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战争（护法运动）
护法战争简介
护法战争：护法运动是指1917年7月到1918年5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联合西南军阀共同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又称护法战争。所谓“护法”指的是护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打倒北洋军阀专政的虚假共和，重新建立新生共和的民主法统。
护法战争过程分析——
护法战争，是继护国战争之后，由孙中山发动的旨在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反对北洋军阀独裁专制统治的革命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桂、滇、粤、湘、鄂、川等省的军阀，打着护法的旗帜，在湘、川、鄂、粤、闽等省与北洋军阀集团的军队及依附于该集团的地方势力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军事角逐。本章着重叙述双方在主要战场湖南的作战经过，并简要叙述川，粤、鄂、闽战场的作战情况。
北军第一次攻湘之战
一、湘南宣告自主
谭延督湘时，湖南共有军队六万余人。其中归督军直辖的有第一、第二两个师及六个区的守备队（每区的守备队三至十余营不等），加上各道尹，总兵所辖的守备部队共四万余人，另有全省警备队二万余人。两个正规师中，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下辖第一、第二旅。第一旅旅长李佑文，所属第一团驻湘阴，平江，第二团驻长沙；第二旅旅长林修梅，所属第三团驻宝庆（今邵阳市），第四团驻衡阳。第二师师长陈复初，下辖第三、第四旅。第三旅旅长陈嘉佑，所部驻常德，第四旅旅长朱泽黄，所部分驻长沙，湘潭。
潭延离职前，任命刘建藩代理零陵镇守使，并调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由衡阳移驻衡山，以便随时配合桂军作战。刘建藩和林修梅都是革命党人，先后参加过辛女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在湘军中威望较高。傅良佐手1917年9月9日到任后，知道刘建藩、林修梅是谭延安排的两个心腹，将威胁其在湘南的统治，于是下令免掉了他们的职务。在此情况下，刘建藩，林修梅被迫于9月18日联衔宣布湘南自主，通电揭露殴祺瑞“违法横行，破坏国纪。……易湘督以为武力征服之图”；声明“特率湘南军民子弟，宣告自主，与段政府脱离关系，一切军民政务，均与海军、两广、云南各省一致进行”。接着，湖南第一区守备司令吴剑学、第二区守备司令周伟和铁道守备司令李仲麟，相继宣告自主。孙中山致电刘、林等人表示祝贺，并派革命党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林修梅之弟）为湖南劳军使，前往湘南慰劳举义部队。
湘南宣告自主，傅良佐异常惶恐。此时北洋军仪有第八师先头部队两个营抵达湘阴，傅只得先令湘军第一师代师长李佑文，率该师第一旅开赴衡山“相机剿办”。
9月20日，李佑文率第一旅离长沙南下，命第一团团长梅倬敏率部从株洲沿湘江东岸开进，李随彭树煌之第二团由湘潭沿湘江西岸南进。22日，第一团在衡山县七里滩与林修梅部接战。该团第三营不愿“以湘人攻湘人”，于28日在衡山石湾起义，加入护法军。第一，二团大部官兵立即响应，少数携枪逃散，李佑文仅带十余人逃回长沙。傅良佐欲迅速扑灭湘南护法军的企图就此落空。
二、衡山、宝庆之战
（一）双方作战部署
由于湘军第一师第一旅官兵参加护法，使湘南护法军声势大振。1917年9月27日，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从家乡赶赴衡阳，投身护法；28日，刘建藩率所部十营开抵衡阳，29日，程潜由广州抵达衡阳。10月6日，湘省护法军各路将领齐集衡阳，决定组织“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公推程潜为总司令。
傅良佐之进攻湖南护法军，表明南北军队在湘决战已势不可免。桂系军阀决定组织军队援湘，以武力“驱逐傅良佐，收复湖南，以固两广门户”。9月底。桂军陆裕光师先头部队进抵衡阳。10月2日，陆荣廷在广西南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援湘问题，广东督军陈炳，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议定了援湘军事计划：由两广出兵八十营（其中广东三十五营，广西四十五营），分编成五个军（由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任军长），由广西督军谭浩明任两广护国联军总司令”。进军路线是：马济率粤军出韶关入湘，经攸县、醴陵取长沙，桂军分成两路：韦荣昌军由三江人湘，经新宁逼宝庆，陆裕光、林俊廷二军则出全州入湘，经永州（今零陵），祁阳增援衡阳。两广军总的目标是会攻长沙。
正当两广护国军准备援湘之际，傅良佐也在积极备战。9月28日，傅以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各军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负责组织指挥湘南作战；以第八师十五旅（旅长王汝勤）和第二十师三十九旅（旅长张纪）从正面进攻衡山，以湘军第二师朱泽黄旅和即将抵湘的二十师之第四十旅（旅长张建功）进驻永丰（今双峰）。10月初，北军第八师之第十五旅和第二十师之第三十九旅相继开抵长沙。嗣后到达的还有倪嗣冲之安武军二十营、晋军商震混成旅以及北洋第三师阎相文旅。
10月上旬，南北两军之间的交战，在朱亭，衡山至永丰一线全面展开。
（二）衡山战斗
湘潭是北军进攻衡山的前进基地，有三条道路可通衡山：一由湘潭经株洲，沿三门、淦田、朱亭一线，一由湘潭经茶园铺，沿熊家桥、护湘关一线，此为陆路大道，一由湘潭沿涓水至福田铺一线。为了抗击北军进犯，护法军的布防如下：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指挥该师之第一、二两团（欠一营），在衡山、护湘关至茶园铺沿线设防，另将一个营配置于福田铺担任翼侧警戒，刘建藩所部数营防守淦田、朱亭，林修梅率该旅之第四团驻守岳后，防敌由永丰方向窜犯。
10月6日晨，南北两军开始在湘潭县属之西倪铺接战。护法军在衡山以北只有不足两个团的兵力，却要防守从福田铺至湘江边宽约十五公里的正面，力量分散；加上装备较差（除步枪外，仅有二门炮、二挺机枪），难于阻止敌人的进攻。北军王汝勤所部由中路进攻，集中兵力，重点突破，连占茶园铺、中路铺和白石铺等要点，逼近护湘关。护湘关位于衡山北十二公里处，两劁山势险峻，湘（潭），衡（山）大路从山间穿过，是易守难攻之地。护法军在护湘关两侧高地构筑工事，重点设防。8日晨6时，北军分三路攻打护湘关。护法军凭险抗击，“顽强异常”，“抵死不退”。战至次日凌晨，北军从侧翼突击，仰攻肉搏，护法军力不能支，遂弃关撤退。护湘关落人敌手。
10月10日晨，北军进攻护法军在衡山北面的最后一个要点石桥铺。护法军控制附近高地，顽强抵抗。临近中午，刘建藩派数营援兵赶到战地，让正在奋战的第一师士兵撤下吃饭。但这些援兵多数是新兵，未经严格训练，缺乏作战经验，以致一有伤员，就惊慌后退。北军乘势冲击，护法军大败。
10月11日上午7时，北军向衡山外围发起攻击。王汝勤亲率该旅第二十九团及工兵营、炮队由正面实施突击，以第三十团由翼侧抄袭。护法军据守城外据点的部队经不住敌军的猛攻，纷纷逃进城内，并牵动了守城部队，护法军只得放弃衡山，分向湘江以东和衡阳退却。王汝勤旅遂轻取衡山。
北军张纪旅行动迟缓，10月11日由湘潭进抵株洲，翌日沿湘江东岸向南攻进。13日在淦田乌鸦山与刘建藩之警戒部队遭遇。双方激战两小时，刘部不支后退。张旅乘势追击，于下午7时攻占朱亭。14日，张旅向衡山靠拢，拟配合王汝勤旅向衡山以南进击。但王汝勤由于作战顺利，便不等张旅跟进，即率所部向贺家山进攻。
贺家山位于衡山与衡阳之间，左接巍巍衡山，右倚滚滚湘江，北面是宽约数里的开阔地，山势虽不高峻，但北陡南缓，易守难攻，是防卫衡阳的天然屏障。护法军控扼贺家山，封锁山下开阔地，进行顽强阻击，遏止了王旅的推进。10月15日，北军张纪旅也投入战斗。在此前后，桂军第三军副司令贲克昭率领的先锋团和粤军第一军副司令邱渭南率领的三个营，也先后赶到贺家山一带，增援湘军。
从10月15日起，南北两军各投入兵力万余人，在贺家山一带连日激战。北军旅长王汝勤和张纪组织部队对贸家山轮番进攻，但由于不讲战术，士兵盲目射击，徒耗枪弹、炮弹，因此虽付出很大代价，但战果不隆。团长傅良藻（傅良佐之弟）战殁，部队死伤过半。加之秋雨连绵，山地泥泞，给不习惯江南气候的北军造成意外的困难。北军连日强攻，毫无进展，只好转攻为守。湘南护法军在桂、粤军支援下，经数日激战，挫败了北军的进攻，但苦干弹药不继，也未发起新的攻势。
10月21日，程潜与陆裕光、贲克昭、邱渭南等桂、粤军将领在衡阳举行会议，商定下一步作战计划。鉴于贺家山至衡山方向北军云集，护法军反击困难，而宝庆已为北军攻占，遂决定由赵恒惕指挥两团湘军并桂军贲克昭部，在原地实行坚守防御，刘建藩部出守大浦，警戒江右，而将主力向宝庆方向转移，拟出敌不意，收复宝庆，再图长沙。计划甫定，即由林修梅率所部湘军与桂军一部直趋宝庆，邱渭南之粤军三营右出攸县、新市，趋醴陵，威胁敌之后路。
（三）宝庆战斗
傅良佐派兵进攻衡山时，对宝庆方向暂取守势，仅派湘军第二师之朱泽黄旅进驻永丰，并控扼永丰与宝庆间的险要山地界岭（永丰西南三十公里），拟待援军赶到后，再行进攻。湖南第二区守备司令周伟、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宋鹤庚于10月2日在宝庆宣告自主后，为了先发制人，立即率部东进，袭占界岭（时朱旅派一营防守），前锋逼近界岭东面的青树坪，另以原永州守备司令谢国光率兵三营，经洪罗庙进逼马屋岭，袭击永丰之敌翼侧。
朱泽黄见要地界岭失守，关系重大，立即转守为攻。10月6日，朱旅倾巢出动，反攻青树坪。战至次日上午，护法军不支，退守界岭。朱旅乘胜追击，猛攻界岭。护法军立足未稳，弃守而退，界岭复陷敌手。
朱泽黄夺回界岭后，以主力驻守该地，另以参谋长周诗率兵二营迎击进逼永丰翼侧之护法军。10月10日，周诗部于马屋岭击败谢国光之护法军，进据洪罗庙。朱泽黄见翼侧威胁已经解除，遂于18日组织部队由界岭向宝庆进攻。朱将所部分为两路，以第七团团长毛树峻为左翼指挥官，第八团团长周崇岳为右翼指挥官，两路相互策应，齐头并进。19日，朱旅攻占黑田铺（宝庆东三十公里），继陷洪桥（宝庆东十八公里），直薄宝庆城下。护法军据城抵抗一夜，于20日撤离宝庆，退往杜家坪。朱泽黄进占宝庆后，接到傅良佐令其速率主力增援贺家山北军的电报，遂留两个营守宝庆，亲率四个营于10月25日出两市塘（今邵东），拟经洪罗庙趋援贺家山。
这时，贺家山战场已呈胶着状态。10月21日，桂军韦荣昌郎抵达衡阳。程潜为打破战场僵局，商请韦荣昌派出所部一个团，会同湘军李仲麟、谢国光部（共六营），由衡阳左趋渣江，拟经洪罗庙攻取永丰。31日，韦、李、谢所部湘桂军于洪罗庙与朱泽黄旅相遇。双方激战竟日，朱旅不支，退守界岭，旋又退至永丰。数日后，林修梅也指挥所部湘军，在桂军陆裕光部配合下，向宝庆发动反攻，于11月4日下午克复宝庆。尔后，林修梅派宋鹤庚团东进，拟配合在洪罗庙地域待机的韦、李、谢军进攻永丰。
永丰守敌除朱泽黄所部一个旅（欠二营）外，还有新从长沙赶到的晋军商震旅和北洋第八师第三十二团。上述守城兵力虽约一师之众，但由于朱旅已成惊弓之鸟，不堪再战，商旅新到，立足未稳，加上相互之间互不统属，所以防御能力并不很强。11月8日，湘桂护法军攻克界岭，继下青树坪。11日，护法军分四路进攻永丰：李仲麟部由青树坪攻敌正面，桂军一部由石头山经下五里牌攻敌左翼，谢国光部由上五里牌攻敌右翼，另以桂军一部出三甲塘抄敌后路。护法军四面围攻，勇猛作战，北军渐呈不支之势。下午又有由宝庆开来的湘军宋鹤庚团和桂军二营投入战斗，护法军攻势更猛。永丰守敌见后援不继，孤城难守，遂于傍晚弃城而逃：朱泽黄旅逃向湘西，商震旅和第八师之三十二团逃往湘乡。
