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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析——军事王朝的起源

历史大观园 魏晋风度 2020-07-24 10:14:20 0


公元4世纪是中国皇权最为式微的时候。在北方地区,军事化的村庄与强宗大族坚守着他们的大本营,而与此同时,又有一系列短命的、非汉族统治的王朝在某些特定地区发挥着有限的权威。在南方,由于朝廷无能,富裕的贵族们借机争夺权力与荣誉,他们在都城附近或长江中游河谷建造自己的庄园。然而,与罗马帝国衰亡后的欧洲世界不同,经过短暂的蛮人王朝之后,国家没有全线崩溃,也没有陷入地方封建领主的军事纷争中。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异。首先,大多数的世家大族仍然将帝国看作其财富与地位的来源,这将他们与那些凶蛮的军人、贪婪的商人和粗野的地主区别开来。其次,公元5世纪的头几十年是一个转折时期。那时候,拥有实权的独立军阀在南方与北方分别建立起了王朝。通过控制军队来压制地方上的势力,军事王朝恢复了皇帝的权力,并且在地方上采取了去军事化的措施,显著地削弱了世家大族。尽管不论南朝还是北朝,都没能将军队转化为稳定政体的根基,但它们却扭转了皇权不断衰弱的趋势。因此这些王朝中的最后一个能够通过使用武力,在6世纪末的时候重新统一中国。



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到曹操取得霸权之间的二十年里,农民大规模地迁徙。相应的,黄河和关中地区冲积平原上大量的肥沃土地都被废弃,大量的农民成为流民。此时的曹操正在为不断增长的个人权力寻找根基,他占据了这些土地,并从俘获的黄巾军手中缴获很多工具和牲畜,这些农耕用具和牲畜被分配到军队里,或者是分给那些愿意交粮食税,甚至愿意定期服兵役的农民。以这种方式控制农民,除了能够增加收入,还能削弱军阀对手。

第一片屯田,建立于公元196年,由投降的黄巾军组成,地处曹操总部附近。他们和汉代边疆军事屯田的模式类似,但是现在已经扩展到黄河下游地区。还有一个类似的历史先例,汉代的地方官员把国有土地租出去,用税收来支付官府的费用。屯田被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类型,后者只交纳赋税,而前者要服兵役,并为军队提供一部分粮草。税率从40%到60%不等,这取决于农民是使用他们自己的耕牛还是租借官府提供的耕牛。

两种屯田上的居民被列在不同的户籍簿上,他们在法律上与居住地相连。由于这一生都在军队里效力,兵士们只能同其他军户通婚,而且他们的儿子或其他亲戚必须继承他的军籍。因此,军屯上的居民(其中绝大多数是曹魏的士兵)变成一个子承父业的公务行业。这种向建立一支世袭军队的转变受到汉末一种观念的影响,即人的天赋和品性在出生时就已经决定下来了,所以出身对于一个人未来所扮演的角色起到决定性作用。这种世袭性质的军队实际上是不断强化的政治精英世袭统治的一个缩影。

确实,在建立由世代为农或世代为兵的居民所组成的屯田制时,曹操也模仿了世家大族建立起来的模式。曹魏统治者成为最大的地主,国有的屯田就相当于世家大族的庄园,屯田上的佃农和士兵就相当于依附庄园而存在的那些雇农。曹魏的这些创新——一支世袭性的军队以及大量租借给佃农并从中收取赋税的国有土地——成为南北朝时期军事王朝的支柱。这一时期的其他政权都依赖类似的组织形式来维持权力,制衡地方上的豪门望族。

汉朝覆灭后,许多圈子——通常由当地的大族所领导——撤退到山上或荒野之中,在那里,他们建造了坞堡以抵御外来入侵者。在公元3、4世纪的时候,也有一些人南迁,并在长江流域的山区建立坞堡。虽然这些武装集团不能在地方层面或帝国层面开展军事活动,但他们还是影响了那些有能力的军阀和保皇派的行为方式。他们挑战了朝廷对乡村的控制,他们也受到那些试图从都城周边向外扩张的保皇派的攻击。与此同时,他们广泛招募经验丰富的战士加入国家军队,这些坞堡的首领还发展军事技术,这使他们有资本成为朝廷的官员或朝廷军队的将领。对于那些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来说,这些坞堡简直就是免费的军事据点。

