，按照这样稳扎稳打的作战方式，元主未必情愿株守孤城，呈困兽状，极有可能等危机四起而北遁大漠。第二年，明朝的北伐部队在击败了王宣、扩廓帖木儿部后，占领山东、河南，开始着手进攻元大都。徐达就这种可能性向朱元璋进行了请示，他担心的是纵虎归山，遗留后患，因此建议继续追击。徐达对朱元璋说：考虑到我们出兵进军的时候，元顺帝很可能会向北逃遁。如果元顺帝跑了，将会带来很大后患，所以最后要发兵追赶，不能裹足不前。
但朱元璋的决策是，如果元主遁入大漠，明军无需继续追赶，只需派遣一部分兵力固守长城边塞，目的是防止北元军队向南侵扰。占领元大都后，主要兵力不是向北继续追击，而是调头向西，沿着长城以南的重要城市大同、宣府等，取晋北、陕北，然后占领陕西、甘肃等地。既然已经在潼关驻有重兵守隘，可以瓮中捉鳖式地消灭晋陕甘的扩廓帖木儿、李思齐等，这是北伐中原的最终目标。
朱元璋北伐灭元，其实是要夺取和控制传统中国的农业区，并不是要占领蒙古草原，擒获败退到草原的元顺帝。从作战方式上看，说明他对元主北逃的后果，已经有了一定的预见。这和当初征战陈友谅、张士诚取得完全胜利有了很大的不同。明朝北伐的结果，只是夺回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区，将对手赶走。但这样很可能在长城沿线附近，形成两个互相防范和敌对的政权。
徐达希望勇追穷寇，朱元璋要求穷寇勿追，为什么没有采取徐达的策略呢？这体现出他们在政治方略和军事策略上的差别。像徐达这样的武将，是看不出来北窜的元顺帝还有一定的政治价值。朱元璋比徐达考虑得更多：一方面，以明军现有的力量，很难再深入塞外继续追击，否则容易造成力量分散，顾此失彼；另一方面，既然朱元璋已经确立了朝贡外交体制，就要想方设法让元顺帝放弃元朝的正统地位，承认明朝是宗主国。
对朱元璋来说，穷寇有两种：一种是被驱赶的老虎，如果被逼急了会咬人伤人；一种是被打断脊梁的丧家犬，由它去跑，跑到哪里都是死路一条。北窜的元顺帝显然是后者。朱元璋的自信是他对天命的理解：天命就是执政的规律，过去曾属于成吉思汗、忽必烈等人，现在被自己牢牢掌握。天命不可违，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元朝兴起于朔北，一直到了元世祖才占据中国，当时他们顺应天命，理当中兴；现在子孙不孝，国运将亡，元朝的兴衰都是天命。即便现在逃回到漠北，也不必在意，他们气数已尽。因此不必发兵穷追不止，只要明军守好要塞，保卫住自己的疆土，能防御军事侵扰就行了。
在政治角度上说，对天厌弃之的北元政权，朱元璋可以不放在心上，但从军事上看，北元还有百万引弓之士，因此需要徐达、常遇春慎重对待。战端一开，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对朱元璋来说，将元主逐回沙漠并不是放虎归山，元顺帝算不上是一只虎。但是在长城以南消灭掉元朝，明军也没有这个能力，朱元璋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想法。现在是开国之初，条件有限，困难太多，明军绝不能盲目效仿当年汉朝的卫青、霍去病，深入数千里追击北遁的元顺帝。朱元璋要的是在政治上迫使北元臣服，前来朝贡，在军事上做好防御，以歼灭进犯之敌。
朱元璋对元朝君臣的招降工作很早就开始了。从一定程度上说，徐达、常遇春率兵北伐的过程，也是明朝对北元招降劝降的过程。北伐一开始，朱元璋就发布文告称：中原百姓久经战乱之苦，流离失所。拯救人民于水火，这是明军北伐中原的目的。元朝的开国者曾经有很大历史功勋，但现在的子孙却丝毫不体恤民情。元朝的灭亡是天命规律，罪在君主，和普通老百姓无关。我要求明军在征讨的过程中，对无辜者不要杀人抢掠。即便对元朝的宗室和蒙古人，也要确保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元末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曾使朱元璋饱尝痛苦，他也亲历了人民揭竿而起的战争洪流。虽然元末农民起义后，他完成了从穷苦农民到封建帝王的华丽转身，但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农民战争的冲击，使他在北伐宣言的措辞里，有较为强烈的民本主义色彩。朱元璋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但值得重视的是他对元朝宗室和普通蒙古百姓的亲善态度。
事实上，从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到大明王朝的建立，期间政权的性质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农民起义到民族战争，到封建诸侯的兼并，再到王朝统一战争，北伐中原已经走到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虽然在讨元檄文中，朱元璋提出过“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民族复兴口号，但很难说里面包含了多少反民族剥削和压迫的意义。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朱元璋遣兵北伐的作战策略，走的是一条军事打击为主、引诱劝降为辅的双轨制。小到一城一寨的争夺，对守将要劝降；大到治国安邦，对元顺帝也要劝降。能用和平手段解决，就想尽一切办法达到目的，除非军事恐吓与威慑均告失效，否则不轻易用兵。史书这样评价劝降的双重效果：大军堪定者犹少，先声归命者更多。于是青州和徐州各郡，千里扶携前来归降，兖州和豫州诸司，百城纷纷溃败。
