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当会战（Battle of Sedan）

色当会战简介

色当会战：色当会战，发生于1870年9月1日普法战争时期。战斗的结果是普军俘虏了法皇拿破仑三世及其麾下的军队，虽然普军仍需要与新成立的法国政府作战，但此战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及其盟军的胜利。

色当会战过程分析——

普鲁士的扩张

当半独立的美国联邦融合成一个联邦帝国时，中欧方面也正蕴酿着新的变革。自从神圣罗马帝国解散之后，中欧就成了一个真空，一八一五年的维也纳会议曾希望将三十八个独立邦组成“日尔曼邦联”，目的是保障日尔曼的内部和平，其机构为一个议会，永久性会址设在法兰克福，每个邦都有代表。实际上，这个议会却毫无能力，因为它只是参议院，而没有众议院——是议会而不是国会。

比日尔曼联邦更重要的是普鲁士关税同盟的建立。其创始人为李斯特，他认识到除非各邦之间的关税壁垒能够打破，否则英国货就会继续在日尔曼境内泛滥，这种作茧自缚的限制只会阻止日尔曼自身的工业化。为了结束这种不合理的情形，所有普鲁士境内的关税，包括六十七项共约三千余种细则，都在一八一八年被取消，次年十月，普鲁士与独立小邦施瓦茨堡-松德尔豪森之间签订了第一个关税协定。不久就出现了南北两个关税同盟，在一八二九年，同意对一切互相交换的货品都免征赋税，期限直到一八四一年为止。到那一年，关税同盟再度延长，三年之后，除奥地利以外，整个日尔曼都包括进来了。毫无疑问，商业统一引发了政治团结，最终又延伸到了军事方面的集体安全。

虽然“欧洲和平“之说颇为流行，可是在滑铁卢会战之后的四十年中，欧洲却正进入一个梦魇时期，反动和革命此消彼长。路易十八在巴黎复辟之后，反动的风气开始盛行。在法国，三色旗和离婚制度都被取缔。在西班牙，教会恢复了审判异教徒的权力。在奥地利，皇帝既不想前进也不想后退，而他的首相梅特涅亲王却认为日尔曼的统一是“声名狼藉的目标”。在英格兰，自由和保守两党已将工业革命置之脑后，要求保护农业利益，封闭帝国内的贸易。与此同时，沙皇亚历山大却是个宗教式狂人，他诱劝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以“三位一体”理论为根据，与他签订了《神圣同盟条约》，其目的总归是方便俄国的进一步扩张。此后，除英国的摄政以外，欧洲所有君主都加入了这个公约，只有苏丹和教皇未被邀请。

就象梅特涅所说，这是一张“空头支票”，虽然此后二十年间，欧洲并未发生大规模战争，可是民族主义对反动主义的斗争却变成了西方历史上最残酷的斗争。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背叛了，巴西背叛了葡萄牙；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国内也掀起了革命怒潮，而法国又以神圣同盟的名义侵入西班牙。希腊背叛了土耳其；而在俄国，亚历山大死亡之后，也继之以“十二月革命”。一八二七年，英法俄三国干涉希腊战事，十月二十日，在那伐里诺歼灭了土耳其舰队。俄国人入侵了波斯，于一八二八年向土耳其宣战并侵入保加利亚。最后在一八三〇年，到了结算之期。巴黎为革命所震动，查理十世被推翻，路易·菲利普执政。比利时脱离荷兰独立。波兰反抗俄国。汉诺威和赫斯-卡塞尔也发生了叛乱，并蔓延到奥地利、匈牙利、瑞士和意大利。一八三一年，波兰人在奥斯托仑卡被击败，他们的宪法被废除；反抗奥地利的天主教联盟也被击碎。一八三二年，法军包围安特卫普；一八三三年，纳皮尔爵士以过人的果敢，在圣文森特角海外击毁了唐·米格尔的舰队。一八三四年，西班牙境内展开了“正统”战争，前后七年，使半岛到处都浸透鲜血。最后，到一八三七年，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国登基，此后又有了十年的和平。

下一波革命怒潮是在一八四八年爆发的。其目的不再是改变政府形式，而是国家的组织，由于工业化加深，下层阶级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劣。一八四七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在伦敦成立了共产主义同盟。从此“马赛曲”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从劳动者口中唱出来的却是更激烈的“国际歌”。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路易·菲利普和王后从法国王宫的后门溜出，化名为史密斯夫妇逃到了英格兰。

很少有革命在发动时象这样不流血的。工作权利被当作改革的第一个基本原则，为了保障这个权利，工人们武装起来。六月，卡芬雅克将军被任命为独裁者，他领导巴黎西区的人民对抗普约尔领导的（工业化）东区人民。他用火炮镇压了反抗者。就象维飞所说的：“这场战争不是为了某种政治原则或某种政府形式，而是为了保卫或推翻私有财产制度。”虽然如此，法国却已发生了严重的骚乱。惠灵顿公爵说：“法国需要一个拿破仑，我还没有看见他……他在哪里？”

在英国也有很多紧张情形发生，但是宪章派的示威却自动消逝了。一八四九年，《谷物法》被废止，不列颠走上了自由贸易的道路。此时维也纳也发生了革命，结果整个帝国都发生了全面叛乱。皮德蒙的阿尔伯特获得了整个意大利拥护（只有教皇除外），在加富尔敦促之下，决定不惜牺牲发动对奥战争。他在圣卢西亚和库斯托查先后战败，最后于一八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又在诺瓦拉一败涂地，被迫逊位给儿子伊曼纽尔（一八四九——一八七八年）。此时匈牙利又燃起了革命火焰；捷克人在波希米亚起义；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都武装叛变。这些叛乱使维也纳也发生了革命，结果斐迪南一世被迫逊位，由他的侄子约瑟夫（一八四八——一九一六年）继位，那时他只是十八岁的大孩子。虽然如此，匈牙利却拒绝承认他，因为奥地利政府无力平定叛乱，所以根据正要满期的《神圣同盟》，请俄国人前来协助。一八四九年八月九日，匈牙利人在特米斯瓦被击溃，叛乱受到了无情镇压。

虽然在日尔曼，工人们也以法国工人为榜样，要求分享较多的利润，可是革命的兴起却采取了民族而非社会的形式。一八四七年二月，腓特烈·威廉四世（一八四〇——一八六一年）被迫召开联合性的普鲁士会议，这立即代替了一八一五年的旧国会，并授权在法兰克福召开日尔曼民族会议，以此来把各邦组成一个新的日尔曼国家。正在辩论之际，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突然背叛了丹麦，于是普鲁士派兵去加以援助。因为俄国支援丹麦，所以腓特烈·威廉感到害伯，要求民族会议同意休战。尽管有这样一次挫折，民族会议仍然表示拥戴腓特烈·威廉为日尔曼皇帝。因为当时奥国正在动荡之中，若他敢于接受，也许不会受到反对。但是因为他并不认同民族会议的民主政策，所以表示除非先获得各邦君主和自由城的批准，否则他不拟接受。这对日尔曼的民族志士而言是个致命打击。

为了抵销这个错误，腓特烈·威廉与汉诺威和萨克森国王签订了条约，同意草拟一个新宪法，内容是，虽然有一个皇帝，但只是名义上的元首，而另设一个君主议会辅佐。这个建议被采纳，新的国家称为“联邦”。可是对腓特烈·威廉来说不幸的是，有利时机已经过去，因为奥地利已经恢复元气，在它引诱下，萨克森和汉诺威退出了“联邦”，于是日尔曼分成了两个对立集团——一方面拥护普鲁士，另一方面拥护奥地利。赫斯-卡塞尔的扰乱使双方到了战争边缘。但是因为腓特烈·威廉并无战争准备，所以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奥尔穆兹，他对奥国几乎无条件让步了，联邦被解散，普鲁士被迫承认旧法兰克福议会。自从耶拿失败之后，普鲁士还从未受过如此屈辱。

此时在法国，“六月革命”之后，卡芬雅克辞去了独裁者的职务，因为他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所以在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的总统选举中，他被路易·拿破仑击败。这样一来，隔了不到一年时间，终于有一位拿破仑出现了，这就是惠灵顿寻找的人。

他是路易·波拿巴的第三子，他的母亲博阿尔内是约瑟芬的女儿，所以他既是拿破仑的侄子又是他的外孙。因为他是个聪明的投机政客，所以随时都设法利用其伟大叔父的荣誉。一八五〇年五月，国会盲目的把九百万选民减到六百万时，这是非常丧失人望的举动，路易·拿破仑认为机会来了。虽然一两年前，他还是拥护普遍选举的，现在他却站在国会一边以加速其崩溃。一个朋友对他说：“你会与他们同归于尽的。”他回答说：“不，当国会挂在悬崖上时，我会割断绳索。”

在设法破坏了国会的信用之后，他又讨好教会，对资产阶级开出繁荣的支票，对劳动者则以财富为诱饵，对军人则分发雪茄和香肠。于是大家都一致拥护他。等到一切准备就绪，他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推翻了现政府，一年之后，由公民总投票选举他为法国皇帝，尊称为拿破仑三世。

当他忙于建立帝制之际，伦敦却在召开“大博览会”。维飞先生说：“这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好象战争从此就会消失。可是实际上，欧洲要踏上的新时代却是战争的时代。在以后四分之一世纪中，几乎没有一个大国没有加入这些武装斗争。”

这些战争中的第一场就是克里木战争，虽然其爆发的借口是路易·拿破仑要求恢复法国对巴勒斯坦圣地的保护权，可是远因却是俄罗斯的扩张政策和尼古拉一世（一八二五－一八五五年）渴望获得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当土耳其感到确实已经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援之后，就在一八五三年十月向俄国宣战。在一八五四年年初，法英两国加入战争，以后又加上撒丁王国。