与此同时，南，北两军在湘东醴陵、攸县方向也展开了激烈战斗。安徽援湘司令李传业率安武军十营于10月底抵长沙，傅良佐令其由醴陵进攻攸县，得手后“由攸县进攻衡州之背”，策应贺家山正面战场。李传业以帮统高世续率兵五营自醴陵出发，帮统马联甲率兵三营由朱营出发，对攸县分进合击。11月7日，高世续所部首先进抵距攸县二十公里之新市。这时，广东护国军第一军副司令邱渭南部已进驻攸县，在攸县至新市地域内派兵设防，严阵以待。8日拂晓，双方在新市西侧山地展开激战。战至10日，邱部因兵少不支，遂放弃新市、攸县，退守耒阳。安武军于10日上午占领攸县。
（四）北军停战主和
正当南北两军在湘南鏖战之际，陆荣廷于11月10日在悟州召开有桂军，驻粤滇军、海军和军政府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鉴于北军源源入湘，湘南战事吃紧，决定由李烈钧率领驻粤滇军、海军和陈炯明之粤军，联合进攻闽浙，以分散北军兵力，减轻湘南护法军的压力。但梧州会议刚结束，忽然传来攻湘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宣布停战议和的消息。原来，王汝贤，范国璋都是接近直系的将领，对段祺瑞的武力政策持有异议，对傅良佐督湘深表不满，在“兵疲力早”、损兵折将的情况下，不愿意再譬段、傅火中取栗，乃于11月14日发出通电，主张南北军立即停战议和。通电发出后，王、范二部自行停战，并从衡山撤退。
王，范突然主和，使湖南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傅良佐因对王、范的主和行动“既非空言所能挽回，又无实力以资镇压”，于14日夜与代理省长周肇祥乘军舰匆匆逃寓长沙。段祺瑞对王、范之擅自停战求和更是大为恼怒，但为了不使湖南轻易落入护法军之手，便采取笼络王，范的办法。他一面将博良佐、周肇祥免职查办，一面加委王妆贤以总司令代行督军职务，“所有长沙地方治安，均由王汝贤督同范国璋完全负责”。这一任命颇合王，范心意。他们宣布停战，本意就想逼走傅良佐，取代督军和省长的地位，于是，一面在湘潭、株洲一带集结兵力，一面向南军提出按现有界线先行停战，一切问题留待和平解决。
湘粤桂联军识破王，范的缓兵之计，继续向湘潭，株洲进攻。此时，北军斗志已丧，望风披靡，纷纷北逃。当王汝勤的兵车驶过一铁路桥时，“正值徒步溃兵拥塞桥上，王命火车直冲过去，当即轧死轧伤官兵七、八百人，血流数日，惨不忍睹”。11月17日，联军攻克湘潭，株洲。这时，从湘乡败退的商震混成旅，不知湘潭已被护法军攻占，全旅蜂拥入城，遭到护法军伏击。商旅几乎全军覆没，仅二百余人逃往长沙。20日，赵恒惕、程潜、刘建藩等部进占长沙。王汝贤、范国璋率残部逃往岳阳。
程潜进入长沙后，马上召集湖南各界代表会议，推举陆荧廷为湘粤桂巡阅使，谭浩明为湖南督军，程潜为省长兼军务会办。军事方面，除留少数部队镇守长沙外，立即令刘建藩、贲克昭等部分别向湘阴，平江方面开进，准备乘北军溃败的有利时机，收复岳阳。同时迭电进驻衡阳的联军总司令谭浩明“火速来省，指示方略”。但谭浩明一则对程潜任省长不满，二则刚收到直、鄂、苏、赣四督军呼吁停战议和的电报，便以“尚未准备停妥，未便操之过蹙”为借口，故意在衡阳迁延不进。桂军按兵不动，湘军也未敢单独深入，致使北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得以在岳阳完成了防御部署。12月8日，程潜自动解除省长兼职，谭浩明才于17日到长沙。谭抵长沙后，应各方要求，将粤桂护国军改称为护法军。18日，谭宣布他本人以湘粤桂护法军总司令名义兼管湖南军政事宜。这个目不识丁的“草莽英雄”，依仗桂军势众，攫取了湖南的军政大权。
衡宝之战是护法战争中南北军队的第一次交战。作战伊始，湘南护法军就表现出了积极顽强的战斗精神。在初战失利、衡山失守的情况下，湘南护法军利用贺家山有利地形，扼险阻敌，为扭转战局创造了条件。当战斗进入相持阶段后，护法军领导人鉴于正面反击难于取胜，遂及时调整部署，在坚守贺家山的同时，抽调相当兵力转攻守备薄弱的宝庆，连克宝庆、永丰，逼使北军前线将领停战求和。接着，又乘势反击，连克衡山、湘潭、株洲等地，并在中途伏击溃敌，取得了全歼晋军一混成旅的辉煌战绩。这说明程潜等护法掌领导人具有一定的组织指挥能力，其战术运用是成功的。此外，桂、粤两省及时出兵支援，与湘南护法军并肩作战，勇敢杀敌，对夺取衡宝之战的胜利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岳阳之战
（一）南军顿兵待和，北军积极备战
王汝贤、范国璋通电主和，以及衡、宝作战失利，打乱了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计划，使其陷入尴尬的境地。在王、范通电主和的次日，段即向大总统冯国璋请求辞去国务总理职。11月18日，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苏督李纯（时称“长江三督”），秉承冯国璋的旨意联衔通电，主张北京政府与西南各省撤兵停战，并表示愿负调停之责。22日，冯国璋批准段祺瑞辞职，并装出准备同西南当局议和的姿态。
北洋政府停战议和的表示，在护法军政府和西南军阀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孙中山于11月18日发表时局通电，明确表示“此次西南举义，既由蹂躏约法，解散国会，则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之余地”。非常国会也致电程潜，揭露北洋政府“阳托调和，阴则厚增援兵”，要程潜等迅速进攻岳阳。联军占领长沙后，孙中山又动员驻扎湖北的北洋陆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和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响应护法，与长沙联军向岳阳、武昌对进，“以成腹背夹攻之势”，争取出现“控扼武汉重镇，湘鄂连为一体”的形势。黎天才等接电后，立即部署起义，准备与护法联军协同动作。然而，桂军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针。11月28日，在陆荣廷授意下，谭浩明擅自发出了停战议和的通电，声称“段祺瑞奉令免职，根本已得解决，自应照约法停战”。孙中山对此十分愤慨，一针见血地指出：“陆此次出兵，本在攫取湘权，长沙既得，其欲已偿，故一再电冯停战，而未及旧国会之应恢复，对于岳州北军，亦无驱逐之意，于军府始终无诚意之表示，致冯意益肆，局势如此，危险实甚”。程潜等湘军将领虽对议和持有异议，但因湘军兵力不足，且恐进一步搞僵与桂系的关系，故亦未及时发兵进攻岳阳。于是，孙中山又把希望寄托在滇系军阀身上。12月10日，他致电滇督唐继尧，促其疾速率领滇军沿长江东下，与黎天才、石星川之鄂军会攻武汉，指出：“陆主停战议和，全出于自便私图”，“望帅迅出宜昌东下，进击武汉，则长江以北将来属军府范围，届时陆虽单独议和，亦无能为也”。唐继尧却回电声称：“川中逆军尚未悉数荡平，猝难东下”。这样，孙中山的计划便无法实现，并使湖北黎、石起义军因孤立无援而处境日益危险。
段祺瑞下野后，不甘心于对西南用兵的失败。他策动各省皖系军阀，并拉拢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实力派曹锟，子12月2日在天津召开会议，一致主战，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湘粤。会议初步制订了两路进兵湖南的计划：第一路推曹锟为主帅，率所部由京汉路南下，经湖北进攻湖南，第二路推张怀芝为主帅，率军由津浦路南下，经江西进攻湘东。会议还确定了各省出兵的数目：直隶（今河北），山东、安徽各出一万，奉天（今辽宁）出二万，山西、陕西各出五千。军费由各省自行负担。
冯国璋等人唱着“议和”，“停战”的高调，不过为了敷衍南方，在死守岳阳，维护北洋军阀根本利益问题上；与主战派并无分歧。在天津会议的胁迫下，冯国璋赶紧声明：“本大总统对于湘事决不能尾怜求和”。12月15日，冯正式任命曹锟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张怀芝为第二路军总司令，令各率本路军队南下攻湘。18日，冯又委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并规定关于参战事务均交参战督办处理，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送还段祺瑞。
这时，日本政府也表示全力支持段祺瑞和北洋主战派。12月30日，与北洋陆军部签订了一千八百余万日元的军械借款合同。日本帝国主义出面撑腰，大大助长了北洋军阀的内战气焰。1918年1月8日，玛国璋通电北洋各督，同意继续对护法军作战。喧嚣一时的南北停战议和活动，为北洋政府赢得了调兵遣将的时间，却使南方军政府内部扩大了矛盾，并丧失了会攻武汉的有利时机。
（二）南北双方在岳阳地区的兵力部署1918年1月，陆荣廷和护法联军将领见冯国璋附和主战派，且有“先挫西南声威，然后言和”的企图，感到求和无望，遂决定在北军主力抵湘之前，先发制人，收复岳阳。
岳阳为湘鄂交界的军事要地。当湘南战事吃紧之际，段祺瑞就已调派北洋第二师师长王金镜为岳防总司令，指挥该师之第三旅（旅长孙传芳）、第七师之第十四旅（旅长吴新田），第十一师之第二十二旅（旅长萧安国）和直隶之第二混成旅（旅长阎相文）、第三混成旅（旅长萧耀南）防守岳阳。王汝贤，范国璋两师在衡山、宝庆作战失利后，其余部亦退往岳阳。这样，据守岳阳之北军已达六七旅之众。
王金镜将主要兵力配置在新墙河至油河诸要点，利用有利地形，构筑防御阵地。其具体部署如下，北洋第二师之混成第六团防守坡塘（今破垄口），第五团担任南津港至坡塘沿湖警戒，吴新田旅防守山桥岭，阎相文旅防守枫树桥，萧耀南旅防守乌江桥；第十一师之四十四团为左翼总预备队，暂驻岳阳城内。范国璋师之三十九旅防守岳阳至蒲圻铁路沿线，四十旅守板桥至托坝（今长塘）一线；王汝贤第八师余部移驻江北监利一带，为总预备队。王金镜的第一线兵力共约一万三千人，基本上沿新墙河一线配置，且左翼比较薄弱，这就给联军的进攻留下了可乘之隙。
湘粤桂联军进占长沙后，其总兵力约有四万余人。随着和谈逐渐无望，联军除以湘、桂、粤军各一部留防长沙，粤军济桥、冷水铺的部队调回岳城防守。1月25日下午3时，萧耀南电称乌江桥被湘军三面包围，急乞援兵王金镜又将新抵岳阳的北洋第十一师二十一旅之两营派赴乌江桥，并派出飞机两架助战，但刚飞临战区上空，即被湘军枪弹击伤，被迫返航。
1月26日拂晓，湘军以一团跃过白湖瑕迂回至岛江桥背后，另两团在乌江桥右侧和正面，同时发起猛攻，与敌短兵相接，白刃搏斗。激战竟日，毙俘敌数百人，湘军也伤亡官兵五百余人。当日下午，北军萧旅因伤亡惨重，疲惫难支，不得不放弃阵地，退往三眼桥。其左翼守桃林之二十师一部和右翼守南木冲之阎相文旅，见中路乌江桥失守，也无心再战，纷纷弃阵后退。三眼桥是通向岳阳城的最后一个要点，王金镜命萧旅死守，“作背城一战，以挽回危局”。然而，萧旅残部已无力再战，于午夜弃守逃命。此时，守坡塘、新墙一线的吴新田、孙传芳两旅，见乌江桥失守，恐后路被南军切断，也争相撤退。湘桂军长驱而进，直抵岳阳城下。王金镜见岳阳已经难保，遂指令吴、阎、萧旅沿铁路退往湖北蒲圻，孙传芳旅退往嘉鱼。王本人逃往武昌。
1月27日上午，湘桂粤联军占领岳阳，俘敌一千三百余人，缴获飞机两架、火炮四十余门，以及大批枪枝弹药。战后，程潜赋诗志庆：“严冬十二月，晨起临前营，诸将环我立，受命各成行。指途向岳阳，攻其所必争。先趋白湖荡，猛力洞厥膺。鏖战五日夜，我锋不可撄。伏尸遍原野，直抵巴陵城。壮哉甲胄士，誓死秉吾城”。反映了南军的勇猛和战斗激烈的情景。
护法联军之所以能攻克北军重兵防守的岳阳，除了联军在兵力上居于优势和有较高的士气外，在指挥上亦有其可取之处。首先，掌握了敌人的防御部署，将主攻方向选在敌之防御薄弱处乌江桥，使敌军频繁调动，打乱其整个防御部署，其次，将主攻任务交给士气较高的湘军主力执行，在部队的使用上也是得当的，再次，除正面进攻外，还组织小股武装深入敌后活动，对于配合正面作战，打乱敌人的兵力部署，也起了一定作用。