当元军盘踞在汉族传统农业区时，明朝要进行招降，当明朝占领了长城沿线后，招降活动并未停止，和平的橄榄枝仍然伸向蒙古君臣。这倒是让人有些费解。其实明朝建国后的招降，在意义上已经和北伐中原时期有了本质性变化，从军事上的招降上升为外交上的朝贡。
明军占领元大都，标志着元朝在中原统治的终结。从此之后到岭北之战爆发，朱元璋不断改变着对北元的军政策略。从前是军事进攻，要占领中原地区，消灭效忠元朝的武装集团，赶走蒙古人统治的元朝政府，将统一战争进行到底。但攻下元大都后，单纯的军事进攻思想就有了变化，主要是向北防御和向西进攻并举，辅之以积极的政治招降。朱元璋以汉族皇帝的口吻又发了一纸诏书，其中有一条是针对元顺帝的，目的就是招降。
此时招降并不是要求对方放下武器，而是要求承认明朝统治的正统地位和合法性。朱元璋需要的不是成王败寇式的投降，而是友好国家的使臣向宗主国进行朝贡。只要北元承认了明朝的正统地位，明廷将会用盛大的礼仪欢迎对方，双方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果能审识天命，衔璧来降，待以殊礼，作宾吾家。”
朱元璋在总结历史规律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国的王朝，无论是汉族统治，还是周边的外夷统治，问题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天命运行的自然规律。元朝是以外夷身份入主中国，但它接受的是宋朝传递下来的历史传统。宋朝颠覆转给元朝，这是天命运行的基本规律。元朝统治中国长达百年，四海臣服，这不是单纯靠武力的打杀就能做到的。这样正统的合法性就传到元朝。现在元朝倾倒，势易时移，明朝取代元朝，就是之前改朝换代的一个翻版。如果北元的君臣能够认识到这种规律，主动奉明朝为宗主国，就等于为朱元璋的皇位下奠定了最稳固的基石，皇冠上镶嵌了最璀璨的明珠。因此他不止一次发出感叹：无论是元朝取代宋朝，还是明朝取代元朝，其实就是天命授权。
不过，权力这种东西，如果用宝剑无法取得，怎指望用虚浮的话语一厢情愿地取得？中国广袤的土地、富庶的物产就像是一场盛宴，只有强者才能抢夺，失败者连残羹冷炙都不曾分得。朱元璋对他的手下败将陈友谅、张士诚发过慈悲么？对于失败者而言，从来没有获得妥协的机会。失败就意味着一无所有。朱元璋想掩盖这一点，元顺帝却很清楚。
走向战败的岭北之战
明朝建立后，由于北元不甘心失败，试图依托广袤的草原和蒙古骑兵的优势，不停地对明朝北方边境进行骚扰，使得明朝对北元的政策非常被动，在“战”与“和”的问题上相互矛盾，看不出军事策略和政治政策上的统一连贯性。明朝在军事上仍需要持续打击北元的武装力量，但政治上全方位的招降已经开始了。政治上的招降就是希望北元宗室前来朝贡，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政治上的臣服，朱元璋在这方面似乎心急了许多，热心过了头。军事上的招降，是针对拥有重兵的北元高官将领，目的是巩固明朝在双方对峙中刚刚得来的胜势。
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仓皇之中逃离了北京，平时在宫廷里享受着荣华富贵，自然惧于在都城下决一死战。但是许多末代皇帝有一种普遍的心态，唯恐丢掉祖宗江山的罪责落在自己头上，九泉之下愧对列祖列宗。因此，元顺帝在退入大漠地区后继续调兵遣将，期望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恢复旧有的疆土。
明朝与北元的战场首先会摆在哪里？按照徐达的判断，会在更北一些的元上都开平，或者深入蒙古草原腹地。而朱元璋判断，北元很有可能是在华北以北的长城沿线，甚至向两侧伸展至更远的地区，与明军进行军事上的较量。现在北元军队中，兵力最集中、战斗力最强的是山西的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果然，朱元璋没有失算，双方较量的第一个回合还是在元大都（明军在占领它后改名北平），遇到的对手是扩廓帖木儿。元顺帝在逃离大都的时候，特地命令他要用武力恢复。于是扩廓帖木儿率兵出雁门关，由保安州经居庸关进攻北平。
明军在攻克元大都后，即停止向北追击逃跑的元朝宗室，但考虑到元大都的政治影响，必须保卫这一胜利果实，于是派遣卓有战功的将领傅友德，分兵把守古北诸隘口，在外围拱卫北平的安全。而明军主力依然由徐达率领，执行原定的军事计划，沿北线进行西征，锋芒直指扩廓帖木儿率领的元军。
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徐达留下三万多兵马，由孙兴祖统领，分别隶属燕山、大兴、永清六卫。孙兴祖在治理北平的过程中，严格执行朱元璋的民族和解政策，纪律严明，因此，旧都社会治安良好，秩序恢复很快。但这并不表明北平周围的战争警报已经解除。由于并没有彻底肃清北元军队主力，因此双方攻防态势随时有可能转换，战争一触即发。
