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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析——南方军事王朝的统治

历史大观园 魏晋风度 2020-07-24 10:14:23 0


随着晋朝廷的南迁,统治者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军事争夺重演了北方的悲剧。然而,北方国家的最高军力依赖的是游牧骑兵,南方则是依赖流民。但无论是哪种情况,政治权力都落入控制着军队的首领与将军们之手。

由于流民成为权力的最终来源,南方的敌对政权为争夺流民最多的两个区域而展开斗争,这两个区域分别是以都城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平原和以汉江汇入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平原。东晋王朝建立不久,新的统治者便着手于巩固长江下游的安全。司马睿于公元317年正式称帝,他受到北方流亡者的共同支持,这些从北方南迁的世家大族提供由人客和乡党组成的私人武装,这些贫困的乡党当初和他们一起逃至南方。南方基业已深的世家大族最初对他们充满敌意。八王之乱摧毁了北方,同一时期长江下游地区也发生了几次较大的叛乱,晋朝的军事长官还两次试图建立独立国家。这些在南方很有根基的家族集结他们的私人武装来消除这些威胁,东晋皇帝在他们看来更像一位北方的篡权者,居然想来这里成为他们的统治者。

然而,王导代表北方移民说服了大多数有影响力的家族支持新政权,剩下的南方精英也随之迎合。这个决定可能是按北方人的方式达成的,因为很明显朝廷能够授予他们官职和爵位,并承诺此后帮助他们重新恢复骚乱地区的秩序,保证消除由次级家族领导的半独立流民集团带来的威胁。

几年以后,中央与地方势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第一次权力之争演变成一场战争。321年,东晋的首位皇帝颁布法令对流亡到南方的北方流民进行普遍的户籍录入,之后又恢复在北方的做法,限制朝廷认可的客的数量。朝廷将很多为移民家族私人军队战斗的仆人和奴隶解放出来,并将这些人编入朝廷控制的军队中。王导的堂兄王敦,319年时受命占领长江中游地区,他认为这种军事扩张会造成威胁,于是在322年的时候,他率领自己的军队沿着长江而下,进入都城,清除了那些对奴客数量进行限制并扩建朝廷军队的人。王敦有效地控制了东晋朝廷,324年他病死之后,司马氏才得以重返他的位置,重掌皇权。

然而,东晋王朝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王敦的一位敌人苏峻曾经是要塞地区的军事领袖,接受朝廷的任命,防卫淮河一线。他很快与朝廷的高级官僚们发生冲突。这些官僚对地方军事力量持疑惧态度,于是苏峻在327年发动叛乱、占领都城。朝廷只能向王敦的继任者陶侃求助,最后好不容易获救。陶侃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血统卑贱(他是诗人陶潜的曾祖),陶侃在长江中游建立了半独立的邦国。

345年,桓温控制了长江中游后,两个地区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军事力量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与他的对手谢安一样,桓温也是来自低层的军事家族,他们是在晋王朝迁到南方以后才逐渐崛起的。在控制了荆州以后,桓温即沿长江而上,发动对四川的远征。离开沿江的辎重部队,桓温迅速地进军成都,在那里击败了信奉道教的成汉国。这场胜利给他带来了超乎寻常的声望,在接下来的25年里,他掌控了南方的政治。

在晋朝及北方世家大族南迁后的岁月里,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外流亡,并宣称自己要重返北方,如同311年的一则掌故所言:“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尽管这些贵族有这样的情绪,但是当十年后一位地位较低的军人集结军队发动恢复北方的远征时,王导制止了他,而将他的军队及物资投入与王敦的战争中。

随着桓温的崛起,重新收复北方成为更具争论的话题。移民的世家大族现在已经在会稽舒适的庄园重新定居,并在朝廷中担任清闲要职。第二代都生长在南方,已经习惯了南方的气候和习俗。对他们而言,失去的北方是陌生的异域。更重要的是,收复黄河流域所带来的声望能够让获胜的将军们凌驾于皇权之上。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野心勃勃的军人希望进行北伐并获胜,以此作为建立军事王朝的序曲;朝廷则十分焦虑,因为现在重新统一对其意味着灾难,这两者间的关系愈发紧张。