这场战争结束了滑铁卢战后四十年来的和平，其结果更对欧洲的和平作了致命打击。从一八五六年起到一八七八年，欧洲一共经过了五次大战，所有起源都根植在克里木战争中。

克里木战争之后，俄国处于战败势孤的地位，而英国则忙于剿平印度叛乱。当时意大利的革命党人阿西尼正在伦敦企图暗杀路易·拿破仑。这不仅使英法两国产生了严重摩擦，而且也使这位皇帝大感惊惧，认为除非他用武力使意大利获得自由，否则他的生命始终处在危险之中。结果发生了一八五九年的法奥战争，法军在索费里诺胜利之后，于十一月十日签订了《维拉弗兰卡条约》，结束了战争。依照条约，法国获得了萨伏依和尼斯，而除了威尼斯和罗马之外，所有意大利领土都在伊曼纽尔之下统一为一个国家。

在这两次战争中，有下述各种军事发展值得一提。在克里木，氯仿第一次被使用；新闻界开始发生决定性影响，这是首次有了随军新闻记者。慈善家科文主张用装甲牵引机装上镰刀，以此从敌方步兵中铲开一条甬道。德国人鲍尔为俄国建造了一艘潜水艇。邓多纳德勋爵又重提一八一二年的设计，用燃烧硫黄的方法熏毙海军要塞中的守兵。虽然他的计划未被试用，他却预测毒气终将变成一种被承认的兵器。在一八五九年，铁路在战争中首次得到广泛使用。来复线的火炮也大量使用，因为看到索费里诺之战中伤兵的痛苦，所以第一次《日内瓦公约》于一八六四年成立。

自从奥尔穆兹屈辱之后，普鲁士已经恢复元气，一八六一年一月二日，威廉一世（一八六—－一八八八年）即位之后，普鲁士的国力日益增强。

威廉出生于一七九七年，在一八一四年参加过阿尔希会战。在本能上和教育上他都是个军人。他即位之后发表的第一次演讲中就说：“在将来，普鲁士陆军就是普鲁士武装民族。”这句话改变了欧洲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命运。他立即开始改组普鲁士陆军，目的为建立一支有效的常备军，共三十七万一千人；一支支援性的预备军，共十二万六千人，再加上国民卫队十六万三千人。他任命罗恩为军政部长，毛奇为总参谋长，一八六二年他又任命俾斯麦为首相。

俾斯麦的政策简单而又直接——把奥地利逐出日尔曼体系——因为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之后尚未恢复元气，法国虽然强大，但正忙于对墨西哥进行侵略，所以他的路线十分清晰，并且决心一有机会就开始按步就班地进行。机会在一八六三年终于来到，当查理九世即位为丹麦国王时，萨克森和汉诺威的部队开入了荷尔斯泰因，以重建和平为借口，俾斯麦引诱奥地利与普鲁士合作。一八六四年发生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十月签订了《维也纳条约》，使这两个公国受到奥普两国联合控制。

俾斯麦的计算是正确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会变成“狗抢的骨头”，终于会引起对奥战争。为了孤立奥地利，俾斯麦允许路易·拿破仑在比利时或莱茵省区中的一部分自由行动，其交换条件为路易·拿破仑应劝诱奥地利把威尼斯出卖给意大利。他知道奥地利一定会拒绝。同时为了激怒奥地利，他又重提日尔曼联邦。由于奥地利不肯放弃威尼斯，所以一八六六年四月八日，意普两国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路易·拿破仑看到风起云涌，也想趁火打劫，认为这是取消一八一五年旧条约的好机会。他表示愿与普鲁士合作，出兵三十万人，条件为莱茵诸省归还法国。可是俾斯麦却不舍得放弃它们，因为意大利已经入了普鲁士的圈套，所以他命令驻在荷尔斯泰因的部队制造冲突。六月十二日，奥地利与普鲁士断绝了外交关系。

这次战争不是普通的侵略战争，也不是一场征服战争，而是一场外交战争。普鲁士的目的不是想欺辱奥地利，更不想削弱它，而只是想使奥地利认清在日尔曼，民族主义是正在成长中的动力，它要求统一，不准奥地利加以反对，如此而已。俾斯麦绝对不想把奥地利变成死敌，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为了欧洲霸权，德法之间势必要进行一次决斗，到那时，他希望奥地利能保持中立。

听说奥军正集中在摩拉维亚，准备向波希米亚前进时，毛奇遂决定用两个军团侵入波希米亚：第一军团由腓特烈·查尔斯亲王率领，第二军团由普国皇储率领。前者向莫亨格雷茨前进，后者向陶提劳－纳卡德前进，然后再分别从两地继续向前，以在吉特辛会师为目的。当腓特烈·查尔斯亲王接近莫亨格雷茨时，由克拉姆-格拉斯率领的奥军退到吉特辛。而当普国皇储在纳卡德和斯卡里茨击败兰明之后，奥军总司令贝尼德克元帅就命令向萨多瓦全面退却。六月三十日，两个普鲁士军团已经隔得够近了，只要一获得通知，极短时间之内就可以会合，于是七月三日就发生了克尼格雷茨会战，亦称萨多瓦会战。第一军团于上午与奥军交战，到下午，第二军团打击在奥军右翼上，将它击溃。虽然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奥军损失了将近四万五千人（死伤被俘都在内），可是贝尼德克却带了残部十五万人逃走了，因为两个普鲁士军团都已混乱不堪，所以无法实行追击。七月十八日，毛奇下令向瓦格朗——在维也纳东北十英里远的地方——前进，二十一日奥军要求休战，普军立即表示同意。

奥军在克尼格雷茨被击败时，奥皇约瑟夫用电报要求路易·拿破仑出面干涉。但是因为他正忙于侵略墨西哥，所以不能发动战争，此外普军的迅速胜利也完全出乎其意料之外。普奥双方议和，依照布拉格，柏林和维也纳等条约，虽然奥地利的领土完整仍被尊重，可是意大利却获得了威尼斯，普鲁士也获得了汉诺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赫斯、拿骚和法兰克福自由城。萨克森仍保持现状，在美因河以北的诸邦组成北日尔曼邦联，以普鲁士为盟主，而以南诸邦则组成南日尔曼邦联。

为了安抚自由主义者，威廉在凯旋返回柏林之后，建立了联邦国会，并成立了一个民族自由党，其主要目标即为使南北两个邦联合而为一。尽管现在两个集团都已同意组成关税同盟，可是若非法国皇帝施加压力，使整个日尔曼都感到非联合不足以图存，那么这个工作也许要很久之后才能成功。路易·拿破仑的一切作为无一不在俾斯麦计算之中。甚至在布拉格条约尚未签订之前，他就要求将莱茵河左岸作为普鲁士获胜的补偿，现在他又重提前议。因为担心法国，所以南部邦联自动投入了北部邦联的怀抱，他们之间缔结了一个秘密攻守同盟，而以普鲁士国王为盟主。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一场对付共同敌人的战争，以此使分裂的日尔曼合而为一。俾斯麦现在已开始对战争进行不断准备。

色当会战

普法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普鲁士有统一整个日尔曼的决心，而法兰西也有阻止这种统一的决心，此外，加上高卢与条顿之间的积年仇恨。日尔曼与法兰西为邻，可以说很少有国家有过这样恶劣的邻居。从一六七五年到一八一三年之间，法国侵入日尔曼的次数不少于十四次——平均每十年一次。许多世纪以来，法兰西都以“大国”自居，在欧洲始终是支配性的强权，因此常有隐忧，担心荣誉会有黯淡之日，这就使整个民族养成了多愁易怒的脾气。从一七八九年以来，欧洲政治基础已经动摇，权力由国王手中移入了议会和政党领袖手中，舆论和人民，财政界和工业界的利益都可以左右政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场战争的近因实际上只是一个偶发的意外事件。虽然如此，却仍然值得详细叙述，因为这是一个典型例证，足以说明民主时代中的战争是如何触发的。

一八六八年九月，西班牙舰队叛变，放逐了女王伊莎贝拉二世，而由普利姆元帅摄政。因为西班牙人民不欢迎共和政体，所以普利姆把王冠献给许多外国亲王，结果却都遭到拒绝。最后在一八七〇年二月，他与俾斯麦进行秘密谈判，俾斯麦提出一个可能的候选人，就是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的利奥波德亲王，他是普鲁士王室的远亲。普利姆与这位亲王发生了接触，他同意接受王位，但以能得到法皇和普王的同意为先决条件。普利姆就写信给威廉一世，他接到这封信之后，大为惊异，因为他对这个秘密谈判事先毫无所闻。他立即通知普利姆表示强烈反对。可是俾斯麦与普利姆之间仍继续谈判，突然在一八七〇年七月三日，这个秘密被西班牙的《回声报》捅了出来。路易·拿破仑所感到的惊异甚至比威廉更甚，他立即向普鲁士和西班牙提出强硬抗议，巴黎的报纸更是发表激烈的社论，高谈查理五世帝国的复活的可能性。巴黎的歇斯底里现象已经到了最高潮，所以在七月五日，一位法国政客法扬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照我看这就是战争，或者是已经十分的接近了。”次日，法国皇帝召集国务会议，讨论到了动员问题。由于法国外长格拉蒙公爵的建议，决定派法国驻柏林大使贝内德提伯爵到埃姆斯去谒见正在那里避暑的普王，要求他劝说利奥波德放弃候补权。

七月九日，威廉接见贝内德提，告诉他说自己无意鼓励利奥波德继承王位，而这个问题只与马德里有关。因为这个答复未使路易·拿破仑满意，所以格拉蒙用电报通知贝内德提说：“我们要求国王禁止该亲王坚持其候补权。”贝内德提向威廉提出了这项要求，威廉大为恼火，虽然如此，他还是允许贝内德提直接打电报给利奥波德。当时利奥波德本人正在瑞士，这个电报由他父亲接收，他立即回电以他儿子的名义撤回了候补权的申请。因为他是这个王族的家长，所以拥有这种权力。威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欣慰，以为事件已经到此结束。但是法国皇帝的想法却与他不同，他命令格拉蒙训令贝内德提再去谒见普王，要求他保证禁止利奥波德以后再提出类似要求。