护法联军攻下岳阳，独立各省人心振奋，希望护法军长驱直下攻取武汉。而此时鄂省北军主力正集中力量“围剿”荆、襄靖国军，武汉空虚，如果联军乘虚径取武汉，与湖北靖国军协同作战，将使湖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无奈桂系军阀仅以夺取湖南为满足，不想进攻直系督军王占元的地盘。在联军占领岳阳的当天，谭浩明又擅自下令严禁前线各军跨入鄂省一步。他在致苏督李纯的电报中声明，“已饬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并称如“北不攻岳”，则“南不攻鄂”。这样，联军就丧失了乘胜北进的大好时机。
四、荆襄之战
（一）湖北组成“靖国军”参加护法
1917年12月，正当南北酝酿议和之际，湖北境内的部分军队宣告自主护法，牵制了北军驻鄂部队，对湘桂粤联军进攻岳阳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护法战争前，湖北共有军队三个师、四个旅和两个独立团。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和襄郧镇守使兼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早年参加同盟会，后又参加辛亥革命，与革命党有较深的关系。在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人的激励下，石星川和黎天才分别于12月1日和16日宣布自主。同时，原湖北第三师师长王安澜也潜回枣阳，召集旧部举义护法，共同成立“湖北靖国联军”。公推黎天才为联军总司令兼第一军总司令，石星川为第二军总司令，王安澜为第三军总司令。这种革命形势的出现，使孙中山极为振奋。12月26日，他致电黎天才，提出湘、鄂、川护法军队夹击武汉的作战方略，指出：“执事据荆襄重地，地扼江汉之形胜，南与滇黔川湘桂军互为声援，合力并进，以成腹背夹攻之势，则必胜之算操自我手。”
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和当时战场的客观形势，湖北靖国军拟定了基本作战计划；由第二军分兵出荆州，攻宜昌，以打通长江上游航路，接应滇黔靖国军出川，进逼武汉；第一军一部会同第三军合攻武汉，黎天才率第一军另一部北规信阳，控扼武胜关，切断京汉铁路，阻止北军南援。但是，湖北靖国军虽号称三军，实际参加护法者不过万人左右。以此有限兵力，企图分兵作战，实现上述作战计划，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更为困难的是，此时湘桂粤联军正屯兵长沙，等待议和，无意援鄂，滇黔靖国军正全力争夺四川，无暇东下，黎天才等只好率靖国军独立作战。
湖北之襄阳、荆州和武汉素称“一鼎三足”。荆、襄宣布独立，武汉便陷于孤立。湖北督军王占元一面致电北洋政府乞援，一面组织鄂省部队防堵靖国军。1918年1月10日，北洋政府正式下达“武力戡定荆襄令”，命“第一路总司令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各派得力队伍，克日分路会剿”，“河南督军赵倜派兵相机协剿”。在王占元主持下，北军拟定了基本作战计划，将襄阳、荆州地区划分为第一、第二“清匪”区。北洋第三师代师长吴佩孚为第一区司令，指挥该师两个旅和驻南阳之豫南总司令吴庆桐混成旅，“围剿”黎天才部。北洋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为第二区司令，指挥北洋第二师之第四旅、吴光新所部两个旅和第十八师一部，“围剿”石星川部。总兵力约二万七千人。
（二）靖国军荆、襄作战相继失利
黎天才宣布自主后，未能按既定计划出兵河南信阳，控扼武胜关，而于1917年12月20日率兵一部进攻南阳。在南阳外围遭到豫军阻击，遂退据新野，数日后又撤回襄阳。
1918年1月初，北军开始对襄阳发起总攻，第三师第六旅由倌阳西进，吴庆桐旅由新野南进，另以反对独立的原第九师第十八旅（旅长张联升）由老河口（今光化）东进，第三师第五旅由孝感经钟祥北进，对襄阳实行向心攻击。
这时，黎天才所部靖国军不足一旅，鉴于敌军四面围攻，难以抵御，便于1月20日主动放弃襄阳，经南漳南进。驻守枣阳、随县之王安澜军也向南转移，以图与驻守荆门的第二军靠拢。
石星川宣布独立时，该师驻守荆州，沙市的兵力只有一个师部和第一旅第一团，共有步兵三营，机关枪两连。不久，驻仙桃镇第一旅第二团响应独立，总兵力也不过六七营。鉴于兵少力单，石星川一面匆匆招募新兵，扩充力量，一面迭电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学济，请派军队出石首、公安，策应荆沙靖国军行动。张学济接电后，立即率所部二十营出桃源，趋澧县，增援荆州靖国军。1917年12月30日，其前卫司令胡瑛所部进抵湖北公安，遭到北洋第十八师阻击，无法接近荆州。
当时，驻鄂省之北军主力集中于武汉和岳阳，武汉以西仅有第十八师之一个旅（驻监利，公安）、第二师之第四旅（驻宜昌西北），和刚从重庆遇到宜昌的吴光新所部之李炳之、刘跃龙两个旅。为了围攻荆，沙靖国军，王占元令朱廷灿第四旅从当阳沿漳水南下，李炳之第十三旅沿长江东进，刘跃龙第二旅之一个团助攻宜都，松滋，第十八师负责拦击湘西护法军，并袭击荆沙靖国军后路。
北军兵力虽居优势，但系统杂乱，互不统属，多路进攻，缺少协同。荆沙靖国军如能利用这些弱点，集中兵力，机动作战，有可能将敌各个击破。但石星川面对强敌进攻，却派出一团兵力到荆州以西，沿长江北岸分散设防，形成了分兵防堵，被动挨打的架势。
1918年1月14、15两日，北军朱廷灿，李炳之旅开始向荆、沙进攻。靖国军节节后退，朱廷灿部连夺当阳，河溶、清溪河等要点。李炳之旅未遇任何抵抗，直薄荆州城下。
石星川见北军兵临城下，而张学济率领的湘西护法军在公安遭到北军阻击，远安的王安澜军也迟迟不能向荆，沙靠拢，遂丧失信心，于1月22日自行解职而去。石星川出走后，其部下大多逃散，余部在副司令唐克明带领下退出荆州，会合湘西护法军后撤往宜都。22日夜，荆州城被李炳之旅占领。
湖北黎、石等部举义，正值湘桂粤护法联军攻克长沙之后，如当时湘省护法联军迅速攻取岳阳，进规湖北，则可以得到湖北靖国军的有力配合，护法战争的局面将会有很大改观。无奈护法联军在克复长沙后，即顿兵不前，致使北洋政府得以调集部队“围剿”荆、襄靖国军。湖北靖国军之所以遭到重大损失，本身兵力薄弱和指挥不当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湘省护法联军既不配合作战，又不及时救援，也难辞其咎。邵元冲断言，襄、荆失败是“湘中桂军按兵不救之罪也”，此话不无道理。
北军第二次攻湘之战
一、护法军内部矛盾日趋激化
经过半年的奋战，到1918年2月，各路护法（靖国）军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湖南战场上，护法军占领了长沙，攻克了岳阳，在四川战场上，靖国军占领了重庆和成都。与此同时，其它各省的护法势力也有很大发展，“独立”，“自主”的通电接连不断。在湖北，石星川，黎天才的靖国军虽遭挫损，但尚有革命党人蔡济民率领的民军在广济等地活动，在陕西，陕军团长郭坚在凤翔宣告自主，革命党人于右任，胡景翼在三原宣布独立；陕西靖国军一度攻占了西安；在浙江，驻宁波的旅长叶焕华宣告独立，温州、处州（今丽水）、绍兴等地的军队一度响应，在河南，原京津总稽查长王天纵在临汝宣告独立，在山东，部分陆军起义，一度攻占了东平，在福建，安徽，也出现“靖国军”、“讨倪军”，响应护法。短短几个月内，护法烽火遍及十几个省，形势十分有利。这时，如果参加护法的各种势力能够团结一致，在护法军政府统一领导下，协同作战，共同对敌，未尝不能发展大好形势，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但是，广东军政府的政治基础十分脆弱。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缺乏经济和军事实力，没有力量组织和领导全国的护法武装。而具有较大实力的两广军阀和云贵军阀，各自怀有自私的动机，不愿把自己的军队置于军政府领导之下。因此，护法战争名义上虽由军政府领导，实际上各省护法势力各自为战，始终未能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
不仅如此，随着护法战争的节节胜利，以陆荣廷、唐继尧为首的两大军阀势力与军政府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和表面化。尤其是桂系军阀，竟对军政府的活动进行百般限制与刁难。1917年8月，广东督军陈炳焜逼走倾向军政府的省长朱庆澜，并极力拉拢广东地方派军人，对军政府搞“釜底抽薪”，9月，又以提供军饷和煤炭为诱饵，拉拢军政府海军总长程壁光，从组织上分裂军政府。11月，桂军统领沈鸿英借故杀害军政府任命的潮梅军第一支队司令金国治。11月21日，原广惠镇守使莫荣新继陈炳代理广东督军后，变本加厉地破坏护法军政府。莫先以不准私自招募民军为由，驱逐逮捕军政府派往各地的募兵委员，继又诬指大元帅府卫队连的排长多人为“匪”，擅自逮捕枪杀，借以恫吓孙中山。孙中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8日晚率少数卫士登上军舰，指挥舰炮轰击观音山督军署，迫使莫荣新于次日亲至大元帅府“谢罪”。但是，桂系军阀对军政府的破坏活动并未因此而收敛。面对异常险恶的环境，孙中山愤激万分，但为了护法大业，仍忍辱负重，勉强支撑着岌岌可危的军政府。
桂系军阀与护法军政府的矛盾，直接反映到护法战争的湖南战场。自联军占领长沙后，其内部矛盾便开始尖锐起来，主要是湘军与桂军的矛盾，也有湘军内部的矛盾，严重影响着护法联军的协调统一，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更为严重的是，联军自占领岳阳后，“军纪之紊乱达于极点”。尤其是桂军，以功臣自居，纪律涣散，横行无忌，“掠夺杀伤之事件屡有所闻”。该军第一军总司令韦荣昌一进岳阳，即嫖妓酗酒，大施淫威，其所属官兵也群起效尤，无所不为。对此，不仅湖南人民侧目而视，而且湘军官兵也极为反感，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
二、北军第二次攻湘前双方的作战部署
（一）北军的作战方针及部署
北军在岳阳遭到惨败后，皖系军阀和主战派纷纷责骂李纯等主和督军“损失国家资格，玷污军人名誉”，积极策划罢免王（士珍）、李（纯），推倒“大树”（冯国璋）。冯国璋和“长江三督”在主战军阀的围攻下，处境十分困难，又鉴于岳阳失守，湖北危急，直系的地盘也受到威胁，于是纷纷“引咎自责，倒向主战派。
1918年1月27日，冯国璋离京“出巡”济南、徐州、蚌埠等地，与皖系督军张怀芝，倪嗣冲等人会商时局，于29日返抵北京。31日，冯国璋下达对南军“局部讨伐令”，特命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著总司令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即行统率所部，分路进兵，痛予惩力，”。2月2日，北京政府下令对湘桂粤联军进行作战，宜称“非将长沙完全克复，不能议和。”北军第二次攻湘的作战企图，是攻下岳阳、长沙，进而占领全湘。
2月中旬，各路北军分别向湘鄂，湘赣边界开进。
曹锟之第一路军分为两队：吴佩孚率第三师及三个混成旅，由襄阳乘船沿汉水南下，经武汉进至鄂南蒲圻待机，准备进攻岳阳，张敬尧率第七师另两个补充旅和安武军一部进至鄂南通城，准备进攻平江。此路兵力共约五万人左右。
张怀芝之第二路军分为左右两翼：施从滨率山东暂编统一师（欠第一旅）及张宗昌之江苏第六混成旅，出江西铜鼓进攻湖南浏阳，江西第十二师之张之杰第二十三旅和由攸县退过萍乡的李传业所属安武军二十营，经江西萍乡进攻湖南醴陵。此路兵力共约二万人。
冯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约六千人，从浦口溯江而上，拟经常德进攻湘西。
此外，又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率五艘军舰由水路开进，策应陆路进攻。加上随后入湘的奉军五个混成旅和李奎元之十一师，北军攻湘兵力共约十万人。
北军源源南下，气势逼人。护法联军见和谈无望，只好仓促分兵御敌。