攻陷元大都后，明军作战的范围和对象，主要是对晋、陕等传统农业地区发动攻势，扩大和巩固已有的胜利果实，对漠北草原一线采取守势，防御北元从这个方向的军事反扑。实际上，此时的明军主力正在长城内侧，寻找没有退出长城的北元军队进行决战，重点打击的对象就是扩廓帖木儿。明军希望能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先取得几次重大胜利，但双方一交手，对明朝来说，战况就非常不利。《明史》中记载，明军在夺得元大都后，将军汤和等自泽州入山西，扩廓帖木儿在韩店组织了一次防御战。史书上对结果的记载只有四个字：“明师大败”。
中国史书向来有个传统，凡是胜仗，无论是杀伤人数、战利品，还是事后的立功受赏，均有详细记录；而一旦打了败仗，则惜墨如金，草草了事。这种对人不对事、为尊者讳的写史传统，有时很难让后人了解到历史的全貌。韩店之战可以说是个典型。
然而这时元顺帝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作出一个错误决定：命扩廓帖木儿引兵出雁门，经居庸关进攻北平。久经沙场的扩廓帖木儿不会不知道，倾巢而出会造成自己根据地的空虚，这是兵家之大忌。汉人书写的历史中，不会记载他为什么犯了这样一个低级错误，也没有解释徐达采取了什么佯动，造成了对手的误判。很有可能是扩廓帖木儿在胜利面前低估了对手。战机，在旗鼓相当的对手面前，一旦出现，则必须抓住。徐达抓住这一难得机会，巧用围魏救赵之计，大败扩廓帖木儿。
徐达的判断是，扩廓帖木儿远离自己的根据地，太原城必然空虚。北平有孙兴祖镇守，它的安全不必忧虑。现在要趁敌人防守空虚，敌之不备，引兵直捣其老巢。一旦扩廓帖木儿进攻无法得手，返回又没退路，这就是所谓“批亢捣虚”之计。此时敌人赶回来救援，一定是心慌意乱容易出错，此时发动进攻，可以一战擒之。扩廓帖木儿希望的是徐达被牵着鼻子走，在自己的胜利和进攻面前，被吓得缩手缩脚逡巡不前，然后寻找机会在北平周围决战。他率军出山西进入河北保安，闻讯太原被围攻后，果然旋军自救，慌慌张张于途中被徐达夜袭得手。
按照《明史》的说法，扩廓帖木儿带着十八骑亲信趁着夜色逃跑，余众投降。史书记载这一仗应该是歼灭战，但有可能夸大其词，更像是一场击溃战。但不管怎么说，没有了扩廓帖木儿的镇守，太原乃至山西很快陷落，也为明军乘胜直捣宁夏、甘肃赢得了主动。从此，明朝对传统农业区的统治基本稳固。除扩廓帖木儿等少数元将还拥兵塞上外，许多元朝的大臣纷纷归降于明。
现在再看看明军东线的情况。当明军主力在西线取得一系列胜利之时，东线却处于相对被动的战略防御地位，要不时地抗击北元骑兵在通州、大兴等地的侵扰。洪武二年（1369），故元丞相伊苏（一作“也速”）率万余骑兵进攻通州，屯军白河，觊觎北平府。当时明军主力正在山西作战，北平的守备相对空虚，而且要进行防御战，步兵在战斗力和机动性方面都比不过骑兵。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围歼对手没有实力，离开北平城营救通州，很有可能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打好这样的仗的确有些困难。
守备通州的曹良臣当时所拥有的兵力不足千人，连冒险一战的本钱都没有，最后用虚张声势的增灶之策，吓退了敌军。曹良臣的方法是在沿河的船上多插红旗，绵延十余里，钲鼓之声不绝于耳。伊苏被疑兵计吓跑，曹良臣还装模作样将计就计，在后面进行有雷声无雨点的追击。《明史·曹良臣传》说“元兵自是不敢窥北平”，看来也属夸大之辞。因为明军在华北地区组织的防御战，只能用疑兵和骚扰的方式达到战术效果，得到暂时的安稳，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策。鉴于防御力量薄弱，为了防止北元军队复来，朱元璋只好从西线的精锐部队中，抽调常遇春、李文忠部，返回北平加强防御力量，改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
所谓积极防御，就是在防御格局整体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局部进攻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迫使敌方放弃进攻。常遇春镇守东线后，策划了开平之战，力图打破现在的被动局面。《明史·常遇春传》对开平之战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当时因元将也速进攻通州，朱元璋下诏调常遇春回军守备，并且派遣李文忠担任副手。这两位是明军中最骁勇的将军，共统率骑兵步兵九万人，从北平出发，先占领了会州，然后在锦州歼灭敌将江文清部，再败也速于全宁；下一步进攻大兴州，用千余骑兵设下埋伏，敌军想趁夜逃跑，结果遭到重创，明军乘胜占领开平。
在《明史》的记录中，开平之战是一场威风凛凛的胜仗。但在我看来，明军损失也很大，虎将常遇春病亡。常言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常遇春就是这样难求的虎将。
但是，这种积极防御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效果，因为它没有改变华北一带针对北元的防御政策，相反是常遇春去世后，明朝加强了防御的措施和力度。明朝末年有位通晓军事策略的大臣，就是大名鼎鼎的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他曾经写了本很有学术价值的《全边略记》，里面是这样记述朱元璋布置的防御范围：洪武元年，忠武王常遇春破虏于漠北，随即在元上都设开平卫。并且还设立驿站，东到凉亭、沈河、赛峰、黄厓，接于大宁古北；西到桓州、威虏、明安、隰宁，接于独石。独石这个地方，已经到了宣德府的东北境内。这样一个防御战线不可谓不广。
