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桥兵变（孔有德之乱）

吴桥兵变简介

吴桥兵变：吴桥兵变是发生在明亡清兴之际的一起重要历史事件，它不光让山东地区“残破几三百里，杀人盈十余万”，还瓦解了明帝国北方地区的军事力量和社会结构，更让满清拥有了先进的火炮技术。吴桥兵变尝试将那段隐藏于迷雾之下的历史清晰地展现出来。

吴桥兵变过程分析——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一份来自辽东的紧急战报震动了身处北京的崇祯皇帝以及明帝国的大小臣工。后金首领皇太极率军直扑明帝国边境的大凌河城，将筑城的3万余军民团团围住，形势万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崇祯皇帝急命各路援军增援大凌河城。身处登州的登莱巡抚孙元化奉命派遣孔有德等人自陆路支援辽东。同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孔有德等人在北直隶的吴桥突然举兵造反，兵戈回指，连陷山东诸县，最终攻克山东重镇登州并包围莱州。被动的明帝国朝廷调集各路援军，耗费18个月才最终打败了这伙叛军。叛军首领孔有德、耿仲明等人狼狈逃窜，最终浮海投降了后金。

吴桥兵变出现在明清易代的关口，是一场十分值得研究的战役。这场战役彻底改变了双方的军事平衡，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之后明清交战的作战方法。然而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清代统治者对这场战役讳莫如深，并销毁了大部分描述这场战役的明代资料。吴桥兵变的经过就像一团疑云，笼罩在明清历史的上空，久久不散。甚至有一种所谓“吴桥兵变是一只鸡引发的血案，并最终摧毁了一个帝国”的奇谈怪论。其实要理清这一切，还要从登州开始说起。

明帝国对登州的经略

登州，位于我国山东省东部。夏代时，登州与蓬莱、禹贡、青州这几个地方合称“嵎夷”，斟鄩氏在此建国。这是登州地区最早的建制，之后历朝历代屡有变迁，直到唐武德四年（621年）才有了登州的称呼。唐代以后，随着朝贡体系的确立以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登州逐渐变成朝鲜半岛、日本向中原王朝朝贡或贸易的官方港口。登州的作用日显突出。

到了明朝，登州的军事作用开始获得统治者的重视。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元朝的残暴统治，正式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随即在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二十六日，朱元璋派遣使臣远赴日本、占城、爪哇、西洋等国宣布一个全新的中央王朝的建立。讽刺的是，在朱元璋派遣使臣赴日的同年，山东沿海郡县遭到了倭寇洗劫，他们掳走了大量百姓，最后逍遥而去。在这种情况下，明帝国于同年在登州设立守御千户所，这是明帝国在登州设卫的开端。

在洪武时期，自宋代就开始出现的由日本落魄武士或官方组织的倭寇对明帝国的影响已经十分巨大了。他们十分残忍和疯狂，这在当时高丽使者的日记中有很直观的体现。例如洪武时期来华的高丽使臣郑梦周在朝贡回程的途中宿于沙门岛的百姓家中。夜半时分，郑梦周突然听到有妇人的哭泣声，郑梦周上前询问原因，才知前些时候倭寇进入沙门岛劫掠，杀害了妇人的丈夫。听到此处，郑梦周不免哀叹连连，同情这位妇人的命运。而这，只是倭寇疯狂劫掠明帝国沿海地区的一个小小缩影。

登州城图，清顺治年编

在倭寇肆虐沿海的大背景下，明帝国不得不加强沿海的军事建设，而登州的地理位置尤为重要，史载：“东扼岛夷，北控辽左，南通吴会，西翼燕云。艘运之所达，可以济咽喉。备倭之所据，可以崇保障。封豕靡所渔，长鲸罔敢吸。”洪武初年，山东沿海地区仅仅只有莱州卫、登州卫以及宁海备御千户所。洪武九年（1376年），明帝国将登州备御千户所升级为卫，下辖左、右、中、前、后、中左、中右7个千户所，另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设置威海卫、成山卫、大嵩卫、靖海卫。

在之后的山东海防建设中，明帝国先后设置了11个卫、14个所、20个巡检司，有烟墩243个、堡129个。在所有卫级军事单位中，归登州府管辖的就有登州卫、宁海卫、大嵩卫、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

可以说，明帝国对登州的建设要比以往的朝代更加重视，这不仅是因为朝廷加强了对沿海贸易的监控，更是因为倭患所致。从洪武时期一直到万历末年，登州一直是明帝国“备倭”的前线阵地，甚至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其地位上升到与明帝国九边同等重要的程度。

然而，登州重镇在明朝的历史中却不以备倭而闻名，真正让登州大放异彩的，是始于天启年间的“备虏”。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建州称汗，建元天命。万历四十六（1618年）年四月，努尔哈赤经过充分且缜密的准备后，命令其部落至明帝国边境抚顺进行互市，暗地里却派遣精兵跟随。四月十五日拂晓，努尔哈赤率部突起直袭毫无防备的抚顺城。战斗很快结束，抚顺城被攻陷，努尔哈赤生擒游击李永芳，并在之后全歼前来救援的明帝国3000骑兵。总兵官张承胤、副总兵颇廷相、游击梁汝贵全部战死，河水为之赤，京师震动。此战标志着明帝国与女真战争的开始。

 

明洪武年间倭寇入侵次数统计表

明帝国对登州的经略一览

时间	事件
洪武二年	调遣莱州卫官军镇戍登州
洪武四年	严禁沿海居民私自出海
洪武九年	升登州为府。知府周斌奏改登州守御千户所升为登州卫，置指挥19名，屯田185顷50亩，设左、右、中、前、后、中左、中右7所，有正副千户30名、百户70名。修建备倭城池
洪武十年	升宁海备御千户所为宁海卫，置指挥18名，屯田154顷70亩8分，设右、中、前、后4所，有正副千户12名、百户40名
洪武十七年	明太祖命令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修筑山东等处沿海城堡
洪武二十三年	修建5个总寨于宁海卫，与莱州卫的8个总寨共辖48小寨
洪武三十一年	新建威海卫、成山卫、大嵩卫、靖海卫4个卫所。新建宁津所、奇山所2个守御所
永乐六年	倭寇入犯成山，又侵宁海。明成祖朱棣置备倭都司节制沿海诸军
永乐七年	组建登州营于备倭城内，设把总、指挥各1名，中军管队官、千户、百户31名，用于团练京操班军
永乐九年	增设总督
宣德四年	建文登营，设把总、指挥各1名，中军管队官、千户、百户23名
成化年间	建海阳守御千户所，设正副千户5名、百户10名，屯田55顷。新建大山所、金山所、百尺崖所、寻山所4个千户所
弘治十二年	设巡查兵备道于莱州
嘉靖三十四年	建兵备道署于登州
嘉靖四十一年	设巡查海防道于登州，建团练营
万历二十一年	因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明帝国调集南北水陆官兵巡防沿海。登州从此时起遂为重镇，与北方长城九边地位相同。设立中、后2营，2营各设把总1名，中营设哨官2名，后营设哨官4名。分团操为2营，左营直隶于中军，设哨官5名；右营以副总兵率领，设把总1名、哨官5名。改文登营为守备府，设守备1名、中军1名、哨官2名
万历二十五年	设总兵署、都督佥事
万历二十八年	增设团操中、前2营，各设把总1名、哨官4名。裁总兵官，改设副总兵
天启元年	设登莱巡抚参赞军务，专辖沿海屯卫，兼辖东江诸岛
天启二年	设登莱总兵官，后又设辽东总兵官
崇祯二年	罢登莱巡抚
崇祯三年	登莱总兵官改镇临清。登州设城守营，并12营为6营，每营设将官1名、中军1名、千总1名、把总2名，共官兵9197名

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率领女真军大败明军

强大起来的建州女真终于不得不让明帝国开始正视他们的存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帝国集结各路边军自辽东出塞，欲效仿正统年间扫平建州酋长李满住的故事，一次性打败努尔哈赤。但讽刺的是，由于各路将领的轻敌冒进以及互不协调，明军被努尔哈赤一一击溃，惨败于萨尔浒。就在这个节点上，一代名臣熊廷弼正式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萨尔浒之战惨败以后，明廷罢斥辽东经略杨镐，熊廷弼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还未出山海关，后金军便已攻陷了明帝国辽东重镇开原；出关后不久还未到任，明帝国再失铁岭。后金军气势汹汹，仿佛要在一夜之间吞并整个辽东。在这种恐慌情绪下，沈阳和附近城堡的军民一时丧失了抵抗的力量，纷纷举家溃逃，辽阳危在旦夕。此时形势已经相当严峻，稍微调控不好，明帝国在辽东就会满盘皆输。然而幸运的是，明帝国选择了熊廷弼。熊廷弼收到战报后，没有退缩，反而日夜兼程地向前线开进。他沿途不断招抚逃人，并以雷霆之势斩杀了逃跑将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再杀贪墨军士饷银的将领陈伦，弹劾并罢斥了辽东总兵官李如桢。在不长的时间里，熊廷弼以强硬的手段，监督军士维修战器、修缮城池、疏浚壕沟。他令严法行，不到数月辽东守备大固，人心始安。

然而历史却总是喜欢和人们开玩笑，它选择了熊廷弼，却并没有给予他足够的时间和机遇。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支持熊廷弼的明神宗朱翊钧驾崩。仅仅一个月之后，新嗣位的皇帝泰昌帝朱常洛驾崩，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在这种最高领导人频繁换代的情况下，明帝国进入了一个“群魔乱舞”的时期。

