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哥（元朝宰相）

桑哥简介

桑哥：桑哥（？~1291年），一作桑葛，元朝宰相。通晓四种语言，深得帝师八思巴的信任，荐为总制院使。率军平定藏区叛乱，深得元世祖信任，官至尚书右丞相，独揽朝政大权，改革财政经济制度。至元二十八年，坐贪赃罪伏诛。

桑哥传记——

奸商本性 取媚皇帝

桑哥（？－1291），出身于畏兀儿族，长于吐蕃，少年时代，曾拜吐蔡国胆巴为师，识字读经，还学会西域好几种语言。但是他贵显之后，便讳言曾以胆巴为师，并背叛了老师。年龄稍长以后，做过西再各国的译史。

西再地处中西交通要道，商旅往来频繁，商贸兴盛。畏兀儿、吐荐商人很多，他们的足迹遍于全国，远至中亚。西亚。蒙古征服吐苗、畏兀儿后，这一带商贸如前一样火热。桑哥从小生活在这里，耳濡目染，学会经商牟利，并且深诗商道的门径，这使他步入仕途后，能够熟练地理财，并且时刻暴露出贪婪狡黠、好言时利的特征。

至元年间，社会经济衰落，财政出现严重危机，元蒙统治者极需发展经济以摆脱困境。桑哥由于精通“发财”之术，因而迅速发迹。

桑哥是由佛教而发迹的。元王朝崇尚佛教，桑哥国懂得吐富以及其他很多种语言，被忽必烈从译文提升到总制院正院使，负责全国佛教事务兼治吐本政教。桑哥由此进入朝廷政教中心，开始有机会接触元世祖忽必烈。其实桑哥叶于佛教事务并无多少兴趣，但这个地位却可以有机会向忽必烈言及财利之事，陈述如何“营利”求息的智术。这正好迎合了忽必烈聚财强兵的胃口。由此忽必烈开始重用桑哥。

有一次，中书省要为僧寺买一批灯油，派一名汉人官员李留判去经办。桑哥知道了，他要求中书省将油钱交给他，由他亲自去购买。司徒和礼霍孙不同意，说买油的事不是你所适宜去的，亲自办这种事情更不合适。桑哥不服气，两人争执起来直至互相殴打，桑哥要求自己去买油，目的是要用油钱去倒卖灯油营利求息。他不顾体统，一边殴打一边强辩说：“与其让汉人侵盗官家的钱，还不如把钱交给寺庙及官府放贷收取利息、”最后桑哥终于从中书省领取了购买一万斤油的钱。他利用这笔钱在市场上先以“和买”的方式，即以低廉的官价购买油，再高价卖出，获利丰厚，既买回了油，又以“所营息钱”进献朝廷。桑哥后来把这笔钱所得的利息进献给官府，和李霍孙说：“我当初不懂这个道理。”一天，桑哥在世祖面前论说和雇和买之事，因而谈到这件事，世祖对桑哥理财本领更是刮目相看，始有委以重任之意；曾下诏旨令桑哥列具中书省臣的名字报上，朝廷上有新的建置，人才的任用、贬退，桑哥都参与讨论。桑哥这次倒卖，虽然未敢将利润纳入私囊，但却因此捞取了政治资本。

又有一次，元世祖忽必烈因要赏赐外地王爷一批银两、币帛，需要一批驴子运载，忽必烈并答应到达后可将官驴一并赏赐诸王，桑哥乘机建议说：“不如以官驴载玉而回，这样既可节约官费又捎回了财富，”忽必烈听了很是兴奋，下令按桑哥说的办。果然，以后桑哥用带回的西域玉石发了一大笔财，他将其中的一部分献给了忽必烈，忽必烈心中大悦；桑哥通过诸如此类小事，“以小利”博得了忽必烈的欢心，很快被忽必烈视为心腹人员一，朝中各种大事，包括人事进退，忽必烈都不避桑哥，甚至经常要听听桑哥的意见，桑哥由此渐渐得宠于忽必烈。