（二）护法联军的兵力及防御部署
护法联军占领岳阳后，各路军队进行了扩编，截止北军攻岳前，在长沙以北屯集的联军总数达二百五十余营，约合十个师八万余人。其中，粤桂军队除原有韦荣昌，林俊廷、陆裕光三个军和马济之粤军十八个营外，又新组建两师一旅，比刚入湘时增加六十余营，湘军也大力扩充，总数达一百五十余营（其中湘西军队六十营）。联军在数量上虽与北军相差无几，但武器装备不如北军，加之部队新成分大量增加，缺乏训练，纪律松弛，战斗力已大不如前。
护法联军在北军可能进攻的方向进行防御部署：平江、通城方向之防御由湘军刘建藩、李仲麟所部担任，浏阳至醴陵方向之防御由粤军马济部担任，常德至益阳方向之防御由桂军林俊廷部担任，岳阳至羊楼洞方向之防御由湘桂军主力部队担任。联军在岳阳至羊楼洞约五十公里的防区内，布设多道防御地带。第一防御地带从新店、滩头至赵李桥、羊楼洞以南，长约二十公里，由湘军第一师（欠第一团）和独立第三旅第五团防守，第二防御地带设在羊楼司（又称羊楼市，今羊楼司公社东），廖平铺铁路两侧，由独立第三旅之第六团和桂军韦荣昌所部之一旅防守，第三防御地带设在临湘（今陆城）至桃林一线，由桂军贲克昭旅和湘军第一师之第一团防守，陆裕光所部一混成旅和程潜所部五营驻守岳阳。联军的防御配系，基本是以岳阳为中心，以武（昌）岳（阳）铁路为轴线，实施重点设防，以对付嘉鱼、蒲圻方向之敌的进攻；平江、醴陵方向的防御兵力则比较薄弱。
三、岳阳攻防战
1918年2月5日，冯国璋任命吴佩孚署理陆军第三师师长，令其率所部向蒲圻、嘉鱼一带开进。2月23日，吴佩孚率先头部队抵达蒲圻。在此之前，张敬尧率第七师等部已进抵通城。第二路张怀芝部因被在武穴顿兵主和的冯玉祥旅所牵制，滞留九江，未能按期进入湘东待机地域。
吴佩孚对这次攻湘作战最为卖力。他刚任师长，踌躇满志，急于想利用这次作战树立声威，发展个人权势。因此，他不待所部全部进入待机地域（第二、第三混成旅还在开进途中），便迫不及待地于2月28日发动了进攻。
吴佩孚将进攻部队分为三路；以王承斌之第一混成旅出嘉鱼，经太平口，鼓花洲（今谷花洲）沿江岸进攻联军翼侧；以第三师第六旅（欠步兵第十一团两个连）和曹瑛之第四混成旅进占羊楼洞，牵制羊楼司方面之联军，吴佩孚亲自指挥暂编第五混成旅（由第三师第五旅及炮团、工兵营等组成）、骑兵第三团（易骑为步）和第十一团两个混成连，组成突击部队，向联军防守薄弱的新店镇、滩头（今坦渡）方向进攻，拟从中路突破联军防线，尔后与左路部队钳击羊楼司之联军。2月28日晨，北军发起进攻，于当日击败了守卫新店、滩头的湘军第一师之第二旅，向纵深推进。联军急以湘军第一师之第二团和独立第三旅之第五团，进入滩头以西之万峰山阵地阻击敌人。3月2日，北军再次突破湘军阵地，攻占万峰山。至此，联军的第一防御地带被敌攻破，羊楼司暴露在敌人面前。这时，岳阳地区雨雪交加，山险路滑，给北军的进攻造成了困难。吴佩孚决定息战数日，等待天气好转，同时电令后续部队赶紧向战地集中。
羊楼司位于万峰山与大药姑山之间，周围山势陡峭，铁路横穿狭谷，是由武昌入岳阳的咽喉要道。联军原将湘军第三旅之第六团、桂军韦荣昌所部一旅，部署于羊楼司至廖平铺铁路两侧的高岭上，控扼险要，林修梅、韦荣昌亲至羊楼司指挥。新店、滩头失守后，赵恒惕部也退守羊楼司。联军以羊楼司为中心，在南起港口，北至黄盖湖一线，构筑了由堑壤、石垒和铁丝网组成的四道防御阵地，准备坚守；同时，派出敢死队，深入太平口、新店一带，袭敌后路。
3月5日左右；吴佩孚所部后续部队相继抵达战地。吴便令曹瑛之第四混成旅由太平口沿江西进，增援第一混成旅。3月10日，吴亲率第二、三、五混成旅和湖北第三混成旅，左起朱楼坡（羊楼洞南）右至黄盖湖，对联军第二防御地带发动进攻。吴部沿山梁推进，攻势猛烈。联军虽依托阵地顽强抗击，仍抵挡不住北军的冲击，当天即有三道阵地被敌突破。11日上午9时，最后一道阵地也落入敌手，联军只得放弃羊楼司，向岳阳方向后撤。这次战斗，北军死伤三百余人，南军伤亡更为惨重。
北军攻占羊楼司后，便于3月11日上午以第三混成旅为第一追击队，经长安驿（今临湘）向新墙方向追击，抄袭联军后路，以第二混成旅为第二追击队，由平水铺经长安驿、路口铺向云溪推进，尔后窥取岳阳；吴佩孚亲率第三师第六旅，于12日向新墙方向续进，企图切断联军退路。
云溪是通往岳阳的最后一个要地，由桂军陆裕光部一混成旅和湘军第一师第一团防守。3月13日，北军阎相文之第二混成旅开始沿铁路向云溪进攻。云溪守军竭力抵抗，阎旅进攻受阻。这时，从北面的临湘（今陆城）和东面的通城方向向云溪撤退的联军，乘机从侧后袭击阎旅，毙伤其官兵四百余名。吴佩孚急令第五混成旅和张敬尧师之补充旅驰援阎旅。北军四个旅并力合击，终于在15日下午攻占云溪。
北军攻占云溪后，立即对岳阳城发起总攻。其进攻部署是：以第一混成旅之第一团为右纵队，沿江岸进击；该旅之第二团和第四旅之第八团（欠第二营）为左纵队，从云溪向岳阳正面进攻，湖北第三混成旅之第五团进驻对岸之白螺，防联军退往江北，海军第二舰队派“楚观”号等四舰沿江梭巡，配合陆军进攻。3月16日上午总攻开始。右路第一混成旅第一团在舰炮配合下，一举攻占要隘城陵矶，其少数先头部队乘胜突入岳阳城内。后见联军溃兵纷纷退入城内，恐被城外北军误攻，又退至城外。17日，各路北军会攻岳阳。这时，联军前线总司令程潜分析战场形势后认为：“一、二两路的敌军兵力皆比我雄厚，……如果我军与曹张部队在羊楼司和平江作胶着战，不能迅速解决，让张怀芝率部长驱进入湘东，我军势必腹背受敌，全军成俘”。据此，他电令前线部队：“如不能进取，可退后暂将岳阳让出，再行相机进击”。于是，守城联军于17日夜弃城退守新墙。18日上午，北军进占岳阳。
3月21日，联军在新墙遭到北军第二、第三混成旅的夹击，稍事抵抗即向长沙败退。
在守卫岳阳的战斗中，联军防御部队约有三师之众，又有便于防守的地形和事先构筑的工事，本可以打个漂亮的防御战，但结果却完全相反。联军作战之所以失利，主要由于湘桂军将领间矛盾重重，相互掣肘，其次是兵力分散，消极防堵，第三是装备落后，士气不振，骤遇北军新锐，便难于招架。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的“后起之秀”，在这次作战中，他指挥部队对联军的阵地实行猛打猛冲，对联军的据点实行分路夹击，战术运用比较得当，致使联军陷于被动，连连败退。联军在岳阳的失败，使湘省护法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也给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扬名的机会。
四、平江阻击战
平江是北军攻湘作战的辅助方向。在吴佩孚部向羊楼司发动进攻的同时，由张敬尧指挥的北军约二万人也开始向平江发起进攻。
平江地处幕阜山脉南麓，山峦起伏，地势复杂，北与湖北通城相通，是长沙东北方的重要屏障。护法联军在乎江方向担任防御的部队，有湘军刘建藩部十八个营、谢国光部六个营、罗列开部八个营，李仲麟部五个营，共计四十余营约一万五千人。护法军在通城至平江之间设置三道防线：由詹家桥、梧桐山经九岭至白米山为第一道，由大洲。倒流滩经张元岭、梅仙市到桃花洞为第二道，由新市经平江至浏阳为第三道。部队以营为单位分散配置，因险设防。
3月上旬，张敬尧所部第七师和李奎元之第十一师，陈德修之安武军各一部，在通城一带集结完毕。11日，北军分兵多路向平江进犯，以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田树勋为中央纵队司令，率四个团由三埠桥经上塔寺、五里牌、梧桐山、梅仙市向平江进攻；以第十三旅旅长吴新田为右纵队司令，率两个团由詹家桥经长乐街向平江进攻，以第四十二混成旅旅长张敬汤为左纵队司令，率三个团经天岳关，虹桥市向平江进攻，以安武军陈德修所部五营为预备队。
北军发起进攻后，两翼进展较为顺利。3月11日，右纵队击退了防守花凉亭的两营湘军，推进到古米山，金家坳一线。中央纵队进占阿婆岭、梧桐山；其第一团进至潭下时，遭到联军英勇阻击，14日拂晓，在一营安武军支援下，始将当面联军击退。左纵队于11日进占麦市，次日攻占盘石铺，直插天岳关。至此，湘军第一道防线全被突破。
天岳关是平江北面的重要屏障，“悬崖绝壁，高耸群山，鸟道羊肠，艰危万状”。护法军占据山顶，严密防守。3月14日拂晓，张敬汤部在炮兵掩护下，分两路强攻天岳关。护法军居高临下，猛烈射击，连续粉碎敌人三次进攻，毙伤敌营长以下官兵五百余名。16日，北军派第十一师之四十四团由杨芳林市进攻龙门关，得手后抄袭天岳关之侧后，同时派预备队一营由绝壁攀藤附葛而上，与守军展开白刃格斗。护法军两而受敌，遂放弃天岳关退守梅仙市。
3月18日，北军继续进攻，相继占领了大洲、倒流滩，张元岭、桃花洞等要地。21日，田树勋之中央纵队进逼平江以北十六公里之梅仙市。该处奇峰突起，形势险要，护法军有六千余人扼险据守。北军连续发动进攻，激战两日，仍无进展。张敬尧急令陈德修率安武军由月田赴援，田树勋亦令所部第二十七团迂回至梅仙市西南，袭击护法军侧背，正而部队趁机猛烈进攻。护法军腹背受敌，向平江撤退。
张敬尧不让护法军有喘息机会，除令正面主力部队冒雨追击外，又令左纵队司令张敬汤率一个团连夜向平江侧后穿插，抄袭护法军后路。3月22日拂晓，穿插部队进抵三阳市，抢占附近高地，猛烈袭击护法军侧背。护法军后防空虚，又见岳阳已经失守，遂无心再战，放弃平江南撤。22日上午，平江为北军占领。
在北军疯狂向岳阳和平江进攻时，驻长沙的湘桂粤军“联帅”谭浩明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在岳阳被占之日，谭曾发布安民告示，声称“岳阳小挫，兵事之常，本帅坐镇，自有主张，……”。但到了25日，这位“自有主张”的三省“联帅”竟惊慌失措，率所属桂军慌乱地撤离长沙。
桂军撤走后，长沙成为不设防的城市。3月26日晚，吴佩孚第三师不费一枪一弹开进长沙，张敬尧部也随后赶到。这时，冯国璋已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于3月27日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同时电令吴佩孚立即率部。向湘南进军。
护法联军平江之败，除兵力对比居于劣势外，同样由于分散设防，单纯防御的结果。加上所守据点又忽视保障侧后的安全，以致险要之地屡遭北军迂回夹击而被迫撤守。
五、湘东反击战
1918年4月初，段祺瑞政府见湖南战事发展顺利，而琼州的龙济光和福建的李厚基都已出兵攻粤，在此形势下，确定了北军下一步总的作战方针：“定湘、援龙同时并举”，“虚攻衡宝，以掣敌势。一面阳出郴州援粤，阴由闽急攻潮惠，奇兵制胜”。根据以上方针，除令浙江派一师赴闽，江西编一混成旅趋大瘐岭，以牵制粤军，“遥增龙军之气”外，令在湘的北军分三路向南推进。以吴佩孚之第三师及一、二，三、四、五混成旅为中路，出长沙经湘潭向衡山，衡阳进攻，以张敬尧之第七师及补充旅、混成旅为右路，由长沙经湘乡，永丰攻宝庆；原第二路军之施从滨第一师、张宗昌第六混成旅、张之杰第二十三旅及李传业安武军十五营为左路，经醴陵南下，攻攸县、茶陵；另调奉军两旅驻守长沙。北军企图于旬日之内占领全湘，然后直趋粤省。
联军自弃守岳阳、长沙后，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决定：湘桂粤联军全部退驻衡山，永州一线，“暂取守势”，商请川、滇，黔靖国军立即出川东下，进取鄂西，以分敌势，桂粤两省集中全力进行讨龙作战，以肃清后方隐患。这时，潭浩明已率桂军退到祁阳，宝庆地区，把湘军甩在湘潭，衡山一带。
湘军退守衡山等地后，程潜、赵恒惕、刘建藩、林修梅、林祖涵等举行紧急会议，决定依靠湘军自己的力量，对敌组织顽强抵抗，确保湘南。他们分析认为，在南犯的三路北军中，中、右两路是主力，唯左路张怀芝所部系由四省军队凑合而成，指挥关系紊乱，战斗力较弱，如将该路敌军击破，则其余两路必不敢轻进。于是决定以赵恒惕为湘东前线总指挥，刘建藩为总参谋，集中退到衡山一带的湘军一万一千余人，并联络退守安仁的马济所属粤军和李书城之援鄂军，共约二万人，对北军左路军实施反击。程潜、林修梅、吴剑学等率四千人扼守衡阳，阻击从正面进攻之敌。
北军左路军进展迟缓，在吴佩孚，张敬尧部进占长沙后，才由赣西进入湘东。该军企图由醴陵南下，沿湘东大道进取攸县，然后直薄粤省。4月15日，其先头部队施从滨师占攸县，不久，李传业之安武军和张之杰的赣军一旅也进抵攸县，分别驻于攸县城外之马鞍山、桑田、小集、朱亭等地。20日，施从滨师第一、第二旅由攸县分别经马子坡、桑田继续南进，企图进据安仁，进而攻取永兴、郴县，尽快实现直指广东的作战计划。