东西两线捷报频传，很快刺激了朱元璋对皇权正统地位的渴望。他完全可以设想，元顺帝等匍匐在大明天子的脚下，三跪九叩进行朝贡。如果招降的条件再优越一些，很有可能就达到梦寐以求的目的。他除了老调重弹劝降元顺帝外，在随后的几个月，还分别对北元大将扩廓帖木儿、纳哈出以及丞相也速等投书，表明自己如何爱惜人才渴望和平，目的无非是想招降北元君臣，至少是希望停战。
为了减少边患，朱元璋是多管齐下，除了劝降这种最为廉价的手段，还迁徙沿边地带老百姓回内地。洪武二年（1369），大将傅友德在宣德府战败元将脱列伯后，下令将当地吏民悉数内迁。之所以要内迁边民，大概是考虑到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当时的城堡斥堠防御工事没有修好，明军没办法长期在塞外坚守，无法确保边民不受到侵扰。二是蒙古人在长城附近已经统治了几百年，边民对蒙古人已经有了一定的认同感，而汉人政权刚刚建立，唯恐亲蒙古的边民里应外合。
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明朝要在双方交错控制的地区建立宽广的无人区，既可以解除边民充当内应的担忧，也可以使蒙古军队无法获得必要的补给。《明史·食货志》记载：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在其他的卫所，有的授予军籍，有的授予民籍分田。又将沙漠遗民三万两千八百余户安置在北平屯田。所谓山后，大概在山西太行山以北、军都山以西的广大地区。除了这些方法，明朝还建立都司、卫所等保障手段，逐渐地完善北部边防建设。北元政权一日不投降，蒙古骑兵一日不消灭，防御的措施和力度都不能放松。
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处心积虑地制订了一整套斗争策略：从东、西、南三面进行包围、压制元朝的残余势力。即首先经略东方的满洲女真族地区，进而收服东蒙古，设置泰宁、福余、朵颜三卫，以切断北元左翼，隔绝它同朝鲜、女真联系的通道。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对北元的政治招降没见到丝毫效果，由于军事手段过于软弱，北元的残余势力又死灰复燃，重新集结起来，给明朝的北方边境造成了很大压力。尤其是扩廓帖木儿的实力膨胀，引起了朱元璋心中很大的不快。在元军所有的将领中，朱元璋最看中扩廓帖木儿，只是由于多次劝降未果，成为朱元璋心头的一大遗憾。
有一次朱元璋和群臣聊天，突然问大家：你们说，天下谁堪称奇男子？众人答道：常遇春统兵不过万人，却能横行无敌，这是真正的奇男子！但朱元璋略带遗憾地否定说：常遇春虽然是人之豪杰，但毕竟为我所得，成为我的臣下。我始终不能让扩廓帖木儿俯首称臣，他才是真正的奇男子。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朝与北元的岭北之战，就发生在四个人身上：明朝的朱元璋、徐达，北元的君主和扩廓帖木儿。起主导作用的是朱元璋，给朱元璋迎头一击的，就是他格外青睐的扩廓帖木儿。
在政治上，朱元璋试图将元主纳入朝贡体制，因此以“和”为主，同时也想招降北元最主要的军事将领扩廓帖木儿。在军事上，朱元璋试图以有效的防御和必要的打击，促使元主和扩廓帖木儿停战，终止敌对的军事行动，以战促降。这就是为什么朱元璋在打了胜仗之后，很快就停止军事行动，对被俘的元朝大臣武将，多方拉拢引诱。
这个时候的蒙汉关系，更像是两个对立的政权，都对外宣称代表中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胜利的明朝，千方百计地要将北元拉入朝贡制度，只要北元承认明朝是宗主国，自己是朝贡国，明朝可以立刻放弃双方之间的敌对关系。
然而，失败的元朝，虽然让出了中原大地，但仍奢望有一天能反攻回来。如果现在对明朝进行朝贡，承认是宗主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岂不是永远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永远放弃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从此它只是中国的藩属。那些仍然忠于元朝的少数民族政权，也会纷纷倒戈，昔日的庞大帝国，不但失去了汉族地区，终将也会因为这一投降政策，失去所有的少数民族支持者，从此必然要一蹶不振。
北元小朝廷宁可一败再败，宁可四分五裂，也不肯放弃正统的旗号。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没有妥协的余地，只有军事上的对抗和政治上的僵持。只不过明朝说的是“请”，北元回答的是“不”。
不过，很多人认为这个时候，朱元璋对北元采取攻势战略，不仅仅是要大败蒙古军队，甚至要吞并蒙古草原。像《剑桥中国明代史》都有类似的观点，它说：“从外交意义上看很明显的是，朱元璋在1372年企图使自己成为整个元朝政治传统的继承人，即他既要继承游牧区，也要继承汉人聚居地区。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保护中国本部不受草原攻击的唯一办法。”
