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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忱(明朝名臣)

理财名臣

周忱简介

周忱生平:周忱(1381~1453),字恂如,号双崖,江西吉水人。明前期大臣,以善理财知名。1404年进士,补翰林院庶吉士;翌年进学文渊阁,寻擢刑部主事,进员外郎。1425年迁越府长史。1430年授工部右侍郎,奉命巡抚江南,总督税粮。1453年卒,谥文襄。著有《双崖集》。

历史评价:周忱在任期间,江南各郡的百姓都不知道灾荒是什么,很多年轻一代没受过灾荒之苦,赋税也能负担得起,这都是周忱的功绩。周忱治政处事,不拘常规,机变多端,只要利国利民,不避时忌,因而屡受弹劾离职退官。周忱的继任者大部分都遵守其制定的规章,但极少有成效。百姓怀念周忱,为其建祠堂祭拜。

周忱大事记

1381年 出生。

1404年 考中进士,选庶吉士。

1424年 荐迁越府长史。

1430年 被荐为工部左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1433年 创“平米法”。

1451年 被迫致仕。

1453年 黯然而终。

人物关系

周忱传记

整顿江南税粮

▲周忱画像

周忱是江西吉水人,1404年进士,选庶吉士。自请进文渊阁,参与修编《永乐大典》等。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虽有经世才,但浮沉郎署20年,未得升迁。1424年,夏原吉知之,荐迁越府长史。1430年,又得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赏识,被荐为工部左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周忱巡抚江南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整顿江南税粮。江南田赋重,赋税拖欠,百姓生活艰难。他不带任何随从,向农夫村妇详细询问最感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在哪里,希望如何处置。时间长了,百姓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向他倾诉,彼此相处如家人父子。他体恤下属,许多事情都同他们商量,并虚心请教,对有才干的官员,则放手提拔使用。如苏州知府况钟、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都成为他得力的左膀右臂,共同促成了江南的经济改革。

▲周忱深入民间调查研究

况钟(1383~1442),字伯律,号龙岗,又号如愚,靖安(今江西靖安)人。明代官员。宣德五年(1430)出任苏州知府,是明代一位受百姓尊敬的清官,苏州人民称他“况青天”。著述有《况太守集》《况靖安集》等。

江南官田重赋是明代财政经济中十分特殊的现象。沉重的负担迫使农民大批逃亡,国家税源减少,拖欠严重。1422~1425年,苏州府欠粮392万石;1415~1421年,松江府不得不免征几百万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790万石。1430年,松江额定征收田粮的起运部分为43.9万石,实征6.6万石,只征得15%。正如有人所说:“只负重税之名,而无征输之实。”从朱元璋时候起就一直颁布减轻税额的诏令,但多数情况是朝令夕改,言而无信。因为江南是朝廷的财赋重地,承担着官僚、勋贵的巨额俸禄支应。到宣德年间,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1430年,宣宗再次下诏减轻官田税额,而户部考虑到支出的困难,往往“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忱被派往江南整顿田赋。周忱拉皇帝诏书作大旗,抵制户部的压力,与苏州知府况钟等经过一个多月的筹算,对各府的税粮都做了认真调整,仅苏州府即减72万石。周忱本想更多地降低一些官田税率。如当时一种田称古额官田,税额特别重,耕种者无力负担,周忱请求依民田起科。太师郭资和户部尚书胡濴便弹奏他“变乱成法,沽名钓誉”,要求给以惩治。宣宗虽然批评了郭资、胡濴,但也没有答应周忱的请求。朝廷不愿承受更多的“损失”,周忱便把思路转到以灵活的政策办法促进赋役改革和降低百姓负担上来。

改革粮食运输

田赋制度中的粮食运输征解问题十分棘手。当时江南田粮运送北京,有军运,有民运。民运中,运夫百姓的负担相当沉重,“军船给之官,民则僦舟,加以杂耗,率三石致一石,往复经年,失农业。”周忱与漕运总督陈瑄商议,将江南漕粮兑给漕军运输,具体办法是:民运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兑,然后由漕军运至通州。每征粮一石民运至淮安,加耗粮五斗,运至瓜洲,加耗五斗五升。江南卫所官军就附近仓廒直接运输,另加给过江米二斗,铺垫芦席费五合。这个办法,农民既省费用又便利,漕军也得到了实惠。

