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占闽粤七府（台湾郑氏主动与大陆为战）

夺占闽粤七府简介

夺占闽粤七府：夺占闽粤七府，自康熙三年（1664） 郑氏集团退据台湾后，一直对大陆方面采取守势，从未主动发起过军事进攻，但并没有放弃与清政府划海而治的政治立场，也未曾放弃进攻大陆夺回所失地盘的企图。郑经时刻都在伺机卷土而来。

夺占闽粤七府过程分析——

战争档案

时间： 1670 年至1679年

参战方：清朝；台湾郑氏

战场：闽、粤七府

主要将帅：杰书、姚启圣；郑经

战争回放

夺占闽粤七府

康熙九年，郑经得知平西王吴三桂有意反清，立即派出推官吴宏济带着他的亲笔信面见吴三桂，在信中极力怂恿吴三桂起兵造反，并慷慨许诺让吴三桂指挥自己的军队。

康熙十二年，清廷下达撤藩令，吴三桂、耿精忠等更加坚定了反叛的心思。八月，耿精忠遣漳浦人黄镛致书郑经说：“ 将军孤身一人在海外忠于大明朝，奉守正统而保存明朝的历史；奋进之姿态威震中原。支持大义来响应上天的要求。迅速整顿军队征募船只，共同匡正今日疆土，期待能在大陆和您会师，共同成就流芳万世的功勋业绩。”

郑经接到书信后大喜：“天助我也！如今反攻时机已到，传下命令，即刻调集各地暂时负责农耕的部队，速速整顿军队展开士气动员，我将于十月亲自率领军队前往澎湖，等待大陆时机而行动。”

十一月，清廷见吴三桂已公开反叛，为控制局势，下旨停撤靖南、平南二藩，以安抚他们，暂缓其起兵反叛。耿精忠也因此暂且收起叛心，静观时局的发展，并再次致书郑经，要其暂缓反叛之事。郑经见火候未到，便收兵返回台湾。

康熙十三年三月，耿精忠受吴三桂煽惑，终于扯起叛旗，公开反清。他又一次派黄镛赴台与郑经联络，请求道：“末将只希望郑将军能和我主上联手，水陆并进，夺取江、浙地区，我的主上愿意将福建全省的水师船只统一交由郑将军指挥。”

吴三桂也发去书信招揽郑经道：“派出大队舟船人马，直取金陵（南京），或者抵达天津，断掉清军粮道，就能扼住对方命脉。

郑经得信后既未遵照吴三桂直接攻取金陵或天津的指令，也未接受耿精忠方面提出水陆配合攻占江、渐的建议，而是命令台湾所有船只即刻率军队起程，径直驶向厦门岛，率军在厦门登陆，将战略目标确定为郑氏集团曾盘踞多年的福建沿海地区。这样一来，郑军也可以暂时避免与清军正面交锋，有利于保存实力。

郑经有意攻取福建，而福建是耿精忠的势力范围，郑经的这种举动立即引起了耿精忠的戒心。耿精忠在得知在厦门的郑军兵不满2000，船不过100只左右后，认为郑氏没多少利用价值，又担心自已的势力范围遭到侵犯，于是重申禁海令，下令沿海戒严，严禁寸板下海，与郑经断绝往来。但郑经仍坚持自己的既定方针，并作出相应部署：一是在厦门操练士卒，整顿水师，又秘密派出部下黄兴、杨信潜人漳州、泉州等地收集情报，并见机策反耿精忠的部将，将他们收买为郑军内应；二是为保障后勤供给，派李德赴日本铸永历钱，并购买军火，派杨贤带船队前往南洋进行贸易，筹集军饷军粮；三是命令留守台湾的豫永华将台湾屯田部队的六分之四调派运送到厦门，以加强在厦门的军力。

然后，郑经命柯平到福州面见耿精忠，以耿氏背约为名提出抗议。耿精忠答复柯平，要求郑经留在原地，不得轻举妄动。郑经早已下定开战的决心，决意以武力和耿精忠争夺福建沿海地区。于是郑经当即命刘国轩等将领率军发动进攻。耿精忠军中有不少将领与郑氏有旧交或已为郑氏收买，投降对方，所以一路上郑军招降纳叛，进展顺利，很快就占领了泉州、漳州、同安、海澄等地。