明熹宗刚刚嗣位不久，熊廷弼便因为陷入党争而被政敌诽谤以致被罢斥，改为庸碌无能的袁应泰经略辽东。天启元年，后金军看准时机，里应外合，一举攻破沈阳。此后，后金军乘胜而战，攻陷了辽阳，经略袁应泰自缢身死。两个重镇的陷落导致辽东河西地区（辽东广宁周围地方）的居民纷纷遁逃，塔山至闾阳200余里地区，烟火断绝。在这种危急关头，明廷终于又想起了熊廷弼。

熊廷弼画像

熊廷弼回朝伊始，即向明熹宗条陈复辽方略：其一，广宁城以马步兵列阵河上，力阻南下的后金军；其二，于天津、登莱设置舟师，乘虚进剿，动摇后金军的人心，使其有后顾之忧，则辽阳可复。明熹宗深以为然，下令再次起用熊廷弼，升熊廷弼为兵部尚书，经略辽东。旋即，明廷于登莱设立巡抚及舟师部队，登莱两地作为“备虏”重镇的地位被正式确立下来。登州作为明清战争的前线阵地，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明帝国对登州的建设十分上心。明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明帝国将领毛文龙在内应的帮助下收复了被后金军占领的镇江。八月，毛文龙收复镇江的捷报送达北京，这种在频频战败中出现的捷报自然让明帝国高层十分欢喜，甚至有人认为收复辽东指日可待。于是在这种乐观情绪影响下，明帝国做出了极大动员，准备再次寻求和建州女真的决战，以期彻底消灭建州女真。明军计划在全国13省每省调集1万军士，兵部尚书亲领2万军士，共计15万大军开至广宁，击敌正面；再调遣2.5万名登州水军至朝鲜，与朝鲜兵一道击敌腹背；中间由辽东还未沦陷的镇江与铁山牵制。明帝国认为，三方合力，必定能彻底击破建州女真。然而，上天再次和明帝国开了一个玩笑。在镇江捷报到达北京后不久，后金军再陷镇江、毛文龙遁逃朝鲜的败报就呈到了明朝君臣面前，并且后金军不久后再克铁山。加上朝鲜以壬辰倭乱以后国内一片凋敝为由，对出兵辽东一再推诿，三方布置最终胎死腹中。不过，从此次事件中可以得知，登州在明帝国正式投入与后金军的战争后不久，就能一次性召集水兵2.5万名，可见登州战备之强。

之后在整个天启年间，明军在辽东的战局趋于保守。因而登州虽然作为反攻辽东的重要大后方，但是没能发挥配合前方战场、趁势攻入敌方老巢的作用。这个时期，登州的主要作用便集中在了接回辽东难民、押运赴辽粮草、沟通朝鲜的信息渠道上了。

吴桥兵变的起因与考证

到了崇祯年间，明军与后金军的战斗进入到了拼国力、拼策略的拉锯状态。崇祯四年七月，为了进一步巩固辽东防线，明军将领祖大寿率领麾下1.3万余军士和大量民众修筑关外大凌河城。明军的行动很快，在八月初就已经完成大部分工程。然而后金军首领皇太极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明军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修建城池。于是，皇太极于崇祯四年八月初六率领1.5万女真精锐将大凌河城层层包围。也是在此战中，后金军开始使用俘获以及自制的红夷大炮和其他炮种进行攻坚战，大凌河城周围的墩台城堡非败即降。明军火炮优势尽失，在辽东孤立无援。小小的大凌河城很快出现了粮食危机，并出现人相食的惨状，但是明军并没有投降，而是努力和外界沟通，期望朝廷派遣援军救援大凌河城。经过重重努力，八月二十二日前后，来自大凌河城的求援战报终于送到了北京城。此时辽东已没有力量可以增援大凌河城了，于是支援大凌河城的重任便落在了重镇登州与莱州身上。

此时任职登莱巡抚的正是西法党人孙元化。明廷自接到大凌河城的求援战报后，便下令驻防在皮岛的前协副总兵张焘（西法党人）率兵至旅顺的双岛，与登州参将黄蜚以及孔有德部会师并进军至三岔河，以期相机登岸夹攻后金军，解大凌河之围。

清末民初的祖大寿墓（部分）

一个月后的九月二十七日，登州派出的援军正式从水路起航支援大凌河城。援军规模不可谓不大，张焘以及葡萄牙军官公沙率领沙船21艘自皮岛进发。当晚，明军船队遭遇大风，被迫修整一昼夜。之后的十月初一（飓风持续5天）、初六、初八（飓风持续3日）持续遭遇飓风。这种极端恶劣的天气导致明军船只严重损毁，士兵的辎重及兵器亦全部遗失。而已经抵达三岔河的孔有德部称，三岔河已经结冰，但冰面尚无法承受太大重量，军队无法渡河。于是来自登莱的援军竟然以此为借口，不顾大凌河城官兵的死活，一直逗留到了十一月初。

尽管风浪巨大，但是实在无法想象双岛一整个月都有飓风的存在，援军兵器尽失竟也不在当地及附近采买。西法党人张焘甚至在逗留不前的情况下，居然还吹嘘与自己同行的葡萄牙人“西洋一士可当胜兵千人”，并请明廷购买西洋火炮、火药以及盔甲给自己的部队。

那么这里就存在几个问题。西洋火器是否能在短时间内采买齐全？况且双岛距登州已经很远，是否有地方可以短时间内采买到？张焘本人说沿途飓风，就算登州尚有西洋火器，运抵双岛是否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不需要一个月，那么张焘逗留一月不前是何居心？张焘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提议是胡闹，也不可能不知道大凌河城的官兵已经苦盼援军三个月，但是他依然“任性”地在双岛驻扎了下来。这种无耻、软弱和盲目自信的对敌态度，其实可以说是明末西法党人的真实写照。

一筹莫展的明廷于十月二十三日再次发文催促登州调遣援军，自陆路发兵5000火速开往大凌河城。然而由于张焘及孔有德的逗留不前，登州城内只有不足3000军士，登州步兵火器营主力都在逗留于双岛的孔有德以及吴进胜的手中，共4200人。无计可施的孙元化只得在十月二十五日，调拨小划船前往双岛诏谕孔有德部回登州。等孔有德部召集队伍回到登州的时候，已经是十一月十四日了。

旅顺双岛沿海环境

十一月十四日，孙元化命孔有德与王廷臣先行。此次自陆路北上辽东的第二次援军队伍，一共有官兵4472员、马1061匹、骡515头、驼3只、牛154头，所携装备有铁甲1985副、棉甲564副、中西大小铳炮1034门、火药5990斤、铅子2217斤。孙元化因此吹嘘道：“从来援兵未必若此之盔甲、器械、锅帐、辎车悉全者。”但是讽刺的是，大凌河城守军已经在半个月前，由于援军的拖延和弹尽粮绝而投降了。

明末辽东、山东与东江地形图

孔有德部自陆路出发后，沿途怠玩，丝毫没有火速前进的意思。孔有德部甚至在山东邹平驻扎了月余而停止不前，以至于出发两个月才离开山东境内，这从侧面说明孔有德十月初时至三岔河不渡，并不是因为水面结冰而无法飞越。目无法纪，大胆狂妄，就是孔有德的真实性格了。

崇祯四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当孔有德部率军抵达直隶河间府的吴桥时，孔有德部突然易帜叛变。常见说法是，当时已经到了冬日，部队到达吴桥县以后，补给无法满足。孔部的步卒到吴桥县的乡绅王象春家偷食了王家的鸡犬，此事被王家告发以后，孔有德惩罚这名肇事士卒穿耳游营。饥寒交迫的孔部见此情形又惊又怒，遂发生哗变。哗变的军士将王象春的家宅焚烧殆尽，王家仅王象春之子幸免于难。第二日，孔部千总李应元与其父李九成捆缚孔有德于演武场，逼迫孔有德谋反，孔有德最终被迫答应。于是，孔部叛军自吴桥县回戈东指山东，尽行劫掠，所过无遗。这便是震惊明末，改变了明清力量的吴桥兵变。

很多史料，如清代编撰的《明史》以及之后的《清史稿》，都采信这种说法。孔有德在之后给后金首领的请降书中，亦将自己包装成一个人畜无害的忠良将领，因军队冻饿，加上官员的逼迫才不得已造反。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明史》和《清史稿》中为了避尊者讳，巧妙地隐藏了一些细节，成书于康熙年间的清代禁书《平叛记》却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线索。根据《平叛记》的记载，孔有德部在登州到吴桥县的途中，军纪就已经非常败坏了。当时孔部在途中，所过之处多行劫掠，名声非常差。到达吴桥县以后，百姓因为这个原因纷纷闭门罢市，不纳孔部，才导致了孔部饥寒交迫的情况。但这里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前提，那就是孙元化在发兵之前，已经给足了孔部粮饷以及冬衣。孔部在吴桥县会出现断粮的情况，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山东足足逗留了两个月！再则，孔部在粮饷充足的情况下尚且沿途劫掠，无粮时能有多强的军纪，就实在耐人寻味了。孔部给出的冻饿交加才不得已“起义”的借口，放在崇祯初年的大背景下，也是站不住脚的说法。就以崇祯四年吴桥兵变之前的己巳之变（崇祯二年）来说，当时皇太极率领大军越过喜峰口，兵围北京城，崇祯皇帝下令各路军队勤王，各路勤王军的处境亦十分凄惨。比如当时延绥军接到勤王诏令，急行军数千里，到达顺义时乏粮，顺义守城官拒绝给粮，亦拒绝延绥军进城，饥寒交迫的延绥军却并没有出现哗变的情况。又如云南勤王军到达北京时，缺粮数月，因水土不服减员十分之二三，衣物器械典卖殆尽，整个军队犹如乞丐，亦没有出现哗变的情况。再如京营士兵缺粮十数月；宣府大同勤王军粮饷数月未给，官兵枵腹，在勤王途中急行军数日不得食，但都保持了良好的军纪。孔有德因为自己玩忽职守，逗留两月不前而乏粮，且以此为借口推卸责任，实在是强词夺理。《平叛记》中说孔有德“骄悍不法”，可谓是一针见血的评价了。