根据敌军上述行动，赵恒惕等率部于4月20日由萱洲渡湘江，秘密进入霞流市、吴集和青山冲地域，待机歼敌。湘军拟由五个方向对正在行进中之施从滨师发起突然攻击：驻安仁之马济率粤军自渌田经桑田出和尚坳、五里牌，攻攸县之南，刘建藩所部由草市、杨林出马鞍山，经马子坡、皂角市攻攸县之西，赵恒惕所部分成两路，一路出黄泥塘以配合刘建藩部出击，一路由毛陈桥攻敌之侧背，李仲麟郎攻小集，李书城部为总预备队。
4月21日，刘建藩率邮首先深入到攸县与桑田之间的皂角市，与粤军一道，完成对施从滨师部队的合围。双方激战两昼夜，施师损失大半，余部向茶陵逃窜。
4月23日，驻攸县之北军一部，向刘建藩部侧后迂回，适与赵恒惕师出毛陈桥之部相遇，遭到迎头痛击，缩回攸县。下午，湘军合力向攸县城发起总攻，守敌不支，分向醴陵、茶陵方向逃窜，湘军一举攻克攸县。这一仗，共毙敌千余名，俘敌数百名，夺获飞机两架。湘军也伤亡数百人。
4月24日，湘粤军分数路追击敌人。刘建藩和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沿新市，黄土岭（今皇图岭）大道向醴陵攻进；第一师第一旅由新市出贺家桥，作为策应；马济粤军一部守攸县，一部进击茶陵，李仲麟部攻克小集后，即会合李书城郎反击朱亭之敌，尔后向渌口推进。
北军为掩护部队后撤，以一部兵力扼守要地黄土岭。4月25日，湘粤军与扼守黄土岭之敌展开激战。赵恒惕命刘建藩部攻敌左翼，湘军第一师第二旅和马济粤军一部攻敌右翼。同时，逼近醴陵的第一师第一旅也举旗南下，回击黄土岭。27日，湘粤军发起总攻，据守黄土岭之张宗昌第六旅及李传业安武军拚死抵抗。赵恒惕亲临督战，指挥湘军从正面连续突击。北军终于不支，遂放弃黄土岭，分别逃向萍乡、浏阳和株洲。湘军乘势猛追，连克醴陵，株洲，前锋距长沙省城仅数十里。经此一战，北军左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施从滨师仅剩七百余人，张宗昌混成旅仅剩两营，李传业安武军也死伤过半，损失枪炮子弹不计其数。张怀芝只身逃回汉口，向攻湘军总司令曹锟诉说因张敬尧不出兵救援，致遭失败，为自己开脱。
湘军反击获胜后，准备从株洲渡河抢攻白石港。刘建藩在渡河时不慎落水身亡。张敬尧闻左翼兵败，一面急调进攻宝庆之田树勋旅退保长沙，一面令正在宁乡“清乡”的李奎元第十一师和奉军一部前往株洲阻击湘军。同时，令已于4月21日攻占衡阳的吴佩孚部向江东卷击，威胁湘东护法军之后路。这时，湘军因遽失勇将，又有腹背受敌之虞，赵恒惕遂下令放弃株洲，醴陵，留李仲麟部在茶陵担任警戒，主力撤往酃县和永兴。北军乘势逼进，田树勋旅再次攻陷宝庆，吴佩孚部连陷安仁、攸县及耒阳。至此，湖南大部又为北军所占。护法联军全部退守湘桂边界地区。
湘东反击战是护法战争中一次最出色的作战。湘军将领在岳阳失守，桂军南撤，北军气势逼人的情况下，不畏强敌，决心联合粤军，坚持实行反击作战，并能冷静地分析敌情，决定集中兵力，打敌比较薄弱之一路，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此外，在战法上，汲取了前次作战失利的教训，由单纯防御改为主动进攻，在统一指挥下，对正在运动之敌实施多路突击，攻其不备，出奇制胜。首战获捷后，又乘胜追击，不给敌人以喘息时机，从而取得了歼敌万人的重大胜利，其战斗精神和指挥艺术都是值得肯定的。
六、湘西争夺战
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后，湘西辰沅道尹张学济派人赴广州谒见孙中山，表示愿意响应护法。孙中山遂任命张为湘西护法军总司令。1917年10月下旬，张学济和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镇守副使兼第五守备区司令周则范、第二师第三旅旅长陈嘉佑，在沅陵，洪江，常德等地相继宣布独立。张学济推旧友胡瑛为护法军湘西招抚使，永绥镇总兵谢重光为护法军副总司令。湘西护法军共有一万一千余人。
张学济响应护法后，率本部东进桃源。不久，应湖北石星川吁请，率部援鄂，旋随荆沙靖国军退往鄂西。
1918年3月，护法联军在岳阳战败，大军南撤，湘西护法军便受到严重威胁。这时，据守常德一线的湘西护法军有田应诏，胡瑛所部共六千余人，周则范部约三千余人。北洋政府令原第十七师师长陈复初，在湖北长阳招抚旧部，恢复该师建制，然后会合原湖南第四守备区司令王正雅所部，进攻湘西。4月2日，陈复初率十三个营约六千余人由沙市出发，经渔洋关进窥湘西。
湘西护法军急电唐继尧，刘显世，请求滇、黔军赴湘救援。唐、刘以湘西系滇、黔门户，不能见危不救，遂派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卢焘和游击司令王华裔分别率部开赴辰州（今沅陵），洪江，支援湘西护法军。
4月23日，北军陈复初与王正雅率部从临澧出发，经朱日桥进攻常德，并电请张敬尧令李奎元第十一师分由益阳、宁乡进逼汉寿，“俾壮声援”，请吴光新旅一部进驻公安及津市，澧县一带，相机策应。
4月25日晨，北军陈、王部在八里铺与湘西护法军接战，田应沼，周则范牢部且战且退，扼守鳌山。下午3时，北军夹击鳌山，护法军不支，弃鳌山后撤。
田、周两军在鳌山失利后，拟与北军妥协，电邀张敬尧派人到常德谈判，表示护法军移驻桃源，将常德让给北军。这时，已进至麻阳，辰州一带的援湘黔军闻田、固有妥协撤退之意，急在辰龙关至兴隆街一线展开，准备防堵，并警告田、周，如“遇有后撤者，必将迎头痛击”。田、周只好继续对北军作战。
5月4日，田，周派人持函赴陈师司令部，诡称护法军将按前约移驻桃源，欢迎陈复初军人驻常德。陈见函不疑，率军入常德城。及至城内，突然伏兵四起，田、周则率部从外面包围该城，实行内外夹攻。北军突遭攻击，军心大乱。陈复初率部左冲右杀，夺路而逃，后只身逃往长沙。陈部朱泽黄旅退保津市。田、周联合林德轩，胡瑛等部，乘胜追击，于6日克复临澧，5月15日，田，周致电冯国璋，要求“休兵息战”，划地自守。此时，抵达津市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也致函田、周，希望湘西各军停止进攻，让出常德、桃源，作为南北两军缓冲之地。湘西军队已无心再战，同童与冯妥协。5月下旬，田，周率部撤出临澧、常德。冯玉祥旅进入常、澧后，也不再向南进攻。李奎元十一师则于6月中旬乘机占领了益阳、汉寿。
北军在第二次攻湘作战中，共投入兵力约十万人，并起用吴佩孚为主战场指挥，取得了明显战果。尽管北军付出了巨人的代价，但终于占领了湘省大部地区，基本上实现了预定计划。
护法联军之所以遭到失败，一是由于战前顿兵乞和，内部矛盾加剧，部队士气下降，二是缺乏战略协同，先是不与湖北靖国军配合作战，后又不与湘西护法军密切协同，三是在岳阳、平江防御战中，实行单纯防御。后来虽然取得了湘东反击战和湘西伏击战的局部胜利，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颓势，不得不退守湘桂边界地区。幸好北军主将吴佩孚在攻占衡阳后，以部队久战力疲为借口，顿兵不前，并于5月25日起在耒阳与湘军师长赵恒惕秘密谈判，约定从6月15日起，双方于宝庆至茶陵一线停止交火，才使护法联军有了喘息的机会。
吴佩孚的自动停战，虽然打乱了段祺瑞的进攻部署，加剧了直皖军阀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加速了桂系军阀与北洋直系军阀的勾结，因而不仅没有给孙中山的护法事业造成有利条件，反而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滇黔靖国军攻川之战
一、战前滇、黔军与川军的矛盾
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8月，蔡离川去日本治病，由罗佩金代理督军，戴戡代理省长。当时，驻川军队共约八个师，其中川军五个师，滇军两个师，黔军一个旅。罗佩金利用北京政府下令裁军的机会，将滇，黔军改编为“国军”，川军则仍为地方军，并缩编为三师一旅，废除特种兵。此举引起了四川军政各界的严重不满，滇川矛盾随之迅速激化。
1917年4月，罗佩金将川军第四师遣散，令第五师缩编为旅，第一，第二师裁减兵额，并拟以滇军将领刘云峰接替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刘存厚参加过护国战争，在川军中有一定影响。他对罗佩金缩编川军，排除异己，心怀不满，于4月17日秘密召集所部军官会议，决定联络川军第一，三、五师，实行武力驱罗。
4月18日，刘存厚部突然袭击押运第四师枪械回成都的滇军。双方在成都城内持续战斗了七八天，最后达成妥协，确定JII、滇军均撤出成都，刘存厚免职，罗佩金辞职，由戴戡暂兼四川督军。成都由黔军填防。
双方撤兵后，刘存厚仍留一部兵力驻守成都西、北两门。戴戡到成都后，多次催促川军留城部队撤走，刘存厚执意不从。戴与罗佩金密谋以武力驱逐成都川军，进而解决刘师全部。7月1日，张勋在京复辟，授刘存厚以“四川巡抚”伪职。戴戡认为时机已到，便于7月5日以“讨逆”为名，命城内黔军攻击西、北两门的刘军。刘军里应外合，夹击城内黔军。黔军战败，弃城退走，行至仁寿县时，又遭川军截击，戴戡被击毙（一说自杀），黔军余部溃散。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川军与滇黔军之间的矛盾。
二、云南靖国军的兴起
当刘、罗、戴军阀在四川混战之际，全国各派政治力量正围绕着要否坚持《临时约法》问题展开新的尖锐斗争。此时的云南督军唐继尧，由于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关系，还多少保留一些维护约法、拥护共和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反对北洋军阀破坏约法，解散国会，指斥北洋军阀“以宪法不良为借口，以暴民专制为号召，实则不慊于民党，不甘于共和，时思破坏，以复其北派把持顽固之旧，民国之危，有如累卵”。唐继尧决定联合滇黔川军，对段祺瑞组织的督军团实行武力“干涉”。为了全力对付北洋军阀，唐继尧对于川省混战，最初采取调解态度，多次致电刘、罗、戴等人，要求他们“尽释前嫌，共同携手，以维大局”。
1917年6月上旬，唐继尧积极进行“北伐”准备，对滇军实行战时扩编。旬日之间，即将驻滇的三个师、一个警卫军扩充为五个梯团（每梯团相当于一个混成旅），共约二万余人。6月12日，唐继尧致电孙洪伊（后任护法军政府内务部长），告其滇省“已下动员令，克日开拔”。同时，致电叙州（今宜宾市）罗佩金，要求驻川将领“严守纪律”，注意“联络川滇感情，共维大计”。
当张勋复辟的消息传到云南，并闻刘存厚“甘受伪职，叛攻成都”，唐继尧感到“义愤填腐，匡扶有责”，立即打起“讨伐复辟叛逆”的旗号，声明将滇军改称为靖国军，准备“躬率三军”，借道川境，讨伐张勋。其实，讨伐张勋是假，借机入川是真。这从唐继尧对李曰垓一封电报的批复中可以得到印证。7月3日，原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李日填，从广东致电唐继尧，指出：北方政局混乱，派系纷歧，陆荣廷正在“巩固两粤”，“先谋自固”，全国“已渐呈割据之势”，因此，滇军应先发制人，进占四川。李还提出“由镕（罗佩金）与川军开衅，即借口进兵，占领成都”，这是取川的“第一策”。唐继尧批复道，“刘已叛，当然取第一策”。表明了以“讨逆”为名攻占四川的用心。7月16日，唐继尧以护法讨逆的名义通电讨伐刘存厚，川滇之战全面爆发。
由于唐继尧响应护法是为了借机扩张地盘，发展个人势力，因而在以后的战争中，实际上既不奉行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也不服从军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照顾护法战争的全局利益，却与桂系军阀沆瀣一气，阻碍护法战争的顺利发展。
三、双方的兵力编成及部署
作战动员令下达后，唐继尧即将滇省的五个梯团改编为六个混成旅，两旅为一军，并令顾品珍，赵又新立即在川省招兵买马，将所部两师扩编为两军。其编制序列如下：顾品珍为靖国军第一军军长，赵又新为第二军军长，罗佩金为总司令；庾恩畅为第三军军长，黄毓成为第四军军长（以上两军山唐继尧直接指挥），驻粤两师扩编为第五、第六两军，张开儒，方声涛为军长，拟以叶荃为总司令。与此同时，黔督刘显世也令师长王文华率黔军两个旅入川协同作战，并推唐继尧为滇黔联军总司令。滇黔军入川兵力约五万人。唐继尧的对川作战计划是：顾、赵两军扼守川南资中，内江和叙州，泸州诸要点，牵制当面川军，由滇入川之第三、四军和黔军伺机夺取重庆，然后进攻成都，或分兵东下，攻取武汉。