康熙十三年底，吴三桂出面调停郑耿之间的冲突，向他们说明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次年年初，耿精忠赠送郑经大型战船5艘，以求讲和。于是双方以枫亭（福建仙游东南50里）为界划分势力范围。枫亭以南归属于郑氏，以北归耿精忠，并订立互相通商贸易、有事相援、互不侵犯等几项和约。

此后，郑经转而向西进攻，在广东沿海地区与平南王尚可喜展开争夺。郑军先后攻占了广东东部潮州府（治今潮州市）属下的澄海、揭阳、潮阳等县。康熙十五年，郑军继续西进，又攻占了惠州。这时，吴三桂的军队也已抵达广州以西的三水，对尚可喜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二月，尚之信乘他的父亲尚可喜病重之机，向昊三桂投降，加入叛清阵营。

在吴三桂的主持下，尚之信也与郑经划界讲和，以东莞、新安（ 今深圳市西）、石浓（即石龙，在东莞东北）为双方停战分界线，相约互不越界。巩固了在粤东的地盘后，郑经再次出击，转而向福建耿精忠所辖地域发起进攻。从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的两年多时间里，郑氏集团势力发展迅速，其全盛时期的控制范围包括福建的泉州、漳州、兴化（治今莆田市）、邵武、汀州（治今长汀）和广东的潮州、惠州等七府之地。

郑经退守海岛

正值三藩作乱，郑氏集团也乘机进犯大陆，使清廷深感台海地区事态严重。但由于当时清军的主要敌人是吴三桂，综观全局，康熙皇帝还是决定把主战场放在湖南，重点打击吴三桂，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瓦解的策略暂时应付福建的耿精忠和郑经。康熙十三年八月，他指示福建总督郎廷佐：“ 人闽之日，海寇（指郑氏集团）应当多加安抚，耿进（精）忠则加以剿灭。或者用离间计，相机行事。”

到康熙十五年（1676），郑经背弃之前的和约，夺占了属耿精忠管辖的福建汀州等地。此时耿氏前有清军，后有郑军，已陷入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被迫收缩战线，退兵防守。清军乘机大举进攻，于八月二十日攻克要塞仙霞关，打开了进入福建的门户。九月，清军收复了建宁（治今建瓯市）、延平（治今南平市）等府，大军直指福州。见大势已去，耿精忠向清军投降。

耿精忠降清后，清军便以耿军为前导，向占据福建南部地区的郑氏集团发动进攻。

郑经任命许耀为总督，在乌龙江（闽江南支）西岸屯兵，抵御清军。清军将主力10余万人马集中在乌龙江东，包括耿精忠的精锐骑兵和赖塔、喇哈达等统领的满、汉骑兵步卒，沿江岸列阵数十里，满眼都是清军挥舞的旗帜，号角声响彻两岸，铁骑往来奔突，声势浩大。另有一支清军乘船迁回至闽安，夹击郑军。郑军精锐仅有12镇共1万多人，沿江设防。郑军主将许耀无勇更无谋，隔江望见清军气势如此强大，心虚胆寒，临战向郑经请辞，但未获批准。

十月，清军渡江进攻。有人建议许耀乘清军渡江到一半，军队散乱之时进攻，许耀不听。待清军全部过江排好阵势后，许耀才仓皇下令迎战。郑军前锋被清军冲击得稍稍后退，许耀就率先逃跑，郑军随之溃败。这一战，郑军死亡6000余人，丢弃辎重不计其数，士气大丧，其在大陆的败局由此开始。

十二月，清军攻占邵武、汀州二府。康熙十六年初，清军又乘胜进攻兴化、泉州、漳州。郑军粮饷难以为继，军心涣散，士兵见清军都望风而逃。郑经见败局已定，于是放弃海澄，退守金门、厦门等岛屿。镇守粤东地区的郑军将领刘国轩闻讯，也率部逃往厦门，与郑经会合。到二月底，清军收复了郑氏集团所占据的闽、粤七府之地。

