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察.国泰（清朝山东巡抚）
富察.国泰简介
富察.国泰：国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四川总督文绶之子。清朝乾隆时期贪官。国泰最初授为刑部主事，再升为郎中。派外提升为山东按察使，再升为布政使。乾隆三十八年，文绶任陕甘总督，四十二年，升为山东巡抚。四十六年，皇上召于易简到京城来讯问情况，于易简极力为国泰辩解。皇上降旨提醒国泰对待对属吏应该宽严适中，命令他警惕、改悔。四十七年，御史钱沣弹劾国泰及于易简贪纵营私，向所属各州县索取贿赂，以致各州县的仓库都亏空。国泰全部承认关于勒索各州县属吏，数额动辄达到成千上万的情况。国泰被赐狱中他们自尽。
富察.国泰传记——
爱新觉罗·国泰，清满洲镶白旗人，富察氏，四川总督文绶之子，初为刑部主事，迁郎中，后外派山东任按察使，不久升任布政使。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文绶任陕甘总督，奉命审查前四川总督阿尔泰纵子勒索属吏案，但询于私情，没能照实际情况陈述，被罢官，戍边伊犁。爱新觉罗·国泰上书为其父求情，并请求从父戍边以赎父罪。乾隆帝因此对爱新觉罗·国泰印象颇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爱新觉罗·国泰被提升为山东巡抚。
对于爱新觉罗·国泰外放做巡抚，朝廷中许多人并不放心。军机大臣阿桂等曾先后密奏皇帝，认为爱新觉罗·国泰性情乖张，不宜久任山东，请调其为京官。正如朝中大臣所担心的那样，爱新觉罗·国泰的确性情乖张。由于他八旗出身，父亲为封疆大吏，从小就放浪不羁，与和坤关系甚密。身为大吏，对手下没有礼貌，稍不满意，动辄喝斥。再加以山东布政使于易简（江苏金坛人，乾隆亲信、大学士于敏中的弟弟）在后面溜须拍马，为赢得爱新觉罗·国泰的欢心，有时竟长跪奏事，爱新觉罗·国泰更加狂傲。面对大臣的密奏，乾隆帝即传于易简来京询问。于易简有意包庇，为爱新觉罗·国泰极力辩护。乾隆问于易简爱新觉罗·国泰有无不法行为，于易简回答说，爱新觉罗·国泰并无不法行为，只是对属下管教过严，由此可能导致一些闲言碎语。乾隆又问，爱新觉罗·国泰屡次保荐济南知府吕尔昌（后任安徽按察使）有无徇私勾结之嫌，于易简回答说并无勾结徇庇之事。乾隆认为于易简的回答“诚据实之奏”，于是两次下谕告诉爱新觉罗·国泰，没有不法之事，无需调动，但要注意对属下宽严适中，令其警惕改悔。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御史钱拌上奏弹劾爱新觉罗·国泰以及于易简贪纵营私、勒索官员、贪污银两，并强调说，爱新觉罗·国泰遇有升迁，惟视行贿多寡，以致历城等州县亏空或八九万或六七万之多。这一弹劾震惊了京城。乾隆读了钱拌的奏疏后，也非常吃惊，因为自己曾对爱新觉罗·国泰如此信任，如果情况属实，自己便有失察之过。乾隆立即下谕派尚书和坤、左都御史刘墉及钱沣等前往查办和处理。
爱新觉罗·国泰案，最重要的是怎样寻找突破口。在乾隆看来，仓库亏空不难查实，只要和坤等对比印册一一查对，不难水落石出。但属下贿赂爱新觉罗·国泰以求美差的罪状却最难求得证据。乾隆将突破的目标指向日尔昌、叶佩苏二人。吕尔昌时任安徽按察使，是爱新觉罗·国泰极力提拔之人，在山东任职期间，受爱新觉罗·国泰惠顾甚多，以致步步高升；叶佩荪时任湖南布政使，刚由山东按察使升迁而来，对其山东任职期间的上司——巡抚、布政使的情况断难推倭不知。乾隆传谕二人，令其将山东所有见闻逐一据实速奏。