安插亲信 贪赃成风

桑哥得宠以后，贪赃的嘴脸逐渐暴露出来，其手段也越来越放肆。

至元十九年，擅权朝政的奸相阿合马因侵盗财赋，强占民田被千户王著除掉后，受到处罚，家财全部淹没人官，祸及子侄。此时桑哥却幸灾乐祸，原来桑哥看中了阿合马一位美妾，早已垂涎三尺，阿合马倒台，妻妾皆贬为平民，桑哥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这位美妾据为已有，对她宠爱无比。这位头妾原是河间转运使张庸之女，张庸也因此与桑哥认为姻亲。桑哥来此机会把张庸收为爪牙，利用姻亲关系，放手让张庸在外面利用职权，侵盗增运官钱；数额多达三千一百万锭，这样，桑哥既得美女又得钱财。

桑哥身为总制院使，不管佛教事务，但却喜欢利用主管全国佛教事条的职权，大肆贪脏纳贿，他的下属，西签佛教官员杨涟真伽，早在桑哥任西召译史时，二人就是好朋友。桑哥接受了杨涟真伽的大批钱物，马上为杨涟真伽谋得佛教总摄一官，并让杨涟真伽去主管江南一带的佛教事务。杨涟真伽是出自佛门的一个贪得无厌的和尚。他到达江南临安后，托底于桑哥的支持，借口修复寺庙，在江南大肆搜刮民财，而且为非作歹。杨进真伽在杭州一带打着修庙的名义，盗掘宋朝皇陵及大臣墓穴101个，取其财宝无数；接受别人所献美女宝物无数；前后攘夺别人财物，计金1700两，白银8600两，玉带九条，玉器110件，杂宝152件，大珠50两，币钞16200锭；强夺民田23000亩；私下庇护平民不输公赋者2300户，租税皆占为已有；其他隐匿的财物更不计其数。

这位奉行“四大皆空”的佛教总摄官员，如此嗜财好色，不禁引起了当地人民的愤怒，有人因此而上书朝廷，但桑哥充耳不闻，把奏书压下不报，只求从中渔利，接受馈觉后来杨涟真伽事情被忽必烈知道，桑哥赶紧在忽必烈面前为这个贪僧千方百计开脱庇护，杨涟真伽最终还是免受重罚，长期逍遥法外。

由于经常接触忽必烈，桑哥也渐渐地摸到忽必烈嗜财重利的特点，于是，便进陈了许多敛财之术，迎合忽必烈的需要，以求升官揽权，忽必烈不知道桑哥使奸和他的罪恶目的，竟事事放手让桑哥去办。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再次恢复尚书省，于是任命桑哥及铁木儿为平章政事，主持财计大事，成为显赫一时的重臣。桑哥上台不久，即别出新栽，提出更换币钞，颁布新钞至元宝钞，原来的“中统旧钞”仍然通用。但是，调整了钞值，确定新钞一贯，相当于旧钞五贯。桑哥曾奉旨清查、核检中书省事务，国库“校出亏欠秒四千七百七十万，错钞一千三百四十五万锭”。仪此一项，就在发行新钞的戏法中，将五分之四的亏欠数目转嫁到社会上。至使社会“物价增踊，奸伪日萌，民用医乏”。桑哥采取贬值旧钞的伎俩，使官府得财，从而也使得忽必烈对其高度信任。下诏布告全国。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三月，再改确定钞法，向全国发行至元宝钞，中统宝钞仍旧流通。