“刘罗、刘戴之战”后，川军分为三股势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明守中立，实助刘存厚，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亦称中立，但倾向滇黔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和许多绿林武装，公开站在刘存厚一方。刘存厚在原第二师两个步兵旅和骑兵，炮兵团基础上，招收了被遣散的原第四师士兵，新组建三个混成旅和一个独立旅，总兵力约二万人，加上钟体道之第三师，共约三万余人。在“刘戴之战”后，第二师沿岷江向南推进，占领岷江下游各要点，其前锋距叙州仅三十华里，第三师进据金堂，乐至、洫南，遂宁各要地，控制沱江至涪江之间广大地域，其前锋与防守资中之滇军对峙。
四、川南争夺战
（一）战前态势及双方作战企图
戴戡死后，冯国璋特任四川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暂代督军。这时，北洋政府表面上要周道刚调解滇、黔、川军间的冲突，实际上企图利用四川的混乱局面，扩充亲北洋的势力，把滇黔势力排挤出川。1917年8月6日，北洋政府任命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带领两个旅入川“查办”滇黔川军冲突。不久，又命陕南镇守使管金聚率一混成旅入川，支援川军作战。
在北洋政府的怂恿下，刘存厚等有恃无恐，决心继续对滇军作战，达到将滇黔军赶出川省的目的。其作战方针是，先打滇军，后攻黔军，三路出兵，分进合击。具体计划是：第一师由东向西、第三师由北向南，夹击据守资中、内江一带之滇军，尔后第二师攻叙州，第三师攻富顺，第一师攻合江，得手后三路对进，会攻泸州。
8月下旬，第三师之张鹏舞、李挽澜两旅，由安岳向资中推进，第一师刘湘旅进占隆昌。代督军周道刚乘机劝说滇军顾品珍部让出资中，退往叙州以南。顾因所部防区孤立突出，如。固守资中，有被川军包围吃掉的危险，遂答应周的要求，于9月6日撤离资中、内江，退守自流井（今自贡市）。第三师乘机进据资中、内江。
在此前后，云南靖国军五个混成旅，分别抵达叙州和泸州。9月22日，第四军军长黄毓成也进抵泸州。此外，黔军师长王文华也率所部进抵綦江，准备配合滇军作战。10月4日，唐继尧由昆明启程赴贵州毕节，亲自指挥对川作战。
但是，这时四川战场的形势对滇军十分不利。其一，川民视滇军为侵略军，实行坚壁清野，骚扰袭击，配合川军打击滇军，使滇军四面受敌，其二，滇军曝师他省，军心不齐，官兵思归，斗志衰退，其三，滇省连年用兵，弹药匮乏，粮饷不济。面对这种情况，滇军将领中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滇军应“克日进取，速攻渝城（重庆）”，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暂谋收束，审机观变”。唐继尧坚决反对收束，他认为：“（1）我军若不进取，则北军集中重庆后，联合川军协以谋我，使我措手不及，进退均极困难……；（2）我军内容不整，若不冒险进取，愈缓愈馁，必至不战而溃……；（3）两广正在进行，陆（荣廷）且极力援湘，龙（济光）亦积极筹备，我军若不进取，他方进行，必受影响”。因而坚决主张滇军“冒险进取”，“速取渝城”，以先声夺人，争取主动，改变滇军的不利态势。据此，命黄毓成军之李友勋旅和顾品珍军之何海清旅，分出合江、永川，向江津潜进，配合黔军王文华师会攻重庆。
刘存厚尽管已经识破滇，黔军的战略意图，但认为江津、永川有周道刚之第一师，重庆有熊克武之第五师驻守，而且北洋军吴光新部已经入川，重庆必无大虑，决定乘虚进攻叙、泸，先收复川南要地，尔后再回攻窥渝之滇军。
从双方作战方针看，川军重前轻后，潜伏着危机，只有在既能攻取叙泸，又能迅速抽兵回顾重庆的情况下，才能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滇军分兵作战，要想争取主动，固然叙泸之战关系甚大，但攻渝之战关系更大。如能攻克渝城，既可切断北军援川之主要通道，又可置川军于腹背受敌之困境，出现全盘皆活的有利态势。而滇黔军能否顺利克渝的关键，在于守渝之川军第五师的态度。于是，唐继尧加紧联络熊克武，促其响应护法，配合滇黔军作战。
（二）内江、荣县之战
10月10日，滇军缴获川军10月9日的一份作战命令，得悉川军将于一周内实施攻取荣县。自流井，威远，并相机进攻綦江的作战。为了先发制人，滇军决定提前发动进攻。10月12日，颇品珍令金汉鼎宰三个团夺回内江。金旅于当晚出发，隐蔽开进．13日与川军在白马庙接战。次日攻克白马庙，直趋内江城。激战两日，激城的川军张鹏舞旅弃城逃走。滇军于15日占领内江。当晚，川军第三师李挽澜旅偷渡沱江，占领内江城郊白塔寺高地，向城内发炮轰击，掩护步兵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滇军损失较大。后金汉鼎组织敢死队攻下了白搭寺，李旅被迫退走，内江防御始趋稳固。
由于滇军进攻内江，四川代理督军周道剐公开放弃“中立”立场，通电声讨滇军。10月22日，川军第一、二、三师约四万余人，对滇军发动全面进攻。其部署是，第一师之第一旅（加强第二旅一个团）由永川直攻泸州，第二师与陈洪范、刘成勋两混成旅及赖心辉等四个支队进攻荣县，汪可权，舒荣衍两派进攻威远，尔后向叙州发展，第三师反攻内江，另以龙光独立旅进攻自流判，得手后与一师夹击泸州。23日，第三师顺利攻下内江，滇军金汉鼎旅分路撤往自流扑和泸州。10月26日，川军第一师经永川攻占北雅镇，尔后进逼员泸州。中路第二师之第三旅子25日攻占威远后，以主力配合第三师进攻自流井，以一部兜击荣县。防守荣县的滇军第一军田钟谷旅奋力抗击，毙伤川军千余名。后冈川军抄袭后路，遂于31日放弃荣县，退往叙州。川军第二师各旅乘势追击，兵临叙州。
（三）泸州、叙州之战
泸州驻有滇军赵又新，黄毓戍两个军部及所属两个旅。但是，赵、黄两军不相统属，各自为战，其中一个旅又多新兵，无作战经验。因此，滇军在泸州的防御薄弱，除防守城区外，城郊各要点未置一兵。11月10日，周道刚委徐孝刚为川军第一师总指挥官，指挥该师从泰安场进攻泸州，另有第三师分别由富顺，荣昌向泸州进攻。16日，川军第一，三师对泸州发动总攻，迅速控制了五峰顶、小市诸要点。在川军攻势面前，滇军各级官长“各为顾贷财、保妻子之计，不知勇猛督率所部，生死与争”，以致素称“铁打泸州”的坚城，子21日轻易失守。滇军经临田坝，纳溪向南溃退，拥挤践踏，互不相顾，沿途又遭棒匪袭击，“死伤相继，尸血载道”，部队损失过半。川军渡江追击，于11月23日攻占纳溪。
在川军第一、三师攻占泸州两日后，第二师也对叙州发动了总攻。滇军守叙总司令为赵钟奇，下辖马、赵式铭两旅，分别防守宗场、炊锅山、白沙场、真武山、翠屏山等高地。11月23日上午，川军第二师以三旅之众，并联络棒匪数千，分别从白沙场、宗场两个方向对叙州发动进攻。防守宗场之滇军一个团初抵战地，不熟地形，在敌两路夹击下放弃阵地，撤往吊黄楼。防守白沙场，象鼻场之滇军闻宗场失守，因翼侧暴露，亦弃守后退。吊黄楼系叙州北面之咽喉要地，滇军竭力据守。川军见吊黄楼难于攻取，遂一面在此佯攻，牵制滇军，一面派兵由上游渡过岷江，从翼侧攻击翠屏山，同时派遣便衣队潜入城内，袭击滇军司令部。防守吊黄楼之滇军见敌人兜击侧后，军心摇动，纷纷放弃阵地，向叙城撤退。赵钟奇等将领下令紧闭城门，不知所措。28日，滇军放弃叙州城，“分头乱窜，有由柏树溪退者；有向筠连退者，有经牛街镇雄方向退者，沿途均被团防，棒匪堵击，枪支大半散失”。此战，滇军伤亡二千余人，弹药辎重损失殆尽。11月29日，赵钟奇率残部退至安边，旋又退守横江。川军占领叙州后，乘势南进，连陷高县，庆符、珙县，筠连，兴文等县，大有进窥云南之势。
滇军在泸州，叙州之战中所以遭到惨败，主要由于防守泸、叙的兵力弱于川军；其次是唐继尧远驻毕节，却直接指挥各旅作战，以致前线各部队之间互不协同，举措紊乱，此外，士兵普遍存在厌战惧战情绪，以致稍战即溃。泸、叙失守后，唐继尧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攻渝作战上，他一面下令攻瀹部队加紧作战，提出“我军可胜不可败”，一面令新组建的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火速入川，牵制川军，准备一旦重庆得手，立即反攻叙、泸。
五、重庆之战
川军攻占泸州、叙州后，未能按预定计划牵制住攻渝之滇军，反使自己被牵制在叙、泸等地，进退两难。同时，川军的后方也动荡不安。1917年11月土日，川边屯殖使张煦在西昌宣布独立。唐继尧委张为靖国军第七军军长，令其率所部三十营进攻汉源，威胁成都。不久，由孙中山派遣入川的中华革命党人黄复生、石青阳和前川军将领卢师谛、颜德基等人，招集旧部，散兵游勇和绿林武装，组成四川靖国国民北伐军，在永宁、合江和綦江一带活动，配合滇黔军进攻重庆。于是，四川的军事形势发生了不利于川军的变化。
滇黔军攻渝之战早于1917年11月初即已开始。滇军何海清，李友勋两旅乘川军第一师西进攻泸之际，迅速由两翼袭取永川和合江，切断了攻泸川军与江津，重庆守军的联系。与此同时，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指挥该师和石青阳之四川靖国军一部，由綦江分兵两路向重庆推进：一路经广兴场、夹滩场进迫江津；一路出龙岗经界石进攻三百梯，拟从正面进攻重庆。该路部队约两个团，秘密开进，隐蔽接敌，顺利通过龙岗、界石，突然于11月12日晨将防守三百梯的北军吴光新部一个营团团包围，并发起猛烈进攻。北军旅长李炳之亲率一团驰援，凭险顽抗。黔军见正面进攻受阻，便分兵一部，企图从侧翼经鹿角场、黄角桠袭击重庆，结果遭到北军李旅另一个团的节节抗击，进展缓慢，其后路又受到自土桥方向迂回而来的一营北军的威胁，被迫于14日退守鹿角场。
此时，另一部黔军向江津发动了进攻。江津位于长江南岸，距重庆数十公里，是由长江北岸进攻重庆的重要通道。黔军以四个营的兵力，于11月11日秘密进抵江津外围，并控制了龙门滩、夹滩场等要地。12日晨，向江津城发起进攻，顺利攻占了城南高地。这时，防守江津之川军仅第一师一个营，周道刚急令刚抵重庆的管金聚之陕军第二梯团（步兵两营，骑、炮各一连）增援江津。陕军赶到江津后，以一营扼守沿江要隘，另一营配合川军仰攻城南高地，经两昼夜战斗，终将黔军击退。20日，滇军李友勋旅赶到，配合黔军一举攻克江津。
11月26日，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抵达江津，与黔军师长王文华商定协同攻渝作战计划。其要点是，滇军负责阻截可能由泸州援渝之敌，并以主力从江北分由走马岗和江津指向重庆，为助攻，黔军以一部固守江津，白沙，其主力沿长江南岸进攻黄角桠、连山一带，为主攻，电请唐继尧转饬赵又新、黄毓成所部反攻泸州，以牵制叙，泸之敌，掩护攻渝部队之侧后安全。唐批复：“叙泸方面，正力图恢复。重庆须早日攻下，方有办法。计划既商定，此间不为遥制”。由此观之，唐继尧似乎汲取了叙泸之战的教训，改变了对前线部队统制过死的做法。
11月30日，滇黔川靖国联军按计划分路向重庆发动了进攻。江北滇军分为两路：右路李友勋旅由江津向白市驿方向推进。当日克铜罐驿，12月1日进占陶家场，福寿场，次日克白市驿。左路何海清旅由永川进击，于12月2日克走马岗、老关口，3日进迫浮图关。与此同时，长江南岸之黔，川军也对铜元局、黄角桠之敌发动了进攻。该方向有北军吴光新所部之李炳之旅和川军第一师之两营特种兵，共约千余人。黔军投入作战的部队共九营，加上石青阳所部四川靖国军，共约二千人，12月1日，黔川军分左右两路奋勇进击，王文华“严令前敌各军，虽伤亡至五六营以上，不准稍退一步”。血战数日，黔军共伤亡营长以下官兵约千人，终于在12月4日上午进据真武山和黄角桠，与重庆仅一江之隔。
周道刚、吴光新见滇黔川联军兵临城下，感到重庆难保，遂弃城而走。吴光新部于12月3日夜乘船退往宜昌，周道刚率所部子11月4日晨退往合川。4日下午，滇黔川联军进占重庆，请熊克武出面维持秩序。13日，熊克武致电孙中山、陆荣廷、唐继尧等，宣布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