清太宗皇太极画像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记载最为清楚的第一手资料当数《中国明朝档案总汇》里面的内容。这份档案中收录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吴桥知县毕自寅的叙事奏疏，记载了孔部过境的更多细节。据称，吴桥县自崇祯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左右到孔有德所部经过，陆续有援辽的山东队伍过境（当指前文中的王廷臣部），一路上并无迟留。闰十一月二十七日，有领兵官孔有德所率兵丁约六七百人于当日傍晚抵达吴桥县歇息，次日饭后继续向北出发。当孔部北行至吴桥县校场时，孔部突生变故，驻扎不前。毕自寅见状，急忙派人去孔有德军中催问缘由。只见孔部士兵将孔有德捆绑，口称孔有德不支粮饷，要求支给他们粮饷才能施放孔有德。毕自寅见状亲自到孔有德军营中劝慰军心，但是恼怒的士兵并不听从毕自寅的劝说。到中午，他们强行让毕自寅给予其饭食，之后下乡掠夺马驴十数匹。毕自寅见状急忙命令县中衙役、保甲和民壮等上城守御，以防不测。至傍晚时分，孔部终于拔营，声称回登州讨粮，随即南行。

另外根据记载，胁迫孔有德谋反的李九成，是登莱巡抚孙元化任命的购马官员。因登州及山东等地马种矮小，不利于辽东战事，登州府会时常遣人至山西、陕西等边地买马。然而李九成却将朝廷给予的购马款项贪污殆尽，自知难逃重刑的他才最终生起了谋反的念头。

将以上记载串联起来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吴桥兵变的前因后果：孔有德部援辽军士，沿途观望，军纪败坏，以至于到了吴桥县就已经基本用完了所带粮饷。到了吴桥县以后，吃过最后一顿饭，军粮终于见底。骄妄的孔部军士将孔有德带至校场捆绑索要粮饷，最终将官的野心与士兵的不满联合起来，促成了最终的兵变。

此外，整个吴桥兵变期间，两方将领对兵变谋反的态度本身就是“一拍即合”：孔有德目无王法，狂妄自大；李九成父子自知死罪难免，亡命一搏。而且在一开始孔部赴援辽东路过莱州时，史载莱州知府“知其必反”。可知孔有德要么对朝廷极其不满，人尽皆知；要么在出城时，孔部的军纪就已经十分败坏了。

那么孔有德究竟是被乱兵“胁迫”最终“不得已起义”，还是早有预谋的谋反，就十分让人怀疑了。

退败与增援：明军与叛军的山东争夺战

无论如何，孔有德最终还是叛乱了。崇祯四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孔部叛乱后，连陷陵县、临邑、商河、齐东等地，每到一处必劫掠当地府库，施放囚犯来壮大自己的兵力。在孔部攻陷齐东以后，当时巡历在平原的山东巡按王道纯距离叛军驻地很近。王道纯得知此事后，急忙移书在山东首府济南的山东巡抚余大成，告知其叛军谋反连陷州郡一事。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如此重大的事件，余大成居然不相信，他认为孔部皆山东士兵，怎么会做出杀掠本省人民的事情？王道纯无奈，急忙再次向余大成发书求援，这一次余大成竟告病称这件事自己没办法管。

《徐显卿宦迹图》中的明朝官员形象

直到十二月初六，叛军攻陷青城以后，大梦方觉的余大成才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余大成急命济南府中军沈廷瑜、武德参将陶廷鑨发兵剿贼。十二月初八，来自济南和武德的明军与孔部叛军会战于阮城。在这种危急关头，沈廷瑜居然乘坐轿子指挥战斗，其麾下士兵的战斗如何就不言而喻了。结果显而易见，刚一交锋，沈廷瑜所率领的济南兵就率先败退。叛军见有机可乘，一鼓作气地击败了陶廷鑨率领的武德兵。明军军队几乎死伤殆尽，沈廷瑜与陶廷鑨仅以身免。

此时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山东巡抚余大成在确信了孔部叛变以后，先是派遣官员乙邦才赴孔部招安叛军，但是桀骜不驯的叛军将乙邦才绑缚，打了40军棍放回。余大成无可奈何，急命山东各路部队集结会剿叛军。但是孙元化却打算招安孔有德部，孙元化移檄山东沿途各州郡，不许对叛军相加一矢，以表示朝廷招安叛军的诚意。孔有德也似乎被感化，阮城以后就再没有沿途攻打济南到登州的州县。于是天真的孙元化给余大成写信道：“抚局已定，我兵不得往东一步以致坏事。”随即孙元化解散了召集的登莱援军。余大成无奈，亦下令解散会剿叛军的明军。终于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孔部到达登州城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吴桥县发动兵变之后，孔部叛军之所以在山东境内纵横豕突，无人能挡，是因为山东境内的军备已经到了明帝国开国以来最差的时候。自明成祖迁都北京以来，明帝国以蓟辽、宣云为京师两翼，以山东为京师咽喉。但山东相比作为京师两翼的那四个地区，兵力情况着实堪忧。万历二十年，因为日本侵略朝鲜的原因，山东作为连通南北的重要交通要道，明帝国商议在此增设兵额。最终，明帝国在济南府增兵3000名，登州增兵3700名。万历四十八年，因为建州努尔哈赤的崛起，山东添兵9000名。天启二年，山东再添兵9000名。前后一共增兵24700余名，并成定额。崇祯二年，由于糟糕的财政状况，明帝国裁汰了一部分兵额。裁汰以后，山东实存兵15900名。在同年后金军兵围北京城的己巳之变中，山东抽调精锐5600人入卫京师，官兵损失很大，山东全省仅有老弱兵卒数千分布在辽阔的辖区内。“空虚之极”算是对山东兵力的真实写照了。于是在崇祯三年七月，山东请朝廷发饷增募新兵3000人以为用。但是显而易见，就整个山东省的体量来说，这无疑是杯水车薪。一年的时间显然无法练出精兵，所以一开始人数不多的孔部能在山东肆无忌惮。

就在全山东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叛军挺近登州城，而孙元化以为事情就这么平息下去的时候，只有莱州知府朱万年保持了十分清醒的头脑。十二月十三日，即叛军到达登州的10天前，朱万年便在莱州城誓师，动员全城军民严守城池，且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

朱万年对莱州的城防主要做了三件事：

其一，城内宵禁戒严。朱万年命令城内妇女一律不许出城，官绅的粮食全部运回城中以防资敌。再者，城中的每一个十字路口均设置一个栅栏，责令附近居民轮流看守，夜间及时封锁，非有令箭不许擅自开启，五更以后方可通行。不许夜间饮酒赌博以生事端。

其二，登记人口，十家一牌。朱万年规定十家为一牌，以牌为单位查清各家的人口和具体情况。每牌均要准备防火设备，若有火警，只需本牌十家相互扑灭，以防奸细。每牌编册以后，十户家庭每户出壮丁一名守城垛，以备不虞。

明朝中后期的军费开支比例

其三，完善城防。莱州城的大楼、角楼以及马面墙按需配置红夷大炮以及其他火炮。红夷大炮用四轮炮车安置，以便移动。再于城垛上设置礌石以及箭帘等物，莱州城四个大门前皆修筑高墙以护门。其中南北二门各置千斤铁叶牌保护城门，牌上安装滑轮以为升降进出之用。

莱州府治下掖县鼓楼老照片

可见朱万年对莱州城的防守十分细心仔细。所以在之后的登莱之战中，莱州城防成了吴桥兵变中最为耀眼的闪光点。

另一方面，因为山东全省在孙元化的错误判断下，遣散了所有的援助力量，孔部叛军一路急进。崇祯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孔部叛军抵达登州城下，驻扎于登州城南的密神山。孙元化此时终于稍微动了一点头脑。他命令张焘率领辽东兵驻扎城外，总兵官张可大率领南兵拒战。准备充分以后，孙元化派人赴孔部军营招安。这个时候孔有德等人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他们不仅没有接受朝廷的招安，而且连夜组织士兵攻打登州西城。登莱总兵官张可大连忙用大炮击退了攻城的孔部。此时孔部被大炮轰击首战不利，士气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张可大陈请孙元化趁机发兵，一鼓作气消灭孔部叛军。然而孙元化却一错再错，他心怀侥幸，执意招安孔有德，并没有听从张可大的建议。张可大只能再次急切地向孙元化晓以利害关系，建议几天之后的崇祯五年元月初一集合大军攻打孔有德部。然而到了崇祯五年的元月初一，孙元化拒不发兵。明军早期顺利平叛的最后一个机会至此就被孙元化给放弃掉了。