桑哥曾奉圣旨检核行中书省的事务，共查出亏欠的钱钞四千七百七十锭、磨损破烂的钱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平章麦术丁当即自己伏罪，参知政事杨居宽自我辩解说自己实际上只负责铨选，钱谷之事非由他专管，桑哥令手下用拳头打他的脸说：“你既然负责铨选，难道就没有提拔、贬退失当的事吗？”不久也伏罪了。参议伯降以下的官员，凡是检核有违反规定，损耗丢失等事，以及参议王巨济曾经说新钞不便而违背圣旨，都各自伏罪。派参政忻都奏报世祖，世祖令丞相安童与桑哥共同商议，并且诏谕：“不要让麦术丁等人以后以因胁迫逼问而自还作为口实，这些人本来就是狡黠之辈。”几天后，桑哥又奏报：“审问中书省参政郭佑，中书省欠员很多，他却失职不言，还以疾病作为理由，臣对他说：‘中书省的政务，如此败坏，你力不能及，为什么不告诉蒙古大臣。’所以殴打屈辱了他一顿，如今他已伏罪。”世祖令他对此事严加追查。后来，郭佑与杨居宽被处以弃市之刑，人们都认为他们冤屈。御史台官王良弼，曾和人谈论尚书省政务，又说：“尚书省查核中书省，不遗余力，以后我们若有机会揭发尚书省的奸邪、谋取私利之事，诛杀籍没他们也没有什么困难。”桑哥听说后，把王良弼抓了起来，与中书台院札鲁忽赤一起审问，王良弼伏罪。桑哥说这些人诽谤朝政，不处死罪无法惩戒后人，于是处死王良弼，籍没其家财。有个名叫吴德的人，曾任江宁县达鲁花赤，请求升官未成功，私下与他人非议朝政，又说：“尚书省如今纠正中书省的弊端，以后再被中书省纠核，唯独你们这些人不死？”有人把这些话告诉了桑哥，立即把吴德拘捕来审问，处以死刑，将其老婆孩子没入官府。

桑哥曾上奏由沙不丁遥领江淮行省左丞，乌马儿为参政，依前例负责泉府、市舶两司之事，拜降为福建行省平章。桑哥取得圣旨后，又对世祖说：“臣下先辈曾说过，凡是任用中书、尚书两省臣属改行省官员，都要与丞相安童共同商议。这次上奏请任用沙不了、乌马儿等人，正巧丞相回到大都，来不及商议，臣恐怕有人会以臣先前的上奏作口实议论此事。”世祖说：“安童不在，我是你的主人；朕已推批实行，有人议论，让他到我面前来说。”当时江南行御史台和行省，并没有文件往来，事无巨细，必须征求朝廷御史台的意见呈报中书省上奏。桑哥认为上呈文件稽留误事，应该按照朝廷御史台的例子，文件分别呈送到行省。又进言说：“按察司的案子，应允许各路的民官检查，互相纠核检举。况且自从太祖时便有圣旨，凡是事务性官员都要互相审察，这是先代的惯例。”意见被采纳。

十月，乙西，世祖给翰林院诸臣发布谕旨：“以丞相负责尚书省政务，汉、唐两代有没有这种体制？”都回答说：“有过。”次日，左丞叶李把翰林、集贤院诸臣的回答上奏，并且说：“先前的中书省官不能推行的事，平章桑哥能够做到，应拜为右丞相。”世祖发布制书说：“可以。”于是任命桑哥为尚书省右丞相，兼任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进升官阶为金紫光禄大夫。桑哥又上奏，请求以平章铁木儿代替自己先前的位置，右丞阿刺浑撒里升为平章政事，叶李迁升为右丞，参知政事马绍迁升为左丞。

十一月，桑哥进言：“臣先前因各道宣慰司以及路、府、州、县官吏，行动迟缓误事，奉行圣旨派人遍加鞭笞斥责；现有真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答失蛮，都是有功勋的元老旧臣之子，应听凭圣上裁决。”敕令罢免二人的职务。次年正月，因甘肃行尚书省参知政事铁木哥无心处理政务，又不与桑哥同心，桑哥奏报由乞牙带代替。不久，又以江西行尚书省平章政事忽都铁木儿不称职，上奏请求罢免。兵部尚书忽都答儿不勤勉任职，桑哥令人殴打之后上奏，世祖说：“这些人不被罢免，你的事怎么能推行。”

狡黠的桑哥又打着推行新制的名义，重新调整任用一批官员、他借此机会买官纳贿，中饱私囊。同时也乘机起用了一批他的狐朋狗党；他的昆弟、故旧、妻族皆得到安插。“桑哥委弟”吉由任为燕南宽慰化，另一妻党“要束木任为湖广行省平章”，“江浙省臣乌马儿、蔑列、忻都、王济”等皆为桑哥“姻党”。被桑哥新任的一批死党及其一大批以路得官的贪徒，上任以后，即拼命搜刮，公开收取贿赂，此时官场贪污成风，浊乱无比。

