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驱逐荷兰殖民者）
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简介
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是指公元1661年南明将领郑成功驱逐窃取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收复宝岛台湾的事件。郑成功是17世纪著名的抗清名将因蒙隆武帝赐明朝国姓朱，赐名成功，世称“国姓爷”，又因蒙永历帝封延平王，称“郑延平” 。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中国台湾。郑成功下决心赶走侵略军。1661年（清朝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三月，郑成功亲率2.5万名兵将，分乘百艘战船，从金门出发。他们冒着风浪，越过台湾海峡，在澎湖休整几天准备直取台湾。荷兰侵略军听说郑成功要进攻台湾，十分惊恐。他们把军队集中在台湾（今台湾东平地区）、赤嵌（今台南）两座城堡，还在港口沉破船阻止郑成功船队登岸。郑军乘海水涨潮将船队驶进鹿耳门内海，主力从禾寮港登陆，从侧背进攻赤嵌城，并切断了与台湾城的联系。战斗中，侵略军以“赫克托”号战舰攻击，郑成功一声令下，把敌军紧紧围住，60多只战船一齐发炮，把“赫克托”号击沉。与此同时，又击溃了台湾城的援军。赤嵌的荷兰军在水源被切断，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向郑军投降。盘踞台湾城的侵略军企图负隅顽抗，郑成功在该城周围修筑土台，围困敌军8个月之后，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至此，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复了沦陷38年的中国领土台湾。这场战争结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台湾的经营，开启了明郑政权对台湾的统治。
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过程分析——
郑氏集团之始
崇祯十七年（1644）山海关之战后，由于大顺军的失败和清军的胜利，在中原地区和东南沿海的地方政权再次陷入混乱。局势的发展暂时无法辨清，对那些株守江南表示要继续效忠明朝的士大夫来说，尤为如此。
李自成攻入北京和崇祯皇帝自尽，标志着明朝的覆灭。但是留都南京还有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那里的官员们并不甘心就这样失国，他们依据之前的政府构架，又迅速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北方的噩耗传来后，南方的官员们如丧考妣，但仍不忘钩心斗角，争夺政治利益，最终确立了福王朱由崧监国，不久即位称帝。1645年改年号为弘光元年，由此开始了历史上一个短暂的、充满动荡和战乱的南明小朝廷。
南明政权在清朝的剿杀和内部的争斗中，实际上先后出现过多个忠于明朝称号的区域性政权——如江南福王、浙东鲁王、福建唐王和西南桂王。这些政权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如何无效地反抗来自清朝对汉族地区的征服，然后又相继无可奈何的失败。
本章叙述的主角郑成功，以及由他领导的抗清活动，先属于唐王隆武政权，后属于桂王永历政权。在为之奋斗一生的抗清活动失败后，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了盘踞台湾长达三十八年的荷兰殖民者。在永历皇帝被俘杀后，郑氏家族将台湾经营成为相对独立的反清海上基地，直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战将施琅攻下台湾，郑氏所奉明朝正朔彻底结束。因此，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 者收复台湾，实际上是为明朝寻找最后一块抗清的根据地；施琅击败郑氏集团收复台湾，实际上是为清朝消灭掉最后一个明朝政权。这些可以理解成是明朝和反明朝的最后一战。
郑成功，本名森，字大木，其父郑芝龙，其母是一位日本人，中国文献称为翁氏，日本称为田川氏。
在这里需要对郑芝龙多说两句，因为郑成功辉煌时所统辖的人马，多有赖于郑芝龙的根基。在晚明，东南沿海一带海外贸易繁荣，郑芝龙早年跟随李旦从事海外贸易。李旦死后，郑芝龙开始领衔干，生意越做越大，立足于大陆，往来于日本、台湾、澳门等地，还要和葡萄牙、荷兰等殖民者进行走私贸易。海上经商的人怕碰到海匪，怕碰到欧洲殖民者，因此也将自己武装起来，生意顺的时候就经商，生意不顺的时候也在海上抢劫。总之，那个时候在海上，还是无法无天的时代。他们在明朝统治者眼中，统统被称为“海盗”。
郑成功画像
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接受闽抚熊文灿的招降归顺朝廷，他调过枪口进攻从前的同伙，后来因为军功，官至福建总兵官，在明朝的最后岁月，成为福建最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顺治二年（1645），清朝大军南下，弘光皇帝在江南被擒获。一路败退的南明政权暂时无主，郑芝龙在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为隆武帝，再次因为军功，被册封为平国公。
《南疆逸史》中这样形容郑芝龙，“长躯伟貌，倜傥善权变”，这位海上商人看起来风度翩翩，但又有几分英武之气，因为他“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因此从上面介绍来看，郑芝龙似乎很有些统兵打仗的本领。但实际上，哪怕郑芝龙最后升为福建的总兵官，他的所谓统兵能力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打仗是要看对手的，能在与强手过招中取胜才算是真正的英雄。和郑芝龙交战的对象并不彪悍，主要是一些不肯接受招安的“海盗”，然后是荷兰、葡萄牙殖民者，他们之间为垄断海上贸易时常发生军事摩擦。而隶属于郑芝龙的力量，都是他原来自带的武装，明政府允许他收税，养活这些军人。
这样来看，与其说郑芝龙的人马是明朝的官军，服从政府，不如说是受制于他领导的大型海上贸易公司，无非是拥有了朝廷的特许状。无论他归降明朝之前还是之后，从人生主要经历来看，郑芝龙主要还是从国内去澳门、日本等地从事海上贸易，而且皈依了天主教，真正统兵打仗、击败对手的纪录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郑芝龙归降明朝之后，力量有了很大的扩张，也有了自己的地盘。在明清交替之时，他凭借实力和地位，成为南明隆武政权中炙手可热的人物。福建在中国的地图中，相对有些独立，它偏居东南沿海一隅，背靠武夷山，面向大海。郑芝龙虽然官拜福建总兵官，统领全闽兵马钱粮，却没有陆地作战的经验，他的优势在于船队。因此，当清军攻陷浙江，开始向福建进军时，他很难在崇山峻岭的闽西山区，阻挡住清军的马队和火炮。
南明时期的铁炮
郑芝龙实际上并不算是一个戎装在身的军人，而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海盗的出身和招安的经历，又使他效忠皇帝的意识更显薄弱。军人打仗是手持武器，商人打仗是手持算盘。顺治三年（1646），在清军大兵压境的局面下，因有了第一次接受招安的得意经历，精于盘算的郑芝龙再次选择了归顺清朝，不过这次失算了。清军将他掳掠到北方扣押起来，目的是要造成郑芝龙的庞大船队由于群龙无首而土崩瓦解。也正是由于这次不明智的归顺，最终导致郑芝龙、郑 成功父子的分道扬镳。
当隆武政权刚成立的时候，郑成功还是一位年及弱冠的翩翩少年。隆武帝或许是出于拉拢郑芝龙家族的目的，对郑成功非常赏识，赐姓朱，因此又被称为朱成功。史书中关于郑成功的各种称呼，赐姓、国姓爷、朱成功等，都是由此而来的。也可以认为，隆武帝的确是因为郑成功的精明能干、才貌双全而格外赏识，按照驸马的规格，授予郑成功相应的地位。
国家动荡不安，郑成功年方二十便开始了军旅生涯。虽然在父亲的羽翼下，他一直没有显赫的军功，也没有能独立领导一支部队，但这些耳濡目染的经历，为以后他统兵抗清打下了良好基础。