上一战之后，明军任由孔部叛军休整了足足10天而不做任何准备。崇祯五年元月初二，孔部叛军再次兵临城下。又惊又惧的孙元化才终于觉悟，他急命张可大的南兵与张焘的辽东兵合兵，与孔部战于登州城东。张可大的南兵先与孔部作战，南兵悍不畏死，奋勇当先，连破孔部叛军数个兵阵。但是就在这时，配合南兵作战的张焘却因为怕死，放弃张可大，率辽兵逃走。张焘的引退导致明军阵型全面崩溃。

铸于万历十年的登州戚氏刀

张可大的南兵在辽兵退却以后依然殊死力战，直至最后，几乎全军覆没。张可大部下中军管维城，游击陈良谟，守备盛洛、姚士良皆力战身死，张可大仅以身免。反观张焘所部辽兵，虽然提前逃跑，但依然有一半军士投降了孔有德。

崇祯五年元月初三，投降孔有德的34名明军突然出现在登州城门外，要求入城。两军交战，投降的军士被敌军无故放回本就疑点重重，但孙元化却不加甄别，选择相信被放回的军士并让他们进入登州城！虽然经过张可大等人苦口婆心地劝导，但是天真的孙元化再次放弃采纳张可大等人的建议，这些叛军就这样混入了登州城内的明军之中。

事情的发展没有半点悬念。夜半，被孔有德从营中放回的辽军与城内明军中军耿仲明、都司陈光福等人起兵为内应。他们振臂高呼，与城外的孔部叛军里应外合，不费吹灰之力便攻下了登州城东门，最终占领了这座明廷经营十数年之久的重镇。据说孙元化当时看着城头的火光，心知大势已去，于是抽出佩刀，想挥刀自刎，但是却并没有自杀成功。孙元化被孔部叛军掳去，旋即因为他昔日对孔有德等人有恩，最终被叛军放走。此时张可大奉命守登州水城，不在大城之中。登州大城被攻陷以后，张可大抚膺恸哭，并解下自己的符印和旗鼓，自小道逃入济南。在交代了后事之后，这位悲情英雄最终自缢于家中。

此时被孔有德占领的登州城中，尚有旧兵6000人、援兵1000人、马3000匹、饷银10万两，并有红夷大炮20余门、西洋大炮300余门，其余火器甲仗不可胜数。这些兵马军资皆为孔部叛军所有。孔有德等人占领登州后，召集登州城内所有辽人，给他们发放兵器。其后，孔部叛军以及城内辽人，对登州城内的其他百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戮与奸淫。一时间，昔日繁华的登州城犹如人间炼狱。

可以说经过天启、崇祯两朝的建设，登州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边防“第十镇”，和明朝传统九边镇城处于同等地位。但是这样铁打的登州城，为什么就在数千人的攻势下迅速瓦解，不堪一击呢？总结来说，就是以孙元化、张焘为首的西法党人盲目、愚蠢的防御政策所导致的。诚然，登州城城高池深，所用大炮都是西洋炮，用的也是西洋火药，更是聘了西洋炮手，但在一场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永远是人，其次才是武备。明末孙元化等西法党人虽然对中西技术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们迟钝的政治军事水平却毫无意外地间接成就了后来崛起的清王朝，为大明朝的覆灭埋下了导火线。

明朝最后一位阁臣范景文曾这么评论过登州失陷一事，此文亦可当作总结：

虽然，此器耳，尤存乎其人……孙初阳（初阳为孙元化的字）……自以为有西洋大砲八门，鸟铳枪刀皆西洋。药法弹法皆西洋。又即以西洋人放之，精极无加矣。然孔有德一攻不守，此曷故哉？此非徒狥器，而不得人心之谓乎？

喋血孤城

号称明帝国边防“第十镇”的登州城的沦陷，使整个山东地区陷入了恐慌之中。崇祯皇帝直到这个时候才知道孙元化等人是何等的无能，他立即下令逮捕误国的孙元化以及张焘等西法党人，并于崇祯五年的七月二十三日将孙元化与张焘斩首。

孔有德占据登州以后，马上就开始了“大封群臣”的行动。他重新部署、整编部队，并对军官进行了封赏。李九成和孔有德自称“都元帅”，作为内应协助孔有德破城的耿仲明则被封为“都督”。然后他们用收缴的登州巡抚关防印信传檄各州县，妄图引诱邻近诸县一同谋反。在李九成、孔有德等人的号召之下，辽东诸岛的辽军也纷纷易帜参与叛乱，并渡海至登州。其中，原属毛文龙部的旅顺将领陈有时所带领的8000人的队伍最为壮大。值得一提的是，易帜响应叛变的岛兵亦多为毛文龙旧部。孔有德叛军此时气焰极盛，并叫嚣打下最后尚在抵抗的莱州以后，南下攻取南京。

毛文龙碑亭

总而言之，当时局势日益紧张。

明廷中，主和派显然无法解决山东目前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明帝国中的主战派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在主战派的劝说下，崇祯皇帝下定决心，同时调集了杨御蕃、王洪、刘国柱三位总兵官，发兵会剿孔部叛军。这三位总兵官的上司，正是庸碌无为的山东巡抚余大成。余大成到达莱州以后，不思如何破敌，亦不敢再提招抚，两难之下居然每日闭门诵经以为避世，被时人嘲讽为“白莲都院”。余大成此举显然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同时也给叛军提供了充分的时间招兵买马，编制部队。

登州城被孔部叛军攻破后的10天时间里，在余大成消极的避战思想下，叛军越发认为朝廷的军队不足为惧，气焰日益嚣张。崇祯五年元月十二日，叛军令尚被羁押在叛军营中的孙元化修书一封给余大成，开始跟明廷谈条件。他们要求明廷割让登州以及登州所属的8个县给叛军，叛军则承诺再不侵扰山东，年年向朝廷纳贡，并且听从朝廷调遣。这几个要求看似恭顺，实际上是想让明廷承认叛军在山东建立“国中国”的最终目的。这种条款明显不能让明廷接受。但是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余大成居然开始认真考虑割地给叛军来达到息事宁人的结果，最终在山东巡按王道纯的极力反对下才作罢。可以说，正是余大成以及孙元化等明廷高层官员的朽化和犹豫，才最终促成了叛军势大。

崇祯五年元月十一日，也就是叛军修书余大成的前一天，叛军发兵攻打黄县，进一步说明了叛军所谓的“和谈”只是在和明廷拖延时间。黄县是登州至莱州的最后一道外围防线，其军事意义不可谓不重大。此时的黄县守将是莱州参将张奇功，张奇功本应离任致仕，但是此时正值叛军扰乱，他当即奏请守卫重要的黄县。然而昏庸无能的余大成却只在黄县部署了300老弱士卒，张奇功无奈之下只能在城内临时招募民兵守城。叛军到达黄县以后，开始了猛烈的进攻。张奇功守城有方，小小的黄县居然抵抗住了叛军两天的进攻。元月十三日，在叛军持续攻击下，黄县南门被攻破，守卫南门的民兵也大多溃败。此时，明知大势已去的老将张奇功却依然选择战斗到最后。他奋臂大呼，持刀亲自冲入敌阵，连杀叛军十数人，最终力竭，身死殉国。残忍的叛军因为张奇功死守城池造成了他们很大的伤亡，气愤之下最后竟将战死的张奇功的遗体肢解。这位老将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忠贞爱国的高尚情操，可惜却因当权者的昏庸，平添了一抹浓重的悲情色彩。

《王琼事迹图》中的明军高级将领形象

黄县沦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莱州，莱州城彻底地变成了一座孤城。为了表示背城死战的决心，莱州知府朱万年亲自号召全城官民共御强敌。为了表现身先士卒的精神，朱万年亲率兵丁守卫直面敌阵的南门。莱州同知寇化守东门，莱州通判任栋守北门，掖县知县洪恩照守西门。由于登州城陷以后，登州城内的百姓遭到了叛军惨无人道的屠杀，所以面对即将到来的莱州守卫战，莱州城内的乡绅抗敌情绪十分激烈，因而在这次守城中，乡绅亦纷纷出力守卫莱州的东北、西南角。

对外准备妥当以后，朱万年开始稳定城内民心。除了张贴告示表示与城共存亡以外，他更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的决心。在战事不利，人心惶惶的时刻，自然有人想举家逃难。朱万年张贴告示的当天，就有丁忧在家的朝中大臣范相公（真名不详，官职应比朱万年高）因为害怕叛军陷城，连忙请了抚军的令箭，收拾好家财准备自南门逃出。朱万年听闻此事以后，不等范相公出门，便率先赶到范相公住所，劝说道：“我已经张贴告示以表示背城死战的决心，按照规定乡绅都不允许出逃以稳住民心。”范相公狡辩说：“我只是丁忧在家而已，并不算是乡绅，缘何不能出城？”眼见苦劝不成，朱万年将自己的官帽狠掷在地上，说道：“我既然是这一城的知府，自有守土之责。如今城中我说了算！轮不到你来僭位与我争辩！”说罢朱万年亲率20多个读书人手持棍棒站在南门，并说道：“再敢有人想出莱州城，直接乱棍打死，不用负担任何责任！”范相公气急，他并不相信官职比他低微的朱万年胆敢阻拦他，况且他手里还有抚军的令箭。于是午后，范相公拖家带口一共30人，还乘了两顶轿子准备强行出门。手持棍棒守卫南门的读书人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面对范相公的蛮横无理，纵然是朝中重臣又如何！于是这些个生员一拥而上，将范相公所乘的轿子给打得粉碎，范相公的家眷也被这些读书人打得头破血流，最终范相公和他的家眷只能互相搀扶着狼狈回了城。可此时正值大战前夕，谁都不知道留在城里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虽然有范相公的前车之鉴，但是打算逃跑的人依然不绝，最后还是在朱万年的高压政策下，百姓逃跑出城的情况才得慢慢好转。