爱新觉罗·国泰听说皇帝派和坤等前来山东查办的消息后，知道事情不妙，赶快设法弥补。他自称有交各州县变卖物品的银两存放在济南府库，让于易简挪移顶补历城县的四万两亏空。其实，这些银两是爱新觉罗·国泰向本地商人临时勒借来的。和珅等抵达济南后，即查仓盘库。和坤令抽查现银十几封，就认为盘查已经结束，并无亏空，准备起身回去。钱沣细心观察，发现每锭银数量多少不等，银色不对，立即建议将库封存。此后钱沣又了解到此银乃借商银以充府库的情况，等第二天开库查验，确实与帑银不符。各商人纷纷奏呈被借之故，将银领还，“库为之空”，一下子使历城县亏空帑银四万两之弊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爱新觉罗·国泰的问题已非常明白。和砷只有据实奏报，称先将历城县库盘查，查出该县知县郭德平亏空银两四万两，而且有挪移掩饰的嫌疑。接着询问爱新觉罗·国泰，有无任意婪索各属员盈千累万的情况，爱新觉罗·国泰全部承认。
爱新觉罗·国泰升任山东巡抚后，由于于易简的阿谀奉承、包庇回护，愈来愈骄横，为了需要，公开向属员摊派勒索，并美其名曰“帮费”。由于爱新觉罗·国泰是皇帝信任的人，又有和坤袒护，于易简是乾隆喜欢的大臣于敏中的弟弟，同省官员俯首听从，敢怒不敢言。仅冯埏任济南知府期间，爱新觉罗·国泰就贪得通省属员银八万余两。
乾隆看到爱新觉罗·国泰的犯罪情况后大怒，命和坤将爱新觉罗·国泰、于易简押带来京，其余冯挺、郭德平等各员革职拿问，刘塘、钱沣继续在山东追查此案。后经查实，又发现东平、益都、章丘三州县，也出现亏空情况。经新任山东巡抚明兴查访，山东全省共亏空帑银约二百万两。对此，爱新觉罗·国泰等人强调，由于王伦起义，各州县不得不“以公使钱佐军兴”。于是亏及仓库。乾隆认为王伦起义不过一个多月，即便是说镇压起义事情紧急，也不能亏空二百万两。退一步讲，即使亏空了，也应将实际情况加以报告。爱新觉罗·国泰等人对亏空二百万两的解释并不能使人信服。乾隆认为爱新觉罗·国泰、于易简罔上行私，视诸属吏亏帑忍之不问，与王直望等的罪行相同。
至于山东各州县的亏空，乾隆最后只能以限期设法弥补的办法来解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初，吕尔昌被押解至京，但他担任济南知府时经手勒取银两的数目并未见记载，这可能是吕尔昌没有交代，也可能是史书没有记载。但按照吕尔昌的迁升速度推论，这期间爱新觉罗·国泰勒索数量当不在八万两之下。即使以两倍于八万两计算，爱新觉罗·国泰在山东任内勒取银两也不过三十万左右，那么其余亏空的一百七十多万两银跑到哪里去了？自然落到了各府州县官员手里了。
难怪山东爱新觉罗·国泰案发后，乾隆派和坤等出京查处时，一再强调，要把此案搞得像甘肃冒赈案一样。看来乾隆对当时官员的整体情况是很了解的。如果以大清律例贪污一千两即要问斩的话，这一百七十多万两赃银，得处死多少官员？乾隆到此也只能是睁一眼闭一眼啦，以限期补足作为了结。由此可见，乾隆朝之所以贪污之风不正，最主要的就是朝廷在处理这些案件时过于宽纵。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乾隆终于对爱新觉罗·国泰等作出判决，赐令爱新觉罗·国泰、于易简狱中自尽，与此有关的四名知县被处决，许多官员被判刑或降职使用，但历任上司免于降革。同时，爱新觉罗·国泰的哥哥国霖因为其通风报信，被降为三等侍卫赎罪。历时四个多月的爱新觉罗·国泰勒派属员财物致使全省亏空二百万两帑银之贪污大案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