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精英的清谈与隐逸

官权世袭的主张对于某些家族不断增长的声望与地位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他们的实际政治权利依然有限，但这些新兴起的精英一族并没有将他们的野心局限在政治领域。这可能是汉唐间几个世纪最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包括城市、乡村、家族、宗教以及知识领域等。南北朝见证了新的社会空间的激增，以及活动在这些空间中的新团体的兴起——指的是介于家族与国家之间的新的“中介”组织与活动。尽管这些发展并不局限于世家大族之中，也不仅仅包括广义上的精英，但这些人是主角，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有充足的时间，也有足够的自信去发展新的角色。因此，创新而非保守的活动，决定了你是否是精英中的一员。尽管这听起来有些矛盾，因为精英既是那些通过官权世袭制度出仕的官员，也是那些拒绝如此做官、转而在官僚机构之外谋求发展的世家子弟。

这与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相反，而这种刻板印象仍充斥整个学术界：黑格尔学派认为，中国的国家“吞噬了市民社会”，以致在朝廷做官成为唯一被尊重的职业选择。尽管最近的学者越来越多地考虑，中国的市民社会在帝国晚期就得到了发展（即从11世纪宋朝的建立开始算起），但这一观点并没能从根本上挑战传统思想中“国家高于一切”的观念。甚至在对此后一段时期历史的研究中，这种不言自明的论点依然到处可见。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学者，都不会把有限的、非国有的“公共”领域的兴起看作是积极甚至有趣的发展趋势，而是把它当作王朝腐化堕落的证据。关于这一趋势最夸张的表述认为3世纪的中国在思想方面分裂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反叛”和“文人志士的逃避主义”两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精英还有其他各方面的指控，比如腐败、避世和背信弃义等。

非国家空间的形成将会贯穿本书的所有内容，我们首先来看看决定了什么是新精英的两个最关键的因素：清谈与隐逸。九品中正制将朝中仕进与显贵家族在本地的社会地位捆绑起来，而联结二者的就是“清谈”。在九品中正制中，清谈最重要的作用是判断一个人的品性，正如《人物志》中所阐述的那样。最前面的“材理”篇中，条列了人类天赋的几种类型，每一种都通过他在言谈与辩论中的表现进行说明。在随后的章节“接识”中，刘劭认为：“欲观其一隅，则终朝足以识之；将究其详，则三日而后足。何谓三日而后足？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足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在刘劭自己的时代（约190—248），清谈与察举之间就有了这样的联系，正如夏侯惠对刘劭的举荐，“臣数听其清谈，览其笃论，渐渍历年，服膺弥久，实为朝廷奇其器量”。

“清谈”一词源自东汉晚期，精英们在结党对抗宦官统治时形成了一个自觉的政治团体。这个群体政治上的言论被称为“清议”，主要通过对话来评判品性。这次运动的领袖人物，特别是郭泰，其察人技巧令人为之叹服。因此，汉代晚期的精英就已经把对谈、品性评价和出仕为官融合在了一起。在汉末魏初的几十年里，“清议”与“清谈”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甚至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尽管“清谈”的概念不断变得更广泛，它在某些时候仍然能被狭义地理解为是“品性评价”。因此，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显示，中国精英对言谈的重视，与政治上的新举措及新的选官模式是一道出现的。

然而，最初的时候，清谈在精英的社交言论中也和在官场中一样重要。对此最清晰的阐述出自《世说新语》这本著作。该书由临川王刘义庆编辑结集于公元5世纪的前半期，内容包括626个人的逸事。这些逸事在史料中都有事实依据，包括从汉末党人运动的领军人物到诗人谢灵运（卒于433年）。作为故事化的历史，它主要描述了一些发生在宴会上、旅途中和乡间别墅中的对谈和对人物品性评价的逸事，这些当地社会新的社交空间和朝廷一样，能够评判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以及他是否是个精英。

《世说新语》中的逸事揭示了后汉时期精英家族的几个基本特点。首先，文风和个人风度是精英身份的核心。在很多故事中，一句妙语或者是用双关和典故做出的机智评论，都能使发言者留下聪慧之名。事实上，一个短句或寥寥几字有时就足以让人获得社会名望或者一官半职。其次，人物的品性评价是这本书最主要的主题，有能力去评价他人的品性也被看作一个人自身品性中最重要的部分。汉末的时候这种评价主要针对政治方面，后来展开到更广范围，开始对人性的各方面进行分析，精英生活的每一方面都通过社交时的谈论和辩论展现出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世说新语》中对品性的评价多数时候也是竞争的一种形式。最简单来说，许多逸事比较了两个或更多的个人，以此来判断哪个人更高一等。书里甚至会拿出整个章节来“欣赏与赞扬”或“按优秀程度将人分级”。其他的逸事则通过简短的对话将这一竞争戏剧化：“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像这样的逸事表明了魏晋的精英如何通过不断地认知自我以及与他人划清界限来塑造自己的品性。在这个过程中，相似或处于同一水平的人会通过竞争性的对比来区分彼此。在其他一些逸事中，精英们在一个选定的主题下展开辩论或比赛性质的劝谏，最为善辩者获胜。