桑哥为了保护自己的一班朋党，也为了防止自己的劣迹暴露，又做出一条规定；凡百司百官收受贿赂，不须台宪官员审问，只须本行了断。当时，各部衙门，官官相护。对于部下属员犯事自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就为当时的贪官污吏肆行贪赃不法的行为大开了方便之门。尽管如此，桑哥及其属交的贪赃行为，仍然不断地受到大臣的奏劾。监察御史周柞劾桑党忙兀带、纳速刺丁来里等奸害百姓、贪赃不法。然而由于桑哥党人已经布满朝野，周柞的奏疏被桑党知道以后，桑哥马上组织材料，诬陷周作，奏请忽必烈流放了周评，并把他妻子家财皆没人官府。漕运司达鲁花赤怯来，未曾巡查沿河的各处仓库，致使粮谷被盗、腐烂的很多，桑哥建议以兵部侍郎塔察儿取代他。自从设立尚书省，所有的仓库诸司，无不检查考核，先是委派六部负责，后又认为职责不专，于是设立征理司，以惩治应被追回财物、粮谷的人。当时桑哥以清理核算粮谷、钱财为主要任务，条分缕析，管理仓库的人无不破产；及至应该更换替代时，人们抛弃家小四处逃避。中书参政杨居宽。郭佑。台吏王良说、等皆因同样情况或被诛，或被弃在桑哥的疯狂迫害，使得朝中上下再也无人敢与桑哥作对，无人敢轻易奏劾桑哥及其同党。

桑哥占有了大量财赋，他又以财赋不断地向忽必烈邀功市宠，以求继续加官晋爵，当时，总制院所统属的西乐各个宣慰司，主要掌管当地的军民钱谷，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机构。桑哥向忽必烈提出，应将宣慰司改为宣政院，级品提高为从一品，并且用三台银印。忽必烈问：“谁能肩此重任？”桑哥恬不知耻地回答，说：“臣最合适。”忽必烈一生“黩武嗜利”，谁能为他聚敛财富，他就可以慷慨封官，他马上满足了桑哥的要求，命他兼任宣政院使，并赐给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就这样，宣政司级别的提高，又为桑哥谋得一个更高级的职位。

桑哥每窃取二份权利都设法以权谋私，谋私取利。此时，他又利用新的权利来卖官纳贿，或者安插亲属。西蕃有一个巩昌府，原来是驻扎地方军队的一个区域，桑哥利用新得的职权，把巩昌府“特升为宣慰司”，从属于宣政院，这样一来巩昌府就与行省平级。然后他安排其弟答麻刺答思为使，掌管巩昌府宣慰司。通过这一环节，桑哥不仅安插了自己的亲属，并且进一步控制了陇西一带财谷大权。

罗甸，本是西南边陲一个小邑，原名普里，桑哥征滇时归附蒙古，隶属云南行省，设为普定府辖管的一个县。至元二十七年，普定府的斡罗思、吕国瑞听说桑哥兼任宣政院使，便向桑哥及桑哥，的妻党要来木等朝中要员送去大量礼物，请求增设罗甸宣慰司，桑哥收到贿赂以后，马上答应了这个要求，将罗甸小已连升数级，置为罗甸宣慰司与行省平级，斡罗思、吕国瑞二人同被任为宣慰使。

桑哥的权利欲远远没有止境，他的贪婪之。远没有满足。至元。十七年年底，他又在忽必烈手中窃取了一部分封赏大权。他假惺惺地上奏说：“有封地的大臣，都以土地贫瘠为理由，请求增加赏赐，但是财物并非是天地自然生出的，都取自于人民，假如征取不慎，恐怕国家的财用就不够了。”忽必烈信以为真，说“自今尔后，不该赏赐者由你划去，应当赏赐者由你奏报，最后我才来裁定。”这样，谁要得到赏赐，必须通过桑哥这一关，桑哥也因此也“广开财路”了。

接着，桑哥又把手伸向中书省，企图摘取中书省向外颁发和宣布皇帝“敕”“诏”的大权，桑哥向忽必烈密商此事，果然如愿以偿，忽必烈下令：“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即一切颁发命令的大权都由桑哥主管。至此桑哥不仅控制了财政大权，也控制了封赏大权和控制了官吏进退、黜沙大权，“凡控调内外官，皆由于己”，同时又控制了宣诏大权，几乎控制全部朝政，不仅取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而且也驾空了忽必烈。桑哥窃取上述大权以后，即“刑爵为货而贩之”，当时，凡是贪徒败类，“成走其门，人贵价以买所欲，贵价人，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坏人心骇愕。”