郑芝龙降清后，隆武政权顿时瓦解，出逃不及的隆武帝在福建汀州被清军俘杀。之后不久，郑成功母亲翁氏躲避战祸不及，又受辱死于清军刀下。在短短数月间，郑成功便经历了失国丧母囚父之痛，但这更坚定了他武装抗清到底的决心。郑成功以南澳岛为基地，树起了抗清的旗帜。这一年，他二十四岁。
郑成功之所以能够养活一支庞大的军队，主要得益于他继承了郑芝龙开创的海外贸易事业，利用自己所率水师的海上优势，将内地物资通过秘密渠道运往海外，销售给日本、澳门的葡萄牙、菲律宾的西班牙和南洋诸岛的荷兰殖民者，赚得巨额利润。
即便在一开始，郑成功手下已经有了万把人，但这支力量还是十分弱小。在众多反抗清朝统治的海上武装中，丝毫不显山露水，清朝并没有把他作为一个重要对手。郑成功在自己的大旗上写着“明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的字样，但在最初的两年中，郑军对清作战并不多。即便与清军打起来，也总是败多胜少。这里有很多原因，比如有时放弃他擅长的水战，而与对手拼陆战；也有的时候他招募的新兵过多，军事训练不足。真正使郑军不断壮大的法宝，还是靠兼并一部分友军，夺了他们的军权，然后再整合这些一盘散沙的军事力量，变成由他统辖的部队。
郑成功整合军队为己所用，这个能力在南明系统中数一数二。南明的这几个政权都存在一个主弱臣强的现象，抛开几个当家不做主的皇帝不说，即便像史可法这样所谓的兵部尚书，对于将领拥兵自重、飞扬跋扈都毫无办法。郑成功的部队一开始也有这样的难题，因为他的部队有招募的，有继承其父的，有从 他的族亲那里夺过来的，也有从清朝阵营中反叛过来的，如何整合是事关成败的大问题。他总结了晚明以来朝廷姑息养奸的教训，治军练兵极为严厉，最终将这支来自五湖四海的部队，凝聚成令行禁止的统一力量。郑成功能成为这支部队的真正统帅，可谓当之无愧。
郑成功抗清中的挫折
郑成功被后人称为民族英雄，主要功绩是他收复了宝岛台湾。对郑成功来说，抗清又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失败结局。
郑成功抗清活动最终失败，这里面包括了许多复杂因素，概括起来有四点原因，在对友方面，无论是对鲁王政权的力量，还是对永历政权的李定国，他都没能做到在战略上积极配合，相互支援，相反，却多次出于一己之利，挖对方的墙角，使彼此互相猜疑，甚至自相残杀。
先说郑成功和鲁王政权一方的矛盾。在东南沿海的抗清武装中，郑成功最初受惠于隆武帝的提携，而隆武帝在世时，又与鲁王就正统地位发生过激烈的争执，所以郑成功始终不肯承认鲁王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在清军攻陷浙东之后，由于抗清形势的需要，两个政权中的一些关键人物，开始谋求最大程度上的联合，放弃之前的恩恩怨怨。原来隶属于隆武帝的部分文臣武将，和浙江、福建的民间抗清派，都以鲁王政权作为反清复明的新旗帜，例如郑芝龙的旧部势力郑彩、郑联等，在这个时候都改奉鲁王政权，但只有郑成功自成一军。
顺治五年（1648），东南沿海抗清活动开始活跃，抗清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明朝义师已经收复了闽东北三府一州二十七个县，省会福州几乎沦为孤城。然而复明各派系之间钩心斗角、互相倾轧的情况丝毫没有改变，军事上他们又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合力，一旦清军优势兵力增援，原有的胜利成果很快就化为乌有。当时，郑成功率部在闽南的泉州、漳州一带活动，他和郑鸿逵一起发动了同安战役，也算策应明朝义师。固然他们牵制了一部分清军对闽北的进攻，但实际上还是以拥戴一个不复存在的隆武朝廷为名，拒绝同鲁王政权合作。
当鲁王的力量遭到重大挫折后，郑成功对鲁王政权的态度更加恶化了。从郑成功的部队来看，将士旧部多是纵横海上的健儿，以漳、泉、潮、惠等地的擅海战者居多。他们从前经营海上贸易，因利益、习俗等原因，一直和忠于鲁王的浙江水师有隔阂。郑军驻扎在浙江的时候，就地筹措粮饷，尤其容易和鲁王的部队发生冲突。等到浙军的实力削弱后，双方一起联合抗清，浙军相对于郑军的完整体系，就只能居于客体和陪衬的地位，受到信任的程度和两军的待遇，浙军难免要差一等。凡此种种，都会加重浙军与郑军的对立与不和。
当鲁王不得已进驻金门后，郑成功接待了穷蹙无归的鲁王，但待之以宗人之礼，而且防范甚严，并迫使他去掉了监国的尊号，成为郑成功管辖下一个衣食问题都难以解决的寓公。鲁王旧部张煌言、徐孚远等，都担心郑成功多疑猜忌，只好远远地与鲁王保持距离，一直不敢觐见。因此，在鲁王居海期间，浙军中的文武旧部对长期从属郑军都很不满意，无时不以恢复旧制为盼。而这对于郑成功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他也必然要加大对浙江方面的防范，真所谓亲者痛仇者快。
再说郑成功与永历政权的关系。顺治五年（1648）四月，郑成功攻克同安，这时他听到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马上遥奉永历为正朔。但他对永历帝的态度和感情，与对隆庆帝相比则差距甚远。实际上桂王距离郑成功遥远，也完全指挥不动他，而郑成功的目的，显然是要保持一个独立自主的军政地位。相反，一旦他的生存空间受到友军的压制，即便是彼此都同奉永历帝，他也会想方设法去争夺。
例如，顺治六年（1649），郑成功对郝尚久发动潮州之战，这算是政治上短见的军事冒险。简而言之，潮州之战就是郑军缺乏粮饷，便将手伸到了同属于永历朝廷的其他将领的地盘。郑成功先故意制造事端，擅自派遣军队到处搜刮粮饷，在遭到阻挠后便乘机出师，打起了内战。郝尚久面对郑军的进攻很难支撑，一气之下投降了清朝，然后勾引清军再来攻打郑成功。这样一来，郑成功的潮州之战就被渲染成抗清行动。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郑成功对永历政权的态度。
顺治八年（1651）后，孙可望部署湘、桂、川等省的全面反攻，李定国率部相继取得了桂林大捷和衡阳大捷，孔有德、尼堪阵亡。这是南明抗清以来前所未有的胜利，极大地震撼了清廷，对于支持明朝的义师来说，也是极大的鼓舞。为了联合这些重要的抗清力量，在客观上也需要互相支援，郑成功在东南沿海与他们奉永历帝为共主。
对郑成功来说，在抗清的己方阵营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和晋王李定国的联盟关系。李定国是南明后期杰出的军事将领，他在永历朝中的地位、威望和军事实力都超过了郑成功。桂林大捷和衡阳大捷后，南下的李定国军连续在广西、广东攻城掠寨，所向披靡。李定国一直希望能得到郑成功的配合，按照李定国的设想：郑成功率军从东向西打，李定国率军从西向东打，两线夹击，在广东胜利会师，迈出重振山河的重要一步。
在顺治十年（1653）、十一年（1654），李定国策划发动新会战役，他翘首期盼郑成功的会师，希望通过组织一次关键性的会战，来改变整个抗清的被动局面。然而郑成功视郑氏集团的利益重于一切，唯恐金厦根据地再遭重创，唯恐会师后影响到郑军在东南沿海的独立地位。对李定国的战略决策，他一直阳奉阴违，后来李定国在新会之战中受到重挫，郑成功负有协同不力的重大责任。
对郑成功来说，永历政权和李定国等人，最好能在西南的抗战中将清军拖住，不要前来东南沿海谋求发展。有人说郑成功军队的战斗力，最多只能坚持在闽南和粤东一带立足，这时无法扩张到广东新会去参加一次生死未卜的军事冒险。这当然也是一种见解。
孙可望、李定国和郑成功都尊奉永历帝为国主，但有很大的差别。孙可望对永历帝，被比喻为东汉末年的董卓之对汉献帝，李定国对永历帝，被比为三国时候的姜维之对刘禅；而郑成功所谓的尊奉永历，除了挂一个招牌树一面旗帜外，丝毫没有影响郑军在东南沿海的独立发展，一旦郑成功的地位和权势，因为永历帝的原因要受到损失，便会马上严词拒绝。例如永历十三年（1659），永历帝曾敕令鲁王朱以海就近监国，郑成功根本不听，反而将鲁王迁到澎湖。君主对郑成功来说，只不过是他选择的一个筹码，绝非意味着忠贞不贰的牺牲。
第三，再看看郑成功应付本集团内部各种矛盾的能力。总体来说，郑成功治军以忠孝为信念，驭下严格，对待自己的部属能一碗水端平，有功得赏，有过当罚，因此郑军的战斗力较强。但是郑成功的部队来源比较混乱，很多是靠兼并族亲、友军而来，还有一些是敌方投诚而来。当发展顺利的时候，当胜利到来的时候，统率这样的部队一般问题不大，但遭到清军优势兵力频繁的打击，一旦作战失利，士气受到影响，往往容易瓦解和叛逃。
顺治七年（1650）八月，郑成功在潮州之战中铩羽而归，却将手伸向了族兄郑彩、郑联据守的厦门。他发动突然袭击，将郑联的部队缴械，旋即杀死郑联。郑彩此时引兵在外作战，不在厦门。因为他之前对鲁王政权作威作福，现在顿失大本营，情急之下向友军上表求救，希望他们替自己主持正义，声讨郑成功。但浙军早就对郑彩不满，获得消息后乘机两面夹击，郑彩从此一蹶不振，余部基本上被郑成功收编。