有时候，这样的社会竞争变得残酷：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宴会是两个男人意志的较量，他们争相表明自己才是真正拥有“有教养的忍耐力”的人，在面对挑衅时呈现出一种优雅的超脱和冷漠。但是，在这里，有教养的忍耐力被推到如此高度，以至于直接威胁到人类社会。

在最高层面，整部《世说新语》可以被理解为一场为了荣耀和统治权而进行的竞争，在“英雄”谢安对战权臣桓温并取胜这件事上达到高潮。谢安作为强大忍耐力的典范、诗赋与哲学的最高阐述者，拥有天赋魅力和强大的内心力量，这些品质帮助他最终挫败了他的对手。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这则故事，不仅戏剧化地表现了《世说新语》中的英雄如何大败他的主要对手，同样也展现了谢安高于他朋友王坦之的地方。清谈是决定魏晋精英社交能力的关键因素，但作为一种社会交往，它同时也否定了平等的可能性。与治国类似，精英通过对谈来划分等级阶层。

谈论界定精英社会的首个证据来自曹魏政权的最后十年，249年司马氏的政变宣告了曹魏的灭亡。摄政王曹爽曾在其朝廷聚集了一个名士集团，他们都善于谈论。他们集中探讨“老庄玄学”，如何重新使用《道德经》《庄子》与《易经》，在宇宙哲学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政治观和社会观。这些人中有不少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杰出人物，包括何晏、王弼、夏侯玄、荀粲、裴徽和钟会。尽管后世对他们的品行的记载带有站在司马氏立场上的偏见，这些资料仍然表明他们是天才般的清谈家，能够占据朝廷高位，并成为社会圈子的核心。这个圈子不仅包括曹爽和他的同盟者，甚至也包括司马氏的成员。

在经历了249年的大屠杀以及其他对曹氏支持者的清洗之后，公开的谈论以及对老庄玄学的研究暂沉寂。这导致新形式的隐逸开始出现。面对险恶的朝堂，许多人声称有可能告别政治生涯，甚至认为出世比入世更高一等。然而，隐逸之处不再是汉代隐士所选的“悬崖之上和洞穴之中”，而是公馆、别墅或园林。拒绝出仕而选择留在田园，接受辟举再解职，或者当朝做官却保持一种对政事的疏离，这些都会给人带来社会声望。归隐重新流行起来，并改变了职业发展模式、社会生活内容、政治活动与写作风格等。甚而，围绕着拒绝出仕的主题，兴起了一种新的文体。

然而最重要的是隐逸在界定社会秩序时起到的作用。从战国晚期直到汉代，中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将士大夫的职业选择局限在出仕和退出公共领域两者之间。然而，到了公元3、4世纪，随着隐逸的兴起，精英们认可甚至推崇政治范畴之外公共生活的新形式。世家大族赞扬自己的被边缘化，甚至赞美自己对出仕做官的拒绝，因此，基于自己内在固有的高贵品质，这些显贵从朝廷当中独立出来。

司马氏政变后，隐逸派的标志性人物便是“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向秀、刘伶、山涛、阮咸和王戎。前两位是杰出的诗人，其余的人名声稍逊。这些人在生活中并没有交集，但是在死后不久，这些人很快就成了神秘的诗歌圈子的先驱，并成为不墨守成规、从社会中引退的象征人物。他们被描绘成生活在城市局限之外、生活在传统道德之外，致力于友情、诗歌、音乐、饮酒与服药的一群人，并成为精英退隐的榜样，不仅被精英家族效仿，甚至被皇家子嗣所效仿。（图1）

265年曹氏政权被司马氏取代，280年晋朝重新统一中国，此时政治方面的风险变小了。在晋朝的统治下，有几十年的相对和平时期，世家大族的地位也日益稳固，这些都促成了一种文化风尚，即公共谈论与对老庄玄学的研究的再次兴起。尽管290年的继位者是一位弱智，且他的继位短暂引发太后与皇后家族间的流血冲突，但291年皇后家族取得决定性胜利，并恢复了政治秩序。这个外戚家族的领袖人物贾谧，也成为著名文学集团“二十四友”的核心。他们引导了一场诗歌的复兴运动，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著名的大作家如左思、潘岳、陆机、陆机的弟弟陆云，还有早期的文学评论家挚虞。

图1 嵇康坐于林下弹琴，来自竹林七贤的画像砖，南京西善桥，公元4世纪晚期到5世纪早期