此时，叛军正快速接近莱州城，明廷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调遣。崇祯五年元月十七日，明廷罢斥了昏庸无能的山东巡抚余大成，任命徐从治为山东巡抚，谢琏取代孙元化为登莱巡抚。这二人在明末的剿匪战场上都是坚决的主战派。所以，徐从治和谢琏的走马上任，也被认为是吴桥兵变中明军掌握主动权的转折点之一。他们以及其他有为的将领将在莱州城上演一场悲壮的保卫战，同时也让莱州城成了绝大多数叛军的坟场。

元月二十二日，总兵官杨御蕃等人率援军抵达莱州城，明军与叛军正面作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经过一番修整和部署以后，在莱州民众的欢呼和期盼中，总兵官杨御蕃、王洪、刘国柱尽全鲁之兵，誓师东征，向登州方向开进。二十八日，明军到达新城，并在城外列阵。此时叛军有骑兵5000人、步卒10000余人，反观明军，虽然号称三位总兵官东征，但是总兵力只有5000人，人数上已然处于劣势地位。

明军列阵放枪图

杨御蕃和王洪各自列阵，王洪率领的天津兵驻守新城附近的山上，居高临下，与杨御蕃部互为照应。

双方僵持两日，到了三十日中午，叛军遣兵7000余人冲击杨御蕃军阵，杨御蕃亲自率领兵丁隔着营壕与叛军对射。到了夜幕时分，叛军眼见无法突破杨御蕃阵前的壕沟，于是留下2000骑兵困住杨部，其余叛军转而攻打山上王洪所部的天津营。到了晚上一更时，双方完成列阵。二月初一，叛军又督发步兵万余，架设红夷大炮与大将军炮重叠围攻王洪的天津营阵地。天津营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逐渐不支，王洪遂派陈奇功与叛军讲和。夜幕中，杨御蕃军向山头远望，只见双方信使往来不绝。然而，用惯了讲和伎俩的叛军显然并没有议和的心思，而是在为新一轮的攻击做准备。不出所料，叛军在天津营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部署大炮四面击打王洪部。王洪麾下天津兵怯不敢战，全军崩溃。王洪不但不能约束部下，甚至他自己亦奔马向西逃窜，王洪部就此溃败。消灭王洪部后，叛军占据了山上的王洪大营，完成了对杨御蕃部的合围。当日，叛军居高临下，用红夷大炮5门、大将军炮300余门从四面炮击杨御蕃军阵。同时，叛军又派遣奸细烧毁了朱桥镇沿途的明军粮草。杨御蕃部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亦无食的境地。在叛军占据绝对优势的猛攻下，杨御蕃部居然坚持了一日一夜而不崩，这足以证明杨御蕃非凡的统兵才能。

到了第二日，也就是二月初二凌晨，眼见继续拖延下去一定是必败结局，杨御蕃决定背水一战。于是，杨御蕃趁叛军正值骄纵轻敌之时，亲率兵丁与叛军对射，架设大炮轰击叛军军阵，打死叛军数百人。回过神来的叛军打算再次包围杨御蕃部。虽然此时叛军阵脚已乱，但杨部也彻底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在连日的战斗中，由于发射频率过大，杨御蕃部的30余门大型火炮已经炸膛了24门，再不突围恐怕凶多吉少。

于是二月初二清晨，他突率全军纵骑直扑叛军中心大营。杨御蕃部拼命呐喊，杀声震天，并举火器四面乱击。由于连续取得对明军的军事胜利让叛军的营防十分懈怠，再加上突如其来的袭击让叛军摸不清冲入己方大营的明军到底有多少人，这使叛军极其混乱。杨御蕃率领部下奋力扑杀，最终打开一个缺口，成功突围。此战杨御蕃部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斩首敌军首级129颗，抢夺叛军旗帜14杆的战绩。此后，杨御蕃有秩序地向莱州方向撤退。

明代铁头盔

死战！莱州城下！

二月初一，新上任的山东巡抚徐从治和登莱巡抚谢琏到达莱州。同日，王洪及其天津营残余部队也跟着到达莱州城。为了掩盖自己临阵脱逃的事实，王洪谎称杨御蕃部已经在新城全军覆没。就在众人沮丧之时，杨御蕃派遣的信使赶到了莱州城，众人这才了解了事情的真相。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初二，杨御蕃带领全军亦到达莱州城，并入城协守。

可以说，杨御蕃部回城得十分及时。就在二月初三，追赶杨御蕃部的叛军前锋——500骑兵进抵距离莱州城30里的平里店。前锋到达以后，叛军大部也陆续赶到。此次由孔有德、李九成亲自率领的叛军，总人数号称10万，其中步兵9万人，骑兵1万人。叛军主力皆为辽镇诸岛来投孔有德的前明军将士，他们中间有众多骁勇善战的“夷虏”，也就是蒙古人和女真人。据《中国明朝档案总汇》记载，孔有德拥有“数万强虏”。这些精锐叛军将莱州城团团围住，并将两个大营分别驻扎在莱州城西部的福禄山和城东的砰儿坡，共扎营十四五处。夜幕时分，在莱州城头防守的明军极目远眺，只见叛军骑兵“星驰电掣，戈旗耀日，钲鼓轰天”，又见步兵连营列阵，气势惊人。叛军所举的火把将晚间的天幕都照成了白昼。这种场景对总兵力只有4000余人的守城明军来说，是十分震撼和绝望的。

《平番得胜图》中的明军骑兵形象

在叛军来到莱州城下的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初五，叛军移营至离城更近的演武场，发兵攻打莱州城的东北角。惨烈的莱州攻防战正式开始了！孔部叛军以俘虏的平民百姓为前驱，迫令他们搭架云梯或手执盾牌去填城外的壕沟，同时击发火炮压制明军城头火力。当时，叛军流矢若蝗，大炮轰隆声从早到晚不绝，明军一时间被压制得无法做出有力还击，叛军于是越过壕沟直抵莱州城下。在此危急关头，杨御蕃与徐从治麾下亲军李守业、秦大鹏率众沉着应战，趁着敌军进攻空隙击发火器，屡次挫败叛军前锋登城的企图。

叛军在第一天的攻城战中损失极大，这给一路骄纵的叛军造成了很大打击。二月初九，恼羞成怒的叛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疯狂进攻。叛军故伎重施，强迫难民搭设云梯、撞车，四面围攻莱州城。明军击发大炮和火铳击退了叛军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叛军中有一名身着蟒衣的高级将领在莱州西城外阵前督战，明军找准机会，将炮口对准蟒衣大将，一炮将其击毙。蟒衣大将的阵亡让叛军士气受到了极大打击，叛军全军号泣，将这名将领的尸首抬走，并暂时撤出了莱州西城。

从前两日的战况分析，叛军发现莱州城不比山东的其他城池，这里将士用命，官员都是坚决的主战派，城防坚固，火炮齐全，一味地猛攻只会让自己的损失更大。于是叛军从二月十日开始挖掘隧道，“几遍城壕”，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与城墙同高的数个炮台，与城内明军用大炮对射。根据记载，叛军所发射的铁制炮弹“大如升、小如拳，重七八斤不等，有重十余斤者”，而且“准如射的”的发炮技术让明军在城头的损失非常大。有的守城明军中炮后直接被炸得粉碎，城墙的堞垛也被打得倾塌。这也从侧面说明，明人在当时已经熟练掌握了弹道学并投入实用。

第二天，叛军再次加大炮击力度，并派军士在炮火的掩护下登城作战。此时总兵官杨御蕃身穿甲胄，冒着炮火再次出现在城上督战。眼见总兵官如此拼命，守城的明军齐齐呐喊，与登城的叛军展开了惨烈的白刃战。城上肢体横飞，死伤枕藉，但明军毫不退缩，不放弃一城一垛，终于在傍晚时分击退了攻城的叛军。

从二月中旬开始，除了每日例行的炮击之外，叛军把重心全部放在了挖掘地道企图炸塌城墙这一任务上来。翻开《平叛记》可以发现，整个二月份及三月份，叛军所有的攻城动作皆以挖掘地道为主，明军与叛军就此展开了持续数月之久的“地道战”。我们可以通过表格来一窥当年惨烈的地道争夺战。