六、成都之战
滇黔川联军攻占重庆后，即确定了以占领成都为主要目标的全线进攻作战计划。进占重庆的部队分兵三路向成都进发；四川靖国军为右路，由重庆出壁山，经青木关、合川西攻成都；贵州靖国军为中路，由重庆出壁山，大足，经安岳、乐至进逼成都，滇军顾品珍部为左路，由重庆西攻永川、荣昌，进取内江，资中，尔后北攻成都。与此同时，退驻川南的滇军赵又新，黄敏成等部由永宁北攻纳溪、泸州，然后一路循长江反攻叙州，一路经富颇进攻自流井，得手后，再进取威远、荣县，经仁寿进逼成都。
联军发起进攻后，进展颇为顺利。12月15日午前，滇军赵又新部攻占纳溪，继向泸州进逼。18日，川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王缶合川发出通电，宣布护法，驻守泸州之刘湘第一旅随之动摇。19日，滇军一举攻占泸州，刘湘旅退往永川。22日，顾品珍部攻占永川，川军第一师代师长徐孝刚暨刘湘旅退往隆昌。
12月18日，冯国璋特任刘存厚为四川督军。1918年1月1日，甘心附逆的刘存厚在成都正式就职，并电饬徐孝刚固守隆昌，阻止滇军前进，准备调集兵力，调整部署，进行反击，夺回泸州、重庆。然而，未等川军反攻，滇黔川联军先敌发动了更为强大的攻势。其部署是：滇军顾品珍部由永川沿大路攻取隆昌、内江、赵又新部一由泸州攻富顺，一向叙州进攻，以为牵制，黔军王文华师之一部出大足，经吴家铺助攻隆昌、内江，川军石青阳部进攻安岳，乐至，熊克武部一由安岳取遂宁，一攻顺庆，叙南赵钟奇部牵制盘踞叙州之川军，策应主要战场行动。据此部署，顾品珍所部于1月2日占荣昌，8日下隆昌，15日占内江，熊克武指挥之川省靖国军于1日克渠县，3日克遂宁，9日克顺庆（今南充）、保宁（今阆中），黔军王文华师占领了大足等地。此后，赵又新所部于“日占富顺，叙南赵钟奇进占屏山，筠连。靖国联军的强大攻势，不仅打破了刘存厚反攻泸州，重庆的计划，而且进一步削弱了他的实力。刘、钟、周各部被压缩在叙州、自流井、简阳至成都的狭长地域内。
刘存厚面对险恶形势，一面迭电北京政府，请速接济枪支弹药，并请转令陕、甘、鄂三省督军迅速抽调劲旅增援，同时再次调整兵力，准备对联军实行局部反攻，企图夺回部分失地，稳住阵脚，坚守待援。1月16日，刘存厚军北路司令杨肇锡反攻遂宁获得成功。20日，南线之舒荣衢旅打退赵又新部的进攻，夺回富顺，中路钟体道师也击败进攻安岳之黔军，推进到永清场。刘存厚军反击作战，给滇军造成较大损失，但其所属部队亦因数月激战，已成强弩之末，局部反攻虽获小胜，终因兵力不敷，无法摆脱被动态势。
1月23日，冯国璋任命刘存厚兼北洋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舒荣衢师第四十一旅旅长，陈洪范为第四十二旅旅长，刘成勋为陆军第二十二混成旅旅长，汪可权为第二十三混成旅旅长，企图用将刘存厚所统之川军纳入北洋军序列的办法，继续把刘牢牢地拴在“武力统一”的战车上。北洋政府这一招果然见效，刘存厚在接到命令的当天，即致电北洋政府，声称要作战到底，“决不与滇黔议和”。然而，这种顽固态度，并未给川军带来任何希望。
1月25日起，川南滇军分兵四路向叙州、富顺、内江和资中等地发起猛烈进攻。刘军因伤亡惨重，弹药匮乏，后援不继，战力锐减，整个防线呈瓦解之势。30日，刘存厚急电段祺瑞，谓“饷械全罄，各军退却，叙州，遂宁相继失陷，维持力竭，乞速援救”。但此时北军在湖南新败，岳阳失守，北洋政府本其必先争湘图粤的既定方针，正急于改变湖南战场的被动态势，无力顾及四川方向，因此，对刘存厚的告急电，未予回音。
1月31日，滇军攻占叙州，2月2日攻占内江，富顺，6日攻占自流井。刘军一、二、三师龟缩于乐山，简阳至成都：间狭小的地域内。
为了保存实力，应付危局，刘存厚于1月31日通电宣称，将四川督军一职让给熊克武，“自己解甲归田，以明索志”，要求与联军停战议和。这一缓兵之计当即被联军识破，认为“所云停战，实系缓兵”。唐继尧、熊克武要求刘克日率部撤出四川，退往陕西。刘存厚默而不答。于是，各路靖国军继续挥兵前进。
缓兵之计落空后，刘存厚决心以所余兵力固守成都外围外要点，等待北洋政府救援。他分析战场形势，认为滇军在南路，黔军及熊克武所部在北路，“两相比较，实南强而北弱”，因而决心对南路之滇军取守势，对北路之黔军取攻势。为此，决定抽调防守资小的部分兵力至简阳方向，准备伺机反击。
2月上旬，防守简阳的川军第三师未等资阳之援兵赶到，就仓促协同第二师之第三混成旅，对乐至之黔军发动进攻，攻古该镇后，又继续进攻安岳。中途遭到黔川联军迎头痛击，旋即放弃乐至，回守简阳。联军乘势追击，在乐至以西之施家坝遭到由资中和乐山赴援之刘存厚军猛烈阻击。
正当简阳刘军顽抗联军进攻之际，第二师所属之刘成勋、陈洪范两旅于2月16日在乐山宣布参加护法。18日，第一、三两师全体军官和第二师之汪可权；舒荣衢旅，也宣布与西南靖国军一致行动，并推熊克武主持四川军政事务。
刘军纷纷参加护法，滇黔军得以长驱直人，于2月18日占领简阳，进逼成都。熊克武所部也乘势攻占淮镇，向成都挺进。
刘存厚见所属部队分崩离析，无法再战，遂干2月19日伙同城防司令田颂尧等撤离成都，退往川北。3月8日，孙中山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历时八个月的四川护法战争，至此告一段落。
滇黔川联军攻占成都后，唐继尧于3月下旬开始组织部队援鄂援陕。但这时湖北靖国军已败退鄂西，滇黔援鄂军遂与北军相持于宜昌、夔州间，不再前进。
滇黔军所以取得攻川之战的胜利，主要由于其作战指导比较正确。滇黔军入川伊始，针对刘军主力集中于川南的情况，把注意力放在防守薄弱的重庆方面，兜击刘军的后方。这一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以后虽出现了叙州，泸州相继失守的危局，进攻重庆的初旨仍不动摇，结果重庆一经攻占，战场形势马上发生变化。在攻占重庆后，联军以一部兵力牵制叙州刘军，集中主力分由重庆，泸州迅速攻取成都，使刘军陷入困境，从而完全夺取了战场主动权。此外，中华革命党人在四川组织反刘武装和联军注意开展分化川军的工作，也为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刘存厚军的失败，主要在于政治上逆历史潮流，而动，军事上急功近利，缺乏全局部署。他只顾争夺叙、泸，而忽视对后方要地的防守，结果虽得叙、泸，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既不能向纵深发展，又不能回兵救渝，陷入进退维谷之境地，终于招致最后失败。
滇黔军进攻对抗护法运动的刘存厚所属川军，固然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以护法为名，行吞并四川之实，这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四川人民的反对，因而其胜利也是暂时的。滇军进占四川后，耀武扬威，专横跋扈，与黔、川靖国军的矛盾逐渐加深，开始酝酿一场新的军阀混战。
粤、闽、赣地区的作战
一、作战双方的企图及部署
夺取广东，是段祺瑞“武力统一”战略中最根本的任务。段政府认为：“欲谋统一，必先收粤，粤不下，湘不安，战局不了，国是不定”。因此，在1917年9月傅良佐带北军入湘时，北洋政府就同时指令闽，赣、浙省军队和琼州龙济光部，对粤省“同时并举，协力进攻”，以策应湘省作战。其攻粤部署是：龙军直取钦（州）、廉（州），高（州），雷（州）地区，东图广州，并切断粤桂通路，福建派两混成旅沿汀江入粤，进占嘉应州（治今梅州市）、意州（治今惠州市）地区，西攻广州，江西派一混成旅逾大庚岭，入韶州（治今韶关市）地区，南攻广州，形成三面夹击之势。10月23日，北洋政府收买广东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宣告“对省独立”，与广东省政府脱离关系，直接听命于北京政府，并立即派兵攻打惠州。
莫擎宇发难兴兵，为北洋政府大举图粤制造了契机。10月24日，闽督李厚基在段政府授意下通电支持莫擎宇，并令汀漳镇守使兼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长减致平率兵十营进援。此后不久，龙济光也由琼州出兵，抄袭粤省侧背。于是，段系军队攻粤之战全面展开。
1917年11月10日，陆荣廷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讨沦粤省攻防作战计划。参加会议的除桂系要员外，还有孙中山的代表胡汉民、海军总司令程璧光、广东省长李耀汉等。会上，军政府代表提出应将屡与军政府为敌的广东督军陈炳调离，并要求将已编为警卫军的原省长朱庆澜的二十营军队，重归陈炯明统带。陆荣廷表示”让步”，建议调陈炳为讨龙军总司令（后改为李烈钧），但同时要求陈炯明率所部二十营协助攻闽，借以削弱军政府的势力。会议推举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兼广东督军，陆自称“年老多病”，派其亲信、原广惠镇守使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
莫荣新上任后，鉴于莫擎宇盘踞潮汕，李厚基出兵援潮，在陆荣廷的授意下，决定在进剿莫擎宇部之同时，实施大规模攻闽作战，以策应湘省军事。11月27日，由程壁光出面，召集滇军总司令李烈钧、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督军署参谋长郭椿森以及胡汉民、汪精卫等，在广州海珠开军事会议，商订攻闽方略。决定成立“征闽海陆联合军”，以程璧光为总司令，指挥海军、滇军，粤军三支部队，分五路攻闽。兵力包括驻粤海军全部，陈炯明之粤军二十营，驻粤滇军全部，和粤省地方军八营，桂军一支队。具体部署是：以陈炯明部二十营进攻漳州，为第一路，李烈钧统率滇军两个师进攻汀州（令长汀），为第二路，沈鸿英率“平潮军”十二营进攻上杭，为第三路；刘志陆率“平潮军”十五营进攻诏安，为第四路，程壁光率海军舰队袭击福州，为第五路。计划确定不久，得悉龙济光子12月11日由琼州出兵攻粤，遂重新调整部署，由攻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继续率所部进攻闽省，以驻粤滇军第六军军长方声涛为征闽靖国军总指挥，率所部第八旅（旅长伍毓瑞），第九旅（旅长夏述唐）进驻潮、汕、策应陈炯明部作战，以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率沈鸿英，林虎两支部队赴粤东南抵御龙济光部；海军则全部参加讨龙作战。
二、攻闽之战
（一）双方兵力及作战部署
陈炯明于1917年12月3日就任攻闽粤军总司令职后，便着手进行作战准备。由于原二十营粤军装备低劣，每营仅有枪二三百支，莫荣新又从中掣肘，除拨少量开拔费外，饷弹方面概不负责。陈炯明等深感实力单薄，出兵困难，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施行一项扩充实力的方案；一面向地方士绅借枪，一面向海外革命人士募捐饷款。其中规定，能募到人枪二百者为营长，人枪六十者为连长，人枪二十者为排长，不愿担任军职的按枪付钱。经过一番努力，共筹集到各种枪二千余支，子弹数万发。这样，加上滇军方声涛部，攻闽军总数达二万人左右。陈炯明将攻闽军编为若干个支队，每支队辖二至四个营不等，任邓铿为参谋长。
1918年1月25日，陈炯明在广州誓师攻闽。27日，率主力部队离开广州，开赴汕头。
这时，闽省全部军队约有三个师的兵力，其中有福建第一旅（旅长姚建屏）驻福州，北洋第十混成旅（旅长唐国谟）驻厦门，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长臧致平）驻诏安，闽省清乡队（总司令张清汝）驻延平（今南平市）。另有巡防队约四个团分驻各地。总计二万二千余人。闽督李厚基得到粤军将要攻闽的情报后，一面调唐国谟等部开赴永定、上杭一带赶筑工事，准备抗击粤军，一面迭电北洋政府派兵援闽。
早在1917年11月底，北洋政府看到潮梅的莫擎宇部将被粤军剿灭，闽省兵力单薄，岌岌可危，感到“闽或有失，浙必动摇，粤、闽、湘、桂联成一片，大局益不易收拾，斯时政府处置愈难”，于是急派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由直隶廊坊南下援闽（冯旅到江苏浦口后又改援湘西），继而又令浙江童葆暄师赴闽助战。