七月十三日上午九时，贝内德提在埃姆斯公园中遇见威廉，威廉很有礼貌地向他打招呼。国王说他看到日尔曼的报纸上已经刊载了利奥波德放弃候补的消息，他很感欣慰。贝内德提就向他提出路易·拿破仑的新要求。威廉答复说：“我的表兄弟都是重视荣誉的人，他撤回了一件要求之后就决不会再提出来。”说完之后他就结束了这次谈话。

俾斯麦听到这些经过之后，通过驻在埃姆斯的代表要求国王停止这种不正常的个人会晤，而是采取经由使节和外交部的正常外交程序。普王表示同意，但是由于格拉蒙的催促，贝内德提又要求谒见普王。威廉拒绝接见，并把经过情形写了一个报告送给俾斯麦，让他决定是否应该通知大使馆和新闻界。

俾斯麦在七月十三日黄昏接到了国王的文件，因为国王已经允许，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加以公布，他把文件缩成一个节要，内容如下：“因为法国大使在埃姆斯要求国王致电巴黎保证这个候补权今后决不再度提出，陛下已拒绝再接见该大使，并派武官通知他不再与他接触。”

所以说俾斯麦伪造“埃姆斯电报”的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他只不过是把国王的原件缩成了电报的形式，不过无论如何他没有公布原件却是事实。他已知道法国有挑战的趋势，就象他后来所说的：“我们要让敌人先动手，这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我把这个草稿交给新闻界，再用电报通知各大使馆，那么在巴黎马上就会被人知道。这对高卢野牛产生的效力就会象红布一样灵验。”

电报在巴黎公布之后，法皇立即召开国务会议，这时贝内德提的报告也送到了，其内容比俾斯麦的电报远为温和。格拉蒙为了避免战争，建议召开一个欧洲会议，以禁止各王族接受外国王位。虽然皇帝批准了这个建议，可是皇后却不同意，就此搁置起来。接着，巴黎群众开始鼓噪，又高唱起原来被禁止的《马赛曲》，并且高喊“战争万岁，打进柏林！”的口号。尽管提耶尔和甘必大都提出警告，可是法国国会却已经丧失了平衡，群情愤激之下，很快就陷入了战争。七月十九日，法国正式宣战。

法国一向希望奥意两国能成为自己的同盟国，在一八六九年曾向两国提出要求，但仅获得空泛的答复。直到风雨欲来，路易·拿破仑才派一个私人代表到维也纳去谈判同盟条约，七月二十日宣战之后，获得的回复却是“中立”！丹麦也表示中立，英国一向就反对战争，这一次更无支持法国的意图，尤其在七月二十五日，俾斯麦写了一封“读者来信”，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揭发了法皇在一八六六年拟定的兼并比利时的秘密计划。

这样一来，法国就处于孤立地位，更糟糕的是从一八一五年以后，他们在精神上只仰赖拿破仑的神话来维持，迷信法国天下无敌。这种幻想使人们看不清实际的腐化情形，他们已经只剩下一个躯壳而没有灵魂。军人对他们的英勇传统非常自负，可是在政府、行政、指挥、指导、准备、科学、技术等各方面都已落后，而且也无人注意。特罗胥将军的说法大致相同：“自从一八一五年以来，每一次革命都只是激发野心，挑拨竞争，人们对是非黑白已经丧失了认知，而自私自利代替了爱国主义和公益之心。”

法国的皇帝和大臣居然生活在这种“愚人天堂”中，对现实一无所知，这实在是怪事，因为当时法国驻柏林的武官斯托维尔中校是个难得的人才，他对普鲁士的现状观察得颇为精细，而且不惜用法国的情形来作比较。他的报告极有意义，所以值得加以引述：

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做礼拜时，牧师们首先祝福的对象是国王和陆军，其余的都在其次。若与法国作个比较，那么法军已经成了乌合之众，精神和纪律日益退化。”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二日

“我认为下述要点必须加以说明：（一）战争无法避免，只要一个偶然事件即可触发。（二）普鲁士并无攻打法国的意图；它不会求战，而且还会尽量避免战争。（三）但是普鲁士却具有远见，一旦看到战争不可避免，就已经开始进行一切准备，以免不幸事件发生时会受到突袭。（四）由于轻浮和不慎，尤其是对世局缺乏认识的原因，法国似乎不象普鲁士那样具有远见。”

“反观法国的情形又如何？国会自以为能代表人民，可是所代表的全是轻浮不实的坏风气，他们用美丽的修辞学来掩饰自己的无能。他们自命只有他们才关心国家福利，为了获得表面的人望，为了一个兵额，一个法郎都要与政府争论。他们只想削弱法国，要把法国出卖给强敌。舆论界也只是崇尚虚浮，他们的言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只是咬文嚼字，其实并非真正的了解，他们重视的是党派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法国人嘲笑一切，所有美德都不再为人尊敬，例如道德、家庭、爱国心、荣誉和宗教都成了讽刺对象。这难道不是真正衰颓的象征吗？”

以上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这不是外国人的看法，而是出于法国人的手笔。他们的陆军在阿尔及利亚、克里木、中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也都反映出这种象征。他们看不起军官，盲目相信法国军人的精神是天下无敌的。在一八五九年的索费里诺之战中，他们就已认为将领是无足轻重的，而这种精神又受到民主化舆论界的鼓励。

普鲁士的情形则完全不同。陆军是贵族化而不是民主化的，威廉一世即位后，就决心使自己的愿望兑现，使陆军与国家合而为一。自从在奥尔穆兹签订了辱国条约之后，普鲁士参谋本部就开始采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作为其军事圣经。因为自从一八六六年以来，一切战争理论和实践都受到《战争论》的广大影响，所以我们应将其中重要的教条列举如下：

首先要说的就是战争和政治的关系：

“战争是国家政策用其他手段的延续。”

“战争不仅是政治行为，而且还是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活动的自然延伸。”

“战争只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本身并非独立事物。”

“战争不就是政治思想的另一种写法和语言吗？”

“如果战争属于政策，那么自然应具有政策的性格。”

“如果政策强而有力，那么战争也将一样。”

第二点就说到战争的本质：

“战争只不过是一场大规模的决斗行为。”

“不要再听将军们说可以不流血而征服。”

“战争是一种发展到最大限度的暴力行为。”

“我们的目标是指向敌人权力的毁灭。”

“所有战斗的真正目标就是毁灭敌方的军事力量。”

“战争越激烈，仇恨和敌意的发泄也就越强烈。”

第三点说到进攻：

“只有一种战争形式——就是向敌人进攻。”

“战斗是战争中的唯一活动。”

第四点说到数量优势的要求：

“最好的战略总要居于强者的地位。”

“战争是必须要用国家权力的全部重量来进行。”

“在文明的欧洲，人民战争是十九世纪的景象。”

第五点，战争要求有精神和智力方面的优势：

“勇敢是最高的美德。”

“主要素质是指挥官的才能，军队的军事道德及其民族意识。”

“在战争中没有比服从更重要的东西。”

第六点，关于战术方面有：

“在现有时代的战争中，火力的毁灭原则已经达到最大效力。”

“战争中的防御形式，就其本身而言强于攻击，但是却只有消极目的。”

“进攻是积极的，防御则是消极的。”

“只有伟大而全面的会战才能产生伟大的结果。”

最后第七点说到组织方面：

“战争分为准备与行动两部分。”

“在战争中一切东西都极为简单，但是最简单的东西也最困难。”

“战争不属于艺术和科学领域，而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

虽然毛奇顺应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但并不盲目，而只是用他的理论来适应时代。这些条件与拿破仑时代大有不同，而《战争论》却是以拿破仑的会战为基础的。铁路已使后勤方面发生了革命，随之而来的是军队的数量增大，所以更需要有高效率的参谋本部，此外，克尼格雷茨的混乱使毛奇感受到的惊恐，其程度并不亚于伟大侧翼攻击的成功使他感受到的惊喜。早在一八六一年他就认为步兵从正面是无法攻击的，并且用开阔平原上的一条水沟来打比方，认为这是不可能冲过去的。一八六六年以后，他又认识到在静止状态中射击的人要比一面前进一面射击的人占上风，所以对拿破仑的会战前集中的原则，又用会战中集中的原则来加以补充。此外，拿破仑的渗透进攻大战术，则应该由决定性的侧翼进攻取而代之。

一八六九年，他颁发了一套《对部队高级指挥官的训示》，其中有这样两段：

“一支规模巨大的部队集中，其本身就是一种祸害。集中在一点上的军队难于补给，无法宿营；既不能行军也不能作战，不能长时间存在——仅仅能够战斗。”

“在作战时应尽可能分开，只有在决定性会战时才进行适时的集中。这就是大部队将领的任务。仅从正面攻击少有成功希望，而失败的机会却可能非常大。所以我们必须向敌方阵地的侧翼迂回。”

有一个严重问题是毛奇一直没有寻求解决的，就是使普鲁士步兵获得一种最有效的来复线式步枪。他们使用的“德莱塞式撞针步枪”，虽然已经改良，却是从一八四一年就开始使用的。在一八六六年的战争中，奥军所用的前膛式诺伦茨来复枪在射程上就已经比远很多。不过因为可以在蹲伏位上迅速装弹，所以仍然是一种优势武器。虽然如此，假如当时奥军能更好的使用他们的来复线野炮，那么这种优势将大打折扣。奥军在一八六三年已采用这种野战炮，用霰弹射击时，有效射程可达五百码，也就是与撞针式步枪的有效射程相等。毛奇对这一点很欣赏，因为他知道法国步兵所用的是“萨瑟波特式”后膛来复枪，可以瞄准到一千二百米，距离比撞针式步枪远一倍，所以他希望用普鲁士的铁质后膛野炮来抵销这种劣势，这比法国的青铜前膛炮要优秀一些。法国之所以保留这种旧式火炮，原因是他们袖子里藏有一种秘密的新武器，就是雷菲耶式机关枪，有二十五支枪管，可以瞄准到一千二百米，每分钟能发射一百二十五发子弹。法军正计划用之代替霰弹，但是为了保密，直到战争爆发前几天才发给军队，据雷菲耶自己说，法军在使用时“完全象呆子一样”。