对峙与和谈

退守金、厦等沿海岛屿后，郑氏集团仍保持着一定的实力， 而清军的水师尚未恢复，陆上作战虽有优势却难以对郑经一方发挥作用，故清郑间的战局形成僵持状态。康熙十六年四月，福建清军主帅康亲王杰书派人赴厦门与郑氏议和，并修书一封，劝郑经道：“请将军考虑一下，下定决心，就可以转祸为福，归顺本朝，共享封地和名望，永享山河之固。”

郑经回复说：“我心意已决，不用再白费口舌。”

杰书见郑经态度顽固，于是催促军队赶制船只，准备向海岛发动进攻。其时，漳州人蔡寅用骗术蛊感人心，乘郑经败退，纠结了一些郑经军队的残兵游勇，诈称自己是明朝朱三太子，聚众数万人。蔡寅率领军队先后在漳州北部与泉州交界的靖南、长泰、同安等县境内击败清军，声势日盛，因为他令自己军中的士兵都要头缠白布，故被清军称为“白头贼”。杰书调集清军对付“白头贼”，对郑经只好仍采取以抚为主的策略。

同年七月，杰书派出泉州知府张仲举、兴化知府卞永誉等前去厦门议和，他提出说：“只要求郑军退出沿海岛屿，郑方所提依朝鲜范例自治等要求，皆可代为向朝廷奏请，只愿平息战事，让百姓安居。”

郑经与诸将商议后，又进一步提出道： “我认为想要安抚百姓必需先停息战争，停息战事必先充实军饷，如若清方割让漳州、泉州、惠州、潮州四地为我军筹饷之地，我方便据守海岛，不再侵袭内陆。”

对于郑经等人的无理要求，清方的使者不敢作主，只好说：“请允许下官返回北京复命后再做答复。”

监生吴公鸿受杰书矮派持其亲笔信前往厦门，为尽早结束战事，杰书在信中竞作：出无原则的让步，称：“我建议郑军撤出沿海，退守台湾，可以将自己列为外海宾臣。郑将军如感朝廷之恩，就每年向朝廷送。上贡品，如高丽朝鲜的规矩一般。 两岸之间可以通商贸易，水不再生嫌隙和猜忌，岂不是很好嘛！”

孰料郑经对杰书的重大让步并不领情，又得寸进尺地提出道：“ 如将沿海岛屿全部划归给我统辖，清政府还要供应我方的粮饷，那么就可以和平相处。不然，绝对不会听从你们号令。”于是和谈又告失败。

杰书在和谈中的一再退让，更助长了郑经的器张气焰。康熙十七年（1678） 春，刘国轩受郑经之命对福建沿海地区的清军发动反攻，以进一步向清廷施加压力。利用水师的机动性，刘国轩率领军队时而在海上活动，时而登陆作战，出没无常，使赶来围剿的清军疲于奔命。再加上朱三太子蔡寅的人马也与刘国轩呼应作战，进一步分散了清军的兵力。

三月，刘国轩率郑军攻至海澄城下，清福建陆路提督段应举率兵在城中死守。刘国轩令士兵沿城墙外围挖掘数重沟堑，引江水灌人沟中，沿沟堤排列火炮。重堑复垒，围困海澄。清军派来几路授兵，多次企图突破重围，解救海澄之围，都被郑军击败，伤亡惨重。六月，海澄被郑军攻占，段应举等守城将领自缢而死，其部下满汉将士2万多人，有一多半战死或是泅水逃出。

福建的清军闻知海澄陷落，大为惊恐，纷纷退守漳州，不敢出战。刘国轩乘胜挥师北上，水陆并进，占领了同安，随后又包围了泉州，同时派出几路部将接连攻下南安、德化、安溪、永春、惠安等地，郑军的另一支部队也攻占了长泰和漳平。一时清军节节败退，郑军则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姚启圣的招降措施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遏止郑军的进攻势头，清廷于康熙十七年五月对福建的军政大员进行重大调整，下旨撤销郎廷相总督之职，提拔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吴兴祚为福建巡抚。