桓温建议在占领四川后立即北伐,但是朝廷担心长江中游不断出现的对其政权的威胁,所以采取拖延的态度。然而,当占领黄河流域中心地带的前赵分崩离析时,行动变得迫在眉睫。349年,朝廷的执政褚裒带领都城的军队北伐。在最初的胜利之后,他被击败,并放弃了他所占领的地区。353年,由于受到桓温的威胁,由著名隐士、清谈家殷浩率领另一支军队向北方进发,但是这次远征遭到同盟羌族背叛。殷浩惊慌逃走,手下超过1万名战士被杀。在桓温的坚持下,殷浩被撤职,他的余生在研究佛经中度过。

杰出的书法家王羲之,他也是王导的侄子,代表多数朝臣写出了心声:

知安西败丧,公私惋怛,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

因为“羁縻”是指允许少数民族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这篇文章将黄河流域划分出去,将其视为野蛮人聚居的令人不悦之地。

朝廷的失败为桓温打开了机会之门。354年,他侵入关中,直打到长安城门之下。但是敌人采取放火烧城的策略,因为缺乏补给,他被迫后撤。356年,桓温攻占洛阳,敦促朝廷迁回东汉时期的都城。这个提议遭到了一致的反对。359年,另一支朝廷军队在谢万(谢安的弟弟)的率领下北伐,如同之前所有的朝廷军,他的军队遭受了惨痛的打击,在慕容鲜卑的力量面前步步后退,丧失了北方大多数领地。365年,洛阳再次失守。

桓温逐步控制了东晋朝廷的最高统治权。363年,他被任命为掌管所有军务的大将军,次年又控制了扬州(都城地区),因此东晋全部战略要地都在他的指挥之下。国家处于军事独裁者的统治之下,他马上就要建立起自己的王朝。369年,桓温开启了篡夺皇位的最后阶段,他发动最大规模的北伐,沿着淮河及其支流出动5万军队。为了让他的军队能够用船运送粮草,桓温甚至开凿了一条南北走向的运河。不幸的是,这一年非常干旱,水位很低,使得船运的构想无法实现。由于将一切寄托于一个冒险计划之上,在慕容军队的打击下,他再次用尽补给,被迫焚毁船只及辎重,以步行的方式回撤,途中被慕容骑兵追上,在会战中被一举击溃。这场灾难对他的政治地位影响甚小,桓温甚至发起作文、诗赋的公开创作,通过文章来赞颂远征。

桓温统治时期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军中任职的世家大族人数明显下降。《世说新语》中也提到了南方精英的去军事化。该书对好战的桓温与谢安进行了对比,谢安身上体现了文化精英道德与美学欣赏方面的优秀品质。一则常被人提起的典故批评了桓温的军国主义性格:

桓宣武平蜀,集参僚置酒于李势殿,巴、蜀缙绅莫不悉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奇拔磊落,一坐赞赏。既散,诸人追味馀言,于时寻阳周馥曰:“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馥曾作敦掾。

桓温首次胜利之后,人们对他英雄主义、好战性格的称赞都预示了他未来的篡权行为。在另外一则掌故中,桓温贬低界定精英身份的清谈与隐逸,他更喜欢发起赞颂自己军事战绩的诗歌创作。不管怎样,桓温非常欣赏谢安,也能够鉴赏学术研究,还坚持与同辈人交际,所以桓温除了热爱征战,也是一个世俗文化的爱好者。与之相反,他的儿子桓玄,虽然曾率领军队北伐,试图实现父亲的野心,却被形容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艺术爱好者,“从来不是好战的”或“像燧石一样能点起战火的”。因此,精英的去军事化行动甚至深入到桓温自己的家族。