从顺治八年（1651）到顺治十四年（1657），这是郑成功军队发展最快的时候。顺治九年（1652）三月的江东桥之战，郑成功大败清闽浙总督陈锦，陈锦被部下所杀。顺治十年（1653）的海澄之战，击退固山金砺所部满汉精锐数万人，军威大震。
顺治十一年（1654），清朝迫于两线作战兵力不足，为了集中兵力先对付李定国部，同时由于郑芝龙在清朝的手中，于是和郑成功开始和谈。郑成功利用和谈，为自己的发展壮大争取到有利的时机，分兵四处收复漳州、同安、惠安、仙游等地，基本上占据了闽南沿海地区。随着军事实力上的迅速发展，郑成功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改厦门为思明州，设六官，以恢复中兴相号召，金厦地区因此成为东南沿海抗清的中心。
施琅叛逃事件是郑成功治军的一个败笔。施琅最后降清，和郑成功不能善待有一定的关系。施琅在和郑成功共事的这几年间，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委以重任并且宽宏大量的统帅，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施琅才堪称智勇双全的将领。但郑成功一方面不具备这样的素质，更重要的是不具备这样的环境。郑成功需要部下对自己绝对的尊敬和服从，而且他在对待嫡系和旁支上，也难免有些轻重，从前鲁王的势力和施琅这样的人员一向受到提防。施琅降清后，一直致力于颠覆郑氏集团在台湾的统治，成为郑氏集团的终结者。
第四，郑成功抗清失败，也与对清作战中的失策有关。由于郑成功的军队主要是水师，所以在陆地的攻坚战中就很难取胜，每次与清军进行城市攻坚战，损失都很大。但郑成功两次对清作战失策，都不是在弱势的时候所犯，恰恰相反，越是在优势的时候，郑成功反而没能把握住自己，犯了贪利和骄兵的大忌。究其失策的根源，其实是他试图割据一方的思想在作祟。
顺治九年（1652）后，由于清军在福建前线遭到一系列失败，漳州、长泰丢失，闽浙总督陈锦作战失利后被家丁杀害。在西南战场，清军在大西军的进攻面前，也遭受了重大挫折，一时间在全国的战场上，清政府用兵捉襟见肘。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试图通过郑芝龙的斡旋，达到招抚郑成功的目的。郑成功也就顺水推舟地开始了所谓“清郑和谈”，结果中了清朝的圈套。那么郑成功接受和谈，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说他和谈是军事失策呢？
总体而言，郑成功有着坚定的抗清态度，清朝的和解姿态和优厚承诺，始终都没有让他放下武器。郑成功无非是想利用和谈时机，派兵在清朝承诺的区域里招兵买马，积草存粮，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武装。郑成功为了把接受招降的戏演得更真更像，不惜三跪九叩地接受清朝册封，接着借口清朝册封，便堂而皇之地派人在闽粤等地征收粮饷；又要求清朝释放自己的被扣人员，实力得到了很大扩充。仅从郑成功所控制的区域来看，似乎他通过假和谈获得了大量好处。不过从全局着眼，清朝通过这次失败的招降活动，获得的好处更多。
首先，清朝通过招降活动，助长了郑氏集团对永历朝廷的离心力。原本郑成功应该配合李定国的作战，但为了对清朝显示和谈诚意而停止了进攻，造成大西军在两广、湖南等地孤军作战。相反，清军却可以从东南沿海撤出一部分军队，集中优势兵力，逐步击溃大西军的进攻。实际上大西军遭到失败后，在更大程度上增加了闽南的战争危局。结果是郑成功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其次，郑成功对清和谈，涣散了内部抗清的凝聚力和坚定性。在郑成功管辖的范围内，还有依附于他的原鲁王政权的军事力量。虽然他们的实力较弱，但在郑成功的严格控制下，唯恐被兼并掉，所以独立性很强。眼看着清郑和谈一步步地展开，哪怕是假象和演戏，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他们内心的恐慌，增加对郑成功的疑虑。何况清朝提出和谈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献出取消监国尊号的鲁王朱以海。
等郑成功假和谈真备战的戏演完后，清朝终于认识到郑成功不可能诚意归降，开始加大对郑成功的进攻。同时，清军在西线集中兵力接连挫败李定国所部，南明义军的形势又变得紧张起来。为了缓和李定国所部的困难，吸引清军分兵，同时也为了鼓励己方的士气，郑成功开始策划更大的进攻，将目标锁定南京。
南京是明朝开国时的首都，有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寝。对于江南的士人百姓来说，恢复故国，重振山河，占领南京是重要的标志。而且南京周围到处有富庶的粮仓，经济发达，便于获取军需。鲁王监国时期，张名振、张煌言等人就多次策划，想从长江口上溯打到南京，结果都是实力不济，无法如愿。
顺治十五年（1658）之后，南明小朝廷一败再败，风雨飘摇。郑成功为了挽回颓势，牵制清军进入云南搜捕永历帝，决定发动北征，希望通过占领南京，促进江南地区抗清运动的再度高涨。郑成功、张煌言集合了三千艘战船，近二十万兵马，从定海出发扑向南京。这支部队装备精良，不但有令敌胆寒的八千铁甲兵，还有红衣大炮压阵。顺治十六年（1659）六月二十二日，势如破竹的郑军占领镇江，至七月十二日到达南京城下（清朝称江宁）。目标唾手可得，只等发动最后的总攻击。
清军在南京的总兵力只有一万人，郑军的兵力不下十万。然而一个月后，清军却主动发起攻击，打得对手溃不成军。面对郑成功的军事包围，防守南京的两江总督朗廷佐一方面假意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另一方面积极备战，置办火炮、弹药、滚木、藤牌等。外围部队也通过郑军防御的空隙，穿插进去四五千官兵以加强防御。
面对抗清以来最有利的形势，郑军在南京各城门外驻扎连营，排列红衣大炮，准备攻城器械。但他们攻城的意图并不强烈，围而不紧，进而不攻，有的士兵因为天气炎热竟然下河捕鱼，视战争为儿戏。
这样外露傲慢情绪，总根子还是在郑成功身上。他认为：自古进攻城邑，伤亡必多。所以应该以进攻城邑为辅，将敌人包围起来。当敌人援兵汇集后，消灭没有城墙防护的援军，这样的手段才是高明的。只要消灭了援军，原来守城的敌人，即便不投降，也会逃走。但他手下的重要将领甘辉不同意这样的战法，因为兵贵速，不贵久，曾经劝他说：大军久屯城下，就会疲劳无功，等到敌人援军增多，更要多费一番工夫。所以一定要迅速攻城。但是甘辉的建议没起作用。
从战略上说，郑成功这次进攻南京，面对北征以来最有利的形势，的确是有些轻敌傲慢；在战术上说，其实也是郑军怯于攻坚的一个例证。北征开始后，郑军虽然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但长期以来，水战强于陆战的弱点并没有改变。瓜洲、镇江的获胜都是凭借水师获胜，而在南京的陆战中，行动之迟缓、地形之生疏、援助之无力，都表现了出来。
因此，南京战役的失败，从军事上说，有郑成功在前线骄傲自满的因素，也有在后方根据地的整军和训练不够等因素。郑成功在南京战役中损兵折将近十万。南京战役的失败，标志着郑成功抗清活动从高潮走向衰落，也表明试图恢复汉族统治大业的努力，最终无法实现。
兵力之锐减，士气之低落，衬托着清军频繁犀利的进攻。危险的形势表明，郑成功如果专营金门、厦门，已经没有更大的回旋空间，没有巩固的后方，只会面临更大的危险。郑成功和李定国、张煌言等友军相比，一向重视后方根据地的建设，既然在大陆立足日益困难，那么收复台湾的壮举必然将提上议事日程。
荷兰占据台湾与郑成功的筹划
在地理大发现、大航海运动的推动下，荷兰凭借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开始走向了海洋扩张。十七世纪初，荷兰人率领的船队第一次到达中国，提出通商和自由贸易的要求，结果自然是遭到明朝政府的拒绝。不过，这对于新来乍到的荷兰殖民者来说，只不过是一次试探性的外交照会，无非是要看一看中方的态度。荷兰人来到东亚，想打开中国的大门，第一步要做的，就是驱散葡萄牙人在中国的影响。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在这之前，荷兰人韦麻郎率领的船队，就急不可耐地向葡萄牙人发起进攻，展开了对澳门的军事争夺。结果大出他们的意料，葡方顽强抵抗，挫败了荷兰人的如意算盘。