当曹魏王朝在北方以军事屯田的方式恢复皇权时,长江下游的吴国开辟了另一种军事王朝的体制。在东汉,将军们的长期任职导致了士兵对他们的直接上级的绝对忠诚。吴国就是由这种军事冒险家建立的,他们的士兵与北方的士兵一样,也发展成一个世袭结构,像农奴一样绝对服从将军的指令。这些将军也同样如此效忠于他们的统帅孙权。吴国定都建康后,就将长江流域的军队纳入自己的军事体系,并将私人武装改造成国家军队。私人武装的首领被朝廷授予将军头衔或者其他官职,和北方有一点不同,将军的儿子在将军死后才能继承他的部队。

这些移民将军从朝廷那里获得封地,并从这些特定的区域获得赋税收入,在这里他们是实际上的统治者。他们的士兵被雇佣为劳力,用来清理森林、排干沼泽,并完成一切准备工作,旨在将南方的旷野地区改造为适合农业发展的耕地。那些被士兵平整过的土地马上转变成军屯,和北方的一样,在和平时期,士兵需要自给自足。很大一部分劳力和兵役都是由当地的原住民组成的,他们被称为“山越”,被迫为征服者服务。长江下游盆地通过军屯得到开发,再加上世家大族定居于此,手握大量土地,使得南方土地集中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北方。北方仍然存在着大批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他们不受当地世家大族的控制。在长江流域,只存在大庄园。

249年,司马氏发动政变,北方的军屯开始衰落。为了获得曾受到曹魏政权威胁的世家大族的支持,新的晋朝统治者同意这些同盟者废除民屯,并允许他们把土地和劳动力私有化。“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

这些小家小户,曾经向国家支付租税以免除徭役,现在他们转而向世家大族交租,但仍和过去一样,不需要向国家服徭役。因此,旨在强化国家权力的组织方式其实需要世家大族的配合。然而,这又不是简单的私有化。家族接受国家授予的头衔或官职,又将自己与国家捆绑在一起,他们依法获得佃农,佃户只向这些新领主提供劳力与租赋。在264年,一道法令公布下来,废除了民屯和军屯,但是仍然保留了向世家大族赏赐佃农和土地的习惯。

南方遵循了类似的发展模式。曹操建立军屯和民屯之后没多久,吴国做了同样的事情。很快,吴国也开始把自由农也就是“人客”,赏赐给有功之臣。甚至在此之前,世袭的军队在和平时期似乎也已成为他们将领们的雇农。政权早期的法令正式宣布:“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这表明没有人可以调查这些人客的来源,他们可能是从其他领主或国家的土地上逃亡而来。国家也并不准备进行旨在获得徭役或赋税的人口普查。

时隔不久,吴国的吕蒙将军也获得了浔阳的六百户军屯。在他死后,他的继承人又获得了三百户以及五十顷土地(按汉朝的统计单位,大概是580英亩),用这些人和土地维护吕蒙的陵墓。文献中记载了很多国家将田客赏赐给军事领袖的故事,道教经典,葛洪的《抱朴子》(成书于343年以前)就有一个章节是“吴失”,其中言及“僮仆成军”,因此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国家都试图通过增加屯田、直接控制土地和佃户来巩固政权,只是最后将土地与佃户分给了高官显要当作农奴。这表明该尝试及其失败的结果都是三国时代这些国家政体的特质。

虽然佃户的依附关系还没有从法律上得到广泛承认,但也在发展之中,这一过程可以从部曲这个概念的发展变化中看出来。“部曲”这一名称出现在汉代,它是两个不同等级的军事单元的组合,后来逐渐代指“军队”或“部队”。在东汉,将领和地方豪族都与他们的士兵联系紧密,部曲逐渐代指“私人部队”。随着这一称呼开始代指军屯上的和被赏给高官的住户(即从事农业的家庭),其含义变得更广,指广义上的“依附民”或“客”。到唐代,这个称呼成为一个法律概念,专指介于奴隶与自由民之间的“客”。

由于在农业生产和军备作战中都需要用到这些人客,就造成了一种紧张关系,国家一方面需要通过种植农作物来增加财富,另一方面又需要动员增兵,以强化军事实力。假如国家和地主寻求他们收入的最大化,他们会降低训练士兵的水平。与此相对,如果他们想要维持一支战术成熟的部队,就需要寻找其他人来耕种土地。将农耕者用作战士,远离了东汉时期发展起来的职业化的军队。这种紧张关系在有土地的家族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在几个世纪的分裂里,没有发展出或逐步丧失了军事能力,现在只能在紧急时期进行自卫。与之相对,国家发现了另一个兵源,即非汉族的部落民与避难者,这种招募与训练新兵的能力上的差异使得皇权得以再次复兴。