双方的主要强弱并不在武器方面，而是在参谋本部方面。在法方，过去的事实表明，缺乏有效的参谋本部实为拿破仑一世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可是在一八一五年以后的法国还是很少有人认清这一点。所以当战争在一八七〇年爆发时，第二帝国的参谋本部军官都是些文官，不是少不更事，与军队完全没有过接触，就是白发老人，一天到晚忙于例行公事。巴赞元帅因为不信任参谋本部人员，甚至禁止他们进入战场，而改学六十年前的拿破仑，使用私人幕僚。尽管在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斯托维尔已经有了下述报告，但事实上却毫无改进。他说：

“一旦战争爆发，在普鲁士的各种优势因素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们的参谋本部军官团。我们的根本无法与之相较。在下一次战争中，普鲁士的参谋组织将成为其致胜的决定性因素。”

从沙恩霍斯特和马森巴赫时代起，普鲁士才第一次出现有组织的情报机构和有体系的参谋业务，可是普鲁士的参谋本部却发展得极为迅速，所及到一八六六年，其权威就已经至高无上了。在一八七〇年的战争中，总参谋长毛奇的责任实在比总司令——国王本人更为重要。因为最高级指挥体系中的个人因素逐渐减少，所以主动权逐渐由总司令手中转移到军团司令或军长手中。为了协调各部队将领的行动，因此思想上的统一变得十分重要。也就是说战争艺术变得机械和教条了。

韦尔努瓦将军的叙述可以说明这种参谋指挥体系的机械性。每天上午要举行一次参谋会议，由总参谋长任主席，讨论当前的情况并作决定，然后呈送给国王，经批准后再分别送达各有关指挥官。

这种钟表仪器似的指挥体系有个重要缺点：就是几乎完全没有考虑意料以外的事情。这只好听任在场的下级指挥官去作局部的决定，有时不免使整个计划都受到影响。

普鲁士参谋本部的战争计划是一八六七年首次拟定的，此后又不断加以修正，完全是进攻性质，观念极为简单。一般方向为巴黎；目标为击碎在任何地方遭遇到的敌人。一共准备使用三个军团：

第一军团，司令为斯泰因梅茨将军，下辖第七，第八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师，共六万人。

第二军团，司令为腓特烈·卡尔亲王，下辖第三、第四和第十三个军、近卫师和两个骑兵师，共十三万一千人。

第三军团，司令为普鲁士皇储，下辖第五，第十一两个普鲁士军，第一和第二两个巴伐利亚军，符腾堡师，巴登师和一个骑兵师，共十三万人。

预备队，由普王亲自率领，下辖第九军和第十二萨克森军，共六万人，驻在美因茨。

此外，第一、第二、第四三个军，一个正规师和四个国民师被留在国内，以看守丹麦海岸和奥地利边界。

毛奇的估计很正确，他认为面对他的三十八万一千人，法国能动用的野战军人数不会超过二十五万人。而且因为受到铁路交通的限制，他们被迫必须把兵力集中在梅斯和斯特拉斯堡附近，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被孚日山脉隔开。所以他决定把他的三个军团集结在中部莱茵河要塞的后面，第一军团在维特里赫附近，第三军团在兰道和拉斯泰德附近，而第二军团则在洪堡与诺伊基辛之间，作为前两个军团之间的联系。如果法国企图在动员完成之前首先发动攻击——照他看这很有可能——那么由于法军的两个集团被孚日山地所分隔，所以他对自己的中央和侧翼都可以迅速增援，其速度应比法军在洛林或阿尔萨斯会合时的速度要快得多。毛奇对自己的意图有下述说明：

“不过最主要的是，战争计划的基础还是决定对无论在何处所发现的敌军都立即加以攻击，并且把我军尽量集中在一起，以便随时在战场上保持优势兵力。至于这些计划应使用什么特殊方法来完成，那却应该临时决定，只有向边界前进是事先有详细计划的。”

面对他的就是法国皇帝的计划，那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拿破仑式的计划，因为尽管从纸面上看来似乎头头是道，可是投机性却太大，事实上无异于自杀。法国军政部长勒伯夫元帅已经计算——也许只是猜想——在动员后第九天，在洛林境内可以集中十五万人，在阿尔萨斯境内可以集中十万人，而这个总数可以迅速增加到三十万人。因为法皇知道普军的人数差不多要比多出十万人，所以他决定不等自己动员完成就先发动突然袭击。他设想的观念是：若能向东发动突击，就足以强迫南日尔曼诸邦背叛普鲁士，并使奥地利甚至意大利都支持他。所以他决定在梅斯集中十五万人，在斯特拉斯堡集中十万人，在沙隆集中五万人，使前两支部队前进，联合起来越过莱茵河，从而迫使南日尔曼诸邦保持中立，然后与奥地利联合，取道耶拿直取柏林，同时他的舰队则威胁易北河和波罗的海。

这样伟大的计划，很明显必须有最精密的准备和时间的配合，可是当法国宣战时，一切都可说是一团糟，而普鲁士的动员却进行得象钟表一样准确。法国一切都没有安排好，营地无法设立，因为没人知道帐篷在哪里；铁路运转时间表根本没有拟定，有些部队没有火炮，有些部队没有运输工具，有些没有救护设备；仓库是空的，要塞缺乏补给。八月十日，巴里柯伯爵奉召前往巴黎出任军政部长（原军政部长勒伯夫元帅已随皇帝上了前方），他接到前线一位将领的来信，内容如下：

“在补给仓库中没有营地用的水壶、碗碟和火炉等。军部和师部都没有救护设备。截至八月七日还找不到一个骡马抬架以运载伤员。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伤兵落入敌人手中，毫无后送准备。如果说四天来我们军人都靠老百姓的仁慈赏饭吃，所有道路上都挤满了垂死的饥饿士兵，那么行政部门实在应该负责。八月六日奉命爆破一座桥梁，全军——包括工兵和炮兵在内——却找不到一点炸药。”

因为如此混乱不堪，所以侵入日尔曼南部的计划只好取消，舰队驶往易北河口而未载运部队。在名义上法军有七个军和一个近卫军，但是第六和第七两军始终未能会合。其分布如下： 第一军，军长麦克马洪，在斯特拉斯堡；

第二军，军长弗罗沙德，在弗尔巴赫；

第三军，军长巴赞，在圣-阿沃尔德；

第四军，军长巴里柯，在里昂；

第五军，军长德·费利，在比奇；

第六军，军长坎罗伯特，在沙隆；

第七军，军长费利克斯·杜埃，在贝尔福和科尔马；

近卫军，军长博巴奇，在梅斯。 因为各军过于分散，最后法皇才听信忠告，将它们编成两个军团，第一军和第七军的一个师共三万五千人编成一个军团，由麦克马洪元帅指挥，位于斯特拉斯堡附近。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四个军，再加上近卫军，共十二万八千人，被称为莱茵军团，位于梅斯附近，由法皇亲自指挥。第六军，约三万五千人，由坎罗伯特元帅指挥，留在沙隆担任预备队。第七军的其余部分留在贝尔福以监视黑森林的出口。当七月二十八日法皇亲自接管最高指挥权时，还没有一个军完成战备。

犹豫不决又使巴黎的群众开始干涉战略。他们在大街上游行，高呼立即侵入日尔曼的口号。这种怒潮迫使法皇不敢不动手，八月一日，他命令巴赞元帅向萨尔河进攻。除他自己的第三军以外，第二和第五两军也归他指挥。他把第五军（德·费利）向前推进，八月二日，与普鲁士第一军团中第八军的一个支队在萨尔布吕肯遭遇，这支部队立即向后退却。毛奇命令斯泰因梅茨把第一军团向第二军团靠拢，同时命令第三军团越过国界，以阻止法军将部队从阿尔萨斯调往洛林。

八月三日，麦克马洪用阿贝尔·杜埃的师占领了维森堡，他没有注意到普鲁士第三军团的接近，所以第二天在宿营时遭受到突然袭击。杜埃被击毙，他的师退到沃尔特附近，与麦克马洪会合，这样麦克马洪在那里可以集中大约三万二千名步兵和四千五百名骑兵。八月五日，普鲁士第三军团，有步兵七万二千人和骑兵四千五百人向他逼进。因为对敌军实力只有含糊不清的情报，所以麦克马洪计划在八月七日进攻，而普鲁士皇储因为自己的军团还是分散的，就决定等候各军集中之后再发动攻击。结果却未能如愿，因为在八月六日清晨，双方前哨发生了冲突，使巴伐利亚第二军和普鲁士第五军都被卷入，触发了沃尔特会战。这是普法战争中的第一场大会战，虽然普军的攻击很零乱，而法军也表现出传统的勇敢精神，但还是抵挡不住优势敌军的压迫，被迫后退，匆匆通过孚日山地退往新堡，于八月十四日到达。麦克马洪的军团从那里用铁路送往沙隆，于八月十九日到达。在这次并非预计的会战中，双方的死伤损失数字都在一万人到一万一千人之间，因为第三军团并无准备，所以没有追击。