我一直认为这种说法未必靠得住！原因很简单，朱元璋不但要打军事仗，也是要打政治仗。打军事仗，是针对扩廓帖木儿；打政治仗，是针对元顺帝。如果朱元璋多次出兵蒙古的目的，是为了统一蒙古地区，是为了消灭这个小朝廷，那必然是以元顺帝为最终目标，打赢这场政治仗。但在朱元璋和徐达等人讨 论、制定作战计划时，仅仅考虑的是扩廓帖木儿。
洪武三年（1370），经历过暂时挫折的扩廓帖木儿又逐渐恢复了元气。在兰州、定西一带，他对明朝的西北防务造成很大威胁，同时给元顺帝撑腰壮胆。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召集徐达等人商量对策，希望能在西北用兵，给扩廓帖木儿沉重打击。他任命徐达为征北大将军，在出兵之前，又开了一次御前军事会议。
朱元璋问诸将：元主迟留塞外，扩廓帖木儿近以孤军犯我兰州。其志欲侥幸尺寸之利，不灭不已。卿等出师当何先？两年多前，为了北伐中原，颠覆元朝的统治，朱元璋曾经召集徐达、常遇春等人开过一次军事会议。这两次会议讨论的进军问题，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
相同的是朱元璋主持会议的一贯态度，他似乎很喜欢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充分听取意见之后，定下最后的方案。不同的是，上次讨论的主要是进攻地点，是否攻打元大都问题；这次讨论的是打击对象，是打元顺帝，还是打扩廓帖木儿。
诸将的意图是集中优势兵力取元主，获胜后，失国的扩廓帖木儿则不战而降。但朱元璋定下兵分两路之策：主力由徐达率领，兵出潼关，自安定捣定西，进攻兵力强劲的扩廓帖木儿；偏师由李文忠率领，出居庸入大漠，攻战斗力较弱的元宗室。
战争进程和作战结果，《明史》上都有详细的记载，但值得后人回味的却是朱元璋对这次获胜的态度变化。
先说徐达一路的战况：北元军主力在定西沈儿峪遭到沉重打击，徐达部擒获郯王、文济王及国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属一千八百六十余人，将士八万四千五百余人，马驼杂畜以万计。扩廓帖木儿仅挟妻子数人奔和林。
再看李文忠一路：徐达获胜一个月后，李文忠在野狐岭之战中同样获得大捷。他在进军途中，谍报人员捕获到消息：元顺帝刚刚去世，太子爱猷识里达腊才即位。李文忠趁着对方忙于内务，疏于外部防范，星夜兼程实施突袭。元新君虽然侥幸逃脱，但是俘获了他的儿子买的里八剌，暨后妃宫人诸王将相官属数百人，缴获的战利品无算，在随后的追击中，又先后降众五万余人。
从歼敌和降敌的人数看，徐达都超过李文忠许多，而且徐达所歼扩廓帖木儿部多精兵，李文忠所歼元主部，多非战斗人员。当时朱元璋召集御前军事会议，讨论的就是扩廓帖木儿扰边，因此才进军打仗，目的是要消弭他在西北的边患。现在由徐达达到了这一作战目的，无疑他立下了首功，哪怕是在围歼对方主力过程中，所部多有损失。但是在朱元璋眼里：“文忠功最！”
朱元璋之所以得出“偏心”的认识，之所以将李文忠的功劳居于徐达之上，可以理解为，他固然需要对北元的军事胜利，但更渴望实现政治愿望。李文忠虽然歼敌不多，但俘获了新元主的次子买的里八剌，有了这张牌，或许能达到招降北元的政治目标。朱元璋颁发平定大漠诏于天下，并遣使诏谕故元宗室部落臣民：如果倾心来归，他当效仿古之帝王，还其旧地，从事生养，华夷无间。
数月后，朱元璋派出使者，给新元主爱猷识里达腊送去一封信。信中的口气非常委婉，介绍了明朝招降的优待措施，他向新元主表示：你只要派遣使者朝贡，我可以让你安心地在明朝边境牧马，我可以成全你成为大漠地区的一邦之主，号令其他部落。朱元璋只要对北元作战获胜一次，他劝谕北元参加朝贡的热情就高涨一分。
朱元璋对北元的如意算盘，和徐达等前线将领所想，有着本质的差别。朱元璋对北元的基本政策是从政治出发，军事打击只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一旦北元派使臣来朝贡明朝，边境线上双方的和解，便成为他郑重的承诺。
徐达等人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是职业军人，军人的事业在战场。只要敌手存在一天，军人就要枕戈待旦，哪怕针对潜在的对手、潜在的威胁。不过，军人也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在获胜之后，往往流露出骄傲轻敌的情绪，那种浮躁的、急于求成的立功心情，很可能为下一步作战，埋下失败的伏笔。
一年多后，徐达代表诸多前方将领，主动向朱元璋请战，要求再次打击扩廓帖木儿。徐达说：现在国内形势已经安定，老百姓的生活也很平稳。在陛下的号召下，许多蒙古部落的人不断来降，只有扩廓帖木儿这员悍将，还在边境骚扰不停。根据侦察，他现在在和林一带活动。我愿意和前方诸将，率领一支军队，一鼓作气将他们彻底消灭。
朱元璋回复徐达说：扩廓帖木儿只是朔北走投无路的穷寇，灭亡是早晚的事情，现在是乌合之众逃亡到大漠，以死自卫。如果把他们逼急了，有可能逞困兽之斗，现在出兵时间不好，暂时放一放吧。
徐达和前方大将坚定地向朱元璋表示：扩廓帖木儿奸诈狡猾，只要他在，终究是大明边境的严重隐患；多少年来，他一直与大明为敌，侵略骚扰不断，前两年被我们击溃。现在趁他兵力不足，羽翼未丰，我们应该一鼓作气彻底消灭他，绝不能听之任之养痈为患，也只有趁着现在消灭他，才能永靖大漠。
扩廓帖木儿现在到底有多大的军事实力，还能经得起多少次军事打击，明军前线的统帅们，并没有掌握确切的答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洪武三年定西沈儿峪大捷后，徐达等对自己的攻坚能力，已经有了飘飘然的估计，而在“知彼”这个环节上，显然又低估了对手。这就是轻敌意识的表现。所谓“永靖大漠”，便成为前方将领的一厢情愿。