描绘明人运用弹道学知识的火炮图解

崇祯五年明军与叛军较大规模的地道作战一览表

时间	战况
二月二十三日	明军川兵出城反攻，用火罐、喷筒焚死地道中的叛军，夺获大炮7门与火药若干。叛军用火药炸崩城墙，颓圮二丈。城墙垮塌后，叛军冲上城楼被明军用大炮击退
二月二十六日	叛军拥入隧道，城内惶惶
二月二十九日	明军填埋城东北角隧道时，被叛军用炮打死40余人、重伤200余人，百户白仲仁战死，但叛军也不敢再进入东北角隧道
三月初一	叛军再掘隧道于西门北
三月初八	叛军再掘东北旧穴，城上炮石不及
三月十三日	杨御蕃遣家丁做悬楼，命死士持火药包烧西门外洞，叛军尽皆焚死
三月十八日	明军得报叛军洞长不可计算，深入土七八尺，其洞所至已达城根。叛军自地道出，架木为梯而上
三月二十日	明军用秽水浇灌叛军城西北地道，叛军不复入
三月二十四日	明军发炮打死进洞叛军数人

结果，叛军长达近两个月的炮击和挖掘并没有打下危如累卵的莱州城，伤亡却越来越大。此时双方都能感觉到，最后的激战就要来临了。三月二十五日这天晚上异常宁静，明军的城头上为了防止叛军突袭，每一个城垛上都摆放了数支蜡烛以及火炬。以往这个时候，双方依然在激烈地厮杀，但是今天却很安静，仿佛空气都凝滞了。

莱州城的明军都明白，这是大战将至的前奏，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着最后一刻的来临。突然，毫无征兆地，一声声炮响响彻云霄。此时明军才发现，叛军占据了莱州城北的望海楼，并在楼上架设巨炮，“炮弹重十二斤者珠连不绝”，这是整个吴桥兵变中有记载的最重的炮弹。在此等人力所不能违的“神器”面前，城墙上的明军伤亡惨重，不少炮弹还直接打进城中，造成了十分巨大的损失，临时赶制的堞垛亦全部被打坏。

总之，明军被打得措手不及，莱州城的伤亡和损失十分巨大。二十六日凌晨，总攻开始了。叛军派遣大量兵力急攻莱州城东北角以及四门。双方杀声震天，火把和蜡烛把夜晚都照成了白昼。叛军点燃莱州城东北角隧道内的火药，只听一声巨响，城墙轰然颓圮，莱州城东北角完全暴露在叛军的攻势之下。叛军见状调遣兵力顺着倒塌的城墙一路而上，两三百人已经来到重城下，女墙上的川兵以及湖广兵凭墙与叛军进行了激烈的城墙抢夺战。叛军前仆后继地冲向东北角城墙，尸体几乎与城墙齐高。在激烈的战斗中，城头甚至几次插上了叛军的旗帜。城内百姓见状，以为城陷，纷纷大声痛哭，哀号之声响彻莱州城内外。在此危难之际，川兵、湖广兵统帅彭有谟带着援军亲自来到火线前，士兵枪炮交加，猛火齐下，将已经登上城头的敌军烧成了一个个火球，惨叫之声不绝于耳。明军三次击退大规模登城的叛军，终于在天明时分，无法承受巨大伤亡的叛军终于撤出了莱州城墙。

明末红夷大炮及其口径，其内壁较为平滑，可见明代火炮铸造技术已十分优秀

三月二十六日激烈的炮战以后，莱州城的城垛全部毁坏，无法站人，亦无法防御。明军便用木板搭上浸湿的棉被作为临时堞垛来防御大炮的轰击。叛军同样成了强弩之末，当天以后，叛军再未攻打过莱州城，而以围城为主要军事手段。

到了四月初二，事情似乎发生了转机。经过了漫长的争论与部署，早该到来的2.5万名援军终于抵达了沙河镇。崇祯皇帝为了表示平叛决心，还专门派遣中使送红夷大炮6门交付抵达沙河的援军。刘宇烈等人到达沙河镇以后，初战告捷，俘获叛军将领陈文才等人，明军官兵一度气势颇盛。但是一场战役从来不是一次短短的遭遇战就能看出成败的。

初战告捷以后，明军援兵不思进取，反而逗留不前。以刘宇烈为首的三名统帅“俱不知兵”，而且将三路援军合为一路，漫无纪律，又不成掎角，队伍十分杂糅。与刘宇烈同行的王道纯极力劝说刘宇烈发兵击贼，但是此时刘宇烈正在忙着与叛军媾和，双方信使往来不绝。果不其然，和之前一样，叛军与明军媾和仅仅只是为了拖延时间而已。不久，叛军急遣骑兵从小道绕到明军援军背后，将在大军身后的粮草焚毁殆尽并破坏了粮路，援军彻底陷入了无食的状态。无能的刘宇烈在这种情况下不思稳定军心，居然命令大军“撤兵就食”，原本就是乌合之众的援军瞬间一哄而散。叛军趁机大败刘宇烈全军，明军的大炮和火药全部被叛军所夺。雪上加霜的是，四月十六日，山东巡抚徐从治在视察城防时被叛军的大炮击中头部，当场死亡。消息散播开来以后，明军的士气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沉重的阴云正笼罩在莱州城内所有人的心里。

同时，叛军的猖獗也给一开始认为叛军不足为虑的明廷上下一个响亮的耳光，主和派被彻底压制。到了崇祯五年五月，明廷已经派遣了天津、保定、通州、蓟门、登州、昌平、东江、义勇总兵官八人先后赴援，但是均难有成效。派遣明军最精锐的九边边军剿贼的提议呼之欲出。

崇祯五年六月，眼见莱州之围不解，山东等地频频告急，以王万象为首的山东籍官员无法忍受自己的家乡遭受此等重创，纷纷上疏请求调遣边军入关剿贼。崇祯皇帝朱由检闻报首肯。六月初九，崇祯帝下旨命令辽东山海关及宁远等地的汉夷精锐4800余人入关赴援。辽东援军由监视中军太监高起潜监护军饷，总兵官金国奇为帅，指挥祖大弼、祖宽、吴襄、吴三桂等高级将领。七月，消息传到莱州，叛军当即同意与朝廷讲抚。为了表示诚意，孔有德甚至命令叛军当下停止对莱州城的炮击。七月初五，来自明廷的宣抚官员到达莱州城，孔有德亲自“叩迎”，并请求与莱州知府朱万年及登莱巡抚谢琏面谈撤军事宜。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七月初六，以朱万年和谢琏为首的莱州官员出城安抚叛军。孔有德等叛军高级将领纷纷上前悔罪，孔有德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忏悔自己对朝廷的不忠，并决定七月初八撤回登州城。七月初七，朱万年等人再次出城与叛军讲抚，孔有德等人盛情接待了朱万年一行，双方谈笑甚欢。这一系列积极的信号让朱万年对叛军的诚意深信不疑。朱万年回城以后对谢琏和杨御蕃等人极言叛军的诚意，示意二人与自己一起出城抚贼。面对这一番说辞，谢琏深以为然，但杨御蕃却生气地说：“我只知道为国尽忠，杀贼报国，不知道什么是讲抚！”始终拒绝出城讲抚。

最终，谢琏与朱万年一同出城与叛军和议。可就在谢琏与朱万年来到叛军营门时，叛军东西营地忽然发出两声炮响，隐藏在暗地里的叛军士兵一拥而上，将谢、朱二人擒住。谢琏和朱万年一下子就明白自己中了敌人的圈套，不禁顿足大骂叛军的不忠不信。自知不占理的叛军被骂得面红耳赤，用刀架在二人的脖颈之上进行威胁。朱万年假装顺从，说道：“你们抓住我也没有什么用，城中的人是不会轻易投降的，何不以精骑跟随我，到城下与守城者讲和。”叛军于是派遣精锐骑兵500人簇拥朱万年来到城下威胁守军。朱万年来到城下以后，突然放声大呼：“我已经中计被抓住了，现在我报了必死的决心，叛贼的精锐全都在这里，你们快点向我发炮，不要顾及我！”此时坚持不出城议和的杨御蕃站立在城头，看着和自己同生共死的同袍正在城下，不忍心发炮击贼。朱万年见状再次顿足大呼，并大骂叛军，气急败坏的叛军意识到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被朱万年摆了一道，遂将朱万年杀害。守城士兵见朱万年被害，便没有了丝毫顾虑，纷纷发炮击打叛军，城下最精锐的500叛军骑兵被大炮打死过半，余者狼狈逃窜回了营地。气极的叛军当即斩杀了尚在营地讲和的莱州官员，并在后来将谢琏押解到了登州大营。

明军马上施放三眼铳绘图

莱州连失两名核心人员，一时间人心惶惶，叛军也加大了对莱州城的攻击力度。所幸，此时明廷的辽东援军也集结到位。此前七月十日，山东巡抚朱大典和新上任的山东巡按谢三宾奉旨率领辽东军向登莱方向开进。八月十三日，朱大典等人到达山东昌邑，合马步兵2.1万人，分三路进剿。八月十九日，明军辽东援军在沙河镇与叛军主力遭遇。孔有德亲率3000骑兵来战，此时明军前锋祖宽仅有骑兵500人，祖宽认为寡不敌众，应该暂时撤退。同行的靳国臣则认为，身为前锋，如果自己身先退却，那么很可能对后方的辽东援军主力造成极为不利的心理影响。于是靳国臣拔刀大呼，驱赶后退的辽军前锋冲击叛军。辽东军见状，纷纷奋勇直前，大声呐喊，直冲叛军大营。此时辽东军箭如雨下，占据优势兵力的叛军居然无法抵挡，叛军各营纷纷溃退，一路退至莱州城下。叛军不敢与辽东军交锋，连夜向登州方向逃窜。由于辽东援军勇武剽悍，叛军自知不敌，于是在逃窜时，大批士兵趁机脱离队伍逃逸，以至于叛军撤回登州时人数不及总人数的十分之三。此战明军夺获的叛军辎重、火器、装备堆积如山，并在所夺获的兵籍簿上获悉叛军人数一共9万余人，此等人数规模着实让人心惊不已。总之，明军在沙河之战中成功击败了骄纵且不可一世的叛军，并瓦解了其绝大部分兵力。最终，叛军从莱州撤围，狼狈逃回登州，莱州之战就此结束。当辽东援军终于来到莱州城下时，莱州百姓望见城下纪律严明、甲仗齐全的朝廷军队，纷纷走上街头，欢呼雀跃，相拥而泣。莱州之战重挫了敌军锐气，消灭了叛军的大部分有生力量，并俘获了叛军大量的装备。因此，此战也被誉为吴桥兵变的转折点。