请求中国开市的要求被拒绝，夺取澳门的如意算盘又落空，荷兰在东亚的发展将向哪里去？怎样才能从对华贸易中分得一杯羹？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恰巧在这个时候，福建海澄的商人李锦等，将荷兰人引上了澎湖岛，在这里开展了对闽浙等地的海上贸易。从此，荷兰殖民者迈出了侵占我国台湾的第一步。
明朝称荷兰为“红毛番”，中国的官员们只见过南欧的葡萄牙人，从没见过西欧的荷兰人。他们对荷兰人的红头发、蓝眼睛常有一丝讥讽，但又对荷兰人伟岸的身躯充满了羡慕，说他们的身材“颀伟倍常”。
福建巡抚徐学聚得到消息，说“红毛番”占据了澎湖，并和闽浙商人进行走私贸易，他心中对这些不速之客充满了疑虑和担忧，于是向万历皇帝递上一道奏折，要求对外驱逐，对内查办。
澎湖原来属于福建管辖，但后因兵力不足防守困难，就将驻守澎湖的军队撤了出来。现在，荷兰人除了做生意，殖民者的本性丝毫不改，不断骚扰福建沿海，情况越来越严重，而且在澎湖筑室耕田，久留不去。
天启四年（1624），福建巡抚南居易率领一支庞大的中国水师，打算围歼驻扎在澎湖的荷兰殖民者。荷兰人眼看不支，竖起了白旗，撤离到台湾。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但明朝军备废弛，既然澎湖都无法驻军，如何能控制得了整个台湾岛。当时的台湾处于明朝统治的空白地带。就这样，实际是在明朝政府的默许下，荷兰盘踞在台湾，开始了长达三十八年的荷据时代。
台湾古地图
早在郑芝龙亦商亦寇的时代，他也和自己的同伙以台湾为老巢。接受明朝的招安之后，郑芝龙放弃了在台湾的练兵、囤粮基地，回迁到福建。不过，由于福建自然灾害频繁，民不聊生，时刻有爆发农民起义的可能。郑芝龙就和福建巡抚熊文灿商议，用自己的船迁福建饥民数万人到台湾屯田，屯田所得的税收归郑氏所有。每个移民发放银钱三两，三个人拥有一头耕牛，此外还有种子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地向台湾移民，台湾的汉人由此激增，土地得到了开发，生产水平有了很快的发展。也正是因为郑芝龙对台湾发展作出过贡献，才对郑成功后来收复台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写了一首很有名的《复台》诗，其中两句说：“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所谓的“先基”，当然是他的父亲郑芝龙给奠定的。
说到郑氏集团和荷兰殖民者的关系，并不总是对立和冲突，双方有很大的合作空间，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因此他们既存在争夺经济利益的一方面，同时又是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
郑芝龙父子打击荷兰在台的势力，压制荷兰在台发展，也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海上贸易需求。例如崇祯六年（1633），荷兰派出八艘兵船围困厦门，击毁大量船只，其中包括郑氏的商船。这个时候郑芝龙已经归顺明朝，无论在社会影响上还是在实际利益上，都不能容忍荷兰殖民者如此嚣张。于是郑芝龙率兵反击，焚毁敌船五艘，俘获一艘，生擒荷兰官兵118名。而在几年前，双方还互相约定了为期三年的沿海贸易协定，要求双方船只彼此不得伤害。这种双方签了协定又撕毁，撕毁之后又签订的情况多次发生。不过就总的趋势来说，由于郑氏集团的海上势力越来越大，以至于荷兰殖民者渐渐不敢轻举妄动。
又过了几年，明亡清兴，郑成功奋起抗清。这个时候，在台湾的荷兰人两眼紧盯着大陆，非常关心爆发在大陆的军事冲突，尤其关心郑成功的军事动向。郑成功主要的力量就是庞大的船队，因为无法在内地立足，庞大的军费几乎都要依靠海上贸易获得，在争夺市场和运输权方面，加深了与荷兰殖民者的矛盾。
另外，荷兰一直担心郑成功是否计划进攻台湾，不断地从日本和内地刺探情报，希望获得确切的消息。为了加强战备，以防不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在1650年通过一项决议：热兰遮城堡即使在太平时期，守军也不得少于1200名。后来他们又得到消息，郑成功的部队很有可能与台湾的土著联合起来，或者台湾土著的起义能得到郑成功的援助，趁机推翻荷兰人的统治。在郑成功抗清顺利的时候，主要是忙于大陆事务，无法顾及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统治，而抗清遭遇失败之后，荷兰人的这种担心终于得到了证实。
这个时候，郑成功也因为南京新败而忧心忡忡。如何解决损兵折将、士气低落的问题；金门、厦门地域狭小，如何解决战略回旋问题；如何扭转颓势，完成复明大业问题等，都严峻地摆在了郑成功的面前。要是他在南京一路获胜，没有遭遇惨败，那么兵锋所指，一定是在长江流域，所谓收复台湾肯定将会向后拖延。所以说，郑成功的抗清事业越是发展顺利，收复台湾的时间越要向后拖延。何况击败清军、颠覆清朝决非一日之功，等到能完成复明大业，再来光复台湾，也不知道会拖到何年何月。从郑成功收复台湾来看，说它是抗清失败的产物并不为过。也可以说，郑成功要从抗清失败中急于寻求解脱，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台湾这个目标。
也正在这个时候，荷兰驻台湾总督揆一的翻译何斌偷逃出来，找到了郑成功。何斌在荷据台湾政府中，并不是一个光彩的人物。中国人说他侵占了主子的白银达二十万两，荷兰人说他数年来损公肥私，私自向赤嵌城（荷兰称普罗文查）附近海岸的船只以及在本地砍伐和贩卖木柴的人抽税，却从来没有交公过。荷方追查此事，何斌惧怕东窗事发，趁机逃出并找到了郑成功，献上如何进攻台湾的地图。
何斌曾经是郑芝龙的旧部，之前已经和郑成功有所往来。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忠于郑成功的。有了这样一个卧底来提建议，可谓正当其时。何斌说，此时攻占台湾有几个好处：第一是沃野千里，完全可以支撑起数万军士的粮饷问题；第二是位置便利，横绝大海，进可攻退可守；第三是台湾当地人受到荷兰殖民者的凌辱和压迫，一旦有官军解救，必定全力充当内援。
对郑成功来说，何斌的到来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为他下定决心光复台湾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不过绝不可认为有了何斌，才有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伟大壮举。诚然，如果何斌不是找到了郑成功而是张煌言，同时献上进攻台湾的地图，或许何斌的这番心血根本得不到回报。但是，郑成功却力排众议，否定了诸将和张煌言等人的劝阻，这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郑成功石像
郑成功其实是个十分重视根据地建设和防护的统帅。顺治八年（1651），正当郑成功统兵远征至粤东，厦门防御力量薄弱的时候，清朝福建巡抚张学圣、总兵马得功等一度攻入厦门。郑氏集团被抢去了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还有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谷，损失不可胜数。为此，郑成功还督斩了他的胞叔郑芝莞。这次大本营被袭击，对郑成功来说教训深刻，乃至顺治十一年（1654），李定国多次催促他到新会会师，共同与清军作战，郑成功却一直推脱。这里一方面可以认为，郑成功有地区割据、唯我独尊的独大意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新会距离郑成功的大本营遥远，而且他也很担心劳师远征，会再重蹈之前的覆辙。他派遣林察率偏师协同 李定国，既可以敷衍友军的请求，又可以将主力摆在就近的泉、厦、漳、潮等地区，用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根据地。