西晋王朝建立于265年,4世纪初覆灭,在这期间,这种试图重新统一中国的力量首次得到发展。不论是曹魏还是孙吴,都会向高官显要赏赐人客,同时又防止世家大族从居住在乡野的大量难民和流亡者当中招募人手。在曹操治下,来自司马氏的一位将军迫使一个地方权贵允许其佃户应征加入军队,给出的理由是,地方权贵没有权利按自己的要求扩充避难所来收容这些农民。269年的时候,晋武帝司马炎为征讨南方而广征粮食,他颁布法令:“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署名。”在3世纪70年代中期,官员们仍旧强制性地推行这个法令,反对私人招募客。280年,西晋重新统一后,进行了人口普查,官方将人客人数保持在一个低量上。晋朝想向它的追随者赐予私客,但是又严格控制数量以保证军队中有足够的士兵。

军队的人员有几个来源。尽管曹魏的屯田制已被废止,晋朝仍然将军户单独列籍,这样就保证军人的世袭制。更为重要的是,从三国时代到晋朝,国家仍在继续招募非汉人士兵。举例来说,曹操在207年击破乌桓,将他们安置到内地,使之成为中国最好的骑兵部队的核心组成部分。他还招募了其他的非汉人军队,晋朝延续这一政策,将周边降服的游牧部落重置到内地,并雇佣他们为士兵。

骑兵以前负责侦察、追踪与射箭,但到4世纪早期,技术革新变得普遍,骑兵转变为强有力的攻击力量。汉朝骑兵只配备简易的层状铠甲,由铁质或皮革割制的方块组成,一片片贴在前胸与后背上。与之不同,4世纪的图画表明,不论是骑士还是马匹,身上都覆盖着甲胄。(图3、图4、图5)也有文献记载了在一次战役中俘获了数以千计的“披甲的战马”。

一种新型的马鞍配合马镫的使用,能够让骑士坐得更加安全。始皇帝墓葬中骑兵的陶俑骑在用皮带绑定的、小块的鞍褥上。汉代的资料则表明骑兵是骑在“毛皮鞍”上的。有证据表明,三国时代军事马鞍的造型使其与臀部和大腿更加贴合,据推测,这使得骑士在挥矛或舞剑时也能坐得很稳。装备两个马镫的人像最早出现在公元322年,而最早的真正的马镫是在415年的墓葬中发现的。马镫也出现在无法得知确切时间的墓葬中,它们看起来像是4世纪的墓葬。重装骑兵似乎早于马镫很多出现,之所以发明马镫,可能是因为它能够帮助武装骑士在战斗时保持平衡。

历史解析——军事王朝的起源

图3 北魏骑在披甲马上的铠甲勇士(包括面部也有防具),宁夏固原

历史解析——军事王朝的起源

图4 战马,河南南部邓县,公元5世纪晚期到6世纪早期

历史解析——军事王朝的起源

图5 战马,河南南部邓县,公元5世纪晚期到6世纪早期

历史解析——军事王朝的起源

图6 壁画上的战斗场景,武装战士、马匹、剑、盾牌,邓县

武装勇士的战斗力也因为刀的使用而显著提高。4世纪,汉朝统治之下,刀是一种标准的备用兵器。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单面开刃的剑,刀面像马刀一样有微微的弧度。只要做出砍人的动作,刀就能够有力地砍倒步兵或骑兵,因此,它比单薄、笔直的双刃剑更有效率,并最终取而代之。在同一时期,戟,一种能够刺或者钩的武器,也被更简单的、更结实的矛所取代。矛能够猛刺,还能够进行防守。(图6)这些革新累积起来,使得3、4世纪的骑兵比他们在汉代的前辈们更加难以应付。

由世袭军人和非汉族骑兵组成的晋朝军队分为中军与外军。前者由10万人组成,他们驻扎在都城洛阳,由朝廷控制。后者由各地都督指挥,规模相对更大。另外,郡太守可以组织小规模的地方军队,但是282年重新统一以后,这些军队基本上都被遣散了。晋朝最重要的军事政策就是由亲王控制地方武装力量。司马政权的建立者非常担心有人像他们一样通过政变夺得权力,所以仿效汉朝早期的做法,于265年分封了27个亲王。这些采邑通常都不大——5000户到20000户不等——他们也可以组建不超过5000人的私人军队。但是,在290年,六位实力强大的亲王被任命为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区的军事都督,他们指挥的军队多达数万人。290年以后,国家准许军事都督同时担任地方行政长官,从此将民事和军事权力合并到一起,这些封地也越来越像一个个的小型国家。

该政策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是亲王之间自相残杀,这耗尽了晋朝的军事力量。为晋朝服务的非汉族力量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王朝。晋朝赋予这些亲王绝大部分的军权,却没有办法来控制这些亲王。世袭官位制削弱了皇帝控制官僚的能力,试图用亲戚来取代那些官员的举措也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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