反击，最后的疯狂

长达7个月、数度令人绝望的莱州守城战终于以明廷的胜利而告终。消息传到京师，全城百姓的欢呼声震动天地。崇祯皇帝亦大喜过望，当即派发帑金两万两充作解除莱州之围的犒赏，辽东援军亦乘胜追击，接连收复了被叛军攻陷的城池。而就在明廷上下欢欣鼓舞之际，叛军的大本营登州城却是一片愁云惨淡。损失了大量兵力和辎重的叛军当下便杀死了被囚禁在此的谢琏解气，一代名臣就此陨落。八月二十八日，辽东军主力到达登州附近的新城镇，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三十日，明军主力到达白马塘。叛军眼见明军步步跟进，决定倾巢出动，号称10万大军，设伏于茂林两旁。此时明军前锋奇兵祖大弼等人经过叛军伏击地而不觉，叛军收拢包围圈，将祖大弼、靳国臣和吴襄等高级将领团团包围。叛军已经将命运压在这最后一战上，所以攻势异常凌厉。祖大弼等几位高级将领的被围，使明军军心出现不稳，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明军监军高起潜急命前锋部队往回突围，并同时命令后军向前压上。就这样，明军前军和后军反而对埋伏的叛军形成了反包围，同时高起潜调遣另一路骑兵袭扰叛军左右。在绝对的兵力和兵威优势下，明军连续冲破叛军6个大阵，叛军全线崩溃。此役，明军共斩得首级1.3万多颗，俘虏800余人，另有无数叛军投海而死。此战彻底摧毁了叛军的有生力量。叛军残部突围以后，踉跄向登州回奔。明军则乘胜追击，大军追击叛军直抵登州西门之外。

九月初一，明军完成了对登州城的合围。登州城三面临海，作为叛军的大本营，粮草十分充足，且城中红夷大炮屡屡挫败明军的进攻，十分不易攻打。所以明军一面修筑墙围防止叛军自陆路逃窜，一面在城外堆垒比城墙还高的炮台，日夜炮击城中。明军的炮弹穿墙透屋，叛军死伤极大。

《西法神机》中记载的“攻铳”及“守铳”

十一月初三，叛军首领李九成亲率主力偷袭明军大营，但叛军的偷袭计划被明军掌握，明军将计就计合围了袭营的李九成部，最终阵斩了李九成。李九成堪称叛军的头脑，他的死终于让叛军失去了反扑的勇气，终日在城中大哭以度日。原先投降叛军的明军将领也暗地里准备倒戈，诛杀孔有德，但最终事情泄露，14名将领被杀。孔有德虽然逃脱暗杀，但他“自此日疑其党无固志矣”。

在明军凌厉且持久的攻势之下，叛军不但没有投降明廷，反而做困兽之斗，顽强地抵抗着明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时间转眼到了崇祯六年，登州城内物资已经所剩无几，城中的叛军开始杀人为粮，以尸油作为蜡烛与明军死战，但“终无降心”。

二月十三日，明军开始攻击叛军所盘踞的岛屿。孔有德眼见大势已去，乘船北遁。此后经过数月的准备，明军舟师部队共计5000人亦已调集完毕，叛军明白明军是想封锁登州大城背面靠海的登州水城，彻底隔绝叛军逃跑的陆路与海路。此时明军舟师气势汹汹，而叛军眼见最后的逃生通道要被明军切断，主要将领孔有德也已乘船遁去，于是叛军首领耿仲明、毛承禄等人在崇祯六年二月十六日放弃登州城，乘着夜色以单船悄然向北方逃窜。剩下的登州大城叛军眼见无法继续守城，便搭设天桥，从城上由天桥撤往登州水城，然后焚毁天桥以固守水城。明军随即从登州南门进城，收复了登州大城。明军虽然以极小的代价收复了登州大城，但是真正的激战还在后面。

叛军在靠海的登州水城收缩兵力，继续凭借地势和火器对明军做着激烈的抵抗，一时间炮矢如雨。就在双方胶着之际，二月十七日，抚院中军刘良佐突生奇策，他命令正面攻城的明军不断击发大炮轰击城内。猛烈的炮击使城内叛军无法露头，于是监护太监高起潜亲率另一小波明军乘着夜色来到登州水城的西南角永福寺内，连夜用铁锹挖掘洞穴。黎明前，明军已挖掘到城墙根，洞穴深丈余、宽两丈。随即高起潜命士兵在洞穴内放置两箱火药，共1500余斤，并布置数门灭虏炮、一门大将军炮，更用火药将炮口塞满，用火药做引线导出洞穴并点火引燃。最后只听得一声巨响，登州水城西南角被炸开一面宽五丈的陡坡。眼见时机成熟，刘良佐急命辽东夷、汉兵丁以及川军、山东军一拥而上，以期夺取城墙。城头叛军见明军蜂拥而上，急忙投掷火罐等燃烧物，明军死伤惨重，奋力攻打一昼夜却未能克城。

时间在慢慢流逝，如果等叛军修复好西南面的缺口，那么战事将重新进入胶着状态，这对明军十分不利。到了二月十八日黎明，叛军已经击退了明军数十次登城进攻。兵法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眼见明军士气持续低落，此时抚军朱大典、监军杨作楫、中军刘良佐三人亲临阵前督军，刘良佐手臂中箭不退，杨作楫更是亲率军士登城作战。明军大受鼓舞，军官纷纷亲自带队，四面围攻登州水城，一时间杀声震天，炮石如雨。

辰时（早上7—9点），在激烈的厮杀中，山东援剿总兵邓玘率领亲兵率先登城，身中三箭，所幸“甲坚未透”。因为邓玘骁勇绝伦，牢牢占据了城墙，终于在中午时分，叛军溃败，从城墙撤退。明军总算控制住了登州水城的城墙。

成功夺下城墙后，登州大城的明军却发生了混乱。连月的战争使明军精神高度紧张，再加上天寒，这让川军一些兵丁开始在城中抢夺百姓衣物，更有甚者掳掠妇女悄悄出城。如果不加以控制，胜利的明军很可能就会演变成毫无纪律的乱兵。在此情况下，抚军朱大典仗剑站立在城头，手刃趁乱抢掠的两名兵卒以明军法，明军才逐渐恢复了纪律。

叛军从城头撤下以后，继续在城中和明军巷战。监护高起潜命令明军弓箭手舍弃弓矢，挟长枪与叛军接战（明军中弓箭手亦是长枪手）。在狭窄的巷弄中，叛军根本无法抵挡不断推进的密集长枪阵，最后不得不收缩兵力，退守蓬莱阁。

蓬莱阁是登州水城中地势最高的建筑，叛军居高临下地向明军发射大炮，并分批前往登州水城的水门，企图乘船逃走。此时明军也赶到水门，焚烧了叛军船只数十艘，将叛军逼回蓬莱阁中。

最后，城中只有蓬莱阁的叛军尚在负隅顽抗，明军抓住叛军的心理，趁机招降叛军。蓬莱阁中的叛军最终投降明军。此战叛军被俘者千余人，投海死者四五千人，自此明军完全收复山东全境。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整理的明军将领斩获列表（部分）

将领	战果
总兵官陈洪范	斩获伪游击头目首级19颗、伪守备千把总首级19颗；俘虏伪副将1人；收缴西洋炮、灭虏炮7门，佛郎机、三眼铳、鸟铳、长枪40支，盔13顶，甲18副，刀22把，弓11张，坐纛并小旗8支，铁子50斤，马鞍1个，船2艘；招降水手17人、辽人难民182人
山东援剿总兵官邓玘	收缴红夷、西洋大小炮59门，枪铳76支，登莱监军道关防印1枚，盖州卫千户印1枚，登州卫百户印2枚；招降辽人165人、难民妇女13人
鼓练加衔总兵官刘泽清	招降辽人难民150人
登州监军道佥事宋之儁	收缴登州宁海卫印2枚、红夷并大小炮176门、藤牌81个；招降难民妇女114人
密镇副总兵牟文绶	擒伪将大头目郭希成、杨希贤、李国良；俘获孔有德岳父陈奇胜、游击牟朝阳、金州卫指挥蒋贤以及诰命1人；收缴大小铳炮14门、盔3顶、甲6副、弓13张、刀6把、枪2支、百户印1枚；招降难民34人
前驱营副总兵王武纬	斩伪参谋副将1人、伪前锋副将1人、伪守东北角副将1人、伪游击2人、伪中军游击1人、伪千总1人；俘获伪总督水城大旗巡查副将1人、壮男163人、女子14人；收缴大旗1支、长枪70支、腰刀25把、盔11顶、弓41张、沙船3艘、唬船2艘、红夷等大小铳炮185门
辽东右营游击柏永馥	收缴大小炮7个、枪铳123支、铁锚1个、大小铁子59个
总统南兵三营都司朱子凤	收缴大炮百子炮50门、杂铁10000斤、枪头1000个
德州营游击徐元亨	收缴藤牌23个、藤盔6顶、长枪6杆、刀7把
攘奋营中军查世营	收缴大小炮68门；招降难民男女5人
义勇二营督阵百户王永宁	收缴贼将关防印1枚
居重营游击李锦镖	收缴大小炮8门、拒马枪17支、铁子19个；招降难民27人