但是南京失败之后，厦门等地成为清军进攻的靶子，郑军兵力不足、士气低落，固守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更不用说夺取其他地区的沿海市镇。当时的军事力量对比，郑军在水师方面依然占优，陆军损失很大。如何最大限度发挥现有的军事优势，并且遏制对方，是郑成功下一步军事行动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台湾海峡对水师力量薄弱的清军来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天堑。郑成功认为，台湾无论是进攻还是坚守，都具备了多重优势。他向部下解释说，台湾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造船制器，汉民鳞集，这些都是优点。虽然现在被“红毛番”窃取占据，但城中夷狄不过千人，攻之可唾手而得。所以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士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
但当时否定郑成功的声音似乎也掷地有声，概括起来有四点：第一，台湾从明朝以来一直没有开化，经济落后；第二，远在海中，是一个疾病流行之地；第三，荷军长期据守，战斗力很强，一旦交锋，损失过大；第四，远离了抗清主战场，分兵占据台湾，将会使光复明朝的宏业遥遥无期。
尤其是兵部侍郎张煌言，出于复兴明朝的坚定信念，写了洋洋洒洒的《上延平王书》，极力反对郑成功的“逃跑主义”。在张煌言看来，清正经历着顺治病亡、康熙新立的动荡时期。主少国疑，战略进攻正当其时，而且清南下，异族专政生灵涂炭，广大百姓翘首期盼王师，雪耻复仇。现在延平王郑成功却不思进取，舍本逐末，与荷兰争夺台湾，必将进退失据，噬脐莫及。
张煌言反对郑成功光复台湾，主要出于政治目的，郑成功手下的多员大将对此也议论不一。他们和张煌言的出发点不一样，但概括起来，主要是两种反对的意见：一是他们作为军人怯于同荷兰交战；二是他们作为闽籍的将士，对于远征台湾，有难别故土的眷恋之情。在这里不必低视普通将领胸无远志，他们的见解也都是符合各自的身份要求，只能说这些意见，更加衬托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长远眼光。
郑成功和张煌言不一样，他是务实的军事家，执掌庞大的海上力量，必须维护家族、部属以及所有复明力量最根本的利益，有了一次沉痛的失败，已经足够引起警觉了。从表面来看，是从大陆撤退了一大步，向台湾进军了一小步，但就 对清作战的军事方略而言，是要发挥自己海军的最大优势，让出不利的陆地战区，将对手引向辽阔的海洋。
当然，诸将畏于同荷兰在海上作战也有一定道理。从荷兰接触明朝水师开始，中国就领教了荷兰新式武器的强大威力。史书上说：
当红毛番初到内地，海上官军从来不曾见过，而且状貌、服饰也和南洋诸岛不同，也不晓得他们的技能，就用平日所持火器在远距离进攻。他们也在自己的船上对攻，只见青烟一缕徐徐升起，因为距离远，也听不到声音，然后红毛番的船只扬帆而去。红毛番不用弓箭，而官军死者已无算。海上惊怖。
对于如此强大的对手，郑成功将如何交战？没有精心的备战，只靠人海战术，也许会像在南京城下一样，造成重大伤亡。
在南京新败不久，郑成功就开始着手准备光复台湾。顺治十六年（1659）底，他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如何攻占台湾，安顿将士家眷之事。次年（1660）正月，安南将军达素率领八旗兵数万人，水陆并进，进攻金、厦，试图一鼓作气彻底铲除郑成功在大陆的势力。郑成功率水师将不悉水战的清军打得丢盔卸甲。达素深恐追究其冒进的罪责而自杀，双方的战事暂时处于停顿状态。这次防御战郑军虽然获胜，但付出了较重的代价，对郑成功来说，心理负担尤其沉重。他更急于谋求光复台湾，以安稳后方。
郑成功将备战的重点放在筹粮和修船方面。为了使大军能有充足的粮草供应，他先后派遣周全斌、马信等，所率各镇兵马北上南下。仅在顺治十七年（1660），郑成功就多次出兵筹粮，有时候还与民众爆发武装冲突，手段和抢粮无异。七月，他遣右武卫周全斌等率左右虎卫镇、后冲、中冲、正兵、奇兵等镇北征，略地取粮；八月，将奇兵调回至兴化，正兵调至福清一带继续筹粮筹款；十一月，又派遣周全斌南下至潮阳，攻破凤山寨，杀败潮州的援军，各船满载而归。
要横渡海峡作战，还必须有大量坚固的船只。同年底，郑成功先后三次下命令各镇修整船只，以备远征。至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出征前，船只修葺基本完备，能够保证将首批两万五千人运送至台湾作战。
郑成功为了收复台湾，对荷兰驻台殖民当局还进行了必要的伪装，试图松懈荷兰的警觉和备战。顺治十七年（1660），台湾一直处在风声鹤唳的谣言之中：国姓爷即将进攻台湾。这年九月，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一支由司令燕·樊 德朗率领的援助舰队到达台湾，共有12艘战船、600名士兵、1453名水手。不知什么原因，这支舰队的司令樊德朗和台湾殖民者产生了矛盾，樊德朗倾向于攻打澳门，而台湾行政长官揆一，还有评议会议员等一致要求舰队留下，以防随时可能到来的郑成功。
双方争执不下，于是派遣使者前往厦门，刺探郑成功对台湾的意图。使者到达厦门后，受到郑成功的热情接待，他一再显示出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亲善态度。郑成功表示目前的备战是针对清朝，恢复故国才是他终身的使命，绝对没有精力去针对一个荒芜小岛采取敌对行动。
也有一种可能，就是郑成功并没有瞒住樊德朗。樊德朗和评议会议员一样，都看出了郑成功进攻台湾已是箭在弦上。他之所以到处放言，表示郑成功进攻台湾是造谣，是他当时已经无兵可用。樊德朗的士兵由于水土不服，病倒了大半。所以他逢人便表现出一定要进攻澳门的急切心情。最后，樊德朗和评议会达成妥协，600名士兵留在台湾以加强防御，樊德朗率所有的军官以及其余人员离开。樊德朗进入公海后，便虚晃一枪回到了巴达维亚。就在樊德朗离开台湾两个月之后，郑成功的船队便从金门出发了。
郑成功代表明朝收复台湾
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初三，郑成功留其子郑经守卫金、厦，自己率领第一批军队，乘船出料罗湾，次日到达澎湖。由于海上风浪过大，在这里延误了几天行程。初八，他在自己的旗舰上升起大纛旗，旁列五方，发炮三声，金鼓震天，向台湾进军。
出发前一天，郑成功进行了必要的军事动员：
本藩矢志恢复大明江山，念切中兴。前者派遣大军向北讨伐，由于在南京失败，恨尺土之未得。现在退回到金门、厦门后，深恐孤岛难守，容易被对手颠覆。所以要冒着惊涛骇浪，前往台湾开辟新区，暂寄军旅，以待时日。这并不是我们贪图海外，苟延偷安，贪生怕死。我们竭诚祷告皇天，并达列祖列宗，愿助我潮起，舟师行进，进军台湾。我们就要与荷兰红毛番交 战，惟望诸位出征将士，不要疑畏红毛火炮，你们遥望本藩的旗舰所向，服从指挥，衔尾而进，顺利登陆。
郑成功的船队事先做好精心的准备。在他们抵达台湾水面时，能够掌握好潮汐的规律，在引导船的带领下，巧妙绕过荷兰炮台的射程，顺利从鹿耳门登上台湾城（安平）的北线尾，不到一个时辰，就有数千名战士踏上了台湾的土地。
在热兰遮和赤嵌城的空隙间，大批船只进进出出，荷军势孤人单，只能龟缩在城中无可奈何。当时全台湾岛的荷军只有1500人左右，分别集中驻扎在两个孤城之中。一个是热兰遮城，靠近海边沙洲而建，这里有荷军近千人。海面上还有赫克托号等四艘战舰，以备支援。另一个是赤嵌城，隔湾而建在高地上，这里有荷军四百人。他们就这样被对手分割包围。
再看郑成功的军队。郑成功的登陆部队前后分两批到达台湾。首批在四月八日抵达，约两万五千人；第二批在五月二日抵达，约五千人，共计三万人。其中能用于一线的作战部队，应该不少于60%，大约有一万八千人，双方直接参战人员对比至少是十二比一。拥有如此优势的兵力，表明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志在必得。但是郑军火器处于下风，尤其在攻坚的时候，将会面临一场苦战。
荷军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他们试图趁对方立足未稳之际，集中猛烈的炮火，从海上和陆地两个方向发动进攻。
海战率先打响。荷军在最大的战舰赫克托号率领下，凭优势装备向郑军舰船猛烈开火。郑军派出六十艘小型战船，用火炮进行迎击。在不算宽阔的大员湾海面，上演着群狼对猛虎的搏斗。战斗异常激烈，硝烟弥漫了整个天空，以至于稍远一些就无法辨别对方的船只。突然，中方发射的炮弹击中了赫克托号战舰的弹药舱，引发了猛烈爆炸，船只连同船员一起沉入海底。另一艘战舰格拉弗兰号也被郑军的火船引燃，随后仓皇脱离战场，逃回巴达维亚，向总部通报荷兰人在台湾的厄运。
即便按照荷兰一方的统计，他们给进攻的中国人以重大杀伤，当日杀死中国人达一千多，伤者不计。但从战后的结果看，荷兰的水师被消灭，海洋让给了中国人。