朱元璋最后同意出兵。无论是朱元璋还是徐达，谁都相信马上到来的这场战争，将只会是胜利，只是胜多胜少的问题。在大明阵营中，只有一个人还能保持谨慎态度，他就是朱元璋最重要的谋士刘基。刘基曾经多次告诫朱元璋：千万不可对扩廓帖木儿轻视。朱元璋也不曾轻视过扩廓帖木儿，所以当徐达表示只要带十万人马就足够的时候，朱元璋又谨慎地命令他再加上五万人马，而且要求兵分三路。
由于明朝大败而归，所以关于岭北之战的过程，史料总是遮遮掩掩。我们从《明史》人物传中，可以作管中窥豹式的了解。
《扩廓帖木儿传》：“逾年，太祖复遣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征西将军冯胜将十五万众，分道出塞取扩廓。大将军至岭北，与扩廓遇，大败，死者数万人。刘基尝言与太祖曰：‘扩廓未可轻也。’至是帝思其言，谓晋王曰：‘吾用兵未尝败北。今诸将自请深入，败于和林，轻信无谋，致多杀士卒，不可不戒。’扩廓复攻雁门，命诸将严为之备，自是明军希出塞矣。”
《徐达传》：“五年复大发兵征扩廓。达以征虏大将军出中道，擢副将军李文忠出东道，征西将军冯胜出西道，各将五万骑出塞。达遣都督蓝玉击败扩廓于土剌河。扩廓与贺宗哲合兵力拒，达战不利，死者数万人。帝以达功大，弗问也。”
《李文忠传》：“以左副将军由东道北征，出居庸，趋和林，至口温，元人遁。进至胪朐河，令部将韩政等守辎重，而自帅大军，人赍二十日粮，疾驰至土剌河。元太师蛮子哈剌章悉众渡河，列骑以待。文忠引军薄之，敌稍却。至阿鲁浑河，敌来益众。文忠马中流矢，下马持短兵斗。指挥李荣以所乘马授文忠，而自夺 敌马乘之。文忠得马，益殊死战，遂破敌，虏获万计。追奔至称海，敌兵复大集。文忠乃敛兵据险，椎牛飨士，纵所获马畜于野。敌疑有伏，稍稍引去。文忠亦引还，失故道。至桑哥儿麻，乏水，渴甚，祷于天。所乘马跑地，泉涌出，三军皆给，乃刑牲以祭。遂还。是役也，两军胜负相当，而宣宁侯曹良臣，指挥使周显、常荣、张耀俱战死，以故赏不行。”
《冯胜传》：“扩廓在和林，数扰边。帝患之，大发兵三道出塞。命胜为征西将军，帅副将军陈德、傅友德等出西道，取甘肃。至兰州，友德以骁骑前驱，再败元兵，胜复败之扫林山。至甘肃，元将上都驴迎降。至亦集乃路，守将卜颜帖木儿亦降。次别笃山，岐王朵儿只班遁去，追获其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马驼牛羊十余万。是役也，大将军达军不利，左副将军文忠杀伤相当，独胜斩获甚众，全师而还。会有言其私匿驼马者，赏不行。”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质量上乘而得到好评，但对岭北之战这样重大的战争，所述内容却多有舛漏。
例如，这场战争原本是在徐达等将领的坚决要求下发动的，但在《冯胜传》中却写成“帝患之”，好像是朱元璋对扩廓帖木儿的侵扰产生了担忧，所以发动了这场战争。
再如《徐达传》中所写，明朝的三路大军各统率五万人马出征。这样用兵作战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徐达所部是主力，攻击扩廓帖木儿的重任落在这支部队的身上。如果是以徐达的五万人马来进攻扩廓帖木儿的十万人马，在地形不熟悉、后勤补给困难的情况下，徐达很难有获胜把握。而实际上冯胜所部只是协同配合主力作战，跑到甘肃的河西走廊一带去牵制敌人，相机采取行动，承担的作战任务很有限。他统辖的兵力可能只有两三万，而徐达所部至少占了全部兵力的一半。所谓十五万，绝不是各统辖五万，而是所有人数的总和。
还有，在双方最初的接触战中，明军曾击溃过北元的先头部队。其实，这也只是明朝在战败的情况下，为了挽回颜面，尽可能夸大自己的战果。所谓蓝玉在土剌河击败扩廓帖木儿，都是扩廓帖木儿为了寻找有利的战机，故意投放的诱饵，希望进一步造成明朝的骄傲和轻敌情绪，将对手诱入自己的埋伏圈。
这场战争在时间、地点等方面也记载得非常凌乱。例如，徐达部是应该最先出发的，当他到达土剌河后，击败了扩廓帖木儿的诱兵，紧接着赶到岭北，被扩廓帖木儿的优势兵力击败，损失数万人。数日后，李文忠才赶到土剌河，他的位置在徐达行军路线的东侧，他难道不知道自己所依赖的主力，已经遭到彻底的失败？这几天中难道没有接到溃兵的报告？自己在没有援手的情况下，怎么敢轻装上阵，而且还打算用自己有限的兵力，将对手包围一举全歼？
实际上，扩廓帖木儿也不可能兵分三路，分别迎击明朝的三路大军，他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本钱，更像是集中优势兵力，先彻底打败徐达，然后再击溃李文忠，冯胜之所以没有打败仗，是因为他没有碰到北元军队的主力。
因为明军在岭北之战中遭到严重失败，所以他们在记载这场战争的时候含糊其辞，根据现存明朝初年的一些史料，已很难看出这场战争的详细经过。换而言之，这场战争的谜团，不是把几路大军的作战过程进行简单叠加就能解释清楚的。
不管怎么说，针对扩廓帖木儿的岭北之战，是以明军的失败而告终。朱元璋除了懊悔之外，还要在战略方针上进行大的变动。
所谓补救措施，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是敛兵守塞，因此《扩廓帖木儿传》中评价“明军自是希出塞矣”，的确是客观描述了明军在随后十多年中对北元的用兵动向。