▲明宣宗朱瞻基画像

陈瑄(1365~1433),字彦纯,安徽合肥人。明代武官、水利专家,明清漕运制度的确立者。历任大将军幕府、都指挥同知、右军都督佥事,迎降燕军,封平江伯,充总兵官、总督海运城天津卫、督漕运,理漕河30年。

运输要加耗,鼠雀吃食、水中漂没、腐烂等都会有消耗。除了田粮正项,耗米征收是一大负担和一大漏卮。最大的问题是“豪有力者只供正额,而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乃独责之贫民。此耗之不得其平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433年,周忱创“平米法”。平米,指正额与耗米两项而言,其办法是:“官民田皆画一加耗。初年正米一石加耗米七斗,计输将远近之费为支拨。支拨之余者存积县仓,曰余米。次年余米多,正米一石,减加耗为六斗。又次年余米益多,减加耗为五斗。”在平米法的基础上,又建立“济农仓”。济农仓米的来源,其一就是平米支拨后存留的余米,此外,还有丰收年发官钞所籴储存的粮米,以及奏定“京俸就支法”所节省的耗米。据周忱于1432年所奏:“先是,苏、松、常三府岁远南京仓米一百万石,以为北京武职之俸。每石外加盘用耗米六斗。然前俸既可以南京支取,独不可以三府就取乎?是岁,减耗米六十万石。”又据《明史·周忱传》记载,就支取办法规定,给予就地支取者每俸米一石船价米一斗。所节余部分是耗米每石五斗。另外,在某些县份还有向富人劝借米,清理豪右侵占绝户田租等。 济农仓除去用于赈贷贫民耕作食用之外,“凡陂塘堰圩之役,计口而给食者,于是取之。江河之运不幸遭风涛亡失者,得以假借”。“买办纳官丝绢,修理舍、廨、 庙、学,攒造文册及水旱祈祷”等都随时支用。这种将田赋的征收与徭役的支出混合使用的办法,开了赋役合征的先河,在明代赋役制度的改革中具有开创意义。周忱亦以善理财赋著称,如《明史·周忱传》指出:“终忱在任,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忱之力也。”

▲大明通行宝钞

宝钞

古时指纸币,即元、明、清代发行的一种纸币,如“至元通行宝钞”“大明通行宝钞”“大清宝钞”等。

1436年,随着宝钞的贬值和铜币的窳败,银币的流通势不可挡。于是江南400万石漕粮也折征为100万两白银。这就是金花银的出现。田赋实物税粮改折为白银,对纳税者免除了运输等盘费与麻烦,就是改折为布、绢等“折色”物品,也比缴纳“本色”粮米合算。周忱向朝廷尽可能争取缴纳“折色”,同时,利用米粮、布绢、白银作为调节赋税负担的杠杆。“忱请检重额官田,极贫下户两税,准折纳金花银,每两当米四石,解京兑俸,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松江为明代棉纺织中心,洪武时已有以布折赋的先例。周忱再次奏请恢复松江、常州部分秋粮折布缴纳。

明代有按田粮随征马草的税目。马草运输比粮食尤难。周忱奏请每束折银三分,缴付南京,由南京就近购买,公私皆便。洪武年间(1368~1398),因为北方地旷人稀,便于江浙苏、松等处选派人到凤阳等地养马走递,充当驿夫。正统年间(1436~1449),周忱奏请以秋粮带征耗米,易银交付北方有关地区,从而减轻了江南马夫的负担。

正统初年,周忱被任命巡视淮安、扬州盐务,整顿那里的盐税拖欠问题。

周忱命苏州等府拨余米12万石至扬州盐场,抵作田赋,而令灶丁纳盐支米。如此既使百姓交足了税,又降低了百姓负担。

▲江西吉安长塘乡山前村周忱墓

黯然而终

周忱的改革触及了地方豪强的利益,在朝廷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1442年,豪强尹崇礼攻击他“多征耗米”。正统九年(1444)给事中李素等弹劾周忱“妄意变革,专擅科敛”。1450年,国难当头之际,应天府豪民彭守学又攻击周忱“多收耗米”,甚至攻击他“变卖银两,假公花销,任其所为,不可胜计”。户部竟奏请“分往各处查究追征”。1451年八月,周忱被迫离职。

“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无轻易忱法。然自是户部括所积余米为公赋,储备萧然。其后吴大饥,道馑相望,课逋如故矣。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处处祀之。”

1453年十月,周忱卒,谥文襄。著作有《双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