荷军在陆上输得更惨。原本荷方打算固守，但是贝德尔上尉坚持进攻。赤嵌城中只有400名荷军，他带领约240名战士主动出击。他一向带有那种西方殖民者特有的傲慢藐视中国人，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胆小如鼠，荷兰人只要向人群中放一排枪，打倒其中的几个人，那些摇旗呐喊的中国人就会吓得四散奔逃，顷刻瓦解。在他看来，二十五个中国人合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荷兰兵，中国战士的胆量还赶不上一个女人。从前他们只是同满洲人交战，还不知道与荷兰人交战的滋味，一旦交起手来，就会把中国人的笑脸打成哭脸。上面这些话，都是从荷兰人的史料中直译而来。既然态度如此傲慢，就不难想象贝德尔上尉率领荷军，将如何冒失地向郑军阵地发动挑衅般的进攻。
战斗在一个名为北线尾的狭长沙洲上展开。郑成功派遣黄昭带领五百名铳手做正面防御，另派杨祥率五百名藤牌手在敌人必经之路上侧攻，派肖振宸率领二十艘大船阻挡来自热兰遮的援军。
贝德尔率领的二百多名荷军，从正面冲击黄昭的火铳手。他们排成线性阵式，十二人为一排，一边放枪一边试图冲散郑军的包围。出乎意料的是，郑军并不像缺乏军事训练的土著那样四散奔逃，而是沉着应战，用火铳阻挡荷军的进攻，同时，侧翼部队的弓箭像雨点一样落在荷军身上。其实，郑成功的人马绝对不像他所想的那么孱弱，他们同样拥有大量的火铳和重炮，只是威力比不上荷兰同时代的武器而已。而且郑军中还有两队黑人部队，他们原来都是荷兰人的奴隶，学过来福枪和滑膛枪的使用办法，他们的参战给荷兰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贝德尔的进攻部队很快就丧失了信心，对手人数太多，火力密集，有些人甚至还没有放一枪就被打死了。在郑军的全线出击下，荷军落荒而逃，包括贝德尔上尉本人在内的118人被打死，还有一些被俘，其余的人都吓得跳到了水里。由于海湾不大，他们有的人从水中游到了热兰遮，但荷兰人再也不敢提进攻的事情了。赤嵌城更加孤立。
台湾的荷兰人只有热兰遮和赤嵌城两个据点。热兰遮修建在横绝大员湾的沙洲之上，在沙洲与本岛之间有一道地峡连接，从本岛沿地峡进攻热兰遮，要顶着城中密集炮火的轰击，伤亡肯定会很大。赤嵌城修建在本岛之上，隔大员湾与热兰遮遥望，容易被郑军环攻，所以成为首选进攻目标。
由于郑军在海陆两战中均获得胜利，两座城堡中的荷兰人都丧失了再出击的信心，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联络被切断，各自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在当地原住民的指引下，郑成功派人先断了赤嵌城上游的水源，并且命令士卒持草堆积在城下，派通事入城向荷方下最后通牒：如果再不献城投降，将点火焚城。
眼看赤嵌城即将丢失，荷方的评议会召开紧急会议，重要的军政人员都参加了，最后决定派人与郑成功谈判。评议会大体有一个意见框架，即荷方愿意向郑成功年年纳贡，并且送犒银十万两，条件是郑军离开台湾。郑成功此番赴台作战，目的就是要夺取台湾，使之成为反清复明的基地。双方的条件南辕北辙，当然予以严词拒绝。
赤嵌城里，眼看着谈判无果，求救无望，在这种情况下，荷方司令官决定献城投降。他在交出普罗文查要塞的同时，还交出了所有的军用物资，本人连同其他士兵都成了俘虏。
荷军迅速丢失赤嵌城，主要在于轻敌冒进。二十天之后，郑军在攻打荷兰另一个据点热兰遮的时候，也犯了同样的错误，顺利的战事一下子停顿下来。郑成功率大军登上台湾岛后，按照交战惯例，向荷兰殖民当局发出照会，要求对方放下武器。
郑成功的照会包括了三层含义：第一，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荷兰在三十多年前之所以能窃居，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出于宽厚和友善借给你方，现在郑成功将代表中国予以收回。第二，此次亲统大军来到台湾，目的在于收回领土和城堡，并不侵犯荷兰人的私有财产，只有通过友好谈判将土地交出才是可以接受的。第三，如果你们继续采取敌视的态度和行动，皇朝军队将给予坚决打击。现在大军源源不断进入台湾，希望你们早日作出决定。
荷兰当局接到郑成功的照会后，组织评议会进行了讨论。他们很清楚当前极为不利的形势，但也明白，一旦退出，荷兰在台湾三十多年的殖民成果就化为乌有，之后也不可能再重返台湾。面对这个最后通牒式的照会，荷兰人再次派出全权代表，提出了新的妥协方案，即：荷兰人保留热兰遮港口和城堡，至于台湾岛其他地方，郑军可以不受限制地活动。
荷兰的方案，实际上就是千方百计维持现状。因为台湾的其他地方已经被郑军控制，荷兰殖民者被压缩到热兰遮城一隅；只要热兰遮还由荷兰人控制，他们完全可以等待巴达维亚的援军，重整旗鼓，再和郑军决一死战。郑成功对于 这个方案当然不能接受，他重申：台湾属于中国，历史不可更改，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荷兰人来自远方，理应归还。因此，荷兰人必须全部撤出台湾，要谈判，也只有在如何撤出这个问题上，才可以接受谈判。
既然双方的要求差距太大，谈判解决的大门只能关闭。剩下的问题就是看郑军如何攻下热兰遮，或者是看荷军如何坚守。
热兰遮是荷兰殖民当局最重要的城堡。他们按照当时滑膛枪的有效射程，在防御方面进行了几何学计算，以便发挥出火器最大的效能。更大的难题是，郑军进攻热兰遮堡，必须经过一片狭长的开阔地，没有遮掩物可以利用。这些都为郑军进攻出了很大的难题。
在攻陷赤嵌城之后20天，郑军对热兰遮发动了猛攻。荷军虽然人少，但火力凶猛，郑军受到很大损失。郑军攻坚能力不强，这个弱点在南京城下就暴露无遗，今天在热兰遮城下再次得到证实。按照荷方比较夸张的统计，毙伤郑军数千人。一整天的进攻都没有丝毫进展，郑成功只好调整部署，留下一部分人马对热兰遮进行围困，其余大部分军队被分派到台湾各地，进行开发建设。
郑成功着手在台湾建立行政机构，改赤嵌城为承天府，府下设天兴、万年二县。当时最要紧的还是军粮问题，无粮则兵不稳，而且不能再从大陆调粮入台，因此军队很大一部分力量是在组织屯田。在当地高山族人民和外迁汉族人民的支持下，发展农业生产，郑氏集团在经营台湾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热兰遮没有遭到郑军猛烈的进攻，但危险的局面并没有过去，低强度的军事冲突一直持续，消耗疲惫之敌的策略始终未断。据守热兰遮的荷军苦撑待援，两个多月后，他们翘首期盼的援军七百多人，在舰队司令雅各布·考乌的带领下，终于到来了。
要想战胜郑军，必先取胜水师，何况援军的优势也在海上。就这样，在热兰遮守军的配合下，荷兰援军向郑成功水师发动了一次强攻。这一仗，结果与荷兰人期盼的相反，荷舰科克伦号和科登霍夫号被击沉，包括一名舰长在内的一百多名荷军被打死。剩下的残兵败将，在目睹了郑军的雄姿后，断定热兰遮已经无可救药。当时台风马上就要到来，荷兰援军借口躲避风暴，一走了之。等到风平浪静之后，热兰遮的守军再也没有等到援军回来。
在击退了荷兰援军后，郑成功的战法开始发挥作用。郑军的特点是，水师人多势众，机动能力强，而陆军的攻坚能力弱。多年来，郑成功在抗清作战中一贯如此，包围了一座孤城，但经常强攻不下来。孤城中的清军只要粮食足够，就能抵挡住攻坚能力不强的郑军，最后总能等来援军。郑成功在两面夹攻之下，要么赶紧撤围，要么就被聚歼。顺治九年（1652）的漳州之战是这样，顺治十六年（1659）的南京之战也是这样。
热兰遮遗址
但这次恢复台湾，情况就不同了。荷兰殖民者只能与郑成功拼水师，而且他们的援兵有限。对郑成功来说，这两个特点正中下怀。郑军的水师击退荷兰援军后，热兰遮里的揆一再也盼不到新的援军，只能困守孤城，坐以待毙。长期的消耗终于使内部瓦解，有荷军军曹开始向郑成功投降。他们不但道出了城中的窘境，而且还献出攻城的建议：因为城中的防御设施损坏严重，无法修复，只要夺取热兰遮城边的制高点，转变炮台方向，然后向城内开炮猛轰，就可大功告成。按照荷军现有的士气和防御能力，不用两天，热兰遮就会土崩瓦解。
郑成功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对荷军的最后一击，就这样定了下来。顺治十八年（1661）年底，郑军发动总攻，在火炮的掩护下，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攻陷制高点乌特利支园堡。接下来，郑军就可以随意炮轰热兰遮城中的任何一个地方。总督揆一在与荷兰评议会紧急协商之后，认为荷兰在台湾的统治已经到了末日，决定接受郑军的投降条件，献出城堡，争取能平安离开台湾，回到巴达维亚。