登莱之战炮战规模考证

登莱之战作为典型的火器攻城战，在明清军事史中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在明廷与孔有德等叛军长达一年多的战争中，其炮战规模和强度，是终明一代所未见的。吴桥兵变之前，登莱巡抚孙元化接到朝廷命令，遣孔有德赴大凌河应援，应援总数仅4472名的官兵，但携带的大小铳炮却达到了1034门。随行队伍中专门用来运炮的牛有154头，按照史料记载的四头牛拉拽一门二三千斤重的红夷炮，可以推算孔有德随行携带的红夷大炮估计有30门之多。根据黄一农先生的考证，孔有德叛变时手中当持有红夷炮24门，与估算值相差不大。在以雷霆之势克取登州城以后，孔有德又尽获登州城中孙元化苦心经营的所有火器。据记载，当时登州城内尚有红夷大炮20余门、西洋大炮300余门。再加上崇祯五年三月的沙河之战，叛军从刘宇烈处缴获的红夷炮6门，可知当时孔有德所持有的红夷大炮的数量保守估计达到了60门左右。

在最后的收复登州之战中，明军与叛军依然进行了激烈的炮战。由于吴桥兵变以后，明廷对登莱的建设陷入停滞状态，已基本没有铸造大炮的记载，再加上孔有德降金后带走许多火炮，所以在登莱之战时，登州城的炮数不会比下面表格中顺治初年的炮数少。而明军在最后的收复登州之战中，一度和叛军展开不相上下的炮战，其火炮数量和质量应不在叛军之下。所以总的来说，这种炮战规模和烈度，在明清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顺治初年登州城各门大炮明细

东门	红夷炮4门、青州炮4门、铜发熕2门、佛郎机6门、威远炮50门、百子炮4门、虎威炮4门、竹节炮9门、鱼鼓炮2门、马蹄炮1门、信炮5门、铁子50000个
南门	红夷炮3门、大将军炮1门、铜发熕2门、九道箍炮1门、百子炮13门、威远炮60门、门炮2门、虎尾炮14门、佛郎机炮2门、鱼鼓炮6门、信炮3门、竹筒炮3门、铁子370斤
西门	红夷炮1门、大轰1门、青州炮1门、连环炮1门、铜威远炮2门、铁威远炮39门、竹筒炮1门、百子炮10门、虎尾炮8门、佛郎机炮6门、铜发熕3门、鱼鼓炮1门
北门	红夷炮3门、西洋炮1门、九道箍炮1门、威远炮20门、铜发熕1门、百子炮19门、虎尾炮3门、佛郎机炮5门、鱼鼓炮6门、竹筒炮1门、大小铁子26880个
总计	335门

易守难攻的蓬莱阁	明代红夷大炮

叛军的溃败与降金

叛军花名册中的9万兵卒，随着孔有德的战败烟消云散。而孔有德剩余的追随者则搭乘180余艘船，艰难、狼狈地向北逃窜。叛军此时尚有孔有德亲兵700余名，耿仲明亲兵300—400名，又有精通火器的川兵400余名，善放红夷炮的红夷4名，另有数千叛军家属、掳掠上船的人口和无数的行李财宝。孔有德此时仍打着“占山为王”的算盘，他趁明军水师因缺乏船只而不得不修理兵船、调集商船之际，于崇祯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突率舟师包围旅顺，并以从山东掠夺来的“金帛子女”诱惑旅顺明军，邀其共同反抗明廷。此时旅顺城中兵力不多，且无粮无饷，旅顺城中的米价更是飙升到了一碗米二分银子的价钱，情况可谓十分艰难。但是旅顺的明军却丝毫不为金钱所惑。总镇黄龙命令火器营与招练营派遣夷丁百人轮流出哨，并且让城中和水师中的辽人、蒙古夷丁俱唱夷歌。这一招“空城计”明显起到了效果，孔有德以为旅顺城中有数量众多的骁勇夷丁，未敢轻易攻城，黄龙便趁机在旅顺岸边架设大炮用来抵御叛军随时可能发起的进攻。三月初五，明军舟师援军及时赶到，与叛军伪将曾禄战于宗岛，明军击沉叛军战船3艘，生擒叛军将领方胜等17人。此战后，由于海上逆风，明军未能乘胜追击，叛军则逃窜至双岛海域以图再举。此时双岛明军早有准备，以后营都司尚可喜为首的明军将领在双岛岸边架设缴获自叛军战船上的10余门天字一号大将军炮和灭虏炮等猛烈炮击海上的孔有德舰队，一时间火光冲天，孔有德等人不得不再次遁逃海上。十六日风起，明军舟师抵达叛军老巢龙王堂，明军投掷火球等燃烧火器，叛军措手不及，匆忙率众向东败走。明军乘胜追击，使“贼尸盈海”，并俘获叛军核心人物伪都督毛承禄及家属、伪副将、伪参将等，以及其搭乘船只在内的8艘大船，旅顺之围遂解。

明军一路追击，于三月二十三日追叛军至三山岛，擒获叛军参将高成功等20人。二十四日，又大败叛军于鹿岛。后营都司尚可喜率兵奋勇向前，用火箭击中两艘叛军的精锐西洋炮船，西洋炮船当即燃起大火。明军官兵精神愈奋，叛军惊慌失措，匆忙救火，最终沉没一艘，重伤另一艘，叛军水手尽皆烧死。此战战果颇丰，击沉叛军船只10艘，俘获3艘，除擒获在登州之围中给叛军打开城门的“叛人首恶”内应陈光福之外，另擒获叛军旗鼓、都司、守备、指挥等高级将领。二十九日，明军再次大败叛军于黄骨岛，擒获伪副将苏有功等高级将领十数人，并击沉叛军船只11艘。四月初五，明军复败孔有德于鸭绿江卓山，生擒叛军都司高显阳等36人。终于在最后一战，也就是四月十一日的战事中，明朝与朝鲜联军围剿叛军于千家庄，“伤贼无算，贼营大恸”。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的清初三藩之一，当时还是明朝旅顺后营都司的尚可喜，在海上追击孔有德的历次战斗中皆奋力发炮轰击四处逃窜的孔有德叛军，甚至一炮打沉了载着孔有德家眷的船只。他还身先士卒勇敢拼杀，最后因小腿被孔有德叛军射穿，才退出战场。

此战终于摧毁了孔有德的所有野心，让孔有德终于明白自己根本无法在辽东诸岛中站稳脚跟。于是他致书明军舟师统帅周文郁请降，声称愿意“修筑南关，恢复金州”来赎罪。但是数次诈降的孔有德的此番说辞，再也不能欺骗任何人。在周文郁部持续不断的炮击下，叛军最终开始往后金方向移动。

旅顺外海图

崇祯六年四月十一日，自封“总提兵大元帅”的孔有德正式致书投降皇太极。孔有德在信中丝毫不提及自己战败和被追赶的狼狈，而如一名凯旋的战士，傲然道：“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皇太极得信大喜过望。四月十五日，在后金军的重兵拥护之下，孔有德和耿仲明残部在鸭绿江出海口投降后金。叛军全盛时期有9万余人，投降后金时仅有精壮官兵3643名，但皇太极依然对其极其重视。他力排众议，以女真部落最高礼仪，率诸贝勒出沈阳城10里，以报见礼相待。皇太极是一代雄主，他并非不知道孔有德书信中的大话，也并不在意孔有德余部是否为残兵。他真正在意的是孔有德投降带去的十数门红夷大炮和熟悉西洋炮法的炮手以及铸炮师。

清代八旗甲胄

孔有德等人归降后金以后，不但培养了大量炮手，铸造了数量十分可观的铳炮，还一直充当着满人在明清战争中的先锋力量。崇祯六年六月，后金军以孔有德的火炮手为前锋，攻陷旅顺。崇祯九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地位上与满洲“八和硕贝勒”相当。第二年，清军以孔部炮手为中坚力量征服了朝鲜。顺治元年，孔有德等人随睿亲王多尔衮入关，最终定鼎中原。

反观明帝国，吴桥兵变以后，山东全境“残破几三百里，杀人盈十余万”，登、莱两重镇“村落为墟”，“城市荡然无复曩时之盛”，并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的将领和军士，熊廷弼所规划的复辽三方布置亦彻底瓦解。山东残破以后，愈演愈烈的农民军起义，导致整个明朝北方的军事力量和社会结构崩溃。最终的结果就是清军入关后，明军在整个北方已经彻底没有可以抵抗清军的军事力量。可以说，吴桥兵变后，大明帝国亡国的命运，已然在当时人们的意料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