明朝的治国理念，已经植根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中，儒家的意识形态为一个理想化的天朝大国，绘制了上尊下卑、闭关自守、男耕女织的治世蓝图。明朝只要对内能维护小农经济的平稳运行，保持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对外网罗一些忠心耿耿的朝贡国，彰显出皇权的威仪，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对他来说就满足了。
岭北之战后明朝的攻守
北元趁这次来之不易的胜利，开始了频繁的战术反攻。洪武五年（1372）十一月，北元镇守东北地区的大将纳哈出，率军进攻辽东牛家庄，烧毁屯粮十余万石，明朝损兵五千余人。洪武六年（1373）二月，北元在西北侵犯庆阳、保安、会宁等地，五月，侵犯山西的武宁关、朔州，六月，攻打雁门，八月，进犯蔚州、忻州等地，一时间北方边境狼烟四起。
朱元璋为保土安民，先后派遣徐达、李文忠、冯胜等大将，统率各自的军队前往山西、北平一带守边，严防北元对汉族居住地的侵入。他特别强调持重防守的重要性，切勿轻易追击，出发前再三嘱咐徐达：防御国家边境，就是要展示军队的威严，不战而屈人之兵。尤当注重军事上的防守和治军上的持重。如果敌方前来进犯，则迎头痛击，如果敌人打不过逃跑，也不要去追赶。这个战法是朱元璋吃一堑、长一智的结果。
在明朝军事史上，洪武五年是一个有戏剧性的年份。对于国家来说，通过军事手段来巩固国家政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从战时的国家政治结构，迅速转为平时的政府运行。对明朝的内政来说，来自军界的影响开始下降，文臣逐渐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在边疆也是如此。
朱元璋又开始投书劝降，希望元主参加朝贡，并列举了前面几个朝代奉行朝贡制度的种种必然性。当然他已经不打算追思大汉对匈奴、唐朝对回鹘的雄风和气势，只想能实现宋、金、元之间，以弱奉强的朝贡关系。
朱元璋为了劝北元奉明朝为宗主国，和平处理两国关系，一步步地采取友好措施，还将洪武三年（1370）在战争中擒获的元朝太子买的里八剌遣送回国。买的里八剌被俘囚于南京，按照惯例，有可能被砍头，但朱元璋多方优待，封他为崇礼侯。买的里八剌被释放回国，不但对元主表示了友好，以后如果他继位，也必将改善北元对明朝的敌对政策，这也算是朱元璋所做的长期打算。此外，他还不断地投书给北元掌兵大臣，希望通过辅臣的帮助，达到北元奉明为正统和两国通好的目的。
岭北之战后，朱元璋对北元一是在人事上采取缓和措施；二是加大对边防设施的投入，加快边镇防御体系建设。在边镇防御体系建设方面，明朝主要是修筑长城隘口、内迁边民、设立卫所、军事屯田等。
据统计，明初在长城边地沿线设立的卫所，总计有92卫、8千户所、约五十二万兵力，占全国总卫所的四分之一强。在边地设立卫所，主要是出于防御目的，同时又把屯田和移民作为必要的辅助手段。
由于北方的土地资源较好，但战祸导致人口锐减，朱元璋几乎每年都要派遣军队前往北边要塞，或者在当地招募无地的贫民，加入军籍，屯田戍边。明初屯田的规模宏大，也是出于战略防御思想的考虑。
屯田活动受到当地卫所的管辖。参加屯田的主要是军人，他们以生产为主，提供军粮、马匹和其他军用物资，平时还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这样既不耽误生产，战时也可以充当预备队。在边疆地区的军事卫所，里面的军人大体是三七开，守城的只占到三成，而屯田的达到七成。
岭北之战失利后，朱元璋鉴于短期内无法改变局面，转而采取加强边防的方针。明朝初年致力于北方的防御体系建设，从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建成了长达两万里的防线，并逐渐向北延伸。同时，还向辽东和青海方向延伸，以加强两翼与中心的联系，为以后的反攻做长期准备。
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北方边境地区基本上建成了巩固的防御体系。当时的人是这样评价明朝对北元的防御：“国家驱逐胡元，混一寰宇。东至辽海，西尽酒泉，延袤万里，中间渔阳、上谷、云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灵武、皋兰、河西、山川联络，列镇屯兵，带甲四十万。据大险以制诸夷，全盛极矣。”
捕鱼儿海
洪武八年（1375）扩廓帖木儿病逝，北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削弱，明军也从几年前的战败中逐渐恢复。是年，明军击溃元将张致道对朔州、雁门等地的进犯，击败纳哈出对辽东的进犯，双方战事渐渐减少，事实上处于停战的局面。
明朝彻底扭转岭北之战的失败局面，是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的捕鱼儿海之战后。在这十五年中，明军针对北元先后出兵两次：其中洪武十四年（1381）和洪武十五年（1382）的两次出击可以视为一次战役；洪武二十年（1387）迫降纳哈出和洪武二十一年（1388）的捕鱼儿海之战，也可以视为一次战役。前一次是为了明军进攻云南，消灭仍忠于元朝的梁王政权，因此派遣大将沐英、傅友德等，主动打击那些不时侵扰的北元军队。