在沃尔特会战之前，毛奇的意图是让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于八月六日集中在萨尔河后方，然后在那里待命，等第三军团占稳了弗斯格斯通道时再行动。但是当性情急躁的斯泰因梅茨听说萨尔布吕肯的战斗之后，就立即向该地推进，腓特烈·卡尔亲王第二军团的领先部队也随之前进了。此时，萨尔布吕肯肯由法国第二军占领，当军长弗罗沙德得知杜埃在维森堡被挫败的消息之后，就认为他的地位过于暴露，就在八月五日撤退到该地西南数英里的斯比希林高地。八月六日清晨，普鲁士第二军团的前卫骑兵吸引着弗罗沙德前哨的火力，不久，卡梅克将军的第十四师也赶到。因为卡梅克感到支援是有把握的，并且相信他所面对的敌人最多不过是一支后卫部队，所以不等上级命令，就派一个旅去攻打位于弗罗沙德阵地中央的罗瑟堡。又和在沃尔特的情形一样，在普军尚未准备妥当之前，会战即已展开。虽然如此，因为普军的后续部队纷纷赶到，所以卡梅克能够坚守罗瑟堡不放，在法军方面，弗罗沙德却相信自己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其实不然），就命令退却。这一次又没有追击，因为普军的骑兵还落后很远。在斯比希林会战中，法军死伤共约四千人，而普军约为五千人。

这两次挫败——斯比希林和沃尔特——使设在梅斯的法军大本营发生了惊慌现象，下令向沙隆退却。当消息传到巴黎之后，皇后摄政的法国政府宣称：假如军队撤退，那么首都就要造反了。所以到八月九日计划又改变了，所有在梅斯以东的部队都奉命停止撤退，而梅斯则拟不惜一切代价死守。这就使法军分成了两段，巴赞停止不动，而麦克马洪则继续撤退。

同一天，奥利维尔内阁辞职，以皇后为领袖的帝国党把政府交给巴里柯将军，战争爆发后他一直在里昂担任第四军军长。第二天，即八月十日，他开始负起战争指导责任，此后战略就变成了政治把戏。他的《忏悔录》出版于一八七一年，内容颇有意义，因为它明白指出一个领导力软弱的民主政体是完全不适合指导战争的。举例来说，每天上午八时都要举行内阁会议，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八月九日，大家同意在八天之内征募五十万新兵，可是到十日，他们又害怕这些新兵获得武装之后会比普鲁士人更为可怕。到十一日，又决议牺牲到最后一人为止。八月十八日和二十三日，法夫尔还在高喊：“我们需要武器！”此后，左派人士就一直高呼“需要武器”，因为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推翻政府。这是当时政治方面的情形。

八月十二日，法皇本人虽然仍留在军中，但已把最高指挥权交给巴赞元帅行使。这种改变是在最危急的时机中发生的，因为在八月十三日，普军右翼的第一军团已在梅斯以东到了尼德河；第二军团在摩泽尔河上的穆松桥也建立了桥头阵地；而第三军团的前卫则正在接近南锡和伦内维尔。三个军团从东面和南面同时向巴赞的部队作向心推进。虽然当时对情况并不完全了解，但当他知道梅斯缺乏粮食时，就决定放弃摩泽尔河一线，退到凡尔登附近的默兹河上。

为了便于撤退，他命令在摩泽尔河上架桥，但是天降大雨，河水泛滥，把桥梁冲毁了一部分，所以结果到八月十四日，部队还有大部分留在梅斯以东。在科隆贝和波尔尼，法军受到普鲁士第七军攻击，但利用黑夜掩护还是撤过了摩泽尔河，占领了一个横跨梅斯－凡尔登道路，面对西南的阵地。这就是说，除非击败普军，否则向凡尔登撤退的计划必须撤销，因为现在唯一尚能畅通的退路就是梅斯－布里埃－蒙梅迪道路，其终点将为勒泰尔或色当。事实上，巴赞早已处于被半包围的态势之中，虽然他此时并不知道，若不挺身战斗，就无法继续撤退；而企图从梅斯－蒙梅迪撤退，则又必须在一支胜利的敌军面前侧进，当然也是非常危险的行动。

巴赞正在集中兵力时，普鲁士第二军团的第五骑兵师在穆松桥渡过了摩泽尔河，并于八月十五日与法国骑兵在维昂维尔和勒松维尔附近发生了接触。到夜里，第十军在穆松桥，第三军在诺费昂也渡过了摩泽尔河。次日上午九时，冯·阿尔维斯勒班的第三军开始发动猛攻，这就展开了维昂维尔会战，亦称马斯-拉-图尔会战。这是一场苦战，其中有几次普军受到了强烈压迫，虽然结果不分胜负，但对毛奇而言，在战略上却具有决定性。因为这迫使巴赞完全放弃了撤向默兹河上的想法。相反，他命令他的军团在圣普里瓦与格拉沃洛特之间撤入一个坚强阵地，上述两地分别在梅斯的西北和西方。这一战双方的损失各约为一万六千人。

八月十七日，巴赞的部队在撤退时并未受到阻扰。毛奇正忙于集中其第一第二两个军团的全部兵力，其中第二军团尚缺第四军，它已奉命向托尔前进，以便与第三军团联系。第二天就进行了伟大的格拉沃洛特会战，亦称圣普里瓦会战，参战普军为二十万人，法军为十四万人。正如一七九二年瓦尔密会战的情形一样，双方都面对着自己的基地，就是说失败的一方将无路可退。战斗非常激烈，可是到了将近黄昏时候，普军攻入了圣普里瓦，迂回了法军右翼，巴赞被迫撤入梅斯要塞，他与巴黎和麦克马洪之间就完全失去了联系，麦克马洪于十六日已与法皇会合。在这次战争中，格拉沃洛特会战是流血最多的会战，普军死伤二万人以上，法军约为一万三千人，但另有五千人被俘。 在普鲁士的原定战役计划中，并未估算到法军主力会退入梅斯要塞，所以本来只拟用几个师的国民兵包围该要塞。现在这个意料之外的撤退使普军必须组成一支围攻军团，于是第一军团全部，加上第二军团大部，一共十五万人，交由腓特烈·卡尔亲王指挥，奉命把巴赞困死在要塞内。

如今兵力共计八万五千人的第三军团仍由普鲁士皇储指挥；而近卫军，第四军和萨克森第十二军，共十三万八千人，另外组成默兹军团，由萨克森王储指挥。八月二十日，默兹军团在布里埃与科梅尔西之间采用宽广正面向凡尔登前进，而第三军团的前卫则在伏瓦渡过默兹河，向利格尼和巴尔挺进。两个军团都向巴黎进发，以迫使敌军在其首都以东地区接受会战。二十三日，默兹军团在凡尔登附近到了默兹河右岸，虽然进行了一次突击，但却未能攻下这个要塞，就命令前卫骑兵向克莱蒙和圣曼胡挺进。

此时，在沙隆的麦克马洪元帅奉命组成一个新军团，称为沙隆军团，他在八月十八日到二十日之间完成了这个任务。这是一支杂乱的部队，其中包括第一军，军长迪克罗，共三万二千人；第五军，军长德·费利，共二万二千人；第七军，军长费利克斯·杜埃，共二万二千人；第十二军，军长勒布伦，共四万一千人；两个骑兵师。此外还有几个新成立的步兵师，一个军的海军陆战人员，从沃尔特逃出来的难民和一部分游击队，这些人正处在叛乱状态之中。这个军团共有一百六十六个步兵营，一百个骑兵中队和三百八十门火炮，总共有十三万人。其中有许多部队毫无训练，所以勒布伦将军说，他给每个士兵发了五发子弹，好让军官和士官们教导他们瞄准射击。

在沙隆，麦克马洪决定向巴黎撤退，在这一点上他也获得了特罗胥将军支持，特罗胥于八月十六日刚刚接任新成立的第十三军军长。八月十日，特罗胥曾致书皇帝的亲信，主张巴赞军团应向巴黎撤退，虽然法皇同意了，可是巴里柯却取消了这个行动。八月十七日，即法皇从梅斯回到沙隆的次日，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皇帝既已把统帅权交给巴赞，那么他本人就应回巴黎去主持政务。他也表示同意，并指派特罗胥为巴黎总督。接着他命令特罗胥先返回巴黎，他随后还都，而麦克马洪则继续向巴黎前进。于是特罗胥先行启程了。

八月十八日夜，特罗胥到了巴黎，皇后立即接见他，当她知道了解了其任务的重要性后就说：“将军，只有皇帝的敌人才会同意他返回巴黎，他别想回到巴黎，不，将军，皇帝决不能进入巴黎，他必须留在沙隆，你应该保卫巴黎，不要皇帝，你要独自完成你的任务。”

经过一番犹豫，特罗胥向皇后表示同意。他又去谒见巴里柯，巴里柯对他却很不礼貌。巴里柯认为他的战略思想完全是荒谬的，也绝对不同意麦克马洪撤回巴黎。此后，特罗胥觉得到处都是障碍。

特罗胥出发之后，麦克马洪即准备撤退，八月二十一日他退到兰斯，他的部下到处骚扰，百姓叫苦连天。二十二日，军团仍留在兰斯，这时，参议院议长劳尔率领一个由巴里柯派出的代表团来到皇帝的大本营，劝皇帝不要返回巴黎，并命令麦克马洪向梅斯前进。麦克马洪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回电巴黎政府说：“我怎么能向巴赞运动呢？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情况，也完全不知道他的意图。”

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厄运，这个电报发出不久又收到两个电报。一个是巴赞发来的，说他想向北面退却；另一个由摄政会议发来，这是给皇帝的，内容是：“全体通过的决议，情况空前紧急。若不支援巴赞，对巴黎将产生极恶劣的影响。面临这个局势，首都能否防御颇有疑问。”于是皇帝回电说：“明天我们向蒙梅迪进发。”所以八月二十三日，全军移到了贝希尼维尔，人员到处搜刮粮食，二十四日到了勒泰尔，在那里停留到二十五日。八月二十六日，麦克马洪前进到了杜尔特洪，第二天又到了齐斯尼，在那里接获情报，得知萨克森王储已经越过孚日山地，前进到南锡然后转向西北。麦克马洪就命令在二十八日中进行如下行动：第十二军前进到拉比卡斯，第五军前进到努阿尔或巴泽耶，第七军前进到斯东尼，第一军前进到罗库特。