（二）粤军三路攻闽
1918年2月中旬，攻闽粤军进抵潮州（今潮安）、汕头一带。但是，陈炯明对攻闽作战并不热心，部队进抵潮汕地区后，忙于招兵索饷，培植个人势力，迟迟不向闽省发动进攻，致使北军得以从容调遣兵力，扩充力量，加强并完善了在闽西南的防御部署。3月22日，孙中山致电陈炯明，指出：“若乘敌军初到，地形未谙，利用内应，犹可先发制人”，宜“速下攻击命令”。但陈炯明以“布置未周”为借口，对孙中山之电令置若罔闻。4月5日，孙中山再次致电陈炯明，严厉指出，“援闽之举，准备已久”，“惟攻击之令，至今寂然无闻，敌备日增，且狃于岳长之役，虏气益骄，我军顿兵不进，足以示弱”，“况段贼复出，积极图南，我军从事准备，增力几何？而彼则恃有外援，愈久则力愈充，及今图之，惟在速战”。孙中山着眼全局，晓以利害，催陈速战，是很有道理的。
陈炯明部在粤闽边境滞留三个月，确已错过了大好战机。在此期间，其它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湘省，北军陷岳阳，占长沙，正向湘南推进；在江西，陈光远已调遣兵力，袭占广东南雄，在闽省，不仅防御准备日臻完善，而且浙江援军已经入闽，军事力量已得到较大加强。总之，整个形势对攻闽粤军越来越不利。
到5月初，攻闽粤军已扩充至三十营，约一万二千人。在孙中山和粤军将领的逼促下，陈炯明才下达进攻命令。其第一阶段作战计划是：许崇智第二支队四个营为左路，从蕉岭向武平，上杭进攻，得手后，进规长汀，连城，陈炯明亲自指挥第一、三、四支队和预备队为中路，分两路进攻，以第一支队和预备队共五营，从大埔进攻永定，得手后，进规龙岩，第三、四两个支队共六营，从饶平（今三饶）进攻柏嵩关以规平和，右路则由参谋长邓铿指挥，包括第五支队三营和游击二营，集中于澄海、黄冈（今饶平）以监视诏安、云霄之敌。粤军指挥部设在三河坝。
5月10日，粤军发动全面进攻。由于许崇智在民国元年曾任闽军师长，较有声望，战前已运动驻武平的一个营和驻上杭的一个大队倒戈附粤，故该路进展顺利，当日即占领武平，三日后占领上杭。因中路李炳荣第一支队进攻永定受阻，许崇智当即派出二营增援，始克永定。中路第三、四支队也顺利攻占柏嵩关。这样，闽军第一道防线完全被突破，粤军向闽省推进达五十公里，基本完成了第一阶段作战任务。
粤军稍事休整后，即准备实行第二阶段作战计划。左路许崇智部分为二支，一从上杭进攻连城、永安，规取沙县；一取长汀、清流、归化（今明溪），将乐，顺昌，然后进占延平，中路李炳荣第一支队和熊略预备队分别进攻龙岩，南靖，罗绍雄、邓本殷第三、四支队进攻平和，攻取漳州，右路洪兆麟第五支队进攻云霄，漳浦。各路若进展顺利，则继续向纵深发展，夹击福州。不抖部队尚未行动，从浙江援闽的童葆暄第一师已抵前线，闽、浙军队联合发起反攻，战局急剧逆转。
（三）闽浙联军大举反攻
1918年5月20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吴佩孚为援粤副司令，调集北方各省军队组成援粤军，拟分三路攻粤。段祺瑞野心勃勃，企图一口吞并粤省。但是，吴佩孚对任共为援粤副司令一事不予理睬，张怀芝则在湘东作战时吓破了胆，已无攻粤的勇气，各省“援粤”军也相互观望，迟迟不动，只有东线李厚基，处在粤军进攻正面，为保住地盘，不得不拚力作战。
5月底，童葆暄率浙军第一师赶到前线后，北洋政府任命李厚基为闽浙援粤军总司令，童葆暄为副司令。6月4日，闽浙联军分兵三路，向粤军发动全线反攻：以臧致平旅为左路，拟突破诏安、黄冈粤军阵地，进窥潮汕，童葆暄师为中路，从平和进攻柏嵩关，然后进取高陵，控扼韩江，威胁粤军总指挥部所在地三河坝，唐国谟旅为右路，收拢被许崇智部击散之溃兵，拟先取龙岩、上抗，永定，然后改取守势，牵制粤军左翼兵力。闽浙联军投入反攻之总兵力约一万五千人，基本企图是左攻右守，首先进占潮汕，同时袭取大埔、三河坝，将粤军南北割裂，进而各个击破。
此时，陈炯明与方声涛之间已出现隔阂，滇军隔岸观火，消极怠战。粤军右路兵少力弱，饷弹不继，在闽军减致平旅的反击下，放弃黄冈，退守汕头。陈炯明急调许崇智之左路军一部增援，企图趁臧旅立足未稳之际，收复黄冈。不料闽军右路又乘虚而人，攻占永定，许崇智部退守岩前；粤军中路防线也被浙军突破。激战日余，粤军在初期攻取的闽西南要地又全部丧失。接着，闽军左翼前锋深入到汕头一带，其中路已突破峰市，进逼大埔。粤军被动挨打，形势岌岌可危。
这时，已经离开广东护法军政府的孙中山，鉴于闽粤战场形势恶化，极为焦虑，于6月27日致电陈炯明，指出：粤省北面，张怀芝已组织军队屯集赣南，南面，北军已由海路运兵二千至汕头，东面，李厚基、童葆暄大兵压境。攻闽粤军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此时敢冒险进攻则生，不冒险则必致坐困。以攻为守，则士气壮，响应多，敌胆寒，一进必收奇效。否则士气日丧，响应日微，敌胆日壮，而我以可胜不可败之兵，据能战而不能退之地，必无幸免也”。然而，陈炯明此时对北洋政府已有“内附之意”，因此，一面消极防御，节节退守，一面暗向北军传递函电，以示妥协。
但是，这时北军在军事上迭获胜利，气焰正盛，对陈炯明“内附”之表示置之不理，拟乘共斗志动摇之机，“一击破之”。于是闽浙军队继续穷追猛打，并以主力从左翼楔人粤境，于7月18日攻占大埔，威胁粤军总指挥部驻地三河坝。
在此危急时刻，孙中山再次写信给陈炯时，向共分析敌我形势后指出：“兄身当敌冲，后援难恃，强敌在前，所部又饷械俱乏，处此局势，万难操全胜之算，若审慎求全，则我之兵力有限，敌之增援无穷。为兄今日计，惟有奋力前进，冒险求胜，规取闽中”。孙中山一面反复劝导陈炯明，面派广东军政府参谋部长吕公望（原浙江督军）往前线策动浙军倒戈起义，分化瓦解北军。
（四）粤军转败为胜
陈炯明见“内附”之意不被北军理睬，当面敌军又步步进逼，因而不得不听从孙中山的劝导，重新组织兵力，从军事上寻找出路。7月23日，他将右路之洪兆麟支队调至中路，增强三河坝一线防御力量。8月初，陈炯明集中中路粤军反攻大埔，以一部兵力从正面仰攻，分兵一部由漳溪下游攻敌侧背。经两昼夜激战，闽军不支，弃城溃逃。这时，驻守饶平的浙军第一团团长陈肇英，在吕公望等人的策动下率部起义，成立“援闽浙军”总司令部。浙军师长童葆暄仓皇率部撤离前线，退往厦门。粤军乘势全线反攻，右翼邓铿部连克诏安、云霄、漳浦等城，直逼漳州。左翼许崇智部乘势向闽西进攻，连占武平、上杭、龙岩等地，与主力部队会攻漳州。8月31日，粤军攻克漳州，继而向厦门推进。李厚基惊慌失措，逃回福州。9月12日，李致电段政府，报告闽军处境危急，请辞闽浙援粤军总司令职。段政府一面电令李厚基坚守待援，一面急调北军从三路援闽：赣省抽调军队开赴上杭，浙省增派军队驰往厦门，海军，派舰队进入厦门海面。
10月3日，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福建省宜抚使兼攻闽军总司令。11月，粤军与闽浙联军在福建前线划界停战。
三、讨龙之战
龙济光同张勋一样，是反动愚顽的“怪物”之一。在护国战争后期，面对滇桂军的强大军事压力，龙济光走投无路，后由黎元洪出面调解，才得以两广矿务督办名义率残部移驻琼州。龙在琼州招兵买马企图卷土重来，重作广东的土皇帝。
护法战争爆发后，段祺瑞调动北军进攻湖南，龙济光认为时机已到，迭函冯国璋，表示愿充攻粤前驱。他声称，“惟冀钧座排除群论，速定方针，……济光秣马厉兵，敢惮征缮。各将领枕甲请缨，勿灰其气，望钧座有以策厉之。”北洋政府也很赏识龙济光这只鹰犬，于1917年11月8日任命龙为两广巡阅使，令其出兵攻粤。
龙济光受命后，立即以所部二万余人分三路进攻：任李嘉品为第一路司令，拟从阳江登陆，经合山、恩平进图广州，并控扼西江中段，断绝桂粤联系，任段尔源为第二路司令，马存发为第三路司令，拟从海安登陆，先占雷州半岛，尔后向桂粤．边界发展，伺机攻取南宁。
1917年12月14日，李嘉品率部在阳江秘密登陆成功，即以一部兵力驻守阳江，主力向思平和阳春推进。龙济光则亲率第二、三路军从海安登陆，向石城（今廉江）、化州方向发展。
广东督军莫荣新得知龙军大举进犯，急令沿海粤军抗击登陆之敌，以待后援；继令驻粤海军分别开赴闸坡、崖门等地，堵截龙军后继船队。旋于12月16日召开军事会议，商订讨龙作战计划。12月30日，莫荣新任命钦廉镇守使沈鸿英为讨龙军第一军司令，令其率所属十二营在石城至化州一线阻击龙军，以原高雷镇守使林虎为讨龙军第二军司令，令其率警卫军十二营开往恩平方向迎敌。以上两支军队兼程开赴前线，在预定地点展开并完成防御部署，阻止和迟滞向前疾进的龙军。嗣后，莫荣新又分任督军署参谋长刘志陆和粤省警务处长魏邦平为讨龙军第三、四军司令，李根源为讨龙靖国军（由滇军三个团组成）司令。以上讨龙军总数共五十营约二万余人。
东路阳江方向作战非常激烈。林虎所部讨龙军开赴前线后，猛冲猛打，曾一度收复阳江，迫敌前锋退守织。1918年2月初，李嘉晶之后续部队驰赴织，会合退守该地之先头部队并力反扑，于25日复占阳江，东路战局再度恶化。3月7日，粤督莫荣新任命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统一指挥阳江方向之作战。
3月11日，李烈钧拟定了全线反攻作战的计划，基本企图是；集中主力部队于开平至阳春一线，分兵四路围歼李嘉品所部龙军，收复阳江，再进击石城、化州之敌。具体作战部署是，第四军由那扶进逼阳江东部，负责牵制敌人；第三军由恩平、那龙出合山，进逼阳江东北部；第二军于思平与阳春之间前进，攻击阳江西北部，李根源靖国军由黄泥湾至阳春大道前出，配合第二军进击阳江西北部，并负责警戒高州、雷州方向之敌，沈鸿英之第一军进抵石城一带，袭击龙军之二、三路，阻敌增援阳江。
3月16日，刘志陆指挥第三军克复恩平，为其它各路军眼进展开扫除了障碍。李烈钧当即决定第三军从正面牵制敌人，而以李根源之靖国军作为主攻部队，于24日前插到阳江北部，从翼侧攻击敌人。同时令第二、三、四军均按原计划分别于23日前向阳江推进，掩护李根源部之进攻行动。
讨龙军四路进攻，海军舰队也协力堵剿。李嘉品见难于抵抗，遂于3月25日放弃阳江，逃向电白（今电白东）。讨龙军乘胜追击，于4月12日占领电白。
这时，龙济光主力麇集在高州、化州、石城一带，准备顽抗。讨龙军攻克电白后，立即分兵两路，以左翼部队配合沈鸿英部扼制化州东北部，并向化州、石埔之正面攻击，以步兵一营、工兵一连组成别动支队，在海军掩护下，在雷州半岛南部登陆，攻击龙军侧背，另以军舰载步兵一部，在琼州登陆，袭击龙军老巢。
龙济光部四面被围，已无斗志。讨龙军步步推进，势如破竹，于4月25日收复化州，27日攻克石城，28日下遂溪。与此同时，琼东县（今琼海东北）警卫营长杨锦龙，联络本部及当地黎族人民宣布独立，反对龙济光在琼州的统治。龙济光见所部弹心粮绝，进退失据，只好弃军逃走，赴北京投靠段祺瑞，其部下多缴械投降。
四、南雄之战
1918年4月，江西督军陈光远遵照段祺瑞三路攻粤的命令，派兵攻入东南雄。南雄位于大庚岭南麓，是江西进入广东的通道之一。4月18日，陈光远派赣南镇守使吴鸿昌为攻粤总司令，混成旅长丁效兰为副司令，率兵两旅向南雄进攻。广州护法军政府陆军总长、靖国军第五军军长张开儒，鉴于南雄只有守兵四营，难于抵敌，急调驻韶关，仁化等地的第五旅、第六旅及炮兵一团，向南雄增援。但援军立足未稳，即被赣军击溃，南雄陷落。莫荣新得报，急任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令率所部滇军由讨龙战场疾速北上。
李根源率靖国军赶到韶关，将所部布置在韶关以北，接替第五军防务。5月初，李烈钧又奉命率讨龙部队增援北线。由于张开儒南雄之败，莫荣新乘机排除异己，撤掉了张的军长职务，将第五军交给李根源统率。李烈钧、李根源整顿部队后，决定分兵三路反攻赣军。命滇军朱培德旅出仁化、扶溪，杨益谦旅出都坑、罗坝，威胁赣军两翼，第五军为中路，从正面进攻南雄。为加强攻击能力，李烈钧从广州调运数门重炮配属部队。
6月3日，靖国军发动全面反攻。激战四昼夜，赣军向赣境败退，靖国军克复南雄。
靖国军反攻获胜后，李烈钧联络在衡、宝以南屯集的湘、桂军，拟相互策应，大举北进：由湘桂军负责攻取衡、宝，滇军负责攻取赣州；另调驻守潮梅的方声涛部由梅县出武夷山，直捣宁都。但此时粤、桂军意见纷歧，俱无战意；陆荣廷则主张“湘边现状，宜取守势，虽有生力军到，亦不必汲汲进攻，但以保守桂边，静待为上”。不久，李烈钧奉调为广州军政府参谋长，其三路反攻计划遂成泡影。此后，滇、赣军相持于大庾岭及信丰，崇义之间，再无大的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