桓温尝试与世家大族加强联系,从而强化国家力量。首先,他试图严格控制私客的数量,以减少反叛的可能性。他反对将北方人口单独立籍(白籍),从而与南方人口的黄籍分离。同样,他反对“侨置”州郡县,这些州郡县保留了难民北方家园的地名。这种簿记体系看上去在肯定重返北方的目标,但在实际上朝廷希望能够留在南方。为了让流民休养生息并鼓励他们登录籍贯,朝廷削减税收并满足名列白籍者的需要。“土断”曾尝试过几次,这是指将在籍的避难者归籍到他们实际居住的南方行政区划中。364年,桓温执行了最彻底、涉及区域最广的“土断”,这次“土断”极大增强了国家力量,毫无疑问也使反对他政策的世家大族实力削弱。这显示了军事强人——通常地位较低——与国家之间密切的利益关系,他们在与领导地方的世家大族相处时都会遇到很多困难。

桓温对人口普查、登籍进行了标准化的管理,为下一步南方军事王朝的崛起提供了帮助,即北府兵的建成。376年,谢安控制了朝廷,安排他的侄子谢玄负责都城以北地区的防御工作。为了组建新的军队,谢玄招募该地区军事化流民集团的领袖来担任将领。他们的加入可能是为了抵御苻坚领导下的前秦所带来的威胁。这些人担任中层将领,并将他们自己的下属与世袭军队带进来。这支军队有10万人,他们经历过相当艰苦的训练,成为东晋军队中的职业兵。在383年,通过挫败苻坚的侵略,他们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北府兵的出现在南方历史上既是对此前既有发展的一种延续,也是一个转折点。世家大族从军队中退出,使得出身贫寒的人可以进入军队中层或更高层。从军成为低等身份的标志,有一定学识和家教的人不值得去从军。在南方王朝的统治下,这一方面进行得很彻底,6世纪的时候,颜之推写道:

然而每见文士,颇读兵书,微有经略。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宫阃,幸灾乐祸,首为逆乱,诖误善良;如在兵革之时,构扇反覆,纵横说诱,不识存亡,强相扶戴:此皆陷身灭族之本也。诫之哉!诫之哉!习五兵,便乘骑,正可称武夫尔。今世士大夫,但不读书,即称武夫儿,乃饭囊酒瓮也。

谢氏,与桓氏一样,并不是酒囊饭袋。他们将广泛的军事活动与自己的文化追求结合起来。因为《世说新语》对军事英雄主义保持怀疑态度,所以谢安的军事生涯并没有被大肆渲染,而《晋书》本传就展现了谢安辉煌的军事成就。谢万和谢玄这样的父系亲属也同样活跃于军中,积极参与军事指挥。

尽管世袭的军队与他们的指挥官一起加入北府兵,避难者中的志愿军和军事化的社区依然是军队的核心成分,同时还有游民、罪犯和原住民被迫服兵役,成为补充军力。这一点和东汉时的做法一样,东汉也曾经用更职业化的常备军代替征召来的农民兵。因此,北府兵代表的是职业化的军队。

399年,朝廷命官认定北府兵不可靠,于是他们再次试图建立一支由获得自由的奴隶和豪族之下的门客组建的军队。但是同年官府处死了一位来自南方名门望族的道教领袖,他的儿子孙恩号召农民避服兵役,并加入自己的叛军队伍,逃往“不死岛”。起义横扫会稽郡,那里是大部分移民家族庄园所在地,然后又攻入南方本地世家大族聚居的太湖周边地区。经历了三年残酷、反复的拉锯战,包括重要的水上战役,北府兵终于镇压了起义。

在这场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孙恩的武装力量摧毁了朝廷中显贵家族的经济基础,从而凸显官府对新的职业化的军事力量有多么依赖。这是由出身较低的将军领导的第一场主要战役。刘牢之一年前与朝廷合谋消灭了王恭,而王恭是能够领导北府兵的最后一位望族后裔。这场战役也见证了刘裕的一路高升,毫无任何背景的他上升为仅次于刘牢之的人物。