当麦克马洪这样向东绕着大圈子希望溜过敌军右翼而与巴赞会合时，默兹军团和第三军团都奉命向西推进，于八月二十六日到达维特里－圣曼胡一线。普鲁士骑兵在先头到处搜索，他们于八月二十四日进入沙隆，发现这里已经撤空了。从俘获的敌方文件中发现麦克马洪似乎正拟援救梅斯，而且他在兰斯还有十五万人。这个消息使毛奇大为惊讶，他简直不敢相信敌人会犯这样致命的错误——这使巴黎完全没有掩护，并且越过敌方的正面行军，并让其左翼紧靠比利时国界。但到了次日，伦敦来的电报和巴黎的报纸（他们是完全不保密的）都证实这个情报是确实的。于是他在二十六日命令这两个军团向北旋转。同一天，普军总部从巴尔移到克莱蒙。八月二十七日，领先的一军——默兹军团中的萨克森第十二军到了斯特奈，但暂不进攻以等待第三军团到达。两天后，普军俘虏了一个法军参谋军官，他身上恰好带着麦克马洪发给他两个军的命令。这样才真相大白，使普军当局完全了解了法军的动向。现在，第三军团的四个军都靠拢了，第五骑兵师越过敌军交通线，一直挺进到了阿提格尼，而第六骑兵师则尾随在敌军背后。普王的大本营现在已经移到了格朗普雷，并决定在次日向法军进攻，不让其渡过默兹河。默兹军团以博蒙为目标，而第三军团则趋向博蒙与齐斯尼之间。

麦克马洪得知巴赞并未能逃出梅斯，而敌方两个军团又已趋向他的交通线，就放弃了前进的念头，而命令全军退向梅济耶尔。八月二十八日，巴黎又有急电，促使他再向蒙梅迪继续进行。到这时，这种反复无常的命令已使他的部队完全丧失了士气。八月三十日，他们与敌人发生接触，德·费利的第五军在博蒙，正当人员进食，马匹饮水之际，突然遭到普鲁士第四军的突袭。这使麦克马洪损失了五千余人和四十二门火炮。他觉得不可能再前进了，就在夜里八九时之间，命令勒布伦把他的第十二军移至色当。他对勒布伦说：“这是个不幸的日子，虽然如此，情况还未绝望。在我们前面的敌军总数不过六七万人。他们若敢向我们攻击，那再好也没有了，我相信可以把他们赶进默兹河。”因为对敌军兵力估计错误，所以使他受到了惨败。

那天夜间，毛奇下达了如下命令：

“明天上午应尽早继续前进。如果敌人在默兹河西岸不动，无论何地都应加以猛烈攻击，应将他们向默兹河与比利时边界之间的狭窄空间中挤压，并且要越压越紧。”

“萨克森王储的军团负有阻止敌军左翼向东逃脱的特殊任务。因为这个目的，最好是尽可能把两个军推进到默兹河右岸，向面对着穆宗的任何敌军都加以侧翼和背面攻击。”

“同样，第三军团应对付敌军的正面和侧翼。在这边河岸的炮兵阵地亦应尽量加强，以扰乱敌军在右岸（从穆宗以下）河谷平原上的运动和宿营”。

“如果敌军进人比利时领土而未被立即解除武装，则应毫不容情的加以追击。”

此时在阿尔及利亚，有一个人被命运指定由他为法兰西送终。

德·温普芬将军本在奥兰指挥法国部队，他在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八时三十五分钟收到巴里柯的电报，要他立即回巴黎去。他于八月二十四日坐小船启程，二十七日在马赛上岸，晚上八时到了首都。他发现巴里柯正忙碌不堪，直到第二天凌晨一时才被接见。巴里柯告诉他：巴赞正攻击腓特烈·卡尔亲王的前方，而麦克马洪则打击在他的后背上！巴里柯又说特罗胥将军不孚人望，要求德·温普芬接替他。德·温普芬拒绝接受，于是被任命为第五军军长，代替了德·费利。他拿到了一卷地图，位置都是不正确的，在八月二十九日上午，他正要上火车去前方时，有个使者匆匆赶来，把巴里柯的一封信交给他，其内容如下：

“当麦克马洪元帅不能视事时，你可以接管他的实际指挥权。我现在送一封正式命令给你规定此事，你可以依照局势变化来使用它。”

中午，德·温普芬到了兰斯，因为铁路线已不安全，所以他于下午七时乘马车前往梅济耶尔，于八月三十日上午八时到了该地。从那里他又乘火车往巴泽耶，那里却已混乱不堪。下午九时，他听说麦克马洪正在向色当撤退。三十一日凌晨一时，他到了色当，发现这里已经被运输车辆堵塞，他于上午九时向麦克马洪报到，麦克马洪对他极为冷淡。接着又与德·费利争吵了一阵，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已被免职。德·温普芬接管了第五军，但并未提及那封重要的信件。

当普鲁士的两个军团依照上述计划向前推进时，沙隆军团缩入了色当城。法皇于前一夜已经到达那里，他没有与麦克马洪商量，很侥幸的取消了新成立的十三军由梅济耶尔向色当前进的命令。当麦克马洪的部队进入色当之后，第十二军（勒布伦）奉令扼守巴泽耶和面对拉蒙塞勒和戴格尼的山地，第一军（迪克罗）在它左面，面对吉瓦尼，第七军（费利克斯·杜埃）则占领依里，第五军充当预备队。

色当的补给极为缺乏，储存口粮不足二十万份，另有一列火车装运了八十万份口粮，因为遭到敌炮的射击，未及卸载就奉令驶回梅济耶尔。事实上，似乎只有麦克马洪一个人认为法军可以在色当立足。弗尔德对色当的情形这样描写道：

“城镇本身好象置于一个托盘上，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甚至可以看清它的街道。几个巨大的建筑物和教堂特别显眼，而明显的要塞线环绕在它四周。在该镇后面，从平原上逐渐有一线小山升起，在斜坡上可以看见法军的巨大营地，从山顶上一直向左面平原延展的是一片森林。再往后还有远山的背景。”

八月三十一日上午，普鲁士第三军团的巴伐利亚部队鼓起攻击精神，利用浮筏和巴泽耶以南的铁路桥梁渡过了默兹河，但却被勒布伦的第十二军击退。这些桥梁中的第二座并未被炸断，很显然麦克马洪的是想利用它以便向梅斯前进。到下午五时他才命令勒布伦炸毁它，但因为火药潮湿，不等色当城中火药送到，该桥又被敌军重占。在杜希和顿切利的桥梁也遭遇到同样情形。杜希的桥梁虽有命令要加以炸毁，但却无人执行。而对于顿切利的桥梁，从色当城中虽然派了一小队工兵去实行爆破，可是他们正在察看时，装载他们的火车却向梅济耶尔疾驶而去，把工具和火药都带走了。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当杜埃将军正拟对他的阵地挖掘工事加固时，麦克马洪却阻止他说：“什么，堑壕！我并不想被封锁在这里，象梅斯一样，我的意思是要运动。”杜埃回答说：“他们会给你时间吗？”麦克马洪不吭气骑马走了，花了许多时间去作不急要的事情，例如视察和例行公事。

所以一点都不奇怪，将领们都已经深感失望。下午八时，杜埃将军问多特里莱耶将军说：“好吧，你看大局已经如何？”后者回答说：“将军，我想我们已经完了。”杜埃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这正是我的意见。我亲爱的多特里莱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乘我们尚未被压倒，进行最后的努力吧！”

那天夜里，法军的一个士兵保罗·德罗勒德用铅笔写了一封短信给他母亲：“色当，一八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明天将会有一场会战，这是耶拿的前夕还是滑铁卢的前夕呢？只有上帝知道。吻你和爱你。保罗。”

毛奇不相信麦克马洪会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之下甘心接受会战，所以认为他或许会趁黑夜退回梅济耶尔，或是前进到加利格朗，不然就是退过比利时国界。虽然如此，他并未颁发任何补充命令，而听任那两位军团司令继续前进，以其三十日的训令所规定之线为目标。普鲁士皇储对第三军团决定进行如下部署：

第十一军和第五军在拂晓时，取道顿切利向弗里格尼前进。符腾堡师在多门渡过默兹河，然后进入预备队的位置。第二巴伐利亚军以一个师进到杜希之南，其余兵力则前进到费里诺瓦到瓦德朗库尔之间。第一巴伐利亚军留在勒米里，并与默兹军团的左翼合作。

萨克森王储对默兹军团下达的命令如下： 近卫军的一个师前进到维勒尔-塞尔雷，其余兵力则前进到法兰西瓦尔。第十二军取道拉米库尔进到蒙塞勒。第四军派一个师前往米里与第一巴伐利亚军合作，其余则留在梅里充当预备队。

沙隆军团现在完全占领着默兹河，弗罗因和吉瓦尼河之间的三角形地区。右翼方面，第十二军占领着巴隆、巴泽耶、蒙塞勒和普拉提尼里。左翼方面，第七军从弗罗因一直延展到依里。中央部分为第一军，连接于两翼之间，至于第五军则保留在老营作为预备队。对法军而言可谓不幸之至，在八月三十一日夜里，第十二军的前哨违反命令，已从默兹河和巴泽耶撤回。这使巴伐利亚第一军的军长冯·德尔·塔恩将军能在九月一日上午四时，趁着浓雾掩蔽越过了铁路桥，并深入到巴泽耶。在那里才遭到法军的英勇反击，他的巴伐利亚部队终被击退了。此时，萨克森部队也到了拉蒙塞勒才被法军前哨所阻，上午八时，萨克森炮兵摧毁了对方的炮兵，使他们销声匿迹。