横征暴敛 官逼民反

桑哥竭精全力地敛财，但毕竟财有限而敛无度，地方仓库可征者甚微，其效果亦一年不如一年。至元二十六年十月，桑哥又想出一个敛财新招：增值钞引，增加盐、茶赋税。此外，桑哥又上奏，加征迁移户的赋税。这些都迎合忽必烈的胃口，忽必烈自然开心，一切都按桑哥所说施行。

桑哥每次推行一项新的敛财之术，都故伎重演，出卖一批官职，网罗一批贪官污吏，让这些贪官污吏镇使四方。这些贪官污吏的贪赃不法，推行桑哥的敛财措施极为用心。当时增值钞引，增加赋税，他们也十分卖力地督办，借机从中勒索，大饱私囊。然而重重的苛捐杂税，逼得人民走投无路，一些正直官员也冒死上书揭露桑党的不法行为。京师地区更是首当其冲，桑党的贪酷行为很快被忽必烈知道，忽必烈为平息民愤，决定给负责在京师地区催征的官员萧仪重罚。但又念其多年聚敛有功，贷其不死，让他徙边淘金，桑哥不忍物伤其类，在桑哥的要求下，贪官萧仗义被忽必烈宽释。

桑哥不遗余力保护同类，而对于违件他的人则给予残酷打击与排斥。早在钩考钱谷之初，就有少数御史曾冒死奏报朝廷，可是桑丹倚仗威势，鞭挞御史，压服大臣。同时，他又安插亲信赵国辅为御史中丞，控制台政，压抑下属，严禁揭露和奏劾桑哥及其党人。但是，桑哥越是想一手遮天，越是引起大多数人的不满。御大台有一老臣赵世延曾率领同班御史五人，共同劾奏桑哥敛财乱政、奸贪不法的罪状，并当面质问赵国辅，要求赵国辅必须奏报忽必烈。赵国辅见众人气势汹汹，只好表面上答应了。但他实际上却扣压奏一，并把超世延等人情况密报桑哥。桑哥先发制人，罗织罪名参奏起世延等五人，把他们全部黜至外地。当时，集资院学士兼传御史程巨大深受忽必烈赏识，眼看“桑哥专政，法令苛急，四方骚动”，便亲自向忽必烈参奏：“今权奸用事，书钩考钱谷，以剥割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香邀利之人……”强烈要求忽必烈制止、惩治桑党。桑哥听说这事愤恨万分，六奏忽必烈诛杀程巨大。忽必烈没有准奏。忽必烈虽然没有诛杀程巨大，但是，他也并不重视程巨大的意见，更没有处治桑哥。

桑丹贪赃不法，残暴聚敛的各种倒行逆施，虽然受到大部分大臣的参奏弹劾，但由于忽必烈视若无睹，放任自流，致使桑哥越发有恃无恐。在残暴聚敛的政策统治下，各地民不聊生，饿裁遍野。官逼民反，人民不得不揭竿而起，举行了反元大起义。至元十六年，全国起。多达。古余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南贫民钟明亮起义。此外，广东的黄贤举，福建的立老大，漳州的陈机察、建昌的丘元、泉州南安的陈师七、兴化的朱三十五，浙东台州的杨镇龙，基州、处州的吕重仁、杨元六等，都先后举起反抗压迫的大旗。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给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身首分离 罪恶下场

严酷的事实迫使元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对策，不得不对引起农民起义的原因进行急索。也先帖木儿等相继参奏桑子专术黜货。奸贪不法的种种罪恶勾当，语言皆无比犀利。忽必烈受到震动，数次遣召定信的大臣不忽木询问症结，不忽本也奏曰：“桑哥欺上罔下，壅寨圣听，贪赃枉法，紊乱朝政，忠良受辱，小人见用……如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祸乱旦夕。桑哥不诛，遗患无穷。”