402年,桓温的儿子桓玄已经继承了他父亲在长江中游的兵权,他趁着东部发生混乱,阻断了沿江的粮食货运,并率领军队进攻帝都。刘牢之接受了桓玄的行贿,改变了立场,因此没有在建康留下任何防守兵力。然而,一旦桓玄占领了都城,他清洗了北府兵的将领,以此作为自己称帝的第一步。在这个历史关头,发生了一个事件,改变了南方政治与社会权力的平衡。之前刘裕和他手下的一些北府兵的底层将领一开始为自保假装支持桓玄,这时他们上演了一场政变,将桓玄从都城赶走,并在长江中游地区奋力抗击桓玄的军事力量。刘裕重振了晋朝,自己也成为国家的实际领导者。在409年的北伐之后,他又击败了孙恩的继任者卢循领导的道教起义军,并于417年收复洛阳与长安,刘裕将朝廷一直维持到420年。

420年刘宋王朝的建立是中国南朝历史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自从汉朝衰落后,皇家朝廷已经连续两个世纪都萎靡不振。尽管有世家大族的支持,但他们需要从朝廷那里获得自己的特权与声望,真正的中央政府并没有什么权力,权力碎片化,并落入南方显赫家族和北方短命的“蛮人”国家手中。职业化的军队——由自愿从军的流亡者、应征新兵和世袭军队组成,旨在增大野心勃勃的世袭家族的权力——在403年的政变中获得权力。当平民刘裕在420年成为皇帝时,皇权与世家大族间的平衡关系快速转变。在接下来的200年里,南朝(刘宋、齐、梁、陈)都是由出身较低的军人统治,他们以牺牲世家大族的利益为代价,逐渐提高自己的权威度。这些王朝无法挑战地方上的名门,因此继续允许世家子弟担任初级官职。朝廷甚至模仿他们的举止与风雅的活动——这也是对世家杰出的社会声望的一种认可。但是统治者剥夺了世家大族在政治权力上的三个基本要素:军事力量、地方管理权以及财富。

南朝通过将军队分配到帝国的各个核心地区并且由皇室子孙出任每个州的军事长官,来维持朝廷的权威。最高的军事指挥权留在京城,处在皇帝的控制之下,但是他的兄弟子侄则在长江中游、四川或更远的南方出任军事长官。这些地方性的军队取代了私人的、地主领导的联合军队。这些军队在3、4世纪统治着大多数的地方。军队继续招募非精英家族出身者做指挥官,对于野心十足的平民而言,从军变成了获得权力的首要选择。

南朝同样将决策制定与政府管理的权力授予多为贫民的低阶官员,精英家族成员出任高官,但手中并无实权。汉朝时期,皇帝的私人秘书取代了正式的官僚体系,于是政策决策权、诏令起草权从正式的官僚体系转移到秘书手中,最关键的职位变成了中书舍人。秘书机构的最高职位同样也转换成了一个闲职,实际的权力落入出身较低的平民手中,他们完全忠于皇上。在各州,权力为掌控着军事力量的宗室子弟所有。但是为了减少他们对中央朝廷造成的威胁,南朝皇帝指派低阶的书记员前去监视宗王,并直接向皇帝报告。这些人员掌控着地方的管理权,长期的监控使得一位亲王向他的母亲抱怨:“儿欲移五步亦不得,与囚何异?”

史料中有所记载的那些新兴崛起、影响力甚广的平民百姓大多数是商人,在长江流域繁荣发展的经济中获得了财富。他们给朝廷带来了那个时代的城市生活气息,最负盛名的就是抒情诗和艳情诗,它们在主要城市的声色场所久盛不衰,并逐步掌控了齐、梁时期的诗歌圈子。这些在朝廷做官、野心勃勃的贫寒子弟很快就将新获得的政治权力延展到经济领域,并在整个区域造成深远影响。商人出身的官员到各州出任典签,因为他们与朝廷关系密切,这使得他们拥有商业特权,掌控商业网络,积累可观的财富,进而以此购买土地,在乡村发挥政治影响力。除了这种利用法律的机会外,中书舍人和典签还从需要他们支持的人那里收取贿赂与礼物。