当战斗进行之中，大约在上午七时，麦克马洪在视察第十二军前线时，突然被一块弹片击中，负了重伤，他就交出了指挥权，并指派迪克罗将军代理。大约在八时左右，迪克罗才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他对麦克马洪的计划一无所知，而且也未接到他的任何指示，所以他就立即采取行动。他一开始就不赞成在这样不利的位置上接受会战，当指派他代理总司令的命令到达时，他正在了望敌军的强大纵队纷纷向西北行动，以迂回他的左翼。所以他回头对幕僚说：“诸位，我已经奉命代理总司令，我们不能再耽误一分钟的时间，应立即撤回到依里高原。到那里当退路可以确保之后，才能决定作进一步行动。”参谋长建议说应该先向皇帝报告，迪克罗却向他怒吼道：“不要再提皇帝了，就是他使我们陷在这种困境之中。”

他立即命令自己的第一军和勒布伦的第十二军，都摆脱战斗向依里退却，这也是向梅济耶尔撤退的准备。勒布伦先是犹豫不决，到了上午九时才开始撤出巴泽耶。到上午十时，巴伐利亚部队就可以轻松前进了。在十一时以前，这个村庄已经落入他们手中。

现在就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怪事。从会战开始，三个小时之内，沙隆军团已经有了两个总司令，现在却出现了第三个。德·温普芬将军此时正指挥第五军在老营充当预备队。上午七时十五分他听到麦克马洪元帅负伤的消息，又过了一个小时才听到迪克罗接管指挥权的消息，可是他还没有使用巴里柯的函件。大约在上午八点三十分，他去访问勒布伦将军，当他听说巴伐利亚部队已被击退，正认为这是法军的胜利时，又听说迪克罗已经下令撤退，不禁大怒。他从口袋里拿出巴里柯的授权状来，宣布自己才是总司令，然后对勒布伦说：“停止执行迪克罗将军所给与你的命令，我决不退往梅济耶尔。假如这个军团要退却，那就应该退向加利格朗，而不是梅济耶尔。”接着他又匆匆通知迪克罗说他已经继任了总司令。

迪克罗接到这个通知之后，立即赶往与德·温普芬会晤，在谈话中发现他对战场的情形简直一无所知，甚至连依里在那里都不知道。德·温普芬取消了撤退的命令，然后再报告皇帝，因为皇帝已经很惊恐，所以他说：“陛下，您无需害怕，在两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把敌人赶入默兹河。”

萨克森王储正在吉瓦尼河上作战，上午七点三十分，普王威廉和他的幕僚已经到了费里诺瓦西南的小山上，了望第三军团前进。这个军团在上午三时即已从宿营地前进。第十一军已在顿切利渡过默兹河，在炮声中前进，道路很好，其前卫一路未遇抵抗，通过了圣亚尔培隘路，并占领了圣孟吉斯。上午十时，它的七个营开始面对依里构成一个正面，并且马上在哈托高地上布置了六十二门火炮作为支援。他们的火力是如此猛烈，于是法军的马格里特将军命令加里维特将军向攻击依里的步兵冲锋。他虽然英勇，但却因为受到重大损失而被赶回来了。

当这些进展被报告给德·温普芬将军之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危险，但更糟的还在后面。普鲁士皇储的第五军是紧跟在第十一军后面前进的，也带着六十门火炮到了哈托森林，以支援第十一军已在那里作战的八十四门火炮。这两个集团的火力交叉于默兹军团的火力之上，将法军炮兵完全击碎。半个小时之后，第三军团左翼与默兹军团的右翼在依里附近取得了接触，法军被包围了。

普王、俾斯麦，毛奇、王公、炮手和副官们现在都集中在费里诺瓦附近的小山上。英国的军事代表沃克上校和美国名将谢里登也都在一起。

布歇在《普法战争中的俾斯麦》一书中这样描写道：“大约在上午十一时，要塞中有道黑灰色的烟柱升起，外面是黄色的。在要塞后面，法军正在进行猛烈射击，夹河森林中也不断有白烟冒起，那是炸药造成的，是属于法军或德军，我们却不清楚，有时还夹着机关枪的哒哒声。”

第三军团正包围法军左翼之际，那支已在上午八时进入维勒尔－塞尔雷的普鲁士近卫军，也绕过了法方第一军的左面，并将一百二十门火炮的火力，倾泻在吉瓦尼河以西的敌军炮兵阵地之上。这种集中火力显出了压倒性的效果，把法军步兵赶入了加伦森林，那里面早已挤满了避难者。上午十时，萨克森军攻占了戴格尼，接着又有二十九个炮兵连疾驰上去。对这个阶段的会战，霍恩洛厄亲王有下述记载：“在如此短促的射程中，他们联合火力的效力的确十分可怕。屠杀之惨烈简直景象惊人；当我们的炮弹落下时，敌军的惨叫声一直传到我们站立的地方。我们对于敌军的优势是如此具有压倒性，所以几乎毫无损失。炮兵在射击时好象演习一样。”

布歇继续写道：“现在是下午一点，到这时，我们的火线扫过了镇市那一面高地上敌方阵地的大部份。照我的表，在下午两三点之间，国王走过我们站立的地方，用望远镜向郊区了望了一会儿，就转身对周围的人说：‘他们正在那里集中兵力向左面推进——照我看，是在准备突围。’”

他的猜测一点都不错。马格里特将军的骑兵师正准备攻击弗罗因。大约在下午两点，迪克罗已经认清了情况的绝望，跑去找马格里特要他从敌阵中杀开血路，以便他的步兵可以随着逃出包围。马格里特立即同意，但在侦察行动中负了重伤，于是加里维特接替了指挥权，一连进行了三次冲锋。虽然充分表现出其英勇精神，可是每次都失败了，只有加里维特由少数军官和骑兵伴随，一直冲到敌军预备队的位置。他们回头时，距离普军某营已在手枪射程之内，这位营长十分敬佩其英勇，命令部队停止射击。法国骑兵高呼着“皇帝万岁！”日尔曼的军官们向他们敬礼，放他们疾驰而过。

虽然沙隆军团已经命中注定要被毁灭，可是德·温普芬将军却似乎对真正的情况还是完全不了解。当敌军攻击依里十字路口时，他还给杜埃将军送去了下述命令：

“我已决定冲破敌军战线以达加利格朗，然后再进到蒙梅迪。你应负责掩护退却。集中现在在加伦森林中的所有部队。”

对于杜埃的第七军此时面临的情况，比贝斯科亲王有下述记载：

“敌军向色当逼近，我们这个不幸军团剩下来的残部就要被吞蚀了。从地平线上的每一点都有炮弹射来，落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炮弹横飞，血肉四溅，喊声震地。我们英勇骑兵的马匹没有人骑着，三两成群的乱窜。”

在正午与下午一时之间，勒布伦的第十二军挺立不动，巴伐利亚部队未能透过巴泽耶。为了突围到加利格朗，德·温普芬决定把第五军投入，以将敌军赶进默兹河。为了掩护这个绝望的企图，他已经把命令送达杜埃，同时又训示迪克罗集中他的军，取道拉蒙塞勒前进到巴泽耶。下午一时三十分，他向皇帝送上了这个签呈：

“陛下，我决定从面对勒布伦和迪克罗两位将军的敌线实行突围而不是在色当城中做俘虏。我要求陛下加入你的军人之中，这样他们可以获得为你打开退路的荣誉，更能奋勇战斗。”

路易·拿破仑正在色当城中，他接到这个报告之后，就把它扔在一边。他已决心自己接管最高指挥权并立即向敌人投降。

当他正考虑最后行动时，迪克罗的军已经自动崩溃，纷纷退入色当及其四周。迪克罗进城时，有一位军官高呼道：“白旗已经升起了！”

此时，迪克罗才接到德·温普芬的命令。

在色当城内，情况已经无法形容。街道上到处都挤满了车辆，火炮和人。许多没有武器的军人纷纷躲进民房和教堂避难。在城门口有许多人被踩死。在人潮中，骑兵和炮兵想冲开一条血路。其中还有头脑不清楚的人想趁火打劫，另外有些人高喊着：“我们被出卖了，卖国贼和懦夫把我们出卖了！”

迪克罗去谒见皇帝，皇帝惊问道：“为什么还要开枪？我已经扯了白旗。”于是命令迪克罗草拟全面停火的命令。迪克罗照办了，但他拒绝签字，因为总司令还是德·温普芬，此外参谋长福尔将军也拒绝署名，于是皇帝写了另外一封信交给勒布伦，要他送给德·温普芬，但是温普芬却拒绝拆阅。勒布伦指着白旗叫他看，德·温普芬却高声喊道：“不，不，我不投降，把白旗扯下来，我一定要打到底”。

德·温普芬冲进色当，不是为了要见皇帝，而是想集中一批人去进行反攻。为了唤起这些人员的斗志，他高声喊道：“巴赞来了！巴赞来了！”虽然有少数人集合起来，但大部份却不理他。最后他集中了一千二百余人和两门火炮，率领他们向巴隆进发。这实在是一种疯狂行为。这队疯狂的勇士遇到双方的弹雨，马上被击散了，都逃回到森林中。德·温普芬就对勒布伦说：“我现在辞去总司令的职务并请你接任。”

勒布伦自然不肯接受这个光荣使命，下午六时，皇帝对迪克罗将军说，希望他能继任总司令，但迪克罗拒绝了。然后他又请杜埃将军继任，也遭到了拒绝。德·温普芬感情冲动的大喊着：“陛下，如果说我打输了会战，我已经被击败了，那么原因就是我的命令未能执行，因为你的将军们拒绝服从我的指挥。”迪克罗马上跳起来怒斥他的错误，双方发生了一场争吵。最后，德·温普芬接受了无法逃避的厄运，同意向敌人投降。