这两次出击对朱元璋来说，主要任务是靖边，结果实现了战前的目的，否则朱元璋就不会调动大将傅友德奔赴云南作战了。而这个时期的北元，由于元昭宗爱猷识里达腊、大将扩廓帖木儿等相继去世，北元的新一代统治者强化了民族差别，开始淡化统治中国的欲望，无意与明朝在汉族聚居区争锋，而且他们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都大为削弱，朱元璋的劝诱招降活动也基本停止。
从洪武十五年（1382）到洪武十九年（1386）的五年间，明军除了攻灭忠于北元的云南梁王势力外，双方在北部边境已经没有战事。北元方面仍有能力进犯明朝的，只剩下辽东纳哈出这支约二十余万人的军队。为了消灭北元最后一支重要的军事武装，朱元璋进行了精心的战前准备。他下诏给户部，出库钞一百八十多万锭，发民夫二十余万，运米一百二十余万石，命冯胜、傅友德、蓝玉等将领，统兵二十万征讨纳哈出。半年之后，纳哈出就在大兵压境和遣使招降的双重压力之下率众归降。至此，北元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失去了相持对抗的本钱。
经过适当的修整，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改派蓝玉为征虏大将军，统兵十五万继续征讨北元的残余势力。对朱元璋来说，这一次出兵意味着“肃清沙漠，在此一举”。
《明实录》详细记载了双方在捕鱼儿海交战的结果。除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太子天保奴等数十人逃脱外，“获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三十七人，得宝玺图书牌面一百四十九、宣敕照会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银印三、马四万七千匹、驼四千八百四头、牛羊一十万二千四百五十二头、车三千余辆”。不久，暂时逃脱的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及太子天保奴等，又遭叛臣也速迭儿的袭击而身亡，北元势力彻底土崩瓦解。
发生在洪武五年的岭北之战，是朱元璋针对最大威胁的北元，由政策上的临时改变而引发的，战争的结果又彻底改变了原定的政治上招降和军事上积极防御的总方针。
政治上招降，主要是寄希望于败退的元朝奉明朝为正统，通过北元对明朝的朝贡，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因此，朱元璋时而承认元朝在中国近百年的异族正统地位，时而优待元朝被俘人员，时而劝诱统兵于外的扩廓帖木儿、纳哈出等人，他甚至向远遁大漠的元主承诺，可以保证他们在漠北地区的有效统治，前提只有一个：对明朝进行朝贡——确立明朝的宗主国地位。当这一政治目标难以实现时，或者说为了实现上面的政治目标，朱元璋对北元的军事策略，也只是执行积极防御，通过一些必要的战术反击，消灭侵犯的北元军队，达到保土安民的和平目的。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元璋在洪武三年和五年，总是以扩廓帖木儿为作战对象，而不是以主力追击逃窜的元主。当明军获胜时，他不急于炫耀胜利时的金戈铁甲，反而申斥那些获胜后态度傲慢的明军统帅；因为这种傲慢的情绪，不利于达到朝贡的政治目的。
所以一旦明军获胜，朱元璋便马上向元宗室举起劝降的旗帜。而当明军在岭北之战中损兵折将，已经没有力量对北元构成压迫式的军事威慑后，朱元璋又退而求其次，希望双方和平共处，实现边境的安定。
从某种角度来看，岭北之战，无论对朱元璋来说，还是徐达来说，都是因为一系列胜利后，由骄傲情绪导致的军事冒险。政治上的谦和，并不能代表军事上的谨慎。由于这种骄傲情绪所导致的军事失败，直接瓦解了朱元璋的政治目的，行伍出身的洪武皇帝当然清楚，没有实力的招降永远不可能实现。他只能重新筹划北方边境的防御体系和战备建设，以有效的防御确保边境和平，等待最稳妥的时机，逐步瓦解对方的军事实力。
在元顺帝、元昭宗、扩廓帖木儿等相继亡故后，北元对明朝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威胁都逐渐转弱，而明朝立国已久，随着国力的上升，朱元璋对北元政治招降的热情也逐渐减退，因此态度又有了变化，希望消灭北元的军事力量，彻底解决隐患。在明军消灭了云南梁王势力，迫降了辽东纳哈出，获得捕鱼儿海大捷后，这个问题也随之解决。朱元璋对北元在总的战略趋势上，则显得更加保守，慎 远勿追的消极防御思想占据了主流。
之后在国内政坛上，受到胡惟庸案尤其是蓝玉案的影响，朱元璋改变了明初由武将镇边的惯例，改由皇子镇守边关拱卫京师，这种由国内政治斗争产生的防御思想，同样影响到对北方边境的战略。
不过，由皇子代替大将执掌北方边境的帅印，这一变化最主要的影响并不是在对外方面，而是在对内方面。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后，由于这一军事部署的改变，很快导致了国内政坛上的震荡，最终酿成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和孙子建文帝朱允炆之间“靖难之役”的大爆发。
以朱元璋的政治远见，他会没有想到吗？其实事先早就有人给他指出来，但他不相信家人之间会为了皇权而自相残杀。不过，最终悲剧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