5世纪贸易的繁荣,带动了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复兴,特别是在都城地区。如同欧洲早期的土地贵族,旧的世家大族中有许多成员发现很难将土地财富转变为现金。现金现在是用来维系精英生活和缴纳税收的必需品,这造成的结果是,他们不得不逐步地典当或出售庄园以维持自己在朝廷或地方社会上的声望。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财富不断从商人手中流入朝廷,5世纪晚期和6世纪早期,这座都城见证了显而易见的、疯狂的消费。富裕的平民、世家大族的子孙、宗室成员竞相建造奢侈的宫殿,召开持续的宴会,向佛教寺庙大肆捐赠,佛教已经成为真正的国家宗教。

军事王朝成功地削弱了世家大族,朝廷却没能维持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对各州的军事垄断削弱了中央在地方上的对手,但是却在宗王之间造成了持续的紧张关系与不断的纷争。刘宋建立后,维系了30年的平静时代,之后第一次内战爆发了。453年,皇帝被他准备废黜的太子谋杀,这触发了皇子们之间的战争,最后刘骏获胜,他便是孝武帝,统治期长达十年。然而,他接着杀害了几位兄弟以维系自己的权威,他的死亡又导致宗室叔侄间的另一场战争。472年,他的继任者死去,长江中游的宗王又武装反叛。尽管叛乱被镇压,但是在战争中负责防御的将领萧道成,也因此控制了朝廷,并于479年建立了齐王朝。这个王朝继承了前一个王朝的政策,在阴谋和斗争中仅仅延续了22年,便被一场来自州郡的反叛给推翻了。萧衍于502年建立了梁朝。

在这一段时间里,内战受到潜在动力的驱使,周而复始地发生。宗王们一直受到野心勃勃的将领与寒门仕官的教唆,这些人认为一旦他们的主公获得权力、统治朝廷,便能从中获得更多的财富与权力。于是宗王们要么为自己的继承权而斗争,要么就为能控制幼小的王储而斗争。为了获得更多的机会,宗王们招募更多的军队,相应的,野心家组建成百上千的私人武装集团,谋求为宗王们效力的机会。这种形式是由以下事实造成的:许多农民在通货膨胀下已经破产了,而国家需要更多现金税收。

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雇佣兵集团一样,这些武装团伙在他们的领导人指挥下依然保持独立性。如果权力平衡改变的话,这些领导人有时还会改变立场。这些战士并没有被重置在国有土地上成为农民,而是像帮匪一样在乡村游荡,在国家的默许之下以劫掠农民为生。在6世纪晚期,历史学家何之元写道:“梁氏之有国,少汉之一郡,大半之人,并为部曲,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将帅,携带妻累,随逐东西,与藩镇共侵渔,助守宰为蟊贼。”这是一种极端情况,史料中也记载了宗王的军队对百姓的劫掠。宗王之间的冲突激增,这种浪人军队就会增加,对他们的行为也难以约束。私家庄园也成为匪帮的劫掠对象,除了那些进行过自我武装、建有城堡、已经军事化、本就称霸一方的世家大族。

宗王与地方社会的军事化程度在547年达到顶点,那年有一位从北方叛逃来的将军侯景,以不到1000人的军队包围了都城。一些宗王选择了不干预,静观其变,一旦皇帝失败,便取而代之。另一些宗王派出了军队,但是这些独立的军队发现劫掠都城所在地区比冒着生命危险去打破侯景的围困更为有利可图。这座城市里面住的都是挥霍无度、追赶潮流的花花公子,他们无力爬上城墙。在持续的围困和攻击下,都城陷落了,皇帝死在自己的宫殿中,梁朝在宗王们的内战中四分五裂。

这场冲突彻底毁灭了国都地区,使得权力从长江中下游转到了新开发的偏远南方(现代的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在这里,半匪帮军队的领袖创造出一个新的、更加野蛮的军事王朝的雏形,成为其个人大本营。557年时,陈霸先赢得了这场战争。陈霸先曾率领着1000人的武装部队到极南之地镇压农民起义,并表现突出。他建立的短命的陈朝从来没有从内战的毁灭性打击中恢复过来,且陆续失去了四川、汉水流域和淮河以北的地区。几十年后,陈朝被北方的军队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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