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世祖诏谕大夫月儿鲁说：“屡屡听说桑哥破坏朝廷纲纪，杜塞进言者之口；还曾殴打御史，他有什么罪状，应该坚决审查处理。”桑哥等人拿着御史李渠等人已经审查的文卷前来，世祖令侍御史杜恩敬等人查验并与桑哥辩论，先后往返四次，桑哥等人理屈辞穷。次日，世祖驻在大口，又召集御史台和中书省、尚书省的官员辩论。尚书省官员拿着文书上前进奏说：“前任浙西按察使只必，因在监督焚烧钱钞时接受赃钱一千锭，曾发送檄文给御史台征召他，却二年没有得到结果。”杜思敬说：“文书发送的次序，都在卷宗里，如今尚书省却拆开卷宗应对，可见其有弊。”速古儿赤暗里抱着卷宗上前进奏说：“用红色印章封于纸缝，是为了防止欺瞒之弊，这些人身为宰相i却拆开卷宗破坏封印与人辩论，这是教唆属吏作奸犯科，应当将其治罪。”世祖表示同意，又责备御史台说：“桑哥作恶历时四年，暴露出来的奸邪贪赃之事不止一件，你们御史台之臣很难说不知道。”中丞赵国辅回答说：“知道。”世祖说：“知道而不加弹劾，该当何罪？”杜思敬等应对说：“夺去官位，追还俸禄，唯靠圣上裁决。”辩论多日没有结果。大夫月儿鲁上奏说：“御史台的臣属任职长久的，应当斥责罢免，新任官者留下。”忽必烈即时下诏，罢免桑哥所有职务，停止钩考，清算桑哥旧账，没收桑哥的家产，三百禁卫军包围了桑哥住宅，抄出金银财宝无数，几乎是皇家内府所藏之半，朝廷上下无不触目惊心。

桑哥被罢免抄家之后，各地揭露弹劾桑哥罪行的奏章就像雪片似飞向朝廷。

至元二十八年四月，中书省臣麦术督下、崔或上奏曰：“桑哥专横四年，中外百官无不以贿赂而进身仕林，其兄弟、故旧、亲族，皆得高官关职、此等险恶之徒惟以欺蔽天下，贪剥百姓为能事，宜让中书、尚书严加考校。凡是桑哥党人，皆应籍除为民。”忽必烈接受了这个意见，开始清查桑党，桑哥党人自此纷纷落网。

五月，桑哥妻党要来木被下诏“械致湖广省诛之”。桑哥妻弟八吉由因“受贿积赃”，被罢免燕南宣慰司使职务，被诛身死，桑哥昆弟、巩昌宣慰司使答麻刺答思畏罪自杀、七月，扬州路学政李诠上言尚书右丞叶李妄举桑哥之罪“宜斩叶李以谢天下”。叶李未等到审判就死了，在朝野上下的强烈要求下，桑哥亦于当月在京师街市被砍头，十月，下诏捕桑哥党羽、佛教首领杨琏真伽、沙不丁、乌马儿回京师，十一月，查明“沙不丁、纳刺速下来里、乌马儿、王巨齐、杨琏真伽、沙的、教化的皆桑哥党羽，受贿肆虐，使江淮之民怨怨声载路”，忽必烈下诏将其全部逮捕下狱。至元二十九年三月、纳刺速了来里以盗取官民钞一十三万余锭，忻都以征收迫杀五百二十人，都被处以极刑，翰林院应奉使唐玉曾结党桑哥，被逮捕入狱至元三十年十一月，上都同知孙民献，被籍其家财、妻奴，械送至湖广处死、至此，桑哥党羽中，除佛教头目杨琏真伽、沙不丁二人受到忽必烈的宽释以外，其余皆受刑严惩。

元朝花了近三年的时间才推倒了桑党，诛杀了部分贪官污吏，但是，元王朝的政风并没有多少改变。正如时人王件所言：“贪图贿赂，蔚以成风，擅征横敛，无所不致。”明代叶子奇也指出，元代，贪污名目繁多：“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曰‘追节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得肥差曰‘好地分’；得职近，曰‘好实窟’。”桑哥在执政期间，曾暗示手下人为其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于是在至元二十六年十月，制成了《桑哥辅政碑》，树立在尚书省前，在上面盖了一座搂，并涂以红漆；这块碑也就成了桑哥的耻辱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