临危受命的姚启圣冷静地分析形势后说：“ 臣以为刘国轩已经攻下海澄，没有立即进攻漳州，而是舍近求远攻打泉州，这是领导军队的将领失策。郑军不过3万，而我军势众，如今郑军攻取较多城池，必然分兵把守。军力分散，则势弱；势弱，就容易被攻破。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兵多贵分， 兵少贵合。”

正如姚启圣所料，随着战局的发展，郑军在占据了一些城池后，兵力分散，战线拉长，攻势果然减弱。郑经军队用重兵围攻泉州，但却久攻不下，粮饷军需逐渐难以供应，不得不加重对百姓的搜刮和役使，以致在沿海地区郑氏集团渐失民心，军心也开始动摇。这一局面的出现，为清军开展招降活动创造了契机。

还在康熙十六年时，康亲王杰书在与郑氏集团的议和失败后就曾向康熙帝报告说：“皇上，恕臣无能，海贼（指郑经）无降意。”

康熙帝随即答复道：“ 虽然郑经并无降意，但其统辖区城内人民有愿意归顺清朝者，大将军康亲王应当妥善招抚。”

康熙帝所言旨在招降郑经下属官兵、瓦解郑氏集团基础，擅长策反的姚启圣充分领会和贯彻了康熙帝的意思。他升任福建总督后，不仅协助杰书等清军将领对郑军积极发动军事行动，还抓住时机，采取一系列政治措施，对郑氏集团展开了大规模的招降策反活动。

为了削弱郑氏集团的社会基础，动摇其统治根基，姚启圣首先从对郑军家属及亲族进行妥善处置入手。姚启圣的前任郎廷相认为福建人大多与郑氏官兵暗中进行联系，因而经常怀疑他们资敌、通敌，对他们采取普遍的不信任态度。姚启圣上任伊始，就在福建内外广而告之，申明郑氏在沿海地区盘踞多年，当地百姓不可能与其无任何瓜葛，但绝不会因此株连无辜。

他下令全面禁止了用牵连郑氏为借口诬告、陷害和挟私报复他人的活动。他还在任用人才时，对曾追随郑氏后来归顺清朝，又确有才能的人委以重任。这些做法对帮助清朝争取民心，消除沿海民众的敌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郑氏投诚人员黄性震向姚启圣建议道：“将军可在漳州设立‘ 修来馆＇，用官职爵位、钱财等收买郑军官兵。”

姚启圣听后拍案称道：“非常好。”

于是姚启圣对前来投降的郑氏人员不但给予赏银，而且让他们乘坐装饰华美的车马，身着鲜丽的服饰，让他们在漳州、泉州的郊野往来招摇。有的降兵降将又逃回郑军，姚启圣等人也装作不知道此事，不加制止。这些人跑回去后把他们从清军中得到的赏银财物向同僚官兵炫耀，这在衣食都发生困难的郑军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姚启圣又将一些房屋馆舍装饰一新，摆上各种豪华的生活用具，挂上郑军某某将领公馆的门牌，放风说某月某日某某将领将来投诚，已为其准备好住所，使郑军上下将士之间互相猜疑，人心浮动。姚启圣还制订了《招抚条例十款》，张榜公布，使其在郑军官兵人人皆知。

姚启圣的招降活动对郑氏军队产生了巨大的瓦解作用。康熙十八年初，镇守沿海要地的郑军五镇大将廖琪等率领军队向姚启圣投诚，在此前后，投诚的郑军大小将领和士兵也很多。据统计，几年间先后有10万以上的郑军降清，对于清军即将对郑氏采取的军事行动十分有利。

历史影响

郑氏集团坚守台湾，勾结吴三桂反清，客观上加剧其自身灭亡的进程，虽有一定实力，但与清军决战，必是以卵击石之下场，清朝廷招降大大瓦解郑氏军团抗清决心，为下一步统一台湾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