郑成功对荷兰殖民者网开一面，给予了优厚的条件：荷兰人可携带少量必需的粮食离开台湾；可携带其私有财产和少量金钱；还可以携带一些归途中的防御武器；可以运走殖民当局的档案；双方交换战俘；郑军交还所夺荷兰的船舶，以便荷兰人离开。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同意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从此不记前仇；荷方将热兰遮城堡、大炮、剩余军用物资、商品、大额财产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其他财产留给国姓爷。
荷兰殖民者投降图
至此，郑成功率军抗击荷兰殖民者，光复台湾之战胜利结束。
郑成功收复台湾，从军事上看，胜利主要取决于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从作战的后方条件看，西方殖民者来到东亚，由于兵员、装备、后勤补给都比中方困难许多。第二，从战场条件看，中国当时在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方面，虽然落于下风，但毕竟差别不大，陆军的作战弱势，可以用兵员上的人数优势来弥补，水师方面的差距则更小。第三，从人心士气看，郑成功虽然也是两线作战， 但在复克台湾问题上，有了台湾人民的大力支持，还有广大将士无所畏惧的精神，更兼制定合理的战略战术，终于使荷兰殖民者签约投降。
令人遗憾的是，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仅一年多，便因病去世，终于没有完成他反清复明的宏伟目标。他的继承人郑经，虽然在开发台湾方面有过功劳，而且仍像其父那样，在台湾保留着明朝的正统地位，但在永历帝被杀，郑成功、李定国等相继病亡之后，所谓恢复明朝的愿望只能化为泡影。连抗清志士张煌言也改变不了这一趋势，在无可奈何之下，主动解散部队，最后被俘，不屈而死。
郑成功去台后，大陆的抗清活动便再也掀不起波澜。对于孤岛上还有一个拥兵自重的所谓前朝政权，大局已安的清王朝当然不会听之任之。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的大将施琅率领清朝水师，完成了对这个所谓明朝的最后一击。
施琅代表清朝统一台湾
施琅，福建晋江人，生于天启元年（1621），比郑成功年长三岁。明朝末年社会动荡，施琅弃文从武，投身到郑芝龙手下。施琅为人机智，富有胆识，很快在众多武将中脱颖而出，不久升为副总兵。郑芝龙降清的时候，他也率部跟随，被清朝任命为总兵。
清朝入关后的最初几年，在江南一带推行的政策，带有民族征服和民族侮辱的性质，而且在征战中，又滥杀无辜百姓，强迫汉族人民剃头，改穿满族的服饰，造成江南各地抗清运动再度蓬勃兴起。当时有很多已经降清的明朝将领，像金声桓、李成栋等人，现在又纷纷竖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施琅跟随李成栋也在其中。他应郑成功的召唤，再次加入到抗清的洪流当中。
施琅雕像
之后，施琅和郑成功经历了五年的合作。在这段时间，施琅为郑氏集团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顺治六年（1649），他率领郑军攻克漳浦、云霄和潮州等地。顺治七年（1650），他又替郑成功出谋划策，奔袭定元侯郑联，使郑军顺利占领厦门，为郑成功夺得牢固的根据地立了大功。
但是这两人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他们的脾气禀性不同，对待清朝的态度不同，处理事务的着眼点不同，以及人事安排上的纠葛，最终酿成了两人分道扬镳，各为其主，互相厮杀。
事情起源于顺治八年（1651），由郑成功军事调动而产生的意见分歧。
当时郑成功占据厦门不久，他率领一部分人马，来到靠近福建的广东南澳，和从揭阳而来的郑鸿逵汇合。两人商量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最后决定郑鸿逵回厦门巩固根据地，郑成功继续攻打潮州、惠州。
但这个时候，郑成功刚获得根据地不久，统治基础不算巩固。施琅身为郑成功手下左先锋，官居要职，对于这样的部署，他认为风险很大。因为主力远征筹取粮饷，会造成厦门防御的薄弱，一旦清军从闽北进攻，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向郑成功提出了不同意见。
但是施琅向郑成功提建议的方式非常奇怪。他见到郑成功后，假说自己前夜做了个噩梦，预示这次出师不利，请郑成功重新部署。军中居然有如此戏言！郑成功闻言大怒，认为施琅扰乱军心，怯于征战，于是撤了他左先锋的职务，和郑鸿逵一起回厦门。
等到郑鸿逵、施琅返回厦门后，果然遭到清军的偷袭。郑氏集团措手不及，厦门一度被攻陷，资财损失严重。而施琅率领部下奋力作战，等到清军撤退，郑成功返回厦门后，他对此事极为愤怒，严肃处理了这件事。郑成功一贯是有功者赏，有过者罚，他斩首了胞叔郑芝莞，但对有功的施琅仅赏银二百两，并没有官复原职。赋闲在家的施琅对郑成功大为不满，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
曾德事件真正导致两人公开反目。曾德最初是郑彩手下的将领，后来被郑成功划归施琅节制。既然此时施琅被夺了兵权，曾德不甘心就这样一直不得志，于是希望通过活动关系，回到郑成功身边，郑成功可能没有多想，就很快同意了。曾德为了在郑军中求得出头之日，从施琅军中改到郑成功手下，这也无可厚非。但在施琅看来，这是郑成功挖自己的墙脚，也可能是部下的另选高枝， 背叛自己，因此极为恼怒。
厦门郑成功屯兵山寨
无论是郑成功还是施琅，都视部属效忠自己为根本，反叛绝对不能接受，否则治军是一盘散沙。他派人将曾德抓了回来，二话没说就给砍了头，以儆效尤。郑成功闻讯后，驰令勿杀，施琅也置之不理。郑成功法纪森严，见施琅违令擅自杀人，于是断定施琅将要谋反，急令右先锋黄廷率军擒拿施琅全家。
施琅在逃脱了郑成功的追捕后，只有投奔清朝这一条出路。郑成功怒不可遏，遂将施琅的父亲和弟弟斩首。个人恩怨和义气之争，终于压倒了一切，双方各自为了自己的王朝，也为了消平心中的怨气，厮杀至终。
对于郑成功来说，他失去了一位卓越的水师将领，并且投入对手清朝的怀抱，显然是重大损失。对于清朝来说，得到施琅，正好弥补了清军的海战不足，使清朝能够在施琅的协助下，筹建一支强大的水师，显然是重大收获。施琅就像一颗沉重的砝码，在摇摆不定的天平上，压到了清朝一方。
顺治八年（1651），施琅归顺清朝后，继续在沿海作战，主要战场在广东。作战对象也是隶属于永历朝廷和李定国的军队，相继夺得高州、琼州、雷州、廉州等，以军事韬略和海上战绩，逐渐得到清朝官员的赏识。
顺治十三年（1656），郑成功手下另一员大将黄梧率部降清。他非常清楚施琅治理水师的卓越才能，极力推举其参加抗击郑成功的海战。施琅也因为屡立军功，到康熙元年（1662）升职为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如此迅速升职，除了说明他降清后军功卓著，也反映出清廷要通过海战，不断提高打击郑氏集团的力度。
随着永历帝朱由榔在云南被处死，也只有郑氏集团还在奉明朝为正统。清廷从云贵战场脱身后，可以全力以赴来彻底清除郑氏集团在大陆的影响。
而正在这个紧要的关头，郑成功病逝。郑氏集团因为家族内乱和最高权力的再分配，大开杀戒，动摇了官兵的士气。正是在这一有利的情况下，康熙二年（1663），施琅提议进攻金门、厦门，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十月，清军由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统领，分兵攻取厦门。战事进展得十分顺利，虽然也遭到郑军的顽强抵抗，并且阵折了陆路提督马得功，但清兵仍前仆后继，渡海攻克了厦门。在这一战中，水师提督施琅联合荷兰的战舰，夹击原本强大的郑氏船队，斩郑军千余人，并且乘胜占领浯屿、金门二岛。郑经在金厦之战失败后，无可奈何地退守到铜山岛（东山岛）。
康熙三年（1664）三月，眼看铜山岛也无法坚守，郑经又撤退到台湾，清军占领铜山。郑氏集团的沿海据点，就这样逐一被清军攻陷，郑军中的高级将领，如周全斌、陈辉、林顺等，纷纷率部投降。这些人又反戈一击，加入到对郑氏的作战中。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转到了清军手中。
清朝对郑氏集团，一直存在着“剿”与“抚”的两手策略。他们交替使用这两种策略，都和清军的战局发展息息相关。对此，郑成功也相应地采取两手策略。当清廷力图通过招抚达到目的时，郑成功就利用和谈的和平间隙，扩张自己的实力，但骨子里却从未放弃过抗清的意图。