在此之前，早有一位巴伐利亚军官疾驰回到费里诺瓦山上——这里是普王驻扎的地方——向普王报告法军已经有了投降的意图。大约在下午六点半时，有一队骑兵仪仗队在远处出现，携带着路易·拿破仑降书的法国将军莱勒，缓缓骑马上山。他在距离普王十步以外下马，走上前来，脱下军帽，把路易·拿破仑的“降表”呈送给普王。

普王与首相商量一番，就写了一封回信，仍由莱勒将军带着，在暮色苍茫之中，持白旗返回色当城。城中有三处起火，正在燃烧。在巴泽耶也发生了大火。但是色当的悲剧已经快要结束，夜幕开始低垂。

第二天上午大约六点钟，在顿切利，有人在俾斯麦的住所外面喊：“有位法国将军来了！”俾斯麦马上起床，赶紧骑马前往色当。过了默兹河，距离桥头约八百步的地方有一座单独的房屋。法国皇帝就在那里向普鲁士投降，做了普王的俘虏，至于军队的投降则由德·温普芬安排。

日尔曼方面这两个军团一共死伤军官四百六十人，士兵八千五百人；法军的损失为战死三千人，负伤一万四千人，被俘二万一千人，加上投降被俘的八万三千人，以及逃入比利时被解除武装的三千人，总共为十二万四千人。此外还交出野炮（机枪）四百一十九门，要塞炮一百三十九门，车一千零七十二辆，战马六千匹。

德国官方历史说：“色当的胜利是日尔曼领袖和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其伟大成就是史无前例的。”这些话并不夸张。它又说：“全军覆没之后，法兰西的拿破仑王朝就第三次垮台了。胜利的消息闪电般传遍了日尔曼，而且也传遍了欧洲。有的人感到极度兴奋，有的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惊异。可是当时的德军却完全没有注意这次胜利的政治后果，而只想赶快攻入敌人首都。”

在决定命运的那天，巴黎的情况又如何呢？

上午十时三十分，驻梅济耶尔的第十三军第一师师长用电报告诉巴里柯说：“我刚刚接到的情报说，普王威廉和他的儿子昨晚睡在克莱蒙，现在已在全面撤退之中。”不久从布鲁塞尔有一个电报发来，时间是下午七点二十五分，上面说：“麦克马洪于今晨已经击败普军，而巴赞也正在向色当追击。”九月二日上午十二时三十分，从伦敦方面也获得了证实。

接着德·温普芬给巴里柯的报告到了，开头写着：“我的将军——我可以说：我来了，我看见，我已被击败”。巴黎马上就发生了革命，九月四日，国会受到高呼“社会主义万岁！”的群众攻击。巴里柯内阁倒台，特罗胥代替他做了政府首脑。战争进入最后的阶段。

到九月底，巴黎被包围了。可是梅斯、贝尔福、斯特拉斯堡、托尔、凡尔登和梅济耶尔等据点也都坚守不屈，国防委员会也编成了两个新的军团。接着，除贝尔福外，所有要塞都被逐一攻陷，十二月十七日，普军开始炮击巴黎。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巴黎投降。两百多年以来，巴黎一直都是欧洲的政治中心，现在却被柏林取而代之，直到一九一八年为止。

在巴黎投降前十一天，另有一件同等重要的大事发生。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厅，普王威廉一世即位为德意志（日尔曼）皇帝。二百四十年前华伦斯坦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还有一件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事实是：在战争期间，法国驻在罗马的部队撤走了，于是教皇的佣兵被意大利部队缴械。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也从此完成，三个半世纪以前，马基雅维里就已劝说意大利的诸侯们应该进行这项工作。

巴黎投降之后就继之以混乱。三月八日，巴黎公社成立，在疯狂的斗争中，男女老幼一共死了三万多人。最后在五月十日，签订了《法兰克福条约》，并于十八日为法国国会批准，条件颇为温和，并不带有报复意味。

（一）赔款两亿英镑。（二）法国给与德国以最惠国待遇。（三）德国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

虽然当时多数德国人都认为兼并阿尔萨斯是合理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日尔曼的一个省，可是洛林却不同，它完全是法国的领土。所以当时普鲁士当局若能从战略利益以外再考虑到政治上的反应，那就更聪明了。这不仅使一个骄傲的民族感到屈辱，而且也影响到了将来的局势，从此以后，凡是德国的敌人都可以把法国作为他们的假想同盟国。所以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兼并变成了欧洲和平的隐忧。

这场战争对历史的影响又怎样呢？

第一，法国这一次的屈辱是永远无法清洗的，法国的屈辱使德国变成了“欧洲的女王”。第二，由于德国的强盛，破坏了欧洲的权力平衡，并直接向“不列颠的和平”挑战。这次战争没有发展成全面性的欧洲战争，主要还是靠英国的力量。第三，英国为了对抗德国并重建欧洲均势，被迫结束了几个世纪以来与法国的争斗。第四，战后德国开始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为了世界市场，无法避免与英国的冲突。

从此以后，在欧洲就只剩下两个真正的军事和商业巨强，英国控制着海洋，而德国控制着陆地。又和拿破仑时代一样，在欧洲若有半打以上的巨强能够和平相处，就都有足够的空间，但若只有两个巨强，那么虽然都不想要战争，结果还是没有足够空间来容纳他们。这个无法解释的事实，自从罗马衰亡之后，就一直表现在欧洲历史上。在一般的恐惧心理下，欧洲的工业化又引发了军事化，到十九世纪末期，所有欧洲国家都已走上“全国皆兵”的道路，不过程度深浅有所不同而已。

又因为从此以后，“军事”和“政治”这两个名词几乎可以互换，所以关于普法战争对战争艺术的影响也有加以讨论的必要。

第一是炮兵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完全压倒了步兵。在整个战争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就如在色当被俘的某法国军官所说的，德军是靠着“五公里长的炮兵”取胜的。炮兵唯我独尊，加上一切有关的技术要求，又使科学和工业受到了极大刺激，而科学和工业又变成了战争的物质基础。正如战争中的骑兵时代已经被步兵时代所取代一样，现在炮兵时代又代替了步兵时代。战争趋于工业化，工业文明成了军事基础。

第二是铁路对军事组织的影响日益增加，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迅速发展大规模的陆军。虽然“全国皆兵”的观念起源于吉贝尔特，发扬光大于克劳塞维茨，可是直到铁路修筑完成之后，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火车头使全国人民都变成了军队，使军队民主化，并使和平变成了战争的预备阶段。

第三是参谋制度（即工商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因为近代陆军是个过于复杂的工具，所以这种制度的好处极为明显。可是一旦战争结束，这种制度的危险和缺点就很少为人注意，或最多只不过是表面上注意而己。

费里罗在《和平问题》的论文中，指出在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间，过去掌握在同一只手中的战争制造权与和平制造权，现在却分开了，战争制造权完全属于参谋本部的范围，而和平制造权则由文人和外交家来行使。可是他说；“当新的制造战争的方法已经使旧有的制造和平的艺术规律不能再应用时，文人和外交家还能做些什么呢？军人已使战争技术发展得尽善尽美；而外交家却已经失去了制造和平的艺术。因为既然不能制造和平，外交家反而只好用合纵连横的手段来为战争作准备。两个强国在一八七一年签订了休战协定，到一九一四年这个协定被废止时，已经变成了两个武装集团，彼此虎视眈眈，准备死拼。”也就是说当战争技术发展日益完善时，在政治上也就越难加以限制，最后终至于在世界上任何遥远的角落里，只要有一声枪响，即足以触发一场全球性战争。这也可以预言，民族性战争终于会演变成同盟性的战争，在将来除非一个国家是某个同盟中的一员，否则其资源决不足以单独进行一场战争。

因为普鲁士式的参谋制度具有某些缺点，于是又引到了有关指挥艺术的问题。

毛奇的著名格言：“先计算，后冒险。”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所冒的危险却并不太大，假如面对的是一位正常的将领，辅之以一个正常有效的参谋制度，那么所冒的危险就很可能会变得非常巨大。事实上，普鲁士参谋制度曾经显出许多缺点，仅仅是由于法国人的极端腐化，所以才被遮掩住了。举例来说，象斯泰因梅茨将军的不服从，俾斯麦说他是个“流血狂”；象斯比希林，沃尔特和科隆贝等会战中，兵力都是分批投入的。尤其是前两个会战，韦尔努瓦说过：“这两个会战都极为特殊，都违反了总司令的意志。”——这是很坦白的供词。

毛奇似乎可称之为火车上的将军，因为他的战争体系都是直接而硬性的。他是个超级的伟大战争组织家，他依赖的主要是逻辑而不是机会。要使他的指挥艺术成功，必须坚守某些静态的教条；行动是用“训令”来规定而不是用“命令”来指挥。对他而言，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也就是一次“意外事件”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军事天才不如进攻精神重要。拿破仑对战争有彻底的领导和控制，毛奇却只把他的军团送到起点，然后就不再管它们，听任它们各自为战。在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一日两天之内，毛奇除了对第三军团的参谋长布鲁门萨尔将军略作指示以外，就没有再下达任何其他命令。他也从来没有料到法军会受到包围——使他们受到包围的主要原因是法军自身的愚蠢，普鲁士各军团司令的主动精神以及普鲁士炮兵的优良运用。作为一个将领，对毛奇不应加以模仿，而只应加以研究。他的计算非常优异，可是他的冒险若遇到了能干的对手，则可能会一败涂地；因为他可能完全没有主张，而听任部下去各自为战。

最后，象提耶尔所说的，这次战争证明，在一场民族大决斗中，除非由于意外的偶然原因，或是物质手段不适当，否则当一个国家在科学和精神力量上占优势时，一定能够得胜。胜利意志和作战工具是国力的两大支柱，不过直到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这个原理才为人所认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