如果说，郑成功在出兵北征攻打南京的时候，还有恢复大明江山的一线希望，但到了郑经时代，这一线希望也烟消云散了。在十多年之后的“三藩之乱”期间，郑经重返大陆，一度占领泉州、漳州、潮州、惠州等地。耿继茂降清后，郑经退守厦门沿海岛屿。为了腾出手来对付三藩，清廷多次遣使招抚，五次和谈，但均未达成协议。
由于占据着福建一隅，因此清郑和谈时，郑成功常索要地盘，要的是扩充实力。郑经提出的和谈条件，更像是如何确定双方的外交关系。
郑经提出的条件是：“照朝鲜事例，不削发，称臣纳贡。”又由于郑经曾说过“东宁偏隅，远在海外，与版图渺不相涉”。现在听这种话，好像郑经有要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野心。
这样一个认识有很大的历史误区，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原因就是对古代外交关系有极大的误解。在清代，朝鲜对清朝的关系是称臣纳贡；在宋代，南方的南宋对北方的金国也是称臣纳贡。对古代外交本质上来说，这些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差别在于现在人的评价体系。
郑经的要求，更像是南宋之对金国，是脆弱的汉族政权，对强大的异族政权的臣服。郑经要保留的，是治权的独立，还有汉族文化的连续性。只不过郑经所占的地盘，没有南宋赵构那么广泛。如果他的地盘，能从台湾扩大到东南沿海，或者扩大到长江流域，那么郑氏集团对清朝提出的外交要求，就和宋金议和相差不多了。
郑成功墓
康熙十九年（1680），清军借着平定“三藩之乱”的余威，再度出兵，收复了金、厦等沿海岛屿。郑军被迫返回台湾，退保澎湖。
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去世。郑氏集团由于内部倾轧，再次发生政局上的震荡。郑经年仅12岁的幼子郑克塽继承王位，但内部政务取决于外戚冯锡范，在外主军取决于刘国轩。
“三藩之乱”平定后，清朝统一台湾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其实在此之前，统一台湾的好时机已经出现过一次，不过施琅没能抓住。
康熙三年（1664），清廷获悉郑成功病逝，施琅便建议，乘清军在金门、厦门取胜的余威，以及郑氏在台湾仓皇不能自顾，乘机进攻澎湖，直捣台湾。
康熙青年像
七月，清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清军不习水战，这样的重任自然落到了施琅的肩头。他被任命为靖海将军，统领诸营，出征郑氏集团。由于清朝水师中有大量的郑氏降将，而且归顺朝廷的原因，大多又是在失败后不得已而为之的，对这次出兵的可靠性，清朝最高层有很大的担忧。担心他们到了海上，会不会再次倒戈，会不会怯于同老东家作战，这些都是未知数。
十二月，施琅率兵船出海进攻台湾，船队行进到海面时，正值风暴潮起，清军在没有交战的情况下，逆航而还。
康熙四年（1665）三月，施琅再率船队征台，途中又遇风潮阻拦，在海上羁留三天，只好躲避到金门岛上的料罗湾。
四月，天气转晴，施琅再率师进军，行至澎湖列岛前，突遇狂风大浪，整个船队被吹散，有的船只被吹到厦门，有的被吹到潮州。
清军三次征台，均无功而返，于是产生了挫折感。
对清朝来说，台湾孤悬海外，远隔大洋，如果继续征剿台湾，无疑会增加朝廷的沉重负担。天灾人祸，再加上长期的战乱，国内民生凋敝，财政困乏，为了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清朝统治者也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局面。
对台湾的郑氏集团来说，大陆沿海岛屿接连丢失，物资匮乏，人心惶恐，兵尤厌战。而且台湾刚刚到手不久，正处在开发阶段，百业待兴，恢复建设，增强实力，都需要时间和精力。因此在康熙朝初期的十多年间，双方出现了相安和平的短暂时期。
康熙二十一年（1682），施琅被授予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太保，为攻克台湾做准备。
郑氏集团退守台湾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只差来自外力的最后一击。郑经虽然为开发台湾做了一定的工作，但就清郑关系而言，他已经丧失了其父往日的雄风，再也不想恢复大陆，开始寄情于山水，放纵生活，于是将政务委托于长子郑克
。
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郑经病逝。当时的权臣冯锡范、刘国轩勾结郑氏族人发动政变，杀害了继承人郑克，立郑经12岁的次子郑克塽作为傀儡。这次政变加剧了郑氏集团的内部矛盾，削弱了自身力量，郑氏集团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
同年十月，施琅满怀着必胜的豪情奔赴厦门，立刻投入到练兵整训、制船造舰的备战之中。他为了免于军事指挥上的多方掣肘，影响军令的贯彻执行，不惜得罪同僚，从康熙皇帝那里申请到了统兵的专征权。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施琅统率官兵两万余人，大小船两百余艘，奔赴澎湖，和把守澎湖的刘国轩部决战。澎湖海战主要打了两天，分别在六月十六日和二十二日。战况之激烈、死伤之严重，大大超过了以往。
在十六日的海战中，施琅被流炮灼伤了面部，右眼受伤，经过包扎后，仍继续指挥。刘国轩按照自己的经验，感觉一场狂风暴雨正要刮来。他迷信这场海上风暴会摧毁清朝的船队，因此不适当地采取了战术收缩，而将主动权让给了施琅。
但老天爷并没有助刘国轩一臂之力，清朝船队乘虚而入反客为主，在休整了几天之后，又兵分三路，对郑军发动总攻。施琅利用优势兵力，将郑军水师分割包围，逐一消灭，郑军虽然拼死抵抗，仍陷入了全面被动之中。经过七八个小 时的海战，郑军大小将领死亡三百余人，降一百六十五人，损失兵力一万两千余人，各种战船一百九十四艘，郑氏集团的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
澎湖海战后，施琅推测，郑氏集团面临着降、守、逃三个选择，集团内部会为此展开激烈争论。为了以最小代价换得胜利，他明智地执行优待战俘和恤民的政策——严禁乱杀战俘，及时营救受伤和溺水的郑军士卒，分批释放战俘，让他们回台湾与家人团聚，同时派遣前郑氏部属，尽力说服刘国轩等人。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台湾军民继续抵抗的决心。
康熙皇帝在得知台湾愿意归降的消息后，马上下诏，宣谕郑克塽、冯锡范、刘国轩等人：“你们倾心投诚，应该率所属军民官兵，悉行登岸。你们从前抗违天朝的罪过，现在尽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倘若仍然怀疑犹豫，继续拖延，大兵一至，难免锋镝之危。倾灭身家，噬脐莫及。”
七月十五日，郑克塽等派遣部属来到澎湖，在施琅军前送上降表。八月十三日，施琅统率舟师到达台湾，接受郑氏集团的投降。至此，围绕台湾和东南沿海长达近三十年的战事，得到彻底解决。对清朝来说，也标志着奉明朝为正统的武装力量彻底覆灭。
台湾归清后，虽然郑氏集团瓦解了，双方的军事对抗不再，但台湾岛的弃留问题却摆在康熙面前。
在廷议中，有的人主张放弃台湾，迁徙岛民到内地。这种论调和当年郑经拒不投降清朝差不多，说的都是“台湾属海外地方，无甚关系”。包括康熙皇帝也认为，台湾“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
这种观点，主要是吝惜钱财，因为守台军费靡多，跨海经营，支出浩繁，因此是着眼于暂时的利弊。施琅坚决反对放弃台湾。他上了著名的《恭陈台湾弃留疏》，从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物产之富庶、弃台之弊端和荷兰殖民者之窥伺等几个方面，历陈坚守台湾之必要。施琅的远见卓识，最终改变了康熙的初衷。
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设立一府三县，隶属福建行省，最终确定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施琅以他在政治上的真知和军事战略上的灼见，不但体现出他非凡的气度和胸襟，更重要的是对中华民族历史上版图的统一，立下了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